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坑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万传芳

◎第一节

这是二零零二年三月的一天。在东坑镇井美工业区伟业塑胶五金制品厂,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是我入职的第一天,我的厂牌上,职务一栏写着:生产文员。上班没有多久,仓库送来一叠送货单。我的师傅阿芸告诉我:仓库交上来的每一张送货单都要找到相对应的采购钉在一起存放。一张采购单上的货物全部送完了,我们才能把整理好的单据交给上司李小姐。这些单据最后要带回香港总部,作为给供应商付款的依据。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万万马虎不得的:一旦单据出错就会影响到给供应商付款;耽误了供应商的付款时间,供应商不高兴了,就会影响到材料的交期;材料交期跟不上,我们的出货就受到影响;出货受到影响,客户不高兴了,就会推迟我们的货款。最终,被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阿芸很有耐心地教我,我坐在她旁边,看她整理单据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她问我:“你学会没有?”我告诉她:“学会了。”于是她让我整理单据。我接手过来,只做到一半就不知道怎样做了。这应该是新手都会犯的通病吧,谁叫我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坐在办公室里面当文员呢?所以,必须学习,从整理单据学起。

电话响了。香港总部有传真发过来,让我们给信号。伟业厂办公室电话和传真机共用一个号码,电话放在大办公室的墙边上,传真机放在与大办公室一墙之隔的经理室。通常情况下,下班时间我们会把传真机设置成自动接收状态,以便接收香港的传真。上班时间则把传真机设置成手动接收,我们才能接电话。所以,上班时间要是有传真要过来,就得手动给信号。

传真机缓缓吐出纸来,阿芸看了看,告诉我:“有新订单。”阿芸把这些订单用传真机复印了许多份。东坑的工厂只负责生产、出货,香港总部负责接单、收款。香港总部收到订单以后,先传真到工厂这边,让我们提前准备物料、安排生产计划。工厂没有复印机,正式订单由香港总部复印好了,等到老板从香港过来的时候用背包背过来。传真过来的订单,我们只能先用传真机复印了给相应的生产部门作参考。等老板背了正式订单过来,再发放正式订单,同时收回传真机复印出来的那一份。

阿芸用传真机复印好了订单,放了一份在李小姐桌上,然后才拿着订单挨个部门去发放,我跟在她身边,她一边分发订单一边念叨:质检部一份、仓库一份、五金部一份、塑胶部一份、生产部一份。去各个部门的时候,她把我介绍给了各部门的主管。塑胶部的主管高高瘦瘦的,外号叫排骨;五金部的主管长得又高又壮,外号张胖子;生产部主管长着一张大众脸,也没有外号,不太好记。虽然大家都叫他主管,其实他并不是正主管,而是一个副主管,我们叫他阿明。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李小姐桌上的订单就已经放回我们桌上了。我们和李小姐共用一份订单。她看过订单,我们就可以采购物料了。李小姐的职务是行政主管,但是她还要兼管工厂的生产,工厂经理则主管模具部和工程部。阿芸看了看手上的订单,拿出物料明细表,对我说:“我们要开始下采购单采购物料了。”伟业厂的产品结构很简单,要采购的物料也不多,纸箱胶袋是每张订单必须要的,有一部分产品需要买一些配件。我看见阿芸坐在桌上拿起来一叠空白采购单开始订料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害怕,甚至想:早知道生产文员还要兼职采购,我就不来面试了。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能做采购员的人,一定是能力超群的人。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高,哪敢奢望做采购这份工作呢?不过,既然来了,而且为这份工作,我已经交了一百块钱的压金,也只能赶鸭上架了。

我能被伟业厂录用,还得感谢阿芸。要不是面试那天她递了一张纸条让我写个人简历,我或许就与这份工作无缘了。后来进厂后,阿芸笑着对我说:你来面试的时候,手写的个人简历都在爬坡呢。这倒是一点都不假,我要是在没有线条的纸上写字,写着写着字就写歪了,不是在爬坡就是在下坡。我拿着写得歪歪倒倒的个人简历去面试,李小姐却偏偏就录用了我,不知道她到底看中了我什么?或许录用与被录用也是一种缘分吧。

