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都”崛起之路

作者:廖天锡

      曹孝义(注:只参与十一、十二两节写作)



引言:银都荣耀

 

永兴是湖南郴州的一个山区县,古时称南蛮之地。

1979年以来,永兴人把全国各地的工业废渣、废料、废水买来,从中回收(简称“三废回收”)出不计其数的金、银、铜、铁、锡;铅、锌、钯、铂、铑;铟、镍、铋等三十多种有价金属,其中尤以白银的产量和品质著称于世。

永兴原是农业大县,如今这里的农民冶金炼银,成为名副其实的特种工业强县。

2004年10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正式授予永兴“中国银都”称号;同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授予永兴 “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和“国家稀贵金属再生利用产业化基地”。永兴不负重托,每年利用处置各类工业“三废”100多万吨,年产白银约2000吨,黄金约7吨,其它有色金属约17万吨。为国家环保和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没有银矿的中国银都”。以致白银界传出一句“笑话”:“永兴白银市场一感冒,全球的白银市场都要打喷啑。”

“中国银都”的称号给永兴带来无尽的荣耀。

“中国银都”崛起的步伐从明末清初永兴柏林人南洋淘沙一路走来。这一走,走了三百多年。

 

一、  南洋淘沙

 

柏林原叫白泥塘。

白泥塘土地瘠薄水源奇缺十年九旱,庄稼颗粒无收的年成司空见惯,一首民谣唱出其无尽辛酸:

白泥塘,穷地方。

烧柴烧檀香,喝水喝肉汤;

山上光茅岭,满垅禾焦黄;

常年只种不见收,十年总有九年荒;

养女莫嫁这鬼地方。

为求生存,明末清初起,白泥塘人背井离乡下南洋淘沙。

千年百载的水流运动,在某些河道的泥沙里有极其罕见的金颗粒。把金颗粒淘洗出来的劳动叫淘沙金,简称淘沙或淘金。淘沙金的人叫淘沙佬。淘沙佬的主要工具是一个船形木盆,他们把沙铲进木盆,两手扶着盆沿在水里不停地摇摆,让水渗进去,带出一层沙;渗进去,又带出一层沙;泥沙随水而去,留在盆底的是金沙;有时极少极少,有时什么都没有。黄金自古天赐,淘沙佬无可奈何。

但白泥塘的淘沙佬不信“天赐”之说,认为淘沙一靠悟性二凭技术。首先,他们发现金沙藏于河湾,得出“河直无金”的结论;其次,他们知道哪种河湾有富金,有富金的河弯能淘出一颗一颗的“瓜子金”、粉末呈条状的“狗毛金”;管面对金矿的河口叫“迎门山”,那里说不定能淘出罕见的“腰带金”;河的出口叫“关门嘴”,那儿该淘“翻墙金”。

发了财的柏林淘沙佬回到家里置地建房。

下南洋淘沙之前,柏林人还有一谋生手段——冶炼地砂——从别人丢弃的金属废渣中提炼出锡铅铜铁。冶炼地砂的人称地砂老板。永兴没有金属矿藏,地砂老板是自带工具去外地流动作业,虽说苦,但收入比一般农民高。而与南洋淘沙发财的柏林人相比,地砂老板感到惭愧。于是他们中也有人下南洋淘沙。

南洋的金号老板专收淘沙佬的沙金提纯,地砂老板由此得到启发,你们提炼纯金和我们冶炼地砂的技术不就是一个娘养的吗?淘沙佬整天苦泡在水里,得的是小头,你们赚的却是大头。而后又发现南洋有很多金银手饰店,手饰匠一般在楼上作业,经火吹出的灰,用锤子叮当叮当打出的渣都是掉在楼板上。年深日久,楼板上积满了含金含银的灰和渣。店主的楼板要换了,地砂老板便包揽换楼板的业务,新楼板由店主买,旧楼板抵工钱。当地人都笑话地砂老板傻,却不知他们把旧楼板烧成的灰,放入船形木盆在水里摇摆淘洗,灰、渣随水而去,留在木盆里的沉淀物经加工便是金银——地砂老板把淘金技能与冶炼地砂的技术结合在一起,迈出了传奇性的第一步。由此及彼,把沙金提炼成纯金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的眼光又从淘金场转向金矿——水碾漕上的污垢、水碾漕外的泥土、矿工穿过的草鞋、洗脸洗澡水都有回收价值。由此走出一条变废为宝的黄金道。

到了清末民初,他们开始在长江流域沿线城市如成都、重庆、长沙、南昌、南京、上海;沿海一带如福州、泉州、广州、广西、北海从事三废回收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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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英进港

 

也不知是哪年的清明节,白泥塘淘金老板们相约回家祭祖扫墓时,酒席上谈起“白泥塘”这个地名听起来很穷,现在大家都发了财得改个地名,左议右论取其谐音改为柏林。

柏林人曾歃血为盟立下规矩:“绝技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但经一百多年演变,盟誓依旧,内容却在悄悄变化,至亲至友暗暗相传,淘金队伍越来越大,回收技术越来越精,路子越走越宽。他们不开金场不办金矿,但变废为宝的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与金场、金矿老板同样鼓胀甚至更加鼓胀。

腰包渐渐鼓胀起来的柏林淘金老板,各自有了新的活法。

有的热衷于吃喝玩乐。

金场也好金矿也罢,全是青一色的男人头,偶尔出现一个女的,不论好丑都视为仙女下凡。淘沙佬和矿工的生活艰辛而寂寞,吃的方面毫不吝啬;玩的方式,除了赌就是嫖。每当腰包鼓胀,觉得自己需要发泄时便进城潇洒一次。手捏得紧的找下三滥的婊子;觉得自己要高傲一回,按柏林人的说法要当 “爷爷”时则取悦名妓。慷慨地挥霍一次,一、两个月的收入拱进了女人的荷包。头脑一热,全忘了平日的汗水辛劳。事情过去也不后悔,他们认定“人生在世,上为一张嘴,下为那条腿。”艰辛是必然的,花费也是应该的。当淘沙佬时尚且如此,当了老板后更不在乎。

在这方面,柏林淘金老板也是少见的聪明。他们的厂办在金场或金矿附近,在厂子附近开辟一块坪地,搭建一排排茅房,作为专供邻近乡村女人和淘沙佬、矿工约会取乐的固定场所,俨如城里的烟花巷。

金场或金矿每月发薪那几天,通往金矿或金场的路上格外热闹。装扮一新的女人结伴而行,一个个花枝招展俏模俏样。她们去干什么?旁人和她们互相心照不宣,旁人不鄙弃她们,自已也无羞怯之感。从起初的遮遮掩掩到后来的自然而然,一切显得似乎合情合理。她们和淘金汉子或矿工热热烈烈爱过一番后,只领受汉子们大方给予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仍然回赠给和自己亲热过的男人。还把随身带来的鸡蛋、花生、布鞋、绣花烟袋等等默默塞给男人,相约下次见面日期,显得极为善良纯朴多情。根本不像城里的娼妓那样贪婪和寡情薄义。

当然,老板们是不会往那些茅屋里拱的。他们有固定的女人,选年轻漂亮的长期包养。有的还不止一个,有的两个、三个甚至走马灯似的轮番换。饱暖思淫欲,古今一理,也不足为奇。

第二类是添置家产。

白泥塘穷,到处是土坯茅草屋。但凡淘沙佬都建了青砖瓦房,购置田土山林,津津乐道地当起了土财主。

到了清未民初,柏林淘金老板中涌现出一批精英。他们不象第一类人得乐且乐;也不把眼光停留在购置房产田土山林上,他们开始走上海下广东,进香港、澳门这些经济繁华的地区发展。

咸丰元年,伍福林第一个进香港开炉冶炼。

1910年到1920年前后,曹祖昌、谭纪宁、李体祥、郭通郡、郭通洲、郭通理和刘坤相继进港。其中,李体祥起传带作用,刘坤极具个人特色。

李体祥生于1891年,家境贫寒,生性聪敏,在漂泊动荡的生活中向长辈学到了冶炼技术。1911年,他只身前往香港以冶炼为业,经几年努力,创立香港林祥号金铺。1930年,他带小妹夫郭通洲进港;之后郭通洲先后带弟郭通理,侄子郭永昌进港。他们走的是依家族血缘相传的淘金路。

刘坤比李体祥小九岁,家中一贫如洗,12岁即跟随舅父陈南胜到广西柳州学习冶炼技术。柳州社会治安混乱,四年中,他与舅舅两次遭抢。为求生存,刘坤16岁便出走香港。在香港呆了三年未能发展,只好回到老家做点小生意。

1925的一天,邻乡樟树的曹子芳对刘坤说他到安南(即越南)做过生意,西贡的金铺多,回收冶炼师傅很难找。刘坤以给胡志明军队当挑夫的身份到了西贡。几经周折,发现一家金铺有个很大的废水池已十几年未清理,经多次讨价还价与老板达成协议:废水池由刘坤负责清理并就地冶炼,炼出的金银对半分成。刘坤赶回老家,带着三个朋友赶赴西贡。他们从这个废水池的废渣中回收出黄金240斤。刘坤四人各得30斤,陡然暴富。他的三个朋友买田买地建房过起了土财主的日子。刘坤却再次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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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港澳金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柏林有不少淘金老板畏惧“共产”纷纷逃往香港、澳门。极具代表性的有郭永昌、李孝善和尹戒非。他们的奋斗,使柏林冶炼在港澳名声鹊起。

1947年,23岁的郭永昌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李清进港。

郭永昌只读了四年小学,13岁起随父亲郭通郡、伯父郭通州、叔叔郭通理到香港谋生,小小年纪便随父亲背起生活的牵绳。往返于香港和柏林之间,十年艰难困苦的锤打炼就了他精明练达,为人处世左右逢源的能力。

1952年,郭永昌与伯父郭通州牵头联络旅港柏林老乡在石硖尾创办同盛祥冶炼厂。妻子李清开了家同盛祥米行。同盛祥冶炼厂在港籍湘人中声誉很高,只要是湖南人到了他们那里,无论有无事做,一概留食留宿;有人要回大陆,同盛祥提供路费。

