凌云志 航空情


作者:黄青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2017年是航空工业转型发展攻坚之年,是自控所跨越平台期,全面开启新一轮增长的起步之年。今年也适逢自控所创始人之一的昝凌同志诞辰105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出版昝凌同志的传记,意义重大。

从1960年建所,自控所已经走过了可歌可泣,足以彪炳共和国史册的风雨历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初创时的两个研究室、一个试制车间发展到今天拥有七大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部门,两个子公司的机载行业“重量级”研究所,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三百余项,成为我国唯一的一所从事飞行自动控制与惯性导航两大关键技术研究专业发展中心,自控所如同一株细小的幼苗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

作为后来人,我常常在想,自控所五十多年来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什么?自控所激情常在、永葆勃勃生机与活力的基因是什么?站在新的制高点实现新跨越,我们需要传承和发扬什么?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到这本书里去寻找,可以从以昝凌光辉的一生中体会,去感受那些我们血脉相承的精神脉动,去体会那些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

回首往昔,自控所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对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对创新持之以恒、百折不回的执着,是温馨和谐的家园文化。值得我们骄傲的是,这些昝凌等老一辈创业者们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作风,一直在我们这支光荣的团队里薪火相传… …

创新不仅要研究出“新”,还有让这个“新”结出果,也就是要把“创新”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产品,这是昝凌同志的一个重要理念。所以,从建所之初他就既高度重视技术研究,也十分重视制造加工,这种研究所必须拥有配套的加工能力的思想,也为我们后来“航空科研上多型号,试制生产上小批量,预先研究上新水平”的发展思路的制定以及今天走高科技产业集团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控所成长基因之一——良好的学习范围和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也是始于昝凌同志。早在建所初期,自控所就成立教育科,选聘一些优秀的同志出任教育科长,担当教员,昝凌同志也在百忙之中亲自授课。回望历史,对照现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控所极强的学习力、进取心从何而来,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航空文化发展的脉络。

我们出版昝凌同志的传记,重温往事,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更重要的是树立楷模,给我们的文化积淀与传承确立新的基点。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自控所跨越发展的新起点,每一位干部员工该如何想,该如何做?才能航空报国,不辜负我们肩负的神圣事业。

历史期待着我们的答案!

 

张新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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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中国机载行业的一颗启明星

 

    谨以此文献给新中国航空仪表科研机构的创始人、中国飞行自动控制技术的开拓者、航空工业自控所首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昝凌同志诞辰一百零五周年。

    尽管距离他逝去的日子已经半个世纪,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顾诵芬仍尊他为师;自控所满头银发的老人会不约而同地用“我们最敬重的昝公”来称呼他;在自控所的早期档案中他只留下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然而,他却在航空人的心中留下了无数口口相传的感人故事和“开拓创新 求真务实 敬业奉献 追求卓越”等优秀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到自控所人的血脉当中,几十年不断传承,生生不息。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如同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颗短暂而耀眼的“启明星”,在历史的记忆深处始终闪耀。他用生命和精神,锻造了一个大写的“人”!

     他,就是新中国航空工业机载系统的创始人、中国飞行自动控制技术的开拓者,航空工业自控所首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昝凌。

 

    昝凌(1912—1967年),天津市人。1932年考入南开大学,1936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昆明,昝凌肄业。迫于生计,昝凌在成都考入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从此与航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2年在重庆国民政府成都航空研究院兵器组任研究员。1945年夏奉派赴英国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在四个仪表、雷达工厂和航空部检验所实习工作,昝凌接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各种先进的测试设备。1947年夏回国后,昝凌被任命为航空研究院电气组长。

    1949年三、四月间,昝凌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掩护下,与20多位中高级技术人员一起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在上海迎来了祖国的解放。同年6月,到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任特设仪表电气组组长,在参加修建厦门机场的工作中荣立二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昝凌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和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工程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理事。1952年被国家授予一级工程师,1956年他参与航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 1957年,昝凌牵头创立了航空仪表控制研究室并任总工程师——今天航空工业自控所的前身。

    2017年9月6日,是昝凌诞辰105周年纪念日。

尽管历史在渐渐远去,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自控所的创业者们。昝凌为自控所的创立和后续发展,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带领我们走上了航空科研生产的大道。

在每一位老一辈创业者名字的背后,都诉说着朴实而感人的故事,都传唱着恒久不变的真情,都展现着自控所不断传承发扬的优秀企业文化。


    建所近60年来,自控所的优秀航空志士可谓人才辈出。他们或敬业执着,或默默奉献,或创新开拓,或勤学不辍,他们是自控所航空事业的开拓者,是自控所企业精神的塑造者,是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学习和铭记的楷模,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

    因为,他们的根系牢牢地扎在我们中间,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土地的大树,枝叶长得越高,根系扎得越深。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中国航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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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生时代——上下求索(1912年——1937年)

 

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中华民国元年。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正式结束封建体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飘摇动荡的一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满清覆亡。因所谓的促成共和有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中国进入北洋政府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

同年9月6日,昝凌在天津出生。

昝凌,原名昝宝生。

昝凌的父亲是名从事洋铁匠生意的小商人,早年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中年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昝凌的生母,她生下昝凌的哥哥昝宝澄和姐姐昝宝淑,因此,昝凌是昝家的第五个孩子。昝凌的母亲是个非常淳朴善良的家庭妇女,不识字,也从不过问政治,只是像老母鸡一样细心呵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她后来又给昝凌添了两个妹妹,一个妹妹叫做昝宝琴,另一个妹妹于1940年去世。

昝凌的父亲原本是一名厨师,也曾是街上叫卖的商贩,后来因为卖风镜赚了一些钱,辛勤积累起来开了一间门面的商店。父亲辛勤经营多年,后来又逐渐积累买下几所房子,昝家成为一个小康之家。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一场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号称五四运动。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事件的起因源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十分软弱,使国人异常愤慨,从而上街游行抗议。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1919年,也是中国革命文化萌芽的阶段。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7月21日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积极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想。

在这一年,7岁的昝凌开始上学。他先念了一个月的私塾,随后来到离家不远的“广济补遗社”(相当于小学)读了两年的书,这个补遗社属于慈善机构的性质,不收学费,而后转入天津市第一私立小学插班。

年幼的昝凌天资聪颖,但体质比较弱。昝家的家教很严,对子女非常爱护。

在昝凌懵懂的孩童时期,对政治不甚了解,只知道念书。年幼的他模模糊糊地知道日本欺辱中国,抗日就是救国。“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是昝凌在小学时代到处可以看到的标语,这些标语口号也在他小小的心灵里扎了根。

昝凌在上小学时和一个邻居到日本租界的公园里去玩,他们不知道那个公园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去的,结果差点被警察捉住要送到日本工部局去。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不允许中国人立足?简直太没有天理了!昝凌从心里感到了被日本列强欺凌的屈辱。

昝家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24年,昝凌刚刚12岁,62岁的父亲就因病过世了,家里的支柱轰然倒塌。父亲去世后仅仅一年,昝凌的大母亲也逝世了,生母成了昝凌在这世上的唯一依靠。

孤儿寡母的昝家无奈之下,只得把商店和一所房子卖掉,清偿了债务,还剩下的几所房子中一大家子人住了一所,依靠其他房子的房租在动荡的天津勉强度日。

1926年,14岁的昝凌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他17岁初中毕业的时候,昝凌的嫂嫂提出家庭收入不多,不能再给他学费继续读书,要昝凌去学做生意。然而昝凌却一心只想学习,对做生意丝毫没有兴趣,他努力争取了一个暑假,最后兄嫂给了昝凌一所房子,昝凌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年幼的妹妹与兄嫂分开居住。

昝凌的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家庭妇女,尽管不识字,但她一贯十分支持孩子们读书学习。为了供儿子继续读书,昝凌的母亲狠狠心把房子卖了,昝凌才得以继续上高中。昝凌的哥哥昝宝澄,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南开大学电机系,后来一直在南开大学教书。母亲的倾力支持与付出,使少年昝凌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更加刻苦地求学。

在昝凌的记忆中,目前就如同一只勤劳的老母鸡,每日不仅辛勤劳作,操持家务,她还展开羽翼,竭尽全力呵护自己的四个孩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尽量保证他们健康地成长。母亲很慈爱,但是对孩子们的功课要求非常严格,容不得半点偷懒。


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是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仍被中国人称为“国耻日”。

我们将昝凌的成长,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描述,因为历史洪流在每个人身上都会留下深深的烙印,对昝凌亦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昝凌正读高中二年级。南开中学全校集合哀悼,会场充满了悲愤的情绪。一些东北籍的师生因为家园沦陷而痛哭失声,从此广大同学们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而当时的北方统治权已属蒋介石,他们反对人民抗日。南开中学领导附和当局的态度,也压迫学生,不许学生公开抗日,只由学校组织了一些东北研究会等协会,没有什么具体行动。这时,学校里的进步同学要求成立学生会。学校进行压制,因而引发了学潮,学生展开了罢课。

昝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学生们罢课的深层次原因,他一心只想读书,对于罢课还不太理解。

从初中到高中,昝凌在南开中学读了整整6年,直到1932年,昝凌20岁的时候高中毕业。

昝凌在初中时,一直勤奋好学,他常常翻看哥哥当年读过的高中理化课本,对物理化学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对电学更是喜欢,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天放学回家,昝凌总是忙着安排做各种电学试验,昝凌在中学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常常考第一,被许多老师认为是一棵学习的好苗子。当时昝凌曾抱定决心,高中毕业后一定要投考当时国内电机系最出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因为家境贫寒,昝凌不愿意再给日渐年迈的母亲增添经济负担,懂事的他决定选择有奖学金的大学报考。

当时南开大学的数学系有优厚的奖学金,在昝凌的中学老师陈贤谷的劝说下,昝凌报考后被录取。在兴趣、志向、经济可行和师长指导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昝凌放弃了原定的进电机系的打算,而进了南开大学的数学系学习。尽管没有学自己喜欢的电机专业,但是昝凌觉得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非常重要,因此昝凌学得非常用功。在南开大学,昝凌每年可以得到三百元的奖学金,读书才没了太大的经济问题。


然而,昝凌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电机的梦想。虽然身在数学系,他时常还翻阅电机工程书籍,继续扩大自己的眼界。昝凌在数学系读了两年之后,当时南开数学系有名的数学教授,昝凌一直很敬仰的姜立夫教授到法国去进修研究了,昝凌觉得其他数学教授的水平有限,似乎难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便又萌生了转学清华大学,继续学习电机专业的念头。

因为对电机专业的喜爱,昝凌于1935年离开南开大学。他本想在当年暑假报考清华大学,插班到自己心仪的电机系学习,不料此时家庭却发生了变故。原来,昝凌的未婚妻张淑立(燕山大学学生)不幸爆发了精神疾病。张淑立家以为女儿患病是因为恋爱的关系,就催促着两人赶快结婚。那是1935年,昝凌刚刚23岁,他与张淑立成婚。直到暑假过去了,张淑立的病还没有好转的迹象,昝凌只好休学一年在家照顾患病的妻子。这是年轻的昝凌而言,是人生的转折,也是一种历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日本在天津肆意横行,在南开大学附近强抢民田,修建飞机场。日本人的飞机常常在学校上空低空飞行,晚上日本军队的探照灯照到了学校里,还常常在南开大学附近的坟地里做军事演习。更有一天晚上,汉奸把一个炸弹放在南开大学进门的大桥上,没有人敢去动。因为这种原因,南开大学没有开展抗日行动,这和当时北平各学校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抗日行动形成了天壤之别。

有一件事情给生性正直不阿的昝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罗隆基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在南开大学兼职授课。他常常在南开做公开演讲,支持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谴责蒋介石的独裁,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罗隆基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因此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行刺名单中。有一天罗隆基乘坐汽车到南开大学来上课,蒋介石的特务也乘了一辆汽车由对面开来,想把罗隆基的汽车拦住,但是罗隆基的汽车躲开了,并未停下来。特务在错车的时候开了两枪,但没有打中。自从发生这件事,使昝凌对国民党的真实面目有了清醒的认识。

1935年年底,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昝凌尽管休学在家,但他深知抗日是最正义的事情。当局殴打和拘捕进步学生是汉奸的行为,让昝凌深恶痛绝。当时,昝凌订阅了《生活周刊》,上面连载着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描述他游历德国、苏联的情形,使昝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制度不胜向往,他认为这是人类最理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有工作,全国一起提高生活水平,国民经济在有计划地不断提高。生病有国家医治,老了有国家照顾,雇员工作好的可以到海滨去休息,人人都不担心没有衣食。上班努力工作,下班有各种娱乐。而反观法国当时的情形却是截然相反,在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不敢讲话,一般的工人生活贫困,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个最为黑白分明的对比。这些进步思想开始影响昝凌。


引起昝凌思想巨大转变的,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名字叫做艾光增。艾光增曾因参加“一二.九”等学生运动被捕入狱数次。艾光增还介绍昝凌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参加了“海燕歌咏团”,学习进步歌曲。

昝凌看到的第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是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青年昝凌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的大概情况,并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朱总司令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解放区人人平等,连红小鬼都有发言权。昝凌暗想,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一定会像苏联一样建设好自己的祖国。那时的时局紧张,北方的各个学校也没有出来游行。但是在清华大学校内的进步同学和拿国民党津贴的特务学生的斗争却从未间断过。

1936年,昝凌去报考清华大学。然而命运弄人,这一年清华大学却不招收电机系的插班生了,昝凌等了一个空,失望的他不愿意从头再读一年级,没办法,最后又插班进了数学系,他期待将来等机会再转入电机系学习。

此时的昝凌,如同一块海绵,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功课空闲,勤奋好学的他选修了一些课外的课程,如地质学、经济学、近代物理学等等,这些都是昝凌平时很感兴趣的科学。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特务学生要立刻发出通电责备张学良叛国,说张学良勾结共产党劫持统帅,清华大学几乎每天晚上召开全体大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一些同学也有盲目崇拜蒋介石的,赞成以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名义发出通电,但是赞成的票数远远低于进步学生的反对票数。在特务学生眼看就要失败的时候,他们就用卑鄙的手段,把清华大礼堂的总电门弄坏,但不久就被人修好了,学生们继续开会。如此十二天之后,蒋介石被放了出来,特务学生们猖狂之极,到处鸣放鞭炮。当时学生会掌握在进步同学的手里,学生会也立即发出宣言,庆贺蒋介石改变态度,答应了张学良将军要求抗日的条件。张学良后来释放了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

除此之外,“民先”的活动还有招待从东北沈阳兵工厂偷跑出来的进步工人,请他们讲沦陷后的东北情况,他们宣布仍要偷偷回到东北去,在兵工厂开展地下工作。“民先”是一支由进步青年所组成的团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1937年7月7日夜,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即“七 · 七事变” )。当时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在日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时,竟向中国驻军开始攻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当华北战事一天天扩大的时候,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进攻。宛平城上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经过了8年的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后话。

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清华大学等学校被迫迁到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37年秋末,昝凌携妻子张淑立一同乘船离开天津,昝凌久久伫立在船头,任海风吹拂他的长衫。望着渐渐远去的天津港口,昝凌的心中感慨万千。祖国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天津,我的家园,此一别,何时才能重回你的怀抱?

