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

作者:桂忠阳


 一

2017年2月12日下午3时,中国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先生离开了人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他为我国的航天工业献出了自己的智慧、才华和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航天人都不会忘记那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1970年4月24日。就在这一天,中国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送入了预定的空间轨道,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实现了航天事业零的突破。当火箭腾空而起,穿越云层,直指蓝天的时候,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啊!

当年五一节的晚上,“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北京上空时,钱学森与任新民等卫星研制工程的代表缓缓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切的接见了他们。任新民,这个貎不出众的瘦瘦的中年人,此刻更是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周总理把他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时,风趣的说:他是放卫星的。

呵,放卫星的。周总理的话真是说到了任新民的心窝里。从青少年时代起,任新民就做着一个飞天之梦,他记得居里夫人说过: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在色彩斑澜的幻想里,在历经几十年的拼搏中,任新民的飞天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在宁阳小学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宣城四中。在四中读书期间,因参加庙埠的革命暴动,险些被捕,后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高中,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抗战暴发后,南京大学迁至重庆,国民党的兵工学校也迁到了重庆。听到兵工学校招生的消息后,任新民很激动,毅然决然去报考,并以前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他明白当务之急是要研制新式枪炮来抵抗日本鬼子,保卫我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一晃三年过去了,任新民即将在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学生到江津县去试炮,当作是毕业实习。在江津,任新民认识了来自皖南宁国县的虞霜琴。也许姻缘是有一根红线在暗中牵着吧,虞霜琴成了任新民的终生伴侣。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任新民和虞霜琴的恋爱是不可能有许多浪漫情节的。两人见面总是互相勉励,任新民大学毕业后在兵工厂任技术员,虞霜琴高中毕业面临高考。一天晚上,在江津县小河边,虞霜琴对任新民说:新民,我不想考大学了,想找一个工作。

任新民立即说:你千万别这样想,我现在不是工作了吗,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虞霜琴说:可是你的薪水也不高啊,我不想拖累你。

任新民说: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前提,没有本领如何救国?听我的考大学吧。

虞霜琴最终接受了任新民的劝告,并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中央大学数学系。

就在虞霜琴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任新民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即将赴美国深造。他和虞霜琴商量,准备出国前结婚。虞霜琴心想,这一去关山万重,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结了婚他们就都有一个家,便点头同意了。婚礼很朴素,来宾们都真诚的祝贺两位新人。兵工学校借给任新民一间山顶的小平房,算是新房。没钱买被褥,虞霜琴就把两人的被子拆了,买了两床新被面缝上。

物质贫困并不等于精神贫困,任新民和虞霜琴有着共同的理想,在那简陋的小平房里,他们的精神非常充实。

1945年6月,任新民告别心爱的妻子,乘船到达美国。他先在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两年后任新民取得硕士学位,又接着攻读工程力学博士学位。顺利的获得博士学位证书后,任新民于1948年9月应聘到美国布法罗大学担任讲师。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那颗赤子之心再也不能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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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在大洋彼岸美国生活了四年之久的任新民,悄悄地从旧金山登上了“戈登号”商船。尽管在国外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但任新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他要回国,要回到梦牵魂绕故乡,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当商船顶着骄阳在太平洋上穿越惊涛骇浪的时候,任新民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他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茫茫无边的海水,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新中国成立了,百废待兴,我们这些漂流在海外的学子,是应该回归故里了。他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一封多次被泪水浸润过的信,那是他的妻子虞霜琴去年这个时候写给他的……

新民:

    我十分悲痛的告诉你一个不辛的消息,病魔已经夺走了我们的儿子……我对不起你,辜负你的期望和嘱托,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我只想多挣点薪水好维持生活,却忽视了孩子的健康。我太傻了,我只想孩子多得到一点食物,却忘记了山乡小城镇的医疗条件是极差的……

我深知你现在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只身一人漂泊在异国他乡,举手投足都需要用钱。你既要攻读功课,又要帮工挣生活费,辛苦百倍。作为你的妻子,我不但不能给你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不能减少你的后顾之忧,反而一次次地给你带来不幸,我怎么对得起你啊!

