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芯”崛起

作者:张慧兰


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泰戈尔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为加快推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2014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5——2025),制订了今后10年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战略部署,湖北有幸成为与北京、上海、深圳一起被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四个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之一。为什么湖北省能受到厚爱,获得如此殊荣呢?追根溯源,是因为有武汉新芯近十年的艰难探索与努力付出,有它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卓越成效……

敢为人先,用“芯”挑战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其别称为“光谷”。2001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即“武汉·中国光谷”。光谷是相对美国硅谷而取名,是高新科技的象征。

作为一座享有盛誉的老工业城市,武汉有张之洞兴办汉阳枪炮厂的辉煌历史,20世纪30年代还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里,武汉在武钢、武重、武锅、武船以及民用产品、石油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初步具备了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发展的实力。“武汉·中国光谷”地位的确立,再一次奠定了武汉在国家高新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解放五十年来武汉的又一宏伟工程,是湖北武汉抓住历史机遇,谋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在这承载希望与重托的光谷大地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它,就是规划占地531亩,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18号的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00年,上海乃至中国芯片制造业迎来了一位传奇式人物张汝京。张汝京是台湾人,老家江苏,生于1948年,曾获美国电机工程博士学位,1977年至1997年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任职。他曾先后在美、日、新加坡、我国台湾建设和管理过近二十座集成电路工厂。回台湾后,张汝京创建了“世大积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并任总裁。这是一位身价很高,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地区争抢不放的高级人才。2000年,张汝京有意离开台湾的原公司到香港发展,马来西亚对其紧追不放。张汝京留在了香港大学。当时,上海“中芯国际”的发起人江上舟与马启元得知消息,想方设法把张汝京拉到国内,并绕着圈子请香港精英人士竭力促成张汝京在上海创建中芯国际有限公司。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张汝京终于答应出马。

2000年4月,张汝京入驻上海张江,8月开始打桩动工,13个月不到,中芯国际有限公司即投入生产。2002年,中芯国际有限公司拥有2个8英寸厂,2003年又有两条线在北京开工,收购了天津一个厂,同时拥有了4个8英寸厂,1个12英寸厂……一切从零开始,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司变成了全球闻名的“代工厂”,并且在不到4年时间里上市,这在世界半导体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破纪录的!其上市时超过60亿美金,而当时集资时仅18亿美金……张汝京以他的传奇身份与经历给中国芯片制造业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2002年3月,周济市长在美国考察期间访问了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制造企业英特尔公司,周济市长明确要求,武汉光谷仅靠光通信、激光产业还不够,必须有半导体TFT(显示器)等大产业支撑。

恰好中芯国际高层管理人员王端在回汉探亲期间,向时任市长李宪生转达了中芯国际迅速扩张的信息。李宪生市长要求东湖开发区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主任计蕾跟踪中芯国际项目。此后,计蕾与王端一直保持联系,在东湖开发区与中芯国际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2003年,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良智一行亲赴上海拜访张汝京,坚定了要在光谷发展芯片制造业的信心。

一直以来,罗清泉省长非常重视与中芯国际的合作事宜。2004年,罗清泉一行访问日本,回国途经上海期间抽空去中芯国际考察,并邀请张汝京到东湖开发区考察,寻求到武汉投资建厂的合作机会。

随后,在国务院台办组织的一次海外重庆山峡旅游活动中,时任市委副书记张代重亲自赶到宜昌,将张汝京接到武汉进行洽谈。张汝京来汉,受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武汉市委书记苗圩的亲切接待。席间,温暖贴心的话语和一双双热切期盼的眼睛,不经意间打动了张汝京。在省市领导的诚恳邀请下,张汝京开始考虑在东湖开发区建立一个小型的芯片封装厂的计划。

2005年底,中国电子科技第十一研究设计院院长赵振元给时任东湖开发区招商局局长刘丹平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张汝京打算在国内建一个12英寸集成电路制造厂,并且提出了一个建厂模式,即由政府先行投资10亿美金建立一个12英寸芯片厂,主要生产动态存储器,芯片厂由中芯国际运营管理,五年达到每个月25000片产能,待运营稳定成熟后,中芯国际把芯片厂买回去,把钱还给政府。此模式可概括为“政府投资——委托经营——五年回购”。

由于东湖开发区前期基础扎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加上中芯国际有经验、有市场、有渠道,大家都觉得这个模式不错,可尽全力争取。于是,大家组织专班连夜制定方案,把中芯国际计划在国内寻找伙伴的意图报送给了俞正声书记。俞正声书记签字说,虽然有风险,但一点风险不冒,高科技产业很难突破。得到了俞正声书记的肯定,大家赶紧邀请张汝京来汉具体洽谈。

2006年1月6日晚,张汝京来到武汉,袁善腊副市长、唐良智主任、还有刘丹平局长当晚即与代表张汝京的赵振元院长正式洽谈。会后草拟了在武汉建设12英寸/90纳米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框架性协议,明确了项目建设内容,打算第二天早上交张汝京征求意见。

第二天早上,深冬的东湖风景区平静安宁,张汝京在东湖宾馆悠闲地吃着早点。刘丹平陪他用完早点,慎重地拿出协议初稿,递给张汝京。张汝京戴上眼镜,把协议仔仔细细审阅了两遍,随后提笔在“中芯国际五年回购”一句话中加上“得视”二字,即“中芯国际五年内得视回购”。这意味着五年后中芯国际能否履约回购公司还有变数。律师认为此协议存在风险,后将协议书中“得视”修改为“有义务”,并决定中午同张汝京草签意向协议。

当天中午,俞正声书记和罗清泉省长亲自设宴款待张汝京。张汝京在东湖开发区领导的陪同下,满面春风来到海怡锦江酒店,武汉市政府袁善腊副市长也专程过来,打算草签合作意向协议。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张汝京看过修改的协议后,坚决不肯签字。怎么办?如果此刻执拗于“得视”二字,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部泡汤。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袁善腊副市长轻松而大气地对张汝京说:“这个项目是政府投资的产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如果没有大的原则问题,就先签字吧!”并热情地邀请张汝京入座进餐。

