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石龙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万传芳


◎第一节

我要去一个地名叫迭石龙的地方面试。从浦仔村出发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个村子在惠州与东莞交界的地方,离浦仔村只有几分钟的车程。上了小巴士,一不小心就坐过了站。等我注意到窗外的路牌时,已经到了一个名叫黎村的地方,那已经是东莞的地界了。慌忙问售票员,售票员也对这个交界地说不出所以然。只好先下了车,打电话过去问通知我面试的工厂。电话那头传过来一个好听的女声:“你坐过头了,赶紧下车往回走,你回来的时候,留意左手边的加油站。当你走到东惠加油站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你怎样走。”后来,这个说话声音特别好听的女孩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住一间宿舍,同吃一份食物,一起走过好几年孤独而寂寞的日子。

阴着天,看样子要下雨了,我不得不加快脚步。花三十五块钱从温州鞋店买来的高跟鞋走路的时候略有夹脚,不过我没有理会那样多,只知道不停地赶路,我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淋上一场雨。后来我才知道:从黎村到迭石龙,不过两三里路程,但是在那个下午,我却走了很久才到达温柔女声指给我的路标:东惠加油站。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走,正准备打电话询问的时候,一辆车身上喷着“三峰塑胶厂”的小货车从我身边驶了过去。三峰塑胶厂,正是我要去面试的工厂的名字。我猜想:或许工厂就在附近吧,要不怎么会看见它的车子呢?眼看车子驶进了一条巷子,我追着车子一路跑了过去,走到巷子的尽头,看见车子停在一家没有挂招牌的工厂门口。工厂旁边的荒地上,堆放着许多黑色的胶筐,有一个工人搬着胶筐,慢悠悠地朝荒草堆里运过去,难道那没有牌子的工厂,就是我要去面试的工厂?我走过去询问搬运胶筐的工人,才知猜测果然没错。问路就要问到底,我继续问清了办公室的地点,然后进了工厂大院,沿着破旧的楼梯上了办公室。

走到办公室门口,门是开着的,不过我还是敲了敲门,办公室里面,正好有一个人抬起头来,就在那个人抬起头的一瞬间,我看清了那张脸,那分明是一张历经沧桑的老农民的脸。他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来面试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让我进了办公室。后来才知道,那张脸,正是工厂老板的脸。后来才知道,我那天还算幸运,因为工厂老板最不喜欢陌生人闯进办公室。见了陌生人的面孔,他必须大声吼叫着问清了对方的来历,再决定是否让来人进办公室。但是那一天却特别奇怪,他居然没有冲着我大吼大叫。如果那天他要是的冲着我大吼大叫了,我肯定扭头就走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办公室特别小。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几张办公桌,进门的右边,放着一套桌椅,桌上摆着一副茶具。一看就知道桌椅是招待客人用的。小小的屋子拥挤不堪,连个面试的地方都没有。

老板带我去饭堂面试。饭堂就在办公室旁边,也小得可怜,仅容得下二三十个人吃饭。老板对我特别挺客气。简单地问了我的工作经历,我会不会电脑,然后聊了一会儿天,面试就通过了。回到办公室,立即给我安排了座位。坐在我前面的女孩是小莲,个子矮矮的,短头发,看上去特别干练,同别人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挂着笑。办公室特别小,被分成了左右两块。办公室左边有六张办公桌,从外往里,分别坐着:我、小莲、财务阿丽,她是老板娘的亲妹妹、刘松,他是老板的长子,被客户们称为老板仔或小老板、坐在最后面的是老板。右边靠着门边上放着一套招待客人用的桌椅,接着是客户验货员的座位、计划员小李的座位、厂长宝贵的座位,宝贵是老板的弟弟。宝贵的座位后面空着一块位置,那儿是通道,通向老板的卧室。老板的卧室也是工厂的资料室,所有的单据全部存放在卧室里面。

后来进了三峰塑胶厂工作,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客户突然翻前几个月的旧帐,我们得拿单据来核对,于是就得去老板的卧室里面找单据。遇到这种时候,我就让阿丽去给我拿。阿丽却不以为然,说让我自己去拿就是了。拖不到阿丽,我就拖上小莲,让小莲陪我一起去。总觉得一个女孩子私自闯别人的卧室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后来有一天同一个客户聊起各自老板的趣事,她说他们老板也是睡在办公室旁边,单据也是放卧室,他们的文员找资料的时候也觉得挺难为情的。

三峰塑胶厂的工作敲定了,不过我的上一份工作却还没有完成交接。得让我的徒弟熟悉了工作才能走。这个情况我也同三峰塑胶厂说明了,老板答应等我交接完工作之后才去报到上班。

我去三峰塑胶厂面试的时候,办公桌上空空的,没有电脑。几天之后,老板打电话给我,让我下班以后过去一下,他说已经给我买回了电脑,让我下了班去试一下电脑。我赶到的时候,工人正在吃晚饭。老板让小莲带我去饭堂吃饭。我肚子里面饱饱的,并不想吃东西,不过想要看看那儿的工人都吃些什么,于是跟着小莲去了饭堂。

在饭堂门口的大桌子上摆着几只半新不旧的铝锅,一个又黑又胖的中年女工站在桌子跟前,手里拿着一把勺子给工人打菜。饭就放在菜的旁边,是用大铝盒蒸的饭。我走到菜盆旁边望了望,那儿有一锅土豆丝、一锅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锅杂七杂八的菜,看样子是中午的剩菜。我的第一感觉是:菜挺好的。后来才知道,炒土豆丝和西红柿炒蛋是工厂的好菜,并不经常吃,顶多一个星期吃到一次。再看一看吃饭的工人,他们一勺一勺地把饭菜送进嘴巴里面,吃得津津有味。正在这个当儿,一个同样又黑又胖的女人,端着一只大铝盒走过来,她送饭来了。饭的颜色不好看,颜色黄黄的。小莲打好了饭菜,我就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吃饭。我问小莲:“这儿的饭菜你吃得习惯吗?”小莲说:“还好吧。”我想:小莲能吃得习惯,我也能吃习惯吧。小莲一边吃饭一边告诉我:其实办公室人员和上白班的工人七点才吃晚饭的,六点钟是夜班工人的吃饭时间,因为他们吃了饭要去车间接班。因了我过来试电脑,老板特意安排小莲提前下班带我去饭堂吃饭。

小莲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了。工厂只有小莲一个跟单员,自然特别忙。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两部电话,时不时有电话响起来,一听小莲说话的语气,我就猜到准是客户打电话来催货了。只见她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接客户电话,还时不时用手捂住话筒,找小李要生产进度。小李被问得烦了,他告诉小莲:车间里面的生产速度太慢,做不出货来。后来,我进了三峰之后发现,我和小莲经常同小李经常吵架,吵完架之后,还没有走出办公室就又和好了。在任何一家工厂,跟单员与生产计划员吵架,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吵架的事情发生,只能说明工厂的跟单员不是一个好跟单员。

三峰塑胶厂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唯一吸引我的是办公桌上的新电脑。在伟业工作了一年,碰电脑的次数没有超过五次。若是再不碰碰电脑,我在电脑培训中心学到的知识就要废掉了。看在电脑的份上,我明白自己一定要来三峰塑胶厂工作。后来进了这家工厂才知道,老板舍得花钱买一台新电脑给我,自然不会给我一份轻松的工作。

我坐在电脑前面练了一会儿打字,又制了一张表格,新电脑的反应速度特别快,只是碰到了一个不厚道的人,在我来工厂试电脑之前,把新键盘换走了,给我留下一只旧得卡键的键盘,必须用力增敲,它才会有一点反应。当然,后来我也学会了做这种不厚道的事情。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老板对我说:“我送你回去吧。”我对他说:说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去。老板却说他要出去办一件事情,只是顺路送我而已。我于是坐上了三峰塑胶厂的小货车。老板平时去附近的地方若是小货车在工厂,他倒是喜欢开着小货车出去,据说是因为小货车是他开工厂以后,购买的第一部车。在他还舍不得请司机的时候,他就是开着这部小货车出去送货。小货车开到离伟业很近的地方,我告诉他:我还要去小店买东西,让他停车。他的车还没有停稳,我就急急地打开车门了。刚好旁边有一辆车驶过来,好险啊!我从车上跳下来一溜烟地跑回了工厂。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二节

结束上一份工作那天,上完了上午的班,我回宿舍收拾行李。头天洗的衣服还没有干,我用一只大塑胶袋装好了,放进了桶里面。我只是把自己的行李从沥林镇的这一头搬到那一头而已,不过是从浦仔村搬到迭石龙而已。收好了行李放在保安室,然后上办公室办离厂手续,准备结工资。不过出纳却对我说:“没有钱,你过几天再来领工资。”经理对出纳说:“保险柜里面不是还有几千块钱吗,先拿去给阿芳结了工资。”出纳没有吭声。见他没有反对,我就知道钱是肯定能拿到的,于是飞速下楼,去厂外面的小店拎了一堆拉罐回来。回到办公室,出纳已经把我的工资都弄好了,我领了工资,挨个发拉罐。

三峰塑胶厂老板叮嘱我,让我去厂报到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安排司机去接我。可是我没有打电话给他。我搬着行李走到马路边上,拦了一辆摩托车,就去了三峰报到。从此,我的人生又出现了一个拐点。

现在回想起来,年轻的时候,我似乎特别倒霉。爱情也好,事业也罢,从来都是眼高手低,似乎一直在错过。或许,我一辈子都不该去的地方,就是三峰。但是那个时候谁知道呢?

我把行李搬到办公室下面的楼梯口,就去了办公室。进办公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多年以后,老板仔刘明还回忆说:在三峰厂的历史上,我是最牛的一个人。因为我进厂报到那天,走进办公室,对其他人视而不见,就径直走到老板的坐位边上,对老板说:“刘先生,我来报到了。”那个时候我确实天不怕地不怕。

办公室和宿舍是同一栋楼。办公室在二楼,宿舍在三楼,这栋楼的一楼就是注塑部车间。整个三峰塑胶厂只有两栋楼房,另一栋楼房与4办公室这栋楼挨着,中间有一间房子大小的空地。那栋楼只有两层,一楼也是注塑车间,二楼是仓库。老板在两栋楼之间搭了一个大的塑胶棚子,空地得以利用,摆放着几台注塑机。这就是三峰塑胶厂。两栋房子加一块空地,就组成了一间塑胶加工厂。

因为是职员,我们的宿舍比普通工人的宿舍好一点。三楼挨着楼梯口的那一大间房子,用夹板隔成了小小的四间,最外面的一间是我和小莲住着,我们隔壁的房间留着备用,紧挨着的是阿丽的宿舍、老板仔刘明的宿舍。后来工厂修了新厂房,在新厂房的六楼建了宿舍,阿平和刘明住进了新宿舍,阿丽住的那间,给我和小莲住了,刘明那间,给另两个文员住了。那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

宿舍的窗户很大,但我们却从未打拉过窗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窗户挨着走廊,来来去去的人走要从我们窗前走过。我和小莲的宿舍虽然算不上香闺,但却是我们的隐私之地,必须好好地保护它。

宿舍里面有两张席梦思床。床很窄,不过一个人睡觉也够宽了。宿舍是水泥地板,看上去灰不溜秋的。小莲把我带到宿舍就去上班了,我留在宿舍里面整理床铺、把衣服挂进衣柜里面,装行李的纸箱就空下来了。我把纸箱扔到墙角边上,锁上宿舍门就去办公室热身。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我拿了碗筷去饭堂。已经是第三次来饭堂了。第一次,是面试的时候,工人都上班去了,饭堂静悄悄的;第二次是来看电脑那天,那天的晚餐不错,吃的是土豆丝和西红柿炒鸡蛋。现在,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从此以后,我得用这里黄大米饭和大锅菜填饱肚子了。晚上的菜不好,炒白萝卜片、胡萝卜丝,胡萝卜里面有几粒榨干了油的肉渣。在这两道菜的旁边,还有一只铝锅,一些杂七杂八的菜混在一起,一看就是中午吃剩的菜。有员工拿着勺子,把剩菜盛到碗里去。

我端着饭菜,跟着小莲来到最后一排位置坐下。扒了一口米饭,饭有一股霉味,难以下咽。我赶紧挑了一点胡萝卜丝放进嘴里。水煮胡萝卜丝一点儿油星都没有。我对小莲说:“工厂里面怎么没有管理餐呢,这个菜太难吃了。”小莲说:“我们吃的已经是管理餐了。胡萝卜炒肉是管理人员才有的菜。”听小莲一说,我抬头朝饭堂前面望了望,才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打到一勺子胡萝卜炒肉。我对小莲说:“那天我来的时候,晚餐吃的是土豆丝和西红柿炒蛋,今天却吃这样烂的菜。”小莲说:“工厂里面的饭菜都一个样。”小莲一边同我说着,一边吃着饭菜。我接着吃了几口,就再也不想吃了。我坐在桌前,等小莲吃完碗里的饭,然后一起去洗碗。小莲问我:“你才吃几口,不饿吗?”我说不想吃。没有多久我就饿了,只好拉上小莲一起去街上找的。

非典时期,街上的人并不多,很多人没有事情的时候,会选择呆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可是,我太饿了,就算现在我的面前有一排非典病人堵住了前面的路,我也得突破重围杀出去,因为我饥饿,必须出去找吃的。

去路边摊吃了烫米粉,又去超市买了饼干、八宝粥和几包咸菜。未来的几天,得靠它们来充饥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三节

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小莲对我说:“我们烧水冲凉吧。”三峰塑胶厂全厂只有一台热水机,放在工厂的大门边上。这台热水机是饮水用的,却没有装过滤器,烧出来的水得等到灰尘沉淀以后才能喝。至于冲凉,工厂永远都不可能为工人准备热水。冬天的时候,工人自己在厨房用木柴烧水,夏天就直接冲冷水了。宿舍里面不允许用电热丝烧水,宝贵每隔几天就会奉老板之命检查工人宿舍,床头床底都不放过,查到谁用了电热丝,就写大字报出来贴在饭堂门口。不过宝贵从来不查职员宿舍,算是默认了职员用电热丝烧水的行为。

宿舍在三楼,三楼并没有水龙头,接水得去二楼。我和小莲来到二楼饭堂洗碗池上,在全厂唯一的一个水龙头边上接了一桶水,合力抬上三楼宿舍,然后坐在宿舍里面烧水。一大桶水,用一千二百瓦的电热丝烧了半个小时,水已经很热了。我和小莲分了热水,她在前,我在后面紧跟着她向冲凉房走去。每次分热水的时候,小莲总是给我倒了一多半给我,自己只留了一小半,她是那种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让别人吃亏的人。

我还真想象不出冲凉房的样子。不过,我跟在小莲后面走着,越走就越失望了。我们沿着宿舍楼的走廊一直往前走,在楼梯的拐脚处,堆着一堆堆垃圾,那是工人们创造出来的产物,在垃圾堆旁边,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蹲在地上拉尿。小莲告诉我:那是一个车间领班的孩子。宿舍里面没有厕所,小孩子尿尿就去楼梯拐角边上解决。

说起厕所,必须仔细地写上一笔。三峰塑胶厂的车间和宿舍里面都没有厕所。工厂唯一的厕所在厂外面的路边上,挨着宝贵老婆开的小店。这唯一的厕所还是后来修的,三峰刚开厂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好远的地方,工人上班的时候出去上厕所特别不方便。后来,老板才请人在厂外面搭了一个厕所。厕所的大门就对着马路,一间厕所,用一面薄墙一分为二,一边是男厕所一边是女厕所。当然,工人们并不遵守这个规矩。因为工厂的厕所太少了,内急的时候,看到哪边是空的,就去哪间上。厕所配了锁,老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外面的人上工厂的厕所。三峰塑胶厂的工人,口袋里面可以没钱,却必须有厕所钥匙。每个工人都把厕所钥匙揣在口袋里面,预备内急的时候,冲出车间就可以掏出钥匙打开厕所的大门。

关于上厕所,我进厂的第一天就闹了笑话。内急的时候问小莲哪儿有厕所。小莲告诉我:厕所在厂外面,然后递给我一把钥匙。我费了一番功夫找到了厕所,掏出钥匙,却怎么都打不开厕所的大门。于是,又回办公室找小莲,小莲却轻而易举就把门打开了。后来才知道,我把钥匙插反了。

我们沿着楼梯口走到一楼,绕过一条窄窄的巷子,来到一排矮小的铁皮房前,小莲指了指铁皮房对我说:“这儿就是冲凉房了。”冲凉房外面没有水龙头,倒是有两口水井,有人用力地摇动着辘轳,只见一股水流就从水井里面流了出来,落到了桶里面。水井边上,有几个工人蹲在地上洗衣服,还有的人在水井旁边排成起了长队,水井太少了,不够用。

