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塘人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周振权


总目录

引子

第一章   三林塘

第二章   地质学院

第三章   青海八年

第四章   燕山石化

尾声

 

引子

这是一个老大学生的故事,他叫朱大佑,是新中国为大规模建需要培养的自己的大学生。

朱大佑是个打着那个群体鲜明印记的平凡知识分子。结识他早在来深圳前,我毕业后分配到到京郊一个大型企业的厂宣办。一次基层采访,和他一聊原来是同乡,就亲密起来,成为他家多年的常客。朱工考大学时我刚进小学,也是三林小学,我对他关于故乡的回忆都再熟悉不过,只是隔了年代。

朱大佑出生于上海,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分配到青海。他因追求文学梦毅然决然报考地质学院,文革年代,在柴达木和昆仑山流失了八年豪壮的报国激情,后调北京燕山脚下爱人所在的石化企业。

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个在别人眼中终日埋头技术的工程师,是个超出想象地热爱生活、执着追求人生目标、内心充满激情的人!带有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自尊、独立、理想主义精神品质,在新时代潮流中按照党团组织教育,努力改造思想,想做得完美而又不能。他满腔报国热情,在特定的国情环境下追求、迷惘、坚守,是个充满精神矛盾的人。

他心中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是我爱听的。他大哥一样宽厚,只要有空,会回答我的一切追问,甚至让我看了他的日记。他不知道我已经暗暗把他作为文学创作练习的对象。

他对生活的热爱,使他的回忆,那怕少年时代的,也丰富而清晰,思绪连绵。

我写朱大佑纯粹是因为太了解他。

一个人几十年的记忆,已是他精神世界的组成。工程师职业性的严谨,使他的叙述概要而客观、弥足珍贵。我着迷于对朱工的“再认识”,如痴如醉,以致连一些遥远的往事也不忍丢弃而照录于后,因为我研究人喜欢从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开始。

生活是复杂的,人的精神领域更其奥妙,我无意引导什么深刻,我的兴趣只在探知生活,把一个人的经历和心路原原本本和盘托出,力求保持原貌,让读者去品评。

朱工的回忆是许多生活片段,我归纳为一个个小节,按照他的思路来铺排。时序的跳跃和颠倒,在所难免,请予包涵。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一章 三林塘

1故乡的云

2家里大人

3小本经营

4解放前后

5改良土布

6杨思中学

7好景不长

8文学梦

9天天向上

10整团

11还说高中事

12校外日记

13亲戚家

14初探人生意义

14高中同学

15选择志愿

16离家远行

 

1,故乡的云

黄浦江从吴淞口向南,流过喧闹的外滩,向西拐了个弧形后成南北走向,把上海南部的肥田沃土隔成浦东、浦西两块。朱大佑的故乡—三林塘,就在浦东地面,是许多富饶乡镇中一个。一部描写三十年代上海滩黑社会争斗的电视剧中,提到一个叫杜月笙的大亨,与三林塘有一点沾亲带故的关联。

从三林塘北行二十里,就到黄浦江边,对岸耸立着高楼大廈。那里号称十里洋场,白天车水马龙,夜晚霓虹灯闪烁,戏院前人流如潮。小时候朱大佑眼中的上海人穿戴漂亮,讲好听的上海活,比乡下人神气。那里是孩子们神往的世界。偶而去一次上海,跟着大人乘小火车,坐摆渡船,从外滩天文台上岸。乡下孩子逛上海跟过节一样兴奋。平日里,朱大佑只能隔着田野,遥望地平线上那个像春笋一样小的国际饭店24层高楼,那是唯一看得见的市区地标。乡下孩子想去上海,没钱坐车可以走路,但过江呢?一水之隔,使那个花花世界在朱大佑心里好似中秋月宫一样,充满诱惑。

三林塘是浦东地面上一个古镇。一条三林塘江东西向逶迤流淌,东头连着黄浦江,西头也归入黄浦江。江水潮起潮落,当地人候着潮讯,在潮涨水清时辰到水桥头淘米洗衣。小时侯的三林塘江江水碧绿,小鱼穿梭,夏天成群孩子在江里游泳。

三林塘江的南岸连着空旷田野,房屋稀少,偶有一片竹林,露着殷实人家的青砖白墙,甚是清静;北岸则是一溜壁立的石砌岸基,岸基上面拥挤着镇街民宅。三林镇的布局为两排店铺夹一条石街,伴随着江流弯曲延伸,如同长蛇。街道用小块花岗石铺砌,像硕大的玉米粒,街面呈弧形隆起,街心一条线,是长条花岗石连成。在风水先生嘴里,三林镇是条大蟒,蟒背有条中脊线,街面的花岗石俨然是鳞片。镇街上有三座深宅大院,阴气森森,坐落在民居群中,还是乾隆下江南时代的遗迹,如今只有歪斜的石狮和斑驳的高墙诉说着昔日威风。

朱大佑每次从外地归来,踏上家乡的小路,极目眺望,蓝空之下,碧野尽头,一抹灰黑色条带,随着走近渐渐显出小镇的轮廓。东街突起的是三林中学的大礼堂和体育馆,中间的尖顶是耶稣堂,西街浅黄色的洋房是康家房子。大片灰色建筑是普通民居。田野上村宅疏落,树林子上空炊烟缭绕,一种回家的亲切,油然而生。

朱大佑童年时代的三林镇街上有洋布店,烟纸店、南货店、鱼行、肉庄……那些老式店铺的伙计们每天开张都要拆卸好多扇沉重的排门板。石街仅几步宽,楼上人家晾衣服,从这边窗口伸出一根竹杆,搭到对面人家的窗台,行人习惯在“万国旗”下往来。镇街靠江一侧的民房建筑有特点:前门面街,屋后临水。居户都搭有木板搁台,突出在水面之上,居民站在搁台上用吊桶汲江水饮用,偶而看一眼河中行船和隔岸风光,也算一道小镇风景。

笔者听朱工回忆,像到了实地一样。有情怀的人,都热爱家乡。

三林镇分为三段:东林街,中林街和西林街。中林街商铺密集,是商业中心。受江道所限,小镇的发展只能往北,所以街北边房屋密集,形成几条弄堂,通向民居建筑群的深处。

朱大佑的家,就在中林街一条叫方家弄的弄堂深处,是一座很精致的宅院。听外婆说,这是当地一位龙姓中医兄弟俩人的产业。宅院设计东西对称;各有宽敞的卧室、书房和厨房。房间吊顶、红漆地板,玻璃门窗。宅院中央是一个合用的水门汀庭心,有口水井。庭心北面是五开间二层木楼房,是龙家祖房,楼上走人,楼板“咯吱咯吱”响。楼下正中间是客堂,方砖铺地,一排雕花木门开向水门汀庭心。庭心往南,穿过正房中间的墙门间,是个小花园。园里有一棵桂花树和一棵梅树,花园东侧围墙上开有一扇黑潻大门,方便龙家老先生出诊轿子进出。外婆说,龙家兄弟俩的新房子盖完没住几年,日本人打到上海,弟弟去了台湾,学医的大哥携全家搬到上海法租界,只带走随身财物。有意思的是,龙家老人走时把钥匙交给非亲非故的朱大佑外婆,请外婆全家搬进来住,帮着看管房子。于是朱大佑家里占了西半边,东边住的是龙家老奶娘,一位好心、乐天的孤身胖婆婆。

朱工的故事是否扯太远了?

处在社会大变动时代,人生像走跳棋,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跳向哪里,会跳向遥远的什么地方。朱工的童年,他开局的子位就在这个三林塘。请您耐下心来看看他的成长环境。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家里大人

朱大佑的外婆不是本地人,出身苏州洞庭西山,太湖里的一个岛。西山是个花果乡,那里湖水洋洋,交通闭塞,时有太湖强盗出没。西山的种田人穷苦,日子又不太平,外婆遵奉太婆婆旨意,扶老携幼到上海来投外公。那年母亲六岁,舅舅一岁;外公在八仙桥与同乡合伙开着布店。天有不测风云,到上海才两年,三十刚出头的外公染疾亡故。孤儿寡母在上海入不敷出,陷入窘境。外婆有位本家亲戚在三林塘,外婆一家便移居乡下,节省了开销,还可以种点田贴补家用。

家庭变故使老婆婆的脾气变得异常怪戾,外婆强忍丧夫之痛,含辛茹苦、忍劳任怨地挑起了一家担子。她本是种田出身,耐得苦劳,更难得她善良厚道,加上西山人的热情好客,老家送来的时令果品和土特产,外婆总不吝与邻里分享。

有一回日本鬼子清乡,镇上人听得风声,家家背起细软包裹,朝镇外野地里四散躲藏。外婆带着一家老小也跟着跑;母亲在芦苇丛里揀到一个包裹,全是金银手饰,母女俩回来后马上寻找失主,是街上一个老板娘丢失的,物归原主。外婆不但会种田,还懂刮痧、拨罐和挑芯等许多治病土法,到夏天常有认识不认识的人上门求治中暑、红眼、脓疮等疾患,外婆来者不拒,分文不取。她还烧得一手好菜,亲朋上门,外婆总是尽其所有招待客人。朱大佑母亲辈的小姐妹们,包括龙家儿女,都叫外婆“圣娘”。这就是龙家老太太将新宅交给朱大佑外婆的根由。

搬进龙家宅子的时候,朱大佑才半岁。这个家庭的女性成员,外婆下来是母亲和孃孃。母亲严于家教,孩子在外受欺负,她不问情由先教训自家孩子,动手就打,弄得顽皮孩子见了母亲的影儿先要跑掉。外婆疼外孙,每当朱大佑小弟兄受冤枉的时候,她是孩子们的保护神和避风港。外婆的呵护和慰抚保护和培育着朱大佑稚嫩的自尊。

母亲承袭家风,待人接物和善厚道,什么事总先替别人着想,从不与人家红脸。她自小体弱,却吃得起苦。在后来家庭衰败的日子里,母亲起早摸黑,苦熬苦干,拉扯了九个孩子长大成人。孃孃就是后来的舅母,也是洞庭西山人,是外婆按当地习俗领养的童养媳,八岁来到外婆身边,比母亲小七岁。孃孃十分能干,农活、家务活儿,手脚麻利;她对待朱大佑和众多外甥,视同亲生。朱家弟兄姐妹呱呱坠地,没有一个少了外婆和孃孃的倾心照料。

这个大家庭里的成年男人是父亲和舅舅。父亲在街上开店,早出晚归。他个子不高,一件长衫,不苟言笑,总像在思考什么,与孩子们言语交流很少。一个大家庭压在一人肩上,也实在难为他。舅舅比朱大佑大十三岁,读完小学送到上海当学徒,晚上读会计;只要舅舅一回来,朱大佑他们就有了“孩子王”,家里顿时热闹非凡,没人来管了。在朱大佑记忆里,舅舅总是与过新年放鞭炮、夏天到三林塘江游泳这些高兴事儿连在一起。

后来这个家庭出了一件大事,关于舅舅的。那年朱大佑还小,一个夏天傍晚,舅舅突然从上海回家,没有笑容,也不理朱大佑,闷声躺在墙门间一把藤椅上。不一会,他跳站起来打开花园东门跑了。家里乱起来,父亲也回来了,和几个店里伙计骑上脚踏车分头去追。后来知道,舅舅投奔新四军了。同去的还有镇上一位年轻西医。多年后听母亲说起此事,舅舅在上海读完会计,求职应聘考试,几百人中考了第二名,却因没有后台,被人顶替了。

朱大佑回忆,小时候的这座龙家宅院里很安谧。庭心北面五间楼房终年空关着,没人上去,神秘兮兮的。楼下客堂倒是常用,祭祖时外婆在客堂里拼起两张八仙桌,摆上鱼肉、时鲜,两排酒盅和筷子,焚香点烛。在供桌前化完元宝,烟气缭绕中,外婆一脸虔诚地叫朱大佑弟兄给祖宗磕头,她边看着孩子们磕头,口中念念有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朱大佑兄弟们嘻嘻哈哈在地上滚做一堆,并没如外婆希望的那么认真,不过久而久之,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印入朱家兄弟的意识。

朱大佑在家里被管教成规规矩矩的孩子,家里见大人或者外面见到邻里长辈,都会有礼貌地叫一声。孩子们放学后进家门,如果忘了叫“外婆”、“姆妈”、“孃孃”,她们便会齐声说:“怎么?进来了一条哑巴狗?“狗”们一听马上一一补叫。

但家庭的严教丝毫没有束缚住朱大佑内心的自由精神,每当他遛到田野,钻进树林子,会全身心地寻找自己的世界:水沟里捉鱼虾,树丛里捕响蝉;与小伙伴们玩耍时好出新点子,儿童的天性得到尽情发展。

还有一位大人,是奶奶,她住在乡下。朱大佑关于奶奶的记忆,清晰而久远。小时候,朱大佑最喜欢清明节去奶奶家。朱家老宅在镇南六里远的朱家宅,小时候好象是很远的距离。奶奶老早准备好大孙子喜欢吃的,甜米酒是朱大佑的最爱,还有桌上的“腌笃鲜”。一提里面的竹笋、咸肉和百叶结,嘴里咽口水。回乡时同行的还有姑母家美丽的独生小姐姐,叫“洪弟弟阿哥”,当地人对女孩爱到极至,常冠以男性称呼。

去乡下都是小路,走田埂,过小桥。清明时节的江南乡下,春光明媚,柳枝低垂,和风拂面;一路上河浜纵横,浅水中一窝窝小蝌蚪涌动着墨黑的生命。田野里麦苗儿青、菜花儿黄,香气朴鼻,蜜蜂忙碌。

朱家宅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村落,树林下是瓦房和草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牛粪味。奶奶家宅屋后是竹林,小村周围环绕着绿水粼粼的小浜头。客人还没进庄,老亲们已经看到,伯伯、叔叔、婶婶们放下手里的活,到村头相迎,一张张笑脸,亲热的话儿,还有从人群里冲出来的小伙伴。

 周工的回忆饱满着亲情、童处和诗情。

在老宅,同族兄弟的家屋共围一块土场地。奶奶家的场头有棵参天大树,老远就能看到,到秋天结一种绿色硬核的小粒果实,是朱大佑孩时最最喜欢玩的“子弹”。这种圆粒果实被孩子们用手按进一段短竹管,用削细的筷子推到管口,再推第二颗时,管中气压增高,最后“噗”的一声把堵在管口的颗粒射出。射在脸上麻苏苏的。这是朱大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枪”。镇上这种树很少,需与小伙伴结伴到一个很凶的女人家里后院去偷摘。每年秋天,奶奶不忘给孙子采一包,送到镇上来。

朱大佑幼年在奶奶家住过一段时间。清晨,揉着睡眼走出房间,阳光从门窗口照进来,明晃晃,空气甜滋滋,一片宁静,布谷鸟在云天一声声叫:“布谷——伊多!”隐约飘来耕地人的吆喝和牛哞。

早起的奶奶正在扫地,一只老母鸡忽然欢叫:“咯咯咯—蛋!”奶奶便到鸡窝里掏出热乎乎的蛋,从发髻上拔下簪子,在蛋两头各戳个小洞,给朱大佑吸吮。朱大佑成年后身体健壮,母亲总说:“你是天天吃头窝鸡蛋长大的!”

在奶奶身边,朱大佑享受着阳光般的慈爱和篮天般的自由,这比鸡蛋更有益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奶奶家里没有玩具,朱大佑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形状别致的玻璃瓶,像意外发现,拿到小溪的水桥头弄水,一玩半天,意犹末尽。玩具的魅力是孩子的好奇心创造出来的。

要说不满意,就数奶奶房间里那个座钟,乡下睡觉早,朱大佑在床上瞪着大眼,黑咕隆咚,房顶一块小玻璃窗,泻下青色月光,恼人的寂静中,只听见钟摆一个劲“嘀哒”、“嘀哒”,像小槌敲打着他的小脑门。

民国政府有过称做“十年黄金期”的经济发展,朱大佑童年田园牧歌式的记忆,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江南农村经济的落日余辉。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小本经营

朱大佑七岁上小学,那是1948年。

学校在僻静的东林街,一座中小学合并的私立学校,占地很大,由当地开明士绅联合创办。学校环境幽雅,郁郁葱葱,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有大礼堂、体育馆,校园中央还有湖,湖心有亭,曲桥连岸。小学在里面,教室宽敞,两侧玻璃窗,窗外是水磨石回廊,校园里花圃假石,鸟语花香,蜂蝶纷飞。学生一进校门,就置身于美的熏陶之中。

听大人们讲,三林小学的前身就在方家弄后面,母亲小时候还在那里念过两年书,日本飞机轰炸中烧光了。朱大佑知道弄堂后面那片废墟,野草没膝,密布割人藤,是附近居民倒垃圾和野狗出没的地方。那里枪决过一名杀人犯,路人唯恐躲之不远。他怎么也想象不到,那里曾是书声朗朗的校园,又好端端被日本鬼子炸掉!朱大佑懵懂的人生第一次有岁月沧桑的体验。

朱大佑读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在街面开着小店,家庭维持着表面的安逸和体面。

父亲出身穷苦农户,姐姐长得姣好,嫁给镇上商人,父亲便在镇上念完小学,当了学徒。那个时代,这是农家子弟最好的出路。父亲话不多,勤快而有心劲,到北方跑过单帮。他的第一项事业是把乡间老式织布机集中起来,办了个土布厂,抗战前在镇上成就过一番繁荣。

时局不稳,小本生意经不起风浪,父亲的奋斗几起几落。本钱是外公留下的老本,还有亲友资助。记得有一天朱大佑放学回家,家里正在宴请,客人不少。饭后客人们在一张纸上签字画押,认借多少担棉花,这叫 “兰花会”,是一种亲友间互助借贷的形式。

过不久父亲在街上开了一家商号,叫“信大昌”。 玻璃櫉窗里排列着各式花布,柜台下摆放着暖壶、毛巾、脸盆、雪花膏等洋货。店面漆成天蓝色,晚上铺子里的日光灯照得当街一片青亮。家里人每天用提盘给父亲和伙计们送三餐,都是外婆做的好饭菜。

这是朱大佑在一年级看到的光景,家庭仿佛要好起来,不久国民党败退到上海,兵荒马乱中,父亲苦心经营的“信大昌”又告倒闭。

第一次看见债主是一位亲戚,在父亲店里当过学徒,朱大佑要叫他“阿哥”。他三天二头上门来要债,又哭又闹,全家不宁,大人们愁眉苦脸。人家讨的也是血汗钱。

走投无路之下,父亲把爷爷留给下的地和房卖了。朱大佑年纪小,还不懂家里发生的事,只知道以后再不去奶奶家过清明节,奶奶搬到镇上住了。

奶奶来到镇上一直卧床不起,朱大佑天天端饭菜到床前,难见奶奶笑容。朱大佑上中学时,一天放学回来,看见母亲在东门口焚烧衣服,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一进门,奶奶去世了!