把写好的采购单逐张发传真给供应商,再回到座位上坐了一会儿,就到了下班时间了。阿芸说:“去吃饭吧。”我跟着她去了饭堂。工人们早已拿着碗,排起了长队。我们在饭堂中间的一张饭桌前坐下了。我看见饭堂里面摆着三张桌子,这是职员吃饭的地方。我们这桌坐的是办公室的人,另两桌,一桌坐着各部门主管,一桌坐着模具师傅。墙边的铝架上放着一桶汤、一桶饭。喝了半碗汤,再打了饭坐到饭桌边上,厨师就已经把菜端上来了。刚炒出来的菜热气腾腾的,两荤一素,用大盘子装得满满的。菜不错,一盘炒猪耳朵、一盘沙瘦肉、一盘炒青菜,菜做得相当精致。

与我们的伙食相比,员工餐就要逊色多了。员工餐只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而且荤菜里面的肉并不多。员工的饭装在大塑胶桶里面,胶桶是直接放在地上的;至于员工的菜呢,则是由厨工用不锈钢碗分好了,工人排了队,凭纸质饭卡领菜,每领走一份菜,厨工就用圆珠笔划在饭卡上划一个勾。给员工分菜的工作在下班前就完成了,等到下班吃饭的时候,菜都不太热了。工厂在饭堂外面搭了一个棚子,棚子里面放着桌子板凳,那是员工吃饭的地方。我们坐在饭堂里面吃饭,可以望见外面员工吃饭的棚子。许多员工就着份量并不多的菜大口大口地吃着饭。员工的伙食太差,不少人自己备了辣椒,就着辣椒吃饭。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工厂早就没有了伙食级别,全厂的人不管职务高低,全部统一就餐。不过在二零零二年,许多工厂都把职员餐和员工餐分开,员工永远只能吃最差的伙食。工厂的饭菜真养人,我进厂的时候,同事们都说我清瘦清瘦的,可是一年以后从伟业厂离开的时候,却胖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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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吃完饭快十二点半了。阿芸说:“我们出去晒太阳吧。”我、阿芸、人事文员小文,我们仨来到工厂旁边的东升大道上,阿芸花一块钱买了一袋薄荷糖,我们坐在路边的草坪上,一边吃着薄荷糖,一边晒太阳。就在我们三人聊天的时候,我看见曾经与我在群茂电子厂做过一天的同事的广西仔从群茂厂的方向走了过来。见了我,他问我:“你怎么不去上班了?”我告诉他: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所以不去了。他说:“我还要坚持。”群茂电子厂工作满一周必须住进工厂宿舍的,他告诉我,他找到人事部,给负责人说晚几天才住进工厂里面。住在外面的好处是:每天还可以出来走一下,四下寻找机会。如果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就离开。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我比他幸运一点,早一步找到了适合我的工作。广西仔同我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告辞了,他还得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工业区附近一家工厂挨着一家工厂地看招聘启事。

待广西仔走远了,小文对我说:“阿芳,我发现你在东坑的人缘不错,坐在路边上都会遇见熟人。”我在东坑哪有人缘呢?广西仔因为和我同一天进群欣电子厂,所以认识。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很快就会相忘于江湖。在东坑,我真正的人脉,只有大妹。小文在东坑唯一的依靠是她老家的邻居,她的邻居虽然比她大不了几岁,但是辈份却比她高,小文叫她阿姨。阿芸来东坑好些年了,在东坑有很多老乡。我和小文刚来混广东淘金的时候,她却已经在广东挖到了第一桶金,打算拿着打工挣的钱回家盖房子了。

下午的事情少了一些,阿芸有空坐在座位休息一会儿了。当然,所谓的休息,也只是坐在桌前沉思片刻。她休息的时候,我也可以跟着偷一下懒。坐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进了办公室,对阿芸说:“阿芸小姐,我的车到了。”是货车司机。伟业厂没有自己的货车,要出货的时候,就叫外面的司机。国内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东莞和深圳周边,路程不太远,而且并不是每天都出货,不用多少运费。出香港的货以及送往国外的货,都是找专门的运输公司来拉货走。

