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道亮光

作者:吴向东


 

屋子里是昏暗的,妹妹靠在竹椅上,嘴角噼啪吐了两片瓜子壳:奇怪,回家的路都不记得,却晓得去机修车间的路。

请师傅们去车间再找下吧。我说。

妹妹嘴一歪,又飞出两片瓜子壳:找遍了。那早就废了,成了鬼城。

可我们总不能傻坐着?我说。

妹妹抬起头,捋了下前额的乱发,眼睛瞪着我说:

没办法!只能登报。叫你回来就是办这事。你路子多,有人脉,常上电视吹牛。说实话,老头子已不见两天。我要是有办法,也懒得喊你回来。

一年前,医生诊断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如今的失踪,说明已到空间辨识有障碍的程度。父亲住在长江南岸的郊区。这曾是一家军工厂的所在地。工厂三面环水,分布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只有一路公交车通往市区。

父亲住的宿舍是平房,红砖灰瓦,还是苏联援建时期的产物。红砖既是支撑物,也是外墙,行人路过,一眼便可瞧见它赤裸的坚韧和残缺。

母亲去世后,我曾劝父亲搬来和我一起住,却被父亲拒绝。我搬新家时,父亲来过一次。他背着手,颇有兴致地在小洋楼上下里外兜了一圈,本以为他会夸我两句,却没料,他看罢发出一声长长的嗟叹,就不再来了。

父亲在病前就粘上了妹妹。也许他已察觉有痴呆症的先兆,便搁下话:将来丫头管我。妹妹不悦道:你一个男人,帮你揩屁股不方便。父亲冲妹妹吹胡子瞪眼道:你擦你儿子屁股擦得蛮好,你就当老子是你儿子好了。不会让你吃亏,这房子归你。妹妹嘴虽硬,心肠却是柔软的。我每次回来,父亲都是一身利落,只是腿脚愈来愈不方便了。

一列厂里的小火车从父亲屋子旁边轰隆而过,震得屋顶瑟瑟作响。妹妹抬头看了看,起身抖了抖工作服上的瓜子壳说:我走了,请假出来的,想好了,就快点联系。

你等下。我厉声叫住了妹妹:爸爸最近有什么反常吗?

妹妹站在门口,看了看我,低头寻思了会说:倒真是有件奇怪的事。老头子这几日在床上总是唉声叹气,不停地骂一个叫施少中的人,说这个狗日的,就是个畜牲,为了一口食,把命给丢了。我问他施少中是谁,他便不出声了。

听到施少中的名字,我忙叫妹妹留步,说我知道此人。他是父亲的堂弟。解放后不久,被枪毙了。

不得了哦。妹妹夸张地双手一摊:我们亲戚有被枪毙的?施家还出了英雄好汉。

你说什么哪!我不悦地看着妹妹:要不是他,爸爸当年也不会参加造反派。

父亲本是一个雇农的儿子,东家是他的大伯,也就是施少中的父亲。父亲祖辈几个兄弟原本闯关东开荒种地,虽勉强度日,却算和睦。可偏偏他大伯那支从地里刨出了块玉玺,官府竟说是高句丽年代宫廷之物。兄弟间顿时有了天地之别。父亲和施少中一起长大,却不叫施少中弟弟而称之为少爷。哪晓得风水流转,东北解放,我爷爷做了农会主席,施少中家却划为大地主。

施少中被枪毙的那一年,父亲正在中等技术专业学校读书。当时东北遭遇旱灾,施少中饿得眼睛发绿,半夜偷了生产队一头瘦牛,牵到集市上换回一担玉米,没想路上被巡逻的民兵逮住。爷爷托人带信把此事告诉了父亲,本想让父亲心里舒坦,没料想父亲为了表忠诚,向组织坦白了这件事。系总支书记原是抗联一个团长,没听完父亲的交待,就朝父亲的屁股狠狠踹了一脚:操你大爷,刚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你这不是叫老子作难吗。

   没待我说完,妹妹早就没了兴致,哼了一声,说:难怪从小就听别人喊他“是苕货”。

   父亲名叫施少霍。在江城人的方言中,傻子被称为“苕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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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寻人启事播出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江北区派出所的电话。说父亲找到了。我忙问在哪发现的。警察说,是在洞庭街一号楼前。据住一号楼的人说,这几日父亲天天坐在一号楼的台阶上。我不相信警察所言,反复让他确定父亲的身份,警察有些不耐烦了,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何不相信人民警察。

妹妹说父亲只记得去机修车间的路,这我相信。他在那做过支部书记,一辈子最辉煌的日子就是在轰隆隆的车间里度过。可洞庭街一号楼和他有什么关系?那里过去是英租界,房子不是哥特式的尖顶就是巴洛克猩红色的墙壁。现在是江城有名的酒吧街,灯红酒绿,粉气熏人。

妹妹听说父亲去了洞庭街,很不高兴。她说我住的小区离洞庭街就隔两条马路,她断定父亲是去找我了,酸不拉唧地说,对他再好都没用,心里还是装着儿子。

父亲只去过我家一次,如今他连回自己家的路都不记得,哪会是去找我。从工厂到洞庭街,要转几道公交,这对于痴呆的父亲有点不可想象。

匆匆赶到江北派出所,我一眼就看到父亲笔直坐在走廊一条长椅子上。父亲的模样除了衣衫有些皱褶,看不出在外流浪几天的疲惫,也无往日的颓靡,甚至还有些亢奋。

警察让我掏出证件核实,顺便回头问我父亲,我是不是他儿子。父亲扭过脖颈瞥了我一眼,说不是。我忙对警察说,父亲有老年痴呆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警察没过多怀疑,他自然清楚,不是亲人,谁会自找这个麻烦。

不过警察说,据报案的人描述,老人并不像是患有痴呆症。老人这几日上午八点半都会准时敲他家的门,然后便说要找罗局长。报案人说这里没有罗局长。老人便说,有的,没上班罢了,说完便坐在门外台阶上等候。老人渴了,就会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一支冰棍或一瓶汽水,饿了就去附近的摊点买碗热干面。到了天黑,老人就自动离开不知去向。

警察看我听的错愕,便笑笑继续说:不过你别担心。在你往这边赶的路上,派出所又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轮渡公司打来的。轮渡公司说,售票员记得,老人几天前搭乘轮渡过了江。另一个电话是附近六渡桥宾馆打来的,说电视里找的那个老人,最近几日都住在他们宾馆。

警察说完,走到父亲的跟前,摸了摸父亲稀疏的头发说:你看,他一付老谋深算的模样,像在考虑国家大事哦。一般痴呆的老头,都是个麻木。不怕告诉你,有阵子,我都想痴呆。

我没理会警察的调侃,但他对父亲痴呆的怀疑不无道理。要知道,长江上已建造了六座大桥,上班族很少有搭乘轮渡过江的。如今搭乘轮渡的人多半是过去跑月票的老工人。他们退休后闲来无事,坐车搭船也免费,每天坐着轮渡从江南到江北,或从江北到江南。年轻的船员们忙得晕头晕脑。他们则吹拉弹唱,倒是快活。可让我最迷惑的是,父亲为何还识得去六渡桥宾馆的路。

那个宾馆过去叫六渡桥招待所,是一百多年前德国人留下的一座洋楼。父亲工厂由于保密所限,几乎与江城隔绝。所以工厂每月会用几辆大卡车,带着先进工作者去六渡桥繁华的商业街逛稀奇,看电影。晚上就安排在六渡桥招待所住宿。

印象中,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津津乐道,说:招待所的窗户是彩色玻璃,墙旮旯里雕有花边,睡的床安了弹簧,早上还有德国的大钟叫你起床。

前几日外出办事,我还路过这幢洋楼。如今它已被私人承包,大理石的罗马柱上,贴满了召嫖的“学生妹”名片,附近的街道也充斥着小五金杂货。父亲在这地方行走,没被“学生妹”哄走还真算他有本事。

细想来,父亲这次失踪可能是随意的游荡,他说在找那个罗局长。我仔细回忆着和父亲交谈的点滴,还真不记得他认识什么罗局长。

我问警察,洞庭湖一号楼的住户是不是姓罗?警察说:不是。一号楼是公房,产权是工业局的,现在成了一个高级私人会所。会所老板这几日不舒坦,说一个老头整日蹲在门口,让会所很没面子。

