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

作者:李晋瑞


大厦的阴影像块梯形巨石。广场、马路、树丛、车流,以及稍远些的高校围墙,都被它压成了黑色。我就想,如果被阴影辗压的地方是人的肌肤,肌肤下还有血管跳动,哪得有多少血沾着泥土尖叫着扑到我脚下。当然,这只是一个想象,一个荒诞的心智不全的想象,不靠谱得如同一个精神恍惚、总想做梦还梦不到自己的游魂,在夜色的繁华中独自游荡。

五年前,我还在大厦工作。现在我却坐在一截水泥台上与它对望。我本来是坐在阴影里的,是月光将我移到边上了。路过的行人,暧昧地搂抱,或将头转到一边,不用说,他们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想法——那个人不正常。我手指夹烟,弯腰弓背,真的无所谓,这时代,要不涉及利益谁会愿意和你多说上一句话呢?我就那么坐着,甚至还像孩子一样踢了两下脚。我的背后,是一幕琥珀色的玻璃墙,正散发着丝绒般的暖光,每隔几秒,玻璃缝隙处总会钻出一些叫嚷声嬉笑声,或者纵身跳入池中击起的水声,那些声音都湿淋林的,挂满了水珠。我知道那是个游泳馆,以前我老在里面游泳,后来因为绕道,就把它遗忘了。

看着这幢硬邦邦的水泥建筑,我问自己,这么看它有意思吗我?于是,我搓搓脸,去看红红绿绿的城市上空那片晕晕乎乎的月光。这时有一只猫卧在我不远处,它看我,也看我手中的烟。我不知道它从暗红色的烟头里看到了什么,我只是奇怪它那两只眼睛怎么能像翻动的镜片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发出绿光。我做鬼脸吓它,它才不怕呢。可它哪里知道,我是一个纵火犯,我想做纵火犯,你看,那阴影……是阴影吗?我觉得它是汽油、是鲜血、是愤怒,或是它们的混合物,只要我把烟头往里一扔,汽油、鲜血、愤怒就会变成一条条疯狂的火蛇,扑向的方向只能是大厦。那只猫不理我,它知道我不会那么干,我没理由那么干,愤怒只能对人,让愤怒对准一幢水泥建筑,是无知,更是愚蠢。

我掐灭烟头,跳下台子,利索得像要上场的球星。我要进大厦里去看看——而一秒前,我还只是想像个路人一样坐在路边喘口气。我沿着绿化带右拐,走上过街天桥(显然是新近刚建的),心中突然涌起的澎湃之情真的像去见阔别多年的情人,她的眼神还那么盛气凌人吗?高挑修长的身材还那么凹凸有致吗?毕竟时过境迁了啊!“时过境迁”很可怕。好在,大厦保持了原样。当然,在日新月异为荣的时代里,“保持原样”更让人心里不舒服。大厦的两边原本是仓库和一家倒闭的锯条厂,现在已经换成了高楼,而且因为人家的新与现代,相比之下,大厦站在中间,就像一位丑陋的老妪,早已风光不在了,是真的不在了,连大厦楼顶上那个“某某集团”的巨型霓虹灯招牌也不亮了(兴许是亮不了),之前,它可是在大雨磅沱的夜晚,总能把天空照亮一片。我稍稍站定,发现大厦所有的楼层,都一窗不落地亮着灯,那种整齐划一的灯火通明反倒突兀,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幢新楼的落成。可是大厦建成有三十年了……那些亮灯的房间在干什么呢?做标书?给领导写材料?完善月度报表?进行成本分析?制定季度计划?如果真是那样倒好了。尽管我西装革履,一身白领,但我真的愿意到楼上推开那些门,为加班的人点赞,无论他们是旧相识,还是新面孔,不论他们相不相信,但我真的是出于真心。

下了天桥后不过三十米,便来到大厦面前。大厦门前有块空地(实际上是院子),我看到本该灵巧的移动门,却笨重的像弃物一样堆在两边,收发室和休息室漆黑着,三根旗杆孤零零的立在矩形基石上。大厦的院子可以停一百多辆车,却因为没有一辆而显得特别空旷。我注意到,脚下的地依然是水泥的,很多地方因为翻浆而露出了粗砺的砂石,本该横平竖直灌有沥青的伸缩缝,却长出了绿茵茵的杂草。如此大的一块空地要给到商业大厦,早让它产生利润了,大厦对面的游泳馆没有停车场,那些游泳的人不得不把车高价泊在路边。不过,我早已习以为常,在过去至少二十年的时间里,大厦是方圆几公里最高的建筑,单凭这个高度,就能从广告中得到不少收益,但是,大厦却从来没有这么去做。

