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揭秘中国核武器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何中华


 目 录

序:《铸剑为犁 新中国需要和平之盾》 ………………………………………4

第一部  东方巨响………………………………………………………………………9

1. 走进核时代…………………………………………………………………………10

2. 毛泽东主席秘密出访苏联…………………………………………………………24

3. “满门忠孝”的核家族……………………………………………………………33

4. 抗美援朝---国门亮剑 ……………………………………………………………77

5. 十年打造镇国神器…………………………………………………………………84

6. 中苏友好进入蜜月期………………………………………………………………87

7.“开业之石”的发掘 ………………………………………………………………92

8. 原子弹一定要搞……………………………………………………………………98

9. 晋升中将军衔的科学家 …………………………………………………………109

10. 苏联老大哥好样的………………………………………………………………117

11. 梦想中的原子弹模型……………………………………………………………127

12. 有情人终成眷属…………………………………………………………………139

13. 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147

14. 奠定核武基石的中国铀…………………………………………………………150

15. 军事禁区--马兰…………………………………………………………………163

16. “龙头”二七二…………………………………………………………………170

17. 核司令张蕴钰……………………………………………………………………179

18. 领土问题 没得谈 ………………………………………………………………188

19. “宝贝蛋”五0四………………………………………………………………193

20. 保密到“家的新婚夫妇…………………………………………………………204

21. 戈壁核城四0四…………………………………………………………………209

22. 不朽的军阵--东风基地…………………………………………………………219

23. 草原明珠二0二…………………………………………………………………231

24. 代号“59.6”……………………………………………………………………232

25. 绝密基地---金银滩 ……………………………………………………………242

26. “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255

27. 扔掉杖棍自己干…………………………………………………………………264

28. 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 …………………………………………………270

29. 兵分六路 齐头并进 ……………………………………………………………280

30. 九次运算建立龙头方程…………………………………………………………291

31. 第一桶铀产品出炉………………………………………………………………301

32. 高浓铀诞生………………………………………………………………………305

33. 长城脚下第一炮…………………………………………………………………328

34. 原子弹核心部件加工……………………………………………………………331

35. 马兰花开又逢君…………………………………………………………………337

36. 自古忠孝难两全…………………………………………………………………349

37.“打猎队”载荣归来 ……………………………………………………………355

38. 镇国之宝抵达马兰……………………………………………………………362

39. 密语与代号……………………………………………………………………369

40. 原子弹插雷管…………………………………………………………………373

41. 成功化解五次核危机…………………………………………………………379

42. 东方蘑菇云……………………………………………………………………387

 

第二部 横空出世……………………………………………………………396

 

1.睡梦中送走了母亲…………………………………………………………………397

2.氢弹的最早布局………….…………………………………………………………400

3.氢弹的威力有多大 …………………………………………………………………407

4.聚变之光的前奏 ……………………………………………………………………412

5.总理的嘱托 …………………………………………………………………………417

6.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21

7.在风暴中抗争…………………………………………………………………………433

8.牵住了氢弹牛鼻子……………………………………………………………………437

9.邓稼先三下上海………………………………………………………………………445

10.为了那朵蘑菇云 ……………………………………………………………………451

11.元帅请缨出征 ………………………………………………………………………456

12.炫目的太阳横空世 …………………………………………………………………462

13.一个科学巨星的陨落 ………………………………………………………………472

14.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 ………………………………………………………………480

15.老母鸡下的金蛋蛋 …………………………………………………………………485

16.八一六地下核工厂 …………………………………………………………………489

17.戈壁滩上的足迹 ……………………………………………………………………496

18.地下核武器试验…… ………………………………………………………………500

19.“于敏构型”氢弹 世界独一无二…………………………………………………515

20.一段穿越时空的爱恋 ………………………………………………………………520

 

第三部  国之重器………………………………………………………………………529 

 

1.核潜艇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530

2. 元帅签发“尚方宝剑”………………………………………………………………542

3.中国核动力的“真神” ………………………………………………………………547

4.为潜艇“画”心脏的人 ………………………………………………………………562

5.隐姓埋名30年的“大神”……………………………………………………………570

6.航母的“王牌杀手”……………………………………………………………………578

7.书香门第孕育的国家情怀………………………………………………………………587

8.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华奇才………………………………………………………599

9. 一生为国铸盾 映照百年风云…………………………………………………………608

后 记 ………………………………………………………………………………………615

参考文献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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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东方巨响》

 

走进核时代

 

原子弹的威力

 

1945年7月,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首先把核能应用在军事领域,制造出了原子弹,并在战争中开创了核时代。

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威力相当于两万能吨TNT炸药,爆炸中心温度是太阳表面温度的一万倍。

1945年8月6日,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代号小男孩,爆炸当量1.25万吨,罹难人数17万7000人;三天后,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代号为胖子,这颗原子弹的威力更大,爆炸当量两万吨,造成6万6000人死亡,城市被毁。

原子弹爆炸产生的火球直径达4600米,远在1000公里的地方还能看到爆炸产生的覃状云宽度达40公里,高度达到60公里,产生的热风甚至可以导致170公里外造成3级灼伤,爆炸产生的闪光可以导致220公里以外的眼睛剧痛与灼伤甚至白内障,失明,爆炸引起的大气扰动地球3圈,覃状云里含有大量核辐射粉尘,它们和云层中的水汽混在一起,形成黑雨,落向地面,不慎饮入这些雨水的人们,大多会在几天内死亡。

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器袭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遭受核灾难的国家。73年过去了,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核力量的打破与平衡,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敢率先使用核武器,谈核色变的年代已不复存在,更多的是核能的和平利用与造福人类的核应用核科技的发展。

 

罗斯福总统的批示

 

人类对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可以上溯到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对天然放射性的研究,贝克勒尔开启了原子核物理的研究时代。与此同时,科学家开辟了探索原子结构理论的科研领域。

爱因斯坦在1905年建立的狭义相对论对质能公式的解释,定量描述原子核在核反应过程中质量与能量的转换所释放核能的理论;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提出了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193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发现中子慢化并创建中子物理学。

1938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劳斯通过实验发现用中子轰击原子核就会产生核反应,这就是“裂变”,最合适引起这一反应的元素是铀235。因为铀235在连续裂变中理论上产生的爆炸威力是同等质量TNT炸药的2000万倍。而且两次裂变之间还不到百万分之一秒,也就是说,能在极短的时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至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同年夏天,德国禁止在其占领下的捷克出口铀矿石,并对有关铀的消息进行严格的新闻封锁。

9月26日德国军备规划局召集海森堡、哈塔克、魏茨泽克等著名科学家成立了铀学会,并制定了工作纲领和原子研究计划,随即开始在铀学会科学家的指导下进行代号为“U计划”的秘密研制工程,这意味着纳粹德国已开始进行核武器的研制,从而拉开了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序幕。

1939年春,丹麦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从两位刚从德国逃亡出来的物理学家那里知道德国已经开始研制原子弹的确切消息,他立即前往美国,将这一消息告诉正流亡在美国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等科学家,这些深知核能巨大威力的科学家对此忧心忡忡,他们知道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核灾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反法西斯国家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而制造原子弹谈何容易,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齐全的研究设备、大量的科学人才和安定的社会环境,环顾反法西斯诸国,只有美国有此实力,所以费米、西拉德和特勒等科学家出于历史责任,从3月17日起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始研制原子弹,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难以理解这一新生事物,将这些科学家视为“怪人”,对他们的建议嗤之以鼻。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科学家心急如焚,他们认为只有绕过上层官僚,直接将建议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才有可能尽快开始研制工作。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们一致决定推举德高望重的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作为代表,因此美国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和爱德华•特勒于7月下旬拜访了定居纽约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听明了来意,这位具有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的科学巨匠,欣然接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在费米等人的建议报告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亲笔给罗斯福写了一长一短两封信。

爱因斯坦的两封信于8月2日交到了罗斯福的好友科学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博士手中,转交这份意义重大的信函的重任就落在了萨克斯博士的肩上。一直到10月11日,萨克斯博士才有机会面见罗斯福总统,他向总统宣读了爱因斯坦的信,并呈上了科学家们联合署名的详细报告。

罗斯福疲惫地说:“真抱歉!今天我太累了。这样吧,明天早晨你到白宫和我共进早餐,那时再谈吧!”

萨克斯回去后,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巨大的压力使他夜不能寐。整夜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如何说服罗斯福,终于他想出了办法。

第二天清早,萨克斯来到白宫,早餐桌上,他向罗斯福讲起了拿破仑因为没有能采纳富尔顿所发明的蒸汽船,没能建立起先进的海军舰队,最终为英国所败的历史,最后他注视着罗斯福,一字一顿地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认为,拿破仑如果有点远见的话,采纳富尔顿的建议,那历史必定会改写!”良久的沉默,萨克斯几乎就要绝望了。

罗斯福一口喝尽杯中的牛奶,拿着毛巾,印了印嘴唇,开口说:“我不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说着在爱因斯坦的信上写下“此事需要付诸行动”的批示,然后伸手摁铃,召来了总统军事助理埃德温•沃森少将,对他说:“马上开始进行原子弹研制。”

 10月19日,爱因斯坦收到了罗斯福的回函:“我已召集包括国家计量局负责人和军方甄选出的代表在内的会议,全面研究您所提出的关于铀元素的各项可能性。”

 10月21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美国成立了代号S—11的特别委员会,成员有陆军部长史汀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和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布希博士,并聘请爱因斯坦为非正式的科学顾问,进行研制原子弹的前期理论准备。该委员会的有关情况都直接向总统汇报。

 1940年6月,美国成立了由布希博士任主席的国防研究委员会,S—11委员会则成为其下属的子委员会,并获得6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1941年1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审议了用铀235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科学的决策。S—11委员会改由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上级部门科学研究发展局直接领导,布希还成立了计划署,开始进行实验工厂和生产工厂的基建。


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

 

 1941年9月,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从柏林搭火车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去拜访他的老友、老同事——另外一位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玻尔。海森堡启程前绝对想不到这次会面竟然会改写20世纪的物理学史,甚至是改变了20世纪整个人类历史。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会面引发的效应,最终影响了远在东亚的日本的命运。

根据海森堡的回忆,他和玻尔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交换关于原子分裂研究的最新进展。他特别提到了在当时已有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如果要将原子核分裂爆发出的庞大能量应用在破坏性的武器上,必须突破几个极艰难的瓶颈。正因为困难重重,所以物理学家们就充分找借口抵御政治领袖们的压力。换句话说,海森堡想要说服玻尔达成默契,大家共同以技术困难为挡箭牌,阻止可怕的原子弹诞生。

海森堡讲这些话时,原本就比较内敛保守的玻尔一语不发,所以海森堡也无从知道玻尔到底在想什么(直到多年之后,1957年玻尔才写了一封信讲述他的记忆,然而这封要给海森堡的信,玻尔最后没有寄出,只存留在他的档案里,一留就留了将近半个世纪,到两人都墓木已拱的2002年2月才对外公布)。

玻尔听到的,是海森堡在向他炫耀德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发制造,而且已经获得了突破,所以要劝玻尔,或要通过玻尔劝帮助盟国工作的科学家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努力了。玻尔当时的沉默反应,其实一方面出于震惊,另一方面出于谨慎警惕。在和海森堡会谈之前,玻尔其实完全不觉得原子弹是可行的。有一些基本的能量公式怎么算都算不出来,也就不存在应用的问题。可是海森堡的一席话,让玻尔被迫改变了最根本的物理信念,以及人生价值信念。

海森堡离开后,玻尔再也无法从对原子弹的执迷思考中抽身出来,他清楚意识到自己必须抢在德国之前,为盟国研发出原子弹来。他可能比任何科学家、战略家、政治领袖更早相信:战争胜负最终的关键,就在于哪一方拥有了原子弹。

玻尔后来当然成了美国原子弹计划中的核心角色。没有他的努力,原子弹不太可能会在1945年就用来结束太平洋战争。然而,这一切竟然都起源于他对海森堡一席话的彻底误解。这证明了历史是偶然的吗?也许不是。也许倒过来证明了战争的必然扭曲,对人与人之间沟通机制的必然扭曲,对感官领受的必然扭曲。在战争的敌对紧张预期下,任何简单的话语与现象,都可以也都必然被诠释为可怕、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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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计划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情报也显示,德国已经在海森堡的主持下进行原子弹的研究。美国罗斯福总统下达总动员令,成立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赶在德国之前制造原子弹。主持人是雷斯理·格劳维斯少将,格劳维斯不顾陆军情报单位的反对,选定奥本海默为发展原子弹计划主任。

“曼哈顿”计划制定于19世纪的美国政治高层,这个计划主要是将欧洲各国除了德国以外的所有科学家都聚集起来,进行研究核爆炸以及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最终目标是赶在战争结束以前造出原子弹。

