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红”的兴衰

作者:葛文峰


凡事都要创新,墨守成规就会山重水复,只有创新才能柳暗花明。费县朱田镇曾经的果酒厂的兴衰,就说明了这一切。

这是一个镇办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兴衰故事。兴,在于它有传统作坊的老底子。衰,是因为它落后的管理和设备不能与时俱进。但在企业兴衰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沂蒙精神以及它带给当地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是弥足珍贵的,是无可替代的,是值得颂扬的·····

——作者

 

掀开沂蒙山区工业发展尘封的历史,“小山红”三个字,像三只翩翩起舞的彩蝶飞到我的眼前,让我一下兴奋起来。一群工业战线上人在沂蒙精神的感召下爱党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创业故事,像晨光中的雾气,氤氲在我的周围。

在沂蒙山区腹地费县朱田镇唐家庄村一个偏僻的山坡上,生长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山楂,树干干瘦,表面粗粝、干涩,枝条稀疏,生长缓慢。结出的果实比普通山楂个头要小,但果实呈让人想入非非的诱人的粉红色,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特别是这种山楂吃起来口感很好,酸味弱甜味足,一次吃饱肚子,也不会感觉有不适感。这种特别的山楂,当地人称其为“小山红”或者“甜红子”。

当地人介绍,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没有经过人工嫁接的古老山楂品种,一直没有人施肥或者管理过,只是作为野生树种留在了山坡。

但这“小山红”并不是此文的主角,主角是这种山楂在计划经济年代,被人被制作成的一种果酒——山楂酒。

独特的风味和货真价实的原料以及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让这种果酒一时间风靡全国。这种山楂酒当初的品牌,就叫“小山红”。

红代表着吉祥与喜庆,在老百姓眼里,所有能与红有关联的东西都会红红火火、兴旺发达。“小山红”也像那种小山楂一样,虽然小,但很快红火了起来。可是,这种异常红火的果酒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突然间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踪迹全无。

现在,人们再也喝不到“小山红”了,但对于“小山红”的思念和怀念,人们一时一刻都没有放弃过。直到今日,“小山红”仍然让一些老人们念念不忘,时常成为茶余饭后街谈巷语的话题和魂牵梦绕的回忆。“小山红”兴衰以及产生和灭亡的过程,也一直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山红”在人们心中的记忆越来越淡了,人们谈论的频率也逐渐降低,特别是随着那代人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偶尔有人提起“小山红”,也不过片言只语谈论一些奇闻异事或道听途说,谈论内容的可信度和利用价值有极大的局限性,“小山红”曾经的辉煌和遗憾,几乎无人能详尽表述了。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又要提起它呢?如何对它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

原因很简单,“小山红”是新中国成立之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全国少有成功并扬名全国的镇办企业代表。它的出现,承载着一代沂蒙山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实质,是沂蒙人在国家百废待兴困难时期发展工业企业的壮举和创新,也是沂蒙人困难时期不向国家伸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对于“小山红”为代表的镇办企业兴衰的挖掘和整理,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宗旨的有效诠释,是激励新一代沂蒙人改革创新、加快发展的经验总结和发扬,更是对失误或失败的深度总结和剖析。

怀着一种使命和责任,我决定抽出一些时间来,去追寻那些先人的足迹,挖掘“小山红”鲜为人知的过往。尤其让我亟需解开的,是一些让我迷惑的问题和疑惑:那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厂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人的努力下建起来的?它的成功和辉煌历程经历了一场怎样的苦辣酸甜?它的失败和消亡又经历了哪些痛苦和艰难的抉择?

历史像烟雾一样飘散,真想找到它们的去往踪迹和归属谈何容易?这些问题说起来简单,可真正找出答案来,是要费一番周折的。这种周折有时柳暗花明但有时也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知道,自从我十几年前调到朱田镇工作的时候,这个厂子早已经销声匿迹了,到现在物是人非,还有没有对那段历史的知情者呢?即使有,人海茫茫,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呢?

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我不知结果的苦苦追寻。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番打听,结果让我眼前一亮: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亲眼目睹“小山红”成长和消亡的还大有人在。当初创办企业的领导和技术工人还有几个活着,而且身体很健康。

于是,我决定走进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挖掘这个企业兴衰的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或者教训。

以我在朱田镇工作多年的优势,我拨通了时任经管站长张云伟的手机,开始了探寻“小山红”蛛丝马迹的旅程。我的问题刚一出口,张云伟哈哈笑了几声说:“小山红”牌果酒啊知道知道,作为朱田人哪有不知道的呢?名字如雷贯耳啊。

那,你知道小山红果酒厂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建设的吗?红火时红火到什么程度,又是怎么倒闭的呢?

一连串的问题像一股洪水,把张云伟的嘴一下堵住了,过了很久他似乎才缓过劲来,语气低低地说:当年酒厂车间倒是现在还用着,就是我们的经管站办公楼。至于“小山红”酒厂的详细情况,我还真不知道。

我刚刚燃起了希望之火一下被他低低的声音几乎全浇灭了。他是经管站长啊,现在用着当年酒厂车间办公,怎么会对酒厂的过去一点不了解呢?

那么,当年酒厂的账本或者档案材料你们该有存留的吧。我怀着最后的一丝微弱的希望问道。

张云伟异常干脆地说:全没有了。我们来办公的时候就是一座空楼,几乎一张纸片都没有。

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一下全被浇灭了。但后来又想,张云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知道的?想到这里,我的希望之火又开始燃烧了。我问张云伟谁对此比较清楚。张云伟想了想,说:当年果酒厂归镇经委管辖,那些档案材料,估计那里有。张云伟给我推荐了在经委工作多年的王红。王红曾经是我的部下,当年我在那里任领导成员的时候,曾经跟着我干过。对于我的电话,王红是满心欢喜地接了的。可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她却给我泼了冷水:酒厂的那些档案啊,早没有了。

处处碰壁但处处抱有希望。对于王红的回答,我并没有迅速地挂断电话,而是让她给我推荐一个知情人。王红是个快言快语的姑娘,不假思索地说:你问问贾瑞祥,他当年在酒厂当过会计。

真是天助我也。我知道,会计就相当于一个单位的大总管,主要领导知道的事,会计都知道。主要领导不知道的事,会计也都掌握。甚至是一些道听途说、风言风语,会计也都能打听到。贾瑞祥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找到他,了解到小山红的一切情况,看来是不费吹灰之力了。于是,我乡王红打听了贾瑞祥的手机号,就亟不可待地拨了出去。