在穿过院子时,我走得很慢,毕竟是下班时间,我想着随时会有人喝住我。出于本能,我还扫视了四周,一个黑影突然从我身边穿过,开始时我以为是猫,后来发现是条狗,一条看上去很凶的狗,我的心不由一紧,担心它会调过头来扑我,它却没有,只是一声没吭迈着轻盈的步子跑了,跑到院门口时拐到门房那里去了。这时我才发现,门房的门原来是开的,有个人隐隐地坐着或蹲在那里。应该是个夜班保安吧!我还想要不要过去和他打声招呼,可那人张开双臂去抱那条狗了。

走进大厅,大厅同样的空旷,我咳嗽一声都能听到自己二十五年前的回声。大厅中央的巨型水晶吊灯不见了,大厅的地板却还是水磨石的,白色的石子嵌在枣红色的水泥里,一条由西向东的裂纹一直都没有人修补。那个旋转楼梯在左边,楼梯下摆着两块以“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为主题的喷绘展板,展板上“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八个大字红底黄字,格外醒目,唉,想想这个大厅,每年公司召开大会,那些浓妆艳抹的大爷大妈们就会来敲锣打鼓,来载歌载舞。他们是一群退休职工,他们说自己看着大厦一天天盖起来,他们的档案还放在大厦里。他们表演节目不图回报,连吃的水都是自带的,我曾经受命招待他们,他们却不用,他们叫我小伙子或年轻人,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只要给他们留几张照片就行,一个大妈还执意要我在她百年后给她好好写个生平。可是,在我离开大厦前的那几年,他们莫名其妙就不来了,大厦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没再见到他们的身影。大厅右边是个过道,顶头是食堂,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我父亲是厨师,爱笑,他曾经用自己的笑声爬不上楼顶来形容大厦的高,是啊,大厦的产值以亿为计算单位,它的总部当然会高。我大学毕业那年,我父亲对我说:“到我们单位吧!”他说社会发展离不开电力,我学的是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将来失业。我记得新员工在大厅排着整齐的队列接受领导训话时,我父亲就躲在通道的背光处,他为自己的儿子成为公司的二代员工而高兴。如今,我父亲退休了,那个通往食堂的过道口,被一个锈迹斑斑的门锁上了。