阿芸对我说:“出货了。”然后拿着出货计划表、客户订单,还有计算器、本子、笔,出了办公室。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不见了阿芸的影子。李小姐提醒我:“阿芳,跟上阿芸,去生产部出货。”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三楼生产部。阿芸和生产部的统计员阿娟已经来到三楼的货物堆放区了。离货物区几步远的出货通道已经打开。所谓的出货通道,就是在生产部外墙上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下面有一条滑道一直通向一楼。平时出货通道是锁着的,只有在出货的时候才会打开。货车司机已经倒好了车,打开了车厢门,车厢门正好接着出货通道的最末端。阿芸拿着客户订单和出货明细一箱一箱地核对货物,阿娟也跟着一起核对,并告诉阿芸货物的堆放位置。两个人核对了一会儿,阿芸说:“开始搬货吧。”阿娟从流水线上叫了几个男工人,他们把货物运到出货区,再放入出通道放,一箱箱货物就顺着滑道滑到一楼的货车厢里面。车箱里面,有两个男工,把滑下去的货物摆放整齐。三楼放完了货,我又跟着阿芸下了一楼,到货车上清点好货物的箱数。从东坑出车去深圳一趟不容易,几百块钱的车费,一路上要捎带上好几家客户的货物,必须核对无误才能放行,若是出了差错,又得再出一趟车,浪费钱。核对好了箱数,我们再回办公室开送货单。开送货单倒不太复杂,填好客户名称、送货地址、填上订单编号、产品名称、送货数量,盖章签名,一张送货单就开好了。这也是不能马虎的事情,我们开出去的送货单,不久之后就会带到香港总部,月底的时候香港总部同客户对完帐,这些单据就变成金钱了。伟业厂一百多号工人,香港总部也有几位同事,全都指望着这些送货单变成货币发工资呢。

开完了送货单,司机出车没有多久,香港总部打电话过来询问其中一家客户的货送出去没有。阿芸告诉香港总部:车子刚走,车上还带了另外几家客户的货,预计下午三四点钟才能把货送到客户那边。香港总部说:“你催着司机快一点啦,客户那边今天都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催货了,再不送货去,他们就要压我们的货款了。”

放下电话,阿芸拿出一本笔记本,把出货的明细做了记录,又把已经完成的订单收到已完成订单文件夹。只出了一部分货的订单,在客户订单上做了出货记录。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却得细心。我们的办公桌上没有电脑,只能手工做笔记。整个伟业厂,全厂只有五台电脑:模具部两台电脑,好几个师傅共用;工程部三台,一台是侍服器,一台是工程师画图专用的,剩下的一台,才是办公室人员公用的。这台公用电脑,只有到了每个月月底,人事文员算工资的时候,才去电脑前坐一天。办公室公用的电脑如果摆到大厅,我们或许还会找借口用一下电脑。可是,工厂却把它放到了工程部。工程师阿江性格有一点古怪,平时上班的时候,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又不开灯,这样一来,工程部看上去像一个暗室,没有必要用电脑的时候,我们也懒得去动电脑。二零零一年,我用业余时间在外面的电脑培训中心辛苦苦学来的电脑知识,在伟业居然派不上用场。以至于后来离开了伟业,办公桌上有了自己的电脑时,很长时间内我还适应不过来。

没有电脑,脑子的负担就加大了,必须去记很多东西,因为李小姐突然会问到一个问题,我得立即做出回应。不过,人都是逼出来的。那个时候的记性好得出奇,李小姐问我什么,我几乎不用翻笔记本就能回答上来。