会所老板的话,让我有点不爽,本对他有感激,现在却想到他的白眼。我问警察,此老板还说了什么?警察听罢,回头瞅了瞅我父亲,凑到我耳边问:你老头过去是做大官的?我说:你看他那样,哪点像。最大官就是车间支部书记,文革后还被撤了。警察听罢,用手挠了挠头皮,长长“哦”了一声后说:看样子老头是有点问题。他对报案人说,那个罗局长是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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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父亲回到了他的红砖瓦房。妹妹见到父亲,上前先捧着父亲的腮帮,随后又用力扯了下父亲的耳朵。父亲呆滞地立在那,没有任何表情。过了许久,他说了句:

我饿了。

妹妹安顿父亲躺下,自己就去厨房下面条。我立在一边,等待妹妹开口问什么,可妹妹却一直没出声。直到面条煮好,她把父亲喂完,才说:真搞不清,这鬼老头子,怎会跑一号楼去。那楼和他有毛关系。

我说:是不该有关系。爸妈都不是江城人,在这没亲戚。可他硬说楼里有个罗局长,还说他是个将军。

妹妹说:你听他胡扯。他就是个吹吹,喜欢唠叨这些大官,来抬高自己。

妹妹聊起父亲,话总说的那么直接,不像我,总想给父亲留点面子。我想即使是父子,它也是一种男人和男人间的关系。我的这种想法,也许和我长时间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关。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去了东北农村老家。上大学时,我曾为此质问过父亲。父亲瞪眼道:老子那时候要超英赶美,哪有功夫搭理你。我当时心想:操,你没功夫搭理我,却晓得在床上造我。

父亲的房间传来低声的咳嗽声。妹妹赶紧去了父亲的睡房。不一会妹妹扶着颤巍巍的父亲出来,去了厕所。待妹妹再回来时,已是满脸疑惑:这老头子,真是稀奇。刚刚蹲厕所,我问他罗局长是谁,他说他不晓得。我又说,施少中你总该记得吧。他还是说,不晓得。我说,那你晚上喊他做什么。老头子听了,屁股都不擦,腿也有劲了,搂着裤子站起来和我翻脸,说:老子哪里会喊这个杂种。

妹妹说完,眼睛亮亮地盯着我道:老头子是不是在装糊涂呵。说不定哪个东北旮旯里,真有个将军亲戚也说不准。

    父亲的父亲兄弟七八个,如今后代都在农村窝着。父亲能出来混世界,还得益于他每天送施少中上学,靠在私塾窗户下听了几耳朵,识了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组织上很快就送他去读书。可自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已绝不和人谈政治,倘若它人聊起官场之事,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现在能主动唠叨罗局长,可能拜痴呆所赐。

工厂宿舍离洞庭街太远,倘若再发生类似事情,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寻思再三,我对妹妹说,不能再顾及左邻右舍的碎语,把父亲送到养老院吧。

妹妹低头想了会后说:哥,我真没那个能力。我说:不用你出钱,你只负责常去看看他就行。妹妹听罢,乐了,可马上又补充道:送养老院可以,但房子还归我。我说:我从没想过和你分这套房。妹妹笑说:哥真好。我说:我也不容易,每天写稿写得吐血,这糊弄人也是一桩体力活。妹妹说:我更不容易,上班心里憋着火,却要低眉顺眼。凭什么土地归了农民,工厂却变成那几个王八蛋的。哪天我要是下岗,非搬走几台车床不可。哪个拦我,老子就和他拼命……

我打断妹妹的嚷嚷,这种唠叨我已听了多次。

妹妹向我推荐了一家养老院。这家养老院坐落在离工厂不远处的雁栖湖边。湖面很大,过去湖水被工厂排放的污渍弄得浑浊不堪,到处漂着死鱼。可没想现在工厂不景气,湖水倒变得清澈,岸边还有路过的候鸟歇脚,算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一块区域了。养老院是几个下岗工人在工会的帮助下,自筹资金建立。设施虽简陋,倒是弄得干净。

我去养老院后,接待我的是一个近六十的女人,她见我填表时写施少霍的名字,不由得一下喊了出来:是施书记呵。

我不解地抬头看着她,发现她原本热情的面庞,忽然变得冷漠和忿怨。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施书记的儿子。你回吧,我们不可能接受他的。

我问为什么?

女人道:他儿女双全,怎能住养老院。女人说完,仰头长叹口气后说:儿啊,施书记要是住这里,我心里就天天有把锥子。

女人没大我多少,却喊我一声儿。我纳闷地看着女人。女人也察觉到自己的突兀,忙说:施书记是好人。他的晚年,不该在我这里过。

我说:你刚才还说这里护理精心。难道护理的都是坏人?

女人眨巴着眼着我,一时语塞,最后有些恼怒道:那是两回事。

我仔细端详着女人,终于想起,这个女人叫余仙姿,过去是机修车间的,年轻时喜欢扎个两个朝天辫。

我说:我记得你。我爸倒霉那阵,你白天在会上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是造反起家,晚上就偷偷跑到我家,搂着我母亲哭。

我的话,说得女人脸白一阵红一阵。她喃喃道:这日子越过,就觉得施书记越好。

我说:好什么?不就是有点手段,喜欢来点小恩惠,晚上加班弄碗肉丝面给你们吃。

余仙姿说:你这话真不中听。小手段?小恩惠?那是有人惦记你,你有价值。我现在巴不得有人给我来这套。那时候肉是要计划的,施书记是把你们家的肉票拿了出来。

一说肉票我想起来了。母亲那时老是抱怨肉票不够,原来肉票都被父亲拿去贿赂工人了。记得有次我馋肉急眼了,和几个伙伴用铁锹拍死了一条大黄狗。本以为是附近农民的,却没料是新来的军代表家的。父亲知道后脸煞白。把军代表叫来,当着他的面,把我绑在凳子上用皮带抽。一边抽一边说:没解放军,哪有你老子,没有你老子,那有你这兔崽子。军代表夺过父亲的鞭子,凑到我耳边问:小子,狗肉好吃吧?那狗可是吃海鲜长大的。我说:好吃,鲜得很。急得父亲一边跺脚,一边嚷着操自己祖宗。

我把这事说给余仙姿听。余仙姿呵呵笑了下说:我记得,是有那么回事。嗯,前几日听说施书记走丢了,最后在哪找到的?

我踌躇了下,还是告诉了余仙姿。余仙姿听罢,蹙了蹙眉,自言自语道:他不是痴呆了吗,怎么又去那。

什么意思?我问。

余仙姿看了看我,迟疑了下,拍拍我肩膀说:施书记学建筑的,常说那楼气派威风,那楼里最先住的是一个英国人,后来是江城的纺织大王,江城保卫战时,蒋介石的大官也住过那里。

那里也住过一个姓罗的将军,是吧?我忽然问。

余仙姿愣了一下说:施书记告诉你的?

我说:他这次去一号楼就是去找罗局长的。

余仙姿说:真见鬼了,罗局长早都死了。

我说:死了?

余仙姿说:是死了。死了几十年了。

余仙姿的话,让我内心一沉。我问余仙姿,父亲就是个小人物,能和一个将军有多大瓜葛。

余仙姿张了下嘴,又合上了。她的模样有点无措,沉默半天,才说我年纪小,不知道那个年代。她说那时候,没有人物大小之分,随便一个工人,只要气不顺,就可以和党委书记拍桌子,摔椅子。哪像现在,一个班组长就敢耍老板的威风。

余仙姿的话未说服我,可我也无心纠结这些问题。我竭力向她陈述了我和妹妹的境况,特别描述了父亲这次搭船过江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

一般养老院都不愿意收留老年痴呆症患者。余仙姿还算是仗义,念旧情。她是这间养老院的股东之一,拍板决定收留了父亲。这让我释然许多。我猛然觉得,父亲所谓的那些好,似乎都是在为这天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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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我和妹妹郑重地将去养老院一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用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们兄妹许久,最后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起身回自己屋里去了。

我和妹妹收拾父亲衣物时,我把余仙姿的一些话告诉了妹妹,说还真有个罗局长。妹妹忙问:我们和他是亲戚?我说:你为什么老往亲戚方面想。妹妹说:老头子一直琢磨着翻案,申诉材料写了一大堆,写完后都放在一个小木箱里。他肯定想找个包公递状子。我说:你又瞎扯,这罗局长已死了多年。

死了?