奶奶45岁得子,爷爷奶奶对父亲视作命根。爷爷田里劳累一天,五十多岁还要摸鱼捉虾,第二天清早提到镇上鱼行换几个钱。家里吃油,奶奶用筷头沾到锅里,如此节衣缩食,是要给父亲留一份家业。爷爷积劳成疾,去世时给父亲置下了几亩薄田和三间房子,是年父亲九岁。关于祖辈的故事朱大佑就知道这么多。在大学里他背着“资本家”包袱写自传的时候,这一段“贫下中农”的祖辈家史,他如获至宝。          

小时候家境好的那几年,母亲对孩子的功课很上心,三个孩子个个聪明伶俐。后来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弟妹一个个的增加,父母便没了好心情。二弟比朱大佑小一岁,卷发大眼、讨人喜欢;过两年添了三妹,虽然负担加重了,但第一个女孩很是宝贝,舍不得送人。不想过年来了四弟, 四弟的去留成为家庭沉重的话题。父母决定送人,但临到送走的时候,外婆心软了,说:“一只羊是放,十只羊也是放。”一句话,四弟留住了。外婆的这句话以后又留住了五弟、六弟和八弟,还有七妹和九妹。那是后话。

“信大昌”倒闭后,父亲更是沉默。

战事阴云迅速增长着上海人口,蔬菜好卖起来,生意人看到了商机。方家弄后面一个高土墩被人夷平,开辟成蔬菜集市,空地上搭起竹棚,粗壮的毛竹顶着硕大的草顶,一棚接一棚,很有规模。十里八乡的农民把自家田里的蔬菜担来卖。中午开市,人声鼎沸,棚下箩筐挨箩筐,挤得难以插脚,每个筐里蔬菜都冒着尖顶。本地和外地口音的菜贩子们当场选购,再肩挑车运,贩到上海。

经纪人拿着长杆秤忙碌其间,给成交的客户约秤,一边拉着长声唱出成交品种和数量。菜场周围分布着形形色色摊贩,夹杂三教九流、江湖艺人。一到夏秋蔬菜旺季,集市爆棚,人头像苍蝇一样密集。烈日下,方家弄里的高墙下是阴凉地,成了菜贩子们停放筐担和歇脚的地盘。朱大佑在房间里看书,听着窗外筐杠交碰,粗话不绝。感觉着自己在优越的生活层面上。

但生活已经撕下了父亲的体面,迫于生计,父亲脱去老板的长衫,到集市摆米摊。但米摊多,挣不到钱。外婆、孃孃和母亲除了在自家小块田里种点蔬菜连吃带卖,农忙季节还帮人家割稻收麦打短工。家里的饭锅掺入了许多难咽的粗麦粉,叫“麦粞饭”,有时她们还关起门来吃麸皮饼。朱大佑放学回来一见这种食物不说不爱吃,只说“我不饿!”外婆和母亲便把他饭碗里的麦粉团挑到她们的碗中,给朱大佑吃白米饭。

家里对外竭力维持着体面。有一回母亲正吃麦粞饭,来了位一块儿长大的小姐妹,朱大佑见母亲慌忙拿起饭碗,筷子拨得飞快。那位姨过于热情,凑近来说话,母亲把饭碗盖到脸上,露出半张通红的脸。

 日子再难,挡不住孩子们寻找自己的欢乐世界。

傍晚,菜场落市,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空旷的凉棚成了孩子追逐戏耍场所;闷热的夏晚,弄堂里有穿堂风,邻里们搬着各式坐凳出来纳凉,闲话讲光了就讲鬼,一个个好像是“亲眼所见”。说着说着就用手指着龙家黑暗的空楼说:“就这楼上,那天半夜,听见地板响,看见一个老太太的背影……”马上有人毫不怀疑地接茬说:“准是棺材里的龙家老太太,放心不下,回来看看……”朱大佑越害怕越想听,鬼故事的恐怖刺激着他的想象力。这对他日后的影响是,既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会正向思维,也作反向思维。这种无拘无束、无所顾忌的思维,开拓着他的精神境界。但日后涉及政治领域,这样的思维自由险些闯下大祸,那是大学里的事。

他儿时最喜欢的精神享受是听“小热昏”,这是卖莲糕糖的流浪艺人的一种说唱表演。每到“三月半场”前后,有一位叫“顾大麻子”的艺人常来三林镇卖艺。晚饭后,在街上小客栈旁边一块废墟上摆开场子,“当当”的铴锣声传出两里多地,听众阻塞了半条街。顾大麻子身材魁梧,站在板凳上,黑长衫,头戴宽边毡帽,身旁支着一个高脚“马扎”,高桌面上亮着一盏汽油灯,嘶嘶作响。旁边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莲糕糖。孩子们照例挤在前排,小脑袋昂得高高的。顾大麻子经常说唱英雄豪杰、侠客义士的故事,他用幽默的语言,滑稽的表演,丰富的感情,使听众时而凝神屏气,时而爆发哄笑。

朱大佑至今不忘这位老艺人带给他少年时代的感动和欢笑,启迪他的正义感。愧疚的是从没买过老艺人的糖,家里从不给小孩钱,但他心里总希望别人多多买糖。 

解放前三林塘的盛会,只有农历三月十五的庙会,叫“三月半场”,热闹非常。镇北三里地有座庙,叫圣堂,位于去杨思镇的官道边。每到三月半,圣堂前一大片青苗地上,搭起各式竹棚和帐篷,摆满各地土特产,还有日用百货商品,当然少不了九流三教的杂耍表演。孩子们最爱看籐圈套泥人,卖蛇药人玩蛇,练气功的胖子赤露着上身表现“躺钉板”和“刀枪不入”,还有外地马戏班子的“三上吊”。一位小姑娘的长发梳绾到头顶打成结,被一根长绳吊到半空,大幅度悠荡,手脚在空中做各种动作,戏场是用布围起来的,当姑娘悠到高处时,伙计们便大声吆喝,吸引场外人的眼球。三天庙会,官道上行人川流不息。

圣堂里供奉着阎罗王,偏殿陈列有十八层地狱里种种酷刑的泥塑,大鬼小鬼面目狰狞。每次跟外婆进庙,幼小的朱大佑都感到恐怖。不远处还有一座海佛寺,里面供奉的是观音和如来佛,这些菩萨慈面善目,气宇轩昂,彰显着佛教的慈悲为怀。朱大佑的幼稚心灵经受着宗教的“软硬兼使”,但他的自由精神依然顽强地坚守无神论,显示文明教育的力量。

三林塘人的精神世界里,祖祖辈辈只有两种权威,佛爷和耶稣,可信可不信。解放后世道大变,短时间内,庙堂、教堂一扫而光,无产阶级专政以强大政治优势取而代之,共产党的领导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一个新时代来临。

但三林塘的解放过程却是平静的,听了几天炮响而已,对镇上人来说像一夜醒来,噢,天亮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4,解放前后

1948年,三林镇上开来了第一支军队,是国民党的一支伞兵。龙家后面神秘的空楼上住进了穿黄军装的人,楼上楼下排满了士兵的铺位。有个伞连兵长住在胖婆婆家的里间,弄堂门口布了岗哨。这些伞兵文化程度较高,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思乡心切,怕打仗,情绪低落。伞兵部队有个京剧团,周未在三林中学礼堂演京戏。朱大佑弟妹讨人喜欢,常被士兵藏在军大衣里带进去,部队发的美国罐头和巧克力也拿来给他们吃。有个姓胡的四川兵,与朱家感情深厚。有一阵他想逃,偷偷向外婆借老百姓衣裳;外婆看到抓回来的逃兵遭毒打的情形,劝他等一等。过不久,这支部队在转防时坐了地下党开的船,出吴淞口一锅端到解放区。解放后小胡来信说,他在郑州省财政厅,当了青年团干部。

这以后,三林塘驻军没断过,这拨走了那拨来。国军走了解放军来。

上海临解放时,三林镇周围田野里大小碉堡星罗棋布,战壕纵横。时间一长,镇上人见怪不怪,学校照样上课。朱大佑和同学放学时一高兴就不走街道,绕道到三林塘江南岸回家,那里的壕沟里有积水,漂着木板,吸引着放学的孩子。

直到解放军逼近上海市区,学校才停课。国军的大炮整日地响,瞎打一起。连朱大佑也能分辨炮弹出膛、飞行、落地不同阶段的声响。孃孃在花园里挖了防空洞,样子像北方的菜窖,也很快积了水。外婆在书房外面的小天井里,拼了两张红木八仙桌,地上铺凉席,桌面盖几层棉絮,用来防流弹,不知道外婆哪来的战争经验。

这些设施都没有派上用场,倒让贪玩的孩子们喜欢了一场。三林塘百姓唯一一次惊吓是在一天中午,正吃饭,突然一声巨响,全镇房屋都震起来。原来,国民党兵的一个排长指挥炸断了镇东头的铁路桥,是为阻止解放军从南面周浦方向攻过来,

朱大佑目击的“解放”是这样的:一天早上,在胖婆婆家厨房窗口,几个邻居挤站在櫈子上朝外张望。说:

“解放军打过来了!”

朱大佑也挤上去,看见一队穿黄军装的人,浑身泥水,荷枪实弹,散着队形,匆匆穿过弄堂,向杨思桥方向奔跑。没有喊叫,只有匆促的脚步声……

传说十多里外的周浦打得凶,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三林塘就这样解放了。

接下来好几天里,解放大军川流不息地从小镇上过。大人小孩都站在店铺门口屋檐下观看。解放军的大炮隆隆地从石街上滾过,重机枪是四个大个儿扛一挺,士兵们一式背包,腰间挂个白布袋,饰有红五星,装着搪瓷碗。大军部队快速通过,不跟人说话。三林塘人大饱眼福,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骡子大马,有的拉炮,有的驮东西。一支部队刚过,另支部队又来,浩浩荡荡向上海方向进发。

不懂阶级斗争的三林塘人,被胜利之师的斗志昂扬震撼和感染。

一天,有支部队在菜场的竹棚下稍事休息,张罗着送水的竟是伪镇长。可见三林塘没有地下党,所以没人准备茶水,没有挥舞小旗的群众欢迎场面。

上海战役很快结束,大军挥师南下,镇上的空房子里换了兵。龙家宅院成了解放军营房,弄堂前面高大的“任家房子”里,设了团政治部,街上行走着穿黄裙子的文工团女战士,吸引镇上人目光,营房驻地传出欢歌笑语,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战士也喜欢逗朱大佑兄妹玩。朱大佑和小同学们放学后常去团部阅览室看画报和小人书,站岗的不阻拦。

朱大佑第一次见识“改天换地”的力量,是后边那片从小看惯的令人憎恶的废墟,那是镇上一个流脓的疮疤,谁也没指望它会消失。有一天,来了一支解放军,“哗啦”一下,“疮疤”没了,变成一个平平整整的练兵场。附近居民惊呆了,简直不认识了。操场边上挖了沙坑,竖起土制的单、双杠和木马。

从此三林塘被卷进了部队大练兵的热潮,一天到晚,看见解放军战士在操场上练刺杀,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一个个生龙活虎,古镇变得年轻了,精神换发了。有个小个子连长,在单杠上身子转得像车轮,每回上杠都引来居民围观,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新操场白天练兵,晚上放电影,每个周末都有;三林塘从此有了大众电影,最兴奋的是孩子。一到星期天部队改善伙食,战士来向外婆借用厨房和餐具。用完后总会送来一盘北方饺子或大葱肉包子。

学校也有新变化。解放后,小学里第一件新鲜事儿是过路房里去掉了蒋委员长,换成四张外国人的大头画像,有两张脸只见胡子不见脸,后来知道是马、恩、列、斯。

三林塘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时代。关于镇上的事,朱大佑没有直接参与,只有零星印象,都是在学校大操场和体育馆开斗争大会时看到的一些事儿。例如有一回镇上开斗争会,小学生也被组织去观看,朱大佑和小同学们坐在体育馆楼上花式铁栏杆后面,楼下是细条木地板和舞台。台前跪着一排反绑的地主,还有那个伪镇长。群众席地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地有人到前面来控诉,声音听不清楚,只看见每个人说完话就上前对跪着的人打耳光,踢几脚。有一次斗两个汉奸地主,是西街康家房子里的父子俩,康家的独孙子就在朱大佑班里,爷和爸的手脚被反绑在身后,用长绳悬空吊起,面朝下地在转动,四周站着薛家桥几个练拳脚的大汉,他们抡起大棒照脑袋打,“卡嚓”一声大棒断了一根。朱大佑第一次看到这么打人,脑子从恐怖到麻木,最后只存一个简单的物理问题在转:“脑袋怎么这么硬?脑袋怎么这么硬?”回来的路上一群小学生们不理解,一个孩子说:“有道理可以讲,为什么要打人?”

朱大佑对土改斗争的理解和阶级感情培养,来自电影“白毛女”等革命文艺。朱大佑为喜儿的遭遇流出了同情的眼泪,从地主黄世仁身上知道了阶级仇恨,懂得地主压迫的残酷,就这样进入阶级斗争启蒙教育,培养阶级感情。通过学校教育,进一步明白共产党拯救天下劳苦大众的崇高理想。顾大麻子说唱中侠客义士们“抱打不平”,“为民除害”的故事,帮助朱大佑理解共产党领导闹土改的正义性。

朱大佑后来也看到了枪斃的尸体。镇压反革命时,三林镇公审会场设在学校大操场,执行枪决就在附近荒地,公审结束,人群蜂拥着行刑队。朱大佑最怕看死人,但男孩都有追求刺激的冲动,一次、再次地跟去看,后来就不稀奇了。

学生在教室上课,看不到镇上分土地分浮财的场面。龙家的花园挨着“任家房子”,任家是大地主,男的死了,住着一个瘦弱的“任家婆婆”,还有两个斯文的孩子,一男一女。有一天朱大佑放学走过弄堂,看见任家一向紧闭的边门开着,有生人出出进进,朱大佑好奇地跟进去。里面房子好大!雕花楼厅,庭中有山石盆景,富贵人家。庭院里堆满红木家具,锦衣锻被,箱箱柜柜,楼上楼下的房间都空了。许多人围着看,赞叹家具货色好。朱大佑钻进空空的客厅,见日光透过雕花木门上的彩色玻璃,在方砖地上投下五颜六色的光斑,他只对这个感兴趣。

土改评成份,朱大佑家已经没有房子和田产,父亲也失业在家,评上“贫农”,分到两块地;孃孃和外婆另立了户口,评为“雇农”,除了地,还分到一个淡黄色带镜子的三开门大立橱等财物。

朱家最高兴的是还活着。解放后来了信,他离家后反方向跑,绕道周浦,去了安徽投奔新四军。于是,外婆按军属享受优待,大门口贴着大红的“光荣之家”,过年时,区长亲自带队上门给外婆拜年,外面敲锣打鼓,三林镇上没几家享有此等荣耀。外婆家只是单独有了张户口,这个大家庭像以往一样,吃住在一个门里。所以朱大佑觉得外婆的光荣也是他的光荣。

舅舅在解放区分管地方财政工作,解放后与上海建设银行有工作联系,每年都有机会到上海开会,也有探亲。记得有一个年夜脚,舅舅提回来一个鼓鼓的麻袋,全是猪肉、牛肉和羊肉,家里没见过这么多肉。舅舅说安徽东西便宜。这个年,全家喜气洋洋。外婆在厨房煮肉,灶上热气腾腾,朱大佑和弟妹围在灶边,等候外婆分派拆下来的肉骨头,一帮小馋鬼,别提多高兴。

解放后学校强调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小学生也不例外。有一年上海地区闹虫灾,田里青菜叶上爬满青虫。那时缺农药,外婆用手一条条捏死。因为灾情严重,政府抓灭虫救灾,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阳光明媚的早晨,小学生们一队队走出校门,个个兴高采烈,但走进菜地,一看到渔网般的菜叶上,一条条青虫吃得肚大腰肥、摇头晃脑,朱大佑心里直厌恶。抓虫子很不好玩,手轻了虫抓不下来,手一重黄的绿的揑了一手。但学生们都态度认真,连女生也没有尖叫害怕的,细嫩的小手把青虫一条一条捏到盒子里,回去向老师报成绩。搞爱国卫生运动时也这样,学生们举着拍子追打苍蝇,不管垃圾堆还是粪坑边,把死苍蝇拣进瓶子或盒子、拿回去向老师报数,统计战果。死老鼠也交,不过后来改进了,只需交尾巴。

不管现在的人会如何讥笑,当时的出发点是通过实践,从小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用心独到。读到中学,朱大佑还参加过一场闻所未闻的灭麻雀的“人民战争”,现在听了会笑,但事出有因: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短缺,人与麻雀争起粮食来了。

这又是一场政府组织的人民战争。天蒙蒙亮,刚看得清田野里的稻草人,学校、工厂、商店,街道,各单位参战人员隐在房顶、树梢,手里拿着铜锣、破油桶等响器,还有各式旗子,个个热情高涨,严阵以待,只有麻雀们还不知大难临头。战斗在天亮打响,只听东边铜锣齐响,鼓声大作,麻雀们在睡梦中惊起,仓忙向西逃窜;西面立刻鸣金、放炮,铁桶、脸盆齐上。麻雀们掉头逃向北边,但四面八方的眼睛都盯着这群倒霉的麻雀,人们扯着嗓子呐喊,不停地挥舞各种恐吓工具。麻雀们不敢着地,在空中又不能持久,飞到哪儿都有人,精疲力竭,有活生生累死从空中掉下的,没死的也束“翅”就擒。太阳高升,战果辉煌,收兵时人们都已哑了嗓子,迈不开腿。

多少年后麻雀被“平反”,从“四害”的黑名单上除名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5,改良土布

解放初,国家急于恢复经济,制定鼓励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父亲获得一笔贷款,重操旧业,创办了改良土布厂。父亲是个有创业精神的人,他从崇明引来大型改良织布机,同时请来壮实的男织布工,在小镇开起第一家改良土布厂。织机安在宅院空房内(驻军已回营房)。改良布机生产效率高,土布质量好,父亲又设计了几种新花色,在市面上一炮打响,生意兴旺。母亲和孃孃浆纱、经纱,一天忙到晚,还雇了几名女工在墙门间纺纱筒,家里一片忙碌。外婆每天从街上早市提回满篮子鲜肉、活鱼和时鲜蔬菜,做十多人的饭。吃饭时祟明师傅们和父亲先上桌,等他们吃罢,家里人再上桌。偶而,朱大佑也被允许插空上桌,因为是长子。

朱家日子终于兴旺起来。

一天,母亲准备了120元钱,要还给上海菊生舅,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数目。家里大人抽不出空,母亲让朱大佑弟兄俩送去。一个12岁,一个11岁,从没单独去过上海,别人都说不可。母亲却说:

“不怕,现在解放了,没坏人!”