新民,我求你不要太难过,你还是要安心完成学业,努力实现我们的梦想,我求你了!求你注意身体,求你完成学业,不然会使我永生感到不安的……

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从任新民脸上滚落下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长长舒了一口气,心里说:霜琴,我的好妻子,我回来了。我没有辜负你的重托,完成了学业,并且掌握了航天技术的基本原理,我们的飞天之梦就要在祖国大地上实现了。

海浪在船舷边哗哗的响着,太平洋上的风裹着一阵阵热气扑面而来,任新民的思绪随着翻滚的海浪又回到了八年前……

雾都重庆,日寇的飞机就在重庆郊区狂轰滥炸。在重庆兵工署二十一厂任技术员的任新民,当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深知偌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会受到小日寇的蹂躏,就是因为经济贫穷,科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呀!面对敌机肆无忌惮的轰炸,他恨不能立即飞上天去砸烂敌机。

虞霜琴从江津赶到重庆来看他,遇到敌机轰炸时就说:新民,你是兵工厂的技术,就不能造出我们的航天利器吗?

任新民内疚的说: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连坦克都造不出来,更不要说飞机了。

虞霜琴知道任新民说的是实情,有什么办法呢,落后就是要挨打的。她想了想说:听说政府要招公费留学生,到美国去深造,你不想去吗?

任新民说:我是想去,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虞霜琴说:你报名参加考试吧,我支持你。

想着这些往事,任新民在心里说:霜琴,我这次回国,就是要造中国的飞天利器,我们的梦想将在新中国实现。

任新民在上海登陆后,决定先回故乡安徽省宁国县看望久别的妻子,然后再去北京向周总理报到。

解放初期,宁国古城消息还比较闭塞,任新民回家探亲引起了县公安局的注意。这个从美国回来的人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他对新中国抱什么态度?县公安局经研究决定先把他挽留审问。在审问中,任新民只说了两句话:是周总理请我回国的,请你们把我回国的消息告诉周总理。

县公安局领导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一级上报一级。当周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打电话到安徽省公安厅:请你们转告宁国县公安局,立即护送任新民来北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要用脑袋担保!


很快,任新民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他成为了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随后奔赴北国。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出“向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4月以前,制定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作为回国的科学技术专家任新民参加了规划的制定工作。8月,任新民奉调参加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的筹备工作。10月,五院正式成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五院下设十个研究室,任新民任总体室主任。

归国不久的钱学森曾在东北参观重工业时,一个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让他感觉一见如故,这个人就是任新民。钱学森邀请任新民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答应。

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由于“伯乐之遇”,任新民也与钱学森结下了一生“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两位航天事业的巨人,注定要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

1957年10月4 日是,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揭开了人类航天的序幕。接着,美国、法国、日本也相继发射了自己的卫星,苏美还开始了争夺空间优势的竞争。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提到卫星问题,并以他特有的风趣口吻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五院加快了研制导弹的步伐。当时任新民才四十多一点,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为了圆飞天之梦,他常常废寝戽食的扑在工作上。在一次会议上,聂荣臻副总理望着任新民说:小任啊,听说你经常熬夜,那可不行啊。我们要导弹,也要你这样的科技人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能把身体累垮了。

任新民感动地说:聂帅,我没事,我还年青,应该多做点工作。

当时聂帅分管科学技术工作,对他们这些回国的科学家非常关心和爱护。

上世纪50年代的科研条件和专业人才都非常有限,经济基础和工业技术更是相当薄弱。当时只有钱学森在美国参加过导弹与火箭的研究、实验工作。五院的研制工作主要是仿制从苏联引进的P-2近程地对地导弹,苏联在技术上也曾给予相当大的援助。但在1960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当时,我国仿制P-2导弹工作正进入最后阶段。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动摇,无论如何要搞出来!

在聂帅指示的鼓舞下,任新民和全体研制人员群策群力,奋发图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圆满的完成了任务。1960年11月5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在庆祝宴会上,聂帅望着任新民等科研人员,激动的说:你们为中国人民争了口气 ,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感谢你们!

同年12月,我国又连续两次成功地发射国产P-2导弹,说明在掌握导弹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转入自行设计打下了基础。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激发了中国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斗志,所以,事后毛泽东曾幽默的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仿制P-2导弹顺利完成后,五院即开始了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自行设计 。任新民作为型号的副总设计师和液体发动机设计部的主任,负责中近程导弹的液体发动机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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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在酒泉发射场进行试验,因控制系统失稳和发动机起火,火箭起飞后久就坠毁在发射台附近。全体参试人员大为震惊,感到万分痛惜。总工程师任新民愣在桌旁,眼睛盯着地面纪录的参数和那条中断的飞行轨迹,大脑却在紧张地思考失败的原因。

