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潮头——深圳创业者口述史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段作文

第一章  落地生根

口述  侯桃林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侯桃林,1947年4月生于北京,1965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中共党员。1983年6月来到深圳蛇口,次年返回长春。1994年入职沙井新二社区新二微马达厂,担任厂长十余年。曾获深圳市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称号。



响应号召,建设“小三线”

我爷爷18岁时离开老家山东,去了北京谋生。1947年,我在北京出生,后来在天坛公园附近的西园子上小学,这学校现在还在,再后来考入北京市第十一中学,一所重点中学。

1965年,我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元件专业。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中生,1970年大学毕业。当时,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各部委、各大区、省,在全国统一规划布局下,将一些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建在了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我和同班同学曹俊英被分配到了吉林,在沈阳军区电办规划布点、吉林省电子局直接管理的一间半导体工厂上班。厂名东风半导体厂,代号吉林7701厂,后由四机部统一命名为国营第8232厂。工厂统一由沈阳军区电办负责选址,我们厂选在吉林市永吉县双河镇公社头道河大队,是吉林市外围永吉、桦甸、磐石三县的交界处。主要管理、技术人员从各相关骨干企业抽调,一般工人从下乡知青中招收选调。基层技术管理人员从北京、上海、天津、长春、大连、南京几所高等院校挑选,共三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我们有幸被选中,从北京坐火车,几经辗转才找到7701厂在吉林的办事处。

去的时候,解放车拉了满满一车生产建设用的材料,我和曹俊英再加上分到7702厂的一个学姐将托运的行李装在大货车上,前往7701厂。沿途经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第一次来到东北,七月初,气候还是蛮舒服的。我们的汽车沿着与铁路平行的公路没走多远,就从铁路桥下穿过,上了一条靠近山边新铺的砂石路。路两边都是山,山之间是农田,散落着农房。房子和北京的四合院完全不一样,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屋顶上撣着茅草。车越往里开,两山的距离越近,崎岖不平的车道一直向山里延伸,好不容易才看到几排红砖房。后来车在最高大的那栋红砖房前面停了下来。厂房和宿舍还没建好,这最大的房子是员工食堂和小商店。宿舍是临时搭建的席棚子,大通铺,晚上十几个人挤一起。

文革期间,东北和北京的差距很大,生活非常艰苦。厂区建在头道河夹芯沟,站在沟口往里望,一片翠绿,主峰青顶山白云缭绕,据说海拔比泰山还高出一百多米!厂房依山而建,分散在路的两边。几栋宿舍、员工饭堂建在厂区外的沟口处。家属区则安排在另外两个不是很深但较为宽敞阳光充足的山沟里,离厂区大约一里路。

那地方,最大的困难就是缺水。军方代表说,山多高水多高!结果,我们打了六十多个眼,就是没水,只好用土办法取地表水,在距河边二十几米的地方挖一个十几米深二十多米宽的储水池。后来又听说当地属于克山病区,人心惶惶的。克山病是一种心脏病,具体什么原因产生的不知道,据说跟当地的环境、水源有关,一旦发病,死亡率极高。

我们大学刚毕业,工资还不错,每月46元,一年后56元,每月还有12元林区津贴。文革后就没长过工资了,很多58年参加工作的,搞机械加工的,工作十多年了一月工资才39元。一人上班,拉家带口的,日子难过。

我高中毕业就交了入党申请,但“文革”来了,又拖了很多年。刚开始,我在厂里从事管理工作,后来又做过电工。听党指挥嘛,上级安排你干啥就得干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厂顺利建成,但山里的条件实在太差了,三线工厂小而全,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工作没压力,有事找政府,找上级主管部门。

到了1982年,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工厂的问题就暴露了。我们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向部、省提出了调整工厂规划布局、调整产品结构的意见,并得到了批准。工厂有了新规划,搬到了长春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军转民,生产适销对路,经营状况得到了改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工厂很快走出了困境。我们直接进口半成口,经过加工推向市场,随后引进设备,搞国产化,推出的电视机优选电路,得到了电子工业部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几十家电视机厂的认可,后被列为电视机优选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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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秀,表现出色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春天般的气息,推动着特区的快速发展。特殊的政策、先进的理念、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生产技术冲击着我们的大脑。为了工厂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把目光放在了深圳,要为内地工厂的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工厂主要领导带队往返于深圳、长春之间,通过三洋驻北京办事处及与香港三洋高层进行洽谈,最终达成了与日本三洋合作,在蛇口合资成立长春三洋深圳有限公司的意向,拟定了开办初期合作生产,进而双方出资、日方负责技术、市场、中方负责派出管理人员、工人,双方共同管理的方案,并签署了相关文件。

1983年,深圳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一个边陲小镇,承担起垦荒牛的责任,必须闯出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来。在十年文革、四人帮的肆孽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我记得,当时的南头关还没有建,仅仅是在107国道西侧的商店前放了一个岗亭,武警在里面站岗,见客车过来了,上车检查每个人的“边境通行证”,验过了才可以放行。107国道也不是现在的八车道,很窄,双车道。一段房子、一段空地,房子集中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街道,比如新安、西乡、福永、沙井什么的。深圳到广州的大巴车走到东莞要拐到中堂过渡。到处都在搞建设,运水泥的、拉钢材的、打桩的、砌砖的;到处都是人,南腔北调、中文外语,汇集在一起。最有代表性的是蛇口那副巨大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谁也推算不出建设的速度,谁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一条南头通往蛇口码头的水泥路修了又修、建了又建。1985年后,107国道又建了四车道。深南大道也是由一条弯弯曲曲的两车道逐步建成现在这样的; 1983年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华强北的 “电子大厦”。你现在去问那些来深圳十几、二十年的人“电子大厦”见过吗?保证懵擦擦。

蛇口工业区是中央特批的改革开放试验田,2.14平方公里。我们与三洋厂合作,是吉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受到了省市领导的关注。工厂也很慎重,经多次研究,确定了管理团队人选,并与香港三洋人事部共同面试,定下首批117名来蛇口工业区工作的员工。

我作为中方带队的管理人员,于1983年6月20日前往蛇口,做投资办厂的前期准备工作,筹备三洋钟表厂。

我们的大部队是七月份过来的。大家在夹芯沟生活了十多年,第一眼看到深圳,看到蛇口,就像笼子里飞出的小鸟,唧唧喳喳问这问那。短暂休整后,我带他们去看工厂。工厂里却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就三个男的拿着拖布在那里搞卫生,一个是日本总经理,另两个年轻的是香港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工作。三人见我们来了,也过来打招呼。

第二天,设备和材料就通过海关到达了蛇口。大家的工作热情非常高。钟表厂是蛇口三洋第一间开工的工厂,主要生产三洋牌中高档电子表。后来合资时又增加了LED工厂,主要生产显示屏。那时普通员工试用期每月90元,试用期满110元。三洋员工每个月伙食费25元,到厂入职后每个人发一部单车,试用期满后分三个月扣回单车款。三洋在四海租的宿舍,到工厂骑车要十多分钟,后来员工多了,上班时骑几百辆同样款式的自行车,女工们穿着蓝色工衣,非常壮观。1983年蛇口才刚刚起步,好多地方一片荒芜。三洋是开工比较早的公司,起点高,规模大,在华建工业大厦租用了两栋四层楼厂房。

我们来深圳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技术,在人员配备方面,我们调配了强兵强将。工厂开工后,中外双方相互配合,工厂很快走上了正轨,得到三洋及客户的认同。

在工厂管理中,我们还把内地的经验带到企业中来。党员团员做骨干,管理人员和员工交朋友,组织多种多样的适合年轻人的的文体活动。长春三洋钟表厂成为了蛇口工业区里一支非常活跃的队伍。1984年元旦,蛇口工业区组织环工业区长跑比赛,120人参赛,长春三洋占了三分之一。1984年春节,我们组织了80人的秧歌队在四海、花果山、水湾头、海滨浴场等地表演,给大家拜年,受到了社会的关注,连香港文汇报都登载了大幅照片。

1984年4月,长春工厂实行改革,民主选举,我被选举为工厂副厂长,5月份通知我回长春就职。而此时,三洋与我们处在合作期,需要和日方及蛇口三洋总部打招呼。他们都希望我不回去,不给办理离职手续。我自己一年多的亲身体验也感受到了深圳精神带来的变化,也看到了深圳的活力,也想留在深圳继续工作。但作为国家干部,国家正式职工、共产党员,你得服从组织调动,服从命令,回到长春去。在当时,如果不回去,可能就有人说你跟日本人怎么怎么了。在接到来自长春的第七封电报后,这边的人员也培训到位了,我就返回了长春市微电子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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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深圳,为中方利益连续谈判23小时

到了1989年5月,LED市场紧俏、产品供不应求。正值合资公司中方高层轮换,因我一直负责生产,对深圳情况又熟悉,工厂决定我再次到合资厂工作。来之前我先到北京参加了董事会。蛇口三洋董事长高桥先生提出,按市场要求,LED显示屏产量每月要达到100万以上,问我怎么做?长春三洋米泽总经理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了解相关情况后说,三个月内保证达到100万。这等于签下了“军令状”。这个产品我没接触过,工厂情况又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日本人的行事方法,他们提的要求也不是凭空想象,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只要你努力,方法对,就一定能达到。

就这样,我接过董事副总经理的担子,第二次到深圳履职。    

到深圳后,我和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质量管理人员做了沟通。总体上设备能力是可以满足生产要求的,但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我就扎到生产环节中去,详细了解情况,找出问题症结。

一天,米泽好隆总经理通过翻译跟我聊天:“侯桑!来蛇口,怎么样?”

我说:“正在了解情况,有些眉目了。”

他突然转移话题:“你记住,三洋厂是一家日本工厂。”

我随口答道:“是的。但三洋是开在中国的一家工厂。”

没想到他又冒出一句:“作为日本厂,你们得按照日本的经验、方式来管理。”

我当即就说:“是。但既然是开在中国的工厂,也得适合中国国情。”

他接着说:“如果你不学习日本的技术和管理,我就不用在这里了。”

我说:“如果你们有违中国国情,我也不用在这里了。”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一来一往,虽然语调平缓,不是舌枪唇剑,没有撕破脸皮,但也互不相让,大有擦枪走火之势。之后我们两人都同时做了一个篮球比赛暂停的手势。这是来蛇口后的第一次交锋。小翻译事后跟我说,侯经理怎么回事?我都冒汗了。我说没事。合资公司,要互相尊重、互相配合、互相商量,这点我能做到、能把持住自己。但各为其主,涉及到国格、民族气节、中方的根本利益我不会退让。这样的场面以后还会发生。

事后我就想: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小看,必要时一定要表明态度,亮出我的主张,我坚持的你就必须让步,要保证中方的基本权益。但这是合资公司,是大家合作办企业,只要不涉及中方的根本利益,具体问题上要站在合资公司的全局考虑。人家先进的东西要学习,正确的东西要接受,要有合作的态度。日方管理者要的是产量,要的是满足市场要求,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经过几天了解,我对生产的情况有了个基本的掌握。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事情,都不往前迈。大家争取来深圳,来了之后还是在内地的思想、内地的状态、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想做事、想改变、想把合资公司搞好,要突破目前的状态,使大家振奋起来,使管理团队拧成一股绳,状态就一定会改变。我找几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分析,指出问题、指出不足,让他们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我有我的优势。做了十几年的生产管理,在综合部门做过,又身在局外,一眼就能抓住问题所在。我是副厂长,是厂级干部,生产部的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安排。长春中方领导在看着,日本人在看着,必须大刀阔斧的干。我利用下班时间召开干部会讲清形势讲清公司的要求,说明白拟采取的措施、每个人的责任,一定要全体员工都知道。采取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激励办法,鼓励大家的积极性。

全厂的气氛变了,每个人的状态变了,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

可大家的干劲儿刚刚提起来,政治上的影响就来了。1989年嘛,学潮,传言纷纷,街上贴了好多大标语,甚至有人搞起了街头运动。我要求大家可以关注,但不准参与、不准上街、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影响生产。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了解生产情况,日方香港籍的刘厂长推开办公室的门,冲我摆摆手:“侯桑!拜拜! ”随后和一帮日本人提着包就走了,搞得我莫名其妙。过了两个小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日本人听到消息,要封关。我说开什么玩笑?不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我召开主要管理人员开会。虽然日本人不在,香港人也不在,但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把生产组织好。

几天后,日本人回来了,到工厂转了一圈,看到比他们在时都好很多,竖起了大拇指,见到管理人员都主动打招呼。

七月中旬,我看了两个月的财务报表,居然亏损十多万美金。合资企业两头在外,采购和销售都是外方负责,实际的价格也是由他们控制。按照这样的算法,我们干得多亏得更多,到年底不是白干嘛?不行,我要把这个情况向工厂报告!

我回到长春向厂长及中方董事报告,研究对策。关于亏损的问题,他们也不熟悉情况,让我想办法拿出对策,并准备好相关资料,到董事会上去解决。带着这样一个意见回到深圳后,我想先要让日方知道我们的态度,对目前的经营状况是不满意的,给他们压力。日方总经理发现了我的变化,就找我问。我说采购销售是你负责的,目标产量是你提出的,目标达到了,工厂还是亏损。你是总经理,你怎么解释?怎么向董事会交代?他愣住了,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表示会向日本高层汇报,给我一个解释。

接近年底,开董事会的日子临近了。我对改变公司财务状况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手头的资料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开始着手做书面报告。日方财务管理各项资料作得很细,合资公司以美元作为本位币。原材料、设备备件、完成品日本的报价都以小数点后四位数计算。一个产品消耗材料的总金额与产品售价的差额很小,也就是几美分。我们实际上挣的就是加工费。公司前几年都是合作形式,到1985年才转为合资。合作时由日方发工资,盈亏都是日方的。三洋在当时作为一个世界500强企业,不可能月月亏损。我就从生产环节下手,对不良品情况、修理过程及材料消耗情况做了详细的统计,要求品质管理人员将从年初到十一月底各工序不良品数量,不良项目分类做出统计表报上来。要求仓库把追加补定的材料明细、订货金额做出统计。

根据各统计表,我列出了合资公司主要原材料消耗清单、损耗数量、金额、修理工时、报废数量、报废金额。提出了因原材料不良、设备故障而造成的材料损耗和工时损失应由日本方面给予合资公司补偿。并对主要材料的损耗率提出具体要求。

开董事会的那天早上8点半,我走进了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会议由长春市电子局局长、合资公司董事长宋海峰主持,米泽好隆总经理汇报本年度的公司经营情况和年度生产经营财务计划说明。然后董事们进行讨论。长春三洋总投资80万美金,中日双方各投40万美金,各占50%股份。米泽报告公司年度亏损16.6万美金,全体沉默。拿出这样一个东西,中方会怎么想?真正的交锋还是在我和米泽之间展开。对我的发言,米泽没有太多的补充,也没有提出异议,中间插话大多是“侯先生辛苦了”。午饭在公司总部干部食堂吃,蛇口三洋高桥董事长特意叫我坐在他身边。

席间他说:“侯先生,我来中国很多年了,像你这样优秀的管理人员很少见到。”

我笑了笑说:“我只是长春派来的普通管理人员,像我这样的管理者,就像脑袋上的头发,一抓一大把,您只是没接触到。”

