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秘史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王敬东


目  录

 

引子

第一章  中国雄心:“潮”起秦山

第一节  周恩来“钦定”728工程

第二节  自建抑或引进?

第三节  压水堆PK熔盐堆

第四节  踏破“铁鞋”

第五节  “花”落秦山


第二章  中国奇迹:“零”的突破

第六节  “巧妇”能做无米之炊

第七节  人生由国家使命所系

第八节  部长“钦点”爱将

第九节  全球寻“花”觅“宝”

第十节  “杜拉旋风”

第十一节  “杜拉”效应

第十二节  众手“补天”

第十三节  “逼上梁山”

第十四节  “零”的突破

第十五节  “裂纹”警报

第十六节  化危为“机”


第三章  中国速度:“秦山”裂变

第十七节  杨柳“新枝”

第十八节  我主沉浮

第十九节  “逼”出来的国产化

第二十节  审慎与“冒险”

第二十一节  背水一战


第四章  中国友谊:合作典范

第二十二节  “钟情”重水堆

第二十三节  “少帅”三杰

第二十四节  “利剑”出鞘

第二十五节 “滚烫”的橄榄枝

第二十六节  “粮草”先行

第二十七节 “猛虎”下山

第二十八节 “咱们都是Chinese”

 

第五章  中国气派:共赢田湾

第二十九节 国家战略的考量

第三十节 万事开头难

第三十一节 中俄之“旅”

第三十二节 打造“政治工程”

第三十三节 惊险“2007”

第三十四节 不打不相识”

第三十五节 为田湾而生

第三十六节 运行变奏曲

第三十七节 “福岛”反效应

第三十八节 共赢田湾


第六章  中国核电:“潮”涌海湾

第三十九节  长夜路漫漫

第四十节   瞄准“美国西屋”

第四十一节  善其事必利其器

第四十二节  为开工清“障”

第四十三节  鏖战方酣

第四十四节  “白鹭”腾飞

第四十五节  大海“交响”


尾声  中国精神:核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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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并无现成的前进道路,但在自己走过之后,就辟出一条路来。

——世界著名企业家 井植薰

 

引  子

 

“谈核色变!”乃世人普遍的恐惧心理。

无论是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的两颗原子弹,抑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三大核事故——1979年3月美国三哩岛核泄漏、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2011年3月日本福岛的核扩散,还是世上拥核国家可将地球、人类N次毁灭的核武器……这些恶魔所形成的巨大死亡阴影,犹如达摩克利斯剑,必将永悬在人们的头顶。

中国核电安全吗?中国核电是如何起步、发展、跨越的?当地人们又怎样与核电相处……带着这些疑问,受中央有关部门和《国企》杂志委托,我们中国作家采风团一行,于2013年的春夏之交,来到了中国核电的发源地——位于风景秀美的杭州湾的秦山核电站。

登秦山望远:碧水蓝天,风清日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厂房与村庄毗邻,工人和农民共处,数十万海盐人与秦山核电人如同生活在一个海滨大花园里,其情依依,其乐融融,好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进而漫步花园般的核电厂区,9座反应堆高高耸立,漂亮的楼群错落有致,穿着整齐的核电人信步而行。在附近的山顶上、海面上,白鹭飞翔,核电站与人和自然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和谐动人画面。

目睹此情此景,我们对核安全满腹的疑惑,顷刻烟消云散。

如果说,我国核工业的第一次创业“两弹一艇”的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核讹诈,为中国人民撑起了“核保护伞”,壮了国威,振了民心的话;那么,核工业的第二次创业——秦山核电站的建成,则填补了中国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空白,实现了祖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7个能够自行设计和建造核电站的国家。这个被国家领导人誉为“国之光荣”的核电站,无疑是中国核电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秦山核电站发端,大亚湾、田湾、三门等核电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中国利用核能的步伐将越来越快。座谈会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秦山核电基地的负责人如是说。

随着参观、采访的逐步深入,中国核电——秦山、大亚湾、田湾、三门等核电站的神秘面纱也被渐次揭开——

  

本来,“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两弹”和核电计划同时提出,但迫于美帝的“核讹诈”和苏联“老大哥”的背信弃义,迫于美苏两霸“将新生的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的全面封锁,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首先决定“勒紧裤腰带”研发“两弹一艇”。在这些“核保护伞”撑起中国的蔚蓝天空时,暂时搁置的核电计划被重新开启,中国核工业人开始了第二次艰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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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雄心:“潮”起秦山

 

第一节  周恩来“钦定”728工程

 

“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

1995年7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视察秦山核电站时,欣然题词,表达了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首座核电站的深情赞许。然而,等待中国核电站落户秦山的这一天,却用了整整12年。

《中南海的灯光》,小学时代的一篇课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告诉国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们为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通宵达旦、呕心沥血地工作着。

这一令人难忘的情景,曾经无数次地再现在祖国的心脏。

缺电!缺电!缺电!上世纪60年代末,华东用电频频告急。

1970年春节前夕,来自上海市委的一份紧急报告送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案头,引起了中央领导们的高度关注。

报告中称:“上海是我国命脉产业的基地,由于少煤缺电许多工厂面临停产,更有新办的工厂不敢开工建设,上海运输能力已承载不了更多的运载任务,仅用煤一项就占用了上海海上运输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的一半还多……”

凝视着红墙里的灯光,周总理意识到:单一靠煤炭和石油的能源结构不行,要解决上海的电力问题必须另想办法。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20世纪初,核能的发现和利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目前,人类实际应用的主要能源还是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利用,对人类生存、发展、进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人们更加注重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的质量。大量燃用化石能源产生的温室效应、酸雨现象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化石能源经长期开采,其资源日趋枯竭,已不足以支撑全球经济的发展。在寻找替代能源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核能的应用,而核能最主要的应用就是核能发电。

何谓核电?利用原子核内部蕴藏的能量产生电能即为核电。

人类首次实现核能发电是在1951年。当年8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爱达荷州一座钠冷块中子增殖实验堆上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能发电实验并获得成功。1954年6月27日,前苏联建成了世界第一座奥布宁斯克5000千瓦核电机组,实现了人类首次和平利用核能的夙愿。从此,世界上美、英等几个工业大国都竞相发展核电,核电技术日臻成熟,并走向大容量、追求高效益的商业运营发展阶段。

利用核能发电,中国人曾设想了二三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核电与爆破原子弹的计划,便被一同提出。但因为种种原因,前者屡屡搁浅。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利用原子能发电早就予以关注。1954年9月,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次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原子能事业问题。在听取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的汇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原子能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有了毛泽东的号令,当年国家就制订了《原子能计划十二年大纲》,提出“在中国今后的十年内,需要以综合开发河流、利用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为主,但在有条件下应用原子能发电,组成综合动力系统”。

是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指出:“用原子能发电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较早提出了搞核电站和综合动力系统的设想。

1956年1月,周总理在一次会上满怀激情地说:“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中央领导的远见卓识,为中国核电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6月13日,由前苏联援建的第一座热功率为7000千瓦的北京研究性重水反应堆达到临界,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跨入了原子能时代。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大力协同,完成预定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下达了研制核潜艇的任务,当时的基点是备战。

清华大学的吕允文教授曾在媒体上撰文叙述,1964年,清华大学在北京昌平建成了原子能研究基地,代号“200号”。1970年,在“200号”负责人的建议下,又启动了“03-820”工程,计划在国庆节前把电送到天安门。最后因未攻克关键技术等原因,该工程停建。

1970年2月初,周总理在亲自听取了上海市缺电情况的汇报后,他说出了一句考虑已久的话:“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还要搞原子能发电。”于是,上海市革委会2月8日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核电站的建设工作。

在那“备战备荒”的特殊年代,中国的国防工厂和隐居“三线”的神秘工程,大都以代号称谓,所以,中国首座核电站也因此被命名为“728工程”。只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代号工程“军转民”时,才渐次显露真容。

同年12月15日,周总理主持会议,亲自听取了熔盐堆核电站原理方案的汇报。然后他强调指出:核电站工程建设必须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就是这么一席话,让自从创业以来一直秘密构架中国军事领域里核盾牌的“驯核人”,在承担的重任上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大转变,由绝密的军事任务开始转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

经过尖端科技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上了太空。同年12月26日,中国首座压水堆核潜艇“长征一号”顺利下水,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在“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任务实现后,和平利用核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在庆祝“上天下海”胜利的欢呼与凯歌声中,上海集中了一批核工程技术人员,开始进行核电站的关键技术——核反应堆的研究。

万事开头难。要想进入核反应堆的全面设计,必须首先编制出为整个工程设计配套的物理设计程序,没有这一步,全部反应堆的设计就无从谈起。当时在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担任一室主任的李慧珠承担了这一任务。她在开始时也不会想到,这一难题竟让她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直到李慧珠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人们才知道她早已身患重病。

在李慧珠的档案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张她生前每月享受10元钱的一级科研津贴的审批表,审批意见这样写着:“该同志在我国第一座压水堆核电站设计中,对独立自主解决有关堆物理设计,建立初步配套程序的物理设计程序,论证设计的可靠性是做出了贡献的。特此推荐。”

1974年3月31日,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专委会,审查批准了《关于728核电站工程建设方案的报告》和《728核电站工程任务书》。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建设第一个核电站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座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建设、运行,掌握技术,积累经验,培训人员,为我国核电的发展打好基础。”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在1970年至1974年期间先后3次听取核电工程的汇报,足见这项工程的分量!

遗憾的是,“文革”十年动乱,使728工程让它迟迟未能开工。

迟迟没有进展的核电计划,甚至让中国人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遭遇了小小尴尬。

1984年,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会议,被安排与英法美苏四国同坐第一排,这出乎中国代表团的意料。按照惯例,坐前排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而中国内地当时还没有核电站。

但主办方表示,中国的台湾已有核电站,“中国有权坐在第一排。”代表团成员、时任国家和工业部部长的蒋兴雄恍然大悟。

“能不能和平利用核能,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2009年初,中国老一代核电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高级工程师俞洁纯,这样表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于核电发展的迫切:“美国、苏联等国都和平利用了原子能,中国建核电站却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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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建抑或引进?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当核电站建设方案的总体设计快走到了收获的季节时,此时的中国也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然而,事情的进展如惊险的“过山车”一样,并不顺利。

“设计图纸不全,实验研究不够,设备加工有困难。”1978年8月,某部委向国家计委提交了关于停建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项目的报告。建议与法国合作建设9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对此,728工程设计队据理力争。

在核电问题上,科学家的话最有分量。

这时,神州大地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国人从上至下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德高望重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发展核能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出路之一》的文章,指出,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原子能工业体系,有一定的自主能力,所欠缺的是建造大型核电厂的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根本不必整套买,也买不起。引进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进电力生产能力,而是引进核技术,最终建立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他倡导把核电列入规划,争取在20世纪末发展到一定规模。

与此同时,国防科工委、二机部等部门也多次上书中央和国务院,请求不要停止728核电站的工程建设。

728工程,似乎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1979年1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召开国家各有关部委的联席会议。会上围绕核电站是自主开发,还是国外引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主张引进方:中国核电站的研制,应该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没有必要从头搞起。既然已经拟定从法国引进90万千瓦系列核电厂,728工程应该下马。

赞成自建方:从国外引进技术当然有利于加快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但引进往往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核电技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并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核电站建设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国内,这对于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培养自己的核电建设队伍,是非常必要的。

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那就投票表决吧。”谷牧副总理冷静说道。

好家伙!6个部门3票赞成,3票反对。态势是一比一。与会者“嘣嘣”乱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大伙焦灼的目光一齐射向谷副总理。因为他的关键一票可以决定728工程的生死。

此时,只见谷副总理坚定地举起了右手。随后他说:“728工程是个原型堆核电厂,搞这个工程主要是为了掌握设计和制造技术,不是为了搞系列化电站。现在已经铺开了摊子,有了初步成绩,在国外的技术专利没有拿到之前,这项试验研究工作不宜草率下马。”

似乎“铁板钉钉”了,可又风云突变。

1979年3月28日,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内突然响起了惊心动魄的紧急警报。

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以南约 10英里的哈里斯堡的核能灾害,不是由地震或海啸而起的,核管理委员会前历史学家萨姆沃克说:“那是因为核厂的出水阀门而起,令核心的辐射泄漏。这是管理者的人为错误,本来这是一个小故障。”

核厂里面一片混乱,蔓延至控制室。事发两小时后,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紧接着,反应堆二次回路冷凝水泵出现故障,由于两天前维修时的一个出水阀门没有打开,反应堆的冷却水不断流出,但一时间没人察觉,而系统自动添加高压注入的冷却水,却被控制人员错误地关闭阀门给挡了回去。

这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结果,就是反应堆堆芯冷却水逐渐丧失,部分燃料棒鋯包壳和铀燃料熔化,大量放射性物质,特别是氙、氪之类的气体与碘一道从反应堆释放出来,并有少量放射性物质随部分冷却水的泄漏而释放。

事发之后,运营三哩岛核电站的公司的第一反应是宣布局势可控。但在污染蔓延两天之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关于核泄漏危险性的报告。正是在该机构的建议下,州长下令核电站方圆5英里内的孕妇和儿童撤离,10英里内的学校全部关闭,有近20万人举家出逃到12英里外。由此,整个美国为此震惊,附近有核电站以及在建核电站的城市,民众纷纷集会示威,要求停建或关闭核电站。首都华盛顿到处是反核标语。

直到6天后,出事反应堆堆芯温度才开始下降,蒸气泡消失,引起氢爆炸的威胁消除了。100吨铀燃料虽然没有熔化,但有60%的铀棒受到损坏,反应堆最终陷于瘫痪。

而事隔32年后日本爆发的核泄漏事件,专家认为更像是1979年美国三哩岛事故的重演。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经历核反应堆的炉芯熔毁,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没有导致核电站被毁,但美国人对核能安全性的认知深受影响。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是否要建设更多的核电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而这意见和调查是在日本的灾难发生之前,早已存在的。三哩岛事故令核电的快速发展受到美国民众的指责,核电和核能成了一个备受批评和攻击的议题。核泄漏和核武器试验使得普通美国人对核辐射产生了强烈忧虑。

该事件的发生,不仅使美国核电的发展停滞了30年,而且也给全球核电产业的发展予以重创。消息传到国内,使中国正在进行的核电站计划深受其害,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核电站又前途未卜了。

一时间,一股“恐核”情绪飘荡在人们心里。同年5月,当时党的一位领导人在会上说,“搞核电站就像弄来一只大老虎,让人感到不得安宁!”他向中国核电亮起了红灯。

中国核电走到了十字路口。

二机部、国防科委、国家建委、国家机械委员会等部委和多位核科技专家上书党中央、国务院,请求不要停止核电站建设。他们一方面开展核电安全宣传,驱散三哩岛事故留在人们心理上的阴影;一方面始终坚持建设原型堆核电站,反复阐述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认为:核电作为当代人类发现的新能源,具有燃料运输量小、发电成本低、安全记录好、环境污染小的特点,被世界公认是一种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在中国开发核电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1979年至1984年间,薄一波、张爱萍、张劲夫等国务院领导不断批示同意,并上报到最高层。1980年3月26日,薄一波副总理主持机械委员会会议,听取二机部关于发展核电站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要靠自己的力量搞核电,依靠自己力量和引进技术相结合,反对成套进口核电站,当前首先把自己的核电站搞上去。陈云在送达的报告上批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都要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邓小平始终坚定地主张自主发展核电,明确指示:“我认为继续搞是应该的,主要考虑国家财力的可能。”

1984年1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国防科工委政委伍绍祖写给张爱萍关于核电站建设的信中,作出重要批示:支持国内自己建设核电站。

至此,一场马拉松式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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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压水堆PK熔盐堆

 