在大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之际,工作专班赶紧把协议又修改过来。餐后,张汝京心情不错,看过修改后的协议,随即提笔在“得视”文上慎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表明中芯国际与武汉东湖开发区正式拉开了合作序幕,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松了一口气。张汝京这举重若轻的签字,是决定光谷命运的签字,也是载入史册的一次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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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无惧,“芯”心相通

与中芯国际草签协议仅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签完协议后,唐良智主任第一时间向李宪生市长汇报。李宪生市长在市两会会场后台召集财政局局长、发改委主任和相关部门领导会商。会商后,要求东湖开发区迅速拿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6年春节对于工作专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当身边所有人都沉浸在节日的快乐之中时,工作专班却在紧张地忙碌。他们日夜加班,马不停蹄地赶着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整理材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得经过层层会议讨论决定,首先是东湖管委会主任办公会,其次是市长办公会、市委常委会,再然后是省政府办公会、省委常委会。为慎重起见,刘丹平还特意制作了一个机密件,市委常委会每个领导一份。这是东湖开发区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机密件。

当时,芯片制造业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如何让大家了解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而支持这个项目呢?工作专班的同志颇费思量。当时,中央政治局原常委、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刚刚出版了《芯路历程》一书。书中讲述了国家为冲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瓶颈、改变芯片制造业的落后局面,建设“909”工程的全过程,同时也记录了他自己在建立华虹集团,从事“909”工程,直接兼任国有企业董事长这些重要时期的体会、思路和心声。书中体现了胡启立同志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及独特的睿智与果敢。为了给与会领导普及半导体集成电路知识,让他们充分认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与可行性,大家从书店购回几十本《芯路历程》,连同材料一起分别装进资料袋,送给每一位领导。这是一个打开从“芯”到“心”通道的有效举措,为争取领导对这个项目的认可打下了坚实基础。

按照当初跟张汝京草签的协议,正式签约定在3月底,6月必须完成公司注册、动工等相关事宜。了解张汝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雷厉风行,办事从不拖拉的人,既然签了协议就该按规则认真执行。由于当时正赶上春节后全国召开两会,武汉市委书记、市长都在北京开会,尽管材料早于两会前已送达各领导手中,但市长办公会不能如期召开。况且如果按正常程序肯定赶不上3月底的正式签约。领导们在北京开会,工作专班在家忧心如焚。终于等到3月15日北京两会结束,领导们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回武汉。为了抢抓时间,苗圩书记、李宪生市长通过征求意见,决定略去市长办公会这一环节,直接召开市委常委会。

3月16日下午,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第114次会议由苗圩同志主持,专题听取东湖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中芯国际芯片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对于这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战略产业,14位常委以及其他参会领导看法不同,各抒己见。有人认为,12英寸集成电路武汉从未有人搞过,投资大,风险大,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有人则认为我国弱就弱在制造业,科技要腾飞,必须要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更多人则担心“中芯国际”芯片项目实施必需的回购条件,“中芯国际”仅有口头承诺,不能给予明确的经济和法律承诺,风险太大,不能轻易冒险。

面对大家的关注与担忧,苗圩书记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从战略层面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不仅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产业,而且能较好地利用和发挥武汉市科技、教育和人才优势,带动形成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对提升、优化武汉市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风险,但前景看好。想到这里,苗圩书记斩钉截铁,一锤定音:“国家战略产业必须要有‘芯’!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再难也要上!”考虑到大家认识还不够充分,而时间紧迫,苗圩书记当即立断,说:“会不开了,签字!我先签!”说完,带头在报告上写下“同意”二字并签名。因之前每一位领导都拿到一本《芯路历程》,大家对发展芯片业的重要性都有清楚的认识,苗圩书记带头签字的举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大家纷纷签字表示同意。很快,常委会达成共识,原则同意实施中芯国际芯片项目,并根据市委常委会议讨论意见,形成市委常委会议决议,向省委、省政府作专题汇报。

随后,2006年3月24日下午,因感冒而声音嘶哑的罗清泉省长主持召开了省长办公会,专题研究中芯国际项目的实施问题。虽然会上也有几丝反对的声音,但支持者远远多于反对者。大家一致认为,此举虽然有风险,但作为国家战略项目,冒点风险值得。会上同时讨论了武汉12英寸集成电路制造项目的资本金怎么来、怎么贷款等问题。 

2006年3月30日,张汝京如期从上海赶到武汉,在东湖科技会展中心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正式签约仪式。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中芯国际正式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随后,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简称“武汉新芯”。

2006年4月14日上午,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由苗圩书记作报告,听取并原则同意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中芯国际12英寸集成电路项目的汇报。会议决定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启动武汉新芯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建设项目。当时银行贷款条件很好,一般企业自由资金投入比为45-50%,而半导体产业集成电路项目只需20%投入就可以借贷,也就是说投入2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就可以获得80亿元的贷款。那么,如何获得100亿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呢?

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受俞正声书记、罗清泉省长的委托,周坚卫常务副省长主持召开了武汉市政府、东湖高新开发区领导专题研讨会,研究解决项目启动资本金问题的方案。会上确定项目资本金20亿元由省、市、东湖开发区财政共同承担,按3:3:4的比例出资,即省政府和市政府分别承担30%,东湖开发区承担40%,通过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注入新芯公司,剩余80亿元争取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它支不支持直接决定着项目能不能做。为此,国开行总行董事长陈元亲自来湖北调研。在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汇报后,考虑到是国家高科技战略产业,陈元董事长当即表示将百分之百给予支持。同时考虑到汇率风险,为了安全起见,陈元董事长还提议用美元贷款,即向银行借美元还美元。对此,湖北省分行行长林放也很支持,在整个贷款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

根据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国家开发银行同意提供政策性贷款80亿元,用于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建设,纳入湖北省政府信用额度。省政府指定并授权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利用省级信用向开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尽管陈元董事长和林放行长很支持这个项目,但银行管理机械且程序化。由于贷款额度大,国开行要求武汉市政府对贷款作担保,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后来,为慎重起见,李宪生市长要求省、市、区分三级担保贷款,即按照投资比例来担保,省政府担保30%,市政府担保30%,其余40%由东湖开发区担保,各人承担各人的那一份风险。如此一来,担保手续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但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自斡旋下,一周时间不到,省、市、区三级政府的担保书与签字全部完成。2006年10月10日,三级财政资本本金全部筹集到位。

为了确保武汉新芯科学持续发展,解除后顾之忧,当时周坚卫副省长还定下了一条原则,即从2006年开始,以东湖开发区2005年区级财政收入为基础,地方财政收入新增部分将全额返还给东湖开发区,作为地方扶持资金,用于支持产业发展。如此决策,体现的是省委省政府对武汉新芯的厚爱、呵护与支持,更是高层领导卓越眼光的一种体现!