妹妹同我一样,也惊嚇得够呛。她说:咳,他没得救了,没得救了,真是糊涂了。

我和妹妹说话时,父亲忽然从睡房出来了。父亲看了看我们,又瞅了眼桌上的衣物,该是晓得自己离去养老院的日子不远了。他拄着拐杖定在那想了会,目光空洞地看了看四周。我以为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想和我们说说罗局长,却没想他默默走到书房,用拐杖戳了戳书柜上的一个木箱。我回头瞅了瞅妹妹,妹妹惊诧地冲我点了点头。

父亲回房后,我把那个木箱搬到了客厅。打开木箱,箱里装着一叠叠稿纸,我随手翻了两页,却没见一点申冤的内容,倒像是写的回忆录。可这个回忆录更像是个人档案。从儿童团开始,写到做机修车间的书记,罗列出几十年里父亲获得大大小小的荣誉。

送父亲去养老院的那天,余仙姿一早就候在养老院门前了。我们的车刚停稳,她立刻碎步上来为父亲开门。未等父亲站牢,她就一口一个施书记的喊了起来。听见有人喊施书记,父亲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可没一会又佝偻了起来。父亲已认不出余仙姿,却用一种欢喜的目光看着她。

余仙姿挽着父亲的胳膊,替父亲撑直了身体,头却微微靠在父亲的肩头。我们走过一片花园,来到一幢僻静的楼前。我们走进房子:房间里阳光充足,窗台上还放了一束丁香花,床头柜上,放了一艘军舰模型,那是工厂的标志。屋子里该有的医疗设施都有了,两边墙各有一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老人。老人看我们进来,礼貌的站起身,动作很麻利。

两位老人面面相觑,身体和表情忽然都僵硬了。父亲的喉头开始呼呼喘着粗气,胳膊不停颤栗,只见他艰难挥起手中的拐杖,用力向对面的老人扔去,然后扭身就要走。

对面的老人也是满面通红,躲闪着父亲的拐杖。

我上前抱住父亲,连声向对面的老人道歉。老人忙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妹妹问父亲:你认识他吗?父亲看了女儿一眼,茫然摇了摇头。妹妹说:你这老头子,都八十了,还不熄火,别人和你无冤无仇的。

一旁的余仙姿“哎呀”一声叫了起来。她嘱咐妹妹看好两老人,拉着我的袖口便出了门。我和余仙姿走到走廊的尽头。余仙姿说:怪我,都怪我。我只想把好房子给施书记,却把这个孙老头忘了。

我说:有什么不妥?

余仙姿说:孙老头当年是你父亲专案组的组长。

余仙姿的话吓了我一跳。我说:不会吧,父亲刚才还说不认识他。

余仙姿说:这很难说。年岁大的人就是怪。他可能记不得你的人,却闻得出那个的味,辨得出他的音。

听罢余仙姿的话,我心里极为懊丧。好不容易为父亲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安身处,却没想遇到这般事。

余仙姿有些为难地看着我,说要不算了,她怕出事。我安慰她,说都老胳膊老腿了,能出什么大事。余仙姿说我不了解这帮老人。这帮老头老太,吃的地沟油,操得是中南海的心。遇到观点不同,就翻陈年旧账,出口伤人,暗地里还分着派系呢。

我问余仙姿,孙老头为人性格怎样。余仙姿说,孙老头是个孤老,过去为人很阴。如今人老了倒比其它人温和,也许多年在保卫部工作,言语不多,也少和人来往。我劝说余仙姿,说父亲平日为人仗义,在厂里算是有人缘。从刚刚的场面看,孙老头没什么,问题在我父亲身上,把他们俩分开就好。

余仙姿沉吟片刻,算是勉强认同我的观点。她说离老孙头比较远的一个区有个单人房,条件更好,就是费用贵点。我说那没关系,只要留下父亲就行。

父亲在余仙姿的安排下,终于安顿了下来。看到父亲边走边回头,有些惶恐的样子,我原本释然的心还是有了少许不安。

随后的日子里,我常和余仙姿电话联系。余仙姿总说父亲很好,养老院的人都喜欢父亲。父亲虽不记得他们,却天生彼此亲热。余仙姿特别提到了老孙头。说老孙头在养老院待人冷淡,唯独对我父亲热心,主动和父亲搭讪,还殷勤地伺候他。我问余仙姿,父亲对老孙头咋样。余仙姿说,施书记是老小孩了,看孙老头主动伺候他,就摆起了谱,像个大首长似的。有次你父亲把屎蛋拉到裤裆里,是孙老头用手拣出来的。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分彼此,在一起玩了。我笑说,孙老头没捡起屎蛋往他嘴里塞?余仙姿一听乐了,说,你这孩子心肠不好,一点都不像施书记。

父亲和孙老头的和好,终让我和妹妹心里轻松下来。我和妹妹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妹妹开冲床,每天掰指头算计冲出的模具数量。下班后除了抱怨,就是把外甥按在桌子上写作业。孩子一走神,上去就一巴掌,还说我就是这样打出来的。

我也每天奔赴大大小小的会场,做股票的分析报告。股灾刚过,股民对于我这样的人也充满了怨忿。报告时,个别股民扔个鸡蛋或皮鞋的事也有发生。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年,父亲又突然失踪了。这回失踪的不仅是父亲,还有孙老头。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和妹妹直奔洞庭街一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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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妹妹一直唠叨,说无论父亲是为什么,可这洞庭街如今是花红柳巷,一个痴呆老头总往这跑,说出去会丢人。我怪妹妹多虑。老头当年做书记时,有小姑娘往上凑,余仙姿就是一个。可老头裤带就是搂得紧。妹妹说,她这回相信父亲和罗局长有关系。说人痴呆了,就记住两种人。一是恩人,一是仇人。我说,那罗局长是恩人还是仇人?妹妹想了想说,多半是仇人。

妹妹的话有几分道理。父亲不喜溜须舔痔,就好和余仙姿这类人交往,喜欢为他们出头。在出头过程中,他享受一种救世主的乐趣。要是母亲把他这层心思点破,他就有点气急败坏地说:共产党干部,不为工人出头为谁出头?

父亲和孙老头果然在一号楼的门前。

父亲坐在养老院替他准备的轮椅里,孙老头则坐在旁边一个小木凳上。一缕阳光,透过街边高大的梧桐树叶的间隙,洒在两位老人身上。偶尔的一阵风佛过,飘起两位老人几缕银发。

孙老头好像不断在问着父亲什么,父亲也似乎在频频作答。父亲偶尔颐指气使地伸出二指,指向一号楼,孙老头便立刻从小塑料袋里取出一些东西,塞到父亲的嘴里。

我和妹妹站了许久,后来怕余仙姿着急,便打电话告诉了余仙姿。电话里余仙姿气急败坏,她让我把电话给孙老头。我想劝余仙姿两句,可她却完全听不进去。

我和妹妹慢慢走向两位老人。孙老头发现了我们。他慌忙起身,也许是坐久了,身体竟然摇晃了下。我赶紧上前扶住他。孙老头顾不得晕眩,忙说:别怪你爸,是我答应带他来的。我没说什么,直接把电话递给了他。听得出,余仙姿火冒三丈,哇哇大叫,而孙老头则一声不出,偶尔点下头。

我开车载着孙老头和父亲回养老院。上车前,我特意要孙老头坐在副驾驶位,让妹妹陪父亲坐在了后面。车过了长江大桥,我听到后座传来父亲响亮的呼噜声。我侧脸看了旁边的孙老头一眼。他的表情凝重,眼睛冷峻地盯着前方。那里有发电厂正冒烟的一排烟囱。

我说:孙师傅,跑这么远很危险。孙老头说:没啥,我们坐轮渡过来的。我说:坐轮渡也要搭车过马路。现在的人对老人可不太客气。都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孙老头听罢,又不出声。我的话有点失礼,刚想解释点什么,就听孙老头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当年再坏,能坏过搞三聚氰胺的人?我忙说:那是,那是。当年就是有错,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犯的错。孙老头呵呵笑了,说:有觉悟,这话我爱听。

见孙老头高兴了,我忽然问孙老头为什么要带父亲出来。孙老头说:为了你父亲。他不来会憋死。我问孙老头:他都记不得多少事了,有什么事能憋他。孙老头扭头望了望窗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

车驶入了东湖隧道,车内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隧道的灯光不时从孙老头脸上划过。我又追问孙老头:一号楼和我父亲有什么瓜葛?孙老头终于回头瞅了我一眼问:余仙姿怎么说的?我说:余仙姿没说什么,她只告诉我,罗局长早就死了。