与此同时,在这场长达14年关于是否自主建设核电站的争论中,关于堆型选择、科研设计、地址选定也充满艰辛、曲折。

1970年底,某部委上报中央,支持上海建设一座2.5万千瓦的熔盐堆核电站。

由于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压水堆先进技术不屑一顾,却提出了熔盐堆方案。熔盐堆是一种液体燃料堆型,以熔化的氟盐混凝合物为燃料,石墨为慢化剂,其特点是生产过程中实现核燃料增殖,省去昂贵的燃料制造过程。用当时热衷于熔盐堆的上海某大学一位老师的话说,就是又吃鸡肉又吃鸡蛋。可这种堆型理论,尚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一个国家用于工程建设。

熔盐堆的研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一些科研人员提出改变堆型的建议,但均被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拒绝,说“谁反对这个方案,谁就是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得人人自危。在这种“大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正确的技术路线被搁置,整个科研工作严重受挫。

1971年秋,周总理听取熔盐堆的汇报后,严肃地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完美了,要实事求是,不管别人怎么催,没有把握就不要轻易上。科学家要讲科学,不要跟有些干部学,话不要说得太满,要留有余地。如果不考虑周全,我们批准了方案,你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对一项工程这么关心,谈得这么具体,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一个后来被誉为“开创核电纪元的设计大师”欧阳予出现了。

欧阳予有着光荣的革命史,解放前夕在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为保护武汉电力设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秋,当时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直属企业鄂南电力公司总经理黄文治在武汉大学兼任教授,已是地下党员的应届毕业生欧阳予按照中共武汉地下市委负责人的安排,通过与黄文治的师生关系被介绍到鄂南电力公司担任技术员,与其他两位地下党员组成党小组。欧阳予经常利用在发电厂绘图室工作的机会,跟党小组成员秘密接头,接受任务,开展工作。

这时,解放战争已在东北、华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但是他们总不甘心,拼命垂死挣扎——狼狈逃窜中炸毁交通设施,破坏水电供应……欧阳予们的任务就是武装工人,建立联防,保护交通、电力等设施。

1949年4月的一天,武昌珞珈山上花红柳绿,来了两个穿西装、背照相机的游客,但两人无心欣赏美景,游客中的一位就是欧阳予。他化装成游客模样,是来接受地下党准备迎接解放的新任务的。

5月初,欧阳予向地下党外围组织成立的“新武汉建设协会”和“武汉工人协会”分别传达了地下党的指示:据可靠情报,国民党撤退时,准备炸毁江岸车辆厂、汽车轮渡及沿长江的码头设施、铁路桥梁,也包括发电厂等许多重要设施,要求迅速摸清在下新河一带的国民党工兵连的动向。

大家仔细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和发电厂工人斗志昂扬等特点,商定为对付反动派的破坏要做好两手准备:尽量做驻扎在电厂码头附近国民党军官的思想工作,制止他们炸毁电厂码头和趸船;组织好工人武装保卫电厂。

分头行动时,欧阳予带领职工代表与国民党军连长对峙,严厉警告他不要与工人发生直接冲突,迫使他同意在可能的情况下,“睁只眼闭只眼”。同时,布置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趸船上的电气设备等拆下来藏到地下室,再在船底开个小洞放水下沉。

尽管其它地方遭到了很大破坏,但电厂、码头依然完好无损。5月14日,驻厂的国民党57师一个连在工友们的逼视下慌忙撤退了,欧阳予连忙指挥工人纠察队和武装警察替代国民党军队,看护着工厂大门。

15日晚,附近突然发现“吃光队”——抢劫财物的国民党亡命之徒,欧阳予立即布置纠察巡逻人员加强警戒,以防不测。一连几夜,大家都坚守岗位,工人们则用隆隆的机器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瞧,工厂水塔上的红旗飘展!”全厂职工和附近居民为这样的标志所吸引,无不由衷地高兴:天亮了!

欧阳予率领工人进行的护厂斗争,取得了全胜!

获得新生的欧阳予被分配到武昌发电厂,干的第一件事是跟着老工程师参加新发电机组的安装。当他们来到长江岸边的码头上,看到货轮载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部件,每吨都有几十吨重,而江边的趸船上没有像样的起重设备时,欧阳予不免犯起嘀咕:怎样吊运这些大部件呢?

正在欧阳予感到束手无策时,只见两位老师傅指导一组壮工,用拔竿、滚筒、卷扬机等简易的土设备,把一件件的重物从轮船上吊下来。然后根据地形特点找支点,经过数百米坎坷不平的道路,终于把这些“笨家伙”拖进了电厂。

当时,欧阳予对两位老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回想,仍颇多感慨:如果那会儿让我去设计吊运方案,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结合实际,简单易行,看来把知识用活用好十分重要!从此,他主动拜老师傅为师,不耻下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提高自己。

1953年从武昌发电厂进入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读研究生,后根据国家需要,从热电厂自动化专业转向原子能课程的学习。自此,欧阳予与核科技事业结缘。

1957年,欧阳予开始研究核反应堆工程,次年便挑起工艺设计总工程师的重担。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停止了器材设备供应,企图把工程扼杀。面对重重困难,是知难而退半途而废,还是迎难而上设法把工程搞上去呢?年轻的欧阳予们走到了人生和事业的十字路口。

此去“华山”一条路,无限风光在险峰!

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向“轻慢者”证明自己,欧阳予和同事们一道,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到全国各地调查科研和制造能力,排出了300多项科研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与全国上百个厂、校、院、所一起协同攻关,重新打开了局面。

1966 年,欧阳予主导的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核反应堆顺利投产,及时提供了核武器所需的装料,也培养出一批反应堆工程技术人才。

“文革”初期,欧阳予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后被下放到笔者的家乡——湖北荆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1年秋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二机部“急速回京”的电报。刚下火车,就被接到刘伟部长办公室。刘部长开门见山:“中央决定在华东建一座核电站,要一位负责核电站设计的技术负责人,部里推荐,中央同意你做技术负责人。”

就这样,当一些“臭老九”还在“牛棚”改造的时候,欧阳予一下子从中国首座军用生产反应堆总工程师,调任728工程总设计师。

接任务后,他马上找来相关资料研究。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第三次会议,欧阳予将会议的英文资料调出来看了以后,发现压水堆的技术成熟,结构严谨,安全性较好,具有可操作性。他主张搞压水堆。

不巧的是,此时美国《核能》杂志发表文章,说熔盐堆如何如何好,于是,很多人特别是上海高校、工宣队跟风而上,希望做熔盐堆。有的项目组还搞了一个方案,一下子耗费了500万元。

此时搞核潜艇的彭士禄,正在北京举办相关的核动力会议,邀请欧阳予参加。欧阳予灵机一动,自己刚从干校回来,说话分量不够,彭士禄既是革命烈士澎湃的儿子又是搞核潜艇的功臣,请他为压水堆说话准行。

欧阳予将自己的想法和压水堆方案和盘托出。平易近人、豪爽活跃的彭士禄欣然同意,支持压水堆。

力主压水堆的欧阳予和一些有共识的人将彭士禄请到了上海。“熔盐堆技术难度大,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放射性比较大,需要机器人操作。因此缺乏安全性,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压水堆中内核潜艇已在应用,技术相对成熟。”会上, 彭士禄详细进行了比较说明,主张上压水堆,并向中央领导提出了更改堆型方案的建议。

半年后,美国熔盐堆的黯然下马,证实了彭士禄、欧阳予的正确判断。于是,大家意见统一,压水堆为第一预备方案。

选定堆型后,又要商定规模,最后确定为30万千瓦。第一个定为30万千瓦是很大胆的,因为前苏联第一个是5000千瓦,美国的第一个也仅9万千瓦。欧阳予带领大家在全国制造行业进行实地调研,从设备制造能力、加工制造水平、核工业系统能力得出结论: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搞30万千瓦的。再说,当时国内火电厂的机组能力也是30万千瓦,也表明了我国已经基本具备30万千瓦核电站常规岛相关设备的制造能力。

1973年,已选好堆型,也确定了30万千瓦规模,接着是拟定技术参数。核电站是国家大事,时任武汉海军19所所长的彭士禄无条件地派人支援。因为他们搞核潜艇先走了一步,他说,我们不能自私保守。彭士禄无私的支援,给了欧阳予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同年10月,正式将压水堆30万千瓦的方案上报国务院。放心不下的周总理阅后批示:一要听汇报,二要做个模型看看。欧阳予和同事们又精心准备了两个月,汇报材料包括可行性方案、设计方案、设备制造能力和模型全部准备就绪。

中国“驯核人”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74年3月31日,中央专委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汇报。周总理主持,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谷牧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时任六机部副部长的彭士禄也参加汇报。

欧阳予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同志第二天要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作发言。我看见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在不停地写东西。当时,我非常好奇,就问身边的服务员。服务员说,小平明天要去开联合国大会,他正在抓紧时间修改发言稿。欧阳予看到中央领导这么重视核电建设,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元帅听完技术人员讲解后说,时间很重要,即使多花点钱也要快一点,我们还没有一个核电站,时间一去不复返,希望大家加快速度。会议最终审查批准了30万千瓦核电建设站方案和设计任务书。

当欧阳予提出,从实验、科研开发到提高设备制造能力,整个728工程建设费用大约需要6.3亿。这时,周总理已经有病,身体非常瘦弱,但仍精神焕发,他一挥手说:“6.3亿,学个乖,值得!”他再次重申了建设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目的和意义。

压水堆核电站方案的批准,是中国核能发电工程的重大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场本属于技术范畴内的争论,在特定的时期演变为一场令人心惊的政治斗争,所庆幸的是,尽管在堆型选择上耽误了两年多的时间,但终于确定了一条正确的技术路线。此后,科研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压水堆技术攻关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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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踏破“铁鞋”

 

勘察选址,也是一波三折。

核电站对厂址的地质要求非常高,其勘测项目种类繁多。其实,从核电站动议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厂址的勘察选择。

1973年前,曾对安徽省宁国县西南地区进行过厂址勘探,后因堆型和功率改变,考虑到供水和排污处理不能满足生产和安全的要求,最终放弃。

1973年2月,厂址拟选浙江省富阳县七里泷山区。后考虑到环境的安全而终止。

1977年3月,国家建委、国家科委、二机部的主要负责人和国家计委、水电部的有关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在上海郊区、浙江、江苏选勘过厂址,经过反复比较,初步认为江苏省江阴县长山比较合适,并报中央。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已经拉开。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能源基础相对薄弱,电力供应短缺,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因而对核电站更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和迫切要求。上海的领导希望核电站建在上海管辖的范围内。经过协商,反复比较,厂址初选在奉贤。

说起勘察选址,必须提到两个人和他们的团队,这就是二机部副部长王介福、干部赵宏和他们旗下的“五人选址小组”。

1978年2月26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科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为尽快建成我国第一座核电站,728工程定为二机部直属项目,由二机部全面归口负责。”要求上海市把建设核电站前期准备工作移交二机部。王介福根据部党组意见和要求,抽调技术力量,组织核工业自己的建设队伍。他首先选中的干部就是赵宏。从此,赵宏跟着“伯乐”王介福踏上了认识核电、了解核电、建设中国核电的历程。

1978年初夏,根据王介福的意见,从全国军工单位选调精兵良将——405厂的纪文顺、821厂的陈曝之、陕西核工业局的谢恩吉、23公司的孙德林和812厂的吉怀刚,组成五人小组,纪文顺、陈曝之分别任正副组长。任务是为中国首座核电站进行筹建选址,归王介福和赵宏指挥,对外名称暂用“上海市728工程筹建处”。

刚组建的五人选址小组,在王介福和国家建委军工局局长程叔仁的带领下,南下江苏南京,准备找江苏省和江阴市领导商榷厂址问题。在现场调研时,感到30万千瓦核电厂和拟从法国进口的90万千瓦核电机组很难放在一起,加上省、县领导也以担心江水受污染为由婉拒,只好遗憾放弃。

他们只好把目光集中在上海市的奉贤。

1979年初夏,为验证在软土地基上是否能建造核电站,陈曝之、谢恩吉等带着一拨人在上海奉贤整整干了半年。奉贤厂址周围是一片海滩,长满了半人高的芦苇,汽车进不去,钻机无法到位。他们特地借来一台推土机拉钻机,结果陷入泥坑,无法开动,后来用铁板加工一个“旱船”,用牛来拉,才解决了设备搬迁问题。

为了摸清地质情况,他们在奉贤海边竖起了一个高高的钻井机架,四周用长长的铁板焊成铁板箱,人站在板箱上操纵钻机。南方盛夏,烈日炎炎,热浪逼人,操作人员穿着短裤,光着膀子,一干就是一整天。烈日的曝晒,使身上蜕皮,到了晚上疼痛难忍,久久不能入睡。为了早日取得可靠的地质勘探数据,他们不叫苦和累,顽强奋战。当钻机从20米打到38.5米时,遇到粉细砂层,紧接着是昼夜不停地打桩试压,单桩承载能力设计要求是200吨,他们从60吨一直加到600吨,完全符合软土建设要求,大家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由于试桩观察需24小时不能间断,筹建处人员就临时住在现场。所谓住处,是当地农民新盖的猪圈,每格约4平方米,一人多高,一溜排开。这些人像猪仔一样挤在几个笼子里,感觉别扭极了。吃饭的地方,是农民用来看芦苇的茅草房子,他们请来两个女青年专门做饭。开饭的时候,蚊蝇乱飞,有时竟掉到碗里、锅里。夜晚蚊子叮咬,痒得使人难熬。

信念和希望的支撑,使他们以苦为乐,咬牙坚持着。

满以为选址大功告成时,不期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的消息传来,人们的“恐核”心理陡增。1979年4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明确提出“核电站不宜建在人口稠密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附近”。上海市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停止了核电站的筹建工作。

紧接着,筹建处了解到曾在浙江富阳选过厂址,且已经炸山动工,陈曝之、谢恩吉决定到那里看个究竟。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那里的山较多,拓展空间不大,不利于群堆建设。另外厂址临近富春江,而富春江是钱塘江的上游,下游便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杭州和风秀景美的西湖。他们担心万一核电站发生泄漏,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当即否定了这个厂址。

唉,这已经是“四易其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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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花”落秦山

 

秦山,又名秦驻山、秦望山、秦径山,位于浙江省海盐县城东南方,相传是因为建立了大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曾东巡到此驻跸望海而得名。

秦山所在的浙江省海盐县,地处浙北杭嘉平原东北部,总面积503平方公里,东面濒临杭州湾,西面紧邻嘉兴市。海盐历史悠久,建制于秦代,因“海滨广坼、盐田相望”而得名,曾是全国两大产盐中心之一。海盐县城虽然不大,人口不到10万,却有着“小桥、流水、人家”一样的江南水乡风光,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化悠久,物产丰富,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称。

秦山,虽沾得皇家之气,但在200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却名不见经传;海盐,虽得水乡、大海之利,建国以来却依然默默无闻。

她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着石破天惊的那一天。

为了寻觅新的厂址,1979年6月,心情郁闷的陈曝之、谢恩吉带队驱车从上海来到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长山,看到长山河面宽阔,淡水资源十分丰富,颇为心动。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他们将车停在夏家湾,沿着海边走了一段,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辽阔的海滩。海滩南侧有个高高的山岗,岗上林木茂密,岗下是大片的西瓜地。他俩询问瓜农,得知这座山岗名叫秦山。山脚下面叫双龙岗,岸边的基岩裸露,围堤开山,可作为一个厂址。

陈曝之高兴得手舞足蹈,全然不顾原单位的领导听说工程要下马催促他赶快回去上班的指令,高声对谢恩吉说:“这里好,这里好,在海滩上围一道海堤,开点山就可以建核电站了。”

见到陈曝之高兴的神情,有人嘲笑他:“要是建成了,给你发一个5吨重的奖章哟!”然而有着倔骡子脾气的陈曝之一口咬定:核电站厂址非此莫属!