1953年5月,石硖尾发生了一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六个村上万套住房付之一炬,五万民众无家可归。

也是怪,熊熊火势窜至同盛祥米行,长长的火舌快要舔到米行的屋檐时,风向陡转,燃往他方。郭永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郭振华呆呆地看着陡然拐向的火势,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颤抖着声音对妻子说:“振华命硬,把火挡走了,我们不必逃难了。”

火灾过后,郭永昌仍然经营冶炼厂,李清仍然经营米行。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各金银洋行老板大量收购从大陆走私过去的袁大头银元,请冶炼人熔铸成银锭销往印度。铸锭技术简单,原料由洋行提供,冶炼人只收铸锭加工费,其中吞吐量最大的是香港大森洋行。当时的柏林冶炼老板在香港没有名气,郭永昌不能与大森洋行的老板见面,只能从二流的金行进货。

与大森洋行来往最密切的是号称“香港银子王”的艾务成。艾务成白脸青筋眼小头大行为刁钻古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他从大森洋行买进袁大头熔铸银锭也只赚加工费,业务量很大,但偏偏抬价去抢郭永昌的货源。

生意场上抬价抢货源是正常现象。郭永昌资金短缺底气不足不敢抬价,倒是妻子李清鼓动丈夫去大森洋行和艾务成抬价。永昌说:“万一艾务成又抬价呢?”李清说:“你再抬。”永昌又说:“我们没那么多钱。”李清说:“这种时候,你不要和他比钱,要比胆。他那一麻杆的样子,凭你的身胚也要压倒他!”

郭永昌去大森洋行抬价让艾务成非常恼火。他随即来了永昌家,进屋扫视一眼讥讽道:“住这种破房的人也配和我抬价?”

永昌正要发火,李清过来笑嘻嘻地说:“艾先生,话不能这么说。房子旧点能住就行,抬价主要靠钱撑腰。永昌,把钱箱打开让他见识见识。”

其实,箱里钱不多,倒是有湖南老乡要钱应急时写下的一大把借条。数额大多是每张千把几百不等。李清拿起一张在银子王眼前晃了晃,说:“这一张是三万,要买一两套房子还不是咳声嗽那么简单!我们不买房,我们准备买地皮建高楼大厦!你不是要抬价吗?用袋子提着钱去大森洋行当面往上码!永昌,打电话叫马鸿兴、郭通熊过来。”

新加坡的马鸿兴、台湾的郭通熊是真正的大亨。银子王一惊,赶紧往开避,说不和你讲我和永昌讲。

李清却不依不饶,说你不配和我的永昌讲,站起没他高,坐下没他大,样子没他帅,做生意又不讲仁义,只配和女人讲。

银子王受了羞辱,抬出黑社会来威胁。

郭永昌无名之火陡起,指着银子王吼道:“好!明天,你带人来把我家铲平,我只要哼一声,十天之内,湖南老乡给我恢复原状。然后,我带人铲平你家。敢不敢?敢就接个掌。”

“接掌”是认赌的最高形式。接了掌,哪怕是火坑也得跳。

银子王心虚,灰溜溜地走了。

过了几天,银子王派人来讲和,提出双方都不抬价抢货。永昌说这事不能由你说方就方,说圆就圆,我已和大森洋行讲定了价,中途变卦,以后谁还和我打交道。

与银子王较量的来龙去脉很快传开,大森洋行老板单独约见郭永昌。郭永昌一表人才,往大森洋行老板面前一站,觉得很对味。他亲自给郭永昌倒了一杯茶说:“我计算了一下,按你开的价买货,你是白做,没有一点赚,这是为何?”

郭永昌说是为争一口气,钱亏了可以赚,气亏了没法补。

大森洋行老板问永昌能做多大的业务。郭永昌说可大可小,朋友多。大森洋行老板说,光洋铸锭只赚加工费,分给朋友做,你进不进利呢?不进利,你是白忙;进利,还算什么朋友?郭永昌说,生意场上向来是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生意归生意, 朋友还朋友,讲定之后,各赚各的。我给朋友的情,朋友会还我的义。

郭永昌的回答令大森洋行老板非常满意,称郭永昌是人中豪杰。当即拍板以赊货的方式先满足郭永昌的需求量,再答应其他人。双方立下规矩,只要提前交货,原料价下浮1%;延期交货,原料价上浮1%。

郭永昌把从大森洋行赊来的货分给朋友们做,不收任何手续费,只要求提前交货,他只赚大森洋行的1%。

就这样,从郭永昌这里领料铸锭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香港安隆金银回收公司也主动向郭永昌提供货源,条件与大森洋行等同。只要郭永昌出面,大森洋行和安隆公司要货给货,要钱给钱,彻底击败了艾务成。

经四年积累,郭永昌成了香港尽人皆知的郭大老板。柏林冶炼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

1978年起,郭永昌开始从政,参与领导60余万人的社区工作。他原本是菩萨心肠,现在有了权力,有人没房住,找他;生活过不下去,找他;谁受了欺负也找他。能办不能办的,能帮不能帮的,他都答应,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他不再冶炼,工厂并入儿子郭振华的“安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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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一直在广东做生意的李孝善回柏林建了一栋六垛五间前后两栋的青砖瓦房。房屋落成只住了一天,尹斯政来信要他立即去澳门发展冶金。他本想拥妻抱妾在家乡繁衍生息,共享天伦之乐。但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外忧内患绞作一团,硝烟四起民不聊生。李孝善带着小婆赵莲妹离开满目苍疾的家乡,在珠江港口登上开往澳门的客轮。次年,生下定国并得知全国解放,他思量按共产党的政策自己将划为地主成份,想回却不敢回家乡了。

李孝善师从尹斯政学习变废为宝的冶金技术。尹斯政思想开明,赏识孝善聪明勤快诚实,打破“传内不传外”的祖训将毕生绝技传给了孝善。

李孝善在澳门发展得很好,在澳门谋生的湖南人,只要找到他,免费食宿,尽力帮助安排工作。但他怀念故土,给三个儿子起名定国、安民和兴邦,表达期望国家安定、百姓乐业、民族兴旺的爱国之情。

1953年,李孝善受国际金融风暴冲击平生积蓄化为乌有,权衡利弊,举家移居香港在一派萧条的大嘴角落脚谋生。他凭冶炼技术一切从头开始,过了七年不太穷也谈不上富的生活,到1960年才稍有起色。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对黄金管制十分严格,只准含量75%的工业用金俗称粗金入口。当时香港的金价比外国高5%。眼光锐利的商家从外国进口粗金请人提炼成纯金赚取高额利润,提炼纯金是香港令人惊羡的技术。李孝善在这方面恰好身怀绝技,很快鸿图大展。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元月一日李孝善磕然长逝,年仅56岁,给赵莲妹留下三儿两女,最大的定国尚未成年,最小的美兰年仅7岁。

料理完丈夫丧事,心身俱痛的赵莲妹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眼光落在定国脸上:“定国,你今年17岁了,弟弟妹妹还小。你是顶梁柱,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

当时,三兄弟正依次在读中四、中三、中二。香港的中学六年制,不分高中和初中。中四相当于大陆的高一。

家庭的变故迫使三兄弟同时辍学。定国带着15岁的安民和13岁的兴邦在大窝坪山边搭建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搞冶炼。

三兄弟读书不多但诚实守信精诚团结,倒是锻炼出了超人的意志和能力,很快抓住了一次商机。

1969年,印度和台湾的金业兴旺,香港众多金商看准这个市场,争相向印度和台湾出口金饰。谁拥有更多的黄金,谁就有更多的利润。无论对商家,还是对冶炼厂,速度=黄金=金钱。经三年实践摸索,三兄弟博采众家之长,自制工具,不断改进设备,不论提纯工业用金还是从三废中回收黄金,已经有了独到的“点金术”,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周生生,周大福这些大亨,为了抢夺商机,都把大量的粗金、废渣交他们提纯或回收。三兄弟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加工,真可谓日进斗金!

到了1971年,香港黄金市场全面开放,冶金厂如雨后春笋挂牌营业但利润骤降。而三兄弟已赚得盆满钵满,大窝坪的简陋木屋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显示财富威严的永昌兴冶炼厂。发展到20世纪末,永昌兴冶炼厂誉满香港。

 

尹戒非原名尹年青,他去澳门不仅是因为自己将划为地主,而是结婚这天的祸兆。

尹年青的婚期是1950年农历腊月初八, 迎亲的花轿抬至离尹家祠堂100米左右的梨树井边时, 轿夫失足花轿跌落, 新娘子郭氏惊出尖叫。读过高中的尹年青神经敏感,把这视为不祥之兆,理解为暗示自己得“背井离(梨)乡”。

之前,好几人串联过尹年青逃港,他没答应。花轿跌落的“祸兆”促使他痛下决心。他把内心的忧虑和逃港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更加迷信,悄悄塞给儿子四个光洋表示同意。

尹年青连日连夜赶到珠江港口,踏上南渡澳门的客轮。

到了澳门,尹年青即投奔伯父尹斯政的徒弟尹昌兴。尹昌兴是经营金银首饰加工的,尹年青对此一窍不通,只能干些煮饭、买菜、扫地的杂活,觉得没有发展前途。他告别尹昌兴,坐一条小鱼船偷渡到香港求职谋生。

在香港,尹年青过了一段近乎叫化子般的生活。那段日子,他到处找事做但累累遭拒,原因是他不会讲粤语打港话。好不容易一家藤椅厂收留了他,但学徒三个月期间只管吃住不给工钱,待学会港话才按件计工。

为学港话,尹年青每晚买五角钱港币的蹲位票看电影。香港影院都是放映港话剧,座位价格层次分明——最贵的鸳鸯座每人88港元,往下依次是20港元、10港元、5港元、2港元不等,最便宜的是幕布前的蹲位票。尹年青一看就是三个月,可等他学到一口流利的港话,藤椅厂倒闭了。

接着,他进了一家织布厂,上晚班——从下午七点至早晨六点。在急速轰鸣的车间干了一晚出来,头重脚轻,看见街上的行人和车子如同水中游鱼,倒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才能恢复听觉。他担心这样下去身体会搞垮,只干了几天便退出来另谋职业。

此后,尹年青相继干过餐厅服务生、当过帐房先生、经营过电瓶、轮胎、金银首饰和塑胶。到1958年,27岁的尹年青终于积累了8000港元。他想当老板经营电瓶。

在当时的香港,谁要租赁门面,得亮出1万5千港元现金,尹年青还差7000元。首先,他想到借,在香港,唯一可借的是伯父的徒弟尹昌兴那里。然而尹昌兴刚移居香港,百事待举头绪繁杂脚跟未稳,不好开口便死了借心。最后,他把这7000港元的出路锁定在“赌”字上。

尹年青带着现有的8000港元来到澳门,在澳门规模最大的中央赌场四楼赌厅开赌,不到三个小时,初涉赌场的他把8000元港币输得精光。八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当老板的理想成了泡影,后悔莫及绝望透顶。他走出赌场,没下楼,而是一步步爬上楼顶,再一步一步捱到楼顶边缘。脚己提起,准备一了百了之际,猛然惊出一身冷汗,他为自己的懦弱行为感到可耻:“死都不怕,还怕活吗?8000元买个教训!只要生命存在,一切可以重来!”