他们经过青岛、济南,先到西安张淑立的大哥那里住了十几天。由于在西安不能上学,也没有工作。11月份昝凌又带妻子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读了一个多月。当时抗战初起,蒋介石在上海曾激烈抵抗日本,同时又表现得好像是真要国共合作,所以昝凌当时还以为蒋介石是真心抗日,真心履行“双十二”的诺言。

后来战争局势紧张,临时大学又要从长沙迁去昆明,学生们参加抗日工作的很多,这一次昝凌没有去昆明,因为他和张淑立的学费丝毫没有着落,同时张淑立的身体很弱,还在继续生病。两人于是决定不随学校去昆明,用仅剩下的一点钱作为路费,经过汉口、重庆来到成都,找到好友,也是昝凌南开中学的校友王裕齐(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这个人在昝凌的一生中反复出现过),想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王裕齐劝昝凌投考成都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学习10个月,毕业后即可有一份工作。

1938年5月,由于生计所迫,昝凌考入了四川成都的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第四期高级机械班,但是这个班只招收大学工程系毕业或读完三年的学生,数学系无法报考。无奈之下,昝凌只好虚报自己是1936年南开大学电机系毕业,并写信借用哥哥的文凭和他的名字昝宝澄(哥哥当时在昆明联合大学教书),考取后在该学校学习了十个月,毕业后才改回原名昝凌。

昝凌1939年4月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留在该校任仪电组助教。

至此,昝凌的学生生涯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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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踏入社会 在空军机械学校工作(1938年——1945年)

 

    四川成都号称天府之国,在全国抗战的动荡时局下,仿佛是一片暂时的人间乐土。


    1940年4月,昝凌在四川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工作一年之后,国民党为了增加党员人数,强迫学校所有的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并举行了所谓的集体入党仪式。国民党当局宣布,如果谁不加入,就不能继续在学校工作,一些不愿加入的人甚至被当作共产党送去监狱。

    单纯的昝凌当时并不重视这个形式,他在心里认为,强迫大家入党,其实就等于大伙儿都不入党,所以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在当年的情况下,不入党有危险,入党则可以维持生计,生活下去,这是昝凌的心结。

    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物价飞涨,昝凌的收入微薄,还带着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维持生计。如果没有收入何以生存?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昝凌就随大流加入了国民党,这个选择让昝凌后来万分后悔。昝凌于1949年成功脱离国民党,这段被迫加入国民党的经历,成为文革中他倍受迫害的根源,而这又是后话。

    昝凌和同事们集体被加入国民党后,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是每月在发工资的时候扣党费,第二是每周开一个小时的小组会。起初空军机械学校还是按时间开会,后来就慢慢地松懈了下来,甚至两个月才开一次。因为不少人都是抱着开玩笑的态度加入国民党这个组织,在集体入党的时候,大家彼此盖章作为介绍人,以至于后来都记不清谁究竟介绍了谁,但是此后昝凌并没有介绍过任何人加入国民党。

    在空军机械学校任教的时候,昝凌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和公开的贪污腐化,心里深为厌恶。许多当时抱着抗日救国之目的而参加空军学校的热血青年,多半因为不堪压迫,冒险设法逃走了。还有的年轻人则积极准备功课,要去投考大学,展开新的生活。

    昝凌因为数学很好,曾帮助不少青年人补习功课。而昝凌由于家庭负担和一些个人的顾虑,当时没有离开空军机械学校。昝凌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极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和自己谈得来的朋友——张光初在一起,谈论国民党的种种弊病。同时,昝凌、张光初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同事们还积极组织起来,创办了《抗战科学》刊物,由许锡瓒(中共地下党员)做主编,昝凌则常常写一些文章,其后他还联系进步读者们开过两次会。

    在昝凌的身上,有着旧时知识分子安分守己的特征,又秉承着正直不阿的本性。在这个时期,昝凌一方面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另一方面非常羡慕苏联社会制度的合理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他期待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希望中国能和苏联一样进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怀着这种美好的憧憬,昝凌开始接触一些革命理论,他开始了解剩余价值与阶级剥削,但是对于阶级的意识和阶级斗争,由于自身的社会经历所限,概念还是十分模糊的。

    昝凌工作努力,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的事业按部就班地发展着。1941年9月,昝凌成为该校电气组助教,1942年10月成为电气厂器材库库员。他利用在无线电器材库做检验工作的方便条件,在业余时间开展一些无线电和电器元件的试验,从而丰富了自己有关电子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1943年4月,昝凌成为电气组教官,1945年成为国民党航空研究院兵器组研究员。这段特殊背景下的经历,注定昝凌将与航空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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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国工作  学习研究积累经验(1945年10月——1947年4月)

 

    1945年9月2日,对于全体中国人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及军方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日本于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投降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提出要大力发展航空,因此大量派人到英、美两国去学习,昝凌得到了这个机会。与昝凌一同派往英国的共有10人,学习的名称是“高级检验员”,主要任务是去学习英国政府派到各航空制造厂的驻厂检验员的工作。

    1945年10月,昝凌来到英国克沙(Cossar)无线电雷达厂学习。昝凌是学习仪表和无线电的,后来又单独来到英国斯派雷(Sperry)仪表工厂学习。1946年6月,昝凌来到英国空军部试验所,学习了半年时间,同年11月在英国史密斯(S.S Smith)电气仪表厂(2007年被美国GE公司收购)开展研究工作,直至1947年4月回国。史密斯集团是目前英国仅存的几家世界级工程集团之一,2006年,其航空业务占集团总收入逾三分之一。而现代的波音747就采用斯派雷公司的飞行管理系统,足可见这几个工厂在世界航空史上的重要地位。

    此时的昝凌,不过三十四五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在英国近两年时间,昝凌先后在四个不同的工厂和试验所学习、工作,接触到西方许多电气和仪表方面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测试设备,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奠定了他日后从事航空研究工作的基础。

在英国学习时,昝凌曾参与过英国SEP-2自动驾驶仪研制。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研制我国第一台飞机自动驾驶仪时,昝凌告诫参研人员尽量不使用电位器、继电器这两种机电元件,以避免给系统带来振荡,就是他从英国学来的第一手实践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史密斯仪表厂的研究发展部工作期间,昝凌在英国自动驾驶仪专家梅雷迪思(F.W.Meredith)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驾驶仪的一些基本原理,积累了一些有用的数据和资料。梅雷迪思先生是爱尔兰人,原是一名数学家,后来因为研究自动驾驶仪二十余年,成为自动驾驶仪专家,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梅雷迪思先生当时正在研究电气式自动驾驶仪,处于即将成功的最紧张的研制阶段,实验室的人手十分缺乏。昝凌恰好在他的研究室申请到了工作,他除了如饥似渴地向导师学习知识和技术,两个人在政治上也很谈得来。导师还借给昝凌一些书看,其中有一本杂志叫做《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篇名为《共产主义与国民党》的文章,导师专门指出来要昝凌细细看,昝凌还写了一篇读后感交给导师。因为两人工作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昝凌1947年回国时,导师谆谆相嘱,让昝凌回国后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他商量。本着这份跨国的友谊,昝凌和导师凭借书信交往了许多年。

    昝凌在英国工厂里工作期间,有时会和工友们谈到中国的情况。英国的一般工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很感兴趣。于是一名工人代表约昝凌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昝凌所住的职工宿舍里召开一个座谈会,题目是“中国介绍谈话”。昝凌先介绍了中国概括的情况,然后由英国工人们自由发问,由昝凌来回答。昝凌的英语能力可见一斑!

英国学习和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对昝凌后来的人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对于他视野的开拓,创新思维的形成,严谨作风的形成,追求高标准的个性,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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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黎明之前 脱离国民党迎来解放(1947年6月——1949年10月)

 

    1947年6月,昝凌刚从英国学成归来,即被任命为国民党航空研究院电气组组长。当时航空研究院正处于从成都迁往南昌的途中。11月,昝凌又被派往台湾各地挑选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电气及通讯器材,准备安装国民党研究院的电器设备。历时5个月的时间,昝凌一行被派到台湾各处去看仓库、领器材,至1948年4月才从台湾回到南昌。

    到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摇摇欲坠。革命的风暴即将席卷而来,国民党航空研究院实际已没有心思开展工作。昝凌和几位思想进步的朋友,如王裕齐,丁於廉、曹金涛等人,时常收听国外及新华社广播,并且每天记录下来,向研究院的同事传达一些真实情况。同时,他们也在暗暗收集整理技术资料和一些设备,还有一批手枪,想把这些设法运到解放区。

    在这一时期昝凌表现的比较进步和大胆。据他自己在入党的自传中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英国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政治意识得到了一定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院没有国民党政工人员,时任院长秦大钧是一个官僚,外号叫做“老单帮”,一心往来上海南昌之间做生意,不过问别的事情。而副院长林致平是一个学者,亦不问政治。所以昝凌他们的革命行动没有遭遇危险,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革命的萌芽得以发展壮大。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也就是今天的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的统治更如秋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1949年初,国民党的各个机关都在做逃跑的准备,航空研究院也准备迁往台湾,昝凌再也不想继续受国民党的统治了,他决心坚决不去台湾。昝凌和王裕齐等几位好友就集合了一些技术人员,准备趁研究院逃往台湾的机会,设法脱离国民党空军,带着技术资料和一些枪支武器奔赴解放区。他们于1949年3月到达上海,从这时起与国民党断绝了一切关系。

    抵达上海后,昝凌等人间接地与地下工作者李扬群进行联系,接洽好了到解放区去。他们即将出发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解放军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是继三大战役后,我军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此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多人,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赣、皖、闽、鄂广大地区。这一胜利,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李扬群通知昝凌等人在上海暂时守候,于是昝凌和王裕齐就借住在王裕齐的老同学、地下党员许锡瓒的家里。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6月初,昝凌和20多名中高级技术人员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掩护下,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

    昝凌经李扬群介绍到华东军区航空处报到,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开始集中筹建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对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及这批航空技术人员十分关心,曾对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说:“这批人才是中国航空工程的技术专家,要很好地使用他们,有计划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为了贯彻周副主席的指示,粟裕副司令员还指示航空处专门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粟裕副司令员到会讲了话,王裕齐代表工程技术人员表态,恳切地要求立即参加工作和学习,特别是建议学习政治,改造旧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同年9月,华东航空处所属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王裕齐任主任,昝凌在该室任电气组组长。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航空工程研究室是航空处的特殊编制,对待这批国民党空军中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应按中、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并要求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予以信任,这让昝凌等人的心中倍感温暖。


至此,昝凌终于迎来了自己在新中国崭新的生活。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一穷二白,如同一张白纸,等着怀着一腔航空报国志的昝凌去恣意挥洒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此后风雨几十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执着追求,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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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奉献航空  风华正茂初露锋芒(1949年——1957年)


    在新中国的鲜艳红旗下,报国心切的昝凌在华东航空处开始了自己的崭新生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后从海外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三人与昝凌(航空自动化专业)一道在航空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们是徐舜寿(飞机专业)、吴大观(航空发动机专业)、颜鸣皋(航空材料专业),当时在局里曾被誉为“四君子”,后来他们在各自领域开创航空专业研究机构,建立了丰功伟业。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第一次军事盛典,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第一次联合受阅。空军受阅的螺旋桨飞机共17架,为防备敌机突然来袭,空军受阅飞机有4架携弹飞行;由于飞机数量不够,第一梯队9架战斗机绕飞第二圈成第四梯队。这是此后国庆阅兵绝无仅有的。昝凌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1950年4月,正值新中国解放之初,昝凌被派往福建厦门修建机场,担任研究组组长。建国之初,抢修和扩建军用机场的任务十分艰巨,昝凌等人冒着敌机骚扰及恶劣气候的影响,克服施工条件差及环境艰苦等诸多困难,他和工人一起砸石子、抬石方,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历时约一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全部机场的修建任务。各大机场的迅速修建,人民空军的顺利进驻,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来犯,保卫了人民的安全。