令人感动的是,在东湖开发区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十年里,省、市、区领导多有变动,而这一政策却始终没变,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从2010年开始,东湖开发区政府即利用地方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返还资金为武汉新芯还贷,每年准时拿钱还本付息。截止2016年,国开行80亿元人民币贷款已全部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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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芯”创业,一路绿灯

正式签约以后,东湖开发区管委会马上开会组建公司。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刘丹平担任新芯公司第一任总裁。为加强对芯片项目建设的协调和指导,市政府成立了以袁善腊副市长为组长的芯片项目协调领导小组,东湖开发区成立了由唐良智主任为组长的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管委会还成立了芯片项目工作专班,派遣几名处级干部并专门聘请财务、半导体、材料学博士、硕士以及年轻的英语、经管类毕业生,从光谷建设公司抽调由何新副总带领的工程预算、现场管理小组,新生的新芯公司与项目专班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组建了一支战斗力强、年轻有为的管理队伍,人称“十八棵青松”。

公司成立后,面临着很多重要而实际的问题。首当其冲要完成省发改委立项审批和国家环保总局的评估。此外,还有项目审批、工厂土地平整、项目主体建设、配套工程建设等诸多事情。面对接踵而来的任务,刘丹平一刻也坐不住,一个星期不到即带着专班搬到了厂址附近的办公室开始了繁忙的工作。

湖北省发改委立项审批非常慎重,一个星期内,关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修改了30多稿。6月12日,省发改委以鄂发改高技[2006]418号文件下发《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2英寸集成电路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同意该项目立项。7月15日,完成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8月24日,通过了省发改委在武汉主持召开的《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会。10月16日,通过了省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对此报告修改稿的评估论证。10月31日,省发改委以鄂发改高技[2006]881号文件下发《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2英寸集成电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除了法改委立项审批复杂,国家环保总局的项目环评也面临诸多难题。为什么呢?这跟企业性质有关。因芯片制造厂要用到大量的化学材料。许多化学材料,如乙烷、丙酮等都是剧毒物品,腐蚀性强,因此废水、废气、废液都面临着如何处理的问题。相对而言,废物废气比较好处理,最难办的是废水。按当时标准,从芯片厂出去的水,水质必须达到2B(国家二级水质)标准。考虑到汤逊湖污水处理厂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最初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做的就是排湖方案。但这个方案在国家环保总局那里卡了壳。从2006年开始,我国《环保法》更加严格。因芯片厂废水中含有硅晶元素等重金属,虽然废水经过处理后水质达到标准,但硅晶等重金属沉淀物多,而汤逊湖是静水,根本无法把这些重金属带走,久而久之,这些沉淀物会越积越多,必然对汤逊湖造成污染。怎么办?

早在上海中芯国际建设一、二、三厂时,因其对半导体产业、面板产业都会带来污染,上海市政府专门建设了排海管道。触类旁通,大家想,既然上海可以建排海管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建排江管道呢?因长江是流水,其自净能力强,把废水排到长江去就可减少甚至避免对湖水的破坏与污染。于是,大家立即开会论证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修建排江管道,得跨越二、三环线和外环线,全长至少得25到30公里,总投资需2.5亿人民币。这么大一笔投资,政府同意做还是不同意做?大家心里都没底。没想到方案报上去后,省、市决策很快,立即给予了肯定的批复:既然是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又是项目需要,为了科学发展,那就按要求建!并且由政府委托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来完成这个项目。因是政府建设项目,领导高度重视,全长30公里排江管道,仅18个月就建成了。

一直以来,东湖开发区虽然有产业和人才优势,但配套环境、供电、排污系统都很差。排江管道建成后,为“光谷”后来引进“天马、富士康、联想”等企业提供了环境支撑,是对光谷地区产业支撑功能的巨大提升和帮助。上海中芯国际第一家环评审批花了半年,第二家花了五个月,而武汉新芯的环评审批时间很短,2006年8月底上报,国庆节前就拿到了批复报告,真正创造了国内环评审批的最短时间纪录。

除了环评审批难,消防审批程序也是一个难点。芯片制造是一系列连续的超微细加工过程,对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建设“恒温、恒湿、超净、抗微振”的特殊工艺厂房,不仅对武汉新芯公司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设计、监理和建设施工单位,乃至省市相关建设管理部门都是严峻的挑战。

