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起航——中国船舶工业战略大转折纪实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舒德骑


序一   中国人的海洋强国梦

王荣生

国庆前夕,突然收到舒德骑同志的来信和《大国起航——中国船舶工业战略大转折纪实》书稿,真是喜出望外。德骑同志原是船舶工业下属单位一个宣传部长,为船舶工业写过多部作品,记得他曾出版过《深海丰碑——中国核潜艇诞生纪实》《惊涛拍岸——中国船舶工业进军世界纪实》等作品。后德骑同志调兵器系统工作,此后与他联系就少了。当年,我曾接受过他多次采访,离别20余年,未想到他对我国造船工业依然一往情深,多年来都还在密切地关注着船舶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还深刻铭记着老一代船舶人当年的奋斗历程。

看完本书的《前言》,我就被深深吸引,真有些爱不释手。本书是一幅中国船舶工业当年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历史长卷,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经过10年浩劫的中国土地上,在万马齐喑百业凋零的境况中,以造军船为主的中国船舶工业,在举步维艰进退维谷的危急关头,在邓小平同志“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下,在以柴树藩部长为代表的船舶战线几十万干部职工,为走出困境、浴火重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创造出令整个世界震惊奇迹的历程。

我作为新中国造船业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组织指挥者,对中国船舶工业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接到书稿后,尽管我年事已高,眼力不济,但我在中秋、国庆两个长假前后将书稿细细通读了一遍。本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书的纪实性很详实,涉及的人和事很生动很实在。书中所涉及的大部分事件,都是我亲身经历和参与的,所以阅读本书欣慰和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书中所记叙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导和同事,所以读起来倍感亲切。随着本书情节的不断推进,更激起我对新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大转折,走向世界崛起于世界的无限回忆。

1953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的造船事业。先后在武昌造船厂、渤海造船厂、六机部和船舶总公司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我国从小型舰船到核潜艇,从驱逐舰到航天测量船,特别是亲历了新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进而成为世界造船大国的光辉历程。回顾这几十年,我能够为中国船舶工业干10个五年计划,实现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梦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造船事业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船舶工业战略大转折的历程,是船舶工业进步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一本宝贵的新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船史资料。感谢德骑同志多年来对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进步的写作和贡献!

书中着重记叙了老部长柴树藩对我国造船工业走向世界的重大贡献,生动地描述了柴树藩同志的宏才大略、远见卓识、善抓大事、坚韧不拔的真实形象。他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小平同志“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的战略决策,在船舶工业最危难的关头,力挽狂澜,带领全行业的干部职工,不折不挠,卧薪尝胆,终于使中国船舶工业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程,走出“找米下锅”的尴尬困境。应当说,在这个战略大转折过程中,柴树藩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书中浓墨重彩地记录了“长城”号货船建造的过程,写得十分真实感人。这是我国第一艘按照国际规范建造的船舶,也是我国打进国际市场的第一艘大型出口船舶,正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柴部长为此还立下“军令状”,造船厂的干部工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用他们的聪明和才智、汗水和泪水高标准地建造出了这条船。“长城”号建造成功,率先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开创了中国船舶出口的新纪元。

书中还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在船舶工业最艰难的时期,战斗在生产一线的干部和工人英雄群体。这个庞大的英雄群体,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为建造出口船舶,为工厂走出困境,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与险恶的处境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孙文学、侯君柱、陈文松、朱学成、张在勇、郭玲华……是这个群体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可亲可敬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中国造船史上,将留下他们的英名!

在船舶战线几十万干部工人们的顽强的拼搏下,随着香港市场的打开,给困境中的船舶工业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30多年时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然中国造船业在世界船舶市场你死我活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中,造船产量从世界排名第17位,迅速超越了法国、德国、挪威、丹麦、美国、英国、俄罗斯、瑞典、巴西等发达国家。到了新世纪,中国造船产量更是连续多年以4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5年超过日本,2007年赶超韩国,在国际市场上,三大主要指标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排名第一,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造船大国!

纵观这几十年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历史,不由得不令人心生感慨。它每向前跨越一步,所付出的艰辛是外行人难以想象的。近代船舶工业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造船业就已成为各国最重要的工业支柱。新式的舰船,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冶炼、蒸汽技术、航海技术等科技成果,被看作是最复杂、最先进的大工业产品。所以恩格斯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浮在水面上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是的,船舶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强弱、国力盛衰的标志。中国船舶工业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实在太不容易,它经历了几代人不屈不挠的艰辛努力!

经过我们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的船舶工业已经在世界崛起。我们建造的商船,遍布整个世界;我们的五星红旗、八一军旗不但在东南亚海港飘扬,而且还在太平洋、在美洲圣迭戈飘扬,真叫中国人扬眉吐气!我本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按照当年邓小平同志确定的战略决策走下去,中国的船舶工业在本世纪,肯定还有长足的进步,还能大踏步的前进!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船舶工业作为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领域,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向海而兴,背海而衰,这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海洋,正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了未来。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在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船舶战线也承担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征程中,要开拓、开发和保卫我们广袤的蓝色疆土,就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船队,拥有一支庞大的水产资源船队,拥有一支庞大的海上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开发和运输船队,更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维护我国海域和平、保卫我国领海的海军舰队——这,就需要我们拥有现代强大的造船工业!

让我们树雄心、立壮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造船强国而奋斗!

是以为序。

 

2017年10月31日 

(王荣生,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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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大国起航》:是几代人奋斗出来的

——读舒德骑«大国起航»

张嘉国

1977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战略决策:“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要竞争过日本”。当时,船舶工业的领导同志原想去向邓小平同志要任务,要订单,解决船舶工业无米下锅,数十万职工嗷嗷待哺的问题,没想到,邓小平同志来了个推船出海,到国际市场去经风雨,见世面,找饭吃,求发展。

一石激起千重浪。那时的船舶工业,年造船产量不过几十万吨,在国际上排17位,而造的主要是从苏联引进的几型军舰和少量的民船。以弱小之力去与造船大国博奕,其难度可想而知。香港爱国同胞给了一艘2.7万吨散货船的订单。图纸呢?标准呢?规范呢?监理呢?一切都从零开始,买来的资料翻译、消化、编工艺文件。为了建造出口船,中国造船人掀起了一个向国外学造出口船的热潮,各大船厂纷纷派出大批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到日本船厂学习。大连造船厂的干部工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中国第一艘出口船“长城”号终于漂洋过海而去。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执香槟再砍缆,可见国家之重视。

“长城”号的成功建造,中国船舶工业终于打开了国际船舶市场的大门,开创了中国船舶出口的新纪元。

凡4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中国造”的船舶已航行于五大洲四大洋。民船建造经验和技术广泛运用军船设计建造上。航母、新型核潜艇、常规潜艇、新型大型水面舰艇、深潜器“蛟龙”号等一大批国之重器相继问世,壮国威,振军威,势不可挡。

舒德骑同志«大国起航»一书,真实生动记录了40年造船人披荊斩棘、艰苦奋斗的壮丽历程,再现了中国造船人在党中央坚強领导下,在与国际高手较量中,一步一步发展进步的艰难诗篇,表现了舒德骑同志既做为造船人,又作为文艺工作者,对当代发展史,对当代造船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火一般的热情,用真挚的语调,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全书气魄宏大、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令人不忍释手,荡气回肠。作为船舶工业改革开放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向同为战友的舒德骑同志致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历史,站在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肩上回望历史,“争气”两个字时常在胸中激荡。造核潜艇的时候,为国争气,为国争光;造第一艘出口船的时候,叫“争气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靠中国共产党领导,靠全国人民一口气,我们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党的十九大才能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不忘初心,更不能忘故人。谨向为中国船舶工业崛起奋斗的前辈们、后来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作者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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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一  …………………………………………………………………王荣生1

序二 …………………………………………………………………… 张嘉国5

前  言……………………………………………………………… 4

开  篇

——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8

第一章   历史别无选择………………………………………… 12

大洋上刻骨铭心的记忆

古老航船上的辉煌与耻辱

共和国蓝色的档案

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

邓小平果断“赶船下海”

第二章   神圣而艰难的使命………………………………………33

冬日里的不眠之夜

部长柴树藩走马上任

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西方船台上的忧郁

近乎流产的干部会议

六机部紧急报告中央

是船就只能下海

第三章   巨轮从香港起锚…………………………………………63

香港是首选的突破口

“世界船王”毅然登陆

北京之行爆了个冷门

一场马拉松似的谈判

绝无仅有的军令状

香港激起轩然大波

邓小平与包玉刚

第四章   铸起海上的“长城”…………………………………… 96

狭者相逢勇者胜

一张白纸上描绘蓝图

接踵而至的荒诞事

闻所未闻的造船规范

数九寒冬大练兵

焊光映照着泪光

严苛无情的验船师

中国工人太伟大了

“长城”号震惊港岛

巨轮远航出够了风头

第五章   迎面吹来大海的风……………………………………135

一个美丽但破灭的梦

不惜重金的秘密引进

周总理痛心的叹息

引进之船扬起风帆

说声再见便过了20年

朱镕基赞许“兰德马克”

“碧江”号结束一段历史

第六章   叩响新世纪之门…………………………………………163

过去了的只能成为历史

面对痛苦无情的现实

史密斯震惊的缘由

马科斯夫人主持庆典

撒切尔夫人莅临江南厂

体制改革不容懈怠

异军突起震惊世界

第七章   悲壮惨烈的船台…………………………………………186

诺尔梅德引发风潮

弃船在寒风中呜咽

挪威海岸虎口夺食

决不能让“大船”下沉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铁人”也有落泪的时候

波峰浪谷间的较量

与“埃维塔”最后诀别

一个超越生命的船魂

第八章   不屈不挠的岁月…………………………………………226

感天动地的赤子情怀

女焊工折服船东史蒂文

休斯顿法庭索赔案

这索赔官司非要打赢

中国工人折服洋专家

面对船东突然袭击

只有上帝才能造出的船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把自信带给这个世界

第九章   十年磨一剑………………………………………………267

意义深远的战略调整

千呼万唤“神州第一坞”

托起世纪的丰碑

地平线上庞然的景观

一个亿与五百万的启示

滩涂上谱写动人的歌

南国崛起第一修船坞

第十章   直挂云帆济沧海

给船插上飞翔的翅膀

“华粤”号驶向湛蓝大海

让长江与世界连接起来

驶向安特卫普的巨轮

向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挺进

行驶在水上的人间宫阙

烈火中的亚洲第一艇

“中国光荣”号的光荣

让世界拥抱“CSSC”

中国人走向世界论坛

托起一轮初生的太阳

第十一章  海洋睁大蓝色的眼睛………………………………350

      从大海中远望苍穹

      火箭从深海飞向蓝天

      震惊世界的海空演习

      中国海军的伟大壮举

      泰国皇家海军的骄傲

      猛追日本和韩国的旗舰

      一双大手托起整个地球

      世界对中国发出回声

第十二章  让历史告诉未来……………………………………387

      市场绝不相信眼泪

      一场密而未宣的海难

      江河湖泊呼唤庞大船队

      中国人的海洋强国梦

      一个老人的临终心愿

      历史留给人们的思索

尾   声……………………………………………………………407

后   记……………………………………………………………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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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篇

——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在没有发明飞机以前,连接这个世界的只有一种工具——船。

中国人造船的历史,可以远溯到远古时期。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时,曾拍案惊叹道:“在世界古代造船史上,毫无疑问,中国是最优秀的造船国家。在公元1100年至1450年之间,中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舰队,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

可同样也是一个英国人,在中英鸦片战争时,他鄙夷地遥指中国南海岸,不屑地宣称:“全中国1000条船,不堪我1只兵舰一击!”这个英国人就是臭名昭著的传教士郭士立。

是的,我们民族的祖先,曾创下令整个世界瞠目结舌无与伦比的辉煌,但也留下让子孙们仰天长叹泪流满面的悲哀来。

由于近代中国闭关锁国,加上连年的战乱和饥荒,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只能在旧中国留下的土地上创业,可这块土地上写满的只有贫穷和落后。其时的中国造船业,不要说造轮船和军舰,就是漂移在江河湖海中零星的船只,大都还是人拉手摇的小木船。直到公元1958年,当全中国人民载歌载舞、欣喜若狂地庆祝我国第一条万吨轮“跃进”号下水时,西方某些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的人还对中国嘲讽道:“现时的中国人,除了能造木壳的渔船和小舢板,根本不具备建造现代船舶的能力——这条船上的东西,全是他们‘老大哥’苏联的,他们只不过在别人指教下,焊接了一个空船壳而已!”

有太阳落下去。

有月亮升起来。

时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经过10年浩劫的中国土地上,万马齐喑百业凋零,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以造军船为主的中国船舶工业,犹如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片枯叶,随时都有倾覆的厄运;其整体造船水平,比世界落后了三四十年,已被远远甩在了先进国家后面,难以望其项背。全行业30多万造船工人,无船可造无事可做,坐在已经长草的船台上,望洋兴叹坐以待毙……

星移斗转,物换星移。

可令人大感意外是,到了1981年,这一年仅仅是中国向世界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三年,世界著名的英国劳埃德船级协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便称道:“人们正怀着相当大的兴趣注意到,中国的造船能力目前正以值得注意的规模进入世界船舶市场。”

365天之后,该协会的主席罗伯特·赫斯基森便在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作为一个船舶出口国,已在太平洋西海岸突现!中国出口的船舶‘质量优良,价格合理’。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造船业的一支劲旅,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英国劳埃德船级协会的这份报告,一夜之间就传遍了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从而引起世界造船界和航运界,乃至各国政界和军界的巨大震动。

与此同时,西德《明镜》周刊载文惊呼道:“中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在西德就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不仅包括造船王国日本,就连价格低廉的远东国家,也没能接到来自西德高达3.2亿马克、20余艘集装箱船和多用途船的订单——西德掀起了一股订购中国船舶的热潮!”

简直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古老的中国,杂技和魔术在这块土地上源远流长,难道中国人在建造远洋船舶上也会玩杂技和魔术不成?

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头呢!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世界主要航区,不但难以觅见中国人建造的远洋轮船的影子,更不用说见到中国人建造的军用舰艇。即使到了80年代初期,中国的造船产量每年也不过三四十万吨,单船吨位也就一两万吨。可如今,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洋区,还是哪一个国家港口,都能看到中国人建造的远洋船舶的航迹。现在中国人不但可以建造载重量十万八万吨的货船,如果需要,还可以建造三四十万吨的巨轮!船舶的种类,除了散货船、油船之类,还可以造出高端的冷藏船、液化气船、破冰船、气垫船、集装箱船、汽车滚装船、豪华客船、高速客货船等500多种船舶。除此之外,在军用舰艇建造方面,不但可以建造登陆舰、护卫舰、补给舰、救护舰之类,还可建造驱逐舰、核潜艇、航天测量船、航空母舰等!

从1982年到1997年,仅仅15年时间里,中国船舶工业在打进国际船舶市场初期,共造船1415余万吨,其中向德国、美国、法国、挪威、瑞典、丹麦、希腊、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1100余万吨,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中国船舶工业这些年80%是造的出口船,几乎挣的都是外国人的钱!

而在此期间,国家在“七五”期间,对船舶工业投入的资金,只相当于引进1条汽车生产线!

3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然中国造船业在世界船舶市场你死我活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中,造船产量从世界排名第17位,迅速超越了法国、德国、挪威、丹麦、美国、英国、俄罗斯、瑞典、巴西等发达国家。到了新世纪,中国造船产量更是连续多年以4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5年超过日本,2007年赶超韩国,在国际市场上,三大主要指标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排名第一!以2016年为基准,中国造船的订单量、建造量以及未交付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的35%、30.7%和33.5%——毋庸置疑,中国已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舰队早已结束了在家门口“打转转”的历史。从1997年起,中国海军两支舰队一举航行2万余海里,成功出访美洲4国和东南亚3国后,海军舰队已数十次出访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连续环航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世界各大洋区。2017年初,以“辽宁舰”航母群为代表的海军舰队,已突破第二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巡航于我国东海、南海洋区!