虽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理解,闲言碎语还是伴随着失败纷纷扬扬。任新民的心情很沉重,面对误解也非常苦恼。他深知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千万不能垮下来,一定要冷静地找出原因,并要想出解决的办法。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就象攀登一座危险的高峰一样,肯定会遇到险阻。一旦你征服了险阻,登上高峰之巅,你就会欣赏到无限美丽的风光。

当时在基地主持试验的聂帅听到一些风声后十分生气,严肃地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尊重人家。任新民是位好同志!失败不要追查责任,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吃一堑长一智,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第二天,聂帅离开基地回北京,任新民和一些专家到机场送行。聂帅一看见任新民就径直走过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说: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到最困难的时候,很可能就快要成功了。充满信心,继续努力吧。任新民紧握着聂帅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一句话。他联想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科技人员体质下降面黄肌瘦,甚至还出现了浮肿。正在住院的聂帅知道了这些情况,十分痛心,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各大军区救援。陈毅元帅到医院看望聂帅,听说了这件事后连忙说: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很快,一批物资被送到各研究怕。聂帅特别关照:这批鱼、肉、大豆、海带等副食品,都是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管是院长还是书记,都不能动用。同时,聂帅还委托陈庚将军检查落实。想着这些往事,任新民由衷的感到聂帅和科技人员心贴着心。

聂帅离开基地后,任新民直接参加并领导了发射故障的分析工作,尤其是对火箭发动机系统进行了各种方案的对比地面试验,在发动机结构上采取了增加抗震强度的措施,这样还提高了发动机的比推力。他们经过对总体设计方案及各个系统的修改,又进行一系列地面试验,最后于1964年6月20日再次进行发射,终于获得成功。同年7月到10月,他们又先后多次进行了这个型号的发射试验,均获成功。从此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聂帅知人善任,任新民在失败面前没有动摇,坚信成功就在努力之中,这才有了中近程火箭的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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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起,我国已全面铺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那是为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设计的。任新民是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负责人。同时,“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和卫星地面测控系统设计研制工作亦相继展开。

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研究院所在的七机部实行了军管,但是文革的狂浪还是使科研和生产都受到了严重干扰,任新民也受到了冲击,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点名保护。有一次,周总理接见航天部的代表,一进会场就用目光寻找任新民,却始终不见他的身影。最后,周总理不得不站起来向会场大声说:任总来了没有?

任新民从会场的最后一排站起来,露出半个脑袋说:总理,我在这儿。

周总理笑着说:任总啊,过来过来,你的位置在前排呢。

那段时间,任新民成天背个黄挎包,不是上研究怕,就是下工厂。苦口婆心的劝说研制人员从派别斗争中分身出来,同心协力完成火箭研制任务。在技术上,他从总体方案到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火箭结构,甚至到安全自毁系统的电缆插头,都逐一研究、审查、落实。已经五十多岁的他,和年轻人一起吃大食堂,睡大通铺,乘大卡车,没日没夜的苦干。困了,他就在椅子上打个盹儿,饿了,他就从黄挎包里拿出两个馒头……四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换来了成功的喜悦:那就是“长征一号”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了预定的空间轨道。

生活中,他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得极为朴素。走进商场,店员都不爱搭理他。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门外,警卫把任新民拦下来,误以为是附近闲逛而至的村民老汉。还有一次,他穿着一条前后都是补丁的裤子,准备去参加国宴。

跟人说话、讨论问题,他没有一点架子,但主持航天工作会议时,他能统一原本争论激烈的各派专家意见。

“风云一号A星”卫星发射前3天,任新民都陪着技术人员找问题,“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要作重大决定时,他常常跨过两三级,找到最基层的设计员,问他们的看法。

“我从一开始就蹲点,出了问题,马上就能商量改了。”任新民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有一次,他到厂里检查工作,发现了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厂长说改了,车间主任也说改了,他不放心,一直问到检验员,才说没有改。“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感觉,你一步不到,得到的信息就可能是假的。”

1974年秋,北京友谊宾馆,一个重要的中国航天专家会议即将在此举行。上午8时许,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脚蹬圆口黑布鞋的瘦老头匆匆向宾馆门口走来。瘦老头刚走到门口,便被宾馆服务员拦住了问:老师傅,请问你有什么事?

正琢磨着问题的瘦老头一下子抬起头来说:对,我是有事。

服务员说:不行,你不能进去,今天我们这儿有个重要会议。

瘦老头愣住了:我就是来开会的呀。

服务员笑了:什么,你是来开会的?