弟兄俩穿着一式小大衣、新围脖、新帽子、新皮鞋,像一对双胞胎,相伴出门。

菊生舅舅是外婆西山老家的亲侄,排行老八。岛上日子艰难,十三岁出来投靠姑母。先在三林塘姐夫店里落脚,后来托人介绍到上海杨树浦一家橡胶厂做工。三年后上海解放,有共产党撑腰,工人从资本家手中拿到了令人咋舌的“保留工资”。舅舅是钳工,月薪高达一百多。菊生舅不忘姑婆,把三林塘当家。朱家日子艰难时,他一早从上海骑自行车赶到乡下,人还没起床,他敲敲窗,塞进钱,或在门口撂下一袋米,扭头赶回厂里上班。现在朱家日子好转,外婆和母亲想到菊生舅也不小了,张罗着还他些钱。

小哥俩这趟去上海可不是美差,心里一路忐忑不安。那时,浦东的窄轨小火车还没拆掉,两人先坐火车再摆渡,到外滩上岸还得坐很远的公共汽车,舅舅带他们去过几趟。哥生性腼腆,都是跟着弟走。转辗摸到厂里,一见舅舅面,兄弟俩像历险成功一样兴奋。

舅舅工作的厂子不大,叫金星橡胶厂,冷落地段,却像个欢乐大家庭,一帮小伙子姑娘,嘻嘻哈哈,互称小名;菊生来了乡下小客人,都来照顾和逗玩。中午,舅舅带兄弟俩去吃饭,食堂在楼上,每人取一叠搪瓷盘,打开来有鱼有肉,有菜有汤,还有两只大吓,丰盛得过年似的。兄弟俩看傻了。

“舅舅,你们吃的饭,天天这么好?”朱大佑问。

“那当然喽!”二弟大口吃着,神气地替舅舅回答。舅舅笑。

晚上睡在舅舅的集体宿舍,一个大房间里十几张床,工友们都快快活活,一个床头柜上摆着一台崭新的五灯收音机,锃亮的外壳和金色旋纽呈现高贵和豪华,上海最时髦款式,南京路百货公司橱窗里也刚摆出,声音宏亮,播送着一支低沉优美的苏联歌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屋里弥漫着温馨气氛。朱大佑十分羡慕这儿的生活。

第二天是礼拜,舅舅带弟兄俩出去看电影、逛公园,还发生了一件想象不到的事儿。

从“和平”电影院出来,转了几家百货公司,已经中午,进了一扇玻璃门,弟兄俩跟着舅舅上楼,是间饭店大厅,华丽吊灯亮着柔和的光,每张桌子都摆着酒菜,坐位上的人衣冠楚楚。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朱大佑呆立在大厅门口,感觉所有眼睛都盯着他们乡下来的兄弟俩,浑身针刺一样,恨不得找个洞。他低头跟着在舅舅屁股后面,在一张空桌坐下,心稍安定。过来一个衣服洁白的招待,彬彬有礼地递上菜谱,朱大佑一看那人胸前绣的红字,不禁大吃一惊:“国际饭店”!

天哪!这里是“国际饭店”?他从小在家门看惯它的远影,大上海的全部繁华就浓缩在那个影儿里,对于三林塘人,它像月宫一样可望不可及。今天难道真的进来了?梦一样!朱大佑从没听说过谁来国际饭店吃过饭,这是上海大佬富豪出入的场所啊!

朱大佑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舅舅慢慢翻着菜谱,点了好几个菜,家里一样轻松自然。上菜后兄弟俩愣愣地不敢动筷,舅舅笑着说:“吃吧吃吧,这些菜很便宜,一只白斩鸡才五角钱。”

朱大佑望着舅舅平凡的脸,心里想:“当工人真好,长大一定要当工人!”

 

6,杨思中学

1953年,朱大佑从三林小学毕业,没有随众报考三林中学。尽管三林中学熟悉又近便,他和几个同学选了杨思中学。

杨思桥在三林镇北,隔着一片田野,约半小时路程。杨思桥与三林塘的区别是更靠近上海,镇上有几家工厂,最大的是“恒大”纱厂,有上千工人。每天清晨尖厉的汽笛声响彻四方,远在三林塘的纱厂工人,也能听着笛声上班。更深刻的区别是杨思桥属上海市区,而三林塘属江苏省上海县。朱大佑不明白杨思桥是因工厂多才划进市,还是划进市才多了工厂。

在浦东地面上,杨思桥名气不及三林塘,但划进市区后马上提高了人气。杨思镇按市区标准供应糖粮油等副食品,定量比三林塘高许多。周家渡来的86路公共汽车,不但车次多,票价还便宜,五分钱可以坐到杨思桥。但好处到此为止,车掉头回去了,去往三林塘的人只能等长途车。朱大佑熟悉的三林中学本是名校,一向以教育质量高享誉浦东,但现在因为是县属而经费拮据,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而杨思中学却在大兴土木,扩建校舍,增聘教师。市区的优越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政治的。连朱大佑这样的小学生都觉得,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杨思桥一定会早于三林塘。这个吸引力有多大。

此外,朱大佑体质好,充满活力,又好奇性强,在三林镇的石街上走了六年,到杨思桥去上学,每天在田野里走去,感觉很新鲜,追求生活的刺激常是朱大佑作重要决定的内在动力。

杨思中学就是不一样。初一扩增到八个班,新教室来不及完工,新生上课临时分散到附近的仓库,甚至庙堂。“三月半场”已取消,圣堂成了破庙,大殿做了临时教室;朱大佑的中学,就在“阎罗殿”上开课。庙里门窗不严密,入冬后换到旁边郭家花园,是一个逃到台湾人的私家花园。外围是河浜,水面漂着落叶,再里是一圈竹篱笆,爬满籐蔓,园门被浓密的树枝遮掩。进门穿过一排松柏,豁然亮出一片绿绒绒草地,有几间西式廊房,成了新教室。直到年底,初一新生才回本校。

杨思中学建于四十年代,原先只有一幢二层小楼,现在向农田里扩出八倍的面积,四排新建教室齐整排列在校区空地上,教室前后新栽的苗木只有光秃秃的枝条。东南角新盖一幢二层教学楼,红瓦灰墙的,十分新颖,说是高中部,学校里边还有一个300米跑道的大操场。何等气势!但还没有礼堂,学生饭堂是一个芦席棚,兼作全校集会的礼堂,看出即使市区中学,政府办学经费也还紧张。

新生回归母校,朱大佑瞪着好奇的眼四处观望,三林街上的同学们结伴而行,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给校园灌注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氛。

朱大佑充满对新环境新鲜感和中学生活的向往。在社会大棋盘上,这颗子开始移动了一小步。

每天清晨,背着书包,走在通往杨思桥的路上,田野空气清新,远村无声。官道上有赶路的商贩、还有推着施车送菜去上海的农民,学生们雀跃其间。

朱大佑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每天置身大自然的怀抱,是城里孩子得不到的锻炼和享受。他们书包里带着饭盒,一早放进学校厨房,中午从滚烫的蒸笼里取回教室里吃,教室里飘散着各家的饭菜味。课余时间同学们闲不信,玩追捉、下棋、打闹,一片喧闹。清晨和傍晚,学生还必须参加“劳卫制”煅练,按照优育教研室排定的表,各小组天天轮换着各种体育项目和器械训练。

自从家庭负担加重,父母再无精力顾问孩子们的学校生活。所以到了中学,早出晚归的朱大佑更独自发展着自我意识,从幼稚到渐渐成熟。

上学路上,少数同学是骑自行车的,朱大佑看着很羡慕,像孩子看到别人的玩具一样。那个时代的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他在小学就学会骑父亲的自行车,好玩又刺激。学校车棚里满满的学生车也勾引着他。他内心总有一种想要的东西一定想办到的潜意识。但学生骑车的都是富裕人家,大都是工人家庭。朱大佑父亲虽然生意好转,但买车仍是奢求,他不敢说出口,埋在心底。

四季作物变换着田野色彩,在上学路上朱大佑经历着春天和风拂面,夏天烈日当空,秋天泥泞路滑,冬天寒风刺骨,这样的锻炼,于体格、于意志、于情感都很受益。一天,他迎着猛烈的西北风,边走边酝酿一首小诗,用流行的马雅可夫斯基阶梯式诗体:

 

风暴/  在旷野/ 吼叫

高压线/  绷得紧紧/  要断掉

河柳/ 蓬头散发/ 弯折了/ 细腰

抱紧书包/  将身儿 / 弯到地了                                  

寒风/  像刀/  心在/ 骄傲地笑

少先队员胸内/  奔腾着/  年轻的/ 热血和气傲

理想/  鼓动着/  奋发的/ 心跳

哈哈/ 学校已到/  听风暴在/  哭嚎

 

朱大佑是个腼腆、有礼貌的孩子,体质很好,体育课上跑跳过人,他还有股蔫胆子,敢在双杠、跳箱上模仿高中同学的技巧动作,都是同学不敢试的危险动作;首次参加上海市东效区运动会,他就获少年组五项全能第二名。什么活动只要他爱上,就全身心投入。初中二年级时,忽然喜欢上作文,并一发不可收拾。不是他的语文成绩有多好,而是爱想入非非,在摆弄文字中,生发出一种原始的创作兴趣和冲动。有一篇作文,写参加筑路劳动的体会,别人的作文都只能平铺直叙,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了“能用环境描写衬托主题”几个字,就只一个小小火星,竟在他心里燃起文学爱好的熊熊烈火。后来家庭经济困难,他竟要用投稿贴补家庭,甚至有了成名成家的幻想。

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这是后话。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7,好景不长

父亲的创业生涯动荡不定,朱大佑的家,像一只小舢板漂荡在汹涌的海上。初中后期,家庭环境又一次逆转,家里一向不让小孩管大人事,但家境衰败刺痛着朱大佑的心。

父亲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境遇,与千万旧商人一样。国家经济实力恢复后,对民营工商业改变了原定政策,从“奖励”变为“限止”和“改造”。父亲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加上孩子多,吃穿上学是笔大开销,经济负担把他压得喘不过气,像许多旧习未改的商人一样,偷税漏税是禁不住的陋习。他一犯再犯,最后被重罚,改良土布厂经营两年后倒闭了。

从大人们的讲话中,朱大佑听出来父亲犯了法。学校教育已经使他的政治觉悟足以看不起生意人,父亲的违法作为这个少先队员好伤心好难受。

家庭因父亲这次失败而大伤元气,好好的日子,一下子逼得卖家当了。朱大佑看到门外来了几个壮工,把家里雕花床、梳妆台、八仙桌,还有一个很沉的保险箱一一搬走了。没多久,家里像被大水冲过似的空荡。抬走的家具里,有几件木器是前一次卖祖屋时奶奶从乡下带出来的,虽然不值几个钱,却是奶奶怀念受苦一辈子的爷爷的念想之物。幸亏奶奶已经走了,免受锥心之痛。

朱大佑最伤心的是他的小脚踏车也卖了。一年前父亲推回一辆小车,是街上车铺里拼装的,全身没有一块发亮的地方,前后上只有两个光光的轮子,却照样好骑。父亲虽不说话,却知道儿子的心思。朱大佑别提多高兴。

“世上真有‘心想事成’的事啊!”这台小车不仅满足了朱大佑的夙愿,更增添他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现在,连这辆破车也被人推走了。一天菊生舅来三林塘,问起自行车呢?他不搭话,泪花在眼眶里转。

朱大佑小小心年纪,已经看到社会的世态炎凉,而且非常敏感。

他内心生就极强的自尊。小时候同桌一个出名的顽皮孩子,常动手动脚欺负他,朱大佑不会打架,开始时一再忍让,对方得寸进尺,有一次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这时上课铃响,老师马上要进教室,他不管不顾地抡着拳头反击,任鼻血染红了衬衫,那种拼命气势把对方吓住了。这一战终于赢得了对方尊重,日后成了好朋友。                    

街上的姑母到乡下走亲戚,喜欢带着朱大佑。有个亲戚在上海开着糖果厂,进门时两个衣着鲜亮的男孩在木盆里玩新买的小汽船,也不理客人。姑母坐下后叫朱大佑去和他们玩,她自己和亲戚聊起来。朱大佑听到两个大人在谈论父亲,说日子如何如何难,还生了那么多小囡……他们不知道朱大佑在听,心里在极度反感和痛苦。乡下重人情和礼尚往来,红白喜事上周家向来礼数周到。现在每次来人送帖子,都让父母睡不着觉。有一家亲戚办喜事,父母商议多日,最后让朱大佑带弟妹三个小孩去,只提两盒饼干。弟妹很高兴,但当大哥的已经懂得寒掺了。正值寒冬,路很远,冰冻正在溶化,一步一滑。傍晚,亲戚家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挽留,问三个孩子:“今晚回不回去?”朱大佑立刻坚决地回答:“回去!”其实他很心疼小妹还要走很远的路。

家里的艰难朱大佑默默看在眼里。

弟妹在学校交不上学费,星期一全校周会是最难过的时候,老师当众念拖欠学费的学生名单,弟妹的姓名大家都听到。二弟很受伤,不想读下去,成绩直线下降。父母心情不好,弟妹们小,不会看大人脸色,常常挨骂,家庭渐失温暖;孩子们躲到外面玩耍,功课比着滑落,这个一向重教育、要强的家庭,在全线溃败。

父亲发不出工资,工人时常吵闹,崇明师傅力气大、嗓门高,在这个宁静的宅院里十分刺耳,令孩子们惊恐不安。朱大佑每天放学回家,常不敢进门,先伏在门上听有没有吵闹声,没有响动,才溜进屋。迎面看见妹妹,泪汪汪说,家里没米了,还中午是胖婆婆给她吃的饭,爸妈还没吃。

父亲见朱大佑回来,叫他到邻居家去借点米,晚饭时工人见吃粥又大吵大闹。

他和二弟放学后常去地里干点活,两人扛着一桶粪去浇菜,兄弟俩边走边议论家里事,哥发誓说:

“我长大后饿死也不当商人!”

弟回答:“要饭也不做生意!”

但父亲还得做生意,八九张嘴都等着吃饭哪!第二年开春,父亲和两个本镇人合股,重新开业。做了几个月,土布厂恢复气色。但国家形势又变了,继农业合作化之后,工商业开始联营,政府派的公方代表已经进厂,老板们天天晚上开会学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联营后机器统统搬走了,父母上班的地方越搬越远,工资一降再降。

父亲的惨淡经营带给家里的不光是穷困,还有一顶“资本家”帽子,朱大佑将在未来岁月慢慢品尝它的苦涩。

 

8,文学梦

朱大佑嘴上不说,心里难过着父母的艰辛,同情弟妹的不幸,恨自己仍然要花家里的钱。他脑中深印着父母掏出兜里最后一角一分,给他回校买饭票,深印着弟妹们衣着邋遢,营养不良的模样。他初二开始写日记,目的是鞭策自己,将来一定要有作为,让家庭摆脱贫困,要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从这时起,他的文学爱好有了一个沉重的使命,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是文学青年通有的梦想,但对朱大佑来说,更有一份挣稿费分担家庭负担的迫切需要。

于是朱大佑疯狂地阅读和写作。1957年反右,报纸上大批神童作家刘绍棠“为三万元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朱大佑心里却十分羡慕刘绍棠,暗暗为一个中学生的文学成就感到鼓舞。

投稿成为朱大佑中学时代藏在心底的真正奋斗目标。他明知文学创作有了严格政治标准,也看到许多知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受到批判,他也深知自己既无生活积累,又无写作水平,却初生牛犊不怕虎,狂热地走着文学道路。他原来是想读完初中去考技校,上技校免学费又包吃住,能减轻家庭负担,但现在为了文学梦,他改读高中了,因为高中有文学课,将来能考大学读中文系。

当他告诉父亲想读高中时,父亲一脸无奈,朱大佑感到内疚,感到自己自私。这种不顾一切追求自己理想的自私,像一根刺,扎在他心上。拔不掉,只能忍。

朱大佑的“个人奋斗”是不能说的。他背着同学,埋头苦干,日夜写作;不见到文章发表,对家里人也不说。他没人指导,没人商量,他的虚荣心也不想别人笑他自不量力,不知天高地厚。

他渴望帮助,但得不到。最使他伤心的正是文学老师。这所郊区中学,在快速扩张中招聘的教师质量参差不齐本不足怪,却偏偏在朱大佑豁上命的文学课,遇到一位叫人啼笑皆非的老先生!这位带着老花镜,身材矮小的教师在课上讲“空城记”,讲到诸葛亮计退司马懿,形容诸葛亮在城楼的喜悦,竟在讲台上说:“诸葛亮连屁股也笑成两半了。”下面哄堂大笑,老先生很少获得如此成功的“课堂效果”,洋洋自得。朱大佑却低着头想哭。这是他最想求助和依靠的老师啊!