从死亡边缘醒悟过来的尹年青改名为“尹戒非”,决心戒掉一切非份之想,脚踏实地的生活。

尹戒非与之前的尹年青判若两人,他先是来到一家旅馆做帐房先生,不谈工资只图温饱。他善解人意诚心待人,注重社交但不滥用感情,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旅馆生意日渐看好,所得报酬也日趋丰厚。

从1962年起,香港人口剧增电子厂也剧增,这对金银废旧回收提供良好的商机。1964年,尹戒非向旅馆老板提出辞职搞冶炼。老板欣赏尹戒非的能力,知道旅馆不是他的久留之地,表示同意并资助。

电子镀件的金银回收利润远非一般废料可比,干了三年,赢利指数大大超过预期效果,吞吐能力疾速提升,香港的原料远远无法满足他,很快远涉美国、南非、加拿大各地跑原料。

1968年,尹戒非在大窝坪创建宝兴冶炼公司,从东南亚各国及南非与美国等地收购有色金属废料,每年从中提取铅、铜、铋上千吨,年产白银上百吨,黄金百多公斤,成为全港知名度很高的冶炼大亨,为其日后在香港发展多种工商业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末,郭永昌,李孝善父子和尹戒非的出现,他们那种敢为人先和吃苦耐劳精神,为柏林人在港、澳立足发展冶炼业树立了榜样。

1980年后,郭永昌之子郭振华;定国、安民、兴邦三兄弟;尹戒非,还有其他冶炼大亨纷纷回老家探亲、投资兴业。他们把冶炼技术传给乡亲,掀起一波又一波冶炼高潮,对“中国银都”的崛起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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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火点点

                     

新中国在百年战乱的废墟上崛起,当时国库中的金银几乎全都运往台湾,国家对金银的控制特别严格,根本不准民间开采冶炼、贩卖流通。人们谈金色变,三废回收无人问津,柏林冶炼冷冷清清。有幸的是几乎中断的黄金路上尚存点点星火,其中当提到马笃全等人。

马笃全14岁时随舅舅伍允仕在上海学三废回收技术,四年后全国解放,正想一展身手,不料“三废回收”叫停。他麻起胆子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开国元勋陈毅同志写了封信,陈述永兴柏林人有变废为宝的祖传绝技,想在上海办个小冶炼厂,从各种金属废渣、废料、废液中回收金、银、铜、铁、锡,支援国家建设。

半个月后,马笃全收到回复,陈毅同志对马笃全的信作了亲笔批示:

 

此件由华东区金融管理处李子翁与上海市工商局瞿廷山二同志负责处理。采取不挂牌、不公开的形式生产;其产品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收购。

 

在上海市的23个柏林冶炼人如获至宝,立即组成群联工艺社地下营业,炼出的黄金白银凭“批示”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结帐付款。效益效果均好,影响日渐扩大。之后,伍意德、伍允信等柏林人相继组建上海联合冶炼厂、上海德胜冶炼厂、南京紫金山冶炼厂、江西南昌冶炼厂和武汉铜材厂。

1964年,马笃全从上海回到老家柏林。柏林公社书记俞光谋支持他开办柏林公社冶炼厂。没多久,批资本主义开始,冶炼厂成为批判典型。俞书记挨整。马笃全被抄家还坐了七个月牢。

这段时期,柏林冶炼根本不谈规模效益,反招惹是非带来诸多惊恐;炼出点金、银、铜、铁、锡,也炼出一个挨批的书记和一个劳改犯。

柏林人不是不想炼金炼银,而是没人敢教。

1965年秋,李孝善委托侄子李明寿回老家办事。回港时,要小自己20岁的弟弟福盛送他去广州,兄弟俩躺在卧铺上聊家常。车到韶关,明寿突然叹了口气,说京广沿线每年不知要倒掉多少银子。哥哥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福盛感到奇怪,问怎么回事?李明寿说照相馆和医院的定影水、胶片都能变成银子,大陆不懂这个技术,把它们当废物倒掉烧掉,这不是倒掉了银子吗?多可惜!

17岁的福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要哥哥把这个技术传给他。明寿叹了口气说,老弟啊!这个技术在香港是福,在大陆是祸!我把这个技术传给你就是害了你。这次我回乡还债,公社、大队、生产队和派出所时时刻刻严密监视,让我心惊肉跳。大陆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我不能教,你也别学。李福盛想想也是,没再提。

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共产党的革命元勋一批一批被打倒,养鸡养鸭受限制,多种几蔸小菜也要拔掉,国家越搞越穷。福盛庆幸哥哥没把技术传给自己。否则,又批又斗日子没法过。

那些年,明寿和定国、安民、兴邦曾经多次有过回老家探亲的念头,但他们对国内有种莫名的恐惧,一直不敢过来。好不容易等到粉碎四人帮,迎来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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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春风吹拂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如春风吹拂,柏林三废回收冶炼复苏。

第一个闯禁区的是李江兴。

1979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李江兴站在郴州南街制镜厂门口看制镜。制镜厂制镜还是传统工艺,平台上垫一床棉毯;棉毯上平放着或大或小的平板透明玻璃;制镜师傅将硝酸银水倾倒在玻璃上,任其自然流动,然后用涮把涮开涮匀;多余的硝酸银滴落渗进棉毯,制镜台上的棉毯已被硝酸银水浸染得面目全非稀巴烂。师傅涮完最后一帚,叫徒弟把废棉毯丢掉。李江兴从袋子里拿出一床崭新棉毯递上去说:“师傅,你这床毯子给我,这新的给换。”师傅两眼盯着江兴:“什么?讲梦话吧!要就拿去,我们反正是丢。”

“不,真的,一床换一床长期换。”

制镜师傅笑起来,他把另两个平台上的烂棉毯也拿下来换给了江兴,还带他到一个垃圾箱边指指:“这里面还有两床,你要的话,翻出来拿走。”江兴买来一条过滤嘴湘南烟给他们表示感谢。当时的“过滤嘴湘南”是高档烟,师傅们接过烟,一个个张开口笑着,纷纷告诉江兴说郴州有好几家镀镜厂,火车站、东街、西街都有,他们的规模都比我们大。

江兴心里乐滋滋的,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新棉毯八块四角一床,这一天,江兴换了20床废棉毯,恰好用了168元。“一路发”吉利数。

天黑透后,他把这些棉毯放在一个空垃圾箱里烧。棉毯是湿的,烧得很慢,须用棍子不停地挑动、翻转。夜,黑沉沉静悄悄。漆黑的夜里,火光映照着江兴那张兴奋而刚毅的脸庞。一弯牙毛月斜挂西天,慢慢升腾的烟由大变小,由黑变白,天渐渐亮了。

江兴拄着棍子站起,他有些累了。来倒垃圾的居民看着高大的江兴一脸墨黑手提棍子有点害怕,怯怯地往一边躲。江兴叫他们别怕,把垃圾放这里,等下我放进去。然后清扫垃圾箱,把灰捧进两只薄膜袋。

居民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灰,做什么用?江兴回说垃圾烧成的灰,拿回去炼银子。一老太婆对左右悄悄说:癫子,别理他,肯定是癫子?所有的人互相挤眉弄眼,边走边笑:不是癫子就是傻子!这个能炼银子?