谜,简直是个谜。

“战后,日本首先超过英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后来韩国又赶上来了。那么,在下一个世纪能赶上日本和韩国的造船国在那里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分析部次长相良隼二便著文惊呼道,“毫无疑问,那将是我们的近邻——中国!”

“这些年,中国造船业的这一切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不可思议,简直是《天方夜谭》中描绘的故事!”德国著名的《机动船》杂志载文如此叹道。

那么,这《天方夜谭》中所描绘的故事,它的创作者是谁,是如何进行创作的呢?

在我国第一艘航母下水的日子里,笔者满怀无比欣喜和激动的心情,打开已尘封20多年的采访日志,走进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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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圣而艰难的使命

 

有风从海上吹来。

但从大洋上吹来的风,都带着苦涩腥浊的味道,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气息。“黯淡的云层挡住了灿烂的阳光,今日世界的船台,都笼罩着黑沉沉的阴影;昔日风光无限的造船业,而今除了忧郁还是忧郁。”目前,世界造船业正在经历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船舶市场残酷的竞争,已给许多国家造船业带来致命的打击,以致纷纷落马,一蹶不振。

中国的造船业,性能先进的舰艇造不出,国内的民船不找你造,外国的商船你不能造,想打进国际市场更是步履维艰——难道,整个行业几十万人,就只能仰望着那阴霾的天空,梦想着有一天,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

中国的造船业,已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柴树藩眼前所见到的一切,就像疯长的藤蔓一样,把他心越缠越紧——中国的造船业希望的曙光在哪里,到底该向何处去?

 

冬日里的不眠之夜

 

夜色深深,台灯早已发出惺忪的光影。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尽管已是深夜,柴树藩还没有丝毫的睡意。小平同志今天对几个部长的谈话,特别赋予他到六机部后“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要竞争过日本”的使命,更是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

一阵冷风吹来,吹得窗户簌簌作响。他摘下眼镜,放下手里的资料,慢慢踱到了窗前来。推开一扇窗门,卷起的窗帘一角从他脸上拂拭而过。对着窗外那星星点点的灯光,他陷入久久的沉思。

柴树藩,曾用名柴述凡,1910年10月1日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有兄妹5人,他排行老三。父亲和叔叔早年都在码头上扛包下苦力谋生。但常年的肩挑背磨,压弯了父亲的腰,摧残了他的身体,最后他父亲只好在街沿上开个烧饼摊维生;母亲则靠手工勾织补贴家用。虽然全家生计艰难,可父母希望儿子将来不再像他们一样做个下苦力人,所以千方百计送柴树藩上学读书。

柴树藩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在学校学习成绩几乎年年都考第一。家里穷点不上电灯,他就在煤油灯和路灯下完成作业。父亲因病早逝后,他一个哥哥就被迫辍学到码头上扛大包养家。柴树藩则靠着奖学金支撑到中学毕业后,进入烟台商业学校学习。肄业后,他在青岛一家报馆和哈尔滨一家银行当小职员。九一八事变后,柴树藩不愿做亡国奴,毅然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四处打短工维持生计,饱尝了人间冷暖和事态炎凉。后来,为谋一份好一点的工作,23岁的他带着母亲烙的一叠煎饼,只身到北京报考了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当他以优异的成绩被这两所大学录取后,却一筹莫展——昂贵的学费从哪里来呢?无奈之下,他只好含泪忍痛弃学。

思忖再三,他南下上海,报考了上海税务专门学校。因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管食宿,毕业后可以直接成为海关职员。在当年2000余名考生中,他以考试第一的成绩被这个学校录取。1935年2月,他毕业后分在天津海关工作。七七事变以后,这个海关被日本人控制。柴树藩不愿为日本人卖命,经反复考虑,他决定奔赴延安投笔从戎,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

晓行夜宿,颠沛流离。

1938年3月,柴树藩抵达延安,考入延北公学。他先后担任旬邑分校政治部秘书、校务部部长,后又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前后,他他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和西北局边区研究室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大批干部进入东北,任安东海关副关长、辽东经建处副处长等,曾几度进驻鞍山,接管鞍钢,在战争的废墟上为恢复这里的生产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11月,他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直接在陈云领导下工作。1949年底,因他熟悉工业、经济业务,受命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在苏联,他多年积累的经济、金融经验,在那里派上了大的用场,对争取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发挥了很大作用。

此后,柴树藩调北京中财委计划局,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1952年8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他又随周总理二次访苏,直接参加了苏联对华156项援建工程的谈判。1952年底,他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持落实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工程。这项工作因计划缜密、用钱少而效果好受到周总理的赞扬。1958年9月,他调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依然直接在陈云麾下工作。

尽管柴树藩这些年来不辞劳苦、夜以继日的工作,为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做了突出贡献,可当文革风雨袭来时,他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春天,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这年4月,当周总理在听取外贸部关于我国引进成套技术装备、史称“四三”方案工作汇报时,他很不满意,立即就想起了对经济、外贸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柴树藩来。

周总理还没听完汇报,当即对外贸部的部长说道:“我替你找一个说得清楚的人来。”说完他回头问李先念副总理:“柴树藩在哪里?”李先念回答:“还在干校。”总理说:“马上把他调到外贸部任副部长。”可那位部长却回答总理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总理闻言脸色一沉,用犀利的目光盯住他说:“你还要跟谁研究?”那位部长见此情形连忙说道:“欢迎欢迎。”

就这样,柴树藩被周总理从干校紧急调了回来,到外贸部参加“四三”高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并在那里当了6年的外贸部副部长,为中国的高新技术设备引进立下汗马功劳。

柴树藩是个帅才。在工作中,他胸怀全局,眼界开阔;他知人善任,原则性强——最难能可贵的是,还是他那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性格。陈云同志不但对柴树藩非常了解,而且对他的才干和性格十分赞赏。他曾对人说:“柴树藩为人耿直,为了工作连我都敢顶,这是个好人。”

在柴树藩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件事确实不能略过不提。

1975年,在批判邓小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借机又掀起大批“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恶浪。柴树藩当时在外贸部工作的艰难可想而知。在一次国务院讨论广交会的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一再指责外贸部的工作报告是“大毒草”,外贸部是“卖国部”。会场上一时剑拔弩张,气氛异常紧张。慑于四人帮淫威,会场上没人敢说一句话。在江青等人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气氛中,会场上只有一片沉默——谁料想,在江青再次厉声斥责外贸部“卖国”时,柴树藩这个小小的副部长,突然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对江青等人大声说道:“外贸部工作中的缺点有千条、万条,惟独没有卖国这一条!”

柴树藩突然顶撞江青、张春桥等人,可谓是出其不意语惊四座,令全场哑然。柴树藩话音一落,会场上的人都把惊愕、疑虑、担心的目光向他投去,不少人都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有人敢这样公开顶撞江青、张春桥这些红得发紫的权贵们,轻则就会被罢官,重则还会坐牢。而柴树藩顶撞完江青等人后,他的神情却很坦然,只是冷冷注视着他们,似乎在等待他们发落。

江青狠狠剜了柴树藩一眼,她站起身来,气哼哼地走到一位副总理身边问:“这是什么人?”这位副总理只好含混其词地回答:“这是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江青哼了一声,又将柴树藩狠狠地盯了一阵,谁也不知她在打什么主意,在想如何处置这个敢冒天下大不韪的人。

会议刚散,外贸部另一位副部长贾石出于对柴树藩的关心,他紧张地给柴树藩夫人陈欣打电话说:“陈欣哪,你把老柴的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准备一下。”陈欣闻言急切地问:“他又撞什么祸了?”贾石简单地把柴树藩在会上顶撞江青等人的情形说了一下,最后他说:“这事弄不好,老柴要进秦城监狱呀……”

晚上,柴树藩刚进家门,陈欣就冲着他担心地说:“你呀,你这脾气,什么时候也改不了。在那种场合中,你顶撞他们干什么呀!”柴树藩此时还余怒未消,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敢于讲真话,不讲真话还算共产党员吗?!”“可你自己不要命,这儿还有全家老小呢!”柴树藩没再说话,他心事重重地上楼去了。

还好,柴树藩竟然躲过了这一劫。

究竟是什么原因没让江青等人对他下手,至今依然是个谜——或许是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了公道话,或许是江青等人自己理屈词穷,一时还没编织出对他下手的理由吧。

柴树藩顶撞江青等人这件事,让同志们都由衷地敬佩他的人品和性格。直到他到六机部担任部长后,部里有些在上头有关系,平时不太把领导放在眼里的人,都知道新来的这个部长,是个连江青、张春桥都敢顶撞的人,对他都心存敬畏,在行为上都不得不有所收敛。

而今,周恩来走了,毛泽东也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了,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了,党的中心工作就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从10年文革的阴霾中走了出来,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夜越来越深了。

天快亮时,柴树藩才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放下手里那一大堆资料。少顷,他打开日记本,在这天的日记中庄重地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先哲管仲和古希腊的先哲泰勒斯就曾指出: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类披着秀发从海洋中走来,最终还将以新的形式回到海洋中去——海洋,正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了未来。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还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领海,拥有6500多个岛屿、1.8万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他将战略的眼光投向世界的海洋时,就已意识到:要开拓、开发和保卫我们广袤的蓝色疆土,就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船队,拥有一支庞大的水产资源船队,拥有一支庞大的海上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开发和运输船队,更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维护我国海域和平、保卫我国领海的海军舰队!

这,就需要我们拥有现代强大的造船工业!

这个使命神圣而庄严。

我今年已经67岁了,不知上苍还能再给我多少时间,为了完成小平同志的这个嘱托,只要一息尚存,吾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今天重温蒲老先生这两句话,聊以自勉自励。

 

这是1977年12月7日。

从这一天起,柴树藩和他的战友们,肩负着小平同志的嘱托,驾驭着中国船舶工业这艘巨轮,在世界广袤浩瀚的海洋中,开始了从望洋兴叹到望其项背,从拼命超越到独占鳌头的艰难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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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藩树藩走马上任

 

前面就是大海。

透过车窗向外望去,云帐铅灰,海天寂寥。远处的海面上,只有几只零星的渔船在作业;阴沉的海空中,只有几只零散的水鸟在盘旋。

“小何,把车停一下。”坐在前排的秘书苏智招呼了一下驾驶员,回过头来,“柴部长,前面就是大连造船厂了,您是不是先下来看看?”

“好吧,下去活动活动一下也好。”柴树藩下了车,披上大衣,缓步走到路边一个小山坡上。

时值隆冬,草黄山瘦,风寒露冷。这里居高临下,远处茫茫的大海,坡下偌大的厂区尽收眼底。

苏智走到柴树藩身边,递给他一架望远镜。

望远镜里,整个厂区冷清得像一片无人区,看不见寻常能见的焊光,也听不见平常可闻的锤声,更看不到平日里在半空中来回奔忙的天车。在那一片区域内,烟囱无烟,塔吊孤立,船坞荒芜,船台死寂,只有泊在海边码头上的1艘孤独的货轮,在寒风中瑟瑟颤栗。

柴树藩的眉头越皱越紧。

“柴部长,这个厂从去年起,已停产半停产一年多了。”苏智看见柴树藩举着望远镜久久没有放下,在一旁低声说道,“这个厂,比我们这些天看过的几个厂都还困难。”

柴树藩依然没说话,眼睛还是停留在望远镜上。

“大连造船厂是国内最大的造船厂,干部职工有两万多人。先前,国内万吨以上的民船,海军使用的舰艇,大多都由它建造。”苏智停了停,接着说道,“少奇和小平同志,都曾来过这里。文革期间,它是毛远新的工作联系点,是船舶行业中受灾最重的一个厂。”

“看来,你对这个厂的情况很了解呀。”柴树藩放下望远镜,但眼睛依然远眺着前方,仿佛还在寻觅着什么。

“我们来之前,办公厅专门送来这个厂的紧急报告。今年他们的开工率,大概只有30%左右,只为地方造了几只驳船和渔船;而明年基本上就无船可造,现在连发工资都很困难了。”

“百闻不如一见,我们还是到现场去吧。”柴树藩转身走下山坡,又回过头来,“不要惊动厂里的领导,我们自己进厂去吧。”

小车驶向工作区。

眼前所见的一切,比柴树藩想象中的更加糟糕。当年在东北工作时,他曾来过这里,那时虽说这个厂还处于生产恢复期,但跟现在他所看到的情形差不了多少——文革10年,确实给这个曾经闻名遐迩的工厂带来灭顶之灾呀!

说实话,自到六机部上任以来,柴树藩心里就没有平静过,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常常从清晨一直到深夜。新年一过,他就带着部里几个局长,以及聘请来的日本造船专家古繁贺一,一直都在往沿海的船厂跑。现在他需要的是尽快熟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整个船舶工业的底数——然而,他了解的情况越多,心里越是沉重。眼前所见的一切,就像疯长的藤蔓一样,把他的心越缠越紧。

车刚到工厂门口,一个嘈杂混乱的场面,突然堵住了去路。

工厂门口,一群人正吵吵嚷嚷从里面涌了出来。领头的一个中年人,腰上挂着一个手枪套,神情严肃地边走边跟几个厂警在吩咐着什么。在推推搡搡着的人群中,一个邋遢猥琐的汉子,手被手铐铐着,胸前吊着几块破铜烂铁,身后挂着一个破麻袋,在厂警的押解下不停挣扎着。他一边挣扎,一边向那带枪的人不断哀求着:“余组长,我错了、错了……再也不敢、再也不敢了呀!……”

“哼,你小子,现在知道错了?!”走在前面那个姓余的组长回过头去,厉声呵斥道,“现在你知道错了,已经晚了!你竟敢在我管的地盘上来作案,那就等着到‘笆篱子’里去吃八两吧!”

“余组长,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那被铐着的汉子一听此言,脸上抽搐一下,猛地从厂警手中挣脱出来,一下就跪在了那余组长跟前,可怜兮兮地哀求道,“我再也不敢、再也不敢了呀!……”

“你不要在这里耍死皮赖!到了公安那里,你自己去争取坦白从宽!”这余组长面皮绷得来像一块冰冷的钢板,完全不为此人的哀求所动。

“余组长……呜呜。”那汉子磕着头,身上挂着的那些破铜烂铁,也在不停地叮当作响,他涕泗滂沱地继续哀求道,“余组长,我老婆瘫在床上,孩子也才三四岁,您把我抓走了,她们没人管,会饿死的呀!……”

“哼,抓纲治国,打击经济犯罪,这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余组长提高声音训斥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天你小子既然撞到了我的枪口上,就该你倒霉——走,带走!”

几个厂警听到组长的命令,奋力上前,将那人像抓小鸡一样拧了起来,不由分说就往厂外拖去。一群人使劲往外拖,那个人又哭又叫死不配合,那场面顿时就搅成了一锅涨翻翻的羊杂萝卜汤。

 “小苏,你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柴树藩见车被堵,小声对苏智说道。

苏智下车挤进人群,隔了一会儿,返回到了车上来。

 “听围观的工人们说,这个人昨天晚上钻进厂里,偷了厂里的废铜烂铁,厂里人保组的人要送他到公安局去。”苏智对柴部长说道,“听工人们说,这个人平时还算老实,他老婆前年干活时,从船台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脊椎骨,瘫在床上已两年了;他老家在农村,孩子又小,家里揭不开锅了……”

“既然他老婆瘫在床上,小孩还那么小,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了,那他家里谁来管哪?”柴树藩问。

苏智沉默未语。

“待会儿你见到厂的领导,给他们讲讲,在目前工厂困难的情况下,有些矛盾不能采取激化的方式呀!”柴树藩沉吟了一下, “对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主要还是要以行政处罚、教育为主嘛——就是犯了罪,也该按有关法律法规来处理,怎么动不动就把人铐起来挂赃游街,还像文革时期那样,搞侮辱人格那一套呀!”