朱大佑只得自己到学校图书馆借各种小说,中外名著,杂七杂八、贪得无厌地阅读,甚至在上别的课时也偷看。

他没有钱订阅杂志,从家里给的饭费中抠出钱零买《文艺报》,那是一本很专业的文艺评论杂志。他吞了豹子胆一样一次次向《萌芽》《少年文艺》《新民晚报》投稿,文稿一投出,便寄予极大希望,经过漫长的一个多月等待,收到的是一封封冷漠的退稿信,把他从狂热幻想中重重摔到地上。每回拿着退稿信,步履沉重地在校园里踽踽独行,承受失败痛苦的噬咬,在僻静处慢慢舔吮心上的创伤。他总结失败原因,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时间消沉,他必须马上站起来!想起父母的愁容,想起弟妹们苍白的小脸,作为大哥,多么想给他们买点吃的、穿的啊!他也是想为最心疼他、期望他、终日辛苦操劳的外婆争气啊!每想及此,他的心疼得难受……于是,转身回到教室,又去苦思冥想新的写作题材。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9,天天向上

朱大佑的家庭感受与学校气氛不相容,但他处理得很好,没有影响到在学校里的进步。这应该归功于学校教育,归功于党和国家对青少年一视同仁的关怀,使朱大佑与别的同学一道,沐浴在“阳光”、“雨露”中。还有,家庭从小灌输的“志气”、“上进”的家教,有力地支撑着他的精神世界。朱大佑入队,入团,当班干部,“天天向上”。

他性格温和、热情友好,在同学中有人缘。年轻人都向往光明,无论在家里多么苦闷,一踏进校门,融入欢快的集体生活之中,家庭烦恼就丢一旁了。学校活动丰富,他又有文体特长,除了田径,还是业余航海俱乐部会员,周末与同学在黄浦江上划船,练得腹肌酸疼得不敢笑。暑假,他积极参与团支部活动,到东海白龙港看日出,十几个同学徒步行军走到天亮,个个抬不起腿。目的地是一个破旧的农村小学,大家拼起课桌放下铺盖,七手八脚做了一顿夹生饭凑合吃,下午便与当地海军赛开了篮球。

这是年轻人的疯狂。他们迸发着旺盛的精力,他们是国家和民族活力的汹涌泉源。

一个中学生的生活面和眼界是狭窄的,但社会巨浪时刻激荡着学校。朱大佑读到高中时候,中国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把他们从清静的校园卷上了社会。

1956年,杨思镇的高音喇叭里回响着“社会主义好”的嘹亮歌声,街上贴着“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鲜红大标语。学校紧跟形势,开始“打破常规”的教育改革。朱大佑的高中课程常常中断,走向工厂、地间参加劳动,“与工农结合”。放暑假时,学校一个号召,说要劳动两周,参加筑路,坐够了教室的学生听着很是新鲜,报以热情高涨的响应。

伏天的地面像火烧,学生在烈日下挥镐舞锹,都不知道带水,大中午从很远的工地回家,一路上有说有笑。累是不假,生活很刺激,想到了保尔柯察金,年轻人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兴奋。有一天早上出门,朱大佑感到浑身酸软,干到一半眼前发黑,歇工回家就扒倒在床上,外婆给他刮出一身黑痧,他只休息一天,不听家人劝阻,又撑着跟同学一道出工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外面的生活有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着朱大佑,把他从个人和家庭小圈里拉出来。

1958年,“大跃进”来了。

这是“共产主义觉悟大发扬”的时期,从工厂到农村,领导怎么号召,下面怎么执行,任务总是超额完成。农村正在搞公社化,作物产量要“放卫星”,朱大佑他们全班同学带着铺盖巻到很远的公社去支援。男女同学第一次过集体生活,都很兴奋。住到农家头天闹了笑话。几个同学夜里懒于到屋外小便,看见主人家墙根下晒着一个旧马桶,以为是为他们准备的,临睡前提了进来,晚上一群懒鬼轮番使用。第二天早上一看傻了眼,被子都泡在尿里了,原来马桶是漏的。

劳动内容是积草肥和土肥,车拉人挑,很累的活,任务来不及完不成,发起“挑灯夜战”,同学们都争着报名。一周下来,个个浑身酸痛,走路打晃。朱大佑当着排长,白天黑夜连轴转,饭量大得出奇,最多一顿吃了十九(市)两米饭。

学生除了下农村,还去工厂劳动,也叫勤工俭学。

学校对面的时民钟厂,是朱大佑他们班常去的地方。到车间有时分到冲床上压制齿轮,有时分到装配组,与工人一道,围坐在工作台,将小齿轮组装成大零件。车间里的喇叭播放着流行歌曲和地方戏,轻松愉快。朱大佑最不喜欢的是反射炉炼钢。

全民“大炼钢”,杨思中学空地上挖了许多土坑,用耐火砖砌成简陋的反射炉,鸡窝一样。一旁堆着煤炭和生铁块。朱大佑身体好,又是积极分子,从农村抽调回来支援炼钢。第一次“三班倒”,困得眼皮睁不开,这且不说,要命的是乌烟瘴气,呛得受不了。但最叫人泄气的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从炉子里拨拉出来一坨坨烧红的圪塔,说它是钢,谁相信?住边一扔完事。“大跃进”的日子,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昏昏沉沉的生活一天天延续。

学生习惯于工厂地头的劳动生活,学习两字,已经抛到九霄云外。这让有事业心的教师们深感不安。

 

上面提到的事例,一方面说明朱大佑在生活中积极追求,天天向上,也是时代潮流把他从家庭阴影里冲刷出来。新时代千千万万的个人都这样被卷进生活的激流。变化之快都不容我们看清是怎么回事。下面,我们从朱大佑的回忆里,从一个高中班级的小小的团支部,微观一下这种时代变化的某些特点。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0,整团前后

朱大佑是高一入团的。

“反右”斗争后,学校党、团组织加强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朱大佑常看见班里的几名团员老是开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班级活动变成都由团支部组织领导了。学校每周五下午有团课。朱大佑被团支部吸收为积极分子,去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共青团在学校里的地位明显加强。班里团员的表现,在朱大佑眼里确很一般,但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是先进青年的组织,他的好朋友蔡宝琦已经入团,他不甘落后,半年后,他的入团申请在班支部获得通过。

临放暑假的一天,团支书急匆匆从学校团委开会回来,宣布团委的决定,这个暑假要进行“整团”,时间两周,每个团员都必须到学校来参加。大家听了很有趣,初次经历,感受到一种“政治活动”的隆重和神秘感,却谁都没有认真思考“整团”宗旨是提高团员思想觉悟,纠正团员政治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散漫、自由主义泛滥,包括团员表现不如一般群众等等现象。

“整团”的形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里我们不妨停一下。作为对照,看看“整团”前朱大佑他们的团支部是怎么一种状况。这本来是要依据学校团委的正规报告作回答的,但现在有一篇朱大佑的日记,现场实录了一次团支部大会的全过程,是一份难得的新闻抓拍式的记录。

 

1957年10月22日 星期二 晴

孙家骞一直无法召开支部大会,本想在第六节课开,但体育委员小丁已在黑板写了通知:“下午四点与二班赛球,篮球队员务必到场。”只好拖到第八节。但到了时间打球的迟迟不归,值日生开始打扫教室,尘土飞扬,大家躲到走廊里,都已不耐烦了。最后,孙家骞只得决定先开起来。

这个会开得太有趣了,下面是我的随手速记。

“同志们不要讲话,现在开会了!”支部书记敲着讲台上的黑板擦,平息会场喧闹。他解释了会议拖到此刻的原因,接着话头一转说:“团委决定,要开展大辩论。注意三点:第一,在辩论中严格遵守以理服人,做到服从真理。就是说,不能以势压人,要摆事实讲道理……大家听着!大家听着!”他敲着桌子。“第二点,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来参加辩论……第三,……学习、工作两不误,……这是支部的决议。大家讨论。” 

像以往一样,大家都把开会当成不得不应付的负担。没人发言。杨德慢吞吞站起来,有话找话地说:“我提个意见,你说工作学习两不误,昨天中午我在做功课,你偏要开会,这不影响学习吗?我建议开会要提前一天通知!”

没人重视这条意见,小胖火佩仪随便地应声说:“对!支部应该提前一周把工作计划公布出来,大家好安排时间。”

宣传委员吴振兴站起来:“我同意杨德意见,开会提前一天通知,不赞同火佩仪意见,这根本不可能,以后的工作常会是突击性的。另外我还有个提醒,大家不要听课时去想发言的事,思想开小差……”他当众赞一个否一个,火佩仪觉得伤了面子,小胖子很快起来反驳。

“思想开小差是不自觉的,难道你脑子走思时还能想:‘啊,我在思想开小差!’知道就不开了!”他的大嗓门又带着夸张的表情,把大家逗乐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开小差是不可避免的……”

“发现了马上改正就行……”

“哈哈……”

一个小插曲,转移了大会主题,会场乱了。

篮球队员满头大汗回来了,支书给他们复述会议内容。这时火佩仪已把争论引向新方向:

“什么叫‘治病救人’?辩论双方是平等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观点正确,怎么肯定自己是‘医’,对方是‘病’呢!”

“对对!”刚进门吴根海擦着臭汗说,“这话有道理。”

“我是说辩论的态度要像治病救人。”团支书解释,“不是说对方有病。这话没错。”

“对,他在钻牛角尖!”有人支持。

“怎么没错?既然你承认不能肯定别人有‘病’,怎么谈得上‘治病’和‘救人’?这种态度要不得!”小胖抓住话把不放。

“对呀,我也是这个意思。”吴根海说,“而且,报上从没看见过‘治病救人’几个字。”

“不对,我们不能只按报上说话……”有人说。

“这有什么好争的!”“咬文嚼字!”许多人嚷嚷,不满意。

这时组织委员老邓站起来:“好了好了!不要为一个词浪费时间,意思明白就行了。”他是山东人,父亲在附近部队当连长,年龄最大,显得老成持重。老邓语气平和地说:“这个词是对的。意思是说辩论要存有像给人治病一样的心。‘治病救人’这话报纸、刊物上都有,所以没什么不对。”

会场有点安静了。

“报上有,但是,”吴根海仍不买账,“用在这儿不妥当。这词是用在‘反右’斗争中的,我们不是右派分子!”

争论又被引爆了。有人不耐烦,但争论很热烈。

“治病是要给人吃药,药是苦的,你都不知道自己对不对,就叫别人嚐苦药呀!”

我觉得这么争太浪费时间,也站起来发表看法:“这词没有错。意思是辩论中要怀救人的善心,给人治病的好心,相反,如果粗暴打击,讽刺挖苦就不是‘治病救人’了……”

“我反对朱大佑的话,”小丁反驳说,“他说要怀救人的善心,问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确,难道拿着毒素也往病人体内注射吗?”

“我反对!每个医生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病人,但必须有尽心尽力的态度。”又有人说。

有人折衷,提出用“善意态度”来取代“治病救人”,仍招来反对声:“难道治病救人不是善意的吗?……”

“好了好了!”孙家骞提高声调,“重复的话不要说了,有新的意见提出来。”

高鼻梁的“小外国”姚明根说:“我们都是高中生,水平低,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请示上级吧。”

老邓说:“好,辩论中的问题可以请示上级,不能解决的向更高一级,直到中央,总能解决的。”

晚饭的铃已响过,一宣布散会大家蜂拥而出。都说这种会没意思。

 

朱大佑班团支部在“整团”前,大致就是这种状态,支部缺乏威信,谁也不服谁,倒是人人畅所欲言。

暑期“整团”开场很不顺利。

尽管校团委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到“政治表现”的高度,仍然谁也不愿意“板起面孔”批评别人,更接受不了别人“当众”批评自己,会上大都“你好我好”,一团和气,有批评也是轻描淡写。但很快,大家都似乎嗅出一种东西,一种新的味道,一种以往没有的“政治严肃”。班级团干部们都绷着脸,表情异乎寻常。喜欢在会上调皮倒蛋,引得别人哈哈笑的人,也失去回应了,学校对“整团”的领导十分坚决,放出话来说:“一回整不好来二回”。于是底下有人悄悄地说:“看到没有?这回有来头!”。

别看这帮中学生都像“长不大”的孩子,却学会了“轧苗头”、看风势。很快,爱说怪话的人收起了嬉皮笑脸,常迟到的早早地来,会议气氛严肃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变得正儿八经了。

朱大佑比较单纯,对学校活动一贯认真。不过他以前看别人毛病多,看不到自己问题,文体特长带来的赞誉使他渐渐滋长了自由散漫,例如上课看小说不守课堂纪律已成习惯,别人看在眼里,他自我感觉良好。更有甚者,有一回纱厂礼堂放映新片《古刹钟声》,看电影是他老性命,何况还是一部反特惊险片。学校正在抓学习纪律,严禁学生晚自习时间外出。朱大佑猜到学校会广播不准出校看电影的通知,所以晚饭后喇叭刚响起:“同学们请注意,下面广播一个通知……”,朱大佑不等后面的话出来,带头跑出学校,以示“没听见通知”。

作为班干部,明知故犯,这是严重违反校规。结果,第二天几个看电影的,以朱大佑为首,被班主任叫起来狠批一顿,当场撸了他的“排长”职务。这是他唯一一次严重受罚。但一场风波过去,下来没人说他什么,他也心安理得。

在这回“整团”中,却被人提出来了。大家批评他“骄傲自满”、“不以身作则”,“破坏团员形象”等等,发言都升到原则高度。批评句句在理,无以反驳,听得脸红心跳。朱大佑没想到自己的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仿佛被人从后面猛然推了一把,感到自己的团员表现的确出格了。

每个团员,都得这样轮到别人“帮助”,脸红心跳一回,无形中,大家都规矩起来。

“整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1,还说高中事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不断探索方法。例如政治课开展自由辩论,把学生爱争论的热情引向一个个政治主题,“工农差别大不大?”啦,“中国与美国的社会比较”啦等等。高中生正是睁着好奇的眼张望世界的年龄,对社会政治似懂非懂,个个争强好胜,辩论会开得热烈。辩论原则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辩到最后,观点都能统一到“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党领导英明伟大”。因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和国家内政外交的成功是报上天天讲的客观存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全国人民心中有着崇高威望。这样的讨论使高中生们的政治思想渐渐成熟起来。思想统一了,别的的事就好办。朱大佑的自由散漫在“整团”会上受到帮助后心服口服,这都是有思想基础的。

学校里的“政治课”、“团课”、“整团”和“自由辩论”这些教育措施帮助朱大佑他们这些中学生逐渐端正政治方向。但是,一股“左”的党内,滥用群众政治觉悟,“运动”群众,正像后来在大跃进中所表现的,把朱大佑他们身上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政治热情,引向可笑的政治亢奋。

大跃进初起时候,朱大佑他们并不了解社会情况。是从校长的政治报告中听到外面“大跃进”的发展势头,听到工农群众干劲冲天、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到处都有打破常规的创举。学校请来工厂、农村的先进人物,报告他们大公无私、忘我劳动的感人事迹。青年学生都是满腔爱国热情,希望国家进步,听了极大鼓舞,政治热情被点燃,个个像干柴,加上团组织鼓动,团员带头,大跃进的火在学校迅速燃烧起来。

政治热情很快变成狂热的政治亢奋。劲儿不知住哪儿使,朱大佑和同学们整天整夜写大字报,一次几十、上百张地“超额完成任务”。哪有那么多内容?都是口号式的大话、空话;只有热情是真的。班级之间展开“挑战”,学生们都订“个人规划”,必须提出“大跃进”的指标,学校运动员提出打破全国记录的规划,才称得上“雄心壮志”;大跃进形势下,人都担心落在别人后面,担心在政治上掉队,无法顾及能否实现。譬如,各班都订有一条:“全班‘劳卫制’达标人数完成98%”(等于100%)。别的可以吹,体育指标硬碰硬要在运动场一个个测试,最要命的是百米,老师的秒表在终点卡着,不留情面。谁不达标就会影响全班集体荣誉,有精神压力,那些日子里大胖子小胖墩们在跑道上累得晚上做恶梦、谈“百米”色变。朱大佑的1500米是弱项,跑了几次才过关。

朱大佑思想活跃,性格浪漫、奔放,而且充满理想。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理解和接收的是一种国家的进取精神,他为脑海中展现的美好前景鼓舞。他先在黑板报上显露小觉悟,成为班上骨干,当了排长。他真心盼望共产主义早日建成,这种真诚使他与“狂热”保持着距离,所以他有一分清醒的理智,他对不切实际的“指标”、信口开河的“挑战”、反射炉炼钢等都有看法。但一个尚无社会经验的高中生,这一点点的清醒和理智,丝毫挡不住他在浩荡群众运动里随波逐流。

然而,社会激流使他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心上的家庭阴霾冲淡了许多,或者说,他开始有了社会视野和较为宽广的胸怀。这当然是党和学校教育的结果,但也受惠于他一贯的上进努力和诚实本质。

不要小看朱大佑的每一进步,有的人条件比他好,在生活道路一不小心栽了跟斗。

他们班在“整团”中,发生过惨痛事件,死了人。在1957年7月22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今天下午学习班重点解决团结问题,具体涉及吴根海,吴桂兴,宋文娟等几个人。留到现在解决的都是难题,这几人都个性强,对立情绪严重,矛盾长期积累。帮助和被帮助者都年少气盛,常为一句话引起长时间争论,吵得脸红耳赤。第一个被帮助的是学习委员沈玉良,平时不少同学对沈的盛气凌人多有不满。若在平时,你傲我不理也就完了。但现在要“帮助”,便有人站起来批评他,你批完他批,难免个别人带有“幸灾乐祸”的味道。沈一向“眼中不揉沙子”,今天见有人“公报私仇”,火“腾”的上来。争吵又起,会开到晚上没结果,主持人只好把问题再往后推。会议转向下一个:宋文娟。

宋文娟有个早恋问题。她是上海市区转来的住校生,年龄在班里属“大姐”,性格温和,谈吐成熟,学习刻苦。她与三班一位学生会干部热恋,放学后两人形影不离,全校瞩目。学校规定不许早恋。郊区学生思想守旧,没见过这么“不怕难为情”的人,抱着复杂感情在背后议论,当谈笑资料。这回宋文娟被看作支部“整团”重点对象。平日里,宋文娟当然知道旁人的诽议和侧目,但精神上始终有“伟大”爱情和黛玉式的清高支撑。今晚宋文娟有备而来,摆出多条理由,为自己争取“爱”的权利。

“谈恋爱”还强词夺理!招来同志们无情而密集的火力。宋文娟的恋爱第一次被赤露在公众粗暴话语下,遭受屈辱的鞭挞,她满脸通红,强力支撑,会开到深夜,她顽强坚守到深夜,但一个谈恋爱的中学生,浑身是嘴也争辩不过一个有组织的政治集体。终于精疲力竭了。宋文娟是一位班干部,一向追求进步,自视颇高,但今天她面临的问题是:要恋爱?还是要进步?她都想要,但看来两样都将丧失。她最后将求援的眼睛投向列席会议的团委副书记,她一向尊重的领导,希望听到一句婉转的话,对她的抗争表示些微理解,但她得到的是上升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无情批评,是对“整团”“态度不端正”的结论。

这是最后一击!