午饭后董事会继续召开。我把话题转到了亏损16.6万美元的问题上。日方董事把目光投向了米泽。以前会议全部是受日方左右,没有反对意见,开个会,吃几餐饭,散会。现在他要做出说明和解释。他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说来说去就是说几个指标的关系,

日方确实没有充分的准备,晚饭后接着开会。到了晚上九点多,米泽也没有意见拿出来,后来移师蛇口南海酒店大堂。直到早上六点多,最后核定,公司财务决算由亏损16.6万美元调整为盈利8万美金,日方对此还作出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但是,1990年5月,长春工厂方面突然决定要把我调回去。说实话,有过这次深圳之行,我已经看准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深圳的工作环境、人文环境、人事制度对每一个人都敞开胸怀,为每一个人发挥能力提供条件和舞台。这一点内地和深圳简直无法比。回到长春后,我递交了自愿放弃长春微电子工厂副厂长职务、副处级待遇的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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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二三洋微马达厂初建时仅80人

1990年9月,我第三次南下。当时,我也不把自己当什么国家干部了,说白了,就一打工仔。我先到了南油那边,有朋友介绍我去服装厂做厂长。我对这个行业不熟悉,没去,后来又看了几个厂,最后,去了宝安26区的德运电子厂,做了两三年,发现这是一个家族式港资企业,管理方式相当落后,我作为厂长,很多想法根本难以实现,工厂在设备、安全、工人待遇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隐患很多,看不到希望,就有了跳厂的想法。

1993年底,当年跟我一起来蛇口的车云华找到我,说三洋准备在沙井开新厂,希望我去。我在三洋干过,大公司,管理规范,福利待遇相对会好很多,就去了,并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1994年2月28日,我来到了沙井镇新二村,参加(三洋)新二微马达厂的筹建工作。当时厂房还没搞好,里面正在装修,就让我先负责跟进装修情况。厂房是新二村刚建的,三洋租用。现场只有我和几个日本人,其他已经报到的人员在蛇口三洋实习。三层楼的标准厂房,一层1200平米。装修公司是正规企业,设计是按规范做的,材料杜绝假冒伪劣,大公司风格。饭堂还没建好,村里临时安排在其他厂搭伙吃饭。后来我们在厂区空地上用竹子搭建了一个大棚子、砌了炉灶做临时饭堂。宿舍也没交付使用,我领着已经报到的几个男工每天整理宿舍。把从蛇口拆过来的铁架床搬上楼安装好,从六楼一层一层往下安装。我们先期的六个人临时住107国道边的酒店,一天一租。早上几个人扛着铁锹、扫把从酒店出来去工厂,下班后在饭堂就餐。这样过了几天,宿舍水电搞好了,我们才搬进宿舍。躺在床上看见窗外还没有拆的脚手架,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工厂正常生产后,有谁会想到我们当时几个人是怎么过的呢?我记得第一天住酒店,几个年轻的男仔可能是第一次出来做事,第一次住酒店,很兴奋,看着电视,打开冰箱,看见里面放着好多饮料。一个说:哇塞!冰冻饮料!可以喝吗?旁边一个自作聪明地说没事!这是给我们配的。于是几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冰箱里的饮料干光了。第二天早上还跟我吹,你知道房间里有饮料吗?我们全都给消灭了。我吓了一跳说,那是要花钱的。

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干劲还是挺足的,沙井新二微马达厂便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

到3月底,工程装修搞得差不多了,开始招工。车云华问我去外地招工你能去吗?我说,我来三洋厂,干啥都行,关键得做事,得挣钱,要养家糊口。后来他们就让我做厂长。那时候,一般的工厂都有两个厂长,一个聘用的外地人管生产,一个本地人负责与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

3月10号,我带着本地厂长,去湖南怀化去面试委托劳务部门招聘的第一批员工。那时三洋厂挺有名气的,一般不会在厂门口招工,都是别的地方劳务部门送人过来。人来了之后,他们就不用管了,由工厂按要求考试、面试、体检,符合条件的录用。同时有个要求,到了年底,送工单位要安排把人接回家,年后又送出来。

第一批招了80名工人,后来陆陆续续招工,陆陆续续建厂房,到搬去蚝一时,已经四千多人了,厂房宿舍好几栋。建设方式就是三洋先付定金,一次性付100万、150万左右,然后村委找建筑单位建设。等厂房建成交付使用后,已交的定金再按月抵交房租。

人事安排方面,车云华自1983年来深圳后后一直在三洋公司工作,各方面业务都比我熟悉,但他坚持做副厂长,要我做厂长。我说我不想做厂长,但还是没推掉,那就干吧。正式投产日期确定在94年4月10号,蛇口过来的管理人员带领怀化招聘来的80名员工开启了新二微马达厂生产的历史。

我刚来沙井时,感觉还不错的,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经常发生刑事案件、抢劫、卖白粉什么的。工厂建在107国道以东新二加油站对面一条路上,整条街没几间厂,我们厂和旁边的一个台湾厂,我们就一栋宿舍一栋厂房,那间台湾厂也是一栋宿舍一栋厂房。新明珠大酒店刚盖好,还没开业。一直往前走,路的尽头是原来电子厂,在现在的东环路的东侧。从我们这里到原来电子厂除了一个卖花草树木的小花场外,路两边都是坑洼不平的荒地,自然生长的杂草树木。很不方便。买瓶水都得骑单车跑原来电子厂旁边的一个小商店。 

厂房旁边有一大块空地,上面是高压线,我们想好好利用起来,打算建一个员工活动场所,羽毛球场、篮球场什么的。也不请人,自己买回材料,从工地借来机器、推车,平地打夯、和混凝土什么的,都是我们员工大伙儿一起干。球场建好后,搞什么活动都方便。

工厂五周年厂庆,1999年年底吧,那时已有两千多人。工厂统一组织安排是大型舞蹈、体操表演,各个部门自发组织队列方阵方阵,统一着装,朝气蓬勃的领导和嘉宾的检阅。工人们热情高涨啊,都说像50周年国庆阅兵一样。能组织这么强大的队伍,跟我们工厂有一批素质高的管理人员队伍是分不开的。我们厂是沙井比较早成立工会的,工会一直在工厂各项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融洽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工厂的凝聚力。工厂有17名党员,都是中高层管理或技术骨干,如果经常去街道开会,有时会影响工作、影响生产。为了方便工作,发挥党员作用我们主动向沙井镇党委提出成立三洋党支部并获得批准。支部成立后,很多会议精神在厂内部就可以传达了。活动内容与工厂的情况紧密结合。配备了专门的活动室及桌椅、电脑、书报。三洋厂党支部在整个深圳企业中都是成立比较早的。记得有一次,日方一高层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是呀,老党员了。他说还有谁是?我说你看看厂里,谁干得最好谁就是共产党员。他在车间转两圈回来,一核对,连连说好!

三洋蚝一厂,顶峰时达8000余人

2001年5月,因市政规划,新二村的旧厂房已无足够的空间让三洋厂施展拳脚。当时工人已达4000名,如果搬走,怎么搬?搬哪里?不搬吧,双方在租金价格方面又没谈拢!最后,还是决定搬。当时很多工厂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莞。但是,公司经过再三考虑,留在了深圳,一是深圳的经商环境好,二是很多老员工都把家安在了深圳,不想去别的地方。

深圳哪里有这么合适的场地呢?这时,从蚝一村传来一个好消息,说是村里帮一个台湾老板建了一大片厂房,刚建好人家不租了。日本人一考察,觉得非常合适,就定了下来。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舍得从新二搬走,做久了,有感情,我亲自看着它一天天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球场建好后,旁边仍有一块空工。我又筹划,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休闲场所,就是憩园。有凉亭、水池、草地、舞台,还有茂盛的热带植物。员工们很喜欢,日方职员也喜欢,都带家属来合影。
    搬迁时,我们经过了周全考虑。一要协调好新二那边,搬得顺利,二不要影响生产。为了取得新二的信任,我建议总部接受新二提出的付两百万保证金,工厂内部装修尽量不要破坏。在南头海关、宝安区经发局的支持下工厂的设备、材料不用退港,在海关监管下在沙井移动。我们作出详细计划,在沙井镇政府相关部门及蚝一村委、民主村委的支持下,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边装修、边移动,边生产、边搬家。具体操作时,我们采用车轮战术。宿舍方面,先备好一百张周转床,一部分人搬去后,把老厂的床铺拆过去,当天装好,第二天另一部分人接着搬。车间也是如此,按计划生产线一条一条停,将在制品压缩。四点钟停线工人下班,管理人员带领部分员工将设备、材料、在制品分别包装。第二天将生产线全部物品运到新工厂,安装设备进行调试、检查,材料、在制品按生产要求摆放好。同时员工搬到新工厂附近临时租用的宿舍。第三天员工到新工厂上班。就这样先装好一条拉,过去一部分人,另一部分接着搬,两边的生产都不耽误。整个工厂前前后后共花了半年时间,没有影响生产、没有影响供货、顺利搬迁到位。工厂厂名变更、企业地址变更、法人代表变更及海关相关手续变更相继完成。

当然,在三洋的这些年,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也未必那么顺利。举个例子,每年春节,劳务公司要来接员工回家过年。一些部门不太理解,运输公司感觉很麻烦,我都得亲自出面。还有好几次,员工在外面遇到了麻烦,不管怎么说,我作为厂长,工人出了事,我都得出面。员工确实犯了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更应站在劳务工的角度,多一份关怀,多一点理解。

我作为工厂里的最高中方代表,既要维护公司利益,也得考虑员工利益,作为工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既要发动党员的积极性,又要充分服务好广大劳务工,让他们在深圳安安心心工作!2001年,我被评为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其实,在此之前,面对过多次奖励,我都拒绝了,都让给了下属。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这些,因为他们比我干得更辛苦。

在我退休之前,顶峰时,三洋在沙井的规模达到了8000多人。那些年,我在沙井跟各个阶层的人士交往,总体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让我们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辉,我们也为当地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有力地促进了沙井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亲历着这个小渔村一天天融入到深圳这个大都市里,每当我坐车经过沙井每一个角落时,心中都会生出无限感慨。

2013年2月28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三洋厂完成了她在沙井乃至深圳的历史使命,一些设备就地处理,一些设备搬去了别的城市。几千名工人,仅仅二十余人去了东莞。他们有的回到了故乡,有的去了别的城市,但大部分,包括他们的孩子或父母,仍留在沙井,有的经商,有的继续打工,过着力所能及的生活。

我离开三洋厂也整整十年了,这十年里,我一刻都未停过。人活在世界上就这么几十年,钱多钱少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退休后,我先后去过酒店、物业公司等从事行政管理工作。2015年起,我加入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打算为中国的老年事业尽一点心,出一点力。随着中国快步进入老年社会,随着深圳这座城市不再年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

我在沙井生活了二十几年,已不再年轻,虽然户口和社保费历经周折才转过来不久,但我的后代,包括我自己,都将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沙井,甚至整个深圳整个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确实离不开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外来劳务工。很多人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了,我能在这里落地生根,确实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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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党旗在日本企业迎风飘扬

口述  李国庆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李国庆, 1974年9月生于湖南益阳,200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1995年10月入职欧达可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室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曾获沙井优秀党务工作者、宝安优秀工会主席、宝安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作为一名年仅42岁入党不过10年的优秀共产党员,已为日资企业欧达可赢得了“深圳市外商投资双优单位”、“工伤预防先进单位”、“宝安区安全管理标杆企业”、“宝安区规模以上企业分级达标单位”、“深圳市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以及“宝安区平安企业”等多项荣誉。

最初的愿望是开店做老板

来深圳沙井之前,我在老家开过一段时间的电器维修铺,因为我学的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其实也不是什么正规的专业,就是一个职业高中里面开设的课程。但我上学时很认真,学以致用嘛,我们那时候想考一个大学比上天还难。咱们生在七十年代,人口大爆炸,高校又没扩招,僧多粥少,人们都把高考叫做过独木桥。千军万马拼命挤,最后绝大部分都掉河里了,能游多远?游得好不好看?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那些年,中国农村哪里都穷!我老家在湖南益阳,兄弟姐妹四个,我能读完高中,算是很幸运了。我的高中是在沅江七中上的,毕业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东南沿海打工,二是租个铺子搞维修。我选择了后者。自己能学门手艺,有个门路,将来好找对象。这话是我亲友说的,想想也挺有道理的。

但是修理铺的生意并不好。因为那年头,在农村,家里没什么电器,而且家电的质量也挺好,没那么容易坏。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应该出去闯一闯,便把修理铺盘了,一火车赶去了深圳。

我来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沙井,上星村。我有很多老乡在这里。1994年年底吧,到处都是土房子,泥砖砌的,跟乡下一个样。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通屋子里,上下铺,人挨人,白天找工作,晚上就去山上掏地瓜回来煮稀饭。这种日子过了两个月,我还是没找到活干。在当时,别说沙井,深圳的很多地方治安都很乱。打劫的,打架的,抓暂停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上了。我记得,在上星、新桥一带,有三大帮:广西帮、湖南帮、四川帮。只要哪里出点事儿,吼一声就有几十上百号人围过来。事情摆平后,你得出钱请他们吃饭、喝酒。我和我的老乡们,就这样生活在恐惧当中。

出门本来就没带什么钱,吃不饱睡不着,成天担惊受怕,这样长期下去哪是办法?老乡们都说,管它工资多少,只要能进去,有个厂牌,有张床,有碗饭吃,都好过在外面游荡,好过被当成“三无人员”抓去樟木头修铁路、担大粪淋桔子树。为了能找到工作,我过年都没回老家,年后,终于进了一家港资厂,做五金塑胶的,金达第四分厂。上班非常辛苦,两班倒,直落,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半,吃饭都是送到车间里,守在机器边,边吃边干活。因为机器不能停呀,一停塑胶就在机器里硬化了,重新启动非常麻烦,又没人顶位,大家都只能硬撑着。饭菜没什么油水,我一个大男人,一盒饭只能半饱。好在我旁边的女工友比较斯文,饭量小,活儿轻,经常揣点饼干什么的来车间。每次用餐时,她都会分给我半盒饭菜。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她,只是我再也没见过她了。工资很低,加班加点每月300元,不过物价也低,一碗面一块五。

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日子,是我来深圳之前万万没想到的。学了一点技术,却无用武之地,成天还要受管理员的责骂。一个月后,我就出了工厂,去壆岗跟一个广东人合伙开电机维修店,偶尔接点水电安装的活儿,他出资金我出技术。刚开始生意不错,慢慢的,房租涨了,类似的店子越来越多了,生意就不怎么样了。我一个人干活,有时搞到三更半夜,也落不下多少钱。半年后,我们就把店子转给了别人,打算重新进厂。

机会重要技术更重要

在工厂干过一段时间,对厂规熟悉了,加上学校学了不少东西,自己开过两次维修店,懂一些电路知识,有操作经验。所以找工作时,我不再局限于普工、调机工什么的,而是把目光放在了技术活上。

几经周折,我在马鞍山找到了一间台资厂,也就是东钢五金厂,专门生产钻床的。通过考试,我成为了一名编程员。这份工作很对我胃口,特别喜欢。那时候,电脑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物,能成为一名编程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对机械类的活儿特别用心,遇到问题都想研究一下弄明白。一个人,当你的知识储备到一定程度,一旦机会来了,总有你用得着的时候。

就是在东钢厂,我遇到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也好好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厂里有一台从台湾进口过来的高周波设备,坏了。当时,台湾的工程师正好出差,老板便找到我。其实我心里也没谱。一没图纸,二没见过这种机器,但我想了想说,给我半个月时间,如果我能修好,就继续留在厂里,如果修不好,就出厂。我这么说,其实是想给自己增加压力,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修好!