瘦老头被笑得莫名其妙便掏出工作证。原来他就是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任新民。

那次会上,在讨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到底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问题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任新民一边听,一边不时用手抹抹下巴,外表看起来很平静,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他深知,氢氧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技术先进,推进剂重量轻,又无污染,可大大增加有效载荷。他等别人发言过后,才站起来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中国要想在本世纪成为火箭大国,就必须瞄准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高峰。否则,中国现代火箭的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时间走到了1975年,在这一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了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说起“331工程”,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

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进行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爆炸起炎事故,当场造成十人受伤。于是,主管试验的国防科工委领导出于某种考虑,把氢氧发动机列为通信卫星的“另一种方案”。正在日本访问的任新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匆匆赶回北京,一下飞机便直奔国防科工委大院,敲开那位领导的门,诚恳而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再三要求氢氧发动机不能下马。那位领导听了他的意见后,觉得颇有道理,很快将“另一种方案”改为“第一种方案。”

为了验证氢氧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原因,任新民决定对氢氧发动机进行连续试车。这样做要担很大风险,国内外都无先例。万一出现了问题,发动机在试车台上爆炸,无异于病人在手术台上死亡。在研究任务书如何写时,有人出于好心建议写上经会议研究决定。任新民腾的站起来说:不,就写任新民决定试车,出了问题由任新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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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失败,任新民拄着拐棍,走进荒漠寻找残骸。夜里他和同事把沙子烧热,盖到身上取暖。    

他身材瘦弱,却极能抗压。即使数次试验失败,任新民仍坚持运载火箭采用氢氧发动机技术。面对领导的疑问,这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惜拿性命作保:“如果不成功我负全责,包括坐牢、砍头,别看我70岁了,坐几年牢还没问题。”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1981年9月20日,上海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任新民主持指导下,首次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

1982年,氢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进入*后冲刺阶段。在试车时,涡轮泵连续几次被严重损坏,导致试车失败。试车后,看到分解后的涡轮泵,其损坏程度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虽然前两次试车失败后都认真地分析和查找产生故障的原因,也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当时也能自圆其说,认为采取的改进措相应该有效。其实是对故障的机理没有吃透,采取的措施也难以做到对症下药。第三次试车时,涡轮泵又重复出现了严重的损坏现象。这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氢氧发动机的研制进度,也掣肘着“长征三号”的研制进程。任新民和他的同事们在那段时间里真有些焦头烂额,可又干着急,一时又使不上劲。

这时,任新民清醒地意识到此故障并非小沟小壑,肯定是存在重大的隐患,很可能与当年燃烧室高频不稳定燃烧问题有类同之处。“事不过三”,不能再试下去了。他向研制团队讲述了他的想法,并宣布放假三天,请大家冷静下来,认真地想想,否则,欲速而不达。可任新民的思维却放不了假。他还是使用他一直使用并尝到甜头的“沉下去”的办法,奔波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
  任新民在北京某航天研究所调研总体设计部、结构强度研究所和发动机试验站的科技人员之间,听取各有关方面科技人员关于这一故障的分析意见及看法。他适时地召集了有各种专业科技人员参加的故障分析会。在分析会上,结构强度专家应桂炉提出刚轴在其旋转速度超过3.6万转/分时,刚轴则变成柔轴,并可随机地产生次同步共振的现象。这一概念一提出,即刻引起任新民等的高度重视,好像一把钥匙启迪和激励了他的思维。通过反复地分析、研究试车数据,查看涡轮泵的转速,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计算和模拟试验,终于揭开了涡轮泵损坏如此严重的机理—次同步共振。真是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涡轮泵的刚性轴在其转速达到3.6万转/分后,已成为柔轴,出现了非同步的回旋振动,形成次同步共振,在轴向和径向均产生很大的震动过载,导致涡轮泵组件严重损坏。症结找到了,故障的机理清楚了,但不等于改进措施唾手可得。任新民又同从事发动机系统设计、涡轮泵设计的设计人员、涡轮泵生产的工艺人员和结构强度研究人员等,进行了反复的分析计算和试验研究,*后确定了改进措施。1982年11月24日,采取了改进措施的YF-73氢氧发动机进行了大推力、摇摆、1400秒的长程试车,获得成功。发动机分解后未发现任何问题。随后又连续进行了3次1400秒的考验性试车,均获成功。至此,圆满地解决了发动机涡轮泵轴系统的次同步共振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2年6月24日至7月1日,刚召开了氢氧发动机的次同步共振的攻关会议,对解决次同步共振问题统一了认识,并组成了攻关小组,进行解决次同步共振的攻关工作。7月30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三子级进行第三次简易试车时,一次启动出现了三次缩火现象,5秒钟后火焰稳定。试车后对缩火问题进行了故障分析,并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1982年12月13日,采取了解决缩火问题的改进措施后,进行第四次简易试车,一次启动未缩火,可第二次启动时又出现了严重的缩火现象。这说明故障分析还不到位,采取的措施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所谓缩火就是氢氧发动机点火启动后,刚刚喷出来的长长火焰很快就缩了回去,紧接着又喷出来,尔后又缩回去,又喷火,形成喷火—缩火—喷火—缩火—喷火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长达5秒,短的一次也有1秒多钟,有的反复3次,一般情况下每次启动时的缩火现象比第二次启动时严重。这种缩火现象如果在运载火箭飞行中出现,有可能使氢氧发动机熄火;即使发动机不熄火,也会在运载火箭二、三级分离后产生过大的干扰力,导致火箭飞行失稳,后果不堪设想。