江兴怎么会是癫子傻子呢!他用祖传绝技从20床稀巴烂的棉毯中回收出价值1000来元的白银;纯赚800余元,相当当时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两年的工资。

1984年春节,李江兴在香港的岳父回乡探亲时,传给他“走水”技术。

“走水”就是从定影水和废胶片中回收白银的技术。其利润比镀镜厂的废棉毯大,货源比镀镜厂广。

当时,党中央的政策虽说开始好转,但人们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打暴发户”仍心有余悸,李江兴一直是偷偷地搞。赚一笔钱就停下来;花得差不多了,又去走一次水。

1984年冬,永兴县召开农村万元户表彰大会。参加大会的万元户大都是高估全家各项收入才有万把元,但李江兴已有10多万了。他怕露富,说只两万多点。湖南日报记者谭涛峰以此写了篇《垃圾堆里冒出个万元户》的报道,在《湖南日报》发表后,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刘正先后亲临永兴柏林拜访李江兴。

江兴受领导之嘱,打破“传内不传外”的禁锢,将“走水”绝技无偿传给乡亲。由此,“亲教亲,朋教朋”,走水技术迅速传遍全县。永兴农民“走水”走遍了全国各地的镀镜厂、医院、照相馆和电影制片厂。“走水”的农民一个挎包一个团鱼壶交叉着斜挂在两边,挎包里塞两件换洗衣服,团鱼壶里装上浓浓的土茶。在城里找货从不坐车,全靠两条腿跑;也很少吃饭,饿了买包子馒头充饥;晚上很少住旅社,挤在火车站的候车室过夜。穷怕了的农民兄弟舍不得花钱。

多年之后,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了大企业家,捐资修路建桥,捐资建校,扶持贫困学生,支持灾后重建,数十万上百万地往外掏,与当年的吝啬完全是天上地下,那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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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泛滥无序

 

绝技传开,柏林冶炼由此变身为永兴冶炼,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发展到泛滥无序的程度。当时有篇报道称永兴冶炼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说法虽有些夸张,但据统计全县有大大小小的冶炼厂或小作坊四千多家,从业者五万多人。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找货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手段五花八门,送钱送车送美女,从国营厂矿厂家套取巨额利润,各种各样案件接连发生;小作坊建在村边或自家住房旁,甚至在厅屋里砌个炉子点火开炉炼货,排放的烟、尘使成片成片的水稻、红薯、树林、竹林像被火烧过一样;带毒的灰尘落在地上,渗入土中,土地寸草不生;废水流入河塘水圳,鱼死虾亡。乡间邻里纠纷连连,闹得沸沸扬扬。

冶炼人手中的黄金白银逐日增多,银行突然限额收购甚至拒收。他们要的是钱,不想存太多的黄金白银。金银卖不出没变成钱,就不能收废料,就不能钱生钱,心里十分着急。

这时,有人发现广州和江浙一带的金银黑市交易价不但比银行高而且敞开收购。

金银“走私”(实际是贩卖)应运而生。

国家颁布的《黄金管理条例》规定:走私违法。公安、工商部门受命执法联合抓“金银走私”。但永兴县人民政府对“三废回收”持保护态度,规定在永兴境内不抓“金银走私”。 永兴的公安、工商既要要执行国家的法规又要理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只好在县界边境守候出击。一方是金银炼出了总得卖,一方是你卖我就抓。1986年至1988年底,“金银走私”和抓“金银走私”打了将近三年拉锯战。不少冶炼人东奔西跑辛辛苦苦买来货,流血流汗炼成的金银被抓却上告无门,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

冶炼之火若明若灭。

李甲德是最先的“走私”者之一,他走得大走得出奇,结果走进了牢房。

李甲德生于1953年,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只读了一年书但脑瓜子特别灵活,每做一事都与众不同。

1984年“走水”时,别人搞胶片是一吨两吨的买,他从辽宁一次就发来一车皮60吨。

1985年,李甲德就把自己炼出的银条插进子弹袋式的背心,将黄金藏在皮带内前往广东汕头卖给敞开收购金银的周修金;同年,走关系办了全省唯一一本“湖南省永兴县柏林金银加工厂”的营业执照。凭这个执照,他被永兴工商银行劳动服务公司聘为经理,与工商银行永兴支行行长何赞礼成了朋友。

李甲德走水期间,结识了云南省个旧市沙甸贵金属厂的领导,得知沙甸贵金属厂是黄金白银铸锭厂,完成上交国家任务后,有大量的金锭银锭出售。于是,李甲德与何赞礼决定合伙经营金银生意。具体做法是,由工商银行提供资金由李甲德去沙甸贵金属厂买下金锭和银锭,先用车运至柏林,再用车从柏林送往广东卖给周修金。目的是不让沙甸贵金属厂与周修金建立往来关系。

但是,运这么多的金锭和银锭一般的车怕抓怕抢;一旦被抓被抢不仅倾家荡产,而且人头落地。

何赞礼在云南当兵时,与云南军区某领导交情颇深,他答应派军车帮其押送金锭和银锭至柏林。但从柏林送到广东汕头用什么车呢?李甲德竟然买通城关派出所黄所长动用警车并亲自押送。

上述条件具备后,李甲德通过“云南省工商局”和“云南省黄金管理局”与“沙甸贵金属厂”签订了一份金银供销合同。主要内容是:沙甸贵金属厂按黄金每克70元,白银每公斤800元的价格出售给“湖南省永兴县柏林金银加工厂”;“湖南省永兴县柏林金银加工厂”每销售价值100万元的金银,沙甸贵金属厂奖李甲德现金2万元。利用这份“推销黄金白银”的合同掩盖“贩卖黄金白银”的实质。

就这样,李甲德把金银置放在军车车厢里,上盖阳极泥再罩上雨布,从云南个旧一路畅通运至湖南永兴柏林。每次运银锭一吨,黄金10公斤。从柏林运往广东时,李甲德被铐上双手,黄所长以押解罪犯的名义把金银送至广东汕头出售给周修金。另外,李甲德还以白银每公斤1250元,黄金每克130元的价格赊给四个朋友,指定他们卖给周修金。

1988年7月18日,李甲德那四个朋友的“走私”小车被广东海丰县公安拦截,一审牵出何赞礼、李甲德和黄所长用警车“走私金银”的惊天大案。

公安人员用警车走私金银,这还得了!广东公安立即驱车永兴,联合永兴警方火速将李甲德、何赞礼等涉案人员拘捕。

有趣的是,当公安递过拘留证要李甲德签字时,李甲德说他没读过书,写不出。警察问他没读过书,走私金银的胆子为何这么大?李甲德说就是没读过书才胆子大。但他还是生硬地签了名,“李”字在左上方“德”字在右下方,成了三级阶梯,字的笔画象火柴棍一样梆硬。

案发次日,“美国之音”就此发出消息;随后,英国BBC电台、新加坡环球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香港台湾等媒体纷纷报导,称其为“中国建国以来第二起最大的金银走私案”——动用警车倒卖黄金8200克,白银4100公斤,

《黄金管理条例》规定,走私黄金50克即为大案,要判刑坐牢。李甲德何赞礼们搞这么大一个“金银武装走私案”,何判死刑李判死缓。奇怪的是何赞礼没被处死,于2000年释放。李甲德因有立功表现直接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服刑期间,带领犯人冶炼为监狱创收立功,不到十年就放了。

他们该死没死给人们留下一个天大的谜。

按当时的政策,李甲德、何赞礼及涉案人员被抓被判没错。但最后定性并不是“金银走私案”而是“投机倒把案”。还有,按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现在中国金银市场己与国际接轨公开上市交易。永兴人的“金银走私”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或者说,他们的“走私”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金银制度改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李甲德、何赞礼犯的虽是惊天大案但罪不该死,其谜底也可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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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道护航

 

“武装走私金银案”发生后不久,永兴县委办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管理司发来的传真:

永兴三废(废渣、废水、废边角料)回收提炼,扰乱了国家金银秩序,要求立即禁止。

县委办曹主任不敢怠慢,立即把传真交给县委书记李文积。

李文积接过传真扫视一下,皱起眉头问发来多久了?还有不有其他人知道?曹主任说刚到,只有你我知道。

李文积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又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良久才说:“李甲德、何赞礼的案子全国大刊小报登得满天飞。冶炼人中的不法之徒也确实干过危害国家坑害厂家的事,惹出不少官司。上面不知实情,把他们的犯罪行为和永兴的冶炼扯到一起了,传真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我们要稳住阵脚,冶炼人受不起惊恐了。”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在弥漫的烟雾中他越说越激动,“发传真的那个人远在北京,根本不懂三废回收。永兴人变废为宝,提高国家的含金量,增加了国家税收,活跃了城乡经济市场,拉动了系列产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举多得,错在何处?”

说到这里,他提笔在传真上理直气壮写下:

变废为宝,功不可灭,何罪之有?

曹主任提醒书记慎重。他索性又在右下方签上:“永兴县县委书记李文积”。

然后要曹主任传过去。

但李文积陷入沉思:永兴的三废回收惊动了国家货币司,可见影响之大。但至今没合法化,正正当当的事业,倒像做贼一样。怎样才能使永兴冶炼业合法化?怎样才能使这个产业成为有娘的孩子呢?看来,必须为他们撑起一把保护伞。

1988年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永兴县委、县政府的请求和永兴的特殊情况,给永兴县颁发了《金银业务许可证》。当年12月,永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金银回收公司——永兴县金银回收公司。李江兴出任总经理兼法人代表。

 “金银回收公司”凭《金银业务许可证》给冶炼人开证明到全国各地采购废料;以比人民银行收购价略高而比黑市价略低的价格敞开收购冶炼人手中的金银,直接转售给相关厂家和部门。冶炼人既不担心金银销路,更不再承担“走私”被抓的风险。

国家为“永兴三废回收”撑起的第一把保护伞让冶炼人心里格外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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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奇迹迭现

 

有了这把保护伞,永兴冶炼再度炉火熊熊,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 传奇山包

 

1992年秋,在全国各地疯狂找货的永兴人传出一个消息:北京市稀贵金属提炼厂准备挖掉厂内一个山包建厂房,山包里可能有傢伙看,但生意太大了,嗅不起。李江兴闻讯赶过去一看,失望地摇头傻笑——杂柴剌蓬丛生,有的树比提桶还大了。

但江兴没有放弃,进而了解到:北京市稀贵金属提炼厂原系民国政府国有金银冶炼厂,在北京市朝阳区;1938年开办,1940年,日本鬼子强夺过去办了五年;日冦投降,民国政府接过来继续办。新中国成立后搬迁到北京市郊通县,迁厂时,把老厂的废渣全部运到新厂。小山包就是那些废渣堆积而成。于是,他围着山包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弯腰扯开一片草,草下面全是黑沙土一样的东西——确实是冶炼废渣。接着坐下抽烟默神:从山包上的树看,这堆渣是有几十年了。以往,冶炼技术不高,废渣的含金量则高;特别是日本人办厂的时候,中国人不甘心,胡乱弄一下就倒了,说不定,炼出的金块和银块也倒掉了。

江兴向厂里提出要买这个小山包。厂里知道山包的价值,开价230万。

当时的230万是一笔相当大的款,他有些畏惧,哪里去搞这么多钱。但他不想错失良机!