就这样,秦山不经意地闯入“驯核人”的视野。

回到住处,陈曝之、谢恩吉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找到一张1:50000的军用地图仔细查看,在浙江北部沿海处找到了秦山。一周后,陈曝之、谢恩吉等和上海核工院的林伟贤再度来到秦山。看到与秦山相接的山包,连绵起伏,伸向远方,他们觉得从地形上看,这里可以摆放几座核电站。

之后不久,五人选址小组和技术人员再次前来勘察,认为地形地貌基本符合建设核电站的条件。返回上海后,他们立即向二机部汇报。为慎重起见,部党组又派基建局副局长文功元再来复勘,大家一致认为,在秦山建核电站,条件基本具备。

但这并非最终定论。在厂址勘察中,浙江省科委曾给二机部发过邀请函,欢迎到浙江建造核电站。1980年9月,欧阳予、林伟贤、陈曝之等会同浙江省有关部门,先后踏勘了台州、温州及嘉兴3个地区7个县16个点。为掌握第一手资料,筹建处勘察人员不畏山高水险,常年奔波在山川河谷,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核电工程方案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水文地质资料。特别是采用红外测距仪进行长距离测量和航空摄像及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等新技术,提供各类技术报告22份,图纸1031张,工期比原定时间提前4个月,节省基建投资近1千万元。这些枯燥的数据,凝聚着勘测人员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经初步综合分析比较,大家认为海盐县秦山和长山两个点较好。

1981年5月,在征得浙江省同意后,对秦山、长山两个预选厂址进行了资料搜集和地质勘探。当年底,国家建委在杭州召开了厂址方案复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为核电站建在秦山,不会对舟山渔场产生任何影响,初步确定秦山为第一候选厂址。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核科技知识不够普及,有些人误把核电站当成原子弹,谈“核”色变,秦山之址也一时难以确定。

此时,几个关键人物走向前台。

一天,在杭州的浙江省政府办公楼里,王介福和翟翕武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战友见面了。他们当年在山东一起参加抗日,王介福是县长,翟翕武是县委书记。如今,王介福是二机部副部长,翟翕武则是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

两个老战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王介福向翟翕武介绍了我国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的意义和作用,而翟翕武考虑最多的是核电站的安全性。

“老王,我这里可是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了,可不能出一点点的安全问题呀!”翟翕武谨慎地回答着王介福的问题。

“这个你放心,这也是我们考虑最多的。”

态度积极的翟翕武通过王介福等了解到核科学知识后,对二机部副部长周秩说:“我不怕核电站,浙江省是能源小省,应该发展核电,但你们要到我们省委专门会议上做宣传,讲清核电知识。”

1982年的“六一”儿童节,是个重要的时刻,核工业部部长刘伟、副部长周秩和上海核工院专家林伟贤,应邀列席了浙江省委专题讨论核电站定点秦山的常委会。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铁瑛主持会议。周秩在会上作了专题演讲,得到铁瑛的支持,也取得了省委常委大多数人的赞同。核电站选址秦山取得了共识。

事隔10多天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工业部向国家经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上报了《关于请批准30万千瓦核电站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工程地质勘查,厂址的综合技术经济及环境影响分析比较,秦山点是比较理想的厂址。”

同年8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曲格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728核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会”。经过认真讨论,与会代表认为:728核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指标是适宜的,同意定址秦山。

9月16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批复了《728核电站工程选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728核电厂厂址确定在海盐秦山是可行的,并望在建设中严格要求,确保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从1973年开始选址到1982年定点秦山,9年间曾先后五易厂址,筹建处的工程技术人员,怀着坚定的信念,风餐露宿,埋头苦干,为选择最佳厂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秦山,位于杭嘉湖平原海盐县东南11千米处,海拔185.5米。它东、南、北三面临海,西面和杭嘉湖平原相连,直线南距杭州70千米,北离上海90千米,自然景色秀丽,地质构造相对稳定,基岩属熔结凝灰岩,透水性差,山体坚硬。秦山地区属低裂度弱震区,基本裂度为6度。

秦山有利于大气流通扩散。厂址港湾水深,岸坡为基岩,稳定性好,海滩部分为淤泥质黏土和亚黏土,承载力强。海潮每天两起两落,最大潮差8.93米,年平均水温18度,有利于温水排放扩散。淡水取自太湖水系长山河,水源充足。厂址500米范围内无居民,符合核电厂周围人口不宜密集的要求。

秦山山麓开挖后,可将主厂房布置在岩基上,开挖的碎石可填埋沿海滩涂,用作施工场地和辅助厂房用地。秦山地处华东电网负荷中心,向电网输电较为容易,加之水陆交通方便,又临近上海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设备加工及中转非常便捷。

综合各种因素,秦山是个优良的厂址。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还是费工夫!

1982年11月9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定点浙江省海盐秦山的消息。一时间,国人关注,世界瞩目。

 

中国核电,从“零”起步:总体设计的一张白纸,设备采购的峰回路转,建造人才的极其匮乏,建设过程的困难重重,安全隐患的暗影幢幢……如东南沿海海底的一座座暗礁,横亘在中国核电人面前。更有外国专家考察时的一句话,险些葬送了大陆首座核电站。被“逼上梁山”的秦山核电建设者,不信邪,不气馁,使出浑身解数,破解难题,化危为机,终于将“异想天开”变为绚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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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奇迹:“零”的突破

 

第六节  “巧妇”能做无米之炊

 

科研、设计几乎与选址同期展开。

力主压水堆的欧阳予,担负起秦山核电站科研与设计的重任。

核电站建设方案批准后,从1974年起,在欧阳予总设计师的组织下,二机部第一第二研究设计院、上海原子能研究所和上海市工厂、学校等30多个单位组成728工程设计队,以“大会战”的形式开展科研设计工作,攻克技术难关。

大家的共同心愿,就是早日建成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但实际情况是,核电站与我们已做过的其他反应堆工程相比,其技术难度显然要高得多。核电站反应堆的温度、压力、功率密度、质量指标和可靠性、寿命等要求都较高,安全设施和系统也更完善,更加复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严格得多。在对比了国际上压水堆核电站的技术难度与我国核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以后,大家认为差距是很大的。

但这并未让欧阳予失去信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也有有利条件,我国已有初具规模的核工业和科技体系,有些重型和精密设备已能制造,已能建造30万千瓦火电机组。问题是设法填补差距和解决面临的技术难题。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能推动核电工程,而且能带动整个核工业和机电工业水平的提高。

在欧阳予的指挥下,728工程设计院与全国几十个科研、设计、制造单位进行了多次研讨,拟出了264项科研试验项目和26项旨在提高工厂制造能力的技术扩建项目,报经国家主管部门纳入了计划。

世人难以想象的是,疯狂的“ 文革”期间,由于中央的关心和支持,728工程的主要设计人员和科研攻关居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文革”结束后,满天飞的“大帽子”虽然没有了,可质疑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你们肯定干不成,你们能造原子弹,但干不成核电站。”

“你们728设计队都是一些教师,画的图纸像画漫画一样……”

听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欧阳予虽然有些生气,也觉得可笑,但冷静片刻,他仍保持了自己儒雅的风度,然后据理力争:我们设计队的人员结构非常合理,一是核工业系统调来的有核科技实践经验的人,一是从上海工厂来的有制造经验的人,还有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来的理论基础扎实的人。教师画图不行,可理论基础好啊!

长达七八年的科研试验、设计研究、分析论证、技术培训和技术改造等等,其经历的艰难困苦就不计其数了,终使秦山核电站的可行性报告得以通过,并于1983年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对于核电专业名词和术语,非专业人士一定挠头,但为了尊重这些创造者的劳动,这里略作展开。

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技术难关密集的重大工程项目,设计十分复杂。这座核电站由反应堆和大约200个系统组成,从物理、热工、机械、控制、核燃料、辐射、环境保护、三废处理到各种安全措施等,门类众多,大小设备约3万件,仪表和控制屏台、机柜1.76万套件,阀门1.17万个。要使这些设备、仪表、部件都能按技术指标设计研制出来,系统组合得当,功能发挥正确,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哟!我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核电规范和技术标准,国际上对核电关键技术又保密甚严,更增加了设计上的难度。面对种种难关,欧阳予和同事们结合我国国情,经过自行开发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技术措施,并获得了成功。

核电站主要系统分三个方面:一是核蒸汽供应系统(一回路),包括反应堆、主泵、蒸汽发生器、稳压器、主管道,还有17个辅助系统;二是汽轮机发电系统(二回路),由汽轮机发电机组、主蒸汽系统及8个辅助系统组成;三是“三废”(废水、废液、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等。

核燃料组件是核电站反应堆的核心部分,欧阳予亲自主持并参与设计研究。首先在设计中反复比较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缺点,并决定采用有利于堆芯安全的设计。然后,他与材料专家张沛霖一道,指导燃料组件的攻关、试验、检验……直到试制成功。我国首次设计研制的核燃料组件,经过了20多年的运行,证明性能良好,满足了秦山核电站的技术要求。

核电站反应堆一回路主管道是直径700毫米、壁厚7 0毫米的高温高压不锈钢管道,它的焊接是核电站工程建造的关键工艺技术。日本三菱重工答应以10万美元向我方转让技术,但因附加政治条件而未能成交。在主管领导的支持和焊接专家潘际銮的协同下,欧阳予从组建焊接攻关实验室开始,主持制定了技术攻关方案,并对关键工艺做出决策,同时挑选了优秀焊工进行实物试验和技术培训。根据试验和取得的大量的检测数据,终于摸清并掌握了主管道焊接的技术决窍。我们自己完成的主管道焊接质量完全符合标准,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评审专家的赞赏。

核电站的二回路汽轮发电机组在热试车冲转中是否需要另行设置调试供汽锅炉,历来是国外核电站设计建设有争议的技术问题。到目前为止,除德国一些核电站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核电站依靠另设燃油调试锅炉供汽。欧阳予经过认真分析论证,大胆决定秦山核电站取消调试锅炉,在热试车中,直接依靠一回路热试车过程中主泵旋转机械加热和稳压器的电加热,使蒸汽发生器二次侧产生积聚的蒸汽进行汽轮机热试车冲转。经过认真分析和细致严格的准备,终于实现了秦山核电站汽轮机和发电机热试车一次冲转成功,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几百万元的投资,而且实现了核岛和常规岛的联合试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如果说设计师是核电站的灵魂,那么总设计师自然就是这灵魂的龙头。欧阳予严谨而大胆地提出,设计要与科研实验、开发相结合,并经科研试验检验才能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国情,综合借鉴别家长处,在设计上走出了自己的新路。他反复强调:“解决自行设计中的技术关键,只有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开发,才能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掌握技术上的主动权。”

欧阳予带领技术人员,先后排出了380多项科研试验项目。他过问每一道技术难题,和同事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分析论证和设计研究中,送走了一个个寒夜,迎来了一次次充满希望的黎明。八个春秋间,关键性的技术障碍得到排除,142项成果荣获国家和部级奖励,其中有10多项是欧阳予直接主持或参与主持的。他们精心设计的施工文件,装订了1092册,那上面浓缩着无数酸甜苦辣,浸润着欧阳予和伙伴们无数的智慧和心血啊!

经过“八年抗战”,1981年9月,欧阳予们终于完成了《秦山核电站开展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报告》。1981年11月14日,国务院终于批准了秦山核电站建设项目。

1983年4月,核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审查会,原则通过了秦山核电厂总平面规划设计;随后,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批准了这一设计。同年10月,核工业部科技委和科技核电局召开了728工程扩初设计预审会。科技委主任姜圣阶说:“728工程核岛和一回路部分的扩初设计是可行的,是安全的。”

次年1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秦山核电站初步设计审查会,认为整个核电站的设计是成功的,达到了初步设计深度要求,符合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随后,下达了《关于秦山核电厂728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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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人生由国家使命所系

 

“你们作家可得好好写写赵宏,他可是我们秦山核电站的大功臣啊!”在秦山 争相发言的座谈会“纵深推进”时,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

赵宏,浓眉大眼,敦实稳重。在这些老战友们的眼中,他是一个让人敬重的人,一个胸怀广阔、作风干练的人,一个天塌下来能顶得住的人,一个敢说敢做敢于担当的人,一个让上级放心、下级信赖的人……

让我们一同翻阅他人生的华章——

1933年出生在北京的赵宏,少儿时代经历了山河破碎和民众苦难,也迎来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新生的曙光。

赵宏出生时,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卢沟桥畔隆隆的炮声和国民党的腐败,让年幼的他看到的是破碎的大好河山和流离失所的百姓。父亲在山西做印刷工的微薄薪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母亲则带着小哥俩在北京老城的一条胡同里艰难度日。毕竟是皇城脚下的薰染,开明的父母勒紧裤腰带将小赵宏送进了学校。天资聪颖的他好学上进,特别喜爱读书,文艺作品常常使其着迷。在那奇妙的世界里,有他的理想,有他的梦幻,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小说里的英雄一样,仗剑行侠,救穷人于苦难,把外来入侵者统统赶出国门。1948年从北平市立第五中学初中毕业不久的赵宏就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5月4日,就读于北平高级工业学校土木建筑专业的他,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0月1日凌晨3点,从地安门附近的高级工业学校的宿舍大门,走出一群手提灯笼的少年,赵宏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唧唧喳喳边说边向天安门广场走去,抑制不住的兴奋洋溢在他们稚嫩的脸上。霞光穿过云层,照耀在天安门广场,广场到城楼到处是红色的海洋,人们激动着、欢笑着,一起期待着开国大典的到来。

下午3点,盛典开始了。赵宏第一次看到了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第一次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乐曲中冉冉升起。这一刻,他终身难忘;从这一刻起,他与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

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母亲感到赵宏变了。学习更加自觉刻苦,性格也开朗起来,他心里所想再不是家里那芝麻点事了,他的眼界宽了,觉悟高了,他要立志为建设新中国一展才华。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赵宏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但因年龄小不许。他只得回到校园继续发愤读书。

在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爬起、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土木建筑工程专业是个热门专业,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到处像宝贝似的抢着要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和技术员。1951年职校毕业后,赵宏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成为建设大军中的一名技术员,这时他刚刚18岁。他十分珍惜这份职业,成天拿着仪器和图纸在外面跑,为北京市的交通建设到处铺路架桥。由于他热情工作,肯卖力气,表现突出,不到20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热衷于交通建设的他,突然又面临新的选择。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五年计划,同时,由苏联老大哥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全面启动。次年5月,赵宏接到了重工业部新成立的“五四钢铁公司”的调令。人家说调赵宏去,是因为他有文化、表现好、年纪轻、身体棒,而且根红苗正。

钢铁工业,对年轻的赵宏和他的伙伴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行业。他先是经过了8个月的俄语培训,又被派往鞍山钢铁公司学习。五四钢铁公司就是今天的包头钢铁公司,从北京市建设局调往那里,就意味着赵宏要远离京城到内蒙古工作,从熟悉的土木建筑行业转换成陌生的钢铁工业。这是机遇亦是挑战。学习结束后,赵宏说服母亲,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前往包头报到。

包钢的建设工地实在是太大了,炼铁厂、炼钢厂、沙钢厂、焦化厂等次第排开。兴奋异常的赵宏来不及休整,便投身到单项工程施工管理中。此项管理人员类似今天的项目经理,赵宏干成一个土建项目就成长一次,仅半年多工夫,他就升任为土建公司工地主任。

1955年8月,赵宏被派往苏联的乌克兰克里窝罗钢铁托拉斯学习。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实习。克里窝罗钢铁托拉斯有新建的工程项目,赵宏到了那里,被安排到土建工地主任处跟班。这一年多的“现场练兵”中,赵宏像海绵吸水一般,一个劲地武装充实自己。

本想在钢铁行业大展拳脚的赵宏,1956年10月学成回国后却被组织上留在了北京,分到冶金部北京建筑研究院工作。建国初期,像赵宏这样积极工作、踏实肯干而又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人,自然会成为最抢手的人才,上级想培养他成为一名工程师、一名建筑专家。可赵宏并不这么想,自己缺乏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能研究什么呀?还是实打实地在基层“摸爬滚打”吧。

于是,他找到单位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重回基层。领导拗不过这个执着的年轻人,终于将他放飞内蒙古大草原。在包钢的日子里,赵宏如愿以偿地担任了工地主任,参与和指挥了包钢机械总厂、炼钢厂等单位的土建施工,将自己历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建专家。

时间倒转一年多前的1955年1月15日,在北京中南海发生了一件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这天下午,执掌乾坤的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关于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汇报。这是一次绝密会议,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是新中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艰辛而辉煌伟大历程的起点。

赵宏和许多人的命运因这个重大决定而改变。

1959年初春的一天,赵宏正随团在武钢参观学习,一个电话将其召回包头:“赵宏同志,二机部调你去兰州工作。”同事羡慕并感叹:“二机部,很神秘啊!”赵宏不便多问,也没多想,在他的心里,只要是党的召唤,只要是国家需要,他就无条件服从。赵宏再次收拾简单的行装,带着同时被选拔的25名优秀同事奔赴兰州。

从此,他的生命与中国的核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

向西,向西……4月的一天,赵宏们从冰天雪地的包头来到西北重镇兰州,在建兰饭店屁股还没坐稳,二机部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神秘说道:“你们还得向西走,出嘉峪关一直到戈壁滩深处,你们报到的404厂离这儿还有800多公里呢!”

