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海深处军旗红——中国煤炭战线“第一支野战军”纪实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南庆杰


当我第一次听到神圣、崇高的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的西方神话故事,内心确实很感动。但今天我要报告给读者的正是“东方普罗米修斯”们真实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无数次的令我感动不已! 特别要说的,他们是中国工业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群曾经穿着军装在煤海深处奋战的的矿工!  

——题记

 

岁月如流。时光倒溯至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非常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用高度的战略眼光作出了“三线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到1980年在我国内地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所谓三线,是由我国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一线指沿海和北部、西部边疆地区;三线在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区域上划分的范围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了十三个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俗称为“大三线”;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三线建设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先后投入了2050余亿元资金和数百万人力,安排了数千个建设项目。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建设,对中国工业布局和对后来的国民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同意“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但当时面临国家工业基地建设规模和战备工程的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越来越繁重。与此同时,基本建设施工队伍越来越庞大,职工平均年龄越来越高,老弱病残越来越多,家属拖累越来越重,跨区域远距离调动非常困难,队伍的更新很难解决。而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具有流动性大、突击性强、工作条件艰苦的特点。要解决这一突出的矛盾,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966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在会上提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事做了初步研究。2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到长沙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准备把全国的300万工矿企业的基建队伍,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实行义务兵役制。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这个办法我赞成。”2月28日,中央书记处研究了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问题。3月11日,国家建委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向中央写了《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一旦有事,好处无穷。”3月30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把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是实现队伍革命化,保证队伍不断更新,提高战斗力的根本性措施,最能适应边备战、边建设的需要。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实现。”特别是7月27日,中央军委在同意并批转国家建委报告时指出:“中央关于把基本建设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决定,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的伟大战略思想。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不仅对实现施工队伍革命化、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正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基建工程兵13个行业各部队陆续着手组建。当时的国家煤炭工业部党组决定首先在贵州盘县矿区进行整编试点工作,并派出了由煤炭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刘耀礼为组长的工作组进行具体指导。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亲临盘县矿区作整编试点报告,推动整编工作。

1966年4月,基本建设工程兵煤炭部队的整编试点率先在煤炭部第76工程处展开,随后全矿区开展整编工作。

上述历史背景,算是给读者在听我故事之前的一个铺垫吧。至于后来的事情,还是让我故事的主人公们自己亲口告诉各位读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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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改兵”的故事

 

01

我叫费鸿声,1939年11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白台乡。我在锦县上完中学后,考入阜新矿业学院。1964年毕业被分配到煤炭工业部所属第14工程处工作。1966年祖国“大三线建设”初期,我所在单位要成建制去支援贵州。5月份我们前往沈阳坐火车,经北京、武汉辗转到贵州安顺下车,住了一夜后换乘汽车到达位于盘县特区老屋基的驻地。当时的老屋基一片荒凉,不仅比临去之前想象的还要荒凉,而且生活设施一无所有。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马上动手盖活动板房让人员先住下来。第二个任务是从大板桥到老屋基没有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修路。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非常的艰苦——家里都没有电灯,等我们安了电灯后会转圈看了又看觉得奇怪;当看到部队的汽车,特别是小吉普车跑那么快都感到好奇;还有个真实的笑话:当地有姑娘看到我们在拖长江边洗衣服用肥皂又干净又快,觉得神奇,竟然说:你能给我肥皂我愿意嫁给你。由此可见,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是啥样儿了,现在说起来真的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到驻地不久,正赶上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开始整编,从铁道兵来的建军骨干进驻单位,我们开始了边干活边军训。两个月后的1966年8月1日,我们早早起床,穿上崭新的军装,步行前往盘县瓦窑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

八一的瓦厂,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放出万道霞光。广场四周群山起伏,如同海洋的波涛;青松翠柏点缀着部队整齐的“干打垒“营房。会场四周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描绘出一幅壮丽的画面。广场主席台上方横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的会标,两旁竖立着大幅的毛主席语录和宣传标语牌。会上,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代表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宣读了授予41支队(师)及所辖由原煤炭部所属第14、19、74、75、76、77、78共7个工程处改编的401、402、403、404、405、406、407共7个大队(团)番号的命令和军政领导干部的任命。然后,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和建队授旗仪式。一支光荣的基本建设工程兵煤炭部队诞生了!中国煤炭工业战线有了第一支“野战军”!

会后我单位即改编为41支队所属7个大队之一的402大队(团)。我在1区队(营)4中队(连)任技术员。1969年调入1中队任副中队长,1970年任中队长;1973年4月调大队工程(作战)股任副股长。1974年4月,我随402大队先遣组赴辽宁省铁法矿区参加新的建设任务。直到1983年部队撤改后,我先后担任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副经理、原铁法矿务局副局长兼多种经营总公司总经理。

如今回想起在贵州三线建设时期的往事历历在目:当年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我,虽然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身体也不好,但我毅然、决然,积极响应毛主席建设大三线的号召奔赴贵州盘县。而随着单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我也光荣地成为了普通一兵。可以说部队生活是我人生最大的新起点,一切从零开始。天生好求上进的我,面对当初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不知疲倦的一心扑在工作上。组织上先后两次选送我到支队的教导队学习深造,使我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基层干部。

记得1971年3月7日,我在1中队当中队长时,和同样负责掘进的4中队,在井下北翼运输大巷里一南一北背靠背施工。一次白班上午9点多,4中队工作面由于地质原因发生了冒顶事故。由于我们工作面相距最近,我和本队韩技术员第一时间赶去现场组织抢救人员。记得当天随后赶到井下来的刘本正工程师还被砸伤了头部,随我过去的韩技术员腿被砸骨折,就连大队部机关人员也下井参加了抢救。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大家只能用手往外扒岩石寻找伤者。经过指战员连续奋战到后半夜才清理完现场,后经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但除伤者外还是有4名战士相继牺牲,其中就有我熟悉的四川省泸县石龙乡入伍的战士葛龙生。记得闻讯赶到事故现场的41支队首长也当场落泪!

还有一次也就是在矿井移交之前,北二采区发生了大冒顶,上边几乎要通天了。我当即挑选了8名经验丰富的“工改兵”入井,带领战士们,采取高架木垛、刹顶,下面砌碹后上面回填的措施,在没有一人受伤的前提下,终于平安闯过了难关,处理好冒顶现场,丝毫没有影响到矿井移交生产。

有一年。在大断面巷道掘进中,为了生产进度,部队开展了“大干红五月”会战。我带领全中队指战员,认真组织,精心施工。采取了快速掘进、超前支护、跟进砌碹等一系列措施,全月突破了100米大关。我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因为当时我身处矿井掘进一线,所以对煤矿这一特种行业的苦、累、艰险都深有体会。甚至有人形容:“矿工入井就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当年的机械化程度远不比现在,施工中大都依靠人力去拼。吃苦耐劳、大干流汗,甚至流血牺牲就在所难免。记得1972年12月,负责火铺矿斜井施工的406大队7中队,施工中突遇煤层突出,巨大的冲击力导致15名官兵牺牲。41支队当即召集所属各大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前去参加现场会,当时惨不忍睹的现场和沉痛的教训令我至今难忘!

抚今追昔,无论是参加贵州三线建设的9年时光,还是转战辽宁铁法矿区继续参加煤矿建设的日子,都为我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往事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注定会终生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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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叫陈贵芳,祖籍河北景县连镇。1934年11月21日出生于辽宁抚顺。我初中毕业后相继就读于抚顺煤矿工业学校、北京矿业学院。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基本建设局第二工程处。1966年元月,作为当时煤炭部任命的为数不多的快速掘进队之一的201队,也就是我所在的掘进队,在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感召下,受命成建制前往地处贵州省六枝的地宗矿支援,准备打移交前的歼灭战。

当时,我是201队副队长兼技术员。进入工作现场后就发现矿井地质条件非常不好,在不长的时间里我队就有一名工人在井下被落石砸中头部抢救无效死亡。但我们队凭借过硬的技术素质和工人们敢打硬仗的作风,和当地工友们一道经过努力,如期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保证了矿井顺利移交。

地宗矿移交后,我们很快就接到了新的命令——支援盘县煤矿建设任务。到达盘县后,我们并入了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402大队。当时,凡是政审合格符合条件的人员都直接“工改兵”成为了一名军人。我被分配到一区队一中队,任务仍然是负责井下掘进施工。几个月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大队工程股(后改为团作战股)任主管技术员,主要分管井下掘进工程。当时的工程股,包括地质测量、工程计划与设计等技术人员60余人。后来我任股长,主管全处技术工作。

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是矿井井筒设施安装完毕,在试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罐笼被卡问题。接到报告后,我带人立刻赶到井口。发现罐笼被卡位置在离井口几十米的位置,而当时井筒螺旋梯尚未安装护栏。我虽然有恐高症,但咬着牙也要下去实际观察被卡点。经过对被卡点的观察,跟我一起下去的老八级工心里也没底。因为如果贸然决定往上提罐笼,一旦重量超负荷,钢绳断裂罐笼下坠自然会砸坏井筒设施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根据以往经验和现场状况,决定罐笼继续上提。只是采取了10公分一提的方法慢慢往上拉。结果罐笼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被卡点安全上升到了井口,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在爬螺旋梯升井时,由于没有护栏有恐高症的我身体往后一仰差点掉下去。是我身后的老工人伸手抱住了我才没出意外。升井后,我立刻编制施工措施,挑选施工人员,经过精心施工处理了隐患,保证了罐道畅通。

第二件事,就是在老屋基矿即将移交之前的检查中发现,由于地质变化造成井筒上部有可能出现错位的迹象。对此上级要求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不得影响矿井移交 。面对井筒直径有限、人员施展不开、不能集中作战等种种困难,我们编制了先用横竖相交的钢箍固定后再喷浆的施工措施,采用“蚂蚁啃骨头”式的方法,换人不停工,全天候昼夜不间断作业。从而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任务。确保了矿井按时移交生产。

另外在我记忆中,刚到贵州时我们感觉到条件和地处东北的辽宁没法比。我们初来时吃饭没有食堂,住的地方先是住帐篷,后来是篱笆糊泥巴的简易房,再后来是干打垒。虽然条件不好,但人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干劲足、没怨言、始终把完成生产任务放在第一位。我当工程股长时有一段时间大队没有工程师,我全权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压力确实挺大。但上下都支持我,特别是当兵的听话,干活认真仔细,工作自然好开展,使我至今非常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

1976年4月,我随41支队最后一趟离开贵州的专列,和部分机关各部门及完成收尾任务的人员一道前往辽宁铁法矿区继续参加新井建设。直到1983年5月部队撤改集体“兵改工”,我任改编后的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副经理,二建公司与原铁法矿务局合并后我任副局长。

我今年虽然年过八旬,记忆力减退,很多往事都已淡忘,但在贵州10年之久的艰难岁月和参加铁法矿区建设的记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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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叫曹宝库,1937年生于辽宁省铁岭县。1959年毕业于抚顺煤矿学校,被分配到辽宁煤矿基本建设局第二建井工程处,即后来的煤炭部第14工程处。我先后参加了沈北煤田、南票煤田的开发建设任务。1962年调入铁法矿区,参加了大明竖井的开发建设,直至1965年12月该矿井建成投产。

1966年初,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省盘县,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序幕。而当时作为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项目的盘江矿区内,有个老屋基矿需要打一对竖井开采。恰恰我所在的第14工程处一直从事竖井开拓,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煤炭部的“王牌军”。所以部里决定将我处成建制调入盘县担任老屋基矿竖井的开拓建设任务。

根据部里的要求,我们全处进行学习动员。当时(1966年3月12日)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特别是当上级动员时告诉大家,毛主席说了: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三线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这使全处干部职工都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也为能参与三线建设感到光荣。紧接着我们分期分批陆续奔赴贵州。我于4月份与工友们动身,一路上先后倒换了四次火车、两次汽车才到达了盘县老屋基工地。下车后出现在眼前的除了大山就是沟壑。接下来的日子里,吃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下雨水就是浑的;想要购物或买点日用品都得到20多里之外的盘关(现盘江镇)去。真应了来时听到的关于贵州的顺口溜:天无三日晴——雨天多,洗的衣服晾好几天都不干;地无三尺平——想找整个篮球场大的平地都很少;人无三分银——当地老百姓都很贫困。当时我们虽然只能住帐篷、搭建简易食堂做饭吃、白手起家,但马上就自力更生着手矿区的“四通一平”开工准备。正在这时,党中央决定把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以实现队伍的革命化,保证队伍不断更新,提高战斗力。很快从铁道兵调来的建军骨干来到了我处着手整编,我们开始每天都坚持边施工、边训练。

1966年8月1日,是一个值得我终生记忆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在盘县瓦窑厂举行。煤炭部和昆明军区及贵州省军区的领导和首长到会祝贺。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了41支队402大队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往后队伍的一切都按部队方式管理:编制是军体制、分配是供给制、管理是行政命令。自然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被安排在二区队八中队当技术员。我们大队担负平田主、副井施工任务,由一区队负责北二采区、三区队负责北三采区、四区队负责北一采区。当时的设计原则是靠山、隐蔽,所以平田主井工业广场就在山下。经过一个阶段的积极筹备,老屋基矿于1966年9月6日正式破土动工。

在基层连队当技术员3年后,我被调入大队司令部作战股任工程师。此后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我们逐步探索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如主井井筒采用混凝土预制模板;矿井建设施工中,普遍推广激光指向、使用毫秒雷管进行光面爆破、耙斗装岩、锚喷支护等等。为了早日建成老屋基矿,1971年度,指战员们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创出了月掘进过千米、年超万米的佳绩。为此,1972年4月,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2大队“敢于争上游,突破万米关”的报道登上了《解放军报》,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记得在井下北二运输大巷施工中遇到了断层和软岩,用钢筋混凝土和料石砌的碹都压坏了,造成干完的活儿需要返工重来,施工一度受阻。后来经过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和指战员们集思广益,采用混凝土预制块砌圆形碹,再用一公分厚的木板条填缝,这样既增加了抗压强度,又缓冲了压力。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顺利通过了断层带。为了加快进度,按期提前移交生产,部队首长在不同时期都会组织会战和创水平活动。1974年在井下北二南翼运输大巷施工中,一区队一中队采用多台风钻同时打眼、深孔爆破、锚喷支护、耙斗装岩、正规循环作业,实现了独头大断面月进尺200米的好成绩,受到了支队通令嘉奖。

在贵州的岁月里,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解放军真是一座大学校。我们继承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施工中真正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特别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坚定信念,才使得老屋基这座由水城设计院设计年产90万吨的矿井,于1975年9月在我们手中建成移交生产!

