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剑

作者:徐秉君


目  录

1、他们的名字叫——试飞员

2、前线急需作战飞机!谁来试飞?

3、“中0101”——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4、由试飞员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员

5、歼-6——中国第一架超音速“万岁机”

6、即使牺牲了,我也愿意承担……

7、对我们试飞员来说,生死问题早已解决了

8、首飞“飞豹”前,他写下了遗书……

9、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

10、军委首长:国家重点工程首架歼-11战机试飞完毕……

11、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12、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神最近的人

13、首届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背后的惊险

14、我请求带弹着陆

15、为了国家的尊严

16、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跳伞

17、每一次重大险情,都无疑是一场惊险的生死博弈

18、“飞鲨”震撼一跃,飞向深蓝

19、悲情也是一种力量

20、目标永远是新高度

21、让中国人的脊梁越挺越直、越挺越硬……

 

剑——它象征的是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尊严,一个民族的自信和勇气,一支军队的军魂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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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们的名字叫——试飞员

剑,是一种最古老的兵器。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剑作为一种主战武器,曾主宰着风云变幻的战场,改变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剑便在人类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作为一种曾经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要武器——剑,早已退出了喧嚣厮杀的战场。但是,作为一种兵器、力量、尊严和信念的象征,剑的影响力仍然在今天的军事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今天的剑,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作战兵器了,而是一种更为宽泛并具有引伸意义的概念。它象征的是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尊严,一个民族的自信和勇气,一支军队的军魂和力量。而更多的比喻则是把“利剑”引伸为最先进的尖端武器,或者是最有战斗力军队。

在所有被称之“利剑”的武器中,战斗机又被誉为“剑中之剑”,由此可见,战斗机在现代武器库中占居多么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战斗机是“七星龙渊”,那么研发制造便是铸剑,而真正磨除瑕疵,砥砺锋刃,则要靠长空砺剑者——试飞员在充满风险、挑战的试飞中完成。

一位航空科学技术发展先驱,德国飞机设计师、制造工程师和试飞员李林达尔说过这样一段的话:“设计一架飞机并不难,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飞行才意味着一切。”这段著名的话,说明了研制一架飞机的关键所在,因而被国际航空界常常引用。

试飞员在试飞过程中担当怎样一个角色?中国试飞研究院专务、《飞行动力学》杂志社社长周自全曾这样评价试飞员:“要把一架飞机从设计理念、图纸,变成一架成品,需要试飞员;要把一架飞机的成品最终变成部队的装备,形成战斗力就更需要试飞员。可以说,没有试飞员中国的航空工业是无法发展的,没有试飞员再好的设计都不能真正变为合格好用的装备。”

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无疑是英雄,但他们却自认为是最普通的人。他们一次次创造航空史上“零”的突破,一次次艰难探索新的未知,一次次挑战飞机的性能极限,一次次发现战机隐含的缺陷,一次次挖掘飞机的最大潜能,一次次在生死险境中挽救飞机,与设计师们完成新型战机设计方案的最终淬火。他们是无畏的砺剑英雄,他们的名字叫——试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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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线急需作战飞机!谁来试飞?

前线急需作战飞机!1951年,刚建立不久的沈阳112厂正在加紧把从苏联运来的米格-15散件组装成作战飞机,同时夜以继日地抢修从前线运回厂的战损飞机。很快,新飞机组装完了,战损飞机抢修好了,可是谁来试飞呢?因为当时新中国空军还没有专业试飞员。

为了解决前线急需,空军决定从作战部队临时抽调飞行员担负出厂试飞任务,试飞合格后就直接把飞机空转到前线机场。然而,这只是应急之举,前线的飞行员本来就不足,作战任务又非常繁重,又怎能随意抽调呢?可是,如果不能把飞机按时试飞出厂,又怎能及时把装备补充到前线呢?

 

从前线选调的飞行员在没有经过试飞培训、没有试飞试验设施,没有试飞经验可以借鉴的艰苦条件下,凭着一种顽强的战斗精神,硬是闯出一条新中国的试飞之路。

 

空军首批进厂修理的各型飞机38架,新建的飞机工厂在缺少技术资料、修理设备、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仅用六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修理任务。特别是一架螺旋桨战斗机损伤严重,因机翼折断,没后备件更换,只好将飞机全部分解,然后仿制出零件进行更换。工厂以同型机的机翼作为标准实样,做出卡板、型架,定出各交点的位置,然后将分解的机翼零件和新制造的零件装上型架,再换上手工敲制成形的蒙皮,重新铆接成新的机翼。

这种几乎是手工制作的机翼,就这样用“土法上马”的办法装上飞机,没有任何检测设备来进行检验,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通过试飞来检测机翼的强度与稳定性,其风险可想而知。但试飞员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升空进行试飞检验。经过试飞员的大胆试飞,最后判定手工制作的机翼,左、右机翼基本对称,在各种飞行状态下均没有发生不平衡问题。

当时,新中国的试飞员就是这样甘冒风险进行试飞,因为他们心系战场,心系前线,为了前线急需的作战飞机,他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进行试飞试验。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飞机出厂试飞问题,1952年3月,空军决定在112厂组建试飞组,直接担负组装飞机和修复飞机的出厂试飞任务。于是,紧急从作战部队调入4名飞行员到112厂,任命刘光泽为试飞组组长,标志着空军第一支试飞部队的创建,并担负起繁重的试飞任务。

由于新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都处于初创阶段,条件十分艰苦,再加上朝鲜前线激战正酣,飞行员接到命令后,虽然都不愿意离开战场,可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命令,立即带着飞行装具到工厂报道,随即便投入到紧张的试飞工作。他们克服了超出想象的困难,在没有经过试飞培训、没有试飞试验设施,没有试飞经验可以借鉴的艰苦条件下,凭着一种顽强的战斗精神,硬是闯出新中国的试飞之路。

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共试飞出厂各型作战飞机数百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作战。从112厂开工生产至1956年的整个修理阶段,共修理试飞各种飞机674架、发动机105台。为后续仿制和自行研制飞机打下良好基础。

1951年1月21日,志愿军空军与侵朝美军进行了首次空战,空四师28大队大队长李汉,首开纪录,击伤美机1架。1951年1月29日,李汉又在定州、安州上空的空战中击落美军F-80战斗机1架。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取得击落美国空军飞机的胜利,在人民空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李汉成为第一个击落美军F-80飞机的战斗英雄。

1951年11月23日12时45分,空三师7团l大队大队长刘玉堤驾驶米格-15战斗机,在平壤地区上空与美机展开格斗,创一次空战击落美机4架的纪录。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荣立特等功。

王海带领的空三师9团1大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王海本人击落美机4架,击伤5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荣立特等功。

这些战斗英雄驾驶的米格-15战机都是由112厂的前身空军第五厂组装的,并由我们自己的试飞员试飞出厂交付部队的。如今,这些功勋战机披着历史的风尘与荣耀仍然列阵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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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0101”——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对于作战部队的飞行员来说,战机无疑是得心应手的坐骑,也是最亲密的伙伴。前苏联飞行员曾形象地把飞机比喻为自己心爱的情人。由此可见,飞行员和飞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但飞行员驾机的目的却是为了驰骋蓝天疆场,因为在飞行员的心目中“飞行王牌”是实打实的空中较量,所以他们的飞行目标就是上前线,尽管试飞的生存几率要远高于空战,但还是没有人愿意退出战场到后方去试飞。然而,国防需要远远超出个人的意愿。

1951年初,吴克明从航校毕业到部队改装完米格-15飞机后,直接调入空4师10团李汉大队参加抗美援朝。在参战期间,他参加战斗出动百余次,空战10余次,先后击落美军两架F-86战斗机,荣立战功。实战的考验,不仅磨练了他过硬的飞行技术,也使他对飞机有了独特的理解。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他飞行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

1955年11月下旬,吴克明奉命从航空兵16师完成改装飞行训练回来,便接到命令去沈阳市112厂承担试飞的任务。他立即赶到112厂,厂长牛荫冠和党委书记何戈热情地介绍说:“不久,我们自己生产的飞机就要出来了,到时候就看你的了。”接着,吴克明到生产线提前看了工厂用从苏联进口部件刚组装起来的一架崭新的米格-17战斗机。

12月5日早上,吴克明奉命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飞行表演。他驾驶的正是他先前看的那架新组装的米格-17战斗机,当他接到塔台起飞的命令后,立即松开刹车,飞机如同脱弦之箭向前冲去,巨大的加速度把他的身躯压向座椅靠背,飞机在跑道上滑跑了很短的距离就离开了地面。他随即收上了起落架,升空后连续地进行滚转,时而机腹朝天倒飞,时而以最高的速度向前冲去,然后低空通场,高速掠过人们的头顶。令现场的观看的人目不暇接……

 

 

当飞机落地,吴克明兴奋地跨出飞机座舱后,才得知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现场观看飞行表演。刘少奇同志用充满鼓励的口吻说:“飞行得很好!”又问他:“这种飞机好吗?”吴克明连忙回答:“这种飞机很好操纵,性能比过去抗美援朝时使用的飞机要好。”刘少奇同志高兴地说:“当我们有了自己优秀的战斗机,反侵略战争就更有把握了。”邓小平同志也说:“是啊!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

没想到这次出色的飞行表演,就此改变了吴克明的飞行轨迹。由于吴克明成功地完成了米格-17战斗机的飞行表演任务,112厂领导就想正式调吴克明到该厂当试飞员。师长邹炎心里清楚,吴克明是师里的飞行骨干,怎么能舍得放他呢?他笑着对112厂领导说,我们师几个飞行大队长你们随便挑,唯独吴克明不能去。

随即,吴克明被派往东北郑家屯机场为部队改装米格-17战斗机。当时,部队热情很高,改装飞行进度很快。1956年6月初的一天,飞行训练正在进行中,指挥塔台上的李永泰副师长告诉吴克明说,他接到师部的一个电话,邹炎师长在电话中讲:“吴克明你赶快回来,你不回来我就要犯错误了。112厂要调你当试飞员已经报到国防部了,国防部指名调你去负责新机试飞,要求立即去沈阳飞机工厂报到。”

吴克明心里明白,这意味着自己行将离开已经习惯了的部队战斗生活,但感到新机试飞责任重大,心里还是有些顾虑:“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李副师长笑着说:“过去我们谁知道飞行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用说空中作战了,事实是:我们不但掌握了飞行技术,而且还战胜了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接下来,他又说:“不懂怕什么?学一学就会了,我们不都是从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么?”李副师长的一席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信心。他二话没说,当天就带着飞行装具赶到了沈阳112厂。

到了试飞部队,吴克明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压力。面对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怎样去试飞?心里没底,脑子里一片空白,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作为主任试飞员,他既代表空军部队检验新装备,又为航空工业部完成任务,是具有双重使命的角色,责任重大。试飞任务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老试飞员作指导,一切都需要独立自主地去闯!

当时工厂共生产出3架56式(即歼-5)战斗机,其中0101号由吴克明负破坏性试飞试验,0103号为备份机,0102号为静力试验机。正式试飞前,吴克明亲自观看了0102号机的试验过程,当静力试验达到最大承载值时,不到5米长的半个机翼的翼尖居然向上翘起了差不多1米,这让他大开眼界,不仅对国产飞机质量坚信不疑,而且对首飞充满必胜的信心。

1956年7月19日,这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古城沈阳碧空如洗,吴克明满怀信心地跨进“中0101”号“56式”歼击机,让他欣喜地是座舱里全是醒目的中文标牌,因为从他学习飞行到抗美援朝空战,从飞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驾驶的机型不断更换,可是那都是外国的飞机,座舱里看不到一个汉字。眼前的中文座舱让他倍感亲切。

“啪!”随着塔台绿色信号升起,吴克明驾驶“中0101”号呼啸起飞,直冲蓝天。在空中,他驾驶飞机轻盈地划出一道道优美的曲线,表明飞机操纵自如,性能优良,发动机声响韵律均匀有致,表明各系统运作完美。吴克明按任务书规定方案完成了一系列飞行动作,驾机平稳着陆,标着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

随后,又经过数十次性能检测试飞,包括各种极限飞行:如最大速度、最大马赫数、最大高度、最大航程以及各类系统和武器试验等试飞。特别是在试飞过载试验时,既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也没有他人经验可以借鉴,完全靠吴克明自己去摸索。起初,他多次试飞都未能达到过载指标。后来,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飞V型试验,这意味他必须冒着飞机有可能空中解体的巨大风险,但他无所畏惧,凭着长时间的飞行训练和在空战中承受的高过载锻炼,练就的超强体能及过硬的心理素质,他果断通过V型试飞,先后飞出8个过载、一次试飞3次空中停车等极限科目。在他的顽强拼搏下,“中0101”号飞机的各项性能指标全部达到设计要求,从而使我国航空工业和空中力量一步跨入喷气时代。

这一年的国庆节,我国制造的第一批“56式”(后命名为歼-5)歼击机参加了空中阅兵梯队。当“56式”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时,毛泽东主席自豪地对国际有人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他还把这一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都能造了。”

歼-5飞机是我国制造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它的试飞成功与列装,无论是对我军装备建设,还是对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歼-5飞机装备部队后,曾一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军的主力战机,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战绩辉煌,曾先后击落美、台入侵的RB-57A、F-86、P2V、F-4B、HU-16、RB-66、AH-1等多型敌机12架,它作为一代名机,将永远铭刻在我国航空事业史上。

 

(四)

由试飞员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员

1996年8月25日,是空军某试飞大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前来沈飞视察的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上将,专程来到试飞大队看望试飞员和全体官兵,因为这里曾经是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试飞大队全体官兵列队热烈欢迎这位有着试飞员经历司令员,这时他一下子又融入了这个昔日非常熟悉的特殊群体,他亲切地与大家握手,还细心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但最关心的还是新一代战斗机的试飞细节。从司令员欣慰的目光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他当年叱咤风云的试飞英姿……

时空一下子又转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那时,于振武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飞行技术检查主任。

在研制歼教Ⅰ的时候,我国还没有专门培养试飞员的学校,新型飞机试飞只能从飞行部队经验丰富、飞行技术过硬的歼击机飞行员中挑选。经过严格挑选,最后军委确定由时任空三军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年轻的飞行员于振武担任歼教Ⅰ的首次试飞任务。因为当时他的飞行技术一流,而且还是空军的打靶英雄。