他们还未来得及西进,却有了新任务。当时我国在建404厂的同时,也在建设酒泉导弹发射基地。该基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负责修建,技术人员紧缺。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找到二机部部长刘伟,请求派人支援。于是,赵宏等人暂列陈将军麾下。

工程兵实行军事化管理,起初,赵宏有些不适应,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砺,他不仅了解和熟悉了军事化管理的知识和方式,其组织指挥能力也大为提高。这段工作经历,为他日后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团结和带领核电人,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建设核电站的胜利,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404厂为我国第一个核燃料生产基地,根据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合作协定而建造,是研究生产核武器的一个重要环节。一年后的赵宏回归建制,尽管戈壁茫茫,风沙相伴,但有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帮助,中国核工业人以苦为乐,铆足劲儿地学习追赶,期望早出成果。

但天有不测风云,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8月23日这一天,将在二机部系统工作的200多位专家全部撤回,重要图纸悉数带走,就连原先答应提供的设备也不给了。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刺痛了赵宏们的自尊心。

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和研究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继续干下去还是解散队伍?党中央果断决策: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这项工作干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于是,在二机部下设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及九院等单位,组成了若干部门,设立了若干项目,排列出各项技术要求,层层分解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开始全面攻关。

苏联专家的撤离,在最初的几年给中国核工业的先驱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核技术尚未吃透,设备调试、运行盲点多多。加之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荒漠深处的404厂的军工生产和职工生活都难以为继了。

危急关头,高度关注中国核武器研发的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伸以援手,安排专列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使核工业人感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巨大温暖。而这种来之不易的温暖随之又转化成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戈壁滩上有一种骆驼草,耐旱且生命力极其顽强,不少文人墨客喜欢用它来比喻在大漠荒滩工作过的人们,以此来赞美他们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戈壁骆驼草就是404厂人的生命写照!当各种困难如泰山压顶的时候,大家始终抱着“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的坚定信念,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千方百计地“突围”解困。所以,当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时,被国人亲切地称为“争气弹”,不仅一举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核讹诈,也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赵宏的工作岗位是安装工程处负责人,他负责的第一个工程是铀转换厂的基础建设,后来又参加了后处理厂的基础建设。作为中国核工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那段经历对他刻骨铭心、影响深远。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对中国核工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继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把中国核工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在那段难忘的岁月 里,他的意志和品格经受了严峻考验,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锤炼、积累和提升。

遵照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指导方针,上级一声令下,1970年4月18日,赵宏率领他身经百战的建设大军踏上南下列车,去四川深山建设与404厂同类性质的821厂。两厂最大的差别是环境的不同,前者地处戈壁深处,核污染的风险小,而后者地处四川腹地,江河纵横,核污染的风险增大。在反应堆厂房、后处理厂房等重点工程建设中,赵宏格外小心,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由于深居大山沟,交通不便,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他们住“干打垒”,喝山沟水,长年累月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

最大的困难和考验并非上述,而来自于“文革”的喧嚣。赵宏们刚驻扎在当地的一个小镇上,用来上下班的汽车就被武斗正烈的造反派抢走了。小镇离工厂有十几公里,他们只得起早贪黑步行赶到施工现场,可这样下去既费时间又费体力。后来,他们干脆在工地扎起帐篷,不受外界干扰,一门心思搞建设。

应付这样匪夷所思的的事情,赵宏已不是第一次了。还在404厂时,一天,赵宏正召集施工队开会,造反派的高音喇叭突然下令:赵宏出来!赵宏出来!随即,他被押上汽车,作为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狠狠地被批斗了一番。批斗会结束了,赵宏若无其事地走进会议室,重新商讨生产计划,仿佛一切都没发生。

这就是赵宏,拿得起,放得下,只要是自己认定的目标,谁也别想阻拦。

1973年底,821厂基本建成,就在次年该厂投入生产运行的时候,一个新的任务又在召唤他了。

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产业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石化产品在服装、日用品等方面显现出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力,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依稀记得,在中国的那个贫穷年代,有一套的确良服装,即可称得上时尚。石化产品不可限量的生产能力,不仅可以弥补由于“文革”导致的物质匮乏,还可美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心忧百姓冷暖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从日本、德国等引进17套石化项目,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其中一套化纤项目定点上海金山,中央要求尽早开工。

这么大的工程项目,给的时间又短,上海市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技术力量不足,他们找到二机部计划局长张忱请求支援。于是,张忱想到了得力干将赵宏。

1974年春节刚过,赵宏的先遣队进驻金山。不久,他的2000多人队伍在石化建设工地大显身手。

在那个年代,建设这样一个大型进口项目,对上海市和赵宏建设大军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们只能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力。面对这套刚刚进口从没接触过的复杂设备和一大堆看不懂的外文资料,面对工程质量的高要求,赵宏开始了新的学习,他全心钻研,耐心琢磨,反复实践。经过赵宏团队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技术难关一一被攻破,最终圆满完成了上海石化总厂工程建设任务。

“保质量,保进度,保设计修改,保开车不留隐患、不留尾巴”,是赵宏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施工理念,在整个建设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赵宏和他的队伍得到了上海市有关部门和石化总厂的高度评价,他们请求二机部同意,将这支安装队伍留在了上海。

如今,这支队伍已发展成为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第五建筑安装公司,承担着中国核工业和石化建设重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展拳脚。

赵宏有幸,通过这个工程,他真正见识到什么是现代企业管理,什么叫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看到了自己较之过去的差距。如果说,赵宏在转战大江南北锤炼的是自己的意志和品德的话,那么,在上海石化总厂建设中学到的是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为他今后在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中发挥坚强柱石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年间,兰州酒泉卫星发射基地,404、821厂核燃料生产基地,上海石化总厂,到处都留下了赵宏奋战的足迹和辛劳的汗水。四海为家的他很少回北京的家,以至1967年妻子难产时身边无人签字手术。“我自己签吧!可以吗?”妻子满含泪水对大夫说。“只能这样了!”大夫面对坚强的产妇只好同意。如今,回首往事,赵宏对妻儿既怀内疚,也怀一份深深的感激。正是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成就了他的梦想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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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部长“钦点”爱将

 

说起赵宏的核电生涯,不能不提及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开始。10年动乱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老干部获得到平反和安置,二机部就有了15位正副部长。

王介福,二机部分管基建的副部长兼第4局局长。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中国驻匈牙利参赞,50年代离开外交部到二机部504厂工作,后任厂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受到了残忍的殴打和虐待,造反派竟当着他儿子的面,打断了他的胳膊,孩子从此被吓得精神失常。“四人帮”倒台后,铮铮铁骨的王介福获得“解放”,走上二机部领导岗位。

真是机缘巧合。1977年9月,赵宏从上海调回北京,成为王介福的部下,任第4局施工处副处长。由于老革命的处长身体不好,赵宏就挑起施工处的重担。

1978年2月26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科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为尽快建成我国第一座核电站,728工程定为二机部直属项目,由二机部全面归口负责。”要求上海市把建设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移交给二机部。

谁来挑这个千斤重担?王介福根据部党组的意见和要求,抽调技术力量,组织核工业建设队伍。他慧眼识才,首先选中的干将就是赵宏。从此,年富力强的赵宏跟着王介福副部长便踏上了认识核电、建设核电的历程。

就在秦山核电站前期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时候,赵宏却悄悄地走进了中央党校的大门,完成了个人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跨越。

1981年上半年,中央党校组织年轻干部培训,但有一个限制条件:年龄在50岁以下,副局长以上职务。二机部人事部门收到文件后向刘伟部长报告:“咱们这儿,只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谁呀?”部长问道。

“赵宏。”

“那就让他去吧!”部长倒挺干脆,迅速在文件上签上推荐意见。

幸运的赵宏就这样跨进了党校大门,成为中央党校培训部第二期学员。

好多中下层领导干部都以到中央党校深造为荣,赵宏自然不会放过这绝好的学习机会。在这段时间里,他重拾走进课堂的快乐,认真听课,积极讨论,努力撰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使之政策理论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为他日后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打下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

一年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1982年4月,还剩最后两个月就要毕业的赵宏接到了二机部党组的通知: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改组为中国核工业部,张忱被任命为首任部长,赵宏为副部长。要求赵宏接通知后即到位工作。

这可让赵宏进退两难,在中央党校学习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赵宏回不来,张忱部长也犯了难:刘伟部长和14个副部长由于年龄原因不能参加新的领导班子,现任的部长和副部长总共才4个人,再缺一个赵宏,还怎么开展工作?

她立马拿起电话,打给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首长,我新组建的核工业部的领导人手不够呀,你得让赵副部长赶紧回来!”

“我就给你们要求一下,让他早点回来。”张将军爽快答应。

可从中央党校提前毕业,谁说了也不算,必须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批准才行。于是,张爱萍径直找到胡耀邦,陈述理由,恳请他批准后,赵宏才提前毕业回来。

在秦山核电站厂址确定下来后,核工业部对核电站筹备工作领导人员进行了调整,由赵宏接替副部长王介福、周秩,全面负责组织实施核电站建设的前期筹备工作,抓设计,出图纸,开土石方,组建运营和基建管理队伍,调入土建、安装骨干力量,研究设备订货……蓄势待发的赵宏,以新的工作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中。

1982年11月27日,728工程正式命名为“秦山核电厂”。

1983年6月1日,秦山工地上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建设大军移山填海,开始了核电站“三通一平”施工。中国核电站的建设似乎要顺海扬帆了。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一条传出的消息把赵宏震惊了:引进法国技术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上马,而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要下!

“不可能!这个来之不易的国产化核电建设项目,怎么能说下就下呢?”这样的事赵宏绝不能让它发生!

他迅速找到核工业行业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伍绍祖。伍绍祖是清华工程物理系核专业的毕业生,知道核电站是怎么回事,知道自己搞核电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知道自己建造国产化核电站的难度和艰辛。他马上向上级领导张爱萍报告,阐述了坚持走民族核电发展之路的意义。

张爱萍对秦山核电走国产化道路始终是支持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早在1982年11月4日,张爱萍就通过伍绍祖传达了自己关于核电站建设的意见:秦山核电站工程应尽可能由核工业部的施工单位来搞,至少是主要工程。核工业部要把力量组织起来,选精兵良将来攻关。要像当年搞原子弹那样,集中力量,限期攻破,不能老拖着建不成。核电站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不能老是眼睛向外看。

1983年4月30日,心系核电的张爱萍在赵宏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的陪同下,视察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时再次强调:“你们728工程是我国第一个核电站,要集中力量大力协同,一定要搞成功。这和1964年炸响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不一样,过去是秘密搞的,现在是公开搞的,计划1989年建成也捅出去了,这就要求我们全力以赴,保质、保量、保进度,如期建成投产发电。自上而下都要有这样明确的认识,都要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外国。”最后,他满怀诗情地说:“核电是放光发热的,我期待着秦山厂放出万丈光芒!”

张爱萍接到伍绍祖的报告后,很快向中央领导写了报告。陈云于1983年12月17日在国家计委关于《国内自己搞核电站的有关情况》的报告上明确指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都要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邓小平在陈云的批示上画了个圈。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最终也表示同意,他把张忱、姜圣阶、赵宏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认真询问具体情况,表示了支持:就当练兵吧!

这是赵宏第一次去总理办公室。听了总理的话,心想:什么是练兵呢?他的理解是总理说话留有余地,你们大胆地干吧,能建成秦山核电站更好;即使建不成,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也好,中央给你们担责任。

就这样,秦山核电站建设项目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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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全球寻“花”觅“宝”

 

建设我国首座核电站,无疑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设备,而这些生产设备的采购至关重要,不然,计划中的核电站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钟兆府就是秦山人公认的寻宝人——设备采购“大拿”。

从上海金山到浙江海盐,有一条沿海修筑的老沪杭公路。路不宽,也不直,双向车道。 据说是当年为了躲避日军空袭而修得弯弯曲曲。

20世纪80年代初,钟兆府在这条路上开着“11号车”不知走了多少遍,50公里的路,他要走上一整天。蒸汽发生器、压力容器、环形吊车等等大型核电设备,都是他组织从这条路上一步一步运到建设工地的。

这是一条看得见的路,虽然不宽也不直,但毕竟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在钟兆府的心里,还有一条看不见的路,而这条路是他无法绕开必须要走的路,就是中国核电国产化的创新之路、成长之路、发展之路。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建设秦山核电站,就是在没有路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人迈着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钟兆府,山东青岛人。先后毕业于山东电力学校电气专业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修班。1964年从山东电管局优中选优调到二机部404厂工作,后升任二分厂厂长。上海728工程筹建时他是报到的第7人。

1981年11月,钟兆府进京开会,散会时,二机部副部长周秩突然叫住他:“调你到728工程处,行不行?”

钟兆府不假思索地回答:“怎么不行?行!”

周秩看了看眼前这个高大直爽的山东大汉笑了笑,他了解钟兆府:看似个粗人,工作办事却心细如发,交给他的工作,你尽可放心。“你去以后有两个任务,一是生产准备,二是设备采购。”

“这两个任务,哪一个都不轻松。”钟兆府心想。一个是要管人管技术,一个是要管钱管设备。可是,人在哪里?设备又在哪里呢?

钟兆府焦虑的正是二机部党组考虑的。不久,二机部开始从所属各单位抽调干部和技术骨干,为728工程建设积蓄力量。

后来,张怀麟来了,把生产准备接了过去,钟兆府就全力以赴地负责设备采购工作。

对核电站设备采购,钟兆府刚开始干时,用今天的话说“有一些认识不到位”。不就是个采购嘛,照单抓药,按照设计院的设备采购清单上街采购不就完了嘛!可是,当他拿着采购清单,从蜗居的小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茫然了!