北京市稀贵金属提炼厂是国营冶金厂,现成的矿石都炼不完,根本瞧不起这些废料。有人买,白得230万;没人买,还得动用人力和财力挖平运走,他们劝江兴买下。江兴没立即答应,要厂方找来一套邮电工人挖电线杆眼的那种长把凿铲和长把挖耳。他在小山包的上上下下,周周围围,深深浅浅的地方采集了两蛇皮袋黑沙土;连日连夜赶到家里开炉做样,一算大有赚头。他立即奇迹般地筹集230万买下山包,租用挖掘机挖掉山包上的杂柴和树木,挖出1000多吨渣土,用16个车皮从北京运到郴州。郴州火车站的人听说这些泥土是花几百万从北京运来的,都偷偷指着江兴笑:“这绝对是个神经病!”

李江兴从中炼出的黄金白银纯利两千多万元。

然而,这个大买卖的意义远不止两千多万纯利,而在于由此悟出凡金属厂矿、机械、石化和电子工业等基地的废渣、废灰、废土、废水、废旧电瓶、废边角料、阴沟泥和污水池均有回收价值。永兴冶炼从“走水”、“走渣” 发展到“走厂”。三废原料进入一个广阔的天地,全国各地工业“三废”通过车载船运大量涌入永兴,永兴各乡镇大大小小的冶炼厂发展到五千多家,形成极大规模的冶炼产业。

 

(二) 打破钯垄断

 

1997年,钯价每克仅区区8元;过了段时间涨到15元;之后一再以每层10元的幅度递增;1999年底涨至238元,相当于同时期黄金价的2.3倍。

钯是稀有金属,用于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还可用作制造冰毒的催化剂。中国无专门的钯矿,俄罗斯是产钯大国,世界钯市场得看俄罗斯的脸色。俄罗斯的钯每年向国际市场限量输出,故意留出空白,再适时抛售高价钯让大家抢购,赚取高额利润。

钯价的疯涨让永兴冶炼人高兴不已。柏林人早就鼓捣出钯的回收技术,此时迅速传开,不少人放下金银不炼专攻钯。

其中有一个奶名叫牛牯的人为了钯,竟然跑到金三角去买冰毒渣。

金三角每个边防站有9名军人管辖20公里左右边防线,按急行军的速度,三个小时可以走通。但这里山高路陡林密雾大,正常巡逻一回需要一天。因此越境的人过来过去好玩一样。那里贫富悬殊娼妓盛行,公开赌博毒品泛滥。国际禁毒委员会决定在2005年之前灭绝海洛因的种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使金三角土地上再不出现鸦片,为发展这里的经济作物种植曾作过许许多多无偿援助但收效甚微。因为任何经济作物都无法与种植鸦片的效益相提并论。制毒贩毒更是暴利,不少毒贩走一回就赚几百万。云南省每年缴获的毒品占全国的25%,而位处金三角的云南省临沧地区,自1992年以来,几乎每年都缴获百万克以上,缴获量占云南全省的40%。

为了禁毒,国际刑警控制了金三角地区,强硬禁令:凡携带0.5克毒品过境者,处以枪决。但偏有大毒枭为暴利玩命。

牛牯买好冰毒渣后,与给自己带路的汉子猫在边境线的密林中观察动静。突然有人喊,站住!那汉子叫牛牯不要紧张,不是叫我们,是叫赶骡子的人。

几只骡子拉的是芒果。边防军队长指挥每人检查一筐,各查了大半筐皆未见异常情况。正准备撒手,边防军队长拿起一个芒果觉得异常,用手指一弹,发出“笃!”的响声。妈的,塑料做的。与真芒果比,完全可以假乱真。

一砸开,里面是白粉。再查,每筐里面搜出两个塑料芒果,至少4公斤毒品。大毒枭!

赶骡人被铐起来。边防军押着他和骡子渐渐远去。带路汉子这才赶着背袋子的骡子不慌不忙像走亲戚一样越过边境线。到了内地,汉子接过牛牯递给的一叠钞票,好玩一样又过去了。

牛牯万万没想到,他购买冰毒渣的行为被国际刑警发现并紧紧跟踪。他们估测那批冰毒渣中可以提取6公斤左右毒品,认定这是一起特大制毒案。他们有意放其过境,目的是破获制毒基地;进入临沧,仍未打草惊蛇;四名国际刑警一路跟踪到湖南郴州,与郴州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郴州市公安局吃惊不小,立即配备精干警力围捕。

国际刑警和郴州公安隐蔽在树林中对牛牯的冶炼厂形成包围圈。而牛牯却浑然不知,他在对家人津津乐道这次至少能炼出4000克钯,每克钯按230元计,那么就是112万元,去掉成本可净赚80万。当然,他没说是冰毒渣,他知道“冰毒”两字是不能提的;也不说是从金三角搞来的,这是商业秘密。永兴的人几多聪明,一提金三角他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下次就不是他的专利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视为大毒枭,处在国际刑警和本市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中,随时都可抓捕或击毙。

郴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们犯疑,他们对四名国际刑警说:“永兴是著名的冶炼之乡,金、银、钯、铂、铑什么希贵金属都能炼。这里的人很有钱,做公益事业一捐就是几十万,在全国很有名。他们打牌赌钱下注很大,但没发现吸毒贩毒的,更没制毒的。他们搞正当的冶炼很赚钱,受中央政策保护,干嘛要犯死罪呢?”

国际刑警惊讶但说这事必须查到底,不然没法交差。

说话间,牛牯已把买来的冰毒渣投入焙烧炉的熊熊炉火之中。冰毒渣被熊熊炉火一烧,冰毒全都没了。警察们这才明白这不是制毒而是提炼什么贵金属。国际刑警这才请郴州市公安局出具证明依原路返回金三角复命。

2000年6月,钯价每克高达278元,预计将突破300。永兴冶炼人不但自己手中的钯不卖,还有人从俄罗斯套购大量的钯囤积居奇。但钯市场针对性强,销售渠道狭窄。轰轰烈烈涨了两年的钯,从278元/克起以每层20元直线回落。落,落,一直落到38元/克才止步。

钯价上涨,买卖交易频繁;开始跌时,有人购钯候涨;一跌再跌而且跌得可怕,不敢买了,转向往外抛。跌价的钯很少有人买,跌到38元/克时,钯交易停止。昔日昂贵的钯成了永兴冶炼人的一块心病。他们见面就谈钯,一提钯就恼火。开始炼钯是30倍的利,之后随原料涨钯价跌逐渐为10倍、5倍利、微利、贴本大亏。如此惊人的价差,任何精明的商家都难以规避风险。不少冶炼人为炼钯屯钯,数百万上千万家产亏得精光。

 

(三)、港金倒流

 

别看永兴冶炼老板是农民出身的泥腿子,但他们能坐在电脑旁进行国际贸易操作,能从世界风云变幻中捕捉商机。

2003年3月份,“美伊战争”爆发。陈鹏点击百度搜索有关信息。其中有一条叫做“美伊开打,黄金价格不升反跌”的新闻:

[亚洲新闻网]美伊战争爆发,国际黄金价格一反常态,不升反跌。如果黄金价再跌,新加坡门市的黄金价也会往下调。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并没有出现10年前波斯湾战争抢购黄金的热潮。

陈鹏立即联想到国际市场的黄金将要跌价,中国大陆的跌不跌呢?中国大陆的黄金价还未与国际接轨,应该不会受影响。那么,从香港购买黄金回大陆内地销售岂不大赚。

陈鹏继续在网上搜索:

战争导致黄金价格不稳,历来如此。海湾战争、波斯湾战争和1991年的两伊战争中,黄金价时而轻舞飞扬,时而激流勇退。现在伊拉克已不堪战争负荷,萨达姆决定抛售国内库存黄金充当军费;美国也很艰难,也准备抛售黄金。以往,国际黄金价格受纽约和伦敦左右,这次,伊拉克打乱了历来的黄金市场秩序。据预测,香港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价与中国内地黄金价会出现较大的悬殊,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局势的发展果然如此,香港黄金价格突然从102元/克相继跌至98、92、85……最后跌至72元/克。

国际黄金价格猛跌并未给中国黄金价格带来半点影响,仍在100—102元/克之间徘徊。

以往贩卖黄金,每克的差价在1—2元之间。每克10元至30元的高额利润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香港是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之一,历来都是大陆的黄金白银流向香港。这次,陈鹏抓住机会约请两个冶炼朋友联手,筹集巨款创造了‘港金倒流’先例。

一个月零五天,香港的黄金经陈鹏三人的手大量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他们私人也赚了个钵满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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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拨正航向

 

“走水”“走渣”“走厂”三路并发让永兴三废回收冶炼迅猛发展却是再度无序发展。冶炼人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小厂小作坊陆续改建成上规模的大厂。规模一大,排出的废烟、废尘、废水也大,环境污染成了最头痛的问题。

三废回收冶炼属高利润高风险行业,大赚大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夜暴富不宜高兴太早,说不定前面就有急流险滩;血本无归也不必太悲观,说不定哪天得到一批好货,让你咸鱼翻身柳暗花明。他们见惯了潮涨潮落,面对亏赚宠辱不惊。他们最怕的是污染环境引起纠纷。政府最担心的也是环境污染。

环保,是冶炼业发展无法回避的瓶颈。

冶炼时排放的烟、尘、水对环境、对人畜、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冶炼人并非不清楚。但在金银和环境的天平上,冶炼人往往倾向于金银。冶炼人也并非不想搞好环保,但环保投入太高。政府对冶炼企业污染环境的问题也没少整治过,但大多情况是赔点损失了事,而赔点损失对冶炼人来说那真是太好玩了。也不乏官商勾结保护非法冶炼企业的情况,于是造成环境污染案累抓累犯的局面。

