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铭传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尚长文


目  录

引子 5

第一章  沦陷区里的童年岁月 5

1  战乱中落生 5

2  故乡在上虞 7

3  童年与外婆相关 10

第二章  在红旗下长大成人 12

1  少年早发愤 12

2   市东中学遇良师 13

第三章  求学于华东化工学院 17

1  接受洗礼 17

2  为祖国而发愤求学 20

3  渴望飞翔 22

4   生活的烦恼 24

第四章  初入社会搞四清 26

1  了解乡村及农民 27

2  走进工厂 29

第五章  高桥:雏鹰起飞 31

1  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员 31

2  好一个“小小老百姓” 32

3  能干也会干的年轻人 35

4  创业中收获爱情 37

第六章  金山:鲲鹏展翅 40

1  茫茫海滩摆战场 40

2  金山卫工地喜结连理 44

3  海滩上的会战 45

4  回眸1975 50

第七章  鏖战于另一个战场 52

第八章  二期工程撒汗水 56

1  一波三折的二期工程 56

2  拼搏:为了二期工程 58

3  学习:为现代化企业管理插翅 59

4  会战工地上的春节 61

5  扬子石化“救火” 62

第九章  第三座丰碑 65

1  什么叫乙烯 66

2  副总理的期望 66

3  风云突变 67

4  执掌帅印 69

5  破冰、破冰 71

6  众志成城 74

7  走上前台的新人 75

8  总理的祝贺 77

第十章  打造中国第一家走出国门的改制企业 78

1  审时度势寻求突围 78

2  进京赴考 80

3  摸索前行 82

4  瞄准“境外上市” 83

5  翻出“家底”晒太阳 86

6  山重水复“已”无路 88

7  香港有“客”来 90

8  柳暗花明“进”新春 92

9  长风破浪会有时 92

第十一章  惊天一拍:强力推进石油化工国产化装备建设 94

1  新的平台 94

2  急待突破的重大装备国产化 95

3  从乙烯裂解装置的国产化入手 96

4  上下同心:一切为了国产化 99

5  石化企业国产化建设全面告捷 101

第十二章  炼油装置重大装备国产化成效卓著 102

第十三章  赛科:兼任董事长 104

第十四章  以先进工程建设理念掀起中国石化基本建设新高潮 107

1  副总理的记忆 107

2  燕山乙烯改造:老树发新枝 108

3  镇海炼化:旧貌换新颜 110

4  众化工企业: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112

第十五章  创立适用于我国炼油化工工程建设的管理模式 113

1  创立“IPMT+EPC+工程监理”项目管理模式的背景 114

2  “IPMT+EPC+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架构 116

3  “IPMT+EPC+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 118

4  “IPMT+EPC+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启示 119

第十六章  参与并组织中国最大的国企改革 120

1  渐已成熟的改制背景 120

2  来自高层的支持 121

3  出任中石化股份公司总裁 122

4  引得活水汇清泉 123

第十七章  意外的国际官司 124

1  我和王总认识的过程 124

2  官司的由来 125

3  休斯敦交锋判“离婚” 125

4  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官司 126

第十八章  为了海南的碧水蓝天 127

1  目光投向海南 127

2  精心选择厂址 128

3  高水平高起点超一流 129

第十九章  不是谢幕的谢幕 130

第二十章  关注全球炼化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33

1  世界炼化工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134

2   中国炼化工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135

3  中国炼化工业面临的挑战 136

4  中国炼化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137

第二十一章  发力:瞄准石化业的转型升级与发展 138

1  把脉中国石油化工工业的现状 138

2  未来五年的机遇与挑战 139

3  市场发展前景:峰值、过剩 141

4  转型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142

第二十二章  面向未来,回报社会 143

1出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 144

2  担任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的副理事长、秘书长 145

3  担任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 146

4  中石化科技委员会的资深委员 147

5  甘为人梯育英才 149

后记 150

附录一  王基铭大事年表 152

附录二  学术代表作 159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引子

2006年,清明节。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的一座青山上,走来了几位祭奠的人。

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一天,上虞的天空并没有飘下雨来,但天空却显得异常的沉闷。站在半山上远处的天际,视野的尽头,连绵到天边的是一片模糊的黑色。沿途走来,不时地看见路两旁的山野上,有人已经在焚烧着纸钱。

几个人走到两座坟茔前停了下来。坟是老坟,上面已有青草长出,拔掉草,又用枯黄树枝做的扫把将坟前打扫了一下,摆上贡品,点上香烛,正当中的那位年长者喊了一声“爸爸、妈妈”, 长者哀哀的说。说:“今天是清明节,我和弟妹们来了。这些年,儿子一直忙于工作,总是没空儿来看望二老,爸爸妈妈!忠孝不能两全,原谅当儿子的不孝吧。”

说着,长者便深深地鞠躬祭拜,一干人便随着长者垂下头来。

纸钱在燃烧,燃烧!黑黑的烟,飘起的灰烬,让人的心变得沉沉甸甸。

长者打开一瓶酒,将酒轻轻地撒在坟前。

“爸爸,这是儿子孝敬您的老酒,您慢慢喝吧。”

继而,点燃一支烟摆在坟前的小桌上。

“妈妈,您为了操持这个家,一生省吃俭用,也慢慢享用吧,这是我们儿女们的一片心意啊。”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我们做儿女的,都想你们啊。”

山无言,只有微微的山风轻轻地吹过身旁。

看一眼灰蒙蒙的天空,长者的眼泪便抑制不住的夺眶而出。

……

这位长者,便是2005年刚刚卸任的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基铭。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一章  沦陷区里的童年岁月

1942年,沦陷区上海。母亲在惶恐中生下长子王基铭。童年时的王基铭,早早地便感受到了铁蹄下的苦难,及底层老百姓生活的窘迫。幸好,王基铭有一个深爱他的外婆。在外婆那里,他读完了小学最初的三年,因为年龄最小,个子在班上也最矮,为免受大孩子的欺负,王基铭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赢得同学们的尊重。

 

1  战乱中落生

1942年,正是日军占领上海的第5个年头。

自1937年8月13日打响淞沪战役,11月12日,75万国军在30万日军精良的武器、排山倒海的攻势中败下阵来,沦陷的上海就再没有了安稳的日子。

一寸国土一寸血。日本发动的“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上海由此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据《申报年鉴》记载,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

这是1937年的上海。

家国破碎,最先倒霉的便是老百姓。1937年之后,头两年里,上海街头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之后的这种情形虽然有所改变,但逃难的现象却始终存在,成了上海滩上见怪不怪的一大情景。

1942年的5月底。

上海杨浦区榆林路附近的一个弄堂里,火柴厂青年女工蒲再仙已进入到了临产阶段。这位年轻的孕妇已在十多天之前不得不留在了家里,等着肚子里的孩子降生出世,尽管如此,蒲再仙的内心却始终快乐不起来。蒲再仙此前怀孕生下的几胎新生儿,因为战乱,皆无一幸免的死于疾病与饥饿。现在,眼见得马上就要临盆,未来的小生命究竟能否平安成人,便让女人纠结得不行。

这还不说,单是接生就困难得很了。自从上海沦陷,日军便在市区开始了灯火管制,一到晚上,整个上海滩便是一片寂静,远远的望去,宛若一座死城。要是在白天还好说,万一到晚上临盆,这可该怎么办呢。更为危险的是,日军实行严厉的宵禁令、军事管制法和保甲制度,市民外出,尤其是晚间外出,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当作抗日分子处置。1942年的上海,实际上已被改造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中营”。

女人烦躁的在屋里走动着,忧心忡忡,神舍不守。

女人的丈夫名叫王炳寿。王炳寿低声地劝慰着女人,语气里却掩饰不住自身的慌乱。

王炳寿,1911年出生,这是一个有着江南人所共有的文稚气十足的小伙儿。九岁那年,王炳寿便被父亲送到杭州学习丝绸的制作加工,学成后去到上海,在一家丝绸厂就业。由于踏实能干,很快变成了那家厂子里最熟练的技术人员,然而,旧上海时期尤其沦陷时期的上海,一个低收入的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要想真正的做到养家糊口又谈何容易,也因此,面对焦躁不安的妻子,王炳寿除了简单的安慰,剩下的便是躲在门外失神地盯着远处的天空。6月的上海,此刻正滚过一阵又一阵热浪,热浪中,人的心也因此而变得不安起来。

临盆的日子到底还是来了。

1942年6月10日,贫民区里,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啼哭。进去吧!王炳寿的岳母从屋里走出说。老人是专门从闸北水电厂那边赶过来的。尽管神色疲倦,但声音里还是有着掩饰不住的喜悦。王炳寿没等老人将话说完,便飞快地去到屋里,从产婆手里接过了新生儿。产婆是老岳母隔壁上了岁数的邻家婆子。那个时代,没有接生条件的上海贫民,有不少都是请有经验的产婆来家里接生的。

这个晚上,王炳寿的岳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粽子、汤圆,还有从集市买来的花生、鸡蛋,请助产的邻居一起,全家人充满喜气地吃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晚餐。心细的老岳母按照江浙风俗,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红蜡烛,于当日晚间将红蜡烛点燃在观音菩萨像前,为新生儿的出世,上香许愿、祈求平安。

随着“噌”的一声火柴的擦燃,黑暗中,红色的蜡烛燃起了红色的火焰。

炳寿,来吧!岳母轻声吩咐着姑爷。王炳寿将怀里的儿子小心的递给岳母,这才恭敬地上香,又按照敬祖的习惯,磕了三个头,这才将双手合于胸前,低声地祈求。请保佑我的儿子吧,让他免受战乱,健康成人。

新生儿的名字是按八字排出来的。按生辰八字推算,新生儿命里缺土缺金,“基”和“铭”字,恰好对其进行补充。

“王基铭”这三个字,便成了这个孩子的名字。

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国人,祖祖辈辈所期盼的,都是对后人无限的期望和祝福,这也是贫苦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能在战乱和贫困中得以不断延续的最根本的原因。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出,中国老百姓的生存能力就不是一般的强,任何侵略者试图通过杀戮来征服一个民族,都是痴心妄想。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  故乡在上虞

1942年的9月底,王炳寿携妻子以及出生百日的儿子王基铭,回到了浙江省上虞老家。

这趟回乡,主要是给母亲王氏夫人报喜而来。“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战乱时期的上海,虽然邮路尚未彻底中断,报喜的信件也早已寄了回去,却始终没有接到上虞老家的家书,这让王炳寿放心不下,便决定无论形势怎样险恶、糟糕,都必须亲自回家向老太太报喜。家里生了孩子添了丁,报喜便显得尤其必要。

9月的回乡路当然不像现在那么便利。从上海到上虞,走旱路抵达绍兴。到了绍兴,就得走上一程的水路了。江南处处皆水乡,水乡处处皆风景。走水路相对缓慢些,但坐在船上,白天看远处的村庄,村庄上的绿荫,看一簇簇整洁而鲜艳的宛如镶上去的画一般的蔬菜地,晚上则在夜色灯影里,听桨声水声,听村庄上传来的犬吠声,倒也令人惬意。江南人大都温文尔雅,其斯文的性格是否和这种人文环境有关呢?

和往常有所不同的是,此番回乡,因了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王炳寿也因此没了往常的耐心,无暇去欣赏两岸如画的风光,好在是探亲,更由于拜见母亲的缘故,乡愈近,情也愈加的切,就巴望着船舟能早点靠岸。人急船却不急,更多的时间里,王炳寿只把视线停留在妻子蒲再仙怀里的这个出世百日的儿子身上。看一眼怀中幼小的儿子,王炳寿的内心便是一阵止不住的澎湃,便不自觉地想到了故里,想到了母亲,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所走过的风雨之路。

王炳寿,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祖籍浙江上虞县百官镇。

百官镇地处浙江的东部,是现今绍兴市上虞区的中心,位于绍兴地区的最东边,是一个与宁波交接的边界镇子。说起来,百官镇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来头的。相传乾隆十六年间,乾隆以督察河务海防、考察官方戎政、了解民间疾苦以及奉母游览为由,第一次南巡江浙。到了上虞境内,品尝了上虞最具特色的酥鱼。或许因为酥鱼和江南酸酸甜甜的鱼虾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乾隆皇上不由得龙颜大悦,一生喜欢附庸风雅、题诗达千首之多的乾隆皇上,这一次手又发痒了,便兴之所至的在那家酥鱼店里信手留下了“绍氏鱼坊”几个字,而后便带着一干随从飘然而去。

由于是微服出访,乾隆皇帝走后的第三天,浙江各地的大大小小官员,才闻风赶到上虞,想拜见乾隆皇帝。这些文武百官在上虞没有等到乾隆,却在那里发现了乾隆皇帝留下的手笔,便商量如何在上虞留下点什么以代表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大家一商量,把上虞的城区索性改成“百官”的地名,以此来效忠乾隆,----浙江的百多位官员在上虞恭候过皇帝。百官地名也由此而来,成为沿用至今的百官镇。

王炳寿出生在百官镇。其父一生经营小买卖,靠做豆腐为生。由于生活贫困,仅靠卖豆腐实在难以为继,王炳寿的父亲便在儿子13岁那年,将其忍痛送到杭州的一家丝绸厂当学徒,指望儿子能另辟蹊径,找到一条吃饱饭的路子。在杭州,王炳寿学徒期间是没有工资的,老板只管饭而不给薪水。手艺学到手,也不能说走就走,还得留下来,专门拿出两到三年时间为老板做义工,这叫作“报答”,报答之后,才算满师。

那时的学艺,大抵都这么个样子。

好不容易熬满“报答”期,王炳寿便跟着师兄弟到大上海淘金。到了大上海,王炳寿这才发现,尽管自己有一手熟练的丝绸工艺设计技术,但要在上海滩上站稳脚跟,就实在有点天方夜谭了。十里洋场,原本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一个老实本份的外乡人,能在那里将肚子糊弄饱就已属万幸了。

值得庆幸的是,正是在上海,王炳寿经人介绍结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蒲再仙。和王炳寿的人生所不同的是,蒲再仙尽管祖籍浙江上虞崧厦镇蒲家村人,9岁时便到上海的一家火柴制造厂当童工。或许因为有老乡这层关系,年轻秀丽的蒲再仙头一次见到王炳寿的时候,便被这位年长自己五岁的年轻儒雅的同乡深深吸引了。

吸引蒲再仙的,还有王炳寿稳重的性格,好学的品行,甚至那一口浓郁的百官镇的方言、口音,也让这位满口“阿拉阿拉”的上海姑娘产生了好感。在她的感觉里,这种地道的乡音,加上对方精干潇洒的形象,即便素昧平生,也足以让人可依靠、可信赖。至此,俩人的结合便显得顺利成章起来。

此番回乡,走了旱路走水路,一番折腾,终于踏上了故乡百官镇。

百官镇,这个隐藏在江南深处的古镇,虽饱经战乱,却掩饰不住其小巧玲珑。沧桑的外表下,是古镇千年形成的幽僻洁净。百官镇上的街,说白了不过是巷,童年里,街道上时常飘散着浓浓的炊烟,热闹的狗犬,小吃摊主抑扬顿挫的花腔叫卖以及女人们呼儿唤女的声音。而眼下,这些已都见不到了,街上已冷冷清清了。夫妻俩沿着那条铺着碎石的小路,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阵,便推门走进一个破旧的老屋,童年的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王炳寿的父亲之前已逝去,儿子携媳妇和孙子归来,让独居的老娘不由得一阵惊喜。回到故里的头几天里,刚满百日的王基铭便再没离开过奶奶的怀抱。儿子在上海成了家,立了业,又为老王家延续出了新的血脉,这不能不让老太太欣喜万分。她把小孙子小心地捧在手中,一边不停地喊着“我的孙子我的心肝宝贝哦”,一边用老花了的眼仔细地端详着,随即便不由自主的将唇贴了上去,对着孙子粉嫩的脸蛋响响地亲了一下。受到惊扰的孙子这时便发出一阵嘹亮的哭声。哎哟,炳寿啊,你看他的声音多有劲儿啊。老人用手轻轻地擦拭着孙子的眼泪,一边欣喜地对儿子和儿媳喃喃地说。

百官镇乡风纯朴,家族文化积淀尤其深厚,此次回乡免不得庆祝了一番。虽然时处战乱,但红鸡蛋什么的还是少不了的,蒲再仙不忍让婆婆破费,便自己拿出平日里辛苦攒下的积蓄,买来了鸡蛋、红糖、汤圆、面什么的,又去到市镇上买了点肉,打了几斤散装酒,置办了一桌菜,把自家男人的几个叔伯姊妹请了过来。毕竟是王氏家族又添加了新成员,闻讯的几个近亲也都没有空手赶来,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揣了或薄或厚的喜庆红包,有的还带来了银饰制品,乐呵呵地送到了蒲再仙的手里。

大家先是簇拥着去到王氏宗祠,摆上贡品,又焚纸烧香地祭奠完列祖列宗,这才回到家里。到家后,王炳寿抱着王基铭,让这个新生儿给端坐着的老太太拜了几拜,一家人便坐下来,热热闹闹地吃起了团圆饭。席间,祝福的话语说了一箩筐,只是说着说着,便彼此觉出了无聊,大家心里都明白,国家已经到了这么个份儿上,且不说上海滩早已成了战争创伤最重的城市,就连整个江浙地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这几年里,老百姓不也被日伪政权的苛捐杂税逼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么,如此来看,谁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呢?