整个清单上总共有5万多台件设备!这些设备在哪里?到哪里才能买得到呢?钟兆府这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央决定把核电站建在中国最美丽的杭州湾畔、最富饶的杭嘉湖平原,既是对中国核电事业的极大支持,更是对核工业广大干部职工的充分信任。核电站建设不能出任何差错,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核电的未来,还关系到世世代代居住在杭嘉湖平原上的广大人民。对钟兆府而言,要建造出安全、经济、可靠的核电站,不仅要有科学合理的设计、高质量的土建和安装,还要牢牢把握好设备和材料的质量关。没有质量就没有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核电站。

摆在钟兆府面前的事实是,中国核电建设刚刚起步,许多非标准专用机电仪器设备还停留在设计图纸上。这些设备占所有设备比例的50%,占整个设备投资的90%。一些重要设备的设计思想来源于国外图纸,我们没搞过,没经验。非标准专用机电仪器设备生产都要从头开始,从图纸设计、科学试验开始。钟兆府的难就难在这里!

幸运的是有了尚方宝剑。国家经委从我国机电行业实际出发,制定了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进口原则:技术难度甚大,国内不具备设计和制造条件的、进度赶不上的、国产比进口费用高的项目,可以进口。

同时,国家经委审核确定了15项非标主设备:堆内构件、核燃料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蒸汽发生器、稳压器、应急柴油发电机、核燃料装卸机、汽轮机、发电机、主泵、离心上充泵、环形吊车、主安全阀、主管道,压力容器,并明确规定:9项国内设计制造,6项国内设计国外制造。

有了国家经委的明确要求,钟兆府将需要进口的设备,委托核工业部原子能公司报国家批准进口。对需要在国内生产的设备,他就用最辛苦也最有效的办法——一家一家地跑,一个厂一个厂地看,跑完上海跑全国。当他跑遍上海了解上海工业制造能力的时候,对自己的设备采购任务心中渐渐有底了。

“三大控制”是核电站工程建设中的一种管理手段和要求,即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和投资控制。钟兆府把这“三大控制”的管理要求和方法也运用到核电设备制造和采购工作中,以保证核电站设备质量。

1987年6月,钟兆府在秦山核电公司供应处室相应成立了质量保证办公室,按质保大纲中提出的质保规定和要求,开展了核电站重要物项的采购工作。

加强培训。为增加采购人员的质保意识,正确理解和把握安全法规,钟兆府组织大家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华讲习班、核安全法规和秦山核电公司质保大纲学习班等等。同时召集30多个国内核级设备制造厂参加前西德TUV公司质保专家举办的核设备和部件设计、质量控制等多种讲座,并在这些工厂建立与秦山核电公司质保体系相联系的设备制造保证体系。

编制程序。根据质保大纲要求制定设备、材料采购程序29个,对设备制造、验收、运输、保管过程及材料采购过程提出全面的质量管理要求,并将这些程序及时送达33个核级设备制造厂,共同遵守执行。做到质量保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协议监造。核安全导则要求,加强对安全重要设备制造质量控制要明确设备监造点及见证点。钟兆府与16个厂家63项设备达成1090个控制点、见证点协议,进行协议监造,其中上海第一机床厂生产堆内构件过程中就设置了140个控制点。

派驻代表。根据核工业部颁发的《驻厂代表手册》,钟兆府先后向国内24个厂家派出40多位驻厂代表,了解设备设计修改、重要部件性能测试、材料代用等多方面的情况,参加设备配套试验、出厂验收,并签署意见。

参加研制。非标准设备的生产,需要进行科学周密的试验,驻厂代表从设备的运行操作和维修等方面,主动对设备结构、性能、考核参数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积极参与各种工艺攻关试验和性能验证工作。

大家都是第一次建设核电站,第一次设计、制造、安装,特别是几项非标主设备需要进行科学实验,在制造过程中有技术攻关、专家咨询,甚至要对图纸和材料进行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此种情况下做好进度控制大有玄机。上海第一机床厂承制的堆内构件有56项技术攻关,上堆芯用了两年多时间共进行了300次的攻关试验才达到设计要求。

投资控制对钟兆府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考验。大家都习惯于军工设备采购,费用实报实销,也习惯于计划经济,缺乏成本意识。核电站建设是民品工程,就要考虑每千瓦的造价,造价高低会影响到未来发展,而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步放开,又增加了投资控制的难度。

赵宏决定把工程建设总投资在内部实行分片承包,与土建、生产准备、设备采购和行政后勤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对投资进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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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钟兆府代表器材供应部门与赵宏签订了总金额为6.5亿元人民币的《供应内部承包责任书》,明确承包责任和范围,保证工程所用“三材”供应。

为了实现承包目标,钟兆府要求各部门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确定“三材”结算价格和价差的计算方法,制定适应承包的核算程序和方法,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从此,钟兆府在各制造厂家面前又多了一个“钟老板”的名字,一个手上有钱却又攥得很紧的人,而他这一紧就紧出了7000万。

“三大控制”主动权在我,而设备制造的主动权却在各个厂家,钟兆府和同事们马不停蹄地穿梭其间,与之沟通、协调,化被动为主动。

1982年3月15日,上海南京路和平饭店热闹异常,核电设备生产定点大会在这里召开,上海100多家制造业龙头工厂的领导和技术专家云集于此,二机部部长刘伟出席,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市长汪道涵莅临,无不表现出对中国核电事业的极大重视和支持。

会上,钟兆府认识了上海第一机床厂总工程师陈英民。该厂专攻精密仪器设备生产加工,是被指定生产反应堆堆内构件的生产厂家。陈英民积极的态度、专业的水平、踏实的作风,给钟兆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从此建立了浓厚友情,开始了长期合作。

然而,当陈英民拿到设计图纸,他的心一沉——看不懂!自己搞机械制造加工20多年了,还没见过设计如此复杂、要求如此之高的机械设备。他虚心向设计院的专家讨教,反复分析论证,向设计院和钟兆府提出三点意见:有56项工艺要进行科学试验,这样才有制造的把握;要有制造手段,须先盖一幢地基深20米、高度21米、装有75吨起重天车的密封性能好的总装车间;要自己设计制造一台专业机床,以满足核级设备加工和焊接。

陈英民的话让钟兆府高悬的心放了下来,也心生感慨: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国产化,答案就在这里!

钟兆府马上和上海核电办公室联系,核电办将国家计委批给上海的核电经费拿出300万元划拨给上海第一机床厂,同时,应陈英民的请求,钟兆府从自己掌握的设备费中拿出30万元,一并作为56项工艺科研经费。

从开始准备到完成全部试验,具备堆内构件开工条件,陈英民用了整整5年时间。1986年,钟兆府代表秦山核电厂与上海第一机床厂正式签订堆内构件采购合同,合同金额2400万元。1989年4月,上海第一机床厂完成生产任务并通过国家验收。

上海第一机床厂只是上海众多制造厂家中的一个,堆内构件也只是钟兆府采购的众多大型设备之一。这样的厂家在上海有上百家,这样的大型重要设备有几十台,钟兆府就是这样一家一家地跑,一厂一厂地监造,生产完成后再一件一件地运回来。

上海金山南门码头,是上海市为金山石化工程大件转运而修建的,起重能力达600吨,完全可以满足大型核设备的中转。钟兆府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可是,由于人们对核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敲定中转站钟兆府颇伤脑筋。

好在有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上海市政府的支持,钟兆府在协调会上反复陈情,终于在金山选中了两个中转点:金山南门码头,金山火车站。在秦山核电站建设期间,这两个中转点为核电设备和核燃料运输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4月初,赵宏根据核电站建设安装网络计划,将要实施蒸汽发生器安装,要求钟兆府务必在4月30日前将设备运抵秦山现场。

“军令”如山。4月16日,钟兆府召开有41个单位参加的协调会,审核运输方案,确定运输时间,做好起运准备。

4月26日,蒸汽发生器从上海锅炉厂运出,准备乘船进入黄浦江。不巧,此刻黄浦江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这是上海1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雨,伴有6级以上大风。承担卸车装船任务的向阳4号浮吊高大的吊臂在风中摇晃,船员们拼尽全力仍然无法如期完成任务。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打乱了41个单位的统一计划,只能延后,等待风小之后再次装船。

由于特大暴雨使内河水位急剧上涨,装载蒸汽发生器的船只能从黄浦江转入紫石径河,这是一条只有5米宽却长达20公里的内河水路。小河上最低的金卫桥孔实际净空高度与方案要求相差50厘米,水位上涨使装载船只无法通过而被迫停航。

此时是4月28日下午7点,雨还在下。如果等自然水位降低至少要三四天,不仅5月1日安装就位的计划要落空,而且船队也会阻塞航道影响河道运输。

钟兆府无奈地拿起电话向赵宏报告:“赵部长,船过不去,我实在没办法了!”

赵宏只说了4个字“我按时要!”就放下了电话。

钟兆府被逼上了绝路。他叫人到金山南门码头把环吊的大铁块拉来,想把船压下去,可雨大路滑,汽车吊从两边根本靠不上去,只好放弃。

急中生智的他连夜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大胆决定采用注水压舱法,并详细研究了实施细则。

钟兆府再次联系赵宏:“赵部长,我有办法完成任务,但我要先向你报告,因为万一出现差错,我个人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采用什么办法?”

“第一步,我注水压舱;第二步,我用人力拉船。”

“这个方案,你们研究可行吗?”赵宏不放心。

“可行。但有风险!”钟兆府坚定地说。

“我同意!但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保证设备的安全,保证人员的安全。”赵宏果断地回答。

钟兆府连夜组织实施。首先打开车上船上所有灯光,对蒸汽发生器进行定位加固;其次在密切注视船体倾斜度的情况下,开始向船舱注水;最后,发动职工到附近农村挨家挨户找人拉船。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注水,29日凌晨4点,船体被压了下去,可以穿越桥孔。钟兆府组织100人分两边像纤夫一样拉着船走,一点一点慢慢地挪动,15米的距离,却耗时两小时。

采用人力是因为担心柴油发动机推船用力过猛,使船舱里的水波动太大而产生不良后果。船上的宝贵蒸汽发生器从试制到出厂可是用了10年时间,一旦出了问题,秦山核电站还能按时发电厂吗?钟兆府不敢有丝毫大意。

这一夜所有参加运输的人都没有合眼,直到天亮后把蒸汽发生器运到金山南门码头卸船装车后才去休息。

30日凌晨6点,钟兆府又踏上了返回秦山的路。下午4时,将蒸汽发生器安全准时地送到了安装现场。

此役大功告成!

当秦山核电站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钟兆府终于可以坐下来歇口气的时候,回头望去,他们采购的设备遍布除了台湾、海南、青海、新疆、西藏5个省和自治区的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

国内专用设备采购合同签订了1206个,188个厂制造。

国内标准设备采购合同签订了1292个,491个厂制造。

国外进口设备采购合同签订了110个,81个制造厂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11个国家和地区。

从钟兆府手里花出去购买设备及材料的钱近9亿人民币,占工程总投资的67.8%。

这一连串的数字,伴随着一步步坚实的脚印,浸润出采购人员无数的心血和汗水,映照出钟兆府们对祖国核电事业的艰辛和忠诚!

“采购可不简单,千万不要小瞧了它。没有设备的国产化,哪有核电的国产化。”钟兆府经常对自己和同事们说。

钟兆府领衔的采购是伴随着中国核电设备国产化一起走过来的。这份可遇不可求的工作,让他见证了中国核电国产化的起步、发展和壮大。

在中国核电国产化的曲折道路上,他们怀揣梦想,毕生追求,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如今回想起来,钟兆府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结束采访时,他口占一副联语作结:

 

忆昔日,核电国内空白;

看今朝,核电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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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杜拉旋风”

 

设备采购固然重要,但也只是秦山核电站建设的序曲。给赵宏和建设者们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不久,就遭到“当头棒喝”!

198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至今让“驯核人”记忆犹新。

最恐怖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核事故:堆芯熔毁,石墨砌体燃烧,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而且波及欧洲多国,少数核电站员工当场死亡。灾难引发的恐核心理在世界范围内泛滥。在国内,许多原本就对我国自力更生建设核电站放心不下的人自然会问:

“我国技术上会过关吗?”

“万一出现了核泄漏怎么办?”

“那些废燃料怎么处理……”

言语之间对中国人和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核电站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阻挠此起彼伏。

毋庸讳言,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开工一年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设计方面,由于我们掌握的参考资料太少,尽管设计院很努力,但设计方案不成熟,如管道设计分级不合理,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在施工管理方面不完善,以前也有质量管理,但那时的质量管理不是现在核电站的质量保证体系。那时是严格监督检查不放松,现在是事事先有计划,有保证措施,因为没到位,所以在土建中就出了问题。安全壳由于不能一次完成,中间就有了缝,这个缝处理得不干净,强度就降低。还有底板钢浮面有焊接缝,这里绝对不能允许的,但还是出现了。对1986年下半年暴露的这些问题,核电站的建设者们尽管知道,但由于对核电站建设的程序、规范、管理所知之不多,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核电建设的上马,1984年国家核安全局成立,姜圣阶任首任局长,他对中国首座核电建设格外关注。他派核电专家在对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检查后,提出三个问题:安全壳整体强度、每两米一层的施工缝抗剪压力和设备阀门周围钢筋密集能否浇灌落实?对安全壳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并写成报告上报国务院。他们认为,这是事关安全壳总体质量的重大隐患,安全壳被认定为核安全的不符合项被否定。

核电站安全壳的质量,也引起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视。

1986年11月3日,应中国政府邀请,南斯拉夫克尔什科核电站总经理杜拉访问秦山核电站,并签署“中国30万千瓦核电站与南斯拉夫克尔什科核电站技术合作协议”。此前,秦山核电站接到核工业部的通知,要求认真接待杜拉先生,并希望通过相互访问能够把两座核电站结成友好核电站,使我们能够从克尔什科核电站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训人才。

杜拉,一位身材高大、英俊魁梧的中年男人,到达中国后将太太留在了上海,在翻译和秦山核电站接待人员的陪同下,前往秦山核电站所在地——海盐。

江南的冬天是个多雨的季节,绵绵细雨下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分仍然滴嗒不停。早上8:30,秦山核电站负责人张怀麟、严文康准时来到秦山招待所,杜拉先生已在门口等候,把杜拉接上小车后,他们一行向施工现场驶去。

小车刚刚驶上通往施工现场的老沪杭公路就走不动了,这是一条沿着海边修建的公路,高低不平,破烂不堪。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小车却是走走停停,十分缓慢。张怀麟不禁暗自焦急,他侧脸看了一眼稳坐在身边的杜拉,倒是丝毫没有着急的样子,似乎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张怀麟知道公路和效率是联在一起的,而外国人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短短一条不足10公里长的路,竟然走了近两个钟头,临近11时才到达现场。

小车停在了离反应堆厂房不远处,“吱”的一声,张怀麟和杜拉刚下车就一脚踩进了泥浆里。杜拉眉头一皱,没有吭声。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在一堆一堆建筑材料中绕来绕去走进了反应堆安全壳内。

反应堆安全壳内电机轰鸣,焊花闪闪,一派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钢衬里正在做防腐处理,高压喷沙枪有序而缓慢地在钢板上移动着,散发着巨大的声响,碎沙和扬尘在安全壳内翻飞飘舞。焊花闪过,升起阵阵刺鼻的青烟,偌大的安全壳内烟雾缭绕,呛得张怀麟、杜拉无法睁眼和开口说话,只得简单走走便连忙退了出来。

“现场环境太恶劣了!”张怀麟知道这是施工单位在抢时间、争速度,工人师傅在玩命地干啊!他对这个景象并不陌生,并且在404、816厂还亲自参加过。核工业多少代人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不管是在戈壁还是在荒山,拼得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唯独不讲的就是工作条件。说实话过去也没有条件可讲。可现在不行,建造核电站应按IAEA的导则和国家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各项工作应该是科学有序地进行。

出来后,张怀麟转身对严文康吩咐道:“你跟他们说说,把通风机全部打开。这样的环境怎么干活?!”