“是。”苏智点点头。

天色依然阴沉着。

柴树藩在厂门口下了车,步履沉重地向厂区走去。

偌大的厂区里冷冷清清,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厂房破旧,设备锈蚀。走到一台塔吊前,柴树藩站住了。原来,两只老鸦在塔吊顶上盘旋起来。他抬头一看,原来老鸦已在塔吊上做了个窝,那树枝搭成的窝中竟抻出两个小脑袋来!

正在这时,两个穿工作服的老工人从厂里走了出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柴树藩两人。

“喂,师傅,你们是哪个车间的呀?”柴树藩问。

“我们是轮机车间的。”一位工人答道。

“不是说厂里已经没有上班了,你们还到厂里来干什么呀?”柴树藩又问。

“是呀,厂里基本上是停产了。今天是星期一,照道理又该上班了。”那老工人说,“唉,咱哥俩在厂里干了几十年,现在天天闲在家里,心头总是空落落的呀!来厂里转转,心头好像才踏实点……”

 “是呀,这厂里时间长了不生产,你们看——”柴树藩指了指那塔吊,“老鸦都在这里安家了呀!”

“嗐,岂止老鸦在厂里安了家,连乌龟都在船坞边快下蛋了呀。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这个厂就要荒废了呀!……”两位老工人说完,颇有些伤感地转身离开了去。

望着两位老工人离去的背影,柴树藩站在塔吊下,举眼望着空旷冷清的厂区——良久,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继续朝厂里走去。

柴树藩越走步履越是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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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暮色升起。

从海面上吹来的冷风,掀动着披在柴树藩身上的大衣,揉乱了他已经花白的头发,而他依然伫立在船厂的码头上,一动也不动地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

又是繁忙的一天。

随同他来到船厂的几个局长和顾问古繁贺一,以及厂里的几个领导,见此情形只能远远地站着,不愿也不敢去打扰心事重重的柴树藩。

是啊,眼前所见到的一切,让人不得不揪心啊!

举目远眺,海天空濛;仰首睃巡,天路遥迢。

是呀,我国除了拥有广阔的海洋和众多的岛屿,内陆还有大大小小5800多条河流。可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确实太缓慢太缓慢了。解放快30年了,可我国内河通航的里程,还不到1/4;已经通航的河流,也因为船舶性能落后,利用率不到1/10;至于远洋的船队的规模,更是可怜得令人同情了。

如前所述,世界各国的大城市都是沿河或沿海而建。农耕时期,沿河而建的如中国的西安沿黄河,埃及的开罗沿尼罗河,法国的巴黎沿塞纳河。而近代的大都市,几乎都是沿海而建——这表明,世界各国都由封闭的内陆而面向开放的海洋。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由自耕自足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转移,那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快水路运输发展,特别是远洋运输的发展。

当我们还在文革的血色漩涡中折腾得你死我活时,世界的造船业已经突飞猛进到不能望其踪影;当我们还在为1艘万吨散装船“风庆”轮出海而举国欢腾时,日本建造的48万吨油轮“宇宙东京”号已经下水;过了不到3年,法国又建成55万吨的“巴蒂吕斯”号,开始纵横于世界的海洋;而且据媒体报道,西方某些国家现在已经在琢磨着设计100万吨的超级油轮了。

当我们的货船每小时最高航速才达到15海里时,日本建造的大型高速集装箱船,每小时航速已经超过25海里,全浸双体水翼船每小时的航速可达到40海里,穿浪型双体船每小时航速高达50海里!

同时,国际上各种专业运输船也纷纷问世:集装箱船、滚装船、矿砂船、液化气船、化学品船、豪华游船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以而今大家常见的海陆联运的集装箱船为例,自美国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以后,各国普遍采用了这种运输方式,而我国到70年代末,集装箱总共还不到2000箱,还不够人家半个船的装载量!

中国造船业实在是太落后太落后了呀!

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造船工业是邓小平首选的一个突破口。

而我国造船工业,是国内最早最老的一个行业。“早”,只能是一种资历;而“老”,则是奄奄一息缺乏活力的代名词了。就拿中国最大的两个造船厂来说,大连造船厂已经将近100岁;上海江南造船厂已经100多岁了。多年涉足工业领域的柴树藩,他心里非常清楚,我国的造船水平,已经远远落在了世界后面。虽然船壳子我们可以造,但造法还很落后;而船上的主机、辅机、导航和通讯设备,主要还是依靠进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搞的是转让制造,从苏联引进钢板和机器,再由我们装配成船。以后虽然我们仿制了一批舰艇和民船,但大多数都还是四五十年代的水平。

回头再看我们的装备情况:我国造船的人均装备率,只有韩国的1/60,日本的1/100;许多技术指标比国外差了一个数量级,还有的指标差10倍,甚至100倍。比如惯性导航的漂移度,国外目前是1/10000;我们自报的是1/100,其实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测试的手段。

再说我们的海军装备,除了1970年下水的核潜艇,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战斗舰艇。柴树藩前不久和几个领导到东海舰队去转了一趟回来,目睹了舰队那些巡逻值班的舰艇,他的心情沉重得想落泪——毛泽东那“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号召发出已20多年了,可我们强大的海军在哪里呢?

就在前天下午,他们刚考察完渤海一个造船厂后,柴树藩聘来的日本造船专家古贺繁一从厂里出来,就径直来到他住的房间,急切地对他说道:“哎呀,部长先生,你们如今造船怎么还是这个造法呀!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造船方法啦!还有,你们的船型,也必须改、赶快改,因为世界上早就没有这种干法和这种船型了!”古繁贺一犹豫了一下,接着对柴树藩说道,“你们的设计、制图,还是铅笔画图,鸭嘴笔描图,这个方法还是我在35年前搞设计时用过了——这种方法,世界上早就不用了,可你们为什么还辛辛苦苦地干这种效率太低太低的活儿呢!……”

古贺繁一的一番话,深深刺痛了柴树藩。他接着讲的另外两个问题,更令柴树藩简直有点无地自容。

“部长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来想去不敢讲。但我想了很久,还是讲讲吧!这段时间我到你们工厂去,结果呢,许多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来了,把我围得想一堵墙似的。我到有的地方去,一些人在那里把腿一伸,就躺在那里抽烟,劳动时间也不劳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古贺繁一抬头看了看柴树藩,欲止又言,“几个工厂,到处是废铁废钢、垃圾成堆,机器和吊车到处都是铁锈;有两个船坞里,野草都有一人高了!部长先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呀?”

柴树藩实在坐不住了,他连晚饭都没吃,独自一个人从招待所里走了出来,来到海边。他想让那冰凉的海风吹吹自己发烫的额头,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

这段时间以来的奔波,柴树藩和副部长张有萱、刘清、彭世禄等主要领导经过多次研究会商,对目前船舶工业的现状基本统一了认识:

一是生产结构很不合理,生产适应性很差。这些年来,单一的以军品为纲,造成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特别是几十年来故作神秘的自我封闭,甚至夜郎自大,造成与世隔绝。而今,别人已经乘坐快艇破浪而去,而我们还在沾沾自喜的做井底之蛙。四人帮甚至还把学习人家先进经验,斥之为“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目前,随着军品任务锐减,整个行业已面临全面停产的严重局面。

二是科学技术落后,新老产品青黄不接。我国的舰船设计、工艺技术及配套设备性能非常落后。不少企业至今还在沿用50年代的工艺技术,加工精度差、工时耗费多、材料损耗大、生产周期长。

三是基建摊子铺得大,重复建设项目多,老厂缺乏技术改造。从1965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几乎全都投在三线,但又形不成生产能力;而沿海老厂这些年来基本没有投资,生产和急需改造的项目又上不去。

四是企业管理落后,经济效益极差,不讲工作效果,不负工作责任,物资积压惊人,浪费损失严重。建国以来,国家在近30年来给六机部的基建、技改等投资总计有60亿元,而整个行业创造的利润只有21亿元。其中积压的材料和设备高达8.5亿元,单派不上用场的国产柴油机就积压了234台。同时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许多工厂又脏又乱,到处是一塌糊涂。

综上所述,整个行业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谁才是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高手,能够使这个危急的病人起死回生呢!

“船舶工业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四人帮一伙把这个行业搞得来遍体鳞伤。大连、江南这两个重要的厂,一个是毛远新的点,一个是王洪文的点,他们把这两个厂作为反革命的活动的基地,作为进行破坏的根据地。所以我认为,船舶行拨乱反正的任务比哪个行业都重。”柴树藩在前不久的部党组扩大会上这样讲道。

风大浪急,前路渺茫,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按邓小平的思路,目前中国船舶行业已无路可走,只有到国际市场上去寻找生路,去与外国人一争高下,以此来破解戴在行业身上的枷锁——但,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有些不自量力痴人说梦罢了。

有人说:“柴部长,我们的船舶不早就开始出口了吗?”柴树藩闻言只是苦笑了一下——那是什么样的出口呀!建国近30年来,我国出口的船舶共有16万吨,但多数是无偿援助性质、性能落后的小马力拖轮、渔轮和驳船。有的拖轮,还没开到被援助国家的码头,就得停下来修理;有的驳船,才经过几个月的海水浸泡和海风的侵蚀,便已锈迹斑斑,早就被人家弃之不用了。

暮色慢慢褪去,夜色渐渐浓了,海面上几只迟归的渔船早已回到港口。一阵猛烈的海风吹来,柴树藩不由得裹了裹披在身上的大衣,转过身来。

“柴部长,您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开个小会,碰碰情况吗?”不知什么时候,秘书苏智来到他的身后,轻轻对他说道。

“哦,我叫王局长他们准备的世界船舶和航运市场的资料,他们准备好了么?”柴树藩推了推眼镜,问。

“他们都准备好了。”

“那,走吧。”

远处的天幕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一弯冰冷的孤月。海天之间,寂寥而空朦,已没有了一只游弋的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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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船台上的忧郁

 

萧瑟的寒风,裹挟着几片枯叶,呜呜地吹过清冷的船台,仿佛在发出一声声叹息;冰冷的海浪,从海面涌来,汩汩地拍打着船坞,犹如在发出一阵阵哽咽。

中国造船业的境况固然不妙,而西方的造船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笼罩在西方船台上的,同样是除了忧郁,还是忧郁。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年鉴统计,1978年是世界造船业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日本、韩国、瑞典、西德、法国和西班牙完成的造船吨位,下降得令人惊愕!

纵观现代船舶市场和船舶工业发展的历史,可以说近年来世界船舶工业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危机!

近100年来,在世界钢船产量有统计数据以来,和平时期造船产量下降的重大危机共有3次:第一次是20年代的危机,第二次是30年代的危机,第三次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危机。以造船产量衡量,第一次危机持续了4年(1921—1924年),即使把1925年低产年份计入,总共也只有6年;第二次危机持续了5年(1931—1935年);而这第三场造船危机,其来势之凶猛,令人措手不及猝不及防,而且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前两次危机!

这次危机,连上帝都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

从造船产量下降的幅度来看,第一次大危机的谷底年份是1923年,当年的产量为164.3万总吨,比1919年高峰年产量714.4万吨下降78%;第二次大危机的谷底年份是1933年,当年的产量为48.9万吨,比1930年高峰年份产量288.9万吨下降83%;而最近一次危机的造船总产量比高峰年份虽说下降了69%,但如果从绝对数字来看,下降的总吨位数达到2000万吨以上!就如世界各大船级社惊呼的那样,令人感到惊愕!

寒风瑟瑟,枝残叶败。

难怪英国国有造船公司的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悲观地承认:近几年,其它国家造船业所经历的遭遇,像来势汹汹的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了英国。他坦诚地告诉记者们:“近两年,我们没有商船的订货,船厂已处于停产歇业状态……我国造船业能否复苏,这要看上帝如何给予我们关照,看他哪一天能够对我们伸出慈爱而关怀的手,来抚爱我们……”

西方造船业当然有过显赫一时的辉煌和繁荣。1975年前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巨型船热”,建造了大批10万至50万吨的巨型油船。西方各造船厂竞相采用新材料新技术,从科研设计、生产管理到经营管理,都广泛采用了电子计算机,大大地推进了生产的合理化和自动化,提高了造船质量,缩短了交货周期,。

造船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主辅机等行业的繁荣——但这一黄金时代并没有维持多久。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使西方造船业生产大量“过剩”,商船建造量大大超过了外贸海运量的增长速度。1974年的西方经济危机与石油提价,进一步打击了造船业,特别是油船建造“过剩”更为严重。到1975年6月,闲置的油船猛增到3299万吨,相当于1973年12月的21倍!其中20万吨以上的大型油船所占的比重更大。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同需求相比,世界拥有的造船设备已“过剩”30%到40%!

世界船舶市场的情形,其实就如同这波诡云谲的海洋,让人感觉诡异而不可捉摸,说不定一排巨浪打来,就会叫你船覆人亡。

造船“过剩”的危机首先袭击了中小船厂。这些船厂资金单薄,技术力量薄弱,加之政府漠视,因而一批批被吞并或宣告破产。

另外,西方的通货膨胀也给造船业带来巨大的灾难。造船用的钢板、油漆、辅机等价格上涨惊人,这又给造船业带来致命打击。近几年,就连聪明而自负的日本造船界,他们已造好的20多艘大型油船,因为没有主顾,无人问津,只好用作水上油库和粮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并没有向造船业伸出慈爱而关怀的双手。而世界各国政府为了社会稳定,挽救危机,纷纷采取措施试图来拯救本国的造船业,可这依然收效甚微。按英国劳埃德船级社发言人的说法:“目前,西方政府所作的种种努力,咋一看是给了本国造船业一线微光,其实都是挖肉补疮,前景黯然。”

“黯淡的云层挡住了灿烂的阳光,今日世界的船台,都笼罩着黑沉沉的阴影;昔日风光无限的造船业,而今除了忧郁还是忧郁。”日本《造船界》一篇署名文章,是这样描述当前世界造船业状况的,“残酷的船舶市场竞争,使各国造船业都受到致命打击,以致纷纷落马一蹶不振——因此,无论是曾在造船业中称雄一时英国、瑞典、法国、西德也好,还是曾在造船业中风光无限的日本、美国、挪威、荷兰等国也罢,无一不受到这场危机的无情打击,各国船厂因此而一批批被吞并或宣告破产……”

除了日本的《造船界》的叫苦之声外,西德的《机动船》是这样描绘目前世界造船业的:

“西德的造船业固然步履踉跄,而日本造船业也不乐观。日本拥有西方最庞大的造船工业体系,造船员工共有23万余人。几年以来,他们政府采用了巧妙的方式对这些船厂进行补贴。日本船厂凭借政府的支持以及钢材价格的优势,用比欧洲造船业约低40%的价格,从欧洲这只猛虎口中抢夺肉食——但尽管如此,据统计,日本造船工会所属的23家船厂,今年开工率依然下降了47%以上;到1978年,日本40家船厂平均开工率也只有39%。今年上半年,日本就解雇了2.57万名造船工人;而西德从1976年以来,已解雇了1.85万名造船工人!……”

天昏地暗,飞沙走石!

面对世界船舶市场刀光剑影、四面楚歌的情形,面对国内市场萧条破败、气息奄奄的处境——那么,在世界造船界中毫不起眼、羸弱落后的中国造船业,它生存的希望在哪里?它发展的道路在何方?怎么才能突出重围,在夹缝当中求得一线生机呢?

而眼前最最紧迫的是,是如何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维护整个行业的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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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流产的干部会议

 

北京的冬天,草木皆枯,灰暗阴沉。柴树藩站在窗台边,举眼望去,整座城市似乎都笼罩在萧索和苍凉之中。

让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的全国船舶工业领导干部会议,会开得如此地糟糕,近乎于流产的状态!