我随部队换防到辽宁铁法矿区后,继续为祖国的煤炭事业拼搏。1977年7月,我由工程股工程师,被提拔为402大队司令部副总工程师。1983年部队集体转业后,我先后在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和铁法矿务局第一工程处任处长至1997年退休。

回想当年去盘县到现在,我从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是:“一九六六去西南,八月一日把军参。当上基建工程兵,煤海深处流血汗。艰苦奋斗建三线,转战铁法把功建。祖国建设需要咱,无怨无悔讲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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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叫王振武,1940年11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康平县小城子乡。1958年当时的抚顺矿务局来乡下招工,我离开农村到抚顺矿务局11厂(火药厂)当了工人。1959年6月,我从抚顺调到当年初建的铁法矿区开发处。刚开始我和工友们参加修建从大明到晓明的矿区公路,后到建井处机电科当上了一名起重工,再后来建井处划归煤炭部第14工程处。

1966年,由于祖国三线建设需要基建施工队伍,由煤炭部下令我处成建制调往大西南的贵州参加三线建设。6月23日我们出发,经沈阳、北京、武汉、柳州辗转到云南沾益火车站下车。然后换乘汽车进入贵州盘县,到达了老屋基矿平田驻地。刚去住的是竹芭房,睡的是大通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由于党中央决定,要将施工队伍改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所以,我们很快就参加了整改前的军事训练,并于1966年8月1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整改后我被分配到402大队32分队,我们的施工任务是负责矿井四大机械的维修保养,并保证正常运转。我们实行每天“三班倒”作业,我大部分时间是白天班。我的工种仍然是起重,每天主要是检查升入井罐笼运行的罐道,还有排查提升罐笼的钢丝绳有无断丝等。这项工作看着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矿井罐道的正常运行,关系到所有升入井人员和物资、设备的安全,所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坚决做到一丝不苟。同时,由于我工作认真,技术方面进步快而担任了我们中队一排二班的班长。特别是起重工干活,起吊的都是大件儿,危险性很大,对设备的质量和安全性要求很高。所以每一次干活儿,对人员的安排配合、包括所用钢丝绳粗细的选择都有学问。自豪的说,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正因为这样,每次外出干活儿,或支援兄弟单位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几乎都有我的份儿。记得我曾经去火铺矿协助4大队安装井下翻罐笼的推车器等设备,前后忙了一个月;也曾多次到车站、货场、工地起吊和装卸过多种设备。而每次我都圆满的完成了首长交给我的任务,为此,我于1969年11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想当年在盘县时,由于地质条件和施工环境都很差。所以井上下也经常发生安全事故。记得在老屋基矿井下有一次发生冒顶事故,有两位战友牺牲了,我和战友们送行到墓地下葬。回来后大家虽然心情都很沉重,但同样义无反顾赶往井下清理事故现场、继续施工!至于伤残、磕碰的事故在施工中更是难免的。还有刚去盘县头几年,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吃住条件都不好。加上我们北方人刚去,在雨天多、太阳少的环境下,有高原反应的、得关节炎的,只能去卫生队扎针缓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战友们都逐渐适应和喜欢上了盘县驻地及周边的环境。特别是我们部队,随着季节变化会去支农,帮当地老百姓收稻子、收玉米,与他们的关系都处的非常好!

1974年4月23日,我们奉命从贵州盘县调往辽宁铁法矿区参加基本建设。我先后在铁法的晓南矿做四大机械维护和在初建的大兴矿继续做起重工。参与了大兴矿简易井架、天轮、绞车房,大滚筒等重大设备的安装。1983年部队撤改后,我留在了大兴矿继续工作,直到1995年6月办理退休。

现在回想起我从“工改兵”到“兵改工”的经历,一直没离开煤矿。特别在贵州盘江矿区8年的经历,总体感觉当年参加三线建设吃苦受累,出了力、流了汗挺自豪的。另外,对当年部队官兵平等、集体生活、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等等挺留恋的。转眼离开盘县45个年头了,但当年住过的简易房和后来住过的二楼房间是啥样子我还记得很清楚,也挺想的。总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煤炭工业我无怨无悔!

 

05

我叫马本成,1942年农历十月初一,出生于江苏省丰县首羡乡。1950年初,随父母“闯关东”落户在吉林省蛟河煤矿。上学到初中时赶上了“大跃进”,后来就去了舒兰矿务局参加工作。先后在土建公司、保卫科、保卫处工作。

1964年下半年,领导一个电话将我从当时的“四清运动办公室”召回。告诉我西南三线建设需要人,煤炭部决定在我们单位抽调700多人去贵州,让我参与去三线人员的政审。当时,凡组织决定去三线的人员,家里有什么问题和困难,组织出面帮助解决,但人必须去。原因很简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准备打仗。而我是上午9点钟接到通知让我去三线的,同时要求10点多鈡就动身去北京,打前站为单位去贵州人员在北京的接待和车辆安排做准备。到北京后发现除了购票,人员住宿也很困难。后来我们在煤炭部劳动工资司的帮助下,人员相继住进了煤炭部干部培训学校等待乘车。

1964年11月我随最后一批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几次转车到贵州安顺下车,再换乘汽车又在盘县住宿一夜才到达目的地。我们单位700多人,其中200多位建井人员分配后去了盘县火铺矿;其余人员分配到土城的75工程处。我被分配到保卫科。当时办公室啥也没有,搭的简易棚当食堂做饭,吃饭在外面蹲着吃。连处机关也是现搭建的筒子式大通房。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我们从土城往两头河方向都没有路,所以第一项任务就是先修路建桥。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干活,后勤人员送饭到工地,晚上天黑才收工。为了赶进度,我们还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专门负责挖土方,而且除了吃饭时能休息一会儿外,基本都在干活!当时,由于施工人员不足,还在当地招收了一些“亦工亦农”人员和我们一起干。这些人员后来经过政审选拔有一部分都参加了工作。

1966年4月,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和西南局建委的安排,决定将盘县境内部分企业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5月份,中央军委从铁道兵中选派的471名建军骨干到了盘县矿区,很快分别到各个企业对我们的职工进行集中培训。6 月份后,经过对符合入伍人员的年龄、身体、政审等各项选拔,基本有了确定,整编前的训练也逐步展开。

1966年8月1日,我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此后我成为军人在407大队政治处保卫股工作。1969年9月文革期间,我随部队选派人员去了贵州普安县“支左”。主要参与各派之间大联合前的协调工作。直到1971年5月,普安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撤回。同年7月,我调入41支队政治部保卫科,一直工作到1975年部队换防离开贵州。在盘县期间,我们主要在土城从事土建工程和老屋基煤矿基建配套工程。当时部队的干打垒营房,位于盘南我们支队机关和部队医院用房、家属房等都是我们部队官兵建的。当然,施工间隙、农忙时节我们都会去支农,体现拥政爱民的部队传统。

我们部队从贵州到辽宁铁法矿区后,我一直干到1983年5月集体转业。41支队改编为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单位并入铁法矿务局、以及调到市政,我一直在公安政法部门工作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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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叫刘同功,1942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市桃村镇。1955年随母亲和姐弟们去辽宁省阜新矿区的大哥家读书,16岁时因家庭困难,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清河建井工程处当学徒,每月挣16元钱的生活费。

1964年,清河门煤矿基本建成。当时,经过动员、政治审查,我们全处1000多人于当年10月份开赴贵州省水城县,在杨家寨花苗工地修建滇黔铁路线上的一个隧道。我10月23日乘坐军列于30日到了工地。当时以我们工程处机关为主,由阜新、抚顺、南票、北票来的人员组成了“辽煤支铁大队”,归西南指挥部二道岩隧道九处领导。我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2008米长的花苗隧道建成。

196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提了干。被调到辽煤支铁大队团委当干事。铁路通车后,我们全处又被调往盘县,组成了煤炭部第77工程处,归土城指挥部领导。

1966年2月,我作为机关先遣人员,去了位于盘县盘关的月亮田。当时,两头河到土城公路刚建成通车。我们住在用竹子盖起的临时住房里。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煤矿建设指挥部,由六枝“大华农场”领导,书记是丁丹。5月份我参加了大华农场指挥部召开的三级干部千人大会。当时就听说盘县指挥部所属施工队伍要整编成基建工程兵部队。结果回来后,经过两个月的动员、政审、训练,于8月1日在瓦厂召开了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成立大会。指挥部改为41支队机关,所属各工程处改为大队,我们处改为401大队。“工改兵”后,我们的任务仍是建设月亮田煤矿。部队整编的骨干是从铁道兵一师、七师和刚从福建28军转业后二次入伍的干部中选派的。当时的41支队除了大部分工改兵之外,还有就是整编后1966年9月和1969年4月、10月相继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征集来的10000多名义务兵。

1968年,我被调到2区队6中队任指导员。这个中队主要担负月亮田矿斜井运输大巷的掘进任务。当时的工作环境和自然条件都非常艰苦。因为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施工主要靠人力。加上井下自然条件不好,事故频发。但我们的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喊苦、不叫累,克服种种困难,月月都能完成生产任务。

1971年,我被任命为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在贵州八年多,我由一名普通工人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战士。继而入党、提干、由连级升营职,主要工作和生活在盘县月亮田煤矿,是盘县人民养育了我。我作为一名军人,只是服从命令,努力干好职责内的事情。当然,我从22岁到30岁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盘县矿区度过的。虽然夫妻两地生活,孩子们也没得到较好的教育,但我至今无怨无悔!

1972年我随401大队调往河南平顶山建设平煤八矿,成为42支队401大队宣传股长。1978年去吉林霍林河整编44支队,任宣传科、直工科、秘书科科长。1981年44支队撤改后,我又调回已在铁法矿区的41支队404团任团副政委。1983年5月,41支队撤改组成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和并入原铁法矿务局后,我先后多个单位任党委书记。这些单位有许多同志都是和我当年在盘县奋斗过的战友,我们继续为铁法矿区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时间真的像流水,转眼我离开贵州盘县已有46年之久。听说如今的盘江矿区发展的很好,我很欣慰,毕竟我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当年三线建设时的盘江矿区。

 

07

我叫于万春,1943年2月22日出生于吉林省白城市。1952年父亲工作的调动去了辽宁省抚顺市。1958年考入抚顺煤矿技术学校,两年之后毕业分配到抚顺矿务局胜利煤矿。后在辽煤第二工程处、煤炭部第14工程处、原铁法矿务局建井处、大明煤矿工作。

1966年初,地处祖国西南贵州的三线建设急需施工队伍,特别是搞煤矿基本建设、专门能打煤矿竖井的队伍更是奇缺。所以,煤炭部决定调我们去支援。同年3月28日,我们动身前往贵州。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4月6日才到达安顺火车站。下车后又换乘汽车到普安县住一宿,再换车才到达盘县的老屋基煤矿。

下车一看当地的条件非常差。当时我们住的是竹笆抹泥当墙、油毡盖顶压砖头的屋子。吃的饭菜缺肉、少油,一时间不适应,拉肚子是常事。周围甚至没有像样的道路,都是我们刚到就自己动手修路。转眼到了5月中旬,由铁道兵选派的建军骨干到了矿区。说是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国务院的文件精神,要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紧接着单位就开始了整编动员和准备工作。整编前,我们集中训练了两个月,包括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提高了大家的军政素质,为了从工人到军人的过度先打好基础。

1966年8月1日,我们去盘县的瓦窑厂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会后,我被分配到41支队402大队安修中队。当时,我们中队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建井前各种设备、设施的安装、大件设备的起重和吊装。建军初期,我们还担任过营房和简易房舍的扩建等任务。在安修中队我一干就是三年,曾任一排副排长到排长。1969年末,我调入2区队10中队任副队长、1971年9月任队长。

我们10中队是运转队,主要负责井上下四大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从井口到掌子面风水管路的运行,包括工作面耙斗机械的正常使用等等。我带领最多时240人的队伍苦干、实干加巧干,积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记得每次下井到工作面维护设备,大家都是顶着巷道顶板上的淋头水干活儿,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从而保证了矿井施工的正常进行,为此我多次受到大队的嘉奖。回顾到贵州盘县参加三线建设的8年多时间里,过春节我没回过一次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战士能走的开的,过年都曾轮流探亲过年,唯独我坚守岗位陪伴中队的战士们一起过春节。其实,当时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干部的起码应该有的境界。

在保证中队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我发动官兵们利用休息时间搞小开荒种菜和自己养猪,达到了改善中队伙食的目的。生活好了,官兵们的士气也就更足了。

另外我们经常组织人力到驻地去支农。春天帮种地,秋天收庄稼,年年都坚持。同时,我们逢年过节的,都会和当地老百姓互相走访慰问,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

1974年4月末,我们完成了在盘江矿区的建设任务,从盘县的红果站上车撤离驻地。军列一路北上,于5月2日到达了新的战场——辽宁省铁法矿区,继续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奋战,直到1983年5月部队撤改。我先后在煤炭部二建公司、后并入原铁法矿务局工作。2003年3月退休。

回想起当年的三线岁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当年部队生活、工作环境和条件的艰苦及在那个年代我们在部队结下的战友深情!记得2010年12月11日,广东潮州籍战友入伍40周年纪念联谊活动,我作为他们在部队时的首长代表应邀参加并登台讲话。活动中,战友们畅谈当年在三线建设中经历的点点滴滴,挥泪表达多年的离情别意,同时也抒发着在当年艰难岁月里为祖国煤炭工业奉献青春的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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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我叫张胜利,1945年11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桓台县索镇乡。当年也许是父亲参加了抗战,而且日本刚投降咱们胜利了,所以才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因父亲随部队南下,后来我跟父亲去了杭州上学。于1958年3月我初一时又随父亲回到了原籍。初中毕业后,1960年8月,我们家再次随父亲和1000多人支边到了辽宁省北部的铁法矿区。后来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铁法煤田开发处大明4号井钳工班当学徒。1965年我被抽调到辽煤基本建设第二工程处工作。但很快我在铁法的工作就结束了。因为地处西南三线建设的盘县煤矿开发建设急需施工队伍,而我们单位就在被调遣之列。

1966年2月,我随单位一批近300人的队伍,由冯福纯副处长带队成建制前往贵州。我们从沈阳乘坐闷罐车经北京、汉口,到安顺下火车。一周后换乘汽车,途中在晴隆、普安两县各住一晚,第三天到达盘县老屋基矿。我被安排在煤炭部第14工程处保卫科工作。5月份“工改兵”工作开始后,我去了整编办公室。

1966年8月1日,我荣幸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正式穿上军装成了一个兵。入伍后很快我入党、提干,在402大队政治处保卫股当排职干事。直到1971年改行到402大队机修中队任副中队长、队长;1976年元旦后,我们从老屋基车站上闷罐车奔赴东北辽宁省铁法矿区。曾先在机电股、工程股、安修区队、二区队工作。1983年部队撤改后继续在矿区工作,2005年12月退休。

我在贵州盘县10年的经历中,真有一些至今难以忘却的记忆值得回味。

当年去贵州的时候,我20岁出头年轻气盛非常高兴,可当我去了贵州一个月后,父亲不放心我也报名去了贵州。后来他看我当兵了也就放心了,加之身体不好一年后离开贵州又返回了东北。我妻子是1969年带着两个孩子去的老屋基矿,她一直在部队服务社售货。两个孩子在当时的部队子弟学校读书。他们虽然在贵州只有六七年时间,但至今仍对哪段岁月念念不忘!