冲凉房门口也排起了队,好不容易有一间冲凉房打开了门,我提着桶走进去,一股刺鼻的热气直钻入鼻子。我管不了那样多,脱下衣服,就着桶里的水开始冲凉。

冲完凉洗完衣服回到宿舍,我便坐在床上发起了呆。这儿的条件确实太差了,我想走。然而,若是真走,下一份工作又在哪里?我的那一丝自卑此时又开始作俑了。不知不觉已经很晚了,小莲已经睡了,我必须强迫自己睡下。三峰的上班时间是早七点。我六点半就得起床!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四节

每次换了新工作都会醒得很早。正式上班第一天,很早就醒了。闭着眼睛继续躺了一会儿,闹钟才响起来。六点半了。我从床上坐起来,准备好了洗漱用品,小莲却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再躺五分钟。”可是闹钟却在一个劲儿地响着,想在床上赖一会儿都没门。小莲无可奈何地从床上爬起来,一看就知道昨晚她并有睡够。从来没有这样早就开工,所以对于七点就开始上班特别好奇。我以为:不就是比以前早一个小时起床吗,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是没有多久,我就和小莲一样,闹钟响了也不想起床了。睡眠不足,去上班的时候都会打瞌睡。

我端着盆子,跟着小莲来到厨房门口的空地上。这里也有一口水井,井水比冲凉房那边的井水清澈多了。有好些工人蹲在地上,就着从井里面打出来的水洗漱。看到这一幅场景,我不禁回忆起以前读过的描写抗战时期延安生活的小说,我们一个个就像延安的战士,就着从井里面压出来的水给自己洗脸漱口。可是,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广东惠州,一间工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更觉得奇怪的是:一个几十号工人的工厂,居然全靠井水过日子,难道是为了节省自来水费用?不得不说,老板真是抠门到了极点。只能长叹一声,然而安慰自己:井水比自来水干净,井水含有益生菌,多洗洗更健康。

井水从水井里面流出来,哗啦啦流进脸盆里面,水冰凉清澈,我舀了一杯水刷了牙,再用剩下的水给自己好好地洗了一个冷水脸,顿时精神了很多。这个时候,天刚大亮,周围的工厂还静悄悄的,三峰塑胶厂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回宿舍放好了脸盆,跟着小莲进了办公室,小莲并没有打上班卡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觉得奇怪,问小莲:“上班不用打卡吗?“小莲却告诉我,工厂没有打卡机,也不用打卡,每个月头给每个人一张工分纸,自己记录上班时间工作内容。小莲说话的时候,从小李那儿拿出一张工分纸给我。这个工分单不是让村民小组长帮你填,而是让你自己写,一个月三十天或者三十一天,自己记录每天的工作情况,然后给自己评分,满分十分,六分及格,八分一般般,九分优秀,很少人给自己打十分的。没有亲历过集体时代农村靠工分挣口粮的年代,不过在三峰塑胶厂,这一缺憾总算弥补上了,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如果来广东进的第一家工厂就是三峰塑胶厂,或许不觉得奇怪,甚至会天真地以为:广东的工厂就是靠挣工分过日子。可是我已经在广东的土地上摸爬滚打了两年,进了几家工厂,没有一家工厂像三峰那样挣工分,所以觉得三峰厂评工分的做法很可笑。不仅仅只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可笑,几乎我们的所有客户,都觉三峰塑胶厂刘老板的做法很可笑。不过后来就习惯了,因为这是三峰特色。若是没有这些特色,就不是三峰塑胶厂。

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工厂里面的管理人员也开始忙碌了。工厂没有杂工,所有的管理人员都要干杂工的活儿。每天早晨七点钟,刘老板把两部货车开到工厂门口,仓管员点清了货物的箱数,管理人员搬了货物,把一箱箱的货物装上车。而此时,我和小莲也在办公室里面打扫卫生。我们在工厂唯一的自来水龙头前接了水擦洗桌子。正是非典时期,办公桌用水擦拭过一次之后,还得用酒精消毒。办公室不大,要认真打扫起来,却也要费一些时间。我和小莲打扫完毕,打开电脑坐到办公桌前,就已经七点半了。这个时候,仓管员送了出货清单上来,司机也在这个时候进了办公室等送货单了。我因为是第一天上班,小莲忙着开送货单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办公桌前玩电脑。只见小莲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送货单,她拿着计算器,对着仓管员交上来的单子一边算,一边朝送货单上写数字。小莲忙了老半天,终于送走了司机。在许多工厂,司机是最好玩的职业,只要驾着一辆车子溜出了厂门,逃出了人们的视线,花半个小时办完公事,再玩半天回来,都没有人说。但是在三峰厂,司机却特别辛苦。工厂每天出两次货,早晨七点半出一次,下午一点钟出一次。工厂请了两个司机,一人开一部货车,天天如此,没有空闲。所幸去三峰做司机的人,运气特别好,开着三峰的车子出去送货,每次都能平平安安地回来,他们在外面连小磕碰都没有发生过。

在我进三峰之前,小莲是工厂唯一的跟单员。小莲之前,小莲的表姐是工厂唯一的跟单员。我进三峰的时候,小莲表姐已经从三峰辞职几年了,她是工厂的第一任跟单员。在她之前工厂好些年没有跟单员,这个职位由老板兼职。当我和小莲坐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老板经常拿小莲表姐当先进典型讲给我们听,他说小莲表姐从学校毕业就进了三峰塑胶厂,先在注塑部开注塑机,后来调到办公室跟单员,直到小孩子快出生的时候才离开。后来,工厂建了新的厂房,我们有了新的办公室,老板又招了几名文员之后,每次训话的时候,总把我和小莲当先进典型来讲。在老板的跟里,一个好的跟单员,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守在厂里面,不近男色,不谈爱情。

送走了货车,老板也巡视完车间,回到办公室就给我分配工作任务了。我是新人,暂时分了几家小客户给我。下午,我开出了第一张送货单。我还以为我的工作会一直那样轻松呢,可是后来,我是工厂的跟单员里面最忙的一个,大部分大客户都划在我这边,在三峰,我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合格的跟单员。现在回忆起来,在那个工厂工作了好几年时间,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实在一点不值。但是,在那儿我学会了吃苦。后来我斯工作过的工厂,没有一家工厂像三峰那样下三滥那样混帐的,离开三峰以后的日子,我觉得自己真是掉进了天堂。这样说来,在三峰的几年时间,就算我在炼狱吧。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五节

三峰特色,是由刘老板一手营造的。写工分,与老板的个人崇拜有关。老板这一辈子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在工厂办公室正墙的中央,贴着巨幅毛主席画像,紧挨着毛主席画像的,是周总理画像。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老板每天在正胸口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小时候见过很多人把毛主席像挂在右胸,但是把毛主席像挂在正胸口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而且到目前为止仅仅只见了这一例。刘老板非常朴素,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走在街上没有人相信他是老板,大都会以他是叫花子或者拣垃圾的老头儿。只有去拜访收客户或是回香港的时候,他才穿得体面一点。

老板节约得近乎吝啬了,鞋子穿破了还要拿去补鞋匠那儿补一下再穿。其中有一双白色的休闲鞋,我刚进三峰的时候,他就一直穿在脚上,我进三峰厂两年以后吧,他那双鞋子还在穿,这两年时间里,阿丽几次对我们说起老板的这双鞋子,她说她提着这双鞋子出去补过好几回了。老板娘周末从香港过来,看到老板脚上的鞋子,当着我们的面说这双鞋子丢人。一个星期天中午,趁着老板外出办事,这双鞋子没有穿在脚上的间隙,老板娘提着鞋子走出了厂门,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进了办公室她就乐呵呵地告诉我们:她终于把老板的那双破鞋子扔进了垃圾堆。她说她担心老板会挨个翻垃圾桶寻找他那双心爱的鞋子,所以她提着鞋子走了老远的路才敢扔,这一次老板再也找不回那双心爱的鞋子了。老板娘扔了烂鞋子,回来的时候顺便帮老板买了一双新鞋子。没过多久,老板就从外面回来了。

见老板进来,老板娘吩咐他试鞋子。待老板把新鞋子穿到脚上,老板娘带着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你走几步路看看,合脚不?”老板并不知道老板娘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真的在办公室里面走了起来。当老板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边的时候,老板娘突然对我说:“阿芳,你说老板是穿破鞋子好看,还是穿新鞋子好看?”老板娘这样一问,我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所有的人都跟着我笑了起来,老板也跟着笑了。接着老板娘对老板说:“你那双烂鞋子被我扔进了垃圾桶。”一听说自己的鞋子被扔进了垃圾桶,老板惋惜地说他那双破鞋子还能穿很久,扔掉了实在可惜。然后,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去了工厂外面的大马路上,挨个在垃圾桶去找鞋子了。过了好久,老板终于提着他的宝贝鞋子回来了,还抱怨老板娘把鞋子扔得老远,害得他走了好久的路才找到鞋子。如果要在沥林镇找一个葛朗台式的人物,刘老板是最好的人选。他的吝啬,比葛朗台有过之无不及。

在刘老板的手下干活的几十个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种艰苦是与时代明显不合的。平时工人们都吃不到肉,我们的饭碗里面倒是能见肉渣。工厂从来不买新鲜肉,买的是冻肉。每天上午和下午,厨工去冰箱拿了冻肉解冻、炸了油,再用肉渣炒成一道菜。肉渣的味道并不鲜美,每顿饭过后,总可以看到饭桌上丢着一堆堆肉渣。吃的差一点也就罢了,干活的时间却又超长。工厂是两班倒的,当然每一家塑胶厂都是两班倒,人休息的时候机器不休息。厂房也特别破旧,走在车间里面,地板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

老板常常在我们面前自诩为家长,与工作相干的事情他要管;与工作不相干的事情,他也要管。他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手下的人拍拖。他总以为,拍拖的人不会用心工作。包括计划员小李谈了个女朋友,老板都不高兴。在三峰厂,拍拖要得到老板的支持,必须走条路线:出去相亲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老板,自己即将出去相亲,把对象的大致情况,以及对象八辈子祖宗的大致情况给老板汇报,老板同意你出去相亲了,就赶快出去相亲。回来的时候,顺便把对象也叫过来给老板过目。在三峰厂工作的前期,我和小莲都没有拍拖。老板于是在开会的时候,经常表扬我和小莲,说我们用心工作,没有私心。偶尔他也表扬小莲的叔叔,说小莲的叔叔工作认真,又娶了个好老婆。老板娘经常同我和小莲开玩笑,她对我们说:“你们要在三峰做到三十岁,三十岁我就放你们回家结婚。”玩笑归玩笑,后来我和小莲都没有在那儿工作到三十岁。据说在我和小莲离开以后,三峰厂的文员从来都没有稳定下来过,许多人工作几个月就离职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六节

工厂不提供早餐,我用苏打饼干和沙琪玛充饥。每天早晨匆匆忙忙地吃几块饼干就去上班,从早晨七点钟一直坐到中午十二点,上午的工作时间是五个小时。每天上午,不到十点钟肚子就饿了。厨房就在楼下,我们却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倒是经常有难闻的味道强行钻入我们的鼻子。

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左右,有一股难闻的味道飘进了办公室。小莲说:“晚餐有青豆。”那股难闻的味道,正是煮青豆的味道。我们一周吃一次青豆。每次煮青豆,我们的鼻子就要受罪。不过,煮好的青豆放上油盐炒一下,又软又粉,特别好吃。当然,能加上一点新鲜肉沫,味道就更加不错了,但是在三峰厂,永远也吃不到肉沫炒青豆。

在三峰办公室坐了几天之后,上午快下班的时候,老板对我说:“工厂现在没有生意,你下午到樟木头去给三家工厂送彩页,顺便帮我拿回三张名片。”老板交给我一张写好的纸条,我看了一下,我要找的都是大人物,一个是厂长、一个是经理、一个是总经理助理。那三家公司都是集团公司,让我出去的目的是推销工厂的塑胶盆和塑胶筐,因为那几家工厂胶盆和胶筐的用量特别大。出发的时候老板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说名片上那个人是他的朋友,让我到了樟木头车站打电话找他,他会带我去那几家工厂。

我走出工厂,在莞惠公路边坐上了开往樟木头的车。不一会儿,就到樟木头。那个时候广东闹非典,街上看不到多少行人。在樟木头车站下了车,我就打电话给老板的那个。他朋友却在电话那头大声说:“我在外面,没有空,你自己去吧。”我已经站在樟木头的地盘上了,当然不可能空着手回去,然后告诉老板说他的朋友没有空,所以我空手回来了。我得自己去找这三家工厂,把老板的名片送出去,再拿着客户的名片回来。三家工厂,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家工厂在樟罗、一家在白果洞、一家在石新。我坐上了开往樟罗的公交车,决定先去樟罗的工厂。上了车,就问司机知不知道这家工厂在哪儿。坐车的人并不多,司机态度特别好。公交车驶进樟罗不久,司机告诉我:要下车了。然后指了指旁边的一条岔道,对我说:“你从这条路进去,就能找到这家工厂。” 现在回忆起来,那条岔道特别长,我一直朝前走啊,走了好久,远远地看见了工厂的招牌,可是就是不知道工厂的正门在哪儿。又浪费了一点时间,才来到工厂大门口。院子里面有几个人。隔着工厂的栅栏大门,我对院子里面的人说,要找某某厂长。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问我是谁派来的。我立即递上老板的名片,告诉他是朋友介绍的,又递给他我们工厂的彩页,他看了一下彩页,然后回了我一张名片。我接过名片一看,这人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厂长。后来,这家厂还真下了订单到我们厂。

我接着去找位于百果洞的工厂。那个时候打手机贵,惠州的手机卡到了东莞得花一块多钱一分钟。到樟木头以后,问路打了几个电话,卡上就剩不了多少话费了,于是我改用打公用电话。问完路,风风火火地就赶到了工厂门口,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总经理,告诉他我是三峰塑胶厂的,前来送彩页,并想见见他。总经理一听说是送彩页的,态度马上就变了,让我把彩页放在保安室,他说等他有空的时候才下来拿彩页的。做过采购的我当然知道:人家明摆着是不想见你。而且放在保安室的彩页,他压根儿不会去看。我又说了一翻好话,说想让他给我一张名片,他说:“每天来找我的人多着呢,难道每来一个人找我,我就要递给人家一张名片吗?”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放下彩页,然后奔石新的第三家工厂去了。

我叫了一辆摩托车过去,摩托车一直把我送到工厂门口。在工厂门口,我告诉保安,我是三峰塑胶厂的,要找一下总经理助理,保安打了电话过去,助理同意见我,我在一名保安的带领下,进了办公室。聊上了几句,那个助理问我:“你们老板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们老板是东北人。他立即高兴地告诉我:他也是东北的,并主动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又带我去见采购。我见了采购,借势把三峰的产品推销了一番。从那家工厂走出来,时间不早了,赶紧坐上回沥林的车。

我在外面跑业务的这半天,也算是一笔丰富的经历吧。每个跑业务的人,都长着一张会说话的嘴,他们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所以很多工厂觉得跑业务的人就是一个会说谎的骗子,甚至把业务员当成过街老鼠。我去了三家工厂,后来还真有两家工厂把订单下到了工厂。而我不想做业务员,我只想做跟单员。

从樟木头回去,我先交给老板两张名片,告诉他,三家工厂都去了,但是有一家工厂的经理死活不见我,也不给我名片。老板挺高兴的。因为我至少还拿回了两张名片。递完名片,我就找老板辞职。老板有一点吃惊,他说:“你干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干了?”我对老板说:“老板,你招聘我进工厂,你对我说过,是招聘跟单员,但是现在让我去跑业务,我不干了。”老板说:“你以前没有跑过业务吧?”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挺不错的,第一次出去跑业务,就带回了两张名片,明天再接着出去跑吧,车费我报销。”我说,跑业务在外面太受委屈了,我不干,然后就把车票,打电话的收据一股脑儿从包包里面拿出来,让老板给我结结清。老板一边偷偷地抿着嘴好笑,一边给我结钱。该我得的,一分也不能少。记得尾数是一毛,老板掏出了一张五毛给我,我当然从兜里找了四毛钱给他。这件事情后来老是被刘明笑着提起,他说我跑了业务回来就找老板发飙,还要老板结清车费和电话费。

结清了电话费,老板依旧说让我第二天接着去外面跑业务。我说:我要收拾行李回家。老板说:你要走,得给一个理由吧,你说说,什么理由让你走?我就说:出去跑业务的时候,有小男生冲我吹口哨,所以我不干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反正是不想干了。老板说:“他们朝你吹口哨,你不理他们就是了,你太胆小了。”不管他怎样说,我坚持要走。老板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回家。老板说:“这样吧,我放你半个月假,你回家看看再来我这儿上班吧。”只要放我走,什么都行。我心里想着:放我假也好,我的行李暂时放在三峰厂,等我从家里出来找到了工作,再就来搬行李,三峰厂就当是物品寄存处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车去了樟木头,然后樟木头转车去广州,坐上开往宜昌的火车,回老家去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去跑业务,或许人生会是另一番风景。因为第二年的春天,我去拜访一个客户,坐在接待室里等的时候,和我坐在一起的一个男士问我:“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业务员?”我告诉他,我不是业务员,我是做跟单的。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业务员呢,看挺适合做业务员的。”当然,如果做业务员,一定不能选择三峰厂,我亲眼见过好几个来工厂做业务员的,做不了几天就走了。离开三峰以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做业务员,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人生,有时候错过一次机会就不会有下一次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七节

又是广州火车站。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外打工十年,每次回家,都得途经这里;每次从家里来广州,也一定要从这里走出来。不仅仅只是我,和我同一个时代来广东打拼过的人,大都对广州站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所以,现在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广州站的画面,我就倍感亲切,我对它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宜昌火车站的感情。

非典时期,行走在广场上的人并不多,来去匆匆的行人,大都戴着白色的蓝色的口罩。我也准备了一只口罩,从省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把它戴上了,把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火车站售票厅里的人并不多,很快就买到了车票,我戴着大口罩坐在候车室里等到上车时间,跟着人流进了站台,钻进了绿皮火车上,找到了自己座位坐了下来,依旧不敢扯下包裹着鼻子和嘴巴的口罩。陆续还有一些人走进车厢。火车没有出发之前,车厢里面的空气太闷了,厚口罩憋得我嘴角都在冒汗了,我看到坐在我旁边和对面的人扯掉了口罩,我也就把口罩摘下来了。不过我却舍不得丢掉,来广东的时候,还得戴呢!