这是他从事领导工作以来,遇到的让他最难堪的情形。

会议前一天,还稍微平静一点;可到了第二天,会场就开始躁动起来。当副部长张有萱代表部党组作完工作报告,话音未落,整个会场就像一瓢冷水猛地倒在了滚烫的油锅里,猝然间就炸了起来!

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犹如一列沿着轨道行进的列车,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轨迹和惯性;几十年沿袭下来的工作模式,企业领导干部们的思维定式早已固化:每年由部里下达生产计划,工厂只要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天经地义,国家就得拿钱给工厂购设备、买材料和开工资!至于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适用,是否积压,这是你上级机关的事。更何况,军工企业几十年来都是国家娇生惯养的宠儿,工厂的兴衰存败,职工的生老病死,自来都由国家统包统管。

而这次部里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却明确地告诉大家目前军品生产任务锐减,民品任务也几乎为零!非但如此,整个行业都要贯彻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方针,各单位要自己去“找米下锅”,自己要养活自己——这岂不是活生生地要把人逼上梁山,上山落草为寇么!

如此一来,整个会议简直就开不下去了,会场上只有一片叫苦之声和怨懑之声。与会者就像一个个从来都是依赖着母亲过日子的儿女,可一天早晨起来,却被母亲狠心地抛弃了!至于你被抛弃后,是出门打工也好,是乞讨化缘也罢,母亲都管不着了;而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母亲现在暂时没有能力再来养活你们了,你们只能自食其力,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我们为国家干了几十年的军品,为海军造了几十年的舰艇,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怎么国家说不管就不管了呀——天底下恐怕没有这个理儿吧!”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厂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国家不管谁管!我们生是国家的人,死也是国家的鬼,现在连国家都不管了,叫我们这些人怎么来管呀——算了,我们干脆辞职不干了!”

“而今粉碎了‘四人帮’,中央不是要‘抓钢治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吗?怎么反而不造船不造舰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呀!”

 “为了能让毛主席睡好觉,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离乡背井、抛妻别子,从沿海到西南,进山沟、钻山洞、喝臭水、住草棚,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生,可现在怎么国家连饭碗也不给我们保证了,这不是叫人心寒么!”

“这回我们到北京来,是给职工拍了胸脯的,一定要把生产任务带回去,一定要把部里给的资金带回去。一句话,不给任务,不给工资,我们就待在部里不走了——我们回去,无法向职工群众交代呀!……”

参加会议的企业领导干部们,人人都有满腹的委屈、满心的抱怨,甚至满眼的泪水、满腔的愤懑!

 “同志们,请大家安静一下。”

柴树藩连续参加了两天的小组讨论会,他一言不发耐心地倾听了方方面面的牢骚和怨言。而今,他坐在主席台上,用深沉的目光把闹哄哄的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尽量用平缓的语调对着麦克风讲道:

“同志们,我这个新上任的部长,虽说对船舶行业的情况了解得不深不透,但大家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同志们的苦衷、怨气、委屈、焦虑、愤懑,都在情理之中。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怨天尤人,哭哭啼啼、自暴自弃、骂爹骂娘统统没有用,这不是共产党人和我们造船人的性格!我想说的是,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军工企业的领导干部,希望大家要理解和领会中央的精神……

“十年内乱,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今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过去,大家都很自豪,我们是搞军品的,是国家的宠儿;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是,大家想过吗,这皇帝的女儿是个什么模样呢?在军用舰艇方面,不错,我们装配出了常规的潜艇和几种型号的中小型水面舰艇;也仿造、设计生产了几种改进型产品,但除了极个别有代表性的产品外,这些年我们生产的产品,大都还是50年代的水平!我可以告诉同志们,这与国外先进水平相差了25到30年!这样的产品,是根本不能打仗的;还有的产品,在仓库里已经积压了一二十年!同志们,这样劳民伤财的蠢事,我们再也不能干了!……”

柴树藩一番有理有节、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会场暂时安静了下来。他喝了一口水,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一下,接着讲道:

“再说民船,一是质量性能都很差,二是型号陈旧落后,三是由于我们设计、建造的自动化程度很低,造成建造的周期太长,所以用船部门不喜欢我们造的船。有人说,是国内用船部门太刻薄太挑剔,专挑我们的毛病。这种说法不准确也不客观,你自己有病,还讳病忌医——同志们哪,我们造出的船,是要在茫茫的大海中去航行,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去撞荡,一但出了故障,那就是叫天天不应啊!大家都知道上海厂建造的那条‘风庆’轮吧,那可是我们造船行业的一条明星船哪,可它的性能和质量怎么样呢?船还没开到目的地,主机就停了机,连船带人都差点倾覆在大海里!前不久我专门去考察了一下,才见识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像这样的船,我们能责怪别人刻薄挑剔吗?……”

会场彻底安静下来,与会者睁大眼睛,紧盯着台上的讲话者。柴树藩举眼又环视了一遍会场,略为提高了声音:

“同志们,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小平同志关于船舶工业生存和发展的最新指示!这个指示,在座的不少同志也许会认为不可想象,不可思议。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小平同志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思路,作出了船舶工业要进行战略大转移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就是:船舶工业要建造出口船舶,打进国际市场,以此换取外汇,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好地支持军品生产!……”

“轰”的一声,会场又炸了起来!

什么,打进国际市场?!有人瞪大惊讶的眼睛,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连国内市场都还没有打进去呢,还要求我们要打进国际市场!在这举步维艰的境况中,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战略转移决策,是画饼给大家充饥,还是让大家望梅止渴?柴树藩话音未落,整个会场响起的嗡嗡之声,压过了他讲话的声音。柴树藩一见会场的情形,他稍微停了一下,待会场声音小了一些后,凑近麦克风,提高了声音,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继续讲道:

“我想告诉同志们的是,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决策,既不是乌托邦似的空想,更不是大跃进时期呼喊的口号!他告诉我们,国际市场尽管错综复杂,但一定会有出路!我们的劳动力便宜,只要引进先进技术,完全能够和外国人一争高低!部党组经过认真研究,为贯彻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我们近期的目标是,尽快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远期的目标是,一定要竞争过日本,与日本、韩国三分天下!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气魄,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理想!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柴树藩那坚定的口气和坚决的态度,竟然又使会场安静下来。一时间,与会者都沉浸在惊愕、疑虑、迷茫、焦灼、观望、沉思之中……对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构想,在大家心里激起的波澜当然是可想而知;大家心中尽管有无数的疑问和猜测,甚至有若多的非议和抵触,但在那样的场合那样的氛围中,谁也不会公开站出来表达这种情绪。

大会之后,在分组讨论会上,最后大家集中的焦点是:对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构想,大家自然表示拥护和支持,表示理解不理解都会遵照执行——但再伟大的构想,再宏大的目标,都必须一步步去实现呀!最紧要的是,全行业眼下如何渡过无船可造、无事可做这道难关,几十万造船工人,犹如嗷嗷待乳的婴儿,你总得给我们几口奶水,甚至几口米汤,才能使咱们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吧!

“同志们,毋庸讳言,现在我们已无路可走,是船就只能下海;狭路相逢,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从现在起,各地区各单位,就要立即做好打进国际市场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柴树藩在大会总结时坚定不移地讲道,“如何渡过眼前的难关呢?大家还记得当年在南泥湾垦荒时的情景吧,这就要求大家要各显其能、各自为战,眼下除了继续争取造船以外,我们还要开辟第二产品、第三产品!你是生产自行车、架子车也好,生产包装箱、骨灰盒也罢,只要市场需要,只要能够维持工厂运行,只要能够稳定工厂大局,你都可以尝试——对于今年的生产计划和工人的基本工资,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下发到各个地区各单位,大家回去后,首要的就是做好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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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部紧急报告中央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送走了最后一批来自四川三线企业的领导,天早已黑了下来。柴树藩给夫人打了个电话,说今晚也不回家了。从沿海各地跑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在处理各地上访职工问题时,他让秘书在办公室给他铺了一张行军床,接连好多天他都没回过家——说实话,自到六机部上任以来,面对眼前这杂乱无序、百事缠身的局面,他的心里比谁都要忧心和焦虑,真有点到了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地步。

该如何解决眼前这燃眉之急,渡过目前这道难关呢?

今夜,他签批了一大堆文件后,站起身来在办公室来回地踱着步。不知怎么的,当他抬头看见窗外那星星点点的寒光,突然记起岳飞那首《小重山》词来。此时,他觉得这首词似乎最能表达他此时的心境。

从沿海回来后,在处理上访职工问题那几天,他就亲自起草了给国务院的紧急报告,一是希望能马上解决北方地区职工取暖费问题;二是能解决整个系统职工工资问题;而最最紧迫的,就是落实全行业今年的造船任务问题。

可,要把这些事项真正落到实处,谈何容易啊!特别是国内造船计划的落实,更是步步艰难。

在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期间,他又心急火燎地接连以个人的名义,给李先念、王震等几个中央领导写了几次紧急报告;在会议空隙时间里,他又连续找到国务院领导当面向他们反映了船舶工业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他的紧急报告,引起中央领导的严重关切,以超出想象的速度,迅速得到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康世恩等领导的批示。但批示只是领导们的态度和愿望,要真正将这些批示落到实处,还有权限、制度、程序、现实困难等等若干的问题需要协调处理,部门之间种种无法办理的理由也顺理成章无懈可击。在当时那种体制下,真正要办成一件事,实在太难太难。

窗外已是夜阑人寂。柴树藩慢慢踱到了办公桌前,又拿起那几份报告和领导的批示,认真看了起来。从这些批示的字里行间,同样也透出领导们对船舶行业目前境况的焦虑和忧心。

其中李先念副总理批示的文字很长,有整整两页纸,他在柴树藩《关于民船建造问题的再次紧急请示报告》上批道:“买船还是要买,但立足点必须放在国内。要看到船舶工业部是造船部门。立足点不能靠买,不能买四个现代化……建议交通部大力支援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不然交通部单靠买船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应该首先支持我国的船舶工业,然后才是向国外买船。当然船舶部门要千方百计地注意提高质量,使我国造船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民族资产阶级还懂得保持民族工业,我们共产党人能不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吗?……”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要真正落实领导的批示,谈何容易!要在国内造船,这牵涉到外贸、银行、计划、基建、生产等一系列部门,不是哪位领导作一个批示,开一两次协调会议就可以解决的。六机部造船、交通部买船之间的具体事宜,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一时半会儿根本落实不下来!

全国100多家企业都在踮起脚尖引项相望,他们望穿秋水,盼着部里能下达部分生产计划,好解决一下工厂眼下的困难;几十万造船工人正坐在船台上机床边,正盼着有船可造有事可做,以聊济厂里和家中的无米之炊。

为此,柴树藩真是忧心如焚啊!

柴树藩思忖了一阵,放下手里的报告,他提起笔来,决定直接给计委主任陈云写封信,向他告急求救:

 

陈云同志:

知道您在百忙之中,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敢打扰您。因为向您报告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船舶工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关系到30多万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在这火烧眉毛之际,直接给您写信,算是病急乱投医吧。

目前国内关于造船和买船争论的情形您很清楚。当然,我们穷,买点旧货救救急也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如果把买旧船当作一条长远的根本方针,把我国的现代化不是放在壮大自己的造船工业上,而主要放在买旧船上,这是否可以商榷一下呢?

目前国内造船工业的船、机、仪三个行业开工率平均不到20%,明年大部分厂子会完全停工,几十万造船工人大部将会失业。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交通部门需要买旧船,何不在国内造新船呢?当然,他们买船或许有多种正当的理由,特别敏感的是国内造船的性能问题。但我们保证,经过严格的质量整顿,我们工厂的面貌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造出好船,除个别需要进口的辅机外,所造的船绝不会低于国外标准……

另外,在我们仓库里还积压了大量的材料,以及四人帮横行时生产的不少配套产品,这些东西我们建议除个别的修复加以利用外,如果用船部门一定要坚持高标准,不肯将就,那我们将报告国家全部报废!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求交通部把今年要买的250万吨船的单子开出来(包括技术要求及船期),同时将明年的造船计划也提早通告我们,我们在落实计划的情况下,一定为国家造出与以前不一样的好船来!

……

 

夜更深了,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渐次熄灭了,整个北京城已沉浸在万籁俱寂之中,柴树藩站了起来,慢慢踱到窗边,望着夜色中的这座城市,长久地思索着——哦,不知什么时候,窗外已飘起纷飞的雪花。纷飞的雪花,将这个世界涂抹得一片银白。柴树藩突然想起“瑞雪兆丰年”这句民谚来——可,对我国的造船工业来说,预兆着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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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船就只能下海

 

一行大雁,正列队从南方飞了回来。转眼,春天就要到来了。可北京的早春,依然乍暖还寒;从北方吹来的风,还带着深深的寒意。

正如柴树藩在领导干部会上所讲的:无路可走,只能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狭路相逢,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这些日子来,六机部党组会议的灯光几乎彻夜通明。

今年国内交通部的造船订单,经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干涉和协调,最终总算拿到了手,但柴树藩明白:这只能暂时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能够争取到这批订单,无疑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而非经济规律的必然。所以,六机部造船要靠年年打报告,年年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来干预协调,这是最靠不住的,是建在沙滩上的金字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坍塌的。

“同志们,这些日子来我总在想,我们是不是有点像端着一只破碗,求人家施舍的一个乞丐呀?”党组会上,柴树藩晃了晃中央领导关于交通部造船的最后批示,神色凝重地给与会的同志们说道,“这种滋味不好受,这种日子不好过,有点叫人无地自容呀!”

与会的同志们当然知道柴部长此时的心情,大家没有插言,都陷入久久的沉思。

是呀,与会的同志此时心里都清楚,中国的船舶工业,靠人家的同情和施舍,这样的日子不但过得窝囊,而且是不能持久的。正如柴树藩所讲的,如果不尽快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尽快地占领战略的制高点,整个行业不但还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再说严重点,不出三五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如前所述,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中国造船业,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进则存,退则亡,这同样也不是危言耸听——以后几十年的遭遇,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战略大转移的方向和目标,别无他途,是船只能下海——那只能是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指引的:打进国际市场,与西方造船界一决高下!

柴树藩的几个副手,都非等闲之辈!他们在战争年代,都经历过炮火的考验;在和平建设时期,几乎都经历过政治的磨难。他们不但有相当的资历,而且都具有相当的智慧和工作的魄力。副部长张有萱,早在50年代就担任了国家科委副主任,并兼任国家技术引进小组组长,主抓国家技术引进工作,1974年任六机部副部长,抓经济工作是个不打折扣的内行。

副部长刘清,自1973年就开始担任外贸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抓过多年的机电产品进出口工作,他对机电产品进出口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柴树藩到六机部后,专门约请他到六机部工作,自国务院批准各部委可以直接出口、实行工贸结合,六机部组建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后,就由刘清担任总经理。

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彭世禄,更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是赫赫有名的“农民运动大王”澎湃烈士的儿子,本人则是留苏学生、著名的核物理和机电方面的专家,还担任过中国核潜艇的第一任总设计师,属于学者型领导。

自柴树藩和几位副部长分别到沿海各大造船厂完成调研后,这段时间,六机部党组会议室经常是灯火通明,烟雾缭绕,为研究船舶工业如何打进国际市场,党组成员们常常是彻夜不眠。

尽管打进国际市场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困难重重,似乎面临的是一个针插不透、水泼不进的局面,但以柴树藩为书记的部党组成员,经过痛苦的思索和决策,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争论,达成了一个坚定的共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千钧一发,容不得半点的犹豫和懈怠!

事关重大,当然在党组会上,对此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甚至还很激烈的。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终于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中国人的智商绝不低下,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举世称道;中国造船业的领导、知识分子和工人们,历来就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有着敢打硬仗和与强手对决的风格。在过去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条航天测量船、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现在我们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向世界宣称:我们同样可以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商船和军船!