今天,我们来揭开“曼哈顿”计划之谜。哪么关于“曼哈顿”计划研究有多少人知道?“曼哈顿”计划开始时,只有罗斯福、格罗夫斯、马歇尔和奥本海默4人知道。“曼哈顿”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根据美国杂志报道:在“曼哈顿工程区”工作的15万人当中,只有12个人知道全盘的计划。

1941年12月6日,美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罗斯福总统赋予这一计划以“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曼哈顿”计划规模大得惊人。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分裂铀235的3种方法哪种最好,只得用3种方法同时进行裂变工作。这项复杂的工程成了美国科学的熔炉,在“曼哈顿”工程管理区内,汇集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科学家人数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在某些部门,带博士头衔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员还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曼哈顿”工程在顶峰时期曾经起用了53.9万人,总耗资高达25亿美元。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器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的支持下,美国军方同意按原S-11委员会(负责铀研究的一个机构)的建议,开始建设4种分别采用不同方法的铀同位素分离工厂和其他的研制、生产基地。军队把整个计划取名为“代用材料发展实验室”,指派美国军事工程部的马歇尔上校负责全部行动。9月,政府战时办公室和军队高层领导决定,领导修建美国国防部大楼五角大楼的格罗夫斯上校接替马歇尔上校。格罗夫斯在赴任之前,被提升为准将。

格罗夫斯在上任后不到48小时内就成功地把计划的优先权升为最高级,并选定田纳西州的橡树岭作为铀同位素分离工厂基地。因为马歇尔上校的总办公室最初将设在纽约城,他们决定把新管区的名称命名为“曼哈顿”。

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他是美国犹太人。

在奥本海默的带领下,2000多名文职人员,以及3000多名军事学家,还有1000多名科学家共同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计划。

1942年12月2日,在恩利克.费米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当反应堆达到临界发生裂变释放能量,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核能时代。但是“曼哈顿”计划开展到一半时,遇到了让这些世界级的科学界一筹莫展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核爆炸引燃容易,但在核爆炸之后理论应该产生的链式反应却突然中断了——因为大多数的中子都消失了。中子消失了原子核裂变链锁反应就会停止,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中子离奇失踪呢?这个现象让奥本海默和费米等一行科学家非常费解,于是他们想是不是在核裂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物质把中子吸收了呢?

这时,奥本海默突然想起中国女科学家吴健雄曾经做过关于铀原子核分裂的产物的实验研究,他作为“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立马找到了吴健雄,把这个难题交给他心目最权威的核物理学女王。

1912年,吴健雄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探究铀原子核裂变”的实验中,发现在铀原子核裂变会产生放射性同位素氙-135,这种同位素对中子有一定的吸收性,这个结果后来在“曼哈顿计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吴健雄不仅证明了微观世界中的“宇称不守恒”,同时还证明了在科学世界中男性与女性的“宇称守恒”,被誉满全球“东方居里夫人”。

1943年春,奥本海默领导的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建立实验室。

1944年3月,橡树岭工厂生产第一批浓缩铀235。

1944年起,王承书作为一位没有美国国籍的中国女科学家加入到“曼哈顿”计划中,

她负责的工作是最关键、最机密的难题部分,后来她开发出了一种用于隔离在核裂变中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氙-135的装置,把消失的中子找了回来,使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够顺利爆炸。(美国对于这一部分的历史很多时候是选择避而不提的,因为在那个国籍歧视、女性歧视的美国科学界。直到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吴健雄美国理工界最高荣誉的普宾奖金时,这个秘密才得以公之于众,吴健雄才拥有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助产士”的称号)。

1945年7月12日,一颗实验性原子弹开始最后装配。

1945年7月15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因试验场名字,又叫三位一体爆炸。)试验成功。7月25日,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原子弹试爆成功。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两颗原子弹显示的爆炸威力,震撼了全世界。由此也使核武器蒙上了恐怖的阴影。

“曼哈顿”计划不仅造出了原子弹,也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000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000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000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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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巨头”的较量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在远东对日作还在激烈进行。为了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

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英、苏“三巨头”,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重新在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开始新的一轮所谓“建立世界新格局”的会议。时间间隔虽然不长,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二战的元凶之一,德国元首希特勒已于1945年5月1日,在柏林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饮弹自尽。一周后,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紧接着是罗斯福总统作古,美国的继任者变成了杜鲁门。美国研制原子弹成功了,这让来参加会议的杜鲁门得意万分,凭着这件威力无穷的武器,美国必然会在战后的世界里捞取数不尽的利益,而且没有人敢跟他讨价还价。他甚至想撕毁和苏联的“雅尔塔协定”,这样就可以把苏联踢到一边,由美国独享日本投降后的所有利益了。

后来“三巨头”在一次秘密会谈中,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当众宣布:“美国已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原子弹,只要一颗就能毁灭一个城市,只要三颗就能在地球上抹去一个国家。”

与会者无不深感震惊,只有斯大林看上去不以为然,他盯着杜鲁门,不紧不慢地说:“我希望原子科学不只是给人类带来灾难,更重要的是能给人类带来福音。至于原子弹,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轻易垄断的武器。”

杜鲁门心里一惊,心里暗暗叫苦,难道俄国人也……?

斯大林看见大家都面带疑惑地望着自己,这下更得意了,故意停顿了一下,又突然大声说:“我代表苏联人民宣布,继美国之后,苏联也很快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了!”

众人一片哗然!

杜鲁门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连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对此无可奈何,苏联人怎么会知道,斯大林不会是在唬人吧?!其实,斯大林还真不是忽悠人,将美国全套原子弹资料透露给苏联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原子弹奠基人——奥本海默和罗森堡夫妇。据说,出卖原子弹情报给苏联的不止他们两人,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此事。就连爱因斯坦也有向苏联泄露原子弹情报的嫌疑。有资料显示,苏联美女间谍玛加丽塔,为了帮助她的祖国获取原子弹机密,成功混进普照林斯顿大学资深学者小圈子,并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为之着迷,成为爱因斯坦的恋人。

论说苏联的近代物理学和相关技术与英法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为何苏联在短的几年间原子弹的研制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呢?一方面德国战败之后,苏联得到了德国核物理学家的帮助;另一方面苏联的情报部门获取了美国原子弹的研究资料。

在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对此表示赞同。特别是在1945年7月15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科学家们体验到的绝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有着对于其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们清楚,这个“死神”一旦被他们从潘多拉魔盒中亲手“释放”出来,其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肆虐和威胁,就不再为他们所能控制掌握了。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种武器,那这个国家必然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这样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将大得无法估量!作为“曼哈顿”计划的领导人,极具正义感的奥本海默的担忧和自责更是超过了其他人,他决心不让这种可怕的情形在世界上出现,因此冒着巨大的风险,将有关原子弹制造的资料透露给了当今世界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

不过,苏联毕竟只是准备建造,当时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只有美国一家。想到这里,杜鲁门又恢复了几分镇定,开始计划使用原子弹,让冥顽不化的日本人尽快投降!

我们来看当年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之后的惨剧。日本在遭受原子弹袭击之后的数年里,数千名婴儿一生下就是脑袋干瘪,四肢畸形,一副十分可怕的样子。

据统计,几年里死于原子弹爆炸的后遗症者就有19万多人。可见,核灾难的影响是极其长远的。

如今,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市有了一个别名:“和平城”,洁净美丽的广岛市,许多条街道上都树立起了刻有“和平之路”字样的路标,和平鸽成了广岛市民最喜爱的动物。

1995年,广岛慰灵碑上的死亡者名单已经达到19.2万人。1996年,又有5094人被确认死于原子弹爆炸。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里,有一幅关于原子弹袭击日本以后破坏的照片。当年在现场摄下这幅照片的松茂到1995年已经81岁了。他说:“也许原子弹确实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程,但是造成的苦难是任何人都不会忘却的。”

科学原本是应该用于造福人类,但是原子核能的发现正好赶上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在欧洲,战争狂人希特勒妄图用弱肉强食的反人类丛林法则重新演绎历史,所以,他聚集了一批科学家从事原子能的研究,希冀能制造出为他更有利的原子武器。

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科学家们担心希特勒搞出原子弹,对人类造成灾难,就公推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先搞原子弹。当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中,试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时,随着一声巨响,如一千零一夜中人本善良的老渔夫一样,不是在大海边,而是原子弹这个魔鬼被从宝瓶中释放了出来,曾经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爱因斯坦和西拉德等科学家,突然觉得大事不妙。原子弹被所谓的政治家们运用起来之后,无辜的人民将会遭受深重的灾难,甚至会阻碍人类进步与发展,他们觉得应该把释放出来的魔鬼装入瓶中。于是,他们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反对使用原子弹。可是,为时已晚。

很多人认为,美国和德国人最刺激的较量是诺曼底登录。因为,为了这次登录,美国人和英国人准备了无数的飞机和坦克,数不清的炸药,彻底掀开了二战反攻的序幕,可是德国人和美国人最刺激的较量根本不是诺曼底登陆。

笔者认为:当时德国和美国最刺激的较量是原子弹的研制。因为1942年的德国和美国都没有把握彻底的击倒对方。虽然美国势力很大,但是德国拥有大半个欧洲,德国的坦克和飞机也不少。美国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击溃德国,即使能打赢,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不是美国人愿意看到了。

美国人和德国人同时想到了一个快速打赢战争的办法,那就是快速研制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也就是原子弹。

其实,罗斯福是想用原子弹摧毁德国的,曾和爱因斯坦一起向世界宣告和解释核裂变的著名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了解到希特勒无力制造这种杀伤性武器后,同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且达成了共识,在任何情形下,都绝对禁止使用原子弹,但未等到“死神的武器”成型,罗斯福却于1945年4月12日,抱恨死在了轮椅上(斯大林1 953.3.5去世;丘吉尔1965.1.24去世)。

1945年4月12日上午,美国佐冶亚州温泉镇,罗斯福坐在扶手椅上,身边是3位女士,其中一位正给他画像,突然一声“我的头痛得很厉害”,他的身子向前仆倒下来,再也没有醒来。按照现代医学解释“脑溢血”。 罗斯福走了,表演这场惊世灾难的却是他继任者杜鲁门。

当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许多人被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和强烈的放射性污染深感不安,虽然有许多参与研制原子弹工作的科学家联名向有关当局递交请愿书,表示坚决反对轻率使用这种武器来对付当时的敌国日本,科学家的预言是对的(后来,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杀死的并非是那些侵略者,而多数是一些平民)。所以,要求美国政府立即着手研究对这种新式武器必须实行国际监督的可行途径,但是,所有一切丝毫也没有动摇美国政府使用原子弹的决心,新一任的总统杜鲁门,成为第一个书写美国政府为所欲为历史的总统。

 美国政府之所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有核大棒,他要给盟国尤其是苏联显示显示美国领先研制成功的原子武器,甚至他把这称为是“上帝对美国神圣的托付”。厄运从德国转到了日本人民的头上,德国法西斯大势已去,而日本法西斯头目却还在疯狂叫嚷:“日本将继续作战。”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联合发出了《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号召日本民众:“不予理睬,继续完成战争。”

在这种情势下,当美国的将军请示杜鲁门时,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新总统态度鲜明而坚决,他对格罗夫斯将军说:“干吧,是时候!“

就在原子弹投在长崎的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自己的同胞们发表广播讲话:“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了原子弹而敌人没有,我们要向上帝祈祷,让上帝告诉我们,照他的意志和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武器。”

由于苏联红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节节胜利,德军已经土崩瓦解,1945年5月苏军攻陷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被迫投降,苏联红军挥师东进,日本在中国的关东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军已处于最后挣扎的局面,本可以不用原子弹这种毁灭性武器,也是可以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

可是手握核大权的杜鲁门不想失去这个向全世界人们进行了赤裸裸的恫吓和讹诈的机会。他自鸣得意满地标榜出自己在世界新格局中上帝般的地位和作用。于是,美国政府为了垄断这一技术,立即宣布,美国一切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工程,都不准外国人进入。连对他们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一样进行了技术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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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重新划分

 

在当时的社会格局下,涌现出了两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面对杜鲁门的嚣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紧锣密鼓地加紧了原子弹的研制。同时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都争先恐后在核领域做着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苏联终于在1949年搞出了原子弹。杜鲁门妄图持续的核垄断一时间变成了核竞赛。

而此时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曾保持了千年领先地位……然而时间更迭,岁月潜行,中国千百年日渐腐朽的封建统治桎梏了她发展的脚步,甚至到了清代乾隆的年间,乾隆皇帝还以大清国为世界的中心,还有过:“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国家能与朕平起平坐”这样的豪情感喟。当英国使节来清王朝面圣,紫禁城里,仍为跪与不跪的事情争论不休的时候,西方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

乾隆的感喟也可以理解,这段时间的确是史称的康乾盛世。而后大清国的统治者固步自封,看也不向外看一眼,在以后的百多年里,便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了。

幸而,这一切随着清王朝的倾覆,日渐灰飞湮灭,觉醒的中国开始向世界伸出触角……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当中,历劫一次又一次的进步与落后,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毁灭的考验,当人类进入了20世纪40年代中叶,又面临了一个威胁和平,甚至毁灭人类的新的危机——核危机。

那么,如何制约核危机?如何能让拥有核大棒的国家放下他们手中的武器,成了一部分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重大课题。

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家,刚刚沐浴新生的曙光,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百业待兴,但是他的决策者们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人类这个重大的课题中。

小小寰球,因为孕育出了有智慧的人类,正在改变着它原来的面貌,而且还将继续被人类雕琢。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四大发明,在近代世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改变了面貌。

中国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开始关注原子弹的呢?原子弹真的使人类面临世界末日吗?