任新民组织设计师系统有关科技人员进行紧张的、夜以继日的缩火原因分析,并进行了必要的试验验证。当时,整个“331”工程的计划进度已排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要在1983年11月出厂,1984年2月实施发射。可时至1982年年底,缩火这样的重大技术难题还没有解决,实在令人着急!他坐镇缩火问题分析会的现场,经反复地研究讨论,任新民决定采取增大启动时的液氢流量,提高涡轮泵的启动功率,调整氢氧发动机的启动程序,改善涡轮泵前的液氢品质等四项措施。措施定下来以后,他满怀信心但又担心地说:“这四项措施应该有效。如果还解决不了缩火问题,那就复杂了。我只好打报告,请求推迟‘长征三号’出厂的时间。我想不会出现这种局面。”按着“长征三号”出厂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而且进度推后,不能再拖了。刚好,近日有一次简易试车,任新民经过认真的分析思考,认为在简易试车后,氢氧发动机不下台分解和清洗,直接进行考验四项措施的点火试验。当时多数人认为这样风险太大,不同意直接进行试验。任新民真是“艺高人胆大”,他果断地决策:“试!即使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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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即和有关的设计人员、试验人员研究制定了规避风险的措施。在简易试车后,在紧张而又谨慎的氛围中,连续地进行了检验解决缩火措施的试车。果不出他所料,试车顺利而安全地获得成功,发动机启动干净利落,火焰稳定。证明所采取的四项措施完全有效,没有出现缩火现象。任新民紧张有序而精心的组织,果断镇定而适时的决策,为“长征三号”的研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尔后,在1983年5月25日和9月2日进行的“长征三号”三子级全系统试车中,进一步检验和考验了解决缩火问题的四项措施。试车结果表明,氢氧发动机的启动缩火问题得到了完全彻底地解决。“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具有大、远、长、低四大特点:运载能力大,航程远,工作时间长,采用了低温高能的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研制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关键和难题远不止氢氧发动机这一项,还有制服纵向耦合振动(国外文献称POGO)、低频振动环境管理、推进剂管理等。至于在试车、发射场合练和测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更是不胜枚举。1983年5月25日进行的次一次“长征三号”三子级的全系统试车时,出现了仪器舱、整流罩内起火,发生爆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合练时发现射频干扰问题;氢气排放管路的流阻损失过大,火箭起飞前从箭体排出大量有危险的常温氢气的问题;第三级发动机舱(二、三级级间段)环境温度过低的问题等。任新民在解决这些技术关键和难题中,都是亲临现场,和广大的科技人员、试验人员、工人一起研究和讨论,分析原因、制定改进措施,并现场予以决策。在“331”工程的研制与发射中,协调、协作、协同也使任新民付出了心血和劳动。五大系统(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地面通信)中,有的是两个系统之间,有的是多个系统之间,这些协调、协同工作是工程总师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跨行政部门、跨行政单位的协调、协同,工程总师不亲临到场,就很难定下来。这更需要任新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有的则软硬兼施,进行拍板定案。仅就“长征三号”研制工作而言,虽承研单位基本上都属于七机部系统的,但又是跨不同的院局单位的,作为工程总师和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对这类协调工作责无旁贷。