我没有左拐上旋转楼梯,而是往前走穿过一个门洞,那里可以直接上楼,也可以去地下室。一种冥冥中的召唤磁力般地吸引着我,在我刚穿过那个门洞时,就听到了那种隔世般的喊叫、打闹、口哨和歌声,那些声音本来是欢快的清爽的,可再次传到我耳朵里时就变得悲鸣了。想想吧,一群年轻人,风华正茂,领导为让他们住在地下室而深感歉意,而他们却毫不在意,他们向军人学习把床铺展,连牙缸里的牙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地下室怎么了?地下室同样可以谱写出青春诗篇,可以培育出超出大厦海拔的理想,二十年后当老员工退场,经过历练的他们终将走到前台,到那时,他们会在某个场合自豪地称赞自己是一群地下室里走出来的人。可如今,我真还在脑子里一一过了一遍,除了一个得重病没办法走出去之外,其他人,被动的,主动的都已经相继离开公司了。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问题是,流出去的都是精英,而流进来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能力不强的人。我扶了一下栏杆,沾了一手土,通往地下室的每一个台阶上也都落满了灰尘。我用力咳嗽,下面的声控灯没亮一盏。我只能借楼上照下来的那点光往下走了,而且越往下走,越感觉阴气逼人,为了安全我打开了手机手电筒。可是……整个地下室都被水淹着,时不时还能听到脱落的墙皮掉下水中。我弯下身子,还好,那些水还不至于恶臭,但一定是脏的,因为对面墙上有一片亮亮的光反射过来,我知道上面是厕所。这时,有几只飞虫在我眼前盘旋,也引诱我发现了旁边一堆东西,那堆即便被污泥覆盖也能分辨出是盘盘碗碗的东西。我伸手抽了一只,是碗,就着脚下的脏水荡去泥浆,碗的细瓷和漂亮的花边就显现出来了。这碗既不少边儿也不缺沿儿,连漆釉都没有损失一点,如果拿到杂货店,我相信老板一定能当新品出售,可是它,它们怎么就被弃置在这里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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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碗,应该说是这种碗,我认识的,它们来自食堂,我还曾用它给领导送过饭。在我上班不久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叫我,他把一包准备好的饭菜递给我,让我替他跑腿。他告诉我了楼层、房号以及用饭人的名字,我才后悔这趟差自己有多为难,因为我知道那是位领导,送饭的时间又是晚上,如果遇到别人,人家怎么想都不用我猜。但这些顾虑在父亲那里是没用的,我父亲是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身正不怕影子歪”是他的口头禅。我只能跑那一趟。但我心里想好了,我只要敲开领导的门,把饭菜放下就走。但当我轻轻敲门,领导在里面说“请进”,我推门进去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看到的坐在办公桌后的领导胳膊上还打着吊瓶,他正头也不抬地修改文件。那时领导刚提成副处,我父亲说他是个和蔼的领导,可他给我的印象却不好,我觉得他架子大,即使修改文件紧急,即便打吊瓶,也不至于叫人送饭吧!在我看来,他纯粹是闹表现,给他送饭的人应该是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记者,这样的看法让我不想多待一分钟,我轻手轻脚把饭菜放到茶几上,准备离开。这时领导像长三只眼一样慢声慢气地说:“这么急着走,有事吗,小伙子?”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父亲一定打过内线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就剩三行了,你稍等等。”领导说。

三行字当然很快就看完了。他把文件往边上一推,抬头看我。我看到他标准的国字脸,眼睛红红的像在充血。我当然认识他,新员工入职培训时他给我们讲过企业文化。

“你父亲是好人。”这算什么开场白啊,但这话就把你留下了,领导说,“相信你也是个好孩子。”说完,他掉下眼镜,我看液体快完了,想去帮他,但没等我去,他自己拔了。他慢慢舒缓胳膊,我又不能傻乎乎地干站在那里,我从塑料袋里取出饭菜,盛进碗里,对,就是我手中的这种花边细瓷碗。我记得,放碗前,我先往办公桌上铺了旧报纸,还把抽纸和餐后漱口水放在旁边。后来领导说,他一一看在眼里。

“你看,我没说错吧!”领导坐下来,先喝了一口汤说,“你要不急,咱们就聊聊。”

“……”

“你的文笔不错。”

“我在学校参加过文学社。”

“我看出来了,关键是你认真。”领导说,“我看过你的培训小结,内容先不说,书写能像你那么工整,用词能那么用心,还有文才的人,现在真不多了。”

事后我回想,我能留在大厦,也就是公司的总部工作,一定是因为那次给领导送饭。

我拿着那只碗,碗里的泥水沿着碗边落下,泥点溅到了我鞋上。我突然突然想骂人,想破口大骂,可理智提醒我,我凭什么骂啊,再说了,我再怎么骂,那也是胡扯淡。我把碗扔进水里,心想既然已经被遗弃了,那就让它再臭些去吧。后来我转身上楼,路过二楼时,看到里面的墙上挂着劳模灯箱,正好那位劳模我认识,我看他在灯箱里笑,他一次次地被树榜样被媒体报道,但我知道现实中的他从来没有笑得那么灿烂过,他的那些事迹材料在不知情的人那里是“感动”,在我的心里呢,却是心酸。