在修建厦门机场的过程中,昝凌工作勤奋,努力钻研,帮助工兵营研制成了电雷管,改进了爆破石方的方法,加速了修建工程的进展,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因而在1950年11月获得了二等支前功臣的荣誉称号。


成功研制电子闪光测速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的烈火熊熊燃起,一时间空军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12月,当时空军工程部所属的几个飞机修理工厂向工程部修理处告急——苏制陀螺仪表修复后,陀螺转速无法测量,质量无法判断,需要尽快解决这一难题,以解燃眉之急。当时在修理处工作的昝凌立即开始着手研制一种非接触式电子闪光测速仪来满足修理工作的急需。

    当时摆在昝凌面前的困难非常巨大。因为他仅仅在英国史密斯仪表厂研究部使用过美国制造的一种闪光测速仪,从来就没有研究设计过。这个仪器用的真空管数目较多,光源更是一只特制的充气真空管,国内无法解决,而且美国的闪光测速仪最大测量范围也只有12000转/分,苏式陀螺的转速为24000转/分。因此自行研制电子测速仪,不仅要首先研制出特殊的闪光灯泡,而且必须解决扩大测量范围的问题。

     昝凌经过反复思考,根据美国仪器的基本原理,自行设计线路,用土制霓虹灯管代替特种充气真空管。在制作出原理样机进行试验时,昝凌就遇到了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在两个月中,几十种线路都一一试验过了,霓虹灯管就是不亮。一起合作研制的几位同志一筹莫展,有人甚至产生了动摇,认为在中国技术严重落后的情况下,研制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当时任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的徐昌裕鼓励昝凌继续试验下去。于是昝凌再次鼓起勇气,生性执着的他放弃了星期日和其他休息时间,凭着一股航空人的钻劲和韧劲,废寝忘食地翻阅资料,进一步弄清了霓虹灯管的特性,又一次修改了电子线路。为了校准测速仪的刻度,在没有标准频率发生器的情况下,昝凌就在清晨三四点钟,市电频率比较稳定的时间反复进行校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霓虹灯管终于亮了。就这样,在经过设计——试验——再设计——再试验等无数个循环之后,一台仅用三只最普通的真空管和一只国产土法制作的螺旋圆柱形霓虹灯管,由电源、多谐振荡器、闪光部件等三部分组成的电子闪光测速仪终于研制成功,测量转速范围可达60000转/分,超过美国仪器4倍,中国人自主创新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种电子闪光测速仪的先进性是从机械式原理跃进到采用电子技术,在测量上从接触式进步到非接触式,测量时不消耗被测旋转物体的功率,不影响被测物件的转速,使测出的转速更符合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自己研究和制造出来!


  在研制电子转速仪的过程中,昝凌和团队成员崇尚技术,自主创新,持之以恒,不懈坚持,这些后来也发展成为自控所技术的DNA。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于发展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前景。1951年1月9日,中国政府派出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组成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为首组成的7人委员会进行航空工业合作谈判。2月19日,达成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

    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了。4月29日,国家正式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接收了空军移交的修理工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由中央军委领导,以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等为委员,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

4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所有飞机的修理工作,段子俊任局长。航空工业局在沈阳开始办公。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大连建新公司转过来的干部:有陈一民、陈平、方致远等人;二是空军:有徐昌裕、徐舜寿、昝凌、王裕齐、沈祖显等人;三是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筹备处:有吴大观、云铎、黄志千等人。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正式批准航空工业局成立,局址选在沈阳。7月16日,政务院任命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兼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为副局长。

     同年6月,昝凌被调到沈阳航空工业局生产处工作。他将电子转速仪的原理样机从结构上进行了改进设计,制成了转速测量范围各不相同的航—1、航—2式两种样机,经中国科学院鉴定合格后,共生产了50台供应各航空工厂。这些仪器不仅解决了当时陀螺仪表修复后转速测量的难题,而且还广泛用来测量各种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及其他转动机械的转速,并用来校准机械式及电气式转速表的刻度,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时,昝凌的妻子张淑立的精神疾病日益严重,已经发展到了不认人的地步,由于昝凌工作繁忙,实在无法把她带在身边,只能让妻子寄居在张淑立的弟弟家里。后来,昝凌与第一任妻子张淑立离婚,昝凌每月承担她的生活费用400斤小米。

1952年,昝凌在好友的牵线下再次结婚。妻子也姓昝,名叫昝毓秀,当时是位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医院小儿科医生,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两人都姓比较少见的“昝”,在朋友和老领导撮合下的最终走到了一起。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啊!

在这张有些泛黄的昝凌标准照的背面,用钢笔写着“1947年春摄于英国国立试验所照相组,赠给亲爱的毓秀——三年以前的我。凌 1950”这小小的一段隽秀的字体,让一位航空专家的侠骨柔情跃然纸上。毓秀就是昝凌的第二位妻子,伴他走完一生的女人。

 

昝毓秀,1926年生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昝毓秀现在是第四军医大学的老教授,她经历了抗日战争,参加了解放战争,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战士,老专家。早年在迪化女中(现为新疆乌鲁木齐第八中学)接受进步思想,参加新疆“战斗社”。后于南京学医,随解放军转战南北,参加解放战争,解放南京战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军医大学工作,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离休后一直被四医大返聘,继续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直到80岁高龄时才停止工作,但现在仍担任陕西遗传学会副秘书长。


昝凌婚后,他和妻子两人一个南京,一个北京两地分居。后来在徐昌裕的安排下,将昝毓秀调到北京的协和医院,随后又到301医院。然而由于昝凌工作非常忙,经常出差、出国考察,回国后又技术攻关,经常加班加点,而昝毓秀自己作为医生也忙于事业,两个人如同牛郎织女一般聚少离多,两三年才能见一次面。昝凌从来没有休过探亲假,就连到北京汇报工作,偶尔回家看一下妻儿的次数都少之又少。从两人1952年结婚,到1967年昝凌去世,十五年间,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这听起来真的让人有些难以置信。这是因为昝凌一心投身于航空事业,无暇顾及家庭,而昝毓秀是军人出身,也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几乎没有假期。昝凌身为专家,经常出差、出国、开会,解决技术问题;昝毓秀身为医生,常常值班、倒班,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昝凌对夫人的爱是如此深沉。他把三年前自己的照片题字后亲手赠给爱人,照片上的他,风华正茂,嘴角露出浅浅的、充满自信的微笑。

 

1953年3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向昝凌带领的团队颁发了创造电子闪光转速仪的奖状和奖金400万元(旧币)。昝凌把这笔奖金全部无私捐献给了祖国的抗美援朝事业,而获奖的那张奖状至今仍被昝夫人小心地珍藏着,60年过去了,奖状看起来仍然崭新如初。2011年和昝凌的一批珍贵照片一起转赠给自控所情报档案中心收藏。昝毓秀小心地抚摸着这些资料说,文革期间昝凌的很多东西都毁了,现在我留下的,就只有这些奖状和老照片了。

1954年国庆节,时值“逢五小庆”的第一次庆典,规模较大。受阅部队组成42个方(梯)队,其中38个地面方队和4个空中飞行梯队,共有10384人受阅。受阅武器装备全部是我国从苏联进口的。受阅飞机有杜-4重型轰炸机、杜-2轻型轰炸机、米格-15比斯歼击机等111架。飞机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是依然没有一架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飞机参加国庆阅兵,没有向祖国母亲献上航空人自己的礼物,这不能不让昝凌和同事们深深感到遗憾。

站在办公桌前,面对着一张张图纸,昝凌默默地想:无论怎样艰难,都一定要研制出我们中国人自己控制的飞机,让它们从天安门上空自豪地飞过!


    1954年,昝家还有一件大喜的事情。1954年9月11日,昝凌和昝毓秀的儿子昝励出生了,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不少幸福和欢乐。昝凌夫妇给儿子起了一个小名,叫做小豹,希望儿子像豹子一样机敏健壮。

1952年,由于贡献突出,昝凌被评为国家一级工程师(吴大观是二级工程师),是当时重机部仅有的八名国家一级工程师之一。在全国为数不多,在航空界更属于凤毛麟角。在昝凌的技术干部履历表的工资分数一栏,写着30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工资,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昝凌等国家级工程师的尊重和高度重视。

昝凌是一个对物质欲望特别低的人,他淡泊名利,丝毫不看重钱物。他曾说:我们的钱来自人民,现在国家正困难,我应该把工资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当时国家非常重视这一批专家,给他们专门的待遇。他觉得国家给予自己的太多了,坚决不肯收,甚至几次书面申请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降低工资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徐昌裕等老领导多次劝昝凌说,你不能不要,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呢!你要带头要。他就每月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纳党费。这一行动,整整坚持了十二年,直到1967年他逝世。

在他的影响下,昝凌的妻子昝毓秀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昝毓秀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她一生从来没有对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尽管当时昝凌有一辆专车,是一部黑色的华沙小轿车,当年昝毓秀却从不搞特殊化,她从西安到阎良或到李家庄去看望昝凌的时候,都是自己坐公共汽车,转好几次车,常常花了一天的时间才能到。

他们的儿子昝励出生以后,作为家中的独子,昝凌对他无限疼爱,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小豹”。可是昝凌宁愿把自己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拿出来交党费,也舍不得给儿子买一件新衣服。儿子的衣服一直都是父母穿旧的军装改的(那时昝凌所在的单位还隶属于部队),吃的也很普通。工作繁忙的昝毓秀一个人操持着家务,带着年幼的孩子,那时候也非常艰苦。

昝凌因为经常出差、出国,平时和儿子的见面机会很少。昝凌的小学同学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有一次同学们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没有爸爸?昝励说,我有爸爸。同学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爸?你爸爸是不是坏分子被镇压了啊!

昝凌哭着回家找到母亲,问自己的爸爸在哪里。昝毓秀摸着儿子的头说,孩子,你爸爸是研究飞机的,他工作实在太忙了,不能常来看你啊!

过了几天,昝励的老师对昝毓秀说,你不能教小孩子撒谎呐!你儿子说他爸爸造了100多架飞机呢!

昝毓秀忍不住笑了,这小子,爸爸在他心目中这么伟大!

下面这张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上,父子俩都穿着军装,孩子紧紧靠在父亲身前。可谁又怎能料到,两年以后,年仅十一岁的他会因为一场政治浩劫永远失去自己深爱的父亲。而母亲也被关、审8个多月,后来劳改1年。孩子受尽旁人的冷眼和辱骂,四处流浪,甚至去放羊谋生。由于生活没有着落,昝励得了黄疸肝炎,发烧到40度,病卧街头。可以说,昝凌的受迫害带给家人的是毁灭性的牵连。


昝凌一贯生活简朴,他睡的床就是几块砖头架一块床板,让员工们不敢相信这就是国家一级工程师的宿舍。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出差经常自己掏腰包,不找公家报销。当时有很多同志都对他的举动不很理解,但他固执地认为,国家已经给自己发工资了,出差干嘛还要报销呢?

他从不讲究吃穿用度,可是当他得知保姆家中困难时,却毫不犹豫地拿出300多块钱,让她在西安灞桥盖几间平房,接老家的人来同住。保姆一直感念昝家的恩情,至今不忘逢年过节前来探望昝凌的夫人。

生活中的昝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对家人节俭惯了,对国家、对党、对同志却是那样大度。

及时解决多种飞机技术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防工业部门陆续汇集了一批国内及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技术专家。从1952年起,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几百名地、师级干部及上千名县、团级干部到国防工业企业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充实和加强了企业的领导。到1955年底,二机部系统有高级工程技术专家荣科、昝凌、张有龄、罗沛霖、周伦岐、周纪善、胡达佛、李文尧等近70人。

  从1953年开始,中国航空工业处在从修理逐步走向制造的过渡时期,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昝凌作为航空专家,多次受派遣,协助各航空工厂解决修理和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为保证修理的飞机按时出厂和飞机的仿制做出了贡献。

    昝凌帮助大连电工二厂在两个月内仿制成功喷气飞机上一种起保险作用的自动电门,满足了飞机修理的急需;他帮助株洲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解决了与热处理高温炉配套的自动控制型高温记录仪的校准问题,扭转了由于炉温自动控制失灵造成的整炉零件报废现象;他帮助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解决了发动机试车台用的尾喷口温度表的精密校准问题,挽救了濒于关闭的试车台,保证了发动机继续出厂;还解决了发动机涡轮盘更换涡轮叶片后的音周测定问题;帮助哈尔滨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解决了磁电机修复后的充磁、测磁问题,使该厂及时完成了磁电机的修理任务;帮助天津航空电器厂完成了技术改造,解决了直流升压机仿制中出现的火花大、甩漆等技术问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除了帮助全国的航空工厂解决技术问题以外,昝凌还参与统筹全局,为航空工业领导出谋划策,起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仪表特设发展规划,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产品制造和新厂建设的蓝图。他还和钱学森等专家一起,参加了1956年国务院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参与制定了航空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


1956年5月16日,王弼、钱学森、沈元、任新民、杨劲夫、昝凌、黄志千、张世英、王玉京等研究拟定《关于开展航空科学研究中心问题的说明书》,强调飞机和导弹各有短长,不能偏废。


    上世纪50、60年代,昝凌曾几次受派遣,参加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进行技术考察,还和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访过捷克、波兰、法国、瑞士、德国,购买科学仪器和机床设备。

    1957年9月6日,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张连奎、刘寅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奔赴苏联,谈判转让军工产品制造权问题。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及徐舜寿、昝凌随行。


     1962年,新中国首次向西方发达国家订购“子爵”号飞机的验收小组奔赴英国,中国在航空科学技术方面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交流。