也许你爸爸想他了吧。孙老头若有所思地说。

我老头子和将军真有关系?我们是亲戚?妹妹从后座忽然凑到孙老头耳边问。

孙老头听了妹妹的话,又呵呵笑了,说:亲戚肯定不是,我只晓得,有个叫施少中的人,肯定是你父亲的亲戚。

孙老头竟然提起施少中。我想。

   孙老头继续说:我和你父亲上下铺睡了好几年。只要他放个屁,我就晓得他有几天没屙屎。可说实话,他现在这样,不能全怪施少中。

   这话我信。妹妹凑上来说:我有个同学,爸爸是南下的,娶了地主家的小姐,过去一路升官,现在一路发财。

   孙老头笑笑说:丫头说的没错。可你要说他苕,他还和你翻脸。孙老头说完看了看反光镜:丫头,他睡了没有?。

睡了,睡了。睡得屁是屁鼾是鼾的。妹妹歪了歪屁股,把头又凑到孙老头耳边,说:孙师傅,你说下我爸爸这个老苕。

汽车这时驶出了隧道,忽然的强光刺得孙老头不由得用手挡住视线。我伸手替他放下遮阳板,他才缓过劲了。孙老头对我说,他想抽支烟。我说随便他。然后将他那边的挡风玻璃放下一半。我告诉孙老头扶手的杂物箱里有烟。孙老头打开杂物箱,拿出一包烟,将烟盒在手里轻巧地转了转,连声说:好烟好烟呵。过去中央首长才能抽这种烟。咳,还是现在好,现在好呵。

我说:孙师傅,你都拿去抽吧。孙老头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孙师傅,我也来一支。妹妹从后面伸过来两只手指。

孙师傅递烟时,瞥了妹妹手一眼,回头对我说:你是哥哥,就一个妹妹,要多关照她。妹妹抢着说:孙师傅,我哥够关照我了。孙师傅又抬眼瞥了下反光镜后说:丫头,你看你的指甲都是黄的,烟抽的小气,还抽的凶,烟屁股都舍不得丢。你看你哥哥的手,他是男人,手却是白嫩嫩的,肯定是烟抽到一半就甩了的人。如今好是好呵,可没得钱的人,活得更不容易。

我说:孙师傅,你真行,不愧是搞保卫工作的,观察力牛逼。

孙老头摇摇头说:牛逼二字我是听不得的,现在十三四岁的姑娘,大庭广众之下,都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真不怕丑。

我和妹妹捧腹大笑。我说:孙师傅,这个字和你脑袋里的字不相干。

孙老头说:我看没什么不同。说到这里,我就说你爸爸一件苕事。他眼睛不大,却老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有一次开团委会,我和他坐在一起。散会后,你父亲很生气,对我说他要告状,他看到党委书记的手,在桌子下挠一个女支委的裤裆。其实我也看到了,他一开口,我忙捂住他的嘴巴,告诉他不要说,要说也不要和我说。可施少霍扯开我的手,非说不可。

那后来呢?我侧脸看了看孙老头。

后来?没有证据能怎样?孙老头说。

你不是人证啊。妹妹在后排说。

你闭嘴。我截住妹妹的话。

孙老头回头看了看妹妹,拍了拍妹妹扶靠背的手,说:看样子丫头像父亲,儿子像母亲。你们猜猜,施少霍厂里告不赢,最后去哪告状了?我说:该不会去找一号楼里的罗局长吧。孙老头说:你小子不是一般机灵。可你肯定想不到,施少霍后来威风了,也成了一号楼的主人,有一帮子人围他转呢。

老头子有过这牛逼?没听他说过耶。妹妹大声道。

孙老头又拍了拍妹妹扶靠背的手,说:很短暂,很短暂,和巴黎公社时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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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孙老头回到养老院后,余仙姿没说什么,两个老人照样还是按过去的样子生活。可我知道,余仙姿越是不说,越说明她还没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果然没过几天,余仙姿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同我聊起了养老院的现状。她说这个养老院至今还是黑户,没有拿到经营许可,没有资格替老人买意外保险。工会虽然大力支持,可真出了事,也不会出面负责。

余仙姿还想继续说下去,我打断了她的话头。我说:孙老头是个明事理的人,他答应过我,不再带父亲去一号楼。余仙姿不悦地说:他也曾答应过我。孙老头这种人不可信。我说:孙老头人挺好,你不要这样说他。

余仙姿冲我很有玩味地笑了笑。

我说的不对?我说。

余仙姿说:你了解他多少?施书记为什么要拿拐杖扔他?我说:他不就是专案组的嘛,那也是身不由己。

余仙姿略带悲戚地说:我一直不明白一件事。施书记到底知不知道,眼前陪他的老头叫孙连中。我问:这很重要?余仙姿没理会我,继续说:如果他晓得,我的心就宽了。如果不晓得,养老院就有风险,施书记也蛮悲哀的。

我没太听明白余仙姿的话,疑惑地看着她。

余仙姿继续说:他们两人原本好的像兄弟。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施书记得势时,打断过孙连中两根肋骨。文革结束,他案子又落到孙连中手里,孙连中就逼着他喝自己的尿,寒冬腊月,用消防水管冲他。

有这事?我不由得问。

余仙姿说:厂里老一辈人都知道,这两个人是冤家。

余仙姿的话,让我大为惊骇。我有点坐不住了,胸口有点堵,觉得屋子里弥散着一股陈味。我对余仙姿说:我想出去转转。余仙姿说:你去吧,今天天气很好,你是该替施书记好好想想。

门外的阳光确实灿烂,天空也很蓝。办公楼对面的老槐树挂满了白花,满院子飘着槐花的香味。槐树下有个老头在来回踱步。老头见我出来,便匆匆向我走来。走进一看,原来是孙老头。

她要赶走你父亲?孙老头问。你不能答应。

我定睛看着孙老头。孙老头和其它工厂老人有些不同。他面颊白皙,看不到胡须,干干净净,更像个文人。我在想他逼父亲喝尿的样子。

你就是孙连中。我说。

孙老头一听我喊孙连中的名字,原本焦虑的神情一下子散了。他身体有点软,晃了晃。我上前扶住他。孙老头的手冰凉,还不停地战噤。那一刻,我有点后悔说话这么直接。

我和妹妹思虑再三,还是准备替父亲寻找另一家养老院。我到访了江城市许多养老院,终于选定一家名叫“延年”的老人会所。虽说价格不菲,但离我上班地点较近。会所内环境幽静,设备完备,服务人员说话都似吴侬软语。自从听了余仙姿的话,我就有股强烈的愿望,希望父亲的晚年能多享受生活。

我把想法告诉妹妹,妹妹忽然不高兴了,说我糟蹋钱,也是个苕货。妹妹说,爸爸都糊涂了,他就是整天吃鲍鱼龙虾也尝不出味;就是找个十八岁的的姑娘伢整天和他亲热,他也没得感觉。何必呢。

妹妹见我不言语,暗忖片刻后继续说:既然哥哥这样孝顺,不如你就把这钱给我。我办离岗,整日陪着爸爸。这是一箭三雕。一是除了离岗基本工资,加上你给的钱,我的收入增加了,也不用再看那些人的脸色;二是你也放心,好专心忽悠别人赚大钱;三是爸爸也不受罪。自己的姑娘再差也不会差过外人。

妹妹的话出乎我意料,但确说的是实情。

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余仙姿。余仙姿听了边笑边抹眼泪。我对她那点怨气,也全都没了。

父亲的屋子很久没住人,墙壁发了霉,屋顶都挂了蜘蛛网。妹妹自己动手把屋子粉刷了一遍,还为自己腾出了一间小屋,安了空调,把屋子弄得花花绿绿的。待妹妹把屋子收拾妥当后,妹妹和我就高高兴兴来到养老院。

妹妹一进屋,喊了声爸,就开始收拾父亲的衣物。父亲木然地看看着她。我对父亲说,爸,我们要回家了。父亲也没有反应。直到妹妹准备把行李搬出房间时,父亲好像终于明白过来。他在房间叽哩哇啦乱叫,扯住我和妹妹搬行李的胳膊,不让我们出门。我告诉他,我们是回家,是回他和我母亲的家。父亲听了依然攥紧我的胳膊摇头,眼眶里竟巴巴掉出眼泪。

父亲弄出的声响,整个养老院都听得见。我看了眼屋外,许多老人都围在门口看热闹。人群中,我看到了孙老头:他的脸色苍白,表情艰涩。站在他旁边的余仙姿也面露不安。见此情景,我只好对父亲说:爸,我带你去一号楼。父亲听到一号楼,拉扯我的手稍微松了下,可马上又攥紧了。

我和父亲相持不下的时候,余仙姿悄悄在我耳边耳语了几句。我随余仙姿走出屋子,只见孙老头站在槐树下等我们。孙老头忿忿瞥了余仙姿一眼,又不满看了看我,说:我们都在忘记,你们却要捡起。你们自以为是,你们晓得个狗屁。