维修的过程中,那个台湾工程师回到了,他看了看说,这家伙,没法修了,只能运回台湾。老板嫌麻烦,说让我试试,万一修好了呢?

结果,还真被我修好了。老板非常高兴,立马给我加工资、升职。不到一年时间,我的月薪就涨到了一千元,相当于一个经理。

我在东钢厂的表现赢得了大伙的尊重,本来可以好好干下去的。但是没过多久,我碰到了一个老乡。他就在我们附近,在一叫东玲精工的日资厂当主管,毕业于湖北大学,本科生,相当有能力。他说他已辞工,想去别的地方发展,问我要不要去顶他的位,工资不少于1500元。我想了想,觉得日资厂的发展潜力应该更大一点,而且工资也高很多,就答应了。

东钢厂这边却不放人。怎么办?我对老板说,反正两个厂子不远,我去东玲精工上班后,如果东钢厂的设备坏了,我可以帮忙修理,同时,我还负责帮你培训一个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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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创办欧达可(深圳)有限公司

说来也是缘分,东玲精工的总经理是上海人,在日本留过学,跟我很谈得来。他的中文名叫周敬,后来入了日本国籍,改名富田周敬。他在日本有很广的人脉,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把握得相当精准,对团队里的小伙伴也一看一个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想带一批人离开东玲厂,自己成立一个新公司,希望我能帮帮他。他大概看准了我的技术实力,所以非常信任我。我手下有好几个得力干将,一听说我们将另起炉灶,都一拍即合,纷纷跟着我们去开辟新天地。

1995年8月31日,一个名叫欧达可的公司在沙井正式成立了。当时,我们一共叫了8个技术人员去欧达可,可谓白手起家。工厂位于马鞍山,厂房属于沙民股份有限公司,两栋,四层,够大。董事长周敬生在上海,长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商人,骨子里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善的力量。他要求我去云南贵州等贫困山区招工,以带动当地的人脱贫致富。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从偏远地区招来200多名工人。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工人忠厚老实,服从安排,吃苦耐劳,厂方很喜欢。在大伙儿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发展很快,1996年,员工便达到600人,到2000年,已超过1000人。当然,我的职务也从电工班长做到了总务科长,权利更大了,担子也更重了。我深深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公司的利益,也关系到每一位工友的利益。怎么让公司获得利益,同时又能保障员工利益的最大化,这确实是一门学问。

受到欧达可成功模式的影响,在周敬董事长的引荐下,多家日本企业落户沙井,逐渐成长为规模企业,大大提升了沙井的经济实力。2000年,因公司发展需要,周敬加入了日本国籍,但他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经营公司还是待人接物,都闪现着中国人的智慧与光芒。随着公司一步步扩大以及世界经济格局风云突变,我对公司的管理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我们要改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把工会搞上去。到了2004年,员工已达三千人,旧厂房难以扩容,我们只好搬迁到和一村。在搬迁的过程中,周董跟我们一样,一边吃着快餐,一边亲自战斗在车间里。

其实,按照日方的意思,公司原计划搬去珠海的,据说那边厂房的订金都交了。但沙井街道办主管经贸的领导亲自出马做工作,加上大家对沙井确实有情感,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工会助企业健康发展

欧达可(深圳)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隶属于日本欧达可株式会社,注册资金1200万美元,投资总额2400万美元。我带领团队,自行设计自动化设备,并形成了以模具开发制作、部品加工、电镀、冲压、成型、组装等一条龙生产基地。我们主要生产和销售各种工业用电源开关 ,有独特先进的专利技术。在大家的努力下,公司曾获“2012年宝安区安全管理标杆企业”、“2013年深圳市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以及“2014年宝安区平安企业”等多种荣誉。

我们工会成立于2011年10月,现有会员1400人,有一个职工服务中心,面积1500平米,配有舞蹈室、健身房、图书室、劳动调解及关爱帮扶办公室、心理咨询室以及心灵驿站等,里面还有健身器材、卡拉OK设备、台球桌、乒乓球桌、电视设备等配套设施,完全能够满足工友们的娱乐休息。

我们工会担负起了构筑“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重任,成为了企业与员工沟通的重要桥梁,为广大职工排忧解难,也为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稳定作用。我们尊重广大会员的选举权,依法落实民主建会工作。工会是员工们的群众组织,只有尊重会员的权利,最广泛凝聚会员意志,工会才能切实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2014年10月,工会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由各工会小组选举产生的96名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按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的方式,从17名候选人中民主选举出15名工会委员会委员和3名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我有幸连任,再次成为工会主席。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尽职尽责,我提出了走“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道路。每年,利用主题节日如母亲节、中秋节、国庆节、三八妇女节、世界粮食日、圣诞节、五一劳动节等,集中力量宣传相关主题。公司定期举办员工旅游、“红五月”篮球联赛、拔河比赛、“迎春”新年会等等。2012年起,我们成立了“欧达可文艺协会”,包括武术队、舞蹈队、演唱队、街舞队、剧品队、健美操队、礼仪队、合唱队、演讲队等,同时,这些人员又是欧达可义工队的成员。2014年6月,在宝安区委和街道宣传文化科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深圳青工合唱团,以欧达可职工服务中心为训练基地,辐射沙井、福永多家企业,现有团员近100人。在第十一届“金蚝节”开幕式上,精彩的合唱给沙井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全国第一支在政府支持下的“草根合唱团”,工作之余演出,不计回报,辛勤付出,通过不断学习、培训,已经达到了专业的合唱水平。

同时,在沙井总工会和妇联的支持下,工会还成功举办了沙井街道“留守儿童关爱月”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除此之外,欧达可工会经常号召并组织给有困难的员工捐款捐物。我们模具科有一名员工患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花费10几万元,但家里极为困难,上有老母,下有小孩,仅靠工资没有办法支撑,甚至准备放弃治疗。关键时刻,我们找到他,为他申请到了“劳务工关爱基金”和“重大疾病医疗资助”,硬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我们工会不仅对内部员工献爱心,还将善举推广到全社会,培养广大员工的社会责任。我记得,在汶川大地震、雅安地震以及云南鲁甸地震等期间,全体员工捐款20多万元,既激发了咱们的爱国热情,也接受了一次又一次 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样,在日本海啸灾难期间,我们工会发扬国际奉献主义精神,为日本灾区捐款6万余元。

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也遭遇了几次较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波。在经营状况陷入进退维谷时,我们组织了“同舟共济、共度危机”征文的演讲比赛,鼓舞人心和斗志。全体管理人员积极响应由董事长富田周敬先生发起的“自觉降低底薪10%”行动,帮助公司度过了难关,当经济好转时,公司又以奖金的形式,补回给我们。

2012年9月,因钓鱼岛事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工作环境,维护企业和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工会安排骨干与员工谈心,密切注视广大员工的思想动态,同时,组织公司全体管理人员举办“迎中秋、庆国庆”茶话会以及趣味运动会,会场气氛和谐,达到了预期目的。由于工会的重要作用凸显,在这期间,我们公司及周边未发生一起扰乱秩序的事件,平稳度过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期。

经过这次事件后,公司日方高层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在工会的引导下,日本企业同样可以得到健康发展。

当然,工会在调解劳资纠纷、保证企业稳定发展方面,也直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调解劳资纠纷,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欧达可的工会是由员工选举出来的,代表着广大员工的利益。企业要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存在,员工的进步,同样离不开企业这个大平台。这些年,由于基层工会的不懈努力,欧达可公司未出现过一起停工罢工事件,劳资纠纷基本都能在公司内部化解。

在外资企业中,除了工会,党建也非常重要!

在日本企业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开办在中国的大型企业,第一,你日本人得遵守中国的法律和习俗;第二,怎么样沟通?怎么样跟中国地方政府打交道,是资方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三,中国方面,怎么样有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怎么样有序传达国家的政策和大政方针,也是非常现实和具体的事情。所以,在大型私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

我是2005年7月入的党,虽然党龄不长,但长期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公司上下、内外很多事务都由我处理,所以,说服日方管理层,成立党支部,便责无旁贷了。

有个欧洲记者听说我是党员,要在日本企业里成立党支部,特地采访我。当时也有一位日本同事在场。日本人问我,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怎么为日本企业服务?我说,共产党员讲组织、讲纪律、讲原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可以带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公司效益,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欧洲人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干吗为日本企业服务?我说,日本人在中国开公司,我们出厂房出技术出人力,工作干好了,公司发展了,我们收的房租更多、就业人数更多、税收更多,双赢,何乐不为?

2007年,在街道党工委和两新党委的支持下,欧达可党支部顺利挂牌,并受到了市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到目前为止,公司党已从最初的3名增加到25名,党的事业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支部为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创造各种学习条件,在企业内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015年10月,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宝安区党建示范点,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也有力地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2009年10月,在我的带领下,党员成立技术攻关小组,结合企业生产,完成了多项技术革新。其中,我们对公司的水电气供应设备进行全面改进,设计安装了一整套空压机系统余热利用设备,为公司节约成本400余万元。

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青年团员也健康成长起来。2015年7月,公司成立党群服务中心,董事长富田周敬先生主动要求担任“党建带群建”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基层工会和团支部骨干及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明确目标和任务。

多年以来,我们支部曾多次被沙井街道两新组织党委、沙井街道党工委、深圳市委两新组织党委评为“优秀基层党组织”,多人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作为欧达可连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将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发挥旗帜作用,为员工的福利、为企业的发展、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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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爱母亲

口述  张延玲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张延玲,女,祖籍山东烟台,1965年3月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共党员。1985年5月在乌鲁木齐皮革工业集团公司中学任英语教师。 1993年10月来到东莞,任矽谷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7年入职沙井雪华铃家用电器(深圳)有限公司,现任行政部经理。曾获“深圳市首届百名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深圳市三八红旗手”、“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深圳市劳动模范”、宝安区“大爱母亲”等称号。 

从讲台走向工厂

  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母校做了一名英语教师。我从小好学,有天赋,对英语情有独钟,成绩非常优秀,加上从小养成的较强组织能力,我顺利地通过了严格的考试。二十岁那年,我就站在了讲台上,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我喜欢孩子,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也特别讲究教学方法,所以,同学们很喜欢我,亲切地称我为“姐姐老师”。或许因为地缘关系吧,同学们也很喜欢学英语,喜欢听我的课,所以,我们班的英语成绩总是年级第一。校长也经常夸奖我,说我天生是块教书的料!

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我以为教师会成为我的终生职业。但是,六年后的一天,远在深圳打工的二姐回来了,我平静的生活突然拐了个弯儿。二姐高考落榜后,跟着父亲学皮鞋设计,4年后,被公司派到深圳,在蛇口一家由新疆和香港合资的皮鞋公司上班。那年春节放假回家,二姐带给我很多从未见过的礼物,比如方便面、漂亮的布料、防脱丝长筒袜等,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她从皮包里掏出的一叠人民币很是诱人。据说,她当时的工资有八百多元,而我们才区区七八十元,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法比!我的自尊受到了严重打击,便想着一定去深圳看看。

1992年暑假,我约好姐姐,去深圳看她。独自一人,我坐火车,从乌鲁木齐到广州,四天四夜,然后换乘汽车、摩托车等。到了深圳蛇口,就像到了梦里。草很绿,花很香,空气清新,海水很蓝,楼高,路直,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到处都朝气蓬勃!可以说,从见到深圳的第一眼起,我就想,我将来的梦想,一定会在深圳实现!

然而,1993年年初,二姐写信告诉我:她已离开蛇口,去了东莞黄江一家更大的鞋厂,月薪六千元!这相当于我在内地七年的工资呀!一方面,我为二姐的跳槽去东莞获得这么高的待遇而高兴,另一方面,她不在深圳了,我去深圳的想法是不是泡汤了?我内心七上八下的。二姐在信中说,广东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只要你有本事,过来,无论在东莞还是深圳,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趁年轻,你应该出来闯荡一下!

是啊,我为什么不能跟姐姐一样,去外面闯荡一下呢?虽然我很喜欢教师这个工作,但也不能干一辈子呀,尝试一下其它行业,说不定更出彩呢!但我毕竟在学校呆了好几年,跟同学们有了感情,心里多少还是有所牵挂的。我把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了同事和好友,他们都极力反对我去广东。他们觉得老师的工作稳定,待遇会越变越好,铁饭碗丢掉容易,可要再捡回来,就难了,要我三思而后行。

一晃就到了1993年暑假。一天,母亲告诉我,有个盲人替我算了一命,要我最好去南方,南方水多,会带来好运!也许,在当时,去南方已成为一种潮流,任何人算命都会这么讲!但我还是信了母亲,信了那位算命先生,去南方,去广东发展!

校长拿着我的辞职信很不理解,问我是不是姐姐在广东为我联系好了工作?如果没有就别冲动,免得后悔。我想了想说,既然决定了,绝不后悔。

10月2号,辞职后,我乘火车先去北京玩了一圈儿,然后才南下广州。我记得,姐姐亲自跑到广州车站来接我。一路劳顿,到达她宿舍时,我已精疲力竭。

休息几天后,我顺利地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黄江一家台资企业任总经理助理兼英语翻译。我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没几天,我就跟上了南方的快节奏生活。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肯定,他每个月都给我加工资,现在想来,那简直是太美妙了,因为工作得到了认可嘛。当然,我对工作的付出也不少。到了广东,我才真正体会到多捞多得的含义。这不仅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也许是觉得太顺了太舒适了,工作没什么压力,外国客户不多,我的英语特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就有了去深圳看看的想法。于是,我不顾台湾老板的多次挽留,毅然辞职来到深圳。我知道,在这里,我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一定会有更大的舞台适合我。

沙井,我的第二故乡

1997年1月,我从《深圳特区报》招聘版上看到一家德资企业招总经理秘书。经了解,该企业的总经理是德国人,讲英语,我觉得去了之后,可以发挥特长,因为我有工作经验,有业务能力。三天后,面试顺利通过,我开始了在沙井的打工生活。

这家公司就是雪华铃家用电器(深圳)有限公司,当时在沙井镇茭塘村。刚开始,我极不适应这里的一切,甚至怀疑这里是深圳。工厂四周,除了农田就是杂草。工地上尘土飞扬,路面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晚上下班后,漆黑一片,除了主干道有路灯,村里的小道上,基本没灯,回宿舍都战战兢兢的,生怕被打劫,与我刚来深圳在蛇口见到的景象真是天壤之别,甚至还不如东莞黄江热闹。

工作之余,我非常想念家乡,想念乌鲁木齐。我怎么跑到这么偏僻的农村来上班了?但是,想念归想念,毕竟,这里工资高,翻译工作正适合我,公司的发展潜力也不错,便决定留下来。

认准的路,只要坚持走下去,总会成功的。慢慢地,我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节奏和生活。

刚到沙井时,公司员工不足一百人,大家的业余生活十分枯燥。我做过老师,打小生活在新疆,生活在城市里,爱唱爱跳,性格开朗。我得想办法创造更好的环境,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作为总经理秘书,公司上下都比较信任我。我协助行政部经理,组织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比如卡拉OK比赛、乒乓球比赛、年终抽奖晚会等。在大家的努力下,公司发展很快,不到两年时间,员工已近四百人。这时,由于行政部经理离职,我被提了上来,开始了行政管理工作。起初,管理经验不足,在解决员工纠纷时方法欠佳,事后,内心很纠结。但我做过老师,适应能力强,抱着对工作的满腔热情,我把员工当做兄弟姐妹,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很快就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因在工作中表现突出,2001年12月,我被评选为“深圳市首届百名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获得了深圳户口,非常高兴。2002年3月,办理完入户手续,我正式成为一名深圳人,一名沙井人,归属感倍增!在我内心深处,沙井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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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劳务工爱心工程

2003年底,沙井妇联和我联系,说公司女工多,大部分来自农村,年纪轻轻的不懂得保护自己,身心遭受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想安排一名医生免费为女工送一堂关于女性生殖与避孕的课程。听后我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而且还是免费的,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组织公司所有女工去听了这堂课。女工们听得都很认真,反应热烈,主动提问题,老师也耐心解答,互动效果非常好。后来,妇联又派老师给我们送了几节关于女性如何保护自我、如何自尊自立的课程,女工们开心极了,因为听课不仅算加班,课后还会收到一些精美的小礼物!