六点钟开始加班,进办公室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加班时间固定为三个小时。晚上的氛围比白天好一些,因为到了晚上,李小姐并不是三个小时坐在办公室里面,有时候她很晚才来,有时候她去车间帮忙了,瞅着她不在,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聊天,偶尔溜到仓库或质检部去玩一下,不过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必须回办公室接电话。伟业厂不大,人不多,人际关系也不复杂,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量虽然大了一点,却也过得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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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阿芸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她下采购单的时候,一边对着物料明细表写采购单,还一边教我如何下单,如何对着物料表查需要订购的物料。下采购单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纸箱了。纸箱要按国际公式计算价钱,普通外箱和卡板的国际公式简单,计算的时候不用花多少时间,套盒的国际公式是长长的一串,算一只套盒最少得花两分钟。纸箱的计算公式就贴在办公桌右上角,看着那一串长长的公式,我就觉得头皮发麻。纸箱的箱唛资料也非常重要,不能出错。伟业厂每个月有一部分货物出口。箱唛的资料,很有可能就写着落地港口名。弄错了箱唛,就有可能导致货物被运到了错误的地点。阿芸是有能耐的人,她在伟业工作一年多了。在阿芸之前,仅有一个文员做了三年,其余的人都只做了两三个月就走了。这个职位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这些都是阿芸离职以后别人告诉我的。而我,居然在伟业厂熬了过来。或许是我的脸皮挺厚,人家不炒我的鱿鱼我就不走,而我又没有差劲到被炒鱿鱼的程度,所以就留下来了吧?在伟业的一年时间里,是我来广东以后的这些年里,学知识最多的一年。离开伟业以后,进了许多工厂,才知道原来在伟业学的东西却挺管用:业务的、采购的、生产管理方面的,只要给我一个职位,我就能做下去。伟业还真是一个能磨砺人的地方。

我跟着阿芸学习了四天,就到了周末。休息了一天再去上班,不见阿芸。李小姐对我说:“阿芳,从现在开始,你就得独立工作了。你不用害怕,做事的时候仔细一点,不懂的问我,很快就上手了。”终于要赶鸭上架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独立工作了。

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催物料。李小姐特别交待,有一批螺丝刀要回来,让我打电话过去催。找到阿芸留下的采购单,打电话给供应商,供应商却告诉我:这批货物是阿芸下采购单的时候出错了,我们要的是银色的,阿芸下单下成了黑色,他们按订单要求做成了黑色送货过来,李小姐却让他们重新镀银色,这样一来,就得把黑色洗掉了再镀银色,增加了工艺要收差价,让我重新传一张订单补齐了差价才重新镀银色。我对供应商说:这是以前留下的尾巴,现在阿芸已经离职了,我们得把这个尾巴清理干净,不要收差价了,毕竟两家工厂要的是长期合作。可是供应商的态度却非常强硬。见我谈不拢这件事情,李小姐从座位上站起来,从我手里在接过电话,对着话筒用粤语说了一通,放下电话以后,告诉我:她找到工厂的老板娘了,老板娘同意免费帮我们处理,在工厂下午下班前把螺丝刀送进仓库,让我催着供应商。

处理完这件事情,老板从香港来了。他是李小姐的叔叔,和经理在同一个办公室,与我们办公的大办公室仅一墙之隔。等老板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小姐告诉我:不要叫他老板,要叫他李生。李生很快就从他的办公室里面走出来,扔给李小姐一个大大的袋子。袋子里面满满地装着订单。李小姐看了一下订单,对我说:“把订单发下去。”我坐在桌前整理订单。质检部、仓库、五金部、塑胶部,还有我自己,五个部门每个部门一份。分好订单,又交给李小姐检查了一下,才发放下去。

把订单发放到了各部门回到办公室,我开始采购物料。李生带回来的订单虽然多,不过都是挺简单的产品,每张订单只需要订纸箱和胶袋。先订胶袋。订胶袋倒是简单,写上胶袋的材质,订购的数量,胶袋尺寸大的,得打孔的,画一个需要打孔的图案,标注上打孔的位置。最后,在采购单上标明价格。我们下订单给胶袋厂的时候,按个数下单。不过胶袋厂送货的时候,是按公斤送的,仓库也按公进收货,这是行规。下完了胶袋的采购单,就开始下纸箱的采购单。