喜宴喝成这么个样子,倒是先前所没预料到的。有一点却没错。1942年,正是中国抗战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刻,国破山河碎,偌大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时刻咬紧了牙关。这么想着,彼此的心里除了愤懑,还不免有些黯淡,却都不在表情上有半分地显现。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  童年与外婆相关

1945年8月,历经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日本人终于投降了。

消息传到上海,整个上海滩立即便沸腾起来。上海的各条街上早已挤满了人,鞭炮声欢呼声无穷尽地响彻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王炳寿抱着3岁的儿子王基铭,穿梭在欢呼的人群里。自上海沦陷后,这种情形就看不见了,抗战八年,中国人第一次带着自豪的微笑,自发地走上街头,欢庆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抗战胜利了,人民期望的和平生活却始终没有出现。重庆和谈失败后,国共内战旋即便爆发了。在这场内战中,上海是受到伤害最大也最深的一个城市,飞涨的物价,让每一个上海市民心惊胆颤,寝食不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7年,蒲再仙生下第二个孩子。原本拮据的日子,更显得难以为继。 王基铭的外婆王蒲氏老夫人是一个善良、贤惠勤俭的老人。王老太太把对女儿蒲再仙的喜爱之情,一股脑转移到了对外孙王基铭的照顾体贴上。她打小便给王基铭讲传说、讲故事,老人家看过的戏文,听过的传说,甚至上虞老家的各种风俗,从她嘴里说出来,便也成了味道十足的小故事。王基铭从小记性好,也很聪明,别看年龄小,外婆讲过的故事,让他重新复述时,倒也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他的聪明伶俐更让外婆增添了几分的怜爱之情。

1947年,王基铭上学了,那一年他5岁。

五岁,原本就没到上学的年龄。王基铭的入学完全是歪打误撞。那是一个再也不能平常的日子,那时王基铭住在外婆家,按照往日的习惯,他去找工房里的一群顽皮的小朋友玩。王基铭发现,和往常不同的是,那些个小伙伴儿们,都一个个穿戴一新,一问才知道,伙伴们是准备到学校去报名入学。好奇的王基铭索性便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他不想放掉这个看热闹的机会。

要去的小学离王基铭外婆家不远,那里有一所简陋的供工人子弟读书的学校---闸殷路小学。入学需要有个简单的测试。老师一般会出两道个位数的加减法题目来考考学生,王基铭就在一边看老师测试孩子,他发现那些题目竟然都难不住他,再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们经过这么一个简单地测试,便都一个个成了小学生,王基铭就再也按捺不住地产生了上学的愿望。于是当所有的学生都报名完毕被一个个家长带走后,老师便发现居然还有一个孩子站在自己的面前迟迟不走。

小朋友,你有事吗?老师笑眯眯地问。

我也想上学!王基铭弱弱地说。

你多大了?

5岁!

哦,那你明年再来报名吧。

老师,你刚才考他们的题目,我都会。不信,你也考考我吧。

王基铭绕着弯儿的求着,老师不禁笑了,这个鬼机灵哟。便真的考起了王基铭,老师发现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小男孩,不但会算术,居然还识得一些简单的汉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便高兴地摸了一下王基铭的头,微笑着点了点头,一本正经地说,王基铭同学,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被我校正式录取了!

从此,5岁的王基铭走进了课堂,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王基铭在闸殷路小学念了整整三年书,这时候时光便到了1950年。这三年里,王基铭最大的收获是养成了好学上进争第一的习惯。因为入学的年龄比较小,王基铭是当时班上最小的一个学生,和其他六岁、七岁入学的孩子相比,王基铭的个头在班里也是最矮的一个了。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平日里便不时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摆脱欺负的最好的办法便是学习上争第一了。成绩上去了,第一了,老师喜欢,同学也会不自觉的对自己友好起来,尊重起来,受欺负的可能就会由此而减少。有了这种需求,王基铭努力学习的劲头也就无形里增大了。

三年的学习里,王基铭始终坐在第一排,他的成绩也始终名列班上前茅。这样的情形一直维持到小学三年级,直到转学离开。转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1950年,王基铭外婆家附近的上海闸北水电厂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上海解放后,不甘失败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曾扬言,要用飞机的轰炸,把上海变成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黑暗、瘫痪的城市。飞机轰炸实际上从1949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起初,国民党空军不断侵犯上海,规模还不是很大。后来在蒋介石督促下,国民党空军在舟山扩建机场,调集了大批飞机,形成了对大陆尤其是上海的严重威胁。

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分四批轮番轰炸了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厂等地。当时解放军在上海只有两个组建不久的高射炮团,一个高射机枪排,一个还不能发挥作用的雷达队,这样的防空力量是很难阻止国民党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二六”轰炸那天,王基铭外婆家工房由于是在水电厂附近,而水电厂又是国民党飞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便有民房和人员不断遭到轰炸。可怜的外婆只能紧紧搂着年幼的王基铭蜷坐在防空洞里,直吓得全身发抖却又无处可逃。据事后统计,轰炸当日,国民党军飞机在上海投弹60多枚,毁坏房屋千余间,市民伤亡1300余人。上海几个主要发电厂和自来水厂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上海市的发电量由15万千瓦一下降到4000千瓦。绝大部分工厂被迫停产,上海的经济受到重大损失。台湾当局和美国的报纸、电台,以此大做文章,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则乘机造谣破坏,上海市民的情绪和社会秩序受到了很大影响。

“二六”轰炸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党中央的支持下,迅速强化了对大上海的空天保卫工作,苏联老大哥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协同中国军队联手保卫上海,几个月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防空力量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对舟山群岛形成强大的包围之势,这种无节制的轰炸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轰炸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却让外婆担惊后怕,让王基铭转学回父母那里,也便成了最直接的理由。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二章  在红旗下长大成人

王基铭的初中是在学校住读的。这种住读,早早的使少年王基铭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到上海市重点中学市东中学,在那里,他们和教化学的班主任查月巧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查月巧老师的精心培育下,王基铭所在的这个班里,有12名学生奇迹般的同时考进到了华东化工学院。

 

1  少年早发愤

“二六”轰炸后没多久,王基铭便转回到父母居住的杨浦区荆州路小学。在那里,王基铭念完了小学。小学毕业时,家里已有了4个孩子,因家里住房过小,写作业的地方都成问题,王基铭便想去到公立住读学校读书。征得父母同意,王基铭考进到具备住读条件的江湾中学念初中。吃住在学校,尽管没有父母的直接照管,王基铭刻苦学习的自觉性却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学习仍然在班里和年级里保持在上游水平,优异的学习成绩使得他在初二时,便成了肩扛“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干部。

王基铭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排行老五的二弟也出世了。加上父母,家里便老老少少的成了一个七口之家。人多了,居住面积却没有改善,全家仍居住着一个仅有28平米的蜗居。住房问题大约是困扰国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这种困扰自古代似乎就由来已久,大诗人杜甫就曾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记叙过这种尴尬。上世纪50年代乃至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个问题仍表现得十分突出。

上海尤其如此。

王基铭清楚地记得,自己直到高中毕业还是和弟妹们睡在晚上临时搭起的木板床。早上早早的起床,铺盖卷起,便可以用来洗菜做饭了。吃了晚饭,搭上一块薄木板,便成了写作业的桌子。如此拥挤的住房,就这样让中国人在空间的利用上,展现出了充分的智慧。

幸好,王基铭在读的那个初中有住读的条件,整个初中里,王基铭便全天候的吃住在学校,一个月回家一次。这段时间里,王基铭养成了较好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每天,他都会按照学校的作息制度,起床,洗漱,然后便去到学校的那个不大的操场上,做操,跑步。这之后,便是去食堂吃早餐,吃完后,再以跑步的速度踏着铃声去到教室上课。

每天的学习结束后,他还会把自己换掉的衣服洗干净。洗衣服,是王基铭尤其上心的一件事情了。他小心地使用着肥皂,毕竟每一块肥皂都是用紧巴巴的人民币换来的,稍许的浪费都会令他愧疚不安。也因此,每次洗衣服,他都会认真的参照妈妈教给他的办法,将肥皂更多用来洗袖口和领子。打上肥皂后,王基铭小心的用手搓洗着,他甚至担心由于自己用力过重,会过早的将衣服因搓洗而损坏。

这样的细节不单体现在洗衣服上,就连牙膏的使用,王基铭也格外的小心。不止一次的,学生时代的王基铭曾为每一次牙膏的用量进行琢磨,他发现,按照牙刷的长度,每一次牙膏的用量控制在四分之一的长度,就足以清洁牙齿。这种用法,一个学期下来,仅需要一筒牙膏就可以了。这还只是刷牙。每次用餐后,尽管学校食堂的饭菜缺少油水,王基铭还是会习惯性的倒上开水,将饭碗来回的涮一涮,再将其小心的喝掉。

家里的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为操持七口之家,母亲蒲再仙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个阶段,挂在母亲嘴里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不容易”三个字。日子也真的不容易啊,想想看,这么大一个家庭,仅靠着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活,这样的日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日子过得紧巴,母亲的脾气就也变得暴躁起来,就连说话有时也变得絮叨起来了。当年的那个温温柔柔的小女子,被树叶般密集的贫苦日子,彻底改掉了原有的柔顺性格。父亲王炳寿倒似乎没什么变化,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王炳寿始终对生活保持着健康乐观的态度,每逢母亲因生活拮据而絮叨时,父亲总是默默的听着自己的女人无休止的抱怨。王炳寿觉得,絮叨,有时候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说出来,吐出去,总比憋在心里要好。有了这样的想法,王炳寿便格外地理解妻子,也格外地心疼和照顾妻子。

几个年幼的孩子有时对母亲的絮叨表现得不太耐烦,王炳寿便在背后劝孩子们。王炳寿说,你们的妈妈,不容易啊,她总归是为这个家好,谁让我们穷呢,穷人家的日子就这样。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记住,穷人靠读书翻身!

穷人靠读书翻身,这句话王炳寿讲过多遍。

这也是王基铭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如果说童年的王基铭仅仅是为了少受同学欺负而刻苦学习,那么,初中时代的王基铭,已经在艰难的生活中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只有发愤读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未来的人生。

带着这种信念,王基铭走完了自己的初中求学之路。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   市东中学遇良师

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经济拮据,王基铭的母亲蒲再仙便不再同意他高中继续住读了。母亲的理由虽简单,却不无道理,王基铭没有理由不答应,于是便考到离家不远的上海市市东中学读高中。

市东中学是上海有名的一所中学。学校创始人聂云台,名其杰,其父聂缉椝是曾国藩女婿、曾任上海道台。聂云台先生捐地十一亩余,在培开尔路荆州路角(今荆州路42号)由工部局建屋兴学,1916年1月始招生,校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第一任校长为英国人端纳(L.H.Turner )。1941年易名为“缉椝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一所市立中学,1951年改为现名“上海市市东中学”。五十年代初期,著名教育家段力佩吕型伟担任解放后的第一、第二任校长。王基铭考入市东中学时,校长便是吕型伟先生。吕型伟先生因教育业绩突出,后来曾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也因此,这所高中在解放初期,便集合了不少教学水平过硬的知识分子,这也使得市东中学不但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水平高,学校的学习氛围也格外的浓郁。

解放后,市东中学以“培养劳动人民子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为办学宗旨,以“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为校训,1953年始,成为上海市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涌现出一批在上海乃至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优秀教师,培养出一大批国家建设的各方面人才。2006年举行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中有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后担任上海市人大主任)、纪委副书记洪林珍、副市长周慕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光裕、总工会主席包信宝、台湾文化名人李敖先生以及一大批荣誉校友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

让王基铭难忘的是,在那所中学里,王基铭有幸遇到了恩师查月巧女士。

查月巧,那时候也就是40来岁。作为一个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查月巧年轻时期痛感于国家的落后,怀着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投身到教育战线,但旧中国的积弱无能,并没有给她带来哪怕一丝的希望和亮光。上海沦陷,更使她饱尝了做奴隶之苦。好不容易熬到日本投降,进入上海滩的国民党政权,让她看到的却只是腐败和堕落。1949年,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开进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怀抱着枪支睡在大街上的情景进入到她的眼帘中时,查月巧便从那个时刻,打心眼儿里爱上了这支军队。她从这支军队的身上,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也似乎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新中国成立后,查月巧老师很快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积极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去,为新中国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重新作为一个人生的信念和目标,深深地植根于查月巧的心中。

上课了。查老师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教室。

起立!

随着班长一声稚嫩的指令,全班同学齐刷刷地站立起来,----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查老师微微地点头致礼,她用亲切的目光打量着讲台下的一个个学生,然后她背转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字:查月巧。

这是我的名字!从现在开始,我教同学们化学课,同时担任大家的班主任。查老师对着学生轻声说道。

查老师环视着大家。同学们发现,她的眼睛好漂亮啊,和蔼,慈祥,像母亲更像是一位年长的老大姐。她微笑地看着大家,奇怪的是,每一个学生却都觉得,她是用目光在和自己交流。

为什么要学习化学?查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随后,查月巧便从有趣的化学现象,谈到化学在生活中的运用,谈到化学学科在未来的祖国建设中的作用,查老师用一个个生动的例子,为班里的同学展现出了精彩纷呈的化学世界。

校园里一片静谧,远处的枝头上有秋蝉在鸣叫。

教室里,学生们屏住呼吸,听查老师娓娓地讲解。

化学,原来是这么的有趣啊!