原子弹“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世界上最壮观也是可怕、最美丽也最残酷的景象就在人们眼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不能不看。

当美国用原子裂变的火球将人类带入核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华民族用小米加步枪为自由、解放浴血奋战。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正在煤油灯下注视着世界。

他就是毛泽东。

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对原子弹有那么多精悍的见解,有那么大气、那么从容的心胸。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战略上要渺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所以,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中国第一次核爆炸是在1964年10月16日,当年由于保密的需要,至今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冰山之一角。

1945年8月6日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出现前,研制这一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在几年间严格保密,世界上的人们几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轰炸后才知道了原子弹。

1945年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

据当年报社的同志回忆,这天大家开庆祝会时,毛泽东却打来电话找到社长博古,批评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中央领导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不应该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可见中央领导并非不重视原子弹,看到爆炸的首篇报道便批评报社,就反映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所具有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1949年10月1日,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美国的核讹诈的核威胁。中国研究核武器,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可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让我们把目光追朔到上世纪50年代,看看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怎样为发展中国的原子工业作出英明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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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主席秘密出访苏联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100多年间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到十九路军上海保卫战的悲壮败北,侵略者对中国国土进行了多少次践踏与掠夺……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要维护祖国尊严,必须有综合国力;要保卫领土完整,必须研制自己的“打狗棍”。中国领导人果断决策:要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打破核垄断;要反对霸权,走强国之路,必须跨入门槛!

早在斯大林时期,他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

1949年7-8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提出的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1949年8月29日,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有学者怀疑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

斯大林这样做,可能是在应付中国人。他不知道即将开始的试验是否能够成功,但他知道,中国人是想拥有原子弹。的确,斯大林的猜想是对的,中共很早就想拥有核武器。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10月1日,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拥有原子弹在当时无论如何对中共是一种鼓励。1949年12月16日,也就是新中国诞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国访问。

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提出了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基本外交战略。毛泽东亲访苏联便是这种基本外交战略的集中体现。

这次访问名义上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实际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赴莫斯科,随行人员5人:陈伯达(秘书)、汪东兴(警卫)、叶子龙(机要)、毛岸英(毛泽东长子)、师哲(翻译)。这可能是现代国家元首正式出访,随行人员少得不能再少的一次了。如把一个半月后加入毛主席这次访问的周总理一行17人也算上,人员也是最精简的。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毛泽东虽然打下了江山,你要记住,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啊!”

“父亲,毛人凤传来情报,说毛泽东即将秘密出访苏联。”

“好啊,经儿,这是一个机会,让毛人凤准备准备吧!刚才夫人从美国打来电话,美国人根本就不承认毛泽东这个政府。毛泽东想吃掉台湾,就必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攻大陆’。”

在蒋经国的安排下,保密局长毛人凤指使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在北京和天津交接处杨庄车站安放炸药包,意图炸掉毛泽东的专列,被中国公安破获。

午夜,毛岸英推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箱,看见毛泽东仍然在看书,关切地说:“爸,您躺下,睡一会儿吧!”

“岸英,你先去睡吧!”

“我年轻,不困。”

毛泽东抬头看了一眼儿子,微笑着说:“年轻人,才容易犯困呢?”

“爸,您睡了我就睡。”

“岸英啊,明年春上,你和弟弟回一趟湖南,去看看你外婆,给你妈妈扫扫墓,另外把这两张纸烧了。”

毛岸英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信纸,说:“这是爸爸写给妈妈的吗?”

“你看看。”

毛岸英一看,果真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诗:《虞美人.枕上》,便念了起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景。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岸英含着泪光说:“爸,您对妈妈的思念,一往情深啊!”

毛泽东拿着另一首诗念着:“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爸爸,您对妈妈的感情,就像诗里所写的一样。”

“开惠之死,我百身莫赎啊!”

“爸……”岸英蹲下去抱着父亲的双腿。

12月16日中午12时整,专列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考虑到天气寒冷,毛泽东感冒,隆重的欢迎仪式被压缩。按照苏方安排,毛泽东只在仪仗队前绕场一周,未发表书面讲话。

毛泽东在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当天晚上6时,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主席。

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两人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您好!”

斯大林说:“您好,您好,欢迎,欢迎。”

“非常高兴见到您。”

“毛泽东同志,您很年轻,而且很健康,您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您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您很了不起,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胜利!”

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感谢你们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

“我知道,你们这一路上辛苦了,听说还遇到了点小麻烦。”

“是的,路上是遇到了点小麻烦,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蒋先生,他很关心我之行啊!不过,我们已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

斯大林风趣地说:“毛泽东同志,蒋先生这一套对您从来没起过什么作用啊!”

“虽然不起作用,他还要搞下去,不甘心失败。斯大林同志,您说是不是啊!”

“我早就听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一个非凡的领袖,有很多人都跟我介绍过您。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您到莫斯科来了,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

“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名声在外啊!这次我来的主要目的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等毛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毛泽东、斯大林坐在正中的位置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中方代表坐在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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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开始了,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话表示赞赏。

斯大林说:“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会谈中斯大林再次问毛泽东:“你来一趟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日新月异的变化。”

斯大林微笑着说:“你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这话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却把师哲(翻译)难住了。师哲心想,如果他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明白。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坐在一起讨论好看、好吃的东西,岂不可笑。文化的差异,彼此相互摸底,互相试探,也在情理中。

所以师哲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的。”

在场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这次访问,就中苏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双方交换了意见。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由中方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足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联方面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1949年8月,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主席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毛泽东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斯大林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

毛泽东说:“我们两国应签署一个新的友好条约,废除以往不平等的条约。”

斯大林说:“我赞成重新签署条约和协议。我们坚持《雅尔塔协定》上面的所有条款,并且愿意同中国方面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继续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并在两地驻军。”

毛泽东说:“我们政府对中国的任命一块土地,都有能力管理。”

斯大林说:“不过,我担心你们没有多少管理经验。”

“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是会很认真、很好地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我们都能进行管理,而且,我们相信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一定会管理得很好。”

斯大林无言以答。

毛泽东说:“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莫斯科。”

斯大林听后很惊讶,反问道:“难道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

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所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被搁置下来。这让毛泽东忧心如焚。

几天后,毛泽东对来看望他的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家祥说:“只要触及到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就不高兴,现在不理我们了,就连美国、英国的报纸也在看我们的笑话。”

王家祥说:“主席,这段时间,您考虑的问题太多了,要注意休息。”

“盼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来了,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什么?既然是兄弟国家,兄弟党,总应该像一个老大哥的样子嘛,总应该有点姿态吧!”

“主席,小心这里有窃听器。”

“怕什么,我不信邪,让想听的人,听去吧!”

陈伯达说:“主席,您消消气,保重身体,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毛泽东大声说:“东兴,通知代表团回国。”

汪东兴一时不知所措,望着王家祥和陈伯达。

王家祥说:“主席,斯大林如果知道您在这儿发火,他肯定会有所举措的。”

秘书叶子龙送上茶水,毛泽东接过茶杯气愤地说:“小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毛泽东这一番话,还真的被苏联克格勃窃听到了,克格勃负责人将窃听内容汇报给苏联国防部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外交部长安德列.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维辛斯基外长连夜来到斯大林的官邸汇报情况。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斯大林同志,无论如何,毛泽东不能这样离开苏联。”

维辛斯基外长对斯大林说:“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世界舆论。”

斯大林说:“可以让毛泽东和他的人去参观莫斯科博物馆,也可以去列宁格勒,只要毛泽东他愿意去哪里参观都行。”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可以让毛泽东看我们拍摄的电影。”

斯大林说:“那我们就送100部给他看。”

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这期间,斯大林让人送100部卫国战争的电影给毛泽东看,还有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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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对陈伯达、汪东兴、叶子龙3人说:“原子弹这个东西厉害,不能把它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

汪东兴用江西话说:“原子弹的威力确实厉害!”

陈伯达说:“苏联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彼得一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开辟了俄罗斯帝国。”

毛泽东说:“伯达,说得对啊,当时的俄国是个落后的王国,几乎在各方面都比西欧落后几百年,从生活条件看,甚至要落后几个世纪。”

陈伯达说:“彼得大帝并不单单是一个顺乎潮流的君主,而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在位期间,对内实行改革,对外侵略扩张。”

毛泽东娓娓道来:“十八世纪开始,欧陆大国纷纷兴起,而俄国却进展迟滞。彼得大帝,诞生于1682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位非凡的君王,为使俄国迎头赶上,当时欧洲的文明进步,他敢于挑战数百年的无知与孤立,推动巨大的变革,将数百万人拖离黑暗时代。通过战争,使俄国的版图不断地拓展。他还企图染指我国黑龙江流域。不幸的是,他碰上清朝一位最杰出的皇帝康熙,可以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物。【康熙生于1654年卒于1722年,康熙大于彼得18比岁】彼得大帝精力充沛,热心俄罗斯国家的福祉,他为俄国的发展付出了一生。彼得大帝于1725年初在圣彼得堡去世,终年52岁,康熙活了69岁,彼得死后一年,康熙才去世的。”

叶子龙说:“主席,这叫做既生瑜,又何生亮呢?”

三人听后,便哈哈大笑起了。

之后,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有一天,毛主席对来看他的科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明确表达了对斯大林拖延讨论新约的不满。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

就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出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代,就急忙派人来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时,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缅甸、印度、丹麦、瑞典和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中国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提出的要求。特别是英国《路透社》发的消息使苏联方面感到非常被动,也使斯大林终于认真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

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并明确提出让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来莫斯科”。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一扫10多天来的沉闷心绪,精神特别好。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他拜谒了革命导师列宁墓,到列宁格勒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到波罗的海远瞻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的喀琅施塔得要塞等地方,充分领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风韵。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毛泽东还为斯大林送了寿礼:山东大白菜、萝卜、大葱、莱阳梨,河北鸭梨、雪梨,北京的绿皮红心圆萝卜(即心里美),江西小金橘,西湖龙井和各地名茶约达一吨,另外还有布匹、瓷器、工艺品以及紫铜火锅、象牙筷子等。这些礼品都是周总理在北京亲自准备的,到莫斯科后,又亲自关照送给斯大林的寿礼及其它礼品事宜。

斯大林70诞辰庆典过去几天后,斯大林开始与毛泽东正式会谈。会谈在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斯大林孔策沃别墅举行。孔策沃别墅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总面积1000平方米,位于莫斯科西部,距克里姆林宫大约12分钟车程,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斯大林时代,一直是他的私人别墅。这次会谈安排在夜间,由斯大林本人确定。

据说,斯大林从搞地下工作和流放时起,就习惯在夜间工作了。缔约双方保证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努力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互相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除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还协商了两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等问题的协定内容。通过上述条约和协定,巩固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联系,在中苏关系史中写下了新的篇章。

周恩来称:“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的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毫无疑问,中苏两大国这样的亲密真诚合作,是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最后签订条约是两大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高潮,是迈出勇敢的一步。对这个历史事件,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人们都感到很满意。斯大林破例出席告别宴会。

时间在流逝,1949年已一去不复返。1950年2月临近,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日子也将随之到来。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当天晚上,周恩来就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说:“恩来,一路辛苦了。”

“主席,您受累了。”

“现在的情况使我想起当初的刘备,在涪关被困,急搬诸葛亮入川啊!”

周恩来笑笑说:“主席,我可不是诸葛亮啊!”

毛泽东吸着香烟,娓娓道来:“来莫斯科这么久,会谈进展不大,跟斯大林同志有此小误会,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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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与斯大林第三次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斯大林坦诚地说:“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一些现有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的事项,经过协商,中苏应该建立新的协定和条约。”

修改的原因,在于旧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同时,斯大林对旧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不再回避,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斯大林有了这样的态度,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

周恩来问道:“那么《雅尔塔协定》呢?”