1989至1998这十年间,小污染案忽略不记,惊动央视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有“柏林马桥”“黄泥汶村”和“塘门口西河”三起。每次事件都引起当地群众断水断电断路、集体上访,不少农民要抱着冶炼老板一起跳河,矛盾冲突相当激烈;县委、县政府四处调解,忙得焦头烂额;随着各级媒体直至中央台曝光,各级环保部门发出“取缔永兴冶炼”的声音,永兴三废回收冶炼产业数度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为了把三废回收产业做大做长,县委政府认识到仅仅理赔损失行不通了,不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永兴三废回收冶炼产业无法往前走。永兴县委县政府具文向郴州市委市政府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汇报,湖南省两届省委书记王茂林、杨正午先后亲临永兴考察“三废回收冶炼产业”并给予肯定和支持。明确指出:冶炼的出路在落实完善环保措施上。

上级发话给了出路,产业保下来了。针对永兴冶炼遍地开花无序发展严重破坏环境的状况,永兴县委、政府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口号,决定对冶炼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兴建工业园,设置入园门坎,严肃审批制度,凭证入园经营,环保达标为首要条件。

这一积极有效措施得到上级政府的肯定。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采纳并通过驻郴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2586号建议:

“准许永兴县自行销售回收冶炼的金银”。

同年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银办发函[1999]151号文件:

同意永兴县金银回收总公司自行销售回收冶炼的金银。

这是国家对永兴三废回收冶炼撑开的第二把保护伞,也是最大的保护伞。

从此,永兴三废回收冶炼产业进入规范管理,逐步走向辉煌。

2000年至2004年间,永兴相继建立了柏林、塘门口、黄泥、太和四大工业园区。冶炼企业由原来的数千家整合成132家,规模更大,产量更高,更具科学性和现代化——烟通过暗函从高达数十米高的烟囱冒出淡淡轻烟;灰尘进了收尘室;废水在厂内循环净化。暗函里的烟囱灰,收尘室的灰尘仍可再次回收利用。工业园区内,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永兴冶炼由传统冶炼转向科技冶炼,不再叫“三废回收”,而是称“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产业”,简称为“稀贵金属产业”。金、银、铜、铁、锡:铅、锌、钯、铂、铑;铟、镍、铋等三十多种稀贵金属中,产量最高、品质最好、名气最大的是“白银”。

“永兴的白银市场一感冒,全球的白银市场都要打喷啑。”这并非玩笑话,而是充分体现永兴白银在全球白银市场的“老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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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银都”崛起

 

2002年9月,第二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常务副县长邝良桃率团赴会。永兴白银生产大户谭雄玉、陈久洋、李岳望等应邀参会。会上,世界白银协会会长贝特曼竖起大拇指赞叹:“永兴人创造了奇迹!”

贝特曼的赞叹引起永兴县委、县政府打造永兴旅游品牌的思考:现在全世界掀起旅游热,但旅游圣地都各有特色各有品牌。北京、西安、洛阳、南京以古都著称于世;山东曲阜是孔子的生地,因其独到的文化内涵而出名;山海关、嘉峪关因是边关要塞而名扬天下。再如鞍山叫钢铁城;大庆叫石油城;长春叫车城,这些城市是因大特产而出名。但是小特产也出名,新疆的葡萄哈密的瓜,英吉莎的小刀和田的玉,潍坊的萝卜德州的鸡,景德镇的瓷器个旧的锡。山东招远叫“金都”,云南个旧称“锡都”,贵州铜仁是“铜都”,那是因资源得天独厚。永兴没金矿、银矿,但从废料里炼出的白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在全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难道不是特色吗?难道不配称“银都”吗?对,我们就打白银品牌,创“中国银都”。 

创建“中国银都”正式列入永兴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很快启动了柏林、太和、塘门口、黄泥工业园建设,有实力的老板们或单独、或合作在工业园购地建厂,拉开了永兴金银企业由遍地开花向园区聚集发展的序幕。

樟树、金龟、洞口也不甘示弱,纷纷启动工业园建设。

三胞经济开发区顺应发展成立。

园区建起来了,企业也进来了。但是,永兴金银产业还缺少一个“窗口”。 “银都”窗口需由“科技冶银”、“精深加工基地”和“银制品展厅”组成,通过这个窗口让世界了解永兴,让永兴走向世界。

建“窗口”至少要1000万,政府没这笔开支,得找一家企业承建。但“科技冶银”、“精深加工”是冶炼行当的新领域,预伏巨大风险。1994年,冶炼元老李江兴与一位台商在柏林搞了一家“金银精深加工”企业,亏得一塌糊涂。因此,好几家企业婉言谢绝。

这时,曹生文主动请缨。县领导见他敢于担当思路清晰,决定由常务副县长邝良桃主抓,指定经济局副局长曹春赋专门协助“窗口”建设。

在“永兴稀贵金属产业”中,曹生文是继李江兴之后的另一代表人物,是“中国银都”崛起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曹生文是黄泥乡沙坑村的。沙坑太穷,人平旱田6分;曹生文家很苦,九口人挤在36平方的土坯房里,一套衣裤穿大三兄弟!1981年冬,他从部队复员回家,一直以修钟表为业。等 “三废回收”技术传到偏僻的沙坑村己是1989年。“走水” 已近尾声,他直接进入“走渣” 程序。

曹生文运气不好,第一次带着两千多块钱跑到洛阳,“渣”没买到钱被扒走,落魄而归。

他不甘心,以月息一角的高利贷款两万元又跑到洛阳,终于买来百多斤废渣,在住房后面搭了个二十多平方的小作坊,虚张声势起名叫顺达治炼厂。三年里,时亏时赚,余下三十多万。

1992年,他东挪西借凑足六十万从河北买回一废渣,谁料被骗,亏得精光。接着想办煤矿翻本,又赔了三十多万。

连续两次打击让他身心交疲,只好重操旧业修钟表。

1996年时来运转,郴州有个矿老板将一批铅渣陆续赊销给他,这年银子价格一路飚升,清除债务还赚九十多万。于是,曹生文组织四个弟弟筹资三百万把顺达治炼厂搬迁到对面的山上,规模不小且通过省环保评估达标。他与黄泥乡的许小龙、许小勇、许正国、许斌合伙专门从衡阳水口山铅锌矿进购阳极泥(氧化铅)回收白银。

永兴冶炼又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既然自己主动承建“窗口”,就不能让政府失望。曹生文按自己思路立即安排堂弟曹顺勇去株冶、韶冶和中南工大向专家学习白银提纯技术;预购精深加工的机械设备,身边的五百来万资金很快就花光了。这时,有人讲他是吹牛,有人讥他冒失,等着看他的笑话。但是,曹生文挺过来了。

2003年7月,他如期完成 “窗口”建设,成立“鑫达银业”。曹顺勇不负重托,学成归来,当年电解出99.995%的高纯白银100多吨,填补了国家空白,注册“永银”商标;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华通铂银交易市场闻讯进驻鑫达公司,成立了上海华通铂银交易市场永兴交易中心。

2004年10月,第四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上,中国有色工业协会授予永兴 “中国银都”称号。

从此,永兴白银的量、产质和声誉一路走高。

鑫达银业公司开发的两条银制品生产线,年可生产白银制品2万余套,填补了湖南省内行业空白。

“世界乒乓球总冠军赛”的奖杯由鑫达银业承制。

毛主席纪念堂银制纪念品由鑫达银业专供。

2007年,“鑫达银业” 投资4000万, 配合永兴县委、县政府“工业旅游” 思路,紧傍“中国银都”窗口建成“白银文化坊”。 “白银文化坊”由“银楼”、“文竹馆”、“弘运阁”、“白银艺术博物馆”“信义堂”“祖师殿”组成,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工艺精良,尤其是坊内那座用五万两白银构建的“银楼”, 成为“中国银都”地标性建筑。

“白银文化坊”用丰富的史料和实物展示了永兴三百年冶炼历史文化;诠释了“变废为宝”的祖传绝技在改革开放春风中复苏、在历届各级政府支持下发展、壮大,铸就“中国银都”的全过程。

2007年7月,王时清、谭雄玉、谭检红、曹文兵等人成立 “柏林铋业公司”,一大批新生力量登上了永兴金银产业风云榜。

同年10月,郴州市第一届山水旅游节在永兴举行,主会场设在鑫达银业公司。“白银文化坊”堆积了县内各公司提供的金山银山,引发各界惊叹不已。

随全国各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中国银都”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名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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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风云突变

 

 谁也没想到,“中国银都”捷报频传凯歌高奏之前,期货以美貌的面孔卖弄风骚进入永兴,起始市场行情高涨,涉足的企业和民众都赚得盆满钵满,受其迷惑深陷其中。接着,地下期货市场盛行,风卷尘沙行情突变。永兴不少冶炼老板上网做“白银”生意,在虚无缥缈中买涨买跌,结果是不断拿钱补仓。起先赚的钱没了,随之本钱亏了,结果负债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期货风潮”从永兴冶炼老板钱包里套走了近7个亿。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不期而至,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从微利保本到大赔大亏,倒闭信息频传。

名气是把双刃剑,它能成就人,稍一不慎也会伤害人。这里又得说到曹生文。

2008年1月,鑫达银业与湖南湘江产业投资集团、长沙县高新创业投资公司、湖南财信创业投资公司和富顿银杉投资公司组建“湖南鑫达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家族式企业转变为社会性股份制企业。

此时,普通“白银”价格以每吨10万、20万元的涨跌规律持续到6月,而“永银”牌银锭价格节节窜升至每吨600万元。“湖南鑫达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陆续收到全国各用银单位预购款5亿多元,这让曹生文感到自己的腰杆如钢铁般硬扎,于是放手赊购冶炼企业的粗银提纯,库存70吨高纯白银待涨。

不料7月上旬风云突变,“永银”牌银锭与普通白银价格同时骤降——一周之内从每吨600万元下跌至420万元。曹生文在焦急中等待回升,然而时间颠覆了常规,这个价僵持到2009年冬每吨又下跌20万。他撑不住了,以每吨400万的价格与预购客户结算。他后悔600万时没抛售,那样公司可以净赚7000多万,而今亏损8000多万。

巨大的落差让曹生文觉得自己背着一扇沉重的磨盘掉进了深渊——“鑫达银业”不出名,就收不到五个亿的预购金;没这五个亿的预购金,就不会库存70吨高纯白银。这该死的金融风暴,以往有跌有涨,这次为何一直暴跌?如今股东们还没分到红利却把本金赔进去了,如何解释?别人借钱给你是想吃利息,如今本金都没了,怎么交待?“粗银客户”赊给你提纯的粗银也赔进去了,怎么办?