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大禹可以治水,铁杵可以磨针!《尸子》曰:“虎豹之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毂,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党组成员们也列举和分析了一些有利的因素和条件。特别是从世界造船大国瑞典、法国、英国等国的衰落和日本、韩国等国造船业的崛起中得到莫大的启示:世界造船业并非是铁板一块,中国跻身于国际市场还是存在着巨大潜力和希望!

以韩国为例:

韩国的造船业在70年代以前并不发达,只能处于世界造船业的中下水平。可从7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造船列入战略发展重点行业之后,大规模投资建厂,仅用9年时间,造船产量就跃居世界第二位。近几年,在造船、修船和平台制造等方面,已成为日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造船工业是在国际市场处于萎缩危机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它快速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衰落形成鲜明的对比。柴树藩与同志们分析了韩国成功崛起的几点原因:一是政府的积极扶持,政府将船舶工业定为“国家基干工业”和“战略出口行业”,在财政上支持出口,在法规上限制船舶和船用设备进口等;二是造船成本低,竞争力强。尽管韩国造船效率也不算高,但凭其工资水平低廉的优势,使造船劳务费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同时他们采取低利甚至亏本推销的办法,使其船价比日本还低5%—10%;三是积极大胆的经营思想,在船舶市场萧条的情况下,他们大胆引进了国外造船先进技术和配套设备制造技术,同时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和商情网,在推销方面十分成功。

“中国与韩国的情况有许多共同之点,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柴树藩对同志们说,“我们有邓小平同志和国家政策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有集中统一的社会制度,我们有全国协同配合的传统——更何况,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比欧洲和日本有优势;就是韩国,业没办法与我们相比。”

当然,最大的矛盾是我们造船的标准、质量、周期等问题。

过去我们造的船型狭长、舱容小、柴油机经济性能差、机电设备与世界上所有的设备不能互换;按中国规范设计制造,在世界上所有的港口都难以寻到维修配件。所以,所以很多船东都对此望而却步。

在建造出口船方面,最典型的是由上海中华船厂为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建造的3700吨“友花”号货船,为香港船东司徒坤建造的1.75万吨“海上建筑师”号货船。当时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外贸渠道和客户关系,才取得这两条船的订单。

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谈判合同难,执行合同更难。谈判人员按国际贸易惯例采用了英文合同文本,被四人帮一伙指责为“修正主义沉渣泛起”;船上使用外文操作铭牌,被指责为“崇洋媚外”、“洋奴思想”,搞得外贸部门和工厂左右为难战战兢兢。

“友花”号船价为220万美元。船用设备基本上采用了国产,进口设备只用了5万美元。船交出后此船在东南亚一带运糖用,由于设备维修配件无法解决,船东只好自行将我国产设备拆下,换装外国产品。据说后来又贱价卖给了我国用户了。

司徒坤购买的“海上建筑师”号,船价为855万美元。根据船东要求,船用主机采用了日本产耗油低、可燃重油的恒压增压低速柴油机;船上的吊车、电站、电罗经、电台、污水处理、焚烧炉等25项主要设备都采用了进口设备,共值350万美元,占船价的41%。

但这两条船均是按中国ZC船级社规范验收,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范还存在很大的差别。有的标准和规范,用夸大一点的话说,那真是有着天壤之别了。

“打进国际市场,无论多难,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在邓副主席面前,我已明确地表明了我的态度;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面前,我们已经作了庄严的承诺。我们除了向前,别无选择!”柴树藩在党组会结束时,有些动情地讲道。“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舰船研究院前院长于笑虹同志。于笑虹同志为了海军建设和船舶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和刘华清、戴润生同志一起,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可在文革中,由于他坚持真理抗拒邪恶,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英年早逝!……”

柴树藩讲到这里,稍微停了一下,接着讲道:

“1965年春,笑虹同志在院党委扩大会上,曾语重心长地号召全院同志,要树雄心、立壮志,为建设我国强大的海军和远洋船队的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他在会上郑重地表示:如果自己生前,不能见到我们自己研制的远洋舰船下水;那么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用我们自己研制的远洋舰船运到南太平洋,洒向波涛之中!若能如此,他讲含笑九泉、死而无憾!……”讲到这里,柴树藩摘下眼镜,擦了擦上面的水雾,尔后语调一转,“逝者已逝,留下遗憾。他生前没有见到我们的远洋舰船驶向南太平洋,但我们一定会满足笑虹同志的这个遗愿!面对眼前这个局面,同志们,我只有一句话,开弓之后,决无回头之箭!”

会散,天边已露出淡淡的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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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巨轮从香港起锚

 

今夜的月光是柔美的。

港城,这颗璀璨的明珠,她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已经100多年。这里,不但是全球经济交往得天独厚的著名港口,还是世界经济兴衰沉浮的晴雨表。

一幢幢摩天接踵的现代建筑,一条条横跨南北的高速公路,初放的华灯如天上的繁星,和波光粼粼的海面争相辉映。维多利亚港口里,穿行和停泊着几十个国家的船只,每天吞吐着数十万各种肤色的旅客和上百万吨的货物。一切,都显现着这里的忙碌与繁华。

“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要让中国人建造的船舶,泊满那个港口!”柴树藩站在太平山的一幢高楼上,遥指着山下的港湾,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同志讲道。

 

香港是首选的突破口

 

 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驶出六机部大门。径直驶向国家旅游总局。刚从深圳回来的柴树藩、副部长刘清,准备前去拜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

这是1980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

要想让中国船舶打进国际市场,必须选准一个突破口。经过反复调研和商讨,六机部的决策者们一致的意见是:首先突破香港!

其理由是:

其一,香港是国际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和重要的港口,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它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个港口有航运往来,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枢纽,航线通达五大洲三大洋的海上运输网络。基于此,世界各大船舶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国际航运财团在亚太地区的行政和船舶管理中心。每年,抵达香港的远洋船舶达3—4万艘,内河运输船舶达到20—30万艘。目前,香港拥有的船队达6000万吨,占世界远洋船队的1/10。

其二,香港有船东100—200家,多数是华人和外籍华人。他们中间,爱国的船东不乏其人。我国先前出口到香港的17500吨“海上建筑师”号船东司徒坤就是其中之一。

其三,香港距离内地近,有问题好联系好解决,有共同文字和语言好沟通,供应零配件、解决维修问题也比较好办。

柴树藩为细致地了解香港航运情况,一封电报,找来了香港华润公司副总经理张先诚先生。张先诚回到北京后,向柴树藩、张有萱和刘清等人介绍了香港的情况,仔细交换了意见。张先诚和柴树藩等人的意见完全一致:中国造船业要打进国际市场,首先就应该依靠香港的船东,从香港突破;而香港比较可靠的船东首推就是包玉刚、包玉星兄弟。

包氏兄弟是英籍华人,祖籍浙江宁波。包氏兄弟原均是环球航运集团的老板,后分家。包玉星离开环球集团后,自己组建了香港联成航运公司。包氏兄弟在香港航运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包玉刚,在全球航运界享有“世界船王”的盛誉。由于包玉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政治上与我友好,故张先诚建议先接触包玉星,尔后通过他再与包玉刚交往。

要接触包氏兄弟,非一个人莫属,那就是——卢绪章。

卢绪章,是个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这部影片的题材,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潜伏》类似。影片讲述了1947年,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全国上下反蒋浪潮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为扑灭我地下党在经济界的核心组织,亲自下达了“A”字密令,在国统区严密地搜查中共地下组织。此时,地下党员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以荣昌公司总经理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在特务们的眼皮之下,活跃于上海经济界,并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北解放区……

影片惊险曲折,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主人公张公甫那大智大勇、临危不惧的形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超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 
    剧中主人公张公甫的原型,正是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

卢绪章,1911年6月出生在宁波一个贫困的小商人家庭,14岁闯荡上海。他积极要求抗日救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与他人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1939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卢绪章担负起为党的地下组织筹措经费的任务,担任党的地下经济企业上海广大华行总经理。

卢绪章遵照党的指示,把广大华行作为三线秘密组织,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甚至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和美钞。在白色恐怖之下,卢绪章利用自己强烈的保护色彩,多次掩护中共领导和地下党领导往来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了大批绝密情报和军用物资,包括一些特殊物品。如刘伯承的假眼,都是通过他送到解放区的。同时给党的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大量的经费。广大华行成了中共隐蔽战线最大的经济实体,为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这个长期“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一辈子虽与金钱打交道,但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说来有些巧合的是,香港船王包玉刚不但是他的妹夫,其时包在上海银行任职时,他曾给予过他不少的帮助。

直到解放后,卢绪章出任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时,包玉刚在香港报纸上看到照片,这才如梦初醒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广大华行的总经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

1964年,卢绪章以外贸部副部长身份访问香港时,他与包玉刚曾见过面。那次见面,他们不欢而散。其因是为包玉刚加入英籍一事,卢绪章毫不客气地责备了他。随着包玉刚地位的提高,后与内地逐渐疏远。文革时期,与我完全断绝了联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与国内有了一些交往。

物是人非,俱往矣!

“哈哈,树藩同志呀,你这个大忙人,今天能亲自到我这里来,那定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卢绪章一见柴树藩,赶紧迎到办公室门口,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他和柴树藩是老朋友老相识了,柴树藩在外贸部时,他们俩都是副部长,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结下深厚的同志友谊。

“是呀是呀,我到新的岗位后,真是忙得焦头烂额呀!”柴树藩说着话锋一转,“我就是有件棘手的事,今天专门来请教老兄呀!”

 “什么请教?在我面前你还客气什么!有什么事,请赐教!”

柴树藩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没有问题!”卢绪章还没等柴树藩说完,就将事情一口应承下来。

交谈中,卢绪章的意见与张先诚一致,最好先接触包玉星。同时,令柴树藩没想到的是,卢绪章告诉他:这个包玉星与廖承志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套用今天一个时髦的词儿,包玉星是廖承志的“粉丝”!

1978年10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包玉星其时也正在日本,他踌躇再三,慕名想去拜访这位著名的华侨领袖,没想到廖承志闻讯欣然应允,并热情接待了他。或许有缘,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几乎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最多的是香港回归、国家统一的问题。

从第一次在日本东京见面,短短两年时间里,廖承志与包玉星见面不下10次。他们的谈话大至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小至家长里短,当然也常常谈到包玉星所熟悉的造船和航运话题。

尤其令柴树藩信心大增的是,廖承志非常关心中国船舶工业如何能打进国际市场的问题。他每次见到包玉星,都会非常关切地问到同一个问题:中国能造好船吗?世界上对中国造船的评价如何?香港航运界的船为什么不找中国造,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真是哪个郎中医哪种病,哪把钥匙开哪把锁!

当卢绪章与廖承志去电话同包玉星一联系,远在香港的包玉星便在电话那头爽快地答复道:将原拟在日本建造的两艘2.7万吨散货船,改由国内建造!只是他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按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建造,由英国劳氏船级社验收;二是请廖公为他的新船命名!

东方露出一缕曙光。一只晨醒的鸟儿嗖地掠过窗前,弹向广袤的晨空。柴树藩听完卢绪章打来的电话,他脸上露出一丝欣喜,立即对着话筒答复道:“我们立即发函,邀请包玉星来北京商谈具体事宜——如有可能,我们再向国务院请示,同时也向包玉刚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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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船王”毅然登陆

 

1980年3月15日。

一架从广州飞来的波音737客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少顷,一群人走出机舱。首先走下舷梯的是一个身板结实、浓眉大眼、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一下舷梯,他就看见前来迎接他的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副部长安志文、刘清等人。于是他笑容满面,加快步伐,迎着卢绪章等人走去。

这就是包玉刚!

这就是在世界航运界和商界声名显赫,有着“世界船王”之称的华侨巨子包玉刚。

包玉刚在世界几千万华侨中,的确是个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物!

这位生于浙江宁波,因家庭贫困连小学也未能毕业的“船王”, 由于他在国际船运界的地位,不但获得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封为“太平绅士”,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授的C.B.E.及K.T. 爵士勋衔。同时,他受到各国首脑的关注和赞赏,比利时国王、美国总统、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这是世界上任何大企业家都未曾获得过的殊荣。英国前首相希思曾特地邀请他到别墅赴宴,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美国总统里根邀请他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他的电话可直通白宫,随时可与美国总统对话。

此外,他还在世界上还担任着一系列官方和民间组织的领导职务。他除担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主席、汇丰银行董事局副主席外,还任有利银行、恒生银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英之杰远东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等英资企业和港英地下铁路公司董事;以及香港半官方组织“港日贸易合作委员会”委员、国航海基会名誉副总裁、英国奈化理船会东亚区主席、国际独立油船船东协会主席、法国弗里达斯理船委会会长、日本理船会香港区主席及美、日、英、法等多家金融机构和学院顾问。

包玉刚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1949年初,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积蓄,离开上海,到香港另闯天下。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做些小生意,积累了点钱,但接下来干什么呢?包玉刚想起了童年时期对海的向往,于是提出了投身海运的设想。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也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个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中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功夫不负有心人。包玉刚凭着过人的天赋和超群的胆识,至1979年底,他创办的环球航运集团已拥有运输船200余艘、载重量为2000余万吨的船队,而且他的船队平均船龄只有3.5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航运集团。其集团总部设在香港,同时在百慕大、伦敦、东京、纽约、新加坡和巴西等地均设有办事处,他公司属下的陆地和海上正式员工已超过3500人。1966年,他在港专门开办了“环球海员训练学校”,训练海员供所属船队使用。

包玉刚在短短10多年时间中,由一条有着28年船龄的破旧烧煤船起家,奇迹般地越上“世界船王”的宝座,拥有世界最大的独立船队,执世界航运界之牛耳,成为国际性的大财团,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他超人的胆识和经营方略,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长于人际交际,在政治上获得不少声誉和个人信誉。英国前首相希思、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巴西总统、墨西哥总统,都是他经常接触的对象,有的甚至成为他的好朋友。

1974年,包玉刚为其一艘名为“加拿大世界”的超级油轮下水,邀请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夫人玛嘉烈,到东京主持该轮下水典礼,以应付加拿大西岸的反油轮停泊运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希思到香港,都是包玉刚设宴款待,邀请港督及社会名流参加。基辛格两次到港,都是住在包玉刚家。

1979年,当时的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英国,英国女王宴请华国锋时,专门邀请包玉刚作陪。华国锋在伦敦还破例单独接见过他。这件事曾在香港引起轰动。包玉刚为此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表示要响应华总理的的号召,积极支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愿意在造船工业、航运、租船等方面与中国合作。招待会上,记者们特别注意到这位已入英籍的“船王”最后讲的几句话:“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支持祖国四化建设,我责无旁贷。”为此,包玉刚捐款1000万英镑,重建我驻英使馆。

此次,包玉刚是应六机部部长柴树藩邀请,是专程来京与我洽谈订购新船、推销我出口船舶和其它合作事宜。包玉刚这次迅速地就接受了柴树藩的邀请,速疾赶来北京,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得知其弟包玉星已在和六机部谈判订购新船合同。闻此消息,他当然不甘落后,意欲在同中国合作方面捷足先登。

外间有舆论说,此次包玉刚是解放前夕举家南迁香港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其实这是误传。只是前一次他回乡,是以私人的名义探亲,行动较为隐秘就是了。

1977年7月,已被三次打倒的邓小平复出政坛,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更引起港人的关注,他们仿佛看到了新的曙光。此时,包玉刚也正面对世界性的石油危机,产生了减船登陆的念头。他敏锐地觉察到,偌大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肯定要大规模的发展经济——减船登陆,这成为包玉刚首先瞄准的目标。