当时,按照我国消防法,8000平米是最大的区格,即消防区不能超过8000平米。而全世界芯片制造厂生产作业都是一个整体,厂房最低标准是一间15000平米。按照《消防法》,15000平米必须要有消防防火隔断,得把厂房分成若干间。而集成电路制造流水线路必须至少得15000平米这样大的区间,这是连续化大生产的要求。面对国家法规的刚性障碍,面对省、市消防部门的一口回绝,怎么办?好在当时中芯国际已经使用了这种国际化15000平米的区间格式,而且效果很好。于是,大家一方面找各种渠道与省、市消防部门负责人取得联系,向他们解释芯片制造特殊的工艺要求,重复积极地向他们宣传项目建设对省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意义,争取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主动邀请市消防局同志多次到上海、北京实地考察中芯国际芯片厂厂房处理模式,走访上海、北京两市的消防管理部门,寻求政策突破口。同时在北京召开专门的论证会。除了让他们眼见为实,打消顾虑外,还以情感人,通过真心交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武汉新芯此种模式是湖北省首例,具有开创性意味。多管齐下,最后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省、市、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从2006年至2007年,武汉芯片厂相继获得了国家环保总局的环评批复、省国土资源厅的建设用地批复、省发改委的立项批复和可研批复、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项目确认和进口减免税许可,获得了国家商务部的最终用户确认,获得了自营进出口单位资格认证,完成了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信息产业部、半导体行业协会对武汉芯片厂生产企业资格审查等一系列行政审批。到2007年7月,武汉新芯芯片厂一期工程所有行政审批手续全部完成。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武汉芯片厂完成了国家七部委、省市几乎所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共计112项行政审批手续,这在我国半导体制造业历史上还是第一例,时任国家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徐小田高度肯定了武汉芯片厂的工作:“你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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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光刻机落户新芯

2006年6月28日,武汉新芯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武汉新芯延续了张汝京在全世界以建厂快而著称的作风,建厂堪称神速,从动工到建成投产调试,18个月完成。其中还包括台干安家、子女就学安排、购买工厂设备等诸多事宜。

武汉新芯一期工程两个主体厂房由中建五局建设,他们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了武汉新芯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进度第一,三项齐头并进,并最终荣获了中国建筑最高奖——“鲁班奖”。

武汉新芯的建设带动了一批企业和一些新业态的入驻,即寄售维修型仓库,此前武汉没有,在湖北省企业建设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因集成电路制造所需设备价格昂贵,为了不影响科研和生产,有时出现问题必须立即更换配件,而这时要求配件必须就在旁边,倘若配件提前买回来不用,加了关税又划不来。为了服务这种特殊需要,部件进来不交关税,就必须在海关的监控下进行,寄售维修型仓库于是应运而生。以前,由于半导体几十种设备每一种设备厂商不超过五家,是高垄断行业,所以,设备出了问题,只能交给这些厂家庞大的专业维修班子为你服务。有了寄售维修型仓库,厂家就可保证随时随地对机器设备进行维修,减少因设备维修而造成的浪费及损失。况且设备买回后,一些备件可由十几个企业共同享用,形成产业集群、引爆投资、引爆产品升级等效应。

武汉新芯最贵的机器设备莫过于光刻机。当时,全球只有三家企业可以做光刻机,一台普通光刻机至少得2000多万美金。光刻机不光价格贵,而且特别娇贵。因为它是一个直径一米、高一米多的实心玻璃,圆形且透明,中间没有任何杂质。它所处的环境要求必须恒温、恒湿,而且在运输过程中不能有大的震动。其所承受的最大震动不能超过2G,即两个重力加速度,相当于一本正常开本大小的书从5厘米的空中落到桌面上的力度。为此,武汉新芯购买的光刻机必须要有专机护送。

武汉新芯第一台光刻机是在荷兰公司购买的。事实上,武汉新芯建厂初期的先进设备几乎全从美国、欧洲、日本进口。

为了保证武汉新芯第一台光刻机能平安到家,专家组几经商议,最后选择用波音747专机将这台光刻机送回。其实,如果仅从光刻机体量大小来看,选择波音737也可以装载,用747成本会贵很多。但为什么选择用波音747呢?一是因为从阿姆斯特丹直飞武汉,中途不能停,而波音737没这么多油,不能一次性飞过来。况且飞机中途停一次就多一次损伤的危险。二是因为波音747是宽体机,其下降着陆比较平稳,它能像鸟一样飞翔而下,轻轻悄悄,震动小,对光刻机基本无碍。可以说,这次飞机从阿姆斯特丹直飞武汉也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光刻机乘飞机回来,武汉没有专门的设备把光刻机搬运下来,公司还特意安排了四台专用运输车将专门的装卸人员和气垫车从上海运过来。

2007年9月26日凌晨4点,当武汉市民还沉浸在睡梦中时,波音747舒展着它华丽宽大的翅膀,悄然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此时,武汉新芯工作专班、装卸人员和气垫车早已等候在机场了。他们都以虔诚的心迎接武汉新芯第一台光刻机的到来。

在机场,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光刻机卸下来。卸下来后又对光刻机进行全面检测,等确认没有丝毫问题,再将光刻机安全转移到汽垫车上。随后,汽垫车开始从天河机场出发,缓缓向东湖开发区驶来。为确保整个行程万无一失,时间和路线都是前期反复商议确定的。一是凌晨,二是选择走外环线,这样车少人少,将风险降到最低。整个运输过程中,汽垫车始终保持每小时30公里的时速。从天河机场到武汉新芯,一般情况下开车需要四、五十分钟,而那天却花了四个多小时。等汽垫车安全抵达新芯工厂,时间正好是九点三十分。

2007年9月26日9点30分,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当这台从天而降的光刻机以雍容华贵的姿态出现在武汉新芯员工面前时,大家止不住睁大眼睛,满怀激动,欢呼雀跃。从此,这台光刻机就将在新芯安家,成为武汉新芯的重要一员,与大家朝夕相处了!

大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红花给光刻机戴上,光刻机就像一位新郎披红挂彩,神采飞扬。它定定地站在那里,骄傲地被热情的员工们簇拥着,抚摸着,凝视着。那天,武汉新芯五、六百名员工全都聚集在光刻机身边,与它合影留念。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它记录了这个重要的瞬间,将历史定格在这难忘的一刻。这些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武汉新芯的档案柜里,成为永久而美好的回忆。那天,《长江日报》还刊登文章,专题报道了此次光刻机安全抵汉的消息。

随着第一台光刻机降临武汉新芯,武汉新芯又陆续购买了其他各种机器设备。这些设备,都是新芯的硬件,有了它们,武汉新芯开启了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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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蛹为蝶的“武汉新芯保卫战”

2008年6月4日,武汉新芯试生产成功;2008年9月22日,武汉新芯正式投产,时任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出席了投产仪式;2009年9月,武汉新芯月产能达到3000片。这标志着我国中部从此结束了无“芯”的历史。