在市东中学,查月巧老师从高一给王基铭所在的班级当班主任、上化学课,一直带到学生们高中毕业。毕竟是上海市有名的重点中学,进入高考,这个学校的学习优势一下便体现了出来。高考成绩公布后,这个班里的学生差不多都过了大学录取线。或许是受查月巧老师的影响太深,班里有24位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都情不自禁的把化工专业作为未来的事业首选放在了高考志愿的第一位。

王基铭自然和班里的同学一样,对化工专业表现得格外青睐。

但阻力便是在这时产生了。按照王基铭本人的想法,他决定报考校址在上海市的华东化工学院。没想到母亲蒲再仙却不同意。母亲当然希望儿子能上大学,但这个大学不应该是华东化工学院,而应该是师范类的大学。反对的根本理由还是在于家庭自身的经济,----师范类大学在那个年代里,国家为学生提供全额助学金。有了助学金,便多多少少能帮助家庭减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为了说服母亲同意自己报考华东化工学院,情急之下,王基铭去到学校搬来了查月巧老师做自己的救兵,查老师欣然答应了。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查月巧老师来到了王基铭家中。她耐心地听完蒲再仙的讲述,然后便理解的点点头。随后,查月巧老师就慢声细语地开口了。她从新中国奇缺的化工人才现状,讲到了化工专业未来所具有的辽阔的前途,又从化工专业讲到了国家的工业建设中,所担负的重大使命和作用。查老师特别用很大的篇幅,重点讲到了王基铭对化学学科所展现出的浓郁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查月巧老师最后建议说,在未来的事业选择上,我们做家长的,还是应该更多的照顾到孩子自身的兴趣和愿望。

查月巧老师说话的时候,父亲王炳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认真地听着妻子蒲再仙的话,同时也反复地掂量着查月巧老师的见解。查老师在王基铭家整整坐了一晚上,临出门时,父子俩感激的把老师送出了里弄,又往前走了很远一段距离,这才在查老师的劝阻里缓缓地往回走去。

快到家门口了,父亲扔下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基铭啊,你已经长大了,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我支持你!

这是1959年,这一年,查月巧所带的这个高中班上,王基铭和班上的其他11位学生,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12位莘莘学子同时被一所专业学院录取,并且这12位同学中,出现了王基铭和另一位名叫舒兴田的工程院院士,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也不多见。

2011年,适逢查月巧老师百岁寿诞,王基铭和当年高中班里的同学,那些散落在祖国四面八方的校友们,相约回到上海,为老人做生日。那时候,老人的神智十分清晰(老人于2015年逝世,享年104岁),大家手拉着手,整齐地站成一个环状,把老人团团地围在当中。依然慈祥的查月巧老人,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她伸出手,和面前的这群已经不再年轻的学生们一一握着手。

当年的这群学子,不少已成为国内各大企业、各大院校以及各科研机构的带头人,但在老师面前,大家还是下意识的谦恭地弯下腰去,紧紧握着老师的手。时光荏苒,光阴不再倒流,但那个时刻,大家却仿佛都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回到了市东中学的校园里。操场上运动着的身影,课堂里认真听课的坐姿,校园的花圃里,那一排排密密匝匝的万年青,还有校园的大路旁,亭亭玉立的梧桐树。忆当年,大家是多么的年轻,多么的稚嫩啊,一眨眼,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

生日的宴会上,当硕大的生日蛋糕被年轻的服务员推进大厅时,当年的班长像学生时代那样,用不再稚嫩的声音,大喊了一声“全体起立”,现场的学生便是在这个声音里齐刷刷地站立起来,不自觉地喊出了“查老师好”。

同学们请坐!老人依然像当年那样轻声地回礼。却没人坐下。大家恭恭敬敬地站立着,在音乐的伴奏下,慢慢的向查老师围拢过来。众位同学一起环绕着查月巧老人,一边鼓着掌一边唱起了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首生日歌,大约应该是世界上最短也最抒情的一直歌曲了。一曲生日祝福歌尚未唱完,同学们的眼睛就变得迷蒙起来。

在市东中学,王基铭还养成了爱好文学,尤其是对写作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教他们的语文老师是卞达人老先生。卞老师教写作很有办法,他反对学生生编硬造,主张将作文变成“说话”。比如记叙文,在卞老师那里,便是怎样将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用嘴巴讲的明明白白。讲明白了,话就说完了,随后形成文字,作文即可结束。再比如议论文,怎样让自己的观点鲜明站得住脚,就需要例子来论证。所举的例子能否有说服性,怎样用最简短的语言来完成例子的叙述,这些才是作文的要点。

经过卞老师指导的学生,大都在语言表达上比较熟练,写出来的文字,不啰啰嗦嗦,又言简意赅、生动有趣,有着十分鲜明的层次感。王基铭正是通过“说话”,理解了作文;又通过作文的写作,锻炼了自己的口才。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话”也真的影响了王基铭,即便是成人后,王基铭在职场上也始终坚持朴素明了的表达风格。

好了,尽管生活仍充满艰辛,但无论怎样,华东化工学院的大门,已经向王基铭打开了。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三章  求学于华东化工学院

1959年,王基铭考入华东化工学院。由于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助学金的底线,王基铭的大学只能完全由家庭来负担。面对国家被封锁的困境,王基铭和同学们刻苦学习,确立了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人生信念。在老师的帮助培养下,王基铭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了石油炼制专业的高等教育学习,后因父亲中风,不得不放弃研究生深造,踏上了工作岗位。

 

1  接受洗礼

华东化工学院,是现华东理工大学的前身。

当年的华东化工学院,是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交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东吴大学(苏州)、江南大学(无锡)、浙江大学等校的化工系合并组建成的全国第一所单科性化工院校。1960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直属原高等教育部。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校共为国家培养了十多万名毕业生,十多人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人成为高校、科研机构、国家骨干企业及政府部门的领导和中坚。

1988年,在学校庆祝石油加工系成立二十周年时,江泽民同志欣然题词:人才辈出。

找江泽民题词的,正是王基铭。

其时,王基铭担任上海石化总厂副厂长,江泽民那时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是企业领导,另一个则是政府高官。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上海石化和上海宝钢,是上海市最大的利税大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对这两个企业便格外地关注,和企业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就自然很熟悉。

王基铭正是凭借这个便利,从江泽民那里求得了题词。一年后1989年,江泽民便离开上海,从“江书记”变成了“江总书记”。

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1952年10月25日创建时,校址为上海江湾政法路195号(旧称协议路1号或平昌街,民国同济大学理学院旧址)“进步楼”。整个校园占地面积为49.84亩,所有权属同济大学。1952年11月7日,政府将其划归给华东化工学院,成为该院的校本部。次年3月,学校开始新建梅陇校区,占地610.2亩。时任华东化工学院院长的,是著名学者张江树。张江树,又名雪帆,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他毕生致力于物理化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我国早期物理化学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为我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培育了中国几代科学技术人才。

建校之初,在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张江树带领全体师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从简陋的教室、宿舍和实验室开始,边教学、边建设,这一传统使华东化工学院在上海高等院校中被视为勤俭办学的标兵。他从学科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工作、学生教育直到行政管理,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在他的辛勤努力下,使华东化工学院在较短的时间内已初具规模,并于1960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院校。这个时候,华东化工学院已顺利地完成了“七校”学科整合,创办了夜大学,完成了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并于1956年首次招生外国留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江树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仍然尽力工作,设法减轻学校遭受破坏的程度。1978年张江树恢复院长职务后,立即进行恢复整顿工作,使学校得到迅速发展。1981年起,因年迈多病他退出第一线,担任华东化工学院名誉院长,但仍始终关注学校的改革和建设的进程。华东化工学院从一个单科性的学校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所理工文并举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凝聚着张江树的半生心血。

初入华东化工学院,王基铭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激动,高兴了没多久,王基铭便因助学金的问题难受了好几天。王基铭家的唯一经济来源,是父亲王炳寿的月工资,其月工资为111元。当年,政府对城市贫困学生的资助规定是,拿月工资除以全家的人口总数,平均值在13元以下,方可享受国家提供的贫困生助学金的救济。

由此可以简单地推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城市居民的贫困线当是在13元。王基铭家的人均生活费恰好在14元。如此靠近的一个数值已经说明,王基铭家的生活,在当时,实际上是处于城市贫民的生活线。

就是这一元之差,让王基铭与助学金擦肩而过。它意味着,整个大学5年里,王基铭将不再享受到一分钱的助学金。这在无形里又要增加父母的负担,这种负担可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整整五年。也因此,大学期间,王基铭很少回家,既想回家,又怕回家。那时候,他尤其害怕见到母亲,就似乎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事似的,觉得自己对不起家里,拖累了家庭。

好在大学的生活是全新的,也是多彩的,更何况自己又进入到了一所喜欢的大学,这还不值得高兴吗?

入学后,华东化工学院便热热闹闹地开了一个迎新生大会。出席会议的便有华东化工学院的院长张江树。新生们刚一入校,便知道了自己所在的学校里,张江树院长可谓大名鼎鼎了。对这位泰斗式的院长,王基铭打心眼里感到敬佩。上大一、大二时,王基铭曾不止一次地听过张江树的课。张江树的课尽管专业性很强,但就化工学院的性质来看,他所传授的课程,多少还属于公共课。

令王基铭倍感可惜的是,自己在后来辗转的工作调动里,不但当年所记的张江树院长的听课笔记早已遗失,其它的听课笔记包括教材也都已不知去向,这让他倍感遗憾。但他清楚地记得,张江树讲大课时,除了所在专业的学生去听以外,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闻风而去,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

张江树的课讲的别具一格。此人长着一颗硕大的头,大脸,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鼻梁上架着一个深度的近视眼镜。张江树是江苏省常熟县人,说得一口比较流利的普通话。他讲话语速不快,慢条斯理,不急也不躁,但一节大课下来,却在不知觉里,清晰明了地讲透了教学内容。

这大约就是名师的风范。所谓名师,往往就是那种能把复杂的艰涩的内容,说得深入浅出的人。张江树院长,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张江树院长属于典型的“海龟”,但却很少穿西装。他当院长那阵儿,虽然学校里也有教师穿西装,但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渐改变,穿西装的人已经很少了,更多的人则是穿一身中山装。张江树便是中山装。这样的穿着打扮,让他显得非常的严谨。事实也正是如此,张江树院长上实验课,学生便感觉到那些试验器皿在他的手上,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精美的上世纪留下的珍贵文物,让人不能不小心,也不能不认真。

张江树还有一个特点。他上课,从头到尾只一根粉笔,粉笔用完了,课也随之讲完了。张江树拍拍手上的粉笔飞尘,把小得无法捏住的粉笔头轻轻地放到讲桌上,自己再回转头去,看他的板书。

他在看什么呢,是想从那里再找出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这差不多便是张江树结束教学课之前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这个动作给王基铭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满满一黑板的教学内容,看起来就让人赏心悦目。当年,王基铭包括华东化工学院里的学生们,就是从他们的院长这里学到了沉着、严谨的治学理念,这对学生们未来的工作影响尤其深远。

除了校长张江树的直接影响,王基铭在回忆这段学习历程时,还对华东化工学院众多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王基铭还清楚地记得华东化工学院的许多教过自己的老师,比如当年的系主任刘馥英等。刘馥英那时40来岁,这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女才子,能在人才济济的华东化工学院担任系主任,没有过人的才华是不好办的。

当时的教师不少是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有的言语直率,有的则在行为举止上,多少显得有点独立特行,但在校园里并没有被人当作“异类”。华东化工学院的这种宽容,反映到教学上来,能看出这个学校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持的是一种开放、宽松和包容的办学风格。

这是为什么呢?王基铭觉得这种风格所秉持的,或许正是当年大师辈出的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吧。华东化工学院是一所“七校整合”的高校,西南联大不也是由清华、北大等名校联办的大学么。不管怎样,华东化工学院这些教师尽管大都来自不同的大学,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身上却都有着浓郁的爱国情怀和极深的学术造诣,都有着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美好愿望。

这一点,从这个学校的校训便可以看出来。华东化工学院的校训是:勤奋求实,励志明德。这也是老院长张江树所一贯倡导的治学精神。

“勤奋求实”主要体现该校师生做事、求学的态度,这种态度造就了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不尚虚夸、不事张扬、崇尚实干之精神品格。

“励志”指学校育人之道重在培养锻炼和努力树立师生员工的科学理想、远大志向。“明德”出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是指学校育人之道在于努力引导师生员工的道德达致理想境界。

“励志明德”与“勤奋求实”相互辉映,使得校训立体、生动,更突出了以德为首、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大学风范。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所大学毕业成千上万的学子,不但在学校里按着这一校训踏实治学,日后走到工作岗位上,也都把校训当作了自己做人的准则。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求学,毫无疑问,对青年学子来说,便无疑于一种洗礼。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  为祖国而发愤求学

王基铭入学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分到石油炼制专业。对一个上海长大的青年学生来说,石油很陌生,也很遥远。入学后,他才慢慢的了解到石油的重要性,也开始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石油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放眼那个年代,我国的石油工业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为数有限的几个油田都集中在西部,无论运输还是开采,成本都极高,更致命的是,无论克拉玛依油田还是玉门油田,产量都很低,无法满足六亿人大国的建设需要。那时的内地,也只川中有发现油田的可能,但50年代末期的川中石油会战,实际上是失败的。彭德怀元帅对此曾无奈地说过,缺少石油,我们的坦克大炮就是废铁一堆,连叫花子手中的打狗棍都赶不上。

天不绝人,天不绝中国人。1959年9月,就在王基铭进入华东化工学院学习的同时,黑龙江大同镇境内的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随后,中国东北的大草原上,一场震惊世界的轰轰烈烈的大庆石油会战,便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呼之欲出的大庆油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带来了新的曙光。

关于大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耳熟能详了。有必要讲到的是,谈大庆会战,应结合当年的中苏关系来谈,离开这个大背景,就突显不出大庆会战的意义。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给中国诸多重大项目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苏联敢于漠视中国的感受,就是认定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被苏联套牢,最终会走投无路,彻底任“老大哥”摆布。说白了,在赫鲁晓夫的眼里,未来的中国顶多只是其属下的一个卫星国。

伟大的毛泽东岂能仰人鼻息!