记得刚到老屋基矿工地时条件非常差:住的是竹耙墙、房盖上钉油毡纸的简易房,睡的是大通铺;早晚洗脸都没地方,就排队去拖长江边洗,回来照样唱首歌儿再吃饭。因为我一直在保卫部门工作,与当地老百姓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军民关系非常好。农忙季节我们都去支农,啥活儿都干;天旱时我们部队安装水泵为农民浇地;逢年过节当地百姓都来部队慰问,送牛、送羊,我们给钱都不要。经我们再三解释部队有纪律,每次都是推三阻四才勉强把钱交给他们。而为了部队修训练场地和篮球场,老百姓自愿将自家的老坟迁走整平,真的令人很感动。

我虽然一直在部队保卫部门工作,但只是岗位性质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部队的正常施工、生产、生活保驾护航。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来了3个北京学生到部队搞串联。他们分头动员战士们停止生产走出去参加运动,。对此,我们保卫部门派人分头跟进,他们讲串联、讲运动、讲造反闹革命。我们就给他们讲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讲停工停产的后果、讲部队的特殊性等等。半个月后这3名串联学生终于被劝离了,从而稳定了部队的军心,把对施工和生产及生活的影响减少到了最小的程度。

记得就在矿井建成移交前,由于地质构造因素,井筒上部出现错位迹象,急需进行二次加固对接,否则矿井难以正常移交而直接影响煤炭生产。为此,煤炭部领导亲自点将仍然由部队施工,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来过不少地方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都说这绝对不可能!但我们部队立刻组织精兵强将,发扬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传统,采取换人不停工、班班干满点、人员轮流、交叉施工等方法,仅用了21天时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前9天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仅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一致好评,而且还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说实话,在离开贵州到辽宁这几十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家人还时常会想起和说起我这些年的种种往事。因为,我从“工改兵”再到“兵改工”;从西南的盘江矿区再到东北的铁法矿区;从年仅二十岁,到如今两鬓染霜,在煤矿经历过的那些记忆,是深藏在心里的,真的令人难以忘却!

——“工改兵”无疑曾是我国工业发展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名称,一个绝无仅有的庞大人群。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当天有13368名官兵,除建军骨干外基本都是“工改兵”。而此后经过3次扩编,煤炭部队共4个支队兵员达71400之众,其中“工改兵”也占有很大比例。所以说,是历史和那个时代选择了他们,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特殊的名字——“工改兵”。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经历了“从穿军装的矿工,到脱了军装还是矿工”的过程,也注定了一生都与煤炭工业有关。他们无论在军营17年里部队承建的各项施工任务中,还是在部队撤改后转业到矿区的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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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兵”的故事

 

01

52年前,有这样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学校学习同一个专业,毕业时校方同时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一同留校工作?他们二人不谋而合同时拒绝留校,一心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们去了“三线建设”主战场之一的贵州省盘县特区。而且,很快他们就一起穿上军装,同时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战士,也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兵”,开始演绎他们平凡而精彩的故事。

我叫汤群,1946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1963年7月初中毕业后考入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1966年6月8日毕业时,我们本届有160多名毕业生全部服从煤炭部统一分配,我和同学陈冬梅(女友)被分配到了贵州省盘县特区山脚树机修厂。

1966年7月,刚到部队不久的我们,便参加了驻盘县的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工改兵”。8月1日,我们正式穿上军装,成为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48分队,即修理中队的一名战士。短短两个月,我和女友陈冬梅由学生变成工人、再变成解放军战士,实现了年轻人渴望当兵的梦想。

记得当时盘县矿区指挥部除电厂、小井开发处,44工程处和95工程处之外,属下的7个工程处及附属单位全部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第41支队,时称“建字41部队”。我当时所在的48分队,是由山脚树机械修配厂改编而成,主要承担盘县整个矿区的机械安装、电路架设及修配等任务。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终日冒着严寒酷暑,不怕苦,不怕累,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全身心投入矿区基本建设。而且我们一干就是四年!那段经历固然难忘,但让我最难忘、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贵州三线建设期间,曾为彭德怀老总推了一次车。

那是一天正值部队吃午饭时,我们刚刚拿起碗,突然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响彻营区上空,我们全体指战员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拿起工具列队集合直奔出事地点。

当我们赶到时,只见靠近山脚树营区这边的公路上一排停了很多小汽车,因道路不通,车上的人员都已下车在车旁等待。这时我无意中发现唯独一位老人坐在车内没有下来,心里有点纳闷儿。他是谁?为什么没有下来?连长一声令下,我们立即投入到清理道路塌方的战斗中。由于天气炎热,大家的衣服很快被汗水、泥水湿透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很快清理出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小汽车的路面。部队首长命令我们把停在路旁的小车推过去,我同战友们站在车的两旁和后面,喊着号子,奋力推车。车子一辆接一辆被安全的推过滑坡、塌方路段。当时每辆车上只留一名司机掌握方向盘,其余人都下车了。奇怪的是我们看到只有一辆车内除司机外,后面坐着一位老人。小汽车都推过去后,营首长问我们:“你们知道没有下车的人是谁?”大家齐声说:“不知道”,营首长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彭德怀老总”。我耳旁立即闪现出毛主席对彭总的一句赞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当我回头想再看一眼尊敬的彭老总时,车队已向远方驶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贵州盘县召开六盘水地区综合规划会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程子华、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程子华,彭德怀等视察了盘县矿区,在月亮田煤矿,彭德怀在听取月亮田、老屋基、火烧铺、和土城4处矿井的设计与施工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说:“好。运用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搞煤矿建设,这个办法好!路通、矿成,攀钢用煤不发愁了。”为彭老总推车这件事儿虽然已过去50多年了,但真的让我终身难忘!

我于1969年同陈冬梅战友结婚,1970年4月离开部队后到原水城矿务局工作 ,一干就是37年。我从基建工程兵41部队一名普通战士,逐步成为一名共青团干部。1972年12月起,我历任水城矿务局老选厂团委书记、矿务局团委书记、水矿教育实业集团党委书记,2007年1月退休。

回顾我们过去50多年的月,我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的孩子都留在了贵州)。现在的盘江矿区和六盘水建设得这么漂亮,与我们当年付出和奋斗是分不开的。最让我感动和自豪的是,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2019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我和妻子陈冬梅有幸登上了中央电视台13频道“一年又一年”栏目。节目以《两代“三线人”的团圆饭》为题,报道了为支援西北三线建设从江南去了甘肃的父亲,与我们分别5年后第一次在贵州过团圆年的故事。在4分钟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代表当年160名“学生兵”和千万三线建设者说了心里话。回顾了参加盘江矿区建设时,为保证攀钢用煤过春节加班加点不放假的点滴往事。我面对全国观众说:“我们来大西南50多年了,我们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这片土地。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故乡,却永远是我们的家”!

我叫陈冬梅,1945年出生于陕西铜川,1966年毕业于铜川煤炭技术学校,当年与同学汤群(男友)被分配到贵州省盘县特区山脚树机修厂。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洪流中,因此与六盘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调动一切力量支援“三线”建设,当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在祖国的召唤下各行各业大批技术骨干、青年学子组成的百万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祖国的大西南。1966年6月8日我们离开母校,毅然走出家门,第一次离开父母、亲人,登上南下的火车。那时我们都20来岁,天真、无邪、奔放、活力四射,大家一路高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正是这首歌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三线”建设初期最艰苦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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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辗转、劳顿,最终来到贵州省盘县。当时的盘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虽然建国已17年,但当地群众的生活十分清贫。见我们到来,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用惊慌、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们。在随后的日于里,我们才慢慢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当地老乡住在用茅草搭起的小“屋”里,“屋”内空空荡荡,四面透风通亮,只有“屋”中央用石头垒起的小火堆给这个“家”增添了一点生机和暖意。全家人围火而坐,火堆上烧烤着土豆,这就是全家人常年的口粮。火堆上方架一口铁锅,锅内煮着野菜和少量玉米糁儿,锅的上方吊着一个用布缠裹几层的盐袋(当地老乡称盐巴),每当锅里的“饭”煮好时就将盐巴袋拉下来在锅内转两圈,这便是最好的调味品。据当地老乡讲,解放初只要谁家有十斤盐巴,就是最富有的首户(就是当时我们食用的盐,当地还买不到,要到昆明、贵阳去买)。一家人没有一件完整像样的衣服……整个盘县只有一条通往城里的土路很窄很窄,晴天灰蒙蒙,雨天泥浆浆。一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下雨,阴冷、潮湿,冬季天下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冻雨……

我和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被留了下来,也正是从那时起与盘县结下了剪不断的情结。回忆当时,我们也曾痛哭过、懊悔过、甚至彷徨,毕竟我们当时还是孩子,涉世太浅。可喜的是,我们最终战胜了自我,拼上青春和一腔热血留了下来,留在了盘县矿区!

我最为兴奋和终生难忘的是,我们这批同学经过层层政审,从7月15日陆续穿上军装,并在1966年8月1日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41部队的一名战士。我们在盘县瓦厂召开的部队成立大会上一片欢腾:“入伍了,我们当兵了……”那一刻的兴奋、激动令我至今难忘!我们部队当时主要承担盘县矿区矿井和地面建筑、道路交通施工,包括当时的火铺、老屋基、月亮田、土城等4对矿井的基本建设。我和爱人汤群被分配到41支队48分队,是由山脚树机械修配厂改编而成,主要承担盘县整个矿区的机械安装、电路架设及修配等任务。从那时我俩携手渡过了三线建设初期的最苦岁月,其中的酸甜苦辣至今仍记忆犹新。

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首长一声令下,接受任务,毫不含糊,坚决完成任务是必须的。记得有一次上山放线,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将几十斤重的电线背在肩上上山。却不小心半路随着电线一同滚下山去……

每天一身泥,一身汗,军装都浸透了,碰破皮、流点血、受些伤是常事儿。大家一起将成吨的电线、铁塔支架架在了矿区的崇山峻岭之间。那时真是少年不知苦和累,年轻就是我们的本钱。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首长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无怨无悔为祖国三线和矿区建设奉献青春和热血是每个官兵的心愿。

当时施工急需的大批材料、设备、物质都要尽快运到施工现场。但运输工具奇缺,加上道路不通。怎么办?一句话:“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的材料、物资、设备全部靠每个指战员手提、肩扛,用最原始的办法,运到矿井、厂房施工现场。回忆当年的劳动场面,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

一天的劳累过后,晚上大家回到营地钻进自己动手搭建的干打垒、茅草棚或油毡棚内休息。我们住的都是二三十人的大通铺,即使已婚的夫妻也同样分开住进工棚。那时没有洗澡的地方,热水很少,大部分都用冷水。记得我们驻地下方不远处有一条拖长江,那里成了大家经常洗漱的唯一去处。

施工间隙,我们还不定期地搞夜间拉练和紧急集合。因为很多战友都是从企业、学校来的,但作为一名军人,必须接受部队的各种训练,以提高大家的军事素质。记得有一次夜间拉练,天下着大雨,但大家谁也不掉队。战友们全身都被雨水、汗水湿透。回连队后,炊事班早已为我们每个参训人员煮好了姜汤,一碗姜汤下肚,一夜的辛苦冲跑了!

在部队白天吃饭、出操是以班为单位。餐桌是用木板钉的,每顿饭是用一个大箩筐装着,菜分装在两个大盆里,官兵一致,共同进餐。白天大家干的是又苦又累的体力活,夜晚睡的是大通铺,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化。现在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句话,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早日建好“大三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个安稳觉。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要问生活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要问工作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当时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无论是饭前,还是学习、训练中,大家都会高唱歌曲。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还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是这首歌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人人争当排头兵,争当“五好”战士,苦活累活抢着干,没有一个人甘愿落后。当时,我们常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报酬,也从未想过将来树碑立传或青史留名!大家都把祖国的需要当成自己唯一的选择。一旦选择,就无怨无悔。

在部队的近5年时间里,我曾被抽调到支队文工团(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这支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根据支队首长的意图和要求,编排各种官兵们喜闻乐见的节目,歌颂各单位的好人好事,传播毛泽东思想。记得当时全体队员千方百计把党中央和部队首长的精神、意图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每一位指战员,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此,我们宣传队的足迹可以说是踏遍了盘县矿区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所属各个大队的驻地和地方企业及乡村。

我1969年5月同汤群(同校同学)结婚,1974年4月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水城矿务局老鹰山选煤厂,后又被调到水城矿务局机关、运销处、纪委、公安处、工会等部门工作。直至1998年8月退休。

5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见证了盘县矿区和六盘水的巨大变化。我们41部队从建队到奉命分批外撤,10年间我们的数万官兵,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的一些同学,为了矿区建设把忠骨留在了曾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我一直相信历史不会忘记我们! 2019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我和丈夫汤群有幸登上了中央电视台13频道“一年又一年”栏目。在节目中,我回忆了当年为和在西北三线企业的公公过一个团圆年,在汤群工作忙走不开的情况下,我拖着怀孕的身子,历经7天、倒车8次、往返4000多公里接回了公公。我们分别5年后终于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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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叫丁振宇,1944年4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舞钢市。1966年6月8日,我们陕西省铜川煤炭技术学校四个毕业班近160名同学,经政治审查合格后告别母校,告别父母和亲朋,由副校长李学堂带领,开始了我们远征西南参加三线建设的人生征程。

我们在铜川的桃园火车站上车,飞奔的列车载着我们这些立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翻越秦岭,途径成都、贵阳,于6月18日到达云南省沾益县。在沾益休息几天后我们被告知,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快三线建设,做好战备,国家决定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动员同学们要服从祖国需要,报名应征入伍。 在学校我是班长、共青团员,所以我放弃了参加工作拿工资的机会,甘愿当兵拿津贴。在没有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况下,就毅然决然报名参军。然后,我们一批40名同学,被分配到贵州省盘县月亮田新兵团集训地,冒着酷暑参加了一个多月的严格军训。

当年的盘县盘关公社月亮田村,座落在拖长江边的山坡上,江对面是待建的月亮田煤矿。江上有座新建的桥梁连接南北,山坡上是层层水田,稻田埂就是道路。我们的营地就建在一片坟地旁,营地共有九栋用竹杷建起的简易住房,墙壁是竹杷上抹一层泥巴,房顶是一层油毡纸。由于山坡坟场边冒出了九栋临时房屋,以后大家就俗称该营地为9栋房了。每栋房屋有30米长,里边搭的是通铺。即房内就一趟大铺,由于是临时搭建的,床的支承不太稳,几十人睡一铺床上,只要一人上下床,就连整个大床都被晃动。墙壁四面透风,房顶因只有一层油毡纸隔雨。夏季太阳直射时,房内温度特别高,并充满油毡的气味。

军训结束后,1966年8月1日,我们参加了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大会。我被分配到了41支队401大队机修中队。当时,机修中队担负着整个大队机电安装维修任务。因为要加快工程进度,机电设备是先行宫,电不通,机械安装不到位,其它工程就无法进行。记得当年8、9、10三个月,是我们任务最繁重的时期,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每天晚饭后还要加班。天黑干不了技术活就干搬运,运设备、拉电缆和电线是经常的事。下雨时就穿着雨衣干,那时鞋子里从没干过,总是湿的。早晨起来穿鞋都是冰凉。现在想起来,要不是有一颗为祖国煤炭事业献身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1966年10月,我被调到大队政治处工作。1967年初,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担任队长。当时大多数战友从未登过舞台,要组织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谈何容易?但任务就是战斗,舞台就是战场,谁也不想未上战场就败下阵来。为此,大家深入一线,挖掘素材,把许多发生在基层连队的动人事迹搬上舞台。为了节目好看、好听,大家都刻苦学习,精心排练,腿练肿了、嗓子喊哑了都不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短时间里排练出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宣传队在一年多时间里,共演出60多场次。活跃在部队基层和贵州省盘县地区,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热情,加深了部队和地方的鱼水情谊。1968年我们参加了支队组织的各大队宣传队汇演,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为401大队争得了荣誉。