斯大林说:“不去管它。”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通过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确保两国繁荣昌盛。而且,还要防止日本侵略的危险。”

斯大林说:“这是一定的。”

毛泽东说:“我们的新条约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其中,主要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说:“这个很好。”

周恩来说:“在新的条约里,还应规定国际问题,两国协商。”

斯大林说:“这个当然。”并转身对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说:“你一定要在上面签上这一条。”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斯大林同志,我们想在签订条约后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好。”斯大林愉快地回答。

“不过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要知道,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不很合适。”

“这倒也是,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在外国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未出席过。”

“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求您,恳切地请求您接受我们的邀请。”毛泽东坚持说。交谈出现了停顿,斯大林未急于回答。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等待着主人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很想让我出席,我就出席。”斯大林终于开口了。接着他们转到其他话题,斯大林一生严格遵守的誓言就这样被打破。

毛泽东在给国内刘少奇的通报中说“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为了使新的条约区别旧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1950年2月14日,在指定的日子和时刻,中国主人和客人聚集在大都会饭店宴会厅,斯大林也来到宴会大厅。在条约签字仪式上,由于斯大林身材比毛泽东矮,为了掩饰这一缺陷,斯大林竟往前迈了一步。因此,在照片上人们看到斯大林与毛泽东高矮差不多。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了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斯大林略停了一下脚步,扫视着聚集在这里的人,随即走近站在“主席团”长条桌旁的毛泽东。他们互致问候、握手,匆忙交谈几句关于彼此健康情况的话。接着,仪表端正,严肃认真的周恩来总理走近斯大林与其握手问候。酒会开始了,人们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祝酒词,但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两位国家领导人。他们并肩站着,不时交谈几句,基本上都是些友好的言语、插话,且多半出自斯大林之口。大家急切地等待着最主要的场面———斯大林讲话的开始,正是他能讲些表达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的话。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斯大林作了个手势,请大家安静。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马列主义者、无畏的共产党人。同志们,为他的健康和成就干杯!”大家一起干杯,会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条约签字当晚,中国以驻苏大使王稼祥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饭店举行盛大宴会。

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但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贵宾的尊重,他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这次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这只火锅是中方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斯大林的礼物。宴会前,苏联方面的安全人员把它拿去,再送回来时,人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解释,怕铜有毒,特地镀了一层锡。斯大林对吃火锅显然不在行,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进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毛主席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斯大林照着毛泽东的样子试了试,说:“不错,不错,中国菜名不虚传!”

1950年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饯行。2月17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之行。

对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建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与苏联缔结了新的互助条约,毛泽东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少有的经历。通过直接接触,毛泽东对斯大林有了新认识。后来,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毛泽东说:“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可以炫耀性地请中共领导观看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了。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信心十足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当然,毛泽东这次访苏虽然经历了诸多波折,但最终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结束,中国也收回了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由此开始了中苏密切合作、友好相处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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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门忠孝”的核家族

 

美国人把奥本海默称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称为“氢弹之父”。那是美国人的一种“叫法”。

在中国,有媒体把“两弹一星”之父罗列了一大堆名字: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程开甲、于敏、彭士禄……更甚者,还有人在网上做成了选择题,供网友们选择。我在采访核工业专家时,郑青云、汪兆富、谢建源三位老师是反对这种说法的。道理很简单,某某是“原子弹之父”,那么“原子弹之母”又是谁呢?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母,何为父呢?

于敏曾问过记者,按照你们报道,原子弹、氢弹研究有几个父亲呢?

今天,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两弹一星”之父,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的科学群体。尽管“两弹元勋”在核物理各个领域各有建树,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中国核武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了打破西方的核讹诈,他们隐姓埋名,以身报国。无私奉献,大爱无疆。

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一批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西欧、北美求学,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门下刻苦学习钻研,并开始参与了试验和理论研究工作。《国家记忆》中提到的科学家、科研人员与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曾分别在空气动力学、核裂变、宇宙线试验和核武器理论研究以及核制造、装配等领域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能研究机构。钱三强、何泽慧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海外游子回国创业。一批批在国外学有成就,甚至有相当知名度的科学家和青年学者,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核科研事业。

后来,近代物理研究所,被称为“满门忠孝”。这些人中有很多成为了中国后来驾驭核科技的一代精英,一代元勋,成为中国铸造核盾牌的英雄。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钱学森任院长,后来,五院升格为七机部。从此,中国国防工业开始两条腿走路,实现了两弹结合,开创了具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新时代!


真正的中国贵族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血统,中国的书香门第,应该是如出一辙。

 

钱三强(1913.10.16--1992.6.28),浙江湖州人,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钱秉穹1913年秋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

绍兴古称越州、会稽、山阴,其历史悠久,已有长达2500多年的建城史,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是著名的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鱼米之乡和名士之乡,更是“文物之邦”。当你走到一个叫“笔飞弄”的江南小巷时,那里既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又是书圣王羲之的故乡。

钱家为绍兴四大望族之首,钱三强的祖父钱振常曾任清朝的礼部侍郎。其长子钱恂,曾任留日学生学监;次子钱玄同,则是声名显赫中的进步学者。钱振常后来辞官,先后辗转浙江、江苏的几个书院,以教书为业,其中就包括绍兴的龙门书院。1902年,钱振常创办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公认的评价是,古越藏书楼的诞生,是中国图书馆史上一次重大文化创新,不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事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有趣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是钱振常的学生。

1913年,钱三强在绍兴出生,他不满4岁,父亲钱玄同就天天教他认字背书。青年时代,钱玄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学习。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由于他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竭力主张推翻清朝统治。随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和轮流编辑。

钱玄同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布衣遮我体,粗粝饱我饥,所奢望者,唯一书室:书香袭人,笔砚接谈,意气激扬,乐乎期间……一日不读书,对镜觉面目可憎;几日不提笔,对镜竟至不识矣。”可见他对读书写字的挚爱之深。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钱三强原名叫钱秉穹(名字是他自己改的,后有故事,在此不表),为培养钱秉穹,在他7岁时,父亲钱玄同送他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慧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姓)。

孔德学校是一所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而且孔德学校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高中教学工作。可以说,钱秉穹童年时代得到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钱秉穹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老帅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对音乐、体育、美术都有两下子。

钱三强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时,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趣味无穷的童年和积极向上的青年时代,就无法演绎好他的中年、老年生活。”

正因为钱秉穹有着温馨的童年、美好的青年时代和良好的家庭环境,才有了他以后的豁达胸襟和率真平易的性情。

钱秉穹的母亲——徐婉贞,是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温婉贤惠的女子。她的父亲徐汉曾是清朝的举人,担任过兵部郎中等官级,并在家乡绍兴建造了一座很大的书香楼,收藏了古今中外书籍和文房四宝。徐婉贞自幼识读书,琴棋诗画,样样精通。1906年她与钱秉穹的父亲钱玄同成亲后,便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

1914年徐婉贞带长子钱秉雄和刚满10个月的钱秉穹匆忙离开家乡,奔赴北平与丈夫钱玄同相聚。从此以后,他们便定居在琉璃厂西侧附近的一座老式四合院里。徐婉贞是一位有思想的贤妻良母,非常喜欢花卉,一年四季院子里花开不败,满屋怡人的香气,令人感到神表气爽、心旷神怡。房间院落,她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钱秉穹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温馨美好的环境中成长的。

钱秉穹刚进初中,年方13岁,就成了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在比赛中,钱秉穹作为前先锋,他个子高,有很好的弹跳,对球的控制能力强,成为球队的核心力量,在与初二班的一场篮球比赛中,钱秉穹的球技特别引人注目,那天他穿了一套白色的球衣,看上去很精神,经过几轮决战,初一班打进了决赛。

孔德学校的篮球赛在学校是挺火的,决赛时,球场外被围得水泄不通,有打横幅的、举小旗的,喝彩的,场面十分热闹。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叫“大弱”的同学,在他强有力的组织下,初一班的男生女生都来当拉拉队,“大弱”只是绰号,他的真名叫杨浦,杨浦体弱多病,常常请假缺课,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球场上有人在议论,如果初一班赢了初二班,就要看钱秉穹的临场发挥了。

比赛开始了,双方球技不相上下,在上半场结束时,初二班赢了初一班2分球。下半场打得精彩而激烈,比分交替上升,钱秉穹的球技堪称一绝,那动作好像杂技明星表演,球贴着身子转,上下左右带球,单脚盘球,跨下前后抛球,技术十分娴熟,一会儿投进2分球,一会儿在3分区远投,百发百中,在距离决赛即将结束时,87:85分,初一班落后2分球。大弱在喊:“秉直,加油;加油,秉直……” 拉拉队,全场哄动,热闹非凡。

钱秉穹一个假动作,闪开围攻他的队员,球向相反运行,一个抛物线,“嗖”的一声,3分区远投,球中,比分反超,88:87分。

“漂亮”、“真棒”……一片喝彩声。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双方争夺十分激烈。一个侧身,初一班一队员把球从对方手中夺了过来,快速把球送到钱秉穹手上。此时,拉拉队拼命喊着加油……加油……秉穹,加油;钱秉穹一个身体重压,倚住突破,三步跨篮,那动作如白鹤亮翅,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放球而注,篮球顺着他的手势钻进了篮筐,全场轰动,掌声雷动,最终初一班以3分之差小胜初二班。钱秉穹在球场上拼搏精神和集体意识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春节回家,钱秉穹收到了,杨浦给他寄来的一封信,杨浦在信中自称“大弱”,而称他为“三强”。

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钱秉穹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

“你的同学为什么叫你‘三强’呀?”父亲风趣地问。

“他叫我‘三强’,是因为我在学校篮球打得好,像白鹤一样灵活,希望我身体强壮。”秉直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

孩童时的玩笑,还真的不知“三强”二字的深意,但钱玄同很喜欢这个名字。

“三强,自强不息,清史名留”好名字。

在钱玄同的肯定下,从此,“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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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钱三强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听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着钱三强,两位学者的博学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着钱三强。

科学的发展,给变化万千的世界增添了色彩。钱三强决定学习物理,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父亲非常赞成钱三强报考清华物理系,并对其寄予希望。提笔为钱三强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一开始,全家人都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钱玄同为大家解开谜团,他说:“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希望三强能够保持牛的劲头;二是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之后,父亲送他的四个字成为钱三强一生的座右铭。

1932年秋季,钱三强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他放弃了攻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最初想法,随即考取了清华物理系,就读在吴有训教授门下。清华大学享誉国内外,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国家栋材。校内充满浓厚的学术空气,教学严谨,学风端正,激励着钱三强以顽强的精神,刻苦攻读。他以吴有训教授的作风为楷模,吴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教学方法滋润着钱三强的心田(钱三强没有想到20多年后,他与吴有训教授一起管理着中国最大的科学院)。

1936年,钱三强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钱三强大学毕业后,便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慈济所长的手下做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钱三强能在这样的高师手下工作,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刚刚开始工作,严所长交给他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和管理图书。钱三强不因工作的繁杂细小而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完成严所长交给的每项工作,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序,受到大家称赞。人家照相,他就帮助冲洗、放大,还用照相底版做分析研究工作。渐渐地钱三强能够独立地、熟练地进行照相底片的分析,并掌握了照相技术。

一个周末的下午,同学们都离开了实验室,只剩下钱三强一个人留在那里做分子光带分析。从南京开会回来的严所长进了实验室,看钱三强仍在聚经会神地工作,又看了看分析的数据结果,与国外的资料数据大致相同,心中无比高兴,他更加喜欢这位年轻人了。

一天,钱三强在图书馆查资料,严所长匆匆走来对他说:“你会法语吗?”

钱三强说:“中学学过。”

“还记得吗?”

“忘了不少,查查字典能查资料。”

“那好,我考考你。”严所长说着,便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法文杂志:“你念一段,再翻译过来。”钱三强按着严所长的话去做了。

严所长很满意地说:“还行嘛。”

这时才告诉他:“中法教育基金会,要招考公费留学生,你把手中的工作整理一下,用主要精力准备迎接考试吧!”

钱三强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好机会,他从心里感激自己的恩师严慈济。时间紧迫,10年没有读的法语,要尽快捡起。钱三强下定决心,要克服困难,认真地准备应考。考试完不久,严所长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三强,你考取了,考得不错。”

钱三强收拾行李,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抚育他的恩师,他依依不舍。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又增加了他心头的沉重。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

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能只顾近忧啊!”

……

1937年8月的一天,一艘远洋客轮载着钱三强,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1937年9月,钱三强在导师严慈济的引荐下,来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该实验室是居里夫人创建的,居里夫人谢世后,由锕的发现者德比爱纳教授任主任。但是实际上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纳主持工作。

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就是钱三强的导师。伊莱纳像她的慈母居里夫人一样,潜心于科学研究,忘我勤奋,作风严谨,品格高尚,待人热忱谦和。在这样一个导师的教导下,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钱三强的住处距实验室较远。每天,天蒙蒙亮钱三强就起床,匆匆吃点东西,赶乘地铁到实验室,一直要到很晚才回住处。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学习,钱三强并不觉得辛苦与单调,反而感到特别的充实愉快。

钱三强在实验室里主要是做“物理”工作,而放射源是要用化学方法制备的。因此,他很希望兼作“化学”工作。

一天,约里奥·居里夫人问钱三强:“钱先生,那位化学师你不是认识吗?如果你回国做放射源,就需要学会‘化学’工作,你去向她学学吧!”