我没在二楼停留,我想直接到四楼自己的办公室看看,不想路过三楼时被一阵歌声拽住了。那是我那位通讯员兄弟在唱歌。那兄弟的歌唱得确实好,真该去“星光大道”,可他说他的歌只唱给自己听。通讯员兄弟平时住在楼道口左侧的小屋里,里面有一台洗衣机、一台电热水器,一张床和一台旧电视,他是一位小车司机的侄儿,特勤快。我也特别喜欢他,视他为兄弟,在我加班写材料回不了家时,就和他同床共衾。他来自农村,高考成绩却比我高十分,却因为他们省的分数线没能上成大学。我为此替他叫过不公平,他倒呵呵笑:“这个世界呀,给我们最公平的礼物就是不公平。”我和这位通讯员兄弟度过不少美好时光,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会在大厦里干到退休,这位兄弟对自己的将来也有设想:临时工、合同工、正式工,最次弄个大集体。他那位当小车司机的叔叔说:“领导答应了,迟早会办!”这就是他的希望。那家伙总是乐呵呵的,尤其公司下班后,他端着脸盆、拎着墩布、胳膊上搭着抹布给领导打扫办公室,一直不停地唱歌。他口碑不错,曾经有好几次领导到一线调研谈到尽职尽责时就讲他,说他最应该被评为劳模。当然会有职工不买账,就在人群中“嘁”一声,说:“那是因为他还不是正式工。”言外之意我就不用说了,似乎一旦成正式工就……以我的理解,变成正式工更应该全心全意尽职尽责才对啊,毕竟你和公司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但事实上……就是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我走进三楼,总觉得通讯员兄弟在等我,然后大睁着眼睛和我说话。他喜欢睁大眼睛,似乎睁大眼睛就能看得真切。我上班就在他隔壁,没人的时候他喜欢到我办公室欠屁股坐到我的办公桌上说话,他把手里的瓜子递给我,说是老家的,然后说大厦附近一家新开的小吃店味道不错,那家伙嘴甜,总叫我哥,说请我吃饭,其实是去那里看女服务员。想想夜深人静的大厦,他躺在里面,那种空城堡一样的感觉,我也挺同情他的。通讯员兄弟给我帮助不少,时不常还拿起我的稿子指点一番,譬如有一次,他说我的讲话稿句子太长,他说,会场那么大,又在室外,领导说话语速快,再经扩音器那么一扩,后面的人就很难听清了。我茅塞顿开,马上将句子修短,又增加了停顿点,那篇讲稿果然受到了领导表扬。私底下我就跟他说,他不仅适合当秘书,更该当个办公室主任。他就问我,知道办公室主任怎么当吗?我说:“简单,做领导的好助手。”

他说:“好助手是官词。其实办公室主任就是‘领导’。”

“怎么讲?”

“你笨啊你!你想想看,领导要骂人,得你出面吧;领导需要教训人,得你出手吧;领导想吃饭,得你点菜吧;领导想办事,你得跑腿吧;如果你不是领导自己,不懂领导的心思,你还能办对做好?”

“那我自己呢?”

“你这老哥,你也太逗了,当了办公室主任,你还想是你自己?”

“那我干嘛要当这个主任?”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是为你自己啊!这叫舍不下身子,套不住狼。”

有一次领导让我写讲话稿,其中一个小标题是“抓好发展促管理”,我说逻辑有问题。他说我屁的逻辑,领导让你写你就写。我说,那么写会丢人。他就哈哈笑,说你丢人就对了,你不丢人谁丢人,等你丢人丢够了,就该别人丢人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一本正经地说:“因为那时你就是领导了!”