1973年3月,上级命令401大队转战到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八矿。我历任参谋、指导员、教导员等职。部队接手平八矿这座设计年产量30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后,发扬我们在盘县就形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排除重重困难,出色完成了“平八矿”的建设任务。在平八矿的建设期间,最难忘的是1978年与西德专家合作的日子。我当时任五区队副教导员,所属中队主要负责主副井、东西风井提升系统,大队决定由我全面负责对主井4.5米直径绞车的安装调试工作。这台绞车是我国用30万西德马克进口的,根据合同,西德派出三名专家来华负责安装调试。他们对工作极其认真,我和我的战友们积极配合,近半年时间,我们圆满完成了这项责任重大、影响面广的特殊任务。

1983年,部队撤改我转业到地方后,先后在原部直属企业河南省第五建井工程处、梁洼矿务局、平顶山市政府等地方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在基建兵部队工作多年的转业干部,坚持把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保持下去,为部队争光。

退休后,每年“八一”建军节,我都要与同城的老战友聚会。每次相聚,战友们抚今追昔,有说不尽的贴心话,其乐融融,激动不已!大前年我和部分战友、同学重回西南三线故地——贵州省盘江矿区。目睹了昔日奉献青春,艰苦奋斗,不惧苦和累,勇于牺牲征战过的战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感慨万千,激动不已。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在盘江矿区奋战的桩桩往事历历在目,矿区创业的那些峥嵘岁月恍若昨日。 我只想说一句话:毕业当兵成就人生,献身煤海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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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叫孙悦典,1945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区。6岁随母亲到部队看望刚参加抗美援朝归国的父亲,之后随军在部队生活。1956年底又随父亲转业到陕西省铜川市上学。1966年6月8日,我们铜川煤炭技术学校机电、测量两个专业4个班的160名同学,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统一分配到贵州六盘水。我们怀着激动和复杂的心情,告别前来送行的老师和亲人,踏上了奔赴祖国大西南的列车。车厢内充满了欢歌笑语:”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初到贵州,纳闷的是身穿绿军装的部队首长热情地迎接了我们。接着我们得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我们所有同学都将入伍参军。这意外的惊喜,令人无比激动。特别对我而言,从小随父亲在军营生活,参军、扛枪打仗是我的梦想,这一消息真让我心花怒放!接下来的一周,部队首长给我们上课。讲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的重要意义,做参军动员,要求填写入伍自愿书等项工作。

6月23日,我们乘坐解放牌汽车翻山越岭,赶到了盘县火烧铺。很快我们发现,这里四面青山环抱着一条沟,中间有个不大的小广场,唯一一条公路从中间穿过。依山坡而建的房屋大多是竹笆掺泥土搭成的,屋顶是油毡盖、石棉瓦。沿街仅有几栋像样点的旧楼,军营没有围墙,道路仿佛就是界限。南侧是部队的工地和住房,北侧是地方的企业发电厂和百姓住房。走进作为宿舍的简易房内,中间一条过道两侧是长长的大通铺。夜里睡觉时,磨牙、说梦话、打呼噜、放屁声全有了。更闹心的是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外面不下、屋里滴嗒,随时要用脸盆接雨。尽管临来之前我们心里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艰苦的条件还是出乎意料。随后的日子,我们参加了入伍前的军事队列训练。

8月1日凌晨3点半,我们起床身穿崭新的绿军装,高兴地乘大解放汽车相互拥挤着,一路高唱着“我是一个兵”、“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

9点2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支队首长宣布建队授旗典礼大会开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代表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宣布授予41支队及所辖7个大队番号的命令。接着又将神圣而庄严的军旗授予支队和各大队。首长们接过军旗面向指战员时,整个会场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参加建队大会后,我们根据需要分配到各大队去,我们40名同学分到了404大队。

遵照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所大学校,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的指示,部队要派员参加农村社教工作。经过培训后, 10月2日,我和另外5名战友怀着新奇、兴奋的心情去了一个叫卷朝沟的山寨。此后三个月,我们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把我们当成山寨的成员了。1967年元月5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离开山寨了。当初进寨时他们用歌声欢迎我们,我们离开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依依惜别,房东家的老奶奶扶着家门口的大树放声大哭,孩子则跟在我们身后送了一程又一程......

1967年6月1日到7月22日,我参加了军训队。培训中主要是学习“内务条例”、“纪律条例”和基础军事动作要领:步伐行走、军礼、利用地形、物体掩护和摸、爬、滚、打、夜间紧急集合等。通过42天的军事训练,我深深感受到一军人的成长,必须经过严格训练,才能具备过硬的本领。

为了丰富、活跃广大指战员的业余文化生活,每年春季,大队都会抽调人员组成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文艺节目。当队员们打起手鼓、唱起歌、拉起京胡、唱起样板戏时,个个都不简单。虽然宣传队清一色由“兵哥哥”组成,但反映部队新人、新事、新风貌,短小精悍的独唱、快板、独奏、合奏、小品、舞蹈等节目一样不少。宣传队既下连队慰问一线战友;还深入山寨为少数民族村民演出:更少不了去慰问刚入伍在新兵团训练的新战友,所到之处深受欢迎和好评。

我所在的49分队是机电中队,承担着火铺矿区的供电系统施工任务。从高、低压线路的建设到变电站、压风机等主要设备的安装、调试并确保系统安全操作和运行。

要完成这些任务,不但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好在我们这个中队聚集着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行业骨干;还有我们“学生兵”和随后入伍的新战友,可以说我们是一支新老组合能打硬仗的队伍。

外线架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又脏又累,而且高空作业非常危险。而火铺地区的地形、气候又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难度不小。我们班参加架设从火铺至亦资孔的低压线路时,老天也考验我们:一会儿烈日炎炎,晒得人头昏眼花;一会儿又是一阵暴雨,浇得人浑身湿透。山坡路滑,又没有大型起重机。全靠人手提、肩扛、拖、拉、抬、撬这些最原始的方法去做。竖水泥电线杆时,用三条绳人拉找平衡,手动牵引机,两个人用上吃奶的力气,使劲摇手把,把杆立直深埋固定。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杆折、人受伤的可怕后果。爬电线杆架横担时,鞋、脚和裤子上总是沾满泥巴,上杆总打滑。

在施工中,我们几乎每天上班都穿着湿漉漉的军装,浑身散发着汗酸味。为了赶任务,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吃午饭。然后,继续干到晚上八点。吃了晚饭,回到临时搭起的帆布棚宿舍,脚下是潮湿的草丛,踏上去发出怪怪的响声。经过战友们的日夜奋战,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在以后围绕火铺周边多条高压线的架设,都有我们班参与。体验到了外线作业的艰辛与酸甜。这也正是以实际行动实践着我们:“头顶蓝天、脚踏高原、建设矿区”的誓言。

内线安装工程,更需要精湛的技术和大胆、细心、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火铺3.5千伏变电站的安装难度大、任务紧,除了每天数次爬山、下山走几里路外,大型变压器仍需人以沉重的铁管制成的支架和手拉吊葫芦手工操作。在随军职工张西庭师傅带领下,全班战士严格按标准施工。从高、低压柜到变压器、避雷针,一切配套设施都细心操作、严格把好每个环节。最后,经调试运行一切达标。我班的战友还先后完成了火铺矿平峒、南二、北二各井下变电所设备和巷道照明的安装等多项任务。

1972年11月4日17时25分,我们登上了满载设备、物资、枪支弹药,代号为85591长达27节车厢的闷罐军列,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新里程。战友们望着曾经战斗、生活了七年的盘县火铺矿,在心里默默告别:“再见了火烧铺”!

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于11月13日军列停靠在辽宁省铁法矿区所在地——调兵山。此后我在铁法小青矿又战斗、生活了整整5年,继续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努力工作。后来,根据我家庭的实际情况,部队领导特批了我的退伍请求,我回到了合肥,被安排到了国有中型制药企业工作,直到2009年延迟退休。

回顾一生,从学校到部队再到企业三部曲,令我最难忘的还是12个年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五十年前与战友们热火朝天建设盘江矿区的日日夜夜,我将铭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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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叫孙肇立,1946年4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1951年随父母外出生活、上学, 1963年9月考进铜川煤炭技术学校机电专业。在校学习三年后,圆满完成学业。

1966年6月1日,铜川煤炭技术学校召开了66届毕业生赴三线建设动员誓师大会。学生会主席、校团总支副书记汤群代表全体毕业生宣读誓词: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召唤,就是我们的志愿!我们坚决服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奔赴三线,为母校争光,为三秦大地争光!

当时领导在大会上宣布:独生子女、有妻有子、家有年迈体弱老人需要照顾的可以留校就地分配。我们毕业生中,印象最深的是汤群和杨振谋两位同学符合上述条件。汤群是独生子女,六十年代初期,随父亲支援西北建设,从上海来到咸阳,后考入我们学校。但他却毅然决然地带头报名去三线,给大家带了个好头。更感人的是:他到三线后的1970年,父亲年迈体弱,身边需要人照顾。汤群没有向组织申请调回陕西,而是将父亲从生活医疗环境都比大西南优越的甘肃天水接到水城矿务局老鹰山洗煤厂家属楼,一边尽忠,一边尽孝。

杨振谋同学,家在农村,父母年老多病,丧失劳力。妻子弱智,儿子智障,常年卧床不起,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在村里是有名的贫困户。工作组决定他留校分配,但他却坚决要求奔赴西南三线建设第一线。最终他如愿以偿,斗志昂扬的和同学们一道奔赴贵州省盘县。记得杨振谋到盘县后,被分到76建井工程处,参加火铺煤矿基本建设任务。后来,76建井工程处改编为基建工程兵41支队4大队。杨振谋在火铺煤矿建设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拣急、难、险、重的工作抢着干,为火铺煤矿建设尽职尽责。最后,献出了他那宝贵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生命!杨振谋是我们160多名学生中最年长的,也是第一个将生命奉献给三线建设和祖国煤炭事业的青年学生。他光荣牺牲后,英魂和忠骨没有回到他的家乡铜川,而是安葬在火铺煤矿的山巅上,与满山的映山红相伴。

1966年6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南去的绿皮客车,一边齐声高唱“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一边与向亲人们挥手告别。火车伴随着我们的欢歌笑语,驶出八百里秦川,穿过秦岭山脉,经过巴山蜀水,辗转到了云南沾益火车站,受到盘县煤矿建设指挥部同志的热情欢迎!

如果说,母校分别和家乡车站的送行还充满着欢乐和豪气的话,那么沾益旅店的分别则充满了离愁别绪。接送我们的大棚车来了,我们眼噙泪水,挥手道别,分别按照被分配的单位登上了迎接自己的车辆。汽车在崇山峻岭的简易公路上颠簸前行,我们在大棚车厢中东摇西晃。还时不时被叫下来推陷在泥坑中的汽车,弄得浑身是泥水,真是苦不堪言。但当看到矗立在公路两旁“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与帝修反争时间”的大型标语牌时,浑身又充满了力量,车厢里又充满了欢歌笑语。

大棚车停靠的第一站是盘县火烧铺,原承建火铺煤矿的煤炭部76工程处驻地。被分配到这里的十几位同学下车,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大棚车停靠的第二站是山脚树机修厂。当时已近黄昏,汤群、陈冬梅等同学一个个像落汤鸡,背着自己的行装,脚踏着泥泞的土路,头顶雨水,一步一滑艰难地向厂房走去,看着他们的背影,一股凄凉哀伤的情绪涌上心头。第三站是盘县月亮田,原煤炭部77工程处就驻扎在这里。这个工程处是一支善打硬仗、恶仗、险仗的队伍,是从东北辽宁调来支援铁道兵打隧道的工程队伍,时称“辽煤支铁大队”。这支队伍,在铁路建设和隧道工程建设中曾立下赫赫战功,受到中央首长的赞扬。我们20多位同学留在这里,大家为能与这样一支英雄团队为伍而倍感欣慰。土城是大棚车停靠的第四站,也是终点站。盘县煤矿建指挥部就设在那里。我们的李学堂校长和老师及分配到指挥部的同学,就在那里下车的。

1966年6月24日,我永生难忘这一天。当我和被分到月亮田矿77工程处的20多名同学到达驻地时,天还下着中雨,我们又饥又冷。欢迎我们的同志在前边打着手电筒带路,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在后面跟着。过了拖长江桥,沿着江岸爬山,从羊肠小道,来到位于半山坡上我们的营地。这里是几间竹笆搭建的席棚,没有油毡,两层竹笆席作顶棚,四周用竹笆片抹毛草泥,里边用竹杠和竹笆搭的大通铺,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地下泥水缠脚,头上雨水滴答。从竹笆围墙上掉下来的毛草泥,连泥带水搅作一团,满屋都是,我们一下子傻眼了!带领我们的同志说,三线建设的原则是“边设计、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一切都为生产建设服务,生活设施自然简陋落后一些。这是听到你们分配的消息后,两天前我们冒雨在这儿临时搭建的竹笆席棚,你们就住在这里,明天到江对岸去报到办手续,说完就走了。外边下雨,棚里漏水,我们身披湿衣坐卧不是。夜幕降临,风雨兼程一整天的我们又困又饿,只盼着天快亮。这是我们奔赴盘江矿区第一天的真实情景。

第二天天一亮,大家就奔向拖长江对岸,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顿饱饭。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77处劳资科报到后,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们到食堂买饭票菜票。谁料想,饿了一天一夜的我们,吃的第一顿饭竟是黑面窝头,一小碗大米饭和四川榨菜、云南蔗糖,我们有点大失所望。食堂管理员告诉我们:“你们初来乍到,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处领导交待,你们是刚离开父母的孩子,要对你们多照顾,饭菜要多给一点。你们吃的一小碗米饭,就是照顾你们的。榨菜和蔗糖,是这里最好的下饭菜。我们前段时间吃的是盐巴拌饭,没有青菜,我们就上山挖野菜。后来盐巴吃完了,就清水煮野菜。能吃上四川榨菜、云南蔗糖就是高餐了。你们比我们刚来时可好多了。”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们只有大眼瞪小眼了。现实与理想反差这么大,三线建设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这么差,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面对的是荒山野岭,一派贫脊荒凉的景象,交通闭塞,通信不畅。失望、沮丧、犹豫、彷徨、懊恼,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从小到大,哪受过这种苦,遭过这种罪。另外,由于77工程处正处在整编过程中,我们还没分到具体的单位,也没有什么事,更增加了负面情绪。这就是我们初到大西南上的第一课,也是我们走上社会经受的第一次考验。而很快促使我们思想转变,从失望和动摇中走出的是邂逅彭老总,那是我们重拾信心,再鼓斗志终生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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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9日,我们到驻地的第五天吃完饭回宿舍时,走到拖长江桥上,望着桥下滚滚不息的江水,看着不远处即将开发建设的月亮田矿井和我们住的竹笆棚,百感交集……

