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农民打造一座银都

作者:曹国选


A、一位贫困农民,发家致富美梦成真,

艺高胆大塑造银都魂,斥千万元巨资,

打造中国银都文化标志。

 

溯湘江而上,穿越耒水,进入便江河畔的永兴县城,珠光宝气迎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耸立于别具一格的中国白银第一坊中央的中国第一银楼,成为中国银都的显著文化标志。

中国白银第一坊占地面积40亩,工程总投资3000万元。景区按冶炼观光区、形象展示区、旅游购物区、道教活动区等四区进行规划,整个景区为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式园林建筑,包括银楼、信仪堂、祖师殿、原始冶炼作坊、银文化博物馆、原始作坊展区、草堂寒竹等经典景点。其中银文化博物馆设古代馆和现代馆,古代馆收集整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冶炼史,陈设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的民间银器,挖掘了永兴三百多年的冶炼文化;现代馆通过沙盘展示、图文并茂的形式,将永兴19家规模冶炼企业进行集中展示,是各界人士领略“没有银矿的银都奇迹”的主要窗口。

位于中国白银第一坊(银都坊)内的银楼,是借鉴日本金都的金楼,动用数十名工匠,历经百余天封闭式构建而成的一座巧夺天工的中国最大银楼。银楼总面积140平方米,楼层高二层,一楼是柱式空透建筑,中间铸一大型鎏金神龟。而二楼雕梁画栋,有门窗隔壁。中国第一银楼二层空间配有鸳鸯椅一张,采用鎏金、银打造,尽显精致与奢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整座银楼雕梁画栋,除屋面瓦片外,主要构件全部用银片装饰包裹,就连门窗上的镂空雕花都用银片装饰,而所用5万两白银全部都是回收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废渣、废料、废液。

投资建造银楼的是湖南鑫达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曹生文。

曹生文出生于永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黄泥乡沙坑村,从这个地名就可以引起人们对贫瘠与穷困的联想。生长在“黄泥”地“沙坑”里的曹生文,像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满怀报国的壮志豪情,于1979年走入了军营,耳闻目睹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通过与老家的书信来往和新闻媒体的传播、战友们的交谈,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些年受到猛烈批判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得到提倡,农村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正在不同程度的进行,广大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出现了新的希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人民有了美好的憧憬。

退伍后,曹生文回到贫困家乡,伙同几个战友利用自己的特长,创办了昌源进口汽车修配厂。汽车修配本来是一项技术活,却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事情,加之那时候尽管改革开放好几年了,经济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转过来,倒是汽车行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力冲击,形成国产车少有人问津,进口车望而生畏的局面。而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没有摆脱饥饿型、进入温饱型,普通小汽车多是官员们才能享受的公款消费品,而进口小车之类的高档消费品,连一般官员都难以享受到,虽然有些大老板捷足先登了,毕竟还是极少数。加之大部分车辆属于国家、集体所有,车辆修配也是定向姓“公”的企业,个体汽车修配厂尽管人辛苦,故事却不好看。曹生文也是费力不赚钱,能够赚到几个小钱勉强养家糊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发家致富还是一个美妙的梦想。要想尽快脱贫致富,必须另辟蹊径,找准赚钱不费力的行当。

那些年,曹生文经常听到左邻右舍街谈巷议,隔壁柏林镇的一些农民凭借祖传的金银回收秘方,出现了好几个“暴发户”。白泥塘人早就开始“走银子水”了,他们在家里忙过春耕到莳田上岸,便悄悄出去把钱赚,寻找到省内省外的各级医院废旧用品,照相馆用过的定影水和胶片,有色金属冶炼后的废坩埚、阴沟泥以及车间垃圾等废料、废渣,用蛇皮袋装回家。这些单位逐步晓得了秘密,来人搞卫生、清垃圾也要收钱,他们一勾手指觉得合算,也就花钱买了,回到家里便就从中获得货真价实的银子。马桥村有个陈老头的亲戚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当领导,陈老头找到这个亲戚,问厂里冲洗胶片的废水要不要?不要就给他。如果厂里要,就看卖不卖?他想买。那个亲戚向厂领导一汇报,厂领导巴不得有人来义务打扫卫生呢。而陈老头还是送了一条白沙烟,便将废水池里的废水放干,买来几床毛毯把池里底下厚厚的一层沉淀物吸干净,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再将毛毯烧成灰,装进蛇皮袋里带回家。躲在家后面的杂房里忙了一个通宵,就得到了朝思暮想的白花花的银子。

曹生文听得心热手痒,可还是半信半疑,便抽空去柏林考察一番,果然兴奋不已。那时候,外地还在竭力寻找“万元户”、大肆宣扬“勤劳致富”典型的时候,柏林人虽然对外还不敢显山露水,私底下却传开了“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称富”的兴旺景象。柏林人有了钱也舍得花,正当的,不正当的,都敢花。到处是高楼大厦,一幢幢洋房拔地而起,或排列路边,或座落田中,或耸立山间,不少新型“淘沙佬”提前享受到小康社会的温馨。过年朋友相见敬烟从原来的郴州牌香烟变成了芙蓉王和中华香烟,过去有一件像样的新衣就觉得脸上很光彩,现在老板们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现在在湖南郴州说自己是柏林人,都会认为会冶炼金银,会很有钱。有了钱当然不想去挤公共汽车了,买小轿车,不出数年,一队队轿车开进了山里,而且一个比一个高档。当时党委政府机关只有处级领导干部才能配备吉普车,柏林一带依靠“走银子水”而成的老板,却享受着县处级干部的待遇,不久好些人超过了县委书记呢。在郴州市,无人不说最富有的是永兴的金银老板。永兴私人拥有高档轿车居全市第一也并非浪得虚名。当一辆辆奔驰、凌志、风度等世界名车停放在冶炼老板们并不华丽的楼房门口,人们发现,这些并不只是城市贵族的“专利品”。

眼见为实,曹生文巴不得马上趁早起床,出门抢元宝。只是他心知肚明,回收金银的秘方是祖传的,从来传子不传女,外人更加无从获得。他苦思冥想后,决定以走亲访友为名,前往瞟学技术,千方百计得到秘方。在柏林的亲朋戚友家,他一天到晚做两件事:一是吃酒聊天。每天提上瓶子酒换饭吃,把一个个亲友吃得醉熏熏的,可他脸色虽然像猴屁股,心里还是像猴子一样精明。酒足饭饱后话就多了,他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金银冶炼方面引导,果然获得了不少“走银子水”的路子、方法和手段,特别是看到原料后,如何搞到手的经验。但是,尽管如此,亲友们似乎个个酒醉心明,涉及到祖传秘方,缄口不开。曹生文想,这也不奇怪,就像铁匠教徒弟一样,锻造物件到关键时刻时,师傅总得“留一手”,一定会叫徒弟离开去做一些擂炭提水泡茶什么的活计,自己使出诀招。徒弟不到出师时,师傅绝对不会将诀招传授的,而且哪些没让师傅满意的徒弟,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诀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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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生文只有等待晚上,与亲友一起去串门。当时还不是很开放,柏林的乡亲们“走银子水”虽然严密防范政府干部,倒是不提防老百姓。每到傍晚,弄进了原料的家庭,一定会在村前屋后、瓜棚架下,架起炉子,座上坩埚,各自开动鼓风机吹燃炉中的熊熊铁炭火,吹沸坩埚里溶化煮开锅的原料浆,每每见到了火候,主人便会将一包东西加进去。主人家一次一次地从滚滚硝烟、熊熊烈火中夹出坩埚,将沸腾的银子水倒进生铁铸成的模具里,便浇成了一坨坨白花花的银锭。原料冶炼完后,主人家运用基本相同的程序,将银锭进行再次提炼,竟然能够回收到黄灿灿的碎金子。生产间隙时,他们相互交换着品牌各异的纸烟,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特别是在“走银子水”中耳闻目睹的奇闻趣事,显得无比轻松愉快。