余仙姿说:孙师傅,你说话嘴巴干净点,过去的也都是事实。

孙老头说:算了,我不跟你扯。再扯老子要骂人了。我问儿子,你真决定带你父亲回家?我说:是,妹妹离岗专门照顾他。孙老头说:丫头人虽好,就不太心细。你要知道,拗着痴呆症老人,是会出大事的。我说:肯定要出养老院,屋子都收拾好了,妹妹工作也辞了。

听了我的话,孙老头的目光一下子黯淡,气也松了下来。他低头沉默了会,说:你们是他子女,有权这样做。再僵持下去也不好。你叫周围的人都离开,我可以劝他跟你走。

我和余仙姿对孙老头有些半信半疑。余仙姿将围观的老人都吆喝回宿舍后,孙老头缓缓地走进了父亲的屋子。他站在门口,向我们挥了挥手,大声嚷着:滚远点,便将门窗都关上。约莫过了十几分钟,孙老头满脸愁容,浊泪簌簌地走了出来,他边走边呜咽道:快去,快去。他肯定跟你们走。

我和妹妹慌忙推门而入,只见父亲脸色煞白,蜷缩在屋角,浑身抖个不停。见我们进来,挣扎着站起来,晃晃悠悠地扑到我怀里,说:快走,快走。孙连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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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跨进家门后,神情依旧惶恐。他对收拾一新的家里完全没感觉,只是一直紧拽我的手,上床后也不愿松开。

在妹妹的悉心照料下,父亲虽能吃,能睡,却不见精神好起来。他整天茫然坐着床边,盯着从天窗射进来的那道光斑,眼睛慢慢随着光斑移动。而一到了夜里,他就会变得神神秘秘,一本正经告诉妹妹,说屋子里有鬼。有时半夜三更会大声狂喊,那喊声连邻居们都听得悚然。我曾担心,父亲回家后会嚷着找孙老头,可父亲从未提及,甚至也没有提及一号楼。

妹妹很能体谅我。她照顾父亲肯定不容易,却很少在我面前表露。只有一次没忍住,哭哭啼啼地说,父亲吃饭时把桌子掀翻,一碗汤泼到她儿子身上,把孩子烫伤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天蒸了碗汽水肉,父亲要吃独食,孩子忍不住,夹了一筷子,父亲就发脾气了。妹妹说,父亲变了。每次开饭,他是不会吃的。非等我们每个菜都吃一遍后才动筷子。一但吃起来,就不顾他人,狼吞虎咽,饭量特别大。

父亲虽然如此,我还是轻松许多。在我看来,能吃能睡,就无大碍。由于前阶段父亲事情的分心,我的粉丝圈人数在减少,有些基本的经济数据我都会弄错。我开始逐渐调整自己的状态。按妹妹的说法,集中精力,努力忽悠赚大钱。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有次我正在做期货市场走势的分析报告,忽然接到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里哇哇大哭,说父亲又不见了。我看着台下无数期待的眼睛,狠心把电话挂了。

报告结束,我立刻拨通了妹妹的电话。妹妹没有怪我,只是着急地要求我快去洞庭街一号楼看看,说厂子周围她已经找遍了。我问妹妹父亲是怎么丢的。妹妹说,她上午十点左右带着父亲去菜场买菜,刚付完钱,转身父亲就不见了。

我估计了下父亲走失的时间,如果正常的话,他早该在一号楼了。想罢,我立刻开车去了洞庭街。我沿着洞庭街兜了好几圈,都未见父亲的影子。我拨通了六渡桥宾馆的电话。宾馆告诉我,父亲没去那。我犹豫再三,还是走上一号楼台阶敲了门。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把门打开。我先表示歉意,然后问今天是否看过一个老人在门前守候。我看管家还在疑虑,便说数月前这个老人曾敲过一号楼的门。管家仔细看了看我笑了,说:你是他儿子吧,你和你爸爸还真像。怎么?老人又不见了。

我说:是。

管家挠了挠头想了会,说他可以肯定我父亲没来这。他说今天这里有一个活动,他一直守在门口。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告辞。刚下完楼梯,就听管家喊:这个罗局长是你家什么人?我回头不解地看着管家。管家继续喊:找他的可不止你老头一个呢。我没空琢磨管家的话,转身走了。

离开一号楼,我忽然想起了孙老头,我想这是父亲唯一可能去的地方了。我拨通了余仙姿的电话。余仙姿已知道父亲失踪的消息。她说她早就寻遍了养老院。我问余仙姿孙老头在哪?余仙姿说,他就在自己屋里。我拜托余仙姿去孙老头处打听下。余仙姿说可不敢这样做,孙老头要是知道此事,更要骂她了。

此时的天空已现黛色。街道两边的路灯亮了。酒吧里有人影开始窜动,巷子的深处不时飘出萨克斯管的声音。我吸着烟,坐在路边椅子上,不知去哪好。这次父亲可能不会有好运了,有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想到此,我心里不由得悲戚起来。

父亲在四十五岁前是不怎么关心我的。可是从看守所出来后,父亲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比母亲更细心,更知道我们兄妹的凉热。我读的是本市的大学。无伦刮风下雪,每周末我从学校回来时,他都推个破自行车在车站接我。我当时已是十八岁的男人,应该骑车带他才对。可父亲硬让我坐在后座。父亲将自行车踏得飞快,身体紧贴着车把,动作像一个小伙子。可坐在后座的我却满脸臊热。我同母亲说了我的感受,希望她劝父亲不要这样。可母亲反过来劝我,说她听到父亲在工友面前炫耀,说我上的大学,是千里挑一,放在清朝,不是状元也是举人。

大学毕业后,父亲知道我做了记者很高兴。他说记者是党的喉舌,是人民的话筒。我在报纸写的每篇文章他都仔细阅读。刚开始他阅读的很快乐,会把报纸送给左邻右舍看。可是看着看着,他的脸就阴沉起来。最后干脆就把我带回的报纸甩到一边。我问他有什么不妥,他却不说一字,只是摇头。从那以后我做什么他都不关心了。

就在我回忆和父亲的往事时,妹妹的电话来了。她说父亲自己回来了。听了这话,我正想松口气,不料妹妹又说:人是回来了,可还带回一捆垃圾。你快来看看吧。

我放下电话,立刻开车去了父亲的家。一推门,就有一股霉味扑鼻。再看父亲,正坐在饭桌前,全无往日的惶恐,满面红光,一付满足的样子。而妹妹却是一脸沮丧,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

我问:他自己回的?妹妹说:是。但我刚晓得,他钻到废品收购站仓库,把别人不要的废纸都捡了回来。我问:废纸在哪?妹妹朝父亲的卧室努了努嘴。

我走到父亲的卧室,看到屋子中央有一捆纸。纸虽说破碎,却用麻绳捆得很精心。我打开那捆纸,发现里面多半是废报纸,还有些盖有红印的过时文件。

我问身后的妹妹,为什么不把东西甩到屋外。妹妹说:你说的轻巧,我甩过,可老头子要和我拼命。别看他平时病怏怏的,和我争抢时,力气出奇的大。 唉,我们该放心,我们孝顺的路会很长。

我说:他带这些废纸干什么?