在试飞前,设计人员不仅向试飞员于振武详细地介绍了新型飞机设计中考虑的各种问题,而且还让他多次观看了歼教Ⅰ的结构试验机在静力试验室进行强度试验的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一次,当整个结构加载逐渐增大时,于振武亲眼看到飞机结构承受越来越大的载荷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心里便有了底。而当他面对一大堆空气动力学计算数据和试验曲线时,又感慨地说:“没想到这架飞机做过这样详细的技术准备。”从而对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的质量和可靠性深信不疑。在试验加载才超过80%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完成全部的实验时,他就在试验现场正式向组织上提交了早已写好的坚决完成试飞任务的决心书。

 

2004年,中央电视台在制作《中国战鹰探秘》电视片时,专门采访了原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上将,老将军不禁又回忆起了当年首飞歼教1飞机时的情形:“当时国务院、军委确定,任命我为首席飞行员。但大家都在关注这一时刻。这个时刻是谁在关注?工厂里的所有的1万多人,包括职工将近10万人在关注着你成功不成功?这个飞机你悄悄搞出来了,成功不成功?能不能飞起来?这对大家是一个问号,对我们科研人员也是一个问号,能不能飞起来?国务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号,能不能行?徐舜寿设计的第一架飞机就因为飘摆把飞机扔了,这是徐舜寿设计的第二架飞机。”所以,这架飞机的成败就倍受人们的关注。

然而,在试飞前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试飞员身上。这时,无论是领导还是飞机设计人员都在反复叮嘱。老将军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大家都非常关注,有很多人在嘱托我,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这时,另外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现在不需要你们再讲更多的话,他需要非常冷静地思考,给他半个钟头坐在休息室里。’”这才使于振武能够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来思考试飞的每一个细节。

1958年7月26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年轻的试飞员于振武,肩负着新中国的航空使命和全体航空人的重托,非常自信地跨进了座舱。

随着,“啪”的一声,一颗绿色的信号弹从塔台升上天空,在碧蓝的天空上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这既是对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放飞的信号,又是我国航空工业一次历史性跨跃的起飞信号。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这架倾注了新中国航空人心血的飞机!

此刻,于振武全神贯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他目视前方稳加油门,只见尾喷流吹起一股热浪,新型飞机昂首呼啸直射蓝天……转眼之间,飞机就上升到预定高度,旋即便开始跃升、盘旋、通场等飞行动作演示,试飞员以精湛的飞行技术,使整个飞行过程都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以内,随着新型飞机的平稳着陆,它向全世界宣告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首飞成功!歼教Ⅰ型飞机的试飞成功,标志着在新中国航空史上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时,整个机场都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的心情由试飞前的紧张,继而又转向起飞时的兴奋,接着又转向观看精彩演示的激动,最后又转向欢庆成功的喜悦。当试飞员于振武兴奋地跨出飞机座舱时,在场的设计人员和工人们,一齐涌向了这位开创中国自行研制飞机先河的试飞英雄。总设计师徐舜寿眼含热泪激动地和于振武热烈拥抱,两颗赤子之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激动的无言以对,却在心里隐含着千言万语。欢呼的人们不知如何才能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竟兴奋地一次次地把于振武抛向了空中……

 

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试飞成功的消息报到中南海以后,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甚至打算在当年国庆节时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但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复杂,经过通盘考虑后认为,这种新型飞机还不宜公开。周总理深情地说:“同志们干得很有成绩,但我们要留一手,做好点,不要什么东西都给外国人看。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做无名英雄。”但新华社还是为这架飞机的首飞成功发了一条内部消息。

1958年8月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来沈阳参加了歼教Ⅰ的报捷庆祝大会,并观看了飞行表演。经过精心准备,试飞员于振武在空中不仅作了常规飞行表演,而且还大胆地作了一些精彩的低空特技动作,新型飞机忽而俯冲跃升,忽而盘旋机动,忽而大速度低空通场……在飞临观礼台时,突然又作了超低空大坡度小半径盘旋,动作娴熟精准,而且惊心动魄并扣人心弦。精彩的飞行表演,引起了观礼台上叶剑英元帅等首长的赞叹,更引发了现场观众们的一阵阵惊呼。以至于刘亚楼司令员都不免有些担忧,他立即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塔台指挥员,再三叮嘱说:“叫他飞高些!飞高些!”

对于一架新设计的飞机来说,首次试飞仅仅意味着它的开始。从1958年7月26日到8月5日,歼教Ⅰ共进行了8次试飞,累计飞行时间2小时23分,试飞员完成了初飞试验任务。他们对歼教Ⅰ飞机的初步评价是:座舱宽敞,机头下削,视界比当时空军的“乌米格”教练机好。起飞时抬前轮拉杆量大,比“乌米格”容易。滑行很稳。着陆滑跑距离很短。安定性很好,没有很大摆动。最大平飞速度为715千米/小时(真速),高度3000米,最大爬升率为15米/秒。在飞行到700千米/小时左右,出现了脚蹬振动,经多次研究,最后发现方向舵操纵支座没有固定好,而非设计问题……

有谁会想到,这位首飞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式歼教Ⅰ的试飞员,在30年以后,竟升任为中国空军司令员、空军上将,成为由试飞员出身的空军高级将领。

歼教Ⅰ试飞成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先河,而且还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飞机设计专家和航空工业精英,他们后来成为我国航空工业的栋梁,至今仍在为我国航空事业建设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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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歼-6——中国第一架超音速“万岁机”

歼-6飞机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苏联米格-19C飞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其原型机在苏联仅作为过渡机型的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而在中国仿制成功后却成为了守卫祖国领空、夺取中低空制空权的主力战机。由于歼-6飞机装备数量多、服役时间长、再加上战绩辉煌,曾一度在军中流行“歼-6万岁!”的口号,因而被称为“万岁机”。至今,网友们仍尊崇歼-6飞机为“六爷”。

 

1957年10月15日,根据我国与苏联签订的购买供仿制用的米格-19Π型歼击机的全套技术资料和样品的协议,于1958年3月正式开始试制该型飞机。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喷气式超音速歼击机又是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加之“大跃进”年代的影响,所以仿制工作一开始就一波三折。

1958年12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东风103”号飞机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王幽淮。这种飞机自投产到首飞仅用了139天。该型机引进后命名为“东风-103”号机,后称歼-6甲歼击机。但是,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搞“快速试制”并盲目成批生产,致使“东风103” 飞机装备部队后不久就因频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被迫停飞返修。造成了“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严重后果。

“东风103” 飞机试制不久,空军又提出急需大批量的米格-19C白天型歼击机。于是,根据航空工业局的决定,112厂又在“东风-103” 飞机的基础上,改型设计成“东风-102” 飞机,并于1958年12月底完成了“东风-102” 飞机的设计工作。1959年9月30日,“东风-102”号机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成果,由吴克明首飞成功。

然而,“大跃进”和“反右倾”等极“左”思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顾条件推行“快速试制”,尤其是在“东风-103”号机未经生产定型,“东风-102”号机既未经设计定型也未经生产定型的情况下,就盲目投入大批生产,致使已装配完成的100多架新型飞机,因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如期出厂交付空军。

1960年,11月20日,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3年来工厂没有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的事实时,十分震怒和气愤,并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在这次视察中,贺龙由于痛心和震怒,因而始终愤怒不息。

在随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贺龙严肃地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踏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最后,他责令工厂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不能藕断丝连,要下决心一刀两断。

根据军委贺龙副主席的指示和要求,整个航空工业系统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对过去的质量问题下决心“一刀两断”,从而使整个试制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1963年9月23日,优质试制的0001号歼-6型歼击机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仍然是吴克明。紧接着又进行了历时70天的定型试飞。12月1日,完成全部试飞科目。经过各种条件下的试飞考验,飞机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设计标准。

针对作战和训练的需求,有关厂所对歼-6进行了多次改进改型,形成了歼-6歼击机系列,共生产了5205架,其中780架出口到十几个友好国家,受到所在国空军的欢迎。

在初期试制和后续的改型研制过程中,尽管歼-6飞机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并遇到许多技术难题和极大的试飞风险,但这一时期的试飞员发扬战争年代的勇敢战斗精神,敢打敢拼,闯过一道道难关,试飞出我国至今数量最多的一种歼击机,而且在试飞5000余架多型飞机的过程中,从未摔过飞机和发生重大飞行事故,创造了航空史上的试飞奇迹。

歼-6飞机装备部队后,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创下战绩辉煌。歼-6飞机与美国、苏联、法国同代同期的战斗机相比,它的空战战绩最为辉煌。它曾经击落过美军和国民党空军的F-104C、RF-101、RF-104G、F-105、RA-3D、A-6A、A-3B、F-4C等战斗机、侦察机及高空无人侦察机23架,我方无一损失,创造了该型战机空战无战损的记录。

客观地讲,歼-6被称为“万岁机”也是一种无奈的尴尬,因为受政治、经济、技术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在歼-6这块里程碑后,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停滞不前,长达20多年,与西方发达国家一下子拉下代差。当美欧及前苏联都已装备第三代战机后,中国的大部分战斗机部队,仍然都是装备着歼-6。但它却恪尽职守、超期服役守卫者祖国的蓝天,并经漫长岁月的磨砺成就了一代名机。

直到21世纪初,随着歼-10、歼-11系列战机列装,我军装备完成了升级换代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歼-6才完成了历史使命。2006年8月,歼-6飞机整建制退出解放军空军战斗部队行列,2010年6月整建制退出训练部队序列。

 

(六)

即使牺牲了,我也愿意承担……

歼-7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米格-21Φ-13的基础上仿制、发展而成的两倍音速的歼击机,可以担负截击和对地攻击等作战任务。

1962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下令: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13型飞机,定名为62式机。此型号后被定名为歼-7。

196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沈飞视察时要求:“希望1967年把米格-21搞出来。”

然而,仿制米格-21飞机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试图通过提供军事技术援助来改善对华关系。但中方鲜明地提出苏方不再派专家,而且与苏联“只是买卖关系。”可是,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竟欠交256项,原设计强度存在878条错误,给仿制工作带来严重困难。后经补充及四次更改,才完善了全套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1966年1月17日,国产0002号歼-7飞机在起飞线蓄势待发,试飞员葛文墉是从空军首批装备米格-21部队选拔的。这一天,他自信地登上0002号歼-7飞机,一举获得首飞成功。在后续试飞中,他仅用一周时间就飞完了全部试飞科目。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葛文墉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飞行员。

歼-7飞机是在苏联技术资料不完整,没有苏联专家帮助,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航空工业发展道路的情况下,试制成功的。歼-7飞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技术又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自行设计、制造后续歼击机打下了良好基础。

然而,当记者采访葛文墉时,他却说:“其实我没做过试飞员,也没从事过这个职业。”可是,他却是空军著名的试飞英雄。他共飞过中外22个机型,多次完成新机及科研试验试飞任务,因而被誉为是“不是试飞员的顶级试飞员。”

在试飞歼-7飞机的最后一个科目,即飞最大过载时,由于过载表止动螺钉未完全退出,在试飞中出现重大误差,他按表飞到7.2G,可试飞的实际过载竟是9.2G,而这种飞机设计的最大载荷是10.2G,超过这个极限,毫无疑问飞机会解体。好悬那!这次试飞实际上只差“一圈”就可能空中解体。如果止动螺钉再少退一圈,摩擦力必然会增大,要是还按过载表指示试飞,其后果不堪设想。

葛文墉在他的试飞经历中有无数次“化险为夷”,许多试飞业绩已记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架散装件歼-7首飞;第一架国产歼-7首飞;第一次歼-8低空大表速试飞;第一批歼-8夜航;第一批歼-8复杂气象;第一个用“平-中-顺”新方法改出歼-6“螺旋”;第一个在法国试飞幻影2000战机,成为第一个在欧洲上空飞行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第一个试飞美制F-86F飞机,还试飞过美国T-38. T-35、C-2 、A-37等飞机……

特别是在组织试飞A-37飞机时(该机是北越缴获南越的美国战机),当时即没有飞行员手册,也没有使用说明书及操作规程,要把这样一架非常陌生的飞机飞起来,其困难可想而知。可是,葛文墉亲自登机试飞摸索,并带领试飞团队,艰难探索,成功地完成了全部试飞测试任务。

试飞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高风险性本身就充满神秘色彩及许多不确定性。可是,有些离奇不仅竟超出了葛文墉本人的意料,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一次,飞机工厂的一位曾与葛文墉一起参加歼-7试制工作的老朋友给他打电话,不巧,他出差了。可接电话的人顺口回答说:“他不在了。”结果飞机工厂一下子把这句话传开了。最后以讹传讹,竟演化成葛文墉在试飞改装歼-7飞机时遭遇空中停车,为了挽救飞机壮烈牺牲了。接着,厂方有人到北京出差,工人就嘱咐他:“到了北京一定要替我们送一个花圈……”

但这却是一个误传,另一位朋友事后婉转地告诉葛文墉:“工厂的同志给你‘送花圈’来了。”亲友们听说后有些责怪,“怎么会这样?……”葛文墉反倒十分感动,他笑着说:“这是件好事,说明我与他们的感情很深啊!”

在谈到他是怎么面对试飞风险时,葛文墉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老飞行员,我十分希望我们中国的航空工业有所发展,空军有好的装备。每当承担一些试飞任务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我们航空工业的又一进步。我为自己能够在航空工业的前进过程中做一点事而感到高兴,感到振奋。即使有危险,即使牺牲了,我也愿意承担……”

歼-7飞机装备部队后,以其优越的性能,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创造了在高空超音速、大速度差条件下近战歼敌的典型战例,并多次击落敌高空无人机。截止到上世纪70年代初,共击落美军入侵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7架。

歼-7飞机后经过多次改进升级,先后发展了20余种型号,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我空军的主战装备之一,并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还作为援外项目出口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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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对我们试飞员来说,生死问题早已解决了

歼-8系列歼击机是我国首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行设计和研制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第一种高空高速歼击机。这种歼击机,具有中距拦射和近距格斗能力,主要用于要地防空和夺取制空权,并兼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它的研制成功在我国的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在研制过程中却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曾因政治及技术原因险些夭折。

由于歼-8飞机研制正处于“文革”时期,在极左思路的干扰下,在加上技术储备不足,给研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试飞员不惜一切,甘愿冒险进行各项试飞试验,从而使歼-8飞机终于获得新生。

1969年7月5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终于到了关键时刻。

 

9 时03 分,首席试飞员尹玉焕神情自若地跨进了座舱,进行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当他确认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时,便按试飞程序先进行了一次高速抬前轮滑行。这次滑行,尹玉焕感觉良好,随即向指挥员报告:滑行情况良好,飞机状态稳定,速度达到200公里/小时,拉杆三分之二,仅滑行485米飞机前轮就抬起来了,飞机的其他系统都工作正常。听到此报告后,歼-8飞机首飞现场总指挥曹里怀副司令员果断下令:“放飞!”