回到招待所后,杜拉和张怀麟的交流在继续,这位外国专家对看到的一切似乎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神情,对电站建设进度和现场管理颇留情面地提了5点意见。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商定,南斯拉夫克尔什科核电站将免费为秦山核电站培训第一批主控室操纵员和各专业的运行管理工作骨干,同时邀请张怀麟访问克尔什科核电站。

杜拉从秦山回到上海宾馆后,对夫人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访问秦山核电站的真实感受:“这简直就是一场核电站建设的灾难!像中国人这样搞下去,是要毁了核电的。”

事情往往是无巧不成书,杜拉的这番话恰恰被他的随行中国翻译常叙平听到了,常叙平惊呆了,岂敢马虎,把杜拉先生说的话加上自己的参观感受,写成《杜拉同志在秦山核电站的反映》,向核工业部作了汇报;部外事局将此整理成简报,转报党中央、国务院,引起高度关注,国家领导人多次批示。

最先作出批示的是国家主席李先念,他批道:“如果属实的话推倒重来,请李鹏同志处理。”

1986年12月26日,李鹏副总理在简报上作了批示:“蒋心雄同志,南杜拉同志反映的问题这样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否则将要负历史的责任。”

事隔5天,国防部长张爱萍也对简报作了批示:“蒋心雄同志并核工业部领导同志,杜拉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同我们今年一起到秦山检查所发现的问题大体相似,这证明我们共同在秦山、嘉兴和上海研究的解决办法并未落实。现恳切希望把那次报告落实吧。”

转年1月5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在简报上批示:“李鹏同志,这些反映值得注意,你现在很忙,能否另外指定一位同志认真去检查一下。告核工业部,决不可盲目乐观,麻痹大意。”

次日,李鹏又一次批示:“紫阳同志,我已看到南专家的意见,我认为您的指示十分重要,准备派一个比较超脱的组(即核工业部除外)去认真检查一下。”该批示转达到核工业部,蒋心雄部长在电话记录上批道:“请赵宏同志、核电局、电工局阅。李鹏同志的批示,是对秦山核电工程的关心,也很担心。去年下半年以来,部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工程管理和质量控制,情况有些好转,但不少问题应引起我们重视。我们要抓好秦山核电站的建设,保证质量,安全运行,使国家、人民和国际友人放心。”

这场由施工管理问题引发的、经杜拉先生提出、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风波,被称之为“杜拉旋风”。

1987年1月9日,核工业部率先行动,蒋心雄带领检查组到秦山核电厂进行检查,并现场组织召开了部党组扩大会议。1月15日,蒋部长在秦山召开地区干部会,传达部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决定秦山核电厂与秦山工程指挥部合并,保留后者名称。

紧接着的1月20日,遵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宗棠率领17位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对秦山核电厂的工程质量和管理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检查。林宗棠在临出发前给赵宏打了个电话:“我们要去秦山检查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希望你不在现场。”赵宏自然知道这个电话的含义,爽快地答应了:“好!我不去。”

“杜拉旋风”惊动中国高层,影响不好,按照惯例,自然要有人“结帐”——承担责任。座谈会上,当有人谈及这一过往事件时,大伙的目光便齐刷刷地射向坐在我对面的浓眉红脸、年近耄耋的于洪福。

于洪福,1982年二机部的一纸调令,将其从位于大西北的404厂副厂长岗位上调任秦山核电厂第一任厂长,可谓创业元勋。他到秦山一期干的第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工作,就是移民开山,在秦山二期干的第一件事,还是移民开山。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有个移山的愚公,于洪福姓于,“于”、“ 愚”同音,也在移山,于是就有了“秦山愚公”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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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底,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所属的第22公司、23公司接到了任务书,施工大军陆续来到杭州湾畔的秦山脚下。称他们为“大军”一点并不夸张,因为他们曾是中国大陆核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的施工队伍,其中不少人都参加过原子弹和氢弹的工程,有中国核工程建设领域中“王牌军”的称号。

12月4日,几路人马会合之后,秦山核电厂召开了进驻海盐后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会场设在招待所的一个大房间里,简易的木桌就是主席台,50多人就坐在从食堂搬来的长凳上。江南的冬季,潮湿而阴冷,室内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让这些从大西北来的拓荒者很不适应。会议还没开始,大家冻得不愿进屋,院子里的阳光多少可以给人以温暖。会议开始不久,会场上的跺脚声,从零星响起到连成一片,由弱小渐渐变成强烈。于洪福看到大家实在坐不住了,大声说道:“全体起立,咱们就站着开会。”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 是秦山核电厂全体职工唯一一次站着开的大会,更像是全体拓荒者同心协力建设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誓师动员大会,一次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的大会。

会上,秦山核电厂临时党委强调要加强职工队伍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全体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五大讲活动”,即:大讲工程建设对取得成套经验,掌握核电技术,培养人才及引进消化国外技术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大讲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省市的重视、关怀和期望;大讲工程建设同贯彻核工业部“保军转民”的关系;大讲工程建设与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关系;大讲工程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号召大家发扬当年搞原子弹时期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为开拓中国的核电事业贡献力量。

“五大讲活动”像一声号角,催开了进军秦山的隆隆炮声!

创业艰难百战多,最初的一组数据足可说明当时的艰辛和荣光。秦山核电厂占地2400多亩,其中92%的都是山地和滩涂,他们就昼夜不停地炸山填海。为清整工地现场,他们拆迁部队营房和民居百余栋12600多平方米。从县城到施工区没有路,于洪福就用开山放炮炸出来的石头,修筑了一条几公里长的简易车行道。为沟通内外联络,架设了一条12千米长从海盐到秦山厂区的通讯线路,开通了挂拨全国各地的长途电话,安装了一台120型传真机的电力载波设备。厂区还修建了两个储备各为200吨的高位水池,新建了一座35千伏变电所,架设了一条由海盐至秦山的专用输电线……为秦山核电站的正式开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工程建设的推进,进驻施工现场的单位和人数越来越多。怎样把这些队伍最科学、最有效地组织好、管理好,发挥每个单位、每个人的积极性,是当时的决策指挥者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

于此,核工业部与浙江省商定,成立秦山核电厂工程现场指挥部,由已升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赵宏担任指挥长,秦山核电厂厂长于洪福、副厂长陈曝之任副指挥长,统一指挥调度千军万马。

由于秦山核电工程复杂,在组织施工中,采取了国际上常用的多级网络管理办法。1983年7月,秦山核电厂在上海金山召开工程一级网络编制会。明确:秦山核电厂负责工程一、二级网络计划编制,三、四级网络计划由施工单位负责。按照工程一级网络,总工期定为52个月,即1989年6月并网发电。其中土建工期24个月,设备安装工期17个月,调试工期11个月。

可是,随着设计资料的逐步齐全和对施工技术准备的深化,于洪福感到原定工期难以如期完成。暗暗焦急的他整天泡在工地,问设计,问设备,问施工,凡是与进度有关的事他都要过问和督办,遇到困难自己能解决的立马解决,力不能及的则请求上级化解。但毕竟困难如海浪翻涌,渐渐地,职工中畏难、懈怠的情绪流露出来。

“这点困难算什么!咱们‘两弹一艇’都干出来了,和那里的困难相比,今天的困难还算困难吗?”于洪福不止一次地对大伙鼓劲加油。这位曾经当选过团中央委员,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秦山核电厂第一任厂长、工程现场指挥部副指挥长深知:士气只能鼓,不能泄!

他首先想到了加快爆破进度,加大炸药剂量,放大炮,以节省“放炮——清理——再放炮——再清理”的周期。这一主观臆断的一招,还引起了地震部门的“误判”。当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过后,上海地震监测台监测到浙江东北方向发生地震,经核实了解才知道是秦山核电站建设工地在搞爆破,马上提出意见:施工单位超过规定炸药数量的爆破,要报告地震检测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这一大炮,是急于求成的于洪福的第一个大炮,也是他知错必改的最后一个大炮。

他又想到了过去搞工程时曾经多次使用的有效办法:组织突击队,交叉施工作业,进行大会战。一时间,在秦山核电站的施工现场,各路大军战旗招展,多项工作齐头并进,建设工地争先恐后,好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但同时也导致许多建筑物资随处堆放,现场管理杂乱无章……为外国专家的“诟病”和自己“败走麦城”埋下了“祸根”。

出发点毫无疑问的于洪福需要一个结果,需要证明一个事实,需要交出一份答卷,这份答卷上写着:中国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一定可以设计好、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秦山核电站。他要为中国核电自主化添上分量最重的一块砝码。

于洪福就像过河的小卒,只能向前没有退路……

障碍逐渐扫除,航路已经开通,赵宏、于洪福率领“驯核人”攀登秦山的脚印,蹒跚而又坚实——

1984年6月1日,反应堆核岛基岩负挖。

1985年1月24日,汽轮机厂房常规岛建设动土。

1985年3月20日,反应堆主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向世界宣告我国第一个核电站正式开工……

工程进展顺利的喜悦,洋溢在秦山人的脸庞,写满于洪福的眉梢。

一天,于洪福正在秦山核电厂招待所的办公室查看秦山二期设计图纸,电话突然响了,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打过来的。

“于厂长吗?”

“是我。于洪福。”

“前一段时间南斯拉夫核电厂厂长杜拉到你们那儿参观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来,但活动没参加,人也没见过。”

“你知道他从你们那儿走以后说的话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一句话产生的后果吗?”

“不知道”

“……”电话里是长时间的沉默。

“什么事?你说嘛!”于洪福停顿了一会儿问道。

“以后你会知道的。于厂长再见!”对方没有回答于洪福的问话,便放下了电话。

杜拉,这是一个于洪福从未谋面的人,然而就是这个老外让他在20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

忆及于此,迎着与会者探询的目光,于洪福淡然地说:“当时,我被免去了厂长职务。”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您怎么看当时的那件事?”我的问话中似乎有些“不敬”。

“总得有人担责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位杜拉先生。没有他的‘敲警钟’,后来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进步。”于洪福郑重说道。

“我们太缺乏核电工程建设的经验!我们过于急迫,在初建阶段总工期定的太短,没留有余地!我们有质量监督管理,但在事后而不是事前!我们对边设计、边施工,有时在施工中发现问题再回过头去变更设计、变更生产计划的建设方式,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耽误了一定的时间!”于洪福一口气说出了沉静多年之后的思考,或许是对中国核电事业发展初始阶段的一个客观小结。

对于诸如中国核电之类的开创性事业,走在最前面的人注定要成为先行者、探索者、甚至牺牲者,注定要成为遇到困难、挫折甚至失败最多的人。秦山核电基地能有今天的建设成就和宝贵经验,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样才符合人类社会认识自然、探索前进的发展规律。

出于对这位创业者、思想者,对所有核电建设者的崇敬,晚宴时,我接二连三地向他敬酒,他来者不拒,豪饮的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感染着整个宴会大厅。

在“杜拉旋风”中,赵宏也差点成了“失街亭的马谡”。

1987年农历大年初一,在北京南礼士路核工业部招待所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赵宏正在参加核工业部的春节团拜会。

这时,办公厅一位秘书快步向赵宏走来,对他耳语:“赵部长,中南海打来电话,请您过去一趟。”

听了这话,赵宏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秦山核电站真的出大问题了?”秦山核电站建设不容易,他知道。林宗棠带队检查时没让自己去秦山,那就不去,但对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也是有底的。再说,咱们确实是没有经验,但奋战在施工现场的核工业最优秀的建设大军却是不遗余力、没日没夜地干的,就算出了点问题,也正常,改了就行嘛。

可当他走进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时,看到在座的人一张张严肃的面孔,立刻感到气氛的紧张。赵宏没说话,悄然按李鹏副总理的示意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原来是林宗棠带人检查秦山核电站后正在向国务院汇报。此刻,李鹏一字不漏,认真地听认真地记。检查组专家们一致的意见是: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整体质量合格,但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

听到这里,暗自吐了一口气的赵宏,还是准备接受质询和批评。

未承想,会议结束时,李鹏说:“赵宏同志,你是搞基建工作的,对现场比较熟悉,你去兼任核秦山核电公司的总经理吧,好好抓一抓这个项目。”

李鹏是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平日说话语速不快,但他最后对赵宏说的话却是如雷贯耳:“如果秦山核电站工程建设出了事,我就拿你是问!”这句话让赵宏永远铭刻在心。

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指名道姓任命一个副部长级领导干部为一个基层单位的总经理,这在过去并不多见,赵宏能够掂量出其中的分量!他想,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电技术,但我们确实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央领导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就是最大的信任,他在感到巨大压力的同时,更感到无比光荣。

他也知道,面对秦山核电站工程建设目前的状况,这个任务就如同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一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一定是第一个可以走出困境的人,同时也有可能是第一个摔下万丈深渊、掉进沼泽陷阱的人,但他不怕,提着脑袋干革命,他赵宏不是第一个,他相信自己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是党的号召,只要是祖国的需要,就是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

“如果秦山核电站不能安全运行,这个历史责任由我来负!”在秦山核电站施工现场,赵宏曾对那些质疑核电建设的人铿锵作答。

1987年3月,国务院转发了检查组关于秦山核电站建设工地有关问题的报告,同时,核工业部党组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成立秦山核电公司,任命赵宏兼任总经理,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秦山核电厂的建设和运行负全部责任。

从那天开始,这个历史责任,赵宏想不负都不行了!

为切实整改和加强秦山核电站工程质量和管理,借着“杜拉旋风”,赵宏根据核工业部党组要求,在全厂上下开展了“四整顿,一加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管理,整顿现场,整顿作风,加强队伍建设的活动。现场工程各单位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施工管理,规范施工程序,在较短的时间内,现场“脏、乱、差”的现象得到认真整改,建设和管理有了明显起色。

但“杜拉旋风”的余威似乎还在发酵。

这一年4月,东北大兴安岭的一场大火,使林业部长被撤职。从这时起,在官场上似乎出现了谁出问题就撤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到了秋天,在从北京飞往新疆的飞机上,李鹏、蒋心雄陪同中央领导去视察。中央领导在听到秦山核电站建设中出现问题时,严肃发问:“这个工程项目谁负责?”

“是赵宏。”李鹏回答。

中央领导说:“撤了他不行吗?林业部部长能撤,赵宏为什么不能撤?”

李鹏顿了顿说:“这个人我认识,他还能够工作,再让他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吧!”

赵宏,这位核工业部副部长兼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这位悲壮的拓荒者,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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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杜拉”效应

 

“杜拉”旋风,不仅引发了中国核电建设的人事变动,还正如受此“牵连”的于洪福所说,也显示出积极的效应来。

“杜拉”事件当口,张怀麟接替于洪福成为秦山核电厂第二任厂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张怀麟,195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热能动力专业,毕业后即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学习反应堆工程。1958年初下放到吉林热电厂参加劳动。同年8月分配到北京原三机部14局(404厂前身),开始涉足核反应堆的研究和设计,后又从事调试、生产和管理工作。1969年由404厂调至816厂,在核工程岗位上从技术员一直干到了副厂长,可以说是一个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老专家了。

这位身板笔直、行走如风,人虽清瘦,却刚健自信的核专家,在 816厂副厂长任上,有一“辞官不做”之事在业内一直传为美谈。

1984年10月,秋高气爽。在北京三里河,有一座颇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大楼,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庄重而神秘。这就是核工业部总部大楼。

清晨时分,当核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姜圣阶健步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打开一看,信中写道:

 

姜部长,您好!悉闻部党组准备让我担任816厂厂长的重要职务,部党组和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我十分感谢!然而,考虑到我个人的因素,关键是我对816厂即将开展的化肥厂建设,在技术和管理上都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恐难胜任,辜负部党组的信任和数千职工的期望,故恳请重新考虑816厂厂长的人选!