打开纸箱尺寸表,先写好尺寸,再按国际公式慢慢地计算价钱。第一次单独采购纸箱,每一款纸箱的价钱都算了两遍才敢写上去。下完了所有的采购单,我把这些采购单放到李小姐的座位上等她审核了。有人审核采购单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下的采购单有错,在采购单未流传出去之前,发现了错误还能够改正。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新手,对什么行业都不懂,得有一个人指点。有上司在,上司就相当于一棵大树,有任何风浪的时候,大树就是我们的避护所。

李小姐检查得特别仔细。她检查了好一会儿,突然叫我:“阿芳,你过来一下。”我走过去,她说:“你看这张订单,纸箱的价钱是不是算错了?”说着,她拿着计算器,和我一起算起来。我们算了一遍,同我写在采购单上的价钱一样。她说:“刚才我算错了,你的没有错。以后算纸箱的时候,一定得小心一点,不要出错了。算少了供应商不高兴,要找你的麻烦;算多了,我们就得多付货款给人家了。”我听从了她的教诲,拿着她审核过的采购单,去经理办公室发传真。

传真机这个玩艺儿真是神奇。一张纸传真过去,对方就能收到与你这边相同的文字内容了。以前阿芸发传真的时候,每次我都跟着她,觉得它用起来一点都不复杂,就像打电话一样,拔了传真号码,按一下键,资料就传出去了。今个儿让我自己去发传真,把采购单放进了传真机,拔了传真号码,听见对方的传真机有信号了,于是按了某一个键(肯定不是传真键,事隔多年,我也记不清当时到底按了哪个键),传真就断线了。再次拔号,却连信号都没有了。在传真机前忙活了老半天,连一份传真都没有发出去。我急得直冒汗了,不知道该怎样办,倒是小文主动过来帮我了。她说:“我就听见传真机的键在一个劲儿地响,算着你在发传真,过来看一下。”她又教了我一次,我才终于知道该如何用传真机了。解决了问题,手头上的采购单很快就传了出去。

发完传真,再逐个打电话到供应商那边,核对订单的接收情况,同他们的负责人确认交期。正常情况下,纸箱的交期是三天,胶袋两天。虽然供应商迟一两天交货也不会急到哪里去,不过到了交货时间没有交货,还是得打个电话过去,催一下,怕他们忘了生产。我们下给供应商的采购单,量都不太大,有时候,一张采购单就买三四个纸箱、两三千个胶袋,一不小心就漏单了。当然,我算幸运,我们的供应商漏掉生产情况很少发生。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这边给人家带来了麻烦。比如说:有的客户货急,下了订单就找我们要货,我下出去的采购单,就不能按正常交期来找供应商要货了,有时候上午下了采购单出去,下午就要货,大多数时候,供应商都挺配合我们的。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些帮了我们的供应商。他们不仅仅只是在帮伟业,其实也是在帮我。