此刻,在座舱里待命首飞的尹玉焕的心情更是复杂和激动。为了这一时刻,多少航空人为此付出了心血和代价!他暗自下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复杂情况都要确保首飞成功。

9时38分,塔台飞行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只见尹玉焕驾0001 号歼-8 飞机滑向跑道,继而直冲蓝天……转眼之间飞机就升至3000 多米,经过一系列试飞科目检测,尹玉焕激动地向地面报告:“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紧接着他驾飞机又做了2次通场演示,然后平稳着陆。歼-8 终于首飞成功了! 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飞行结束以后,前来观看歼-8首飞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曾绍山、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王毓淮,以及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同志,一起接见了歼-8首席试飞员、指挥员和机组人员。

现场指挥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兴奋地说:“我代表空军党委、空军部队向参加歼-8飞机研制工作的工人、设计员和干部致敬!歼-8飞机是一架好飞机,一定要支持这架飞机!歼-8飞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在中国的航空史上,又增加了新的、光辉的一页。”同时他又令机关:“快向北京发报! 快向毛主席报喜! ”试飞领导小组立即向中央军委并毛主席发了《报喜电》,报告歼-8首飞成功。

7月9日,尹玉焕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飞表演。试飞结束后,在现场举行了“热烈庆祝歼-8飞机首次试飞成功大会”。

歼-8 飞机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自行设计制造第二代战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然而,首飞后的设计定型试飞更加艰难。歼-8飞机首飞成功以后,本应集中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抓紧进行飞机的设计定型工作。可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已经把持军委工作大权的林彪提出大搞运输机和直升机,继而又提出搞垂直起落战斗机。并于1969年8月25日在三机部召开的航空工业会议上布置了研制垂直起落飞机的任务,同时要求把这个科研课题上升为急需研制的型号任务,即:“四号任务”。

“四号任务”的实施,抽调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分散了歼-8飞机的研制力量,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歼-8飞机的研制进程。实际上,这时歼-8飞机的研制已处于半停滞状态,陷入濒临夭折的境地。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才为恢复歼-8飞机的研制带来新的转机。在歼-8飞机进入定型试飞阶段后,首席试飞员鹿鸣东在随后的试飞过程中先后发现,飞机在放起落架、M数0.86和跨音速M数1.24飞行时有严重的抖动的重大问题。总设计师顾诵芬带领设计人员共同查找原因并作了大量地面实验,故障还是未能排除。尤其是在解决M数0.86的抖动问题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造成抖动原因,因而使研制进度也一度受到影响。

面对歼-8飞机遇到的这个一时难以攻克的技术难关,出现了许多消极的声音。如有的人说:“歼-8飞机连超音速都飞不了,还飞什么大M数?”有的人说:“干脆让歼-8飞机作为一架亚音速飞机进行振动试验吧!”甚至还有人说:“算了吧,飞上天叫大家看一下就行了,该进博物馆了!”等等。

在设计定型受阻和受到消极因素严重干扰的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为首席试飞员的鹿鸣东顶住各种压力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态:“歼-8飞机是我们自行研制的飞机,飞机设计人员既然能设计出来,我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是设计定型需要,无论是怎么飞,我都积极配合,即便是为试飞歼-8‘光荣’了,我也在所不辞。”

当时我们国内的实验手段有限,风洞尺寸太小,所以多次地面试验也看不清楚到底振源在哪儿?如果找不到原因,研制工作将前功尽弃。尤其是在确定飞机气动焦点时,当时我国还没有精密的测试仪器,多次试验都搞不准确。面对这一道道难题,怎么办?对于飞机设计师来说,没有任何退路,只有知难而上才是唯一的出路。总设计师顾诵芬便找鹿鸣东商量说:“还是到空中用土办法来试验吧。”鹿鸣东毫不犹豫地说:“顾总,您不要有顾虑,需要怎么飞您就尽管说,我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和配合。只要能早一天把歼-8飞机搞出来。”再也没有什么话语能让这位在文革中尚未“解放”的总工程师感动的了,顾诵芬的眼睛湿润了,还有什么能比试飞员的这种理解和支持重要呢?

按照顾总设计师的要求,鹿鸣东连续数次在空中用放起落架、放襟翼、放减速板等减小速度的土办法,终于搞清了歼-8飞机的气动焦点,这便可以减掉机头里的一些配重,从而使飞机的飞行品质有了很大改善。

紧接着为了验证造成超音速振动的原因,科研人员和有关领导提出,在高空试飞时把方向舵助力器关掉,以检测是否是方向舵引起的振动问题,但这样试飞的风险极大。鹿鸣东在领受这一任务时,坚定地说:“对我们试飞员来说,生死问题早已解决了。设计师要求怎样试,我就去怎么飞。”后经他勇敢地试飞,终于查出了导致飞机超音速振动的原因。

后来,歼-8飞机在一次试飞低空大表速时,又出现了振动问题。飞机降落后才发现竟把垂尾翼尖飞掉了。经分析判断,是由于方向舵阻尼筒阻尼作用不足而引起超音速振动所致。

由于受技术、材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设计飞机时都对飞机的各项性能指标给出最高限度。但理论计算的飞机各项性能指标,必须要经过试飞才能得出验证结果。

极限试飞的风险最大,因而也就更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在歼-8飞机设计定型的试飞中,经过大M数试飞,飞机的最高飞行速度已经完全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但鹿鸣东凭着自己的飞行经验和试飞体会,感到歼-8飞机尚有潜力。因此,为了探索歼-8飞机的最大潜能,鹿鸣东大胆提出在达到设计指标的基础上,再进行探索性试飞。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承担突破极限的试飞风险,而且还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当时的那种政治背景下,只要稍出一点闪失,就可能断送自己的飞行生涯和政治前途。可是,作为首席试飞员,如果不能飞出我国自行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全部性能,他怎能甘心?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他必须甘冒这个风险。因为他觉得只要能使我们自己研制的飞机跨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冒再大的风险也值得。

 

 

经过周密的飞行准备,鹿鸣东便驾歼-8试验机开始了极限试飞探索。当飞机在高空飞行速度达到M数2.0时,飞行状态正常。可是,一旦突破M数2.0时,飞机便出现横向摆动,这预示了方向安定性濒于极限,如果继续加速,很有可能会使飞机失去方向安定性,这样一来就会有导致整机解体的危险。这时,设计人员认为,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了设计指标,没有必要再行试飞了。可是,鹿鸣东认为,还没有飞到速度极限,应该继续加速试飞。经过连续几个起落的探索性试飞,每次试飞结果都超过了原设计指标,最后竟飞出了2.25的最大M数。

随后,鹿鸣东又开始向歼-8飞机的最好机动性和最大升限探索。他冒着飞机随时可能进入螺旋和失速的危险,一次次向极限目标冲击。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坚毅和果敢,飞出了歼-8飞机的最小机动飞行速度330公里/小时,最大升限21400米。先后又进行了大表速、特技、加力边界、升限打炮、升限开关加力、发动机喘振、低空大表速加边条等极限科目和高风险科目的试飞。每一次极限试飞,都使歼-8飞机的性能有新的突破,而这一切是试飞员用自己的智慧、勇气,甚至于不惜用生命冒险的代价换来的。试飞结果表明,歼-8飞机的性能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设计和制造性能优良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空高速歼击机。

歼-8飞机研制成功后,于1980年开始装备部队,后进行过多次改型升级,形成多品种、多用途的系列机型,先后装备部队的有歼-8、歼-8A、歼-8B、歼-8D、歼-8E、歼-8R、歼-8H、歼-8F、歼-8DH、歼-8BH等,成为我空、海军的主战机种之一。

 

(八)

首飞“飞豹”前,他写下了遗书……

歼轰-7“飞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种既能攻又能防的歼击轰炸机,填补了我国歼击轰炸机的空白。该型机从立项、研制、定型,到装备部队,再到改进升级、批量装备部队,并形成令世界瞩目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曾走过一条艰难坎坷的自行研发之路。

197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发展领导小组批准歼击轰炸机——“飞豹”立项,并下达了型号研制任务。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困难,该项目只能“量力而行不断线”,主要是进行总体方案设计、布局和吹风试验等前期工作。

1983年4月19日,邓小平亲自批复“飞豹”继续列入国家重点型号飞机,从而使“飞豹”研制进入一个新阶段。该型机立足于高起点“一机两用”,首次打破我国航空系统一直沿用的原苏联飞机设计规范体系,而是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体系作为“飞豹”的主要设计规范,使飞机设计具有较大幅度的超前性,从而保证了飞机整体设计的先进性。

然而,在新技术应用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新设计的飞机一般新技术的采用量不超过20%。另外,国际上的统计规律认为,当一架新设计飞机的新技术采用量如果超过了40%,那么这种飞机的成功率只有 50%,甚至小于50%。可是我们中国人设计的“飞豹”所采用的新技术竟达40%。总设计师陈一坚认为,追求先进,就要冒50%失败的风险,所有的设计人员都知道有这个风险,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设计再好的飞机最终也要通过试飞来检验。1988年12月14日,对中国航空界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超音速歼击轰炸机“飞豹”将进行首飞。执行首飞任务的是被中央军委授予“试飞英雄”称号的空军某试飞团团长黄炳新。

当“飞豹”战机被牵引到起飞线时,有多少双眼睛在关注着它!国家、军队及中航领导和有关飞机研制厂、院、所领导和科技人员等,都亲临现场观看“飞豹”首飞。西安飞机制造厂一万多员工全部停工,也来到现场观看和见证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首席试飞员黄炳新对这次首飞充满自信,但也做好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临上飞机前,黄炳新把办公室钥匙悄悄交给试飞团副政委周贵鲜,并对他说:“周副政委,今天飞行万一有个闪失,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封信,也可以说是遗书。我飞行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写遗书,因为这次飞行太重要、太关键了……”黄炳新在遗书里写了三句话:一是即使我这次试飞“飞豹”牺牲了,为了国防发展也是值得的;二是里面的钱是我牺牲前交的最后一次党费;三是要求家里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周贵鲜听后热泪盈眶,激动地紧紧握住了黄炳新的手……

此时此刻,心里最紧张的一个人就是总设计师陈一坚,因为首飞是对所有研制人员10多年来心血的直接检验,不仅关系到“飞豹”的命运,而且还关系到试飞员的安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住这种巨大的压力,试飞前他特意叮嘱女儿带上一瓶“救心丸”,万一他顶不住就给他嘴里塞上“救心丸”。

起飞时间临近了,黄炳新激动地跨进“飞豹”座舱,这时满头银发的总设计师陈一坚再次紧握黄炳新的手说:“老黄同志,拜托你飞我设计的飞机!有把握完成任务吧?”黄炳新回答说:“陈总,请放心,只要飞机空中不解体,只要飞机上的两台发动机有一台在转,哪怕其它仪表全部失灵,我也保证能把它飞回来!”

“啪!”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黄炳新驾机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直射蓝天。起初,试飞比较顺利,按首飞预定方案,他驾机飞到预定高度,改平后进入航线盘旋,然后按试飞方案检测各系统的工作情况。

 然而,在飞机着陆时,前起落架发生“摆振”,导致飞机振动,座舱仪表模糊……黄炳新没有想到首次试飞就遇到这样的险情!

黄炳新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试飞员,他立即按特殊情况处置预案采取紧急措施……“飞豹”终于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凝聚了航空人10多年心血的飞机终于首飞成功!

 

试飞现场的人群一齐涌向“飞豹”,涌向正在走下飞机黄炳新。人们挥动着鲜花无法隐忍那种惊险之后的激动,总设计陈一坚流泪了,试飞团副政委周贵鲜流泪了,黄炳新的爱人陈文惠也流泪了,而我们的试飞英雄黄炳新更是泪如泉涌。此时此刻,谁人能不为“飞豹”成功首飞而落泪?

进入试飞试验阶段后,“飞豹”更是险象环生。在研发过程中,由于“飞豹”采用新技术和成品件占的比重大,相对而言出现的问题也较多,但是并没有出现致命的、颠覆性的缺陷。可是在后续试飞时,“飞豹”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只要飞机一飞到0.95到1.05这个马赫数区间,方向舵就开始了莫名地振动,结果导致全机出现抖振,最后振得飞行员连仪表都看不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那么就可能直接危及到“飞豹”的命运。

经过改进和两次试飞,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决定再度进行试飞测试。1992年8月19日,黄炳新和杨步进驾机对“飞豹”再次进行探索性试飞,机上带有4枚导弹,试飞时间为30分钟。当“飞豹”飞到5000米高空时,飞机又出现严重振动,机身剧烈抖振就像要散架子一样,当表速飞到1150公里做俯冲向左盘旋动作时,黄炳新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他以为是出现发动机停车故障,可是一看发动机运转正常。于是,他让后舱的杨步进检查是不是外挂导弹掉了,经查4枚导弹悬挂正常。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响声呢?黄炳新边想边调整飞行状态,当他用脚蹬右舵时,却发现飞机根本就不听使唤,就像一头失去控制的猎豹高速向前冲撞,黄炳新迅速作出判断:飞机失去了方向控制!很可能是方向舵出了问题。实际上是飞机的方向舵已经飞掉了。

飞机方向舵是用于控制飞行方向的,如果飞机失去方向操控,就如同高速行驶的汽车方向盘突然失灵,其后果可想而知。此刻,失去方向舵的“飞豹”正像一个跌跌撞撞的醉汉在空中摇摆飞行。又一次生死抉择摆在了黄炳新面前,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弃机跳伞无可非议,他只要伸手一触弹射救生系统按钮,即刻就会转危为安。但他不甘心“飞豹”就这样夭折在自己手里!