可是,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贾瑞祥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我担心电话号码不正确,又电话王红核对了一遍。确认号码正确无误后,我再次接通了贾瑞祥的电话。终于接通了,而接踵而来的喜讯让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贾瑞祥不但担任过果酒厂几年的会计,而且对酒厂前前后后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在我的要求下,贾瑞祥大体讲述了“小山红”果酒厂的一些情况。神秘的“小山红”,终于在我面前解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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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中国后,按照上级要求,朱田成立了供销合作社。朱田镇(当时是朱田乡)是纯山区乡镇,由于交通不便,老百姓很少外出,供销合作社就成了老百姓生活用品的最主要购销点,合作社的的经营业绩一直很好,在全县位列前几位。但有一点一直困扰着供销社领导和工作人员:山区人大都嗜酒,白酒一直供不应求。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私人酿酒作坊开始悄然出现。私人作坊都是秘密行动,酿制的白酒不但质量难以保证,卫生状况也不容乐观。饮用这种酒,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有的甚至造成中毒死亡事件。

为了堵塞私人作坊的泛滥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着想,朱田供销社领导经过审时度势、考察论证,决定成立集体白酒酿造厂。

朱田四周环山,中间被大大小小的山头和土岭占据。这些山岭大多数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人为破坏,山上绿化很差,几乎没有树木。为了多打粮食,国家提出了“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各个大队每年都组织老百姓进行冬季整。几乎所有山地和丘岭都被老百姓开垦种上了庄稼。

地瓜和花生非常适宜山地生长,朱田所有的土地几乎都种上了地瓜和花生。花生是山东人主要食用油来源,地瓜干是最主要的日常食物来源。地瓜产量高,可以填饱肚子、可以作为饲料、还可以酿酒。瓜干酒品质好,醇香可口,是当地人招待客人和日常消费的佳品。于是,供销社领导利用这个资源优势,吸纳社会上的酿酒技师,办起了一个小白酒作坊。

当时属于计划经济,所产白酒全部送到全县各地门市部销售,不存在销路问题。白酒厂工人不多,厂房面积小,设备落后,每天生产的白酒量大体一致。工人和干部长年累月像陀螺一样转着,没有什么理想目标,也不考虑生存危机,不温不火、按部就班地过着优哉游哉的小日子。可是,他们的这种日子有一天被一个人打破了,这个人就是朱崇顶。

 

2

1976年9月,朱崇顶担任朱田公社党委副书记,主抓工业。他是一个敬业而头脑灵活意识超前的好干部,他常说,农业要发展,工业走在前。可是,纯山区乡镇一缺资金二缺人才,就连找一块平整的厂区都找不到,拿什么去建工厂呢?建什么工厂呢?

为了搞好当地经济,他一上任就开始四处走动、多方考察。在考察工业时发现,当地群众有个嗜好就是爱喝酒。由于朱田乡道路不通,山区百姓出行很不方便,特别是到了冬天,遇到天气寒冷或者下大雪,老百姓几乎全都窝在家里。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山区百姓打发时光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吸烟喝酒。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坐在一间相对暖和的房间里或者朝阳的石窝里,吸着烟,聊聊天,讲讲故事。饿了呢,回家温一壶瓜干酒,喝上几盅,吃几个瓜干煎饼。这就是山区人在冬天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另外,当时乡村的基础设施异常落后,每逢冬闲,县乡总要组织一些冬季会展。在天寒地冻环境下劳作,取暖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当时物资匮乏,很多老百姓冬天穿不上棉衣服。穿着单裤单褂在野外劳动,当然不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像现在一样配发一些棉衣吗?国家和政府也不富裕,根本拿不出来。在这个时候,白酒就成了人们御寒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修水库、水坝清淤时刻,需要人们赤脚站在冰冷的泥水里挖沙挖泥,更需要白酒御寒。由此以来,白酒就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也成了冬整必备的御寒物资,白酒的需求量逐年增减。

有需要就能挣钱,可挣钱得有产量。他走访了当时的朱田白酒厂。

这几乎算不上一个正规的厂子。厂房建在朱田供销社院内最后一排瓦房里,离大门足有几十米远。厂房简陋、设备落后,几口大锅,几个工人,从规模和人员,紧紧比一家一户的土酒作坊大一点。至于制作方法和流程,和土酒作坊基本一直。这样的酒厂怎么能有发展前途呢?

酒的用处越来越多,酒厂规模实在太小,供销社白酒作坊出产的白酒经常供不应求。这种现象被朱崇顶考察时发现了,就向时任党委书记的齐自明汇报,希望顺应市场需求,重新改造白酒作坊,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白酒产量。

事是好事,可历来好事多磨。乡两委会议开了三天,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而一连串的困难,更像一道道鸿沟横在乡党委政府眼前:扩大规模需要场地,土地从哪里来?供销社就那么些地方,全都给白酒厂当然不合适,不然那些仓库、门头、职工宿舍等等一样不能少。扩大到重新建设一个更大规模的白酒厂吗?土地都是集体的,无论占用哪一个村里的土地,乡政府可以协调,可建设资金哪里来?乡财政是吃饭财政,每年从老百姓手里收缴来的集资捐款,用来发放工作人员工作和正常的费用支出都捉襟见肘,再拿出一大笔钱来建酒厂,肯定行不通。

一个问题放在那里不管不问,似乎就是一个问题,可一旦大家坐下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成了一连串的问题,一大堆问题。白酒厂提高产量的问题,越研究越多,以至于到最后,大家不但不同意扩大规模、增加产量了,还振振有词地说应该关闭。齐自明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大家,心中像上潮的水似的在翻腾。朱崇顶坐不住了,胡地一声站了起来,粗声大气地说:前怕狼后怕虎,八辈子也干不成一件事。就这样下去,乡财政一万年也是个吃饭财政。

朱崇顶像打架似的样子,像一块石头砸在所有人头上,全都呆呆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齐自明摆了摆手,说:坐下,坐下,先不要激动。大家说困难多,并没有说这些困难不能解决。困难再多,只要有解决困难的办法,这困难还是困难吗?大家摆困难,是好事,早发现早解决嘛。只要把所有困难都摆出了,大家再把所有解决困难的方法想出来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件事不就成了嘛。

一席话,说在了朱崇顶和在座所有领导成员的心里。大家不再为了保留不保留白酒厂讨论了,而是针对扩大白酒厂规模这个问题讨论了。

思路确定方向,大家的思路对了,方向就找到了。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千方百计想办法,扩大白酒厂生产规模。

于是,全乡成了白酒厂提升改造领导小组,乡党委书记齐自明任组长,朱崇顶任常务副组长,乡有关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工作区书记任成员。并抽调部分脱产、半脱产干部成立临时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乡政府办公室,党委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

工作组首先对老厂区继续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讨论和考证,感觉就现有的厂房和设备以及人员,能保证现有的产量已经不错了,再增加产量,已经没有潜力可挖。工作组召开了几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想增加白酒产量,必须重新建设厂房,把白酒作坊搬出来,改建成白酒厂。

可是,重新建设一个白酒厂,话好说,钱从哪里来?乡政府是吃饭财政,所有人员工资和日常开支,全部由老百姓手里抠。文革劫难刚刚过去,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时期,去哪里弄钱呢?