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行驶,天亮的时候到了宜昌。我伸手拍了拍牛仔裤口袋,手机还在呢!我回家的时候,尽管家乡人也知道了非典的厉害,但是街上戴着口罩的人并不如广东多。我下了火车就直奔宜昌汽车站,从宜昌坐车到宜都的时候,正是吃早餐的时候。车站外面的简陋早餐摊前,坐着三三两两吃廉价早餐的人。每次回家,只要走进小县城,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得买一点菜回去。离车站最近的菜市场是文峰路菜市场。从车站走出来,过了马路,往前走几步,就到了菜市场。以前在小县城混得狼狈不堪的时候,我就是在这里买最便宜的菜过日子。来到久违的菜市场,还能嗅到当年的气息。

母亲喜欢吃牛肉,乡下的村庄和小镇没有牛肉卖,所以我得买两斤牛肉回去;父亲喜欢吃鱼,得买一条大草鱼。牛肉档和卖鱼的档口在菜市场的最里面。小县城的菜市场,早市的时候,连市场门口的马路边上,都蹲满了菜贩,他们的面前放着一只只装满菜的竹篮。我从一只只竹篮前走过,一直向里走,走到菜市场的最里面。那个时候的物价真便宜呀,买了两斤臀部的肉,才要了二十多块钱。一条四斤重的草鱼,才要十多块。买好了菜,坐了一辆电麻木回到车站。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宜都人乃至宜昌人,对麻木肯定情有独衷了。所以,我又不得不回忆一段与打工经历并不相符的往事了。

宜都的麻木车有着悠久的历史。麻木车也就是载客的三轮车。最开始是人力麻木车,它像极了旧上海时期的黄包车,九十年代中期就有了。那个时候的宜都街上是没有出租车的,那个时候的人穷着呢,谁有本钱买一辆小轿车搞出租呀?所以有那么几年时间,人力三轮车挺吃香。坐在人力三轮车上,仿佛就回到了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一辆人力三轮车,最多能坐两个人,起步价一块钱,路途远的两块了。那个时候的宜都县城很小,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就半个小时的功夫,车费是两块。人力三轮车是一门苦活儿,车夫就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挣几个钱很不容易。记得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坐过一次人力麻木车。也是从文峰路菜市场出发,因为我要赶着最后一趟开往镇上的车回家,又快到开车时间了,我对车夫说:你快点儿吧,我要坐最后一趟开往某某镇的车。只见车夫一个劲儿地蹬车,遇到有坡的路段,他就不能坐在位置上,而是站起来,弓着腰蹬车。后来宜都不准人力三轮车上街了,全换成了电麻木。电麻木也就是摩托三轮车。电麻木跑得比人力三轮车快多了,坐在电麻木上却并没有从人力车舒服。二零零三年的时候,我坐的就已经是电麻木了。从文峰路菜市场到客运停车场,不到两分钟就到了。

下了电麻木,再坐上开往乡下的中巴。在村口下了车,把手机挂在脖子上才往家里走。 我是个不爱显摆的人,不过,这一次,我是一定要显摆了,不为别的,只为母亲出一口气。二零零一年年底,我被工厂炒了鱿鱼无处可去,大年三十回到家。二零零二年正月,村子里面死了人,隔壁大妈去送了人情回来,对我母亲说:某某某人买手机了。那个人正好是从广东回来的,人家都有手机了,可是我还穷得响叮当呢。母亲对我说:你要争气。我也对母亲说:下次从广东回来,我一定也有手机,您不要生气了。所以,现在我回村子,一定得把手机挂在脖子上,告诉村里人:我也有手机了。

在半路上遇见了母亲。她生病了,要去村卫生所打针。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并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生病了就朝村卫生所跑,直到在村卫生所久治不愈,才去镇上或是小县城看病。村卫生所又破又旧,没有医疗设备,药柜里面只有普通的药,贵一点的药都没有。母亲打了一针青霉素就和我回家。

二零零三年春天,村里有手机的人总共还不超过三个,不过那个时候的手机在村子里面,因为没有信号,所以手机形同虚设。尽管如此,村子里面的人依旧把有手机当成一种荣耀。我有了手机,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村子里的头条新闻。有人看见我脖子上挂着手机,就问我手机是什么牌子的。我说摩托罗拉的。有人问我是不是蓝屏手机,我告诉他们:不是蓝屏手机,不过我不缺买一部蓝屏手机的钱。

现在想起来,我算幸运的。因为回家的时间早了那么几天,我没有送进镇上的观察室去观察。就在我离开家乡后不久,非典越闹越凶了,连我家乡那片穷乡僻壤,也谈非色变,还专门在镇上选了一处荒废多年的厂房作了观察室,从异乡回来的人,先得去那儿报到,量量体温,没有问题才放行,有问题的得在那儿免费吃住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如果真没有得非典才让走。二零零四年春天回家,坐车从做过观察室的旧房子门口路过,墙体上用石灰刷上去的白色抗非标语还清晰可见。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八节

一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来,家里变了个小样儿。母亲用我头年冬天寄回去的钱,把家里整理了一下,每一间房子都充分利用,最让我高兴的是,家里终于整出了三大间卧室,而且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卧室了。屋子刚整修过没有多久,还没有来得及打扫。不过,家比以前更像家了。后来,大妹又寄了一点钱回去,家里整了水泥地平,刷了白石灰,装了新窗户,整个村里的土房子,看上去只有我家的最威武。两次整房子的钱,加起来有五六千块。在那个时候,建一栋楼房,五六千块钱就够买砖了。被我们精心改打造出来的土房子仅住了五年,二零零八年秋天,我们又亲手推倒了它,在原址上建起了小洋楼。要是我们知道总有一,这所土房子会被我们推倒,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打理它,而是干脆把它推倒重建。当然,人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二零零二年冬天,我寄钱回家的时候,并没有想太远,只是觉得我家的土房子一点也不差。可是到了在决定建楼房的时候,土房子越看越不顺眼,于是就把它推倒了。

好不容易回了家,却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了。隔壁大妈搬家了,那可是曾经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呢,当初大家都穷的时候,夏天谁去外面借了米回来,都要分一半给对方。几十年时间,母亲和她就一路相互关照着走了下来。大妈是在前几天才搬走的。搬家的车子驶进她家院子,装好了家具要走的时候,大妈和母亲都哭了。我没有赶回家看到这一幕,没有为大妈送行,也算是留下了一点遗憾。大妈的房子卖给了山上的一户移民。我一直在外面打拼,和新邻居接触不多,无法建立起一种邻里间的友谊。每年回去,见了面只是打个招呼而已。以前大妈还没有搬走的时候,我是隔三岔五就要去坐坐的,而且每次出门,从自己家走出来,还要专门拐到大妈家的院子里面,同她打个招呼再走。

去茶园里面转一转,是每年回家的必修课。早些年没有去广东的时候,一到下半年,就盼着来年春天,春天来了,茶叶长出来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尽管在二零零三年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再像往年一样缺钱了,不过采茶的时候,手头比平时宽裕一点。我回家的时候,茶树才露出白色的、米粒大小的芽儿。不过离采茶的日子却是越来越近了。其实不用去茶园,站在家门口向着村子最高处望过去,就知道节气到了哪儿。当远远望过去有一片红色的时候,那是映山红开了。映山红开了,就要开始采春茶了。我回家后没有几天,田间地头也有了一些采茶人的影子晃来晃去。

我依旧把手机挂在脖子上炫耀着我的破手机。有人见了我,依旧问我的手机是什么牌子,依旧想玩一下我的手机。除了聊手机,还有人同我聊非典。因为我回家以后,据说广东的非典越来越厉害了。有人问我,你们那儿有人得非典吗?我告诉他们,我在惠州,暂时没有人感染非典。那场非典持续了好几个月,人们谈非色变,当时的惠州也算是危险地带,不过惠州却没有一个人得非典。还有人问我,:你过多久再出门?所谓出门,也就是出发。我说:快了,就在这几天。不管去哪里,我都不喜欢告诉村里的人,我什么时候走。

有一天和母亲去了镇上,因为我要去存钱。掰着手指头数一下,二零零一年春天去广东,现在是二零零三年春天,转眼就在广东混了两个年头。第一个年头,瞎忙活了一年,第二个年头,自我感觉混得不错,还清了上学时欠下的债务,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回家的时候,口袋里面还揣着好几千块呢!在二零零三年春天,口袋里面揣着几千块钱,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面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我可不敢对村子里面的人说有口袋里面有钱,我得把钱存起来,我开始存钱啦!农村出生的孩子,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以前村子里面就有信用社,后来拆掉了,只有镇上才有了。在我家那个幅员辽阔、土地贫瘠的小镇,有了一点点闲钱就扔进信用社;买一包肥料差钱,或是捉一只小猪不够钱的时候,也去信用社贷百十来块钱。因为对信用社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去信用社了。其实镇上还有一家邮政储蓄,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用邮政储蓄,开始用邮政储蓄是第二年的事情。

全镇只有一家信用社,但是排队办事的人却没有几个。或许是老家确实太穷了,没有几个人在信用社开户的缘故吧,进了信用社,没有等几分钟就轮上我了。递了身份证,砸了三千块钱进去,一只红色的存折就产生了。看着营业员微笑着数钱的模样儿,我特别满足。去信用社存钱之后,大概过了七八天吧,有一天坐车,在车上有一个女人同我打招呼,我正在奇怪:这个我不认识,她怎么就同我打招呼呢?母亲告诉我:她在信用社上班。我才想起来,那天我去信用社,正是在她的窗口办理的存折。朝农村信用社丢三千块钱,居然能让营业员记起你,这是发生在二零零三年,老家小镇的故事。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九节

不知不觉在家里一呆就是半个月有余。每天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饭或坐在家里聊天,或在村子里面闲逛,这种日子很快活,不过我不敢每天都这样享受快活的日子。虽然两年以前从老家去广东的时候,我答应过母亲,在广东混两年,去外面见见世面,二十五岁就回家。二零零三年,我二十五岁。按照两年前的承诺,这一次我不能再走了,得成家立业。然而成家是两个人的事情,在没有找到另一个人、在我的口袋依旧干瘪的情况下,我依旧得下广东谋出路。

收拾了行李,直奔宜昌火车站。以前每次去广州,走到宜昌,我都要去宜昌市城建学校走一圈,因为小妹在那儿读书。那个时候,就算为了等火车而住十块钱一晚的黑旅店,心里就觉得挺踏实。现在小妹去了广东,城建学校与我再也没有任何联系。我得一个人,静悄悄地等到火车开走的时候,独自坐上火车去广东。孤独感第一次朝我袭来。

刚从广东回宜昌的时候,宜昌人对非典没有什么概念;不过等我去广东的时候,宜昌也谈非色变了。在宜昌大街小巷里面行走着的人,也戴上了大口罩。上火车的时候,只见许多只白口罩一起拖着沉重的行李,向着红皮火车跑过去,中国式的非典恐惧症真是滑稽可笑。当然,这些可笑的人里面,还有一个我。谁都知道广东是疫区,没有多少人愿意朝着广东的方向走,所以那趟车的旅客比平时少了很多。我的运气还真不错,第二天上午抵达广州站的时候,广州站并没有工作人员上来对旅客测体温。据说几天之后,从全国各地开往广州的列车到站以后,旅客出站的时候会被量体温。量体温的家伙长得像一把手枪,捏着枪柄对准耳朵按一下,枪上的显示屏上就能显示体温。体温不正常的得被隔离半个月才放出去。据说那半个月,有人管饮食起居,又据说伙食不错,每餐都有炒肉,比我在三峰塑胶厂的生活好多了。我没有赶上隔离,但是我们这些没有被隔离的人,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整天提心吊胆地在外面自由着,生怕一不小心就感染了非典。

在广州下了火车,我就直奔东坑。两个妹妹都在东坑,我不想去惠州了。在初坑市场租了临时房,然后发信息给大妹,告诉她:我来初坑了。许久之后她才回信息告诉我:因为非典,工厂禁止员工外出。小妹那时已经跳槽去了东权电子厂,她没有手机,无法联络上她。我和她们近在咫尺,却不能见面。那个时期许多工厂都是这样,禁止员工外出,这样做并非坏事,在工厂里面至少是安全的!

在初坑落下脚,我就出去找工作。二零零三年,大部分工厂文职类的招聘都转向人才市场了。要想找到好工作,就得去人才市场。直到现在我依旧怀恋东坑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市区近。从东坑出发到市区,坐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够了。东莞的人才市场有好几家,有名气的要数智通人才市场和基业人才市场了。我决定先去智通看看。

我梦想着找一份大公司的文职工作,好好地干上几年。二十五岁,不大也不小,我必须好好地挣钱。智通人才市场外面围着好些人。该是现场招聘进场的时候了,我因为是第一次去智通,找不到进场的入口,就是去问保安。保安却告诉我:因为非典,人才市场不举办现场招聘会了。我对保安的话表示怀疑,保安却对我说:“你要是不相信,去看告示吧。”我按着他指的方向,找到了告示。是真的,人才市场就是从我站在它门口的这一天开始,不举办现场招聘会了。现场招聘的大门关闭了,只剩下中介这扇窗。智通中介没有关门,工作人员的态度倒是蛮好,我告诉她们:我要找一份文员的工作,一个工作人员就拿起电话,一家挨一家地打电话,打了两三个电话以后,就开始写纸条了。当然,中介并不是免费提供信息,这些纸条是要收费的。就在工作人员给我写纸条的时候,我瞥见她写的公司名,那家公司就在东坑,工资非常低,我对她说:“不用了,我不去这家公司。”然后我就从大厅里面溜了出来。我准备去基业人才市场走一圈。

就在我准备大步迈向基业人才市场的时候,却听见旁边两个人的谈话。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基业人才市场也停止现场招聘了。我来的不是时候呀,如果早几天从家里出发,或许还能赶上一场现场招聘,说不定我就真的被大公司选走了呢?可是,没有如果。我只能灰溜溜地回东坑去,继续最原始的找工作方式:走街。

特别时期,广东规定工厂不许在非典时期炒工人,也没有人轻易辞职。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有工作的人都被工厂的围墙围着,谁也不敢走出来。没有人员流动,招聘自然就少了很多。东坑的工厂特别多,以往的春天,工厂外面一定会贴着许多招聘启事,一年刚刚开始,许多工厂都会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那个时候国内的物价相对便宜,工价也不高,所以许多外国客户都喜欢把订单下到中国来,下到广东来,以减少制造成本。其实,在非典时期,许多工厂是缺人的,但是工厂不敢招聘,因为老板们害怕一不小心就招了一个非典病人进去,那必将给工厂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在那个时期不幸失业,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因为说不定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把非典病毒带回家。那个时期我就是在非典病毒笼罩下,每天早晨就出去找工作,中午回来;然后下午出去,黄昏时分回来。感染了非典病毒,大不了死掉;可是没有工作,我迟早会饿死。两者权衡了一下,走街找工作是我唯一的选择。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节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我仿佛是一个推销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我手中的那块狗皮膏药就是我自己。要是哪家工厂不小心录用了我,对不起,我就赖在这儿了!多年以后,当我挂着包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时,我总对身边人的说:“我又出去卖狗皮膏药啦!”