下午的下班铃声响起的时候,螺丝刀回来了,还是工厂老板娘亲自驾着摩托车送货过来的。李小姐交待过我,货回来就得发往香港。

晚上加班,质检部优先检验了螺丝刀。我从抽屉里面拿出快递单,又从文件柜里面找出以前阿芸留下的快递单,依葫芦画瓢,写好了一份快递单,特意交给李小姐检查了一下,才拿着快递单去仓库让仓库备货,然后打电话叫快递公司来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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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晃我在伟业工作一个多星期了。早晨刚上班没有多久,保安肥佬就上来告诉我:厂门口有人找我。我走到厂门口,就看见了阿芸。她刚去了菜市场,手里还提着一把青菜。几天不见,见到她,我突然感到特别亲切。她问我:“上手没有?”我告诉她:从她走后,我就开始独立工作了,该做的事情都会做了,只是还不熟练。她说:“没事,过几天就熟了。”正在我们俩聊得起劲的时候,工程部的阿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见了阿芸,问她:“阿芸,找到工作没有?”阿芸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有出去找工作,这些天先让老公养着。”阿芸对人倒挺和善的,阿江一到,她说话的态度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时我疑惑不解。不过后来终于知道了:阿江的脾气有些古怪,又有些傲慢,自以为是,与办公室的人不合,大家见了他说话也就没有好语气。阿江和阿芸打了个招呼就走开了。等阿江走远了,阿芸才对我说:“阿芳,你帮我拿一下厂牌,在办公桌右边的第三个抽屉里面放着。”我回到办公室,找到了阿芸的厂牌帮她拿下去。这是她离开伟业以前,自己为自己办的一张厂牌,职务栏写着采购员。在那个年代,离厂的人只要能通过关系办到一张厂牌,都会办一张厂牌带出去。在外面租房的时候,万一遇到治安队查房,有了厂牌,就足以证明自己不是无业人员。阿芸拿了厂牌,就又提着菜回去了。走的时候她告诉我,伟业还没有结工资给她,她还得再回来一次。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某一天的自己。我在想: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伟业,会不会也要等我离开好久以后,工厂才结工资给我呢?而且,如果我离开了,成了失业人员,我能投靠谁?不过,后来我很幸运,离开伟业的时候结清了全部工资,经理又帮我介绍了工作,所以没尝到过流落街头的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芸。后来听仓库阿华说,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事晨跑,从井美村跑到了黄麻岭,在黄麻岭见到了阿芸,阿芸告诉他们:她已经找到采购员的工作,工厂就在黄麻岭。再后来,听说阿芸辞了黄麻岭的工作,回家建房子去了。再再后来,就没有了她的消息。

送走了阿芸回到办公室,李小姐没有在。我手头上也没有急着要处理的事情,决定去仓库找阿华聊天。在办公室周边,最安全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仓库了。坐在仓库的办公桌前,可以望见办公室门口的动静,但是在办公室门口却望不见仓库办公桌。工作时间想开小差,就来阿华这里,一边聊天一边瞅着办公室门口,见到经理或者李小姐的影子,就立即朝货架边上走,美其名曰找材料。有时候买了早餐来不及吃,也躲到仓库的某一个货架后面,或是躲进纸箱堆里面,坐下来慢慢地吃,吃完了再回办公室。这都是我进伟业很久之后,经常做的事情。

我过去的时候,阿华正拿着一包方便面在干啃。见我过去,他说:“小屁孩,你又过来了。”其实阿华也大不了我几岁,不过结婚早,孩子都要上幼儿园了,于是在我们面前故意装老成,叫我们小屁孩。他打开抽屉,一包瓜子躺在里面。他说:“吃瓜子。”我在阿华那儿吃了一会儿瓜子,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按照常规,电话是找李小姐和找我的多,找小文的少。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正向办公室走去的时候,就听见小文在叫:“阿芳,电话。”

是胶袋厂打过来的电话。他们总不按时间交货,幸好仓库有一些备用胶袋,生产急用的时候,就用备用胶袋顶替。每次打电话催货,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交不出货的理由:机器坏了、停电了、或者没有原料了,然而催货款却比任何一家工厂都催得急。不得不说,工厂确实拖了他们的货款,却也不多。我对胶袋厂说:工厂在每月月底安排付款,如今还是月中,还要再等几天。胶袋厂却说:你们连去年十二月的货款都没有付呢。去年十二月份?太遥远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伟业。付款的事情一直是出纳林叔在安排,林叔是老板的堂兄弟、李小姐亲爸,月底的时候他说付哪家货款,我就通知哪家供应商来请款,别的事情我也作不了主。胶袋厂找我要不到货款,就找李小姐。李小姐特别讨厌他们,后来只要是胶袋厂打来的电话,她就让我去接。胶袋厂找我和李小姐都要不到货款,就找林叔。林叔从来不接办公室电话,他们又不知道林叔的手机号码,自然找不到林叔。伟业厂其实一点都不缺钱,也从来没有赖过任何一家供应商的货款,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拖。不仅拖欠供应商的货款,还拖欠工人的工资。我在伟业厂工作一年,工厂似乎从没有按时发过工资。