2004年,沙井妇联在雪华铃公司成立了第一所外来女工流动学校,由我任校长。同年,在沙井工会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又成立了雪华铃基层工会,我被选为工会主席。第二年1月,公司搬到沙井共和同富裕工业园区,在四万平米的现代化花园式厂房里,公司生意蒸蒸日上,订单越来越多,人员也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我的工作压力也更加大了,我只能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努力让自己跟上时代和公司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公司加大投入,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在食堂三楼把“职工之家”划分成多重功能区,开辟了图书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电视房、卡拉OK大厅等,使员工们下班后可以放松心情,尽情娱乐。

外出打工,我们背井离乡,承受着工作、生活、家庭的的多重压力,需要倾诉,需要地方发泄情绪。雪华铃公司是外资企业,女工占70%。为了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小、文化程度偏低的女工们排忧解难,我尝试设立了“知心姐姐”的角色,并将“知心姐姐”作为一个常设的职务固定下来,随时接听电话,解答女工在婚姻、情感、家庭方面的问题,满足她们的需求。我们的“知心姐姐”都是有生活阅历、有亲和力、有威信的女职员,她们利用员工休息时间,走访宿舍,和员工们拉家常,倾听心声,及时解决矛盾和纠纷,并在宿舍走廊设立“知心姐姐信箱”,让性格内向、不擅长言语的工友也有倾诉的地方。外来女工流动学校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已有数千人次在这里学习、提升。

在一个移民城市,来深建设者是需要政府高度关注的特殊群体。十八大报告也提到,要“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希望政府加大对这个群体的政策倾斜力度,让“幸运”能更多的普照到来深建设者身上。

这些年,我之所以致力于劳务工爱心工程,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很多事情。我记得吧,有一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姐妹进了我们厂。妹妹长期患胃病,心理压力大,却埋在心里。2001年春节上班第二天,妹妹突然跳楼身亡了。这事虽然最终妥善解决了,但厂里还是另外为家属发起了爱心捐款,这也让企业管理层陷入了反思,很自责。如果我们能早些知道情况,找她沟通,帮她解决困难,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有一位“知心姐姐”叫陈玲华,24岁来到雪华铃公司,做人事文员,江西上饶人,中专学历,进厂时刚做了妈妈。她每周要走访多间女工宿舍。她总是先通过跟女工们聊天掌握情况动态,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走访。据她讲,女工们的许多困惑并不一定非要你去帮着解决,她们只是需要一个“听众”来倾听,心里话说出来了,她们就轻松了。有一次,去食堂的路上,陈玲华遇上了一个湖南女孩,看上去情绪很低落。晚上,陈玲华来到她宿舍,走访得知,这女孩读书时成绩好,但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很茫然,看不到希望,成天闷闷不乐的。交谈中,陈玲华得知她喜欢写作,便鼓励她把想法写出来,在厂刊“雪华铃园地”上发表。

在“知心姐姐”的鼓励下,这个女孩拿起笔,写父母,写家乡,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还得到了一些稿费。她变得乐观自信起来,工作也更加认真踏实,现在已成长为一名拉长了。  

“知心姐姐”受到女工们的欢迎,同时也引来了男工们的“眼红”。他们向厂方反映,也需要“知心大哥”来倾听他们的心声。于是,我们又挑选了一名管理人员当起了“知心大哥”。“知心姐姐”和“知心大哥”,犹如两座“连心桥”,架在了雪华铃厂管理者和员工之间。这些年来,我们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非常和谐,多次被上级劳动部门评选为文明企业。

为了提高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我们外来女工流动学校积极寻求上级妇联组织的支持,挑选了更符合公司员工特点的课程,定期邀请经验丰富、讲课生动的老师来学校上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次获得上级妇联表彰。2010年9月9日,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女士来公司访问,对外来女工流动学校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个人的小爱只是涓涓小溪,只有把它汇入海洋,才能给更多人帮助。随后,在我的倡议下,雪华铃公司上至总经理下到普通员工一致同意,在每个月发工资时,每人为公司的“爱心基金”自愿捐款两元。现在,“爱心基金”帐上的爱心捐款越来越多。当小爱变成大爱后,我们的爱才可爱,才可延续。

积极参与沙井“留守儿童关爱月”活动

在雪华铃公司行政部办公室墙上,有十六个大字:真诚待人,和气讲话,遇事沟通,注重细节。这是我对我们团队的工作要求。行政部担负着全公司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很繁杂。大家只有团结一心,密切配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把公司的文明窗口设在食堂,口号是:全心全意、热情礼貌为员工服务。我要求,食堂工作人员必须在饭菜的质量上狠下功夫!对供应商送达的所有肉、菜、米、油、调料等,严格按程序进行检查,对不合要求的一律退货,严防病从口入。员工来自不同省份,口味有差异,我要求工作人员将炒好的菜分为辣和不辣两个窗口,满足不同口味。同时,行政部还在食堂门口开辟健康养生宣传栏,向员工传播怎样吃更健康、更美丽,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在我的带领下,行政部分别获得宝安区、深圳市和广东省妇联授予的“巾帼文明岗”称号。

一个企业经营得成功与否,企业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公司职工之家设专人管理,全天侯向员工开放。员工下班后,可尽情享受各种娱乐活动。此外,我还组织每个月为员工搞一次大型文体活动,如拔河比赛、生日晚会等,以调动员工的热情,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虽然我赢得了一些荣誉,但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个行政经理应该做的事。作为母亲,我深深懂得留守孩子的孤独。在沙井街道妇联的组织下,我们每年都把员工的子女接到工厂,给她们一个快乐的假期。

在沙井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已连续多年参与了“留守儿童关爱月”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关爱留守儿童阳光行动”、“留守儿童暑期快乐营”、“趣味英语课”、“阳光心理辅导”、“我是小军人”、“蚝乡访古”、“一封家书”等。这些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人民网、中国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新闻网、凤凰卫视、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宝安日报》、《重庆晨报》等几十家新闻媒体均刊发、转发了相关新闻。期间,我们还邀请到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著名作家、城市文化研究专家廖琪来雪华铃公司开办专题讲座,既阐述了家庭、城市都需要激情和文学,又让关爱“留守儿童”与建设“情感城市”、“文学城市”相得益彰,为建设和谐家庭、和谐工厂、和谐城市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深圳样本”。

除了专家讲座,我们还让孩子们去南国影城、麦当劳等享受“穿越”、品尝洋快餐,组织留守儿童参观沙井古墟风情历史街,蚝壳墙、永兴桥、蚝博物馆等景点,寻访沙井历史古迹,让他们感受到沙井历史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也去坐地铁,了解深圳城市发展的“力量和速度”。我们还开展了留守儿童快乐生日会活动,让大家一起切蛋糕、吹蜡烛、许愿、写生日感言、唱生日歌等等。我们把整个活动内容制作成相册送给他们,留给他们美好的回忆。活动后期,我们搞了“共享大盆菜”活动,营造出家的温情,开展“写一封家书”活动,让家长与孩子每月给对方写一封信,用这种特殊的亲子互动方式,传递亲情与关爱。

大量劳务工在沙井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在推动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在对民工子女的教育方面是有所缺失的,这一课,理应好好补上。

记得有人把我称作“大爱母亲”。其实,我觉得吧,自己很普通很平凡。在深圳,在沙井,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岗位,干得非常出色。这些年来,我只是勤勤恳恳地做好了本职工作,每件事都尽心尽力而已。社会给予我的这些荣誉和鼓励,也许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吧。想当初,一个人从乌鲁木齐出来打拼,来到了这座因水而名的城市,是水,让这座城市有了灵性,而这份灵性,也深深感染了我,让我如雨水般漫过高山、平原、森林、峡谷,让我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掌声,更赢得了自我。

一晃,我在沙井已生活了19年,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生活安定无忧。沙井地铁通了,跟市内的联络越来越方便了,值得高兴。我是看着沙井一天天变好的,我们共同成长着。沙井给了我绽放青春的机会,我也在这里扎下了根,并开花结果。吾心安处是故乡,打心里说,我对沙井很有感情,唯有继续努力工作,才能报答这片深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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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风风雨雨三十年,抬头一望艳阳天

口述  余润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余润  广东信宜人,1971年生于贵子镇一个小山村。父亲教书,自己却小学未毕业便出门谋生。13岁上山打柴自挣盘缠,14岁闯荡珠三角,20岁出头淘得第一桶金,携400万前往南京却一败涂地……石匠、船工、流水线、搬运工、木工、拉客佬、装修工、包工头、挖金矿、倒棉花、开公司、做美食、赏文玩、品香尝茗……30年起起落落,阅历极其丰富。1998年从东莞虎门来到深圳,经过近20年打拼,已在沙井、中山等地创办起艺盛塑胶科技、龙雨堂特色餐饮等业界知名品牌。

白手起家,从苦工到包工头

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很调皮。虽然父亲是一名老师,我自己却不喜欢读书。我个子不高,瘦小,却经常上山打柴。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及两个弟弟。那时候父亲还是民办老师,一月几十块钱,根本满足不了一家老小的开支。我人比较勤快,常常跟着母亲下地种田。13岁那年,听人家讲深圳搞改革开放,钱好挣,我就不想读书了,一门心思想走出大山,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说你小小年纪出去能干什么?我没把父亲的话当一回事。他不给我车费,我就偷偷上山砍柴,然后拖到镇上去卖。我的老家在信宜贵子镇,周围全是大山,柴不值钱,要凑够出去的车费很不容易。大概一年后,我终于凑足了三十块钱,便独自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

我原本打算去深圳的,但身上钱不多,最后只好买了去广州的车票。那是1985年夏天,我才14岁,在广州下了火车,热得莫法,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非常迷茫,不知下一站能去到哪里。我想起一个老乡说过,他在番禺开了一家石场,便上了去番禺的车,希望能找到他,谋一份工作。可到了番禺一看,到处都是石场,又没个具体地址,最后只好随便找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安顿下来。

石场的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就得起来,天黑后还不能下山。我个子小,没什么力气,老板就安排我打碎石。第一天我的双手就磨出了血泡,但没别的活路,只能咬牙坚持。后来双手磨出茧疤不痛了,衣服和鞋子却磨破了。打碎石灰尘很重,常有石子飞出来伤人,噪音又大,干到年底我就顶不住了。好在经过那几个月的磨练,我身子结实了不少,有老乡就叫我去南沙港,说海上跑船很来钱,一个月有700多,收入相当于石场的两倍。于是年一过,我就去了南沙港当船工。

改革开放初期,到处搞建设,船上运输建材的生意特别好,我们的工作也非常劳苦!说是跑船,其实就是搞搬运。那时候设备比较落后,上船下船,沙子、水泥、砖块、预制板什么的都靠人力。在船上又干了一年多,觉得一辈子这么干苦力哪行?虽然我没文化,但也得想想别的法子挣钱呀!16岁那年吧,经人介绍我就去了东莞,进了一间毛织厂。毛织厂的工资也不错的,一个月五六百,但也很辛苦,而且工作时间特别长,灰尘又重。好在厂长对我还不错。我年纪小,个子小,他就叫我小孩子。在毛织厂,每天都干到一两点,早上睡不醒,每天厂长都亲自跑到宿舍来叫我上班,迟到了也不扣钱。也许是出于对他的好感吧,我在那里又干了一年多。

1989年年底,我回家过年,母亲说你在外头跑好几年了,钱没挣到钱,手艺也没个手艺,将来找个女人成家都是问题,不如就在家里跟你哥学木匠算了。我哥的木匠手艺在我们村挺有名的,起先下乡替人家打家具,后来有点小钱了就去镇上开木器厂,正好缺人手。因为在外头吃了太多的苦,想到要是木器厂做成了做大了,说不定自己就能开家私厂呢!那也是一条挺好的门路嘛!于是我就答应了母亲,跟哥学木匠。

可我去到镇上不久,我哥却有了别的想法,说是欠银行好多钱,他不能死守着这个烂摊子,要去别的地方,就把厂子转手给了我。一年以后,眼看着木器厂的生意有所好转,母亲又病了,急着用钱,加上银行三天两头来追贷款,迫于无奈,我只好把厂子转给了别人。这不但耗光了我那几年下苦力挣的钱,还欠下一屁股债。

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父亲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两个兄弟还小,哥哥和姐姐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怎么办?再去广州吧?可去了之后除了苦力还能干什么呢?不去广州又能去哪里呢?面对着重重大山,年仅19岁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母亲说你别担心我,该干吗干吗去!要不去深圳看看吧,好多人在那边都挣到钱了。

于是我就来到了深圳。第一站在西乡。因为家庭压力太大了,工厂里的死工资对我来说实在不顶用!我看人家用摩托车拉客生意很不错,便赶紧跟老乡借钱买了一部旧摩托拉客。拉客佬的生意极不稳定,而且很危险,还经常因为抢生意打架斗殴,我觉得再这么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这时我哥写信告诉我说,到处都在建房子,你还不如去工地上做木工!我从小在山里长大,干过木工,打过石头,跑过船,所以工地上的活儿对我来说并不难。刚开始我学制木,后来听说搞装修更松活而且来钱,又好接活儿,便跟了师父学搞装修。

我混社会比较早,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接触,人缘也不错,大伙儿都比较信任我,胆子也挺大,于是,21岁那年,我就和一个朋友找来一帮兄弟,开始找工地接工程。我们的第一单生意就是石岩的名园酒店,是个大工程。名园酒店的中西餐厅都是我们接下来装修的。35年过去了,深圳的城市发展太快了,如果那个酒店还在的话,差不多也快成为文物了。名园酒店的活儿让我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有了这个成功案例之后,我的胆子更大了。我在南沙呆过,那边的朋友听说我手上有一帮工人,活干得不错,就call我去霍英东码头看看,说那里有一大片别墅等着人装修。

一败涂地,从老板到债台高筑

南沙港霍英东码头的别墅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高档的,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作为一家毫无资质的装修工程队,第二单生意就能把它拿下来,而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现在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传奇。这两单工程之后,我的银行存款就达到了400万。在当时,这对于一个年仅20来岁农村出来的毛头小伙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也许是钱来得太容易了,加上年轻气盛又没文化,对于风险的把控和预见还是很欠火候的。说白了,有点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了,以为天下的好事都是为我准备的。南沙的工程刚一完工,就有人叫我去南京,说那里有一个更大的更来钱的楼盘要人装修。

我几乎想都没想就带着400万和一帮工人杀向南京。那确实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但是工程完成后,我们却收不到工程款,因为跟我们签合同的人并非真正的甲方,而是一个二道老板。在工程快要完工时,二道老板偷偷卷着钱跑路了。那时候相关法律还不健全,连个人身份信息都无从查起。工人是我叫去的,工程是我们干的,却白干了,工人只认我,人家工钱还得照付!