妹妹说:读报啊。他拖回来后就抽出半边报纸坐在饭桌边,边看边读。你回来前,我才从他手里抢过来。怕时间长,眼睛看瞎了,嗓子读哑了。

他认得字了?我问。

妹妹嘿嘿一笑说:认得,他认得字是天书,和报纸上不一样。

你这是什么话?我说。

妹妹神秘地冲我眨巴下眼睛说:过瘾的很,他翻来覆去只念一句话:革命无罪。革命无罪。

妹妹的话,嚇得我够呛。我起身走到父亲身边,看到桌子上果然有半张报纸。报纸上沾了许多油渍,估计扔报纸的人用它裹过油条。报纸的版面色彩很足,该是广告版。套红的大字在吹嘘一种饮料,红色的饮料罐,像一盏盏火炬,占据了一半的版面。我瞅了父亲一眼,父亲正乐呵呵地看着我。一种许久未见的安祥,彷如穿过长长的隧道,又回到了他的瞳孔。

我凑近妹妹耳边说:老头子现在不止是痴呆,可能还有了神经。妹妹听罢,推搡了我一把:你这哪有做大哥的样,吓唬我啊。我看你才是有点神经了。

当晚,我让妹妹回家,自己睡在妹妹的屋里。我一直没睡,静静感觉父亲屋子里的动静。父亲夜里鼾声如雷,鼾得淋漓畅快,唯独没有惊悚的喊叫声。早上起来,他也精神爽气,随着厂区喇叭播出的广播操,僵硬地甩了甩胳膊。那一刻,我觉得一捆废纸根本不是问题。

我把父亲交到妹妹手里后,同她说了父亲好的变化,便去上班。可没等到中午,我又接到妹妹的电话。妹妹连声说:哥,完了。老头子完了。我说:又怎么了?妹妹带着哭腔道:老头子把人丢到家了。我带他出去买菜,走着走着,他就像一条狗一样,扑向了路边的垃圾桶,在里面扒来扒去,见到报纸就塞到裤兜里。

昨天父亲去废品收购站,我就有这种预感。媒体常有痴呆老人拾荒的报道。可我依然抱着侥幸的心理。父亲曾那么要强,按孙老头的说法也算风云过。我曾祈祷上天,可以夺走他所有的记忆,却一定要给他留一丝尊严。那一刻我还庆幸母亲不在人世了。母亲是一个医生,穿了一生的白大褂,她能勇敢直视父亲被逼喝尿,挨斗时被人泼脏水,却一定不忍见丈夫这般模样。

当天晚上,我让父亲坐我对面,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和他聊的多半是他和母亲生活的一些重要片段。父亲一言不发,却听得很认真。他双手拘谨地搭在膝盖上,模样像个小学生。期间我递烟给他,他也不接。可到了他读报的时间,他忽然起身,一歪一歪地走到床头,从枕头下翻出一张破报纸,坐到床沿,又津津有味地念了起来。

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一句:你装什么疯,卖什么傻!上去就抢过报纸。父亲像受到猎人攻击的一头雄狮,哇哇大叫,张开双臂,向我扑过来。妹妹见状,忙上来从我手上夺过报纸,还给父亲。父亲拿到报纸,如一个少年,却扑扑落下两行老泪。

日子在尴尬中一天一天过去。父亲像一只勤劳的工蚁那样忙碌着。他先是把自己的睡房堆满了废纸,然后把目光又投向了每一间屋子。他一天最安静的时候就是读报的那段时间。妹妹说,只有在那一刻,她才敢相认,这浑身臭烘烘的老人是自己的父亲。令我们诧异的是,自从这满屋子堆了废纸后,父亲竟识得回家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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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邻居终于把父亲告到了居委会。

他们说,父亲的屋子除了整日散发着霉臭味,还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居委会主任来到家里,了解了父亲的情况后,建议还是把父亲送到养老院,由有经验的人专门照顾为好。

说到养老院,我自然想起了孙老头。父亲回家后,孙老头来过几次。每一次来,妹妹都没让她进屋,只是站在屋外,向他说一些父亲的情况。我总觉得冥冥之中,孙老头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了解父亲的人。在一个周日,我去养老院找孙老头。奇怪的是,我走进养老院时,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父亲依旧还在这里。

养老院的生意似乎并不太好。院子里的树木有些败落,走廊两边的屋子许多床位都空着。孙老头见我来,很高兴。他说他知道父亲被人告了,也在想该怎么办。听了孙老头的话,我真有种想哭诉的冲动。

孙老头指了指他旁边的一张床,让我坐下。然后笑眯眯看着我说:这床空了一个月,让施少霍来这住吧。我左右看了看,床上和床头柜果然没有私人杂物。我来找孙老头,也是想看父亲是否有回养老院的可能。可要说和孙老头住一个房,我真有点犹豫。

我问孙老头,你真能搞定他。孙老头说,以前可以,现在很难说。

父亲和你在一起,认得你吗?我问。孙老头说,该不认得了。

我说,可你劝他出养老院时,他喊过你的名。孙老头沉默了会后说,也许只在那一刻他认出了我。

孙老头说罢,欠起身,伸出胳膊,用手按了按我的膝盖:养老院就食堂门口有个垃圾桶。好办。孙老头说完,看我没出声,又拍了拍我的膝盖:实在不行,我就再让他认出孙连中。他该记得,孙连中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孙老头的话里有种炫耀,令我有些不快。我也不想父亲在恐惧中生活。

我说:父亲除了捡废纸,其它都好。

孙老头听明白我的话。他的脸色有些难看,歪着身子,手在口袋里摸索。我赶忙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孙老头看都没看烟的牌子,就塞到嘴巴里。我忙上前想替他点上。孙老头却忽然想起什么,冲我摆摆手,说:我听丫头说,他有个小木箱,里面都是申诉材料。我说:是。他去哪,箱子就去那。孙老头说:你现在就回家,拿来给我看看。我说:这,这不好吧。都是私人物件。

孙老头把未点的香烟往地下一摔说:老子又想骂人了。都到这份儿上,还狗屁隐私。你非要火烧连营才高兴是吧。

我悻悻地回家准备取木箱,见妹妹在门外和工友边嗑瓜子边聊天,便让她带父亲出去转转。妹妹不干,说刚带他遛过,又捡回一捆报纸。我说孙老头想让父亲回养老院,要我把那个木箱带给他看看。妹妹忙说:父亲回养老院,我咋办?他现在可是我的活菩萨。妹妹的话,让我心里一冷。我生气地说:我养着你还不行?妹妹说:不行!我老公还不答应呢。

我了解妹妹的德行,只好劝她,说孙老头有办法,让父亲不捡垃圾。听我这一说,妹妹才勉强答应。上次孙老头把父亲忽悠回来后,妹妹对孙老头挺佩服。

我抱着箱子去了养老院。孙老头问,箱里的东西我看过没有?我说,没仔细看,都是拉拉杂杂的记录。孙老头说:亏你还算读书人,自己父亲写的字都没兴趣看。唉,算了,你出去转转,让我独自琢磨一下。

我说:谢孙师傅了。不过我妹妹说,只琢磨让他不捡垃圾就好。妹妹不舍得父亲离开家。孙老头听罢,说:知道,知道了。丫头现在也不容易。

离开孙老头,我想去看看余仙姿。父亲离开养老院后,她也一直愧疚着。去了余仙姿办公室,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隔壁的工作人员说,余仙姿最近很恼火,民政局一直不给许可证。

见不到余仙姿,我只好去雁栖湖边溜达。

此时正是盛夏,几个老工人在河边垂钓。老人们垂钓的方式和几十年前一样。钓鱼的诱饵是一条蛆。每个人身边还有一个小铁桶,桶里面装的是从附近农村捞来的粪水。一瓢粪水撒出去,鱼儿便立刻游了过来。我问老人这钓得鱼敢吃吗?老人们说,以前敢,现在不敢。拿回去喂猫。

老人说完,从装满炭灰的盒里捻出一只蛆说:你看这蛆,圆滚的,过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这肥的。我说,这水够清的,一瓢粪水下去,也把湖污染了。老人说,污染不污染没所谓了,反正没人敢在湖里游泳。这湖看着清,可下去就起一身疙瘩。

老人说到游泳,我又想起了父亲。小时候雁栖湖里常会淹死孩子。附近的农民说,工厂靶场的炮弹,吵了湖底龙王的瞌睡,每年要收几个孩子去捶背。父亲那时正好在工会当文体干部,有次组织渡江活动,就拿了一个公家的游泳圈回家。

看见父亲带回个游泳圈,我好高兴,抢过来,鼓足气,把游泳圈吹了起来。回头再望父亲,他却一脸愁容。他拿过游泳圈,左翻右看了阵,找来油漆,把工厂的标志涂掉。可涂掉标志留下的痕迹,更像个告密者。他有点沮丧,干脆把整个泳圈改了颜色。涂完后父亲还是不安心,便去几个商店溜了一圈:商店里根本没这种颜色的泳圈卖。

父亲只好懊恼地同我说:儿子,老子尽心了。老子没放过炮,你小心点,龙王就不会收你。我说,你看隔壁的王伯,今天拿个锤子,明天拿回家把大扳手,大大方方,就你像做贼。父亲生气了,说:你拿老子和他比?他是个破罐子。就在当夜,父亲用酒瓶装了汽油,把游泳圈拿到湖边给烧了。

父亲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可孙老头却说,他率领一帮子人攻占过一号楼。我很难将这两个父亲合二为一。

我在湖边转了一会后,觉得时间差不多,便回去找孙老头继续讨教。推开门一看,孙老头正趴在枕头上抽搐。我吓了一跳,忙走上前。孙老头听到动静,用手抹了把脸。我问孙老头怎么了?孙老头说没事,没事,就用手指了指床头柜。床头柜上叠着一摞东西,全都是父亲各类的奖状和奖章。这些都是母亲平日帮他收拾的,没有什么特别。孙老头床头柜的抽屉也是打开的,仔细一瞧,也是满抽屉的奖状和奖章。我还是不明白孙老头为何情绪激动,局促地站在那里。

孙老头知道我还没明白,便站了起来,从床头柜上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瞅了一眼,是父亲的结扎证明。证明的上方有四个大字:“结扎光荣”

孙老头看我还是疑惑,没好气地说:你看看上面的日期。

我低头一看,父亲结扎的日子竟是我上了大学后。我问孙老头,我父亲是啥意思,一把年纪了还白挨一刀?