    验收小组由魏祖冶、昝凌、陆颂善等5人组成,昝凌任验收飞机组的副组长。


     维克斯公司在1945年4月开始设计“子爵”号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它采用四台罗•罗公司研制的“达特”式涡桨发动机,计划用于中短程航线上。1948年7月原型机首次试飞,1949年7月这种客机开始定期客运。

    相对于常规的活塞式飞机,“子爵”号飞机具有两大优势:一是速度更快,可达每小时576千米;二是可飞得更高,使巡航高度处在平流层,从而旅客乘座更舒适。这两大优势使“子爵”号投入使用后很受欢迎,先后改进了多次,从最初型到700型,再到701型、800型和810型,换用了多种发动机。载客量从43人直到75名,航程提高到2775千米,发动机功率提高到1990马力。而且它的经济性有了极大的改善,油耗比当时的客机降低了一半以上。因而得到了航空运输界的高度重视。至1964年3月停产时,各型“子爵”客机的总生产量达到400架。

  “子爵号”在中国民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苏联飞机一统天下的地位。所以很值得记录。

    “子爵号”的型号比较多,我国当时购买的是843型。于1963年购买,其中空军2架,民航4架。

     昝凌每次出访国外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作为航空专家,他还密切关注国外航空科技发展动向,广泛收集技术资料,提供给国内有关部门。几年中,昝凌先后撰写了47份、多达35万字的技术考察报告,积极建议通过技术贸易吸取国外先进技术为自控所用,受到我国驻英代办处的赞扬和领导部门的重视。

  昝凌通过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实践,深刻感受到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使自己的知识和专长得到发挥,他于1956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54年起,昝凌先后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担任了陕西省电子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理事。曾任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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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白手起家  创建航空仪表设计室(1957年——1960年)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下,中国仿制成功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歼击机,航空设计能力得到了初步锻炼。

蹒跚学步的孩子总要自己独立行走,为了使中国航空工业走上独立设计发展的道路,创建航空科研机构和开展产品设计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昝凌是在技术上颇有远见、首先觉察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少数专家之一。

1956年10月,昝凌向航空工业局分党组郑重递交了《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的建议书》。其中提出为了发展航空仪表技术,除了掌握制造技术以外,还必须同时开展研究和设计工作,昝凌建议尽早成立航空仪表设计所,承担研究和设计的双重任务。因为设立飞机厂相当于打造了飞机的躯体,成立发动机厂相当于打造飞机的心脏,中国的飞机,还缺少一颗智慧的大脑——航空仪表设备。

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四局)副局长的徐昌裕,对国外回来的老一代技术专家如昝凌、徐舜寿、黄志千等一直以诚相待,充分信任,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彼此已成为情笃谊深的朋友。

机载设备这一行是属于辅机,以前是隶属于辅机局的。一般而言,搞航空的人首先重视抓的是主机和发动机,往往把辅机摆在其次,研究设计也是这样的情况。昝凌当时比较着急,也是为整个发展航空业的全局着想的,所以再三向当时四局建议成立航空仪表设计室。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和使用部门提出的要求,设计新型仪表局分党组采纳了昝凌的建议,决定成立航空仪表设计室,并指定他负责筹备。昝凌受命后对仪表设计室的选址、机构、人员、设备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经局领导批准后即开始实施。昝凌首先从航空仪表工厂抽调了一批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娴熟技艺的老工人,充实了研究力量,后来这些人都成为研究所的科研生产骨干;二是精心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机床设备;三是组建了小型试验室。这几个方面的建设为研究所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航空仪表设计室当时在四局这个局机关后面一个小四合院里面成立了,地点就是醇王府(今宋庆龄故居),出门就是北京后海。刚组建时屋子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就像北京典型的老四合院一样,一进门五间房子,两边东西各有三间,外面还有三间南屋。


创业之初,第三设计室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昝凌和另一个人就是全部的职工,他们就是自控所刚刚萌芽的种子。为了让这个两人一间的设计室发展壮大,昝凌日兴夜夙,呕心沥血,白手起家地开始了创业之路。渐渐地,第三设计室从两人一间的办公室发展成了除行政人员以外的三个组——设计组、试验组和加工组,职工50余名,由四个工程师领着一帮年轻人摸索着干。

当时的员工曹东说,这么一个院子搞设计,咱们有东西吗?昝凌说,人都很快会过来。曹东有些担心,人过来以后在什么地方办公还成问题。

昝凌说,我们不是机关,我们是搞设计的,是搞具体东西的,这要有机床,要有仪器。办公室好办,几个办公桌就可以设计、可以画图、可以计算,但是机床要安装,实验室也要安装。昝凌的办公室里面也就是一台四钷器,两个三用表,他研制的一个闪光测速仪,真的是一穷二白。

昝凌鼓励曹东说,他已经在沈阳、哈尔滨还有南苑的三个厂物色了三台设备。昝凌热情洋溢地憧憬着未来,他说,你来了以后还可以再继续到北京211厂,六所,九所,还可以到304所这几个单位去看一看。一个单位调一台,都是现成的设备,这就能办到。

设备终于运来了,还需要安装,工作量很大,当时几个人可能都干不完这个事。这些设备的事情是附属于部里机种处的,昝凌有权调拨。一周后,昝凌又调来张传华,当时他是第二生产处发动机处的一个技术员,就让张传华和曹东两个人负责此事。

曹东和机种处是一个党支部,和下面的一些年轻人和领导都比较熟悉。所以曹东就先下去调查,认为需要什么就找他们,开调货单,这一招确实还比较灵,少走了很多弯路。加工间、实验室,这些设备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最后安装请的是北京211厂的安装队,没有过一个月的时间就都搞得差不多了。聚集了40个人、4个课题、40万块钱、4个工程师、40个职工,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开张了。

因此说1957年,是个对于中国航空工业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的3月,中国第一个机载设备专业设计研究机构——航空仪表设计室在北京正式成立,蔡克非任主任,昝凌任副主任兼总设计师。这就是航空工业自控所的前身。

研究室的大舞台搭起来了,作为总设计师,昝凌从未停止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他领导了对三种苏式航空仪表的改进设计,以锻炼技术队伍,摸索自行设计的工作规律。与此同时,昝凌还亲自主持了应用磁滞原理的一种新型电动机的研究。这种电动机是靠转子材料的磁滞现象产生的磁滞力矩工作的。它具有自动启动并能快速达到同步转速的特性。当改变定子绕组的外加交流信号相位时,就能控制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当时昝凌主持的这项研究工作在国内率先取得了实际成果。后来研制出了由1瓦到40瓦输出功率的系列磁滞电动机,用于改进和新设计的航空仪表,作为执行电机应用于飞机自动驾驶仪的舵机,并取得了成功。

这期间,昝凌一直在为航空仪表设计研究所的选址四处奔波。北京大观园的地方实在太小,今后难以得到发展,那么,究竟到哪里建所才合适呢?这是昝凌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


由于北京大观园的地方过于狭小,为了进一步加速研制工作,遵照四局的研究所要和工厂结合的指示,1958年12月,研究室迁往甘肃兰州,借住在兰州仪表厂的“半边楼”,研究室不过20几个人。 


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年代——连最基本的粮食都吃不饱的年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员工们喝的是从黄河里挑来的黄泥水,洗手都会沾上黄泥,干了还要搓一搓手上的泥巴。即使是这样还要惜水如金,为了首先保证饮用水,大家都非常节约,上完厕所都舍不得洗手。大家每天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卷心菜帮子煮小米粥,桌子中央的一碟大粒盐就当“菜”了。吃的是发霉的小米和面做成的杂粮黑馒头,很硬,一咬一个牙印。凉了就更硬得像石头一样,扔出去简直能砸死人。每人每月只有24斤粮食的定量,对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根本不够吃。再加上菜也没有油水,常常有人饿倒。不少人因为水土不服,加上生活环境太差,病倒了,但是大家还在带病工作,甚至带病加班,工作的热情和干劲异常高涨。

看到这一情况,昝凌非常焦急和心疼,同志们都倒下了怎么办?只要有职工躺在寝室里,昝凌就去看望。他懂点医术、会号脉,常常抽空去照看患病员工的饮食和用药。后来,所里生病的人太多,他向上级汇报,从北京调来医生和护士,看护了大家一个多月,同志们终于都渐渐康复了,昝凌这次放下了悬着的心。

昝凌尽管身体不好,但是一直和大家同甘共苦,和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摸爬滚打。他和大家吃的一样,宿舍也与集体宿舍在同一层楼上,非常狭小。他睡的也是单人木板床,所谓的床也就是两个板凳上面架一块木板。晚上睡觉,白天卷起铺盖下面放一张小板凳就是他的办公桌,简陋的小屋里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到深夜是没有规定的定式,由于昝凌等领导经常在现场,常常比群众走的还晚,所以群众们也从无怨言。创业尽管艰难,可是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航空仪表设计室的牌子打出来,把中国人自己的机载设备亲手设计和制造出来!

在兰州时期,设计室的员工们生活比较困难,吃的是杂粮馒头、大碗菜。兰州仪表厂为了照顾三室的总工程师,特意在食堂里面设一个方桌,让昝凌等领导到那儿吃饭,但是一般几个室领导都很少到那儿去吃,都是拿一个碗和职工一起排队打饭,员工们看到这么大的专家都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丝毫不搞特殊化,打心眼里对昝凌产生了一种非常敬仰的心情。

昝凌对年轻人特别关心,从生活细节上也很关照大家。当时研究所迁到兰州,一批年轻人都不过二十岁出头,也不知道在乎自己的身体。那时候是冬天,12月份的兰州非常冷,有一天晚上,员工杨茂之上厕所也不穿外套就跑出去了。昝凌加班正好碰见,就十分关切地叮嘱小杨说,你晚上去上厕所,可别大大咧咧的,你要感冒了可不得了,赶快回去把衣服穿上。

 昝凌还经常深入车间,凡与他接触过一次的工人,下次见面他就能一口叫出名字,嘘寒问暖,工人都很受感动。至今提起昝凌,工人们还纷纷发自内心地说:昝凌真是个好人啊!

他的朋友很广泛,从身边的干部到技术人员到工人,甚至到炊事员、普通老百姓,他都是带着一分尊重去沟通、去交往。谦虚、勤奋、节俭、责任,昝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默默影响着下属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自古以来“长官身先士卒,战士乐于致死”,这就是当年虽然条件不好,也沒有任何物质激励,大家却齐心协力,任务却完成得好的根源所在。

 由于兰州仪表厂初建不久,缺乏搞科研的条件,加之房舍又很紧张,仪表设计室不得不另选立足之地。1959年下半年,研究室又迁到陕西阎良空军第十一航校旧址筹建仪表研究所。那时西安到阎良的车一天只有两次,昝凌从北京回到西安,遇到没有车的时候就挤在拉煤的车上。当这位国家一级工程师回到所里时,衣服、鞋袜、鼻子、眼睛,全身上下布满了煤黑,和一个风尘仆仆的老农丝毫没有两样,而他却丝毫没有什么怨言。

那时国家还在困难时期,员工们一年多未尝过肉味,平日都是靠同志们下放做人造肉来解馋的。国庆节快到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大庆,国家为有昝凌这样国家级专家的单位调拨了一点真正的猪肉。而昝凌没留给自己,全部交给食堂供大家享用。由于当时没有电冰箱,领导又舍不得国庆前吃掉,结果猪肉变味了。为此领导怀着深深的歉意召开党总支会,决定清洗后高温烹煮。国庆前一天,总支委员先吃,如果没有问题再给群众吃。第二天,当昝凌看着大家兴高采烈地购买肉菜的场面,不禁流下了眼泪。

 1959年10月,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大庆。国庆阅兵的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空军受阅编队由5周年时的3机增加到5机,飞机总数由111架增加到155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100~150米。此次阅兵的装备数量大大增加,且受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由中国制造的歼5型飞机组成的梯队。这让昝凌等航空人倍受鼓舞。

航空仪表设计室经过三年开创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一些开展航空仪表自行研制的宝贵经验。 1960年3月26日, 经一机部批准,航空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三零所)终于在陕西阎良成立,昝凌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因此,自控所把每年的3月26日定为所庆日。

 昝凌通过深入空军部队调查,适时地做出了从航空仪表的改进设计转向自行设计轰炸机自动驾驶仪的重要决策,使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从研制系统入手,站住了脚跟。这需要能力,更需要超前的眼光!

那么,什么是自动驾驶仪?