当天深夜两点,王文娟留下一份“沉痛书”,在黄浦江市轮渡上跳了江。第三天,吴根海几个同学去打捞上来尸体,校团委宣布,开除宋文娟团藉。  

 

宋文娟是极少数几个看过朱大佑小说、并给以热情赞赏和鼓励的同学之一。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2,校外日记

朱大佑自打进中学,生活便被封闭在校园里,除了校外劳动,几与外界隔绝。偶有社会接触,便成新鲜事,一件件记录进日记。内容虽然没有多大意义,但可供我们从他的视角,一窥当时社会生活的一角。

 

1957年11月18日 星期一 晴

下午老师带我们几个班干部去上钢新村,访问工人家庭。

新村里一幢幢新楼房矗立在田野上,红瓦白墙,整齐漂亮,与附近村落的一片灰色相比,突出工人阶级的地位,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工业化正在大步到来的印象。工人新村有一圈砖墙,将满眼好奇和羡慕的当地人隔在外边。只看见里面成群孩子在追遂、玩闹。

但今天进去访问,得到的印象很出我意外。访问的几户工人,都是北方人,看上去神情疲惫,房间里的窗没打开,一股酸味。屋里没有像样的家俱,空荡荡的水泥地,像是从江北棚里刚搬来。每个家庭孩子成群。一位居委大妈带着我们走访了几家,在楼外叨叨地说道:“一个人的工资这么一点点,养四、五口,生活好得了吗?一帮小囡天天在菜市场拣拾菜皮。”居委会主席在接待我们时说:“昨天就伤了五个工人,被烧红的铁块碰到身上,有个被汔车轧过去,死了。上月还有个被红铁块烫穿肚皮……”

都是工人,他们的生活,与几年前在菊生舅舅厂里看到的情况,怎么相差这么大?

(注:江北棚是北方来的逃荒人家,在荒郊搭建的栖身窝棚)

 

1957年元月20日 星期日 晴

今天到吴根海家玩,他在耀华玻璃厂搞到两张《夜半歌声》电影票,邀我去看。他家在吴家角,西黄浦滩边,一个僻静小村,离玻璃厂不远。他家是两层砖木楼房,在村里“鹤立鸡群”。灶间后门是一块小菜地,有细径通向溪边洗菜淘米。吴家人待我很亲,伯伯年纪六十多了,慈眉善目。解放前在外面开汽车,积了些钱,回来盖了楼房颐养天年。伯伯无子,娶了两房妻子都没生养。吴根海是领养,很得宠爱,胜似亲生,两位母亲都是农民,家里三老一小,亲情融融。吴根海是同学中是最淘气的一个。在圣堂庙里念初一时候,他一身粗野习气,小同学们见他都退让三分,但又常被他滑稽的言行举止逗得笑痛肚子。我与他不知怎么好上的,吴根海讲义气,重友情,对我大哥般关照使我感动,击中了我重感情的心。他篮球、长跑好,但功课差强人意。

从吴根海家出来,顺路到同学钟玉林家。钟玉林面孔黢黑,在班里能说会道,衣着打扮颇为用心。钟父是耀华玻璃厂工人,今天上家一看,一间小草屋,用芦苇墙隔成里外两间。窗前一张小桌上散乱着几本书,旁边饭桌上有个纱罩,罩着剩菜。进里间看了一眼,两张床,一铁一木,还有个衣柜,床上床下一片狼藉。房顶小天窗投下微弱光亮。

钟玉林想不到我们来,显出尴尬相,竟不知何招待。他从里间拿出几本杂志和小说,书页揉趋如菜叶。

“诺诺诺,来了来了!这是《吕纯阳三戏白牡丹》。”把书翻开给我们,好像我们要看。

钟玉林的平时打扮与他家庭反差太大,一路留在我印象中,想不到是这样!

1956年3月17日 星期六 晴

胡小亮病两天了,放学后去看望。我与他从小就是同学,都住一条街,一道玩,从没进过他家。他家临街,路人能看清他家饭桌上有几个菜。他爸常扛着长竹梯在街上修电线杆上的路灯。胡小亮睡在阁楼上,我们从梯子爬上去,黑咕隆咚,阁楼矮得碰脑袋,一个小天窗照进一点亮。好一会儿,才看到他睡的地方。地上、小柜上一层灰,被褥黑乎乎。这个环境对病人很不好。胡小亮是个爱捣蛋的同学,常招人嫌,没想到他家这个样。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3,亲戚家

朱大佑的校外日记,有多篇关于去上海亲戚家的记述。中学时期,寒暑假或逢年过节,周浦姆妈常亲自来,或派儿子到三林塘来接朱大佑兄弟到上海玩。兄弟俩当然高兴,但母亲不让去麻烦亲戚,现在家境贫寒,无以为报。兄弟俩懂事,心里想去,嘴上不说。但结局都这样,母亲拗不过上海表兄弟的软磨。兄弟俩在听完母亲一番叮咛之后,小鬼解放一样欢天喜地跟着亲戚出门了。

周浦姆妈家原住三林塘,同一条弄堂里,两家的外婆是洞庭西山本家姑嫂,当年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外婆才带着一家老少从上海迁到三林来。周浦姆妈姐妹仨,从小与朱大佑母亲是亲密小姐妹。她们家外公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在地方很有声望,但去世早。周浦姆妈是大小姐,学妇产科,性格豪放,年轻时走南闯北,抗战时期到过重庆,一度追随何香凝先生,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后来她嫁了司马大医师,在周浦开办私人医院,于是举家离开三林。小姐妹们各自有家后,相互走动少了。上海解放前夕,司马家关了医院搬到上海,住进法租界一座花园洋房的一楼。解放后大医师应聘到上海一家纱厂当厂医,姆妈在市产科医院当医生。

时代变了,周浦姆妈大小姐脾气不改,说话爽快,见不合理就放炮,不看对面是谁。“反右”中因言语不慎被批判。糟糕的是在这当儿竟神不守舍出了事故,把一个婴儿的号牌弄错了,就此被开除工职。她笃信耶稣,对什么事都想得开。这时候念起三林塘处境艰难的小妹,不时来看望并接朱大佑兄弟们去上海过年、玩耍。

周浦姆妈家八口人,住一个六边形大房间,玻璃门对着法式花园,房间内沙发、书柜、床和方桌等家具不少,但上海人家精于布置,收拾得干净利落,不失雅致。

朱大佑到了亲戚家,既兴奋又拘束,吃饭低着头,只夹面前的菜。他天性自由,但在亲戚和老师等尊长面前总是摆脱不掉拘谨,何况饭桌上还有三位漂亮的表姐妹。他只有和表兄弟们独处时才能放开,弟兄几个一道逛公园,看电影,玩游。乡下出来的朱大佑很喜欢上海的城市气氛,街道、马路、商店、弄堂,什么都好看,连空气都好闻,这是潜意识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当然不懂。第一个晚上见房间里没有多余床铺,暗自发愁,要给姆妈家添麻烦了。不料,表弟从沙发下拉出铁屉,把沙发上的垫子挪下一层,一张从没见过的沙发床出现了。他第一回睡这么软和的弹簧床,好新鲜。姆妈喜欢三林塘小亲戚,给朱大佑取了个“小拉兹”的外号。

这是一个很有文化品味的家庭,司马大医师在周浦是京剧票友,家里孩子们都会唱几段。过年三姐妹相聚时,一高兴还在家里跳起交谊舞。这是三林人家没有的。

当朱大佑长大,知道周浦姆妈当时的处境时,十分感佩她的定力,她自己厄运当头,还有心记挂困难中的乡下小姐妹,给她孩子送去关怀和温暖,不知姆妈的这种定力源自家庭传统还是宗教力量。

朱大佑在上海玩过几天后心里开始不安,母亲的话在耳边响起。周浦姆妈挽留不住,派孩子送到码头,表弟兄们在黄浦江畔依依惜别。

在朱大佑中学时期的贫寒生活中,周浦姆妈伸来温暖的手,抚慰着他苦涩又敏感的心,他铭记不忘。

回到三林塘,一踏进家门,朱大佑立时感觉生活的温度陡然降下好几度。忙得手脚朝天的母亲对乐不归蜀的弟兄俩没有好脸色。两人赶紧拿出眼力劲,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朱大佑在上海还有一家亲戚,叫“上海姆妈”,是周浦姆妈的二妹,有个儿子小羊,聪明、活泼。在上海的日子天天一起玩。他家是个不幸的家庭。小羊父亲解放前年轻有为,在乡下为当地百姓修路架桥,做不少好事,却被人引入反动党团,还当选青年代表参加过全国大会,解放后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够得上“镇压”之列。当地百姓联名上书说情,这下帮了倒忙,判了死刑。幸亏他接受改造,在监狱里搞设计,发挥修路架桥技能,从“死刑”改“无期”,再减为“有期”。但是,压在家庭成员头上的“反革命家属”帽子纹丝不动。小羊家住在弄堂房子的四楼,母亲,外婆,三个妹妹挤在一个小房间。他从小调皮,后来公园里发生一桩儿童“破坏”公物的事,追查结果,“反革命家属”的小羊被指为首,送到山西煤矿里劳动教养,他是家里独子。

上海外婆是位虔诚天主教徒,她陪着这个不幸的家庭,照顾三个小外孙女。外婆面貌慈祥,逆境中心静如水,终日笑吟吟,轻声细语,用不变的慈爱温暖着三个小女孩幼小心灵。上海姆妈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当售货员,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她在家中的睡铺是门口上方一个吊架,卧铺车厢上铺一样。朱大佑每次跟着三林外婆去看望上海外婆,都受到亲热招待。“文革”中,七十多岁的上海外婆被罚天天扫弄堂,外婆看到后,顶着压力,坚决把她接到三林乡下,直到风头过去。

那时舅舅在安徽也受着冲击。

 

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活,事事会影响到政治意识,这关系前途。当然,革命后代、工农子弟自有红色保险,不问政治的人也简单,随大流而已,像朱大佑这样多情善感、又不知风险的年轻人就要小心,必须学会分辨大是大非,当然,党、团组织也时刻关心着他们的成长。

毫无疑问,时代的潮流正在奔腾向前,如同滚滚长江。但不是每一滴水都在清亮的主流中,近岸的浅水滩上也有浊流在流淌,那里是不一样的风景。朱大佑的校外日记让我们全景式地看到他的社会处境,他远离着火热的生活,处在社会边缘。在这个位置的水滴一不小心就会流进死水湾,干枯、变臭。朱大佑必须自己把握方向,时刻与大流呼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发向前。

年轻的朱大佑还不深懂这些道理,但生活的路就在脚下。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4,初问人生

“姆妈,我们家土改时是否‘贫农’?”

“是啊!”

“现在呢?是否变为‘资本家’?”

“好像……是吧?”母亲随口而答,她真的也弄不清。

朱大佑心里一凉,不再细问。因为他“心里感觉”是八九不离十。雇着工人,还不是资本家!于是好像一个自疑绝症的人不敢正视体检报告,不敢咨询医生一样。朱大佑把这个问题深深地埋在心底。

那时他初中还没毕业,已经看得很清楚,当老板的政治前途,死路一条。

他必须跳出这个家庭,闯自己的人生。像所有新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他热爱共产党,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他已经学了不少历史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又从电影、小说培养着革命情感。然而,一个普通中学生,他脑袋里像个大杂烩,灌满了自尊,虚荣,忠孝,节义,革命,光宗耀祖,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共产党,共产主义等等概念。面对现实中的政治,他的是非判断更习惯于听凭善良本性和关于“志气”的家训。

家庭遭遇使他思想早熟,所以比别的同学更早闯入“人生观”的思索。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这是一个危险期。下面这篇的日记,反映了他当时的迷惘和挣扎。那是在“整团”之前。

1957年6月24日 晴

现在是晚饭后,教室里很静,刚下过雨,树叶湿漉漉,漂来阵阵草木味,我默默地靠窗而坐,心里空空的,不想说话,觉得生活无聊。我常会想(同学们也表同感),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吃着,呼吸着,这样地“活”着,与动物有什么区别?生命有什么意义!什么“热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绕了半天,还不是回到老地方—吃,呼吸,活命!而这样的“活”又能维持几时呢?五十年?一百年?……哪怕一百五十年,又有多长!打开历史书,一页翻过,几百年过去,地球上多少人生下又死去,像野草一样!谁知道他们的理想、追求?谁知道、谁同情他们悲欢离合的人生?

现在,轮到我们活在地球上,我们正处在黄金时代,我们年轻,活跃,美丽,健康,多么美好!但短暂啊!

黄金时代能有多少天?珍贵啊,黄金时代!但现在,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她?用什么办法能挽留她?我们学习,工作,身体强健,但日子过得多么平凡,就这么消耗青春吗?人生多么可怜,人多么渺小啊!

黄金时代啊,你别悄悄地离我而去!我要尊重你,陪着我吧,我是一个有志少年啊。我要跟着你直到永远,我想在几百年一页的历史上留下点东西,不要草木一生……

 

这一刻,朱大佑卷入了危险的精神旋涡。自从他追求文学梦,一本接一本地滥读中外名著,时而沉溺于西方贵族精神,时而陷入虚无主义,时而被鲁迅小说人物的悲苦命运感染,再搀入自己家境的体验,使他压抑得心神恍惚。

但朱大佑的长处在于他有一股追求光明的顽强精神。他的意志不易被压垮,一旦发现危机,会用积极的思索寻找出路。就在这一刻,仓促夺路中,他第一次认真地把眼光投向学校人生观教育所提供的武器,那些听惯了的“共产主义大道理”,忽然感到,从那里,只有从那里,他可以获得精神力量,鼓舞人积极向上、使人品高尚的力量!他打开心灵的门窗,让听过多少遍的“共产主义”理论像阳光照进他阴暗的心田。在政治课和团课中,共产主义理论曾以严密的逻辑使他相信这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有什么比解救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更值得献身的呢。他当时是认真思考的,是理解的,相信的。但只是一种理论而已。现在,他第一次感到了急迫的需要,他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人生道理。他把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都动员起来,甚至把儿时听来的英雄豪侠故事都联想起来,来检验,来证明,来理解这一理论。

朱大佑用自己的头脑整理思路,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爬雪山、过草地,打鬼子,历尽艰难困苦,解放劳苦大众,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今天,他们继续领导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艰苦奋斗。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黄金时代,只有投入这样光照日月的事业才相配!已有无数先烈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自己的一生如能贡献给这样的事业,与共产党人为伍,是无尚光荣。想到这里,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动,他像重病后发了一身大汗,轻松许多,他毫不犹豫地,像落水人抓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了“共产主义理想”,他的精神终于靠上了坚实大地。

这一天对朱大佑的一生有深刻意义。在以后的人生旅途,在复杂的政治风浪中,“跟着共产党走”这个大方向,不曾犹疑和动摇。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时间上比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早好多年。

多年之后,他总结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一句简单的表述:“中国的事,只要共产党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功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朱大佑未来的路能够走得一帆风顺。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5,高中同学

朱大佑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一个叫蔡宝琦,父亲是外婆的西山堂内侄,在三林街上开小店。蔡宝琦七岁随母从洞庭西山来到上海,与朱大佑同岁同班,两人从小亲如兄弟。蔡宝琦心灵手巧,读书用功,中学里一直当班干部,最早入团。两人性格温和,脾气相合,形影不离。读到高中时,两人都有了思想观点,一改少年时代的的傻玩,喜欢到田野里散步谈心,朱大佑对外人话不多,对蔡宝琦会倾吐心声,蔡则无保留地提供他的观点和分析、还有温暖的宽慰和热情鼓励。蔡宝琦后来考上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二机部保密厂,研究飞机制造,“开放”初就被单位派赴美国深造,做到总工程师。