——张怀麟

 

“这个张怀麟,是来向我辞官的!”姜圣阶思忖。

这封信让他有些生气,也有些感动。气的是816厂正处在生产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挑起这副担子,肩负起这份责任,而你张怀麟却来撂挑子。感动的是,他了解张怀麟是个典型的技术干部,搞技术没问题,搞行政管理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但同那些不想干事只想往上爬的人比起来,张怀麟却主动提出来不干,这既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个人负责的表现,其正视自我、辞官让贤的德操让姜圣阶顿生敬意。

“不当就不当吧!”姜圣阶与部党组商量后,同意了张怀麟的请求。

1984年,正是秦山核电站“三通一平”干警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随后即将正式开建,那里急需核反应堆专业技术人员,着手核电站的生产准备。姜圣阶想起了张怀麟,认为他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便向部党组力荐张怀麟到秦山一展身手。

就这样,是年底,张怀麟来到秦山核电厂,担任第一任总工程师。

次年9月,张怀麟又被任命为秦山核电厂副厂长,全面负责生产准备工作。接下来的“杜拉旋风”,又将他推上了秦山核电厂厂长的“宝座”,推上了秦山乃至中国核电的风口浪尖。

“杜拉旋风”刮了将近一年,秦山核电站的管理者和建设者如同凤凰涅槃后的重生,看清了自己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看清今后前行的方向。搞核的人都知道“核无小事”的政策要求,知道“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建设方针,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搞核电站建设,按照国际标准和例行做法,我们并没有完全吃透和严格要求。所以,在工作中,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或多或少表现出安全意识不到位,还没将安全生产真正落实到行动中。

杜拉走后不久,在检查组专家来到反应堆筒体施工现场时,有一个工人闷着头干活,他把一盆水喷洒在已有些干燥的混凝土上。专家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场提出质疑:这样做会使混凝土连接部分出现裂纹,造成反应堆安全隐患。陪同的张怀麟清楚这个工人绝对没有恶意,而是早已习惯了过去那种粗放式的劳动方式,质量第一的意识很淡薄。

说实在的,过去我们有一整套自己的质量监督机构和工作方式,有自己的质量检查程序和制度,并以此来保证工程的质量。但“杜拉旋风”过后,让新当家人张怀麟明白了一个道理:事后的质量检查和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要贯彻落实“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建设方针,要按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电站质保工作的要求,就要在每一个物项开始前必须做好组织、人员、文件和监察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即要求有合格的人员,经过相应级别审批的程序,经过检验的物料以及按程序监察和检验等一系列的工作。有计划按程序进行施工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活动,建立一套完善的以事前把关、预防为主的质保体系和质检制度。并能够贯穿于设计、采购、制造、运输、施工建造直到调试启动和运行的整个过程。这样,才能确保秦山核电站安全、功能的有效性,以达到安全运行的目的。所以,质保工作和质检或质监工作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

早在1984年,国家核安全局成立,独立行使核安全监督和管理权利,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安全法规,使中国核电建设开始有了严格按照国际核安全标准执行的依据。这一年,中国政府正式申请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检查。

为加强秦山核电站的质保工作,1985年底成立质保办公室,次年6月更名为质保处,10月即开始按照国家核安全法规的要求,编写《秦山核电厂质保大纲》,1987年3月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实施。

与此同时,核工业部党组报经国务院批准,将秦山核电厂和秦山核电厂工程指挥部合并,组建核工业部秦山核电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核工业部副部长赵宏兼任总经理,张怀麟任常务副总经理。

就在上述大纲中,赵宏明确授权张怀麟代表业主负责秦山核电工程的质保工作。这个大纲是秦山核电工程质保总纲,适用于秦山核电建设的全过程,包括:设计、制造、建造、采购、调试和运行等各个方面。为保证大纲的顺利实施,张怀麟组织编制了58个质保程序、46个实施细则,要求参与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的所有单位,包括设计、设备制造、建造、技术服务等所有单位都必须根据《秦山核电厂质保大纲》的要求,制定出各自的质保大纲,并送交秦山核电公司评价认可。

张怀麟首先着手对质保人员和所有从事与质量有关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采取了举办质保学习班,请国内外专家来讲课等方式。同时,为了保证《秦山核电厂质保大纲》的有效性,还有计划地对设计、土建施工、安装、设备制造、技术服务、调试运行等单位开展了质保监察和监督活动。完善了质保文件的收集和保管工作。在设备制造、验收过程中,严格按照质量控制点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对328项不符合要求的进行跟踪监察,提出处理意见,保证了工程质量。质保大纲及其根据这个大纲建立起来的质保体系的作用逐渐发挥了出来。

叙述这个过程是乏味的,但结果是令人欣喜的。

1989年4月,在我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5周年之后,应中国政府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了一个由美国、加拿大、日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西德、罗马尼亚8个国家、11名专家组成的运行前安全评审团,按国际惯例的要求,用十分“挑剔”的眼光,对秦山核电工程项目管理等8个方面进行了为期19天的检查评审。

最后他们在给中国政府的报告中得出的评审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即没有发现任何危及建造的完成和建成后电厂启动的安全问题。专家们预期秦山将是一个安全的、高质量的核电厂。”

事隔不到两年的1991年1月,按照国际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3位专家,再次对秦山核电站进行运行前安全评审的跟踪检查,即对1989年评审团检查出的问题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整改。

此时的张怀麟经过四、五年秦山核电站质保工作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跟踪检查,做了积极认真的准备,主动配合,轻松应对。3位专家跟踪检查的方式同上次检查类似,但重点是上次提出问题的改进方面。经过一周的跟踪检查,他们在最后的报告中一致认为:秦山核电厂对“运行前安全评审”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整改,而工程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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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两次检查的结果,让秦山核电工程的建设者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增添了为国争光的自豪感。秦山核电站发电22年的各种运行指标的先进性和各项光辉业绩,充分证明了秦山核电站是一座安全的、高质量的核电站,我国已具有自主研究、开发、设计建造和运行核电站的能力和较高水平。

核电发展春天的到来,是我国第一代核电人——秦山核电建设者们经过1986—1988年“严冬”的考验,用艰辛的汗水和无穷的心智迎来的春天,他们无愧于我国核电开拓、建设的功臣!

秦山核电质保体系的建立者张怀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土”“洋”结合培养人才,是张怀麟对秦山核电站的又一突出贡献。

其实,杜拉并不知道他在中国秦山刮起的旋风。

“不知道也好,咱们可以平等地交流与合作。”张怀麟隐隐有些担心“杜拉旋风”会影响他与杜拉之间的合作。“杜拉先生为我们提供免费培训的承诺必须兑现。”杜拉回国后不久,张怀麟带着盛家戎和缪亚民来到南斯拉夫克尔什科核电厂。

但一番暗中角力,在等待着这位秦山核电的当家人。

对张怀麟的到来杜拉很高兴,他的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对中国、对秦山核电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不便言说,现在张怀麟主动送上门来,找他谈主控室操纵员和各专业运行管理骨干培训,而且是由克尔什科核电厂免费提供的,杜拉认为是该说出心中秘密的时候了。

“张先生,你是中国秦山核电厂的厂长,我是南斯拉夫克尔什科核电厂的厂长,我们可以有更深入、更平等的交往与合作。”杜拉在两人一见面时就摆出了一个平等、友好的姿态。

张怀麟表示同意,并希望对方能为中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合格的核电站主控室操纵员和专业管理人员。

杜拉却不接张怀麟的话茬。他说:“我们的合作应该有更广泛的领域。我希望贵厂能够为南斯拉夫克尔什科核电厂的核废料运到中国处理做一些工作。”杜拉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说完两眼紧紧盯住张怀麟,等待着他想要的答案。

核废料可分为低放射性废料与高放射性废料两种。低放射性核废料是指医院、工厂、研究机构以及核电厂等产生包含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如衣物、纸类、试验器具等。高放射性核废料则主要来自使用过的核燃料。其中铀235约占3%,其余97%主要为铀238以及钚,这些铀238及钚都是未来可回收利用的资源。核废料都可能导致放射性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国际上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方式主要有“再处理”和“直接处置”两种选择。“再处理”主要是从核废料中回收可进行再利用的核原料,包括提取可制造核武器的钚等。“直接处置”则是指将高放射性废料进行“地下埋藏”,一般经过冷却、干式储存、最终处置三个阶段。美国政府一直采取地下掩埋的措施来处理核废料。在内华达州北部的丝兰山脉,已有1.1万个30―80吨的处理罐被埋在地下几百米深处的隧道里。

杜拉想把核废料这只有害的“皮球”踢给中国。

“咯噔”一下,杜拉的话让张怀麟感到十分意外,他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他心里纳闷:作为核电行业的行家里手,杜拉怎么会向自己提出这样不合规矩的要求?

略略沉思了一下,张怀麟友好地回答:“杜拉先生,我虽然是秦山核电厂厂长,但不能代表中国核工业部,更不能代表国家和你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来贵厂前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授权。我这次来只是按照我们已经签好的协议,具体落实贵厂为我们提供培训的计划安排。”这时的张怀麟,俨然成了一个经验老到的外交官。

张怀麟的拒绝,让杜拉感到有些失望,甚至是有些愤怒,但他还是很客气地希望对方向国内汇报,他不想把事情弄得很僵,还异想天开地让张怀麟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过了几天,他发现张怀麟的态度没有改变,也没有向他传递中国政府对此敏感问题的任何信息。于是,他也明白了像核废料处理这种国际敏感问题并不是企业间能解决的,而是国家行为问题。所以在后3天他终于和张怀麟商谈了培训计划的落实方案:为秦山核电厂提供主操纵员35人/月和管理人员24人/月的培训。

杜拉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核电专家,在美国接受了多年核电站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良好教育,也是中国同行的好朋友。然而,这几天的等待让张怀麟感到:杜拉已不仅仅是个核电专家,而更像一个善于讨价还价的商人。

等待,不怕!杜拉必须按照协议为秦山核电厂操作人员提供免费培训,同时也让张怀麟深切感受到:我们应该尽早开发研制自己的模拟机技术,否则在运行人员培训和职工队伍的培养上,必将处处受制于人或付出高昂的培训费用。一味地将我方人员送到其他国家去培训,这势必影响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

谈判成功的张怀麟回国后,立即选派人员赴南斯拉夫受训,内容涉及核电厂启动、停止运行操作,调试规程,化学监督,生产管理等诸多方面。来自秦山核电厂的学员们知道这次培训机会来之不易,便把自己牢牢地锁定在预定学习目标上,如桑蚕吞噬般地吸取,似肠胃蠕动般地消化……就这样,满载而归的他们不仅学到了南斯拉夫核电站运行和管理的知识,还带回了大量的技术资料,为秦山核电厂的运行人员编制培训教材,制定调试、运行规程和管理程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怀麟深谙此理。从秦山核电厂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到秦山核电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怀麟虽然职务几次变迁,工作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项工作他始终没有丝毫放松,那就是紧紧抓住人才队伍的培养和职工队伍的建设。

“两字经”是张怀麟的法宝。在秦山核电厂建设初期,人员来源有两条路径:或从核工业老单位调进,或从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里招收。张怀麟选人、调人有两条标准: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专业技术能力要过硬。其培养人才也有两法:“土”“洋”结合。

所谓土,就是采用核工业老企业、老办法、老传统,安排被培养者到相关专业的单位去培训。如运行人员一定要去电厂运行培训,锤炼其严细作风、职业习惯。检修人员除到电厂学习外,还要到设备制造厂去培训,也要参与安装实践。

所谓洋,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取国外培训核电人才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并根据LAEA和国家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实施秦山核电人员的培训。

张怀麟相信,只要坚持前面两条选人、用人的标准,后面的人才培养两法就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个顶个的。实践证明,经过上述培训的秦山核电站的第一批运行和检修人员,思想素质很高,技术作风过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成为秦山一期、二期、三期、田湾、三门5个核电厂的现任厂级领导和中层干部了,有的甚至走上了更高层。

为未来计,赵宏也十分关心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操纵人员的培训。此前,中国自己的操纵员都是在国外培训的,成本很高。赵宏想,我们有必要研制一台全仿真模拟机,可以培训双方的操纵员。他找到张怀麟和秦山核电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日清,请他们无论如何要搞成中国自己的模拟机。

张怀麟带队到国外考察后报告说,仿真系统工程是70年代才兴起的高科技产品。这类系统工程采取模拟的方法,解决航天、航海、军事、电站等复杂行业培训人员的重大课题,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的仿真技术是最先进的,但是价格昂贵。赵宏指示:在国内寻找制造厂家。

张、王二人最终找到了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再加上728设计院的密切合作,通过自主攻关、引进技术、优势互补,成功地解决了仿真技术难题,制造出秦山30万千瓦核电机组全仿真模拟机。

采访参观中我站在仿真机控制室,仿佛置身于星光闪烁的奇妙世界,那密密麻麻的键盘,那犹如天书的数据,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所以。而后来中巴两国的操纵员就是从这里经过严格的培训而走上控制台的。

这台仿真模拟机有过无尚的荣光。1992年1月25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珠海考察,专程到亚洲仿真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看望了正在研制的科技人员,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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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众手“补天”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赵宏深知这个道理。

就在张怀麟为秦山核电站建立质保体系和培养人才殚精竭虑之时,面对初征丛生的困难,赵宏陷入了沉思。

秦山核电站建设工地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论大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责任不全在我们的各级领导,更不在经受着风吹日晒、奋战在一线的广大职工,他们为建设我国的首座核电站拼尽了全力。问题出在我们初涉这一陌生领域,不懂得怎样建设,我们有热情,有干劲,却缺乏经验,更缺乏一种意识,一种能够规范自己行为的意识。

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成立不久的国家核安全局也发布了包括《核电厂、核电厂物项和服务采购中的质量保证》、《核电厂质量保证》、《核电厂设计中的质量保证》等十几个我国有关核电建设方面的第一版法律法规。

立了规矩就好办了,按规矩做就是了。赵宏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求各参建单位根据颁布的上述法律法规,尽快制定出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工作法规条文和工作秩序,制定符合核电站建设项目管理的管理方案和模式,同时,加强现场领导,进一步整顿管理秩序,充实质保人员,健全完善质保体系。

这一措施为核电站今后的管理者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确保核电站长期安全可靠经济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已经出现问题或者怀疑可能要出问题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务院检查组提出的意见,认认真真地一项一项地检查,一个一个地落实。

核无小事,因为再小的核事,也是天大的事。赵宏和他的同事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天”一块一块地补起来。

不是说秦山核电站安全壳筒身20米以下混凝土有质量问题吗?有没有问题专家说了算,科学家说了算。赵宏请来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和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对此进行全面检测。前者采取实验室试验——模拟段检测——安全壳实体检测的技术路线和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模拟段取芯校核法检测混凝土的总体抗压强度。后者采用无胀拔法检测混凝土的总体抗压强度。他们分别对各自取得的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结果都表明:安全壳筒身20米以下各施工层及总体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设计和国家规范的要求。

两个研究单位对施工缝和“冷缝”的剪切试验、劈裂抗拉试验结果都表明,两者的抗剪压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并有较大的安全储备,说明秦山核电工程安全壳筒身混凝土的质量是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关于混凝土质量的疑虑可以消除。

紧接着,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专家和工程现场有关单位,对“两院”的检测结果进行了审查。

分析:专家们对“两院”的检测理论依据、检测技术路线、检测方法、检测器具手段、检测数据处理、检测结果和检测结果评价所依据的标准,进行了认真审查。

结论:专家们认为“两院”的检测工作是可信赖的,检测结果反映了安全壳筒身混凝土的内在质量是合格的。

结果:专家们分别在两份检测报告上慎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第三步是对那些费了一番周折还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大小牛腿”的问题,赵宏果断决策:推倒重来。