一场真正决定民族命运的“苦难行军”,自此开始。这场苦难的行军,一旦失败,要么彻底放弃已有的工业化,因为中国缺少资源,没有工业化,中国连亚非拉朋友都不如,只能彻底向苏联认栽。看懂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大庆石油大会战,是一个民族寻求突围的一次悲壮行军,是典型的一次新长征。大庆会战,只能胜,不能败。一旦失败,贫瘠的能源,就足以成为遏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事实上,幸灾乐祸的美国人也在此期间放出了中国的石油能源即便连一个星期的战争都难以维持的结论。

石油,便成了打破封锁的命门所在。

大庆油田开展石油大会战的同时,高校里尤其石油及化工类高校的学习气氛,明显的浓郁了许多。学校的墙报上,写的最多的内容,便是来自大庆会战的各类捷报和消息。周末的学习讨论会上,大学生们谈的最多的,也都是怎样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石油化工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基铭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渐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知道这个专业是国家急需的,学习好这个专业就更能直接为国效力。整整5年的大学生涯里,王基铭差不多把每天的业余时间都放在学校图书馆里。华东工学院图书馆那时还比较小。要想占到一个读书学习的位子,就必须早早地赶到图书馆去。大学5年,他这个本科生就是从图书馆里泡出来的。他在那里读了很多石油炼制专业参考书及其它化工类参考书,做了一本又一本专业技术知识的记录与摘抄,尽管如此,他还是痛感自己在专业知识上的菲薄与不足。

1959年王基铭入学时,中国大地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高校的学生食堂里,已有了相当部分的粗粮,糟米、小米、玉米面等,都不时地出现在学生食堂,成了大学生们的口粮。那时的粮食定量也很苛刻。大学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30斤,统一按“343”的标准发饭票,即:早上为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三两饭,一般是半个馒头,一碗稀饭。缺少油水的年代,这个定量是很难让小伙子们填饱肚子的。有时到了周末,宿舍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凑点钱,到街上买一小包点心,你一块我一块的尝一下,便算是打了牙祭。这样的情景虽然有,却总是很少,因其少,才更让人印象深刻。

王基铭记得,那个时期里,晚上还好办一点,肚子感到发饿时,就也该到了学校熄灯睡觉的时候了,但问题是白天就不好办了,每天上午上课到十点后,肚子便“咕咕”叫。这种情况直到1963年才开始改观。

学生宿舍也显得非常拥挤。一间房子里,上下铺的架子床,挤下8个学生,出来进去的,经常碰鼻子。特殊的环境里,学生们都没有为条件的艰苦产生半点抱怨,大家明白,举国上下,都在共度难关,就恨不得更加刻苦的学习,为祖国分忧解难。小小的学生宿舍里,充满着热烈浓郁的学习氛围。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  渴望飞翔

1963年,大庆会战还在进行着。

这年的毕业季里,比王基铭早一届入学的大学生们已到了毕业阶段。年轻的大学生们写出了一份份决心书、志愿书,旋风似的贴满了校园的墙壁。大学生们在那里面慷慨陈词,表达出了走出校园、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决心和信心。

王基铭和同学们的心也随着学长们飞到了辽阔的草原、广袤的油田,飞到了高高的炼塔下。大家非常羡慕这些学长们,渴望像他们一样早日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这使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变得格外重视。

为写好毕业论文,王基铭对国内各炼制企业的技术现状进行了系统摸底,同时又查阅了国内各化工院校所收集的世界各石油炼制企业的技术发展资料。通过横向对比,王基铭发现,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石油炼制技术还十分落后,国内少有的几个炼油厂,按当时的国际先进技术标准来看,还属于“小茶壶”式的炼制水平。

小茶壶,这种评价显然含有蔑视意味,却也从某个方面道出了中国石油炼制业的尴尬和困境。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相信就会见怪不怪了。1949年建国初期,中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原油加工能力约17万吨,只拥有蒸馏、热裂化、叠合、离心脱蜡等少数炼油装置,而且规模都很小。50年代除了恢复已有石油炼厂和页岩油厂外,还利用苏联的技术建设了以兰州炼油厂为代表的年加工原油量100万吨级的现代化炼油厂,掌握了移动床催化裂化和润滑油生产等技术。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原油产量的迅速增加,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了以大庆炼油厂为代表的年加工原油150万吨级的炼油厂,掌握了延迟焦化、流化床催化裂化、铂重整、尿素脱蜡等技术和相应的催化剂制造工艺缩短了与世界炼油技术先进水平的差距。     

尽管如此,中国的石油炼制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十分低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我国首座催化裂化装置在抚顺石油二厂投产时,世界上第一套加氢裂化装置,便已在1959年于美国投产,其发展也越来越快,大有取代催化裂化的趋势。面对这一挑战,国际上催化裂化工艺也由此不断革新;60年代出现的含分子筛的催化裂化催化剂,以及采用极短反应接触时间的提升管裂化技术,大大提高了产品产率、油品质量,并降低了催化剂的损耗,使催化裂化工艺经住了冲击。 这便从侧面说明,在当时,世界石油炼制技术已经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了快速的交替式的向前发展。

从国内来看,王基铭了解到的实际情形似乎更为严峻。

同样还以大庆炼油厂为例。

1963年,大庆炼厂投产。大庆炼油厂是在兰州炼厂成熟技术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优化措施,但仍不能解决炼油技术落后的根本性问题。想要提高炼油技术,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当时东西方阵营之间对抗激烈,尽管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是非常僵持,与中国友好的亚非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技术也并不领先。

这便是当时中国石油炼制的现状。说白了,这种现状就是一种“代差”级的落后。经过充分的对比,王基铭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石油炼制业正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着,这让王基铭心急如焚。

1963年的冬天,按照学校的教学安排,王基铭到上海炼油厂进行毕业实习。带着这个问题,王基铭在下到车间进行实习倒班的同时,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对上海炼油厂炼制能力的考察上。

上海炼油厂是一家老炼厂了。1929年,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商德士古公司,就在上海浦东高桥“老鼠沙”(现江心沙路一带,系上炼厂址所在地)强行圈地建造油池。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后,日本丸善石油株式会社凭借军国主义势力,于1938年在高桥地区强行占地19.8公顷,建立了丸善石油株式会社上海制油所,设有3个调制废机油处理设施,从事提炼石油制品、润滑油处理和再生等业务,专供日本海军使用,为此遭到美机轰炸,大部分设备被毁。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丸善石油株式会社、出光油槽所、大华石油联营会社3家合并组建上海炼油厂,但直到建国初期,上炼也只仅有6座小油罐、4座破仓库以及相当简陋的处理废机油设施和化验设施。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石油工业的不断发展,从1960年开始,上炼先后扩建了常减压蒸馏装置,新建了一批润滑油、石蜡以及特种油品、润滑脂等生产装置,被人们赞誉为“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但这只凤凰只是相对于国内落后的炼制水平而言的,和同时期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针对以上情况,王基铭在他的毕业论文里强调,要针对炼油行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充分运用《矛盾论》和《实践论》,针对不同的矛盾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那么,主要的矛盾和问题又是什么呢?王基铭认为,中国的炼油业,首先要满足国家的需要,把为国防建设所急需解决的油品问题作为着力点进行攻关。这是大方向,是主要矛盾,不可更改的。方法上当按照大庆会战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对困扰油品质量的炼油工艺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其次是要坚持辩证法的观点,要在发展过程中,由低级到高级,循环往复,不断推进。落实到炼油技术上,就是要在坚持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再是要积极学习和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瞄准石油炼制的高新技术,从理论上率先进行研究,为中国石油炼制打下较好的理论基础。在论文中,王基铭从理论上对中国油品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设想性的探索。尤其对炼油装置的工艺设备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论文完成后,辅导老师又多次提出意见,对论文的修改做进一步的指导,特别是在可行性的理论研讨上,提出了许多带有批评性的意见和建议。

几易其稿之后,这篇论文终于得到老师微笑的认可。

这种认可的原因是,老师从这个文章里,看出王基铭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非常执着认真,在他的身上闪烁着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这正和华东化工学院“勤奋求实,励志明德”的校训所吻合。特别是在对学问的追求上,他能以清醒的眼光正视中国炼制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这,恰好是治学最必须具备的品格。

基铭,你应该报考研究生。老师对王基铭这样说。

这显然是对王基铭最大的认可和肯定了。

王基铭为之一振!通过毕业论文的编写,王基铭也从中更加看清了中国石油炼制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他觉得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与钻研里,自己已经隐约地触摸到了中国石油炼制业所存在的制约性的瓶颈了。他想如果能真的考取研究生,暇以时日,自己或许真的能在这个领域,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此,王基铭报考了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陆婉珍教授的研究生。陆婉珍教授和丈夫都是从美国归来的博士,其丈夫是大名鼎鼎的我国化工权威闵恩泽。现在说闵恩泽是大名鼎鼎的化工权威,其实在我国化工领域,陆婉珍和丈夫是齐名的。陆婉珍教授在学识上同样令人高山仰止。陆婉珍教授对王基铭经过初步了解,对其扎实的专业基础及治学态度颇为欣赏,便允许王基铭报考自己的研究生。

然而,就在王基铭踌躇满志的备考时,生活无常的一面再次显露出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4   生活的烦恼

王基铭在华东化工学院求学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相反,随着几个弟弟妹妹的长大,经济上现出难以为继的状况。

求学于华东化工学院期间,王基铭的父亲显然对这个家中的长子充满了希望。为了让王基铭安心读书,王炳寿每月领回工资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到邮局,给王基铭寄去20元的生活费。父亲担心,不首先把王基铭的生活费率先从工资里拿出来,家里沉重的开销,就可能从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里把儿子的生活费给吞进去。

过日子,哪儿不需要钱呢!

在家里,出主意拿大事,由父亲决断;平常过日子,吃喝拉撒睡,管理全家生活支出的,则由母亲当家。可是,再巧的媳妇也做不了无米之炊,寻常老百姓要把日子过下去,靠的就只有节衣和缩食了。

节衣。无非就是家里的四个男孩子,老大的衣服穿不上了,老二老三接着穿,破了的地方打个补丁就是了。缩食,当然不是说不让孩子吃饱饭,主要是饭吃得差一点。每顿也有菜,但却是最便宜的时令菜。

每年的深秋里,母亲便会去到菜市,从那里买回廉价的雪里蕻,雪里蕻买回来以后,母亲会把它们洗净晾干,等脱去水分,这才一把把的将它们铺在一个大缸里。按照一层菜一把盐的铺法,直到把那口大缸装满。那口大缸就放在门口,缸的旁边是排列整齐的用纸盒子盛着的煤球。门口的另一侧,则放着煤炉子,上面架着一个钢精锅。煤炉子旁边的墙壁上钉着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口炒菜的铁锅。家里的一日三餐,就是在这个地方做熟的。

上海普通的里弄中,这样的情景随处可见。

那个年代上海的居民们,彼此间倒也处得心平气和。

雪里蕻腌制到了冬季,没等第一场雪飘下,便已被腌得微酸微脆,吃到嘴里口感也非常好。于是从冬季里开始,直到次年的春天,雪里蕻就成了王基铭家最常见的一道菜。

除了腌制雪里蕻、凉晒各类干菜,母亲还时常根据时令的变化,制作各类小咸菜。通常里,一说到咸菜,人们就会想到四川泡菜、四川榨菜什么的,其实,在咸菜的制作上,江浙人一点也不输给四川人。王基铭的记忆里,母亲便是一个制作咸菜的高手,一年四季,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咸菜了,凡是江浙一带所能看见的青菜,就差不多都能以咸菜的形式出现在王基铭家的餐桌上。

这一点上,和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的形象是有区别的。上海人,并不单单只会吃甜的发腻的饭菜。口味相对较杂的上海人,也处处皆是。有所区别的是,如果把当下人们对咸菜的制作当做一种生活情调来看的话,那么当时对咸菜的制作,更多的还是为了过日子。上大学期间,王基铭周末回家小聚时,母亲便会用罐头瓶子给他装满实实的咸菜。这些咸菜,倒也帮着王基铭节省了不少的菜金。

王基铭家里的困难情况,受到父亲所在的上海丝绸三厂领导的关心。几个领导一商量,便决定破例允许王炳寿将厂里需要加工的串纸板活儿带回家去,按照计件的办法,对加工后织机用的纸板作适当的付费。

带回家的,是一种费力又很难挣钱的活儿。主要是在提花纸板上,用一根线按照设计规定进行串绕。提花纸板,是一种专供丝绸编织花纹用的、编制工序切成小块、打孔后,作为提花织锦的工具。中国的丝绸纺织,即便到了今天,多数工序还是由人工来完成的。因此,提花纸板到现在也没被淘汰,还在应用。父亲就是设计编织顺序的工程师,他也是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1958年公布的首批工人工程师。

用人工将一根完整的线串在在提花纸板上,这种工作除了需要心细,还得有耐心。王基铭的几个弟弟和妹妹,都干过这个活儿。通常是放学到家,就抓紧写作业,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后,便和母亲一起编串。

别说几个弟妹了,就是王基铭也干过。大学里放假了,王基铭也呆在家里,做做这种编串纸板活儿。城市贫民家庭,要培养一个大学生,真是不容易啊。后来的日子里,王基铭一直很怀念这一段日子,他觉得自己能顺利的读完大学,除了父母的供养,也有弟弟妹妹们的支持。那时候,弟弟妹妹原本就没成年啊。这么想,王基铭的内心就总会生出丝丝感恩之情。

对于家里的状况,父亲倒是很乐观。勉励几个孩子,说你们都好好读书吧,只要能考上大学,爸爸妈妈再苦再累,也会把你们供养出来。

父亲说,老百姓的孩子,没有资格痛苦,更没有资格放弃,只有学习。

父亲强调说,学习好,才是唯一的出路。穷人靠书包翻身。

穷人的孩子早懂事。王基铭的几个弟弟妹妹,学习也都不错。应该说,这和父母的教育,更和家庭的贫困有关。1964年,王基铭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父亲积劳成疾,中风躺倒在了床上。这显然是一件塌了天的大事,作为家里唯一拿工资的人,顶梁柱倒了,情形在瞬间里就变得糟糕起来。

王基铭作为家里的老大,尽管他已做好了考研深造的准备,但面对家庭的困境,还是理智地做出了参加工作的决定。最理解儿子的就是母亲了。当母亲得知王基铭做出了毕业后工作的决定时,她对儿子说,基铭呀,当妈的知道你喜欢读书,也能读进去。老祖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妈是明白的。

王基铭摇摇头。他对母亲说,妈,我是老大,家里的长子,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研究生报考前的一天,王基铭放弃了考试。

虽然没有成为陆婉珍的弟子,但王基铭与陆婉珍夫妻的交往却从没有断过。四十多年后,陆婉珍的丈夫闵恩泽是王基铭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介绍人之一。2014年,闵恩泽还特地邀请王基铭担任“闵恩泽能源化工奖”基金的秘书长。出于对闵恩泽夫妇的尊重与敬仰,王基铭爽快地接受了这位中国催化剂之父的邀请,闵恩泽夫妇以自费的方式,请王基铭夫妻去到北京霄云路上的一家西餐厅,吃了一顿法式大餐。

1964年7月,王基铭和他的同学们如期毕业。

王基铭被分到了上海炼油厂.

离开学校前,王基铭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已经有性急的同学带着行李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这种分手就显得格外的郑重和依依难舍。想想自己马上也要离开学校了,王基铭的内心充满了酸甜百味,这里面,既有对校园生活深深地眷恋,也有对未来无限的期冀。

再见吧我的母校。一个静谧的早上,王基铭回过头去,深深地看了一眼学校,随后便坚定的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四章  初入社会搞四清

大学毕业后,王基铭去单位报到没多久,便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两期的农村四清工作队的经历,使他真正的近距离地了解了中国乡村和农民,在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怎样接近群众、怎样做群众工作。后又随四清工作队到上海国棉十厂搞“四清”,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并从老革命身上学到了坦诚做人以及严细的工作作风。

 

1  了解乡村及农民

1964年9月,王基铭去上海炼油厂报到没多久,便被抽出来参加了四清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简称“四清”工作队)的一员。

这一年,王基铭刚满22岁。

所谓的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运动。 

王基铭是随着四清工作队去到上海金山县松隐公社参加四清工作。

工作队队长是原金山县公安局局长马自龙同志。王基铭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的队员,马自龙便发现,新来的这个小伙子真不愧是大学毕业生,说话办事利利索索,笔头子功夫也不错,索性让他当秘书,凡是写写弄弄需要动个笔什么的,就全部交给他了。

当时搞四清,工作队员们一律吃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工作队下乡,讲的还是当年老八路的作风,按照八路军的做法,每个队员每天都必须要抽出专门时间,帮所住人家打扫庭院,还得帮老乡挑水劈柴,按照有关规定,对住户农民交足规定的钱和粮票。这就是所谓的“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

工作队纪律是严格的,但还远非如此。由于四清工作主要是查乡村的基层干部,对四清工作队的到来,村干部从内心是抵触的,至少是不配合的,群众工作往往是靠工作队员自己去做,找社员了解情况,如果对方是男人则好办,如果是妇女则是两个工作队员一起去交谈。已经有消息从私下里传了过来,说某四清工作队里的一个队员,找村里一个50多岁的妇女谈话,被人打击报复,说成与其发生了男女关系,最后这个队员被开除了公职。这个事情起码说明,当时的四清工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要做好工作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吃更多的苦才能完成任务。

白天,王基铭和工作队员们一道,按照事先安排好的分工,或者查账,或者盘库,再或者清理财务。晚上,一般则是开大会发动群众。在乡下,开会一般都是放在晚上,在农民兄弟看来,白天开会似乎等于浪费时间了。仔细想想,这和中国农民的劳动习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农民眼里,白天应该是劳作的最好时机,除了逢年过节、办红白喜事儿,其它的时候,拿着宝贵的白天时间去做劳动以外的事情,都是不应该的,只有游手好闲的人才会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去干和种地无关的事。

应该说,这是中国农民勤劳的表现。它属于优点,至少也算是特点。鉴于这种情况,工作队便入乡随俗的把开群众大会放到了晚上。王基铭的加班加点,这时就多了起来。他是秘书,既然是秘书,就应给领导写讲话稿、发言稿。开会时,他还得对会议进行记录。下来后,还得写出阶段性的书面总结材料。有时在会上,王基铭自己也得发言,把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精神讲解给社员们听。

这时候,王基铭便发现,同样是讲政策、讲文件精神,队长马自龙嘴里讲出来的话,就比自己要生动的多。和马自龙出去搞调研时,没一会儿工夫,社员们就把马自龙当作了自己人,有什么心理话,也特别愿意说给他听。这种贴近群众的方式,对清查乡村“四不清”的基层干部,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显然是一门大学课堂里学不来的知识。

这是为什么呢?