而也就在这时,一个伟人去世了,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悼念伟人的大潮之中,这个时候找上级跑项目、要资金,显然不是时候。何况,在那个年代,即使县委县政府,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拿不出多余的资金来资助一个乡办企业,似乎也不可能。何况,沂蒙山人历来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伸手向国家和政府要钱,这不是沂蒙山人干的事。朱田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提出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口号,决定自力更生扩大酒厂,并拟定了工作方案。

朱崇顶马不停蹄地组织召开了全乡大队书记和工作区书记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朱田乡建设朱田酒厂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建设酒厂所需资金和物资的筹集方案。朱田原酒厂,给各个村都带来了很好的实惠是有目共睹的:群众没有钱花了,带上一袋瓜干走进酒厂,立马就变成了钱。谁家有红白喜事,带着钱或者瓜干走进酒厂,醇香扑鼻的白酒就有了。对于贡献大的村,酒厂每年还要论功行赏。酒厂,于民于干部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单位。如果能扩大规模,大家得到的实惠会更多、利益会更大,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会议开得很成功,一切决议都得到工作区和大队干部的鼎力支持。

1976年底,采取“一平二调”(一平,就是平衡,各村出义务工均等;二调,就是调物资、土地和资金。有山场的出木料,有土地的出建厂用地,有石塘的出石料,不能出材料的按照人头出钱)的方式,仅仅投资几万块钱,就建成了一个占地十几亩、厂房几十间的崭新白酒厂。名字叫朱田白酒厂。

虽然白酒厂厂址变了,生产规模增大了,但朱田白酒厂仍然沿用传统的方法,用当地生产的地瓜干酿造白酒。

白酒按照酿制方法不同大体分三种类型,一是液体酒。就是用食用酒精加蒸馏水勾兑而成的酒。二是固体酒。就是用粮食经过长时间天然发酵而酿造而成的酒,这种酒口感好、不上头,对人体伤害小,是最受欢迎的一种酒。如果再加蒸制,形成串香酒,口感更好。三是酵母酒。就是以高粱等粮食为原料,利用酵母发酵而酿造的酒。这种酒发酵时间短,产量高,但口感稍差。

朱田白酒厂生产的酒,就是利用当地生产的瓜干酿制的固体酒。

原来的朱田供销社白酒厂没有厂名,新白酒厂建成以后,领导给厂子命名为朱田白酒厂。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朱田果酒厂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的美好时期。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拓宽国内市场,加上生产的固体酒口感好、不上头,深得消费者喜爱,白酒厂的效益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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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晃6年过去了,朱田白酒厂规模和设施限制了它的手脚,一直像一辆老牛车慢慢腾腾地向前走着。每年利润不多,但应该得到实惠的人和单位也都得到了。在小富即安思想的人的观念里,守着这么一个企业虽然发不了大财但也不至于饿死。可是,随着物质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进一步腾飞,这些实惠和收入已经掀不起上层领导的眼皮。乡党委、政府对于白酒厂的依赖和关注,再也没有当初那么强烈了——领导们把目光全都投向了更吸引人眼球的企业和项目上了。

1984年9月,朱田乡已经成了朱田区,37岁的马士勇走马上任朱田区党委副书记、区长。

马士勇是个土生土长的沂蒙汉子,出生于费县上冶镇青云村(后来划归大田庄乡)。家中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是个吃过苦的人。三年困难时期,他正上高中。家里没有粮食,只能用地瓜秧渣豆腐充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硬是坚持上完了高中。后来,县机械厂招工,他去当了工人。他不辞辛苦,善于钻研,二十刚出头,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坎坷的经历和险恶的环境,造就了马士勇吃苦耐劳的秉性。贫困农民家庭出身,让他对老百姓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从县城调到乡下工作,他没有抱怨没有苦恼更没有不适,有的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乡镇分工明确,书记管党建、区长管财政,怎么能让全体脱产、半脱产干部发上工作、怎么让全乡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乡长肩上的担子很重,他的决策和规划,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可是,偌大的一个乡党委、政府,单单政府供养的正式乡直机关工作人员、财政供养的老师和其他农口半脱产工作人员,就有四五百人。当时各个乡镇财政切块,财政收入上不去,工资都发不上。朱田是纯山区乡镇,老百姓经济底子薄,单靠三体五统,很难保证区委区政府的正常运转。额外增加农民负担,势必造成杀鸡取卵的结局,老百姓一旦不堪重负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区委、区政府的发展大局。怎么办?只有开源节流、增加收入。

马士勇看到,财政状况就那么一些,再怎么节流都是杯水车薪。开源吗?可在哪里开呢?

马士勇曾经在县城机械厂当过工人和车间主任,对于企业管理和利润,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经商办企业是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不过,朱田区是纯山区乡镇,交通极其不发达,通往山外的只有一条土路,而且这条土路由于高低起伏大,遇到洪水经常被冲毁。每年夏天,进出朱田区的路都要被冲毁几次,人们有事出山,大多数时间只能靠步行。这样的交通条件,本地人都不能顺畅出入,外地人怎么乐意过来呢?没有外地人,蹲在家门口做生意,就那么几个本地人,什么生意也不会做大做强。

有些领导开始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几个年轻的领导干部,群情激昂地说:朱田要发达,不能蹲在家里死等,要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招大商。

县里有些分管领导也在大喊大叫:思路要开阔,眼界要放开。要工、农、商齐头并进,学会多条腿走路······

国家政策刚刚解冻,很多政策都没能出台,到底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合适?很多人心里都没有谱。在这个时候,党委书记和乡长,也不能独断专行、善做决定。于是,党委会、政府会、党政联席会、党政联席扩大会、中层以上干部会、全体脱产、半脱产干部会、全乡村会计以上干部会、党员代表会、群众代表会、全体党员会等等等等,各种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只开得全乡领导干部一看到会议室或者一看到办公室公务员骑着自行车过来,浑身都像害冷似的打哆嗦。可会议越开越多,各种意见和建议越离谱。开了几个月的会,一项像样的决定都没有形成。

开会不行,咱就去看人家怎么弄。于是,全乡开始了干部大行动。开始在本乡内学。哪村工作有新意,全乡干部就集中到哪里开现场会。宁家沟村书记管理村有办法,每年都要组织全体村民出义务工,大搞水利设施建设。小山村经过几年的苦干,沟渠都砌上了石头防浪墙,河中央修上了拦河坝。河沟两侧修建梯田,栽上果树,整个宁家沟村,成了全省赫赫有名的模范村。