钱三强心里十分高兴,他想导师为自己想得多么周到!于是欣然答应了。

化学师葛勤黛夫人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技术专家。她放手让钱三强独立做钋的放射源,钱三强一丝不苟仿效着化学师的方法开始工作,化学师每隔一段时间便过来询问指导。接着又连续让他做了5个放射样品,做完后,化学师帮助钱三强测完放射源的强度,并告诉钱三强:“成了,4个基本一样,1个略微差一点,但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化学师的评价,对钱三强的工作做了肯定。而他的勤奋与好学,又赢得了化学师和同伴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他获得了真诚的合作。这一来就大大拓宽了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不久他写出30多篇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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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5日,是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钱三强在伊莱娜·居里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

在实验室工作一天后,回到宿舍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有许许多多尚未开发的处女地等待一代又一代的核物理学家去开垦。

居里实验室,是全球性的研究集体。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有来自法国的、波兰的、意大利的、荷兰的、中国的……不过钱三强是这个群体的佼佼者。

钱三强的实干精神,深得伊莱娜·居里的赞赏。不久,她推荐钱三强到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工作。伊莱娜·居里的丈夫——约里奥·居里就在这个实验室主持工作。这样,钱三强就将同时在两个实验室工作。

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位著名的核科学家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法国人,身材魁梧高大,性格热情奔放。他非常喜欢与助手交谈,善于抒发自己的感情。他没有那种大科学家的架子,而且和工人合作得很好。看得出,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核能研究,有着一种狂热的痴迷。约里奥非常关心中国的近况,同情中国人民遭受日军侵略的处境。当话题转到钱三强的学习问题时,约里奥·居里问钱三强:“你到法国来学原子核物理学,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政府的委派?”

钱三强回答:“是我自己的选择。”

“原子核物理与原子能化学密不可分,你知道吗?”约里奥·居里提醒钱三强。

钱三强会意地点点头。

约里奥·居里接着说:“我的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同伊莱娜的实验室一直联系密切,我与伊莱娜生活上分不开,工作上也分不开。”

约里奥·居里与钱三强的谈话轻松愉快。第一次见面,约里奥·居里便开门见山地向钱三强交代了工作意图,他说:“我想对云雾室作两种改进。一是改进充气的压力,使压力可以调节,这样测量粒子的能量范围也就可以调节了。另一项改进,是把膨胀速度放慢,使有效灵敏的时间拉长,这样,一次实验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实例。”

钱三强认真作谈话记录,同时,他也开始考虑将要着手的工作细节。

“原来云雾室的有效灵敏时间是多少?” 钱三强经过认真思考后,向约里奥·居里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是0秒到0.2秒。时间太短了,实验受到限制,所以要改进。”

“改进方案由谁来做?”钱三强问道。

“先由你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共同讨论后再论证。改进成功之后,你就以云雾室研究a与质子的碰撞为题,完成你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钱三强面见约里奥·居里之后首先查阅文献,而后对现有的云雾室进行了仔细考察,对其原理结构进行了认真研究。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钱三强向约里奥·居里交了一份云雾室的改进图,请老师审查。

约里奥·居里对个别地方做了一些修改之后,便交给钱三强着手操作。一开始,约里奥·居里每天到实验室查看一次;后来,隔几天查看一次;再后来,两三个星期查看一次;最后,一两个月也难得来一次。约里奥·居里似乎对钱三强的工作很满意,也很放心。

过了一段时间,约里奥·居里又到实验室来了。

只见云雾室的主要结构件都加工好了,钱三强正在进行组装。

约里奥·居里惊讶了。他发现最难加工的金属底盘、金属网、金属丝,都加工好了,真不敢相信。

“这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都是你干的?”他兴奋地询问钱三强。

“我对每一个小部件都画好图纸,制作成样品后,再到工厂去请金工师傅帮助加工。” 钱三强回答说。

“工厂在哪里?”

“在巴黎郊外。那里有很好的设备,工人们也很热心帮助。”

约里奥·居里很欣赏这样的青年,能想出办法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且踏踏实实,从不张扬。

几个月后,新的云雾室制成了。经过试验,两种改进效果都不错,其中有效灵敏时间达到0.3秒~0.5秒。

新的云雾室刚制作成功,约里奥·居里又提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再设计一个自动照相的系统,把粒子轨迹自动拍照下来?”

没过多久,钱三强创造性地制造成了一台同云雾室相匹配的自动照相机。

从此,约里奥·居里对钱三强更加器重。约里奥·居里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

由于钱三强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刚去法国居里实验室一年多,便为华夏学子争得了荣誉。此时,钱三强心中怀念着那位遥远的美丽的姑娘,他愿意与那位美丽的“天使”共享这份来自居里家族给予的荣誉!

1937年圣诞节,暴风雪降临法国,巴黎的上空布满翻滚的乌云和纷飞的大雪。这一天,钱三强全身像散了架似的,离开实验室,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踉跄跄来到地铁。他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困乏地闭着眼睛。此时,内心产生了困惑:科学十分冷酷,它时而居高临下,看着你身心疲惫地向它奔去;时而又平和安静,甘愿臣服于勇敢的攀登者脚下,献上它最好的礼物。

走出地铁站,他走在冰天雪地的巴黎大街上。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久久地凝视着玻璃橱窗里摆放着的各种各样的食品。

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光着脖颈在大雪纷飞的晚上,雪花落在她金色的长发上,她美丽极了,可是,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她不敢回家,没卖出一根火柴,外面实在太冷了,她找了一个角落,点燃一根火柴,坐了下也,她想着自己坐在炉火旁,可是,她刚想伸出脚,火苗却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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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童年看过的童话,圣诞节之夜,他却看到了童话里的故事。

他走进商店,买了一块面包送给那个女孩,并对她说:“这是给你的圣诞礼物,拿着吧!”小女孩惊讶地望着他,问他是不是真正的圣诞老人。

他摆了摆手,对女孩笑了笑。

他想到父亲对他的教诲:“给弱者予帮助,别看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能给他人带来温暖。”人世间的爱就是这么奇特,有能力帮助别人,也是一种温暖。

就像先贤孟子所曰:“穷则独善其身,达达则兼济天下。”一个人能够做到“穷达兼治”是多么不容易,眼下自己只有学好本事,将来才能更好的报效祖国,帮助更多的人。

回到宿舍时,碰巧停电。他摸黑躺到床上,拉开被子盖上,感觉浑身发抖,然后,又摸索着找了几颗药丸吃下,可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觉。

他感觉自己发高烧了,眼前一片朦胧,他看见了母亲一手端着姜糖水,一手端着荷包蛋,慢慢走到床边,叫着他的小名:“我的儿啊,你怎么了……吃点东西吧!”母亲慈爱的面庞,深沉的表达,让他感到温暖。可是,他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向他走来,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和那双忧郁的眼睛,沉重地对他说:“秉直……面对困难,你要坚强一些……”话还没说完,父亲便晕倒了。

“父亲!”

钱三强从梦中惊醒,房间一片漆黑,四周寂静无人,一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向他涌来。他闭上双眼,想找回失去的梦境,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但感觉身上不断出汗,梦再也找不回来了。

药丸的作用很大,他一连换了两身内衣,身体发了虚汗之后,体温也渐渐恢复正常了,头脑清醒了许多,不禁想起北平的四合院,病魔缠身的父亲,昔日挺拔的脊背一点点地弯下去,矫健的步履已经蹒跚,那清澈的、坚毅的、炯炯有神的目光暗淡了许多。在地球的另一面,遥远的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七七事变”之后,华北丢了,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不由得泪流满面。

1937年12月17日,钱三强在大街上买了几份报纸回宿舍阅读,当他在一份中文报中看到一显赫的标题《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的报道,内容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中写道:“12月13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屠杀市民和俘虏约6万人,日军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日寇的侵略者,以杀人为乐,杀人作比赛,连3岁儿童,7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后有数据统计:南京大屠杀,长达6周,30万同胞倒在血泊中)。”

钱三强看到这则消息后义愤填膺,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回国,拿起武器奔赴战场,抗击日寇。

苦闷、思念、焦虑、彷徨深深地困扰着钱三强,他想知道父母的健康状况,渴望收到父亲的亲笔回信,于是一连写了几封信。不久,他终于收到家书,那一刻的喜悦溢于言表,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他急忙拆开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告诉他,家中一切安好,人年纪大了,身体都会有些毛病,叫他不要挂念。信的结尾,父亲嘱咐了8个字:“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他庆幸父亲的头脑依然清醒,病中不忘鼓励他好好学习,由于战乱和父亲的多病多愁之心,他身在异国,心系父母的安危。加之,实验工作愈加繁忙,他与父亲的通信逐渐减少。

1938年7月,他与同学们观看了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流行,盛大的阅兵典礼,让钱三强大开眼界,天上飞过的飞机,地上驶过的坦克,响彻云霄的马赛曲,其场面雄伟壮观。

法国民众充满激情地高唱国歌,他默默地问自己: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怎样才能报效祖国,回去吗?不行,他一介书生,又怎能力挽狂澜。他想到命运多舛的祖国,“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日寇已侵吞大半个中国……想到“南京大屠杀”小日本的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想着想着,他不禁热泪盈眶。

这天下午,约里奥.居里夫妇邀请钱三强和其他几名留学生到他家做客。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家在巴黎近郊安东尼镇勒诺大街36号,一座老式的别墅,院子里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客人们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优雅地散步,喷水池畔,鸽子“咕、咕、咕”地四处觅食。看到这些,他想起了在北京四合院里多病多愁的父母,那儿经过战乱,是否还有当初的绿树成荫,四季花开呢?

伊莱娜见状,便主动邀请钱三强跳舞,从而打破了沉默。钱三强的沉默寡言、安静,与伊莱娜的性格相比,恰好相反,她热情、敏捷、活泼、乐观而又非常刚毅,这个女人外表看上去给人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但她的内心极其富有同情心和浪漫主义情怀。伊莱娜与约里奥这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科学家因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相敬相爱,相互帮助。

钱三强很尊敬两位老师。每当他在实验室工作时,总是沉默寡言,勤奋工作,把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压在心底。约里奥·居里看出了这一点,在工作空闲的时间,他时常走近钱三强和他交谈。他说:“钱,你要乐观一点。在正义的中国抗日战争中,虽然人民暂时遭受苦难,但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钱三强与约里奥·居里合作得非常愉快和默契。他的博士论文的实验部分做得很好。在约里奥·居里先生实验室工作,不仅向先生学到科学技术,还学到他的科学思想、科学道德,这使钱三强受益终生。

1939年1月的一天,约里奥·居里教授让钱三强看一张照片,原来这是一张用云雾室拍下的铀受中子轰击后产生裂变的碎片的照片。这是当时第一张直接显示裂变现象的照片,是十分珍贵的。不久,约里奥.居里夫人又邀请钱三强和她合作证明核裂变理论,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

1939年1月底(中国旧历年前夕), 钱三强收到了大哥钱秉雄的一封加急信件,信中写道:“二弟,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咱们亲爱的父亲于1月17日,因患脑溢血病逝……三强,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世界上最疼爱我们的父亲走了……你一人在外保重身体,祝你早日学成回国。”

那一刻,钱三强泪如泉涌,心似裂帛。体内仿佛有千万条虫子在啃噬着他的心脉,又似乎有万千条鞭子在抽打着他的灵魂。他读罢信,更加憎恨日本侵略者,日寇入侵北平,父亲平静的执教生涯被迫中断了,家中失去了经济基础,贫病交加父亲一病不起,终于,父亲的生命熬到了油尽灯枯。

他拾起笔,包含泪水重新写下父亲生前送给他的八个字:“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以此铭志,谨记父亲教诲。

1940年钱三强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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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8日晚(星期一)。钱三强与何泽慧两位博士在中国驻法领事馆办理了婚姻登记,领了结婚证书,他们的婚礼将在巴黎东方饭店举行。

应邀参加婚礼的中外朋友30多人。约里奥·居里夫妇双双出席。这对夫妇出席他人的婚宴,即使在法国贵族之中,也极为少见。

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开始举行了,何泽慧身着暗红色的中式旗袍,两条长长的辫子垂于腰际,典型的东方女性,给人的感觉的优雅华贵,钱三强则一身毛料西装,挺拔、干练。

约里奥·居里向新郎新娘致辞祝贺新婚,他在致词中说道:

令人怀念的比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莱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其结果非常之好。

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日又传给了你们。我和伊莱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作出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巴黎是一个浪漫而温馨的城市,许多人的故事在这里交集。

卢浮宫,杜伊勒里公园,协和广场,塞纳河,奥赛博物馆,凯旋门……何泽慧想让钱三强陪着她去看看香榭丽舍大道的夜景,亲历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当年是如何洗尽铅华抛开唾手可得的奢华生活,与财产不多的阿芒去乡间过隐居的生活,自己强忍内心的剧痛离开了阿芒,并且在阿芒的误解与报复中怀着对阿芒深深的爱慕中死去。钱三强答应了新婚妻子的请求。

钱三强与何泽慧爱情,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1913年,山西灵石声名显赫的何家在苏州的“灵石何寓”落成。第二年,何泽慧出生在这座古典的苏州园林式的大宅院。她排行老三,自幼机灵敏捷,酷爱读书,成绩优异,深受父母的宠爱。钱三强在家也是排行老三,比她年长两岁。

她的父亲何澄,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老同盟会员。山西剪辫子第一人,也是山西第一位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何澄在日本入读梁启超创办的“清华学校”学农艺。这所学校,也是蔡锷、蒋介石在日本首选的学校。

何澄为全家人谋得了安逸的生活。何泽慧年幼时,父亲开办工厂。家里有汽车,暑期父亲经常带着他们全国旅游,家里早早购买了照相机,何家儿女因此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何澄也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何泽慧的八个兄弟姐妹中,共出了4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医学家。

何泽慧在苏州读完中学,对父亲说:“我要去上海念大学。”

父亲十分疼爱女儿,考试前,曾与何泽慧开玩笑:“考上大学就去读,考不上就当丫鬟。”

何泽慧随身带了两块银元,与几位女同学搭船来到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她的第一志愿报的是浙大,第二志愿是清华。

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何泽慧考了个女状元。

她后来回忆:“考浙江大学的人有800多,我报考的是物理学系,他们取的只有我一个女生,你说我的运气好不好?报考清华大学的人特别多,一共有近3000人,清华的希望小得不得了!”

然而,就是她最不抱希望的清华,也被她考中了。总共录取28人,她是其中之一。

虽然浙江大学发了录取通知书,何泽慧最终还是选择了清华。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最终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又是这10人中的第1名。这10人中,第2名就是成为她丈夫的钱三强。

都说,相遇就是一种美丽的缘分。相知想惜,才能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钱三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儿子,天性聪敏,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成了同学。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当然,钱三强也一直关注着被大家奉为“漂亮女神”的何泽慧;她身材修长,天生丽质,高雅婉约,两条大辫子乌黑发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镶嵌在那清秀的脸庞上。钱三强早就心生爱慕之情。

毕业前夕,何泽慧总是不经意走过他的书桌,瞟几眼他的座位,钱三强立刻感到心一阵阵地狂跳,弄得他面红耳赤低下头。

班里一个叫于光远的同学,当着他们的面开起了玩笑:何泽慧毕业论文分数排名第一,钱三强排名第二。你们俩就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

何泽慧羞赧地低下了头,钱三强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然而,他那颗炽热的心,早已狂跳不止。

毕业的前一天,何泽慧大大方方走进教室,她在他对面的座位上缓缓地坐下,问他:“三强,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呢?”

那其实是一句双关语,一是在询问他毕业后的是继续求学,还是早点找工作;二是在探问,他对她是否真的有心。

可是,钱三强支吾其词,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最终,何泽慧带着遗憾起身走开了。

或许,爱情需要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犹如美丽的花朵,从发芽生叶到绽放,需要阳光雨露。他们就这样将这份纯真青涩的情感收藏在心底,各自为了远大的理想作了短暂的离别。

何泽慧与钱三强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王大珩他们到德国来玩,何泽慧招待他们。那时候钱三强没有来,因为看样子快打仗了,钱三强怕过来了回不去法国,所以他就在法国看情况。后来二战开始了,钱三强给何泽慧拍电报叫他们赶快回去。虽然这次何泽慧没有见到钱三强,但至少知道了他的消息。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由于战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单词。

何泽慧很聪明,信写得很婉转。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长时间通信,我提出结婚请求,若同意,请回信,等你一同回国。”然而此时,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柏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寄出求婚信之后,钱三强整日焦虑不安,他担心自己被拒绝,更担心何泽慧在德国的安全。不久,他终于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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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的拥抱很温馨,很温存。何泽慧白嫩的手指轻轻地压着钱三强的嘴唇,她冰凉的指尖让他的嘴唇划过一丝电流,那电流触到他的心脉,使眼前的时刻变得神圣而浪漫,他甚至觉得这样的时刻似乎比7年前,比他们读书时还要新鲜,尤其在异国它乡,何泽慧能够只身来到他的身边,这份情更加弥足珍贵。

他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紧紧地……吻着她的额头,她的耳垂。这是一个迟来的吻,没有销魂荡魄的惊奇,却有铭心刻骨的记忆;没有心驰神往的颤栗,却有两情相悦的缠绵;没有羞怯、没有遮掩、没有矜持、没有忸怩,没有小家之气;它穿云破雾,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它仿佛像欧洲的阳光,多情而美丽。

“泽慧……”他柔柔地念着她的名字。

然后,他们手牵着手走在塞纳河畔,他轻轻对她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们牵手,走过这座桥;桥上的绿水红花,桥下的流水人家;桥的这头是青丝,桥的那头是白发。”

何泽慧望着他笑微笑,她笑得娇嗔,有三分羞涩,七分内敛。这是沈丛文的诗句,她喜欢眼前的男人,她渴望与他终生相守。

一场异国恋情在浪漫的巴黎发生了,因为相知,他们相爱;因为相爱,他们相守。战争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美满。

他在想: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这样,那样的限制与隐蔽的禁忌,又有太多难以预测的变故和身不由已的离合。一个转身,也许就已经一辈子错过,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参透命运开的一个玩笑。上帝只在云端眨了眨眼睛,所有的结局就都已经完全改变。

钱三强抱着新婚的妻子,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待她,他就像捧着一只精致的青花磁瓶,怕一不小心就会摔碎。

何泽慧是一个聪惠灵秀的女子,她吟着林薇因的诗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的呢喃——你是爱,是温,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对于何泽慧来说,钱三强就是她的人间四月天!

此时,钱三强望着何泽慧水灵灵的大眼睛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们来到欧州学习科学技术,为的是更好的回国报效祖国。慧,你准备好了吗?”

何泽慧推开他,说:“准备好了,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

第二天清晨,他们又来到了艾菲尔铁塔,钱三强搞笑的起作,把何泽慧逗得笑弯了腰,在阳光的照耀下,铁塔显得格外的壮观。一种傲视群芳的感觉在心中传动,“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讲的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每一层都是铁筑的,其中不知含着多少中世纪人的汗水。每高一点就多了一份对它的崇敬,是对于塔的,也是对于那些辛勤的劳工,更是对于智慧的瞻仰。一座人类的结晶,是巴黎的骄傲,法国的骄傲,世界的骄傲,更属于人类的骄傲。

离开艾菲尔铁塔,前面是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基督教堂,郎朗的诵经声还在拱顶上回荡。

何泽慧傻傻地问:“三强,世界上真的有耶稣吗?”

钱三强笑了笑说:“没有。”

“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力量使无数的人向往。”

“也许是耶稣的精神深深地感化着这片土地的人吧。让人学会感恩,学会知足。”

何泽慧问:“三强,100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是谁侵略中国,盗走了无数的文化珍宝,破坏了无数的城墙,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血流成河,难道耶稣能够庇护华夏民族,庇护世界人民吗?”

“慧,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这是陈毅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大”胜利闭幕时写的一首诗,因为,七大会场中央大礼堂在延安清凉山下。诗的前两句意思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百年屈辱史。1937年来的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诗的后两句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斗争不断壮大,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它必将领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何泽慧说:“我喜欢诗的后两句,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钱三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话在慢慢认证!世界文明也要尊重世界秩序,文明不分你家我家,只有大家。在今天看来他们的作法,是多么的可笑。但过去那些纷纷扰扰的事也已慢慢地被埋葬。就拿法国的英雄拿破仑来说吧,而今那座凯旋门仍就在诉说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役,感动着不同肤色的人们。人类的文明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我们记住的只是一段历史,或者说,是历史下的一段尘埃!”

穿过奥斯曼大街,他们来到巴黎最著名的歌剧院,慢步其中,让身心随歌剧飘到那唯美的爱丽舍宫中,再次领略巴黎风光。

何泽慧手扶着栏杆,望着这座世界最高的米约大桥,惘然天造的一般,贯通着南北,把她引向了更美的古巴黎。

钱三强侃侃而谈:“海明威说过,‘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候在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她都会跟你一生一世。巴黎是场流动的盛宴。’这场盛宴就像一个美丽的梦想,其实对巴黎的情感,不仅是因为她美丽的外表,更是因为她丰富的文化内涵。她的美丽完整地保存了岁月在她身上流淌的每一个痕迹,她的内涵几乎遍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片断,从传统到现代,所有的风格平易相处,这是一个适合轻步慢行的城市,如果脚步走急了,就会失去咀嚼细节的乐趣。”

何泽慧答道:“巴黎再美丽也是别人的城市,是巴黎人的祖先创造出来的,也是今天巴黎人继续维护下来的,而他们也将以骄傲的心情把她交给下一代巴黎人。”

傍晚,他们携手漫步在塞纳河畔,用脚一步一步地踩着河畔的风情,清澈的河水就像流入心中缪斯的灵泉,永远没有尽头。

“慧,坐在这儿,如果你静下心来,仿佛能听到萧邦飞扬的琴声,还有回荡在水面中世纪圣母院教堂的钟声。塞纳河上横桥卧波34座,每一座桥都呈现出多种风情。入夜,桥上灯光映着水色的梦幻,年年岁岁,春来樱花烟红,绿杨低吻水面,秋至西风冷雨,桥阶残叶层层,绿水悠悠,流风余韵,万种风情如刻在心灵。”

“三强,你来这儿不到10年,都变成了巴黎通了。”

钱三强是幸运者,能在两位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教诲下学习、工作,使他很快进入了科学研究的前沿,还使他亲眼目睹了人类第一次伟大的科学发现——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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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从英国剑桥大学返回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之后,钱三强与爱妻何泽慧,很快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实验和研究。

这对年轻夫妇,相互轮换,相互切磋着在实验室度过了1000多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数千次的实验、观察和分析。他们终于又观察到了在英国剑桥核物理实验室曾经见到过的那种核裂变现象,也就是他们终于观察到了那根垂直的细线,他们欣悦异常。

此后,又经过上万次的实验、观察乃至记录,几千次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三千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也就是说,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一分为三。

“第三个是裂变以后的第二次放射呢?还是三分裂呢?” 钱三强与何泽慧苦苦地思索着。

经过反复实验、观测、分析,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这是铀核的“三分裂”。

“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

在中子撞击铀原子核发生裂变时,每300次出现一次这种新奇现象。他们把实验结果报告给了约里奥·居里夫妇。居里夫妇连声称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铀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公布以后,在法国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核物理科学家认为,这一伟大发现,将会把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一步。

1946年12月9日,经小居里夫妇推荐,钱三强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公布了三分裂变的研究结果。

1947年2月,钱三强、何泽慧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第一次对“三分裂”和“四分裂”作出明确绪论。

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耀。

……

钱三强在法国组建温馨的小家后,不久女儿钱诚降生了。

面对众多接踵而来的荣誉,居里实验室的同事们,以为他会留在法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一天,钱母亲从北平寄来了信,从实验室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妻儿早已入睡,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展开慈母的信,母亲在信中写道:吾儿三强,自从你父亲去世之后,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近来常觉心疼痛。转眼间母子已有11年未见面了,我的儿啊,你有意定居国外,为母不阻拦你。但望你抽空回国一趟,听说,你给母亲生了孙女,我好想跟你们相聚……你快回来吧!钱三强读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临终之时,未能相见,已是人生一大遗憾。如果母亲……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

第二天清早,他把母亲的来信递给妻子何泽慧。

妻子完信后,深情地注视他:“你想好了吗?”

“泽慧,我想回国,母亲在等我们,祖国也在迫切地等待我们!我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

“我愿意。你在哪儿,我一生都追随着你。”

11年的勤奋,使钱三强获得了最高的奖赏,也赢得了留法中国人中学术水平最高的地位。在这样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他却要回国,这让人不可思议。

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刘宁一激动地说:“好啊,不过内战没有结束,你们夫妇最好在北方找一所大学先待下来,埋头教书,不要过问政治。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少表态。估计战争两、三年就会结束,待时机成熟,我们会去找你,你们将来大有作为!”