但为了稳妥起见,他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显而易见,他这是在投石问路。未曾想,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了廖承志的复电:“欢迎包玉刚夫妻一同回国探亲。”包玉刚一见复电,立即就与夫人黄秀英动身起程回国。宁波大学包玉刚图书馆不过他们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取道日本。这,大概是不想世人知道他真正的行踪吧。

那次回国,他访问了宁波、上海和北京等地。在北京,廖承志、孔原、卢绪章会见了他。外界不断有人撰文说“邓小平与包玉刚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其实这是杜撰和误传。其间,包玉刚不动声色地“参观”了上海几家船厂。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是在悄悄考察中国内地的造船实力——因为他已从一些渠道得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已做出了“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的重大决策。

3月的北京,寒流刚刚过去,空气中已弥漫着些许早春的气息。

舷梯下,柴树藩见包玉刚快步走来,他也赶紧迎了上去,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到北京。”

“谢谢。我其实早就盼着与您见面的这一天了。”

包玉刚此次正式来北京访问,他事前已知道他的行程安排,知道中国高层的领导将要分别会见他,也知道六机部与他真诚的合作意向,特别是他在外界已风闻将要和他合作的伙伴柴树藩,是一个大胆果断、重信重义的人后,所以他显得胸有成竹、乐观自信。当一位少女将一束鲜花献给他时,他脸上的笑容和手上的鲜花一样灿烂。

其实,在将要和六机部商谈合作事宜之前,在1979年11月27日,包玉刚就在香港与外贸部招商局总经理袁庚谈过与中国合作的问题。包玉刚提出的方案是组成合营航运公司,双方共同投资5000万美元,中方40%,港方60%,合作期限为20年,以英国的法律为依据。

经袁庚请示交通部,交通部反馈的意见是投资不能由对方控股,至少双方要各50%。另外,他们对包的事业和经营状况也有担忧,所以交通部不太倾向于与包的合作。

这个情况,柴树藩其实非常清楚,但他和几位副部长考虑的与此不同,他们认为:一是可以利用其资金发展我国的造船和航运事业;二是可用我国制造的船舶作为投资,不用或少用外汇;三是可争取长期订货,打进国际船舶市场,按小平同志所构想的,促进和提高我国造船的整体水平,并可利用其关系以优惠价格买进我国急需的配套设备、材料和先进技术;四是可汲取其经营和管理经验,开辟和承揽新的国际航运业务,并能较快地收回资金;五是可培养和提高一批干部走上国际市场的业务水平及技术水平。

柴树藩他们的合作方针受到国务院的首肯。王震、谷牧、姚依林对谈判的方案都作了批示。3月12日,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周建南召集六机部、外贸部及中国银行座谈,统一了谈判中的几点原则。

由于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与包玉刚这样的人物合作,如果谈判成功,将成为我国与外资第一次合作经营的典范,自然引起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3月14日,柴树藩又收到国务院转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来电,表示了倾向于同包玉刚合作的意见。

这次即将开始的合作谈判,柴树藩同样是胸有成竹,显得乐观和自信。所以当他与包玉刚握手对视那一瞬间,他的直觉就告诉他,这次谈判合作成功有极大的可能——因为他们双方都丛短暂的对视目光之中,捕捉到除相互审视之外,更多的是朋友般的坦率和真诚。

几辆轿车驶出机场,朝北京人民大会堂方向驶去,一切都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议程进行。正如双方预料的那样,这次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由此,我国第一个与外资合作的经营性公司即将诞生,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资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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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行爆了个冷门

    

社会主义中国,闭关锁国几十年,就像如今的朝鲜一样,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今,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明确宣布要全面实行对外开放,要将自己融入当今这个世界,这自然会引起世人对她特别的关注和种种的猜测。

“世界船王”包玉刚接受中国政府邀请飞往北京,并将同北京商谈经济合作事宜,自然会吸引世界各国的眼球。在香港,更是新闻舆论争抢的热门话题。所以,包玉刚在北京等地的行程安排、重要活动,甚至一举一动都成为港人热衷传播的新闻。

包玉刚此次的北京之行,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大冷门!

3月23日,当包玉刚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和他妹夫、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副主席李伯忠回港的飞机一落地,刚走进机场大厅,就便被前来迎接他的亲友和一大群记者簇拥到了贵宾室。

包玉刚还没坐下,记者们的镁光灯就在不停地闪烁,无数支话筒就递到了他的眼前。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惟恐落后,她泼辣地挤进拥挤的人群,把一支话筒递到包玉刚嘴边,说话快得像连珠炮:“包先生,您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谈谈您北京之行的感受?”

“哈哈……”包玉刚满面春风,他爽朗地笑了几声,立即机敏地答道,“小姐,如果您出嫁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回过娘家——那么,我此次北京之行,就是您几十年后回娘家时的感受。”

包玉刚幽默风趣的回答,顿时引起满堂的笑声。

“那,您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谈谈访问北京的具体行程?”

“哈哈,”包玉刚又爽朗地笑了两声,轻轻地拂开簇拥着他的人群,走到预先为他准备好的桌子前坐了下来,对着话筒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关于我这次北京之行,我不但要详细地告诉这位漂亮的小姐,而且应该告诉关心我的各位朋友和同仁,更要详细告诉全体港人。”

包玉刚虽说面带欣喜之情,但他尽量用平缓的语调叙述了他一周来,访问北京的情况:

3月15日,包玉刚抵达北京,即受到隆重的欢迎。第二天稍事休息后,17日,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副部长刘清,就同他就合作组建联营公司和他向国内定船的事宜进行了友好会谈。中午,柴树藩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包玉刚和李伯忠,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以及国家旅游总局卢绪章等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柴树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辞,他说:“包玉刚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实业家,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北京,我感到十分荣幸。包先生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十分关心,尤其对我国造船和航运事业历来十分关注,表现出真诚合作的意愿,我们对此非常钦佩!……”

包玉刚在答谢辞中说:“我是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回到祖国大陆,祖国的变化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我第一次回来是1978年,主要是探亲访友;这次回来,我愿意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姚依林在人们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和李伯忠。两位副总理听包玉刚介绍了世界航运和他自己航运的情况。谷副总理说,中国的船舶工业和远洋航运事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会见时,柴树藩、安子文、刘清、卢绪章,交通部副部长王西平在座。当天,六机部副部长刘清就包玉刚向中国订船的事宜同他进行了会谈。

3月19日,叶剑英会见了包玉刚和李伯忠,并进行了亲切交谈。有记者问到叶剑英身体状况时,包答:叶剑英身体健康、思维敏捷,讲话也很清楚。

3月20日晚,华国锋总理在人们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和李伯忠,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当有记者问到他对华国锋印象如何时,包答:这是一个思路清晰、正派忠厚的领导人,我很尊敬他。

包玉刚此次北京之行,受到了国宾般的礼遇。

包玉刚北京之行的情况介绍,不时赢得阵阵正盛和欢声。

当香港《文汇报》记者问到包玉刚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包玉刚答道:一是他得到总理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的接见,在与他们会谈时,了解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结束政治运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坚定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二是如愿与六机部签订了联营协议和达成了向中国订船的意向;三是在此期间,结识了像六机部部长柴树藩那样诚恳务实、守信重义的朋友。

当有记者问到包玉刚与中国合资联营的主要内容时,李伯忠代包玉刚作答:

一是六机部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和外贸部中国租船公司为一方,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和国际金融投资公司为一方,联合组成“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登记地为百慕大。

二是双方合营资本为5000万美元。中方45%,外方55%。

三是董事会由8人组成,中外各4人。口头董事长由包玉刚担任,副董事长由六机部和香港汇丰银行各出1人担任。

四是合营公司业务为:各类船舶及船用设备的买卖及代理业务、航运经营及管理及其它有关航运业管理。

五是合营公司在香港设立代理公司,其组织及经营方式参照环球航运集团办理,代理公司经理及副经理人选,由双方协商,董事会委派。

六是合营公司及代理公司经董事会决定,可与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委托环球集团进行有关业务。

七是合同期限未定,视将来情况发展再议。

八是以百慕大政府法律为依据。

上述方案中方已经经外贸委员会并谷牧、姚依林副总理批准。3月20日柴树藩与包玉刚分别代表一方签字生效。

“我们计划, 4月底在香港召开‘国联公司’成立大会和第一次董事会。届时,我们还将有重要决定告诉各位!”李伯忠说完,包玉刚笑吟吟地补充道。

“包玉刚先生,据我们所知,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也曾经向您表示过合作的愿望,可听说您连想也没想就加以拒绝;而这次您同中国的合作,据说您非常主动。”一位资深的英籍记者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向包玉刚发问,“请问,您能讲讲这是什么原因,这之中是不是有什么奥秘?”

这位记者的问题,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整个房间里都安静下来。

包玉刚没有马上回答这位记者的问题,在人热切的目光中,他似乎陷入极短暂的思索之中。

那是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也正是包玉刚登上“世界船王”宝座前夕,他为处理一桩业务去了纽约。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因仰慕包玉刚的经营能力,特地带着女儿克丽丝丁娜到包玉刚下榻的饭店求见。希腊船王到达饭店后发现包住的房间,并非是他所想象的豪华总统套房,而是一间很小的客房,甚至因此只能请他们到楼下餐厅的一角进行交谈。

二人交谈时,奥纳西斯提出与包玉刚合作经营,建议将自己的船队与包玉刚的船队合并,以包氏为主。如果接受此项建议,对于包玉刚扩大经营范围当然大有好处。可包玉刚略一思索,立即谦虚而诚恳地表示,他无意插手此事,自己只是航运的后起者,奥氏是航运的老前辈,而且过去彼此没有往来过,因此不想担此重任——鉴于奥纳西斯在世界航运界的声望与业绩,他人想巴结都还来不及,可他没想到的会遭到包玉刚如此礼貌而坚决的拒绝!如此,他只好带着女儿失望滴离去了。

但事后,奥纳西斯对美国花旗银行总裁说,这次会见包玉刚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虽然他没有如愿与包氏合作共事,但他本人更敬重包氏的处事和为人。奥氏后来还邀请包玉刚到他新建的大楼作客居住,可仍然被包玉刚婉言拒绝了。

该如何向众人回答这个问题呢?包玉刚沉思了一下回答:“奥纳西斯在世界航运界具有相当的资历和很高的声望,但我过去和他没有什么交往;而我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因而我深切地了解我自己的祖国。中国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中国地方大,劳力多,是很有条件发展造船业和航运业的。特别是造船业,只要各方面配合得好,培养人才,中国不但很有兴趣,而且很有希望制造巨型船舶,并能迅速打进国际市场!”包玉刚讲到这里,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讲道,“中国有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邓小平就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而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和他的伙伴们,是出众拔萃的组织者——我相信,最多一两年,他们就会组织和建造2—3万吨的船舶出口!而将来,他们出口船舶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包玉刚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人愣了一下,一时没回过神来。继而,却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包玉刚在机场接待记者们的谈话,经记者们添油加醋的一番报道,竟在世界造船界和航运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中国真的在一两年内,就能建造大型船舶出口吗?他们将来出口船舶的前景真的不可限量吗?

包玉刚是言过其实,还是胸有成竹——人们睁大惊讶和迷惑的眼睛,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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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马拉松似的谈判

 

包玉刚在香港机场记者招待会上所透露的,中国将在一两年后就能组织和建造2—3万吨的船舶出口的消息,按照他一贯稳健的风格,多数人相信他这绝非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而是肯定有着充分依据的。

包玉刚当然有着充分依据的——他知道,此时他的兄弟包玉星联成航运公司的代表,已经开始和六机部接触,正在北京就两条2.7万吨的散装货船谈判合同。

白日有光,夜晚有灯。

这场谈判,在中国船舶出口历史中,最为艰苦的谈判。万事开头难,因为这场谈判,对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外贸人员、技术人员来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与世界已经隔绝了几十年的中国,突然之间打开了开放的大门,而最初从大门外透进的亮光,对于在封闭环境中的人来说,肯定是耀眼炫目的,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茫然无措,甚至找不到走出这道大门的方向,这是极其正常的。

“过去我们在国内谈合同,那是非常简单的事——可,那是什么合同呀?只是薄薄一张纸。只要在这张纸上定出几条大的框框就行了。然后双方大致看一遍,没有大的差错大的分歧,好,签字!这就算是一份合同了。”当年“长城”号的总设计师周良根一提起当时签订合同的情形,他捋了捋已经斑白的头发,不无感慨地说道,“这和以往谈合同,完全是两码事。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一个是天上飞的麻雀,一个地上行的大象,风马牛不相及。”

过去,我们船舶设计的标准,基本是从苏联那里沿袭下来的,和英国劳氏标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切对我们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有的甚至闻所未闻!

船东提出的该船载重量为2.7万吨,航速16.3节,续航能力为17000海里,入世界著名的英国劳氏船级社(L.R)船级,悬挂巴拿马国旗,船体结构达到L.R规范最高级,涂装达到瑞典Sa2.5级,建造工艺采用日本JSQS标准……算了,打住!各种各样的标准和国际规范,令人目不暇接茫然不知所措。过去我们造船的标准只有一个:中国ZC船级社标准。

再说《技术说明书》,也有整整3本。除了主机、辅机、舱室、厨房、发电机、污水处理系统、通讯设备、吊车等,还细微得包括管系、缆绳、锚链、扶梯、海员床铺,等等,连床铺上的壁灯、壁灯旁的挂钩、床铺下的鞋柜都统统必须要有技术说明!

六机部对首次与外方谈判非常重视,组织了一个专家“精锐”谈判小组。参加谈判的的代表共有7人:六机部机关的李必忠,上海船舶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的金柱青、孙松鹤、仲豫明、周良根,大连造船厂的许大征、嵇训焕;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船东包玉星的代表只有1人,那就是英国人克格瑞德先生。

双方坐下来开始谈判。

面对坐在桌子对面的谈判对手,我方的7个专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大家表面镇定,可心中都在暗暗叫苦:这么多的规范,这么多的标准,我们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和对手争辩!最难最难的,谁也没见过这些规范和标准;那么,我们就边学边谈吧,可我们手中连这些规范和标准也没有呀!

尽管在此之前,上海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几乎动员了全院力量,从各个渠道收集这些规范和标准,也组织了科研人员翻译和消化这些资料,但收集翻译来的资料依然不全,由于过去从来没人接触过,好多规范和标准根本看不懂,也理解不了。

如此,有代表试图说服克格瑞德作些让步,岂知克氏完全没有丝毫通融余地!他紧绷着一张脸,像是坐在法庭上道貌岸然的大法官。他通过翻译告诉我方代表:规范就是规范,标准就是标准,连国王和总统也无权做任何修改!倘若你们坚持要修改规范和标准,那我只好即刻就回伦敦复命了!

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情况反馈到了柴树藩那里,为此他又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会上,与会的同志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我们造了几十年的船,也有自己一整套规范和标准,而外商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太离谱,中国人要有志气,宁肯不接此船,也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但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我们既然实行了改革开放,就要按照现行的国际规则办事,就不要舍不得祖宗留下的罈罈罐罐,即使是珍贵文物,也只能放进博物馆。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人家把船从日本转给我们建造,因而决不能半途而废!

纷争之中,最后柴树藩一锤定音:经济活动中,用户就是上帝。人家找你造船,就要满足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们的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就得无条件全部采用国际标准!

按柴部长要求,与克格瑞德的谈判继续进行。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中间商、英籍华人席玉亮先生,一个是香港海洋咨询公司的郑瑞祥先生,这两个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笔者在采访中,当年参加谈判的技术负责人,后来任上海上海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的孙松鹤讲道,“他们来给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课;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找来资料;对各种我们看起来稀奇古怪的问题,逐条给我们讲解。他们那种友好的态度,朋友间诚挚的友谊,令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难怪后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张寿同志说:“船舶工业能够较为顺利地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对席玉亮、郑瑞祥这两位值得尊敬的朋友,每人应该颁发一块金牌!”