赵宏“补天”,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办到的。他要感谢一个人,一位老领导、老专家,一个令他尊重的人。这个人就是担任过二机部副部长、中国首任核安全局局长姜圣阶。

这位上世纪60年代在404厂领导中国第一个大型军用生产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厂建设,对后处理工艺流程进行两项技术创新,使中国鈈生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老专家,在中国大陆建设第一座核电站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他领导下的国家核安全局,在保证安全监管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想方设法帮助和支持核电企业建章立制,做好预防,为核电企业走上正常发展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赵宏和同事们深为感动。

那段时间里,赵宏在招待所看完央视新闻联播就开会,召集各单位总结一天的工程进展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分类整理,能解决的,当场解决;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的,他亲自出面协调;还解决不了的,即刻上报,督促解决。这样的会,每天一小会,每周一大会。赵宏对工程的每个阶段、每个技术难点、每次设备攻关、甚至每个员工的特点都了如指掌。这就是他在工程建设的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和果断决策的科学依据。

在现场管理上,赵宏首倡分工负责制,四个副经理各守一方阵地。

陈曝之负责现场施工。陈曝之,湖南湘乡人,精明睿智,最初选址五人小组的功臣之一,后任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钟兆府负责设备及采购。钟兆府,前文已有叙述,他也是最初选址五人小组的功臣之一。由于他长期从事核电设备采购,出手“阔绰”,把关严格,被誉为“钟老板”和“采购专家”。

张怀麟负责生产准备和人员培训。张怀麟,秦山核电厂第一任总工程师、第二任厂长。他从“杜拉旋风”中吸取教训,建立了核电厂质保体系,培训了大量技术人才,为核电发展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方诗经负责后勤生活保障。后勤保障者,往往是易被忽视的角色,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表明了赵宏对方诗经的倚重。方不负所托,事必躬亲,有效保障了一线大军的持续作战。

还有,在调试方面,核电厂与设计院成立联合调试队,总工程师钱剑秋、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耿其瑞共同负责调试技术。

党委书记林德舜则负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组织建设。林德舜,福建人,一生与海——青海、海盐相连。在“四整顿一加强”中,他通过党组织动员全厂职工,积极参加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国防工会和核工业部共同发起的“三保两比”——保安全、保质量、保工期、比效益、比协作劳动竞赛活动,正视问题,查找差距,改进工作。经过近10个月的努力,工程质量大为提高,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

大家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作为总指挥,赵宏负责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建立起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后,工作中步调一致了,遇到困难和问题可以及时解决了。用赵宏最喜欢的话说:你们是出力干活的,有问题、有困难找我,我来解决;工作中有了成绩是你们的,有批评、有责任我一个人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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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格局形成后,陈曝之、钟兆府、张怀麟、方诗经被人戏称为赵宏的“四大金刚”。赵宏听后,哈哈一笑:“‘四大金刚’有什么不好,‘四大金刚’就是秦山核电站的四大骨干力量嘛!”

接着,赵宏在企业内部实行投资分片包干责任制,把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落实到各基层,按照投资节余和劳务收入来提取奖金。从而,鼓舞了广大职工的信心,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

一天,赵宏收到一封不同寻常的公开信,写信人是自己的老领导蒋心雄。信中表达了中央有关领导对秦山核电站工程建设的关心和对现场领导工作作风的关注。这封信让赵宏感到了巨大的思想压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自然服从组织安排,只要让我在秦山干一天,我都会尽职尽责,绝不放弃,绝不退步!

“既然是公开信,理应让全体建设者知道。”赵宏马上安排召开大会。

次日下午,天空下着瓢泼大雨,秦山核电全体建设者冒雨来到海盐电影院。赵宏在会上宣读了蒋心雄部长的来信。在他看来,这封公开信就是中国核电建设史上最早的一份领导干部责任合同书。他有些动情地说:“核电建设事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我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对我赵宏而言,工作要靠大家来完成,但责任由我来承担。”他的诚恳和担当,感动了每一位在场的干部职工。无疑,这是一次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动员大会,一次吹响号角向核电工程发起冲锋的大会。

有时候,当我们特别专注于一件事情,并寄予巨大希望,而这件事又偏偏出了些问题时,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脑海中往往会被放大几十倍甚至更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

社会上关于秦山核电站的很多负面传说,也传到张爱萍将军的耳里,他在家坐不住了。1987年5月,他带着朱光亚、伍绍祖等赶到秦山工地。“我是来检查工作的,不是来参观的!”将军一脸严肃地对陪同的蒋心雄、赵宏说。而军务繁忙的他,此次来与上次来仅仅只隔了一年时间。

蒋心雄和赵宏自然能读懂将军话里的含义:他是要亲眼看看秦山核电站到底怎么了,他要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赵宏告之:现场正在整顿,被动局面正在努力扭转。

“你们有些事情就是做得不好,施工现场和管理必须改进!”将军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但同时,他对社会上一些悲观绝望、灰心丧气的议论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有批评是好事,有批评才会进步,对核电站来说还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批评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是鼓励。张爱萍在现场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大家要有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祖国为人民的幸福做出贡献,要用高度的热情和高尚的情操来办这件事。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祖国的建设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应该奋斗、牺牲、废寝忘食,把我们的全部精力乃至我们的生命都贡献到这个事业上来,为我们祖国在核能方面的第二次起步或创业做出最大的贡献!

 

天上银星闪,

海上白盐滩,

核电光天地,

祖国添新颜。

 

张将军当时浪漫的期许,如今早已变成了绚丽的现实。

张爱萍回京后,再次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汇报,全力支持秦山核电站建设。

真是“恨之切,爱之深”!赵宏被深深地感动了。将军虽然批评了自己,但对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核工业建设大军给予了充分地信任,他相信依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建成自己的核电站。赵宏感到将军给自己补充了“核能”,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经过大家的日夜鏖战和艰苦努力,至1987年10月,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现场整顿和治理初见成效,国家核安全局、秦山核电公司等再次向国务院作了一次汇报。

国家核安全局汇报认为,经过半年的全面考察,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问题已查清,也得到了解决,赞成工程建设继续进行”。赵宏则对如何查明、解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迄今为止,秦山核电站的工程质量是符合要求的,是使人放心的。”李鹏如此结论后,表示工程可以继续进行。

听到这一消息,公司党委书记林德舜幽默地说:“扣在头上的一顶巨大帽子,总算摘掉了!

说完工程情况,李鹏关切地问:“还有什么困难吗?”

“有。钱不够!”赵宏马上接口说道,“过去我们没有经验,想得简单了,要求也低了,现在从设计到施工到设备,增加了很多安全措施,科技攻关项目多了,费用加大了。我们对设备制造和采购价格缺乏必要的了解,原来预算的8.15亿已经远远不够了。”

“你说多少够?”李鹏问。

“12亿。”赵宏果断作答。

李鹏沉思了一下微笑道:“好。给你12亿!”

李鹏痛快地答应了,也没有要求赵宏再回去好好算算,因为他对核电工程建设需要多少钱同样心中有数,对赵宏这个“掌门人”也是完全信任的。

不久,国家计委正式下文,将秦山核电站工程概算调整为12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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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逼上梁山”

 

当我们迈开步伐开始建设自己的核电站时,国门洞开。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另一方面要瞄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各国企业家合作与较量。

核级设备的高质量和高要求,国内制造能力有部分无法完成,秦山核电站部分关键设备只能到国外采购,阻尼器就选择在美国定购。

在与美国企业签订合同付清货款后,阻尼器很快制造完成准备运往国内,可到了美国海关却被扣住了。理由是这是敏感设备,美国政府不允许出口到中国。

我方设备人员马上找到供货公司,人家双手一摊,两肩一耸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政府卡了我们也没办法。”

“卡脖子”了,被“逼上梁山”了,必须绝处逢生!

不服输的赵宏找来欧阳予商量对策。技术人员开始加班查找资料,认为阻尼器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

经过试验和论证,技术人员很快就将阻尼器的设计图纸拿出来,在国内制造出了完全合格的产品。

主泵是核电站重要设备,由德国KSB公司生产。主泵运到秦山现场,“坏了!”开箱验收时发现泵轴在尺寸和设计上存有缺陷,应该送回德国修理,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召回制度赋予我们的权利。诚实守信的德国人说:“你们送回来吧,修好了再给你们送回去,来回和维修的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

德国人承诺了,可秦山核电公司内部却出了问题。有人担心德国海关会像美国海关一样:送得进去却拿不出来。

赵宏主张送德国返修:“我们应该尊重德国人的意见,既然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问题,他们就会负责任;而且,第一次出德国海关并没有被阻挠,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总不能因为主泵而影响全局吧。”

可担忧的人仍然不放心,激将赵宏:这是你的决定,你要签字承担一切可能产生的后果。“既然我是总经理,我就必须对秦山核电站负责!”想到这里,赵宏坚定地说:“好!这个字我来签。”

 

赵宏决定将主泵送回德国返修,如果出现问题而影响核电站建设进程,赵宏自愿承担全部责任。

                                                             ——赵宏

 

赵宏的判断没有错,德国企业检修完好重新做了检测,完全合格后及时发回了中国。

连接主泵、压力容器、蒸发器的主管道也是核级设备,相当于人体的大动脉:反应堆出来的热水,到蒸发器经过换热,二次侧出来的蒸汽送给发电,一次侧下来的水再打到压力容器里面,这些都要经过连接的主管道。主管道是不锈钢的,840毫米的直径,壁厚70毫米。当时,国内的生产厂家从来没做过这么厚的不锈钢,又是铸造的。因为铸造的不锈钢晶粒比较粗大,容易产生缺陷。还有它比较厚,当时国外还保密,别说没干过,连看都没看过。

赵宏请来了日本、法国人进行咨询,但要价太高。特别是日本人还提出了附加条件。赵宏征询高级工程师王相礼等技术人员的意见,王相礼说:“我们调查了国内制造情况,花些工夫我们能够做到。”赵宏就拍板决定自己干。

主管道攻关组由业主、设计院、施工单位和安装公司组成,王相礼被任命为副组长。攻关必要经费200万元也列入当年预算,资金得到了保证。

王相礼认为,一项科研攻关项目是否成功,领导重视与否有着极大的关系。为主管道的试验,赵宏亲自跟法码通联系,组成考察组前往法国考察。看过摸过琢磨过,大家心里有底了。

王相礼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保证设计符合要求,不能违规;与核安全工程有影响的,绝不放松要求;在进度和费用上要尽可能节省。他吃透设计文件,集思广益,研究方案,最后采取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预变形办法,攻克了主管道难关。

主管道有16个焊口,安装和焊接有一套严格的操作和管理程序,包括人员培训、焊接程序、无损测定等。这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

赵宏准备用10万美元购买日本三菱公司的一套焊接程序。他亲赴东瀛商讨相关问题,三菱公司同意了,日本通产省也通过了,但日本外务省却不批准,说是如果要卖给中国必须有附加条件,即今后凡是在中国国内建造的核设施都要由日本方面派人来检查和监督。

赵宏一听拍案而起:“你日本人建造核电站要让我们中国人来监督吗?”这是主权问题,赵宏绝不让步。

“回去,不谈了!我们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焊接好主管道。”撂下这句话,赵宏打道回府。

赵宏和欧阳予这对“黄金搭档”商定,拿钱在现场建立主管道焊接攻关实验室,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做顾问,由王相礼、吕华祥和设计院技术骨干成立攻关组。那些日子,赵宏每周都要跑实验室,了解情况,排解难题,为实验人员提供保障。

经过反复试验,最终获得成功,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审认可。

1987年,在秦山核电站建设过程中,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经受大考的一年,也是战胜困难、大步向前的一年。不可否认,这与“杜拉旋风”的警醒和激励颇有关联。

在设计方面,施工设计除微波站海堤下排水两个子项外,其余50个子项6月底全部完成。设计标准通过安全评审,复查中发现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在设备制造方面,共有设备5192项,已订货3826项,占总数的73%。是年底,已有587项设备运到施工现场,包括进口设备36项。一些关键设备如压力容器、主泵、环吊、离心式上充泵、主管道、堆芯测量装置、六氟化硫气体开关(GIS)、主蒸汽安全阀、阻燃电览、设备阀门均已陆续到位。

在工程进度方面,反应堆厂房安全壳筒体混凝土已经到顶,内部结构完成浇灌占总量的75%以上,反应堆辅助系统厂房完成主体施工占总量的87%以上,主控制楼主体已施工占总量的66%以上,汽轮发电机厂房已基本完工。

 在设备安装方面,环吊已安装好,正组织调试。通风平台网架,安全壳穹顶钢衬里已拼装好,具备吊装条件。

总之,施工质量较1986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一次合格率、优良率比比皆是。

在燃料组件方面,燃料组件试制工作已经完成,生产工艺技术条件已经确定。生产燃料组件的资金得到落实,12月下旬与制造厂——812厂签订了供货合同,年底开工生产。

在调试和生产准备方面,年初成立了调试办公室和调试专业组,总工程师钱剑秋任调试队长,配备了部分人员。初步确定了调试项目,开始编写调试细则,收集和翻译外文资料,选编运行手册和培训讲义,有近千人参加了培训。

在职工生活方面,由于秦山核电公司职工来自祖国各地,特别是从北方来的人对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很不适应。主管生活的方诗经找到赵宏说:冬天太冷,许多职工在家休息不好,能不能给职工家里安装暖气?但按国家政策规定,长江以南是不允许装暖气的。

赵宏想了想说:“请大家共同努把力,请施工、设备采购、管理等方面千方百计节约点费用,再让职工集资一部分,把这件事情搞成吧。”就这样,秦山核电公司的职工住进了装有暖气的房子。后来,有关方面查这件事,经过实事求是地汇报,觉得情有可原,也就被认可了。

……

“哦,工程现场很雄伟也很漂亮!”1987年9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核专家肖德勃兰特参观了秦山核电站建设工地,布利克斯在高大的平台上看了工程全貌后感慨大发。他认为,建第一座核电站,工程技术人员很多,以后可转到第二座核电站去工作,而第一座核电站积累起来的经验很重要,当第二座核电站建好时,就有了第一座核电站的运行经验,还能决策好第三座核电站。

布利克斯离开秦山前往香港访问时,对记者多次发表谈话: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是好的,是符合国际要求的,秦山核电站的技术人员很有水平,工作做得很好,可以保证安全运行。

赵宏很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诚挚、友好的帮助,并想方设法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资料和援助。

在此之前,7月10日,林宗棠陪同德国专家弗莱厄博士参观了秦山核电站工程建设。德国专家表示:秦山核电厂的设计遵循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法规和导则,采用了ASME的标准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很好,道路平整通畅,材料堆放有序,工人操作认真,比去年有了很大改进。

1987至1989年,赵宏就是这样干下来的。这三年里是他思想、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总经理,对于如何管理好核电建设项目,他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和认真思考。现在的项目涉及科技、法律、贸易、财经、公共关系等诸多方面,与自己早先的项目管理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一门新的科学和艺术,它要求管理决策者善于沟通和协调,具有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迅速作出正确判断与决策的能力。

这一点,赵宏的的确确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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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两弹一艇”之后,中国核电横空出世!1970年,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核工业的第二次创业——728工程开建。中核人在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后,秦山核电站于1991年并网发电,实现了中国核电零的突破。随之,“秦山”裂变,秦山核电站二期、三期工程相继展开,中核人亦把中国核电输向海外——援建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以及中俄核电田湾大合作。文章对秦山核电站的建造及发展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披露,其间所展现的中国核工业精神,无不折射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伟大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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