曹生文不甘就此倒下,他给几个股东打电话,想向银行申请贷款翻身。然而,银行不但不放款而且加紧催贷;股东们也质疑曹生文转移财产,虚报债务,联合发动查帐,经警、公安全来了;紧接着,“粗银客户”全体出动在电解车间的门上层层加锁,白银生产线停了;民间借贷债权人带着被子过来睡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不走了。永兴人民法院接到有关曹生文的“银行催贷”“民间借款”“粗银客户”等诉讼共48起。

曹生文无力经营更无法还债,“鑫达银业”先后托管给杨起彪、许斌和支绍云,几经易手,奄奄一息。他只好联合五兄弟成立“鑫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老家筹建“银都白银文化农庄”与“白银文化坊”相依相托,企图通过旅游撑住“鑫达银业”的人气,告诉大家“鑫达银业”依然存在。

撑到2016年,银行起诉“鑫达银业”,请求拍卖其“办公大楼”、“精深加工厂”和“白银生产车间”即“银都窗口”抵债。这无异于自己的孩子被人抱走。办公楼墙上“中国银都”四个大字将被铲除,一度辉煌的“中国银都”窗口将淡出人们的视线,自己不成了千古罪人吗?

接到法院传票的那天,曹生文滴水未进通宵不眠,天亮时,他两眼睁着,手脚不能动,嘴呜呜哇哇喊不出。老婆知道是鬼压床,过来推醒他,说,想开点,认命吧!全当我们没生这个孩子,你不挺住全家就垮了!

“鑫达银业” 频临破产只是永兴稀贵金属产业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一个缩影,他虽首当其冲但损失不算最大。在“鑫达银业”苦苦支撑的几年里,永兴又有多家曾经牛气十足的冶炼企业宣布破产。在“期货风潮”和“国际金融风暴”中,永兴稀贵金属企业大都体鳞伤负债累累,有的老板干脆举家外逃躲债。辉煌近三十年的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开始滑坡,景观没落。

受世人瞩目的“中国银都”大旗还能举多久?永兴稀贵金属产业这艘刚启航的巨轮,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是扬帆高张还是躲进港湾?这是摆在永兴县委、县政府和永兴冶炼人面前的严峻课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有人倒下就会有人站起。在“国际金融风暴”的肃杀声中,谭雄玉的雄风公司却抖擞精神蓬勃发展。

谭雄玉是柏林马桥村人。原在永兴县石壁垅水库管理所工作。工资微薄,无法维系一家生计,于1996年停薪留职搞冶炼,仅一年时间就成了当地可圈可点的小老板。
    谭雄玉最大的特点是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

1998年,他发现永兴卖给广州银商的粗银里所含的许多贵金属均未计价,属于“贱卖”。广州银商用电解方法提纯的同时提取出金、铂、钯等贵金属,获利远高于永兴冶炼人。于是他到株冶学习白银电解和金银钯铂提纯技术,购进一套银电解设备,利用自家住房办起了银电解工厂。不仅年产纯银100多吨,而且掌握了回收钯、铂的技术。谭雄玉在全国冶炼界渐渐有了知名度。

2003年,县政府规划兴建永兴县柏林工业园区,大多数人自由经商惯了,不愿受政府约束,入园工作一度受阻。谭雄玉却率先入园注册成立“永兴雄风有色责任金属有限公司”,由家庭作坊转身为公司化管理。同时,谭雄玉发现永兴冶炼企业提炼白银后的废料中含铋很高,他高薪聘请株冶技术人员到公司任职,办起郴州第一家回收提炼精铋的工厂。他不断改进工艺技术,年产铋从100多吨到500多吨到800多吨,再到1000多吨;“雄风牌”精铋从获得湖南省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到国家免检产品;市场从本国畅销到韩国、比利时等国。行情从最初的每吨3万元上涨到每吨32万元。

谭雄玉成了“铋王”,与当时的“铟王”王时清、“银王”曹彦富、“铅王”许斌、“碲王”李水林传为美谈。

谭雄玉既不热衷炒期货,更不沉溺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的生活。而是专心致志经营生产,认真研判国家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酝酿设计更远大的前景。

2007年冬,县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台资企业“志富扬”倒闭,老板逃遁,留下一大堆债务和劳资纠纷。法院拍卖其资产进行清偿,公告数月无人揭榜。

春节过后,谭雄玉筹资1500多万元按拍卖价一次性付清,接手倒闭的“志富扬”。经相关专家现场论证指导,启动了国家重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项目——综合利用含铋物料制备高纯铋基纳米材料和国家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再生白银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很快安置好原公司劳工,为政府解了一大难题。

经一年努力,公司拥有的粗加工和精深加工两个产业板块,突破永兴县金属品精细加工业为零的局面。其中白银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被评定为承担国家级支撑研究课题。公司从此驶入快速发展车道,综合实力、知名度、科技创新能力呈飞跃式提升。
   2008年6月,受全球性金融风暴影响,几乎所有金属价格暴跌,永兴大多数冶炼企业资产骤然缩水,陷入信贷危机。但雄风公司不动声色地由“永兴县雄风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郴州雄风稀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永兴县第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改制后即与具有上市资质的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签订上市辅导协议;聘请专业券商、会计、律师到公司进行全方位规范管理与运作进行辅导。2009年5月向湖南省证券局上报筹划上市报备材料。

当时,公司面临的大环境是国际金融风暴肆虐,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下滑,国内外经济在逆境中前行,筹划上市前期投入巨大,规范化管理成本急骤上升,因此,公司一些股东上市信心动摇,家庭成员更是强烈反对,谭雄玉倍感压力沉重。

这时,永兴县委、县政府及时给予政策倾斜和财政帮扶,并从相关单位选派曹孝义、许桂英、许孔荣3名优秀干部入驻雄风,协助解决筹划上市过程中系列难题。

为此,谭雄下定决心排除阻碍,有序推进公司筹划上市工作——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内部意见统一,各种障碍逐渐消失。公司良好的资产状况和上升的发展趋势引起各中介方和投资者的关注。

2009年底,江苏兴科创投、中企汇鑫等投资者合计增资1.16亿元入股雄风公司。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为全体股东注入了信心和全新的视野。雄风如虎添翼,先后完成了募投项目环评和立项批复、过往4年的环保核查报告、过往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等材料的最后组卷。

经四年准备,于2013年8月正式向湖南省证卷局呈报了申请上市报审材料,上市进入了待审期。

内蒙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赤峰黄金、股票代码600988)通过公开信息了解到雄风公司已组卷申报上市待审,看中了雄风公司的雄厚实力和发展前景,主动上门洽谈资产并购重组方案。此时,谭雄玉倒犹豫了,公司目标是独立运作上市,而现在是并购重组。这是不是两码事呢?券商等中介及战略投资机构解释,并购重组即是将雄风公司整体估值并入上市公司,按双方确认的估值额置换上市公司的股份,同样可以实现公司资产资本化,并购重组与独立上市是一样的效果。况且,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目前国家证监会几乎暂停了上市过会审核,有700多家申报上市待审项目在排队候审,出现“堰塞湖”现象。如苛求独立上市须等待很长的时间。

权衡利弊,谭雄玉接受赤峰黄金对雄风公司估值9.058亿元换股的条件。2015年2月经证监会审核无条件通过,雄风公司成为赤峰黄金的全资子公司,谭雄玉成为了赤峰黄金第二大股东。这是雄风公司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其发展模式也为永兴其它企业树立了标杆。
     公司重组成功,谭雄玉配合政府产业升级整合规划,第一个入驻柏林新工业园兴建工厂。短短三年内投资6亿多元的项目全部竣工投产。2017年度纳税1.55亿元,给处于低潮的永兴稀贵金属产业注入了“兴奋剂”和“动力源”。他凭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和坚韧毅力在国际金融风暴中砥砺前行,为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此外,兴城陈君、金润李水林、鑫裕曹喜平、荣鹏金属李荣鹏、兴光曹彦富、众德曹文兵、贵研王时璋、长友曹远清、长隆陈外荣、阳光陈久洋等一大批冶炼人也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考验,撑起了“中国银都”这面大旗。他们都有精彩的故事,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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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整旗鼓

 

2016年初,永兴县委、政府换届。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对困难重重的永兴稀贵金属产业高瞻远瞩——“中国银都”品牌来之不易,三百年铸就的辉煌不能以暂时的困境论成败。县委县政府必须做冶炼人的坚强后盾,鼓励他们振作精神再展雄风。“中国银都”的旗帜不能倒。

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把金银产业作为银都首选发展战略”。 成立以书记赵宇为组长,县长刘朝晖为第一副组长的“战略工作小组”,在县金银局挂牌办公。提出“让永兴每一寸土地都生长出绿色和效益,让永兴每一个人都得到尊严和全面发展”的理念;紧抓环保,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落在实处。全力推进稀贵金属企业整合入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工业强县”。

首先,根据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企业的性质进行归类。确定“两区四园”发展格局。“两区”即“永兴经济开发区”和“永兴稀贵金属再生资源利用工业集中区”,这两个省级园区规划总面积23.5平方公里。其中,永兴经济开发区辖“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以制造业、稀贵金属精深加工、高分子产业、信息物流业等为主导产业。稀贵金属再生资源利用工业集中区辖太和工业园、柏林工业园,主要以城市矿产综合回收、稀贵金属再生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为主导产业。

在理清发展思路和整顿环保的基础上,狠抓科技冶炼。对入园主体企业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果断地淘汰园内5家科技含量不足的企业。引进腾驰、融源等5家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县财政安排专项引导资金6000万元,帮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研发。全县共有20余家稀贵金属骨干企业与中南大学、国防科大等高校和湖南省有色金属研究院确立产学研合作关系,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