孙老头听了我的话,神情一下耷拉下来。我说:孙师傅,你咋了?孙老头说:施少霍由你们伺候,真是造孽,造孽。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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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孙老头正式向我们提出,他准备离开养老院,搬到家里和父亲住一起。孙老头说,他把他的工资全都给妹妹。他一个孤老,留着钱也没用,将来某日,我们兄妹替他收个尾,然后把骨灰洒到长江里就行。

孙老头的想法乐坏了妹妹。她说这下她有了两个活菩萨。妹妹想得简单。她也许没想到,如果这样,我们兄妹要为两位老人送终。我还拿不准,父亲被孙老头吓了一回后,是否还能和孙老头和睦。孙老头看出我的犹豫,说他也拿不准。他希望和父亲接触试试,兴许能让父亲放弃那堆废纸。

在一个晴朗的周末,孙老头来了。他穿了一身工厂的旧工作服,看起来像三十年前的一个老工人。孙老头问我父亲在哪,我说:在睡房躺着读报纸呢。孙老头说:这老头子,老了老还晓得装逼。我这词用对了吧?孙老头拙劣的表现,让我觉得他心里虚晃着呢。我说:孙师傅你要小心。孙老头说: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们还是出去,你们在,我发挥不出来。我笑说:你要对他发功呵。孙老头诡谲地笑笑说:差不多吧。

我和妹妹忐忑地出了房门。不久便听到父亲在屋里惊悚地喊了一声,随后就没了动静。我想进屋看看,妹妹拦住了我,说她相信孙老头的本事。

约莫一个钟头,孙老头抱着一捆废纸出来了,父亲乖乖跟在后面也拎着一小捆废纸。我和妹妹傻愣愣站在那。孙老头着急地冲我招手,要我快找一辆车,把废纸拖走。

小货车很快来了。司机一下车,就立刻装车。回头再看父亲,他都没看那堆废纸,拉着孙老头就进屋了。

这孙老头是狐还是仙?妹妹说。

我没回答妹妹。我在想父亲胸前刚刚多出的那枚奖章。那该是五四年抗洪抢险二等功勋章。

我不知道,孙老头如何用一枚奖章搞定我父亲的。在随后的日子里,父亲黏上了孙老头,隔三差五就要找孙老头。孙老头似乎也在遵守一种承诺。每次来都会带来一张奖状,或一枚奖章。奖状奖章用完了,就带过去的工作证,职称证,借书证,退休证。后来孙老头实在拿不出东西了,便只好求我,从父亲的箱子里拿点东西给他。我说,孙师傅,不必了。你现在给他什么东西,他都高兴,激动。你在他眼里已经不是你了。孙老头想了想觉得也对,下一次就拿来一张A4纸给父亲。父亲摇头不要,说有两个。孙老头忽然想起,上次他欠了我父亲一个,答应这次要发两个奖状给我父亲。就在孙老头着急时,我拉着孙老头走出屋外,然后将A4纸一撕为二,递给孙老头。孙老头半信半疑,进屋紧张地递给了父亲。父亲接过两张纸,屁颠颠的回了卧室。再看孙老头,他目光里有一道淡淡的哀伤。

孙老头成了我家的贵客。可我依然没提孙老头搬进家里的事。他每天来家里陪父亲,其实和搬进来已无二致。妹妹有些心急,明一句暗一句提起孙老头的事。我没出声,孙老头也就装着未听见。

一次闲暇,孙老头和我兄妹聊起父亲。

这次聊天孙老头是有备而来。他拿出一张纸,在纸上写了“痴呆”二字。又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了:病,知,口,木四个字。随后大赞我们祖先仓颉圣贤。说痴呆二字一拆开,就表达了痴呆病人的特征:有苦说不出;知道的事却表达不了。

孙老头忽地来一手这么有学问的东西,让我和妹妹摸不着头脑。孙老头看罢我兄妹的表情,有些着急了。他冲妹妹说:你说过,你帮他脱衣服时,他会反抗。你知道为什么?妹妹摇摇头说,不知道。孙老头说,因为他不认识你。你想想,一个陌生人要脱他裤子,他能不反抗嘛。

孙老头说完,想了想继续说:他吃饭不敢先动筷子,那说明在他眼里,你们全是陌生人。你们一看他不闹事了,就欢天喜地,各忙各的去了。一闹事就约束他,你们在他脑子里的记忆,是你们自己弄丢的。

孙老头的话越说越激昂,可语言有点磕巴。在谈仓颉造字时,他说的生硬,有背诵的痕迹。他还力图叫出痴呆症的另一学名:阿尔茨海默症。可显然觉得力不从心,放弃了。我知道,他在在向我们证明,他研究过痴呆症,有能力替我们管好父亲。

无需孙老头证明。父亲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孙老头。他甚至不再需要孙老头的“奖状”,只要求孙老头带他出去玩。两人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机修车间。每次都能捡回些生锈的螺丝或者扳手之类的物件。有时他们会带上便当,出去一整天。要是问他们去哪?父亲则像个顽皮少年似的说:不告诉你。

妹妹见我一直不提孙老头的事,终于按捺不住,质问我究竟怕什么?是的,我怕什么?我怕父亲哪天认出了孙老头。他白天想不起孙连中,也许一关灯,屋子一黑,甚至街边有车灯光划过,都可能叫他认出孙连中。他过去说晚上看到鬼,那鬼也许也是孙连中。

我把孙老头要搬来住一事,告诉了余仙姿。余仙姿听了连连摇头,嘱咐我要考虑清楚。她说,别看孙老头身体还硬朗,可有严重的心脏病,一旦他走在你父亲前面,你父亲也就完了。

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余仙姿。余仙姿说,我不是吓唬你,施少霍认出孙连中,那是分分钟可能发生的事。再说,你妹妹照顾不了孙老头。

我说,不是亲生的不方便?余仙姿嘿嘿一声说:那是相当不方便。孙老头是个公公,那伤口处吓死人。余仙姿说的话嚇我一跳。我说:大姐,你没糊涂吧。少一个孙老头,养老院关不了门。余仙姿说:你这个小肚鸡肠的男人。你没想,孙连中怎么会是个孤老?我说:我想过,可没好意思问。余仙姿说:唉,也是他命不好。武斗的时候,一颗子弹穿了裆。

每次和余仙姿聊天,她总能搞出点幺蛾子让你心堵。她就像一座黑暗中的密室,怕什么,她就能给你什么,弄得我再见孙老头时,心里疼他,外表却总觉得的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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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头察觉到我微妙的变化,他小心地问我,是不是和余仙姿聊过他的事。我说:是说过。孙老头忙说:其实住不住都一样,反正离得不远,我天天带他玩就是。

孙老头话虽这样说,再来家时情绪蔫了不少。

有一日孙老头忽然又高兴了。他对我说,你父亲记忆在恢复。我说,那真好。他都想起啥了?孙老头说,他会聊施少中,偶尔也提及罗局长,说当年他下手狠了点。我对他说,我倒不想父亲记得这些。孙老头听罢,笑笑说,他想的施少中和你我心里的施少中不一样。

    孙老头见我没听太明白,继续说:他记起了施少中的好。说要不是施少中以罢学威胁私塾先生,他不能站在窗外听课。他还唠叨起你爷爷,说你爷爷是个赌徒,原本你家祖上也够得上地主,却都输光了,是施少中家收留了你爷爷。

父亲一直标榜祖上是苦大仇深。但我记得,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妹妹见父亲抑郁寡欢,就教父亲学了麻将。后来每逢春节,全家人都会搓几把。妹妹在她姐妹中算是搓麻高手,前些年工厂不景气,她曾靠此为生。可她这师傅总是输给父亲这学生。妹妹缠着父亲讨秘笈。父亲笑说,没秘笈,是天分。施家男人好赌,善赌。再后来,他从我这弄明白股票咋回事后,不由得遗憾地说,要是你爷爷在,你肯定输给他。