二零零三年春天,对于我们这些挂着包、穿着廉价的衣服和廉价皮鞋的这一群人来说,那个本该属于招工旺季的春天,却比冬天还要寒冷。多年以后,我在深圳参加同学会,有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二零零三年春天,她第一次来广东。从宜昌坐火车到广州,一下火车,只见火车站广场上来来去去的人都戴着口罩。二零零三年的那场非典,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似乎是从二零零三年开始,世界工厂的种种好处,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

虽然在东坑呆了一年多,但是真正让我走街找工作,走不了多远我就会迷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井美村。前不久在农村信用社存了三千块,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以后得一个劲儿地存钱。过了太久贫困的日子,我喜欢钱,需要钱,所以要努力挣钱。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做一个馅饼。

井美附近的工厂很多,不过它们也同样犯了非典恐惧症,工厂的大门永远是关闭着的,从门缝间向里面望过去,院子里面看不到游走的人,工厂门卫室里面坐着的保安,也是一副非常死板的面孔,为了防止非典病菌涌入工厂,保安把门卫室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在井美村游走了几天,终于在一家工厂门口看见了招聘文员的启事。我如发现宝贝一般,冲着那招聘启事进去面试了。面试要过三关。我在第二关——制表的时候,被刷下来了。游戏结束,我灰溜溜地从工厂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一抹斜阳从天空中照射过来,不冷也不热。回到出租屋,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面。

过了一会儿大妹来找我了。她告诉我: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了一张放行条。他们工厂每天只允许三个人出厂,而且出厂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她在出租屋里面没有坐多久就回去了,她走的时候对我说:“你来的真不是时候,要是等非典过了再来,会少很多麻烦。既然来了,就先找一份工作做着吧,做员工都行,等躲过了非典再作打算吧。”

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在外面多游走一天,感染非典的可能性就高很多。进了工厂,就等于找到了避难所,当然会安全很多。然而,让我回到流水线上做员工,打死我也不干!我决定继续走街。每天上午出去一趟,下午出去一趟,行走的路线基本固定了:上午从初坑市场到黄麻岭,从黄麻岭回初坑市场;下午从初坑市场到井美村,从井美村回初坑市场。其实东坑镇还有更好的工业区,比如角下村、比如黄屋。对于角下的认识,是在三年以后的二零零六年夏天。那年夏天小妹接母亲来广东散心,就住在角下。那年夏天我再一次回到了东坑,想赖在东坑不走了,却放不下惠州的一切,在东坑小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拖着行李回惠州去了。东坑,在二零零三年春天和二零零六年夏天,两次与我失之交臂,再也回不去了。

我突然想去时信电子厂那儿去看走一走。从时信电子厂门口的大路向前走过去,有好几家条件不错的大工厂。只要进了其中的一家工厂,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的运气不错,时信电子厂隔壁的群马电子厂招工程部文员。我毫不犹豫地进去面试了,不过这次的面试结果比前几天更惨,我在第一关就被淘汰了:面试官让我写工程部的运作流程,我写不出来。说来特别残酷,虽然做过一年文员,我依旧是一只井底之蛙。从群马电子厂出来继续向前走。与它一墙之隔的东权电子厂门口,也贴着一张招聘启事,是招聘进料检验员的。这份工作我没有做过,但是我想着小妹正好在东权电子厂进料检验组上班,假如我混进去,小妹自然会帮我一把;而且东权电子厂进料检验组单独设在井美村,那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就冲着这两点,我去面试了。

负责招聘的是宜昌人。她看了看我的身份证,就带我进去面试了。面试我的是品质主管。他让我写一组专业的数据,我写错了,不过他告诉了我答案,然后给我讲解了进料检验的操作规范,接着再告诉我:你被录用了。他帮我写了录取通知单,学历栏填着:大专。后来我才知道,在东权电子厂,底薪与学历挂钩。虽然最终我没有去东权电子厂工作,但是我还得感谢那位把我的学历写错的品质部主管。如果我真的去了东权,他的这一笔误,会给我增加多额外的薪水,又会给我制造多少提拔的机会呀!我想,如果当年我真去了东权,说不定现在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在大厂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推动你上进的燃料。

拿着录取通知单找刚才带我进去面试的文员开了体检通知单。在二零零三年,有一部分大厂进厂前要进行体检,没有乙肝和肺病的人才能被录用。要做体检就让它去做吧,感谢我的父母,给我了一副健康的体魄,求学也好,找工作也罢,从来没有在体检这关败倒。

体检的地点在东坑医院。从初坑到东坑医院,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走路最少也要半个小时。第二天早晨起床以后,不喝水不吃东西,一大早就从初坑市场出发,穿着高跟鞋一步一步地从市场走到医院。抽血,照X光。体检报告要下午才出来,我得趁着这个间隙去惠州沥林搬行李。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一节

吃完早餐,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惠州沥林。我的那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行李,正静静地呆在宿舍的角落里面,等着我去认领呢。到了宿舍,我收拾好行李,去了办公室,走到小莲身边,对她说:“我来搬行李。”小莲说:“你搬行李走?不在这儿做了吗?”我告诉她,我在东莞找到了工作。小莲一听说我要走,她说:“你还是同老板打个招呼吧。”小莲说得有道理。虽然在三峰才工作了几天,老板不欠我的,我也不欠老板的,不过借了他的地盘放行李,还是同他打个招呼再走。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就是这一有礼貌的行为,让我在三峰度过了几年时光。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老板回来了。我同他打了招呼,对他说谢谢他对我的照顾,然后告诉他,我是来搬行李的。他说:“我们厂现在很忙,我昨天还同小莲说,要催你回来上班了。”我说:“我已经在东莞找到了工作。”老板问了一个我的新工作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进料检验员。老板说:“你做文员做得好好的,怎么要去做进料检验员呢?”他还告诉我:东莞有人得非典了,但是惠州没有人得病,所以让我就留下来,不要去东莞了。但是我就想回东莞去。因为东权电子厂着实比三峰塑胶厂好多了。老板于是坐下来找我谈话。谈完话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善良,太容易被感动,老板的一番谈话居然让我的思想产生了动摇,我就这样轻易地决定放弃东权电子厂的工作,回归三峰厂。后来我才知道,三峰老板的一个特长,就是有一张会说的嘴,他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既动听又能打动人心;不过他骂起人来,说出的话比乡下农民说的还要难听。他的这个方法还真能忽悠一帮人帮他打天下。在三峰厂,有几个元老级的人物,从工厂开工的时候就来了,一直到我离开三峰,他们都不曾想过离开。

既然决定了回归三峰,我还得回东莞去,把东莞的行李搬过来。其实东莞的行李,也就是我放在出租屋里面的几件旧衣服和一点日用品。我对老板说:我要回东莞取行李。老板说: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你吃了饭再去东莞吧。我说:不用了,我去外面吃。他说:你答应留在三峰工作,我特别感谢你,所以中午我和你一起吃午饭。说着阿丽就端了一大盆面来了。老板先给我添了一碗,然后自己添了一碗,我们坐在办公室旁边的杂屋里面吃午饭。老板的吃苦精神真让我佩服,那个时候老板的饭厅,就是一间破烂的杂屋子,杂屋里面堆放着纸箱胶纸,还有注塑机配件,只有在靠着窗户的地方,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放着饭桌,他每天就坐在那儿吃饭,吃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有了足够的本钱,他拿着那笔本钱,买了三峰厂对面的一块空地,修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厂房。

清水煮的面条,放了一点淡菜和几块去了皮的肥肉,连盐味都不太足。我吃了几口就吃不起去了。但是老板却捧着一只碗,呼啦呼啦地吃个不停。我就坐在饭桌前,心里想着:等他吃完了,我就可以离开了。他吃完碗里面的面,看了看我的饭碗,问我:“你怎么不吃?”我说吃饱了。这时老板做了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动作:端起我面前的碗,拿着筷子就要吃我吃剩下的面条。我连忙制止他,说这是我吃剩的,不干净,还是倒掉了好。老板居然一边吃一边说:“你又没有传染病,有什么不干净的?倒掉太浪费了。”后来和其他同事说起此事,同事们都说:老板就是这个样子,要不他就不是三峰厂的老板。

回三峰上班的时候,正是工厂最忙的时候。非典时期,许多工厂惨淡经营,然而三峰塑胶厂的生意却好得不得了,这全是托了合俊玩具厂的福呀!合俊玩具厂,在当时是东莞最大的玩具代工厂,在樟木头有两家工厂:合俊一厂和合俊二厂。三峰的业务分为两块:电话机壳和注塑产品代加工。小莲主要负责电话机壳,我负责代加工。工作这样分配下来了,不过刚开始我只负责合俊二厂,年底合俊一厂才划到我这边。

说那个时候,合俊一厂已经和我们合作了好些年,但是合俊二厂却刚刚与我们合作。每天司机开着空车去合俊二厂,回来的时候车厢里面就装满了塑胶原料和模具,老板特别看好合俊二厂,模具来了,立马就会有一大帮人围到车厢前面,把模具从车上御来了,三两下地把模具上到机台上,调试完毕就开始生产。

二零零三年,对于中国制造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上半年闹了一场非典,紧接着下半年石油涨价。石油涨价的一系列效应是:塑胶原料涨价,衣食住行的成本增加。到了年底的时候,发生了小规模的工厂倒闭潮。那些没有倒闭的工厂,都静候着二零零四年春天的经济复苏,以为过了冬天,就会有春天。二零零四年春天,工厂倒闭潮过去了,却迎来的用工荒。用工荒的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二节

说到合俊玩具厂,肯定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在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控股有限公司有两家企业:合俊玩具一厂和合俊玩具二厂,在二零零八年金融风暴发生之前,这两家玩具厂是樟木头镇的两家大型玩具代工厂。合俊一厂和二厂我都去过,一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合俊一厂外面有一条不算宽的马路,马路两边全是小店。在二零零三年,合俊玩具厂正处在迅速发展的阶段,工厂外面的小店托了它的福,每家店主把钱赚得胀鼓了腰包。每当从合俊一厂门口的水泥路上走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合俊与三峰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还曾经想:要是有机会进合俊做文员该多好!

合俊一厂的人比合俊二厂的人友善,不过,最初的时候老板却安排我与合俊二厂的人打交道,我只能匆匆忙忙赶鸭上架。与合俊二厂的合作一点也不顺心。这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三峰塑胶厂也就一个破破烂烂的塑胶加工厂,全厂二十多台机器,工厂平时有一半的机器能正常运转。对于小型塑胶加工厂来说,能有一半机台运转已经不错了。可是老板有宏心壮志,硬是跑到合俊二厂拉了一大堆注塑件加工单过来。做注塑件加工单,讲的就是速度,接了单就必须安排生产。从合俊二厂拉了模具回来,工厂能转动的注塑机都全部都开起来了,然而还是不够机台,仍有几套模具躺在地上睡大觉。出了这种状况,最麻烦的人当然是我了。我当然不能说工厂的机台排满了,当合俊二厂一遍又一遍地催我送货的时候,我不得不编造谎言骗他们。不过,编来编去无非是:机器故障正在维修中,说这几个理由的时候,是因为根本不知道产品什么时候才会安排上去;如果我告诉他们正在试模,说出这个理由的时候,是我知道产品上机的大概时间了。当然,有一些工厂的跟单员,还会编工厂停电的慌言,然而这个慌言不能用来对付合俊。因为合俊一厂和合俊二厂都有质检员驻三峰厂,他们只要询问一下质检员就知道工厂是否停电。

说谎是一门艺术,所有的跟单员都会说慌,不会说谎的跟单员不是一个好跟单员。跟单员以为客户是傻瓜,骗一下哄一下就过了,其实这些骗小孩子的把戏谁都知道,只是有时候别人不和你计较罢了。当然,客户如果真的急货的时候,他们就和你较真了。

当我用许多谎言骗了合俊二厂很多次以后,有一天上午,合俊二厂的女老总突然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到访我们厂。原因很简单:“因为三峰欠着他们一屁股的货,每次找三峰要货的时候,三峰的跟单员万某某却不知道何时才有货交。而且这个万某某,特别会说慌话,每次问她生产状况时,她要么说已经生产了,要么说正在试模中,却就没有见三峰送货过来。”这是合俊二厂的采购给女老总汇报工作时的原话,女老总把这一段话带到了三峰,找我们老板问罪。

女老总来了三峰,并没有第一时间来办公室找我们,而是由他们的驻厂质检员带着她去车间转了一圈,才气势汹汹地来办公室。她坐在我的座位旁边,一边问生产情况一边做笔记。她说的是粤语,我知道她在问什么。然而我不会说粤语,只能用普通话回答她。偏偏她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于是让站在她身边的驻厂质检员作翻译。驻厂质检员也不会说粤语,只能用普通话重复我说的内容。女老总生气地用粤语说:“听不懂,听不懂。”办公室里面,小莲也不会说粤语,计划员小李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不过这个时候他正在车间里面忙活。女老总走进车间就发现他们厂的模具还躺在冰冷的地上,当场就命令小李把他们的全部模具都上机生产,否则就把全部模具都拖看着。小李只好把其他客户的产品停下来,上了合俊二厂的模具。

女老总冲着我发了一通脾气之后,我们老板回来了。只见她怒气冲冲地向老板走过去,老板却依旧微笑着同她打招呼,亲自给她端茶递水。老板就是这样:只要你给他订单而且按时付货款,哪怕你当着他的面骂娘,他都会全部笑纳。

女老总对着三峰老板发了一通火,老板对女老总说:“我这就安排你的产品”,并吩咐小莲去车间叫来了小李。我、小李、三峰老板、合俊女老总,我们四个人去饭堂开会。女老总不再找我的麻烦,转而找小。小李在三峰厂做了好些年,对于三峰的状况,闭着眼睛都能说上一堂课的时间,他当然能对答如流。女老总问完了所有问题,最后还把我们骂了一顿才回去。老板笑着送走了女老总,转过身就开始骂工人了。

在三峰厂,如果没有见过老板骂人、没有见过老板打人,那你就算在三峰厂白白生活了,不算一个真正的三峰人。先说说老板骂人。老板是东北人,他骂人分为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发一通小火,那是用普通话骂人,骂得不算难听,骂几句也就算了,骂完之后他没有放在心上,被骂的人也不会放在心上;第二个等级是用东北粗话杂夹着粤语骂人,这种时候被骂的人肯定是一大群,而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这样骂人的时候,肯定是出了大事情。

在没有合俊二厂之前,代加工这块的客户,合俊一厂是上帝中的上帝。如今多了一个合俊二厂。老板的计划是:把合俊二厂的生意也拿下,以后代加工这块就靠合俊的两家工厂了。合俊二厂的货做不出来,车间的管理人员统统要挨骂。

只见老板走到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板着脸,张开大嘴,放开喉咙,一句接着一句地骂起来,骂到动情之处,还伸出一只手对着某个地方指指点点。他在走廊上骂人的时候,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个。有什么办法呢,小李是计划员,我是跟单员,订单做不出来,虽然直接原因并不在我们,然而却与我们脱离不开关系。老板站在走廊上骂了一会儿,突然骂声渐渐地远了,他一路骂到车间去了。

他一路骂进了车间,我们才敢大声地叹一口气儿。以前在任何一家工厂,都没有见过老板这样骂人,第一次听见老板骂人,还真适应不了。不过,小李却对我说:在三峰厂要是连续三天没有听见老板骂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工厂歇业不干了,但是按目前的生产状况来看,还不至于会那样;第二,老板生病了,但是小李又说,他进厂五六年了,老板却从来都没有生过病。阿丽接着补上了一句: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老板的父母从东北过来了。只要他骂人,他的母亲就会出来制止。老板是个听话的孩子,他母亲叫他不骂人,他就真不骂了。

我在三峰工作了三年,听老板骂人,也不下一百回了。老板骂人的故事,足够写成一本章回小说了。现在离开三峰好些年了,对于印象最深的,依旧是老板的骂声。小莲,小李、阿丽,宝贵,没有一个人没有被老板骂过的。我们这些人,在三峰是被骂大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三节

在聆听老板的骂声与塑胶机开模锁模的碰撞声中,我在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渐渐适应了三峰厂的生活。三峰塑胶厂的生活,让我的广东打工生涯退后了二十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觉得工三峰厂的生活条件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的管理模式也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老板用家庭式的方法管理工厂,并以家长自居。