钱三强对刘宁一的告诫表示理解。临别时,刘宁一紧紧地握住钱三强的手,说:“三强同志,我们北平再见。”

钱三强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并重复着刘宁一的话:“我们北平再见!”

钱三强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约里奥·居里听了学生的要求,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满意地说:“要是我,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三强又去向约里奥·居里夫人话别。

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话,成为钱三强一生的座右铭。

钱三强决定回国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发来电报与信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电报中聘请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并给他电汇来800美元的路费;北平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在电报中邀请钱三强与他一起从事核物理的研究工作;清华大学梅贻琦和周培源二位教授在电报中邀请他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同时汇来600美元的路费;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电报中希望他担任官员……

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有他最钦佩的周培源教授。周培源那渊博的知识,民主的作风,慈祥的学者风度,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钱三强的首选当然是清华大学。

他也愿意与恩师严济慈教授一起从事核物理的研究工作。所以他接受了清华大学寄来的600美元路费,同时也答应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邀请。对于胡适寄来的800美元的路费,他原封退还,并写了一封对世伯表示感谢的信函。而对南京政府的那纸邀请函,他置之不理。

钱三强临行前,两位导师在自己的花园里为钱三强夫妇饯行。

1948年5月,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抱着刚满半岁的女儿,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带着导师的重托和法国同行的深情厚意,离开了巴黎回国。还随身带着一份珍贵的文件,导师约里奥·居里给钱三强写的学习与工作鉴定。

鉴定是这样写的:钱先生表现出科研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这些素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他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他心智敏慧,对科学既有满腔热忱,又有首创精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实验室学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我们曾委托他领导几批研究人员,他用自己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并受到了法国同行和外国学生的爱戴。

我们的国家对于钱先生的才干已承认,并先后赋予他重任,先是任命他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又聘任他为研究导师。他同时也是法兰西科学奖的获得者。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具备了研究组织工作的领导者所特有的精神、科学和技术素质。

1948年夏,钱三强带着法国朋友的友谊和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回到了阔别了11年的祖国,迈上了新的里程。

1948年6月10日,钱三强回到了祖国。当钱三强回到北平的家时,母亲强忍着病痛,走出了四合院的大门,迎接11年未见的儿子外国归来。老人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端详着自己的儿子、儿媳,伸出那颤抖的手抚爱着襁褓里的孙女,钱三强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双手抱着母亲,像孩子一样大声痛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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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教授”王淦昌

 

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美丽的常熟,有黛色烟瓦的文化美,有浓妆淡抹的自然美,有愈品愈浓的历史美。

俗话说:世上湖山,天下常熟。

支塘镇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明清建筑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支塘有着画山秀水般的神韵。古朴清雅的方塔别致、悠久,飞檐四角微翘,弧度优美。片片暗玉般的瓦片点缀在屋上,楚楚动人。溪水淙淙,翠木葱葱。瓦是支塘的眼睛,那深邃的目光见证了一个个光阴故事,只是岁月无情地风化了,将这永恒深深刻进了支塘人的记忆之中。

五光十色的山水,如诗如画的家园。

1907年5月28日这个晴朗的日子,王淦昌出生了。王淦昌幼年命运多舛,刚满4岁,以中医远近闻名的父亲却突然英年早逝了,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王淦昌13岁的时候,母亲也因过度劳累,又得了肺病而撒手人寰。

也就在这一年,慈祥的外婆为了兑现王淦昌父母娃娃亲的诺言,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和女人,让他与邻村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吴月琴女子结婚了。

百年中国遗落的绝版童话,在江南小城——常熟县支塘镇上演。

芦荻悠悠的乡间石板小路上,一队迎亲的队伍正朝小镇上的中医世家——王氏老屋缓缓走来。13岁的少年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娃娃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

迎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鞭炮“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挪动着颤颤悠悠的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蓦然出现在王淦昌面前。

洞房里一片沉寂,新娘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哪敢上前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可是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毋宁说是当做大姐姐来接纳。

可是还未等王淦昌充分地感受到香巢的暖意时,他就随一位远房亲戚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因为他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经过4年苦读后,1925年,18岁的王淦昌以优异成绩又考取了清华大学。

 当王淦昌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柳岸边的吴月琴在悄悄地抹泪,此时的吴月琴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却不忍告诉她的小丈夫,怕他分心耽误学业。放寒假王淦昌回家过年,就发现吴月琴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王淦昌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给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孩子?谁家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

“咱俩的孩子呀!你这爹当的。”

王淦昌羞惭地低下了头。在清华上学一年,他长大了,也懂得了心疼妻儿了。

那年春节,他学着做家务,带孩子。可到开学时,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在他上大学4年期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

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可是家里除了妻子吴月琴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两位哥哥语重心长地劝着:“淦昌啊,你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当王淦昌想打退堂鼓时,还是妻子鼓励他做出了决定:“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而且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你既然已做好了选择,我和孩子决不拖你的后腿……淦昌,我只对你说一句话,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1930年秋天,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大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

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几个月后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另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是,王淦昌差点成为中微子的发现者,其中的原因,同样是他的“中微子故事”里面的那位女导师的限制。

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

王淦昌最初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1936年秋天王淦昌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在学校附近刀茅巷租了两间房子,把一直在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接来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人孩子都非常高兴。从此,他专心致志地搞教学与科研。

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形势越来越好,报考浙江大学的学生成倍增长,学校内一派团结向上的气氛。在物理系竺校长把原来一些老的教授都聘请回来了。老朋友相聚,同事之间和睦相处,心情都很舒畅。

王淦昌在这个集体中也感到很愉快。由于他认真教学,人又年轻,性格开朗,所以物理系的师生都对他很尊敬。他们叫王淦昌娃娃教授。

他一边教学,一边仔细阅读国外物理学期刊上有关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的论文,自己动手制作云雾工作室,准备做宇宙方面的研究工作。

28岁的留德博士王淦昌只要一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就会脸红,但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不仅有后来著名的旅美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还有一位有着秋潭似的大眼睛、常向他投来倾慕微笑的女学子——丁瑶瑶。

深度近视的王淦昌开始并未注意到这双美丽的眸子,只是后来那迸射着青春光彩的眸子总是频频地出现在他的大课堂上,他才得知这位总是翘着白玉般鹅蛋脸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的女大学生是金陵人氏,出生书香门第,是浙大的才女。

“金陵女子”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身上的天才物理学家的秉赋和才气。她听过当年王淦昌在莱茵河畔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然而,最令浙大才女迷醉的是在中国这片战乱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叩响了20世纪伟大发明的大门。尽管当年王淦昌在迈特内的麾下痛失了发现中子的专利,但是他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探索。这个被核物理学界称为只有瞬间生命却威力无比的“金色小子”,谁捕获到它等于主宰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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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里夫人、维克、贝特、派尔斯等世界物理学界的顶尖高手一一失手之后,王淦昌却以智慧的目光从容地走进了中微子的探索这扇神秘的城门,他提出用K电子俘获中微子。令人遗憾的是战乱的中国并不具备最起码的实验条件,他只好将自己已如取囊中之物的划时代论断写成论文《关于探索中微子的一个建议》,1942年1月发表在美国的《物理学评论》后,立即引起美国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美国物理学家阿伦阅读后茅塞顿开,便以著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一举擒获了中微子,捧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诺贝尔奖。这时,王淦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消息传来,许多人为王淦昌扼腕叹息,浙大女才子丁瑶瑶的心中却掀起了海啸般的震撼。冥冥之中,她觉得“天才教授”是自己心中渴慕已久的“白马王子”。

然而,冰冷的现实向女才子凸现了无情而现实的一幕。有一天,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挽着他那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断桥边散步,这不啻一把尖刀在一点点地宰割着女子春情萌动的心。丁瑶瑶便向王淦昌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

一天晚上,丁瑶瑶约王淦昌到学校湖畔相会。

王淦昌出于礼貌,还是大胆赴约。

丁瑶瑶见面第一句就问:“王老师,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你是我的学生,我咋不理你了,天天给你们上课,修改作业。”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想说什么?”

“我爱上你了,我要追求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说认真的。”

“你这小女孩,真有意思。”

“爱情,对你不公平。”

王淦昌说:“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叫公平吗?”

丁瑶瑶尖刻地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那是不可能的。”王淦昌摇了摇头说:“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我已经是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

丁瑶瑶一气之下去了英国。

……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只好跟着逃难的队伍往大后方迁徙。一年内迁了四次:杭州——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

浙大师生员工在竺校长的率领下,走了1000多公里。到达广西宜山是1938年9月。1940年初,学校迁到贵阳遵义。这时,王淦昌一家人才安顿下来。遵义是贵州的文化区,山清水秀,气候很好,冬天不下雪,夏天不太热,雨量充足,宜室宜居,主要是日寇不再空袭了。这就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由于,连续两三年的迁校,生活不安定,又缺少营养,再加上路途劳累,王淦昌的肺结核病加重。当时,没有特效药,学校为了让他养病,只让他开近代物理一门课。他就把物理学有关的文献、杂志拿来,放在床头,一篇一篇地读,让它们陪伴着卧床养病,这时,他开始思考一些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完成了一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对探测中微子的实验充满信心。

1947年,他又写了《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国外几位物理学家陆续做过一系列K俘获实验。他第一次发现单能的反冲核,实验最终获得成功,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后来,我国建成了原子反应堆,在实验室里就可以产生大量的中微子。可以用中微子直接打原子核来证明它的存在。

所谓:才子多难。4年之间共迁了6个地方。王淦昌记得第一站是离杭州200多公里的建德。王淦昌守在爱妻简陋的产床边,第一次目睹了妻子生小儿子王建基那撕心裂肺般痛苦的一幕,真切地感受到做母亲的伟大与不易。最后一站到了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妻子又生下了小女儿,由于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王遵明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

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不免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悠然往来。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往事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眺着这一切的浙大女子终于发观,这种古老的婚姻最索然无味却也最牢固,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

新中国诞生后,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1949年冬天,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的内容是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信的署名人:钱三强和何泽慧。他对他们俩的名字并不陌生。只是那时,王淦昌还不认识他们。

他心里疑虑,他们给我写信,所为何事呢?拆开信才知。原来是钱三强诚邀他去北京,商量发展核科学研究的计划,以及从事核物理研究。能和他们一起做研究工作,王淦昌十分高兴。但一想到自己一大家子生活在南方,如果去北京,一家人对北方的生活能习惯?

他与妻子吴月琴商量,决定先请几天假,到北京看看再决定,妻子同意了。

因为是自己的事情,他不愿花公家的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妻子给他准备了干粮,并一再叮嘱他,路上注意身体,早些回来。

他乘车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那时火车跑得慢,从上海到北京要跑30来个小时。到了北京,钱三强、何泽慧把他请到家中做客,并很好地招待他,在他们家里,他们谈得十分投缘,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后,就开始讨论如何开展原子核物理研究问题。他们仨人一致认为,利用云雾室开展宇宙线研究是当时最可行的实验物理工作。所以,对宇宙线方面的工作,他们谈得很多。王淦昌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他感觉真正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此行坚定了他到北京工作的信心。

回到浙大,正是学生复习和期末考试阶段。结束这段工作后,他就准备北上。校方支持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0年2月,王淦昌告别家人和同事,独自来到了北京,从浙江大学调走了忻贤杰和胡文琦两位年轻的科研究人员,并且把云雾室也带到了北京。

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他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钱三强说:“淦昌,欢迎你来到北京,咱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

王淦昌欣慰地说:“是啊,这一天,我盼得太久了。”

钱三强把王淦昌请进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委以重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一年后,吴有训调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副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钱三强四处奔波,招揽人才。后来所里汇聚了大批科技精英,被世人称为“满门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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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大脑彭桓武

 

在中国,知道爱因斯坦的人很多。然而,在60多年前,两位世界级理论物理大师玻恩和薛定谬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曾多次提到彭桓武并给予嘉扬,这却是只有少数中国人才知道的事情。

钱三强请来了王淦昌之后,接着便请来了彭桓武。彭桓武教授是从清华大学聘来的,他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比王淦昌少几岁,曾在英国留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与他的童年有很大关系。人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良师益友;有的人能陪伴自己一生,且能并肩作战,但这都需要缘分。

1915年10月6日,吉林省长春县,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彭桓武的父亲彭树棠是麻城县王岗乡人(现湖北市麻城市铁门岗乡),系晚清举人,毕业于两湖书院。因德学兼优,1897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学校读书。回国后任湖北省师范庚壬堂监学。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东北三省边务工作繁重,急需人才。张之洞调娴熟日语、精通法学的彭树棠任延吉边务公署参事兼延吉开埠局坐办,掌管涉外事务。彭树棠恪尽职守,对延吉边界白俄屡次挑衅都运筹帷幄消患于无形。后任民国第三任长春县县长,以敬业为民、两袖清风赢得长春人民的爱戴,人们尊称他为“长春彭公孙”。