这样的村出现在朱田,当然有仿效的可行性。于是,全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山治水大会战。

村村行动起来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可是财政收入不但没增,反倒下降了,很快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了。为什么?每次参观学习都要吃喝拉撒,每次大会战都要搭建宣传棚、指挥部,都要迎来送往、吃喝招待,还要购置物料、工具、纸张、笔墨等等办公用品和各种物品,这一切,都离开了钱是行不通的。

折腾了几个月,马士勇坐不住了,说就这么下去,我们整个乡财政就要被掏空,工作人员的工作发不上,我们这些公职人员就要等着喝西北风。

有人说马士勇是杞人忧天,说等老百姓富裕了,多集资多收公粮,乡财政自来会好起来的。

伸手向老百姓要钱,马士勇这个农民的儿子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何况当时老百姓并不富裕,一亩地庄稼的收成,除去交公粮和集资,剩下的就很少了。有些老百姓因为地里收成不好,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不得不举债进行。这样以来,年年举债,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成了困难户。

作为一级政府主要领导,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他的职责,去给老百姓添乱,让老百姓日子不好过,他马士勇做不来。

他又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有超前思想的干部,永远像乞丐一样到处讨要维持政府运转,不符合他这样人的性格。马士勇审时度势,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鉴于朱田乡的特殊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商业的路子是不通的。不能引进外资,可以因地制宜。

有人站了出来,说:因地制宜?就咱这穷山沟,不说兔子都不拉屎吧,齐码养不活肥兔子,还因什么地制什么宜?要我说,咱充其量是个带腿的官,有不是一辈子在这里不走了,过个三年两年,最多三年五年,咱都不知道屁股朝那,咱动那个脑子干嘛?

马士勇有些生气,质问道:那,咱财政支出怎么办?老师和干部、职工的工作怎么办?

好办,集资啊,哪一个乡镇不都是靠集资?很多人心安理得地说。

马士勇安奈住心中的怒火,和风细雨但掷地有声地说:老百姓是咱衣食父母,这个说明不错。咱是人民的政府,花钱就得靠父母给。可大家想过没有?什么都靠父母,咱这些做儿女的是不是有点不孝?咱能甘愿做一群不肖子孙吗?

马士勇的话,一下把大家镇住了,但很快,有人问:马乡长,咱不靠集资,您说靠什么?

朱田白酒厂。马士勇铿锵有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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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经济条件下,白酒厂产品不愁销路,总的企业效益还算不错,但马士勇经过细致观察和论证发现,白酒厂存在的问题不少。一是酒厂规模太小,产量上不去,销售额上不去,税收少得可怜。除去分成和工人工资,乡政府得不到多少。二是酒类产品品种单一。除了白酒还是白酒,还是普通的散装白酒居多,没有拿得出手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主打产品,更没有效益高的高档产品。尽管还是计划经济,出产的白酒不愁销路,可酒厂效益上不去,工人工资不能提高,酒厂生存下去的风险越来越大。三是规章制度死板,内部管理混乱。厂长是卞永四,本地人,酒厂技师和车间工人都是本地人。这些人的身份都是农民,进酒厂工作,还是拿各自生产队里的公分。一月虽然有二三十块钱的补助,但年底还得拿出一部分来交回各自的生产队买公分,因为生产队按照公分多少分粮食。这些人的选择和管理权限都在村里、在生产队里,在人员选用和考察上,企业没有主动权,那些头脑灵活、有知识的优秀社员很难被选到厂子里,从而扼杀了厂子创新、突破的最基本要素。

1984年以后,分田到户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工厂里工作的这些人终归是农民,他们身在工厂,每天考虑的却是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本来对于集体企业的感情就不深厚,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壮大问题考虑的更少。包括管理层也是如此,混天了日、不思进取,机器只要中规中矩地运转别出了大问题,每年完成一定的产品,剩下的时间能干点自己的就干点自己的,不能干自己的就去喝酒会友,联络感情。

有一天,马士勇去酒厂检查,发现车间里一点动静没有。不对啊,这正是上班时间咋没有人呢?他悄悄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突然,他发现在一个角落里,躺着几个人。他上前看了看,这几个人全都在呼呼大睡。从脸色上看,显然是喝酒了。在酒厂上班,偷酒喝是常有的事,厂子里每年都要处理一批人。可在上班时间明目张胆都喝酒,并且喝醉了酒躺在车间里睡觉的现象,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几个人,看到乡长来了(马士勇以前来过几次,很多工人都认识),连忙拿起工具忙活了起来。马士勇喊过来一个工人,问:你们刚才干什么去了?车间里没有人咋行?

那个工人苦笑着脸说:我们出去吃顿饭,本想着让这几个人先照应着,谁想到他们都喝醉了呢。

这可是你们的饭碗啊,就这么不负责任吗?万一出了事,厂子没了,你们将来靠什么吃饭?

那个工人又苦笑着说:不瞒您说,领导,我们都是临时工,现在分田到户了,村里的人都在想着搞经济、发展农业的,我们这些人啊,都身在曹营心在汉,没一个打长远的喽。

马士勇不由心中一惊:这怎么行?接着,他问道:你们厂长干什么去了?

那个工人眼珠子咕噜噜转了一圈,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悄声说:找地方喝酒去了,他呀,也没心思长干。

马士勇没说什么,摇摇头回到了乡里。他找到党委书记,把看到的事情说了说。

党委书记眉头一皱说:企业就这么个管理法,不垮台才怪呐。不想干就算完,都赶回家算了。

酒厂可不是别的企业,是需要经验和技术的,赶走了他们,酒厂就出不了······

没等马士勇说完,书记抢着说:那,你说咋办?

改,彻底改。

怎么改?

首先从管理层上要改革,解决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问题。其次是改革工人待遇,让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马士勇曾经在工厂里当过车间主任,对于工厂的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说起企业管理来,可以说口若悬河、头头是道,直说的党委书记频频点头。到最后,书记说:这样吧,马乡长,你负责拿出一个可行性计划来,咱开党政联席会研究讨论。

马士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根据自己的想法拟定了关于酒厂改革方案,让党委秘书抄写好后拿给党委书记审阅,最后提交党委会研究。

马士勇在党委会上提出要整改朱田白酒厂的想法,他说:朱田白酒厂是有潜力可挖的。但要挖潜力,就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对于马士勇的话,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工厂管理的领导一头雾水。有的甚至说:马乡长,酒厂不好好的嘛,干嘛改革啊?