金融风暴后,银行只收不贷,民间借贷之路已完全堵塞,企业融资相当困难。针对这一难题,县委政府出面加强银企对接,“银都投资集团”和“园兴公司”铺入1亿元风险保证金,撬动永兴农商银行注入20亿元资金成立永兴有色金属产业基金,为每家入园稀贵金属企业提供3000—5000万元的信贷资金。重点企业再另辟蹊径搭建平台,“鸿福金属”与世界500强企业正威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雄风环保”与上市公司赤峰黄金合作实现并购上市;“长友”与矿产资源供应链大型企业正和通达成15亿元合作协议;“众兴环保”与资深投资机构香港华海控股达成6.5亿元合作协议;元泰与娄底市大金新材料达成6亿元合作协议;金驰环保与杭州申联达成5亿元合作协议,创造性地破解了困扰已久的企业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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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再展雄风

 

在新一届县委、政府履职的两年里,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呈现勃勃生机。雄风之外,又有兴城、贵研和招金三家企业正在积极筹划上市。荣鹏、金润、众德、泰安、鑫裕环保、兴光等骨干企业相继杀出重围。

2017年4月,李新江以1700万整体拍下“鑫达银业”所属的办公大楼、精深加工厂和白银生产车间,依法获得产权。李新江原计划经营餐饮业,但考虑如果骤改门庭,办公大楼墙上“中国银都”这块金字招牌不便处置,保留与经营餐饮不伦不类;铲除则将对“中国银都”的声誉带来不良影响甚至误解。而“鑫达银业”在此地经营白银产业多年,曾是“中国银都”白银生产的标杆企业和形象窗口,更是永兴工业旅游的开创者和领跑者,在全国白银加工生产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力。经永兴县委、县政府出面与李新江和原鑫达银业多次洽淡,于2017年8月9日成立“永兴泰安银业有限公司”。

泰安银业采取与鑫达银业合作联营的方式,投资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科技含量和环保指数。目前可生产加工各类金、银饰品9大类800多款,年生产白银工艺品10万余件。公司致力走科技兴企的道路,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信守合同”的经营宗旨,以最优质的产品,最真诚的服务很快赢得市场。

泰安银业还充分利用“白银文化坊”和“天下银楼”的外在影响力,产品与文化互为依托,工业与旅游结合在一起。今年以来平均日接待游客1000人左右,有效地促进了银制品加工销售。对金融风暴后重塑“中国银都”的形象起了积极助推作用。

原鑫达银业董事长曹生文感慨地说,自己这辈子吃过不少苦,干过不少事,赚过不少钱,与不少大领导合过影,但那都是一场梦。自己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是建了“白银文化坊”。即使自己成了穷光蛋,终有一天老去。但“白银文化坊”和“银楼”已经长在永兴的土地上,将永留人间,越往前走越加光彩照人。

这里,必须提到浙江人支绍云。他受“中国银都”品牌吸引于2012年接管了濒临破产的“湖南省鑫达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合作成立了“湖南银之道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期间致力开发银与瓷、银与木等不同材料相结合的产品和景泰蓝白银工艺品。其中“银瓷镶嵌茶碗技术”获国家外观专利以及技术发明专利;景泰蓝烧制的银画《水月观音》获第三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委会银奖。

2015年,支绍云与湖南省鑫达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合作,成立“湖南省联合国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集设计、研发、创新、展示、交流、商业管理与营运于一体,生产的银杯、银茶壶、餐具、银版画、银纪念章等很快赢得市场青睐,成为湖南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质量信用AAA级企业。支绍云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湖南省工艺美术设计大师”称号。他设计的“一体倒模系列银镶玉银壶”先后获湖南省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和中国旅游产品博览会银奖;“牡丹钻面银壶”随天宫二号一同飞往外太空与神州十一号成功对接,承受太空高压而无任何损坏,现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联合国银”依托“中国银都”这一全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和加工出口基地。在企业发展相当艰难的境况下,专注白银精深加工制造,结合市场需求,将白银文化发扬光大,传递“科技、优雅、时尚、创意”的白银制品生活理念。销售网络遍布全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银都。

“两区四园”成功引进正威集团、杭州申联集团、晶讯光电、中信集团、中再生、赤峰黄金、云南贵研等知名企业来永投资或与县内企业合作。数以万计的从业人员实现向城镇转移,带动了房地产、餐饮娱乐、商贸物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园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国家级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示范基地。重点引进制造业、高分子产业、信息物流业等企业80家,基本形成以阳光金属、元泰公司、永兴贵研、长友公司、朝阳福银等为龙头的稀贵金属精深加工产业群;以晶讯光电、华创产业园、拓鑫电子、骏达伟业等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群。预计每年可实现工业总产值500亿元、税收25亿元以上。

太和工业园是湘江流域涉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项目园区之一。园区规划面积4.3平方公里,总投资80亿元,入驻企业11家,众德、鸿福、金沅、永和4家企业完成技改。每年可处理各类危险工业固体废弃物50万吨、报废显像管玻璃10万吨,生产微晶玻璃板材80万平方米,微晶玻璃粒料15万吨。

永兴每年从全国各地收集处理各类有色金属冶炼危废物100万余吨,从中提炼稀贵金属及其他有色金属20余万吨,相比从原矿中提取等量金属减少废渣排放千万吨以上、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5万吨以上,节约标煤90万吨、节水5200万吨,充分体现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特征,为全国的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10年来,相当于采拙出2亿多吨高品位原矿石,为国家储备了大量战略矿产资源。

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建立在“零资源”基础上,企业、工业园区通过优势互补、协作配套和技术改造、提质升级,实现了对废渣(液)的多次循环利用,部分金属综合利用工艺代表了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主导和参与制定各类标准11个。其中国家标准6个、行业标准1个、地方标准4个,参与收集整理循环经济相关标准860项,为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作出了良好示范。

2017年,永兴县获得发明和实用型技术专利授权101项;兴光、鑫裕、金润、泰宇茶油、联合国银、西河铅业等6家企业评为省名牌产品企业,获省名牌产品10项、省著名商标15项、中国驰名商标2项。“荣鹏金属”的“含铅锌废料及中间产物的综合回收利用”、“雄风环保”的“高砷多金属复杂物料微波脱砷及高值化利用”、“东辰富氧侧吹强化熔炼处理稀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和“鸿福金属”的“稀贵金属二次资源富集熔炼清洁生产工艺”等科技成果评为国内领先水平。17家企业进入湖南有色金属工业50强。

在2017年全国白银订货会暨上海第五届白银年会上,贵研公司的“贵研”牌、长友公司的“长友盈”牌、福银公司的“李福丹”牌获全国“用户最喜爱的白银品牌”。

永兴县稀贵金属产业已形成一个产值过500亿的产业集群,是湖南省重点扶持的50大产业集群之一,成为县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支柱产业。

2017年,全县共生产白银2146.8吨, 稳居全国第一;黄金6.3吨; 铋、碲产量几乎占全球的一半;铂、钯、铟等金属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上述系列数据枯燥吗?不!每个数字都是跳动的音符,它们相互缠绕,彼此共鸣,协奏成一曲旋律奔放主题鲜明的凯歌,雄壮而又高亢,将之前的没落景观驱赶得无影无踪。

永兴稀贵金属产业雄风再展,“中国银都”旗帜猎猎高飘,永兴人民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鉴于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凯歌频传,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朝晖亲率“中国银都代表团”30人昂首挺胸参加了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会议期间,刘朝晖向中国有色金属协会领导汇报了“中国银都”稀贵金属产业冲出重围再展雄风硕果累累的情况,就稀贵金属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中国银都”将推进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扩张话语权,努力把永兴打造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白银生产、白银商贸、白银文化、白银投融资“四大基地”,让“中国银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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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永兴稀贵金属产业起于明末清初,传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原始萌发”“摸索发展”“狂野生长”“初步规范”“迅猛壮大”和 “提质转型”六个阶段。由于 “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封建意识禁锢和社会制度影响,“原始萌发”“摸索发展”两个阶段相当漫长,致使回收绝技走了两百多年都没走出柏林的范围。

绝技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公开,由个人致富手段到全县的支柱产业到享誉世界的“银都”。这好比一个跳高运动员,前两百多年的“原始萌发”“摸索发展”是助跑是蓄势待发,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才借势一跳,跃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1979年至今这短短的四十年,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却经历了“狂野生长”“初步规范”“迅猛壮大” “提质转型”四个阶段。这依然好一个比跳高运动员,前三个阶段是助跑是蓄势待发,最近三年是借势一跳,跃上前所未有的“提质转型”高度。短短四十年比漫长的两百多年精彩万倍,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魅力四射,威力无穷,生动地阐释了党与人民血浓于水的关系。

三百多年里,千千万万的永兴淘金人一路走来,欢乐与悲伤相连,辉煌与惨败为伴,演绎了一代又一代淘金人时落时起、升降沉浮的人生故事;辉煌里潜伏祸患,惨败中孕育辉煌,展现给我们一个异彩纷呈万花筒般的世界。

但成败都是歌,得失亦是画,他们炼出的不仅仅是金和银,尤为可贵的是陶冶出永兴淘金人敢为人先、坚忍不拔、永不言败的精神。

 “中国银都”的牌子,无疑闪烁着这一灿烂的精神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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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兴柏林农民从明朝末年起下南洋淘金,渐渐悟出从工业废料、废渣和废水中回收金银的绝技。柏林人凭三废回收绝技在全国各地发展。从清朝末年起,柏林淘金人陆续进军香港、澳门,造就一代又一代冶炼大亨。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这二十八年里,由于左倾路线影响,柏林人谈金色变,黄金路断。改革开放后,柏林人重操三废回收绝技,港澳柏林籍冶炼大亨传技家乡。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引导下,冶金炼银的绝技迅速传开,永兴县冶炼农民从开始的暴富走向无序发展,后在中央保护政策支持下,永兴冶炼逐步走上科学化,集团化,成为集约型产业。因此,永兴成为闻名全国的工业强县,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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