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飞豹”飞回去!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却是后舱战友的安危。他对后舱的杨步进说:“老杨,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就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报告一下。”杨步进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伞,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

这时,飞机已严重失控,没有方向舵的飞机非常难以驾驭。但经验丰富的黄炳新异常沉着冷静,他尝试着用副翼控制方向,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的作用下,极力控制飞机摇摇晃晃向机场飘去。为了避免引起地面人员的紧张,黄炳新没有把飞掉方向舵这一重大险情报告地面指挥塔台。

当“飞豹”飘飘悠悠地终于降落在跑道上后,飞行现场的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看到黄炳新飞回来的竟是一架已经没有方向舵的飞机。黄炳新不仅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而且他的这种壮举也震惊了世界航空界。

事后,总设计陈一坚分析研究了试验数据,很快就找到了原因,然后对飞机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并攻克了“飞豹”在临近和进入超音速区间,出现振动的这一反复困扰的技术难关。

在历时10年的试飞试验中,试飞员们先后经历了飞机振动、方向舵飞掉、空中漏油、首次实弹演习遭遇突然变故等重大故障和险情,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研制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总设计师陈一坚和试飞员们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缩,他们始终坚持按科学和规范办事,以极大的热情与科研人员奋勇攻关,直至问题彻底解决,从而一次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飞豹”。

最后经过1603架次的试飞试验,“飞豹”终于完成定型试飞,成为中国一个全新的机种,并填补了中国歼击轰炸机的空白。

“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的飞机研制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完全自主研制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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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

2007年1月5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中航工业正式向外界披露了世人瞩目的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战斗机。歼-10项目行政总指挥刘高倬接受在媒体采访时自豪地说,在国外军事技术封锁的大背景下,歼-10的研制成功,实现了中国战斗机由二代向三代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中国的军事装备和国防科技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猛然看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很大的代差。于是,我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方针,开始自主研制与世界主流相当的第三代先进战机。

1986年1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批准新型战机研制方案,并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文件,批准歼-10立项研制,代号为国家重点工程“十号工程”。至此,我国航空工业开始正式步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研制第三代先进飞机,可供借鉴的东西太少,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开拓,去创新,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研制之路。当时我国的基础非常薄弱,很多先进技术我们国家还没有,同时也缺乏对新一代飞机设计、制造、试飞等技术的预研开发和技术积累,在新机的设计过程中,甚至在许多概念上都需要重新建立。尤其是缺乏符合新机研制需要的试验、试制、试飞等多种重要设施,加之当时国家经济困难 研制经费投入缺口很大,让人难以面对的是总设计师宋文骢和他的团队还要忍受人们对新机研制各种非议和怀疑。这无疑加大了新机研制的难度和巨大的风险压力。

但是,这些超乎想象的困难和压力,非但没有压倒他们,反而却成了他们锐意进取的动力。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总设计宋文骢潜心钻研航空领域前沿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大胆吸收引入当今世界先进的飞机设计理念,立足于在高起点、高性能、高品质上设计一种高性能价格比的新一代先进战机——歼10。

歼-10飞机由16个大系统、91个子系统组成,涉及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化工等行业和军队的120多家单位。针对新一代战机的研制特点,宋文骢大胆地进行管理创新,建立起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体系和措施,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例如,他建立起严密的重量控制体系,在国内飞机研制上首创重量承包先例,使歼-10飞机的实际重量比原设计目标重量减轻了26公斤,创造了重量控制的最优记录。

歼-10飞机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性能先进,可以与世界发达国家主战机种比肩,同时歼-10的研制也为后续机型的发展搭建了平台。

 

1998年的 3月23日,第一架歼-10飞机昂首峭立在起飞线上,蓄势待发。为了这一天,航空工业上百家企业、厂、所的科研人员和员工为此已付出了十几年的艰苦努力。为了保证首飞成功,拟定的5位首席试飞员,集中在驻地实行了3个月的封闭管理和试飞前的最后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功首飞这一刻。

究竟谁是歼-10飞机首席试飞员?这是所有参研人员最关注的一件事,因为首席试飞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歼-10的命运。在决定试飞前夕,雷强最终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歼-10首席试飞员。对于雷强来说,能够担此重任既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责任。领受任务后,他把所有能做好的准备都力求做到极致。他暗下决心,只要飞机不在空中爆炸,就一定把首飞任务完成好,并把飞机安全飞回来!

首飞这一天,雷强起的特别早,一看天气很好,心情也格外爽。可是,吃过早饭后,天气突然变差,达不到开飞的条件。首飞要求云底高度大于3千米,能见度大于5千米!可这时能见度还不到2千米。于是,整个试飞现场都陷入一种漫长、焦灼的等待……

下午3点30分,天气转好,雷强穿好抗荷服后准备登机,参观首飞的总部和空军首长、航空工业部门的领导、总设计师、成飞领导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试飞大队政委等都前来为雷强壮行。由于心情激动造成的紧张,雷强的脸都涨得通红,试飞大队政委见状问他是不是有些紧张?用不用检查一下,量量血压?雷强毫不掩饰地说: “这时候全身沸腾,热血都能从天灵盖冲出去,血压怎么可能不高?量一下脉搏还可以。”然后,航医给他边走边量,测量数据是一分钟150多次,政委很惊讶。雷强却解释说:“这很正常,这种事情谁碰到都会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这可是许多人十几年的成果,就看接下来那十几分钟的效果了。”这时,总设计宋文骢走了过来,沉静的对雷强说:“就看你的了!”雷强边走边说: “宋总您放心,就是我雷强断胳膊断腿,我都会把飞机给你飞回来!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心血努力,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宋文骢顿时激动的热泪盈眶。

雷强对飞机进行了最后检查后,这才坐进了歼-10飞机座舱,当他转头向外看时,地面有些人忍不住开始抹泪了。雷强心里突然一震,飞行了20多年他还没经历过一上飞机就有人哭的场面,他心里顿感很难受,但绝对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而是担心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投入、几十万航空人的心血,毁在自己手里。但他很快就调整了心绪,把注意力集中在座舱设备的最后检查上,检查好后他即向塔台指挥员报告检查完毕,一切正常。指挥员下令:“准备好,开车!”听到命令后,雷强即刻冷静下来,排除了一切杂念,心里只想着飞行动作。当一切就绪后他向塔台报告:“XX请求起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雷强驾机呼啸直射天空,飞机上升到预定高度,他按首飞试飞方案进行一系列动作和科目试飞,改平,加速,减速,模拟减速下滑,接着超低空通场,旋即又做了坡度和滚转响应测试,一转眼就完成了预定的试飞科目,按原计划在机场上空飞完3圈就该落地,雷强发现油料还有剩余,就请示再飞了一次低空通场。17分钟后,新型战机在空中做了一个漂亮的小航线,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整个机场顿时一片沸腾。有多少领导、专家、科技人员、一线员工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走下飞机的雷强却兴奋无比,他看着刚飞过的飞机自豪地说:“这才叫真正的战斗机!”

首飞成功了!人们拿着鲜花簇拥过来,热烈地与试飞员雷强拥抱,此刻谁人能不流泪?这泪水隐含着十几年来的多少艰辛!同时更伴随着成功的激动、喜悦和兴奋!

歼-10飞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发第三代先进歼击机的国家,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国防武器装备建设及国家安全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随后,总设计宋文骢是这样评价歼-10的:“……高可靠性、维修性、可测试性的走向成熟,以及飞速发展起来的计算机和计算技术在飞机设计、开发、制造和试验中的广泛运用,由此形成和开发了一代高机动、高可靠性和高综合作战效能的飞机,这就是所谓第三代先进战斗机。这也是对歼-10飞机提出的及其应当完成的历史使命。”

歼-10首飞成功后,引起了各国媒体和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美国《防务新闻》评论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军事技术交流环境的改善,融合众多先进科技并且还在不断改进的歼-10战机久不露面,甚至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心理威慑力量”。

《汉和防务评论》认为,歼-10的出现将更好地贯彻中国空军“攻防兼备”的作战思想。歼-10与苏-30MKK、苏-27一旦同时装备中国空军后,表明中国空军已从以大量的普通战机来战胜敌方先进战机、夺取制空权的“以量胜优”的时代,进入了“以优胜优”时代。

西方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歼-10是“中国迈向航空强国的决定性一步,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毫无疑问,歼-10加入第三代战机序列后即成为我国的主力战机,这就从整体上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空中军事实力,并对我国的国防需要和掌握制空权意义重大。军方一位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环球时报》记者时说,在现代军事理论中,制空权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战场上,谁能夺得空中优势,对战争的胜负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而且,离开了制空权,现代国防中格外强调的制海权也绝对无法实现。一般而言,制空权取决于对空侦察和空中预警、空中战斗、对空防御三方面的能力,而歼-10等第三代战斗机提高的主要是空中战斗能力。

 

(十)

军委首长:国家重点工程首架歼-11战机试飞完毕……

歼-11飞机是我国20世纪末引进俄罗斯苏-27生产线制造的重型战斗机。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借鉴、消化吸收、改进创新,发展生产了歼-11、歼-11A、歼-11B等新型战斗机。标志着我国创新研制第三代重型战斗机的能力有显著提高。这些飞机装备部队后,提升了我空、海军的作战能力。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但历史还是赐予了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前苏联恢复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启动。虽然由于苏联解体使两国的军事合作一度搁浅,但后来俄罗斯承担了所有条约和债务方面的全部责任。因此,我国和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也由俄罗斯接手后继续履行。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中俄双方领导人都着眼于世界新格局和共同的国家利益,不久就建立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因而使得中俄的军事技术合作又步入正常轨道。

其中引进苏-27重型歼击机生产线是军事合作重点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新一代战机研制和生产进度,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尽快把试飞员改装出来。但由于当时国内不具备改装试飞员的条件,因此,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选派付国祥、毕红军、杨秋杰、李国恩等部分试飞员赴俄罗斯进行改装。

俄罗斯茹克夫斯基市格罗莫夫试飞学院是具有国际水平的试飞学院。在改装过程中,俄飞行教官高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作风,过硬的飞行技术等,给中国试飞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俄罗斯军人特别崇拜强者,你不如他,他就瞧不起你;你胜过他,他则尊敬你。第一次带飞时付国祥大队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天的天气不太理想,能见度勉强达到开飞条件。一般情况下,新飞行员改装训练是不宜在这种气象条件下飞行的。可是,自负的俄方飞行教官好像故意出难题似的,不但坚持开飞,而且一起飞就钻到云层里做特技,几个特技动作下来便把飞机交给付国祥不管了。这分明是一种挑战,实际上人家也是在摸我们的底,看看中国空军的水平究竟如何。付国祥清醒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带飞,而且也是对自己飞行技术的一次考验,重要的是还关系着中国空军的声誉和祖国的荣誉。他在心里还真有些不服气,心想不就是复杂气象吗,这难道还能难住我?要不然就妄称是从中国空军王牌师飞出来的飞行员了。

付国祥接过驾驶杆,适应性地做了几个动作,很快就找到了感觉,便开始按仪表作规定的飞行科目,每个动作都力求规范准确。这时,天气忽然转坏,按常规则应该返航,可是科目还没做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退出,尽管无可指责,但对于飞行员来说还是有失尊严的。付国祥毫不犹豫地继续飞行,直到把所有规定的训练科目全部做完,才退出空域返航。返航时完全是在云中飞行,由于是在异国陌生的空域飞行,再加上在云中飞行看不到任何地标,给飞机返航带来很大困难。此刻,教官眼里闪现的那种骄傲的眼神,反倒更坚定了付国祥的自信和勇气。飞临机场时,付国祥做了一个标准的直线穿云,当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时,恰好正在跑道头,这时机场正在下着大雨,他稳收油门、减速、轻柔接地、放减速伞,几个动作有条不紊一气呵成。

随后,毕红军、杨秋杰、李国恩等试飞员也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凭借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顺利完成了首次飞行。当飞机一次次稳稳落地后,俄教官对中国试飞员的出色表现非常满意,并以钦佩的眼神伸出大拇指连连说:“哈啦少!哈啦少!”。接着,俄教官问付国祥飞了多少时间和多少机型,这通常是飞行员之间交流的“名片”。付国祥告诉俄教官说,他自己已经飞了2000多小时,并且能飞12种机型,其他的试飞员的飞行时间也都在1500小时以上,也都能飞8种机型以上,最年轻的试飞员也能飞5种机型。俄方的几位飞行教官都会意地笑了,言外之意是,难怪没能难住你们!一位教官拍着付国祥的肩膀说:“军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珍视自己的荣誉。”付国祥笑着回敬道:“这是军人的骄傲,但表达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俄方教官歉意地与大家握手言和,真可谓是不打不成交,打那以后,俄飞行教官便同中国试飞员们都成了好朋友。在他们的真诚帮助下,试飞员们如期完成了新一代战机的飞行改装任务。


1998年末的一天,一颗绿色信号弹划向湛蓝的晴空,随即国产第一架最新型三代歼-11战机昂首呼啸直射蓝天……

多少希望,多少期盼,多少艰辛,多少奋战,都凝聚在这一刻;北京的目光、军委的目光、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期待着一个新奇迹的出现。

此刻,只见新型战机忽而急速跃升,忽而小半径盘旋,忽而一个漂亮S机动,使现场观摩的人目不暇接,激动万分;紧接着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扣人心弦;低空小速度,又宛如一只诺大风筝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大家一度紧悬的心又得到了片刻的舒缓;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紧急放油,一条银色的航迹宛如一条美丽的缎带悬挂在蓝天……

当新型战机平稳地滑落地面,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人们难以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内,经过各级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一线工人的无私奉献、试飞人员的顽强拼搏,便诞生了我们自己生产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新一代战机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力量具有质的飞跃,必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地区稳定、加快实现祖国的统一的进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几天之后,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举行了隆重的首飞庆典,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等领导同志,亲临沈飞参加首飞庆典,并观看了国家重点工程新一代重型歼击机的飞行表演。

驾驶我国制造的首架第三代新型战机进行飞行演示的,是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大队长。这位曾成长在空军某王牌师的特级飞行员,仍保持着英雄部队的那种严谨细致、勇敢无畏、顽强泼辣的作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是他敢为人先的动力,过硬的飞行技术是他追求第一的信心基础,坚定果断是他果敢的风格。

“军委首长:国家重点工程首架歼-11战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付国祥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洪亮清脆的嗓音,向军委首长报告了新型战机首飞成功喜讯。

军委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军委委员王瑞林、曹刚川等领导同志,代表军委江泽民主席、军委和四总部,热烈祝贺我国新一代战机首飞成功,并感谢试飞员、指挥员和所有参研人员,为研制新一代战机所付出的辛勤的汗水和艰苦劳动。

在庆典会上,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给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贺信。贺信说:“航空工业重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重点工程研制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该工程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水平,贯彻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加快我军武器研制计划都具有重大意义。……希望你们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努力进取,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为我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慰问和关怀,给日夜奋战和顽强拼搏在第一线的参研人员很大鼓舞。

共和国不会忘记,为了早日飞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长空利剑”,付国祥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代价。

在改装过程中,他们分秒必争赶进度,为了按时出国进行新机改装,一门外语的飞行专业术语,他们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给以攻克。这期间,他们对自己实行严格全封闭管理,突击强化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了理论改装。在飞行改装过程中,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给改装训练带来超出想象的困难。时间压缩、科目也相应压缩,这势必影响改装训练的质量。但是试飞员们心里最清楚,无论怎样压缩,国家重点工程的质量不能打折扣。按部就班肯定影响改装进度,惟有突破常规才能保证任务节点。没有训练飞机,他们就加工理论,抓紧地面实习。一旦蹬机,就充分利用每一个有效起落。按规定,新型战机的飞行员,需要带飞完成20个训练起落,才能放单飞。而他们仅带飞了6个起落,便成功地放了单飞,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啊!