突然,在简易的土路上,从土城方向开来几辆小汽车,停在桥头旁边。从第一辆吉普车跳下来几个穿中山装的人,让我们离开。随后,一位中等身材,身着深灰色中山装,浓眉方脸,口唇微有上翻,气度不凡的老人健步向我们走来。一边走一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不要让他们走开,我要和他们谈话。”刚让我们离开的那人便对我们说:“彭老总要和你们谈话!”“彭老总?”我们喜出望外。谁也没有想到,刚到盘县五、六天,就能见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时任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德怀。只见彭总快步走到我们面前,亲切地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陕西省铜川煤校。”我们惊喜又胆怯的回答。“好啊!”彭老总笑着说:这里条件很艰苦,但从战略上讲确实很重要,是中国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我彭德怀今年67岁了,还想拼命干一番。只要我们苦干几年,就会打开三线建设的局面,把中国战略大后方建设得牢牢靠靠,不怕任何敌人来侵犯。你们都很年轻,有文化、有专业知识,鼓足勇气,咱们大打一场三线建设攻坚仗,咱们一定能胜利!说完后彭老总和在场的同学一一握手说:我还要去别处,咱们以后见。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和他随行的人一起,送他登上第二辆车。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背影和疾驰而去的小汽车车,我们高举双手,挥动双臂,呼喊着“我们一定好好干,为三线建设贡献一切。”小汽车扬起的灰尘看不见了,我们仍久久不愿离去,回想刚才的一切,仿佛做梦一般。大家热泪盈眶,彭老总一席话,拨开了我们心头的乌云,所有的委屈、失落、彷徨一扫而光。从此以后的岁月里,我们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时刻牢记彭老总的谆谆教导,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忘我工作。我们先是发挥了青年先锋队的作用,继而成了盘县煤矿建设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    

1966年8月1日,我们在盘县的瓦窑厂参加了隆重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仪式,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部队首长高度重视我们学生兵的集训。刘森支队长、戴心泉副支队长、肖红书政委多次来集训队作政治形势教育报告。并深入饭堂,营房和我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勉励我们政治上要积极上进,业务上钻研技术。部队急需又红又专的各类人才,要求和鼓励我们一定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成长为部队的骨干力量,为盘县煤矿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部队整编后,我被分配到41支队401大队2区队10中队当兵。中队主要承担矿井四大机械安全运转维修工作,以保证生产任务完成。我们在中队长王康娃的带领下,日夜轮流在施工现场值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是,我们战友间真挚深厚的亲情、友情和恩情。每逢佳节,年长的老兵们对我们象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呵护。不仅给我们包饺子吃,部队发放好吃的食品全让给我们。还经常陪我们拉家常,说贴心话,确实象父兄一般,解除我们的思乡之愁、后顾之忧。

我记忆最深、终生难忘的是1967年8月19日傍晚,天空瞬间电闪雷鸣,狂风四起,顿时暴雨倾盆而降。突然,正在运转的机械全部停转。因为当时条件困难,我们的供电系统都是简单的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户外变电站。当时我在井口值班,万分焦急中,也明知是变电站的跌落保险箱掉闸造成断电。我什么也没想,不顾一切,提起绝缘操作杆,冒着风雨 直奔变电站。到铁丝围网前,就想猛往进冲。此刻,不知是谁,从身后猛的拉了我一把,喊到:“不要命了啊!”我摔倒在泥水里。定神一看,是我们的穆班长和战友惠根虎、赵柱国。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他们火速赶到现场,一把把我从危险区域拉到安全地带,避免了一起事故发生。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顾眼前想着尽快恢复供电,但没想到雨天变电站可能漏电会造成的后果,事后十分悔恨。他们不顾自己安危,挽救了我的生命。当时经过采取安全措施,安全恢复供电,机械设备又正常运转起来。这件事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深处。

1970年4月水城矿务局老鹰山矿投入生产。我离开了奋战4年、奉献青春年华的盘县月亮田矿,集体转业到老鹰山矿。先后在机电科,机修厂工作。1974年调至陕西省韩城矿务局马沟渠矿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

回想我们铜川煤校160多名同学,参军入伍后我们每月只有10元钱的生活津贴,但我们不计报酬和待遇,不计名利得失,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知识,一心扑在盘县煤矿建设事业上。我们当年的校友除少数人调回原籍或随子女迁居外地,大都在六盘水娶妻生子、子承父业,儿子甚至孙子辈们依然生活、工作在六盘水,将根深深扎在大西南,成了我们这一辈为三线建设和煤炭工业“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的绝唱。!

记得在我们原铜川煤炭技术学校66届同学毕业50年聚会时,大家回顾在盘江矿区建设中经历的艰苦岁月和做出的奉献时,内心充满了自豪和骄傲。我们无愧于那个时代的选择,我们的青春和人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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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叫赵玉明, 1945年9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后随父母去了吉林省蛟河。初中毕业后进入辽源煤校学习计划统计专业。1965年7月我毕业后,正赶上西南三线建设急需人员参与,我和7名同学被直接分配去了贵州。

我们从吉林乘火车辗转北京、汉口到贵州安顺下车,换乘汽车到达盘县土城。不到20岁的我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一路上觉得这也太远了!我原来对贵州几乎没什么概念。下车一看,天上下着小雨,地下泥泞不堪。房子是干打垒,睡觉是行军床,住房也兼作是办公室,吃饭的地方是临时小食堂。所以,想家的感觉涌上心头!但我抱着先锻炼一下的想法坚持了下来。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是盘县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计划处。

工作一年后,于1966年8月1日,在盘县瓦窑厂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成为解放军行列的一名女干部,分配到41支队作战科。当了兵后自然就坚定了我扎根三线、为祖国煤炭工业奉献青春的信心。记得第一步的工作是修路,全员参加。当时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工作业,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大家干活儿都争先恐后,后来还有民工参与。记得当地人当时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甚至都没见过电灯,来一辆汽车都要当热闹看半天,甚至有问“这车跑这么快得喂啥吃”的真实笑话。每逢农忙时节我们都会去支农,和当地老百姓吃住在一起打成一片。文革时期,部队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原企业的领导人大都受到批判,但由于部队都能区别对待,很快就稳定了队伍。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统计。41支队所有施工队伍的“全优工程”、“创纪录”、传捷报、送喜报等等我都能看到。因为我统计着整个部队的计划、投资、工程进度等各种数字,所以对此印象深刻,感慨很多。而且,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年的统计表、笔记本(我想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三线建设博物馆)。每当看到近50多年前的各种数字,回想当年部队火热的施工和生活场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每一组数字后面都有我们建字41部队官兵吃的苦、受的累,流的血和汗,甚至是我们的战友用牺牲生命换来的!

记得当时我们除了偶尔看场电影很少有娱乐活动,每天伴随着军号声、广播喇叭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无他求。就连我和战友马本成在部队结婚也非常简单,旅行回趟东北老家就是最高的奖赏!但年轻的我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当兵17年有11年在贵州盘县度过。我于1976年最后一批随部队离开贵州前往辽宁铁法矿区,并一直干到1983年5月部队撤改。部队撤改后,我进入第二建设公司计划处;公司并入铁法矿务局后在建设处工作,2000年10月退休。

我们夫妻俩因为三线建设的缘分,于1972年9月结婚走到了一起。40多年来,我们非常珍惜这份产生于三线建设历史时期的情感!如今儿孙满堂的我们,不仅会经常告诉孩子们那个特殊年代的故事,而且我们也时刻挂念着我们曾经生活、工作了10多年的盘江矿区。也期待着有一天再次踏上贵州、六盘水、盘县的土地!去看看那里如今巨大的变化… …

——“学生兵”一般是指从学校门出来直接入伍的军人。但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兵,特别是进入当年“三线建设”队伍中的学生兵,他们无论是积极报名、自愿参军,还是经过动员、分配,或别无选择进入部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年轻有活力、有专业知识,又经过军营这个大熔炉的锻炼,成为了所在部队的骨干力量,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奉献给了自己祖国的建设事业。他们用默默奉献的精神与脚踏实地的行动点燃了自己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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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兵”的故事

 

01

我叫林昌贵,1949年1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合江县先滩区。我在家乡读完小学六年级,上初中只读了两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不久,1966年9月县里下发了征兵通知。当时17岁的我便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离开家乡一路到了贵州,进入新兵团我才知道,我们这8120名新兵,是“工改兵”整编后基建工程兵41支队补充的第一批义务兵。经过两个多月紧张、严格、又苦又累的新兵训练后,我们到了老部队驻地——盘县火烧铺。

新兵分配时,我被分到41支队404大队2区队7中队3排9班。时间不长我就担任了付班长、班长。1967年6月,首长安排我到大队训练队参加了三个月的学习和军事训练。随后又继续留任训练队代理排长,负责全团的付班长、班长轮训时的管理工作。在这期,我先后多次受到训练队和大队的嘉奖。1969年初,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随接兵部队去云南省接新兵、训练新兵后,我又被调回2区队7中队任副指导员。

现在回想起当年,我入伍刚到贵州盘县火烧铺时,满目荒凉、人烟稀少,而且没有像样的公路。整天阴雨绵绵,环境条件很差。难怪人们都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当时,我们中队担负着火铺矿井下火药库的施工任务,连队驻扎在李子树村的山顶上。每天上下班都是从山顶下到山脚,特别是遇到下雪天,路面结冰,往下走只能坐在路上往下滑,往上走时只能爬着往前挪了。虽然距离不远,但往返一次需一个小时左右。但我们的指战员,就是在那种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每个月都提前和超额完成施工任务。

在盘县参加三线建设六年多时间里,我们连队主要参加了火铺矿主平峒和炸药库的施工建设。当时在施工中,不仅技术和质量要求都很高,而且安全上危险性很大。当时工作面径宽5米,高4.5米,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连队的人员构成又面临新兵多、老兵少、技术力量不足等具体困难。记得有一次工作面发生冒顶事故,冒落区高达13米多,我们一个班干了8个小时都没处理完。后来连队又组织生产骨干和随军工人师傅一起上,用了13个小时才处理完毕。也正是在火铺矿井下炸药库施工的工作面我腰部受伤,造成粉碎性骨折,后被定为三等甲残。此后我被调到大队机关勤务连任指导员。

1972年12月25日,我随部队离开了贵州盘县。转战到辽宁铁法矿区后,我曾先后任404大队9中队队长、2中队队长。1980年调任41支队402团2营任副营长(国务院、中央军委当年5月发文:“基建工程兵大队、区队、中队的番号,一律自1980年8月1日起,分别改为团、营、连,但序列号不变。”)。

在铁法矿区建设中,我和战友们参加了小青矿主井施工,大兴矿主、副井施工。在大兴矿中央风井的井筒施工中,创造出月进123米的全国先进水平。在三台子二井,特别在副井筒施工中,井筒断面达8.5米,井深662.3米,施工难度极大。但我们只用了11个月就完成了任务,打出了新水平。在三台子井下平巷施工中因大绞车失误,造成我左脚脚关节粉碎性骨折,至今左脚不能活动和弯曲,行走困难。在部队的17年里,我先后被评选为五好战士、受团嘉奖多次,并荣立三等功。

1983年部队撒改后,在战友们思想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我身残志坚,继续带领大家奋斗在矿井施工第一线。特别在任大兴矿103队队长和第二工程处三台子二井副井施工队长期间,我和战友们大干、苦干、创纪录的事迹还登上了《中国煤炭报》。为此,我本人曾多次被当时的铁法矿务局评选为劳动模范。

说起来,我虽然在部队参加三线建设中受伤并被定残,但我无怨无悔!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虽然再次受伤,但我依然继承和发扬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以伤残之躯和战友们一道奋斗不止,直到退休。因为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从当年三线建设中煤炭部队走出来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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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叫孙映书,1947年3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古蔺县中沙公社桐河村。1952年,在我只有5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逝世,那时候我还不怎么记事儿。在我还没读完小学的1960年,我父亲也因病逝世,我成了一个孤儿。刚开始,我在叔叔家生活,后来就自己单独过日子了。

1966年9月,我听到了部队来我们县征兵的消息,便立刻赶去报名。可是村支书和公社武装部的人都不同意我参军,理由很简单:说我是孤儿,按规定不允许参军。我就说:“正因为我是孤儿,无牵无挂正好去当兵保家卫国!”在我的一再坚持和争取下,他们终于同意我参军。所以,经过政审、体检等程序,我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新兵。9月12日,我与全县800多名新兵一道,先乘汽车到隆昌火车站,再坐闷罐车一路奔波到达了新兵团所在地——贵州省都匀下火车。我被分配到了新兵7连,并被任命为副班长。为时三个月紧张、有序、又苦又累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

12月初,我们再次乘火车离开都匀,绕道在云南曲靖下火车,再坐汽车到达了老部队驻地——贵州省盘县特区火烧铺。我被分配到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4大队2区队8中队2排6班。当时我们中队负责火铺煤矿斜井的风井掘进施工。每天下井无非就是打眼、放炮、出渣、巷道支护一整套的流程。我们新兵虽经过了入井前的培训,但刚开始也只能给老战友和随军老职工打下手。比如搬运支护用的圆木、板材、木拌、楔子等等。记得掘进时间不长,就发生了一次大冒顶事故,顶板上方都快冒透亮了。处理现场的关键时候,是跟我们班的一位叫董彦鹏的老师傅和老战友们挺身而出,爬上爬下架木垛、刹顶。我们负责清理现场和传递用料。这次冒顶事故虽然影响了施工进度,但好在没有人员受伤。

还有一次,两位战友下井底抽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聚不到百米。结果中间突然冒顶,将前面的战友堵在了里面。战友们闻讯赶到现场,由于没有别的设备,只能是用铁锹和双手扒石渣,用了很长时间才将里面的战友救了出来。当然,我们班也曾遇到过矿车跑车等事故,万幸的是没碰到人。

由于我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表现突出,很快就当上了班长。1967年7月22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11月我正式提干,到3中队任司务长,负责全中队100多名指战员的生活后勤服务工作。1970年10月,上级调我到也是承担井下掘进任务的1中队任副指导员。有一段时间,施工时间紧、任务重,可正赶上指导员回家探亲,我就几乎每天坚持跟班作业盯在井下。生活不规律,吃饭不按时,造成了我胃部不适经常疼痛。还有一次我值班跟4排入井,在打眼、装药、放炮后,我和他们排长首先进工作面观察现场,在采取敲帮问顶查看顶板时,突然一大片岩石冒落,将手拿铁锹的我扫倒在地。当时虽然我没受伤,但我和现场的战友们都感到十分后怕。

1971年下半年,大队首长为照顾我的身体,调我到后勤仓库任副指导员。当时的仓库除了各种物资设备外,还有军械、炸药、包括油库,都是重点要害部位。为了防止坏人破坏,我们加强警卫,我也是坚持晚上值班,夜里查岗,杜绝了各种重大事故发生。

1973年10月下旬,我随部队换防离开了生活、战斗了7年的贵州盘县,前往辽宁省铁法矿区。五年后的1978年8月1日,我转业到原铁法矿务局林业处政工科工作, 2007年4月退休。