就这么简单,可就这么神奇,曹生文经过半个月的活动,基本上熟悉了废物变成银子,从银子里在提取金子的“面子”功夫,回收金银的诀招就是那个神秘的纸包,不晓得究竟是哪些物质组成的。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与亲友们断断续续从的交谈中,零零星星地了解到那个纸包中的配方元素。他经过认真总结,反复思考,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曹生文不再等待了,他认准了“走银子水”的赚钱路子,便闻风而动,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金银冶炼之路,也饱尝了创业路上的甜酸苦辣。

1992年,“走银子水”路上的新兵曹生文,怀揣着东挪西借的几万块钱用作购买阳极泥的本金,意外地回收到几十斤白花花的银子。他欣喜若狂,真是天光早,捡到了大元宝。

然而,乐极生悲,曹生文没想到发家致富的道路会如此崎岖坎坷。1996年春节刚过,他又连凑带借了几十万元,而且在河南轻而易举地购买一批金银矿物,结果使他跌入了冰窖中。因为对方老板弄虚作假,他花60万巨资购买的只是一堆废物。这一变故,不仅使曹生文血本无归,还令他背上了几十万元的债务。这一结果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失败的原因,外行人做内行事,隔行如隔山,业务不熟,技不如人,再走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把“半桶水”当成一桶水的教训,几乎击碎了他依靠金银冶炼成为“暴发户”的黄粱美梦,他的人生也走入了低谷。无奈之下,不甘平庸的曹生文,只得放弃高回报的金银冶炼,转而与朋友合伙办起了煤矿。没想到同样因为外行管理不了内行,办煤矿也马失前蹄,不仅分文未赚,又背上了30多万元的债务。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差点把曹生文打得爬下了。

然而,躲在角落中的机会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走出来,迎面撞上那些有准备、不甘服输的人。1996年冬,曹生文得到了一个信息:郴州一个女老板手中掌握一批铅矿和废渣待售。这引起了他的兴趣。经过上次的挫折和教训,这次曹生文在运作中变得谨慎而又理智,对矿物和废渣含量进行了科学的化验,证实这是一批有价值的原料。但是,面对这批能够点石成金的原料,他却是囊中空空,负债的他到哪里筹措资金呢?机遇稍纵即逝,曹生文只能破釜沉舟,放手一博了。无奈中,他把房屋作为抵押贷款5万元作启动资金,同时,他的真诚和创业精神也感动了这位货主和他密切配合,让他赊购了这批原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曹生文这次大胆的决策是他人生中英明的举动。当时,正赶上白银上涨,价格从每斤300多元一路狂涨到700多元。凭着这笔生意,曹生文不但偿清了所有的债务,还完成了最初的积累。事业露出了一缕曙光,从山重水复的蜿蜒曲折之路豁然转入到了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1999年,曹生文一举投资300万元建成了一座通过省环境评估的规模冶炼企业——顺达冶炼厂。通过几年的打拼,顺达冶炼厂业务不断,生产日渐红火。1999——2002年,顺达年均产白银100吨,电解铅4000吨,纯利380余万元。从此以后,曹生文的事业作的水起风生,一步步地走向壮大。

曹生文与一些抢占了先机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发家致富的成功经验,也极大地影响到金银回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永兴县从2000年起,每年回收白银的产量一直保持在全国白银总产量25%以上的比重,中国白银界于是传出一句话:“柏林的白银一感冒,全世界白银市场都要‘打喷嚏’。”

2002年9月6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的首届中国白银年会上,世界白银协会会长贝特曼先生禁不住地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中国永兴!”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副会长潘文举的评价就更加权威:“永兴在没有任何金银矿资源的情况下,从业人员那么多,作为一个以农民军为主的县,其加工、提炼技术水平那么高,产量那么大,这是一个奇迹!”就这样,“中国银都”这顶桂冠,被年产白银1500余吨,占全国总产量1/4强的永兴县以无可比拟的优势轻松摘得。 

摘取“中国银都”的桂冠后,永兴县的农民企业家都觉得自己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都踌躇满志,为进一步夯实“中国银都”基础,展示“中国银都”的形象,不断为“中国银都”增光添彩贡献力量。他们向县委、县政府积极建议:将历史上只能在深山荒野偷生的污染企业,堂而皇之地立身于繁华都市,打造以金银深加工为主业、产供销一条龙的现代化产业基地。永兴县委、县政府顺应人民呼声,为塑造银都形象,发展工业旅游,于2003年作出了“打造‘中国银都’和‘银都工业旅游’的品牌战略。

中国银都创建成功,县委、县政府银都品牌战略的确立,给不甘小富即安的曹生文注入了“强心剂”,让他看到了更加远大的希望,增强了更加坚定的信心。2003年,曹生文不顾亲朋的反对,毅然贷款400万元,再加上原有的800万元全部积累,在永兴县开发区创办了鑫达银业有限公司,使县开发区多了一个以工业“三废”回收利用处理,集金、银、锡、铅冶炼、金银提纯和深加工为一体的循环经济的企业。鑫达银业公司经过两三年的打拼,企业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下辖白银精品厂、白银工艺制品厂、顺达冶炼厂、昌源进口汽车修配厂、永银米业公司,一个集团化的大型民营企业初具规模,年产国标1#白银600吨,黄金2吨,电解铅4000吨,年产值8亿元,2005年创收2100万元。

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既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更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曹生文把自己的企业发展融入到永兴县打造巩固“中国银都”这个品牌中去,紧紧抓住“绿色环保、精深加工”这一主题,进行企业升级或者说进入更加艰巨的第二次创业。正是具有这一理念并时刻践行,他的企业成了全县金银产业的领头羊,成了永兴这个“中国银都”的品牌代言人,也成为永兴县经济发展的一个助推器。曹文生积极呼应县委、县政府打造“中国银都”、“银都工业旅游”的品牌战略,为塑造银都形象,发展工业旅游,主动无偿承建了“中国银都”标志楼和“中国银都展馆”的中国白银第一坊。

就这样,曹生文在县城新区征地40亩,投资3000万元,开始兴建中国白银第一坊。银都坊按照金银生产科研基地、银都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和工业旅游观光景区的理念一并进行设计建设。景区按冶炼观光区、形象展示区、旅游购物区、道教活动区等四区进行规划,整个景区为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式园林建筑,包括银楼、信仪堂、祖师殿、原始冶炼作坊、银文化博物馆、原始作坊展区、草堂寒竹等经典景点。其中银文化博物馆设古代馆和现代馆,古代馆收集整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冶炼史,陈设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的民间银器,一座座浮雕壁画记录着白泥塘人的“淘金”的足迹,挖掘了永兴三百多年的冶炼文化;现代馆通过沙盘展示、图文并茂的形式,将永兴19家规模冶炼企业进行集中展示,成为社会各界人士领略“中国银都”的主要窗口。中国白银第一坊不但将只能在山里生存的金银回收冶炼堂而皇之的建到城里来,而且翻开了“千秋典藏,百年传奇”的历史长卷,铭刻着便江两岸始于明末清初、盛于当今的白银冶炼史,显示出古今永兴人勇于探索“废物利用”的科学精神、不断创新“变废为宝”的聪明才智,展示出先贤们发明创造从废渣、废料、废液中回收金银的高超技艺,彰显出当今银都金银回收产业的风采、品位和实力。银楼让世人置身于银的世界,回味中国银都的前世今生,领略“没有银矿的银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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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群山村农民,怀揣祖传秘籍漂洋过海,

淘金聚银成为富商。为感恩桑梓,造福故乡,

放飞中国银都美妙梦想。

 