付清大部分工人工资离开南京时,我不但身无分文,还欠下一屁股帐。这次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当时我就想,再有工程找上门来,我也没有脸面叫回那帮兄弟帮我打拼了。于是我发下毒誓,再也不做包工头!

回到老家,我蒙头睡了三天三夜。人生的大起大落,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得从头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另寻门路。

包工程的那些日子,手上大把钱,虽然心理压力比较大,但物质生活非常丰富。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想,我也得跟命运开一个玩笑,我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要找一个物资生活条件很差却不用动脑的地方干几年。经过打听,我去了矿山挖金矿。

挖金矿并不等于捡黄金。大山里空气很好,可矿井里,除了劳苦,处处充满危险。每天收工回来,总有一位老矿工跟我抽烟聊天。当他听说过我的经历后,极力劝我再次回到深圳。他说你这种人就适合在深圳发展,深圳也极放需要你这种性格和脾气的人。替人挖金矿?金子都被老板拿走了,我们得到的只是矿渣!老矿工的话很有道理,我在矿上干了一年多,并没挣到什么钱。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我得再次走出大山寻找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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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再来,从普工到企业主

1996年,我25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可能才刚刚踏入职场,但对于小学未毕业的我来说,已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江湖了。这年春天,我再次走出大山。我没去广州,也没去深圳,我去了东莞虎门。听人家讲,虎门的服装厂很多,还有一个大批发市场,好多人在这里做服装生意都发财了!那些年,我已经从事过多种职业,却未正儿八经做过买卖,我得试试做生意。

一无本钱二无经验,从何入手?用现在的话说,练摊!我卖过拖鞋皮鞋、内衣内裤,也卖过钱包皮带、西瓜汽水。那时候虎门的客流量特别大,生意很好做,随便摆个地摊就能挣钱!在虎门,我就是从摆地摊开始翻身的。赚到一点本钱后,我就在服装城租下摊位,做起了服装生意。生意出奇地好,不到一年时间,我又找到了另一条门路:兼营棉花。说白了,就是倒卖棉花。那年头,中国经济像着魔一样,倒爷没几个不发财的,快速的翻本又让我的财富欲望得到了膨胀。眼看着棉花一天一个价疯涨,我便四处筹钱,自己存货,不再满足于抽取微薄的佣金了。

谁知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97年年初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棉花价格一落千丈,我又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面对着人生的第二次大起大落,我的情绪跌到了低谷。可偏偏这时候,一位自称来自深圳松岗的老乡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他三天两头跑来虎门叫我请他吃饭喝酒唱K什么的。先前我有听说过这么一位老乡,却并不认识。交往几次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说了实话。我说我手头还有好多货没出,真的没钱请你吃饭了,下次你就别来了。他却笑笑说,来,怎么不来呢?钱是人挣的,你这么年轻,经历这么丰富,不如跟我去深圳做工厂,做实业!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个小老板,在松岗开了一个塑胶加工厂,因为金融风暴没订单,到处瞎逛。

他最后一次来虎门时,情绪突然高涨起来。他说我不是跟你讲笑的,经济回暖了,厂里好忙,反正你手上没货身上没钱了,呆在虎门图个啥?去我厂里打工,做厂长经理都行!

在这之前我在东莞进过毛织厂,听他们说起开工厂其实也挺挣钱的,我就想,这辈子没读什么书,除了做官做匪,啥都得试试吧!加上我当时在虎门非常落泊,很多人认识我,觉得再呆下去也没面子,便卷着被子就跟他去了松岗。到松岗一看,全厂上下就十来个人,厂房也很小。因为我对生产不熟悉,他便安排我做市场部经理,专门负责业务这块。

那时候跑业务真得到处跑,不像现在坐在电脑前打打字发发微信就把订单搞定了。工厂有了专门的业务经理,加上整个制造业的飞速发展,要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手上就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这三年里,也是亮彩塑胶厂突飞猛进的阶段,利润非常丰厚!发现开工厂这么赚钱,一向不太安分的我就有了新想法。

2001年年底,我提出辞职申请。老板很不想失去我这个业务骨干,但想到我这些年的功劳,又不好拒绝。

我从亮彩出来开厂只有几万元本钱。好在调色部有一个女孩子也有出来自己干事业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合伙在松岗开了一家小小的塑胶加工厂。眼看着厂子有点起色了吧,可这女孩子又怀孕了。她说她结婚带小孩不是一天两的事。为了不耽误工厂发展,她提出了退股。于是工厂从资金到生产一下子面临着巨大压力。怎么办?这时另有一个人提出入股,我只好答应了他。他入伙以后,我就得负责工厂的生主管理,接单采购什么的全由他和他妻子掌控。随着他的资金注入,加上我多年来的业务资源和生产经验,特别是在我在香港注册了艺盛塑胶有限公司,接单非常方便,仅仅2002年,工厂就赢利200多万。

俗话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可生意场上,特别是合伙生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茅盾自然就产生了。我的合伙人总是能找出不同的借口想跟我摊牌。

苦心经营,收藏、餐饮全面开花

合伙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摊牌是很正常的事情。2003年,情况已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他首先提出来,要么我离开艺盛,要么他离开。谁留下来,谁就给钱。经过折算,明显我的钱不够买下工厂,唯一的选择就是我离开。固定资产好算,但客户这些无形资产怎么分割?厂子是我开的,香港公司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所以艺盛这块牌子我得带走。现有的客户呢?归他!但是,半年前未曾来往的客户我可以接单,半年后不再下单的客户我也可以开发。意思就是说,我这一出去,以前积攒下来的人脉资源几乎全归零了!

有了这次经历后,我下定决心,对于做工厂这种事情来说,最好单打独斗。2003年到2005年,是我在松岗经营工厂最艰难的时间!好在艺盛这块牌子还在我手上,好在艺盛的品质已经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半年之后,陆陆续续就有订单朝我这边分流过来了。两年后,我的厂子越做越大,而我的合伙人,因为经营出了问题,没怎么折腾就关门了。

考虑到公司的长远发展,2005年,我决定把工厂搬到沙井来。沙井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离石岩、宝安都比较近,交通也挺方便,周边有我们大量的客户。我的首先之地就是新桥庄村的新发工业区。刚来沙井时,虽然方方面面的环境还有诸多不足,但制造业欣欣向荣的势头非常适合塑胶行业的发展。加上我们兼营色母,客户资源也日益丰富。与此同时,结合生产实际,我又在中山新开了一家工厂,由弟弟全权打理。

然而,就在事业顺风顺水时,2007年的经济危机突然杀到,营业额从300万突然下降到50万!房租水电怎么办?工人何去何从?工厂的存亡关系到几百个家庭的生计,也关系到数十家供应商的存亡!虽然沙井街道再三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希望制造业能留下来,但最根本的订单问题谁也解决不了!更可怕的是,先期的货款迟迟收不回来,工人情绪很不稳定!为了准时把工资发到大家手上,我四处奔走。先前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听说我要借钱,绝大多数都拒绝了,甚至有人连手机都关了,连朋友也没得做了!好在这时认识了沙井新桥的本地人老石,在他和他朋友的帮助下,我一步步度过了难关。

总结这些年来的经历,特别是到了沙井之后,我觉得每到关键时候,总会遇到好心人好朋友大力相助!当然,这期间我也做过几回好人。随便举个例子。在我工厂最艰难的时候,有个香港客户的公司倒闭了。他已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说小余啊,我实在没法维持了,欠你的货款,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付清了,但我心里一直记着,就算哪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也记着。他的一席话说得我眼泪就快流出来了。我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这点钱就算了。后来又有好几单货款收不回来,但我知道,他们确实遇到难题了,基本上我也不再追问了。生意人嘛,谁能没个难处呢?

我能挺过2008年,也跟我的一项决定分不开。在经营最困难的时候,我跟工人们开了个会,我说愿意留下来跟公司共患难的,我表示欢迎,实在不想留下来的,我们按照相关规定,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结果呢,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工人们不愿意离开,厂子里又没什么事做,怎么办?我们只好调整作息时间,由两班倒变成三班倒,同时成立研发部门,加大公司转型力度,果断购进新设备,积极研发新产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增加了双色注塑成型设备。这一新技术的及时引进,为公司的后期发展以及智能设备的配套生产赢得了商机。这也足以证明,无论什么行业,只有看准市场走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随着公司的稳步发展,我对自身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半文盲,我必须尽量多跟文化人打交道、学习。一直以来,我对茶文化、文玩以及书画收藏都特别感兴趣。后来,我又对美食行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我觉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吃不但是一种文化,更应是一种享受。2012年,我把茶叶、名酒、棋琴、书画、文玩等雅物融入饮食行业中,率先在中山创办了龙雨堂特色餐饮。客人们既可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高雅艺术,同时还可对心仪之物现场交易,深受大家喜欢。

近年来,随着沙井的重新定位,其发展潜力难以估量!基于这一点,去年底,我把龙雨堂的经营模式引了过来。我们在中心路维也纳酒店旁边的分店经过半年试业,已赢得大量沙井及周边地区高端客户的青睐。

作为一个14岁就浪迹天涯的穷小子,在当下的深圳,我算不上特别富裕,在物质生活解决之后,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如何让生活更有意义?值得每一个人深思。人生的内涵不是看你活了多少年,也不是看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看你为谁活着,怎么活着。目前,就我而言,一方面既要经营好企业,让每一位员工在沙井乐居乐业,也要尽力打造更舒适的生活空间,让越来越多的沙井人享受到更高雅更有品质的生活,为“品质沙井”的建设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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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农门”跃出的商界鲸鱼

口述 郭晓林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郭晓林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景福镇人,1977年出生。1994年初中毕业后,为跳出“农门”,考入绵阳农专所属的绵阳科技学校读书,通过竞选,历任班长、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副书记。毕业前夕来到深圳某公司实习,由此踏入职场。经过十五年的卓绝奋斗,从一个月薪100元的模具学徒工晋升为公司总经理。2009年开始独立创业,坚持电子商务+专业公司+小制造的经营理念,已成功创办卡酷尚健康产业、淘你乐电子商务、珍稀奇文化产业、众高城投资等众多品牌企业,并先后读取了清华大学总裁班、清华艺术品投资与鉴赏高级研修班、美国赫斯莱茵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及工商管理和国际法律双博士学位,同时参与及策划了多场高端商会活动,拥有深圳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深圳沙井商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博商同学会副会长、深圳狮子会新会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深圳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深圳绵阳商会执行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是深圳乃至全国的商界达人。

他在深圳创办的“卡酷尚”美颜器具品牌已拥有100多个专利产品和300多个注册商标,主要出口日本、韩国、欧美。其中,美颜棒于2010年荣获“日本销售冠军”,创下半年销售260万件的神话,荣获“2013品牌中国金谱奖”,“亚洲名优品牌”等奖项。目前,“卡酷尚”集团已逐步形成集健康产业、文化产业、无人机、电子商务、物业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集团型企业,有着鲜明的时尚元素与广阔前景。毫无疑问,郭晓林是深圳沙井历练出来的特殊人才,是一位有着宏观意识、世界视野和大胸怀大格局大志向的企业家。

跳出“农门”,像鱼一样寻找适合自己的那片海    

从小,我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我的老家在四川农村,地少人多,父辈们的生活相当不易。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跳出农村,能去村里找份工作,家长有面子,自己也显得有出息。我学习成绩很棒,1994年初中毕业就考上了绵阳科技学校,开启了跨出“农门”第一跳。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到城市,从那时起,我就告诉自己,要走一不同寻常的路,不只是身份要脱离农村,我的大脑、思想都要摆脱“农民意识”。从意识形态出发,我给自己设立了成长的方向和难度。在校期间,我潜意识地陪养自己的口才和组织领导能力,通过竞选当上了班长、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副书记。 

虽然我的成绩非常优异,但是,我选择了一条异于常人的路,高中毕业前夕,我没去考大学,被推荐到深圳一家机电设备公司实习。在当年,“深圳”这两个字已成为一种符号,是年轻、拼搏、创造、追梦的代名词。我知道,我未来的方向就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端。

但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半年实习期满后,我得自谋出路。那正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工作非常难找,我个子比较瘦小,加上刚从学校出来,没什么经验,没能进到大型企业,进了一家连暂住证都不给办理的小公司。没有暂住证,我们白天在车间拼死拼活,晚上还得四处躲藏,甚至躲到坟地里,搭个帐篷过夜。跟我同去的有些伙伴受不住煎熬,先后离开了深圳,但我咬牙坚持了下来。我相信,只有撑过最艰难的时期,才会拥抱灿烂的明天。

在我打工的第一家公司,我把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灵活变通,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每天,我去车间比人家早,走得比人家晚,有时候,为了搞清一道工序的原理,改进一道工序的做法,或者设计出一款客户满意的产品,我常常跟师傅一道加班加点,甚至奋战通宵。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之后,我就做到了模具厂的主管。那年才19岁,车、钳、铣、刨样样在行。模具制作虽然设备很重要,但更关键的,还看你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凭着精湛的技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老板给了我这么重要的岗位,我就得尽心尽力为他创造出更多财富。慢慢的,工厂原来的几个模具师傅都被陆续辞退了,因为我一个人已几乎可顶替他们的任何位置。

2000年,我和我所在那间公司在南山西丽已小有名气, 就有公司来“挖”我。出于原厂老板对我的信任,我一再推辞。但是,对方惜才如命,那位老板“六顾茅庐”,希望我能跳槽去他的公司。见他比刘备当年请诸葛亮还有诚意,盛情之下,我就去了博江科技有限公司。

在博江公司,我一干就是9年,从主管、经理、副总经理,一直做到总经理。在我的努力下,公司从几十人发展到高峰期近700多人,这在模具行业是相当惊人的。那整整9年,我不计较回报,拼命付出。为了钻研业务,我自己花钱买的电脑就用坏了3台。我刚入职时,每月2500元,9年后,做到总经理也才5000元,但是很满足。工钱多少并不很重要,我只想证明自己很优秀!我的表现令老板折服,他就把业务全给我打理。

除了车间生产管理、产品研发,我在别的方面也特别用功。跟客人谈生意,核算产品成本,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方方面面,我都特别注重。在我的早期打工阶段,就开始了多元并进、同步成长的特点。凭借我的技术,到了博江科技有限公司之后,我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新型产品。比如,我们以硅胶为原料制成的隐形文胸,带动了中国整个有机硅胶产业。2005年,我们公司生产的硅胶保鲜盖,产品一上市就异常火爆。还有硅胶无绳拖鞋,粘在脚上就可走路。