有一天吃过晚饭,离加班还有几分钟,我和小莲站在宿舍门口的走廊上透透气。工厂实在是没有透气的地方。宿舍楼与对面的厂房之间,用了一个塑胶棚子遮着,中间的空地上摆放了两台塑胶注塑机,还有一大堆货物。站在宿舍楼上,闻到的只有塑胶在机器里面高温成型时发出的塑胶的臭味,听到的永远都是塑胶机器开模锁模时,模具碰撞发出的咔嚓声。要想真正透一口气,必须走出工厂。工厂不远处就是山,偶尔我与小莲爬爬山。不去爬山的时候,要么站在厨房门口的水井边上吹一下风,要么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上闻塑胶的味道。

宿舍门口的走廊还真是一个好地方,站在上面,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车间的状况。我和小莲一边向车间看过去,一边聊天。对于注塑机,我一点都不陌生。不过,我似乎有机器恐惧症,我不敢走近它。去车间的时候,也只是站在过道里观看它而已,如果需要要拿塑胶产品,通常是让工人帮我拿;即便是去找工人帮忙的时候,也是远远地站着,生怕不小心碰到注塑机的大门,模具就突然开模,不小心轧了工人的胳膊。尽管工人告诉我:注塑机不可怕,但是我一见到它却要起一层鸡皮疙瘩。所以,站在宿舍门口的走廊上远远地看着注塑机,才是看注塑机的最高境界。

我看见对面的车间里,技术员正在缓缓地把模具升起来,用电葫芦牵着模具往一台空机器走去。这是老板刚刚争取到的一个客户。下午从客户那儿拉回了模具回来就立即上模了,为的就是好在新客户面前好好表现一把,争取拿到更多更大的订单。据说这家客户规模特别大,相当一部分注塑件外发生产。每当上新模的时候,也是工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技术员、车间管理员都会围着它团团转,要守着模具上好、生产出完整的产品了,才能去忙别的活。工厂像其他塑胶工厂一样两班倒,不过接班的时间却是早七点和晚七点。晚上上模具,是由白天的技术员和管理员加班去做。在三峰厂,除了员工以外,其余的人加班都是无偿加班。

眼看着模具上好了,开始调试机器,准备试产了,突然听见“哐铛”一声巨响,模具豪无征兆地掉到了地上。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塑胶厂也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上模的时候,模具与注塑机之间铆合的螺丝没有锁紧,机器在运转的过程中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足以震掉没锁紧的螺丝。螺丝松掉了,模具自然就掉到地上来了。在其他厂发生了这种事情,责任人肯定要挨罚款的。虽然在三峰厂没有罚款一说,但是责任人的下场却比罚款更惨。

只见老板匆匆下楼,三步并作两步去了车间。然后,就听见他的喝斥声从车间里面传出来,紧接着,只见高高瘦瘦的上模工李志明被老板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提着一只袖子,三两步拉到了棚子下面。老板喝斥李志明:跪下!李志明就乖乖地跪了下来。紧接着,老板就站在李志明脚边上,一句接着一句地,用他的土得掉渣的东北话骂他。我听不懂东北话,但是中国人骂娘的话,无非就那么几句吧,不他是用东北话骂还是用广东话骂还是用国语骂,那几句话怎样骂都是同一个味道。我不得由衷地感慨:三峰老板,其实就是一个洗脚上岸的农民。然而他的素质却比普通农民低很多,动不动就骂别人老娘。

只见李志明低着头,一言不发地任由老板站在他面前骂。李志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员工,平时干活特别卖力,上班的时候总穿着沾满油污的衣服,这足以说明他没有在车间里面混日子。前几天开会,老板还表扬过他。谁知这次做错了事情,老板就立即变脸了,此时的李志明,在老板的眼里一文不值。

加班时间到了,我和小莲走进办公室开始工作,老板的骂声依旧一句接着一句地传进我们的耳朵。我小声对小莲说:“老板怎么会随便罚跪呢,工人也有做错了事情,罚款也罢,炒掉他也罢,就是不能罚跪。”没有等小莲回答,小李先说了:“李志明这一次还算走运,老板只是罚跪而已。还有比他更倒霉的人,还挨过老板的打呢。”老板会打人?还是头一次听说。要是早知道他的这些德行,我宁愿走大街找工作,宁愿在外面感染非典,也不会进三峰塑胶厂上班。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我说:“老板打人是犯法的事情,这些人怎么就不知道去劳动局告他呢?”小李说:“这些人真是一个比一个傻,挨了老板的打之后,老板再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又围在老板身后转起来,以为自己了不起呢。”我说:“要是老板敢动手打我,我非整他一顿不可:我不仅去劳动局告他,还要打电话叫记者,把他打人的事情曝光,让工厂以后招不到人干活。”小李说:“你以为老板敢这样对待每一个人呀?他从来都不敢这样对待办公室的人,他知道办公室的人文化高,懂法律,不敢罚跪,更不敢打。”原来在三峰厂混,也遵循这一条规则:柿子找软的捏。我们正在说着,宝贵进来了。他眯缝着一只眼睛问我们:“你们在说李志明被罚跪的事情吧?”没有等我们回答,宝贵说:“上一次老板还骂我,连我的老祖宗都一起骂呢,他骂人的时候就忘了我和他是一个老祖宗的。他等我妈来的时候,我得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妈听听,让我妈评评理。”宝贵说完,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昨天阿丽买错了东西,不过只是几十块钱的东西罢了,老板也是对阿丽一顿臭骂,把阿丽的老祖宗也给骂了。阿丽说等老板娘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她让老板娘回骂老板的老祖宗去。”

我们正说着,就听见办公室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小李做了一个动作,示意我们住嘴。老板进来了。骂了李志明一顿,似乎消了气,他把土得掉渣的东北话咽进了肚子里面,用普通话对我们说:“李志明今天做错了事情,我罚他跪下来反思,然后教育了他一顿,他知借了,我才让他下班。”虽然心里对老板的这种做法特别反感,但是我们还是在嘴上说:“李志明怎么会那样粗心,连螺丝有没有锁紧都不知道?幸好模具没有砸到人,要是砸到人,事情就大了。”

几天之后,我见识了老板打人。那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六晚上是不用加班的。我和小莲带了一点零钱准备下楼的时候,见饭堂门口围着好些人。我们挤进人群里面去,只见一个被绳子反剪了胳膊的员工跪在饭堂的地上,老板站在人群中间,对着我们这些看客说:我正要收拾他,你们都过来评评理,看他这样做对不对。那个被反剪了胳膊的人是老板的同乡,名叫刘宝来。

老板挥起拳头,朝刘宝来背上打过去,一边打一边问:“宝来,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事情?”刘宝来嘴硬,对老板说:“我又没有在厂里面犯错,关你屁事,不用你管。”老板接着又打下第二拳,对刘宝来说:“你跟我离开村子的时候,你妈把你交给我,她说我就是你的家长,所以就算你是在外面犯的事,我也要管。”刘宝来说:“老子不要你管。”老板又是一拳打来去,问他:“宝来,你要不要我管?”刘宝来说:“你给老子结清工资,老子走人,老子不在你这儿呆了,看你去哪儿管我。”老板打下第三拳,说:“你要走人,非得让你妈来接你,我才放你走。你一个人去外面混,要是有一天犯事了被关进了大牢,或者被别人用刀子捅死了,你妈找我要人,我上哪儿找你去?”刘宝来依旧说:“老子又不是小孩子,在外面犯事关你屁事。”老板再也不问了,一边用拳头打刘宝来,一边用东北话骂他。宝贵闻讯去找老板娘。老板娘正在工厂外面的小店聊天,一听说老板在打人,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饭堂来,对老板说:“不要打人了。”老板却不理老板娘,继续打刘宝来。老板娘去拉他,他反而狠狠地一掌推过去,直把老板娘推倒在地上。我和小莲上去把老板娘扶起来,老板娘刚站稳,就大声地用普通话对老板说:“你打了他这样久了,放手吧。要真把他打病了,或者打死了,蹲大牢的人就不是刘宝来,而是你了。”老板娘这样一说,老板才慢慢住了手,不过他还要当着大伙的面,把刘宝来的事情抖出来。

原来刘宝来最近迷上了老虎机,一下班就去外面的小店打老虎机去了。刘宝来的工资,每个月只从老板那儿支走一小部分,大部分钱是存在老板那儿的,年底的时候,老板一次性寄回刘宝来老家。如此一来,刘宝来在外面打一年工,还能存一笔钱。刘宝来跟着老板好些年了,老板曾经对我们说:刘宝来存下来的钱,在老家可以修半栋房子了。人要学好不容易,要学坏却只是一念之差。以前看到行呀其他同乡打老虎机的时候,刘宝来还劝他们不要去碰它,谁知自己有一天也迷恋上了它?

打老虎机是一个无底洞,再多的钱都能花完,老板每个月支给他的那一点零花钱哪够他用呢?刘宝来没有钱打老虎机的时候,就去找同事借钱。同他关系不错的人都被借遍了,刘宝来只找别人借钱,却从来没有见他还过钱,就在厂里面借不到钱了。刘宝来于是想去老板那儿领一点钱出来。老板对刘宝来打老虎机的事情早就有所闻了,他去找老板领钱的时候,老板当然明白他拿钱干什么,不过还是问了他要钱干什么,老板想让他自己把打老虎机的事情说出来。刘宝来当然不会说拿钱去打老虎机,他说有一个朋友病了,要支一点钱给朋友治病。刘宝来有哪些朋友,老板自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谎言不攻自破。老板明知道刘宝来拿钱去打老虎机,自然不会把钱给他。如果刘宝来不嘴硬,事情也不过去了。可是他偏偏嘴硬,没有拿到钱,就开始骂娘,他这一骂娘,就惹烦了老板,于是挨了一顿打。

说起来也奇怪,刘宝来挨了老板的打以后,后来还真不打老虎机了,欠同事的钱也陆续还清了。后来阿丽告诉我们刘宝来挨打之后发生的故事:老板把刘宝来叫到外面去,对他说:你要是以后还去打老虎机,我就把你送回东北老家种地!刘宝来不愿意回东北老家,只能老老实实地在三峰打工。老板于是在我们面前自夸,说他救了刘宝来,他说刘宝来如果没有挨那顿打,说不定真去蹲大牢了,或者被人家用刀子捅死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四节

每天早晨,出货前的三峰厂,所有的人员都像热锅上的蚂蚁。速度慢一点就会被老板骂。挂了管理人员头衔的人,除了我和小莲、阿丽,其余的人都要搬货。工厂没有固定的货仓,哪儿有空地就把货堆在哪儿,所以出货的时候就是检验仓管员的智慧的时候。仓管员必须一边拿着计算器算数,一边在草稿本上记录,还要指挥搬货的人哪些货该搬,哪些货不该搬。搬货的人,把货扛在肩上小跑着到厂门口,递给车上的装车员,再返回车间搬货。车上的装车员接了货,一件一件码进车厢。老板的记忆力特别好,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只要用眼睛扫瞄一下搬货的队伍,就知道哪个人来干活了,哪个人没有来。待到下一次开管理人员会议的时候,没有去搬货的人,肯定被大骂一顿,就连他的亲弟弟宝贵,他也不曾放过。被骂的人明知道自己委屈,还不能说出来,只能违心地说自己错了。在三峰厂,若是老板骂你是一头猪,你就不能告诉他你是人,而是要这样回答他:“老板你说得对,我就是一头猪。”员工这样做,并不一定是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三峰厂的那份工资,在哪儿都能挣到。很多时候,人们都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和老板对着干,稍一不留神,脸上就会挨上一巴掌,脊梁上就会挨上一脚。为了少挨打,只能装傻子。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老板的那一副德性,为什么还有人跟着他干,而且一跟就是好多年?或许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罢了。

工厂有三个仓管员,一个是小莲的老乡,姓马,特别爱溜须拍马,工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马屁”,后来人们又管他叫马桶。他被叫做马桶以后,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三峰。另外两个仓管员,都是河南人,、一个叫郑小华,一个叫郑阳。

三个仓管员,郑小华和郑阳各负责一个注塑车间的货物,马屁负责棚子里面的几台机器。棚子里面的都是大机器,货比两个注塑车间的货简单多了。那个时候,马屁还顶着仓库组长的头衔。这个头衔之所以给他,不过只是他比另外两个仓管员早来几年而已。然而,马屁却以为这个组长是一个官,偶尔还跑到郑小华和郑阳那儿溜一圈,想揪住他们的尾巴去老板那儿打小报告。马屁没有揪住别人的小尾巴,自己做事却又极不认真,经常出错。每次出了错,当然累及到我和小莲:要改送货单、改出货记录。

马屁曾经是老板那儿的大红人。他之所以当上红人,那是靠打小报告得来的。老板最喜欢的人,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马屁为了讨好老板,于是经常在老板那儿打小报告,比如说哪个工人上班做坏了产品、哪个管理人员上班时间躲到冲凉房里面抽烟、再或者谁和谁又在拍拖了。老板得到这些情报,就开始骂人。许多人挨了骂以后,自然要查这个打小报告的人。工厂不大,才几十号人,查一个打小报告的人还不容易?很快人们便知道事情是马屁干的。马屁在三峰厂得罪的人太多了,于是被孤立了,没有一个朋友,甚至同他说话的人都特别少。

马屁其貌不扬,五官不太端正,右眼皮上还留有几道疤痕,据说家境又很一般。不扬的外貌,加上一般的家境,再加上不太好的人品,也就很难找到对象了。他的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自己也就开始急了。起初,马屁瞄准了车间里面哪个女工漂亮,就上去同人家说话,但是没有人搭理他,似乎谁要和马屁谈恋爱,谁的脸上就不光彩。然而马屁却一心想吃天鹅肉,只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女生。

小莲的表姐在工厂做文员的时候,马屁也曾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一段时间,他下了班就朝小莲表姐宿舍门口跑。小莲表姐那可是一朵清纯的白莲花呀,哪里看得上像牛粪一样的马屁呢?她当然不去理会马屁呀,但是马屁却死皮赖脸地讨好她。小莲表姐特别烦他,下了班以后就去自己舅舅家,也就是小莲叔叔家看电视。马屁总是在小莲表姐去了之后不久,也窜到小莲叔叔家去了。小莲叔叔婶婶都是极善良、极好客的人,哪怕是天天见面的同事去了他们家,他都会招呼人家坐下,有好吃的也会招呼别人过去吃。马屁于是每天下班后忙着奔往小莲叔叔那儿看电视,找小莲叔叔婶婶聊天,想在他们面前好好地表现一番。然而小莲叔叔婶婶不过只是把他当作普通的同事罢了,并没有想到马屁会对小莲表姐生了歪心思。

有一天下班后,小莲表姐刚走进自己舅舅家,马屁就恰到好处地跟着去了。小莲表姐骂了马屁一句:“滚!”马屁特不知趣,硬是搬了一张板凳,挨着小莲表姐坐下了,口中还说着:“又不是你家,你为什么叫我滚?”小莲叔叔和小莲婶婶对马屁想和小莲表姐拍拖的事情也有所闻,不过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们知道自家侄女看不上马屁。小莲表姐继续对马屁说:“我叫你滚。”马屁不但没有走,反而伸出一只手想去搂小莲表姐。这下可惹怒了小莲叔叔,他冲到马屁前面,伸出手啪啪两下打到马屁脸上,小莲婶婶拿出一把扫帚,把马屁请出了屋子,从此以后马屁再也不敢追小莲表姐了。

马屁挨小莲叔叔的打,只是一个开始。从那一后,他马屁挨过很多人的打。每次被打的时候,他就大声地嚎叫,似乎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私下议论说他是想让老板知道有人在打他,想让老板站出来为他说话。不过,老板从来没有站出来为马屁说一句话。很多打过马屁的人,在一起交流经验的时候就这样说:“只要我们动手打他,不管是轻轻地打,还是狠狠地打,他都会嚎叫;只要他嚎叫,老板就知道我们在打他了。既然老板都知道我们在打他了,我们干脆狠狠地打他,把他打疼,这样才算没有白打。”马屁挨完打,依旧在院子里面活蹦乱跳的,既没有折一只胳膊也没有断一条腿,不出三分钟全然忘记了被打的事情。

马屁那顶的仓管组长的破帽子,是他成为老板身边红人的时候戴上去的。不过,再红的人也有发绿的时候,我进三峰的时候,马屁就开始发绿了。没有朋友,老板也不太喜欢他了。工厂里面的人大都都叫他马屁,反而忽略了他的真名。唯一一个从来不叫他外号的人,是老板。老板当然不可能跟着员工一起叫他的外号。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五节

马屁失宠,是因为他的妹妹和一个不该恋爱的人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个不该谈恋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老板亲家的养子,刘明的小舅子刘冬来。

老板自诩会看像,一次他在办公室里面公开对我们说:马屁的妹妹无论从长像还是从声音就能辨认出她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男人要是娶了她,一辈子都翻不了身。而她本人,也不会嫁到一个好男人。马屁的妹妹五官要是拆开看并不丑,但是各个器官搭配在一起却成了一张苦瓜脸;嗓子又有些哑,她那嘶哑的声音搭配上苦瓜脸的外观,不太讨人喜欢。