有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问题,技术人员通过消化资料,通过席玉亮等人的讲解,大家才终于恍然大悟。比如:为什么目前许多远洋货船都不是3万吨,也不是2.5万吨,而偏偏要造为2.7万吨呢?原来,这样的货船要能够在美国、加拿大交界处的大湖区行驶。大湖区由五大湖组成。海轮从大西洋航行到五大湖的苏必利尔湖时,必须通过圣劳伦斯航道上的船闸和其它许多船闸,船闸的尺度限制了船的尺度。同时,海轮还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规定海轮通过时吃水为11米。由于这些限制,远洋船舶最佳的设计载重量为2.7万吨。

同时,更加稀奇的是,圣劳伦斯运河对导缆桩的位置、大小、形状和钢缆的走向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澳大利亚港口连对货轮舱梯也有专门的要求……我们参加谈判的人员犹如走进一座迷宫,边学习,边摸索,边理解,边谈判,他们在5个月的时间里,住的是简陋的招待所,吃的是食堂的黑馒头加白菜汤;每天10多个小时与外方人员谈技术合同;晚上再回到招待所消化资料,咀嚼合同条款,研究明天谈判的对策——难吗?真难!

谈完《技术说明书》,接下来又谈交货期、违约赔款合同。双方达成协议:18个月交船,优惠期1个月;如再拖1天,每天罚款4500美元;超期150天,船东就可以弃船,一切经济损失由卖方赔偿;如达不到《技术说明书》中任何1项要求,船东可要求返工和赔款。另外,验船师由船东委派;发生纠纷由英国伦敦法庭仲裁,适用于英国法律……。这一切,对于刚刚触摸到世界船舶市场大门的中国造船界来说,这无疑是天上突然丢下一枚重磅的炸弹,战斗还没开始,已经能闻到硝烟的气息了……

幸好船东包玉星先生真诚友好的合作态度,也幸亏他的首席技术顾问席玉亮先生真心诚意的从中斡旋。否则,这场马拉松似的谈判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来的!

当然,蚕儿要想成蛹,蛹儿要想破茧成蝶,肯定要经历一系列痛苦的蜕变过程。中国船舶工业界与外商的这次首开记录谈判,锻炼和培养了我们专门的人才,使我们逐渐熟悉和了解了造船的国际规范和标准。7对1的谈判,在今天看来中国人似乎有点丢失了面子,其实不然,那是在特殊条件下特殊的个案。如今,我们一两个人对外方10多个人的谈判情形比比皆是,他们请教我们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的——此是后话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

谈判结束了,与包玉星先生的合同签订开了一个好头。与包玉星正式签订合同后的15天之后,通过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的关系,香港首富李嘉诚也同我们签订了在内地建造两条2.7万吨货船的合同。

合同已签,白纸黑字,这来不得半点含糊。第一次与外商打交道,如果初战失利,那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成功地、保质保量地交出我们的第一条出口船;要么,就把我们中国船舶公司的牌子彻底砸了,自动到伦敦法庭上去当被告!”柴树藩在合同签订完后的当天晚上,召开了一个有关方面的领导会议,他在会上斩钉切铁地地对大家讲道,“过去我们在国内的那一套,什么政治交船、行政干预、兄弟情谊、客观原因等等,统统行不通了!我要强调的是,谁把这件事搞砸了,我就拿谁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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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军令状

 

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熄灭了,惟有柴树藩办公室的灯依然还亮着。

“荣生同志呀,该讲的话,我已经在会上讲了。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非常严峻,甚至严酷的考验!”散会后,柴树藩又把生产局局长王荣生留了下来,还要和他单独谈谈。柴树藩招呼王荣生坐下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用湿毛巾擦了一把脸后,对王荣生不无忧虑地讲道,“中国船舶工业将来的出路,我们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能否打进国际市场,这第一条船的成败是关键的关键!”

 “是啊,我们只要建好这第一条船,它在世界的大洋中就是一块流动的广告牌,相信我们出口的局面很快就可以打开;反之,正如部长您讲的,人家把我们告上法庭那还在其次——最重要的,那就会砸了中国船舶公司这块招牌!”王荣生接着柴树藩的话说道。

“是啊,所以我单独把你留了下来。”柴树藩望着王荣生,“你是造船造舰的专家了,你告诉我,我们造这船有几分把握?”

王荣生没有即刻回答柴部长的话,他沉思了一下答道:“现在我们基本摸清了国际规范和标准,相信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造好这条船。”停了一下,他接着说道,“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转变观念和习惯,抓好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问题。”

王荣生,这个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的高材生,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4年赴苏联实习,研究扫雷舰的建造,回国后又在江南造船厂学习建造潜艇。由于他有着创造性的思维、过硬的专业技术、优秀的管理才能,很快就在造船行业崭露头角,刚30岁出头,就担任了武昌造船厂副厂长。

1968年,在文革冲击之下,核潜艇生产厂领导们被打倒,生产陷于停顿和混乱时,由粟裕将军亲自点名,调王荣生到这个厂担任生产副厂长,并兼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现场总指挥。在核潜艇的建造过程中,更是展现了他过人的组织管理能力,为中国核潜艇的建造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这一年,他才35岁。

1974年,王荣生被调到六机部任生产局局长。由于他长年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对造船工艺、技术、设备都非常熟悉,尤其在组织生产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如今,六机部将要按国际规范建造第一条2.7万吨的出口船,他这个生产局长自然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对于柴部长的忧虑和担心,他的心里也最清楚——一个成天百事缠身,忙得团团转的部长,为了这条船,已经找他谈了整整3个半天!

这是王荣生和柴树藩接触20多年中,时间最长的几次谈话。

在这条船合同签订以前,王荣生也知道,船东包玉星虽说出于爱国之心和私人情谊,将船从日本收回交由国内建造,可他的心里并不踏实。万一这船在国内建造砸了锅,他这个资本并不雄厚的老板,将要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还在与六机部谈判规范和标准时,当包玉星知道国内竟然对国际规范完全陌生时,他的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犹豫了许久,他终于忍不住问廖承志:“我们国内到底能不能造好这两条船呀?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不但船租不出去;就是租出去了,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如果出了故障,或是出了事故,我可是担待不起呀——那时,我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廖承志的回答倒是爽快:“玉星,你放心!我问过六机部的同志,国内造你这两三万吨的船,完全没有问题!”

尽管廖承志给包玉星打了包票,可包玉星却并放不下心来。他虽然知道廖公是个行事稳重、言而有信的人,可他并不懂船呀!所以,在几个月的合同谈判期间,包玉星心里一直犯着嘀咕。

倒是包玉刚来得干脆。

“这样吧,柴部长,您说你们完全能按国际规范和标准造好这几条船,那,我就有个特殊的要求……”在广州,当柴树藩和包玉刚会谈时,他直截了当地向柴树藩提出一个要求。

“包先生,请讲。”

“柴部长,您说,您肯定能造好这几条船,这我相信,因为我十分钦佩您的性格和人品。”包玉刚停了一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只要您私人给我写份保证书,我们就不要再谈了——我的船马上交给您来造!”

包玉刚这一手来得真绝!他是要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机部长,以私人名义给他写保证书——说白了,就是要柴树藩立下军令状呀!这样的事,在我们政府几十年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恐怕还绝无仅有吧!

“好,今天我就给您写这份保证书!”柴树藩也不含糊,马上豪爽地应承下来,真以私人名义给包玉刚写了份保证书。

柴树藩认真地写下保证书,包玉刚竟然不客气地收下了。

可,柴树藩尽管毫不犹豫地为包玉刚写了保证书,可他毕竟也不是造船的专家,心里也不是完全有数呀!所以,回到北京,他通过船东,找来一张日本建造的2.7万吨散装货船的图纸,白天晚上翻来覆去地研究和琢磨起来。当王荣生到埃及去谈关于舰艇出口的合同回来,他马上就把他找来,摊开图纸又和他认真研讨起来。

这次,在王震副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代表团赴开罗谈判出口舰船的事十分顺利。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的王荣生,临走时还发着高烧,是在病床上拔掉针头就赶往机场的。3个多月过去了,王荣生刚回北京,柴树藩就急急把他找来——这几天,他已是第3次和王荣生就这条船的建造问题进行研究了。

深夜的灯光早已投下疲惫的光影,窗外已是万籁俱寂。柴树藩和王荣生尽管已就这条船的总体设计、主辅机配套、材料设备、工人技术、生产组织协调、建造周期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和磋商,可柴树藩还是不放心,还想把这条船的建造问题弄得个锅底朝天。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可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建造这第一条船,我们没有经验,时间又这么紧迫,这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前功尽弃!当然,正如你所分析的那样,我们过去在全封闭的情况下,能够造出核潜艇和航天测量船,相信也一定能够造出具有当今世界水平的商船来!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就是要有这点志气!”柴树藩说着抬起头来,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王荣生,“这条船,我就全权委托你了,你要像抓核潜艇建造一样亲自把它抓好——这样吧,天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休息了;回去后,你把这两天我们交换的意见和研究的内容,整理一份资料送给我。”

王荣生站了起来,他抬起头,见柴树藩满脸的疲惫,眼睛布满血丝,鬓边不知什么时候又添了不少白发——作为一个主管全面工作的部长,为了整个部的工作,他的压力比谁都大,操的心比谁都多。毕竟,他已是年届70岁的人了呀!王荣生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又把话嚥了回去,最后只说了一句:“柴部长,您也早点休息吧。”

王荣生走下办公大楼,在楼下站了许久。良久他举头望去,看见柴树藩办公室的灯光依然还亮着。

“你一定要写好柴部长。”采访中,当时已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王荣生多次对笔者这样强调道,“柴部长在我们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保军转民这个最艰难、最关键的时期,他作为部里的主要领导者,他思路是很清晰的,眼界是很开阔的,认识是很超前的。他是意志很坚定,很有远见卓识的一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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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行激起轩然大波

 

一杯杯紫红色的葡萄酒,映照着五彩缤纷的灯光,也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1980年4月28日,由香港环球航运集团、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联合举办的大型招待会,在香港著名的文华酒店举行。香港金融界、航运界、工商界、外交界、新闻界等500余人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在香港,由民间组织的,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这样规模的招待会并不多见。中国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副部长刘清及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按双方协议,4月25日,柴树藩率团赴香港参加“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和第一次股东会、董事会。随行的人员还有中国租船公司总经理刘若明、副经理高竹峰等人。

在此之前,在北京签订的联合经营协定,已经双方股东或有关领导批准确认,正式生效。对于董事会与总经理人选,双方已作了口头和书面协商,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4月10日,包玉刚致电柴树藩,电文称:“关于3月19日在京与贵部协商成立合营公司合作经营船舶业务,由本人作为乙方代表签订合同,其另外二家股东香港汇丰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我事前已与该二行负责人口头商妥,现已取得最后确认。关于董事会成员组成,再听您的意见。特此函达,敬请台察为荷。”

同日,柴树藩以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名义复电:“包玉刚先生: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新组建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的中国一方一致选您——包玉刚先生任董事长;中国方面任副董事长,另一名副董事长由香港汇丰银行负责人担任。专此布达,并致敬礼!”

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董事会推荐了包玉刚为董事长;刘清和香港汇丰银行的约翰为副董事长;柴树藩、沈弼、池浦森三郎为名誉顾问。公司办公地点定在百慕大汉米乐顿利得街;并建立了“马利兰有限公司”、“依格拉斯有限公司”和“国联船舶代理公司”三个分支机构。

同时,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确定了公司的经营方针;推选了第一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

整个大会期间,始终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宾主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这次,柴树藩率领的代表团,终于走出了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与外资合营的公司——难怪1984年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时,他高兴地对包玉刚和柴树藩说:“你们的合作是成功的!”他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并希望继续扩大合作。

晶莹剔透的酒杯中,斟满了合作成功后的喜悦,也斟满了友谊的欢声和笑语。港城的夜,也是十分美妙动人的。当繁忙的白天刚刚消逝,那一弯月牙才挂上东边的天幕时,整座城市就进入了霓虹灯的包围之中,那来往奔驰的各种车辆,那一阵阵节奏分明的爵士音乐声,让人不自觉地进入到亢奋的状态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贵宾们,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今天招待会的东道主,对尊敬的柴树藩先生及其代表团其他尊贵的客人,对莅临今天招待会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和由衷的欢迎!”

音乐响起,包玉刚健步走上铺着红地毯,闪着五彩灯的讲台,声音洪亮地致祝酒辞,“由于我们双方真诚合作的意愿和不懈的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就实现了进行合作经营的目标,‘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已经正式宣告成立!”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中国和香港地区航运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世界航运界和造船界的一件大事!香港作为世界第二大航运中心,不可能没有改革开放的中国介入!香港的各界朋友,有责任有义务协助中国在发展国际航运和造船领域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各界其实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包玉刚在祝酒辞中真诚地讲道,他参观过中国的造船厂,这些造船厂的造船水平颇高,加之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只要能够吸收某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适当进行设备和技术更新,中国造船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包玉刚的讲话,不时博得阵阵掌声。

随后,柴树藩致答谢辞。他在答谢辞中,称赞包玉刚和他的团队真诚合作的意愿和良好的工作作风,由衷地表示了加强与香港方面联系和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的诚意;同时还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中国船舶工业的实力。

柴树藩说:“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将在香港、深圳设立办事机构,以加强同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除了接受订货外,能更好地为各国朋友提供良好的服务。”他还说,“为了适应国际船舶市场的需要,我们除了要缩短造船周期外,特别要做好配套设备生产的更新换代,全面采用国际通行的配套办法,以满足用户的要求!”

柴树藩最后讲道:“中国和香港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成为一家人;同时我更相信,中国的造船业和香港的航运业的合作,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

柴树藩致的答谢辞,也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他精明干练、朴实无华的风格,给香港各界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良好的祝愿,美好的祝福,诚挚的希望,光明的前景。整个酒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酒店里装不下了,又漫溢出来,飘向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最后把招待会推向高潮的,则是包玉刚再次走上讲台,出其不意地宣布了一项惊人的决定!

“朋友们,我在3月21日香港机场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讲过,在‘国联公司’成立时,我将有一项重要的决定要向大家宣布!”包玉刚对着麦克风大声讲道,“在宣布这项决定前,我再重复这样几句话: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近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的现代化措施已经令整个世界瞩目!中国物质资源雄厚,人力资源充沛,又有政府的坚强领导,坚定地执行着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坚信,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从而在世界经济列强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在人们热切的目光下,在大家纷纭的揣测中,包玉刚提高了声音,大声地宣布道:

“为了表达我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对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信任,我宣布:环球航运集团将在4月30日前,与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签订一份订船合同书!决定由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为环球航运集团建造6条适航于湖泊的散装货轮!其中载重量2.7万吨的两条,3.6万吨的两条,6.2万吨的两条,总价值为1亿美元,暂定2年时间交货!”

包玉刚宣布的这项决定,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犹如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池塘,一下就激起轩然大波!他的决定刚一宣布,会场上一时间竟陷入短暂的沉寂之中——继而,却爆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来!

招待会在友好的气氛和欢快的乐曲声中结束。

香港虽说是个弹丸之地,但她的新闻媒体却异常发达。连续多日,各大媒体对“国联”成立,以及柴树藩率领的代表团行踪,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报道。“船王”包玉刚动用1亿美元,向中国订购6条巨型货轮的消息,更是震动了世界造船界和航运界!