自动驾驶仪(Autopilot),是按技术要求自动控制飞行器轨迹的调节设备,其作用主要是保持飞机姿态和辅助驾驶员操纵飞机。对无人驾驶飞机,它将与其他导航设备配合完成规定的飞行任务。导弹上的自动驾驶仪起稳定导弹姿态的作用,故称导弹姿态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仪是模仿驾驶员的动作驾驶飞机的。它由敏感元件、计算机和伺服机构组成。当飞机偏离原有姿态时,敏感元件检测变化,计算机算出修正舵偏量,伺服机构将舵面操纵到所需位置。

当时,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自动驾驶仪设计生产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是严格对外封锁的,核心技术学不来,只能靠航空人自己研制。

在1961年,三零所划归国防部航空研究院(简称六院),干部队伍得到了充实。一个单位工作作风的形成,和领导团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部队来了一批干部,他们对昝凌非常尊重,当时的领导班子有蔡克非、樊峰秀、马文奇等,班子成员互相配合,非常融洽。此后,无论研究所领导换了几届,班子团结和谐的作风始终在延续传承。

天降大任于斯人,在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这个新的平台上,才华横溢的昝凌把他所有的智慧都无私地贡献给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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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敬业执着 带领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发展(1960年——1965年)

 

1960年三零所成立之初,在技术方面,同样研制陀螺仪表的兰州242厂、北京232厂、宝鸡212厂、太原221厂都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苏联援建而成的项目,技术力量强、基础设施雄厚。而三零所人少地小,全所百十多人在阎良的工作场地十分紧张,连一个图书馆都没有。

当时的三零所如同在几棵大树下生长的稚嫩幼苗,昝凌在逆境中,殚精竭虑为研究所谋求创业发展的道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1962年10月国防科工委和六院决定三零所另选所址进行建设。经过选址、勘查和几年的施工,1965年7月,昝凌带领三零所陆续搬迁至户县李家庄,并以他在人员、设备等方面的超前意识,带领三零所不断开拓创新,为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是该所发展的创始人、奠基人。


从1960年到1965年,昝凌在三零所这个广阔的平台上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在航空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绩。


 1963年9月20日,新三机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孙志远任部长和党组书记,刘鼎任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作为国家独立的专业部门开始运转和工作。

 11月27日至12月7日,航空研究院在北京召开首届政治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航空工业的高度重视。

  12月2日至12日,三机部在西安召开技术工作会议。会议就促进航空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提高工艺技术与生产组织管理水平作出决议,并拟订《航空工业技术政策(初稿)》。

    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大发展,国家的政策鼓励和支持,让怀着一腔航空报国志的昝凌热血沸腾。

    艰苦创业 明晰研究所发展思路

    昝凌有卓越的远见,更有正确的科研方向和专业方向。按照这个科研方向他努力把三零所建设成为一个有特色的航空研究所。建所初期他就成立了一室、二室、三室、四室,包括后面的五室、六室,专业有驾驶仪、中心仪、电子电信、微型小电机、陀螺加速表。在他的领导下,研究所已经初步具备了科研生产的设计和加工能力。昝凌提出“三不等”战略——预研不等型号,辅机不等主机,原部件不等系统,体现了三零所人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也是我们所的宝贵基因。可以说,自控所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作为奠基人、开拓者的昝凌功不可没。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造就了今日重视管理、重视创新,重视制造的自控所。

昝凌非常重视加工能力的建设。他一直认为,一个研究所,一个设计单位,如果没有设计加工能力,再好的产品只能是纸上谈兵的文件,不能用于国防和社会。昝凌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两台120车床、一台13型铣床、还有瑞士450、小点火棒等加工设备,使三零所当时的加工能力在航空系统的研究所中首屈一指。

     昝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为自控所今天先进的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昝凌曾出国留学、工作多年,考察学习了许多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并把它们用在研究所的管理之中。那时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明确了整套的管理方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批判,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借鉴下来。时至今日,科学管理的工具在不断更新,但管理理念还是相融相通的。

     昝凌带领全所员工艰苦创业。研究所创建的时候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吃住非常困难。当时两班倒,倒大班,晚上加班饭吃的是稀得能照出人影儿的面片,喝一碗要坚持到半夜12点才能下班。那时的倒班加班是无条件的,没有加班费,更没有换休假之说,是奉献精神支撑着人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条件下创业。昝凌还提倡精细严谨的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主张雷厉风行。这些作风、精神、文化在自控所以后的发展中被传承下来,渗入了一代又一代618人的血脉,成为永远无法磨灭的独特基因。

     昝凌非常重视人才建设。在建所的筹备期和初期,昝凌招兵买马,从全国各大院校物色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人员。那时,每年清华、北航、北大、南航、西工大、交大、哈工大毕业的大学生纷纷来所,为研究所的产品设计做出了突出贡献。

更重要的是,昝凌培养了一支队伍。他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从查阅资料,购器材,做实验,画图,写报告,配合生产,试飞,全方位涵盖。当时每一班组都有盖上昝凌红章的”科研管理条例“,把每个岗位的职责写得清清楚楚,使全所有一个统一的科研行动规范。大家做事有依据,所以才能步调一致地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能力才更易于提升。

     昝凌也敢于不拘一格地大胆用人,比如张经纶,他原本是电子线路组,因擅长系统设计,就承担了大量总体工作。还有金泉宝师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哪个车间的。因为这个“能人”车铣刨磨样样行,有时在车间加工,有时在实验室,有时在装配,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就像排球队里的“自由人”。当年在研究所里,有“制图冠军”杨宝才,有“从不出事故的工程师”易叔良,还有许多人在后来的工作中都成为科研骨干,有的人至今还在岗位上奋斗,还有的人退休多年依然返聘,为研究所的发展建设发光发热。这和昝凌的善于用人是密不可分的。

昝凌对工人和设备也十分重视。建所前就开始精心筹划做人力资源储备,先后从东北、上海等地的工业处、军工处招来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师傅,又招收技校毕业生进行培养。如果没有他建场地、购设备、育人才,621自动驾驶仪的生产就难以保证。

    昝凌的身上,体现出了精细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一贯提倡设计人员要多到生产一线征求工人的意见,使研究所设计的产品工艺性和加工性更强。这一观点,至今仍在自控所大力提倡。设计出来的产品,如果加工不出来没有用,只有可靠性好又能够加工出来的产品,才是好产品。所以那时候很多骨干设计员、工艺员都跑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一起交流。他自己也常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每次从国外考察回来后,无论时间有多晚、无论有没有事情,他都会深入到设计处、加工厂,亲切地叫着每一位工人的名字,询问工作情况。他给全所员工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设计加工环境,使设计员们一心一意搞设计,工人们一心一意搞加工和制造。昝凌还聘请苏联专家来所,帮助设计人员查找问题。他每次出国回来都会携带技术资料,作报告传达在国外的感受和学到的知识,这和自控所后来的几位所长的做法不谋而合。

    上世纪90年代,有人在试验现场看到了一台正在使用的电动转台,那是当年王小培等人在昝凌的指导下设计出来的。也正是因为他当时制定了一套科学有效的保养管理方法,使得设备至今仍在使用。看着依然在工作的转台,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昝凌,想起了这位令人无比敬重的老所长,他为研究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自控所人应该永远怀念他,并以他为楷模,不断传承和发扬自控所的优良传统。



   系统思考  完成621自动驾驶仪的设计定型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国家航空部提出了“摆脱维修、仿制飞机的旧路实现自主研制飞机”的口号。一时间,东风117、东风107、东风113歼击机纷纷上马,三零所决定研制歼击机自动驾驶仪为新飞机配套。然而,自动驾驶仪如何研制?却没有任何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昝凌四处招募人才,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所未有的新路。

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昝凌大力提倡科研人员学知识、工人学文化,在所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那时的三零所常常被看成是一所大学校,到了晚上,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没有人回家,大家都在自觉学习。全所职工学习风气十分浓厚,大家齐心协力、专心致志搞科研。

昝凌站位高远,眼光前瞻,对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那个时候我国的飞机尚处于仿制、维修阶段,连自主研制的飞机都没有,更不用说自主研制飞机自动驾驶仪了。是他瞄准了自动驾驶仪,以高起点确立了三零所的研制方向。尽管当时三零所研制的为东风107飞机配套的601自动驾驶仪只是十分简单的电机齿轮传送装置,但毕竟是昝凌给大家指明了研究的方向。

当年,601自动驾驶仪的动力源是磁电机,这也是昝凌提倡的。虽然他是专家,但是却十分谦虚,善于听取意见。在磁电机讨论会上,昝凌一点没有架子,非常诚恳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员工们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和昝凌一起开会效率很高,大家集思广益,讨论整体方案,确定具体步骤,最后做出决策,令行禁止。昝凌精细严谨、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全所职工做出了表率。

第一套自动驾驶仪621来自于601自动驾驶仪的技术储备。但是,当年面对601驾驶仪的下马,没有人知道路在何方。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一间办公室,一个不眠之夜,一盏白炽灯下,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资料,两位三零所的开拓者——昝凌和蔡克非经过一宿的讨论,无数次的分析,做出了影响该所此后半个世纪的决策:

为歼击机配套的601自动驾驶仪虽然下马,但是当时据空军部队反映,装备在前线轻型轰炸机上的苏制AП—5型自动驾驶仪存在着性能差、故障多、调整困难等缺点。部队强烈希望能够研制出一种性能更好的驾驶仪来取代它。三零所决定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性能优于AП—5型的新型自动驾驶仪,代号621。

在研制621驾驶仪的过程中,全所职工都抱着为国争光的思想,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第一套中国人自己的驾驶仪搞出来。昝凌与设计人员同甘共苦,大家不求回报、不讲条件踏踏实实地干。一套100来张的图纸,大家只用三天三夜就干出来了,协调改图、加工都非常迅速。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设计人员主要依靠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完成了巨大的计算工作量;工人们苦干实干,开动脑筋,凭借简陋的设备完成了各种高精度零部件的加工。


昝凌也十分关爱员工,员工詹毅为了科研攻关,有一次三天三夜没有回宿舍,困了就趴在图板上睡一会儿。当时昝凌从西安带回一包饼干,送给了正在加班的詹毅和同事们。小小的一包饼干在现在并不起眼,但在物资匮乏的当年却是十分少有的稀罕之物。双手接过那包饼干的时候,詹毅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昝凌放弃英国优厚条件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创业,而且对员工的关心如此温暖,,詹毅觉得,自己要是不好好干、干不出来成绩的话,就对不起昝凌。

 在车间和办公室,昝凌经常用他的天津话亲切随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

“老王,你是哪里人啊?”

“小张,要好好学习,多学技术。”

“小伙子,有没有谈恋爱?谈恋爱不要太早哦。”

  ……

他问得仔细,记得更仔细。昝凌的记忆力很好,再遇到他时,他仍然记得大家的名字。詹毅觉得他把全所职工都装在了心里。他的音容笑貌温暖了每一个人。这形成了后来自控所以人为本的关爱文化。

自控所员工岳保康当时被分到设计组,从事飞机操纵系统研究。初接任务,岳保康感到无从下手,于是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例如飞机的操控系统、航向系统,还去飞机设计单位学习飞机设计,对飞机进行全面了解。如饥似渴的学习使员工们迅速成长,专业水平快速提高,至今让岳保康受益匪浅。

 可惜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使自行研制没有多久的飞机下马了。三零所何去何从?是坚持还是解散?大家心中都十分困惑。

 很快,大家接到了昝凌充满魄力的决定:顶压力、迎困境,继续干!

他激励大家说:无论飞机上马还是下马,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向自动驾驶仪方向发展,就可以为此项目做好技术储备,蓄势再发。没有经验是不足但也是优势,只要我们敢为人先,克服困难,就会开创研究所的新道路。

5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历史时依然让自控所人心潮澎湃。是这个科学的决策,指引了研究所此后50年自动驾驶仪发展的道路;是这个大胆的决策,决定了三零所从此走上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之路。

团队协同  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昝凌带领团队, 开拓了中国飞行控制技术的新领域。昝凌提出的621驾驶仪总体方案采用积分式调节规律,舵机马达由主放大器(磁放大)直接驱动,舵机输出通过离合器与助力器分油活门相联。全套驾驶仪包括陀螺平台、主放大器、舵机等十余个部件。


昝凌亲自参加每个部件设计方案的讨论,审定每张设计图纸,指导设计人员进行设计和试验。在设计过程中,昝凌提出的用测速发电机作为速度回输来实现对采用快速同步的磁滞电机的伺服器的线性调节,突破陀螺马达外转子设计的常规而采用内转子设计以提高效率,都被实践证明是成功之举。

真正干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什么是一穷二白;真正干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由于开始设计自动驾驶仪时针对的是歼击机,歼击机下马后,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如何设计驾驶仪以及飞机上的控件和能源,都成了棘手的难题。

为了将自动驾驶仪的研制深入下去,昝凌东奔西走,四处调研,终于确立了从歼击机转向轰炸机自动驾驶仪的研制目标。因为只有“三不等”,才能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由于昝凌极早就把大家研制的控制系统对象确定下来,使得为系统而进行的设计工作全部铺开,为后期地面试飞提供了有力保障。

没有人知道如何干,全靠自己从头学。

多少个日日夜夜里,在昝凌的带领下,员工们研究着系统怎么绘制、部件怎么协调,讨论着如何选择材料、如何选择工厂。没有人为艰辛的生活而叫苦,无论自然灾害的饥荒还是所址搬迁到兰州后水土不服的疾病;没有人为艰难的研制而叫累,无论多少次的加班还是多少次设计失败后的更改。

在这几年当中,研究所全所上下一直在努力苦干,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白天紧张工作,晚上加班、学习,早上起来还要锻炼身体,员工们的工作热情高涨。这都是在昝凌平易近人作风影响下的结果,因为他自己也常常深入到车间和实验室,大家做系统实验的时候他经常过来,中层干部也是一样,和员工们一起同甘共苦。


当时年轻人经常一加班就是好几个月,昝凌也与大家一起加班,有的时候甚至累得睡着了。大家看到了纷纷表示:领导都这么拼命,我们还能够怠慢工作吗?所以整个所里都是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

1962年12月,供试飞用的一套621驾驶仪进行了地面系统模拟试验,经过5个月的艰苦努力,试验才告完成。1963年7月7日,由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所研制的中国第一套621自动驾驶仪,在西安阎良机场轰5飞机上首飞成功。试飞结果证明,621驾驶仪原理上是可行的,但也存在高度保持性能差、动态特性不够理想等问题。毕竟,这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套自动驾驶仪。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三零所一直提倡艰苦奋斗,创造条件搞科研,宽容员工们在探索过程中的一次次错误。排除故障,解决问题,被大家称为“割尾巴”,然而前面的山不知道有多高,路不知道有多远,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有时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大家戏称是“尾巴越割越粗”。