马屁的妹妹不该与刘冬来谈恋爱,主要原因并不是男生是刘明的小舅子而她是一个外乡人。在三峰厂,刘明的小舅子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拿着和我们一样的工资。刘明岳父母家,也不过是非常普通不过的家庭,并不像老板一样有自己的产业。这些事情,说来可话长了。

刘明的小舅子叫刘冬来,和刘宝来是表兄弟。虽然名义上是表兄弟,但是他们并无血缘关系,因为他们都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花钱买来的。第一次听阿丽讲起他们的身世时,我和小莲就觉得好笑。孩子不是商品,哪能买卖呢?但是阿丽却告诉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们村真的会有人花钱去买小孩。村子里面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没有儿子的人家在村子里面抬不起头。那个时候又搞计划生育,很多人家生了几个女儿还没有生出儿子就被抓去做了结扎手术,不能再生了,只能花钱去买儿子。其实那些把自己的儿子“卖”出来的人家,也是迫于无奈。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抓得严,许多人家超生了好几个孩子,前一个孩子的罚款还没有交上去,女人的肚子又大起来了,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孩子从女人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这些人家大都贫穷,大的孩子还饿着肚子,却又添了小的,迫于生计,只能把这个小的抱出去给别人养,以求活一条命。别人抱孩子走的时候,都会象征性地留给孩子的母亲这点营养费。正是因为拿了这笔营养费,抱孩子也理所当然地变成“买孩子”了。刘冬来都是以这种方式走进他们的养父母家的。刘冬来进养父母家的时候,他的养母接二连三生了五个女儿,准备再生第六个的时候,被计划生育的人强行抓去做了结扎手术。他的养父母去偏远的乡下买回了刘冬来。刘宝来也是以这种方式走进他的养父母家的,但是他家的情况与刘冬来又有一些不一样:他的养父母根本就没有生过孩子。

刘冬来的养父母把他当个宝,专门让婆婆一个人带孩子,吃的也是隔食,因为这是他们老刘家买来的香火。夏天天气热,刘冬来的卧室里面装上空调,刘冬天在空调房里面乘凉的时候,养父母自己的五个女儿却在干家务活。

刘冬来的养父母一心培养他读书,他们指望着等刘冬来读书出息了,让自家的门庭上沾光。当然,养父母如此疼他的同时,他们还有一点私心:自己家有五个女儿呢,等老了动不了的那一天,还是亲生的孩子最好。五女儿的年纪和刘冬来差不多,等两个孩子长大了,让他们成亲,养子既是儿子又是女婿,他就不会走啦!仔细想想,刘冬来还是一个悲情人物。在他被他的养父母买走的时候,他的一辈子就和老刘家绑定在一起了。

然而,刘冬来着实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在老家跟师傅学习修摩托车。至于养父母的五女儿,学习成绩比刘冬来好一些。上完了高中,接着又上职校去了。五女儿来厂里打过暑假工,长得不算漂亮,不过着实比马屁的妹妹强多了。而且读的书比马屁的妹妹多,若要把她们放在一起比较,马屁的妹妹充其量就只是一个乡下小姑娘。

不知道刘冬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就偏偏喜欢马屁的妹妹。对于这段感情,马屁的妹妹还特别引以为自豪,二零零三年过年的时候,马屁的妹妹来我的宿舍窜门,主动对我谈起这段感情,她告诉我:她进三峰的时候,刘冬来就时常找机会和她说话,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追求起她来。她还告诉我,刘冬来是买来的孩子。这个秘密我当然知道,因为如果刘冬天不小心做错了事情,老板就会在大会上骂刘冬来:“刘冬来,你是刘明的岳父母花钱买回去的儿子。” 

刘冬来在广东打工,他的养父母在浙江打工,他们一年来一次广东看刘冬来。刘冬来的养父矮矮的,瘦瘦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老板却告诉我们:刘冬来的养父特别能吃苦,在建筑工地上啥活儿都干得下来。刘冬来的养母比他的养父稍微胖一点,但是一看她那张脸就知道她是一个吃过不少苦的女人。刘冬来没有和马屁的妹妹谈恋爱之前,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每个月发了工资就把钱寄给老家的奶奶。那个时候有人笑话他,说刘冬来把钱寄回去给媳妇交学费去了。刘冬来听见别人这样说,一点儿都不生气。不过,刘冬来和马屁的妹妹谈恋爱以后,就再也没有钱寄回老家了。

刘冬来当初被养父母抱走的时候,双方立了契约:刘冬来永远都不能认亲生父母。不过,他认识了马屁的妹妹以后,突然翅膀硬了,公然打听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结果还真打听到了,他们离养父母家并不远。一打听到他们的下落,就请假从广东回东北认亲生父母去了。

人们把刘冬来的变化归罪于马屁的妹妹,甚至连刘冬来的老乡都背地里骂马屁的妹妹是妖精,勾走了刘冬来的魂。阿丽则这样说:马屁的妹妹知道刘冬来的父母在外打工积攒了不少钱,所以来欺骗刘冬来的感情,想以此骗一笔钱回去充自己的家产。

马屁的妹妹告诉我:刘冬来瞒着养父母去见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了才知道,亲生父母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好。他们住在一个穷山沟里,家里特别贫困,刘冬来有两个哥哥,大有一个哥哥娶了老婆,二哥在外面打工,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的亲奶奶还在,已经八十多了。刘冬来突然回去认他们,亲生父母特别高兴,不过家里太穷,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刘冬来。刘冬来在那儿住了几天就走了。从此刘冬来同亲生父母有了往来,隔三五天就打电话问候他们。

刘冬来认亲这件事情,惹得他的养父专门从浙江赶到广东,对刘冬来好言相劝,让他与亲生父母断了往来。刘冬来不听养父的劝,因为他不怕养父,只怕养母。养父回浙江以后,养母就寄了信过来,在信上骂他,说他长大了翅膀硬了想飞。信是寄到老板那儿的,工厂开会的时候,老板当着几十个工人的面,大声念刘冬来养母写来的信。老板念完信,自然又是对刘冬来一顿大骂,以此希望刘冬来回到正轨上,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他继续与自己的尊重亲生父母来往,隔三岔五打电话给亲生父母,却与养父母生疏了;继续与马屁的妹妹谈恋爱,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拿去和马屁的妹妹潇洒去了,一分也不剩。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六节

不久之后,刘冬来做出了一件让大家大吃一惊的事情:他带着马屁的妹妹去见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马屁的妹妹从东北回来时告诉我们,他们先去了刘冬来的亲生父母家。两个老人见他们回去特别高兴,不过他们家实在是太穷了,晚上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打地铺。去了亲生父母家以后,刘冬来特别想念一手把他带大的奶奶,又带着马屁的妹妹回养父母家看望奶奶。刘冬来的奶奶见孙子带了女朋友回来,也很高兴,还给马屁的妹妹准备了见面礼。这份见面礼是老人自己的私房钱。他们陪着奶奶玩了几天才回广东。

刘冬来的养父母一直都以为,刘冬来回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不过是小孩子耍脾气罢了。因为他们知道,刘冬来的亲生父母家里特别穷,刘冬来如果回到亲身父母身边,等待他的将是苦日子。有同事私下说:刘冬来要是真跟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了,他这一辈子至少得多奋斗二十年。刘冬来的养父母也曾私下和老板说过:就算刘冬来违背他们的意志在外面谈女朋友,他们也认了,刘冬来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给他操办婚事,只是刘家的财产不能全部给他了。他们最后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能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往来。

刘冬来带马屁的妹妹从东北回广东没有几天,他的养母怀里揣着一张发黄的契约专门从浙江赶过来,劝他不要与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往。那张契约,老板在办公室里面打开了给我们看过,是刘冬来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签的,说是刘冬来永远都不能与亲生父母相认。刘冬来的养母对他说: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断绝与亲生父母的来往,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再计较,还认你这个儿子,刘家的财产还有你的份儿;当然,你要是能和马屁的妹妹结束恋情,老家的产业依旧全归你。原本听话的刘冬来,虽然明里没有和养母顶嘴,养母骂他,他一句也不还口,但是一看他的神态,就知道他的耳朵已经听不进去这些话了。养母知道,她已经管不住刘冬来了。既然来了,还是见见自己的“儿媳妇”吧。于是,让刘冬来把马屁的妹妹叫过来给自己看看。

刘冬来带了马屁的妹妹见养母。养母和马屁的妹妹聊天的时候,刘冬来、老板娘、老板都在场。后来老板娘告诉我们:刘冬来的养母同马屁的妹妹说的话字字带刺,然而马屁的妹妹像个傻瓜一样,脸上还带着笑,以为刘冬来的养母在夸奖她。老板娘说:“要是我第一次去见婆婆,婆婆对我这个态度,我早就甩头走了。”马屁的妹妹可没有那样精明,连人家带刺的话都听不懂呢,她咋知道甩头就走的道理?或许她还在心里盘算着:婆婆会给她多少见面礼呢?

刘冬来养母和马屁的妹妹说完了话,立即找个借口支走了她。屋里面只剩下刘冬来、老板、老板娘的时候,刘冬来养母又劝说了刘冬来一番,让他考虑一个月再做决定。刘冬来的养母哀求老板和老板娘做刘冬来的思想工作,让刘冬来回到他们身边。虽然这个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她辛辛苦苦养了二十多年呢,这个儿子要离她而去,她还真舍不得。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都在上班,大车司机刚出车回来,坐在办公室里面歇着,老板娘也在办公室里面坐着,马屁突然被老板叫了进来。马屁刚走到老板的座位旁边,老板就问他:“听说你妹妹怀孕啦?”老板突然问出这句话,我们一个个都笑了起来,为了防止笑出声,不得不捂住了嘴巴。妹妹怀孕了,跟哥哥有什么关系?阿丽一边笑,还一边向着我们这边做鬼脸。我们一边笑一边偷偷看老板和老板娘的脸色,他们却是一脸严肃。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呢:马屁是亲家的未来儿媳妇的哥哥,七拉八扯的,居然成了老板的亲戚。当然,只有在刘冬来和马屁的妹妹真的修成正果才会成立。马屁见我们在笑,也傻傻地跟着笑了,一边笑,一边回答老板的话:“我不知道,你问我妹妹吧。”

等马屁走出了办公室,小李阴阴地说:“马屁的妹妹怀孕了,应该去问刘冬来,而不是去问马屁。”小李的话音刚停,我们就不顾老板和老板娘也在场,立即笑出了声。他的话太精彩了。在这小小的三峰塑胶厂,生活太平淡了,平淡得我们清晨睁开眼就只能听到注塑机的声音,晚上也是听着注塑机的声音入睡。阿丽接着说:“鬼知道马屁和他的妹妹有没有一腿?”这句话可差了,他们可是亲兄妹呢。不过没有一个人反对阿丽的话,大家立即起哄了。小李说:“你们有没有看过马屁妹妹的相册,她的相册里面有一张照片,马屁搂着她的腰;还有一张,马屁把她抱在怀里;还有一张,马屁背着她。如果不知道他们是兄妹,乍一看照片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大车司机说:“鬼晓得他们有没有地下情呀?你们还不知道马屁的来历吧,我告诉你们:马屁是他老妈兼他一起嫁给他爸的,买一送一。”原来马屁还是个私生子。、马屁的老爸来过工厂几次,马屁其实有一点像他。估计马屁母亲没有来得及出嫁,就为马屁他爸生了一下了马屁,然后带着马屁一起出嫁的。我把我的观念说出来给大家听了,大货司机说:“鬼晓得马屁的亲爸是谁?马屁老妈的现任老公从小就拉扯马屁,不是亲爹也养亲了,马屁有几份像他,那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大车司机的话当然有几份道理。即使不是亲爸,也谈不上血浓于水,然而却拉扯大了他,也算是恩重如山吧?

正当我们谈论着马屁来历的时候,刘冬来带着马屁的妹妹,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室。他们俩走到时老板的办公桌边上,老板立即问刘冬来:“刘冬来,你睡了她?”刘冬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马屁的妹妹也略微低了一下头,不过立即又把头抬了起来。在老板他们那一代人认为:没有结婚就和别人滚到一张床上去,确实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不过马屁的妹妹似乎不以为然。接着老板问马屁的妹妹:“听说你怀孕了?”马屁的妹妹依旧是掩面笑了笑,对老板说:“没有。”老板接着问刘冬来:“刘冬来,你告诉我,她有没有怀孕?”刘冬来小声说:“没有。”老板接着问马屁的妹妹:“我听工人说你在宿舍里呕吐。”马屁的妹妹说:“呕吐那次是感冒了,不是怀孕。”后来很长时间,也没有见马屁妹妹的肚子隆起来,估计确实没有怀孕吧。

这件事情过后没有多久,刘冬来就收到了他养母寄过来的信。养母在信上说,从此以后同他断绝关系。刘冬来虽然还姓刘,却和刘家扯不上一丝半点关系了,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七节

老板决心买地皮建厂房。这天老板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对我们说:“三峰塑胶厂马上就有自己的工业大楼啦!”那个时候工厂还是租来的厂房,每个月月初的时候,不管工厂生意好与坏,总见老板坐在办公桌前皱着眉算帐。一边算帐,一边对我们说:“上个月的电费是多少,房租是多少。收入勉强够支出!”工厂每个月的营业额有多少,我和小莲最清楚了。每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手下客户的货款算好,两个人的数据汇总了,就是一个月的毛收入。该付出的钱,我们也能算出来。二零零三年,工厂效益还算不错。非典过后,石油涨价,广东出现了短期的工厂倒闭潮。许多比我们厂规模大得多的工厂,突然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倒下了,但是三峰却还活得好好的。不过,每一个老板从来都不会说自己赚了,而是会说自己亏了。这就是中国式老板。亏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个月真亏,他早就关门大吉了。

听老板说马上就有自己的工业大楼了,我们也跟着老板一起欢呼起来。我说:“老板,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给别人付房租了。”老板说:“是的。”小李问:“老板,你要在哪儿建厂房呀?”老板说:“你们跟我过来看一下。”我们跟着老板走到走廊上,老板指了指工厂对面的荒草地,那是我们堆放塑胶筐的地方。他对我们说:“我们的工业大楼,将会建在那儿。”小李说:“那块地皮好大呀,够建好几栋楼呢。”老板说:“是的,我只弄到了一部分地,因为那一块地,你们看啊”,说着他指了指那边,对我们说:“你们看那儿不是有一块碑吗,石碑往里面去的那个三角地带,它的主人十多年没有现身了,所以我买不到。石碑外面的这一大块,我计划买过来建厂房。”

几天之后,土管所的一个职员来工厂了。他和老板是朋友,以前老板没有准备买地的时候,他也会常来坐坐。虽然老板看上去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然而他的脑袋瓜子却转得快,知道广积人脉的道理,这些年在他沥林还积了一些人脉。那个人正是同老板来商量这块地皮的事情的。老板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谈地皮的话题时,我们都在。我听他在给老板谈关于土地转让的一些事宜。

那个周六,老板娘很早就从香港过来了。没有多久,土管所的人也来了,递给老板一个信封。老板小心翼翼地接过信封,和老板娘一起拆开了。那是一份土地使用合同。老板拿着这份合同,像拿着他的性命般,和老板娘一起把上面的文字念了一遍,然后像一个家长一样,走到办公室的每一个人的座位边上,让我们看一遍那份合同。那是一份足够份量的合同呀!老板花二十万人民币,买得了一块土地一百年的使用权。一百年的时间多长呀,一百年以后,老板孙子的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罢?

我们看完合同,老板才把那份合同装进信封,锁进保险柜里面去了。那一整天,老板娘整天都在笑。有时候笑出了声,有时候是微笑,那是一种满足的笑。一个女人,活了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产业,当然,这块地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因为她手中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让她富足地过完这一辈子了,但是对于她的子孙后代来说,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中国,多少人一辈子都想要一块可以自由使用的土地呀,特别是在广东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财富! 