另一个同学是吴根海,前面已有介绍。他对吴根海的深刻认识发生在一件小事之后。那天放学,吴邀朱大佑一道上街买支金笔,走到杨思江桥上,对面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人,瑟瑟地怀抱一大堆草药包。在桥中央相遇时,忽然一阵大风,把那人的衣服吹开,药包吹散,掉落江中,那人急得大喊差点想跳下去。

“我的药啊!”他眼眶涌出泪水。

桥上没有旁人,朱大佑和吴根海都愣了。

接下来的情节是朱大佑没想到的。吴根海马上走上去安慰,像是村里熟人,并毫不犹豫掏出买钢笔的钱塞给那人,叫他再去药店抓药。这一切发生得突然,从此朱大佑和吴根海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

吴根海有着大大咧咧的个性,却像大哥一样细心关照朱大佑。白龙港看海那次活动,返回时他硬要用那辆细轮子跑车载上朱大佑,怎么也推辞不掉。漫长道路的颠簸,在中途坐断了后座架。两人半夜三更敲开车铺门,求老板焊接,出门继续带着人骑。朱大佑在品尝着世态炎凉的时候,在学校里得到的这份真诚友情,他倍感珍惜。

吴根海后来的出息谁也想不到。他读上海师范学院时当了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分到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在参加农村“社教”锻炼中表现突出,成为组织发展对象。“文革”中,他不改热血仗义秉性,死保一位忠厚领导。“文革”后领导官复原职并迅速晋升,吴根海的前程便可想而知

1983年,朱大佑回上海,在外滩一幢挂着“外经贸局”牌子的大厦里,笑眯眯下来迎接的是“吴副处长”,这位仁兄年轻轻就掌控着上海炙手可热的外贸大权。

应该说,朱大佑还有一个朋友,是位异性。

她叫林静芳,是杨思镇老街上人,祖上开药店,到父亲手里已败落。所以她二哥九岁就到上海当童工。解放后,像所有翻身工人一样,二哥拿到高额保留工资,家庭立刻翻了身。后来父亲也进厂,一家两个工人,林家成为街上日子最红火的人家。

名叫静”芳,却一点没有“窈窕淑女”的文静,讲话和笑声脆响,在往来学路的上,身边常围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众星捧月一样。她功课好,小学里就别“三条杠”当少先队大队长。到高中她和朱大佑同班,中学里“男女界线”分明,她一般不理男生,但也不怵他们,一些男生故意打逗到她身边,她不怒不恼,也不退让,一脸看耍猴的表情。她身材修长,落落大方,却常招男生在背后议论,无端挑剔她的言谈举止,“吃不着葡萄”的酸溜溜心态。

朱大佑从不参与对女生的评论,保持自己的清高志向。话虽这么说,朱大佑十七八了,对有点姿色的女生已经有所感觉,偶而与林静芳目光相交,会像触电一样。静芳的座位正好在他后面,心里不能无动于衷,但他克制着,觉得中学生动这种心思不应该,更有违他对自己家庭承担的责任。在班上,他从不搭理女生,女生跟他一说话就脸红。

但到高三时,他慢慢发现,林静芳在他面前的一些动作、某些眼神有些“意味深长”,含有某种不寻常的信息。一而再,再而三,朱大佑突然被自己的“顿悟”吃惊了:可能吗?!

他感动,兴奋,又不敢确信,小心回避。周围同学有了反应,吴根海悄悄告诉他:“有人看相你了!”

一次,学校放映国产新片“国庆十点钟”,第二天一早,朱大佑坐在自己位置,见朱静芳早早地来,却只有她一个。她一坐下来就在他背后反复哼唱那支轻松的插曲: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爱上一个好姑娘……”

朱大佑心慌了,人非草木,他更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一个姑娘如此大胆的表达不是一般的情分!但考虑此等大事现在不是时候啊!他除了偷偷用眼目回报深情外,始终没敢有一字一句的直白表达。正纠结中,毕业临近了,大家忙于填写志愿,报考大学,朱大佑以为事情告了段落。

无巧不成书。朱大佑以第一志愿考进北京地质学院,林静芳以第二志愿被北京化工学院录取,两人竟坐一趟火车去北京,到站台送行的吴根海带着同学费了大劲占了个靠窗的并排座位,两人第一次紧挨在一起,坐了四天三夜!

 

16,选择志愿

父亲希望朱大佑初中毕业就去找工作,帮家里一把。朱大佑自从有了文学梦,发疯似地写稿投稿,一心想读高中,考中文系。父亲默默地随了他,把家庭重担独自挑下去。

家庭的困境朱大佑一一看在眼里,二弟和三妹没考上中学,与学费有关,家里还有四个弟妹在上小学。二弟辍学后在镇上酱菜厂当小工,在最艰难的日子,他瞒着家里去卖血贴补家庭。三妹小时候能歌善舞,现在跟着外婆和母亲到生产队地里挣工分。

朱大佑明白自己亏着家庭,在学业上只能前进,没有退路。家里大人一向看好他,他身上承载着全家的希望。

但是,读书人的前途与国家形势紧密相关,镇上好几个前两届的高中毕业生没考上大学,闲在家里,原因是国家受经济形势影响,减少了高校招生指标,这给后面的毕业生增加了心理压力。对朱大佑来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对这个家、对自己,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朱大佑决不能考不上大学。为此他作着最坏的准备:万一不行,哪怕考新疆农学院也要去。上海人敢去西北的人不会多,他一定得上大学。再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严峻的家庭现实,他无法逃避。

朱大佑为此加强身体锻炼,为了适应新疆气候,开始洗冷水浴。上海冬天寒冷彻骨,他每天早晨在水泥浴室的自来水龙头下冲冷水澡,全校只剩他一个人在坚持。寒假回家没有淋浴条件,就在小天井里洗。头天打两桶井水在露天冻着,早上起来,穿着三角裤,敲开水桶面上的冰层,舀冰水从头顶浇下去。身体顿时笼罩在白色蒸气中,弟妹们躲在房间里,小鼻子贴着窗玻璃,发出了尖叫,朱大佑被逗乐了。

终于到了填表报志愿的时候。

朱大佑很运气,1959年国家恢复了高校发展速度,大学招生数量比往年有所增加。

但考什么大学,却让朱大佑伤透脑筋。

多年来,他为文学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虽然没有一篇投稿成功,却愈挫愈勇。他精读中外名著,研究文艺理论,总结青年作者的经验教训。他终于认识自己失败的关键原因不在写作技巧,而是缺泛生活。鲁迅那句“只有革命的战士,才能写出革命文学”的名言,对他刻骨铭心。

但真到确定考工科还是文科时刻?朱大佑左右为难。他当年魔怔一样要读高中,就是想考中文系、新闻系,那是他的天堂之路:但现在,担心读文科出来当编辑、当教师,坐办公室,远离火热的生活,成不了“革命战士”,怎么走“革命作家”之路?

但反过来也难下决心,读工科,投身国家建设事业,倒是能深入火热的第一线;但从此失去文学深造的机会,这是他忍痛违背父亲愿望、不惜让家庭多承担三年学习费用追求的目标啊,难道就这样放弃?

朱大佑前一晚还在教室里声言决定考文科,桌上堆起文科复习资料,第二天他改主意考工科了,为了下破釜沉舟的决心,把文科资料全部送人!

下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选哪个工科大学?他以前没有关心过工科学校。

临近毕业,各地高等院校纷纷寄来招生简章,各种学科和专业的介绍,五花八门,朱大佑看得眼花缭乱。这时,一份北京地质学院的招生简章映入眼帘。地质队员的生活他从电影和小说中已有了解,那种浪漫是他向往的生活,使他眼睛一亮的是,招生简章上赫然印着一张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该院学生的照片,还有给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的亲笔题字:“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突出了该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招生简章上还印有多幅师生们野外实习的照片,使他越看越振奋。

朱大佑确信,这是他想要的生活!多年来一直向往外地、却连山都没见过的朱大佑,能考到北京,可算称心满意。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条当“革命战士”,向革命作家奋斗的必由之路,他相信地质生活有助于成全他的文学梦想。

为了确保成功,他把高考志愿表上的“北京地质学院”改为第一志愿,移到北大地理系和清华水利系的前面。

一个年轻人,就这样怀着理想,充满雄心地想定了人生的下一落子点。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17,离家远行

外婆和母亲翻箱倒柜找出父亲和舅舅的旧衣服,裁改成朱大佑出门行装,父亲弄来一块白粗布,染青后做了两套中山装,还做一件列宁装棉袄,亲戚们也送来些生活用品,把舅舅当学徒用的一只小木箱装满了。

1959年8月28日,朱大佑要远行,去北京了。

他环顾从小惯熟的一切,好动情的他心里泛起依恋之情。弄堂里风雨斑驳的高墙,默默伴随他成长,今天好像也要对他嘱咐什么。朱大佑是外婆的“心肝”,他忽然看到外婆老了,仍在辛苦操劳,应该说声“外婆,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想到这里,眼眶热了。与家人、邻里道别的时间到了,外婆没掉泪,眼圈已红,她突然匆匆上街,买来五个月饼,使劲塞进大外孙的行包。

送过菜市场,上了官道,朱大佑告别亲友,在吴根海等几位同学伴送下去学校,会合另外三位赴京同学。

杨思中学,盛夏的母校被綠叶笼罩, 一排排校舍脉脉注视着又一批学子离别,校园里盛开的花儿在祝福他(她)们一路平安。朱大佑把母校的一切深深印在心上。

上海北站,候车室里熙熙攘攘。忽然,父亲匆匆赶来,带他到附近商店转,父亲依然说话不多,但什么都愿意给他买,英雄钢笔、皮带、水果刀、又买了些糕点糖果……朱大佑默默地跟着,父亲深藏的舔犊之情,灼热地滴在他的心上。

父亲工资最早每月120元,合伙后减到78元,公私合营当购销员,工资降剩48元。他跑购销经常外出,又嗜烟如命,这点工资怎么够啊!父亲离开后才想起,不知回家路上可有烟抽?

列车缓缓起动,离开了一张张亲切的面容,离开了喧闹的站台,向着茫茫夜色驰去。兴奋的年轻人渐渐平静。

朱大佑的北国之旅无疑是兴奋和难忘的。这是一趟学生专列,也是“特别慢车”,见车就停,常在荒郊野外一停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钟头。这丝毫没有影响朱大佑的兴致,他精力充沛,一路上瞪大眼睛,兴致勃勃观看异乡客地的田野、房舍和行人。什么都新鲜。车到镇江,忽见一块平地兀然突起,比楼房还高。立刻叫起来:

“山!快看,那是山!”

四位同去北京的同班同学,相对而坐。对面俩位是男同学,一个北京邮电学院,一个北京工业学院,平时都是“书呆子”,今天都活跃起来,纷纷拿出吃食来分享。当然,最让朱大佑提神的是旁边这位北京化工学院新生林静芳。对这位心仪的女生,过去手都没碰过一下,如今挨在一起,怎能不勾起情漪涟涟。不料,笨嘴拙舌的他不到半天竟把她说哭了,朱大佑不知道她是因第一次远离父母而流泪,正不知所措,看到了镇江的山。

看到山的惊喜使林静芳止往眼泪,两人都挤向窗口。坐回来时,林静芳默默地抓出一把“大白兔”糖,住桌上一撒。

朱大佑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雨过天晴!

甜蜜而漫长的的旅程在隆隆车声中继续着。

抵达北京是个初秋的早晨,北方的蓝天北方的云,前门车站的圆顶闪着金光,出站时朱大佑穿一件衬衣,略感寒意。京城街道开阔大气,路边林木清翠艳绿,修剪整齐。没走几步,一座巍峨的皇家建筑耸立眼前,好熟悉的形象,啊,是大前门!

北京高等院校在站前广场都设有接待站,那两位同学就此分手。朱大佑陪同林静芳寻找北京化工学院接待站,这般默契,仿佛早是一对情侣,虽然一路上面对同学,没说一句私情话,两人深藏的爱情破土而出,这是在四天之内发生的微妙变化。找到学校后,两人只说了一番道别话,此刻不是甜言蜜语的时刻,

从没出过远门的静芳独自去面对生活,朱大佑返身寻找“北京地质学院”招生站。

18岁,人生新阶段开始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二章  地质学院

1、大学新生

2、国庆大典

3、北京有个表姐  

4、香河收麦

5、世界观改造

6、怀柔深山

7、因病回家

8、“困难时期”

9、“四清”锻炼  

10、东北实习

11、冻结的爱情

12、毕业分配

13、春暖花开

 

1,大学新生

太阳当空,普照着这座历史名城。朱大佑在前门楼下,望着生疏的街道和人流,情绪渐渐冷静下来。

送别林静芳之后,熟悉的人在几分种内都离他而去。第一次出远门的他,一种孤独感不知不觉从心底浮起,一种对新生活的未知和不可捉摸,隐隐地压住了他惯有的好奇心。

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他受到热情接待,一辆银灰色校车带着新生向学校驰去。校车穿城而过,朱大佑辨不清东南西北,两旁尽是低矮的灰色砖房,已经到了西四,他用上海城市眼光还以为没进城,车却从新街口出城了。

北京地质学院位于京城西北,号称“八大学院”。“地院”东面对着“钢院”、“石油”和“北医”,北边对着“矿院”,南面与“北航”隔墙。西去两站是“北大”、“清华”,住南两站则是“政法”和“邮电”。八大学院都被玉米和小麦,还有大白菜包围着。

“八大学院”是五十年代的新建筑,火柴盒样的风格带着苏联援建的特征。

载着朱大佑的校车驶进北京地质学院大门,一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伸向远处,两排杨树整齐排列。校园简朴,除了常见的杨槐松柏,少有花卉。教学区,宿舍区,食堂相距很远,显得空旷。教学楼都是红砖,线条横平竖直,造型单调。朱大佑在车上一眼看见了运动场,标准四百米跑道,走近一看竟是相挨两个,好大气派!他是听惯起跑枪声的百米运动员,一看见跑道,全身血液本能地加速。往里走,又见两个标准游泳池。全上海都没有几个像样游泳池呀!地质学院的校园里篮球架、排球场到处都有,到底是大学啊!朱大佑只会从运动设施判断学校的实力。一个三林塘的中学生来到首都大学,开了眼界。

地质学院的周边只有一个小商场、一个电影院、新华书店、照相馆和小饭店,很冷清。东门口有31路公共汽车,是附近多所院校师生进城的唯一公交,一到周末,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售票的北京大嫂体格健壮,车开动了,身子还吊在外边,双手把着车框,用肚皮把嗷嗷叫的乘客全都顶进“罐头”。

人生转折处,生活变化之快像切换电影镜头,转瞬间,眼前已是北京风物了,可朱大佑头脑里还闪现着上海的镜头,高中同学的面容历历在目,却已天各一方,必须明白,熟悉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朱大佑心里有些乱。梦想的大学生活已成现实,却没有太多兴奋!生活上并无不适,都在共产党领导下,心里泰然。他暗自企盼大学里有中学同学那种温暖和友谊,还是个没经世面的小青年心态。

朱大佑被编在勘探系金属与非金属专业四班。走进宿舍楼,房间四壁洁白,摆了四张双层木头床,空间无多,中间还塞了一张桌子。朱大佑进去时,床上都有人,和他点个头,或打声招呼,都有点生硬。他看见靠窗口边空着一个下铺,是全宿舍最好床位,怎么没人睡?特地留给他的?心里即刻涌起一阵温暖和感动,向室友们报以“领情”的微笑。后来发现门口贴着一张条,上面标着每个人的床位号,原来舖位是学校预先排定的。他很失望,没有这张纸条该多好啊!他盼望一个温暖的集体,远甚于一个好铺位。

新同学来自全国各地,近的京津唐地区,远的来自江浙,两湖,闽粤等省,看着都土头土脑。班长是河北河间县老区的一位同学,脸上有几粒麻子,一身黑布裤褂,头发像一个盖子。班里有四个女生,一位矮墩墩的还是印尼归国华侨。新同学行李都很简单,一位广东藉同学床上只有一张草席。相比之下,朱大佑显得“殷实”多了,起码小箱子里,单衣、棉袄齐全。

开学后,经济问题又来扰乱他的心境。大学里的生活费比中学高许多,光饭费就需12元,对朱大佑的家庭是沉重负担。学校为困难学生设有助学金和生活费补助,须个人提出申请,班里评议,系办公室批准。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降一等少4元,特殊困难生还可另外申请每月3元补助。朱大佑渴望解决吃饭问题,需要甲等助学金,但心想应照顾更困难的同学,斗争再三,只提出8元钱的乙等申请。不料批下来是丙等4元。原来享受助学金也是讲阶级成分的,想想自己出身,没什么可说了。

在班里评议会上,有位厦门女生,面有难色,欲言又止。她母亲在印尼,弟妹五个都在国内读书,最近两个月印尼没来钱,一时生活无着。这是个难题,会议沉默着。朱大佑很同情,发言说:“先按‘无生活来源’处理,给甲等助学金,等她母亲寄钱来后再作更正。”大家都同意。朱大佑理解和同情别人困难,能帮人一把,很觉欣慰。

勘探系一年级的第一门课是“测量学”,学院强调理论联系实践,课堂搬到香山。朱大佑第一次上真正的山,好兴奋!从学校到香山三十公里,同学们排队步行而去。秋天的香山,青山层层,白云悠悠,山坡上满是带刺的酸枣丛,果实累累,红的、紫的、黄的、青的,空气弥漫着成熟的醇香。学校租了两间平房,水泥地上垫层草秸便是大舖。朱大佑放下行李,便与几个同学进香山公园转悠。夕阳西下,皇家园林寂静无声,苍松翠柏,眼镜湖旁曲径通幽,一步一景。几个乡野孩子在里面乱窜,差点迷了道。

关于香山实习生活,他在日记中有几句诗,记录了那时的气氛。

 

       碧空,白云

       山野,秋风

       阵阵歌声

       地院学生攀登山峰

 

       你背仪器

       我抗标杆

       不怕荆棘划破肉皮

       一起绘制祖国山河

 

       乌云遮天

       电闪、雷鸣!