王基铭通过对比发现,马自龙讲出来的话,和政策贴得很紧,却又通俗易懂。而自己对政策也清楚,但说出来的却不自觉的都是一套套的“官话”,这样,现场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发现了这个问题,王基铭也试着用最通俗的语言,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去接近农民,和他们一起聊家常,谈农事,谈收成,谈习俗,在聊天交谈里,很自然的了解自己所需知道的情况。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王基铭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王基铭都一直保持着朴素的语言风格及平易近人的处世原则。对这种语言特点,王基铭给出了一个词----人话。他认为,说人话,能很快地拉近和职工群众的距离;放低身段,做人低调,是一种境界。耍官腔,则和蠢材几无二致。

在金山县搞完第一期四清运动后,按照组织的安排,王基铭参加了第二期社教工作团,去到青浦县朱家角镇参加四清运动。和上一期四清工作相同的是,王基铭被派在四清工作团的团部给团长当秘书。

只不过,这一次却是给一个“大官”当秘书。

大官的名字叫包玉淑。

这个包玉淑非常了得,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女强人。包玉淑下四清工作团当团长,领导青浦县开展社教运动。此人在职时,曾担任过上海市商业厅副厅长,高级知识分子,圣约翰大学毕业,讲话干事很干练,效率很高。工作上要求高,生活上又象慈母一样地关心人、照顾人。包玉淑的文字功夫也很好,王基铭自认文字功底不差,但和她比,就自愧不如了。写的稿子常被她大段修改,这让王基铭很不好意思。整个四清阶段,王基铭为此没少读论说性的文章,文字功夫也有了明显提高。

两期四清工作搞完,农村四清运动就基本结束了。时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样子。

这一年里,王基铭第一次真正的近距离的深入到农村,面对面和贫下中农接触。如果说,此前一直生活在上海这种大城市里,接触到的都是城市平民,那么四清运动则为他提供了一次了解中国农村的难得的宝贵机会。在乡村,他了解了朴素的农民,也了解了贫困的农村。特别是在那里,王基铭深刻地感受到了翻身后的中国农民阶级对党对毛主席深厚的爱戴之情,感受到了农民群众对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  走进工厂

农村的四清运动结束后,原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们都相继回到了各自单位,只把王基铭留了下来,随第三支四清工作队参加城市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从最初的农村进入到城市后,其主要的任务是在城市中: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

这是1966年初。

要去的地方是上海国棉十厂。

上海国棉十厂是解放后从英国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棉纺厂。

王基铭虽然出生于工人家庭,但这还是第一次真正的生活在工人堆儿里。因此,工厂的生活让他倍感亲切,也倍感新鲜。在他的记忆里,那个时期的上海国棉十厂,工人脸上的表情就像堆满了阳光,为全体中国人民纺纱织布,让纺织厂里的小伙子大姑娘们,都为自己身为工人阶级一员而自豪。每个工人都能从自身的劳动创造中深切感受到,他们的命运从来都是与国家与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让大家自豪,也让大家骄傲。

与此同时,厂里长年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人劳模成了大家最受尊敬的人。广播站每天播送着一个个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的事迹,墙报上张贴着工人劳模佩戴大红花的照片,一个个劳动竞赛记录在这里一次次被刷新、被打破。

面对此情此景,王基铭每天都处于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中。同样是纺织工人,解放前被人看不起,就连每天下班,无论男男女女,还都得被人搜身检查,工人在资本家那里,一直当作贼一样的防着。进入到了新社会,党和国家把工人阶级当作企业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身份变了,地位变了,蕴藏在工人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火山般的爆发出来,一个个劳动的奇迹便产生了。看来,搞企业,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缺失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企业,最终是搞不好的。

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限的!这便是王基铭对工人群众最初步的认识。

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顽强地植根于他的心中。

在国棉十厂的那段日子里,王基铭仍然是当秘书。这么说来,当初把王基铭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小伙子是响当当的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着一手相对过硬的文字功底,人又年轻能干,踏实好学,机灵敏捷。当然,王基铭本人对此没有细究,年轻人么,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这个永远没错。

王基铭是给队长杨光池当秘书。

杨光池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在我党军史上留下了“痕迹”的人物。杨光池是四川人,出生于1905年,1930年的老党员,红军时期便是团级干部,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抗大秘书科科长、总务处处长。从抗大出来后,杨光池去了新四军部队,后来又转战到东北,任四野的纵队副政委。仅这个职务,1955年我军首次军衔评定中,就足以肩扛少将军衔了。建国后,杨光池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公安总队第一政治委员,行政级别九级。在中国,行政13级以上就属于高级干部了。行政九级,就更毋庸置疑。

和这样的高级干部在一起工作,王基铭感到十分幸运,将其当作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发现,杨光池虽然是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老红军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脚穿布鞋,衣裳也和老百姓一样的朴素。到上海多年,一口四川乡音,仍保持得原汁原味。

当时的工作队队员,除了王基铭外,其他队员都是市公安局机关的干部。当时还不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干部下来当队长,并且队员也都是清一色的公安人员,许多年之后,王基铭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那个工作队除了完成四清任务外,还根据相关情报,准备深挖潜伏的特务。

带工作队进入上海国棉十厂那年,杨光池已经60岁出头了。年龄大了,工作上却依然保持着抗大严细认真的工作作风。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杨光池对党史中的扩大化斗争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记忆尤其深刻,也因此他特别注意防止运动的扩大化,避免伤及无辜。杨光池亲自翻阅厚厚的一堆堆记录、案卷,经常一干就是半夜,甚至一干就是一夜。

杨光池熬夜,作为秘书的王基铭自然得陪着熬。熬夜,似乎是当好秘书的基本功。王基铭晚上熬夜后,白天还要随杨光池一道,深入到车间和工人座谈。有时则是带着杨光池出的“题目”,王基铭独自到工人中去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

对纺织业,因为父亲的原因,王基铭自感并不陌生,甚至十分亲切。每次座谈或单独找人了解情况,王基铭总不忘告诉职工,他自己就是一个标准的“纺织子弟”,职工们也十分喜欢这个小老弟,愿意把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给他。座谈会下来后,除了将座谈调研的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外,他还得利用晚上的时间陪着熬夜。当然不是干坐着,他得把杨光池关心的重点资料一份份地调出来,按照一定的顺序送交到杨光池手上,同时记录下杨光池交待的重点工作,一一进行查证落实。

基铭呀,我们的手中握着党给我们的权力,这个权力大得很呀。可有一样,出了问题,就等于犯罪,对党犯罪,对人民犯罪!杨光池这么说,便等于是对王基铭给出了一个加班加点的解释。

王基铭深受震撼!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有了杨光池的严细认真,他所率领的工作队较好地完成了四清运动工作任务,国棉十厂始终没有出现其它地方的那种乱揪斗、乱抓人、乱下跪的错误现象。杨光池的这种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事无巨细,举轻若重,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也给王基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由此成了他干事业做工作的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五章  高桥:雏鹰起飞

四清运动结束后,王基铭回到了上海炼油厂。正值文革爆发,王基铭经过生产车间一年的实习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工艺技术员,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车间各岗位的工作技能。面对无休止的无序运动,他以“小小老百姓”为笔名,写出了一篇篇文章,呼吁职工回到厂里“促生产”,以踏实敬业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干部职工的认可和好评,走上了科级领导岗位。为进一步做好工作,王基铭深入钻研技术与学问,逐步成为一名胜任的基建口的领导干部,并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了甜美的爱情。

 

1  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员

大学毕业,王基铭参加了两年半的四清运动后,于1967年3月,回到了地处上海高桥的上海炼油厂。对上海炼油厂王基铭并不陌生,他的毕业实习与论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就是在这时,文革运动开始了。

文革初期,王基铭是在上海炼油厂第一车间(即常减压蒸馏与热裂化装置)实习。两年半的四清运动后,他重回上海炼油厂后,被分配在一车间的生产班组进行倒班锻炼。这个时候,上海炼油厂已开始乱了起来。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渐深入 ,王基铭所在的那个车间包括整个上炼,经常有人成群结队地上街“造反”闹革命去。离开岗位闹革命,搞所谓的静坐、串联、大辩论,成了那个时代蔓延的一种局面。地处高桥的上炼是这样,偌大的上海也都如出一辙。一时里,上海的马路上,便成了一片红旗的海洋,绿军装的海洋,大字报小字报的海洋。

王基铭回单位的当月里,上海炼油厂的造反派组织调集了三四十人冲击杨浦公安分局,4月里,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成功,并宣告成立由15人组成的上海炼油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此后,混乱形势继续蔓延,6月15日,上海炼油厂先后发生了“六。一五”冲砸保卫科、揪斗干部,8月19日发生了冲砸军代室、揪斗军代表,8月26日更是发生了私设刑堂、大搞逼供信等影响极坏的恶劣事件。

在此期间,王基铭实习所在的那个班组里,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最严重的时候,班里只剩下班长独自坚守工作岗位,加上王基铭本人,一个班组也仅此二人上班。所幸的是,这个班长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工人,王基铭跟着他逐渐熟悉了各岗位的基本操作要领。在这种时断时续的生产中,王基铭先后在常减压蒸馏、热裂化二套装置,从司泵、司炉、外操作到一操作、班长岗位进行轮岗培训。很快,王基铭就熟悉了车间里各个岗位的操作程序,业余时间他便学习教材及相关的技术书籍,掌握设备的性能及维修保养知识,一年后,王基铭不但成了一名熟练的操作工,还能对工艺操作顺序流程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

1968年3月,王基铭结束倒班锻炼,担任一车间工艺技术员,负责常减压、热裂化、酸碱精制等工段日常生产工艺管理。4月里,上炼厂副厂长王阿明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使得上海市对该厂的运动不得不采取控制措施,成立了由16人组成的上炼厂革命委员会,一度接近瘫痪的生产建设,这才逐步走向正常。这期间,王基铭边工作边学习,积累生产数据,增长实际生产经验。这年的11月,车间又安排他独立负责1号常减压蒸馏扩能改造的设计和施工。第一次独立承担项目的的王基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在实际施工中碰到了许多问题,出了不少“洋相”。有一次,工艺管线改造项目施工,王基铭根据施工要求,做出了施工方案,但到了现场,实际的结果却是,焊口对接的时候,管线却长出了几十公分。一检查,却原来是自己在制定施工方案时,居然将一处法兰及闸门装置的长度忽略了。

这件事对王基铭的刺激很大。从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里,王基铭认识到,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里,要想使理论正确地指导实践,就必须让二者真的结合起来。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关在房里闭门设计是不行的,必须深入到生产一线才能学到真本事。

为了补上“实践”这一课,王基铭彻底打掉了先前以为自己有知识有才气的架子。他从头学起,虚心向老师傅、向实践学习,从最基本做起,向老师傅学习,不管什么工作都争着干,努力学。亲自踩三轮车去仓库领料,从螺栓、法兰、垫片、阀门、管件、焊条一件一件认识,实实在在打好基础这一关。为了能真正的接近师傅,向工人师傅学习更多实际的现场生产知识,王基铭和工人交朋友,他骑上三轮车,主动的为工地师傅送水送点心,送施工所需的各类原材料,把每个普通的工作都看着自己锻炼和学本领的最好机会,如饥似渴地工作与学习,与工人师傅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最终顺利地完成了1号常减压蒸馏的扩能改造。

王基铭自己也在这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将库房里的阀门、配件都摸得滚瓜烂熟。以法兰为例,他能在一堆法兰中,眼睛一看,便能清楚地说出法兰的规格、型号。

徐夏临,这位上海炼油厂厂史办退休职工,曾参与《上海炼油厂厂志》的编纂工作,是上炼厂出了名的“活档案”。谈到这个时期的王基铭时,徐夏林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王基铭,在上炼工作期间,对运动不太感兴趣,只是跟着走,他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对工艺流程的熟悉和研究上,是个典型的钻研业务的技术干部。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  好一个“小小老百姓”

“活档案”徐夏临的话尽管不无根据,但也不尽全然。

王基铭的确没有上街。面对那个时期眼花缭乱的革命运动,王基铭表现得很是困惑,昨天还是坐在台上的受人尊重的领导,怎么第二天就被踏上一只脚,成了批倒批臭永远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呢。由学生和群众组织起的造反派组织,也四分五裂地相互对立,不断的进行着相互的谩骂和攻击。王基铭无法搞明白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的造反派,索性一头扎到车间里去,对车间里装置的工艺流程认真进行学习和研究。当然,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王基铭没有做一个旁观者,在坚持工作的同时,开始对那场运动进行着最初的反思。

王基铭想,革命是什么,革命不就是为了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么,但眼前的群众运动所带来的实际情况是,各单位生产经营和建设基本停滞,这么大一个国家,长此以往将怎么得了?