湖南省郴州市是闻名天下的“有色金属之乡”, 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具有矿种多、分布广、储量大等特点,现已发现的矿产达112种,已探明储量的90多种。目前全世界认定的64种有色金属矿中,郴州市已发现40多种,其中探明储量的23种。全市主要有色金属探明储量600多万吨,占湖南省总储量的三分之二,潜在经济价值高达900多亿元,其中钨、铋、钼矿的保有金属量均居全国第一位;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0%左右,仅柿竹园钨储量就超过美国和原苏联储量的总和;铋矿地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锡矿占全省的59.2%,居全国第三位;铅、锌矿占全省的30.9%,居全国第四位;铜矿占全省的31.2%,居全国第十三位。“香花石”、“锂铍石”、“钎钡锂石”、“骑田岭石”等,为世界稀罕之物,堪称“国宝”。

然而,该市人口第二大县的永兴县,却没有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是一个农业大县,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勤耕苦作田土山。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干旱区域,上天落雨地皮湿,天上无雨泥如铁,往往是一年忙到头,十种九不收。

永兴县有一块地方叫白泥塘,顾名思义,土地贫瘠,水源奇缺,干旱严重,故这里的泥土都不是黑色,也不是黄色,而是白色的。由于颗粒无收的年景司空见惯,是地方地境出了名的穷地方,白泥塘人外出逃荒乞讨更是家常便饭。当地流传已久的民谣道尽了白泥塘人生活的辛酸:白泥塘,穷地方。烧柴像烧檀香,喝水像喝肉汤;山上光茅岭,满垅禾焦黄;常年只种不见收,十年总有九年荒;养女莫嫁这鬼地方,养崽只能做“招郎(上门女婿)”。也许是祖祖辈辈穷怕了,江湖闯荡习惯了,胆子大了,人也磨炼聪明了,这里早在300多年前再生冶炼金银这门独特工艺,就涌现出了一些“淘金沙”、“走银子水”的角色。 由于当地乡土口音,“泥”读作“银”,“白泥”就与“白银”结成了姻缘,“白泥塘”也就成了“白银塘”,深深寄托着世代农民的美好希望和憧憬。加之“白银”又与“柏林”的读音相近,“柏林”还是世界有名的大都市,因此“白泥塘”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柏林”镇。

早在明末清初,一些柏林农民就怀揣祖传秘籍,带上亲人的“香火包”,背井离乡闯江湖、下南洋,干起了 “淘金沙”、“走银子水”的勾当。他们发现南洋的首饰匠多,这些工匠一般在楼上作业,日积月累,楼板上积存的废灰含有金银,当楼板需要更换时,他们主动包揽换楼板的业务,旧楼板就是工钱,当地人笑白泥塘老板傻,换楼板的业务全部被白泥塘人包揽。旧楼板被烧成灰,放入船形木盆在水里摇摆淘洗,灰、渣随水而去,留在木盆里的沉淀物经加工便是金银,赚了大钱。

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他们扩大范围,特别关注那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寻找那些金号、首饰店做下人,而且十分乐意做那些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诸如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每次打扫卫生,他们把地上的、墙上的、门窗上的垃圾灰尘都收集起来,连洗手水也用毛巾吸干,悄悄带回住地藏起来。积累了一定的量后,便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用祖传秘方回收出金银颗粒,伺机卖到做金银生意的老板,换回洋钱。

天长日久,他们眼光越来越宽,而且瞄准那些产生金银废渣的地方,发现凡金属矿山、机械、石化和电子工业等基地的废渣、废灰、废土、废水、废旧电瓶、废边角料、冶金厂阴沟污泥均有回收价值,于是由原来的换楼板拓展到走水、走渣、走厂。有的谋求到金矿、有色金属矿当矿工,每次从矿上回来,都得小心翼翼地拍打干净衣服上的灰尘,连洗手洗澡水也得沉淀起来,一道收集积累起来。有胆大的还把心思放在矿山周边的臭水沟底,或者门前的小河道里,寻找理由去掏臭水沟,去河里游泳洗澡,把那些污泥浊水“染”回家,把河底摸到的含金矿渣带回家,从中提炼出黄白之物,换回养家糊口、生存发展、光宗耀祖的本钱。

日积月累,不少“淘沙佬”就像淘沙过程一样,财富积少成多,变成了南洋一带的财富佬,并且闯入了东南亚、港澳的金银珠宝市场。有的淘沙佬变成了财富佬,占居了港澳、东南亚金银珠宝市场的一席之地。尽管有的因为秘密被发现,或者因为胆大妄为被抓住,受尽刑罚,甚至连性命也送给了异国他乡。不少柏林人还是成了海外华侨,柏林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侨乡”,解放前,这里是民不聊生,为了谋生,这里的人经常背井离乡,浪迹天涯,正因如此,永兴县也沾上了光,成为了湖南省四大侨乡之一。

闯出了事业、穿上了洋装、住上了洋楼的侨胞难解相思苦,有心给故土乡亲创造福祉,洋钱洋货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向故乡。只是由于历史、政治诸方面的原因,众多华侨并未给故乡亲人带来福祉,倒是增添了不少麻烦,甚至灾难。在华侨之乡的历史长河中,洋钱洋货成为“里通外国”的铁证,金银交易成为严厉打击的走私,故乡亲人累遭牵连,“四郎探母”的悲剧时有上演,金银回收技艺难以传递,秘籍面临失传危机。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中心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时刻关注大陆变化的同胞侨胞喜出望外,跃跃欲试回故乡了却相思苦,条件成熟的话还可在故土创业,闯出一片新天地,既发展自身,也造福桑梓。正在他们踌躇满志、等待观望却又举棋不定时,永兴县县委、县政府就向部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

同胞们虽然见大陆要改革开放了,可他们受到大陆运动长期不断,政策时刻有变的影响,还是认为“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此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就有一些同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故乡探亲访友、寻根问祖。甚至别出心裁地采取偏激行为,说出一些荒唐话、做出一些荒唐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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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清明时节,几家香港同胞回乡探亲祭祖,永兴县委、县政府组织进行了接待。但是,迎接香港同胞的场面,个别同胞的一些言行,却让好些干部显得有些尴尬,更让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干部怒火中烧。

一组陪同李先生来到刚退还给他的旧居地,很远就瞧见熙熙攘攘的乡亲站满了村口的晒谷坪。可当中西结合的队伍走近时,乡亲们顿时鸦雀无声,用惊奇的目光跟踪着穿戴“洋气”或”妖气”的一干人,闪开一条道,却始终保持着一条清晰的“界线”。李先生等人径直走到还有些模样的神龛前面,齐刷刷地跪拜祖宗神位。然后,李先生起身微笑着拱手向乡亲们打招呼。可他走近乡亲,散发并非熟悉的人民币、而是没有见过的港币时,古扑实在的乡亲都会慌张地往后退。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没有动,被李先生紧紧地抱住了战战兢兢的手,还往枯瘦的手中塞进了几张港币。老人诚惶诚恐地看着同胞兄弟,泣不成声地说道:“你们终于回来了!”两位老乡亲激动的热泪,顿时浇沸了整个山村,浓郁的亲情乡情友情流淌着山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时乡亲们纷纷往里挤,争先恐后与同胞老乡热烈地交谈。

只是,同胞们在交谈中往往会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让陪同人员不知如何回答。有一个同胞说,如果政府能够批准他的亲戚再生一个儿子,他立即出资修一条水泥公路进村。还有一个同胞提出,如果将他那个还在坐牢的亲戚放出来,他无偿为镇政府盖一座宾馆……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无理要求,不但没有谁敢答应,而且气不打一起出,只是碍于组织上此前再三有过交待,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只有耐心地用现行的党纪法规政策进行解释。

接风宴过后,同胞们谢绝了陪同人员,各自回到亲戚家,准备给列祖列宗扫墓事宜。

一位香港老乡在祭拜祖宗时,做出更加令人气愤的事情。他焚烧的不是纸钱,而是大把大把的人民币,而且但见有人去捡那些未烧化的钱时,他还恶声地斥责他们。

这事顿时引起了众怒,乡亲们纷纷指责他。

“太不象话了!无法无天了!”

“你摆什么钱格,不要烧我们的人民币,烧你们的港币呀!”