那家伙就这么聪明。可是,就在我从三楼搬到四楼,由一个副科变成正科门牌变成党办主任时,他被辞退了。官方说辞是他品行不端,偷用领导的电话打色情电话。看在兄弟情义上,辞行时我说我能理解。他就抬腿踢我,说我理解个屁。后来我才从他叔叔那里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冒然进领导办公室看到了不该看到的场面。通讯员兄弟走后,领导办公室的桌子就从没有整齐过,上面不是水痕就是灰尘,领导的花不是被旱死就是烂了根,更为糟糕的是公司的一笔大生意,就因为合作商喝水时发现通讯员递上的杯子里有虫子而告吹了。领导气得骂娘,可通讯员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行。后来我就想,在给通讯员兄弟送行时,我说“他的离开是公司的一大损失。”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当时我想,公司为什么不能像私企那样灵活一些呢,那样我们早就是同事,说不定通过我们合作还为公司做出一番业绩了。可是“这是国企,你知道吗,我们是国企。”领导常常用这句话来教育我们,实际上我认为领导很可能也没搞清楚国企就怎么怎么了,我从中听到的,更多的是借口。我再次为通讯员兄弟愤愤不平,但他只能再次认命。现在看起来,反倒是坏事变好事。因为以当时情况,即使领导答应,正式工也是办不成的,他充其量只能办成个大集体。大集体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或者你身边就有大集体的亲戚或朋友,总之你会得出结论,养老、医保、公积金等等的一堆问题,大集体就是一堆的遗留问题。你是大集体,和别人在一家公司工作,干同样的话出同样的力,却得不到同样的待遇,你心里憋屈想不通,你就是把领导堵到办公室,冲进会场,领导也只能用“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接下来再用一句“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安慰你。而那位通讯员兄弟,离开大厦回到老家后,先是跑了几年车,网购开始时,他就到市里开了一家配送站,没几年就挣了个盆满钵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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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站在那间小屋前,身上感到的却是痛,那种沉重的内脏被一点点掏空躯壳还要被刮的痛。我匆匆上楼,站到了自己曾经的办公室门前。门当然是锁着的,可我特别想听到“咔嗒”一声门被打开。我并不想知道继任者,或继任者的继任者是谁,我只想看一眼那盆文竹是否还摆在办公桌上,毕竟在我才思酷枯竭苦闷不堪时,是文竹那不茂不密、清清秀秀、几片绿云安慰了我。呵呵……我当然要笑自己,笑自己的天真!我看看表,时间还不算晚,要是我,这个点正是挑灯夜战的时候啊,白天事杂多,案头工作只能留在晚上,我不知道别人,但我有过一周没脱衣服一个月没回家的经历,因为我觉得,办公室主任位不高权不大责任却无穷,办公室主任就是公司的CPU,大小事都得由他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给公司带来损失。为此,在领导提拔我时,我是犹豫再三的。随便说一下,提拔我的就是那个我给他送过饭的领导,他当上党委书记后就一定要我当他的办公室主任。我压着内心的那声“叔”没叫出来,但我还是说了真心话。书记就像山一样给我信心,说:“有我在,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这么大的一个国有公司,干好了不容易,但干坏了也不容易吧?”

但是,到底我还是出了问题。出的当然不是像眼前这个门上有两把锁的问题。我眼前的门上有两把锁,一把旧的碰锁,一把新装的搭扣锁,一把金色的小锁挂在绿色搭扣上,关键这是党办主任的门,书记对面。我要是书记,我也会开口训人,这只是一个门锁的问题吗?一个成本问题吗?一个形象问题吗?这背后是管理,是责任心,是综合实力。当然了,当然了,书记也不在位了,我听说是年龄问题,后来听说是公司连年亏损而且扭转无望上级动怒了,但时间点很有意思,正好是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两个责任”的要求提出没多久。

说说那个错吧!现在讲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错。我在大厦里当了九年党办主任,别人给我设计的路线是公司工会主席、副书记、书记,我已经进入了流水线,只要每道工序平平稳稳就行,我有这个能力,还有贵人相助。不用说,那个贵人就是指书记。在那九年里,我确实对工作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在别人里,我那么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步”嘛!但我还真没想过“下一步”,只不过开始我还解释,但时间久了,我就发现越解释人家就越朝反的方向去理解,那我就一笑了之吧。说实在的,我做得并不轻松,每天总有脑袋挂在裤腰上的感觉,那种压力,书记当然看在眼里,但他紧信,对年轻人来说,给压力就是给动力,压力之下才能出类拔萃,他知道我会写文章,但绝不让我由“会写”变成“只会写”,所以他要求我要补齐人际关系这块短板。什么是人际关系?不就是八面玲珑嘛!但有些能力对有些人来说,是天生学不会的。就像别人给我的指教,办公室主任怎么当?一要严格地执行规章制度,二要深藏不露地破坏规章制度。你问其奥秘,人家就笑了,说:“你连这个都不懂,还当什么办公室主任?”是啊,这大概就是人比机器厉害的地方吧,计算机运算再快也只能执行“yes”或“no”的指令,但是,我们人却可以用“yes”来表达“no”,用“no”来表达“yes”。

一天,书记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全是出租车票,我回办公室贴好报销单,做了统计,就送财务了。下午一上班,财务主任急匆匆跑到我办公室,神情慌张地问我:“书记的报销单是你贴的?”

我说:“是啊,内勤不在,我就帮着贴了一下。”

“你呀你……”她大喘着气说,“幸好单子还没到审核那里,先让我看到了。”

“怎么了?有问题吗?”