近50年时光,弹指一挥间。我先后从一个孤儿成了一名煤炭部队的战士,并入党、提干,为此我很自豪。回想起当年的贵州盘县,各方面都非常落后。有不少老百姓都没见过电灯和小汽车,交通也很不方便。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据说盘县在红果建起了非常漂亮的新县城,并更名为盘州市。当年的盘江矿区已经成了“江南煤都”,而且是长江以南很早上市的煤炭企业,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那里毕竟是我度过7年青春岁月的地方,何况在盘江矿区发展的过程中,我和我的战友们曾经奉献过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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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叫王征,1948年4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农村。1964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南京机器制造学校读书。经过四年的课堂学习与工厂实际操作,1968年7月我们毕业了。由于学校的部属性质,实行全国统一分配,我和同班的四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都匀东方机床厂。

1969年4月,厂里传达征兵通知时,我便报名应征入伍,开始了我在基建工程兵十四年的军旅生涯。新兵训练是在贵阳工学院完成的。到新兵连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参军入伍,当的是一名基建工程兵,这与当初当兵打仗的预想有很大的落差。通过学习,思想上的弯子才慢慢转过来。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乘闷罐车从贵阳到云南沾益,又步行两天来到了老部队驻地——贵州省盘县特区火烧铺。

我被分配到了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4大队1区队5中队。从此,才真正实际接触和了解基建工程兵、尤其是“煤炭兵”的性质、任务和意义。5中队是为1区队其他4个巷道掘进中队服务的运输和保障中队。我到5中队先是在1排,和战士们一起推矿车、倒矿渣,不久我被调入担负机电检修任务的5排。当时,机电检修排的技术骨干,一部分是从京西煤矿调入的老工人,还有从大同煤矿调入年纪较轻穿军装的青年骨干,大家称他们为“工改兵”,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刚参军的义务兵。

那个年代,矿井施工方式还比较落后,大量工程还是靠拼人力,机械设备的维修也主要是凭经验。因此,在机电维修排,承担检修任务,除了随军工人和“工改兵”外,补充进入的义务兵大多只能打打下手,完成一些辅助工作。但对于我而言,机械制造与机械修理虽不完全等同,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只要能给我图纸,一般设备的故障原因都能找到并排除。

由于我所具备的专业基础,检修能力很快得到带领我们的随军工人师傅的认可。他们放心地让我独立承担检修任务,中队还决定让我担任了检修班班长。从此我和战友们就常在数百米长、倾角达十七度的斜井爬上爬下,在巷道中、在工棚内完成一次次检修任务,以配合其他中队的战友,完成一次次的“会战任务”。

记得在一次大会战中,检查备件时发现,供掘进中队装载机更换的“轧皮”仅剩一条,需要增加备用轧皮,但缺少铆固石棉“轧皮”的铝铆钉。赶到材料仓库领料却被告知缺货。怎么办?如果不及时解决铆钉供应问题,装载机不能使用,很快就会影响全区队的会战进度。于是,我利用所学知识,就靠一台六角车床,一个小台钻等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切割钢材、焊接、打孔等等,自制了一套金属模具。再利用电工班留下的废铝线、废铅皮,自制钳锅熔化冶炼、浇注,经多次试验,终于做出合格的铝铆钉,保证了前方会战的需要。会战结束后,大队为此给我记了三等功。

还有一次,铆锻班一位1966年入伍的四川籍战友因家里有急事,回乡探亲去了。他是铆锻班承担氧气切割和风电焊任务的岗位人员,本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工种,他一走就影响了铆锻班为掘进中队制作风动凿岩钢钎任务的完成,这可急坏了中队领导。我知道后,自告奋勇告诉领导:“让我来试试!”一番装电石、调氧气压力、打开氧气和乙炔切割枪、点火,一排排六棱钢材切割完成,再经过加工制作,保证了凿岩钢钎源源不断的供应。有时我也按中队领导的指派,顶岗操作车床,支援铆锻班完成部分施工工具和材料的制作任务。

在5中队两年多时间,是我当兵生涯中,人生价值发挥最好的日子,领导对我也十分关心。1970年10月,经陶万明师傅和曹广彬副中队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机电检修排的副排长。

1972年2月,我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在司令部作训股作战值班室工作。主要职责是:围绕部队施工任务,及时调度和协调各区队与后勤保障部门之间的动作,以及重要情况上报、首长指令下达等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为做好各部门工作衔接,上下左右关系的协调,发挥了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

1973年底,我随部队从贵州盘县转战到辽宁铁法矿区。先后任404大队1区队2中队中队长,参加小青煤矿建设,和战友们在矿井下摸爬滚打;1977年后任大队训练队指导员、卫生队副教导员、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1982年2月转业到老家金坛县司法局工作,2008年退休。

在我十三年基建工程兵生涯中,我最难忘的是在贵州盘县矿区那五年的时间,还有在辽宁铁法矿区和战友们建设小青煤矿的那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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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叫 刘耀密,1951年10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台江县。1969年春,我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带着志向和理想毅然穿上军装,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我们新兵团驻地在贵州工业管理学校。尽管那时贵阳的派性斗争严重,社会秩序很不稳定,但我们部队管理和要求都很严格,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生一起与当地有矛盾的事,处处展示文明之师的形象,深受贵阳党政军民的好评。有一次,部队进行了一天紧张的军事训练,干部战士刚吃罢晚饭,突然在离部队驻地不远的东南方向上空,烟雾腾腾,火光冲天。随着急促的哨声,不到十分钟,我们的指战员已经奔赴到事发地点。原来是贵阳市头桥公安派出所失火,若不及时抢救,不仅派出所的上千件资料将会毁于一旦。而且,如果火势继续蔓延到附近民房,损失不可估量。我们奋不顾身,哪里火势猛就冲向哪里,拼命扑打。为了抢救资料,很多战士毅然跳进附近的污水沟将全身衣服湿透后,冲向火海,硬将一叠叠的档案资料抢了出来。不仅减少了派出所的损失,而且没有殃及附近民房。第二天贵阳市委、市政府和公安机关到新兵团进行了感谢和慰问。

新兵团训练分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有关人民军队的论述、著作和语录。除此之外,部队还开展忆苦思甜等活动,组织大家上山打野菜,送到食堂掺和豆渣一起煮了吃。军事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部队的纪律、队列和内务等条令。其中以队列训练为主,还有紧急集合,短途拉练等等。虽然训练紧张、又苦又累,但我觉得那是一段最有意义的时期。

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的军政训练后,我们到了贵州省盘县的盘关区。举目眺望,盘关两面青山,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河水穿流而过。那条河水叫拖长江,从这里顺江而下直抵土城。那里矿产资源以大储量煤炭著称,是全县重点的产煤区。来到老部队后,我被编入401大队1区队2中队。两个月后调连部当文书,1970年又调区队部任文书。我们区队和中队首长基本都是“工改兵”出身。排长、班长大部分是1966年入伍的四川籍老兵担任。当时既有穿军装的战士,也有不穿军装的工人。工人主要是当年“工改兵”时,因年龄等原因不适于当兵而分配到各单位的,他们都是部队施工中的技术骨干。在二中队,就有一位东北籍的老工人,那时虽然已年近六旬,但身膀硬朗,工作责任心很强,精通矿井工作业务,人们称为“老八路”。我们的营房、食堂、卫生室和施工材料仓库等大部分都是顶盖油毛毡,墙用竹片和泥编筑而成的泥巴墙。我们401大队的直属机关和三个区队都分散驻扎在拖长江边的山坡上,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突击煤矿基本建设。我所在的1区队4个中队都担负着矿建任务,五中队负责施工基建维修。当时修建的矿井为一平一斜,1、2中队主攻平峒,3、4中队主攻斜井。工作面每天24小时不停工,每班8小时轮流三班倒。部队在地下千米深处施工,条件非常艰苦,而且还经常面临着塌方、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危险。但是,为了大打“三线建设”突击仗,为了早日建好月亮田煤矿,官兵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风镐当刀枪,把石头当敌人,英勇顽强,奋力拼搏,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坚持大干快上。1970年至1972年,我所在的401大队,连续三年突破掘进井巷万米大关,并不断创造和刷新生产记录。“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基建兵万米井下施工队”。这是我当文书时给首长写施工动员讲话稿时,字里行间经常跳跃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把红军长征的苦和当年基建兵施工的累联系起来,就是为了让全体指战员明白,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队伍,是一支为祖国、为人民而艰苦奋斗的队伍。其宗旨、性质、任务都是一样的。从而进一步激发部队官兵的工作热情,做一名乐于奉献、甘于吃苦的基建兵战士。那时,部队发给干部战士的是两种服装。一种是解放军65式陆军服装,一种是建矿用的工作服。部队进行军事方面活动时,统一着军装,施工时头戴安全帽,配戴照明矿灯,身着工作服,脚穿高腰水靴。穿军装时是兵,穿工作服时是工人。由于部队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的部分战友曾产生了一些如“当兵搞施工,不如回家劳动”等想法。针对这些模糊认识,部队党委及时组织官兵们学习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组建基建工程兵的指示,认真学习、解读基建工程兵“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十二字方针。引导干部战士深刻认识基建工程兵的性质完全符合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通过教育,部队上下形成了共识:野战军、基建工程兵,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党叫干啥就干啥!从而使官兵们施工象打仗那样,突击任务主动上,艰巨任务敢承担。各中队月月超额完成施工任务。我原在的2中队,在一次接受突击打通掘进巷道任务时,提前十五天完成任务,受到了大队党委的表彰。

到部队不久,首长对我很关心,首先培养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又接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关怀培养,我把它作为努力工作的动力。区队文书虽然不是干部,但很多首长和战友都视为一个营的“兵头将尾”,我非常珍惜这个工作岗位。平时我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经常下到第一线去为战友们送水、了解情况写宣传报道稿件、出墙报专栏,宣传鼓动干部战士的士气。还积极协助首长处理一些承上启下的工作,受到了官兵上下的好评。

我先后在基建工程兵401、431、433大队从战士、副班长、文书,到排长、宣传干事。后来随部队转战各地,最后转业到地方。1982年2月后,先后任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武装部政委、中共台江县委常委、凯里军分区党委委员、台江县委副书记、台江县长、县政协主席。2011年12月退休。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从18岁入伍,至今我已走过了近50年历程。盘江矿区是我们基建工程兵献身祖国煤炭事业的第一个战场,也是我曾经战斗过的的第二故乡。我深深的怀念那片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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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叫杨利清,1953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9年4月1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积极报名应征入伍,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我们新兵一团的训练地在云南省曲靖县。我被编入9连2排8班。我们连长王金才是铁道兵出身。指导员郭群生是“工改兵”。新兵训练不久,当得知我们部队是一支基建工程兵队伍时,我们当兵时的热情一下子就减少了许多。我们入伍就是准备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的啊。可自己所在部队是一支打洞挖煤的施工队伍,实在想不通。还真有“当兵的路走对了,做成基建兵的门进错了”的感觉。

转眼两个多月的新兵团训练生活结束了,六月底我们前往老部队。记得那天从曲靖出发坐了两个小时左右的闷罐军列,夜里十一点多钟下车,在站台上列队集合,带兵人员把我们做了移交,一个操安微口音的首长来接我们。他说:同志们到家了,这里就是你们的老部队——建字41部队55分队。你们以后将生活战斗在这里。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出门一看,眼前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对面很远的山间是村庄。身边空旷的场地上堆放着一些机械设备和码放整齐、堆得很高的黑色矿车和一些矿用物资。高坡护墙下是一排几百米左右的青砖石棉瓦大仓库,仓库靠外是站台,看到火车站的青砖房顶上有三个字“基长站”。后来才知道,基长是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地名,是当地羊场煤矿运送煤炭的一条支线。据说当年铁道兵修筑贵昆、成昆铁路时也在基长设置物资转运站,我们在基长的大库房就是铁道兵留下的。

当时由于贵州盘县不通铁路,所有盘江矿区建设所用物资均由贵州的水城、云南的沾益和宣威基长转运。因宣威基长毗邻盘县41部队各个大队最近,这些单位需要的水泥、木料、钢材、炸药、通信电杆及部分矿山机电设备和军械枪枝弹药等全由基长总库供应,其吞吐量在所有转运站中算是最大的。

1969年7月份,我们材料基地勤务2中队在宣威基长正式组建。中队编为4个排,每排3个班,我被分到1排3班。4个排中,3个排搞装卸,4排是勤杂排,有保管班、机械班、起重班。

进入老部队后,我们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把水泥、木料、钢材、矿山设备和物资从火车皮上卸下来,入库堆码整齐后,待各大队领料车来后又把它们装上汽车。每天的工作量都是成百上千吨的压在100多号人肩上。我们一起入伍的昆明兵,大部分十六、七岁,在家时从来没有干过重活,面对这样的环境,大家只有咬着牙适应。那个年代是以精神战胜一切的年代,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支撑着我们嫩弱的脊梁,再苦再累也不怕。家里来信问我部队苦不苦?我回信说苦,但我不怕苦!单说装卸水泥吧,铁路部门顶进来的车皮要限时拉走,我们就必须抢卸。这时战士们像蚂蚁搬家一样都在拼命背运,一包一包背运太费时间,我们就会一次背两包。来自宁蒗泸沽湖的彝族战友阿克阿立人、金子依姆人、金姑他二、杨新荣、杨向东等战友都是一次背三包水泥。陈干活也是泸沽湖的彝族,1.88米的块头,黝黑的肤色,典型的康巴汉子模样,一顿饭吃七、八个大馒头,每次可喝一斤多白酒。干活时亮着洪钟般的大嗓门挑战战友们,他最多一次可以背五包水泥,平时都背四包,着实让人吐舌。每包水泥标重50公斤,我们这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的人都要背两包,不然就会被人耻笑,抬不起头来。背到后来,每个人的小腿都在打颤,但大家还在不停的较劲。车皮卸空了,库房堆满了,浑身上下全是水泥灰的战友们也累得瘫软在地上久久不能站立起来。我作为这队伍中的一员,16岁的年纪背着100公斤重的水泥来回奔跑。当时母亲来部队看过我一次,看到我又背水泥、又杠木料时,她总还是有些心疼,毕竟是独生子,在家时没有什么重活可干。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住了三天就回昆明去了。到家后她来信告诉我,要我好好干,不要怕苦怕累,多向别人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今,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我不愿叫儿孙们去背负那上百公斤的重量,那会压弯他们的脊梁。但我自己始终无怨无悔!如果历史重演,如果再现一个精神力量的时代,如果国家需要,我会像我的母亲一样决不心疼子孙们身上的超负重量。因为国家的强盛需要这个国家全民族的背负,需要一种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