1977年10月10日至27日,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了“331”工程研制任务落实会议。会议确定了研制进度、生产数量和研制任务分工,明确“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当时称“长征二号乙”)总体设计在一院;一、二级总体及研制由上海机电二局负责;三级由一院研制;箭上主要仪器设备(主要是陀螺平台系统)由上海机电二局负责研制。据此,一院和上海机电二局的协调,工作自然地落在了任新民的肩上。本来很挠头的一些协调、协同工作,他却不以为然,他靠的是国防科委、七机部(航天部)机关,靠的是他所形成的科技骨干网络。如一院总体部的沈辛荪、范士合、龙乐豪、曹叵邦、王心清、余梦伦,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的刘传儒、王之任、朱森元、王桁,控制技术研究所的潘绍珍、冉隆燧、邵崇武,地面设备研究所的胡献文、王瑞铨,上海机电二局的孙敬良、龚德泉、臧家亮、孙显桐、张子金等。他多次直言不讳地说:“总师也不是全才,一个型号涉及那么多单位、那么多专业,总师必须有一个科技骨干的网络,这个网络中的科技骨干不一定是技术上*拔尖的,但必须是技术上比较强的,尤其重要的是在对技术问题的研究讨论中要讲真话、实话,协调问题时要实事求是。这样,解决技术难题和协调难题时,这个网络就会发挥作用。了解研制工作的情况,通过这个网络唾手可得。”正因如此,他在协调一院与上海机电二局之间许多棘手的难题中,靠他了解情况的深透、准确,靠他的公平、公正、公开,靠他的网络中的科技骨干,总能迎刃而解。历尽千辛万苦,1983年10月9日、12日,长征三号”、二级和三级运载火箭分别从上海、北京出厂,运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升空,20分钟后,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这标志着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和测控技术、卫星通信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

任新民始终坚信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气概,完全可以用自己研制的火箭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广播卫星。在1986年到1990年五年的时间里,他相继领导研制和发射成功了五颗通信卫星,为我国的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提供了有效的服务。1986年前后,任新民又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五个工程的总设计师。他曾对记者说: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请我们的弹(指用火箭发射卫星)。他说话时眼里闪着明亮的光彩,就象火箭腾空时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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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已经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一名日本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

相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也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

这些问题把任新民问住了,30年来他的心思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而现在他意识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任新民开始构想载人航天这个项目。

没有新的任务和工程,航天这支队伍如何锻炼提高?已经走过了“前30年航天路”的任新民,到了晚年,开始考虑“后30年的路”的问题。

当时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到底是采用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的分歧上。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航天飞机,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最终转变了态度:上飞船比上航天飞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仍然各持己见。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任新民面对如此情景不得不暂时休会,但是他私下登门拜访那些意见最为尖锐的专家,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在第二天开会时,任新民说:“载人航天工程马上就要立项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如果因为我们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把事情耽搁了,对不起江东父老。”他这一番言辞恳切的讲话感动了当场很多人。任新民的专业水平和人格魅力让大家心服口服,表决顺利通过。

谁也不会想到,任新民的七十寿辰是在去西昌火箭发射场的列车上度过的。那是1986年2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颗新的通信卫星即将发射。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亲临发射场视察。火箭点前几小时,在给火箭加注超低温的氢氧液体燃料时,工作人员突然发现出了故障。怎么办?撤下来,势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也不好,坚持发射出了事故损失更大,国内外影响更糟。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国人发射七颗卫星,而且都是弹无虚发。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必须马上决策。人们的目光投向前来保驾的总设计师任新民。任老沉重冷静,凭着他对火箭的了解,集思广益,很快排除了故障。只见计数器闪出一行数字:5、4、3、2、1、0!火箭蓦然喷出熊熊火光,按原计划腾空而起向浩浩蓝天飞去,仿佛在向它的总设计师祝贺七十大寿。

任新民常对人说:我们和宇宙打交道的人就象一粒尘埃,不要因为小而悲哀,也不要因为大而骄傲。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与任新民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但在最近20多年里,由于液体发动机和“大火箭”,二人有了胜似师生的密切联系。“我很荣幸能成为为数不多可以经常向任老总直接汇报工作、学习请教的人之一。”王珏说,“这对我来说是笔巨大的人生财富。”

任新民一生痴迷技术,目光始终紧盯科技最前沿。尽管年事已高,戴着老花镜看文字非常吃力,任新民阅读国外最新文献的速度,还是让已经算是“工作狂”的王珏直呼“跟不上”。“基本早上6点多任老总的电话就打到家里来了,跟我分享他看到的最新技术。”王珏说,在任老总的督促下,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们也养成了时刻更新知识储备的好习惯,“是任老总推动着我们在技术发展创新之路上不断前进。”成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如何发展是任新民生前最新的关注点。有段时间他让儿子帮他订阅了一份航空周刊。“父亲这么大年纪都在进行跨专业研究,让我非常汗颜。”小儿子任之幸说。王珏有一次去看望任新民,也发现他正在研究航空的吸气式动力技术。