      “收工吧,同学们!”             

      “先回吧,老师!”

 

       大雨“哗哗”

      “盖好仪器!”

      “脱我的,我体壮!”

       经纬仪穿上了厚“衣裳”

 

满身泥水,挽手下坡

金光破云而出

“哈!回去接着干!”

矫健身影又现顶峰

 

炊烟,晚霞

泉水潺潺

“勘探队员之歌”漫山野

雄鹰在蓝空翱翔

 

地质学院没有文学课,朱大佑的梦想寄托在毕业后的未来,但他丝毫没有放松文学,除了在图书馆借小说,还保持着记录生活的习惯,从他日记中能清晰听到他年青心脏的一声声跳动。

 

1959年9月9日周三 晴

今天下午全院大会上,听地质部一位部长作关于“总路线”和“反右倾”的报告。

同学开始相熟。外地同学比上海人有觉悟,他们热情高、干劲大。昨晚举行去香山实习“誓师大会”,一个个表达了对党的热爱和感激,都表示说,没有共产党,哪能上大学。班干部的工作很好做,发号召就行。我有点担心赶不上。与他们比,我处处流露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情调。例如他们都能早起,我却睡不醒,懒散,要改一改。

父亲来信,也说我上大学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处。很感谢父亲这句话,我要永远记住。

 

上海人到外地喜欢自成小圈子,“呱呱呱”讲上海话。朱大佑却爱与外地同学相处。他从心里喜欢北方人的直率和朴实,反感上海人的小市民习气;尤其看不惯那种在“外地人”面前的优越感。他在三林塘便耿耿于城市人嘴里“阿乡”的蔑称,别的乡下人也许听惯不怪,他自始终不能忍受。来到北方人中,心里舒展,好像穷人来到无产者队伍。

但是,时隔不久,隐隐地,他感受到一种新的压力,来自“政治表现”竞争的压力。在“大跃进”运动时,有句话叫“形势逼人”,跟不上运动的人,会感受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人们都“争先恐后”的积极表现,但心情并不舒畅。现在,朱大佑心里有一种类似的惶恐。在高中里,他思想活跃,文武全才,是班里骨干,周围不缺知心朋友和追捧者。在这里谁了解你?必须在起跑线重新出发,在陌生集体里争得同伴的尊重,特别是政治尊重。外地同学们在会上会下表现都很积极,他不习惯把对党的热爱用套话放在嘴上念叨;他爱睡懒觉之类的散漫行为显出与外地学生在行动上差距不小呐!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心病,又隐隐地发作了,想忘掉它,却总是更敏锐地感觉它,就是“资本家”的成份。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2,国庆大典

1959年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庆典。

国庆前夕,学校里天天唱新歌、学交谊舞,把每个人都融入一种普天同庆的喜气洋洋。年轻学生的政治热情也水涨船高。大学里人才济济,院文工团艺术水准比中学高一大截,周六晚会上,院合唱团的一曲“祖国颂”,唱得气势磅礴,唱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豪迈,荡气回肠!朱大佑在台下听得热血沸腾。

 

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鸟在高飞、花在盛开,/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祖国早日繁荣富强,是每个学子的心愿。

十月一日那天,全校学生凌晨二点起床吃饭,整队步行到清华园车站,八大学院去天安门的师生全在这里上火车。到前门下车后继续排队前行,黑咕隆咚中,朱大佑不知走在哪里,走向何方,到一地听到命令大家站住,原地等候。借着微明的光,看到黑压压的学生队伍挤在一条马路里。

天亮了,又等了很长时间。

阳光洒满全城,大典终于开始。马路边的喇叭中传来升旗和唱国歌的音曲,人山人海的声音,天安门广场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朱大佑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

化工学院的林静芳好运气,此刻她正手捧鲜花,在广场摆着彩色图案,城楼上的人都看得见。朱大佑他们这边还在眼巴巴等待,一切都得听指挥。

开始游行了,喇叭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边马路上的师生都站起来,苦等七个小时了,都兴奋起来,脚底痒痒。这时候传来消息,说这儿的队伍可能不参加检阅,要等游行队伍速度而定。一盆冷水浇到大家心里,但队伍里没有一声牢骚,只能更着急的等待。又过了一会儿,队伍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动作很迅速,马路上一片欢跃!

准备参加游行。

朱大佑跟着师生队伍走上长安街,跟在一支市民队伍后面,时而快跑,时而停顿。还没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影儿,大家情不自禁地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走到金水桥附近,全都昂起头、紧盯城楼看,放慢了步伐。路傍的指挥一个劲催促:“快走快走!不许停步!”

终于看到了!一个魁梧身影在挥手,是毛主席!旁边站着刘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党和国家领袖,那就顾不上细瞧了。朱大佑想,城楼上这些人,都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哪!敬仰之情油然而升。他随着节奏呼喊“万岁!”“万岁!”,融在游行人群里。

晚上首都高校将在天安门前组织狂欢,谁都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中午,金水桥两旁的看台空荡荡,朱大佑和几个外地同学们进去休息和午餐,小挎包里带着学校食堂发的馒头和烙饼;都是外地学生,不敢走远。下午四点,长安街上先是断了交通。太阳刚落下,各院校都派出纠察队,在长安街上围起大圈占好地盘。华灯初上,广场上响起音乐,气氛热闹起来,各校纷纷亮出缎面横幅校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字样招人眼目。随着,一面金色字体的紫红色校旗高高举起,“北京地质学院”几个大字闪亮在天安门广场,朱大佑感到分外亲切和骄傲,一点不比“清华”、“北大”的旗帜逊色。

人群稠密起来,人圏在壮大,金水桥前行走已经困难,广场灯柱上的音箱里换了节奏热情的舞曲。各校狂欢相继开始,年青人在圈子里翩翩起舞,摩肩接踵。一个欢乐的广场!

整个晚上,朱大佑和同学们在跳集体舞和看文艺表演中度过,感观沉浸在歌舞中。此刻,不会跳舞、不能融入欢乐人群会遗憾一生!

青年学生在狂欢中尽情舒发着爱国爱党的高涨热情。

突然,一阵震响,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后面一亮,腾起一串串火球,倏地又不见了光亮,正惊疑,半空里“劈里啪啦”震响,刹那间满天礼花,绽开在广场上空,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光彩夺目,各色烟花变幻着花样,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朱大佑第一次看到烟火表现,何况是在天安门广场,如此宏大壮丽!他像周围的人一样,昂着头都看傻了,只知道一个劲喝彩和鼓掌。

这一刻,每个在场的中国人无不感到祖国强大和昌盛。朱大佑的心被这盛世景象震撼。他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定将走向繁荣富强!”

朱大佑这个感叹发自心底。他虽然在班上的表现赶不上外地同学,响应什么号召行动上都慢了半拍,但头脑里对生活中发生的事,常比别人有更多、更深的思索。他关心国家大事是有文学修养的要求,但更是深刻理解了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你想想,没有国家的强大,哪有个人的未来?

在这个国庆之夜,朱大佑想得很多很远。他今年十八,前推二十年,中国革命还处在“延安时代”,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肆虐;再前推二十年,中国共产党只是一支小小队伍,在井冈山摸索“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中国历史每隔二十年就发生一次惊天动地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

“再过二十年呢?”

在国庆十周年的狂欢之夜,朱大佑充满信心地展望着光辉的未来,心中泛起无比幸福和自豪。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北京有个表姐

利用国庆假期,朱大佑去拜访一位没见过面的表姐。

在上海告别周浦姆妈时,大医生给了他一个北京地址,是他们大女儿家,嘱咐朱大佑常去走走。这位表姐叫玉珍,朱大佑小时候听大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解放前大医师在周浦开的私人医院名气很大。家里一心深造这位大小姐,请来一位家庭教师,是附近村里的优秀青年,叫王文康。没料想两人一见钟情,墜入爱河。浦东乡下封建意识浓厚,这对恋人自知难容于人,又被新时代鼓舞,那时刚解放,国家在招聘文化人参加工作,两人偷偷报了名,远走高飞,去了山西。那时代上海人敢去外地的人不多,更何况山西那种穷地方。但对于热恋中的人,哪里有爱的自由,就是幸福窝。他们从此再没回来。

姐夫参加工作后,被分派到山西榆次纺织部门,他能写会算,又有农家子弟的憨厚和吃苦耐劳,深得上司赏识。不几年领导调北京筹建纺织部,把他一同带去了。

关于玉珍表姐的浪漫故事是朱大佑长大后从大人的片言只语中知道的,他的看法认为,在浦东这种守旧地方,在亲戚中能出这样敢做敢为的人,心里很是佩服!当朱大佑在北京看到他俩是多么老实本分的一对时,惊叹当初是多么巨大的爱情能量,才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啊!

朱大佑没见过玉珍姐,他脸皮薄,拜访一位第一次见面的亲戚有点胆怯。先写了封信,并附上照片,生怕被当成陌生人拒之门外。姐夫亲切又细心,很快回了一封字迹工整,热情洋溢的欢迎信,还画了交通路线图。表姐家在甘家口中纺部宿舍,三层楼上并排三个间房,红潻地板,另有独立厨厕。没有像样家具,床、柜、桌、凳都是公家配置,简单实用。姐夫王文康三十出头,长得英俊,方脸大耳,鼻正口方,一表人才。他那一口浓重的浦东乡音,使小客人增加了亲近感。玉珍姐短发,娴静文雅,已有四个孩子,仍学生模样。她在东郊毛纺厂当车间统计员,每天一早穿越整个北京城去上班。

这是一个满足而幸福的家庭,这对老实本分的夫妻,十多年来凭勤奋实干赢得单位和领导器重,在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中,他们中规中矩,平平安安。现在人到中年,生活安定,开始生发思乡之情。他们接到父亲的信很高兴,盼着这位小表弟到来。

从此,星期天或逢年过节,朱大佑常来看望姐姐和姐夫。学校伙食单调,表姐烧的豆制品、带鱼等上海家常菜,使他一饱口福,并感受家乡气息。

从地质学院到甘家口很远,坐31路到西四,再换无轨电车。朱大佑为了省钱,第二次去探索了一条步行路线,从西直门火车站方向斜插而去,需两小时路程。这两小时不是一般人的速度。他以百米冠军的双腿,大步流星,一路生风,到人多地方也不减速,眼看要与对面行人相撞,一闪身便擦肩而过。

朱大佑是个珍惜时间的人,这两小时成为锻炼腿力的好机会,他更喜欢一路上的思索。他把新近阅读的有趣知识,进行反刍式的回味和深思。比如,他试着用“唯物论”史观在头脑里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重新认识中国王朝更迭的本质原因。朱大佑在咀嚼知识中享受乐趣。他对新知识、新观点不喜欢死记硬背,而是以探求真理的态度向书本“叫板”,你有道理我信服,你“根据不足”我存疑。他常把书本上新获取的观点用自己的理解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存心“挑刺儿”。如果发现某处“道理不通”,便会兴奋地咬住它,像猎犬逮住猎物,然后动员头脑中的全部知识,论证自己的怀疑“正确”。如真的被他“抓住把柄”,便会十分兴奋,自认为站到了新学问的前沿。如果“败了”,同样高兴,因为弄懂了一个新问题,知识又长进一步。

朱大佑去表姐家,可以换换环境,放松一下。每次去,姐姐在厨房忙碌,他与姐夫在房间里纵论时事和政治。这是他上大学后新有的兴趣,学校里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们都热衷政治话题,谈论国内外情势。姐夫在机关听报告多,消息面广,记忆力好,表达力也强,很喜欢与表弟讨论问题。在表姐家,朱大佑可以听到部员才能知道的新闻和“领导讲话”。小外甥们也喜欢舅舅到来,一起玩游戏、下斗兽棋。一个星期日很快过完。

朱大佑回校时,常从姐家带回几本过期的“红旗”杂志,他喜欢里面的长篇理论文章,无论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还是文艺,只要讲出一番道理来,他都喜欢阅读研究。

朱大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这是他进大学后一大变化。

地质学院校门口赫然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高校教育方针。自六十年代起,首都高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大学生“世界观改造”。通过政治课程,通过党团支部和班级直到小组,层层学习讨论,层层紧抓。广播喇叭里也终日播送着“思想改造”的宣传稿。

朱大佑有点不能适应。他对于世界观改造之必要,在高中已有认识,他精读的“文艺报”上,每期都有长篇文章,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强调世界观问题。他都认真领会,吸取精华。那是自觉自愿的。现在这种运动式的、教条式的灌输和说教,令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被尊重的感觉。他自知对马列主义只懂皮毛,只懂一点概念,便从书店买来小册子阅读(厚的买不起),他愿意直接向革命导师讨教真理。他先于学校号召“学毛选”之前就阅读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起初他读“毛选”的态度仅仅是慕伟人之名,他以往的阅读偏于文学,对大部头的政治著作从不触碰,总以为是枯燥的教条。有一回在书店里挑了两本最薄的小册子来试读,他拿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一读使他十分惊讶,主席文章生动流畅,通俗易懂,不是空洞的政治教条和“大道理”:两本薄簿的小册子把深奥的哲学表述得明明白白,生动有趣。朱大佑不知不觉中被引进了深奥的哲学宫殿,感觉眼界开阔,茅塞顿开。这是原先想不到的。他在这两本小册子上用红蓝铅笔划了又划,并马上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加以应用,一发不可收拾。

朱大佑好独立思考,在思想领域纵横驰骋,享受受思辨的乐趣。但当他将独立思考用在对政治理论上时,险些招来大祸。

中央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持续多年,核心是对待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态度,院里政治教研室本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精心编写了新的教材,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阐述“人民公社”的产生是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此为“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奠定神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老师留下思考题让学生书面回答。朱大佑兴趣上来了,他花了大量时间认真作答。他交的作业把老师吓一跳,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

朱大佑在作业里认真写道:如果说“人民公社”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生产力”指什么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的要素是指“人”和“劳动工具”。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先说“人”。“人”主要指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中国农民土改后的确产生过巨大生产积极性。但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一路过来积极性再没见进一步高涨。再说“生产工具”,解放后中国兴修水利,建了些水库,但灌溉面积有限,农业基本还是靠天吃饭,农民仍旧使用着锄头、鎌刀等原始生产工具。既然“人”和“工具”两大“生产力要素”没看到“进一步”发展,那未“生产力大发展”从何说起?怎么推动了“生产关系”、促进“人民公社”诞生?

朱大佑勇于追求真理,但对政治毫无风险意识,他的这份答卷在政治教研室里争相传阅,教师们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捏一把汗。后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是因为这个教研室里是一批正直的老师,他们采取了“集体沉默”。而水文系的一位同学就没那么幸运,那是一位学生团干部,读过两遍“资本论”,后来受到全院批判。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都很单纯。党、团组织在社会上成功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政治氛围,许多有理想、求上进的青年人崇拜共产党,抱定决心跟党走,然而他们大都没有经历过“运动”,不知道“阶级斗争”的深奥,以致不少人因为思维敏捷和“独立思考”挨了整,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朱大佑是幸运儿,他甚至不知道刚刚躲过一刼,对政治仍然单纯和坦然,继续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前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4,香河收麦

地质学在朱大佑面前展开了亿万年的地球历史,科学知识扩展着他的思维容量,他着迷沧海桑田的地质演化,惊异沉默的大山会用岩层的构造形态和矿物组成作为语言,叙述它的故事,向人们暗示矿产的埋藏位置。

朱大佑喜欢地质科学,但他有太多的兴趣,更有文学和体育占去了他大量时间,使得专业学习上,时常是跟在同学后面追赶。。

大学时代的朱大佑依然热情、活跃、阳光,给人一种无忧无虑的印象。其实,他心里藏着外人看不到的苦闷。他写了许多小说投稿,全都退回来,心头笼罩着失败的阴霾。和高中时代一样,在文学上,他依旧独自走着一条荒凉小路。他正在为他年轻的选择,为文学梦想和地质专业之间的矛盾付出代价。本来体育特长可以小小满足一下他的傲气,给以精神慰藉,但在选拔赛上竟未被院田径队相中,直到在系运动会上跑出11秒8的百米成绩,田径教练才喜出望外地亲自到终点来找他。

他增长了许多新知识,但仍然是欠缺成熟的,精神上的不痛快需要疏导和慰藉,但他的集体只关心思想改造。他时常无来由地心烦意躁,在班里,他不愿接近那些性格张扬的人。这些人来自小城镇的市民阶层,仗着学习好,常嘲弄农村同学取乐。他们虽没有冒犯朱大佑,但像房间里关进几个苍蝇,看着心烦。朱大佑喜欢农村同学的纯朴和厚道,冬天里,看到一位湖南同学衣服单薄,他把自己更换的棉毛衫送去,对方推脱不要,朱大佑硬是“借”给了他。

朱大佑大学生活过得郁闷,他盼望发生点有点什么事,让日子变个样。

他盼望的事来了。接到系里通知,一、二年级学生到香河帮助抢收麦子。

我们再次翻开他的日记,看看那段生活。

 

1960年6月16日  星期四  晴

前天晚上系学生会干部袁润广来通知,后天去天津收麦子。我高兴极了,早盼望换个环境、换种思想改造的形式。我写信给舅舅:在这次劳动中一定卖力气。上周舅舅寄给我一本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今天三点起床,四点开饭,汽车送到北京站还不到六点,穿得少,很冷,都躲进车站。这是第一次来北京新站,不愧为首都“十大建筑”,富丽堂皇,满是明亮的大玻璃窗,报时钟奏出“东方红”的悠扬旋律。

现在已到通县,十点来钟,烈日当头,大家都坐在路边阴凉处等卡车。我利用时间在杨树下写日记。田野里的麦叶烤成白色,在微风中摩擦“沙沙”响。第一次看到北方田野,没有河流,怀念江南水乡啊,那绿色的田野!