忍无可忍又必须强忍,有的老人家还是说了几句不得不说的话:“老兄弟呀!真钱是烧不得的,是欺祖,也是欺天,祖宗领不走,天地不会容。再说,纵有家财万贯,烧成了灰什么也不值。有钱花不完,就多做善事,筹办大事,才是对祖宗的最好祭奠。”

这席发自肺腑的话倒是无形中起到了大作用,这位同胞回家后,便与亲人们激活祖传秘方,进行金银回收,图谋发家致富,而且悄悄架起了炉子,坐起了坩锅,“秘密”动员了几个“思想解放胆子大”的亲友,开始土法冶炼,小打小闹起来。

柏林人见境外同胞率先垂范,回乡创业,还带来了一些先进的金银冶炼技术,他们那些还戴着“地主”、“特务”、“汉奸”一大堆帽子的亲戚也蠢蠢欲动了,一些胆大的人也就争先恐后抢占发家致富的先机,利用农闲时间“八仙飘海,各显神通”,寻找废渣废液废料,“走银子水”的队伍迅速扩大,金银回收活动悄悄地兴起来。没想到的是,一开始就出现了大问题,由于黄金、白银是受管制的商品,当时“走银子水”回收的金银,是不能直接与银行进行兑换现金交易的,更不能在民间进行买卖,政府把私里交易行为视为“走私”。

为了破解销售难题,侨胞们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优势,将回收的黄金白银带到香港、东南亚的市场。但是,随着金银回收活动迅猛异常地兴起来,黄金白银可谓滚滚而来。仅仅依靠这一条渠道,对于解决金银销售难题仍然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各级各地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对于“金银走私”活动高度关注,打击措施保持常态且极为严密,金银走私与贩毒一样,受到公安部门的强力围追堵截。加之金银珠宝历来被人们、特别是那些不法之徒的高度惦记,“金银走私”路上的窃财杀人事件时有发生,而且这样的事件还被世人当作“黑吃黑事件”而共诛之,共讨之。因此不少人,特别是几十年来都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老实农民有些畏手畏脚了。

至于那些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更加忧心忡忡,他们开始还可以利用香港同胞的特殊身份,把金砖银锭偷运出境出国到香港东南亚。却没想到问题更加粗了,万一被抓被查,在“走私”帽子上再加上了一顶“里通外国”的黑锅,他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淌混水了。

只是,穷怕了的人们、特别是长期手无寸金、手无寸铁的农民,刚刚分得改革开放红利、尝到解放思想甜头的柏林人,如今好不容易能够从废物中得到了货真价实的黄金白银,但是没处卖,好些人依然抱着“银子”没钱花、没饭吃、没衣穿,他们抱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信条,一如既往,铤而走险,晓行夜宿,把银锭运到深圳,越界与香港商贩进行交易。走私黄金更加谨慎,更加隐蔽,成为妇女们的专利,她们创造了通过“下水道”走私黄金,甚至与走私毒品同时进行。成功了满载而归,失败了血本无归。“走银子水”者变成了“走私”、“贩毒”者,永兴人身上的金银经常被县外市外的执法部门扣押甚至没收,年平均扣押金额300万元以上。悲剧时常发生。好些“走银子水”的被抓进了监狱,还有的因为走私金银而丢了性命。

永兴县的银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让刚到任的县委书记李文积寝食难安。生长于农村,由农民成长起来的李书记深知农村的贫困、农民的疾苦,连油盐酱醋的开销都得依靠卖鸡蛋鸭蛋、萝卜青菜解决,这点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货真价实的黄金白银,怎会甘心眼睁睁地“看着银子变火屎”呢?他也在想,这些金银是从废渣废液中回收的,为什么不能通过银行兑换现金,这不是逼良为娼吗?因此,他带着这个问题走村串户,登门与冶炼专业户足膝谈心、解难释疑,动员个体冶炼户坚定信念,继续努力,创造新生活。然而那些冶炼户还是摇头晃脑,“不敢了!不敢了!赚钱为什么?还是保住自由、保住吃饭的家伙要紧。”又疑惑不解,“开放几年了,为什么银行还是关闭的呢?我们可是从废物中捡回地宝贝呀!”李书记说:“党的政策不会变,只要你遵纪守法、走正道,就放心干、大胆富,有事找我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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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好些基层干部对于这件事情也存在不同看法,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三申五令“解放思想”,可对待具体事情,不少掌握政策、执行政策者,还是是非难辨。他们想办的事情不能办,也不敢办,只有把情况一级一级往上反映直至党中央。

一天,县委会来了几个不速之客,还带来了中央某部门的信函。他们直接找到李文积,亮出“尚方宝剑”,永兴县柏林一带悄然兴起的金银回收冶炼活动,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的重灾区、逃税(费)死角、走私的源头,成为国家相关部门乃至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新闻媒体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对于金银冶炼提出质疑,对走私现象下达了禁令。

李书记神色凝重地看完中央部门的信函,似乎没有多想,提起笔在来函的文尾处写了八个字:变废为宝,何罪之有!并签上“永兴县委书记李文积”的名字,交给钦差大臣。并叫县委办主任找出一份县委、县政府的汇报材料一并附上。

作为钦差大臣的记者们顿时傻眼了,他们真没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父母官”,根本不怕丢“乌纱帽”。李文积坦然回答道:“你们也说我们胆大,胆量是中央给的。改革开放已经几年了,党中央早已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申五令‘解放思想’,提倡敢闯敢干敢冒敢试,错了改过来就是。建立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也是国务院批准的。这就说明,中央、省里已经给了我们‘尚方宝剑’,我们为什么不用?有了这‘尚方宝剑’,可以管住若干小政策,也可以变出若干小政策来。只要看准了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事情,就敢试,就要试。没有什么可怕的,丢‘乌纱帽’也不怕,只要经济上去了,人民满意就行。”他还对记者说:“我们也心知肚明,由于黄金、白银是受管制的商品,从现行政策条文看,永兴也是不能搞的。但从客观实际看,永兴的银子与其他地方的银子不同,它不是由银矿炼出来的,而是从废物中回收来的,难道宁可丢弃,也不让它成为社会财富吗?希望新闻舆论部门和你们这些无冕之王多加鼓与呼,”言为心声,浩然之气扑面而来,记者们无不被李书记这种精神所感动。

李书记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他四处奔波、上下协调,甚至亲自到上级有关部门坐等批复,促使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为永兴县银业发展“开绿灯”。与此同时,郴州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湖南省永兴县利用“三废”回收金银冶炼产品出路的建议》。永兴县委、县政府向湖南省委、省政府、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积极争取支持。转机终于到来,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批转了郴州代表的提案,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向永兴县正式发放经营金银产品许可证。不久,永兴又获得特殊政策,成为全国2000多个县(市、区)中唯一拥有生产、销售“三废”金银权的县。

银行解禁后,柏林人松了一口气,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特别是具有一定声誉的实业家更是真正吃下了定心丸,坚定了报答桑梓、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

早在1981年10月,香港著名珠宝商李兴邦等同胞为了了解家乡落实“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政策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也带着家属回柏林探亲。当时的县委书记李亚水亲自陪同客人考察,并倾听同胞的要求。兴邦先生因此也向李书记提出了关于落实政策的一些要求,对于家乡建设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其中就讲到利用废物回收金银的问题。

兴邦先生很快收到了永兴县政府关于地主摘帽和将房产退还并补偿人民币9000元的通知,当即写信回复:

尊敬的永兴县人民政府:

蒙共产党政策英明,我家的房产在30余年后能归原主,我们全家万分感谢。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答复:

一、产权归我们所有;

二、补偿的9000块钱请转赠当地生活困难的乡亲;