都说早产的婴儿聪明,彭桓武出生时早产,自幼体弱多病,读小学和私塾花了7年时间。他经常在家翻看父亲书柜里的书,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从小彭桓武酷爱数学和计算,他有超强的大脑,过目不忘的本领。父亲彭树棠,在他幼年时就教他简单的加减。4岁时,他已学会四则运算。

1930年,15岁的彭桓武来到北平求学,因勤奋好学一年内连升三级。

1931年9月,彭桓武通过自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物理系,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等一起被誉为“清华四杰”。老师周培源更是非常喜欢这个虽然体弱但功课优异的少年大学生,亲自指导他的毕业论文《地球上单摆的摆动周期是多少?》。

在清华的第一年,彭桓武每周有三天第四节无课。他就利用这段时间进书库,挑选要借的书。每次总凑满三册,这是借书规定的上限。借的书大多与上的课无关。当时的借书期限一般是两个星期,少数需要精读的才续借一次。

那一年里,16岁的彭桓武读了英译本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理性批判》,罗素的散文集,怀特海的逻辑著作。第二年夏天,他每天上午都要到图书馆阅览室去,从靠墙的一个书柜中,取出先秦诸子丛书,连续浏览。这时的彭桓武已经读完了《史记》,浏览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汤姆逊《科学大纲》的中译本。在先秦诸子学说中,他比较认同荀子的唯物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若干年后他才体会到这里面包含着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而他从选物理系时起则更强调科学地认识物质世界这方面。

1935年夏,不到20岁的彭桓武考上了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彭桓武辗转来到昆明,在数学大师熊庆来主持的云南大学任教。

这时欧洲现代物理学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26年诞生的新量子论仍是物理学发展的前沿。对量子理论和量子力学有划时代贡献的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玻恩等,仍在不懈地探索。而中国的物理学研究,20年代才从几个高等学校零星地开展起来,30年代刚建立两个研究机构,设备不全,人员不多,战争风云突变,使刚起步的物理学雪上加霜。

1938年,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留学生,他在清华大学的恩师周培源为他选择了导师——马克恩.玻恩。彭桓武远赴英国爱丁堡,成为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弟子。

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国青年学者,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埋头于实验室、课堂和图书馆,同学们叫他“波克”,而他的房东太太不无恶意地给这个不善交际的东方人起了个绰号:“奶油棒冰”。他甚至没有工夫去咀嚼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和苦闷都在他的沉默中变成了发愤攻读的动力,并在此后很快展露出物理学方面的天赋。

德国科学家玻恩,因纳粹上台后流亡英伦。这位当代理论物理大师可谓桃李满天下。有被誉为“原子反应堆之父”的费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科学界的精英。

玻恩为人随和,不拘小节,善于启发学生,还是一位出色的讲演者,能把深奥的问题讲得清晰透明,玻恩这一批学生中,有英、美、法、德、爱尔兰人,尤其喜欢来自中国的彭桓武。

彭桓武留给玻恩的印象是: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记忆超常。

彭桓武在玻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40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41年,彭桓武来到都柏林高级研究院工作。在都柏林高级研究院的2年间,彭桓武与海特勒、汉密特两人合作,研究关于解释宇宙线的介子课题。他们综合了介子场论若干成果,对宇宙线现象作了较系统的解释。这个理论便以它的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HHP。HHP理论的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之手,彭桓武的名字一时广为同行所知。海特勒后来在回忆都柏林那段生活时说:“同事中最受热爱的一个人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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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彭桓武又回到爱丁堡大学,独立开展研究。1945年,彭桓武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5年时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薛定谔接着又聘请彭桓武回都柏林高级研究院当教授,彭桓武开始指导研究生。1946年夏,战后第一个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这时,彭桓武在科学界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是许多海外学子梦寐以求的事。

然而,彭桓武却念念不忘回国。归心似箭的他曾被战火阻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和滞留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大干一场,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盛起来。

在那个时代,国内要搞原子弹的人为数不少,不管老的人、新的人都有这个想法,主要是美国用两枚原子弹轰炸了日本,轰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科学界。

据《薛定谔传》,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有人说,彭桓武中西兼容,融古今于一炉,特别雅好诗词,他的旧体诗感物抒怀、吟风弄月,文辞瑰丽、气势奔放。当时,彭桓武已有诗集出版。

那时候,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彭桓武与钱三强相约:一道回祖国大干一场!当时的柏林,找一个到中国的轮船座位十分困难。无奈之下,彭桓武写信请在英国海军部工作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布莱克特帮忙,在一条英国的运兵船上找了个舱位。

1947年底,彭桓武搭英国海军军舰踏上回国路。

1948年,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时,他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

彭桓武回国后,代表云南大学前往比利时参加“大学教授会议”,之后,绕道法国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钱三强是彭桓武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两人在1939年相识,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93年,记者采访他,问:“彭公,你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这句话吗?”

他说:“是的,我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学成归国嘛!”多么豪迈的语言。不戚戚于卑微,不济济于富贵,忘其艰难,而珍其美好。这是他心灵独白的真实写照。

 1949年,彭桓武来到已经解放的北京,在叶企荪教授家里,他和钱三强重逢了。

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告诉彭桓武:“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彭桓武说:“这回,咱们可以干起来了。”彭桓武跃跃欲试。他和钱三强商定,先从教育开始,解决物理学人才匮乏的问题。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

在核研究领域里,彭桓武教授的传说颇多,他的道德文章堪称一流。诗歌写得很好,有尊称“彭公”美誉,被誉为“影响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的宗师”。

当时,三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临危受命。三天之内赶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周总理问:“彭桓武,你过去见过原子弹吗?”

彭桓武用纯朴地道的东北话答道:“谁见过那玩意儿?”

“你以前懂原子弹?”

“不懂呀!”

“彭桓武啊,这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呀!”

多年之后,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在西北大漠震撼寰宇时,彭桓武对周总理的话仍然记忆犹新:“我一直没有忘记,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

在核武器研究中,彭桓武负责的每项工作几乎都是开创性的。由于国外严格保密,核武器研究中许多重要的物理现象,规律以及计算方法都要依靠他们自己研究掌握,其繁锁和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彭桓武在与后辈交流和探讨疑难问题时,从不以科学家自居,他始终平等待人,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不懂就问。

他始终认为:“研制原子弹离不开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特别喜欢和器重年轻人,经常鼓励年轻人谈自己的看法,并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运用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单化……难题一个一个被破解了。

 闲暇的时候,也会跟年轻人调侃:“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多想了些窍门。问题就解决了。”

看似简单的话语,却寓意多么深刻的哲理。

彭桓武的名字是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反应堆理论与反应堆计算人才;他是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他领导并参加了原子弹设计方案的制定、氢弹的设计试验以及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他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评价: “彭桓武是位真正的大家。”

王淦昌的评价: “彭桓武学识渊博,功底深厚,数学非常好,计算时从不需要助手,计算公式全都在他的脑子里。”

他的毕生至交钱三强这样评价他:“彭桓武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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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世奇才郭永怀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里,有一位科学家横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他就是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凭借着出众的才华和战略眼光,他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是功勋科学家中唯一的一位烈士。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的名句成为后人对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西滩郭家村。10岁那年, 郭永怀和父母遭土匪绑架,在海上漂泊了四五个月才被赎回。以一个农村娃的身份,和所有当时的中国科学大师巨匠一样,经历了极为动荡和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郭永怀以四里八乡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从青岛大学附中一路经由南开大学预科到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天知道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需要经历多大的努力和传奇才能在风雨飘渺的中国和中国最高学府学习物理。

当然,郭永怀的成长和所有大师一样,都有一段不寻常的历程。1939年夏,郭永怀考取了美国庚子赔款留学基金。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军、林家杰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3人被一同录取,(来自叶企孙教授的故事)。

郭永怀等人原定去英国留学,结果二战爆发,英国取消接纳外国留学生的计划, 郭永怀人只好等待。三个月后,他们被改派加拿大留学。然而, 郭永怀等在上海刚上船就得知,他们需在日本横滨停船三天,并得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郭永怀与同伴一致决定,绝不接受日本签证,全体下船,拒绝出发。

1940年8月,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杰3个人和20多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上海乘坐一艘驶往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邮船,进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并且3人仅花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学生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J. L. Synge教授赞叹了许多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后,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学习,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知己师兄---钱学森。事实上,郭永怀比钱学森还要大两岁。为何郭永怀叫钱学森师兄?是因为,他们同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钱学森是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航空、数学系博士学位。

郭永怀1941年5月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这位科学巨匠的指导下, 郭永怀打开了尖端科技的探索之门。比起活跃的钱学森,郭永怀像个害羞的大男孩,所以钱学森最喜欢做的就是开车带着这个小师弟去兜风。据说当时,开学开车接郭永怀到加州理工的也是钱学森。

那时郭永怀没有车,也没有什么钱,去康奈尔大学要一路舟车劳顿了。这时候,豪爽的大师哥钱学森一拍胸脯,他刚要去麻省理工MIT任教:“我有车,送你一程嘛!”于是他就开着车,两个年轻人一路穿越大半个美国,自西向东,从阳光加州一路3000多公里开到波士顿。

郭永怀的毕业论文选择的是当时最有挑战性的“跨声速流动研究”,并在1945年一举拿到了博士学位。钱学森对这位小师弟赞叹不已,他说:“郭永怀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在加州期间, 郭永怀直奔世界级难题“声障”的研究。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声障是无法逾越的。经过苦心钻研,郭永怀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跨声速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个世界难题。基于他的研究,1949年,美国成功制造了第一架实用的超音速飞机——F-10战斗机。郭永怀也因此跻身世界知名科学家行列。

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十年,是郭永怀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李佩。

1948年秋天,两人结婚,开始了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当时的郭永怀已是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上世纪50年代,仅月工资就高达800美元。

这段经历在郭永怀的资料里几乎没有提及和描写,但是人们可以想象到,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光。两个热爱科学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路向东,像《摩托日记》一样,一路浏览美国大好风光。没有比此间的少年更美好的时光了了。就像杜甫写的《酒中八仙》写的那种美好: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钱学森自己在《写在郭永怀文集后的话》中这么写:“相隔近3000多公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上世纪50年代是世界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活跃时期,郭永怀在这个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郭永怀的研究直接为科学界突破声障而来,并为此一跃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院的三大支柱之一,他为此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钱学森把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指的就是郭永怀。在计算机尚未广泛应用的情况下,PLK方法大大提高了计算的效率与准确度,被广泛应用到基础力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当中。

1953年8月,中美继签定朝鲜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久被迫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

郭永怀的婚后的生活平静而简单,他是一个温婉安静的人,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回国梦。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国方面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有一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如果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填了“否”。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这一年钱学森终于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了国内,大师哥远隔重洋不断给小师弟写信: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快来,快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我们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

郭永怀手里还有一个答应了威廉姆•西尔斯做一项研究工作,郭永怀重情重义,所以心中虽然汹涌澎湃,需要等一年才能回国。不过他的回国心一旦显露,就有许多黑衣人来找他了,郭永怀家附近突然有许多陌生人出没。

李佩说:当时,他的家总有陌生人叫门,她一开门,那人就说是移民局的,说找她谈话,结果那人东拉西扯跟她谈了半天话,还拿出了一个录音机,结果那个录音机失灵,所以他们的谈话根本就没有录上。

1956年,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同事们为送别郭永怀举办野餐会,在这次野餐会上,一向恬静沉稳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高喊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是为了不让移民局再没有借口不让他回国,夫人李佩也感到无比惋惜。

郭永怀回到家中对妻子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海里,他们拿不走。”

1956年秋,郭永怀夫妇乘坐的“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慢慢离开港口,美国---这个生活了16年的异乡慢慢从视野中消退。

1956年9月初,郭永怀一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科学家王承书等人。开船前,美国特工突然登船,专门搜查另外两位华裔科学家的行李。此时,李佩才理解了郭永怀焚书的良苦用心……

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 郭永怀一家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当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热泪盈眶。

胡适说,他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据说,毛泽东主席接见钱学森、王承书等科学家时,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泪,他与毛主席握手之后,便站在一旁傻笑。这恰恰证明了郭永怀的为人真正磊落,但并非表示他不热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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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大型报告文学,全书分三个部分:”东方巨响“、”横空出世“、”国之重器“。

全书围绕着开国元勋、开国元帅、开国将军和”两弹一星“元勋的感人事迹全面展开,穿越时空去探寻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的铀工厂、核基地,揭密“两弹一艇”研制决策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全篇以科技工作者为主线,以企业工人、部队官兵为蓝本,全景展示了”两弹一艇“研制过程。讴歌了核工业、航天工业、船泊工业创业时期的先锋。展示了他们以身许国、为党分忧、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家国情怀。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的伟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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