马士勇说:你们只知道酒厂好,但不知道酒厂的不好。我最近几天去了几次,发现整个酒厂人心涣散、管理混乱,甚至有些职工偷着喝酒,而且是在上班时间喝酒,还喝醉了。

于是,马士勇把那一天几个职工喝醉了酒睡在车间角落里的情况说了一遍。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分管工业的副乡长更是脸上挂不住,红着脸说:马乡长,您是听说的还是真亲眼见的?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以前可没发生过啊。

你多长时间没去了?马士勇问。

有几个月了吧。分管副乡长说,最近不是组织外出考察嘛,就没去。

最近。马士勇顿了顿说,最近一段时间,酒厂的职工情绪非常不稳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不是工人,是农民,是在酒厂暂时干活的农民。归根结底,他们是要回去的,回去种地的。现在改革开放了,分田到户了,很多农民种地都发财了,这些人还呆得住吗?嗷,以前在生产队里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劳动,但可以交钱买公分,有了公分就能分到粮食。现在能行吗?地分给你了,不去种就得荒着。在酒厂呢,一月那么点工作,除了吃饭,根本剩不下多少。这种情况,你们想让他们好好干活,可能吗?必须改革。

分管副乡长咕哝了一句:那,怎么改啊?都这么多年了······

这些问题,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重点思考的问题。马士勇说,我要深入酒厂了解以后才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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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此以后,马士勇除了乡里的重要工作,其他时间全都靠在酒厂里。他决定想方设法改造它,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马士勇开始忙活了起来,除了很重要的会议和工作,他一整天都会泡在白酒厂里。他仔仔细细地考察了白酒厂的角角落落,几乎和每一个技师和职工都做了详细谈话,还多次给厂领导开会,帮着他们分析问题,寻找出路,并让他们广开思路、勾画大发展的宏伟蓝图。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到了下班时间,马士勇又来了,他把卞永四约到一个小菜馆里,要了两个菜,温了一壶酒,两个人开始了边喝边聊。

老卞,你这段时间考虑得怎么样了?打算怎么改革?

马乡长,我这个小脑壳,还真是不行。

你难道一点法子没想出来?

法子倒有,只是不知道行不行。

说说。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老百姓也是如此。现在人浮于事,说到底,就是利益问题。每月一二十块钱的工资,真的是买不到什么了。有能吃的,就连饭钱都不够。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我们增加工资,就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就能让酒厂提高生产效率。

那就增加啊。

可是乡长,话是好说,但钱从哪里来?就我们现在的状况,维持现状都困难,再增加工人工资,门都没有。

效益就那么差吗?

效益倒是不算差,但费用太大。乡长您算一算,每年酒厂的收益要上交乡财政,这是必须做到的,不必多说。关键是其他费用,多少年了,都有个习惯,就是乡里来人,要酒厂招待。乡领导成员来了客人,要酒厂招待。部门来人,有些账也记到酒厂的身上。特别是那些关系部门,不但吃了喝了,临走还要拿一点。逢年过节,走访领导,联系客户,迎接检查,等等这些事。每年这类费用,都比上交财政的税费高出很多。你说从我这里卡了吧,可多少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一时半会还真卡不住。不卡吧,就这样下去,这个酒厂早晚要完蛋。

卡,卡,一定要卡。不但要卡,而且要卡彻底。这些工作,我去做。但是,减少了费用,就能增加工人工资吗?

能增加点,但增加不了多少。

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马士勇淡淡地一笑说,你老卞说到的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俗话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酒厂出现危机,一个是管理上出来问题。人浮于事,没有责任心,人心涣散。当然,这一点与工资低有关。只要增加了工资,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其次,是产品上出了问题。从建厂到现在,一直在生产白酒,品种太单一。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生活需求也逐步改善,人们在饮酒方面,也会有变化。记得有一次去青岛出差,那里居然有一种酒叫啤酒。我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喝,虽然味道像马尿一样难喝,但那里的人都愿意喝。说不上,将来咱这个地方的人也会喝那种酒。我还听说有一种果酒,味道甜乎乎的,喝起来还很爽口,咱百货大楼就有卖的了。这种酒很适合酒量小的或者女士喝。你啊,得有长远眼光,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卞永四是个敬业而实在的人,虽然喜欢喝点小酒,但并不是贪官。他从来不到处游山玩水或者用公款享受,所以对于马士勇提到的什么啤酒、果酒之类的东西,他还真没听说过,更没有喝到过。这次长谈,使他知道,是该走出去看一看、听一听了。

厂长卞永四是个聪明人,既然领导让扩大规模、增加产品品种,他开始了调查走访。他有几个业务上的朋友,几乎涵盖了整个山东省,他选择最近的几个,由近及远开始了市场走访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济宁有一家果酒厂生产的饮料冰雪露十分畅销,他们就到济宁去考察。

济宁果酒厂的厂子是个很有朝气的年轻人,他思想超前,经营理念新颖,是出了名的创新性厂长。对于卞永四的来访,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带着卞永四每个车间都走了一遍。最后,还把卞永四请到职工食堂里喝了一气。在酒桌上,卞永四说出了朱田酒厂的现状和困境,济宁酒厂的厂长哈哈一笑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老百姓有钱了,由吃不饱发展到享受了,你再抱着白酒产业不放不行了。

是啊。卞永四说,现在就经营不下去了,要不我们马乡长才让我出来学习改革啊。您给参谋参谋,我们该怎么改合适呢?

你啊,也做果酒,我们的果酒效益很好。

卞永四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厂长这么大气,不但不怕他来偷学技术,还鼓励他做果酒。但看到他一脸诚意,卞永四大内心地佩服他了。但是,果酒是个新兴的行业,卞永四不知道怎么做。济宁的酒厂厂长看出来了,说:卞厂长,有什么困难吗?

我们从来没做过,不知怎么做啊。

这个好办。济宁酒厂的厂长说,设备我们不能给,但我们可以介绍生产厂家你们自己买。至于技术和管理问题,我们可以免费给你们培训。

卞永四高兴坏了,济宁之行,收获实在太大了。

回来以后,卞永四把考察的结果汇报给马士勇,马士勇又在乡两委会上做了汇报,大家一直同意,扩建白酒厂,增加冰雪露生产车间。

大家同意归同意,没有厂房,没有资金购买设备,一切都是空谈。

再实行一平二调吗?显然行不通。现在分田到户了,土地和山林都分给了老百姓,不出钱购买,肯定平不了也调不来。政府财政出吗?政府财政但凡有钱,马士勇也不会操心费力地想着扩大白酒生产规模,增加财政收入。怎么办?