关于技术创新,任新民曾与同样从事科技工作的小儿子有过一次长谈。他说:“走技术这条路,你一定要有创新,其前提是先把技术吃透。”当年任之幸对这句话只是随便一听,20年后的今天,他才参透父亲这句话的深意。

任新民脾气倔,却极富科学精神。我国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研制方案曾进行过调整。去征求任新民意见时,王珏心里直打鼓。确定好的方案,想让“倔老头”改变主意不是易事。没想到,不过半小时,任新民便根据预研实际情况作出同意的决定。

任新民的老部下、北京11所原副所长、长三甲系列火箭原副总设计师王桁,到现在都牢记当年“任主任”的教导: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任新民晚年喜欢练毛笔字,常有人来求字,他写来写去都是这句话。

任新民不止一次地强调:“从事工程研制的科技人员,即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就会‘耳聋眼花’。3年不接触实际,在型号工程研制方面,就会基本上无发言权。”

最后日子里的欣慰,任新民不服老,哪怕在他八九十岁的年纪。

他还是会去单位上班,下班后跟老伴虞霜琴约在玉渊潭北门见面,老两口拉着手在公园散步,有着说不完的话。这对结婚70多年的老夫妻前半生总是聚少离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2007年,任新民92岁,大病手术后还跑到西安、上海等地出差。家人不拦他,因为知道拦不住他对事业的热爱。

大约是在成为百岁老人前后,任新民才承认自己真的老了。

老人的生活非常规律:上午9点练字;白天坐着轮椅遛弯儿,且一定要围着大院里钱学森故居绕两圈,“少一圈也不行”;晚上8点看红色电视片,《聂荣臻》放了一遍又一遍;晚上10点准时睡觉。

任新民常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一些具体细节记不清一定要找书本核对。书房在二楼,年迈的他已经上不了楼了,便差遣女儿为他一趟趟上楼取书。

每次有航天领导、同事来家中探望,只要谈起有关西安、发动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事情,任新民总是兴致勃勃。“我爸说的这些,我都没听过,也就是跟航天人他才聊得起来。”任之翔说。

鸡年春节前,任新民没能像往年一样,身着红色缎面棉袄,喜气洋洋地坐在家中等待前来给他拜年的航天后辈们。早在半年多前,他的身体就抱恙,住进了航天中心医院。住院期间,他念叨最多的名字是王珏,因为惦念“大火箭”。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刚得知好消息,任新民以为是家人在哄他。直到远在海南发射场的王珏发来确认信息,他才笑逐颜开,接着又开始念叨中国空间站的事情。

第二天,任新民在病榻上一笔一划地为长五火箭题写贺词,一天写两三张,一连写了四五天。

2016 年11 月4 日,任新民欣然提笔,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

2017年,长五火箭研制团队面临更重的任务和更大的压力。1月4日,任新民又为队伍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的祝语,并对火箭后续工作提出殷切期望。“这将成为我们队伍不断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王珏说。

去年年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到医院看望任新民,离开时,老人问:“你要到哪儿去?”女儿悄悄说:“父亲这是想回家了。”

春节期间,任新民嚷着“自己还要工作”、“还要研制发动机”。可是,他再没能回到他生活、工作过的航天大院。

任新民去世时,雷凡培、吴燕生等集团公司党组领导一直在病房外守候。第二天,张庆伟、马兴瑞、许达哲等从航天系统走出去的省部级领导分别来到任老总家中吊唁。马云涛、龙乐豪等航天老领导、老专家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航天系统内外的人们都为这位航天大家的逝去而痛惜。

年近百岁的老伴在病床上望着啜泣的女儿,强忍内心的难过,说:“别哭,人总是会离开,我会想他的。”

“航天总总师”走了,老一代航天人的精神却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薪火相传,激励着他们走向中国航天下一个甲子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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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还是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倡导者和主持人。1986年他被任命为对外商业发射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90年初春,他坐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主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轨道,实现了我国用国产运载火箭进行国际商业发射零的突破。

到了晚年,已逾古稀之年的任新民担任了风云一号02批(风云一号改进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他还是另外两项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这两项工程都已圆满地完成了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外,任新民还担任着新一代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工程的技术顾问,并参加了长征三号甲发射实践4号和配重星、长征三号甲发射东方红三号的组织领导工作。

老骥伏枥,霜重叶红,在上世纪末期,这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航天仍一如既往,奔波于研究所、工厂和卫星发射中心,在他眷恋的航天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