新一代战机在他们的顽强拼搏中诞生了。面对他们的是一束束鲜花、一张张笑脸。可有谁能知道他们心中感慨!多少汗水、多少辛酸、多少奋斗、多少风险、多少苦苦探求、多少突破前的熬煎。此时此刻,都化作成功的喜悦写在万里蓝天……

歼-11飞机试制成功装备部队后,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军装备结构,而且大幅度提升了我空、海军的战斗力。特别是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使中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生产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越,并为后续机型的研制和研发新一代战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当我问及付国祥首飞我国第一架重型歼击机歼-11的感受时,他坦然地笑着说,既激动也紧张。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激动的是因为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人家美欧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三代战机的更新换代,可我们一直在二代战机上徘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代差。我是作战部队出身,非常清楚这种代差对未来战争意味着什么,所以期盼着早日换装第三代战机。紧张是因为多少人在关注着这一刻!在国外改装时,人家就曾提出疑问,你们中国有三代机试飞员吗?这是我心中的隐痛!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世界看看中国的三代战机试飞员是什么样!可是,当这一天来临时,我的确有点紧张,因为确实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过,这种状况很短暂,当我跨进新一代战机的座舱后,马上就把精力集中在首飞上了。首飞很顺利,我按试飞计划对各系统进行了检测,完成了所有规定动作,最后平稳着陆。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飞行起落,但却改变了历史。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标志着我们中国也跨入世界三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试飞被称为是勇敢者的事业,但这勇敢的背后却往往与高风险相伴。我与特级试飞员付国祥大校就试飞风险问题有过一次深谈,他的乐观和坦然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笑着说:“生和死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试飞也和种地一样,生就是耕耘,死就是收获,试飞就是劳作于耕耘和收获之间。” 他从试飞员的视角对生命现象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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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飞机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而飞机被列为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飞机发明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尽管由于技术进步,航空发动机不断更新换代,并为各类飞机提供了强劲动力,从而使飞机的速度由亚声速到超声速以至于超数倍声速的飞跃,但是从飞机的发展趋势来看,航空动力依然是制约飞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世界发达国家都把发展航空发动机作为构成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核心技术。

航空发动机既是国家和军事战略的核心技术,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装备水平、科技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据日本业界的一项分析,在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比这一数值上,船舶为1,轿车为9,计算机为300,支线飞机是 800,而航空发动机则高达1400,因而它被称为世界工业产品中皇冠上的明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的战斗机都已普遍开始装配第三代涡扇发动机,世界航空强国也竞相开始为第四代战斗机研制新一代涡扇发动机,而我国由于受“十年文革”动乱的影响,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还一直停留在第二代的水平上。紧迫的国防需求和巨大的差距要求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必须迅速迎头赶上。

据资料显示,全新研制一型跨代航空发动机,一般需要20多年,比全新研制同一代飞机时间长一倍。国外第四代战斗机发动机部件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05年12月投入使用,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周期长达30年。之所以研制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是因为航空发动机不仅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也是试验和试飞出来的。即使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其当前技术水平也不足以完全通过设计分析预测结果。只有经过设计-制造-试验-修改设计-再制造-再试验的反复摸索和迭代过程,才可能完全达到技术指标的要求。由此可见研发全新航空发动机的艰与难。

1987年“太行”发动机正式立项,张恩和被任命为行政副总指挥。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面对紧迫的国防需求和世界航空大国的技术封锁,中国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依靠自己走自主研发的道路。面对一道道技术难关,张恩和带领研发团队,以强烈的责任感、忧患的使命意识和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攻关克难,硬是闯出一条“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创新超越”的新路子。

然而,设计出发动机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随后的生产和试验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而航空界认为,航空发动机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而且还是试验出来的。这是因为一种新型发动机他的实验量非常大,尤其是军用航空发动机,按照目前的技术条件,通常要积累到1万小时的转机试车、10万小时的零部件使用,才能达到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的要求。在研制过程中,通过各类试验,需要对发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其中包括大量的改进设计。应该说,试验过程既是一个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经过数年努力,终于研制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航空发动机。

 

2001年6月6日,承载着中国几代航空人的期盼和重托,装载着“太行”的新型战鹰在起飞线上,准备进行首飞试验。此刻,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它啊!总装备部首长、空军机关、中航一集团、沈飞及航空动力有关厂所的领导和参研的科技人员等,都汇集在试飞现场,期盼和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在这之前,经过一系列严格考核选拔,最后确定由空军级首批试飞专家、空军特级飞行员毕红军担任“太行”发动机的首席试飞员。此刻,他非常自信和镇定,作为首席试飞员,他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与往常一样,他跨进座舱后仍习惯性地向大家招一下手,接着面带笑容做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然后转身驾机直奔苍穹……

在空中,他驾机忽而平飞、盘旋,忽而俯冲、越升,忽而大速度冲击,忽而小速度跟进……那战机就像一批驯服的骏马任他驱使。他兴奋地向地面指挥员报告着新型发动机的空中工作情况:“XX报告,发动机在各种状态下工作良好,特别是空中加速性非常好、低速也相当稳定,大、小转速发动机温度都正常。” 与此同时,地面遥测设备也检测出一组组数据,证实新型发动机各系统工作正常、稳定,完全达到设计要求。当飞机平稳落地后,一项新的纪录诞生了——我国第一台大推力涡轮风扇式发动机首飞成功。

然而,从首飞成功到设计定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地面的试验与空中的状态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因而许多数据和参数都必须要在真实的飞行状态下获取。从研制过程来看,试飞是一个重要阶段,发动机的各项设计指标,必须要通过一系列试飞来测定和验证。也正因为如此,试验试飞也是暴露问题的阶段。在“太行”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曾遇到过各种技术问题和故障200多项,如风扇第一级工作叶片断裂,采取改变“凸肩”设计,改进榫头设计和采取阻尼等多项措施予以解决。轴承故障,通过改善润滑解决故障。涡轮后支点滑油回油温度高的问题,主要在“空气系统”上采取措施使故障得以解决。

一次,毕红军在试飞过程中,出现了空中停车的重大险情,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处置果断,凭借过硬技术,单发一次着陆成功,不仅保住了新型战机和试验发动机,而且保住了宝贵的试飞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了加快新型发动机的研制进度,毕红军对每项试飞计划和内容都要进行周密分析和计算,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对一些单项的试飞内容进行系统整合与合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个有效起落,大幅度地提高了试飞效益。如在某一阶段的调整试飞,原计划需要飞行46个起落,但在毕红军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28个起落就完成了全部试飞内容,不仅加快了整体研制进度,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2005年11月,“太行”发动机迎来了设计定型前的最后一道难关--长久初始寿命试车,从慢车、加力再到慢车状态,发动机试车状态良好,各项参数稳定;11月14日,冲破重重难关的“太行”发动机,完成了型号规定的全部试验和试飞考验,拿到了飞向蓝天的通行证;12月28日,“太行”发动机顺利通过国家设计定型审查,而这一过程经历了18个春秋!2006年3月,“太行”发动机正式定型,并开始批量装备新一代战机,使我军武器装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说,“太行”发动机是我国航空工业产品中一顶璀璨的皇冠,那么,张恩河和“太行”发动机研发团队,以及像毕红军那样的一批试飞英雄,就是摘取这顶皇冠的人。

“太行”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凝聚着几代航空人心血的成果,向世界表明我国的航空发动机,已经实现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从涡喷向涡扇、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的历史性跨越。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大推力航空动力!在这种强劲的动力推动下,预示着中国的航空工业必将走向强大,而中国的战鹰也必将飞得更高、更远…

 

(十二)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神最近的人

飞机的设计、制造、试飞并列为航空工业的三大支柱。试飞是关乎飞机成败的关键一环,而试飞员则是勇敢者的代称,由于试飞员具有高技术、高标准、高风险的职业要求,因此他们被誉为是“刀尖上的舞者”、“和平时期离死神最近的人”。

既然做了试飞员的选择,则把自己命运与装备发展、航空事业、国家安危连在了一起。从试飞部队组建至今,经历了60多年的风霜雪雨,一代又一代试飞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顽强拼搏,使我国的试飞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几代试飞员为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和加强航空武器装备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飞机研制过程中,新机首飞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大量的试飞试验集中在首飞之后。早期的飞机整个试飞时间并不长,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而现代飞机,由于采用大量新技术及当代最新的科研成果,为了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研制试飞周期大大延长,一般需要10-20年的时间,有的甚至更长。这就要求试飞员不仅要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术,而且为了试飞事业甚至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在我国开始自主研制现代战机的过程中,由于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想的干扰下,外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致使探索之路十分艰险。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致使研制工作艰难坎坷。许多技术难点、试验数据都是试飞员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出来的,在诸多新型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试飞英雄。

1976年5月,王昂驾驶歼-8Ⅰ型飞机进行空中炮射检验试飞时,左发动机加速燃油导管突然断裂,右发动机加力电缆烧断,他临危不惧、沉着处置,驾驶空中起火的战机超载降落成功。

 

1978年7月,滑俊在明知某型导弹地面试验曾两次提前爆炸的情况下,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升空试飞,两枚导弹齐射时,右发导弹提前爆炸,驾驶舱被导弹碎片击穿,他仍然驾驶受损飞机安全返航。

1992年8月,黄炳新、杨步进驾驶歼轰-7飞机进行极限试飞时,飞机发生剧烈颤震,方向舵被震掉,失去平衡,他们精诚协作,起死回生,创下世界试飞史上的奇迹。

1993年8月,刘刚驾驶歼-8Ⅱ型飞机进行大M数极限试飞时,由于发动机涡轮叶片断裂,造成飞机空中解体,刘刚为保住试验数据和挽救飞机,光荣牺牲。

1996年11月,王惠林驾驶歼-8ⅡM型飞机空转珠海参加中国首届国际航空博览会,途中一台发动机突然故障停车,他驾驶难以操控的飞机在备降机场紧急迫降,保住了参展飞机。经紧急抢修后,这架歼-8ⅡM型飞机如期参加了航展,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2002年6月,毕红军驾机试飞验证我国首台大功率涡扇“太行”航空发动机空中开车的可靠性。起初,发动机像往常一样工作正常,他按程序做好各系统检查后,便开始验证空中开车,当关闭的发动机达到规定的时间和条件时,他果断地按空中开车按钮,可是发动机没有任何反应,再次开车仍没有反应。突然出现险情,牵动着试飞现场所有人的心。这时,满载的飞机突然失去动力,飞行状态迅即改变,飞行高度也在迅速下降,顷刻间飞机由8500米降至3000米,此刻毕红军异常的冷静,他边报告情况边调整飞行状态,按指挥员的命令和特情准备预案,柔和掉转机头并把飞机对准机场方向,启动应急开关紧急放油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同时做好单发应急着陆准备,所有动作连贯流畅,准确到位。从而保住了宝贵的试飞数据,为分析故障原因和改进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3年10月21日,陈加亮在执行导弹实弹打靶试飞任务时,由于导弹点火后未离梁,导弹推进器喷出的火焰,将飞机左侧平尾严重烧蚀,飞机操纵出现困难,为保住战机,保护宝贵的试飞数据,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坚持驾机返场,成功地化解了一次重大空中险情,不但为国家挽回了损失,也为分析排查导弹故障,以及保证科研项目顺利进行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2006年3月,李国恩在西北某高原机场驾某新型战机准备升空时,右发动机发生故障,加力未接通,飞机单发离地出现10-15度的右侧偏。危险!李国恩迅即进行杆舵一致修同时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当飞机爬升到80米高度时,突然“嘭”的一声,飞机右动机骤然停车,让整个机场上的人们都目瞪口呆!这是一架全状态科研飞机,尽管险象环生,但李国恩只有一个信念,竭尽全力保住飞机,他冒险把飞机飞到无人区投掉副油箱,在飞机超载的情况下驾机安全着陆。不仅保住了新型的科研飞机和新型发动机,而且还保住了全部飞行实验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

歼-10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具有高性能、多用途、全天候的第三代先进战机。当时中国仅有张景亭、李中华、徐勇凌三名国际试飞员,他们责无旁贷地成为歼-10飞机定型试飞的绝对主力。

空中启动是一类风险课目,由于歼-10飞机是单发,一旦启动不成功便直接威胁试飞员的生命安全。这天,张景亭驾歼-10升空到达规定高度,周围全是云,如果试验发生意外,对试飞员将带来更大的风险。为了确保试飞节点要求,他决定冒险“按要求完成试验任务”,飞机在规定高度关闭了发动机,失去动力的飞机急剧下降,一分半钟后,飞机已下降了几千米的高度,到了规定时间,张景亭果断启动发动机,但发动机未启动;再试,还是未启动。这时,飞机已快下降到临界高度,如果再启动不了,后果不堪设想。张景亭不顾个人安危,冷静、果断地进行最后一次启动,飞机终于空中启动成功。