让我最难忘的是1970年的“火铺会战”。火铺煤矿平峒和斜井分别是404和406两个大队承建的矿井,1970年进入施工最紧张阶段,对水泥、木料、钢材的需求量很大。一天,中队长突然集合队伍讲话,他说:“同志们,接后勤部首长通知,今天上午后勤部刘兴旺副部长带车队来基长拉运水泥和木料,要求快装,保证火铺会战需要。大家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全中队的人员一起上,不许拉稀装熊蛋。大家有没有决心!”“有!”队列中的战士们齐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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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多钟,汽车营的5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开进基长。刘副部长一下汽车,就扯着惯有的大嗓门吼道:“老谭!你在哪儿呢?岀来!”一直在站台上等了好久的谭中队长忙跑步上前,向刘副部长立正、行军礼后答道:“部长,我在这里。”部长说:“你们准备好了吗?”中队长说:“准备好了。我们文书、卫生员、通信员、理发员都上了。”部长说:“三个小时装完所有汽车没问题吧?”连长答道:“没有问题。”随后转身向4个排长一挥手。瞬间,一百多名战士如猛虎下山般的干了起来。

装车开始了,在木料场的战士们迅速爬上小山似的木垛,把联接两根木料间的抓钉一取,失去固定的木料就会顿时飞滚下去,大家就一根根往汽车上扛。碗口粗细的小圆木一般一个人就可以扛起,踩着跳板上汽车。水桶粗细的圆木通常都要两个人或是四个人才能扛上汽车。副部长下的军令,三个小时装满50多辆载重汽车,我们准时做到了。当灰头土脸的谭中队长跑步向刘副部长报告完成任务时,部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重重的朝他胸上打了一拳,大声说道:“老谭,你小子真行,不拉稀啊。”说完上车带着长龙般的车队奔向盘县。汽车走后,战士们酥软的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望着蓝天高声大喊:“我的腰疼!”可谁知凑巧了,那天下午铁路上又顶进八、九个车皮需要卸货,我们又一直干到天黑卸空车皮才收工。

记得那时我们扛木料没有什么防护,连起码的垫肩和手套都没有。我当时1.69的个子,52公斤,也没有什么力气,若是4个人用扛子抬圆木还可以,如果是两个人扛圆木,别人怕你没力气,不是闪腰就是砸脚都不愿和我搭档。自己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杠小圆木。遇上云南松油性大就非常沉,压得双腿左右晃动,圆木也失去平衡,像翘翘板一样一上一下,肚子饿时,两眼闪出金星,身上直冒冷汗。这样的狼狈像让在场的农村兵们一个劲儿偷笑。我们昆明城市兵入伍时就16、7岁,有的还更小一些。周昆13岁、成敏和秦基荣14岁,他们在家还是孩子,但到了部队就不一样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你都没有什么选择,你只能上。部队是锻炼人的大熔炉,从你踏入部队的那天起,你的思想意志、行为准则就受到革命传统的洗礼。你会自觉不自觉的朝一个合格军人的标准靠拢,部队训练和紧张施工也会不断提高你的身体素质,部队几年,受益终生。我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在部队首长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6岁入团,19岁入党,20岁提干。确实是部队这个大熔炉让我锻炼成长、不断进步的。

说起来,我们中队的几个干部最能调动战士们的积极性。每逢工作任务紧迫时,谢指导员会作战前动员,极具鼓动性的讲话瞬间就把战士们说得热血沸腾;谭连长则四处联系文艺演出或露天电影;副连长李悦池则去杀猪炒回锅肉;副指导员黄阿菇会带着炊事员把开水、豆浆挑到工地。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虽然支队电影队一、两个月能来放一场露天电影,连长请到的也只是羊场煤矿或是铸造厂的宣传队,但只要有女演员唱个《北风吹》或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战士们都会用掌声喝彩,也赶走自己一天的疲劳。记得支队宣传队来了一次,演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和《红灯记》片断,还有几个独唱和快板、相声,战士们都看着了迷。

在参加三线建设的日子里,我们材料基地勤务1中队和2中队在后勤保障方面为整个41部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部队能够完成盘江矿区建设任务,与我们两个中队官兵的艰辛劳动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火铺会战期间,勤务2中队担负了41部队7个大队100%的水泥、木料供应。可以说整个盘江矿区建设中的每方水泥混凝土中,每个矿井巷道里的坑木上,都有我们勤务2中队全体指战员当年洒下的汗水。

我在部队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当时的义务兵,入伍的时候每月津贴费6元钱,第4年每月可拿到10元钱的时候已经是老兵了。特别是从农村入伍的战友每月还要积攒几元钱留着探亲用,有的战友几个月给家里邮上一次钱,到探亲时就只能借债了。但他们对工作却兢兢业业,不怕苦和累,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我们哪个年代年轻人的时代共性,可能今天的青年人是无法理解的。

在贵州盘县7年的时间里,我从干装卸工到当卫生员、再到营部卫生所工作期间,我目睹了盘县矿区的建设过程;见证了战友们在三线建设中大干加苦干的情景;分享了战友们的苦乐悲欢,这些至今还像电影一样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1975年8月,我随部队离开盘县,去辽宁铁法矿区继续服役了8年才转业回到昆明。工作到2013年退休。现在闲下来的时总会回顾自己当兵的历史。在我心中盘江矿区建设成了一个苦与累,生与死的代名词。我曾先后三次分别去了基长、瓦厂、沾益和盘南,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虽然这些地方早已是今非昔比,但回忆的巨手还是把我拉回那个年月,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的清晰。我会想到我的战友中有的早已长眠在盘县烈士陵园,有的人也已过早离世。我庆幸我们健在的人还能记住那段历史,记住在三线建设日子里的苦与累、喜与悲、血与泪、生与死。当我看到盘江矿区开采的乌金装满列车开出的时候,我从内心感到无比自豪——我的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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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叫陆志光,1949年4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大湾镇。1970年11月,我报名参军体检合格后,接兵部队的首长来家访时问我:想不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怕不怕吃苦?我肯定地告诉他:我很想去当兵,我也不怕苦!当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兴奋的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1970年12月18日,这是难忘的一天。全村的父老乡亲兴高采烈、敲锣打鼓一直送我们六名新兵到村边上车。先到了镇武装部,后送到肇庆市武装部再交给接兵部队。在离开家乡,踏上征途的一瞬间,我也有一种难离难舍的感觉。拉我们的军列是闷罐货车,我们三个班被安排在一节车厢里,地板垫上禾草就是地铺。关起门窗,空气不流通,很多人想吐,真是名副其实的“闷罐车”。

这样的旅途整整七天七夜,到达了云南省宣威县。最后到了一个粮食仓库——我们新兵的训练基地。那里地处云贵高原,气候环境很差,当地有句民谣是“四川太阳、云南风,贵州落雨如过冬。”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很落后,吃的是杂粮木茨,番茨、包谷。我们训练期间也是吃包谷。我们天天出操训练超过十个小时,晚上又要紧急集合,有时还要拉练十几公里。有一天,我感冒了跑回宿舍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想起我两岁就没有了母爱,当兵了什么都要靠自己,越想越难过。可很快老班长给我找来军医,还给我拿了药问寒问暖,又给我从炊事班打来了病号饭。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热情关怀和帮助,真的让我很感动!。

结束训练后,我们经过了几天拉练,步行走到老部队驻地盘县矿区平田矿。最后新兵分配时,我被安排到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7大队11中队。我们中队在盘江矿务局山脚树矿,住在半山腰上。营房大都是用帐蓬搭起来的,也有的是板房非常简易。我被安排在2排当铆工。我想当兵不是保家卫国的嘛,怎么像工人一样做建筑工,还要下井挖煤?当时部队还有各个工种的老师傅,他们是来自辽宁抚顺矿区的。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是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部队,是来参加开发大西南“三线建设”的部队。很快这一点经过部队教育培训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自然也都想通了。

贵州盘县是个山区,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品质优良,这在江南是屈指可数的。当地的煤燃烧性很强,磊起就能点着烧水喝。怪不得当时听说我们建设的盘江矿区出的煤是专门供应攀枝花钢厂使用的优质煤。当时我们参加军事训练,还要学习工种技术,请老师傅给我们上技术课。麻成贵师傅是分配到我们2排的8级铆工师傅,工资待遇很高。当时部队很多师傅都是上八级的高级技师、技术员,他们来自全国各个重点工业矿区。响应祖国“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来参加“大三线建设”。我们每天跟老战友边学边做,还有师傅们的传授,我们很快掌握了铆工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领。没多长时间,麻师傅和班长安排我开钻床。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使我不仅很快学会了操作各种大小钻床,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可以自己独立操作了。我们排当时的任务是平田井架铁塔安装(组装),几十米高的井架全是钢铁结构,都是靠我们铆工一粒一粒的铆钉铆起来的,首先要在钢铁件上钻很多眼,这样各种型号的钻床就发挥了作用,为此我也忙得连轴转。但也感到很自豪!

还有到平田新建大型煤仓施工现场后,我们都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当时也有矿务局抽调的工人和我们一起干,使这个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非常热闹。无论是军人,还是工人们个个劲头十足。展现出一幅大干、苦干的壮美画卷。各个工地和中队为了表扬好人好事,每周都要出二期板报。我当时就是中队的宣传员,负责利用空闲时间写材料、出板报。没多久被推荐到中队担任文书工作,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工作更忙,文书就是勤杂班的班长,既要管理中队的勤杂事务,会战时还要参加班排施工,真是又紧张又充实。

另外,我们部队还在工作之余访贫问苦,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他们开荒种地、帮助秋收。还经常组织文艺宣传队到村庄慰问演出。所以多年里我们和老百姓相处的非常好。记得部队要转战东北时,当地的老百姓都依依不舍,含着眼泪不让我们走,很是感动人。

1976年4月8日,我随部队离开贵州转战东北。乘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穿越八个省份,4月15到达了辽宁铁法矿区参加晓南煤矿的建设。不久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在部队服役。直到1980年1月,我退伍离开部队。

 

07

我叫莫庆权,1953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入伍前在家乡读完初中后,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1970年12月18日,是我报名应征入伍,接到“入伍通知书”后集中报到的日子。随后我们全地区的新兵,经过乘坐轮船、汽车、火车一路奔波,到达了新兵集训地——云南省宣威县。

经过3个月的艰苦训练之后,我们于1971年4月到了老部队驻地:贵州省盘县特区的火烧铺。当时的云贵高原,天气多变,夏天骄阳似火,冬天有时候零下5度偶尔飘雪。特别是夏天,白天气温高,但晚上降温很快。有很多时候,一天的气候三变,总之环境条件很差。

按照部队的需要,我们新兵都各自分到了不同的连队。我被安排到了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404大队4区队19中队2排。我们中队是从事地面运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将其他中队在井下掘进或采煤时产生的、用矿车装好升井的煤矸石,用电瓶车从井口牵引或顶到矸石山下,再用绞车拉去山上倒掉,然后再把空矿车送回井口。我们每天的工作分三班倒,一星期倒班一次,以此类推轮流。这项工作看着很简单,其实要做好并不简单,而且责任心要特别强。首先是绞车和钢丝缆绳要经常保养、加油,防止负重后钢丝缆绳跳离滑轮,避免矿车掉道、脱轨冲到几百米的山下。因为缆车是双向双轨,矿车是装满矸石拉上山,而空矿车会同时放下井区。所以电瓶车司机、信号工、把钩工摘钩和挂钩、插销和拔销等工作的安全关一定要把住。稍有大意,任何一个操作不慎随时都有跑车到山下矿井区的危险。好在我们工作中都能对每一台矿车上下时的操作真正做到安全确认,一丝不苟。所以,我记得在我做这项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班从来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1972年6月,我被调到了17中队3排。从事扎钢筋,浇灌水泥预制件工作。也就是包括预制楼板,还有各种型号大小不等的水泥管。并将开好的料,弯好的和绑扎好的大小钢筋构件送到矿区的大楼建筑工地,或者直接到在建的楼上去绑扎钢筋等等。当然还是天天三班倒,月月出满勤,冬天冷、夏天热,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样的工作我又干了一年多时间。

在部队时间长了,也知道了火铺矿地表下储有大量优质煤炭需要开采。而这些煤炭要运到四川攀枝花用来冶炼钢铁,这也是当年国家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之一。为此,我们当时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也感觉挺自豪的。

由于部队调防,我们于1973年11月,在火铺站乘军列离开贵州省盘县,经过一周的行程到达了位于当时辽宁省法库县调兵山人民公社的铁法矿区,继续参加煤矿基本建设。

我于1974年3月退伍回到了原籍。 细细想来,特别是从告别盘江矿区建设的岁月,到后来离开军营生活,一晃40多年了,但回想起在部队的战斗生活历历在目。我只希望今天的盘江矿区越来越好,也希望矿区职工和家属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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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我叫张家才,1952年6月出生在广东省四会市县龙湾镇。1970年12月,正在龙江立新中学读高中的我,抱着保家卫国、建设祖国的心愿报名参军。经过政审和体检,我收到了 “入伍通知书”被批准入伍了,心里特别高兴。很快我们穿上了绿军装,于14日下午5点多钟,全县的200多名新兵乘红星号客船离开四会,到广州站乘坐军列离开广东。

我们乘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12月18日到达了云南省宣威火车站。下火车后顺着铁路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叫烟库的新兵训练基地,我被分到新兵2团17连4排。

3个月的艰苦训练结束后,我们从宣威火车站乘火车,第二天天还未亮就到达了贵州省盘县亦资孔五线桥上的火铺站。到了老部队驻地分兵时,我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406大队2区队9中队4排14班。

到老部队经过学习教育和现场观察过程,使我们新兵对基本建设工程兵煤炭部队的性质和任务有了实实在在的了解。我们9中队承担的是火铺矿斜井巷道掘进的施工任务。斜井巷道距地面有700多米,中队4个排,为了赶工期24小时日夜不停的轮班施工作业。但战友们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每天下到巷道用风镐、风钻在整个巷道断面打几十个约1米多深的炮眼,然后装炸药、放炮爆破。等炮烟散尽后,我们再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把煤矸石装到矿车上。有的爆破效果不好还要用大镐挖、用铁钎或铁锤打,用手把大块的煤矸石抱或抬到矿车上,然后用绞车把煤矸石拉到地面上倒掉。为了保证安全施工,预防巷道冒顶塌方,每掘进1、2米,就要用一根根直经约20多厘米、结实的木材支起一对对樑柱,还要把一对对樑柱用木榍、木板、铁钉固定连接,确保支护牢固、安全。战友们干活都很卖力,确实有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们每天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下班上到地面,每个战士的脸上沾满了汗水和煤矸石灰尘,很难一下子认出来是谁。就在这种环境中我任劳任怨、勤奋工作。我于1971年7月加入共青团,8月调到中队部当文书,负责管理全中队的档案、文件、通知收发、文稿起草、稿件整理、宣传板报更换等工作。1972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时候为了确保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不仅各班、排都经常加班加点,而且我们队部的文书、通信员、卫生员、理发员、材料员、统计员都要到井下施工一线参加劳动。炊事班的炊事员也经常送水和食物到井下。很多战友带病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人好事和先进事迹。中队也会及时给予先进个人嘉奖,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和工作积极性,连队的施工任务每月都能按期或提前完成。

在煤矿建设中,意想不到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巷道爆破后,经常会遇到瓦斯浓度高和冒顶、塌方的情况。1972年2月,三排在施工中巷道突然冒顶。大块的煤矸石不停地往下落,顶上落空有好几米,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正在带班作业的中队干部和副排长吴邦毫,立即组织现场施工的战士们进行抢险。中队也派人下井支援,运木头、立柱子、架横樑,搭起几米高一层一层的木垛,终于堵住冒顶的缺口。但一直冲在最前面的副排长吴邦毫,被一块落下的大矸石砸中,造成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2个多月才出院。