三、请转告各住户放心继续居住。

现在见国家政策确实好转了,而且能够落实到位,特别是金银产供销的渠道畅通了,他们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兴邦先生亲自率团来到故乡考察,收购了座落在永兴县城关镇白头狮的、已经奄奄一息的永兴冶炼厂,建立起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永昌兴冶炼厂,用先进技术取代了传统技术,由原来的单一冶炼工艺转为综合回收含镍、铜的环保泥、渣料;含金、银等贵金属的废料等,起到了金银冶炼的示范作用,带动了永兴县银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促进了永兴县银业的发展,为“中国银都”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建设的永昌兴宾馆、永昌兴出租车公司以及遍布各地的永昌兴金行连锁店,带动和促进了永兴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永兴县的文明程度。从2003年永兴县的招商引资项目库中,可以发现,金银产业的项目占到三分之一。以引资1000万美金建设的永兴金银产品交易市场——永昌兴大厦为代表的4个项目,实际引进到位的外资5000万元。

经济环境的好转,金银就像“皇家女儿”,不愁卖,更不用因“走私”而担惊受怕,有门路、有本钱的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走银子水”了。总面积195.86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3万人的柏林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冶炼从业人员就有2万余人,从工业“三废”中提炼金、银、钯、铋、钌、铟等稀贵金属的户头达2000余家。柏林镇冶炼产值过亿元的企业20余家,镇区经营金银首饰店铺约70余家,每年吸引周边来柏林购银饰的人群约3万余人。柏林一带当时便流传出一句话:“没有真正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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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群老农民,顺应改革开放春风,

八仙飘海各显神通,废物利用变废为宝,

奠定中国银都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祖国大地,金银冶炼之火开始在柏林镇及附近乡村点燃。柏林人挖出祖传秘籍,走出山沟林邑,走向全国各地,购进工矿企业的的废渣、废料、废液,架起铁炉坩埚,吹燃铁炭烈火,回收黄金白银,美梦成为现实,先是“星星之火”,小打小闹,满足温饱即可。可是“天高不算高,人心最为高,”小赚不过瘾,便把主要目光转向国有(营)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厂,而且把触角伸向省内外那些对口企业,诸如山东招远,河南灵宝、信阳,云南个旧,陕西阳平以及江苏、湖北等地,把数以万吨计的阳极泥、金渣、粗铅、冰铜渣、锑砂、铅极板、钯、烟囱灰等买回家进行冶炼加工,回收金银。柏林镇金银冶炼的“星星之火”变成了“家家点火”。

随着“走银子水”的队伍迅速扩大,在柏林镇的汽车站,当时只有“郴州——长沙”对开的一趟客班车停靠,40多座的班车路过永兴县城、柏林镇时,已经基本上满员了,因此司机不敢贸然停靠,却由于旅客的围追堵截不得不停。那些急着做生意的人们只有拼命往车箱里挤塞,见车厢里实在插不进去了,竟然失去礼智,爬上车蓬,任凭司机和车内人劝阻,他们还是红黑不下来,真可谓“要钱补要命”也。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车里车外一片混乱,打骂成为常态,更有不少“走银子水”者美梦成为噩梦,身上的钱财被偷窃一空。况且,地处郴州之北的柏林,距离长沙比从郴州出发还近一百多公里,交通费不合算,时间更不合算。于是,柏林人纷纷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请求增开直达省会长沙的客班车,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交通部门更是思想解放,抓住商机,分别增开了“永兴——长沙”、“柏林——长沙”两趟往返客班车,成为“走银子水”的专线客班车。

在这“走银子水”的专线客班车上,无不是携带大包小袋的当地农民,有的欢天喜地,有的垂头丧气,有的上车后便将沉重的包袱当枕头,躺下就呼呼大睡,有的男女相拥而坐打情骂俏,更多的还是谈笑风生。张三这趟真走运,弄到一批好原料,赚了个盆满钵满;李四这次太背时,样品被人调了包,亏得见了底;王五激怒了村里人告状,被政府查封了炉子;赵六去香港销货,让人套了笼子,血本无归,险些送了性命。要不就是某某昨晚手气太好,赢了好几万;某某昨晚运气太差,带来的美女是个骗子,一觉醒来,人财两空。所有话题无不是“走银子水”的悲喜故事。

经历过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刚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起初几年,一般人的经济意识还不够强烈,也不够敏感,虽然吃的“大锅饭”,却缺乏对国家、对集体的责任感,好些工人、甚至管理人员也不晓得那些废水废渣废料中还存在金银财宝,往往一支烟就能让他们“大开金口”,一个小红包就能让他们“高抬贵手”,沾染着浓郁“铜臭味”的柏林人几乎每到一处,都能绞尽脑汁,大施手段,马到成功。

李老板早已抱着“要发家,淘金沙,要致富,架银炉”的美梦,却是怀“财”不遇,一天在荒山僻野的乡村餐馆喝闷酒,与人闲谈中听说离这里不远的农场曾经办过一个“五七干校”,他的兴趣一下被提起来,立即叫添酒加菜,了解详细信息。他心知肚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好些“走资派”老干部被打倒,好些知识分子“臭老九”被下放,好些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所去的地方就是“五七干校”、“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不少干校、工厂就是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的电子产品,就会留下半导体废料,特别是积累电子垃圾。于是,李老板寻找到那家规模宏大的“五七干校”,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只有一个看守大门的老人家。老人家见他是来拖垃圾的,高兴地答应了,根本没提用钱买的事。李老板还是给老人家送了两瓶酒、一条烟,便将校内校外的垃圾全部拉走了,特别是那杆铁烟窗,连同厂房地板,也用水冲洗干净后,将锅炉带灰尘全部用双排座拉走了。到荒郊野外选择后,才将有用的电子垃圾及烟窗灰运回家。当夜通宵达旦架起炉子进行冶炼,回收了几百斤银子。再从白银中精选出黄金,瞬间便转换了身份,由穷人变成了百万富翁。

像李老板这样的发迹史的并非个案,也不是神话。不少“泥脚杆子”很快就穿上了皮鞋,昔日跟在牛屁股后面跑路的“牛郎”,如今坐上了“奔驰”、“宝马”,手舞“走银子水”的长龙,高唱“淘金沙”的凯歌奔向新时代。这些世世代代拿“锄杆子”的新型农民,不仅提前享受了小康社会的福气,而且将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金银冶炼之乡”、“乡镇企业新星”。柏林镇这颗闪烁在时代天空的星光,照耀便江两岸、湘江两岸、长江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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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县其他乡镇的农民从柏林镇的烟火中看到了闪烁的光亮,看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他们再不能坐等脱贫,必须奋起直追。于是便通过亲朋好友,获取金银回收的秘方,跟着柏林人走出山门,跃跃欲试。“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的祖传规矩很快被打破,亲朋戚友一传十,十传百,金银冶炼迅速向太和、洞口、黄泥、塘门口等乡镇延伸,遍布全县25个乡镇中的14个乡镇。“走银子水”的队伍迅速壮大,冶炼企业(户)高峰值达4000多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这些农民或单门独户、或二三联手,每年从全国各地运进来的废渣废液达数十万吨,在自己的家庭小作坊里“点火成金”,闯过了“金银走私”生死线的永兴银业,成为永兴人民通过合法勤劳致富的主要渠道。资金、人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迅速集聚,出现空前繁荣的盛景。人民银行从永兴县收购黄金最多的1997年达到2.4吨,收购白银最多的1996年达19.8吨。2002年,全县冶炼业年产值逾30亿元,税收2000多万元。一时间,冶炼企业金银回收冶炼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

未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这些烟火中获得财富,也从这些烟火中受到威胁,与财富同时进来的也包含着祸患。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的中国,人口多,而且多半是农民。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长期经济的低水平运行,农民生活水平更加低下,金钱意识相对强烈。加之全世界的环境保护起步晚,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地球上还找不到环境保护机构,在我国的辞典里,还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汇。直到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寂静的春天》,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于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各州也相继通过了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因为此事,《寂静的春天》一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1972年6月5日至16日,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保护事业开始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1973年,中央政府在国家建委下设了环境保护办公室,各级地方政府才相继设立环境保护机构,1988年7月才成立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从这时起,中国人才知道国家有了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还是一大基本国策。但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还是相当滞后。作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广大农民,更加模糊不清,普遍认为“环保”就是“环卫”、“绿色”当“绿化”。至于如何保护环境?怎么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更是一头雾水,一筹莫展。