想是这么想,却不敢说,毕竟,那个年代里因言获罪已不是个例。

王基铭便从那时的报纸里查阅答案,答案到底还是被他找到了,----这就是文革“十六条”。所谓“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第十四条标题即为“抓革命,促生产”,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继文革“十六条”出台后的同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周恩来主持撰写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第一句话便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它在各行各业“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矿企业、农村等“绝对不能停止生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业余时间进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决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联。

王基铭认真阅读了周总理撰写的这一社论后,自觉这篇文章终于拨开了困扰在内心的迷雾。是的么,抓革命为了什么,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促生产么,只抓革命却不促生产,那样的革命还是真正的革命吗。想到这里,年轻的王基铭以“小小老百姓”为笔名,在厂报和墙报上发表了一篇篇大批判文章,呼吁广大员工要及早回到单位来“促生产”。

当然,事过多年,谈起这件往事,王基铭还是显得有些心有余悸----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当时的中央高层,对“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在解读上存在明显的着分歧。

但,好孬这都是后话了。

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王基铭的这些个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却引起了上海炼油厂上上下下的注意,人们在狂热里开始打量起了这个“小小老百姓”。慢慢的他们发现,这个小小老百姓,肚子里有理论,语言表达能力强,再一过问,喝!这个“小年轻”还是个响当当的正牌大学生呢!大家便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好感。1968年,王基铭刚满26岁。这一年,车间成立革委会,大家就以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将王基铭推选成了车间副主任。

当了车间副主任,王基铭受当时上炼厂革委会主要领导的委托,利用专门时间对上炼各车间做了一次技术调查摸底。通过调查,王基铭对全厂各车间生产工艺、管理状况等,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王基铭编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在那个报告里,他首次就上炼的生产经营状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个报告内容翔实,观点鲜明,提出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也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受到了上面的重视和好评。

现在已无法得知这个报告与后来王基铭工作岗位的调换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的情形却是,1969年12月,王基铭在车间副主任刚干了一段时间,上海炼油厂便在成立“会战组”的时候,将王基铭调到会战组里担任副组长。担任组长的是当时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副组长除了王基铭还有另外两个业务人员。

成立的这个会战组,其实是上海炼油厂的“会战基建组”。这个基建组,就类似于今天的基建科了。成立会战基建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完成上海炼油厂常减压装置改造及催化裂化装置的新建。

应该提到的是,基建这个词,对上海炼油厂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上炼的发展是和基建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原油一时没有来源,上海炼油厂一段时间曾以对外承接来料加工来维持生计。1953年,原油供应略有好转,基本建设开始起步,国家投资扩建15万吨/年常压蒸馏和6万吨/年热裂化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这一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建设的第一个炼油工程,史称“01”工程,标志着上炼有能力开始建造炼油工程。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上炼主要是以建造燃料油装置为主,花少量投资在原有的1号常减压和热裂化进行挖潜革新改造。在此期间,由于国家冶金工业急需石油焦,新建了一套釜式焦化装置提炼产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供应原油数量也随之猛增。基建工程建设更为繁忙。整个上炼厂犹如一个大工地,在原油一次加工装置扩建的同时,新建和扩建一批二次加工装置,如热裂化、减粘、1号酮苯、冷榨、石蜡发汗等,使上海炼油厂从燃料油型炼厂向燃料——润滑油型炼厂发展。与此同时,工程管理、工程设计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配套的水、电、汽设施及时跟上,使生产设施基本平衡:既能生产汽油、航空煤油、柴油,又能生产各种牌号润滑油、润滑脂、石蜡和石油焦、沥青等产品。

1960~1962年间,基建总投资3072.2万元,工业总产值达到7.12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产值1.32亿元增长5倍多。1963~1975年,上炼基建工程有较大发展,润滑油生产逐步配套,2号酮苯、酚精制、白土等装置相继建成,添加剂装置随着生产需要从试验型少量生产起步,形成一定规模。最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新建60万吨/年催化裂化、铂重整、1号丙烷脱沥青,扩建了1号、2号常减压蒸馏和热裂化。生产品种扩大到部分化工产品,如苯、甲苯、石蜡和溶剂等,生产加工能力达400万吨/年。

 

从上面这段史料性的记录中,我们不难看出,基本建设及“基础建设”这个词,对上海炼油厂有多么的重要了。“基建”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就等同于“发展”。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历史,从大的方面讲,石油工业乃至石油化工工业,应该说在文革时期是受冲击最小的行业了。回顾那个时期,上游的石油勘探开发中,石油工人继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又在文革中顶住压力发现了江汉油田、长庆油田,建设出了胜利和大港等一批油田,中国的大地上,处处盛开石油花。中游的炼制板块上,一批炼油厂在文革中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主要得益于石油工业和石化系统里的广大干部职工,一心为了祖国的强大和发展,坚信“不干则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的硬道理,短暂地狂热之后,他们能迅速地回到企业,以实际行动顶住干扰,保证了生产经营建设的顺利发展。也因此,石油和石化两个行业,才得以在那个年代里,奋勇开创出了中国工业战线两朵靓丽的奇葩。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王基铭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跃而成年轻的科级干部的奥秘了。王基铭实则是以自己的踏实肯干和能干,赢得了干部职工的欢迎,赢得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

当然,作为补充的是,王基铭的一篇篇的“促生产”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抒发出了广大干部职工内心中的真情,也展现出这是一个“有脑子”的年轻人。同时,上世纪六十年代,技术人才奇缺的中国炼油行业里,一纸正宗的重点大学的文凭,也寄托着上级党组织对这位年轻人的厚望。

这也从侧面再次论证了那句老话: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  能干也会干的年轻人

走上上海炼油厂会战组副组长的工作岗位后,王基铭便感到肩膀上的担子重了。为了不耽误工作,更为了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王基铭干脆连家也不回了,白天干工作,晚上则针对基建业务,有针对性的自学土建工程、预决算管理以及电工业务书籍。凡是对工作有用的书籍,王基铭都拿过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反对走白专道路的年代里,这种学习只能在业余时间默默的进行。

1970年7月,石油工业部从当时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新建大中型炼油厂和扩建改造已有炼油厂相结合的方针。上炼厂为了实现原油加工能力翻一番的愿望,决定将减粘装置改造成150万吨/年常减压装置,整个过程里,王基铭带着六七个大学毕业生参与组织了这一重大项目的施工,通过内部挖潜改造和填平补齐等措施,奋战3个月,将原有减粘装置改造为第二套常减压蒸馏装置,增加原油年加工能力150万吨,与新建装置相比,资金、时间、人力都有很大的节省。再加上对第一套常减压蒸馏装置的改造,全厂原油年加工能力达到了400万吨/年。

紧接着,王基铭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参与60万吨/年馏分油催化裂化装置建设,从前期准备、设计对口、施工建设、投料试车,全过程负责组织与协调,1971年初破土动工,仅化了一年多时间就投料试车获得成功。1972年,由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率领的意大利记者团到上炼厂拍摄电视纪录片,该装置还获得了一个特写的长镜头。

此后,王基铭担任15万吨/年半再生固定床铂重整项目基建负责人,主持了前期准备、设计对口、土建施工、设备订货等工作的开展。

文革时期,尽管后期里的上海炼油厂恢复了生产,工人上班了,烟筒也冒烟了,但劳动纪律却时有松懈现象存在,基建工程的按时交付,也时常出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形的存在与发生,已远不是一个基建管理人员做能左右的事了,它与大环境以及这个环境所处的时代相关。面对这种情况,王基铭的内心非常焦急。置身于现场,这个几年前还是一个文绉绉的大学生,不自觉的便发生着性格上的改变,只不过这种变化通常不为自己所注意。

说话声音大了,人也变得有火气了。现场督促施工,王基铭最关心的,无非是质量、安全和进度。这三件事,无论哪一件出了问题,王基铭都会按捺不住的和人理论。质量不用说了,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这个道理即便三岁的孩子都懂。那个时代没有奖金,也不时兴动辄扣工资,但办法还是有的。质量出问题了,王基铭就招集各工地施工人员过来,召开工程现场会,负责施工的人员得就质量问题进行深刻检讨,然后对着工程施工标准,找出问题的原因,以防其它单位重复同样的错误。

安全同样重要。红色的年代里,虽然为了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但为什么我们做管理工作的同志不能事先做到未雨绸缪呢,这说明领导的重视是至关重要的。但光领导重视还不够,还得全员重视。王基铭抓安全,抓的同样是细节上的安全。他提议,各基建施工工地上,要把“安全生产”当作班前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去落实。去到现场,王基铭查看班组的工作记录时,除了看进度,还得检查安全生产是否落实到位。炼油厂无论是维修还是新建项目,大都是和油品打交道,这样的施工,安全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

进度工作的落实就更简单了。完不成预定的计划,各工地领导得在生产会上“说清楚”,守着厂领导,拿出完工日期。对着完工日期,还得有相应的的细化到每天的日工作进度。王基铭每天去到工地,对各工地的施工进度做全面掌握,哪个工地的建设速度正常,哪个工地有延误拖拉现象,延误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原材料供应不及时,还是劳动力不足,王基铭心里都有着一本账。

王基铭的这种严格的工作态度,起先还被人不理解,说二话发牢骚甚至讥讽两句的情况都不时发生,但时间长了,大伙儿就理解了。也有人这么说,这个王基铭啊,啥都好,只一样,工作起来,脾气爆烈,不是个人脾气。王基铭就笑着说,啥都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工程不能出问题。工程好,就一好顶百好了。

没办法!

看来,这个王基铭呀,天生就是个干工作的拼命三郎。

这么想着,大家便都接受了王基铭。有本事的人么,往往都是有性格的,那种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关键的时候常常容易误事呢。更何况王基铭这个人,工作生活分的门儿清,工作上刚刚冲你瞪完眼睛,私下里有事求他,只要是不违背原则的事,话没说完,他那边就答应下了,答应了准给办。

成!这是个值得交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炼油厂,在国内炼制业算得上一家实力一流的炼油企业。上炼厂无论其设计能力和基建能力,在国内都是赫赫有名的。技术力量更是屈指可数,六七十年代,上海炼油厂还是国内其它新建炼油厂的人才输出基地,从那里走出的技术人才遍布全国各炼制企业。

实事求是地说,在上海炼油厂,无论从那个方面讲,年轻的王基铭都还属于后来者。王基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学习,也善于总结。如果我们把职场上人才,按处理问题的能力,依次划分为:事后诸葛亮、事中诸葛亮和事先诸葛亮等三类。我们便不难发现,王基铭在最初的职业生涯里,王基铭也时常遇到失败和不顺,这个阶段,他实际上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的工作水平,但其学习和总结精神有效地弥补了工作经验的不足,使得他在后期的工作中,成为“一见便知”的“事中诸葛亮”。

后来的日子里,王基铭尽管积累了丰厚的工作经验,到现场搞调查研究,依然占据了他主要的工作经历和时间。王基铭不承认世上有未见便知的诸葛亮,在他的眼里,未见便知,实际上也是在掌握了事情发展的本质后所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与学习和调研工作的到位,分析研究的到位,同样密不可分,也因此,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岗位,王基铭都非常注重深入现场、深入实际,即便在后期走上了中国石化集团的领导岗位,成为一名高级干部后,凡是他主管的重大项目,王基铭也都经常抽出专门时间,下到工地现场,对重要环节一一过问,一一了解,对存在的重要问题决不放过。

卸职后的王基铭,谈到上海高桥的这一段生活,以无比感恩的口吻总结过往的人生经历。他说,华东化工学院,为他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四清运动,使他获得了一个宝贵的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机会;地处高桥的上海炼油厂,则为整个事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是2016年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北京城里,春风荡漾,清澈的风将积聚了一冬的雾霾一扫而净。午后的温暖阳光,从窗外射进居住在亚运村附近的王基铭家的客厅里。

时年74岁的王基铭,因了这和煦的光线,脸上充满一片祥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4  创业中收获爱情

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里,最高指示一旦发布,往往会连夜传达、连夜动员。可是有一样,去到上面接受最高指示,不知道谁规定的,不允许现场记录。这一点,直到现在王基铭也没搞清楚原因。不能记录也就算了,事情却远非这么简单,一旦接受到最高指示,回来后还得不走样的迅速传达给革命群众。这就让许多人为难了,原本该去开会的人,担心自己记忆上哪儿出个什么问题,回来后把精神传达得不全面,更有甚者,还担心自己一旦传达出错,把彼说成此,或者把东说成西,那不就更麻烦了么。最后,大家便像商量好了似的一致举荐王基铭去聆听最高指示。

王基铭想也没想的便答应下了。

于是每一次,接到通知后,王基铭便认认真真到市里的小礼堂听传达,听完传达后,又立马往回赶。给上炼厂全厂职工传达最高指示。

传达完毕,厂领导讲话后,便是一个个单位的代表登台发言表决心。场面煞是热闹,王基铭见状便索性也做表态发言。王基铭每一次的表态发言,都是围绕着最高领袖的指示表决心,随后便回到到了厂里的基建工作上来,三言两语地总结完成绩,便是一二三条的基建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这些不足和缺点,虽然没有点明具体的单位,并且王基铭把它们都纳入到了自己所在的基建科的工作不足中,但越是这样,台下的基层单位的同志就越是感动,大家纷纷在相继的表态发言中争相表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以优异的成绩为党争光,为毛主席争气!于是,每一次的这样的情形下,便成了一次基建工作的动员大会、誓师大会。

1970年秋季的一个日子,王基铭所在的那个基建科里一位同事找到他,嘴里说有件事儿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那位同事是一位年龄长于王基铭的大姐,姓赵,名叫赵琳。见赵大姐找自己,王基铭便以一副凝神的样子探询般的注视着她。

基铭组长有对象了吗?

没有!

如果你愿意,姐可以给你帮忙牵线。干工作,也不能耽误成家立业啊。

原来,这位大姐此番也是有备而来的了。要介绍的姑娘是上海人,名叫王国蓉,是赵琳的外甥女,在上海市的华通开关厂工作。年轻时的王国蓉,长得漂亮,人也十分苗条,给人的感觉是没开口说话,人就已经笑了。把王国蓉介绍给王基铭,大姐原也是动了一番心思的。在她看来,找对象么,还是应该以人品、能力、学识为主。王基铭在这几个方面样样都不缺,也样样都不差,美中不足的是,个子矮了点。便单独找到王国蓉,把王基铭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大姐的话似乎每一句都说到了王国蓉的心里,这位有主见的姑娘明白,只要人好,有能力,能自强,就比什么都要金贵。便含羞的点点头,答应“接触一下”。六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尽管是中国各地难以比拟的第一号都市,民风却依然朴实的多。姑娘答应接触一下,实际上已含有同意相处的意思了。

见面却不容易。华通开关厂与高桥之间是很远的,约会也很不容易的。第一次见面选择在两个单位之间的外滩见的面。平素里俩人都要忙各自的工作,要见面也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了。即便如此,约会的时间仍不能保证,王基铭的周末总是被大量的工作所占用。尽管王基铭不好意思地解释多遍,王国蓉背地里还是觉得挺受委屈。

日子在磕磕绊绊中散去,年轻人的爱情却在平淡中一路前行。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起来,有时因为加班,俩人都抽不出时间见面,难以抑制的思念,让他们在一个城市里开始了爱情的通信。

按照预想的程序,这时便已到了爱情浮出水面的时候了,却不料一座大山横亘在了他们的面前,这便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原来,女方父母得知了王基铭家境的具体情况后,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原因很简单,王基铭家近乎贫困的家境,让女方家难以接受。

设身处地的想想,女方家长的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王基铭这边,父亲偏瘫在床,母亲是个无业家属,除了长子王基铭,其他几个孩子下乡的下乡,留在身边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姑娘以后嫁了过去,闭着眼就能想到,未来的日子好过不到哪儿去。

有了这么一层想法,女方父母便义无反顾的把“门”关死了。

王国蓉就去劝自己的父母。女方的家境和王基铭家差不多,但家里小情大事都由母亲说了算。王国蓉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坚决不开这个口子,王国蓉越劝母亲,母亲就越是气不打一处来,母女俩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两岔去。

母亲见王国蓉态度如此坚决,她便去直接找王基铭,下了“最后通牒”,让俩人在爱情上各奔东西。

几次下来,王基铭思考再三,决定找王国蓉认真地谈一下,这个谈话便多少显出了一些悲壮。王基铭找到王国蓉,他诚恳地谈到了自己的家境,谈到了自己的工作,也谈到了自己强烈地渴望依靠优异的工作成绩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王基铭坦率的话语令王国蓉感动。她认真地看着面前的王基铭,她从王基铭这里,看见了一个男人内心深处自强不息的性格,看见了一颗真的爱着自己的心。这让王国蓉确信无疑地感到,这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爱人,这样的人也正好是自己未来的依靠。