 那时昝凌总是鼓励员工:我们就是要探索没有走过的路,当你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也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总是由少到多,越来越多,后来又慢慢地越来越少。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山顶,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当年仅试飞样机的图纸就更换了七次,1962年第一次做试验,仅排故试验就做了半年。当年正是在昝凌培养下,大家自力更生、执着坚持,在课题的反复磨练中,逐步锻炼成长起来了一代技术人才。

根据试飞结果,三零所在1964年对驾驶仪进行了改进设计。结合空军提出的低空飞行(300米)使用要求,昝凌领导了驾驶仪的第二轮设计:修改了系统技术指标,电子线路全部晶体管化、插件化,重新设计高度差传感器,研制小型垂直陀螺仪取代陀螺平台,增加保安措施等。1966年10月,621驾驶仪进行了第二次试飞,昝凌亲临试飞现场。这次试飞取得了圆满成功,驾驶仪的各项性能指标都超过了AП—5。


621驾驶仪试飞成功后,国防配套紧跟而上,陕西全省提供物资保证。昝凌带领全所上下连夜赶工,齐心协力抓生产,将自己加工不过来的系统和部件组织其它工厂分包来干,将设计人员派到分包工厂陪同生产,遇到问题随时解决,有的负责电机,有的负责传感器,硬是将这难啃的骨头啃了下来了。

昝凌对于试飞工作非常重视,他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有一次在试飞现场,昝凌发现621驾驶仪的机箱中掉出来一小块焊锡,昝凌用纸把这块焊锡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带回所里,随即召开了全所大会。昝凌语重心长地说,自动驾驶仪是上天产品,与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荣誉。我们的产品不能有丝毫瑕疵。焊锡虽小,但是可能会造成短路等故障,引发飞行事故,全所上下必须引以为戒,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他教育全所的人员,为部队服务工作一定要一心一意。严格的要求使员工们养成了高标准、追求卓越、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在大连海航的每一次试飞,昝凌都非常担心,一直在距离试飞地点不远的海边走来走去,望着海天一色的景色,昝凌对警卫员王宪林说:小王啊!这飞机一上天,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

昝凌说,海上试飞低空飞行的时候,如果稍微哪儿出一个问题,飞机速度也快,一下子就机毁人亡,我们千万不能有点麻痹大意,千万不能有一点疏漏啊。

这也难怪,因为在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自动驾驶仪已经属于不容易了。由于技术不成熟,早期产品的故障比较多,大家把产品排故叫做“割尾巴”。但是故障就像一个和大家捉迷藏的孩子,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同志们戏称故障是“尾巴越割越大”。可是,参研的人员们不灰心,因为昝凌一直和他们一起奋战在实验室里,他就是大家的主心骨。

1967年2月,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了621自动驾驶仪设计定型并转厂批量生产,完全取代了苏制AП—5型自动驾驶仪。621成为中国自行研制成功的第一套飞机自动驾驶仪。它的研制成功为中国飞行控制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67年的时候这个驾驶仪就转到工厂里去生产,生产了两千多套。这项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昝凌还主持研制了歼击机纵向阻尼器,探索了飞机增稳技术。

站位高远  明确研究所未来技术发展方向

在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所(代号三零所,自控所前身)的建设上,昝凌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因为他在国外先进企业学习工作过,眼界更为宽阔。

昝凌及三零所老一代领导者,高瞻远瞩,从筹备建所之日起,不论在技术人员和技术装备引进,或是科研项目的选定,总是站位高远,立足科技最前沿,急国家之所急,干国家之所需。

这一时期,三零所的主要任务是:结合飞机、发动机及其他飞行器发展的需要,系统地考虑航空仪表及自动器的发展方向;适应飞机作战性能不断提高的要求,力求吸取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研究并设计新型航空仪表;研究飞机、发动机的自动控制系统及其和自动瞄准、自动跟踪、自动发射等机构的联系,研究飞机自动器与地面导航、归航系统地联系问题,并进行这方面的产品设计工作等。

在建所之初,昝凌就特别强调,一定要迎难而上,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边干边创造条件,人的因素第一。强调全所为科研服务,团结奋进,互相配合,刻苦钻研,无私奉献,这就是传承至今的自控所精神!

1965年三零所由阎良迁往户县李家庄(代号618所)的圭峰山下,终于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在秦岭脚下扎下了根。

 

迎难而上 勇闯气体动压轴承技术

1965年国家决定上某工程,618所仅承担了其915系统(惯性导航)中一个重要部件的研制任务,即气体动压轴承磁滞陀螺马达(以下简称气浮马达),与六机部707研究所配套。气浮马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磁滞电机和气体动压润滑。磁滞电机技术618所已有基础,关键是气体动压轴承。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气体动压润滑这门高新技术,国际上也只有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正处于理论与产品研制阶段,因此是一项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课题,618所在国内率先开始研制。当时既没有任何参考物,也没有适用的设计资料,气体动压轴承这个名词,很多员工都是头一次听说。

气体动压轴承技术要解决的关键,包括气体动压浮起、同步和半速涡动等;理论计算与结构设计,在-50℃~110℃范围内热膨胀匹配及质心稳定等;轴承材料要求耐磨性能好、物理化学性能稳定等;硬质材料加工工艺:粘接、精车、精磨、研磨、螺旋槽加工等;计量技术:零件几何精度(均为0.2微米)、镜面光洁度、微米级尺寸计量等;超净装配技术以及测试技术等等。当时,就我国的国情而言,确实是超出实际的。然而,该工程既是科研任务,也是政治任务,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大事。昝凌对此非常重视,并特地从英国进口一套300平方米的超净装配试验室。他一遇到当时的技术负责人杨本照就关心地询问课题进展情况,并提出指导性意见。300米超净厂房终于建成了,这种高端的厂房,在当时首屈一指,对618所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通过全所上下的艰苦努力,在国内有关单位的协作下,经过多次试制,于1970年给707研究所提供了五套气浮马达先锋样机。样机采用可拆式外转子结构,H型圆柱轴承,轴承材料为钢结硬质合金,轴承径向轴向单边工作气隙均为2~2.5微米。此后,因707研究所已能自行研制,618所承担的某型工程任务告一段落。

1970年以后,随着618所523航空惯性导航系统的研制,作为其液浮陀螺的马达,选用了滚珠轴承马达和气浮马达两个方案。为了适应航空启动频繁的特点,轴承材料选用热压微晶碳化硼,轴承紧固件材料选用微晶玻璃;马达结构为正装式;轴承径向轴向单边工作气隙均为1.5微米左右;轴承螺旋槽深度为2.5~3微米;轴承工作面光洁度为12~13级。

1981年,5805气浮马达完成全部性能及航空环境试验,包括10万次以上的起停试验。气浮马达液浮陀螺仪随机漂移率达到每小时千分之一以内。热压微晶碳化硼轴承材料,在国内是由618所率先提出,并配合中南矿冶学院研制成功的,轴承的精密加工及精密计量全部在所内完成,为国内首创。

1982年10月全国有关专家来618所,对5805气浮马达进行技术鉴定。一致认为,在设计、选材、加工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整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气浮马达的研制成功,证明昝凌及618所老一代领导者的治所宗旨和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利用昝凌建所初期引进的设备,采取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土洋结合”进行攻关,终于完成了硬质材料超精加工、计量及产品性能测试,使之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培养练就了一批硬质材料的超精加工人才,特别是精磨、研磨人员,为后来的光学加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着眼未来 高度重视试验条件建设

昝凌既着眼于配合新机研制抓紧型号产品的设计,又善于规划未来,安排一定的预研课题进行探索性研究,以便有一定的技术储备为将来的型号研制准备条件,为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昝凌就规划了半液浮速率陀螺、适应式控制系统、液压舵机、飞机交流供电系统和高度速度中心仪等预研项目,为研究所新的专业发展开辟了道路。

科研离不开试验,有过亲身体验的昝凌十分重视试验手段的建设,强调设计出的产品必须经过严格的地面试验,以验证理论计算的正确性。在621自动驾驶仪尚处于设计计算阶段,昝凌就已着手自行研制非标准的地面测试设备——三轴飞行模拟转台。该转台于1962年11月完成制造并投入使用,在621自动驾驶仪及苏制靶机自动驾驶仪的地面模拟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昝凌还抓紧研究所试验设备建设,他大胆借助“外脑”智慧,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协作研制转台、模拟计算机,为系统联试提供设备保障。并从国外购置了频率响应分析仪。

 

在昝凌的大力推动下,研究所与时俱进,相继建成了地面环境试验室和大型飞行模拟试验室,自行研制成功24阶电子管模拟计算机、单轴转台、特技试验台、高度差模拟器、精密调速转台、操纵系统地面模拟试验台等,在当时的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飞行模拟试验室里有一台“吃螃蟹式的”数模混合机,当属全国第一台。很多兄弟单位都前来参观借鉴。那时总有八所来的一个小伙子长时间出差,就是为了在试验室算题,因为他们所里没有这个计算条件。这些试验手段的建立对加速产品的研制起了关键作用。

在飞行模拟试验室的建设中,需要研制操纵模拟器。一开始大家认识不足,做得过于简单了。昝凌于是重组队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来完善,在确定方案时就留好余地,把从操纵杆到舵面的全机构模拟出来,这套系统在飞行控制试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次,所里来了一位白头发老头,他是只身一人坐火车转汽车来了,介绍信是502所。他参观完了试验室说,“现在有不少人提出要到国外去看一看人家的试验室,我看不必了,我回去跟钱学森讲一讲,派人来拍一个小电影或什么办法,让他们先看看这个实验室”。所里的接待人员此时才感到此公来头不小,不敢待慢。那也只是小车相送,没有烟酒礼品。他是谁?他叫杨嘉墀,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空间研究院总工。他的话对618所的400平米飞行模拟试验室是特别高的评价。

所以说,重视实验室建设,是当时南山研究所的又一特色。这自然来源于昝凌等领导者的科学决策,各届领导一贯坚持。

1962年11月,研究所自行研制的电动三轴飞行模拟转台完成加工、裝配和调试并通过鉴定,具有历史纪念意义。

昝凌对产品研制的重要环节——加工试制也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在航空仪表设计室初建时,就设立了试制加工组。随着设计队伍的扩大,研制任务的增加,先后又扩充为试制车间和试制工厂,打破了以往研究所只研究不出产品的惯例。

 

对需要配备的精密加工机床和计量设备,昝凌都有周密的考虑,精心购置。一批精密的加工机床、计量仪器和前面提到的300平方米超净装配厂房都是昝凌在瑞士、英国、德国、苏联一点一滴积累购置的。对于各种精密设备,昝凌爱护备至,每次出国回来,都要跑去看看这些机床。大家都笑着说,昝所长爱机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机床上即使是哪里掉了一块漆,他都会发现并且心疼得不得了。他亲自对操作工人进行考核,并亲自检查这些设备的维护和使用情况。他对工人说,我们爱护这些设备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因为对设备爱护,就能出高质量的产品。在他的指导和督促下,这些精密机床和设备使用几十年仍完好无损,有几台肖柏林机床甚至今天还在自控所正常服役,连国外的供应商都惊叹不已,有一家公司甚至提出了高价回购,几乎是个奇迹。


培养人才 不断吸取先进管理经验

昝凌为研究所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注重人才培养,聘请苏联专家来所,帮助设计人员查找问题。

当时,惯性器件的难度不在于原理和设计,而在于加工和装配工艺,因此,设计人员与工人师傅的协同工作至关重要。为了解决高精度加工工艺,昝凌所长从上海觅来一位金根福师傅,他手艺精湛,工作态度严谨,在解放前就是一位钳工高手。为了保证陀螺零件的垂直度和水平度,他凭着一个二级准块,一个钳工平台,一盏台灯,硬是亲手做出了一级准块。还有一位何师傅,外号“球师傅”,这是对他精湛技艺的赞誉,也透着大家对这位小个子大师傅的亲切。在当时还没有数控机床的情况下,就凭着他那灵巧的双手,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出了高精度的球面轴承面,他是车浮球的顶尖高手。设计员的图纸和工艺要求在这样的工人师傅手中变成了精致、合格的零部件。

多年来,研究所里的进取心和学习风气也相当浓厚,这与昝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上世纪60年代,所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组,开设夜校,昝凌亲自授课。科研人员经常是下了班就去学外语,很晚才回到住的地方。工人上夜校,分了好几个班,每天都安排得很满。

昝凌亲自选拔技术尖子并赋予重任,使他们在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他对新入所的技术人员都要亲自谈话和考核。1965年秋的一天,员工杨本照刚从外地工厂劳动锻炼回来不久,室领导就通知他:“昝所长要找你谈话。”此时杨本照有些紧张,但一见面,看到昝凌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神态,就轻松多了。昝凌开始简单询问杨本照的毕业学校及所学专业,接着提了两个专业上的问题,然后在一个小本上记了点什么。最后,他亲切地勉励杨本照在工作中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要怕困难,一定要注重实践。

昝凌的外号叫英语通,他对英国的地方语言都非常清楚。他还不辞劳苦亲自担任夜校校长,每周前来授课,讲英语讲技术,即给出国预备人员讲授英语口语课,并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指导科技人员参加对外技术交流。

昝凌非常重视培养技术人员的口语能力,这在当时很具有超前性。他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做了题为《如何选拔、培养出国技术人员》的报告。因为昝凌深知,今后研究所要跟国外交流,就需要一批既懂技术语言上又能够过关的人,为此他才下定决心,再忙也要亲自来上课。