财务主任把报销单放到我面前。我看一眼,贴得挺漂亮的啊。她让我再仔细看一看。我还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是按票额做了分类的,每张都贴得整整齐齐,难道是有跨期票据?财务主任看我实在发现不了问题,就问我:“咱们公司下午几点下班。”

我说:“五点。”

“可是……”财务主任用别样的眼光看报销单,“公司有班车,领导因公外出或应酬会派车。”

他把“因公”两个字做了语气加重。这次,我就明白了。我重新翻那些票据,发现有一半以上是五点以后的。“那也不能说书记下班打车就不是公事啊。”我说。

“但是,谁来证明,”财务主任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而且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我是说那些票据,说不定还有你的呢!”

“你……”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打个比方。我要不相信你,就直接让审核把不合规的票撕了。”

“这不合适吧,这可是书记的。”

“但不符合规定。”财务主任低声说。

“那……”我为难了,“以你的意思……我怎么办?”

“你是办公室主任,你问我?报销制度是公司定的,书记当然知道。”财务主任嘻嘻笑。

“我就说‘有不合规的票,让财务给审核下来了’。”

“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财务主任忍俊不禁地笑了一下,“但还真有毛病。”

“啥毛病?”

“你想想,既然不合规,那你还送到财务部,让书记丢人,要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干什么吃的?”

“那我该怎么办?把不合规的装起来,再把钱交给书记?”

“三千八百九,倒还不算多。”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我只是想,这事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是你的事了。”财务主任笑笑说,“你是办公室主任,总会有办法的。总之,我看到的只能是书记的一张符合规定的报销单。”

财务主任走了,我觉得她是在推卸责任,但人家话里话外却是在维护书记的形象。总之,是把难题甩给了我。那时公司效益已经很差了,机关里已经有三个月开不出工资了,说实际的要我自己掏腰包我还是心疼的,可是走其他渠道,就是歪门邪道,我是绝不会去干的,当年书记看重的也是我这一点。可是,回过头来一想,书记之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么多出租票,这次他拿来应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都知道他爱人是母老虎,看他的钱包比看自己的命要紧,是不是书记……我再怎么想,也猜不准啊。作为书记信得过的人,我可以和书记推心置腹说话,有时候还讨论得很深,譬如谈到企业核心竞争力,书记讲是文化,我就说是人,是人才。我说:“从表现上看,公司存在资金问题、市场问题、政策问题、管理问题、冗员问题、干部问题、用人问题、责任心问题、执行力问题,但最终是人才问题,只要有了人才,一切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我们同在一个国家一种国策一种体制,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作为国企都有冗员问题、观念问题、管理问题,可是为什么有的公司能做得风生水起,而我们就得举步维艰呢?还是人的问题。”

“那,谁是人才?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呢?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马云?李嘉诚?他们当然是人才,可是与咱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再说,也许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的成功,却没看到他们的失败。”我记得书记是这么说的。

但书记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讲大而化之的东西。我索性把话挑明了。我说;“一个企业的成败,其实就在决策层的几个人身上。”这次,书记点头,表示赞同。我说:“在困难企业里,衡量决策层的能力和水平就一条,就是看他们能不能寻找那条辅助线……”我用几何做比喻,我说,“一道看似无法下手的题,只要找到那条辅助线,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咱们是国企啊!”书记说。

言外之意要换作其他形式的企业就好办了。书记曾说过,国企限制太多,人家私企自由,老子用谁就用谁,不用的就滚蛋,赔挣都是自己的。那么,我就要问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国企当成自己的企业来做呢?书记说,那就得我们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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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们(指公司领导)说了不算吗?那谁说了算?”我只是心想这么想,却不能问,因为我知道所有的领导都会回答说:“上面啊。”可是“上面”是谁?上面的上面的上面。沿着这个路子,我们可以找到中央。但是,据我对上面精神的理解,我觉得上面从来也没有捆过企业领导的手脚,没有禁锢他们的头脑啊,反倒是我一次次听到上面要求国企只要是有利于职工的利益、有利于企业发展、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事,就可以大胆放手去做!现实却是“再等等,再等等,等等看上面怎么说。”如果你问急了,领导会呛你一句:“公司又不是你家的,你着什么急!”