“低空大表速”飞行,是对飞机结构强度的可靠性和颤振特性最有力的检验。作为一类风险科目,“低空大表速”试飞危险性很大,国外在进行新机的“低空大表速”试飞时,曾多次发生飞机空中解体的惨剧。我国在进行同类项目试飞时曾出现过飞机蒙皮裂缝、起落架防护板变形等情况。2003年11月16日上午10时,李中华驾驶歼-10飞机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飞,飞机的下降速度达到120米/秒时,李中华感到就像是坠入了无底深渊,当监视器显示飞机动压已超过了9000时,大家知道,此时的飞机和试飞员都在承受着超极限的巨大过载。随着速度的增加,中国当时载人航空器最快的飞行速度1300千米/小时的纪录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但他继续向飞机和身体的极限挑战。最后,李中华和他的战鹰创造了一项中国载人航空器在大气层中飞行速度的崭新纪录。

现代战机的续航能力是体现飞机作战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新型战机具备空中加油能力后,其作战效能将大幅度提高。因此,人们把飞机的空中加、受油称为国家战略的延伸。当时,只有美、俄、英、法等几个航空发达国家掌握该项技术,而且都被列入对华禁运项目,既引进不来,也购买不到,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研发探索。然而,歼-10飞机在试飞这种“战略对接”却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尽管歼-10飞机在研制之初就超前设计了受油能力,可是真正实现与加油机对接并非易事。在最初的试飞试验中,先后经历多次空中加、受油对接都未成功。试飞员们反复查找原因,仔细研究国外加、受油成功的经验,然后进行密集编队训练,最后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

 

2003年8月23日,徐勇凌用新研究的加油方法首次完成歼-10战机与轰-6加油机的“战略对接”。这次试飞对接成功,不仅加速了歼-10飞机的定型,而且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家战略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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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首届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背后的惊险

人们不会忘记,1996年11月5日,在珠海首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我国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歼-8ⅡM歼击机,它以卓越的性能和矫健的雄姿,引起了国内外的赞誉。可是谁会想到,正是这两架参加航展的飞机,在空转珠海机场的途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

 

1996年10月22日,试飞大队赵士兵大队长和一级飞行员王惠林,分别各驾一架国产新型歼-8ⅡM型战机一起飞编队空转珠海,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首届博览会。这两架飞机将代表中国首次参加飞行表演,因而意义重大。

22日下午,飞机在中转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大约飞行了20多分钟,僚机王惠林突然听到飞机“嘭”的一声爆响,飞机瞬间抖动,他立即意识到飞机出现故障,只见左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转眼间左发动机仪表指针归“0”,随即空中停车。他一边向带队长机赵士兵大队长和地面塔台报告,一边采取应急措施。在接到指挥员的命令后,果断空中开车,第一次启动未成功,片刻又第二次启动,开车成功。然而,当发动机转速上升到60-70%时,左发火警信号灯突然闪亮,王惠林立即收油门关车。这意味着他只能凭单发维持满载的飞机飞行。他看了一下方位,距目的地还有900多公里。这时,他果断决定按特情处置预案,到前方130多公里处的武昌备降机场紧急迫降。

此刻,由于飞机失去左发动力,而且又是满载飞行,使飞机仅能维持不足500公里的时速,而且明显侧滑,像一个失去重心的醉汉难以控制。这时,飞机故障仍在加剧,由于时速降低,他渐渐脱离编队,随即与长机也失去联系,情况越来越危急。按规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可以投掉副油箱,以保全飞机。但当他透过云层俯瞰地面时,飞机正处在一座繁华市区的上空,投下副油箱无疑会给这座城市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便毅然放弃这个念头。当他飞临武昌上空时,因飞机的速度小,飞行高度已由9600米掉到了2000米,可他仍未见到机场,情况更加危急。

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冷静,竭尽全力保住参加航展的飞机。在意志和技术的较量中,他凭着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毅力,驾驶着濒临失控的飞机。为了保持飞机的高度,他采取了一个非凡举动,果断打开右发加力,使飞机加速上升到5000米,这才看清了机场。可是,此刻满载的飞机还不能降落,为了保证着陆的安全,他便冒险单发盘旋耗油。当余油达到允许着陆的极限重量时,他按照地面指挥员的指挥引导,沉着冷静、动作准确,在陌生的机场、飞机满载、单发的情况下,一次对准跑道小速度着陆……

然而,意想不到的更大险情又出现了。由于冷气导管受损,冷气泄漏,致使刹车失灵,减速伞也无法抛放。此刻,他没时间多想,果断使用应急刹车,竭力保持飞机的状态,重心不稳的飞机直向跑道顶端冲去,最终被拦阻网牢牢拦住……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气、甚至不惜生命,保住了代表国家到航空博览会参展的飞机。

几天后,恢复完好的战机如期在珠海航空博览会上亮相,精彩的飞行表演引起世界的瞩目,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此,上级党委授予王惠林“模范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给他荣记一等功。

 

(十四)

我请求带弹着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行。这一天,杨秋杰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他将进行某新型导弹实弹发射试验。飞行前准备时,杨秋杰和指挥员又协同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细节,然后信心十足地登上了飞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新型战机携弹满载呼啸而起,十几分钟后便进入预定空域。这时,他按程序对导弹发射系统进行了最后检查。

“报告1号,系统检查完毕,准备发射。”杨秋杰在向报告指挥员报告的同时也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杨秋杰立即按下发射按钮。可是,信号指示灯没有亮,飞机和导弹也没有任何反应。他立即判断是导弹发射系统出现故障,便立即向塔台指挥员报告:“1号,发射系统故障,导弹未离梁。”

“保持好飞机状态,按紧急处置方案实施。”指挥员随即发出指令。

“明白。”

杨秋杰接到指挥员的命令后,一边调整好飞机状态,一边按紧急处置方案完成一系列操作后,这枚导弹仍未投掉。此刻,情况变得异常严峻,因为这是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型导弹,体积和重量较大,而且又是第一次在空中进行发射试验,所以没有任何处置经验可以借鉴,这就给处理这一重大险情带来很大困难。尤其是启动了发射系统装置后,导弹未能投出,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从理论和设计上讲,这时导弹已处于解锁状态,也就是说这枚导弹随时都可能突然离梁、点火和爆炸。情况万分危急,稍有迟疑或者处置不当就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此刻,杨秋杰却显得非常冷静,他清楚地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甘冒巨大风险带弹着陆;另一种是按有关规定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弃机跳伞,对个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安全和稳妥地办法。可是,这种选也就意味着近亿元的新型飞机和新型导弹在顷刻之间将化为乌有,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损失的试验数据,很有可能延缓新型导弹的研制进程,甚至于使这一科研项目中途夭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杨秋杰作出一个冒险决定:驾机带弹着陆。

决心下定后,杨秋杰一面向地面指挥员请示:“我请求带弹着陆,一定要把试验数据带回来。”一面调转机头飞至机场上空进行耗油,以便尽可能减少着陆重量并确保带弹着陆的安全。


当飞机耗油达到最低限度是,杨秋杰按地面指令作了一个标准航线,驾驶飞机轻柔接地,最后把带弹飞机稳稳停在了跑道上。不仅保住了新型战机,而且还带回了试验导弹及宝贵的试验数据,从而使科研人员很快就查明了导致发射故障的原因,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时隔不久,杨秋杰再次登上新型战机实施新型导弹发射试验,这一次,当他按下发射按钮后,导弹立即离梁,就像一条巨型火龙直射目标而去,转瞬之间就将目标摧毁。

接下来,杨秋杰又驾机进行不同飞行高度、不同飞行状态下的导弹发射试验,连续几次均获得成功。可是,就在整个试验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重大险情。

这一天,杨秋杰驾机起飞再次升空进行空中发射导弹试验。为了保证试验安全和节约经费,一般都是只挂一枚导弹进行试验,但为了保持飞机的平衡,在飞机的另一侧的外挂点上加挂一枚与试验导弹同等重量的模拟导弹,在试验导弹发射后随即也将模拟导弹投掉,当飞机投掉全部外挂时再行驾机着陆,通常这都是基于保证安全的考虑。

这次试验,杨秋杰在空中发射导弹时进行的非常顺利。可是,当他像往常一样再投模拟导弹时,却出现了模拟导弹不解锁的严重故障。后经空中反复应急投弹均未成功,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再次驾机带模拟导弹着陆。

然而,这次虽然是模拟导弹,按常规来讲,由于没有战斗部相对于带实弹着陆应该安全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刻,杨秋杰十分清楚,上次带弹着陆由于有模拟导弹配重,因而飞机的平衡稳定不成问题,只要着陆时保持动作轻柔就行。可是,这次情况可大不相同,因为这是一种体积和重量较大的模拟导弹,双翼挂弹飞机容易保持平衡,如果单翼挂弹则很容易导致飞机失衡。通常在大速度状态下飞机还好控制,如果在着陆时飞机速度逐渐减小时,如果控制不好很容易导致飞机侧翻,一旦失控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但是,为了保住科研飞机和彻底查明导致故障的原因,杨秋杰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再次驾机带模拟导弹着陆。正像杨秋杰所预料的那样,飞机在返航途中由于飞行速度较大,飞行姿态还比较好控制,然而,在着陆时却险象环生。当杨秋杰驾机飞至机场上空时,指挥员向他通报了机场的气象实况,他便正常加入航线驾机着陆,随着飞行速度减慢,飞机的失衡现象越来越重,他尽力蹬舵压杆保持平衡,就在飞机接近跑道头时,突然一股强阵风袭来,飞机险些向一侧失衡,此刻,杨秋杰竭尽全力蹬舵压杆,直至飞机平稳接地。杨秋杰凭借自己过硬的飞行技术又一次化险为夷,为新型飞机和新型导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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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为了国家的尊严

1999年夏天,50多个国家的驻华外交武官前来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友好参观访问,其中有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观看中国自行研制的歼-8ІІM飞机的飞行表演。

执行这次特殊飞行表演任务的是特级试飞员林学本。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安全飞行近2000小时,同时能飞10余种在飞机型,并且多次担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飞行表演等重大飞行任务。但是,给外宾进行飞行表演还是第一次。领受任务后,林学本深知这次任务不同于以往任何飞行表演,因为过去飞行表演面对的都是国家高层领导和国内观众,因而非常自信,每次飞行表演都非常出色。可是,这次面对的全都是世界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或空军武官,其中大部分武官都是飞行方面的专家,这就对飞行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是代表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战机的实力和风采,而且还是一个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任务,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这次飞行表演任务本身,因而责任重大。

 

因为这是临时性任务,事先没有多少准备时间,所以林学本接到任务后,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飞行准备,他仔细研究分析每一个表演动作,力求每一个动作精准无误,同时对飞行表演中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准备了应对突发情况的多种预案,以确保整个飞行表演不出丝毫差错。

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外交武官们乘专机降落在北陵机场。按计划安排,他们在听取沈飞公司有关歼-8ІІM飞机性能情况介绍和参观了地面样机后,便按时来到飞行观礼台。这时,在座舱待命的林学本正在按程序做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可是,就在即将起飞的关键时刻,一个重要仪表突然报故,按常规,必须终止起飞,进行检查排故。这样一来势必要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这一出口型飞机的声誉,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终止起飞还将对国家荣誉和尊严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

在这紧要关头,林学本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按计划进行试飞表演。他在向指挥员报告故障的同时再三请求按计划起飞,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绝非是基于个人的自尊,而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因为对于林学本来说,国家的尊严高于自己的生命。指挥员被他的决心和勇气感染了,同时对他的飞行技术深信不疑,最后果断下达了起飞命令。

只见飞机一声长啸直射蓝天,旋即飞机转会机场上空作低空小半径盘旋,接着就是低空大速度通场、急速跃升滚转反扣、低空连续横滚等一个个高难飞行表演动作,不仅向世界各国武官展示了歼-8ІІM飞机的卓越性能,而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试飞员高超的飞行技术。以至于观礼台上的许多国家的空军武官发出了频频赞誉:“中国飞机,好样的!”有的武官还伸出大拇指说:“中国飞行员,更是好样的!”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高难度的飞行动作都是林学本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在仪表故障的情况下完全靠目视和经验完成的。林学本以自己的智慧、勇气以及高超的飞行技术几近完美地完成了这次超乎寻常的飞行表演任务,不仅博得了世界各国驻华使馆武官们的广泛赞誉,而且以超凡的勇气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十六)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跳伞

蓝天追梦并不像文学、艺术作品描写和表现的那样浪漫,试飞员的蓝天追梦却往往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作抵押,没有人强求他用生命去冒险,可是每当试飞员遭遇空中风险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跳伞求生,而是竭尽全力挽救飞机和保住试验数据,因为那是责任所在。

国际航空界数据表明:一架新飞机从首飞到定型,需要完成1500到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平均17分钟就会发生一个故障。

空中发射导弹试验是试飞科目的险中之险,但是,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报告1号,导弹未离梁,飞机侧偏。”

  2003年10月21日,试飞员陈加亮按下发射键后发现,试验导弹竟没有离梁,红黄色的火焰直接喷到了飞机左侧的水平尾翼上……祸不单行,试验飞机在导弹巨大推力作用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突然侧偏。

  “按应急预案处置。”指挥员果断命令。

 

西北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指挥中心大厅里,指挥员和科研人员正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目睹着万米高空的险情。

  塔台指挥员和保障人员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谁都清楚,已经点火的导弹仍然挂在飞机上意味着什么!