每次出国考察,昝凌常常用自己的钱在国外购买技术图书,已经成为习惯。有一次他甚至购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捐给所里的图书馆供大家查阅使用。所里的图书馆尽管很小,在当年却是很有名气的。因为这里不仅有《大英百科全书》,大量的外文杂志,还有一套完整、详细的国外文献索引系统书。这些资料恐怕重点大学里也不一定有。这都是昝凌多次出国考察,自掏腰包购买的资料。

他还在全所召开大会,分享交流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技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一批年轻的科研设计人员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所的技术骨干。

在研究所的管理上,昝凌从不墨守成规,非常富有改革创新精神。他吸取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实行一级管理,以减少管理层次,提高工作效率;他重视信息收集,在情报室设远景规划组,以跟踪国外航空技术的发展;他重视外场服务,在技术处设技术外调组,从事外场技术调查和收集出所产品的信息反馈;他还在车间设立质量工程师,解决设计和试制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在所里设总调度,解决科研与生产指挥的协调问题等。这些改革措施,对研究所养成严谨的科研作风,建立严密的科研工作程序,严肃的科学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昝凌作为一个技术所长,工作很忙,他平时听取汇报,都是给汇报人十分钟时间,要求汇报人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把问题说清楚,这也使研究所形成了一个高效务实的习惯

昝凌学习勤奋,工余时间手不释卷,这是他给大家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他精通英语,又在繁忙的工作中自学了俄语。他工作起来简直不知疲倦,常常不过半夜绝不休息。平时他脑子里总是装着问题,出差途中也不放过思考的机会,抓紧每分每秒,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工作。

其实,昝凌的身体并不好,在他的档案中身体状况一栏,多次填着:“平常”,“不强,胃病”。中年以后,他好几次因右上肢发麻住院,经常大瓶小瓶地吃药,但他都顾不上休息,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心扑在航空事业上。昝凌工作这么忙,妻子昝毓秀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给他买了许多维生素C和烟酰胺,叮嘱他一定记得要吃。

1964年1月,航空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昝凌参加了此次大会,他积极发言,为航空技术献计献策。

工作,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言传身教 对待科研工作一丝不苟

昝凌对待科研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形成了今天自控所追求高标准的企业文化。

当年刚进入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因为试验设备的接线不规范,试验结果常出现差异。遇到这种情况,昝凌亲自坐在大家身边,耐心讲解微电流的影响和接地的重要性,从此只要多台仪器设备共用,科研人员就会注意设备的科学摆放,保证接线清晰规范。

后来随着产品逐渐复杂,试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但七弄八弄又不知为何消失了,这时昝凌总是要求大家人为再现故障、明确原因后主动排除才能放过,丝毫不含糊。在他与大家相处的十多年里,凡受过他技术指导的同志通过后来的独立工作,无一不说从昝凌的作风、品德等方面受益终身。

 在技术方面,昝凌是618所的领头羊。他知识渊博,并且善为人师,经常亲自指导年轻人开展工作。

当时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没有任何经验,设计工作全部是从头学起。当大家终于把621驾驶仪研制到试飞准备阶段时,曾经加工了一个电台。在地面做装机试验的时候一切顺利,但只要装载到飞机上进行试验就不正常。操纵横侧向的时候,纵向也会跟着滚动,操纵纵向的时候,横侧向也会跟着滚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被这个问题困扰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这时,是昝凌根据他在国外的实践经验向技术人员提出了干扰的问题。当时,技术人员对于干扰现象没有任何概念,学校里也从来没有学过,可以说还是一窍不通。昝凌用实际现象解释说:我们做的是交流不是直流。

原来在装机试验时,由于经验不足,技术人员将电源线、功率线、信号线没有进行区分,一股脑地全部捆在了一起。大家并不清楚导线之间存在着电容,电容对高频是相通的。当电线捆在一起时,电容量就加大了,足够传递一部分信号造成试验失败。昝凌指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所有的导线进行区分。

但是飞机上场地有限,如何既区分导线又节约场地呢?于是,昝凌亲自画图指导技术人员哪些地方该屏蔽,哪些地方的电源线和功率线需要分开,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请172厂加工了一组套管,终于达到了屏蔽的要求,试验成功了。

当年这群几乎摸不着门路的年轻人能将621自动驾驶仪研制出来,的确离不开昝凌手把手的教导,他是大家的良师益友。

昝凌所领军的专业是飞机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航空事业未来发展着眼,他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构建。早在1959年底选定了新所址,开始筹建三零所时,他就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进口必要的机床设备、甚至特种小锉刀,建成当时最先进的超净厂房,为科研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早在1961年,三零所就成立了“航空仪表”“ 自动驾驶仪”“ 微电机”“ 遥控遥测” 四个专业研究室和有关辅助科室,为主机开展如惯性导航等预先研发工作,及时有力地配合了主机的研制。

当时飞机的信号传感器布局较为分散,昝凌及时组织研制出了我国自己的“高度速度中心仪” ,装备歼8飞机。导弹所提出6个月需要两个特种电机,可是当时只有样机,没有任何数据和资料。昝凌从试验、设计、工艺、加工各环节领导组织严密协调,3个月就提交了产品,令协作者大为赞叹。至今,从前与他联系过的主机所的同志们仍然印象深刻,说他将工作中的一切都视为自己的责任,协作时只问要求,一切以干成事为目的,丝毫不讲条件,令人无比敬佩。这种“想大事、做实事、干成事”的精神,至今仍在自控所不断传承和发扬。

凡是接触过自控所人的人常常会感慨地说:“你们自控所的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实干、不做到最好就誓不罢休的劲儿。”

昝凌对工作主动开拓,不仅重视机载设备课题研制,而且重视基础部门建设。早在1964年,昝凌就调人去标准化部门工作,大家以为那只是搞搞螺钉螺帽,十分不以为然。昝凌亲自向大家畅谈了对飞机仪表规划设计的设想,后来在收集国外资料时,大家才知道这就是仪表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工作,不禁对他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开始了,昝凌没能看到成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航空部成立了标准化机构,在反复做通仪表工厂认识的工作后,1974年才终于由自控所牵头完成了第一个“航空仪表专业部标准 ”, 这在其它专业中还是比较早的。

  这一切,无不体现了昝凌的执着创新、科学严谨、重视人才和技术上的远见卓识。

“和谐关爱”的家文化  对待同志像春天一般的温暖

 昝凌责任心非常强。他是河北地区的人大代表,每次开人大之前,不管事情有多忙,他都要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他每天晚上12点之前从没有睡过觉,经常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早晨还起得很早。他身上的病比较多,警卫员王宪林常常看到昝凌带着大瓶小瓶的药服用。

 有一次昝凌去大连出差,在颠簸的火车上还在不停地写,看着昝凌忙碌的身影,王宪林心疼地说,昝所长你怎么不休息?他却说,小王你不知道啊,我时间不够,根本忙不过来,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信任和荣誉,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不工作不行的,一定要完成的。

昝凌等老一辈航空人对待工作就是这样,执着热爱,无怨无悔。

这是1965年,昝凌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妻子昝毓秀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工作,是小儿科的教授,医术高明,找她的患者们特别喜欢这位昝大夫。回到618所里也是,到处都是找她看病的人。偶尔在周末回到户县的所里,几乎就不能在家里待,都是到各家串着给小孩子看病,好多疑难杂症都是她诊断出来的。昝毓秀在研究所群众心目中的威望也是非常高的,大家非常尊重她。

而昝凌好几个礼拜才顾得上回西安一趟,当时所里给昝凌配了一台华沙小轿车。昝凌每次回西安,都要顺路捎上几个同志,平易近人的他说,反正车上的位置空着也是空着。好多人开始还不敢去坐,后来昝凌说一定要带人,大家就都纷纷坐他的车。当时有位姓李的女同志还晕车,路上昝凌就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耐心地等小李吐完了才上车继续开,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

昝凌待人和气,谈吐幽默,非常关心员工。他每次从国外回来,都会自掏腰包,给工人们买一些像胶带、小螺丝刀等国外出产的非常好用的工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还没有见过现在装备时用的胶带,他送给工人们以后,绕线时可以用来固定线圈,可以把纸卷到导线上做记号,大家珍贵得如同宝贝。昝凌并不抽烟,可是他还会特意给大家从国外买一包骆驼牌香烟,遇见会吸烟的同事,就发上一根。他非常平易近人,员工们都尊称他为“昝公”,叫得很亲切。

昝凌经常下车间、下基层,询问职工的工作与生活。每到春节,他都挨家挨户到各家去拜年。金根福是当年所里的八级钳工,昝凌一直对他十分敬重。有一天晚上大家伙儿在操场上看电影,昝凌让警卫员专门搬来椅子,给金根福师傅坐。因此大家也很尊重金师傅。昝凌的人格魅力温暖和感染着全所每一个人,大家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密无间的和谐家文化传承至今。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小培正在办公室消化设备英文说明书。那时,西方国家正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购置设备十分困难,难得在昝凌的精心安排下,所里购置了许多先进设备,甚至有不少人都慕名来所里参观,负责机床管理的王小培非常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和当时的很多技术人员一样,王小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俄语,中学时学过的英语已有些生疏了。王小培一手拿文件,一手翻字典,埋着头逐字逐句地摸索着万能铣床的操作方法。这时,一双灰色布鞋映入了视线,浅灰色中山装已洗得发白,高高的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王小培见到了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昝凌——一位大人物。那时的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工程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研学者。他看着王小培手中的英文说明书,和蔼地问道“你学过英文吗?”王小培有些紧张地点点头,说:“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些,现在正琢磨。” 他拍拍王小培的肩膀,鼓励这个年轻人说:“要好好学英语,英语在工作中用处很大,在研究所工作,不懂英语是不行的。”后来,王小培听说自己负责管理的德国、瑞士的先进设备都是昝凌想方设法突破贸易壁垒从国外购买回来,再加上618所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不仅使所里的加工工艺提高很快,而且对整个机床工艺的发展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有一次员工们研制小坡度模拟器,需要在一定高空上进行变化。在向昝凌汇报时,大家根据需要提出了新设想:在一个容器里面打开一个膜,模拟器从两边同时出来,推到设定高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变化。昝凌听了以后说,你们年轻人很有创意,科技就是这样,首先要有想法,然后才能一步一步进行。在他的鼓励下,技术人员又改用涡轮管做推动动力,将初始的锚点到漂移的过程利用一个光学传感器改进成自动跟踪,实现点到哪里就自动跟踪到哪里。以前的跟踪只是利用定位仪模拟输出角度,在大家的改进下实现了光学变化。随后,他们又加装带音机构,研制出闭环小坡度模拟器,获得了科技奖励。

从此后,王小培对科研工作更有了钻劲儿,对来之不易的设备更加珍惜,对学英语的兴趣也更浓了。在昝凌的带动下,所里的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学英语,而且对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966年5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员工们在618所(李家庄原址)后面的副业组敲石子,为基建准备石材。分配了任务,大家就分散开来干了起来。正在这时,昝凌来了,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手上戴着线手套,拿了一个小木凳子,一边走一边跟在场的同事们打着招呼。走到陈筱雪身边,他坐了下来。陈筱雪有点紧张,平日里只是听到昝凌的大名,今天昝凌副所长就坐在她旁边跟大家一样敲石头,不会是在做梦吧。

陈筱雪赶紧跟昝凌打了个招呼:“昝所长,您也来了?”昝凌点头微微一笑说:“我们也要为所里的基建工作添一点力呀!”一边劳动,昝凌就一边跟陈筱雪聊起了天:“你叫什么名字呀,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 陈筱雪回答道:“我叫陈筱雪,来自西安交大电机专业。”“哦,西交大。” 昝凌点点头,又问了一些有关陈筱雪的毕业设计内容等问题,陈筱雪一一作答,顿了一会他又发问“你为什么不去205组(驾驶仪室微电机组)呀?”