所以,书记一说“咱们是国企啊!”,我就无话可说了。书记看我,当然看到的是我的稚嫩。他安慰我:“你有没有想过,公司领导之所以能当上领导,还能在位置上坐到今天,总不是平白无故的吧!国企有国企的特殊性。”书记的话很真诚,我能听出他的意思,那就是三个字——没办法。似乎我们的公司败落到这个田地,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没办法。

那个下午,我一直在想如何处理那张报销单,这张报销单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书记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大的好人,否则他也不会把我这个“好人”留在身边。换位思考一下,可能是我太嫩了,我站在站在五十米,当然看不到一百米的风景。我只能为书记着想,尽自己的办把事情办圆满。

谁想,第三天头上,书记一个电话将我叫进办公室,那架势一看就是出事了。他让我坐,我没坐,我还想,是不是又有人到省城上访需要去领人了。没想,他开口的第一句却是:“我希望你说实话。”从声音中可以听出,他非常生气。那句“相信你也是个好孩子。”的话突然像警示牌一样硬棒棒地立在我面前。接着,他毫不隐晦地说,他和他爱人吵架了,就因为那些出租车票。

“是金额没报对吗?”我说。

“我先问你,之前你是不是经常把自己的票夹在公家里报销?”

“没有啊。况且这次全是您的,大概数字你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报销的。”

“你给我票据,我帮你贴好,然后送到财务报销。”

“是这样?”

“是啊,要不信,您可以把财务主任叫来问一问。”

“我已经问过了。我问你,这次,我报了多少?”

“三千八百九。”

“哪来的那么多票。”

“我一张一张统计的。”

“你好大的胆!竟敢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他说,“以前你是不是经常打着我的旗号去报销。”

“没有,每一笔报销我都有记录的,我可以让财务来和我当着你的面对。”

“可是我告你,我没有打过那么多车。”

“票是您给我的。”

“当然是我给你的。”书记出火了,“如果我给你的不是三千八百九,而是三万八千九呢?你也报?谁给你的胆?”

接下来,他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了,他开始教训我,但核心只有两点,一是对我失望,二是我不配当办公室主任,而且很多话还说得很难听。我忍无可忍,向他叫板,我说:“就是不配,也是你选的,也是你教的。”

这下,书记就彻底火了。他给我拍桌子瞪眼,将那个信封扔给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会是钱,但肯定是侮辱。他让我滚。我转身就滚。他喝住我:“麻烦你,带走那个脏东西。”哼哼!这么多年,我伺候他也够了。我抓起信封,开门出去,随后听到他在里面高声命令我,下班前把辞职报告交给他。

写一份辞职报告还用等到下班吗?十分钟足够了。当然在写辞职报告前,我还是做了认真思考的。我不能意气用事,我应该好好分析一下书记的用意,他是心情不好拿人出气,还是借题发挥另有心意,到底我也没有得出个结论来。然后我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我问自己在这样的公司自己还有前途吗,更重要的是自己刚买了房,每月的房贷不让老让妻子还吧!我在半小时内就写好了那份辞职报告,而且还做出了一个与这个公司,也就是大厦,彻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之后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我像所有走出大厦的人一样遇到了种种的不适应与困难,但我挺过来了。

我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转身又看了书记的门。但一切都无意义了,再想想那个通讯员兄弟,这世间之事,谁知道哪件幸哪件不幸呢?我长叹一声,没必要再上其他楼层了。我快速下楼,穿过大厅,走到院子里,我发现有两个人站在门房门口聊天,其中一个就是我进门时觉得很像保安的那个人,这次我看清了,他确实是保安。另外一个人似乎是外人,那人问他:“这楼咋了,亮洼洼的,搞什么明堂?!”

“谁知道呢!”

“是有什么事吧?”

“听说是领导的安排。”

“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发什么神经?”

“谁知道呢!”

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走得很慢,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理由,如果保安问我,我会回答说:“我进去借用了一下厕所。”可是,保安根本没理我。但我决然不信保安没有看到我,而且坚信他清楚大厦到底怎么了。因为第二天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以大厦为总部的集团公司在那天宣布倒闭了。

大厦以灯火通明的方式,度过了它的最后一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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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在国企工作多年的人,离开企业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夜游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厦,没想到却是那个企业宣布倒闭前的最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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