在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作为中国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任新民被认为是总师第一人。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问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自此该工程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悄无声息地全面开展起来。

921工程研制工作正式开始时,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

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遨游。当记者再三要求采访他时,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

2014年11月,年近百岁的任新民因病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还时刻关心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情况。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雷凡培去医院看望他,并向他汇报新一代运载火箭在研制过程中取得的最新进展时,任新民听了非常高兴,他说:“真希望长五早点飞上天啊。”

在百岁诞辰的新闻报道里,这位老人追问:“‘长五’什么时候打?”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提笔给成功发射的“长征五号”火箭写赠言。

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年轻人来说,任新民是“不知高到哪里去”的人物,是传说般的存在。而在传说之外,浑身挂满勋章、赞誉、成就的任新民是朴素的“任老头”,总是穿着领子磨破的中山装,鼻梁上的镜架褪色了,“像个老工人、老农民”,曾任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在《任新民传》中写道。“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任新民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的门口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老人在很多场合提起这句话,好像说起的不过是装配零件、维修道路一样的活儿。 而他修的是“通天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北京11所原副所长、曾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发动机副总师的王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任新民是个停不下来的人,总把“凡事预则立”挂在嘴边。“不能说等我要用什么了,再去研究这个技术,肯定来不及。必须未雨绸缪,我没法知道将来会需要什么。”

任新民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直到90多岁时,他每天仍早早起床,抱着词典阅读最新的文献。他常说:“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3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好几次在早上6点接到任老的电话,问他有没有看到某项研究,“对任总来说,永远没有退休的概念”。

任新民很重视年轻一代航天人和国外同行的交流,鼓励他们多出去看看。但他也会严肃地批评一味推崇西方技术的人。一次,一位专家出国交流时没有介绍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回国后,60多岁的他在很多人面前挨了任新民的批评:“难道高鼻梁就比我们中国人聪明?”

王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他曾经两次请任新民在书上题字。时隔好几年,老人题的都是同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

曾在中国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任职的张恩昭对《中国航天报》回忆,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任新民走进办公室,下属都起立敬礼,而他摆摆手没说什么。

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一份通知:即日起,在办公场所不必再向上级敬礼。

很多人采访过这位“中国航天活着的历史”,在一次访谈中,任新民对记者说:“作为个人来讲历史,本身是片面的,只能是作为一个资料。我给你们讲老实话,怎么用,你们将来再考虑。”

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任新民是什么时候离开一线的。

在可查的官方履历表上,他67岁时不再担任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没有行政职务。可到80多岁,他还会去火箭发射现场,90多岁还在参加国家航天局的学术会议,每个人都服他。

不同部门为事故原因吵得不可开交,他就自己去把责任担下来,“问题一下变得简单了”。航天会议上没法形成统一意见,任新民会私下登门拜访意见最尖锐的专家,并在会议上诚恳地请求各方不要耽误整个工程,让决议顺利通过。

晚年的任新民总会拒绝晚辈的搀扶,坚持自己走路。直到去世前几年,他的手臂越来越细,只剩皮包骨。他走得也越来越慢,全部的力气似乎只够关注长征五号这一件事。每当有人看望他,他总会问:“长征五号什么时候发射啊?”而被问起载人登月时,老人却说:“这些事情我不管啦。”

过去一起开创航天事业的战友一个个离世。2009年钱学森去世,94岁高龄的任新民拄着拐杖、冒着大雪前去吊唁。到2013年,他成了“航天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发射成功。任新民连饭都没吃,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第二天,任新民在航天中心医院的病榻旁提笔写道:“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2017年1月4日,他再次提笔,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航天中心医院11层的综合病房里度过,尽管从外观看,这所医院就像两座火箭发射塔,但“总总师”已经再也无法爬上真正的塔架了。

作为老一代航天人中唯一看到长征五号升空的人,一个月后,任老与世长辞。

医院的保洁工根本不知道,2月12日离世的是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国宝”,“(这里)每天都有去世的”。

2017年2月16日,秉持着任新民生前的“朴素”,为这颗“中国火箭的心脏”而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只持续了不到1小时。没有领导致悼词,没有鲜花的海洋,唯一的环节就是瞻仰遗体。超过2000人赶来现场,队伍绵延上百米,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一直排到了公墓门口。

队伍最前面是老人,有人拄着拐棍,弓着背,满头白发。之后跟着中年人,他们是航天系统的中层干部和如今的领军人物。队伍的最后全是年轻人,像任新民刚刚回国时一样年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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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了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为我国的航天工业献出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荣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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