 陈筱雪支吾着无从回答,因为自从她到所后就没考虑过到那个室。当时的情况是:下放劳动完了以后就按所里干部科的要求各自到科室报到,其中有一些人分到了三室(微电机室),而那一部分人都去了兴平115厂。干部科的人跟陈筱雪谈话,希望她留下,陈筱雪自己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想法挑科室。所以最后陈筱雪就说了句“我服从所里的分配,到哪里都一样的。”这次谈话就暂告一段落了,陈筱雪也没往心里去,只当是昝所长跟她的一次随便聊天,没多想。她只感到昝所长并不是看上去那么严肃,还是挺和气的,对年轻人十分关心。

6月份的时候,陈筱雪等人结束了所内四清工作。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一方面室里“革命群众”要“造反”,另一方面原来的机关还在按原领导安排意图在实行干部任职调动。

一天,室里来了一位新领导,他叫陈景杨,是从原四室调来的,干部科的任命书是任六室主任。他是一位尖子式的人物,原来学的工程物理,因为国家计划有变化,来到了618所,分到四室搞通讯,具体的工作是天线的研发。天线的工作是要做大量电磁场的分析、计算。专业内容与他学校所学的用当今的话来说“全不靠谱”,但他照样工作得相当出色,而且试验报告一份份条理清楚,字迹秀丽端正。昝凌对此曾多次在全所大会上表扬过,并且专门把陈景杨的试验报告拿出来展览,报告清晰的逻辑,严密的内容,甚至漂亮的手写字体,都给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大家的日常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令陈筱雪意外的是,陈景杨来时居然还带来了一份关于陈筱雪的调令,要调她到205组去。原来,当年昝凌所长与陈筱雪的简短对话,实际上是在做调查了解工作,即使是在劳动时,他也在筹划所里人员安排的问题。正是他那样的全盘谋划、系统思考,研究所才在组织结构上、专业设置上、技术方向上一步一步走上完善正确的道路,走在国防科技的先进行列。

老工人凌凤兴曾经住在昝凌隔壁的宿舍,平时生活中见到领导总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昝凌每次一见到,就主动和凌凤兴打招呼,显得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时间长了,凌凤兴在他面前也放松多了。

昝凌生活简朴,一心扑在科研上,对生活从不讲究。凌凤兴到昝凌的宿舍里,看到他宿舍里的摆设比自己的还简单,就是一张床、一张椅子、一张桌子,清贫得让人无法想象到这是所领导的宿舍。他平时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山装、一双布鞋,洗得发白、发旧,也没有见他换过几身新衣。他是国家一级工程师,国家每月特供给他一斤玉米油和四个鸭蛋,晚上加班前,他就吃一个馒头夹点儿鸭蛋。

在昝凌的身上有着一种在任何困难逆境下都坚持不懈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使命精神,这也成长为自控所内在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渗入到每一个自控所人的血液中,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然而,此时的昝凌还不知道,中国有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悄悄地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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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含恨离世 徒留一腔航空报国志(1966年——1967年)

 

 1966年,昝凌在部署完了飞控专业项目并初见成效之后,就极有远见地筹建起“惯性导航”这个专业。在我国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国内的各高校当时还没有“惯性导航”这个专业,在国际上也只有美国、德国、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这项尖端技术,而鉴于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对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技术封锁。那时,所内在原来为驾驶仪和其它航空仪表配套的陀螺仪专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惯性导航系统小组,开展前期工作。

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自控所终于有机会拿到了来自越南战场的一套美国LN-3惯性导航仪的残骸。虽然这是一件实物,但只能当作模型来用,因为包括计算机在内的电子线路部分完全烧毁了,根本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参考数据,只有一个平台还算有形,可以从结构上做一些测绘分析。即使是这样,当时大家可真把它当宝贝了,格外地珍惜。为了分析LN-3 残骸,在所里成立了LN-3残骸分析小组,上级领导专门抽调了国内有关院校和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充实到这个小组协同工作。小组成立的那天是1967年5月23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所以后来研制的第一套航空惯导系统用了“523”这个代号。

在残骸分析完成后,所里就着手开始自主设计、研发523航空惯性导航系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国地面计算机还远没有走完模拟机的发展历程,只有在科学院的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才有可能一边研制一边使用数字计算机,那也还是分立元件的地面计算机。从前瞻性考虑,大家还是决定摒弃模拟机的方案,积极开展数字计算机的论证与研发。一台惯导计算机,内存要多大,速度要多高,用分立元件能够达到多少,是否能装到飞机上去,要弄清这一系列问题,决非易事,但又不可回避。年轻的系统设计人员与计算机设计人员密切配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在航空工业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同下,更迭了四台计算机样机,终于将机载惯导计算机研制出来了。1979年成功试飞,成为我国成功研制的第一套机载惯性导航系统,这是后话。

然而世事弄人,正当航空仪表由机械电气化向电子自动化发展时,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的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灾难的一场政治运动。


    昝凌这位为我国航空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技术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被打成“走资派”、“国际间谍”,倍受迫害。他的妻子昝毓秀也受到牵连被打成“特务”,失去了人身自由。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成了没有人管的“黑崽子”,四处流浪,甚至到祁连山去放羊。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防工业整风的时候,昝凌就无端地成为了被整的重点对象。当时阶段斗争的观点,是“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昝凌最后也成了走资派,成了批斗对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使昝凌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他的技术秘书和警卫员都先后被撤走了,身体在迅速地垮下去,看着他独自去食堂打饭的孤独身影,一时间仿佛苍老了很多。

    文革期间,有一次昝凌和他的技术秘书王德金在田间散步,看见一位老农在辛勤劳作。昝凌无限感慨地说:“你看那个农民,戴着个草帽,拿着把镰刀,无忧无虑的,做他多好”。王德金听了,心里无比酸楚。

     政治运动,折磨得昝凌的心太累了,整天写检查、挨批斗、陪斗。大字报、批斗会,无休无止的打击,让他太累太累,他宁愿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内心的追求。可是,昝凌这样一片孤叶,如何在波涛汹涌的政治风波中独善其身?

     昝凌被打成走资派的时候情绪很低落。他对妻子昝毓秀说,如果非说我是走资派,那我就改吧。只要我改,还是好的。我不能自杀,我要是灰溜溜地自杀了,那我就真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了,不行!如果我能改了,还能跟着党走。

     尽管昝凌在政治上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他依然对党无限忠诚。昝毓秀一直在默默安慰和支持着自己的丈夫。

     文革期间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党委被夺权,当时的所党委书记马文奇也多次受到批斗,“靠边”站了。这时候大字报四处张贴,工作队就把昝凌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无比焦虑,被批斗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饭也吃不下,整个人就垮了下来。

    这个情况汇报到了西北工作团,王团长是当年张学良的秘书。王团长听了汇报以后亲自来到所里,说你们怎么把昝凌定为走资派呢?对国家有这么大贡献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是走资派呢?

    王团长握着昝凌的双手恳切地说,听说你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你是个好同志,要好好工作,没有什么事。昝凌听了这话以后深受鼓舞,仿佛比吃什么药都管用,第二天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夹着实验室用的拖鞋,下研究室继续搞科研。

然而,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昝凌被栽赃诬陷成了“特务”,不仅挂牌子、戴帽子受到批斗,还常常作为“陪斗”。1967年9月初,昝凌因为呕吐和腹泻严重,来到西安市四医大,在昝毓秀家中治疗。病情尚未见好转,造反派就强行将昝凌带走了。昝毓秀本想请假随行,但是被拒绝了。昝凌只在家中呆了一天,昝毓秀还不知道,这是昝凌和她两个人在一起的最后一天。

昝凌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却饱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严重摧残。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再次受到批斗,这对一个一心一意把全部精力扑在科研工作上的国家级工程师来说是多么残酷和屈辱的事情。

    看昝凌身体如此虚弱,秘书王德金给他煮了一小锅粥,可是他的家里实在找不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了,就煮了一节莲藕在粥里,端到昝凌的宿舍里去。谁能想得到,这竟然是昝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顿晚餐! 

1967年9月10日中午,就在昝凌刚刚度过自己的55岁生日之后的第4天,他在宿舍里突然感到很不舒服,难受得用拐杖敲打着地板,却没有人理会他生命中最后的呼救。他艰难地刚刚挪出房门,低吼了一声就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猝然地离开了人世,永远地离开了他钟爱一生奉献一生的航空事业,没有留下只字片言。

昝毓秀接到电话,急忙带着儿子赶到昝凌的宿舍,昝凌已经孤独离世了。只在他的厨房的切菜板上留着一小把切了一半的、已经多天未动过的蔫枯了的韭菜!还有半小碗水浸着的泡发了未煮的大米。看来,病重的昝凌多日没有进食了。一个为了人民、为了祖国的事业无限忠诚,以及无限眷恋着亲人——妻子、儿子的昝凌,他想要活下去,却终于未能支撑得住,黯然倒下了,终年仅55岁。

 

     从他倒下的位置人们推测,昝凌发病时可能试图出去呼救,可是才挣扎到门口就永远倒下了。如果当时他身边有个人,也许还能够救得过来。这件事过去40多年了,昝毓秀还一直痛心不已,她一次次说,我真后悔,当时我要是坚持不让他们把昝凌从西安带走就好了!他已经病得那么厉害了呀!昝凌去世的时候,她没有能够陪在自己挚爱的丈夫身边,这是昝毓秀,这个坚强的女人一生的痛。

     昝凌一生坦坦荡荡,对祖国无限忠诚,最后却惶然无助地孤单离世,怎能不让人痛心!

     没有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昝凌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对家人的思念,更多的应该还是对事业的不舍。

     那一天的618所上下特别安静,说笑的声音也没有了,全所弥漫着一股哀痛的气氛,连所里的广播大喇叭也停播了,似乎在默默地为这位老人祈祷。

     全所员工敬爱的老所长就这样走了,大家的心情都无比沉痛。

     后来昝凌的遗体要往车里抬,往西安殡仪馆送的时候,无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不怕被牵连的政治风险,争相来抬昝凌。人们都想赶来再送他们敬爱的老所长最后一程。

     昝凌的宿舍里有一个三斗桌,他去世以后,大家在整理遗物时,在抽屉里面发现他几个月的工资都已经分类整好,其中有党费,都分得清清楚楚放在那儿。昝毓秀说,全部交给组织吧!

    1969年2月,工宣队进所以后,罗织罪名,通过刑讯逼供,在618所制造了一起“昝凌特务集团”假案。他们荒谬绝伦地把一些科研生产会议说成是“特务”会议,把科研协作经费诬陷为“特务”活动经费,把某些产品名称、代号,也当作“特务”的代号、暗号,一个个老工人、老技术员都以“特嫌”的罪名送进了学习班、隔离室,这一假案受牵连的人数占当时所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原党委常委六人中有四人被打成“特务”,四名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全成了“特务”。当时试制工厂的五个工段,从工段长到厂长都被打成“特务”和“特嫌”。在受迫害的人员里,有两人被逼致死,被整病、整残的有多人。

     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夜。狂风暴雨终究会过去,星空最终会回归当初的静谧、璀璨。1978年,陕西省第三机械工业局党组在618所召开了为所谓的“昝凌特务集团”假案彻底平反昭雪大会,昝凌同志及被该假案株连的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被终于彻底平反,历史还原了一个正直、清白、敬业、奉献的航空界元老的感人风采。

     昝凌的夫人昝毓秀参加了这次平反昭雪大会,陕西省三机局副局长谭尚林代表三机局党组宣读了《关于为618所“特务集团”假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对受迫害者在抄家和隔离审查期间遗失的财物,积极寻找,退还本人;对受迫害致死人员进行昭雪,对其家属的生活予以妥善安排;对致残或造成严重疾病的人员,要给予积极治疗,在工作生活上予以照顾。乌云散去,历史终于还昝凌清清白白的一生。

   昝毓秀在心中默默地对丈夫说:昝凌,你看到了吗?政府终于给你平反昭雪了。只可惜你去的太早了。要不然,你就能为你心爱的航空事业再多奉献一些了。你是那么热爱这事业!   


    文革结束后,昝凌冤案获得平反,政府补发了昝凌的工资,抚恤金等一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但是昝毓秀毅然把这些钱全部拿出来捐献给了国家,一分钱都没有留。不怨恨,讲包容,无私无悔,这需要怎样的一种气度和情怀!

昝毓秀说,昝凌在世的时候,出国三年,秘书王德金给她们母子送来昝凌的工资,她都没有要,让王德金把钱带回去,用在该用的地方。昝凌去世了,她更要把他最后的一份收入贡献给国家。如果昝凌的在天之灵知道了,也一定会让她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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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尾声——赤子之恋 永传千秋


    昝凌是新中国航空工业早期的开创者之一,是航空工业知名专家,国家级专家人才。他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机载设备事业的创立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他是自控所的创始人、奠基者。吃水不忘打井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蓬勃向上的自控所!

     他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管理艺术、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尚的人格魅力,是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薪火相传、不断弘扬光大!

     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已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自控所几代人艰苦奋斗,所形成的一种传统、一种思想!更是新时代航空人航空报国精神的最佳诠释。

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尽管而今的年轻同志对他所知甚少,但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来源于他和以他为代表的自控所的创业先驱们的无私奉献!


 

总结自控所的企业文化,培育和进一步发扬自控所五十年跨越发展的优秀文化基因,是我们这一代航空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也是开创自控所又一个辉煌五十年的重要保证!

    昝凌身上所体现出的敬业执着、务实创新、无私奉献、学习进取的精神,不仅是自控所50多年来传承、积淀的优秀文化,也是自控所发展成长的内在基因,更是值得一代代自控所人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铭记昝凌等开拓者们为祖国航空工业创建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而今,当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六十五年辉煌历程的时候,当航空工业自控所已发展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航空机载行业研发中心的时候,40万航空人和每一位自控所航空人将永远铭记昝凌、吴大观等开拓者们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记他们呕心沥血,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对新中国航空工业用智慧、用生命书写下的赤子之恋。


 

航空工业自控所从后海之畔、黄河岸边、渭水之滨、圭峰脚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西安高新区,昝凌等老一辈航空人过去种下的一粒细小树种,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2016年自控所的产值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增长了十倍之多,已经将近50亿元。相信昝凌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他老人家也会很欣慰,很满足了。

仰望苍穹,昝凌,这一颗中国航空机载行业的启明星,永远在熠熠闪光!


昝凌简历

昝凌,原名昝宝生。

1912年9月6日 生于天津市。

1932—1937年 南开大学数学系、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8—1939年 考入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学习。

1940—1941年 任空军机械学校助教、教官。

1942—1945年 任航空研究院航空兵器组研究员。

1945—1947年 赴英国斯派雷(SPERRY)、史密斯(SMITH)仪表厂、克沙(COSSAR)无线电雷达厂、航空部检验所学习。

1947—1949年 任航空研究院电器组组长。

1949—1950年 任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电器组组长。

1950—1951年 任北京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工程师。

1951—1957年 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第三生产处工程师。

1957—1960年 任四局航空仪表设计室主任兼总设计师。

1960—1967年 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自动器研究设计所、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30研究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1967年9月10日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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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传记《凌云志航空情》是献给新中国航空仪表科研机构的创始人、中国飞行自动控制技术的开拓者、航空工业自控所首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昝凌同志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的一份贺礼。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咎凌如同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颗耀眼的“启明星”,在历史的记忆深处始终闪烁光芒。他用生命和航空报国的精神,锻造了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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