盘江矿区属于高瓦斯矿井,瓦斯突出和爆炸经常威胁到井下施工人员的生命和煤矿的安全。1972年12月13日,我们406大队7中队在火铺矿斜井施工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瓦斯突出事故。事故发生后,虽经支队和地方的矿山救护队人员全力下井抢险救人,但最终在井下执行施工任务的一排有15位战友牺牲了。几天里他们的尸体不断从井下抬到地面用白布遮盖,停放在我们营房外道路旁的空地上。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不满20岁,他们至今还长眠在盘县烈士陵园里。

1973年初,我们2区队的5个中队奉上级命令,调到盘县土城,承担土城矿建井施工任务,这次搬迁,指战员们步行了一天一夜才到达了土城驻地,很多战士的脚都磨起了水泡。我们中队担任施工任务的土城矿主井为平峒巷道,难度较小。所以施工进度很快,每月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为此,我们就利用星期天和晚上的休息时间,与在附近修土城铁路的铁道局工程公司进行联谊活动。经常开展文艺表演、乒乓球和篮球比赛,军民关系非常好。

1973年10月,奉上级命令,我们406大队调到湖北承担荆襄磷矿王集矿段建设任务。10月中下旬,我们连队乘坐军列到达了鸦鹊岭火车站,然后换乘汽车到达中队驻地——宜昌县城郊东山.我们进行休整、训练、学习后,很快搬迁到钟祥县王集公社福泉大队驻地,投入到了施工当中。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406大队被从湖北钟祥王集磷矿调往河北唐山,参加抗震救灾。

1977年10月,我与机电股长王汝才、战友邱世相3人,被派到范各庄指挥所,主要负责范各庄矿抗震救灾、恢复生产中机电方面的技术工作。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中,曾受到大队嘉奖两次,并荣立两次三等功。

1982年5月,406团奉上级命令从河北唐山调往山西大同矿区,参加燕子山矿井开发建设。我于1982年10月完成了唐山开滦矿务局毕各庄矿竖井的移交工作后才到大同燕子山煤炭基地工作,一直到转业。

回想我当兵14年转战南北的经历,虽然很平凡,但我毕竟见证了那个时代,见证了那个时代我身边的人和事。特别是在盘江、王集、唐山、大同几个矿区的艰苦岁月和我与战友们流血流汗的日子,留给我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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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我叫刘元安,1950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咸丰县原尖山区,土家族。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9年被挑选到民办小学任教。1970年12月征兵工作开始后,我积极报名,很幸运的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接到了“入伍通知书”,终于实现了我当兵的愿望。

1970年12月22日,我们区54名新兵迈开步伐走了30多公里崎岖的小路,下午到达了咸丰县人民武装部。我们全县380名新兵在县城停留了一天。24号早上我们登上十辆解放牌大卡车告别了亲友和故乡。我们一路上换乘轮船、火车,于12月31日中午在云南富源下了火车。随后我们又步行了七八里小路来到了新兵训练场地富源县龙海沟。

我被分到10连1排1班。第二天是新年元旦,上午我们新兵二团召开了新兵训练开学典礼大会。元月2号,早操过后新训正式开始。新训中令我难忘的是元宵节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全连会操点评后,为我们新兵配发了帽徽和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3月21日,新训圆满结束。

3月22日上午,新战友们背着背包,打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唱着革命歌曲,踏上了拉练的征途。第二天下午我们终于到了老部队驻地——贵州省盘县老屋基矿。我被分到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2大队7中队3排13班。第二天上午在连队召开的欢迎会上,指导员给我们讲了部队的性质和任务。他说:基本建设工程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建立的一个新的兵种,已列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是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部队。我们要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按时完成施工任务。他告诉我们的具体任务,是盘江矿区基本建设前期工程,有立井、斜井和平巷开拓。

经过短期的入井安全培训后,我们就投入到工作中。我们7中队担任施工的是平田立井,工作环境差、施工任务重。我们实行四班工作制,每班6小时。入井时要穿雨衣、水鞋,坐罐笼下到深井处进行施工作业。工作中要求每个战士都要敢于吃苦、任劳任怨,发扬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每个班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时完成当班施工任务。我们3排的任务主要是除渣、箍井、灌浆、处理井筒。每天望着立井绞车天轮在半空中不停的旋转;地面电瓶运输车在紧张的运送各种材料;井下抓岩机在不停的运作;战士们在舞动铁锹挥汗奋战;一罐罐岩石从井下提升到地面;一桶桶砂浆又从地面吊下井底。箍井钢圈、铁瓦模板、木方木削运到井下,钢钎、铁锤叮叮当当,振动棒嗡嗡直响。立井里面的淋水又凉又大,但没有一个战士退缩、偷懒,都想着坚决完成当班任务。

回忆当时的井下施工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下井施工时,也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如抢险般的作业,没有停顿和喘气的时间,心里只装着任务。记得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休过一个班。经受了锻炼,磨练了意志,也受到了官兵们的好评。

1971年6月23日,我被调到大队机关勤务连地测排工作。从基层到机关不论是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工作是地质勘探,这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地质主要是为将来移交地方所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我们在技术员的带领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是到野外鉴别岩石的沉积种类,区分各种岩石沉积的时间和来历;二是进行地探打钻,记录岩石标本;三是到井下对斜井、平巷的岩层和煤层走向进行分析,确定正断层和逆断层的不同作用。特别是在平巷中发现煤层段落时,就必须根据断层来确定煤层的走向进行记录、制作草图,确定方位,为将来采煤提供可靠的数据;四是描绘制图,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不能有半点差错,不论是立井、斜井、平巷、采煤区、运输区都要绘制成一套套完整图纸,描绘成一张张蓝图。三年来的地探工作使我懂得了地质科学的重要性,它为矿区的后续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

1974年我被调到大队后勤直属机修中队工作。机修中队共分4个排,车、钳、铆、电、焊样样齐全。我被安排在4排电工排平田供电所,担负着整个老屋基矿的供电。后来又参加了老屋基矿主井永久机电设备安装。1975年是老屋基矿移交机电设备安装的最后一年。有当地72工程处抢建设计120万吨的选煤仓工程,有铁路七局和九局在贯通平田隧道及火车站的基础施工。一时间,施工现场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部队所担负的机电安装工程也特别繁重,各区队的机电队负责所属范围内的地面及井下安装任务。我们机修中队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平田老屋基矿变电站和井下中央变电所的架线以及室内输送配电和控制室的安装。全中队170多名战士在队长张胜利的带领下,召开了动员大会,布置了各排的施工任务,要求10月完工投入试运行。时间紧、任务重,中队提出了“大干100天,苦战6个月,10月调试办移交,转战东北到铁法”的口号。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整个安装工程任务,我们机修中队荣立集体三等功。

1976年2月初,我们告别了老屋基矿军营所在地,奉命转战东北到了辽宁省铁法矿区晓南矿。东北的冬季,雪原无边、天寒地冻。在那里我又相继参加了晓南、小青和大兴三座矿井的基础建设任务。直到1980年1月退役回到了故乡。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回首当年,我能成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一员投身祖国煤炭事业,使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9年多的军营生活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不论是在贵州的乌蒙山下,还是在冰天雪地的辽宁铁法,都留下了我和战友们的身影和足迹。特别是我们在盘江和铁法两个矿区,奉献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有的战友甚至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期望我和战友们,有朝一日再次踏上盘江和铁法的土地时,看到的是一派崭新、美丽、富裕、和谐的美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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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叫谢登茂,1952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咸丰县尖山区。1970年末,我响应祖国召唤,报名参军,经过体检和政审合格后,我成了一名新兵。12月24日我们离开家乡踏上征途,经过七天的车船换乘,于1971年元旦到达新兵训练地——云南省富源县龙海沟。在这里经过50天的学习和训练,我们完成了从老百姓到一名军人的转变。

训练结束后,于2月20号通过拉练的方式,步行军于21号14时到达了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2大队驻地:贵州省盘县大板桥。当我分到新组建的18中队2排6班后,才真正知道了我们是搞煤矿建设的部队。而我们中队又是井下施工连队,我原来梦想当一名技术兵的愿望彻底落空了。通过中队20多天的理论学习,我们了解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是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专门组建的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和的部队。接着经过学习和安全与技能培训后,我们于3月中旬开始下井参加施工。我们中队的施工任务是承建年产90万吨的老屋基矿北一副井。这个矿井设计为斜井,坡度为26度,井巷长度720米,一个采煤工作面。斜井掘进断面11平方米,净断面7.8平方米,巷道掘进临时支护采用木材支护,永久支护采用料石和水泥砂浆砌碹支护。上级规定前3个月是练兵阶段,对完成任务没有严格的要求,主要以实践为主,一切按程序操作,为后来施工打好基础。3个月后,对完成施工任务就有了硬性的要求,完不成就要受到批评和通报。为此排与排、班与班之间经常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我们施工前,这个井巷己掘成160米左右。我们接手时由于地质原因施工不准打眼放炮,只能采用风镐掘进,因为岩石较硬,一个小班只能掘30至40公分。后来采用打眼放炮掘进,矸石运输用箕斗车提升,人工装车。施工设备除了几台风钻和风镐,其于全部是人工完成。一天四班倒,每班6小时,作业时间不长,但是劳动强度极大。特别是斜井施工,有巷道水和顶板渗水,工作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我们下班后自己烤干后第二天再穿,不然第二天只能穿湿的了。在砌碹时我们经常抱料石工作服很快就磨破了,也只能补了再穿。进入采区巷道施工时顶板淋水更大,因为距地表近,南方雨水较多,给施工带来很多困难。再就是粉尘也较多,特别是斜井施工通过七号煤层,是厚度3米多的粉煤。采区巷道是原煤层倾向布置巷道,掘进放炮后煤就成了粉末。我们作业时全身出汗粉尘粘满全身,所以下班时我们只能互相看到对方牙齿是白的和眼球在转动,基本和黑人差不多。好在我是从农村入伍的兵,特别能吃苦。我们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鼓舞下,在井下施工时,每天上下班都是在26度的斜坡走上700多米再走到工作面。这样日复一日,我们只有坚持再坚持!

老屋基矿的地质条件很差,巷道常遇到泥质页岩,顶板破碎,极易片帮和冒顶。当斜井掘进720米后要改变方向,在进行井底车场施工时出现了高达8米的冒顶,全中队处理了近一个月。在北一采区开切眼与采区回风巷处出现冒顶时,高度用矿灯光照不到顶。我们一个排经过多方努力都未处理完,后来只好修改设计改道施工。虽然矿井下不安全因素极大,但是部队各级领导对安全工作都非常重视,值得庆幸和骄傲的是,我们中队5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故。

在井下施工中劳动强度很大,除了风镐打眼外,放炮后清除矸石,必须人工一锹一锹转送,多次才能将矸石装入箕斗或矿车内。其次是用料石砌碹,特别是砌到拱顶部位,每块近百斤的料石必须经过搬、抱、挺、举、摆,倒五次手才能完成。如果是在岔巷作业需经六到七次手才能完成一块。我们一个月只有月底两天休息时间,一年要上80多个夜班。我们有时上夜班,在工作面站着都能睡着了,因为大家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正是睏觉多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营房是土坯平房,房顶盖的是油毛毡。一个排30多人住一大间,冬天冷、夏天热,冬天取暖就靠一个地炉子。我们睡觉盖4斤重的被子,一个排只有一件大衣那是冬天站岗时轮换穿的。用的水是从山沟中引来的,中队食堂买菜有一辆马车。烧的煤是附近老乡小煤窑的煤送到中队,但后期有施工中的建设煤可自用。生活上早餐基本是米饭就咸莱,其余每餐一个莱,一星期能吃上两、三餐肉。文化生活方面,我们一星期看一到两场电影。有时去大队部所在地看一场电影来回要走6公里路,而且统一行动不去不行,上零点班的战友回到中队,吃完饭就要马上去上班,因为井下不能停工。   

其实在极其艰苦的坏境里,是最能磨练人的地方。所以,回想当年的经历真的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当时我们中队的官兵在施工中齐心协力,每个月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特别是1972年“大战红五月”活动中,我们中队斜井掘砌成巷完成了60多米。我自己也始终坚持勤奋工作,中队首长对我也很赞赏。我先后当班长、代理排长、入党、被选送到训练队培训、去新兵连训练新兵,也曾多次受到中队、区队和大队的嘉奖。经过我们部队指战员近10年的艰苦奋战,年产90万吨的老屋基矿井,于1975年9月30日顺利移交给盘江矿务局投入生产。

我们中队于1976年元月离开贵州省盘县调防到辽宁铁法矿区,先后参加了晓南矿和小青矿东风井的建设。1983年5月部队撤改后,我先后在二建公司和原铁法矿务局第一工程处工作。1986末调回湖北。先后在咸丰县国有坪上煤矿、县煤炭开发基金征收所、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工作,于2007年退休。

回想起自己当年在贵州盘县和辽宁铁法从事煤矿井下工作10多年,但到退休时,却不能享受国家规定的从事井下工种的待遇,就因为我是当兵的。这虽然感觉不公平,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毕竟为当年祖国的“三线建设”和煤炭事业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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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谢波成,1951年6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咸丰县活龙区。1970年12月19日,我被100多人的队伍敲锣打鼓的送进了参军的队伍。我们县380名新兵,分乘十辆大卡车被送往地区所在地——恩施。全地区新兵集结后,我们又继续前往巴东港,转乘“东方红”35号轮船直达重庆朝天门码头。之后,我们又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菜园坝火车站,乘闷罐车到达了云南省富源县。我们的训练基地是在距县城七、八里路的龙海沟

到达新训地的第二天就是1971年的元旦,我们度过了从军后的第一个节日,但开饭时一个班也就一大盆菜。新兵训练是十分艰苦的,白天单调枯燥的军事训练。晚上学习政治理论和部队条令,夜间不定时的紧急集合更是家常便饭。但我们都坚持到了最后没人掉队。

1971年3月5日,我们到达了驻扎在贵州省盘县特区老屋基的老部队。我被分到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2大队15中队。当天晚上,由中队指导员给我们新兵上了第一课:介绍我们部队的性质。他说我们部队是按照毛主席的“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于1966年8月1日成立的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的基本任务是——参加煤矿基本建设。这使我们大多数新兵大失所望。本以为穿上军装就可以扛枪站岗、保卫祖国。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从事煤矿基础建设,人称“煤黑子”。针对新兵的思想情绪,中队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我们终于明白了:当时祖国建设急需煤炭。而我们所在部队负责施工的老屋基矿是一个设计年产90万吨的大型煤矿。矿井建成后,开采出的煤炭,是要运到攀枝花钢铁厂炼钢用的,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这和保卫祖国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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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上世纪60年代“大三线建设”时期,党中央决定将我国基本建设施工队伍改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这一伟大战略决策为背景;以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为对象;以数十名官兵亲身经历的故事和煤炭部队17年的奋斗足迹与辉煌业绩为主线,记述了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殊时期,为改善煤炭工业布局、加快重点煤矿和矿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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