王国蓉说,相信我吧,我会证明自己的。

这么说,便有了王国蓉最初的登门,很显然,这种登门是顶着山一般的压力。

是周末的一个日子,王国蓉跟着恋人一起来的。

对王国蓉来家里做客,王基铭的父母乐得合不拢嘴。父亲的中风经过几年的不间断治疗,已经恢复了行走的能力,生活也能自理,但身体却大不如从前了。母亲身体倒是很好,却显得老了许多。见儿子领回一个温柔漂亮的对象,老俩口怎能不从内心喜出望外。

虽然是第一次登门,王国蓉却没有把自己当个外人,跟着未来的婆婆便里里外外地忙了起来。择菜,洗碗,收拾家庭。父亲看着这一切,不由得暗暗点头,多好的姑娘啊。再一次从心里肯定了儿子的眼光。

1972年,王基铭和王国蓉的爱情,已进入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尽管此刻俩人的爱情仍没得到女方父母的认可,作为未婚妻的王国蓉却打定主意非王基铭不嫁。

这一年,王基铭整整30岁,王国蓉也已经是25岁的大姑娘了。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男方父母,都在催促着他们。俩个年轻人也已到了心心相知的境界,便决定双双手拉手走进爱的殿堂。王基铭拿出自己参加工作后积攒下的1500元钱,给王国蓉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给王国蓉和自己各做了一套新衣服,又买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两个年轻人按照计划,紧锣密鼓的准备着,眼看成家在即,却不料那年8月里有一个突然变化,将两人的婚期做了一次延长。

这年的8月,王基铭接到通知,要求他迅速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并于第一时间去新成立的上海石化总厂筹建组。

爱情的花蕾已经成熟,开放的日子却由此延长。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六章  金山:鲲鹏展翅

1972年8月,王基铭作为上海石化总厂最早的建设者,参加总厂前期的筹备及基本建设工作,为装置的顺利点火试车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在参加总厂的建设过程中,他逐渐明白企业要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作用。也逐步掌握了办企业、带队伍的基本方法和要领。

 

1  茫茫海滩摆战场

上海石化总厂,即现在的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化现有炼油、化工、塑料、化纤等主要生产装置,以现代、大型、连续生产为主要特征。拥有独立的水、电、汽、气公用工程供应系统,独立的环保处理系统,以及海运、内河航运码头和铁路、公路运输等设施。凭着这些,上海石化昂首挺胸的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高度综合的现代化石油化工企业之一,成为中国发展现代石油化工工业的重要基地。

就是这个当代中国石油化工的重要基地,它最初的起步,却是在金山卫的一片荒凉的海滩上。但这个企业的兴建,却来头不小,它是由当时的中央高层直接拍板,毛主席亲自圈阅批准的工程。

王基铭1972年8月到上海石化总厂报到,是上海石化总厂最早的建设者之一,也是上海石化总厂发展的见证者。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王基铭将上海石化总厂称之为一个“争光争气的项目”。

据中石化老领导、首任中石化总经理陈锦华回忆: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主席去长沙视察,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社会调查。有一位工作人员回来对主席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主席听了很惊讶。后来毛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点?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于是开始酝酿进口。

1972年,继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之后,新中国开始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引进工作。在26个项目中,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等4个化纤项目和1个烷基苯(洗涤剂原料)项目。这些均属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技术。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领导呈报《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时隔6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将报告转呈给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

2月5号,这份报告出现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案头。那是一个简短的报告。开头便点明主题,明确提出了为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需要,拟引进化纤新技术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约需四亿美元。最后的这句话,让总理微微皱眉,手中的笔也变得重了起来。要知道,当年,中国全部外贸进出口总额不过48亿美元,出口外汇收入也仅22亿美元。一次性拿出4亿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接丰泽园!总理对着电话轻声说。周恩来认为,如此巨大的一笔钱,有必要首先赢得毛泽东的支持。

丰泽园,毛主席办公兼生活的地方。

总理去的时候,毛办秘书已在门口迎候着。

总理,主席在等你。

周恩来轻轻点了点头,随后便快步走了进去。

那时候,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总理进来,主席将书放在了一边。

主席呀,这是先念他们送过来的报告。周恩来没有开场白,直接奔着主题就去了。毛泽东接过报告看了一眼,他没有直接开口,而是从烟盒里摸出一支烟,点燃后深深地抽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问道,是那个生产“的确良”和化肥的事吧。

总理点点头。

吃饭、穿衣,这是大事。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毛泽东这么说,便顺手拿过一支红蓝铅笔,在标有自己名字处画了一个圈。

举重若轻,简单的一个圈儿,再次体现出了毛泽东的风格。

1972年5月13日,轻工部、燃化部向国家计委提出,将进口的四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中的一套安排在上海。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按照这个建议的构想,拿出四套设备中的一套,将其放在上海,便是为了充分发挥上海的资源优势与技术优势。从6月到8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完成了与外商的谈判、厂址的选定、总厂指挥部筹建小组的成立,以及总厂设计和对口包建单位的确定。

上海石化总厂从一开始喊出的口号就是“为解决全国人民穿衣的问题争气”。这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也是一个强大的动员令,所有的工作全部按大会战的标准来实施。王基铭赶到金山没多久,上海炼油厂便以文件的形式正式宣布了上炼参加金山筹建的领导班子成员。

 

关于组成包建石油化工总厂有关临时领导班子的报告

沪炼革委会组字第10号文(档案号72-5)

经厂党委9月22日讨论决定,成立上海炼油厂包建石油化工总厂有关项目的临时领导班子,其成员是:张自友、赵士武、王基铭三同志组成。

张自友同志为负责人(现任厂革委会召集人之一,党员新干部);

赵士武同志(现任生产办公室设计组长,党员老干部);

王基铭同志(现任生产办公室基建组组长,非党新干部)

                           中共上海炼油厂委员会

                            1972年9月27日

 

为保证上海石化总厂建设的顺利进行,金山卫人民公社于9月17号组织民工完成张泾河疏浚工程。当年的12月,总厂围堤总指挥龚兆源同志,在金山县委同志们的配合下,带领该县5万名民工,抢筑海滩围堤。12月27日,利用两次潮水间隙,抢筑小围堤成功,整个小围堤标高5.5米,长8.2公里。

5万人围海造堤,在当年可不是一件小事。没有搭建临时建筑,也无法搭建,参战人员全部分散住在附近6000多户农民家里,早出晚归,另外还有几千人为围堤前线人员送饭送水。这是一片热闹纷繁的景象,古老的金山,一时间热闹的像一个大市场一样。老乡们说,这个景象,恐怕也只有解放大上海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金山卫,原是杭州湾的一片海滩,没有任何建设基础,只有零星的盐场,是上海地区最为偏僻也最为荒芜的一个地方。当代以来,这个地方也只在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时,喧嚣了一阵。日本鬼子从金山卫海域登陆,是因为金山卫海滩被当地人称作“铁板沙”,车和人走上去不会陷进去,这也正是日本人选择从金山卫登陆的原因。除此之外,这个地方就一直荒凉着,寂静着,偌大的海滩上,惊不起一只海鸟。

由于项目上得快,调往金山的上海石化总厂职工,并不是一次性调过来的,而是根据工作需要分批过来的。但无论什么时候过来,人来了就得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没有住房是万万不行的。作为化工一厂的工程副指挥,王基铭在那段日子里,主要采取两个办法来解决住的问题。一是向当地求援。王基铭带领的先头人马便是借金山公社八二大队的仓库安顿下来的。二是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办法么倒也简单,那就是抓紧时间搭造简易工棚。总之,要保证让职工先住进去,那时毕竟已经是秋季了,不抓紧时间,会战队伍的军心就无法稳定。

住解决了,办公室怎么办啊?王基铭马不停蹄地找到市里,市政府一位同志提醒道,最近市里淘汰了一部分有轨电车的车厢。你们去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拉到工地权当办公室过渡一下。

好主意!

王基铭带人找到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运气还算不错,王基铭从那里采买到几个有轨电车的车厢。当对方了解到客人从金山工地上来,那个工地的建设是为了解决国人“吃饭穿衣”问题的,便爽快的以300元一辆的价格卖给了他们。300元,这算是一个废铁价了。别小看了这些车厢,有了它们,就等于有了办公室,也等于有了工地指挥部了。

除了安排衣食住行,通水、通电、通电话及道路交通,这些工程虽然有对口包建的单位,但最终的交接和验收,还得由上海石化这边来完成。好在背靠着一个大上海,上海市力保千军万马战金山,全市支援金山工程。1973年元旦到来前,这些问题总算在跌跌撞撞中最终得以解决。

唯一困难的是,职工从金山到高桥家庭团聚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金山到高桥,长长的八十多公里的路程,当中还得通过黄浦江。那时还没有开通交通车,从高桥过来参加会战的职工,一般每半个月回去团聚一个周末。为解决这个问题,王基铭动用“权力”将工地上的两辆用来拉料的三轮汽车变通为交通工具,送职工回高桥休班。那是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建交后从日本进口的一批车辆,每个三轮车的后槽子上,人挤人可装下十几个人。公路自然不是今天的这种宽敞的高速路,而是新建的铺满尘土的简易公路。八十多公里坐下来,等下车时,每个人便都变成了“土人”。

职工们却都有着一种高涨的热情。坐着三轮车回高桥,王基铭和大家一起乘车。一路上大家将《志愿军战歌》稍稍改动了一下歌词,便大声唱了起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黄浦江

铲沙滩建工厂为国来争光

这是上海石化总厂的“老人儿”张一飞讲述的一个“三轮车上引吭高歌”的故事。张一飞,原上海炼油厂党委副书记,后任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一厂首任厂长,九十年代中期,张一飞从上海石化总厂副厂长的岗位上退休的。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位81岁的老人情不自禁地大声唱了起来,而后便得意地眨了眨眼睛说,那时,我还是王基铭的领导呢。

老人说,那时,王基铭回市区看望父母,就得和我们一起挤这个车。1972年,嗯,他还没成家,要去看对象也得挤三轮汽车。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  金山卫工地喜结连理

1973年元旦,王基铭回到市里去见王国蓉,一是俩人分别的时间长了,彼此心里都很想念,二是进了新的一年,自己的年岁也到31上了。这个年龄即便在时兴晚婚晚育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也算是典型的晚婚了,这趟回来,就是为了商量结婚的事儿。

要结婚,就不再是上年里领个结婚证那么简单了。王基铭想的是动员王国蓉到金山卫去,这样的话,至少生活上可以相互照顾了。只是金山那边的条件眼下还很差,王国蓉愿意跟着自己去到那么一个荒滩上去工作生活吗。对此,王基铭自己心里也没底。

见到王国蓉时,王基铭试探着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令他没想到的是,王国蓉满口就答应了。这便让王基铭的内心充满了感动。他知道,出了上海市,去到还是70多公里外的金山卫,这可不是个小事。别说当年,即便进入到八十年代,不少上海青年为了能留在上海,甚至放弃到外地读大学的机会,选择留在上海读中专和技校,这样的例子王基铭自己都遇到了不少。

对王国蓉的调动,她的好友倒是在下面出了不少主意,这些主意说来说去,最后都集中到让王基铭调回上海市区这一条上。王国蓉听了只是微微一笑,她太了解自己的恋人了。要让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回到自己身边来,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说话时,这一年的春节就到了。小年刚过,上海的街头便有零零碎碎的鞭炮声响起了。王基铭处理完手上的工作,便请假回到了上海的家中。这年的春节里,催促俩人把婚事办了,便成了挂在王基铭父母嘴边的话题。俩人便异口同声地告诉老人,春天里就迅速择日操办喜事。

2月19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轻工部等有关部委在京召开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汇报会。会后,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工作汇报会议纪要》,4月里,国务院批复同意,总厂建厂规模基本确定。是月,上海市城建局施工队伍进场,厂区道路开始修建。这么一来,王基铭忙碌的时刻便也跟着来了。

春天过去是夏天,这年的六月,对王基铭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凡月份。这个月里,王基铭和恋人王国蓉正式步入了结婚殿堂。金山的条件那时还非常艰苦,还不能象今天这样的举办一个像样的婚礼,好在革命的年代移风易俗,婚礼自然也是那种具有那个时代特点的新式婚礼。

1973年6月16日,王基铭和王国蓉领取结婚证书,当晚在上海长阳路的长阳饭店摆了两桌酒席,长阳饭店位于辽阳路拐角,这几年王基铭才发现,长阳饭店已在新的城市建设中被拆除。那天去长阳饭店的全是王基铭的家人,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饭,席间少不得一串串的祝福。18日,王基铭又在福州路老正兴饭店摆了两桌酒席,请上炼的老同事、老朋友以及金山化工一厂的同事吃饭。老正兴是一家老字号饭店,当时一桌酒席30元,从价格上讲已很奢侈,参加宴会的有张一飞等领导和同事。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了热水瓶、脸盆、水桶等简单的生活用品,算是表达一下心意。

职工宿舍还没建好,新婚后王国蓉到工地上去过一次,这时王基铭同宿舍的那个伙伴便自觉地搬了出去,那间简易职工宿舍便成了他们的新房。新房里的陈设没有太大的改变,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便是一张新婚用的大床了。虽然条件艰苦,俩人却都没往心里去,爱情的甜蜜,新婚的幸福,宛若明媚阳光照亮在他们心灵的天空上。

正式的家是在山西南路322号,那是王国蓉的户口所在地给她分配的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两人高兴得合不拢嘴。毕竟和王基铭家8口人20多平方米的住房相比,13平方米的房子在两人的眼里便宛若宫殿一般。

王基铭和王国蓉的新婚蜜月过了仅一周就结束了。新婚中的王基铭便呆不住了。王国蓉看出了男人的心思,便理解的对王基铭说,你快去忙吧。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这话让王基铭愧疚,更让他感动。

王国蓉调到金山则是在三年后了,主要的原因是,王基铭考虑父亲的病还没有好利索,自己平时因为工作忙,对父母的照顾已经够少了,成了家,让王国蓉暂时留在市区,也好时常过去帮个忙,照顾老人。王国蓉虽然内心也愿意婚后就调到一起,但王基铭的话又那么有道理,也知道公爹和婆婆当初为培养王基铭上大学,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便理解的答应下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  海滩上的会战

1974年3月1日,一期工程主要生产装置常压蒸馏装置打桩,标志着化工一厂开工建设,历经一年5个月,于1975年8月该厂基本建成。这个速度已经是典型的“金山速度”了。1974年底,总厂筹建指挥部总指挥陈去非便和副指挥方荷生、龚兆源他们就如何进一步加快基建建设问题展开讨论。这差不多就算是一个非正式的小型务虚会了。

陈去非说,老方、老龚啊,大前年也就是1972年的8月里正式上来的吧,我记得8月12号,我们的手上便握着了上海石化总厂筹建指挥部的大印。进入1975年,就等于三年了。老祖宗讲“事不过三”,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得有更大的动作,抱一个更大的“金娃娃”。到1975年的8月12号,三年,我们到底能不能抱个“金娃娃”呢?

方荷生问,陈指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能否在今年的8月12号实现乙烯装置的点火。陈去非没等方荷生把话讲完,便把话接了过去,直通通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乙烯装置能否点火试车,这个得看化工一厂了。这样吧,我征求一下张一飞、王基铭他们的意见。龚兆源说。

嗯,征求一下意见是对的,连张一飞和王基铭也感到有压力,那我们不妨再稳妥一点。陈去非关切地交待说,老龚啊,这个王基铭,可是个拼命三郎,别给他太大的压力----响鼓,不用重敲!