然而,一个12英寸芯片厂要想赢利,平均月产能必须达到3-3.5万片,而对刚刚起步的武汉新芯来说,从3000片到3万片,这是一段多么漫长而遥远的距离啊!并且,当时武汉新芯唯一的美国客户“飞索”因资金链缘故申请了“破产保护”,这对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武汉新芯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不仅如此,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半导体产业受到严重冲击,连续数年亏损的上海中芯国际自身经营也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中芯国际既不能给予武汉新芯足额订单,保证项目经营目标,也无力启动对项目的回购,武汉新芯不仅生存困难,甚至濒临绝境。

武汉新芯到底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时任武汉新芯总经理王继增面前的一道难题。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必须经历由生存到发展再到赢利的过程。很显然,武汉新芯当时仅处于初级阶段,那就是要生存下去。可如何生存下来呢?唯一的途径就是继续投资,利用国开行存留的3.5亿美元贷款扩大产能。

常言道,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当时的武汉新芯而言,不扩产肯定是死路一条,扩产虽然也可能会死,但至少有一丝生的希望,活的可能。到底是扩还是不扩?武汉新芯领导班子左右为难,犹豫不决。

在反复综合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武汉新芯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继续扩产。一方面,美国“飞索”的底子扎实,应该能够脱离破产保护,有望成为武汉新芯的大客户。另一方面,“代码闪存”产品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如果利用国开行3.5亿元投资能把产能由3000片扩大到9000片,抵抗风险的能力就会增大,生存下去的机率也高一些。

主意打定,武汉新芯即向国开行提出了3.5亿元的贷款使用申请。但国开行要求这笔钱必须经武汉市政府同意才能使用。为此,武汉新芯的请款报告一直递交到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手上。杨松书记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批示“同意”。很快,国开行3.5亿贷款资金到位。

就这样,从2009年9月到2010年10月,武汉新芯用一年时间,将月产能从3000片扩大到9000片。与此同时,“飞索”也顺利脱离破产保护,继续给武汉新芯以订单。在中芯国际的支持下,武汉新芯也引入了一些新的客户,每个月9000片的产能都能销售出去,确保公司正常运转。武汉新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又活了过来。

就在武汉新芯险象环生顽强生存的同时,另一种危机如影随形,紧伴左右,让武汉新芯始终处于跌宕起伏的风口浪尖之上。

早在武汉新芯成立之初,省、市政府确定的“政府投资——委托经营——五年回购”的原则,是确定项目投融资结构、还本付息方式、回购框架和管理边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而“回购”事宜又是上述原则的核心。可由于中芯国际接连发生人事变动,同时受国际官司影响,以及国际市场变化、存储产品崩盘、技术开发难、竞争激烈等因素,中芯国际烦恼缠身,对武汉新芯的回购更是有心无力。

2009年11月,张汝京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业界盛传中芯国际将放弃武汉新芯,给新芯公司正常生产和战略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后在省、市、开发区领导的支持下,武汉新芯与中芯国际通过多种渠道澄清事实,扭转了不利的舆论形势。虽然舆论消除,但也给武汉新芯敲响了警钟。

随后,根据省、市政府“主动出击、深度参与”的精神和“自身积极开拓市场”的指示,武汉新芯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寻求招聘资深专业人士担任公司高层管理职位,大力培养本土人才,提高新芯公司自身软实力。对外,新芯公司积极联系国际知名半导体企业,尝试洽谈合作事宜。然而,没想到的是,武汉新芯这一举措竟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武汉保卫战”。

当时,武汉新芯为谋求发展,曾先后与台积电、联电等公司接触。由于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不缺资本、技术、订单,武汉新芯确实曾仔细考虑过与它的合作。还有几家国际知名企业,武汉新芯也与它们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所谓“病急乱投医”,处于困境中的武汉新芯犹如一叶扁舟找不着方向,迷茫中四处乱撞。许多不同的声音开始接踵而来,一些有畏难情绪的人甚至借机提出了要将武汉新芯卖掉的想法与建议。

就在武汉新芯与外界频繁接触,一筹莫展之际,武汉新芯要另谋主人的风声不胫而走。

2010年10月16日,由上海中芯国际代成都市政府管理的“成芯半导体制造公司”被美国德州仪器宣布以现金与其他投资形式收购。“成芯半导体制造公司”先期投资40亿人民币,最后却以不到10亿人民币卖给了德州仪器,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业内人士都知道,半导体业的高端技术只集中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如今“成芯”已转让给德州仪器,万一武汉新芯也被外资全盘收购,只会导致国内半导体基础越发脆弱。时任iSuppli半导体产业高级分析师的顾文军说,武汉新芯是全新的12寸厂,又是唯一的存储芯片代工厂,如果被收购改编成一家外资企业的生产线,而不是一家开放的代工厂,那么本土设计业将彻底丧失制造平台,对国内刚刚起步的存储产业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值此危急之时,不少忧心中国芯片产业的人士大声疾呼:“一定要保住武汉!不能让中部地区唯一的生产线被卖掉!”“武汉新芯一定不能跟外资合作!要保住武汉,保住新芯!”

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四起,关键时刻,政府主管部门也意识到外资入主后的产业风险,考虑到武汉新芯是民族企业,遂悬崖勒马,终止了与外企的接触与洽谈。 

与此同时,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另一个风云人物,身兼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时任中芯国际董事长的江上舟,以及其他业内人士多次与武汉新芯沟通,并向更高主管部门陈情,力主武汉新芯继续由中芯国际经营管理。为了表达诚意,中芯国际还拿出一份能充分照顾武汉政府和新芯的合作方案,终于在最后关头挽回了武汉新芯对中芯国际的信任和信心。

2010年10月,中芯国际与湖北省科技投资公司签署协议,双方将通过合资的方式对武汉新芯公司12英寸集成电路项目进行合作,新芯将成为中芯国际控股的子公司。这意味着中国芯片业的“武汉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这不仅仅是中芯国际和武汉政府的胜利,更是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胜利!