到了2008年,我们又做了船形减肥拖鞋,并申请了专利,同时拓展电视购物营销方式,开启了中小企业从产品开发、生产到销售的全新模式。

在博江科技公司9年时间里,虽然我在业务上成绩不凡,始终坚持创新,但无论是做主管、经理,还是后来做到副总、总经理,都从未跟老板提过要求。即便后来的几年,老板已经把业务和管理全部交给我打理,甚至很多客户都误以为我是老板,我仍然从未计较过自己的得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打一份工,你就拿你的那份工钱,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而且,就算我现在自己做企业,我也会坚持原则,我要从价值观和知识构架上修炼自己,要把目光放远一点,步子迈开一点。虽然我来自农村,但我不能被小农意识束缚。一个人从乡下来城市,不仅仅是身份的改变,更重要得从自身修为上提高,做一个真正的有前瞻性的现代市民。当然,作为一个商人,就更应遵循这一准则,鸡肠小肚,干不了大事。随着事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我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在多次演讲中,我始终强调两点,第一,要塑造自己的正能量;第二,要有道德底线。企业家不但要创造财富,更要做良知和道德的坚守者和倡导者。

与此同时,我还始终如一地关注新的营销模式,如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实践证明,我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沿,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也为我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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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卡酷尚”, 做大做强时尚健康产业

2009年,我离开所在的公司,创建了卡酷尚健康产品集团。

当时的深圳,可以说,无论是社会构架还是经济发展都已相对成熟,再难有早期大把的机会和创业空间。但之所以敢于跳出来,自己创业,我有我的底气。

决定从干了9年的博江公司离开时,我首先做了两件事:第一,提前半年,把公司的一切都做了妥善安排,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转;第二,在博江公司,我做了多年总经理,所有环节都了如指掌,所有客户都成了我的朋友,按常规讲,我可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工厂,但是,我却改了行当和产品,博江公司做过的一切产品和业务我都不做。这是我做人的价值观,刻意为自己的创业设立难度和挑战。我觉得只有这样,我的创业才有激情,我获得的成就才有说服力,业界才会尊重你。我喜欢挑战,这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我把公司开在沙井,也是看准了这里的发展潜力。我公司的名字叫“卡酷尚”,由日语KAKUSAN-かくさん(郭先生/郭小姐)译音而来。我们以“健康快乐、时尚生活”为理念,集健康、美丽、时尚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主要产品“卡酷尚美颜棒”,灵感源自日本,其主要市场也在日本。2010年,我们在日本的销售额占总产量的50%以上,月零售量达50多万支。这是一种用于脸部按摩的时尚产品。我在市场历练久了,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判断:大家都认为非常好的,不会火;大家都觉得有点概念但没有确切用处的,才可能火。这说起来既玄乎又在理,就像一首唐诗或一幅国画,很有中国味道:一目了然无潜质,可琢磨的东西,才值得期待与拥有。所以,当时我日本考察,看到类似产品,便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感觉:必火!后来,还真火了!

创新商业模式,拓展企业规模

在我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里,各种各类的脸部按摩器多达几百种。虽造形各异,色泽不同,却一律的精致、小巧。事实上,这类根据物理原理制作的美颜器具,在日本已形成成熟行业,任何的家电商场都有专区,有长排的柜台出售这类产品。松下、日立、东芝等大型家电厂商,都有生产这类产品。

而在中国,这类产品几乎还是空白,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拓展空间和思考领地。为此,我们注册了卡酷尚品牌的45类相关商标,并明确提出,要缔造中国美颜器具第一品牌。

除了拓展国外市场,在国内,我们还首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电子商务发展之路,即F2BC商业发展模式。 F代表工厂,B代表电子商务企业,C是消费者。F2BC模式,就是生产工厂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销售商和进行自我零售。

在常规商业模式中,一般的工厂多是替客户加工产品,本来产品质量不错的,但有进行专业包装就自我零售。在未来商业竞争不断加剧的环境下,中国工厂的生存将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必须降低各种成本。F2BC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盈利模式,它完美地将F2B、B2B、B2C模式结合,降低了工厂的生产销售等各种成本。以前做加工,太简单了。随着房租、人工、原材料等不断上涨,那些纯粹的加工业,在未来只有死路一条!在多年以年,我就觉得未来企业一定要做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商业模式应该而且一定是电子商务+专业公司+小制造。

事实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套经营模式,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提出的拯救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6+1”升级整合思想也是不谋而合的。郎咸平认为,现今的中国制造业,除了单纯的制造外,一定要整合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料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个环节。因为只有这六大环节才是整条产业链中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但是,我比他早五年就看准了这一点,并付之于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今的企业,动不动就讲扩大规模。大固然好,但不能一味求大。盲目扩大,很容易稀释资源,失去掌控。许多百年老店,如北京的同仁堂、南昌的亨得利、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真正保存下来的,都是不大的门面和一块用诚信铸就的金字招牌。卡酷尚品牌要做成百年老店,就一定要保证“大”与“小”的有机结合,有大的野心,有精而细的小做法,而不是盲目求大,好大贪全。

由于我们找准了一条独特的F2BC商业模式,看准了现代人寻求健康生活姿态心理的企业文化和定位,卡酷尚公司自创建以来,发展速度非常可观。2010年4月,卡酷尚硅胶电子公司扩张到150人。因为与日本宝岛社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在日本火爆销售。2010年6月,公司规模再度扩张到500多人,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年销售额过亿。

我们除了与日本宝岛合作,还与香港SASA、OLAY、卓越、阿里巴巴等公司深度合作,并荣获阿里巴巴“2012品牌供应商”称号,连续两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成为行业界第一个登上央视的品牌,先后在CCTV-1、CCTV-4、CCTV-NEWS播出,这意味着,卡酷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已经达到行业内的最高端水准;2011年,我被评为“宝安十大风云网商”,卡酷尚品牌的成长故事先后被《博商》、《深商》、《新博商精神》、《中国中小企业十年成长风云录》等著作收录。

摆脱局限,重设格局

我来深圳快二十年了,回想当初,我18岁不到,从三台农村出来,怀揣着梦想来到深圳。那时的深圳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么现代化,那时真是受了很多常人没受过的苦,遇到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想起那时因为没有暂住证东躲西藏,有些同伴甚至被迫跳楼,我就为深圳能发展到今天感触良多。我当时唯一的信念就是既然出来了,就坚决再也不要回农村去,不要再像父辈那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我时刻牢记,一定要摆脱农民意识。什么是“农民意识”?在我看来,就是摆脱自身的局限,摆脱发展的局限,要跳出去,要有大格局,就像现在做卡酷尚,你就得做国际品牌。

为了摆脱局限,形成自己人生和事业的大格局,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放松学习。我先后加入了清华大学总裁班学习、攻读美国赫斯莱茵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同时攻读双博士学位,包括工商管理和国际法律。

因为不断学习,我对许多事物有了清晰而通透的认识。意识到幸福不与财富、声望、地位同步,而是来自人的心灵感觉。基于此,我重新提出了公司的理念:“健康快乐、时尚生活”。简言之,就是给有钱人、富有的人,提供能带来健康快乐的产品,对没钱的人,帮助他,使他同样拥有健康和快乐。健康了,快乐了,还不够,还要与时俱进,那就是时尚生活。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开始从事各类商会活动及慈善工作。目前,我是深圳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深圳沙井商会常务副会长、深圳狮子会监事 (2015-2016)、博商慈善基金副理事长、深圳市四川商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绵阳商会常务会长,博商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众多的商会活动和慈善工作虽然让我深感分身无术,却也乐在其中。因为,目前国内乃至世界商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组织商界精英,实施和承担社会责任。未来的社会,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很多的功能将由商会完成。

同时,在学习和积极融入社会组织的这一过程中,也让我对做企业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做企业不能做单一的产品,必须多管并进,否则,经济形势一旦变化,就会被打的措手不及。我必须对企业的新一轮产业发展提前布局。目前,我们组建了文化产业(深圳市珍稀奇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无人机航拍(深圳市帝翼飞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商务(深圳市淘你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物业投资(深圳市众高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装饰设计(深圳市帝马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等旗下多家公司。

如今,我们总部位于沙井的卡酷尚,其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已达到行业内高端水平,产品以先进、时尚、高品质等优势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我们相信,随着沙井全方位发展,我们的事业同样会快马加鞭,如日中天。我看好自己,看好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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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键时候做出正确选择

口述 周庆祥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周庆祥 1974年出生,湖南平江加义镇人。中共党员,深圳市家和美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粤港澳•深圳平江商会宝安分会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初中毕业后,开过小餐馆,跑过出租车,做过振升铝材长沙总代理,包过工程,开过酒店。2007年南下深圳创业,从线材代加工做起。2013年企业转型,着力打造智能家居品牌。环保、低碳、健康、时尚的新型智能晾衣机“家和美”已形成独特的品牌风格和产品特性,从产品的研发、制造到销售,有着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体系,其销量遥遥领先于国内同行业其它品牌。目前,他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晾衣机全球第一品牌”不懈努力,为沙井的小微企业发展树立新标杆。

来深圳前已事业有成

我来深圳前的情况,可能跟大家有所不同。来深圳之前,我在我们镇上也算小有成就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当时企业做得多么强大,而是我的经历比较丰富。

我是1974年出生的,老家在湖南平江。我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我排行老幺,从小比较调皮,没有念书的天赋,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了,但我的姐姐和哥哥们成绩很棒。我大哥是恢复高考后我们镇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姐姐和另一个哥哥也是大学生。这可能跟我们的家教有关。虽然我父亲在那个年代没读什么书,但在村里做了四十多年支部书记,对子女的教育相当严格,知道文化的重要性。老家在农村,又是山区,穷得很,那个年代的村干部就是图个名声,我们的家境并不比一般人家好多少,加上孩子们都要上学,没法在农业社挣工分,所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虽然我爸也希望我像哥哥姐姐那样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但读书就跟做生意一样,是要讲天分的。我现在也说不清当时怎么就那么调皮,反正就是不想上学。15岁初中毕业后,我去了长沙,学了几个月厨师,跟人家借了点本钱,开了个小餐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真好做生意,随便摆个摊儿就能挣钱。开了两年餐馆,1991年,我17岁,就拿到了驾照。虽然餐馆生意不错,但我觉得辛苦,拿了驾照后,就跑起了出租车。跑了四年出租车,我大哥觉得不对劲,说我天生会做生意,别荒废了,就介绍我去卖铝材。

那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到处搞建设,什么行业都有市场。我这人脑子比较活泛,适合做生意,不多久就成了振升铝材在长沙的总代理。

在长沙赚到第一桶金后,2000年,我回到了老家,在镇上盖了房子,开了一家全镇最高档的饭店,名字也挺响亮,沁园春酒店。一提到沁园春,大家就会想起毛主席那首非常著名的词,大概是托了他老人家的福,酒店的生意特别好。加上不用出房租,菜品的成本降低了,客人可以得到更多实惠,所以回头客特别多,生意越做越好。

我经营酒店的时候基本没费什么心思,大部分都是请人干。我这人从小就不喜欢仅仅是靠自己卖力气挣钱。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加上我文化不高,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所以,在经营酒店的同时,我也去承包一些修桥补路的小工程,创造更多收入来源。

就在我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时候,2007春节,跟我同村的一位老乡从深圳回家过年,来我酒店喝茶,跟我谈起他在深圳开厂的事,让我突然改变了人生的航线。这人就是深圳飞天鹰公司的吴总。他给我讲述了他在深圳创业的经历,说我那么年轻,有头脑,有冲劲,不如跟着他去深圳开工厂。

这个吴总跟我是同村老乡,以前只是听说他在深圳开厂,至于做得怎么样,做什么,还不是十分清楚。因为当时我一直呆在内地,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偏见,以为只是那些在老家实在不好混或者出去躲计划生育的人才往深圳跑。当时我还是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在老家干得挺顺呀,去那边业务不熟悉,能干成什么事呢?

深圳的经商环境令人叹服

我的思想最终还是被吴总做通了。作为一条村长大的伙伴,我是被他的真诚给打动的。对于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来说,我最终没能抵挡住来自深圳的诱惑。我揣着100元万存折,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去开辟新的商业领地。

到了深圳一看,吴总的飞天鹰公司远比我想像的更具实力。宽敞明亮的厂房,先进的现代化设备,井井有条的生产线,车间里全神贯注的员工,办公桌上一叠叠厚厚的订单,让我眼前一亮。但是,当时沙井周边的交通环境和治安环境又让我生出不少担忧来。想到自己是来做正经生意的,而且是帮吴总做加工,生产上有保障,我的心又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赶紧购置设备,装修厂房,招聘工人,以最快的速度投入生产。

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做电子产品的线材,主要是做飞天鹰的零配件,是吴总的供应商。在订单稳定、工人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加工厂得到了飞速发展,短短的五年时间,生产规模增长了五倍。

随着沙井交通、治安等各方面的改善,我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到了深圳之后,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经商环境比内地好多了。一是交通物流非常便利,二是人才济济,三是客户密集,四是原材料的采购非常方便,五是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特别是最后一点,很重要,当地政府的目的是让企业做大做强,以税收改善投资环境,加大财政投入,搭建客商合作平台。而内地的做法呢?你企业首先得投入,得自己修路,自己盖厂房,这种税那种批条,搞得你精疲力竭。很多投资项目生产线还没建起来,老本就被啃得差不多了。深圳它不一样,它所有的政策都是便于企业的良性发展。深圳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所以,我来深圳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或去别的地方做生意。深圳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经商还是打工,只要你用心经营,安心做事,都有很多机会的,都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这是一个尊重人才的地方,是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地方,它不像别的城市有排外思想。来这里创业的,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大家相互包容,彼此信任,文化、饮食、思想兼容共存。以我自己为例,我就读了个初中,但人家不会觉得你没文化而排斥你。只要你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客户就给你下单,只要你做事认真,能完成管理交待的任务,你就不会失去饭碗。深圳它只认结果,不关心这事情是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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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必须转型升级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各种瓶颈,深圳也不例外。首先,深圳地盘不大,但社会经济相当发达。作为政府的决策层,他们也会考虑整个地区的长远发展。城市的发展空间日益狭窄,所以随后就出现了城市化,盘活土地,为后续发展腾出空间。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落后产业就面临着淘汰。这种淘汰既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也有政府方面的引导。客观规律方面呢,首先是底层民工的待遇急需提高,外来民工的最低收入得有保障,企业的成本就得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大量市政建设的扩容,房地产就成了香饽饽。房价一涨,企业的成本又得上升。但是,由于制造业发展过快,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积压,产品单价却上不去。我刚来深圳时,员工每月也就六七百块钱,但到了2012年,涨到了三四千,五年翻了五六倍。作为代工小微企业,很多公司撑不住了,要么倒闭,要么搬迁,要么加大投入转型升级。当时,我们也面临着这种困境。

2012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融到了智能家居这个行业。随着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全球智能化、各行业智能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对于家居行业来说,也面临着诸多的发展机遇。当时我就觉得,智能家居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非常大,是公司转型升级的最佳选择。于是我开始着手考察相关市场,深入研究行业走向,最后决定从“美丽阳台”做起。