就在马士勇一筹莫展的时刻,一个消息让他茅塞顿开:国家为了扶持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特推出了一批老少边穷扶持贷款项目。朱田是纯山区乡镇,也是贫困山区,完全符合上级扶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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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就是生产力,马士勇听到这个消息,紧皱的眉头一下舒展开了。他曾经在县里工作过多年,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头头脑脑大都打过交道,他跑项目,比别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马士勇放下区里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带领有关人员跟上跑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拿到了老少边穷扶持贷款,随后,一座三层楼房拔地而起。

有了场地,购买了设备的钱却难以筹集。马士勇想到了费县酒厂。

酒厂厂长是马士勇老乡,他以前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关系好得很。但关系好归关系好,一起吃吃喝喝或者小打小闹的支持,老乡是可以帮忙的,如果拿出一大笔资金来支持一个乡镇企业,放在谁的身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点,马士勇是清楚的。怎么办呢?

有一天,马士勇来到了费县酒厂,看到几个工人在向一间库房里挪机器。他走了过去。因为以前经常来车间转转,有些工人认识他。其中一个工人说:马乡长,怎么有空啊。

马士勇趁机走了过去,说:今天休息,很久没来了,过来看看。你们在干嘛?

另一个工人说:更换机器的。

坏了吗?

第一个工人说:坏倒是没坏,不是换新的了嘛,这些没用了。

马士勇上前摸索着一台机器,说:扔在这里不可惜了吗。问问厂长同意吧,我们朱田酒厂正却设备呐。

另一个工人悄悄说:还真行,这批机器啊,用了每几年,都是正用着的,拉去立马能用。

马士勇转身走了,他飞快地来到了厂长办公室。还真巧,厂长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着看报纸呐。

看到马士勇风风火火地来了,费县酒厂的厂长站了起来,热情地打招呼:哎呀,你可来了,多少日子不见面了?走,咱喝一气去。

马士勇没有动,而是示意厂长坐下,他也跟着坐下来。

有事?厂长问。

有。

什么事?

我看上了你那些旧机器。

哪些?

你库房里闲置的那些。

哈哈,你不来是不来,来就是有目的的啊。

这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我说呢,你一个大乡长,事情那么多,哪有时间来找我喝酒啊。不过呢。

怎么?有困难?

不是有困难,是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咋会不可能?那可是一批替换下来的旧机器,放在那里就是一堆破烂,送给我们,让它们可以重新发挥作用,这不是废物利用嘛。既解决了你们存放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何乐而不为呢?

我不是不为,是不能为。费县酒厂是国营企业,里面所有的物资、即使是一堆垃圾,也属于国家资产,没有合法的手续,是不能随便出入的。不然,就要吃官司的。

一句话,让马士勇陷入了沉思:是啊,国有资产怎么能随便动的,弄不好丢饭碗是次要的,严重的要蹲监狱的。像这些废旧机器,虽然是废旧,但价值不低,甭说都拿走,就是拿走一件两件的,就够他蹲个三年五载的。可是,那些机器实在太有诱惑力了。有了这些机器,他的朱田果酒厂就能做起来。没有这些机器,又没有资金购买新的,那些刚刚千难万难盖起来的新厂房就是摆设。办不成果酒厂,他对于白酒厂的改革就要失败。改革失败了,几个月的努力算是白费,他怎能向乡党委政府交代?怎么向那些为了建新厂房出钱、出地、出力的老百姓交代?

费县酒厂的厂长看到马士勇眉头紧皱,心事重重的样子,站了起来,说:走吧,走吧,别想我的那些设备了,它与你无缘,咱还是找个地方喝一气吧。

马士勇站了起来,刚向前迈出了一步又停下了,说:没有别的办法吗?

那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为了咱俩的关系去犯法吧?

要不借?

有什么理由?借了什么时候换?

租?

也没有这个惯例。

哎,对了。马士勇突然一拍大腿说,我把朱田酒厂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给我?

对啊,给你,作为你的一个分厂。我们利用土地和原有的设备入股,从盈利中拿我们应该拿的那一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支持朱田酒厂了。至于你那些旧设备,运到朱田酒厂就是运到你自己的分厂里去,不但合情合理还合法。

马士勇的话,把厂长一下逗乐了,沉思了好一会,他说:你啊,真是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来。

 

从费县酒厂出来,他家都没回,直接回到了朱田乡。朱田酒厂突然成了费县酒厂的分厂,这么大的事不是他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他要回来跟一把手商量商量,还得征求其他班子成员的意见。另外,作为费县酒厂的分厂,将来管理怎么办,利润怎么分配,固定资产将来的归属,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好好考虑考虑。

党委书记听了马士勇的汇报,想都没想就说:好啊,太好了,靠着大树好乘凉,咱将来有靠山了。

书记的话,让马士勇吃了定心丸。接着是党委政府联席会,大家也是异口同声。又征求了部门负责人和村书记的意见,这些人似乎并不关心什么归属问题,全都表示同意。

马士勇找人拟定了一个管理方案和税收分成意见送到了费县酒厂,厂长看都没看就丢到了垃圾堆里,转过身来说:要那么复杂干嘛?资产登记管理、人员管理、税收财物管理,统统不变,变的就是个名称。你原来不叫朱田酒厂吗?在前面添上费县两个字就行了。至于分成问题,你也不要考虑了,我们不差你那仨核桃俩枣的。我心里也明白,你挖空心思地搞这些,无非就是看上了我那些机器。现在好了,成了我们的分厂了,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机器运走了。

就这样,马士勇用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得到了那些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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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有了,济宁方面给培训的技术员也都成熟了,就在样品出厂的时候,大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新生产的产品叫什么名字呢?沿用济宁的名称叫冰雪露吗?显然不行。人家免费培训技术人员已经够仁义的了,再借用人家的品牌,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有人说人家叫冰雪露,咱的产品比人家晚一些。冰雪过后不是春天吗?咱不如叫迎春露得了。大家都感觉这个名字好,不但有谦虚的内涵,还有美好的希望在里面。于是,一种新的饮料——迎春露——就在费县朱田酒厂诞生了。

按照冰雪露的生产流程生产的饮料迎春露顺利下线,走向了市场。

这种饮料属于新兴产品,在费县城市乡村很快风行起来,刚一出厂就全被抢购一空,产量在很短的时间里迅猛上升,利润也打着滚向上攀升。有了钱,就可以给工人增加工资了。工资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上去了,工厂的管理也随之正规起来。

产量上去了,效益上去了,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可接下来的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原料问题,特别是白糖。当时还属于国家统管,一次性购买大量的白糖还是很难的。

卞永四找到了马士勇,说出了酒厂的困难。马士勇于是去县里协调,可一个县的物质毕竟有限,即使有,也不能全部都给酒厂。怎么办?经过多方打听,马士勇找到了朱田人刘茂芳。他当时人临沂地区计划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地区的物资供应,或许他有办法。