  陈加亮心里明白,“按应急预案处置”的最后关头就是弃机跳伞。可这样一来,凝聚了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新型战机和新型导弹将顷刻化为乌有,而且导弹不能离梁的故障也将成为悬案。

导弹的火焰仍在喷发燃烧,每延迟一秒也就意味着风险指数剧增,谁也不知下一秒飞机能不能承受住?此刻的一秒却是那么漫长,陈加亮抱定“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跳伞”决心,等待!焦灼的等待……虽然导弹的火焰仅燃烧了短短的20几秒,却让人感到像半天那样漫长……

庆幸的是,这枚实验导弹并未安装战斗部。

度过了最惊心动魄的时刻,陈加亮驾驶飞机返航,这时他隐约感到飞机有些异常,凭经验判断可能是水平尾翼出现损伤,这是飞行员最忌讳的特情,尤其是在着陆时,当飞行速度减小飞机就会突然下沉,如果处置不当便会机毁人亡,飞行史上曾发生过许多这类事故。飞临机场时,他做了一个标准航线正常着陆。在临近着陆时,飞机果然急剧下坠,他旋即推油门增速,同时带杆,控制飞机平稳接地。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以后,他才舒了口气,这才发现汗水已经湿透了飞行服。飞行现场的人见状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飞机左侧的水平尾翼竟被被导弹的尾焰烧蚀掉了近一半,陈加亮竟然把损伤这么严重的飞机给飞了回来,除了过硬的飞行技术以外,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难以做到的。他不但为国家挽回了损失,也为分析排查导弹故障,为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极为重要宝贵的条件。

 

而这仅仅是陈加亮飞行生涯的一个小插曲。陈加亮原是空军某英雄部队的骨干,是空军训练尖子,多次参加过空军重大演习,被誉为空军“投弹大王”。他还是我国在高速公路起降第一人,带队参加远程机动和高原飞行。先后被空军授予“模范飞行员”荣誉称号,并被空军评为“学雷锋标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标兵”。调试飞部队后,又成为试飞部队的中坚力量,担负多型新型战机及机载设备的首席试飞员,多次成功处置空中重大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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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每一次重大险情,都无疑是一场惊险的生死博弈

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因而生命是无比珍贵的。虽然,人们都知道生命都有终结的那一天,可又感到那似乎又是一个很遥远的过程。可是,对于试飞员来说就不同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他必须要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问题。每一次未知领域的探索,每一次临界试验,每一次极限挑战,每一次重大险情,都无疑是一场惊险的生死博弈。


 

初春的一天,时任试飞大队副大队长李国恩驾某新型战机计划转场至西北空军某试验基地,准备进行下一阶段的科研试飞。虽然,这是一次执行重点型号新型战机的空转任务,但对李国恩来说,执行这类的重要任务已经不止一次了。因此,他同往常一样胸有成竹地跨进了座舱,没想到这竟是一次难忘的航程。

按计划要求,整个空转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中途要经过西北某机场加油后再直飞目的地。第一阶段飞行很顺利,到达中转机场后,飞机进行再次准备,同时根据航程要求给飞机加满油,另外还加挂了3个副油箱,再加上各种外挂武器及装备,再次起飞属于满载起飞。由于该机场属于高原机场,为了保证顺利升空,一般都是采用加力起飞。

再次准备完毕后,李国恩按程序进行了最后的检查,确信各系统正常后便驾机起飞。14:19分,他松开刹车加油门加速滑跑,油门推到最大位置时,双发参数正常,即开加力起飞。这时,发动机进入加力状态,经查发动机转数、喷口、加力信号灯等均正常。飞机在加力状态下几秒钟就达到离陆速度,正当李国恩准备拉杆升空时,突然发现飞机出现右偏,随即进行蹬舵修正并保持起飞方向,但在飞机抬前轮时,感觉拉杆量很大,前轮抬起困难,旋即扫视发动机温度,发现左发720度、右发635度,立即判断可能是右发加力未点火。

此刻,飞机的滑跑距离已经超过跑道的3/4,已不能中断起飞,李国恩果断决定继续起飞。飞机刚离陆,由于左发在加力状态,而右发加力未接通出现严重的推力差,又突然导致飞机出现10-15度的右侧偏,情况万分危急,因这时飞机刚离陆速度小,而且高度低,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严重后果,甚至于连给试飞员跳伞的机会都没有。不容李国恩多想,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本能习惯,迅即进行杆舵一致修正,同时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

这时,地面指挥员发现飞机状态不正常,立即询问:“XX右发加力没接通吧?”

“是的。”李国恩边处理情况边回答。

“保持好状态。”

“明白。”

李国恩回答完毕后,立即收起落架、襟翼,同时将右发油门推倒最大位置。当飞机爬升到100米左右高度时,右发突然“嘭”的一声发出强烈爆音,飞机产生剧烈振动,右发转数、温度急剧下降,随即停车。在起飞过程中遭遇发动机停车,是最难处置的空中特殊情况之一。因为在起飞过程中,一旦失去动力,由于高度低,给飞行员反映和处置的机会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稍微迟疑和一丝的操作失误就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尽管李国恩成功地处置过多次空中停车之类的特情,但在起飞过程中遭遇这种险情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在高原机场遇到发动机空中停车这种险情,由于空气密度小,所以处置起来比较复杂,更何况是正在飞机起飞离陆阶段,几乎没有处置的余地。

但李国恩却非常沉稳、冷静,他一边向指挥员报告“右发停车”,一边调整并保持状态,同时接通空中点火开关进行迎面开车,随后将油门收至慢车,操纵飞机左转对向机场,关掉左发加力,所有这些动作在几秒钟之内准确完成,但开车未成功。接着,当发动机转数上升到规定值后 ,他关闭点火电门,向前移动油门,发动机转速下降,收油门到停车位,又进行了第二次启动,依然没有成功。就在这时,仪表显示右发报故,判断是右发出现故障,因而不能再行空中启动。这就意味着,李国恩必须要凭借一台发动机在飞机满载的状态下返场着陆。

为了确保新型飞机的绝对安全,经请示指挥员同意后,他决定投掉副油箱返场着陆。可是,正当他准备投副油箱时,忽然发现机下正是几家工厂和一片居民区,便立即改变空投的方向。这时,他一边在空中耗油,一边驾机飞到一座山脊的另一侧寻找无人地带,再行空投副油箱。时间一分一秒地在延续,要知道这时在空中每多停留一秒就对一分的危险,为了保证地面人民财产的安全,他甘愿把更大的风险留给自己。后来,李国恩选择在山北侧的无人地带投掉了副油箱,然而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现在的飞机的重量仍然远远超过允许着陆的最大重量,所以,他还要滞留在空中耗油。就在这时,右发附件又频频出现告警,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必须立即着陆。此刻,李国恩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竭尽全力保住新型战机和新型发动机,以及各项飞行数据,以便于事后查明导致故障的原因。然而,飞机超载着陆的风险更大,但李国恩对自己的飞行技术深信不疑,紧急关头,他立即下降高度作了一个标准航线,按正常方法放起落架、襟翼,驾机轻柔接地,这时右发有关附件全部告警,发动机转数及温度旋即归零,好险啊!

15点14分,李国恩在右发停车、极限超载的复杂情况下,驾机单发安全着陆。不仅保住了新型的科研飞机和新型发动机,而且还保住了全部飞行试验数据,这将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极为宝贵的依据和参考价值。为此,空军首长和机关以及中航一集团有关科研部门的领导,对李国恩不顾个人安危,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驾机单发安全着陆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

在新机试飞试验过程中,李国恩多次正确处置重大险情,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3次获得国家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荣立空军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荣获中航集团公司特等功1次,一等功3次,二等功、三等功多次;空军银质飞行奖章获得者;被总参、总政、总后、总装表彰为2009年度“全军爱军精武标兵”,2010年11月荣膺第六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

 

(十八)

“飞鲨”震撼一跃,飞向深蓝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

2012年11月24日,在辽宁舰上,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飞鲨”在滑跃式甲板上震撼一跃,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海军从这一天起开始飞向深蓝。

歼-15是我国专为航母打造的第一架第三代舰载战斗机,是现代航空母舰的作战利器,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海军飞向深蓝,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大国的战略延伸……

 

歼-15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的消息一经公布,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俄新社11月25日报道,一架中国沈阳歼-15战机已成功在该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上完成起降训练。这项成果标志着中国雄心壮志的航母计划迈出了关键一步,因为舰载机的起降训练是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英国广播公司11月25日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说,作为中国首款舰载多用途战斗机,歼-15可进行制空、制海等作战任务,配挂多型精确制导武器,具备远程打击和昼夜间作战能力。

以色列《防务动态》杂志认为,歼-15舰载机集成了其他中国造战斗机的优势技术,可装备空空导弹和空射反舰导弹。西方媒体猜测,在减少燃油装载量和武器载荷的前提下,采用滑跃模式起飞,并在加油机的保障下,歼-15的作战半径为700公里。

当世界各国媒体聚焦歼-15在辽宁舰成功起降这一热点时,实际上这已是旧闻了,由于保密的原因,人们在新闻和媒体上看到的歼-15已经是在它首飞3年之后的事情了。

时空回转到3年前激动人心的那一刻……

2009年8月31日,在中国北方飞机城的跑道上,一架国产新型第三代歼击机在北方某飞机城的跑道上,蓄势待发。

10 :50 分,随着塔台首席指挥员毕红军的一声令下,这架我国自行研制,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型歼-15战机,昂首升空直射蓝天……

此刻,机场上观礼台上总部、空军、海军首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中航集团、沈飞公司、各有关工厂、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领导、科研人员及试飞现场员工,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战机飞上蓝天,正在期待和见证一个重要的时刻。

转眼间,只见新型战机呼啸低空盘旋而过,紧接着就做了一个垂直跃升,那气势雷霆万钧直冲霄汉;还没等人们从惊喜和震撼中回过神来,战机又来了一个小半径盘旋和S机动,那情形宛如一个漂亮的空中芭蕾旋转;紧跟着就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风驰电掣的轰鸣,让人目不暇接;正当人们震撼不已的时候,战机又来了一个低空小速度通场,宛如一只诺大的鲲鹏,在空中悠闲漫步;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应急放油,湛蓝的天空顿时留下一条壮美的银龙……20分钟后,战机做了一个优美的小航线,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飞机一落地,标志着首飞成功!一个全新的机种诞生了!机场顿时沸腾了,鲜花、掌声、泪水、拥抱,祝贺……

驾驶首架第三代新型歼-15舰载机的首席试飞员是空军某试飞大队大队长、空军特级飞行员李国恩。

各媒体的照相机、摄像机一齐对准了这架新型飞机和首席试飞员李国恩。飞机停稳后,他打开了座舱盖,激动地向试飞现场的人们挥手致意。

这时,中航工业沈飞集团董事长、歼-15飞机设计生产总指挥罗阳走了过来……

歼-15飞机总设计师孙聪走了过来……

他们眼角拭泪激动地与刚下飞机的李国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刻他们没有任何话语,却胜过千言万语,没有谁能体验他们曾经历过的那种艰辛,和此刻的这种成功的喜悦!

“首长同志:国家重点工程歼-15型首架样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李国恩大队长激情满怀,用他洪亮和坚定自信的声音,向总部首长、总指挥、中航工业集团领导和现场参研人员,激动地报告新型战机首飞成功。

一个全新的机种诞生了!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舰载机。

歼-15舰载机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航空装备的研制跨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并填补了我国舰载机机种的一个空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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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悲情也是一种力量

1993年8月28日,试飞员刘刚驾机升空进行大M数试飞,没有任何征兆,只听“嘭”的一声,发动机在空中骤然停车,飞机操控失灵,这位具有近1800小时飞行经验的老试飞员,经历过多次空中停车,都一次次化险为夷。按常规他完全可以跳伞求生,这样凝聚科研人员心血的新机及实验数据将化为乌有,每一次他都把风险留给自己,以保全试飞数据和加快新机的研制进程。 生死之界,就在一念之间。这一次他依然冷静处置,并试图挽救飞机。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正当他竭尽全力挽救飞机时,飞机突然在空中解体,他和心爱的战机一起融入蓝天……

恶耗传来,刘刚的妻子张淑芳当场瘫倒在地,她怎么也不能相信丈夫竟会这样离她而去。因为他答应过她,等下午试飞完后他就去机场旁的小树林抓黑蚂蚁帮她治疗风湿病;他答应过大女儿冬梅,过两天就亲自送她去辽宁大学报到;他还答应过四川老家年迈的父母,今年春节一定回家探亲……

刘刚牺牲后,付国祥代表家属和战友去看的现场。作为试飞员是不宜去看现场的,尽管他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准备,但现场惨状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飞机坠毁在半山坡上,坠机砸出的大坑足有十几米深,周围散落着飞机爆炸的残骸碎片,以及烧黑的树木和焦土,却唯独不见刘刚战友熟悉的身影……留给付国祥的画面就定格于这种惨烈和震撼!

天悲地哀!风嚎云恸!呼唤着英雄的名字……

最令人痛心的是,安葬刘刚时竟没有烈士的遗体,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痛?张淑芳含泪在丈夫的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她对刘刚的战友们说:“刘刚生为飞行,死为飞行,就让飞机与他做伴吧!”

如何开飞?在所有的飞行中最难不过就是面对战友牺牲后的开飞!

“刚子,我们会继续完成你未了的任务,你将永远和我们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付国祥和战友们擦干眼泪,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故技术分析。他们明白,刚子走了,他未竟的事业还要继续,要不然英雄的鲜血就白流了!所以,他们必须接过战友的接力棒。

经过调阅同类特请数据和技术分析,在查明事故原因之后,需要再行复飞进行鉴定。

那么,谁第一个复飞?