这些由农民摇身一变的个体冶炼老板,经济意识更加强烈,环境意识极为淡薄,环保常识极为粗浅,他们既不关注购进原料的有机构成,有的阳极泥样品中虽然有色金属品位较高,可含砷量同样高,有的达到4456毫克/公斤,用一万吨这样的阳极泥回收金银,便可产生几十公斤的含砷“三废”污染物。这些有色金属矿产品在冶炼之前,内含的有毒有害物质是以物理状态存在的,对于人类环境并没有构成多大威胁。但是,在冶炼过程之中以及冶炼之后产生了化学变化,才会立即显示、或者逐渐显示出毒害的本性,对环境构成污染,对生态造成破坏,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形成巨大的伤害。因此,那些大中型冶炼化工企业也深知生产过程的环境污染,更知道利用生产排放的废渣废水进行再生产的经济价值并不高,却因污染防治技术复杂、成本太高而不敢贸然增加“废物利用”生产线,形成生产能力,只能让这些含有多种贵金属的资源当作废物进行处理,或进入尾沙库,或就地掩埋,能够卖出去给个体冶炼户作生产原料,更是单位减少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的上上之策了。金银回收的个体户因此有了广阔的冶炼原料空间。

然而,永兴县的回收金银活动基本上是单打独斗,采用的是家庭作坊式模式,传统的简单工艺,设备设施极为简陋,运进了原料,山村便热闹起来,架起一座炉子、一台鼓风机便可提取黄金白银来。这些作坊式的企业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也没有任何环境保护措施,冶炼生产所排放的废气与烟火一道形成燎原之势,随风飘荡到一定区域的每一角落,造成明显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生产排放和生活残留的废水一道进入溪流江河,逐步形成整个流域的地表水污染和地下水污染,被污染的水通过生产劳动过程,或者自然渗透到土壤,便形成积累性的土壤污染;冶炼废渣随意排放自然环境,给予本来受到了污染的水、土、空气雪上加霜,污染程度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注意对有毒有害原料的贮存和所排放“三废”的治理,冶炼的原料和排放的废渣都是乱堆乱放,有的还将废渣用于铺路、建房的辅助材料,更有甚者掺入水泥沙浆作为打水井砌墙之用。这些含有剧毒的物质逐渐氧化后,四处流散渗透,致使地表水逐渐受到污染,且经日积月累,污染因子聚多,“二次污染”留下的事故隐患越来越大,而且还不止在一朝一夕,将会长时期、且越来越严重地存在。

由此一来,“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土法回收冶炼,把绿水青山搅成昏天黑地,暴露无遗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触目惊心。冶炼排放的烟尘水渣导致畜禽水产、农作物遭受重大损害,成片的树木枯死,河中鱼虾绝迹,周边青山绿水的村镇变成了灰头土脸的丑陋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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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镇的一些村庄,过去是山清水秀、鸡犬相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据老一辈人说:明朝时出了一个上管郴州、下管茶陵大片土地的大员外心地善良,曾在灾荒年代煮粥救济各地灾民,皇帝还写了一块“乐善好施”的大牌匾送给他。村中路上有一棵千年大柏树,四季长青。那时文官来到柏树前要下轿,武官要下马,以示敬重。然而,这棵大柏树几年前突然枯萎,村民们只得砍去当柴烧了。村里那几家金银回收作坊,经常狼烟滚滚、毒粉飞扬,连那些身强体壮的年轻柏树都无法生存,苟延残喘的古柏还怎能活下去?

古树难以存活,人可是要想办法生存发展、繁衍生息的。好得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起来,他们从污染中获得财富,又希望脱离恶劣环境,寻求健康舒实的生存空间。老家的居住环境差了,就在城里购买豪宅,融入了闹市生活圈。每天清晨,他们驱车赶到老家冶炼企业,脱下皮鞋变成农民工。傍晚,他们又套上皮鞋,进入城市做体面人。不少“泥脚杆子”还永远穿上了皮鞋,由村民变成了市民,连子女都带到城里择校读书去了。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还在被严重污染中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可喝的水是从城里拉进来的矿泉水,吃的粮食蔬菜也不依靠本地种植,而是向生态环境较好的农村进购,甚至到超市购进外国货,好像本国的食品都与当地的一样受到了污染毒害。农民工如此,仍然还是正儿八经的老实农民也还在种粮种菜、养鸡养鸭,培植林果,也在当地兴办了金银饰品加工、特产产品销售和饮食服务业,有些餐饮门店为了招引顾客,堂而皇之地挂上了“进口绿色食品”的招牌。有时顾客会问:你们自己生产食品到哪里去了。店主就说:我们是“订单农业”,都送大超市让城里人吃去了。顾客便会反问:你这店里的粮食蔬菜水果又是从哪里来的?店主不假思索道:大超市定购的。见顾客发笑,又马上补充道:都是进口货,放心吃。言下之意,高价的进口货就是绿色产品,外国的月亮还是比本国的圆。只是不能自圆其说而已。

日积月累的“二次污染”还不止在一朝一夕,“三农”问题出现新的危机,传统的金银回收冶炼产业面临更大更严峻的考验。

199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令取缔关停土炼砷、土选金、小电镀、土炼铅锌等十五种重污染小企业,湖南省结合本省情况,又增加了三类小型企业,共为“十八小”。像永兴县的金银冶炼企业,几乎都属于“十八小”,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一些人找到各级各部门求情,力陈永兴从“三废”中回收金银发展之不易,发展之利,表明治污决心,请求暂缓查封。得到的只有一个字:关!不留半点余地,没有任何奢望。永兴县各部门联合组织了环保执法队伍,对于未达到环保要求的企业再次实行关停并转,一批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受到查处,其他大一些的企业停产整治。

一方面全部取缔关停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却增加税费征收。银行“关闭”不收合格金银产品的大门,而工商税务等部门却张开大嘴“吃暴发户”,他们对于“走银子水”者,不论收入利润,而是收取“人头税(费)”。这么一来,那些名副其实的、或者有名无实的“冶炼专业户”,同样重罚重收。同时,采取封锁进原料、出产品的办法,严格堵绝外面的原料运进来,生产的产品运出去。一旦得到信息,政府执法的、非执法的部门都会闻风而动,进行突袭,被抓到现场的,交不了税费,金银产品倒成为抵押物。受到多方面高压政策的强力威胁,永兴人身上的金银产品经常被县外市外的执法部门扣押甚至没收,年平均扣押产品折算金额在300万元以上。

永兴县蓬勃发展的金银冶炼,受到强力围追堵截的多重压力,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那些农民在“走银子水”的路上,刚刚走出“走私”大战的阴影,又步入了与政府明争暗抗的境地,而且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他们深知“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况且当时他们心知肚明: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关停“十八小”是国务院和省政府的重大决策,自己也感觉到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给予当地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问题。可“民以食为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千方百计守护这条生财之道,保护这一发家致富的传统工艺。他们只有采取“游击战”予以对付,与政府部门玩起了“猫鼠游戏”,政府白天抓,他们就晚上干,政府上半夜抓,他们就下半夜干,政府到湾村里抓,他们干脆将原料和冶炼炉拉进深山老林,把岩洞当成临时加工厂,甚至生活基地。这么一来,村里白天见不到几个人,夜晚见不到几盏灯,山间每天能见到绿树变色落叶,每夜能见到星光灿烂,时刻能够闻到随风飘荡的山风裹着刺鼻的味道。政府执法队伍也改变策略,采取“运动战”对负“游击战”,实行倒班制,白天休养生息,夜晚倾巢出动。只是,整顿大军往往能够抓住现行,也是几个“猫耳洞”,而且只是一些拉不走的废料,那些能够带走的成品根本不知深藏何处。因此,由于点多面广,鞭长莫及,政府执法部门还是防不胜防,采取严堵的方式明显收效甚微。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发的环境纠纷和事故日趋增加,因伤亡事故的善后处理令人发愁,特别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发的打架斗殴事件频繁发生,上访请愿、围攻乡镇政府县政府的群体事件也不断发生,甚至惊动了省市政府。永兴县及相关乡镇政府便又成了“消防队”,日夜奔波在处理民事纠纷、协商农赔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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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县金银回收冶炼与环境保护形成的尖锐矛盾,引起了当地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的高度警觉。可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发展,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纠纷时,只能当“和事佬”,其杀手锏就是“老板出钱,受害者得‘利’”,促成“农赔”而平息事态。