由于房价持续走高,高楼大厦铺天盖地,我们的生存空间反而变得越来越狭小。阳台是我们回到家里休闲的最佳地点,但是,在智能家居出现之前,我们的阳台上往往横着一条铁管或绳索,冬天,衣服晾上去十天八天都不会干,夏天呢?刮风下雨也容易把衣物搞脏。而且,干家务的都是妇女或老人家,收挂衣物也极不方便。而智能晾衣机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家和美公司始终坚持“引领时尚,品味生活”的产品创作理念。在产品功能上,力求贴近生活,实用,高档,做到科技与人性化的完美结合。在产品形象上,充分发掘经典之美,大胆引入时尚元素,使产品精致而典雅,高贵而不失活泼,可以说是格调非凡。在品牌定位上,我们进行了“只为品味女人做架衣”的精准定位,先后开发出“启和、智美、雅致、风尚、经典”五大系列二十多款产品,可以说是款款精品,款款融入女人的心。我们的发展历程,可以形容为一场“阳台革命”,它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更是现代家庭阳台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丽风景。

所以,对于制造业来讲,无论你怎么升级怎么转型,首先得做到这么几点,一是实用,二是美观,三是有发展潜力,四是得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五是尊重人才。前面几点好理解,我重点说说最后一点。我只有初中文化,刚来深圳时,我也非常不习惯。在家毕竟是做服务业的,整天也就是陪客人喝喝酒聊聊天打打牌。但是到了深圳,情况完全变了。你做一个产品,首先得知道它的成本、生产工艺和制作流程,得学会怎么跟客户和供应商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是,产品是人做出来的,你还得学会怎么跟工人相处,让工人干得既开心又安心。头几年,我对于工厂的规章制度很不理解。有时候我看到员工做错事了,管理人员说他们,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对于员工是非常爱护的。当然,后来也遇到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工人,才慢慢懂得,一个工厂是一个集体,必要的制度还得有,没规矩不成方圆嘛。到了现在,我们公司的大学生比例占了三成,从研发设计到市场开拓,必须得有一帮年轻有文化有干劲的人才。在这个优秀团队的带领下,我们公司得到了迅猛发展。

企业做大做强才能更好回报社会

我们家和美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电动智能晾衣机。它可以自动升降,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特别适合老年人和孕妇。它有自动风干、紫外线杀菌、消毒和美化阳台等多种功能。经过近几年发展,我们拥有了十多项专利,业务研发人员达三十多人。目前,我们的供应商单单是沙井和福永就有40多家,带动了众多其它行业的发展。今年7月份,我刚刚参加完广州建博会,赢得了一大批中外客商,收获非常大。

在2012年初期,我也为公司的未来走向非常头痛。服装、五金、塑胶、皮革制品等传统行业几乎都到天花板了,能坚持下来的实在不多,几乎没什么利润可言,生存很艰难。转型之后,我做得非常顺利,可以说,在沙井甚至整个深圳,树立起了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标杆。目前,我们家和美公司拥有10000平米的厂房,拥有多条大型生产线,引进了非常先进的产品加工工艺,通过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管理,已成为全球晾衣机专业制造的重要基地,年出口和内销晾衣机10万台,已从传统的电子来料加工业转型成技术含量相当高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下设营销中心、研发部、工程部、品保部、物流部、企划部、售后服务部、人力资源部等多个职能部门,现有员工300多人。我们实行模具、注塑、smt、插件、喷丝、组装、售后服务一条龙程序化管理,生产全程实行tqm质量化管理、48小时整机老化测试等。

公司之所以能取得长足发展,跟我做过多年的五金制造、电子产品生产有关,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善于把握市场,有一批相当出色的研发团队和市场开拓者。我们有电子高级工程师5名,结构、五金高级工程师4名,ID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等10多名。同时,我们聘请了国内外行业知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我们充分利用十多年技术沉淀的资源优势,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专利战略等模式,进一步增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保护,加大了智能家居产品相关技术领域的推广应用力度,注入了“环保、低碳、健康、时尚”等元素,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我也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作为粤港澳•深圳平江商会宝安分会的秘书长,我们在公司总部举办过多次年会。我也经常参加各种别的平台活动,比如,在由中国建博会主办、TCL智能家居承办的智能与建材家居“跨界与融合”系列论坛上,我着重讲解了智能晒衣机的特点,深受与会客商好评。当我讲到遥控升降、LED照明、风干消毒等产品特点时,不少外国客户拍手称赞。目前,我们的北方市场(北京、山东、山西、辽宁等)已趋向成熟,全国各地的代理商、经销商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2015年,家和美陕甘宁、云贵川市场的成功开拓和华北、华中、华南等市场由点成线再成面,逐步形成了家和美全国代理销售网络。截止2015年年底,我们的地级市代理已覆盖全国90%,县级市代理已覆盖全国70%,我们争取2016年年底实现全国100%城市都有代理商。

来到沙井的这些年,我常常想,家,是父母给的,一个和美的家,就应该给父母最好的回报。它不一定要豪华,但一定得温馨。现在我们长大了,得为父母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当时我就想到了做这么个产品。父母做家务时,特别是晾衣服,在我们看来 “触手可及”,但是对于日益年迈的父母,有时真的很困难。现在简单了,轻轻一按遥控,衣服就“升”起来了,不再需要吃力地使用晾衣叉,衣服再多也不怕。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也没忘记加强自身修养。2003年在老家时,我就入了党,后来还做过街道办的副主任。目前,我既是粤港澳•深圳平江商会宝安分会的秘书长,也是支部书记。同时,我还加入了深圳狮子会,尽心尽力做公益,助残、助学的公益活动经常参加。2012年,我们平江商会给老家的镇上捐款100多万,建了一个球场,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赞扬。在做公益的同时,我们也加强了企业文化建设,对公司员工实行人性化管理。无论你是普通员工还是高层管理,无论你在什么岗位,我们都非常尊重。企业是大家的,只有企业做大做强了,员工的福利待遇才会提高,只有员工的福利待遇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才会提高,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同样,我对沙井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我来到沙井后,一直没离开过,也从没想过哪天会离开。最近几年,各级政府对制造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可谓空前。在深圳,无论融资环境还是经商平台,都远远好于别的城市。比如今年,刚刚结束的宝博会,甚至是沙井分会场,都为我们免费提供了招商平台,这让我们做大做强小微企业充满了信心。

现在,我已经把家安在沙井了,在这里买了房,孩子也在这边上学,我看好沙井未来的发展。11号地铁已经开通,前往中山的新通道也在建设中,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将落户沙井,而且据说,就在我们工业区附近,洪田这边,要建一座大学城。我相信,过不了几年,咱们沙井就会赶上宝安甚至市区的繁荣了。

我在关键时候做出了正确选择,但目前,仍有不少传统制造业日子相当艰难,我希望企业主能跟上时代步伐,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更希望有关部门在政策导向、融资渠道等方面,给予我们小微企业更多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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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引领时代新发展,书写劳模新篇章

口述  陈华瑞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陈华瑞,196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1988年来到深圳平湖打工,1993年到宝安沙井,创办深圳畅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陈华瑞获得过诸多荣誉:“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锋共产党员”、“文明市民、道德模范”、“优秀来深建设者”、广东省第十次、十一次党代表、“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劳动模范”。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一个农民家庭,生活非常艰苦,同龄人吃过的苦,我都吃过。改革开放初期,作为闽东的边缘地区,交通很不便利,发展也很落后。我的家靠海边,我们这些农民,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有空打打鱼养养虾什么的,没别的门路。1979年高中毕业后,我在家乡开始做点小生意,另外养一点鱼虾贴补家用。后来搞填海造田,农作物面积增加了,却又连年发生灾害,很多地方又荒了,种了也没收成。

那时候听说很多人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要想实现梦想就要去深圳,而且深圳的工资比我们当地高很多,我当时也十分向往、很心动,也特别想去深圳看一看、闯一闯,但又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交通不方便不说,没熟人,没亲朋好友,没地方落脚,语言又不通,各方面都有障碍,很多人去了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1988年,我26岁,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我才来到深圳,进了平湖德保塑胶厂。踏出家门的第一步时,我就下定决心: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发展空间大,我一定要趁年轻,从基层做起,好好把握机会,拼一下。

当时德保塑胶厂只有十几个人,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流水线工人,一开始我什么也不懂,觉得很稀奇,一颗颗塑胶米怎么就变成塑胶产品了呢?当时条件很艰苦,我刚从农村出来,没有技术,没有经验,但是我不怕吃苦,体力劳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厂里安排什么我都非常极积的去做!工作中不懂的我就问,心想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得起老板开给给我的这一份工资。当时对我最大的阻碍就是不会说广东话,那时厂里大部份都是广东人,他们普通话也说得不好,有时,一句白话一句普通话,工作中很多事项说得不清楚,沟通交流不方便。于是,我就到书店了一本学习广东话的书,睡觉前就拿出来练习练习,平时看电视我就看广东台。3个月后,我就会说白话了,解决了工作中沟通交流难的问题。

在德保塑胶厂那时年轻,只有一股干劲,工作中主动去帮技术员做事,目的也是自己多学习和多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知识,平时就利用业余时间自我学习,进厂半年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感觉个人的进步和各方面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被提拔为工厂总管,管理着厂内大小事务。担任总管期间,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我每天想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想的都是怎么把工作做好,怎么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作效益。担任总管三个月后,老板开始重视了我,后来,一些生产方面的业务老板让我与客户去接触、去谈,有时候忙到深夜甚至天亮。短短3年时间,这个二十人的小工厂就发展到了600多人。

有一天,这位香港客户找到我,说他想在深圳投资做一家自己的工厂,希望我帮他打理一切,如果我不帮忙,他就放弃投资了。当时我想,自己出来几年了,有一定的基础,也想出去做一些更大的事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谁甘心当一辈子打工仔呢?机会就摆在面前,岂能错过?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我读书时就是班干部,乐意帮忙,养成了团队协作的好习惯。在厂里的那段日子,同事们跟我处得很好,他们都舍不得我离开。但是,我知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机不可失!那一刻,眼看着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被深深感动了。当时我就想:出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干,干出成绩,服务社会,服务员工。

1993年9月,带着满腔热情,我来到了宝安沙井,创办了深圳畅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并被委任为公司总经理,具体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刚到沙井时,条件非常差,新沙路窄窄的,四周一片荒凉,当地人爱讲土话,我听不太懂,他们也听不懂我的话。公司初创时期,规模很小,十分艰苦:只有21名员工和7台注塑机,工厂面积不过1500多平方米,每年产品2000多万个;生产、销售都相当困难。20年后,公司已经发展到最多1800名员工,150多台注塑机,厂区面积近4万平方米,销售的塑胶产品由1993年的2000多万个增加到现在的6亿多个。产品销往美国、日本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厂的第二年,在一次公司的管理层例会上,我就提出了我们要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员工有机地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上下齐心,团结奋进,共同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于是,我就促成公司率先成立了工会组织,为当时近百名员工建立了自己的“家”。当时,这在沙井的私企中成立工会组织,还是很少见的。工会成立后,结合公司的实际,开展一些富有自己特色的工会活动,如:舞蹈、歌唱、生日会、看电视、看电影等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同时,工会还创办了月刊,大家可以把身边发生好人好事、管理论谈、个人情感、随想等之类的文章写下来投稿,工会安排专人排版,发到每个职工手中相互学习,通这些活动为广大员工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和活动的平台,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园,大大提高了效益,也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工会模式成功后,我又创建了羽毛球场、篮球场、医务室、工人联谊等活动项目和场所,让员工们在工厂里都能享受到各种文体活动。我甚至还在天台搭了烧烤架,节假日或员工生日 ,工厂免费提供食材给大家。所以,一个公司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文化。企业效益好了,员工能自觉劳动,以厂为家,生产才会顺畅。生产搞上去了,公司才能更好发展,才有能力回馈员工,回馈社会。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员工人数的不断增多,我意识到,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工作活力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我和董事们商量,成立党组织。但是,港商董事们都不同意。其实之前成立工会也有很多人反对。我说,以工会为例,成立之后,不仅没有阻力,工人们反而更团结了,公司的业绩连年增长!我们成立党支部,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效果会更好!2004年,在我多次的说服下,公司成立了党支部。经党员大会选举,我担任党支部书记。随后,我又在工厂相继成立了团委和妇女会。于是,深圳畅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是沙井最早健全党、团、工、青、妇组织的港资企业。

在党群工作开展中通过企业党员、群团主动参与、主动服务,使党群组织成为企业发展的促进者、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劳资关系的协调者,让企业主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对企业大有帮助,从而接受并支持党建工作,同时,坚持从正面引导入手,在企业主与党群组织之间建立沟通协商制度,及时解决事关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重大问题和员工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共同协商解决的办法,拓宽党组织与企业对话的平台,赢得企业主的理解,信任支持,并对党建工作的大力支持,为党建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有组织就要有活动,有活动就需要活动阵地。为了方便党群组织开展活动,我多次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先后促成公司投资40多万元,装修了一个近200平方米的党支部办公室和“党员之家”活动室,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党员员工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党支部成立后,效果立竿见影。每当公司有重大事情或活动时,都是党员积极冲在前面。2006和2008年,我们党支部被深圳市评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7年,我成为深圳市唯一一位农民工党员代表出席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更要发挥先锋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了。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常常会提出反应民工生活及现实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重视。我们基层代表的很多提议都得到了采纳,民工的心声被及时反应了上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改善。看着深圳一天天变好,我心里也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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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时,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遇到了困难。受此影响,我们全体党员率先垂范做表率,带头通过改良工艺、开展岗位培训、革新管理制度、节约水电、降低成本等举措,帮助度过危机。08年我还是支部书记,由我组织开展了一场“集群智、聚群力,我为企业献计献策”活动,并且在会上,我向公司全体职员工承诺:企业和员工永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永远视员工为亲人,公司将努力实行“不裁员、不减薪、不拖欠工资”。员工也纷纷表达了“爱企业、守纪律、争做贡献,陪企业共渡难关”的承诺和心愿。最终和员工携手共济、风雨与共、共渡难关,齐创和谐,公司与员工谱写了“企业爱员工、员工爱企业”的和谐篇章。后继,我们的工作模式得到了推广,一次在宝安区相关会议上,我代表百家企业向外来劳务工作出郑重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拖欠、不减少福利。实现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促进双向维护、劳资双赢局面的形成。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也得到了众多企业的响应,受到了社会及领导的广泛好评,既为宝安留住了人才,也为企业迈过了一道坎儿!