刘茂芳曾经在费县县委工作过,与马士勇很熟。当马士勇找到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时候,刘茂芳还是沉默了。按理说,对于家乡来的父母官的要求,刘茂芳是应该满足的。但计划经济水有计划的,一个地区的白糖存量也是有计划的,在计划当中挤出一部分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个物资相对还比较贫乏的时代,加上运输条件的限制,调整计划是需要时间的。可马士勇不能等,没有原料,他的迎春露就看不到春天。

刘茂芳是个有家乡观念的人,为了支持家乡建设,他开始了斡旋和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调剂来了一批白糖。在刘茂芳的帮助下,费县朱田酒厂解决了最主要的白糖采购问题,迎春露真正迎来了春天。

由于产品新、口感好、价格合适,迎春露饮料很快打开了市场,费县朱田酒厂的盈利迅猛增长,有力地填补了乡财政缺口,脱产干部的工作终于可以按时发放了。

但马士勇指定水一个不知足的人。暂时的财政状况好转他并不满足,他的眼光又瞄准一个新的目标。

 

当时山楂栽植成了热门,由于山楂特殊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市场前景非常广大,很多地方大力发展山楂栽培面积。牛田村支部书记陆宣,是个头脑先进、思想超前的女支部书记。她看到了山楂的辉煌未来,自己率先搞起了山楂苗培育。有一年,山楂旺销,她家一棵百年山楂树就卖了几百元钱。这在当时差不多是一个公办老师一年的工资收入,山楂苗立即成了好东西,像金条一样抢手。陆宣书记早有眼光,很早就开始培育山楂幼苗,在大家都跟风栽植山楂的时候,她及时出手,短时间内就靠销售山楂苗富了起来,还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朱田是纯山区乡镇,在山上种植庄稼,不是被旱死了,就是被洪水冲走了。但很适宜栽植山楂。这种果树耐旱,也能抵御洪水的肆虐,是个旱涝保收的好项目。如果大力发展山楂和其他果树栽植,不但能让荒山变成花果山,还能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

沂蒙山区的老百姓是最听党的话的,政府号召栽植山楂,全乡立马全行动起来了。一时间,整个山区到处都能看到山楂树的影子。几年过去,每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一片一片的山楂树,树枝上红彤彤的果实直连天边,像晚霞一样熠熠生辉。

可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大家都栽植山楂,将来的销路怎么办?马士勇于是和白酒厂厂子和技师们商量:能不能在山楂上做做文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论证,在费县酒厂的大力支持下,一种新的产品——山楂酒——横空出世。山楂在当地也称山里红,山楂酒的商标就用上了这个名字。

山里红出厂后,良好的口感和神奇的保健作用,立即风靡全国,成了当时费县最畅销的饮品。后来,在外销的时候,外地人不知道山里红就是山楂,为了利于全国各地销售,随改名山楂酒。不过,在本地人眼里,山里红这个名字更喜庆,一直沿用着。当然,村民称呼山楂酒更喜欢用“小山红”这个名字。原因是朱田山上,出产一种甜山楂,是一种很原始的野生品种,成熟后称迷人的玫瑰红色,口感甘甜,略有酸味,很受当地人喜欢。

“小山红”畅销以后,白酒照样生产,只是朱田酒厂分成了两个车间,一个是白酒车间,一个是果酒车间。果酒车间生产山楂酒和迎春露。

盖起楼房以后,厂房大了,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单单山楂酒,每天就能装箱三千瓶。每瓶的出厂价是七角五分,批发给费县食品公司,零售七角六分九厘五。

当时朱田的山楂还不成规模,山楂要靠从外地进货,价格很高,没斤要一元六角五分,每瓶山楂酒利润并不高,但销量大,总的效益还算不错。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山红”火的如汹涌的山火,在全国各地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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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山红”到底有多火?有一个故事可见一斑。

有一年,朱田乡当年逃荒到东北的一个村民老张思乡心切,打算回老家看看。可启程前,带什么礼品就犯愁了。东北黑土地上盛产大豆高粱,可这些东西家乡也有。人参貂皮是好东西,可一般人家哪有这些东西呢?思来想去,还是带几瓶酒吧。

老张带着酒,坐上火车,经过了几天几夜的颠簸,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家乡。这时的家乡虽然还不富裕,到处是破败的房屋和面黄肌瘦的乡亲,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处歌舞升平,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老张喜滋滋地回到老家道坑村,一一拜访久违的亲人。老张很大方,每走一家,都要带上两瓶酒。

当来到叔叔家的时候,叔叔的孙子对着老张带来的两瓶酒端详过来端详过去。老张纳闷地问:大侄子,你看什么呢?

我看看这是什么酒。

老张有些自豪地说:这是东北人最爱喝的山楂酒,降血脂降血压,美容养颜,是很好的滋补酒。

你是在咱朱田买的?

老张哈哈笑了,说:当然不是,咱朱田哪有这样的好酒啊。我是千里迢迢从东北带过来的,让你们尝尝鲜的。

侄子突然也哈哈笑了。老张不解地问:大侄子,你笑什么?不信你尝尝,真是好酒。我真的是专门从东北带回来的。

旁边的老叔耐不住了,惊讶地问:你是从东北带回来的?

老张说:是啊,不从东北带,咱家乡哪有这种酒啊。

侄子微笑着问:叔,你没看看生产厂址在哪里吗?

我又不识字,哪能知道哪些?老张说。

这就是咱费县朱田乡果酒厂生产的“小山红”牌山楂酒。你带来的这些,这还是上个月出产的,还是”小山红”酒。现在这个商标的酒不产了,改成“小山红”牌山楂酒了。侄子说。

老张半信半疑地看着那两瓶辛辛苦苦从东北带回来的“小山红”,不知是尴尬还是疑惑,脸上红彤彤的。

侄子又说:咱朱田乡生产的“小山红”牌山楂酒,得到了全国各地的青睐,特别是东北,非常喜欢,每年产量的几乎三分之一,都销往了东北三省。

 

7

“小山红”火了,朱田的财政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这个当年发不上工资的穷乡镇,走进了好乡镇的行列。马士勇成了老百姓的知心人,职位也从乡长变成了党委书记,后来又调到城关镇当了党委书记。

不过,这个时候的乡镇企业,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打它们的主意了。这些在时间的洪流中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破船,已经不能负重前行了,只能在原地随着激流打转。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乡里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酒厂的领导也随着走马灯似的轮换。随着领导的轮换和国家政策的陆续出台,乡镇企业的命运也跟着变得扑朔迷离了。

卞永四退休以后,厂长由史振秋接人。这时候,山楂酒和冰雪露都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山楂酒,运往东北的一火车皮全部滞留在仓库里,一瓶没卖出去。

消息传到酒厂,厂长史振秋一班人有些疑惑:东三省可是山楂酒的主要销售地,怎么会一瓶卖不出去呢?