2011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及省、市主要领导一同出席了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中芯国际合资合同的签约仪式,确定合资发展方向。谁料一波三折。2011年6月,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因病去世,中芯国际内部发生动荡,导致与武汉新芯的合资合作迟迟不能推动。

在此期间,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高新区积极帮助武汉新芯申请并获得了国家技改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为了武汉新芯的发展,2012年底,经友好协商,武汉新芯与中芯国际终止了委托经营管理关系。

虽然由于多种原因,武汉新芯与中芯国际合作未获成功,中芯国际还是为武汉新芯的成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3年初,武汉新芯开始独立自主经营。可是,对于一个连技术研发与销售团队都没有的企业,要想独立自主经营,谈何容易!当时独立自主经营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还贷,二是追加投资。卡尔·波普尔曾说:“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就此放弃吗?

国际上一直有一种“技术领土”的说法,带有一种虚拟的意味。其意思是,国家大小不以土地划线,技术可以蔓延,可以统治你的国家。没有高科技,就意味着国家的缩小与灭亡。

关键时刻,省、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关心与支持给了武汉新芯以信心与力量。唐良智市长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给武汉新芯壮胆助威:“你们只管放开胆子,独立自主做,政府继续投入资金,坚决支持把这个项目搞下去!”

独立后,武汉新芯重新规划,聘请了以知名半导体专家杨士宁博士为首的一批资深的技术开发与管理专家,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的专业运营管理团队,并按照国际一流集成电路企业的要求,建立了高效的研发、运营、管理和市场销售体系。

在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的带领下,自2013年以来,武汉新芯成功走出了前期的经营困境,稳步前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除了进一步巩固在代码型闪存方面的优势外,武汉新芯还引入了知名的图像传感器公司美国豪威公司作为战略客户,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成功研发背照式图像传感器技术并实现大规模量产。

截止2015年,武汉新芯拥有世界上两个第一的技术。一是背照式图像传感器(BSI)。目前只有两个代工公司拥有这项先进的工艺,武汉新芯是其中一个。二是45纳米代码型闪存单颗芯片容量达到8Gb。

同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下,结合自身滚动投资和融资,武汉新芯持续提升产能。目前,武汉新芯代码闪存月产能达到1.2万片,BSI月产能1.5万片,并建立了逻辑先导生产线。武汉新芯已具备基本的产能基础和一定的造血能力,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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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芯在哪,家就在哪

自2013年武汉新芯独立运营以后,已逐步完成了组织架构的搭建和梳理,建立健全了独立运营所需要的各个职能部门,并引进了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在管理团队的带领下,新芯公司逐步实现了技术团队的本土化。目前本土人才在公司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中占比超过70%,基层技术人员中占比更是高达99%。同时,新芯公司着力打造行业“领军人才”,公司总经理杨士宁博士是中组部“千人计划”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国家02专项顾问,拥有21项专利、发表过30余篇文章。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今年42岁的霍宗亮博士,是武汉新芯3D NAND项目的研发主管,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3D NAND技术研发副总裁。而在霍宗亮来武汉新芯之前,武汉新芯3D NAND项目的研发一片空白。

早在2003年,霍宗亮从北京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毕业,后加入韩国三星电子三星半导体研发中心进行闪存产品的研发工作,曾先后参与从63纳米技术代到后20纳米技术代的2D NAND闪存产品以及新型的3D NAND闪存产品的研发工作,提出了包括存储层能带调控等概念。2010年,霍宗亮回到祖国,以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的身份加入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任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从事闪存存储技术的研发工作。他是国家02重大专项32纳米新型存储器课题的首席科学家,承担和参与了包括0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院装备研制项目等多个国家级和院级科研项目并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十多年的科研经历,霍宗亮在闪存存储技术的工艺、器件、机理、可靠性及集成技术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如EDL、APL、Nature Communication、Advanced Materials等和VLSI、IEDM、IMW、IRPS等顶级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60余篇,申请国内外专利百余项,其中已获授权美国专利20余项。

因为有在韩国三星电子半导体研发中心研发闪存产品的工作经历,霍宗亮一直有在国内研发产品的愿望。而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做3D NAND闪存产品的公司。霍宗亮只得安心在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从事闪存新技术的研发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霍宗亮在一次科技交流会上认识了当时在武汉新芯工作的梅绍宁博士,谈到了自己的专业与想法,两者一拍即合。随后,霍宗亮应邀来武汉新芯讲授有关3D NAND闪存产品的系列知识。第一次,武汉新芯蓬勃阔大的生产场面让霍宗亮眼前为之一亮,他没想到在中部武汉还有这样好的一块高新技术宝地,这块宝地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与希望!武汉新芯的领导对这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们诚恳地表示,愿意为霍宗亮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给他施展才能的空间。

武汉新芯求贤若渴,霍宗亮也是心向往之。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的领导对霍宗亮的想法充分肯定,表示支持他的选择。霍宗亮的妻子也深明大义,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宁愿两地分居独自照顾孩子。妻子的举动打消了霍宗亮的顾虑,2013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中科新芯三维存储器研发中心主任的霍宗亮全职双跨进入武汉新芯,负责组建团队并领导3D NAND 闪存产品的研发工作。

刚来武汉新芯时,霍宗亮组建的产品研发团队仅有三名成员。几年来,他想方设法引进人才,如今,武汉新芯科研中心成员已达230多人,随着研发的需要,2017年底,研发团队成员将达到500人。这些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是能与国际一流半导体公司相抗衡的顶尖高手。

几年来,霍宗亮与他的队友们不分昼夜,废寝忘食,一心扑在研发上,他们与时间比速度,向时间要进度,武汉新芯3D NAND 闪存产品的研发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2016年,为了加速研发进度,新芯公司提出“云豹计划”,即每周7天采用24小时三班倒的方式来开展技术研发以加速工艺线上的流片速度。此种方式下,研发周期得到提升,为与国际存储大厂的研发进行竞争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云豹计划”实施后,霍宗亮与他的队友们更忙了,他们常常是“白加黑”与“5+2”的作息模式,休息的小时数也基本上是“5344”。目前,这种研发模式应研发进度需求正在大力推广开来。