但是,“农赔”方式在污染事故纠纷发生频率不高、范围不大、受害者不多、事故后果不严重的阶段,倒像是灵丹妙药。随着污染事故纠纷发生频率日趋增高,发生范围日趋增大,受害群体日趋增多,事故后果日趋增重。随着环境保护的步伐越走越近,风声越来越紧;随着人民健康、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不少受害者只希望环境安全、健康长寿,根本不希望“农赔”几个小钱,老百姓坚决不允许污染企业在当地生存与发展。

于是,“走银子水”的农民老板面临“两难”困境,分别作出了不同选择。

一些大老板意识到,在柏林,在永兴,难以对付接连不断的污染纠纷,难以回避乡亲们的无情抵制和纠缠,难以承担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的重大责任。为了寻求更广阔、更优裕的生存发展空间,他们采取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让企业跳出“火坑”,转移到外县外省谋求当“阔老爷”、“洋老板”去了。

留下来的大量小老板,面对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状,也想试图防治污染,改善环境。只是这些规模不大、投资不多、工艺落后的土法小型企业,要想彻底解决污染问题,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无心改造企业,治理环境污染,只有采用“游击战”尽力应付“正规战”,走一步看一步,吃一口算一口,今朝有酒今朝醉。

那些势单力薄的个体冶炼户更是失去了信心。他们面临外地工矿企业已经把废物当成再生资源,自身发展“循环经济”,致使原料购买难度增大,回收冶炼成本增高,利润大幅度降低;面临纠纷不断,官司不断,农赔数额急剧攀升,他们意识到,倘若继续盲目撞下去,很有可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他们本身就是农民,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洗手不干。反正家里有承包的田土山,反正身体边也积累了一些钱财,养家糊口,无忧无虑。

面对全县急剧下滑的经济态势,面对经济能人极不稳定的情绪和行为,永兴县政府更加陷于了“两难”境地。如果全部取缔金银回收小冶炼,不但会摧毁全县经济、财政的“半壁江山”,而且挖断了当地老百姓的一条经济渠道,更重要的是赶跑了一大批经济能人。可如果不取缔、或全部取缔非法小冶炼,不但会祸害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甚至危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而且污染纠纷、事故亦将越来越多,必将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但是,受到单纯GDP的长期困扰,人们尽管绞尽脑汁,试图解决或缓解这对矛盾,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走出“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怪圈,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科学办法。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现实,让这些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也与当地政府官员一样,有了清醒的认识:不是企业治理污染,便是污染毁灭企业,致弱小企业于死地的是环境污染,起死回生当是环保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倒逼企业提质升级才是拯救金银回收产业的根本措施。永兴县委、政府领导与农民企业家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用,继续发扬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推行“统一规划,分散经营,集中治污”的运行管理模式,选择规模型、集约型、科技型、循环型发展路子,金银回收产业插上了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翅。全县通过多种方式组织投资6000万元,在冶炼比较集中的柏林、太和、洞口、黄泥、塘门口等5个乡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冶炼工业园,即选择划定一块冶炼户较多、人烟较少的地方,设定总体规模以及入园企业的个体规模条件,并严格实行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管理。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经营管理由分变合,科技水平由低变高、治污能力由弱变强,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集聚,污染治理的资金、技术再不是瓶颈,清洁生产再不是难题。在此基础上,对于工业园区外的冶炼活动,实行关停转并,促使个体冶炼企业把目光投向工业园,靠大联强,扩大个体企业规模,促使全县银业提质升级。与此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研发应用先进生产工艺,走精深加工道路,先后有13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铋合金、钯材等3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被认定为环保型、科技型产品。在传统工艺与三维制图、3D打印等现代技术的结合下,该县先后开发出4大系列500多款银制品,大大提升了白银附加值,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多赢”的目标。

永兴县金银回收产业发展再次闯过了生死线,金银产业巨额的富余民资,不仅壮大了金银产业实力,而且涌向小城镇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市场,进一步加速了全县城镇化进程。2001年底,由县建设局投资开发的永兴广场建成以后,在周边的50亩土地的拍卖会上,“黄金地段”每平方米的价格由标底的800元一路狂飙到3800元,这其间的“始作佣者”就是40位从农民成长的冶炼企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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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群新农民凭借创新精神,创建金银回收航母,

推动工业园提质升级,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打造中国银都现代版。

 

工业园的建立,原来的4000多个体户通过靠大联强“五指握拳”办法,自愿组合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132家企业进入工业园区,有效缩减了污染面和污染频率,那些金银回收重点乡镇“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现象基本上销声匿迹,蓝天白云终于露脸了。

2002年以前,永兴县金银产品的销售都是企业自己组织车辆,经过长途运输周转后,最后才抵达上海华通市场,其间充满着风险,销售成本也居高不下。经过县里通过积极开展招商和合作,株冶、内蒙古乾坤、中国五矿等业界知名大型企业纷纷在永兴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全县金银企业的产品从此实现了“足不出县、销向全球”的可能。2003年3月,农民企业家汇源冶炼公司老板许振国将1000公斤1#白银运到上海华通白银市场永兴办事处,历史性实现了与专业销售市场的短距离交易。他真切地感受到,一张灵敏快捷的金银销售网络就在身边编织成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正式给予永兴50吨白银出口配额,到8月底,已出口创汇1000余万元,永兴金银产品抢占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然而,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本来就是一对“双胞胎”,尽管达标排放,也不是说没有污染排放。而且,当时好些保留企业“三同时”时名义上达标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达标,特别是满负荷生产时,或者生产某些原料时。永兴全县符合要求保留下来的企业,分别在5块地方集中建立,尽管实现了“规模化”,然个体规模还是偏小,污染治理难以满足冶炼企业的技术要求,环境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形成重点区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呈积累增加的态势和程度。于是乎,虽然全局污染有些缩减了,局部污染却剧烈增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后,不但污染纠纷和事故发生频率不断加大,而且出现威胁到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污染事件。

1999年盛夏,黄泥乡出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恶劣社会现象,从乡政府到冶炼工业园所在地汶村的水泥公路两旁,一夜之间出现了铺天盖地、各种颜色的“法轮功”标语。这些标语内容都是环境保护的口号。郴州市及永兴县两级环保相关部门立即组织调查,还没进园,但见狭长的园区地带仍然被浓烟雾霾锁住,白昼犹如黑夜,怪味难闻。走进园区内的田间地头,但见不少良田中的禾苗都是参差不齐、发育不全,比及外面已经灌浆饱满的水稻,这里都是一片没有长大、或者根本长不大的“病秧子”。美其名曰的“工业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污染园”,而且被别有用心的“法轮功”利用,作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由头。

2000年3月,柏林工业园附近的马桥村谭家组发生的一起重大砷污染事故,共有81名村民进行过体检,37名村民尿砷超标中毒住院治疗,其中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才l岁,个别重病者除砷中毒外,还伴有肺结核、肺心病等多种疾病。9口水井的饮用水、8座水塘地表水中砷含量超标,污染最严重的砷含量达到12.4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0.05毫克/升的248倍。还有50多亩农田严重损毁。