胶袋厂整天找我们要货款,到最后,李小姐对我说:“我们把胶袋供应商换了。你翻一下东莞黄页,多找几家离我们近的港资厂,让他们报个价过来。”找港资厂是个好主意,这样我们就可以交给香港总部付款给供应商,省得整天被供应商催款。东莞黄页真是个好东西,对于采购员来说,不用出门就能找到供应商。我翻了一下黄页,很快就联系到了好几家港资胶袋厂,不一会儿一张张报价单就通过传真机送到我手里。我挑选了报价便宜的几家厂,写了几个我们常用的胶袋规格过去,让他们打样版。经过打样、谈价之后,新的胶袋供应商确定下来了,我们就真的换了胶袋供应商。后来,以前的胶袋厂再打催款电话过来,我和李小姐都不接,让小文去接。

胶袋厂这边应付过去了,纸箱厂又在问我们几时付款。纸箱厂我倒不担心,他们的货款直接由我们香港公司付款给他们香港公司,我能做的,就是按时把纸箱厂的送货单归档了,交给李生带回香港总部去。偶尔在写给香港公司的传真上,写完正事,在传真的最后写上:纸箱厂在催货款这几个字。纸箱厂那边的人比胶袋厂的人好多了,即使香港公司没有付货款给他们,他们也照常给我们供货。纸箱厂的业务员透露给我的消息称:我们是他们厂的第五大客户,虽然我们每一款的纸箱订单量小,但是款式多,而且每隔一两天就会给他们订单,所以他们不敢得罪我们厂。

在伟业厂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供应商找着我要货款。虽然不是我私人欠他们的货款,但是人家要钱的时候,倒弄的真像我欠了他们的。没有办法,每一个做采购的都会被别人要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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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只有我和李小姐有办公室钥匙。有钥匙是一件好事情,比如说休息日的时候,突然想要回办公室办一件事情,自己拿着钥匙打开门就是了,不用四处找钥匙。当然,有时候也是坏事情:会有别人找你拿钥匙。人家拿钥匙用一下也无所谓,办公室里面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谁拿了我的钥匙打开了门去偷东西。伟业的人际关系并不复杂。

星期天晚上是不用加班的。吃过晚饭,小文对我说:“阿芳,我要去办公室拿一件东西,你把钥匙给我用一下。”我说:“好吧,你拿去。”她说:“我拿了东西就出去玩,我们一块儿出去吧。”办公室里面,李小姐是主管,同我们玩不到一块儿,能和我玩到一起的就只有小文。走到办公室门口,我把钥匙递给她,让她自己开门。办公室的钥匙是梅花形的钥匙。小文把钥匙插进门锁里面,拧了半圈就拧不动了,让我帮她。我见她要我帮忙,就上去帮忙了。我使劲拧了拧,钥匙就是卡在门锁里面拧不动。我想把钥匙退出来。被卡住的钥匙哪能退出来呀?小文这个时候倒成了旁观者,看我把玩着手上的钥匙了。弄了老半天,钥匙依旧卡在门锁里面。

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经理过来了。经理是个热心人,见我拿钥匙没有办法,就上来帮忙。他左忙右忙忙了好一阵子,钥匙依旧卡在门锁里面。经理说:看样子只能把钥匙从门锁里面拔出来了。他从生产部借来了钳子使劲一拔,钥匙断在锁里面了。叫了电工过来修锁,电工经理说:修不了,只能换锁了。电工从仓库领了锁,三两下就把锁换好了。

这次不是梅花锁了,是普通的锁,一看钥匙就知道钥匙的方向,依旧是我和李小姐每人一把钥匙。第二天总务就来找我,他说我弄坏了锁,要赔买锁的钱,二十五块。我对他说:“我手上没有钱,要我赔钱,你就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钱得了。”等到发工资的时候,一看工资单,还真的被扣掉了二十五块钱。做好人真难呀!如果那天让小文自己把钥匙从门锁里面取出来,不管她怎样取,我只站在旁边观看,不上去帮手,赔锁的人一定是她了。可是就因为我热心帮了她一下,最后变成我赔钱。我被扣了钱以后,小文并没有主动说要帮我分担一部分锁钱。