一直以来,霍宗亮基本上每三周回一次家,遇到任务紧迫,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事,周五乘坐即将下班的高铁回北京,周末再乘高铁回武汉。一晃眼,霍宗亮在武汉与北京之间已穿行了四年。四年时间,他陪家人才一百多天。无数个夜晚,他披星戴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看到的是熟睡的儿子与灯光下等待着他的妻子。无数个下午,他都会与儿子亲了又亲,与妻子抱了又抱,忍住满心的留恋与不舍匆匆忙忙赶赴武汉。他不得不这样,因为武汉新芯有他的梦想,有他作为科研人的担当。每次,当火车渐近武汉时,霍宗亮的心都会变得平静而坦然。在他心里,妻儿是小家,新芯是大家,他宁愿舍弃小家的温暖,全身心投入到这场产品研发的伟大进程之中。

霍宗亮在武汉新芯工作期间,曾有幸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并与他两次握手。每当回想起与李克强总理握手的情景以及总理寄予殷切期盼的话语,霍宗亮就会热血沸腾,浑身充满干劲与力量。它让霍宗亮更加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独一无二的!生命诚可贵,理想价更高。为了实现祖国腾飞的梦想,霍宗亮愿扎根新芯,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对于企业而言,高层次管理人才固然重要,普通技术人员也不可或缺。十年来,武汉新芯吸引并留住了大批人才,他们愿意以武汉为家,新芯在哪,家就在哪。

谢肇昌博士就是这众多人才中的一员。谢肇昌最初在台湾“台积电”工作,后在上海中芯国际工作。2006年,武汉新芯委托中芯国际管理运营时,中芯国际曾委派200名技术人员来武汉新芯参与管理,其中就有谢肇昌。

对谢肇昌而言,最难忘的是从上海举家迁到武汉新芯的那次旅程。记得那是2008年初,上海中芯国际委派到武汉新芯的一两百名员工陆陆续续要来武汉。他们分成一波一波,打包托运,携家带口,开车从上海来到武汉。他们通常三个家庭,每家一台车,结伴而行。2008年的中国湖北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暴雪天气。谢肇昌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一行三辆车从上海出发,一路上狂风肆虐,成片的雪花从天空喷吐而出,地面很快就结了冰。而那些少有行人的地方,不一会,就有一层厚厚的积雪。

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开车,生怕有什么闪失。可当车开到安徽路段时,雪越下越大,车子几乎不能行走,一踩刹车,车就在原地连续打转。如此这样,出现了好几次险情。那天跟谢肇昌一起过来的是几位台湾同乡,以前在台湾,他们从没开过这么长的路,而且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雪。面对眼前的恶劣天气,谢肇昌一行束手无策。考虑到旅途安全,最后,他们不得不把车开到安徽省安庆市内逗留了两天。两天后,天气情况有所好转,他们才又启程赶到武汉。平时一千多公里路程只需12个小时,可这次,谢肇昌一行断断续续花了三天时间。

安全抵达武汉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团聚以示庆祝。可高兴劲还没过,大家又有些沮丧。当时,武汉新芯周边的住房和生活条件都不到位,大家居住在三环线大学园附近的万科城市花园,相当于荒郊野外,就连买东西吃宵夜都不方便。

当初大家来到武汉新芯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尽管这里条件差,但大家有信心,有梦想。他们相信,投身到这样一个如日中天的芯片制造业,时间越早,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支撑着他们,让他们保持乐观的精神,苦中作乐,熬过了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渐渐的,他们看到了武汉的变化,看到武汉每天都不一样!他们居住的那块地方,慢慢建起了光谷步行街,有了光谷天地,有了沃尔玛,有了群光广场,二环线三环线也相继开通。原先冷冷清清的地方如今一片繁华,热闹非凡。大家再也不用发愁没地方吃东西,没地方娱乐,没地铁可乘了。

2013年,武汉新芯独立自主经营时,中芯国际委派过来的人员中有一部分返回了上海,可谢肇昌却选择继续留在武汉新芯。因为他深深地爱上了武汉新芯,爱上了日新月异的武汉,爱上了武汉人豪爽的性格,爱上了武汉人敢为人先和追求卓越的精神。如今,谢肇昌已在武汉买了房,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孩子也读初中了,一家人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在武汉新芯,有很多与谢肇昌一样的科技工作者,他们为了祖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与强盛,舍家别子,来到武汉。他们用理想、信念、热情与智慧谱写了武汉新芯的创业之歌,为武汉新芯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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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国家战略,用“芯”实现中国梦

2013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率省市主要领导调研东湖高新开发区,做出了集全省全市之力,将芯片和显示产业打造成千亿元产业的战略决策。独立后的武汉新芯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

2014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5——2025),制订了今后10年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战略部署,湖北省被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四个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之一;同期,国家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任组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领导小组和规模庞大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在此大背景下,武汉新芯喜逢盛世,赢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那么,武汉新芯依托什么才能取得大的发展呢?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与营销积累,武汉新芯是全球唯一一家具有SONOS型电荷捕捉闪存技术生产和研发的公司,这一技术是今天开发3D NAND闪存的核心基础之一,公司在这个方面的生产经验得到了合作伙伴美国飞索公司的大力认可。合作伙伴建议武汉新芯要进一步发挥这一技术优势,同时考虑到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经过十多年发展,但在主流存储器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武汉新芯公司内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初步形成了“全力转型为采用垂直整合(IDM)模式的3D NAND闪存制造商”的战略规划。并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方案得到了国家重大专项01专项总师魏少军和02专项总师叶甜春的肯定,他们认为这一规划思路与国家集成电路战略不谋而合,技术上可以实现弯道超车,促进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因此最终确定发展“存储器”并把它作为战略性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充分可行的“存储器”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开发区和省、市政府,希望把“存诸器”列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武汉新芯的报告很快得到了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4年11月,时任市长唐良智拜会工信部部长苗圩,提议依托武汉新芯公司,集中国内资源在汉发展3D NAND Flash和DRAM,得到了工信部的认可。苗圩部长表示将积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大力支持武汉新芯存储器基地发展。从北京回来,唐良智市长向省市主要领导作了详细汇报。省委书记李鸿忠就此事专门批示: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