市县两级紧急调集人员前往事故发生地调查事件发生原因。

马桥村是金银冶炼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最先富裕起来的样板村。全村3200口人,常年从事冶炼业的达1000余人,户平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被称为永兴的“华西村”。但是,村民富起来后,金钱改变了人际关系,财富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少人进出村再不走路也不骑单车,而是坐“包”车了;一些人家再不愿同饮那露天的公共井水,而是饮用在自家门口挖掘的地下井水了。谭家自然村共79户239人,分为两个村民小组,过去他们同饮两口公共水井的地下水。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近半数的人家或合伙、或独自在家门口挖出了一个个深遂的洞,用红砖沙浆砌成封闭性水井,安装上压水器。用这样的方式取水,既方便又快捷,这样的饮用水,既卫生又安全,怎么会发生砷中毒呢?还有,这里的不少“淘沙佬”身上装了一些钱,便跳出“农门”进城当“阔老爷”、“洋老板”去了,眼前这里的冶炼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再说,既然是这种原因,为什么冶炼旺盛时期没有出现过这种普遍现象,其他地方目前冶炼活动依然红火的乡村也未听说过有人砷中毒呢?最后才查明,他们打水井砌墙抹墙的沙浆,便掺合了未经冶炼的原料和废渣。而那些废渣就是工业园区转移过来的,由于未经任何处理,或堆放在地面上,或浸泡在水中,有害物质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必然渗透污染地下水源,饮用此种水者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由此造成砷元素长期超标积累,引发出了“二次污染”。这起重大污染事故虽然是当地农民自己酿成的苦酒给自己喝了,却给附近工业园增加了进一步规范环境管理、强化污染防治的巨大压力。

不仅如此,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风暴,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由于国内外经济下行,有色行业市场行情大幅下跌、产能设置及分配欠科学、资金紧缺等原因,永兴县的金银回收传统产业受到强烈冲击,国际市场金银价格急剧下滑,不少企业顿时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产业发展放缓了步伐,而且在几年内也没有恢复元气。

但是,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作为湖南有色金属产业的一颗耀眼明珠,凭借稀贵金属产业取得的成就,充分利用“中国银都”、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县、国家稀贵金属再生利用产业化基地、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国家涉重金属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基地、湖南省首批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等金字招牌的影响,乘载产融结合的东风,围绕建设“白银生产、白银商贸、白银文化、白银投融资”四大基地,实施“中国银都”品牌首选发展战略,培植2-3个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龙头企业,扶持1-2家以白银为主业的主板上市公司,打造全国的稀贵金属资源生产、技术、金融的“总部硅谷”,促使产业从低端生产迈向高端发展,昂首阔步迈进全球知名贵金属综合产业集群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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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全县对原来保留的132家企业重新洗牌,再次进行整合升级为30家规模企业,集体迁入建立废渣废水处理中心、废气集中处理站等集中处理设施的柏林工业园和太和工业园两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形成一个产值过500亿的产业集群。 

这是大手笔,却是难动作。好些人担心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经济实体,恐怕环境质量上来了,经济水平却下去了。然而,这种担心很快被打消了,一代新型农民企业家照样屹立在深化改革的前头,他们遵循“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的理念,严格按照“高起点规划、高门槛入驻、高标准建设、高要求管理”原则,携手共建具有创新的产业特征、完善的配套服务、优美的发展环境、充满活力与效益的多功能现代化园区。

金银回收发源地的柏林镇一马当先,规划用地面积4.2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200亿元、规划入驻企业20多家的新型工业园,于2012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很快得到了综合实力较强的区域的相应,先后15家企业签订入园协议,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柏林工业园因此成为永兴县建设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主战场,也是永兴县金银冶炼产业整合升级的主要平台。

不惑之年的李荣鹏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受到当地冶炼文化的熏陶,他17岁高中毕业后,拿着自己打工赚来的8万元,开起了“小作坊”,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爬滚,“小作坊”逐渐形成了规模企业。2013年,李荣鹏投资注册了湖南省荣鹏金属有限公司。“让上游产品产生的废料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料,建起循环产业链;通过提升传统产业、引进新兴战略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开展“环保整治”、生态绿化,打造特色产业……”李荣鹏坚信,走绿色发展道路才能谱写出发展“新篇章”。2016年,李荣鹏凭借环保“东风”,将产业整合升级入驻“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之一的柏林工业园。公司利用领先的技术,自主研发了的“从含碲料中用三沉淀法提取高纯碲工艺”、“改进新型鼓风机”、“清洗电解铅阴极管的装置”三项工艺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并实现产业化,成为中南大学重点产学研合作单位。

已经在柏林工业园区进行二次创业的许建国的发迹史,记录了永兴金银产业的发展从无序到规范的真实过程。这位黄泥乡汶村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中期甩掉手中的“方向盘”开始踏上“淘金路”,单枪匹马奔波在内蒙古、河南等地,把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守”到的一两批原料,拉回家中自起炉灶小打小闹,既难成大气,又污染了乡村。那时,永兴县金银管理部门的同志,不得不经常登门做工作,弄得政企双方都筋疲力尽,几次下来,许老板理解了政府的良苦用心,2001年底,他筹资800万元,在柏林工业区兴建起国群先有色金属冶炼公司。从此,他也由一位政府的“眼中钉”变成了“座上客”。“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立后,国群先有色金属冶炼公司成为年产值过亿元、创税500万元以上的“冶炼航母”之一。

老牌名牌企业后来居上。成立于2001年的永兴县雄风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在14年之后的2015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重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过户变更为股东赤峰黄金独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隶属赤峰黄金公司二级法人机构。整合了4家企业,资产总值达15000多万元的湖南省永兴县雄风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国银都”有色金属冶炼回收和循环利用龙头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是国内金属铋生产大户,产品远销国内外,并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的供销合作关系。雄风公司在环保方面投资了约8000万元,成为最早办理所有环保手续、最早进入柏林园的企业。有了上市公司的资本助力,雄风大力布局的全产业链模式逐渐显现,立足稀贵金属 打造“千亿产业”,在“中国银都”大展“雄风”。

……

就这样,从2011年以来,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柏林工业园投资10亿元以上,完成柏林稀贵金属物流园、传统首饰加工销售一条街、稀贵金属检验检测中心、木彼仙森林公园、柏林污水处理厂及镇区提质改造等项目的建设,稀贵金属在转型路上搭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快车”,实现了量与质显著飞跃。全镇140多家稀贵金属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关闭整合升级成20家,培育了贵研、雄风、荣鹏、鑫裕环保、金润等一批稀贵金属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龙头企业,提升了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一艘艘“冶炼航母”陆续启航,永兴县柏林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连续五年荣获“郴州市十强经济乡镇”第一位。在环保方面,柏林镇不断换“新装”添“新绿”,一改旧日灰头土脸的模样。当地大气环境质量也得到持续改善,目之所及可见蓝天绿意。

根植在永兴这块肥沃的土壤,一批冶炼业的参天大树绿冠成荫。雄风冶炼厂、国群先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西河铅业有限公司、湘达贵金属有限公司等年产值过亿元、创税500万元以上的“冶炼航母”都在鸣笛急进。碧洋饰品有限公司、安保贵金属精炼公司等7家新近诞生的深加工企业,在拉长冶炼产业链条的同时,也正在努力形成永兴的企业群连锁优势。2017年,永兴县共生产白银2146.8吨,黄金6.3吨,其他有色金属18.4万吨,稀贵金属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3.7%;实现税收5.68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1%。13家企业进入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50强。近10年来,该县农民从工业“三废”和“城市矿产”中回收白银1.8万吨、黄金53吨、铟450吨,其他有色金属160余万吨,相当于减少了2亿多吨高品位原矿开采量,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永兴县农民打造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中国银都”,日益成为“绿色发展”的亮点光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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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了湖南省永兴县的一群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干部、侨胞,将一个没有银矿、甚至没有有色金属矿产的农业县打造成为“中国银都”、并不断提质升级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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