我到过许多工厂打工,也见过许多老板娘,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心底最尊重的,还是三峰厂的老板娘,虽然三峰厂老板并不好,但是老板娘真是一个好人。她没有文化,从来不会算计别人,甚至说不出一句豪言壮语,但是她的为人却是许多老板娘所不及的。

晚上,老板破天荒地请管理人员去外面吃饭,庆祝有了自己的土地。吃饭的地点订在沥林小有名气的一家客家饭店。我和小莲、小李、阿丽、宝贵,像插竹笋般挤进了老板的小轿车,车间管理人员坐不上车,只能自己走着去。

我们上了饭店二楼,服务生远远地就对老板叫道:“刘老板,您今天请客咧!”看来老板是这儿的常客了。虽然刘老板自己节俭,但是只要客户来了,他通常都会带客户去外面吃饭。果然不错,阿丽告诉我们:老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带客户来这里吃饭。老板接过服务生的菜单看了看,点了一连串的菜。每次同老板请吃饭,都是他亲自点菜,从来不会把点菜的机会留给别人,也不问一问别人的意见,这就是标准的家长式的老板,总把自己手下的人全部当成了家里养着的一群孩子,孩子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全由他说了算。

不一会儿,菜就上来了。平时在饭堂吃饭,菜里面除了有一点盐,很少看到油星,饭也是黄米饭,终于能在外面吃上一顿,菜端上来,我们一个个却只敢慢慢地吃。菜一道道地上,最后终于来了一盘炒饭和一盘奶油馒头。小李冲着我和小莲做了一个怪动作。小莲会意地笑了笑,可是我不知道那是啥意思,不过同老板吃过一次饭以后,我就明白了。

老板问我们:“够不够吃?”虽然肚子只有半饱,但是我们却地说:“老板,我们吃饱了。”老板见我们说吃饱了,给我们每个人分了几勺子炒饭,一只馒头,炒饭和馒头的盘子空了。他微笑着说:“你们赶快把炒饭和馒头吃了,每个人还有任务。”碗里面的还没有吃完,老板又微笑着说:“饭菜不要浪费,你们把桌上的东西都分完吧。”只见小李又朝我和小莲笑了笑。老板站起身,扫视了一下饭桌,开始分配任务了:“宝贵,你喝汤”,说着就端起汤盆,朝宝贵的碗里面倒汤。然后又吩咐阿丽:“你吃白切鸡。”转眼装着白切鸡的盘子就摆在了阿丽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了任务。小莲面前放着烧鸭盘子,半条清蒸鱼落进了我的碗里。小李最倒霉了,盘子里剩下的半盘扣肉归他。扣肉很肥,全是大膘,特别腻,只见小李痛苦地咬一口扣肉,放在嘴里面嚼上几下,努力咽下去,接着再喝一口功夫茶,仿佛吞药般痛苦。不吃完老板分下来的食物是不许走人的。我们一个个都像极了一个咸菜牌子的名字“饭扫光”。三峰的人都是好样的,霉大米饭咱们吃得下去,这超出我们胃的容忍范围的东西,我们也能装下!老板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吃,一边给我们说他以前过的苦日子。老板评论一个人,总是从吃饭开始。在他的眼里,一个好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挑吃穿,什么都能吃。只有什么都能吃,工作才会努力。所以,当一个工人在他面前大口大口吃东西的时候,他是特别高兴的;如果哪一个工人在他面前装秀气,他反而挺反感。

吃完了饭,我们就没有钻进老板的小轿车里面了。来的时候,我们瘪着肚子,只能坐四个人的小轿车一下子挤了七个人,还能勉强关上车门;现在,我们一个个吃得腰肥肚圆了,哪还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老板开着车子回去,我们逃离了他的视线,一个个像脱离笼子的鸟儿,那个高兴和自由是无法言表的。小李去看他的女朋友,我和小莲、阿丽一起去逛街,宝贵则和一大帮车间管理人员打台球去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八节

我和小莲比小莲表姐的运气好多了:我们进三峰的时候,三峰厂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顶盛时期,小莲表姐进厂比我们早几年,条件更艰苦。说到三峰厂的顶盛,当然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老板。虽然他待员工刻薄得与周扒皮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人物。他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坚韧,甚至到现在为止,他是我遇见的唯一一个从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一路吃苦走过来当老板的人。

老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去的香港。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国人,只知道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换口粮。老板是他们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不过高中生也得靠在地里刨食为生。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部分农村人还不知道香港在哪儿。不过老板他们那个村的人,很多人家有海外关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想方设法依靠海外关系让自己走远一点,远离黑土地。从未离开过老家的老板,跟着村里人一起,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中山装,脚蹬一双老板娘亲手做的黑布鞋,临行前老板娘拿着剪鞋样的剪刀,给老板剪了一个平头,老板用扁担挑着两只蛇皮袋,跟着村里的一帮年轻人一路南下,来到深圳,然后过关去香港。这是多年以后,老板自己回忆当年第一次去香港时,亲口对我们这样说的。

老板的亲姑姑在香港。老板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香港虽然比大陆好一点,但是与现在的香港相比,条件还是差很远。他姑姑家的房子特别小,刚到香港的时候,他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到姑姑家,睡在客厅的地板上。他说:能睡在客厅里面已经很幸运了,至少没有露宿街头。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特别排斥大陆人,在香港人的眼里,大陆人就是穷鬼,甚至有的香港人把大陆人当作叫花子。老板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出去找工作,不知道受了多少人的白眼。当新布鞋的鞋底都磨破了洞以后,才有人施舍给他一份工作——一家祖籍也是东北的老板收留了他,让他去自己的塑胶厂里面打工。虽然他在大陆上了高中,但是文革时期的高中生,肚子里面并没有多少墨水,而且大陆与香港本身就有着文化的差异,当他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时,他就是一个文盲。当然,和他一起去香港的同村人,情况也大致和他差不多。老板进的那家塑胶厂,那个时候在香港算是一家大厂了。他进去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扫厕所。

无法想象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在厕所里面干活的模样。老板回忆说,那个时候找了一份扫厕所的工作,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想着:进了工厂,就能拿工资了。等他在香港做几年工,就可以回家修一所大房子了。他扫厕所的那个时候,香港人从来都不叫他的名字,人家都叫他:大陆仔!

大陆仔干活特别卖命。他每天在人家都没有上班的时候就去上班了,扫完了厕所,别的清洁工聚到一块儿抽烟聊天去了,他却不去,他给自己找活儿干。看见货车来了,杂工们在装车,他就去帮一把;看见机修工在上模具,缺人手,他也去帮一把。他的老板发现这个大陆仔清洁工不错,于是让他去车间做杂工。

清洁工与杂工并没有两样,工资差不多,不过杂工比清洁工却累很多,然而过他却高兴得不得了,放下扫厕所的扫帚就去了车间。当了杂工,他的名字还是大陆仔。不过,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跟在技术人员后面转悠了。美其名曰说是帮人家干活,其实他在偷偷地学习技术。老板说:他后来创办三峰塑胶厂,遇到过许多问题,还是靠他在那家工厂学的活儿帮了他。他做了一段时间杂工,就被提拔上去做机修。在香港的那家塑胶厂,他的运气还真不错,接二连三地被提拔。

做了机修以后,老家实行包产到户了,他的工资一分钱也不用交给集体了,挣多少都是自己的。当然,他再也不是刚到香港的模样了,他穿在身上的不再是破破烂烂的中山装,而是统一的工人制服,不过唯一不变的,是脚上一直蹬着老板娘做的布鞋。那个时候每年过完年,从老家去香港的时候他总会朝蛇皮袋里面装满足够穿一年的布鞋,用扁担挑着去香港。

大陆仔做机修的后期,一路顺风顺水。塑胶厂的老板特别器重他,想提拔他做管理员,可是他不会写繁体字。老板于是让自己的女儿教他学繁体字。每天下了班以后,大陆仔就去老板的办公室,老板的女儿在办公室里面等着他,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写繁体字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一个。老板的女儿觉得他写的字难看,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经常手把手地教他。

这件事情还引起了一段风波。老板的女儿教他写字,被同村的人知道了,他们写信回家的时候,给家里人说起了这件事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三峰老板娘的耳朵里面。传到老板娘耳朵里面的话已经变了味儿,他们说他在香港和老板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不要家里的黄脸婆了。那个时候的三峰老板娘,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家里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几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苦。听说自己的男人在外面找了比自己强的女人,她的心里自然特别难受。可是,男人在遥远的香港,她没有办法掌控他。她牵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背上背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寄给了他。他收到这张照片,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写信回去告诉自己老婆:他和老板的女儿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老板的女儿教他学繁体字而已。而且,他这自我解嘲地说:我是大陆仔,人家香港老板家的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我呢?

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后来三峰工业大楼修成了,我们搬进了新办公室,这张照片也一起移进了新办公室,移进新办公室的照片被放大了,还裱了相框。每一个去工厂的客人,老板都会带着他们去看这张照片,告诉他当年发生的故事。老板不止一次同我们讲起这个故事。每当他讲故事的时候,一定是他的心情非常好的时候,讲故事的时候,一定是面带微笑。老板娘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起这个故事,不过她讲着讲着故事,就开始抹眼泪,从这张照片讲起,一路讲来,讲起老板去香港以后,她一个人在东北受的苦,我们一边听故事,一边跟着她流泪。

大陆仔在那家塑胶厂一呆就是十多年,他硬是从一名清洁工做到了主管。在这家工厂打工的后期,他带着老婆和两个小儿子移民香港了。大儿子则在大陆生活到高中毕业才去香港。仔细想想,这些年他还真不容易。多少人做梦都不敢去想的事情,他居然做到了。三峰的产业,那是他多少年来慢慢地地积累下来的,也难怪他会对工人那样吝啬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十九节

自从马屁的妹妹与刘明的小舅子刘冬来谈恋爱以后,马屁在工厂的位置有点尴尬起来。老板娘从香港回来,见了马屁,时常打趣他:“以后我们就是亲戚啦。”不知道马屁是没有听懂还是故意装不懂,他只会傻傻地笑。老板虽然表面看起来并没有责怪马屁,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老板对马屁有成见。不过,马屁是老员工,老板也没有给他太多的难题。像马屁这样的小人物,老板也用不着去难为他。有的时候,老板甚至还为马屁着想。毕竟,在这个家庭式的工厂里面,老板是家长,马屁也算家里的一个孩子。

工厂里面单身的男孩子特别多。在这些单身的男孩子中,马屁是最年长的,快三十了却还是光棍一条。说起马屁的恋爱史,又不得不提一下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故事了。当然,最早的故事,是马屁想追小莲的表姐没有追着,反而吃了扫帚,按说马屁有过一次教训,就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了。然而,他就是不长记性。

小莲进三峰以后,他又单相思小莲了。像小莲那样优秀的女孩子,自然也看不上马屁。于是,马屁又如一只饿狼的狗一般,干起了他的旧行当:偷偷跟踪小莲。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小莲一起去工厂外面。星期六晚上算是我们放风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外面吃一个快餐,再去超市买一些充饥的食物。我和小莲走出厂门,走过厂门口的巷子,走到莞惠公路边上,准备横穿马路去超市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对劲,似乎后面有一个黑影一直在跟着我们。沥林的治安不太好,我有一点害怕,转过头去,看见离我们不远处,就有一个人在晃动。我碰了碰小莲的胳膊,对小莲说:“我们身后跟着一个人。”小莲也回过头去望了一下,却见那个人笑出了声来。一听声音,我们就知道是马屁了。我开口骂他:“马屁,你跟踪我们干什么?”马屁笑了笑说:“我也要出去一下,所以一直走在你们后面。”小莲说:“马屁,谁让你走在我们后面啦?还不快滚。”马屁并没有滚,而是继续跟在我们身后。我私下对小莲说:“这个马屁把我们吓得够呛的,等下回工厂以后,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叔叔,让你叔叔教训教训他。”小莲说:“我们不理他就是了,这件事情犯不着让我叔叔动手。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和小莲在一楼出货。天气很热,我们都穿着九分裤。小莲的九分裤是小喇叭的,穿在身上特别漂亮。搬货的人见了小莲,都打趣地说:“小莲,你今天穿得真漂亮,是不是晚上有约会呀?”小莲并不发火,而是微笑着同他们说笑。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干活,气氛特别融洽。就在这个时候,不识相的马屁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条铁钩,从小莲背后钩住了她的裤脚。小莲并不知道马屁在做坏事,只顾迈开脚向前走,一个踉跄差点摔倒。马屁的小动作很多人都看得明白,都为小莲捏了一把汗。塑胶厂的地面上,哪儿不掉一个塑胶产品呢?要是摔倒在地上,脸上被塑胶壳子划出一道口子就麻烦了,所幸小莲没有摔下去。大家都笑不起来,而马屁却在这个时候不懂事地大声笑了起来。人群里面有和小莲老家一个村的,他问马屁:“马屁,有什么好笑的?要不是你搞鬼,小莲会被拌住吗?”刚才小莲还以为自己不小心挂住了什么东西呢,听同村人这样一说,才知道是马屁使的坏。一向好性格的小莲也怒了,只见她的脸立即红了,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马屁,说:“马屁,我有得罪你吗?你刚才为什么要害我?”马屁不识相地说:“我只是闹着好玩。”马上有和马屁不和的人,帮小莲说起话了:“马屁,你觉得用钩子钩人家的裤脚好玩吗?你回家钩你老娘的裤脚去吧。”

小莲的叔叔在车间里面调试机器,听说马屁欺负了小莲,连手都没有洗就从车间里面跑出来,用沾满油污的手,啪啪两巴掌打在马屁脸上,马屁两边脸上,顿时多了几个黑色的手指印。这一次马屁挨了打,并没有哇哇地嚎叫。

马屁挨了打以后,再也不敢跟踪小莲,更不敢搞恶作剧了。追小莲也成了梦想。不过,工厂的女孩子多,小莲不理他,是因为小莲太优秀了,于是马屁降低了标准。有一天,他突然看上了自己老乡,据马屁自称那人是他的远房表妹的一个名叫春艳的女孩子。马屁把为谈恋爱而受的委屈一股脑儿全忘在脑后了,开始追起了那个远房表妹。

春艳长得挺漂亮的,细皮嫩肉的,脸上一颗雀斑都没有。只是她的身世很凄凉。听说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别人跑了,是她爸一手把拉扯大的,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来广东打工了。那个带她来广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屁。或许马屁觉得自己对春艳有恩,以为春艳会答应他?

马屁隔几天就去外面买一点点零食送给春艳。不过春艳并不是傻瓜,关于马屁的故事,在厂里是人人皆知,户户皆晓了。当马屁拿着食物去找她的时候,她并不领情,马屁只好把这些吃的东西拿给自己的妹妹,让妹妹递给春艳。常常是马屁的妹妹提着这些食物进了春艳的宿舍,放在春艳的床头,过不了多久,春艳就原封不动地把这些东西又放回马屁妹妹的床头了。如此许多次,马屁见拿吃的不能讨好春艳,就想着别的办法了。

有一天马屁花五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跑到春艳宿舍门口,让她去看他的自行车。春艳一百个不愿意去。但是春艳不跟着他去他就不离开。宿舍里面的女孩子都特别讨厌马屁,只想他快点离开。最后春艳不得不走出去,把马屁引开了。

马屁带着春艳来到他的破自行车前,打开锁,就骑了上去,他让春艳坐上去,说带着春艳出去转一圈。春艳转过身就走了。马屁骑上了自行车,见春艳却没有坐在自行车后坐上,有一点失望,但是为了在厂里面炫耀一下他的破自行车,硬是骑着自行车在工厂门口的路上溜了一圈又一圈。从此以后,马屁多了一个爱好:下班吃饱以后骑着自行车在工厂门口的路上溜圈。几十年前,在自行车物以稀为贵的年代,它是许多人的红娘。如今这个年代,小汽车车都不稀罕了,私人飞机也不是稀奇事物了,谁还会稀罕一辆破自行车,哪个女孩子还会因为一辆自行车就跟一个臭名昭著的马屁谈恋爱呢?