5月1日,香港《大公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柴树藩从香港满载而归》为题,做了这样的报道:

 

柴树藩此次率代表团来到香港,可以说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他们除了参加“国联”成立大会和第一次股东会、董事会外,还同香港金融界、航运界、工商界、乃至新闻界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先生,公开宣布动用1亿美元向中国订购6条巨轮的消息固然令世人震惊,但世人尚不了解的还有:4月25日,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及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与香港海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签订了有关联合设计、科技研究和其它有关造船技术方面的合作协议。该两项协议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在造船技术方面的合作。合作内容包括船舶设计、船用设备,共同设计和合作,为中国建造出口船奠定技术基础。香港海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由郑瑞祥博士创办,迄今已为世界各地设计各类船舶100余艘。

柴树藩等人在港几日,日程排得颇为紧张。4月26日,柴树藩等人接触了美国CENTUKY公司,美国CENTUKY公司对上海沪东造船厂所建造的5000吨货轮极有兴趣。这次接触,拟先向中国订购2.7万吨货轮。同时,美国GLOBLEMAKRTN公司也同柴树藩等人初议,拟订购240’和1130’长型驳船。

4月27日,柴树藩等人与香港汇德丰就订购1.8万吨货轮进行了磋商;与香港怡和洋行订购2.7万吨散货船达成了意向。同时,香港快航公司的吴钰淳小姐也就订购8000吨集装箱船,拜访了柴树藩等人,并表示了与国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诚实守信的愿望,还希望她的船能安排在上海建造——令人感兴趣的是,吴钰淳小姐是40年代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侄女。

此外,香港实业界著名人士李嘉诚、董浩云、曹文锦等也同柴树藩先生进行了接触,他们纷纷表示转向国内造船,支持中国的造船事业。在港期间,意大利、挪威、瑞典、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船东也纷纷向中国代表团咨询船价及造船规范和交船期,明显倾向于在中国造船。

经郑瑞祥博士介绍,柴树藩还会见了香港华光航运公司总裁。华光航运公司是香港第三大航运公司,以往长期在日本、台湾订船,这次双方也探讨了在中国订船的可能性。中国船舶工业要实现打进国际市场的目标,可以说本次在香港找到了契机,全面展开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凌厉攻势。正如柴树藩先生所言,他们有信心,有能力进入国际航运和造船业的竞争市场,以优良的船舶回报给予中国信任的所有船东!

柴树藩先生一行就要离开香港。他们来到香港,带给香港各界朋友的是信任和希望,带走的是香港朋友不菲的回报……

 

飞机已在跑道上滑行,柴树藩和代表团的成员们,还在透过舷窗向送行的朋友们频频挥手致意——再见了,香港;再见了,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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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

 

1981年7月6日,这是包玉刚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他和父亲包兆龙实现了多年的一个夙愿

“世界船王”包玉刚毅然从香港登陆,进而甘愿冒着风险向当时造船技术并不先进,且还不具备建造国际规范船舶的中国大批订船,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他的这一系列反常举动,令整个世界造船界,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造船业的大亨们来说,始终百思而不得其解。

包玉刚是个爱国的华侨,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包玉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所透露的:“是邓小平‘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吸引我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敬重邓小平先生的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也敬重他的人格魅力。”包玉刚说,“我虽然大半生都在从事海上航运,但大海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我出生在大陆,知道足踏大地是最平稳最实在的——我的事业需要发展,我的船队也需要船,如果将来内地船厂能够造出我所需要的船,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1980年3月,包玉刚第一次到内地访问,尽管他在北京受到了国宾般的礼遇,连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都接见了他,但惟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最想见的就是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有着传奇色彩的领导人邓小平——事实上,据说这次邓小平对他毅然回到祖国,来到北京感到很高兴,原本是安排要会见他的,因临时有事而与他失之交臂。

天赐良缘!1981年春,就在包玉刚应美国总统里根邀请,作为贵宾参加他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不久,他来到北京与中国船舶公司商谈造船的事宜时,终于有了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面机会。

这天上午,包玉刚和父亲包兆龙在卢绪章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刚走进福建厅,邓小平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一见到他们到来,邓小平就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邓小平一句“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与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一见如故,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致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86岁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宾主落座后,邓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道:“你还非常健壮!”

接下来,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他说:他从1955年1艘8700吨烧煤的旧船开始创业,到1981年已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余万吨,包括将要在国内订造的6条船。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偶尔也插插话,提一点问题。对于“如何发展中国造船业的问题”,成了他们的交谈最热切的话题。

谈到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更是殷殷嘱望,包玉刚则是信心满怀。包玉刚说:中国船舶工业只要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将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完全可以与世界造船强国一争高低。邓小平闻言非常高兴,他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时间流逝,会见不知不觉进行了将近40分钟。到了该握手告别时,邓小平还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

“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包玉刚由衷地说道。

对包玉刚来说,从他与邓小平这第一次会面,他更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更增强了他登陆的决心。从此,邓小平和包玉刚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他们的关系从工作往来,发展成为个人的友谊,进而延续成了通家之好。

在包玉刚一生最后10年中,邓小平会见了他不下20次。这在邓小平的外交生涯中,是很罕见的——这10年,也是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从蹒跚学步,到飞速发展最关键的10年。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中国船舶工业情有独钟。

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忘不了邓小平和他谈起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三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顿,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个石油大王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当即就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

3个月后,哈默的私人飞机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了。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邓小平那里却如此举重若轻。这一点,包玉刚更有着切身的感受。

原来,1980年3月,包玉刚第一次来京谈合作造船时,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都接见了包玉刚。包玉刚向他们提出: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意捐赠1000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会见时,国务院领导都没有当场答复他。

3月21日,包玉刚又亲笔给华国锋总理写信,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鉴于中国大陆当时还没有这个先例,所以包玉刚在信上小心翼翼地写道:“我捐建这个旅游饭店和办公大楼,只有一个要求: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为纪念我的父亲,饭店就叫兆龙饭店……”而就在这之前的1981年1月,包玉刚在广州和柴树藩商谈合作事宜时,又表示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000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他惟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当时整个社会的思维惯性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的名字来命名?所以,尽管卢绪章以国家旅游总局的名义,于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也两次都批准了——可奇怪的是,眼看包玉刚就要来了,但他的那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竟然还是没有人敢接!

国家旅游总局的报告,终于辗转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邓小平看过报告后,不假思索地讲道:“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紧接着,邓小平就作出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包玉刚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感动和欣慰地说:“好!我马上就把支票送过来。”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即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离开大陆几十年后,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国首都。

就在邓小平接见包玉刚父子这一天,他亲手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几个大字;而且后来他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

仅仅在一年之后,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老先生去世。九泉之下,他一定会感激有个人能圆他“为祖国做一点贡献”的梦而感到欣慰。邓小平不仅题写了“兆龙饭店”,此后还题写了“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去世后还题写了“包玉刚画册”——这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这也是十分鲜见的。

在邓小平与包玉刚第一次会面10年后,包玉刚在家中溘然长逝。邓小平闻讯后亲自发了唁电,对包玉刚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悼念。

而今,只要你走进在香港环球集团总部的会客室,墙上包玉刚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而在这些照片中,邓小平与包玉刚两人的照片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在最高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他们历史性的握手,注定要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宏伟的事业中,在中国造船和航运史上留下一个特写的镜头。

 当然,此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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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铸起海上的“长城”

 

第一次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华夏子孙是王赣骏博士。

茫茫太空,浩瀚宇宙。在太空之中,王赣骏博士鸟瞰人类居住的这颗星球时,用肉眼能够分辨地球上的建筑物只有两个:一个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从太空归来,王赣骏就急急回到祖国登上了八达岭。在太空遥望长城,他曾惊奇而自豪;但从长城仰望太空,他禁不住热泪盈眶:拥有万里长城的中国,多么值得骄傲和赞美!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是华夏大地的标志。

或许是心有灵犀,另一位已入英籍的华夏子孙,完全赞同华侨领袖廖承志先生的建议,将他在祖国建造的第一艘远洋巨轮,命名为“长城”号——这就是船王包玉刚的兄弟包玉星。

这是中国造船厂将要按照国际规范建造的第一条远洋巨轮。

“长城”号的建造,将开创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中国驶向世界庞大的远洋船队中,领航的就将是这条“长城”号!

可,中国人能完美地造出这条船吗?中国人建造的这条船能经受大洋上风暴的考验吗?能自由自在地遨游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吗?

整个世界都将怀疑、迷惑、探询、惊讶的目光投向中国辽东半岛的一个造船厂——也就是如今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下水的地方。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上世纪70年代,笔者在西藏部队当兵时,曾听连队指导员讲过他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的一段轶事: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我军陆军51师33团在一条狭隘的山谷之中,与印军1个步兵师遭遇。敌强我弱,情势危急,而我团必须要从这条山谷中突击出去,与左翼的友邻部队会合,然后对敌形成包围圈,实现刘伯承元帅做出的“斩头去尾,破腹挖心”的战略部署。

两军对垒,战斗异常激烈,拉锯似地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当年,年事已高的刘伯承元帅坐镇兰州指挥这场战役。在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这个团的机要参谋收到前线指挥部发来的一份密电,电文极其简单,只有几个字:“狭路相逢勇者胜——刘伯承。”

团长看完这份密电,二话没说,他牙一咬,帽子一甩,衣服一脱,马上组织了突击队,自己亲自抱了一挺轻机枪,光着膀子就向敌方阵地扑去!在团长身先士卒的带领下,突击队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就把敌方阵地戳了个七零八落,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一举就从这条山谷中冲了出去!

这则轶闻在部队流传很广,首长们讲起当时的战斗情形来是绘声绘色颇为自豪——而且据说,当年带头冲锋的那个团长,就是我们所在部队的师长、原解放战争时陕北安塞游击大队的大队长田启元。

这则轶闻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刘伯承元帅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格言,令我至今难忘,并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人在极端困难和危急之时,后退的懦夫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勇往直前,或许才能从困境和危急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来!

对于“长城”号的建造,用“狭路相逢”这个成语来形容,看起来似乎有点牵强,但其实不然。

“我们那个时候,别说狭路,简直是无路可走了!”说这话的人叫孙文学,他原是大连造船厂的厂长,后来又担任过大连船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当年“长城”的建造任务,就是他从部长柴树藩手里接下来的。

事隔几十年,头发已经斑白,当时已是70多岁的孙文学,在笔者采访他时,一提起“长城”号的建造,他就激动不已,甚至眼睛潮湿:“那时,我们大连造船厂虽说在外有一定的知名度,又是造过万吨轮,又是造过导弹潜水艇。其实,那时候造船,都是我们从苏联那里沿袭下来的验船标准!而‘长城’号的建造,是我们第一条按英国劳氏标准造的船,这和过去造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来了个天翻地覆,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孙文学说,“从人的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工作习惯,到规范、技术、设备、材料、检验、操作……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而且交船期是那么紧迫。造这第一条按国际规范验收的出口船,不要说我们是如履薄冰,就是柴部长他们,也是提心吊胆哪!”

讲到这里,孙文学停住了,他的目光移向了窗外,似乎陷入了对往事深深的追忆之中。

从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船舶事业的老前辈身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领导素质和造船工人气派的人。他有着睿智、机警、深沉的领导干部素质,同时也有着豪放、坦诚、开朗的造船工人气派。他宽阔的前额和斑白的头发,是他长年勤于思索的象征;他古铜色的脸膛和粗大的手掌,是海风和劳动在他身上留下的印痕。

他1946年1月进厂当工人,当年7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任过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组织部长、工会主席。在中苏合营时,从事军事装备制造,搞技术革新改造,还和其他领导一起组织过“跃进”号的建造。1962年因坚持真理,被下放到地方。可由于他有着出众的领导才干,在地方却被任命为一个市的建材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六机部的领导找到辽宁省委书记:孙文学是个造船的优秀人才,让他在地方搞建材实在太可惜了!你们找个局长好找,一个造船厂的厂长可太难找了——你们就高抬贵手,让他回造船厂来吧!

于是,孙文学又回到大连造船厂来当这难当的厂长。

孙文学回厂期间,正是工厂“军转民”、“找米下锅”、企业整顿、产品结构调整最艰难时期。如前所述,造了几十年军船的工厂,竟然没有一条军船可造;造民船,用船部门说是质量不好,不找你造。到了1980年,原说给工厂的23条运煤船,其实一条也还没有落实。

“难哪,实在太艰难了!我这里两万多工人每天在车间里、工地上等着工段长、班组长分配活干——可哪里来活干呀!”孙文学捋了捋满头的白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事干,没有活儿干,我两万多工人吃什么,喝什么!没有事做,没有活儿干,工厂如何能稳定,工人如何来安排呀!我真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好跑到部里找部长们,可柴树藩部长、安子文副部长他们也急呀,压力比我们这些人还大呀!有次我去找柴部长,他的秘书告诉我:孙厂长呀,我看您就算了吧,别找柴部长了,昨天和前天柴部长都通宵没睡觉了!……”

孙文学讲到这里,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

“是啊,那时真的是太难了,整个造船行业好像真的是无路可走了。”此时,坐在旁边的原渤海造船厂厂长、后又是大连造船厂厂长侯君柱接着孙文学的话讲道,“造船还是买船,从上面到下面,争论得都很激烈。不少人都说,我们造的船质量不好,别人不要;按国际规范造船,我们又造不出来,实在不行还是跟人家买吧——唉,真是难啊!”

这个侯君柱,也是中国造船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有着不畏强权、大胆果断的工作作风。在文革最艰难时期,他曾在核潜艇生产厂主持成功地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可,我为什么敢接‘长城’号的建造任务呢?老实说,我是无路可走了,是铤而走险!”孙文学放下茶杯,接着讲道,“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柴部长、安副部长专门把我找去,说香港船东包玉星有两条2.7万吨的船,要在国内建造。因为他们造船的要求实在太苛刻,国内别的船厂不敢接;敢接的报价又高得吓人。柴部长简单将情况讲了一下,问我敢不敢接?……”

孙文学说着说着有点动感情了,他一下站了起来,挥动着手臂讲道:“接!我怎么不接?!我就是冒着再大的风险,就是亏本上法庭我也要接!我两万多人要吃饭,要活干,我怎么能不接?!一个工厂,说一千道一万,没有活干就不行!说大点,我们要为国家和六机部争点光;说小点,也要为我们造船厂和造船工人争口气——有些人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圆吗?如果反过来外国人都说中国的月亮更圆,到那时候,我看这些人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就知道你孙文学有这点气慨!”柴部长闻言颇感欣慰。

柴树藩接着和孙文学谈了船价、工时、验收规范、备品备件等具体问题。最后,他不无担忧地对孙文学讲道:“老孙呀,这是我们按国际规范建造的第一条出口船,每一个环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考验。目前,我们设计图纸还没出来;图纸出来后,还要交到日本东京审查,审查至少也要三四个月。可是,我们的交船期只有18个月!”

柴树藩讲到这里,又特别加重了语气:“只有18个月!尔后优惠期1个月,每超1天,罚款4500美元;超期150天,船东就可以弃船!如果产生这样的后果,我们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建造出口船的战略部署,就将满盘皆输——孙文学同志呀,你掂一掂这件事的分量!”

“柴部长,您放心,我大连造船厂两万多干部工人,就是头顶在地上,也要保质保量按期交船!”孙文学站了起来,向柴树藩慎重保证道。他在向部长做出这个保证时,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概。

“就这样,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为国家和部里争点光,为工厂争点气的想法支撑下,冒着风险,斗胆接下了这两条船。可……”讲到这里,可能是往事的追忆触动了这位老人的感情,他用手背抹了抹有点潮湿的眼睛,“可这两条船,是我们两万多干部和工人,用汗水加泪水泡出来的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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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记述我国造船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发展变化的长篇报告文学。

经过10年浩劫的土地上,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以造军船为主的中国造船业在进退维谷、面临全军覆没之时,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果断“赶船下海”,做出“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要竞争过日本”的战略决策。作者用文学的形式,记述描写了以六机部部长柴树藩为代表的几十万船舶职工,用自己的赤诚、热血和生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百折不挠、突出重围,以香港为突破口,在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世界船舶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迅速赶超英美日韩,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可歌可泣的历程。 深刻揭示了中国船舶工业在历史转折时期种种尖锐的矛盾,描写了我国船舶战线众多英雄群体和标志性事件。全景式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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