随着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如何把握外来劳务工人员的思想、生活、学习、工作动态等方面的问题,帮助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成为企业解决实际和潜在问题。我公司已组建了以管层、党员为主的义务宣传员、调解员、信息员“三员”队伍。多年来,“三员”队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积极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加强政企沟通,维护企业稳定,为促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开厂至今,从未发生一起劳资纠纷,为企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消除职工心中的疑虑,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我们把党建工作引进生产车间,广泛开展“一对一”结对共建活动(即每一名党员结对一名职员工或多名)。党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谈心等工作方式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动态,倾听他们的心声,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他(她)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职工群众的整体素质,做到热情、耐心、细致、用心,真诚、贴心,通过人对人、面对面、心连心的方式,给予他(她)们思想上、精神上的鼓励。每个党员根据本部门(车间)职工的实际,以关心爱护困难职工为前提,深入车间了解调查摸底,摸清楚职工的思想动态、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家庭状况、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找准问题的症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切实帮助职工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模范先锋作用,引领全体员工积极向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除了抓思想建设,我们也抓文化建设。为方便员工读书学习,2008年,我联系宝安区图书馆,在区领导的支持下,建立了沙井首家劳务工图书馆。图书馆藏书达3万余册,同时配备了40多台电脑,免费提供给广大员工上网、学习和阅览资料,并向社会开放,成为沙井唯一一家企业劳务工图书馆。

尽管公司厂房极度紧张,但我仍然说服老板,将室内原料放于露天,腾出场300平方米的场地建立了党群服务中心,投入大量资金配备了学习、培训设备和娱乐设施,为广大员工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和活动平台。这些形式多样的党群组织活动,不仅丰富了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活力和工作热情,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此同时,我还在企业内部建立了“畅鸿工会基金会”,专门在企业员工最需要的时候,献上公司和党组织的关爱。

在我们公司,员工的利益是摆在首位的。我提出要做到“三必谈”“四必访”,即:新进员工必谈,受到表彰、处分员工必谈,工作调动和重要岗位轮换员工必谈;员工生病住院必访,遇到天灾人祸必访,生活困难必访,员工思想波动必访。当时,有位叫赵娟的员工,在外面遭遇了车祸,起初以为是皮外伤,车主扔下2000元就走了。回到公司不久,她连站立都困难,经医院诊断为脊椎骨折。面对昂贵的医药费,她几乎崩溃了。了解情况后,我立即前往医院看望,并拿出2000元,组织3名员工轮流护理,同时,动员香港股东和全体员工,捐款20600元,解了她的燃眉之急。逢年过节,基金会都会投入较大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开展多种文体活动。为方便广大员工和家乡亲人联系,我个人拿出专项经费为每间员工宿舍安装电话,为每层宿舍安装热水器,保证全天热水供应。另外,员工几乎都来自外地,孩子留在家里,成了留守儿童,这对员工来说是一份牵挂,是一份精神负担。他们和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家里困难,平时回去要花1~2个月工资,大多数人都舍不得回去。另一方面,家里的医保也不健全,家庭成员生病了,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党支部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心窗,方便员工免费打电话回家。当年,电话费还很贵,这为他们省下不少钱。当时,沙井街道妇联也在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我们的想法是,在暑期,让孩子们来深圳,感受改革开放的变化。出来后谁看管呢?功课如何解决呢?我提出,工会和公司出钱请一些老师教他们画画、唱歌、做作业,带他们坐地铁、旅游景点、吃麦当劳、做游戏。我们还帮孩子们买了2个月保险,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这些活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家长们很感动,觉得自己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关爱,觉得深圳很温暖。那些孩子,缺少父爱母爱,有的有一些心理障碍,我们也会请心理老师帮忙辅导。我还亲自上阵,为孩子们讲课谈心,让他们知道父母的艰难和对他们的爱。有一次,在和孩子们过集体生日时,我让他们感谢父母,把蛋糕喂给爸妈吃,他们很听话。一开始,大家有点羞涩,但当孩子把蛋糕喂到嘴边时,父母们都抱着宝贝哭了,非常感人。

暑期快结束时,公司又搞了一些精彩有趣的活动。在工厂里,看着那些展示成果,区里的一些领导流下了眼泪。其实,类似的亲子活动很多,每年都做,比如让孩子们体验父母是如何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带着孩子去过马路、做义工、培养他们的好习惯等。这几年,我们对留守儿童开展的工作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去年,中央电视台也下来做了专门的报道。

我始终认为,当一个人生活逐渐富裕时,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应该怎么更好回馈社会。从2002年开始,我每年拿出2万多元资助贫困学生,有5人从高中读完大学,目前,已有两个走上工作岗位。个人的力量有限,一有机会,我就动员大家一起来助弱扶困,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上了五年学没有一个书包,一直都用塑料袋装书。当您把那崭新的书包、本子、文具盒和2000元送到我们手中时,我们感到了真情暖意。陈叔叔,你送来的不止是钱,还送给我们希望和未来。谢谢您!”这是当时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麻布岗中学高一年级学生王燕、王鹏给我写的感谢信。至今,这些信件我都保存着,这是我来到沙井后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多年来,我也先后捐出数十万元为家乡修路建桥,盖村委会办公楼,并带头捐资筹建老年康乐中心。在各地遭遇自然灾害时,我也积极捐款。我的所作所为,得到了社会认同,200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这给我很大触动,从得奖的那天起,我就告诫自己要更加努力,更加关注员工,更好地服务社会。2010年,我又被评上“全国劳动模范”。这也激发我在宝安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专门做技术创新,也带领一些人做一些关爱活动。这些年来,尽管感觉自己离那些优秀的人还很远,但有多大力就会出多大力,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回馈社会。我一直强调,“农民的儿子绝不忘本”!我只是有幸赶上深圳发展的好时光。如今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回报国家、回馈社会?值得每一位思考。现在的中国,一日千里,只要我们人人都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我相信,国家肯定会一年比一年强盛。近年来,沙井各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地铁通了,空港城也开始建设了,这种发展趋势和速度是我们从来都没想到的!在社会上,不论你处于什么角色,不论你是何种身份,只有热爱本职工作,踏实做事,好好做人,以厂为家,以人为本,有了大家,就一定会有小家!有了大家,也才有钱养小家。只有企业与员工双赢,这样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这样的国家才会有希望,这样的地方政府才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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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脏我一双手,干净千万家

口述 段美涛  整理 段作文

人物简介

段美涛 深圳市维利亚物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祖籍江苏,1957年出生于江西高安。1974年高中毕业后,做过搬运工、泥水工。1978年考入江西省宜春卫校中医专业,毕业后在高安市计生委工作。1985年经考试录取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回原单位任职副主任。后下乡挂职,先后做过村干部、镇委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兼人大主席等。1997年,出于对人生价值观的重新思考,辞去公职,来到深圳鹏丽陶瓷有限公司,任行政经理。2000年陶瓷厂解散后,依然留在深圳,辗转于沙井、福永等地,从环卫清洁做起,把一个仅三人的清洁服务部发展成为一家拥有360余人的物业清洁服务公司,业务遍及深圳各区,东莞、成都、江西等地均有分公司。多次被评为深圳市、宝安区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等。其事业的转折点源自沙井,对蚝乡人民有着来自内心的感激和热爱。

从党委书记到打工仔

我的生活经历,在深圳甚至全国都比较有特点。我是40岁那年才来到深圳的,至今已在深圳工作、生活20年了。来深圳之前,我是内地镇里的党委书记,从国家干部到普通打工仔,在今天,可能有很多人难以理解。但我确确实实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

我今年正好60岁,说起来,生活经历还是相当丰富的,工人、村干部、中专、大学、打工者、创业者一个不少。我父亲是百货公司的营业员,母亲务农,平头百姓一个。我上小学、中学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习的大好时光。1974年,高中毕业后,高考已停掉,我在家先后做过5年多的搬运工、泥水工。到1978年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宜春卫校中医专业学习三年后,全校一百多名毕业生,绝大部分都下基层医院,只有两个人留在了县城,我是其中之一。组织上了解到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就学非所用地安排我到高安计生委上班。四年后,国家计生委、教育部为培养人口学人才,在华东师大举办首届成人大专班。经推荐,通过全国统考,我被录取脱产读两年。学成回到原单位,次年提拔为计生委副主任。后来市里组织年轻干部去基层挂职锻炼,我任组长挂职村委,任支部副书记两年。

1991年,我被派去基层乡镇工作,任高安市黄沙岗镇委副书记,第二年,当选镇长,后来又任镇委书记兼人大主席。作为一方主政,我严格要求自己,不负重托,努力工作,为当地办实事,大力发展经济,几乎没有正规休息过。当时领导班子团结干实事,地方经济上了新台阶。我步入政坛十六年,干部群众对我有诸多评价,其中有三条我觉得很欣慰:一是实干;二是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三是不贪不腐。到了1997年年初,出于对人生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又值家乡一位企业家的盛邀,我辞职来了深圳,在沙井附近的鹏丽陶瓷厂做行政经理。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不少人奋斗一辈子都难爬到乡镇正职的位子,你怎么舍得?我说,我百姓来,百姓去,没有落差。我告诉自己,以前天天在台上号召群众勤劳致富,现在自己丢掉铁饭碗,能不能养活自己?我要搏一回。于是,我两手空空地来到了深圳。

干最脏的事,挣最干净的钱

这个陶瓷厂是香港老板承包的,当时有好几百名员工。厂方给我的待遇是月薪5000元,另外免费提供一套住房,这可比我在老家做镇委书记强多了。当时我在家里,月薪也就300元,每天一元钱下乡补贴,总共330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我在这边做经理,成天东跑西跑,见的世面多,接触的新事物也多,发挥的空间特别大,自身价值得到了很好体现。从精神层面讲,也不比在家里差。在老家做公务员,常常有心无力,有力无心,使不上劲儿。我的性格和天性让我厌烦种种的社会潜规则。我是一个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干事业的人,体制让我感觉身在官场好累,主要是心累!在外资企业,我通过努力工作,得到了厂方的认可,精神充实,觉得付出有回报。

但是,我来了没多久,金融风暴就发生了,加上别的原因,陶瓷厂的生意越来越差,到了2000年初,就难以按时发工资了。几百号工人,等了三四个月仍拿不到工钱,不少员工很消极,闹情绪,劳资纠纷一触即发。我作为一名1983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一名厂方的行政人事管理人员,觉得要协调关系,既要体谅厂方的困难,又要妥善安排员工的生活。我主动找不少员工谈心,也向厂方反映大家的合理诉求,最后得到妥善解决,没酿成群体事件。记得当时我们厂还有另外三名党员,是中层管理,我们分头做了大量工作,关键时刻,方显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为工友们争取权益的同时,我自己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工厂说倒就倒了,自己该何去何从呢?非常纠结。那时候我已经43岁了,已步入到中年人的行列。一无技术,二无资金,就是很多年轻小伙子也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离开工厂后,我来到沙井,在壆岗租了间小房子,三天两夜没出门。我一直在想,是继续呆在深圳呢还是回老家去?回老家吧,亲朋好友怎么看我?“孬种一个”!不回去吧,留在深圳我又能干什么呢?你说你做过镇委书记,谁信?人家信了又怎样?你说你做过行政经理,但那也只是陶瓷厂的经理呀。你懂车床、钻床么?你会焊锡上螺丝么?你会炒菜会卖洗发水么?你一个四五十岁的半老头子,去人家公司扫地还得托关系呢!

工作没着落,更大的麻烦跟着来了。当时呢,我在沙井按揭买了一套房,还欠着老家朋友五万块钱没还,一下子失业了,那种滋味可想而知。没本钱,没技术,这是现实。既然是现实,那你就只能去面对。那段时间,我在沙井一边找工作,一边继续思考,自己接下来究竟要干什么?能干什么?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从最脏最累也不需要很多本钱的行业做起,那就是做环卫,做清洁。刚开始没有一家稳定的客户,只能做些零单,疏通厕所、下水管、小型装修、钟点工、洗地板、搬家拉货样样都干。

当我决定干这一行时,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能理解,都觉得我不但丢了家人的脸,也丢了一名党员干部的脸!你一个大学生,一个镇委书记,一个公司经理,在深圳,怎么就沦落到这般地步?你可是被表彰过的先进党员啊!当年人家为了表彰你,推荐你去某街道做“两新”党委副书记,还特地跑去江西调查过,证明过你一清二白、堂堂正正啊,你干什么不行?非得去干常人不愿干的脏累活儿呢?有前途吗?

面对一个又一个质问,我只说了两句话:虽然这是世界上最脏的活,但挣的是最干净的钱!一分钱一滴汗,我不坑蒙拐骗,方便群众,服务社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父辈对我的忠告。在高端行业,我算不了什么;但在清洁这个相对低端的行业,我有自身优势:生长在一个纯朴的家庭,从小吃过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和党多年的培养,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多个岗位锻炼过,文字口才能力都不错,为人善良守信。这些都可以胜人一筹。与其到大企业做个“凤尾”,不如自办个小企业做个“鸡头”。

事业在沙井起步

2001年8月,我和三个朋友合伙在沙井成立了金利桥家政清洁服务部,开始了我人生中的另一段里程。我们租了一个二室一厅的房子,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和两部旧单车,做起了通下水道的“买卖”。那时候,通一回下水道,30块钱。偶尔,也会接一些搬家、搞卫生的小活路。干这些,靠的就是力气,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多少本钱,虽然利润很薄,甚至入不敷出,但做的人仍然很多,竞争非常激烈。从成立之初,我们就进行了正规注册,以良好的信誉和服务以及吃苦精神打天下。但是,初入行道,没什么稳定的客户,活儿不多,接连亏损了两三年。

而在这之前,我在陶瓷厂上班时按揭的那套房子因为断供,面临着银行清算,我不得不回老家借钱。后来房子保住了,但所借的五万块钱却难以还上,老乡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债。人嘛,用我们老家的话说,扶胜不扶败。你顺风顺水时,人家高看你;你倒霉透顶时,就会看扁你!借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也都能理解。为了还清债务,我忍痛将13万买来的房子,还经过装修的,15万就卖掉了。

虽然刚开始困难重重,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我相信,只要以诚待人,以德服人,以质量胜人,最终会迎来转机的!我更相信,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更新,清洁服务行业是一定大有作为的。你想想,人们对生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自愿从事这种又脏又累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别人不愿干的,对我来说就是机会。所以,当时我就认准,这并非什么低端产业,而是具有相当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我之所以在沙井坚持了下来,大体可以概括一下:

一是靠坚韧不拔的信念。在连连亏损的两年里,有两位合伙人动摇了,要求退股,大家决定散伙。我独自一人承担了全部亏损,全额退还了他们的股本金。在此困难时刻,有一位叫席民安的同志,他来自陕西,一位汉子,也是合伙人之一,一家老小都在深圳,在公司前途渺茫之际,他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不离不弃,守望相助。他说他认我,与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决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还动员全家来支持公司的事业。我怕连累他,退回他的股金。他说让我先用着,打个欠条以后再还。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两新组织”党支部的领导。既使是现在,从他的衣着,谁都看不出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这种精神,还有这样的好伙伴,支撑着我坚定地走了下去。我亏了,但不会永远亏下去,因为我的精神不垮。

二是靠团队精神。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能吃苦非常敬业、有凝聚力的团队。我们深深懂得,只有把活儿干好了,人家才会给你钱。我作为公司负责人,在最初的三四年里,几乎每单业务,我都在现场。跟伙伴们一样,只要人家电话打过来,刮风下雨都得赶过去,无论钱多钱少,有钱就干。记得有一次,在新桥一家酒店通厕所,两三个小时都未疏通。在这个行业,“通”是硬道理,不通分文没有。我们于是赤膊上阵,用手掏,用脸盆端粪水,硬是苦干加巧干成功了。这样的例子光在沙井就发生过好几次。其实,工作方面,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个别客人的偏见和歧视。有一次,我们一位伙计接了个活儿,可能堵得不是特别厉害,三两下就搞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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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建设者,还是深圳原住民,在历史前进的大潮中,都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品详细记录了深圳沙井16位建设者的个人创业史,其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就到深圳的侯桃林;让党旗在日本企业迎风飘扬的李国庆;靠八头小猪起家的董事长张焕香;紧扣时代脉搏的创业精英深圳本地人蔡伟昌等。

深圳的飞速发展不但改变了千百万外来建设者的命运,也改变了深圳当地人的命运。

大潮起珠江,扬帆立潮头,十六位建设者的创业历程,既是中国私营企业发展史的缩影,更是一代深圳建设者的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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