2015年3月两会期间,武汉市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在汉建设国家存储器基地的提案。随后,由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和武汉新芯组成了工作小组,制订发展存储器的方案。经过多方共同努力,7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将发展存储器一事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北京、福建、安徽等省市也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布局存储器项目。

2015年8月,工信部委托武汉新芯牵头,联合国家大基金、国家02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骨干存储器设计企业、北京市及湖北省地方基金、联想集团以及社会基金等力量成立了存储器项目工作组,围绕建设重点、技术来源、发展路径、团队组建、投融资方案、风险分析等,研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期间,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还召开专题会研究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相关工作,确定了“国家战略、湖北项目、武汉实施”的原则。明确项目由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亲自负责,常务副省长王晓东和副省长许克振牵头协调,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阮成发和市长万勇主抓落实。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万勇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在整个项目引进期间,李鸿忠、王国生、王晓东、阮成发、许克振、万勇等省市领导多次拜访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部委领导,争取国家的支持。

为争取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落户武汉,省人民政府三次向国家递交报告。在省、市、区的合力推动下,2015年11月,湖北省提交的发展存储器项目的方案通过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层面的审议。2015年12月15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报告了项目相关情况,并承诺了项目落地后的保障措施,包括设立300亿元湖北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和20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基金、提供2300亩建设用地、准备相关上市平台等。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咨询评估后,认为湖北省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支持政策与措施,项目已具备先期启动实施条件,建议抓紧启动建设。

2016年2月18日,《关于承接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的请示》(鄂政文【2015】62号)经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马凯副总理相继圈批。2月20日工信部部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苗圩签批。2016年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落户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开发区,项目将以武汉新芯公司为平台,组建通用存储器公司。李鸿忠书记表示,湖北将勇担国家使命,把工作做好,建设好国家存储器基地。2016年3月27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和武汉市政府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建设。

2016年3月28日,世界级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在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开发区左岭正式启动。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总投资240亿美元(约1600亿元人民币),主要生产存储器芯片。总占地面积1968亩。主厂区范围内的净用地面积为968,085m2,将建设3座全球单座洁净面积最大的3D NAND Flash FAB厂房、1座总部研发大楼和其他若干配套建筑,总建筑面积达1,978,592 m2。项目第一期在2018年建成投产,整个项目计划在2020年完成,总产能将达到30万片/月,年产值将达到100亿美元以上。

每一次重大的国家战略部署,都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六十年前,武汉曾以无比的激情和热血,担当了国家大型钢铁基地布局的重任,成为城市其后发展的重要支柱。今天,国家存储器基地落地武汉,是国家交给湖北武汉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任。作为国家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单体投资最大、湖北省改革开放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高新产业项目,将为我国打破主流存储器领域空白,实现产业和经济跨越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016年5月23日,李克强总理莅临武汉新芯公司考察,对建设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提出明确要求。

7月26日,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家存储器基地的实施主体,武汉新芯公司整体并入长江存储公司。长江存储公司聘任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担任公司董事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杨道虹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武汉新芯公司董事长。

8月24日,武汉市政府与紫光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推进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建设。8月30日,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选址落户未来科技城。12月21日,引进战略投资者紫光集团,成立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在此期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将该项目作为“一号工程”举全省、全市之力予以支持,“随报随签、随叫随到”。东湖高新区成立工作专班全力协助长江存储公司加快项目建设,并于2016年12月按计划顺利开工。

2016年12月30日,国家存储器基地开工仪式在东湖高新开发区隆重举行。湖北省地方基金、湖北省科投联合紫光集团在武汉共同投资建设的国家存储器基地正式动工建设。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开工,更具有特别的意义。长江存储项目的运作,是一种“国家战略推动,地方大力支持,企业市场化运作”的“三合一”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成功探索,昭示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前景更加光明而灿烂。

 “万古东南多壮观,百年豪杰几登临。”从2006年到2016年,从武汉新芯到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芯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溪汇聚到大海的一段里程。这段里程,必将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有力而辉煌的一笔,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灼灼青史,泱泱中华,巍巍世界,武汉新芯当之无愧拥有一席之地!

如今,在武汉新芯的引导下,承载了我国几代人梦想的存储器项目正鼓起风帆,快速前行!武汉人民将以必胜的信念,倾力而为,通过国家存储器基地建设,让世界从武汉看到中国前进的雄健脚步!让中国成为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强国!如此,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武汉人民可以骄傲而自豪地说:我们曾经付出过,奋斗过,那历史的河流中,有我们淌过的汗,流过的泪,远逝的青春,还有我们永不破灭的梦想与希望……

 

补记:从2006到2016,武汉新芯走过了不平凡的10年,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期间,所有的新芯人都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用自己平凡的双手推动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撑起了中国信息安全一片广阔而美好的蓝天!庄子曾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新芯人必将成为这个时代坚实的基石和永恒的丰碑!

撰写本文,不仅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行业,更是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净化与洗礼。我不仅采访了曾经以及仍然工作在武汉新芯的管理层核心人物,也采访了多名研发生产工程师和生产线助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他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孜孜不倦、废寝忘食、永不言弃、顽强乐观的精神所感动,心怀感激,热血沸腾……令我惊讶的是,在他们眼里与心里,每一个新芯人都是最优秀的、无可替代的,而自己则是这众多新芯人中普通的一员,甚至微小到不值一提。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你不用写我,你就写他们吧!”这份情怀着实令我敬佩。为尊重他们的意见,此文中,许多与武汉新芯发展息息相关的人事以及他们,我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甚至不着一字。但他们在我心中,永远都是真正的创业者和这个时代的英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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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记录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从创业、发展到逐步壮大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描述了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在科技人员的奋发努力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中国芯”的艰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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