第一个复飞日,赵士兵、付国祥、王惠林、林学本等试飞员站了出来,他们都申请第一个开飞,他们要查明事故原因并完成牺牲战友未了的调整试飞任务,并用实际行动告慰蓝天英魂。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付国祥率先驾驶改进调试后的战鹰飞向万米高空,再次向升限冲击,16000米、17000米、18000米,飞机还在爬升……

“18000米,飞机各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当付国祥通过无线电向塔台报告调整试飞成功时,全场一片沸腾。当12架歼-8飞机圆满完成调整试飞后,付国祥默默打开座舱盖,回望蓝天告慰长空,向远去战友的投去最深情的凝望……

英雄远去,可痛在延伸,真情在延续……

 

刘刚的突然离去,给了原本就患病的张淑芳非常沉重的打击,一夜之间她的头发白了,病痛在悲伤的重击下愈发严重。然而,她羸弱的病躯却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她依然像过去支持丈夫飞行那样,继续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这个濒于破碎的家。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她擦干眼泪独立自强;为了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她孤守空房绝不改嫁;为了避免老人伤痛,她向老母和公婆隐瞒刘刚牺牲的消息,多少个善意的谎言,一瞒就是10年;为了替丈夫尽孝,她一直坚持给公婆寄钱,为他们养老送终。

最难过的就是节日和年关,每到这时张淑芳都要编织各种“理由”来向双方老人隐瞒刘刚不能探亲的“原因”。不说实情真是太难了!每当老人追问为什么刘刚这么些年都不回家看看,就算是工作忙打个电话总可以吧?张淑芳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她还要忍痛赔笑解释说,刘刚出国培训去了,或者说刘刚参加了国家的秘密科研项目,就像当年搞原子弹那样,无法同家里联系,等等。好在老人相信儿子是为了国家在做大事,尽管不能见面,但心里还是平添了几分自豪。

刘刚的岳母对这位女婿特别关爱,她像以往一样,每年都要给刘刚亲手缝制鞋垫,她说自己做的鞋垫养脚,女婿最爱穿她做的鞋垫。新鞋垫都快要满抽屉了,她还不停地做。一次家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不慎脱口说出:“你别再做了,他已经用不着了。”老人顿时愣住了,她难过地想到闺女这么些年是怎么熬得?她不顾年迈体弱,从老家乘火车赶到沈阳,来抚平女儿心中的伤痛。

张淑芳的公公终老也不知道自己儿子早已先他而去,这也成了她心中的隐痛。当婆婆也到了弥留之际,张淑芳因病不能前往,便委托家人告知婆婆真相。病危中的婆婆一直在念叨,儿啊,妈妈想你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当家人含泪告诉她:“刘刚早就是烈士了,您很快就能见到他了。”老人点了点头,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走了……

“对于祖国、对于蓝天、对于航空事业,他也许是一个合格的兵、优秀的试飞员;但在我来看,他却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不合格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刘刚的女儿空军某训练基地参谋刘冬元,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的。 “当我穿上了空军蓝,成为一名空军战士的时候,我理解了父亲,并为他骄傲!可是,我在梦里都想叫一声爸爸啊!并告诉他,女儿是多么地爱你呀!”这其中隐含着一个试飞员女儿心中多么沉重的痛和多深沉的爱!

2012年11月25日,沈飞公司董事长、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突然殉职。张淑芳是沈飞的老员工,那一天她在电视上看到这一消息后难过的不停流泪。她对女儿刘冬元说:“冬元,你要记住,一去不回的不只你的爸爸,还有罗总这样的航空人啊!”

翻开空军试飞部队60多年的荣誉史册: 成功试飞160多型2万余架国产新机。据不完全统计,空中各种历险3000余次,果断处置随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重大险情400多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有4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获“一级英模”勋章;有27名试飞员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挚爱的蓝天,而刘刚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悲情也是一种力量,正是由于有这种力量的支撑,试飞事业才得以前赴后继、攻坚破难、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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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目标永远是新高度

在社会上一度崇尚权位和追求物欲潮流的冲击下,毕红军被看作是“另类”,由于对飞行的痴迷,他竟作出令人“大跌眼镜”决定——放弃升迁甘当一名普通试飞员。

毕红军原是空军战功显赫的英雄部队副参谋长,是年轻的后备军官,在别人看来前途不可限量,可他却选择到试飞部队当一名试飞员。当年,为了加速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空军决定从全空军选拔一批飞行技术尖子到试飞部队改任试飞员,毕红军则是候选人之一。在飞行员的眼里由作战部队到试飞部队本身就有很大落差,而由领导干部改为普通试飞员简直不可思议!尽管从师到基地、再到军区空军各级领导都不愿意放人,但这是空军的命令,必须要以全局为重和国家重点工程为重,各级都开了绿灯放人,毕红军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到试飞部队改任试飞员。

一次闲谈,记者问毕红军,凭他的技术和能力要是留在作战部队或许早就该是师长,或许已是将军了,可是在试飞部队只能是默默无闻的试飞员,对当初的选择后不后悔?他淡淡的一笑说,从不后悔!因为我原本就不爱当官,就爱飞行。与其把精力耗费在协调人际关系上,还不如集中精力用在飞行上,对我来说飞行才是我的最爱。


 

一个人一旦专注于他的所爱,必然会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价值。

试飞生涯开辟了毕红军另一段精彩人生……

他,由此成为空军首批3名试飞专家之一;

中国首架第三代重型歼击机首席指挥员兼首席试飞员;

中国第一台大功率涡扇发动机首席试飞员;

空军首次击落超声速目标第一人;

空军唯一一位三次延寿特许飞行的试飞专家,创造了空军歼击机飞行年龄的最高纪录;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荣获国家航空航天最高奖项“月桂奖·英雄无畏奖”……

这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毕红军超乎常人的努力和付出。

刚到试飞部队,毕红军就被选赴俄罗斯执行改装任务。他一边学俄语,一边学理论技术,不舍昼夜,如饥似渴、毅力惊人。不到两个月,就掌握了俄语飞行专用术语。三代新机改装,原计划20个训练起落才能放单飞,毕红军仅带飞了6个起落便第一个破格单飞,让俄罗斯教官萨沙为之侧目,并与他也结下深情厚谊。可是,回国不久,却传来俄教官萨沙在一次试飞中牺牲的噩耗,毕红军泪流满面,为失去一位优秀的教官和同行而扼腕。

试飞无疑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其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未知,有时甚至还要专门试错,这意味着危险指数更高。“每个人都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试飞员的考验更为直接,必须天天面对,甚至是时刻面对,既要有‘明白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要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准备……”毕红军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这样说。30多年来,他身边也有熟悉的战友血洒长空。然而,毕红军却义无反顾,飞行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

国产某新型号的发动机试飞,进入了关键阶段。作为首席试飞员,毕红军驾机验证新型发动机空中开车的可靠性。也就是说要在空中人为关闭发动机,然后再空中开车,以检测发动机的启动和工作的可靠性。然而,当他按程序关闭发动机再重新空中开车时,发动机却没有任何反应。飞机因失去动力,高度顷刻间从8500米掉落至3000米。毕红军冷静地调整好飞行状态,用单发按应急预案把机头平稳转向机场方向,实施紧急备降。意想不到的是,临近跑到又突遇强侧风,使原本就很难操纵的飞机更难驾驭,好在毕红军迅即作出反应,准确操作,保证飞机平稳落地,从而保住了宝贵的试飞数据,为分析故障原因和改进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飞机火控系统实弹打靶,是试飞风险最大的项目之一。某新型导弹空中试飞多种状态实弹打靶时,首飞试验任务压到毕红军的肩上。西北大漠,万米高空,当有人对国产新型导弹可靠性还在怀疑时,毕红军用事实说话,连续试验5发5中!尤其是攻击超声速目标,构成攻击条件非常苛刻,机会稍纵即逝,他首次攻击就把超音速靶机打得凌空开花,成为空军击落超声速目标第一人。他不但采集了各种发射状态的数据,还从适用作战角度提出了多项改进意见和建议,为新型战机火控系统研制的重大突破立了大功。

48岁那年,毕红军到了飞行最高年限。但按空军有规定,首席试飞专家可特许延长至50岁。可是,一转眼又达到了延时年限。这时,装备建设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新机型呈“井喷式”发展,迫切需要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试飞员。于是,经组织严格考核后他再次被批准特许飞行。51岁这一年,毕红军足足飞了109小时,是当年本部队飞行时间最多的一个。后来,空军对试飞员最高飞行年限进行了调整,在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最高可飞到55岁。毕红军又被空军第三次批准特许飞行,成为空军唯一一位三次延寿特许飞行的试飞专家,创造了空军歼击机飞行年龄的最高纪录。

当他最后一次又达到最高飞行年限时,我问及他今后的目标是什么时,他望着天空说:“对于试飞员来说,他的心永远都属于蓝天,目标也永远是新高度。不过我现在可不再是飞行高度了,而是在追求人生的另一种新高度。”

 

(二十一)

让中国人的脊梁越挺越直、越挺越硬……

在常人的心中,试飞员就是具有高超试飞技术的飞行员,完成首飞和各种高难度、高风险的试飞课目就是试飞的全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一代试飞员,不仅仅是飞机试飞试验的探险者,而且还是集飞机设计师、工程师、试飞师为一身的科研工作者。因此,在新型飞机的研发过程中,他们和参研科技人员一样,已经在早期参与其中,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视角眼光,参与设计、试验、评估,在各种试验中发现系统的瑕疵,找出缺陷和故障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意见。


 

2009年7月,李国恩力排众议,带领空军某试飞大队联合某飞机设计所成立了“飞行品质及人机工效联合研究中心”。此后,试飞员通过模拟平台,开始直接参与飞机设计全过程。从而确立了军机设计研究的新理念,创造了飞机设计、使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新模式,在多款新机研制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大大缩短了新机的设计时间。

近年来,我们国家多款新型战机的设计、研发、首飞试飞员都大部分参与其中。某飞机设计所所长赵民在谈到试飞员参与设计时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把飞行体会转化成工程语言与设计师去交流,装备出问题具体原因在哪里,他都能分析很透彻。”

在当今航空界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制造、试飞全过程已成为共识,并已形成一种趋势。由于新一代试飞员是集飞机设计师、工程师、试飞师多重身份为一身的航空专家,因此,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1993年,中国试飞员刚踏出国门,被发达国家嘲笑:“中国有试飞员吗?你们的飞机都是仿制的,要试飞员干什么?”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试飞员试飞的都是人家试飞定型后的飞机。雷强被深深的刺痛,许多中国试飞员都曾被这样深深刺痛过。

为了追赶世界航空前沿,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为了磨砺中国自己的长空利剑,以雷强、汤连刚、毕红军为代表的空军首批试飞专家,和以李中华、张景亭、李国恩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试飞员开始了艰难跋涉。

2011年1月11日,12时 51分,李刚驾驶被誉为“黑丝带”的歼-20,在各媒体镜头的聚焦下,风驰电掣,呼啸而起,冲向蓝天。13时1O分,“黑丝带”翩然而返,以优美的姿态轻盈着地。整个过程历时约19分,歼-20首飞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跨入第四代隐形战机的先进行列。

首飞成功后,李刚感慨地说:“感觉太好了!”不过由于首飞有很多限制条件,所以“不过癮”。


恰巧在这一天,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正好应邀来华访问,因此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歼-20首飞意在向美国展示军事实力。但首飞当天晚上我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即表示,决定试飞时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安排,不针对任何国家或事件。但中国在隐形战机的研发速度确实令美国当局颇为意外,美国智库曾预测中国最早在2020年左右才能研制出隐形战机。然而,这一预测随着歼-20的升空被打破。

时隔不久,2012年10月31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种四代隐形战机歼-31“鹘鹰”,由首席试飞员李国恩首飞成功。从而使中国成为与美国比肩能同时研制两种隐形战机的国家。

两年之后,2014年11月,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歼-31“鹘鹰”向世界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并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让世界刮目相看。

这就是当今的中国速度。仅仅用30多年的时间,中国航空工业就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试飞员也由此站在了世界试飞领域的前端,并可以与世界航空发达国家的顶级试飞员比翼齐飞。

中国空军试飞员特殊的英雄群体,他们承担着中国最新式、最尖端的军用战机的试飞,被誉为是“刀尖上的舞者”、蓝天砺剑英雄。一代代试飞员以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勇气,创造了一个个航空奇迹和经典传奇,以忠诚、责任、担当,在蓝天上书写中国梦、强军梦……

他们以青春、热血、激情诠释着已融入自己血液的试飞精神……

试飞是一种探险。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之路可走,必须要通过勇士的探险实践。飞机的速度极限、升限极限等一个个极限性能数据,都是试飞员用生命丈量出来的。

试飞是一种体验。多少次不期而遇,多少次空中遇险,多少次化险为夷,试飞员都凭借对事业的忠诚,过硬的技术,良好的心态,沉着应对,竭尽全力挽救飞机避免损失,有的甚至为此而献出宝贵的生命。但对试飞员来说,试飞是快乐的,再大的风险与危机也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体验。

试飞是一种追求。人贵在有目标,有目标就有追求,而追求是一种境界的升华。试飞员造就的“火眼金睛”,不是用自己的技术去适应和弥补飞机的缺陷,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专与飞机的各种缺陷斗,最后必须还得赢!因而试飞员的追求永远设定在高远!

试飞是一种梦想。试飞员的梦想永远在蓝天,蓝天为试飞员提供了施展智慧、勇气、技术最宏阔的舞台。无数个蓝天梦想汇集成时代的最强音——强军梦。


空军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拥抱蓝天梦想的军种,而试飞员就是追逐蓝天梦想最前锋的一列尖兵。从小米加步枪到喷气式,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一倍音速到数倍音速,从二代战机到三代战机,从四代战机到隐形战机,一代代试飞员以信念作为筋骨,以忠诚打造强军之梦,以热血铸就蓝天军魂。

强军梦是号角,激励试飞员开足加力一往无前,打造长空利剑,建设一流空军。

强军梦是命令,必须要用责任、担当、奉献、甚至生命去实现。

强军梦是使命,试飞员注定要仰望蓝天,他们的追梦形式永远是飞翔……

如今,新一代试飞员正再接再厉不断创造新的航空奇迹。他们一次次像骑手驯服烈马一样制服难以驾驭的的战鹰,在人们的惊愕与震撼中平安归来;一次次找出战鹰潜在的设计缺陷和故障隐患,让一架架新型战机的设计更加完美;一次次挑战新型战机的性能极限,把战机飞到极致,让我军的空中力量成为一种令对手胆寒的战略威慑;一次次奋飞向未知领域进军,让一个个强军梦和中国梦成为现实;一次次驾驶不断涌现的新型战机腾空而起,让世界对今日中国刮目相看,让外国同行对中国试飞员不敢轻视,让中国人的脊梁越挺越直、越挺越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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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记述飞机试飞员这一特殊行业的报告文学。1952年3月,空军紧急抽调4名作战部队飞行员,决定在112厂组建试飞组,担负起组装苏联飞机和修复飞机的出厂试飞任务。随后的国产各种类型战机从歼5到歼20,从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到航母机载战机、第四代隐形战斗机,许多技术难点、试验数据都是试飞员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出来的。据不完全统计,空中各种历险3000余次,果断处置随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重大险情400多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在诸多新型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试飞英雄,有4人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英模”勋章;有27名试飞员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挚爱的蓝天。展现了几代试飞员追梦蓝天、为国砺剑的责任担当。诠释着融入这个铁血精英群体血液的“忠诚、无畏、奉献、精飞”的试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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