派人带回来一箱样品,打开一看,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只见每一瓶山楂酒里,都有雾一样的絮状物游动,用力摇晃,那些絮状物会慢慢散开,像烟一样在瓶里飘荡。

这是些什么东西?是谁捣的鬼?史振秋暴跳如雷。

大家大眼瞪小眼,又把车间主任和工人都叫来,全都对这些脏兮兮的东西皱起了眉头。经过认真调查,这批货物连同其他货物一样,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一丝不苟地生产的,绝对不可能存在有人掺杂使假、肆意破坏的可能。

大家来到仓库,抽检了一批还没运走的产品,瓶内全都干干净净,透射着诱人的红艳,像抹着胭脂的新娘。酒,没有问题。

到了下午,仓库保管员进来了,他拿着一瓶周身布满尘土的山楂酒说:这是以前的酒,里面就有脏东西。看来,山楂酒刚出厂时都是好的,搁置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杂质。

史振秋感到事情严重了,赶紧去县里请来了几个专家,让他们来给鉴定鉴定,这山楂酒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专家就是专家,他们一看就看出问题了。

果胶,这是果胶。专家们异口同声地说,山楂酒的主要成分就是山楂、酒精和水,而山楂被酒精浸泡以后,果胶形成沉淀蛰伏在瓶底,稍微一摇晃,就形成絮状物飘荡在酒瓶里。

有了这些东西,酒就卖不出去了。史振秋说。

专家们笑了,说:这些东西虽然没有毒性,但给那些喝这种酒的人造成了失效变质或者有杂志的感觉。这种酒谁敢喝?

问题找到了,可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经过专家们的多次试验和改进,山楂酒存在果胶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甚至去商业部济南果品研究所找了专家,可最后还是无人能攻克这道难关。专家束手无策,领导层也曾经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运出去的山楂酒一批批运了回来,市场几乎见不到山楂酒的踪影了。即使有几家门市部在经营这种酒,但销量已经大大减少,史振秋担任厂长期间,山楂酒基本不生产了。

葡萄酒属于果酒类,但葡萄酒无论放置多长时间,瓶内不会有沉淀。山楂酒由于果胶的问题,时间不长就有沉淀。那些沉淀物像让人恶心的鼻涕,看上去都很不舒服,喝它就更需要勇气了,不再生产山楂酒也是不情之举。

冰雪露当初也是一种很畅销的饮料,可自从来了新的饮料以后,对于这种用酒精、香精、白糖和水混合的一种饮料,也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费县朱田酒厂的生产量和效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工人奖金不再发放,甚至连工资,都要拖欠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发了。到了后来,工资一拖再拖,到什么时候兑现,已经变得遥遥无期了。工人的情绪开始波动,生产效率直线下降,再不创新改产,厂子将面临倒闭的危险。

为了让厂子扭亏为盈、起死回生,史振秋一班人开始考虑转产。生产什么好呢?他们还是想在山楂上做文章。到了1986、87年,整个费县被山楂热几乎烫熟了,全县上下几乎村村落落都开始种植山楂。山楂酒不生产了,果酒车间开始生产山楂罐头。

1988年,史振秋卸任,厂长由阚兆新接任。这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很多人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想着挣钱发财了。乡办企业在管理和经营上遇到了难题。有些采购员处于个人私利,和进货商勾结,在麻袋底部放上砖头,上面盖上山楂,卖给酒厂。业务员卖出去的产品,回收的资金不上交或者干脆不收。

山楂罐头投向市场后销路可以,于是,酒厂果酒车间开始全部转型生产山楂罐头。为了增加产品竞争力,还生产其他果品罐头。罐头易于携带和保存,外观又好看,老百姓走亲串友或者探视病号带上几瓶罐头,也是一件很时髦、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一段时间里,费县朱田酒厂靠生产罐头维持了一段时间。果酒厂改产水果罐头,但厂名没变,仍然叫费县朱田酒厂。

但无论怎么改,管理上不改和人员素质上不改,也是徒劳。

1991年,费县果酒厂由陈佩铎接任厂长,刘兴玉任副厂长,梁福珍任会计,小王任出纳,刘西彦任保管。不过,这届班子的到来,并不是来接管厂子,使厂子向前发展的,而是准备为破产做准备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果酒厂,已经资不抵债,外欠账已经突破了八百万。这些债务,一部分是管理不当,内部人员偷工减料或铺张浪费造成的。例如收料员与供料商贩勾结,供料商贩在麻袋底部装上砖头,上面盖上山楂,收料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样当好料收购。以前消耗一斤原料的产品后来要消耗二斤甚至更多,成本增高了,价格不变,利润直线下滑。一部分是财物管理混乱造成的。例如一笔银行贷款,由于财物人员疏漏,造成逾期不还,而且多次逾期。几万块钱贷款,违约金加上利滚利,最后居然达到了三十多万。

这样以来,曾经红红火火的费县朱田酒厂,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与1996年宣布破产,1998年彻底破产倒闭。这个携带者朱田几代人希望和梦想的企业,像一股烟似的飘走了,果酒车间改造成了经管站办公大楼,楼后的车间,租赁给个体户加工大理石板材,后来开发商品楼,成了居民小区。不过,虽然酒厂后来改名叫费县果酒厂,但当地人没有多少人记得住,始终称其为“小山红”酒厂或“小山红”果酒厂。甚至有些老人干脆直呼“小山红”。

费县朱田酒厂倒闭了,“小山红”果酒消失了,在经济的大潮中被无情地淹没了。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优胜劣汰的必然。但“小山红”这个名字留了下来,它所培育和培养的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留了下来,这些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像星星之火一样迅速点燃了整个朱田镇乃至整个费县、甚至整个临沂市、山东省、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草原之火,这些人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技术骨干和操作能手。现在,这些人有的早已退休在家,有的已经作古,但每每费县人特别是费县朱田镇人坐在酒桌前准备开怀畅饮的时候,总有人会提起他们,想起他们曾经的辉煌,想起他们创业之初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想起他们创造的“小山红”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山红”三个字,已经深深地烙在沂蒙山人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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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红”是一个沂蒙山酒厂生产的畅销拳头产品。这个酒厂是一个计划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乡镇企业,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被冲垮了。随着酒厂的消亡,“小山红”产品也随之消失。有些无奈、有些遗憾,但更多的是经验、教训和回忆。但任何东西的消失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更多的是正面的指引或引导。“小山红”的消失即是如此,它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因素和作用,是巨大的。人们忘不掉“小山红”,不单单是对它口感的留恋,更多的是对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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