不过马屁并不死心。他使尽了招数都追不到春艳,便去求老板,请老板帮忙说媒,老板高兴地答应了。老板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在三峰厂,如果两个工人真的走到一起了,两人在一个地方干活,小两口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日子才能过得安稳。有安稳的日子,他们就不会随便跳槽了。

老板是在一个上午叫春艳进办公室的。那天春艳上夜班,正在宿舍休息的时候,突然被老板叫去,进办公室的时候还穿着一套宽大的睡衣。老板先是让春艳坐下了,同春艳拉家常,问春艳家里有几口人,经济条件如何。实春艳的家底,老板已经从马屁的嘴里知道了,他问春艳也只是求证一下马屁的话是不是真实罢了。当老板问春艳,她和马屁是不是亲戚的时候,春艳马上否认了。老板说:“他告诉我,你是他的表妹,而且你进我们厂,也是他带来的呀。”春艳说,进厂确实是马屁带她来的,那是因为她爸爸托马屁带她来广东。不过,他们根本扯不上亲戚关系。老板同春艳聊了一会儿,突然话峰一转,说马屁喜欢她,托他说媒。春艳一听老板说起这件事情,马上向老板倒苦水,她说近段时间马屁总是有事无事就找她,她都烦死了。只见老板却微笑着说:“我看他的人挺好的,你们俩又是一个地方的,你就跟他谈朋友吧。”春艳却怎么都不答应。说自己还小,不想太早就成家立业。老板说:“谈朋友又不等于马上要成家,你们先谈谈,合不合适等谈一段时间再说。“春艳说:“我和他根本不可能,老板你就把我的话告诉他好了。”

请老板做媒不成,马屁又自己追了春艳一段时间,事情也没有一丝进展。春艳私下对我们说:“我又不是垃圾桶,马屁这团垃圾,谁爱谁拣去吧。要真和他谈恋爱那还得了?人们见了我,都会叫我马屁女朋友、要和他结了婚,我就成了马屁太太,生个孩子从小就会被别人叫成小马屁。我才不会跟他在一起呢。”马屁这个人,在三峰还真有一定的“影响力”!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二十节

三峰工业大厦动工前,老板特意回了一次东北老家,请来了老家的风水大师。同风水大师一起来的,还有大师的兄弟,他是一个退休教师。那两个人的衣着特别朴素,从东北老家坐着老板的小轿车千里迢迢地来到广东,居然还穿着半新不旧的中山装。不过阿丽却告诉我们,风水大师兄弟俩的光景不差,孩子们都挺有出息。

风水大师一走进办公室,就在我们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脱光了脚,把双脚放到桌上去,从黄布挎包里面掏出老黄历和老花眼镜,半躺在椅上翻老黄历。他的当教师的兄弟进了办公室就同我们聊天,很随和,像是相识多年的老邻居。他同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他当老师的时候,教出了多少个有出息的学生,他的那些学生如今都干什么什么了,然后讲他给别人治病的偏方。他只说偏方却并不卖药。

风水大师在厂里面忙得不亦乐乎,老板也跟在他身后围得团团转。他不仅仅只看了新厂房的风水,还把我们旧厂房的每一个角落转了一遍又一遍,告诉老板这儿该怎样打理那儿该怎样打理。老板对他的安排惟命是从。在老板看来,风水大师的话是金口玉言,他只要挥一挥手,都会给工厂带来一桶金吧!老板其实尊重的或许不是风水大师,他真正尊重的是响当当的票子。尽管他已经拥有了许多人几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财富,但是人总是贪婪的,总想拥有更多。财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都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

开工的日子是风水大师左看右看,左算右算才决定的。看好了日子以后,风水大师并没有急着回老家,而是在工厂安顿下来。这也是老板特意安排的。大师的兄弟告诉我们,大师很忙,老家已经打了好多个电话来催他回去,但是我们老板一再挽留他们,让他们等工地开了工再回去。他们兄弟俩倒是特别好服侍,上班时间他们就在办公室里面看看报纸,或是沿着厂房四处走走,下班时间他们就找人聊天。

工业大厦开工的场面十分壮观。按照风水大师的安排,得在下午三点钟破土。破土前,堆在空地上的胶筐被工人运到厂门口的路边上放起来,腾空了的空地变成了一片草场。工人们用镰刀砍倒了野草,披红挂彩的推土机一路招摇过市驶了进来,在厂门口停下来待命。推土机停下来的时候,三峰塑胶厂响起了铃声,工人们听见铃响,放下手中的活儿,停掉机器,井然有序地从车间里面走出来,来到厂门口排成了长队,等候风水大师指挥开工典礼。

冈水大师依旧穿着他的旧中山装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候的他,就像是一个将军。只见他端端正正地站在地上,用特别严肃的目光打量了整齐的队伍,又望了望那片即将破土的空地,然后再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把目光锁定在披红挂彩的推土机上,伸出一只手,大声说:“开工!”

推土机缓缓地驶进了荒草地。风水大师和抱着百万响鞭炮的老板并肩走在推土机后面。风水大师慢慢地向前走着,他把目光伸向了那片空地上。只见推土车驶到空地中央,风水大师站在离推土机不远的地方,伸出一只手臂朝司机做了一个动作,于是推土机向着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位各拜了几拜,与此同时,鞭炮跟着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烟雾弥漫了半边天空。待鞭炮声停下来,硝烟消失了,僵硬的土被挖开,开始挖地基了。

三峰工业大厦动工是一件喜事,晚餐的时候全厂加餐吃鸡腿,这可是只有在星期天中午才有的伙食呢!普通工人每人一只鸡腿,管理人员两只鸡腿。一个个工人笑呵呵地拿着鸡腿啃,饭堂做饭的阿姨也跟着笑。我特别讨厌吃三峰厂的鸡腿,见了煮饭阿姨煮出来的鸡腿就想呕吐。

在进三峰厂以前,我特别爱吃鸡腿。不仅仅只是鸡腿,我也特别喜欢吃鸡。曾经有几年时间,最喜欢吃的肉食居然是鸡。可是我彻底被三峰厂的鸡腿给打败了。工厂那个破烂不堪的厨房,那个厨艺并不高的煮饭阿姨,活生生地把鸡腿给糟蹋了。从冻肉店买回来的整件的鸡腿,放在冰箱里面冻着,吃的时候交给煮饭阿姨去煮。工厂用柴火煮饭,厨房里面永远都飘着一层烟灰。煮饭阿姨一年四季都着穿着灰不溜秋的旧衣服,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总是满头满脸的灰尘,有时候还是花脸。煮饭阿姨做饭不好吃也就罢了,她甚至不讲卫生,连菜都懒得少洗几次。比如说鸡腿吧,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放在盆子里面用冷水泡到解冻了,也懒得淘洗,直接从满是血水的盆里面捞起来放到锅里面煮。饭堂每次煮鸡腿的时候,阿丽就买一包卤水料交给煮饭阿姨,煮饭阿姨也特别懒,也不知道剥几颗蒜头葱花放进锅里,鸡腿煮熟以后还能闻到一股血腥味。有一个星期天,我特别留意了装鸡腿的盆子,盆子里面的汤居然是血色的。工厂每个星期天中午吃鸡腿,到了晚上走进饭堂还能闻到一股血腥味。在三峰塑胶厂工作的那几年时间,不管走到哪儿,我都不爱吃鸡腿。只要一看见鸡腿,我就想起了饭堂的鸡腿。直到我离开那儿好久,关于三峰饭堂的记忆已经褪色以后,我才重新喜欢上鸡腿。

晚上加班的时候,老板在办公室里面对我和小莲说:“等工业大夏建好了,我专门留一层楼做办公室,我的计划是明年三四月份搬进新办公室去,那个时候工厂规模扩大了,还得招几个文员进来,以后办公室就热闹了。”老板的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办公室当然是越宽敞越好。听着老板的话,我们就仿佛坐进了宽敞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想象着:夏天的时候,办公室的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坐在里面特别凉快,小小的办公间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座位隔开,我们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一边敲着手中的键盘,一边接听电话。这样的办公条件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奢侈的事情,很多工厂办公室都是那样的格局。不过,后来搬进了新的办公室,办公室确实很宽敞,我们都换了新办公桌,但是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二十一节

每个星期天晚上,饭堂会弥漫着中午吃鸡腿过后留下的血腥味,晚饭只能去外面下馆子了。所谓的下馆子,也不过只是去快餐厅吃一碗粉或一份快餐,给饥饿的胃里面注入一点油水罢了。工厂附近有几家快餐厅,因为流动人口太少,生意并不好。我们经常去一家名为满园香的餐厅。

满园香餐厅是潮汕人开的,厨师老板服务员全是一家人,据说那栋房子也是他们自己建的,尽管没有多少生意,他们依旧在惨淡经营。饭菜份量相当足,那个时候的那家餐厅,快餐五块起价,最贵的也不过八块钱一份。点了餐,喝上两杯热茶,快餐就上来了,用一只大盘子装着,饭在下面,饭上面盖着菜,有肉有青菜,青菜上面还淋了一勺子汤。香喷喷的快餐端上来,口水就在嘴里面打转了。拿出筷子,拣了一块肉喂进嘴里慢慢地嚼起来解馋。肉嫩嫩的,带着一丝葱花的味道,香极了。在工厂可从来没有这样好吃的肉。吃完了快餐走出餐厅,就急急忙忙地回去加班。工厂从来没有双休日,每天都要上班,一年除了过年的时候放几天假,平时我们就像一只钟表,上了发条就得永不停歇地转动。坐在办公室里面一边干活一边回味刚才的肉香,很期盼能够打个嗝,让香味再一次冒到喉咙里面来、因为吃过这一顿,我们得等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再去吃了。

我和小莲都没有男朋友,只用管好自己的胃就够了。小李则不一样了,他正在拍拖,女朋友在离三峰两站路的地方。我和小莲去满园香吃快餐的时候,小李则在工厂门口拦了摩托车,坐摩托车去女朋友那儿了。我和小莲坐在桌前捧着快餐吃得正香的时候,小李或许刚到女朋友那儿,或许正和女朋友手挽着挽走在夜市里面寻找充饥饿的食物。不过小李是个守时的人,常常是我们回到办公室不久,他就一阵风地回来了。在三峰厂,我们的光景比工人好一些,至少肚子里面的馋虫蠢蠢欲动的时候,还能花上几块钱去外面吃一顿解解馋,而那些车间的工人就比我们苦多了。他们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且不会计划着花钱,发了工资三两天就把钱花光了,剩下的大半个月时间只能捂着干瘪的口袋过日子。我们出去吃快餐的时候,他们坐在饭堂里面吃黄米饭。

一天上午十一点半刚过,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忙着,突然看见老板从座位上站起来三两步走到走廊上,紧接着大声喝斥着向饭堂走去。老板进了饭堂,肯定有工人吃不饱饭了。接下来的事情也验证了我们的想法。很快,只见老板像拎小鸡一样,拎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工人进了办公室。这个工人顶多也就十五六岁,脸色苍白,看上去有一些营养不良。老板进了办公室就对我们说:“你们看,就是这个工人,他是上夜班的,我早就在开会的时候说过了,上夜班的工人,午饭时间是十二点,等白班的工人吃饱了才去吃饭。白班的工人吃了饭还要干活,夜班的人不能同白班的人争时间。这个规矩是我在开厂的时候就订下的规矩,他居然敢不服。”那个可怜的小孩子,在老板的骂声中,一声不吭地低下了头。老板足足骂了他有二十分钟,直到下班铃响了,我们收拾好桌椅准备去饭堂吃饭,老板才让他离开。一个半大孩子,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饭量大而且容易饿,不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去吃饭吗,老板还要为这件事情骂人家一顿。工厂的菜里面没有几滴油,我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干活都觉得饥饿,更何况是一个在车间里面干活的孩子呢?那个被老板骂了一顿的孩子或许是太饿了,才提前去饭堂吃饭吧。他挨完了骂,从办公室里面逃出来,就钻进了饭堂,拿起自己的碗筷,打了一碗饭,又去打了一点青菜,坐在饭堂的角落里面大口吃起饭来。这些被饥饿笼罩着的人们,这些依靠黄米饭充饥的人们,大部分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吃了上顿盼下顿,盼来盼去也只能盼来黄米饭。

有一天我特别想吃鱼。在工厂别说鱼,就连鱼鳞都没有见到过。去快餐厅吃鱼当然不合算,一条清蒸鱼就要十多块钱。去菜市场买鱼,一条鱼也就六七块钱罢了。要是自己做该节省多少钱呀!于是我去买了电饭锅、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买回的电饭锅小小的,没有蒸菜的塑胶格子。我喜欢用它煮西红柿鸡蛋汤。放一点水放进锅里烧开了,切了西红柿、打了鸡蛋放下去,煮上一两分钟,放上盐和油就能吃了。在其他工厂吃过的极其普通的菜,在三峰厂却是美味佳肴。有了电饭锅真好,周末肚子里面的馋虫作怪的时候,可以开小灶。没有蒸笼的电饭锅,我照样能让它蒸出清蒸鱼:朝锅里放半锅水,再把蒸鱼的盘子放在锅上。盘子比锅大多了,电饭锅的锅盖这个时候起不到作用了。我找一个大塑胶袋罩住电饭锅蒸鱼。水蒸气上来以后,把塑胶袋胀得鼓鼓的。热量都在袋子里面,一点儿也没有漏掉。当袋子鼓起来好一会儿以后,觉得鱼该熟了,揭开塑胶袋,水蒸气一下子从袋子里面窜出来,泄了气的塑胶袋只剩下了水珠儿。揭开锅盖,鱼早已熟得过了头,连鱼头骨都蒸烂了。朝鱼身上淋一点酱油,然后美滋滋地享用晚餐。我的厨艺并好,只能做出简单的菜,饥饿的肚子对于食物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比饭堂里面的菜可口一点,我就特别满足。

工厂离沥林最大的菜市场并不远,走路过去也就十分钟的路程。晚上七点钟下了班去菜市场,卖菜的人大都没有收摊。卖肉的卖鱼的卖熟食的都有。那个时候我对生活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买一只卤鹅翅,再买一个大土豆,高高兴兴地提回去,把鹅翅和土豆一锅煮了,也能美滋滋地吃一顿。当然,并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去市场买菜回来做饭吃,有时候和小莲一起去小莲表姐那儿,小莲哥哥也在那儿工作,去了那儿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找他们聊天,蹭零食吃。还有的时候,既不去菜市场也不去小莲表姐那儿,只能煮绿豆稀饭。小莲说:“绿豆稀饭得放一点糖进去才好吃。”我根本不懂绿豆稀饭怎样做才好吃,朝锅里面放一勺子盐再撒上几粒花椒,煮出来的绿豆稀饭有一点儿咸味还有一点麻麻的味道。还有一次煮西红柿鸡蛋汤,水没有烧开就放了鸡蛋下去,煮出来的西红柿鸡蛋汤腥得难以下咽。开小灶的故事特别多,至今想起来就特别好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第二十二节

有一个星期天中午吃鸡翅。鸡翅我倒爱吃,不过有一些工人不爱吃鸡翅,嫌鸡翅没有肉。刚好头天晚上刚发了工资,午餐去吃饭的人并不多,吃完饭还剩下小半锅。这些剩下的鸡翅当然留着晚餐时继续吃了。在三峰厂从来没有倒掉饭菜的习惯,何况剩下来的还是鸡翅呢!

晚上的鸡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份,那是留给管理人员吃的。热过一次的鸡翅煮得很烂,佐料也入味了,比中午吃起来更有味道。我们依旧是两只鸡翅。分完以后,还剩一些鸡翅。剩在锅底的也不能浪费,煮饭阿姨把这些鸡翅装在一个小搪瓷碗里面,放到干重活的上模工面前,这是老规矩。在三峰厂,上模工最受老板的喜欢,因为他们干着全厂最重的活儿,每天下班的时候身上总沾满了油污,洗衣服都得普通工人多用一些洗衣粉呢!

每当有这等好事的时候,有一个不是上模工的人也有份:鲁大傻。鲁大傻是山西人,从陈醋的故乡走出来的人。他的本名叫鲁俊文,不过因为大脑反应有一些迟钝,故有了一个大傻的外号。大傻在三峰厂噪音最大的地方——碎料房干活。做的活儿也最简单:一些废的塑胶产品、胶头打碎。打碎的料是可以掺进原料里面一起生产的。大傻的活儿虽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是这个岗位却可以为工厂节约不少成本。大傻老实,干活特别卖力。碎料机只有在白天才开,大傻碎完了料就去车间打杂。在三峰厂,历来都是老实人做碎料工,一则因为噪音太大,影响听力;二则因为灰尘多,上完班下来,几乎从头到脚都会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呼吸道迟早都会出问题。很多人宁愿做上模工,也不去碎料房。只有大傻这样的老实人才肯听从安排去做碎料工。平时煮饭阿姨给大傻打菜都打满满一勺子,加餐的时候自然也忘不了他。

煮饭阿姨把搪瓷碗放到上模工前面,叫上鲁大傻和他们一起去吃鸡翅。那几个上模工每人夹了一只鸡翅也都懒得再吃第二只了。从中午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晚上,再好吃的美食吃着也厌了。煮饭阿姨对鲁大傻说:“大傻,碗里的鸡翅全都归你啦。”他是个老实人,饭堂的墙壁上贴着“节约粮食”的横幅,每当鲁大傻坐在饭堂的时候,只要抬起头看一眼“节约粮食”四个大字,再难吃的饭菜他都会全部吃光。鲁大傻坐在饭桌前一只接着一只地吃鸡翅,吃了有两枝烟的功夫,才把碗里的鸡翅吃完。同他一起吃饭的上模工说,鲁大傻那天晚上足足吃了有八只鸡翅。

……


13

浏览量:

作品记载了主人公在二零零三年春天,去惠州市沥林镇迭石龙村的一家塑胶厂,付出廉价的劳动力,开始了艰辛打工历程。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在那里,见证了老板把工厂管得的有声有色,由租别人的厂房办工厂,变成购买自己的厂房建厂,见证了工厂的强盛,亲身感受了四处漂泊打工为生的底层劳动者的真实生活。

全部评论()

更多资讯内容请关注工业文学官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