孙老头说父亲记忆有恢复,我和妹妹却丝毫看不出。他瞅我们兄妹的眼神是陌生的,不屑的。彷如我们是空气。惟有老孙头登门后,父亲才有了神采。我心里有懊恼。妹妹倒不计较。孙老头一带父亲出门,妹妹就溜出去搓两圈麻将。我担心父亲又想起一号楼,就特意嘱咐此事。孙老头说,他是提过罗局长,却好像记不起一号楼了。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需要它的时候它不来,不需要它的时候,就像影子。孙老头说罢,叹口气道:唉,我都快成记忆专家了。

父亲晚上最喜欢和孙老头下象棋。不过象棋的走法由父亲定,有时开局没几步,父亲就随手拿一粒棋子吃了孙老头的帅。孙老头说,我又输了,父亲就乐呵呵笑。有天晚上两人下棋到很晚,孙老头都没离去的意思。我劝孙老头早回,说天黑了容易摔倒。孙老头忽用央求的语气说:孩子,今晚我想在他身边搭张床。孙老头一声孩子,喊得我一心热。母亲去世,父亲痴呆,我有好多年没听孩子这个称呼了。我说:行。不过我很快补充道:他晚上有时会说胡话,你睡妹妹的房吧。

妹妹一听乐了,忙替孙老头张罗卧具,说她这几天正欠瞌睡。父亲也看明白了妹妹的动作,乐不滋滋要帮妹妹。妹妹要父亲走一边去,别添乱。父亲说:我不添乱。我帮忙。可妹妹还没把床铺好,父亲就已经呼呼大睡了。孙老头见状,说想和我出去走走。

那晚的星星很亮,路灯却很暗,街道上已无多少行人,几个捞外快踩麻木三轮的工人蹲在路边抽烟。我们一出门,他们就盯着我们,有人还吹了声口哨。孙老头摇摇头说:看他们的德行,那能和我们当年比。

我没有反驳孙老头。每个老人都会夸耀,也有权夸耀自己的时代。无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生活的如意或不如意。有时候他们也不是夸耀的那个时代,而是夸耀那个时代里自己的青春和激情。

我身边的孙老头走着走着,也哼起了歌曲。仔细一听,竟是苏联歌曲《纺织姑娘》。我说:这歌我父亲也会唱。孙老头说:会唱,会唱,一唱起来,就像阶级兄弟。孙老头说罢,忽地面露喜色靠近我说:告诉你,今天白天他想起了孙连中。还是两个孙连中。

我听了心里一抽搐,说:一个不够还有两个?

孙老头乐了,乐得表情有点诡谲。他说:一个孙连中作伪证,害他后来攻了一号楼;一个孙连中三年自然灾害时,给他儿一袋奶糖。

我说:孙师傅,你说谎。他的儿就是我。自然灾害时,我在东北。孙老头听罢,蹙紧眉愣了会:哦,那是他记错了。该是给你妹妹。我说:我妹那时还未出生。孙老头说,哦,那就是给你妈。嗯,你妈年轻时可漂亮了。我说:那年代一袋奶糖可是稀罕物。孙老头说:是我养父寄给我的。他是码头工人,知道我是资本家大少爷。好这一口。

孙老头见我惊骇,有点得意。说:上海的淮海路你知道吧,我的祖屋就在那。那房子不输给一号楼。太平轮你也知道吧。我整个家族都在上面。当时我跟着小妈走,她慌慌张张,在码头把我弄丢了,也可能是故意的。

我仔细看着孙老头,他有点恍惚,又有点沉醉。我说:真看不出,你是少爷出身。孙老头说:哪能让你看出。唉,我和你爸屁股都不干净,要不怎成了冤家。孙老头说完,忽地又缄默了。  

    我看孙老头面露难过,就说:孙师傅,别纠结了,他该谢你。你做得够多了。

孙老头听罢又笑了,笑得惨淡和无奈。

他说:孩子,是我在巴结他,是我离不开他。说出来你会骂我。我喂他吃,替他洗,帮他抠又臭又硬的屎蛋,就想让他认出我,认出我就是孙连中。

也许是夜晚太安静了。孙老头的话震得我耳边嗡嗡作响。我说:孙师傅,你疯了。你会吓坏他的。

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孙老头面色青暗。也许是受余仙姿的影响,我总感到孙老头和我之间有道纱曼,让我抓不住他的心思。

孙老头没接我话,却伸出二指向我要烟。我替他点上。他用力吸了一口,便剧烈咳嗽起来。我去路边的小卖部,买一瓶水递给他。他咕咚喝了几口,气息才算渐渐稳定。

我说:孙师傅咱回吧。他说:好,回吧。

我带孙老头回家,妹妹已经走了。我坐在屋里等着孙老头洗漱完毕,看着他脱衣上床。孙老头情绪有点低落,行走起来竟像我父亲。

我同孙老头话别,转身想走。孙老头忽地拉住我的手。回头再看孙老头,他已满眼是泪。他说:孩子,别怪我。我想替他找回,找回一起唱歌的孙连中。这个孙连中回来了,我心中的孙连中才能走。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没全明白,却只能向孙老头点点头。

……

那一夜,孙连中真的走了。

据邻居们说:父亲那晚惊悚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喊叫了一夜,也骂了一夜。他骂的人是孙连中。骂得龌龊,骂得粗鄙,天亮后又开始嚎啕大哭。

我和妹妹接到邻居电话,迅速赶回家。推门一看,父亲嘴角挂泪,裤腰耷拉到膝盖,光屁股坐在厕所门口。见我们进来,他一边将自己挪向墙角,一边用手指着厕所里面。厕所里,孙老头仰面躺在马桶旁。孙老头的领口被扯开,面颊和额头有抓痕,身体上还有几块镜子的碎片。他鼻口已没了气息,脸色呈青紫色,翻开眼皮,瞳孔已散开。

我和邻居把孙老头抬到妹妹的床上。妹妹则帮父亲系紧裤带。裤带还未系好,父亲就颤巍巍来到妹妹房间。他拨开我们,凑到床边,坐在孙老头旁,还替他扯上被子,口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两个字:睡觉,睡觉。

120医生来后,确诊孙老头死亡。当担架要抬走孙老头时,父亲不干了。他又像离开养老院时那样,死死拽住担架。他满脸又开始淌泪,用期盼和央求的目光看着我。当时我很生气,甚至开始厌恶和憎恨他。他这种人的痴呆,让他成了恶魔,可以肆意折磨着他周围的人。我能想象得到,在昨夜惊悚的叫骂声中,所发生的一切,心里充满对孙老头的愧疚。我大声喝斥父亲:

你再胡闹,我叫孙连中去。

父亲听到孙连中的名字,攥紧的手一下子松了。他的眼睛开始有光,人也从恐躁中走出,渐渐变得安静。他看着120担架的远去,侧耳听着慢慢消失的救护车笛声,喃喃说了句:孙连中没来,他走了。

妹妹说幸亏孙老头是孤老,否则定有撕逼大战。可在我眼里,孙老头已不再是孤老。我对妹妹说,我不准备按他的遗嘱,把他骨灰洒到江里。妹妹说,那就把他葬在九峰公园,将来离老头子近。可我考虑再三,还是把他安葬在了雁栖湖边的一个墓地。两处墓地相隔有38公里远,这距离我想足够了。

如余仙姿所说。孙老头走后,父亲也垮了。他饭量骤渐,精神萎靡,大便几天一次。他的记忆大门几乎合上。他从不提施少中,也记不得罗局长,甚至也永远忘却了我们兄妹。他又开始频频失踪。而每次失踪后,我们都会去孙老头的坟头。父亲定是手拿着酒瓶,一堆烂泥似的含笑酣睡在墓碑前。墓碑上有孙连中三个大字。墓碑的右上角刻有淮海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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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江城某军工厂退休老工人施少霍失踪了。在刊登寻人启事后,人们在十多公里以外的江北岸洞庭街一号楼找到了他。施少霍是患老年痴呆的老人,可据找到他的派出所民警和其它见过他的人说,施少霍完全不像患有痴呆症的老人。

施少霍的儿子、女儿为父亲寻找了一家养老院。养老院的院长恰恰是过去施少霍做车间书记时的一位女工。连子女都不认识的施少霍,在养老院里却认出了一个叫孙连中的老人。

一天清早施少霍开始嚎啕大哭起来,邻居们破门而入,发现孙连中因心脏病倒毙在施少霍的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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