下来后,龚兆源便找到了王基铭。他从侧面将陈去非的意见转述了一番,尽管语气不乏轻松,但王基铭还是听明白了话里的意思。王基铭说,1975年8月12号实现乙烯装置的点火试车,有难度,不过也有希望。

这话让龚兆源兴趣十足。

龚兆源“哦”了一声,随即便催促道,基铭,说说你的看法。

王基铭沉思了一下说,我们现在的劳动基本处于满负荷状态,但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施工设备,加上更加科学的施工方法,比如土建施工上,我们完全可以在设备运到工地前完成,这样就可以避免两次运输,设备一到,立即进行安装。当然这仅仅属于合理化建议,但我们只要发动职工,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先行一步,就完全可以掌握施工的主动权。

好,你把这些思路重新整理一下,重点是围绕“8.12点火试车”,搞一个可行性的方案,拿到会上去讨论。龚兆源说,基铭呀,军中无戏言,这个方案可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点也无妨,这毕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么。

一周后,在总厂筹建指挥部的工作会议上,化工一厂和总厂设计部门拿出了一个总方案。化工一厂的厂长张一飞、副厂长王基铭出席了这个会议。

会上,王基铭代表化工一厂做了一个专题汇报。这是一个以工程总目标为主,采用倒逼的方式,按照各个不同的时间节点,所排出的一个施工大表。大表的每个时间节点上,都有详尽的施工组织、设备数量要求以及相关的劳动力定员。也就是说,只要满足这些要求,1975年化工一厂的乙烯装置点火试车,就有可能也有能力达到。

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又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了,与会的领导们不由频频点头。经过满满一天的讨论,只剩下施工设备问题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陈去非最终拍板道,就这样吧,设备问题我们可以寻求市里的支持。大凡用兵之道,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人和。守着大上海,占的就是个“地利”,从这个角度讲,设备问题还是有望解决的。

陈去非自信满满地说。

副指挥方荷生也兴致勃勃地补充道,为了稳妥起见,时间上不妨顺延一下,将点火试车放到9月28号,作为国庆献礼,献给建国26周年。

刚才,王基铭代表化工一厂给我们拿了一个方案,现在来看,里面最难搞的施工设备问题,我们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这就等于让我们吃了一颗开心丸,也是定心丸。陈去非幽默地说。继而,陈去非话锋一转,又说道,当然,最后能否治好我们的“心病”呢?

张一飞!陈去非指挥冷不丁地喊了一声。

陈指挥!化工一厂厂长张一飞应了一声便站了起来。

如果施工设备的问题给你们解决了,你有信心按时点火试车吗?陈去非再次确认道。

有!

军中无戏言!

我们愿立军令状!张一飞大声喊道。

好!张一飞、王基铭,一正一副两个指挥,都向我们打了保票。陈去非赞赏的点了点头,手一挥:散会!

1975年2月20日,春节刚过,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在沪召开总厂总体设计预审会议,国务院有关部委派员出席,这个会上确定了总厂总投资、总项目、总体布置图、总进度和总定员。1975年9月28号的乙烯点火试车,作为重要节点、关键节点涵盖在其中。按照这个方案,上海市在后来的半年里,差不多集中了全市五分之四的打桩机,全力投入到了金山工程的建设工地上,一鼓作气的将七千八百多根基础桩打到地下,在地面土建工程全面展开之前,便把主要的下水道和上水道铺设完毕。当然这是后话,但陈去非的“地利”一说,由此得到验证。

2月20日的总厂总体设计预审会议刚刚结束,22号,一个声势浩大的决战誓师大会便在茫茫的荒原上召开了!

二月的金山卫,初暖乍寒。

简陋的主席台的后面,是一个由帆布撑起的背景墙,墙上张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台上摆了两排长条桌,凳子有方凳,也有长条凳。主席台的前方,是一个撑起的话筒。会场上的大喇叭里,播放这一支支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王基铭站在人群里,激动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热烈的大场面。会场上端坐着一万五千名会战将士,激昂的锣鼓声响彻在会场的四面八方。会还没开,现场的气氛便让人不由得热血上涌。在王基铭看来,这仿佛就是大战前的动员,也是青春里建功立业的好时机,想一想自己的青春能和国家建设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心下里便禁不住的激动着。

大会由副指挥方荷生主持,总指挥陈去非做的动员讲话。迎着初春的冷风,陈去非以响亮的声音讲到了总厂的建设意义,讲到了总厂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讲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陈去非初始还拿着讲稿念,讲到后来,他索性合起稿子,以坚定的声音讲到了大会战的意义,陈去非大声地喊道,同志们,让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决完成石化总厂的建设任务,力争9月28号点火试车,以优异的成绩献给毛主席,献给党中央,献给建国26周年!随着陈去非高高举起的情不自禁的手臂,会场上再次响起一阵阵热烈的口号声。

会议结束后,总厂水厂的部分团员青年提出了《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倡议书》,得到工地各单位团员青年的响应,响应这一倡议的更有工地上的干部职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整个会战共建设18套生产装置。化工一厂的常压蒸馏装置是整个石化总厂的龙头生产装置,它的主要设备常压蒸馏塔必须先立起来,因此,塔基础就必须先开工,要开工就必须打下25根由钢筋和水泥浇筑的地基桩,深度达32米,每个桩子由8根焊接的钢筋组成,实际长度达34米。但问题是当时施工所需的钢筋,全部堆放在3公里外的电厂工地,钢筋进不到工地,负责制桩的市建一公司便面临着停工的可能。

市建一公司领导蔡正德认为化工一厂不具备开工打桩的条件,找到了王基铭,下了一个准备撤兵的通知。蔡正德说,没有钢筋,我们停工待料,只能撤出去,到别的工地去。

王基铭说,不能停,更不能撤!

可我们怎么制桩,钢筋呢!

你等着吧。不是明天开工么,放心就是了。王基铭毫无商量地扔给对方这句话后,便找到了张一飞。王基铭坚定地说,老张啊,非常时期,咱们别等了,组织我们的职工学大庆精神用肩膀杠吧,咱们等不起!

好主意!张一飞点头称是。随即俩人号召党员同志带头,带着20多名职工,走到3公里外的电厂,一根根地抬钢筋。具体的办法的是,每8个人抬一根34米长的钢筋,由于长度过大,要想快步走起来,就得统一步伐,王基铭和大家一道喊着“一二一”,来来回回的扛,白天扛了一天,晚上继续加班,第二天施工单位发现所需的钢筋全部摆在了工地上,负责施工的那位对方的负责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感动地说,你们真是好样的,我们服了。随即便组织市建一公司的队伍日夜加班制桩,两周后,轰鸣着的打桩机就在荒滩上响起,它标志着化工一厂的大会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大会战的特点是上得快,但正因其上得快,期间便有许多突发性的难题需要解决。安装乙烯装置需要把几十吨的压缩机吊装就位,遇到的首个问题就是要把压缩机从1公里外的仓库驮运到施工现场。

怎么驮,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也不敢打保票。

王基铭出了个主意。王基铭说,当年大庆会战不是用人拉肩扛的办法将钻井设备拉倒现场的么,我们不妨试一下。这个建议得到了张一飞的认可。张一飞便把班子里的几个人喊到一起,开了个“诸葛亮会”,最后商议的办法是,在地上先行铺上钢板,钢板上放置钢管,用千斤顶将压缩机顶起后,放进钢管,前面再用手动摇车拉动捆绑在压缩机上的钢丝绳,一段段往前拖。这个办法笨是笨了点,但的确有效果,几十吨的压缩机,就这样一寸寸的被拉到了施工现场。

除了解决生产上出现的突发性的问题,王基铭吃饭睡觉都在琢磨怎样科学地完成艰巨的会战任务,在这个方面,令王基铭最感动的是,张一飞在工作上给了他很大信任和支持,这也使得王基铭能放开思路、甩开膀子大胆工作。为了抢进度,王基铭通过反复的思考和调研,形成了一套相对缜密的工作措施,这些措施也都得到了厂长张一飞的支持,很快便应用到了生产建设中来。

人员的安排上。王基铭采取的办法是,让多数干部和技术人员负责工程建设,并随着建设的进展,逐步过渡到生产准备;让少量精干的技术人员摆脱繁忙的日常事务,留在第二线,专心致志地吃透进口装置的工艺技术。从后期的实施效果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乙烯装置几乎集中了石油化工各种复杂的工艺技术。根据“引进好,建设好,生产好”的要求,化工一厂的主要负责人和技术骨干,都是基建、生产两副担子一肩挑,为掌握这套装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第二线工作的是一批技术人员,他们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一起,全面收集文献资料,仔细研究进口装置的工艺技术,对生产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包括可能发生的事故,都进行了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工艺计算,先后取得了上千个数据,弄清楚了每一个“为什么”,从而较好地消化了引进技术。

职工的技术培训上。借着大会战的开展之机,王基铭和班子成员一道,带领职工搞起了强有力的大练兵活动。王基铭认为,干事业光靠着一股子热情,还真的远远不够,还需要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行,尤其是石化总厂这样的大型现代化联合企业,许多化工装置高温高压、易燃易爆、装置之间又相互紧密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工程质量至关重要,只有职工队伍的技术水平上去了,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才可能顺利地开展。结合化工一厂的人员队伍现状,王基铭向张一飞建议,年轻的操作人员虽然都经过了业务对口工厂的代训,但仅此还不够,还应该将他们全部安排到工地,参加设备安装、单机试车和联动试车,进行现场实地培训,这样做,才能真正达到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的技术要求。1973年11月,化工一厂进厂的375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便先后在炼油、机修、电气、仪表、检查、食堂等部门培训,之后,这批操作员便全部安排到了工地。

实践证明,这是广大操作人员熟悉工艺设备、掌握生产技术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后来曾担任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戎光道,就是1973年入厂的新工人。在谈及到王基铭对新员工的培训时感慨地说,王厂长最重视的,莫过于对技术工作环环相扣的培训了。

其他环节的技术培训也都做得十分严密。单就焊接来说,他们对关系全局的焊接质量抓得很紧。凡是进口装置的特殊材质的焊接,都要求国外承包单位先提供焊接工艺和试焊材料,然后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对工人进行培训和测定。焊工只有得到工地颁发的合格证书,才能参加焊接。一批二十来岁的女焊工,经过刻苦学习,出色地掌握了全姿势焊接技术,有的被日方技术人员赞誉为“神仙焊工”。

建立和健全严格的岗位责任制。这期间,化工一厂所有大型塔、罐的吊装和传动机械的安装,事先都拟定出详细的施工方案,并反复向每个工人交底,明确职责,保证了吊装工作的万无一失。

这一年,或许是王基铭去到上海石化总厂后最忙碌的一年。王基铭带领职工建成了250万吨的常减压装置、11.5万吨的乙烯、芳烃抽提、芳烃分离、码头以及公用工程。这些工程从1976年5月期陆续投产,1977年化工一厂全面投产。

让王基铭感触最深的是,那段时间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睡个囫囵觉。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到了晚上,万家灯火后,自己却仍没有下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月25号乙烯装置裂解炉点火烘炉,才总算告一段落。

至此,“9.28”点火目标基本实现。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4  回眸1975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便发现,1975年注定属于金山,属于上海石化总厂。

当时的极左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到工程建设。那时候,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着,对“白专道路”的批判声音,在社会上也依然甚嚣尘上。繁忙的工作里,总厂也不得不拿出专门时间搞这类活动,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上海石化总厂,正常的建设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总厂在干扰里仍保持着高速的前进步伐。应该说,这与当时国务院的整体重视是分不开的。

石化总厂“9.28”点火试车方案,上报国家计委后,立刻便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关注。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深谙工业建设之道的余秋里,显然已掂出了这份方案背后所意味着的艰辛。端坐于案几,手中的那份点火试车方案,让将军感动良久。3月7日,将军在国家计委召开的上海石化总厂建设汇报会上,以动情的语气,对石化总厂过往的工作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对未来紧张的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余秋里说,出了问题也不要求全责备么,这么大的新的工程,可以漏点项,要允许补充,只要总结到位就可以了么。

同当年指挥大庆会战的那个叱咤风云的“马上将军”相比,这个时期的余秋里显然更多了几分长者的宽容与包涵。余秋里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是有着一定密级的,只传达到处级干部。王基铭在读到这份讲话时,更吸引他的是,余秋里在讲话的最后所提到的“要抓技术培养”的问题。余秋里强调,干什么总得要练兵,同时要发动群众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

这显然是大庆的一套,是大庆经验最集中的提炼。余秋里试图借大庆的经验,进一步启发石化总厂的领导干部能在生产建设中多走出两步好棋。在这个讲话中,余秋里的还重点提到了“总结”,这种总结不单是一种“事后”的总结,还包括了前期的总结,即把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都考虑进来,以此制定出应对措施。这一年的会战中,王基铭在抓技术培养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其工作思路,基本都出自于对余秋里这个讲话精神的思考和总结。

一期 工程建设中,王基铭对邓小平同志的两次工作视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对金山的第一次视察,是在1973年6月,第二次视察,是在1976年的6月27日, 工地上塔罐林立,一座座高大的建筑拔地而起,犹如雨后春笋;一条条管道绵延千里,纵横交错;一台台设备安装就绪,待命运转……这一切的一切多像一纸圆满的答卷啊。面对石化员工交出的答卷,小平同志高兴地说,1973年6月我来过,那时这里什么都没有。话里话外,便透着一种喜悦和满意。

邓小平在总厂陈去非、方荷生等人的陪同下,冒雨视察了化工一厂乙烯装置、化工二厂丙烯晴装置。站在变化巨大的化工一厂,面对变化巨大的工地以及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来看看,你们搞得很快,看看高兴!小平同志亲切的话语,让王基铭以及在场的所有同志都非常感动,就仿佛所有的辛劳在那个时刻,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的高度赞赏就划算得很了。

是的,还有什么能比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更能让人的兴奋的呢!

6月28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后的次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来到金山工地视察。

7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在轻工部听取上海石化总厂进口项目等建设情况汇报时,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在上海石化总厂召开建设现场会,介绍上海经验,提出总厂下一步急需解决的问题的指示。相距一个月后的8月8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在上海石化总厂工地召开工程建设现场会,谷牧副总理主持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主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负责人,22个进口成套项目和其他重点项目的领导干部、工人及技术人员代表共330人出席会议。《人民日报》连续两次发表评论文章,宣传和分析上海石化总厂的工程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以整体的方式,如此高密度地关注一个兴建中的企业,那之前恐怕还是没有过的,至少不多见。一时间,上海石化总厂成了那个时代中国工业界最为走红的明星企业。

作为最早的建设者与管理者,令王基铭自豪的是,上海石化总厂在最初的创业中创下它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王基铭是这样概括的:一是建设时间短。一九七二年开始围海造地,并为施工准备各种条件;一九七四年元旦打下第一根基础桩时,延伸几十里的“厂区”还只是一片白茫茫的海滩。经过四年多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石油化纤联合企业,巍然矗立在东海之滨的杭州湾畔了。二是收效比较快。1976之后的试生产期间,就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涤纶、维纶、腈纶11万多吨、塑料12万多吨,赚回了百分之四十的石化总厂总投资。由于它的建成投产,国家用于进口合成纤维、塑料所花的外汇减少了。三是资金使用得比较紧。整个工程建设总投资控制在国家批准的总概算之内。经过不断努力,这个联合企业的进口装置的“三废”处理,达到了合同规定和国家标准。国内配套装置也基本上达到了国家规定的“三废”排放标准。

……

28

浏览量:

《王基铭传》讲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王基铭为国家石化工业和科技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以及他那一代中国石化人披肝沥胆的创业往事。 

由于王基铭院士所具有的特殊的“央企高管 科研院士”的身份,这部长篇传记解密了大量的石油石化行业的历史事件,既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记录,更是一部系统展示新中国石油石化行业 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创业奋斗史。


全部评论()

更多资讯内容请关注工业文学官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