很好奇今天要去的北方村庄什么样。聂书记在大会上说,那是个富村,当地人夸口说“连条狗也要给娶个媳妇”。书记又说现在那里的人思想觉悟下降,不肯苦干。这回去要我们用行动影响他们。

 

1960年6月20日  星期一  阴

先补一下前几天的日记。

那天等了半天才来车,随后三辆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颠得车上一阵叫唤一阵笑,灰白的尘土在后面滚滚追随,稍一减速就把我们团团笼罩,最后十多里路汽车像在“面粉”里挣扎。大家憋得要断气!

终于进村了,几棵杨树,一堆泥房,一群光屁股孩子在水塘泥水里玩。这个村子叫西马家窝,我和郭胖子三人分住到一户农家。吃过饭就下地,一干就是两个钟头,说是“练兵”。这里收麦不用鎌刀,使手拨,叫“薅麦”。上海没见过。晚上腰酸腿疼,到炕上刚躺下,马上被哨声叫起,原来已经半夜三点,是出工时间。一早晨连着一上午,下午又从三点干到七点。这样的强度,什么时候尝过?一连三天,许多人腰已经直不起,跪着坚持。这可是“改造思想”,相互看着、比着。我从那些眼睛中没有看到同情、鼓励的成分。二班几个上海同学龇牙咧嘴,全都跪着捆麦,十分狼狈。但都努力着,谁甘愿落后!

农村同学不一样,他们有说有笑,遥遥领先,干得快还不见累,喝彩和表扬全在他们那边,我们是一帮真正在改造的人,连句同情的话也听不到,还显得“落后”,这比累还难受。我知道,这种情绪不对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吃苦受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粮食,他们哪个需要过“同情”,你干两天就这么多怨气,这种思想意识难道不需要改造吗?

今天终于提前完成收麦任务,明天歇一天。 

1960年6月21日  星期二  晴

郭胖子河南安阳人,学习委员,敦实个子,脸黑胖,劳动一把好手。今天班里开总结会他在发言中表扬了我。惊喜、脸红!感谢他的理解,他是仅有一个关注我的人。最后班长念了一串“劳动积极分子”的名单,知道不会有我,但心里又不服,我们吃苦不比他们少,明摆着是用表扬他们来“鞭策”我们。

1960年6月24日  星期日  雷雨

今天早晨,班长叫我留下打场,说“你腰疼,别下地了”。想起事前郭胖子和班长小声说了些什么,别看这个河南胖子像个土包子,倒比别的干部多点水平。

为了管理方便,我们换了住处,一间又破又暗的土房,我费力打开一扇小窗,落下好厚的灰尘,小屋进了亮光和清鲜空气。午睡时一群苍蝇围着人嗡嗡,脸上,手上爬个不停,屋外小孩哭大人喊。即使这样,一会儿便睡得死死的。

一个响雷把我惊醒,郭胖子说“不好,要下大雨!”这时,外面响起了集合哨,赶劲起来奔打麦场,各执一件工具,扫的扫,苫的苫,尘烟腾腾,我抓起扫帚,脚底一层麦粒,一使劲,麦子没掃动双脚全动,仰面一大跤。老乡们大笑,给我换把推板。

麦子很快堆成垛,用芦席围好。这时大雨来了。幸亏我们干得快,心里很高兴。这里没问题了,袁润广集合队伍去支援二队,路上一位大爷喊“二队没事了!”,袁说:“去三队!”于是大家在大雨中奔跑,矮墩墩的印尼华侨蔡文珍跑在前头,我两步追到她身边叫她慢点,小心滑倒。奔到三队,他们也已完事,都躲在屋檐下避雨。

这回收麦,我们同学起了很大作用。

回来路上郭胖子把一顶草帽给我戴,我让给小蔡,她要退还我,我快步奔回住地。

…… 

 

从香河回来,朱大佑又有了写作冲动。他费劲酝酿着一篇新小说,题目叫“西马家窝”。朱大佑总结以前教训,提醒自己:主题思想一定要突出“人民公社好”,尽力给作品涂抹政治色彩,增加投稿成功的把握。

朱大佑一头扎进空教室,日以继夜地写,整整两个礼拜。他把“西马家窝”投到《人民文学》。他从没有过这么大雄心,足见他对这篇稿子的满意。两个月过去,没有回音,他坐卧不安。终于耐不住,借辆自行车,顶着烈日直奔王府井《人民文学》编辑部查问。像他这么个腼腆、好面子的人出此举动,是急到极点了。工作人员说编辑疗养去了,见这个年青人火急火燎的样子,帮他查了登记册,最后从一个麻袋里拣出了他的退稿。

回来的路上,朱大佑手脚发软,把不稳车笼头。这类失望和痛苦虽然品尝过不知多少,但这回打击非同一般,他感觉自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朱大佑的文学功底并不扎实,却有着文学青年好高骛远的通病。但他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他身上有两个朱大佑,一个是精神独立、思想开放的朱大佑,敢以“求真”的真诚从理论基础上挑战“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另一个是把命运赌在文学上的朱大佑,在屡战屡败,头破血流之后,竟对社员们连成熟的麦子都没有积极性收割的事实熟视无睹,绞尽脑汁要在作品中突出“人民公社好”。

即使这样,稿子仍被扔进了麻袋!

文学根本不是朱大佑的人生选项,可他比恋人还钟情于她。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5,世界观改造

朱大佑的大学生活一度十分压抑。

学校重视大学生“世界观改造”是理所当然。国家把开发矿产、发展地质事业的大任托付于他们,不能培养出满脑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每一个学子都必须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道理朱大佑很明白,他在高中时代钻研文艺理论的时候,就懂得世界观改造的道理,文艺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要求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的文章,朱大佑放弃中文系、选择地质学院,就是决心践行鲁迅“要当革命作家,先当革命战士”的忠告,这种学以致用的果敢精神难能可贵。

但现在世界观改造变成没完没了的说教,听报告,学文件,变成耍嘴皮子、“人人过关”。报纸、电台、学校广播天天都在敦促知识分子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要“夹起尾巴做人”。更不堪的是,动不动就来刺激一下朱大佑最敏感的部分,提醒他的家庭出身。

朱大佑不是个完满的人,他是那个时代千万追求进步人士中的一个普通青年,特别是一个有思想的年轻大学生,产生各种各样抵触思想不足为怪。

他相信共产党,愿意以“自觉自愿”方式进步,不想与人比着显示“积极”,不愿意牛马一样在“进步”的鞭子下迈步。他求进求是追求真理的体现,是追求人生价值的体现,也是自尊自爱的体现。但现在,在“改造”气氛下,他得时时把出身提在心头,把自己的一般行为和思想情绪,对号入座为“资产阶级意识”。

即使这样,他出于对党的信任,对思想改造的态度仍是认真和真诚的,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他这么认识:“中国社会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每个人,那怕是革命者,都须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评那些从内地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那些人现在都是身居高位的老革命,连他们这样的人都要改造,我们还有什么可说?他认认真真从点滴入手,强迫自己做本来不情愿的事,不断检查非无产阶级思想。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他在日记中的检讨,“缺点”“错误”天天有,条条连着“资产阶级”出身。政治上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文学上投稿屡试不第,多方面地打击他精神,使他的大学生活一度十分郁闷。

入学第一年冬天,学校发起大搞“超声波”群众运动,他很想积极投入这个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但看到同学们摆弄的“科研”:一段铁管,一片刀片,一截胶管。这怎么向科学进军?他想起高中里大炼钢铁,心里问自己:“这是搞科学吗?”“群众运动是这样利用的吗?”心里想不通。别人积极性都很高,只有自己提不起劲。于是又郁闷了:肯定又是世界观问题:“为什么我对群众运动总是产生怀疑和抵触情绪呢?”

政治运动,也许别人有走过场的,有喊喊口号的,但他认真得钻牛角尖,他不郁闷谁郁闷?

他越是进步心迫切,就越对自己不满,越感觉活得很累。甚至想:如果有个黄继光的机会,面对碉堡枪口,干脆也往上一扑,完事大吉!这个念头一闪,晚上在日记中又批判自己:世界观改造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要做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经得起“千锤百炼”。这时,一些革命英雄和烈士的形象出现在脑海,他们为民族和国家抛头颅洒鲜血、前赴后继的精神总能激励朱大佑。

写完日记,朱大佑心里宽慰,精神又振作起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6,怀柔深山、

每到暑假,地质学院学生都要野外实习,全国各地都去。

1960年的暑假却都留在北京。这一年的实习,有不同寻常的任务。

大跃进的高温还没有冷却,国家各部门都在为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北京市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经济开发矿产先行,市委要求地质局提供最新、最详实的矿产资源报告,这是头等政治任务。这项任务要对北京各郊县做全面地质调查,面积广大,工程浩大,时间更是紧迫,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可以了,因为有北京地质学院。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摩拳擦掌,热情高涨。朱大佑当然是最兴奋的人。他学了一年地质,还不曾体验过真正的地质生活。

北京地质学院的野外调查队伍出动了全校师生,师资力量不够,高年级学生搭配,以老带新。

七月份,北京地院学生斗志昂扬地走出校门,分赴周边郊县。

朱大佑随一支小分队去怀柔。下了火车坐马车,怀柔县城没有几间像样房子,第一晚歇宿在一个大车店。住店的都是肤色黝黑、高腔大嗓的北方汉子,朱大佑与他们挤在一个大炕上,忍了一夜鼾声、臭汗和跳蚤的夹攻。第二天改步行,师生们精神抖擞。走到中午,在一个小村前的树下休息,就着水壶啃大车店的烙饼。

地质学院每个分队分担一个县的任务,怀柔山地面积广大,为了确保进度,分队要化整为零,分片包干,饭后就要分组进山。

朱大佑和两个同学一组,他被指定为组长,掌管一张5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那两位一个叫温元学,眼镜,浙江天台人,一口“普通话”讲得北方人全听不懂,只有朱大佑能明白个大概,所以分在他这组;另一个叫秦铁柱,唐山高个子,这二位都话语不多,好静不好动,朱大佑奇怪他们怎么都选了地质。他们三人是同班同学。

队长是位高年级学长,分别时再次向学弟们强调安全事项,提醒现在正是雨季,洪水多发,千万多加小心。

他们干的是重砂普查,一路顺河道进山,每隔五百米取一个重砂样。就是像淘金工人那样挖一堆河砂用木盘漂洗,把盘里最后剩下的一把砂子留作样品。按找矿原理,如果山上有矿体,会风化破碎,砂砾被雨水冲下,沉积在河道,金属比重大,聚集在重砂里。所以每个重砂样都含有报矿信息,须详细记录,小心包装,放进背包带回学校用显微镜检定。

朱大佑,温元学,秦铁柱,三个地质学院新生,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庄严和兴奋,向山里走。

怀柔的大山像屏障一层又一层矗立在前方,朱大佑小组今天的路线终点是一个叫交界河的小村,在军用地图密密麻麻的等高线里,好不容易找到“交界河”只有三个小字,路程不近。

七月的怀柔,烈日当空,河水湍急,大山里就他们三个人,他们一说话就引来空谷回声。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生是多么渺小和弱小!

取样开始了,他们的基本功是熟练的,五百米五百米地往里进展得很顺利。水随山转,拐了好几个弯,他们便置身在危岩陡壁之下,脚下早已没有路,踩着水中石头来回蹦跶。

已经取了十多个砂样。秦铁柱直起身,把又一个砂袋送往岸上的背包。

他仰头看了一看天,说:“不好,要下雨!”

朱大佑抬头看,河谷里光线暗淡,只有头顶一个狭窄的的亮条,乌云正在聚拢,刮来了一阵风,感到阴泠。

他上岸打开地图,距离交界河平面距离还有二公里,密集而曲折的等高线显示,后面的路不好走。他警惕起来,这个地方如果发洪水,他们无路可逃。他长在大城市,没经历过洪水,但想起老师讲过野外队的帐篷连同人员被大水冲走的事故,心里不免发毛。

怎么办?丢下工作,退回去吗?雨还不定下不下,怎么能这样对待工作!要是不下雨岂不成逃兵吗?

朱大佑想了想,说:

“这样吧,到交道口还有二公里。咱们分开干,一人一个点,加快速度!只要出这段峡谷就不怕了!”温、秦点头同意。

进度明显提高,你一袋我一袋地把砂样装进背包。                  

大山像故意刁难他们,后面的河道石头又多又大,看出当地洪水的威力,还常有石坎阻挡,那里挂着水帘,旅游倒是好景致,但此刻谁都没有心情。匆忙中,三人的军用皮鞋频频滑入水中。半小时后,有雨点打到草帽上,“嗒嗒”“嗒嗒”响,很快,雨声鼓点般稠密起来。

队长嘱咐的话,警钟一样敲响在朱大佑耳边,山里洪水说来就来。

朱大佑有点慌了,狭谷深处,无处躲藏,退回去已远。他们只能与洪水赛跑。他大声对伙伴喊道:“别干了,大家快跑,沖出狭谷!”

他没敢把最可怕的字眼事说出来,但谁都明白。

两势已猛,深谷一下子阴暗起来,像加了盖子。刚跑两步,山谷里响起撕裂般的啸声,大雨瓢泼。三人背着地质背包,不管是水里岸地,急不择路,在雨中连滚带爬。

三人不断瞅一眼前面,希望谷口出现,但山势总是陡峭,不知还有多远。

“洪水不能在这时来啊!”都在心里祈祷。

河道弯过来又转过去。耳边“哗哗”震响,分不清水声还是雨声,荒山里只有三只狂奔的落汤鸡,草帽像开蔫的喇叭花搭拉在他们脑袋上。

朱大佑边跑边紧张地观察水情,河水开始混浊,水面已经上涨,显然有水下来了。

正这当时,温元学突然站住:

“糟了!”他惊叫,脸色变白。

“怎么啦?”朱大佑问。

“样品丢了!”

“什么!”朱大佑喊道:“丢哪儿?”

“开始跑的地方。”温元学急得要掉泪,“忘在石头上。”

“几个?”

“三个。”

朱大佑脑袋“轰”的一下!丢失样品是严重事件,他们全部工作就为取得砂样,丢掉样品,意味着可能丢掉矿藏。

朱大佑刷白着脸,在雨中嘶喊:“你们俩继续跑,要快!我回去取!”

“一个人危险,我跟你去!”两人争着

这是安全规定,但现在什么时候。

“别争了,谁也跑不过我!给我往前快跑,越快越好!”

朱大佑说完往回急奔。他在巨石上飞跃,在河道里踩得水花飞溅,他心急如焚,不停用手抺掉灌进眼里的雨水,心里念着:“洪水千万慢点来啊!”

他终于看见,三个样品袋正立在石头上,谢天谢地!朱大佑紧紧抓住,装进背包,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扣好带子返身就跑,那速度是真正的赛跑!

河水混浊而湍急,轰声震耳,残枝败叶急速漂下,他不禁心房收紧,课上听过,这些都是洪水征兆。

他很快看到,两个白背包在前面晃动。两个家伙没走出多远!

“怎么搞的,才走到这儿!”

他俩快些,能减轻些朱大佑心上的压力。他正要再说什么,看到了秦铁柱额上青紫瘀块,温元学的腿一瘸一拐,两人的苦脸比天空还难看。朱大佑只发出一声“跟着我!”领头朝前奔。

有朱大佑开道,前进速度快多了。已经不敢轻易涉水。后面两个跟得气喘吁吁。跑着跑着,朱大佑感觉发生了什么变化,朝旁边一看,光滑石壁变成绿色陡坡!

山势有缓,但仍是陡坡。大雨依然倾盆,老天没有歇气的意思。秦铁柱和温元学体力支出已到极限。

“快到了!”朱大佑忽然喊道,压过了雨声

两人看见他满脸兴奋,眼睛发亮。透过雨帘往四周张望,除了青山还是青山,两人莫名其妙。

“包谷!”朱大估指点着高坡:“包谷!看到没有?”

两人顺着他手势望去,看到几片青色大叶。他们还是不明白。

“包谷!包谷是人种的,村子一定不远了!”

两人大悟,紧闭的嘴唇都咧开了。

“胜利的希望就在眼面!”朱大佑鼓励道,“水深,别掉河里啊!”

老天爷终于疲乏了,暴雨说停就停,开阔起来的天空上,乌云在迅速散开,天光重现。三个精疲力尽的地质实习生迈着沉甸甸的步,灌满水的皮鞋发出“叽咕”“叽咕”的响声。

翻过一道梁,眼前一片光明,一个宽阔的谷地展现在眼前,阳光破云而出,草木滴着水珠,满谷青翠。一个山村坐落在对面台地上,一缕阳光像舞台灯光照耀着她。

交道河啊,交道河!

此番景色,将永远刻印在三个人的心头,多么令人激动!他们经受了一场考验,按捺不住兴奋,恢复了年轻人的本性,唱起他们喜欢的校歌:“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疲劳和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囊,踏上层层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

……

……              


13

浏览量:

出生于上海的朱大佑喜爱文学,却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在去北京上学的火车上,认识了去北京化工学院上学的林静芳。两人相爱了,但是林静芳毕业分配到了北京,他却被分配到了青海。正值文革年代,他在柴达木和昆仑山8年磨灭了当初的报国激情。他们结婚了,长期忍受着两地分居之苦。有了儿子后,因没有人带孩子,只好把儿子放在上海老人家里。多年后,他被组织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调到林静芳所在的石化企业。他埋头钻研业务、学日语,又转战电子技术,但终未得到施展才华的一片天空。


全部评论()

更多资讯内容请关注工业文学官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