关于锁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从此以后,见了梅花形的门锁我就讨厌。但是,后来却又一次与梅花锁来了一个约会。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东莞了惠州。我面试进了惠环镇的一家工厂。工厂宿舍的门是梅花锁,进工厂报到那天,我拿着钥匙打门,折腾了老半天才把门打开。。那时宿舍住着六个人,人手一把梅花钥匙。六个人开门,每个人开门的方法、力度都不一样,那把锁用了没有多久就坏了,到最后,六把钥匙轮流上阵都打不开宿舍大门。宿舍门旁边有一扇窗户,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去上班的时候不锁窗户,下班了谁先到宿舍,谁就负责开门:从窗户外面伸一只手进去,摸索着从里面把门打开。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宿舍怎样开门了。人事文员对我们说:给你们换一把锁吧,不过你们要保证这把锁最少要用半年,如果半年以内门锁坏了,你们就得赔。我们就这样告别了梅花锁。

电工修好了锁,我和小文出了厂门。小文说:去我租房的地方坐一下吧。她来东坑不久,在进伟业以前,在外面租了房子。尽管她已经住进了工厂里面,然而租来的房子却还没有到期,就没有退。小文租的房子在时信电子厂旁边,那间房子挺大,地板看上去很新。屋子里面也就只有一张铁架床、一张小桌子。地板上放着小文的行李,墙角边上堆着一堆矿泉水瓶。可以想象得到,她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也同我一样,靠廉价的矿泉水和廉价的食物过日子。虽然她把找工作的经历说得很轻松,但是谁都知道:找工作的时候是没有轻松可言的,特别是在弹尽粮绝、工作却还没有着落的时候,那种心酸与心慌,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也没有一种文字,能把那种感觉详尽地描述出来。

小文告诉我:刚进伟业厂的时候,她也担心自己做不下去,因为她以前没有工作经验。所以最开始去上班的那几天,她每天都要回出租屋住。从伟业厂到出租屋,有一段很长的路没有路灯。晚上下了班走在漆黑的路上,她有一点害怕。所幸的是,五金部有一个工人也住在这边的,那段时候,五金部的那个工人正好是上白班,八点钟下班,在厂里面玩一会儿就到了九点,每天小文下班以后都跟着那个工人一同回去。那段漆黑的路我也曾经一个人走过好多次,我总是趁着路上行人多的时候才敢混进人群里走过去。

在小文的小屋里坐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我们抬了一只很大的编织袋回去,那是小文的家当。看着她离开小屋时依依不舍的样子,我也想起了前些天,我离开初坑市场那间小小的出租屋时的情景了。在外面流浪的这些年,记不清住过多少间出租屋了。每次租房子的时候,总要左挑右选,总想找一间价钱便宜、环境不错的房子,然而很多时候找到的房子都不太理想。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会择一间小屋,把自己暂时安顿下来。每次搬家的时候,离开曾经住过的小屋,都会有一份不舍。人是有感情的,流浪的我们,与那些只有一个房号作代码的小屋,总有一份不舍之情。我们就像一只只寄居在人家屋檐下的燕子,总是在不停地挪窝。除非有一天,有自己的房子了,才能结束这种日子。没有办法,生活所迫,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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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我要做的事情不多,却很杂。还在试用期,我必须非常小心地干活。我一天一天掰着手指头算着:已经连续第多少天没有做错事情了。如此过日子,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渐渐地熟悉了手头上的工作,渐渐地也有了一点自信了。

在我的工作有起色的时候,脚上的鞋子却不听使唤了。鞋子还是我离开老家来广东的时候,花五块钱在村口的鞋店里面买回来的二手皮鞋,它也算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穿着它一路从老家到东坑,穿着它找工作。它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待我熟悉了手头的工作,它就开始脱胶了。工厂旁边有一家小卖部,我花一块五毛钱买了一支补鞋胶,把脱胶的地方粘了一下接着穿在脚上。这是我唯一的一双鞋子。我把胶水放在宿舍里,等着它脱胶了就粘。这一招还真管用,廉价的胶水保证我上班的时候脚趾头不会露在外面。我必须不停地用胶水粘鞋子:这里粘住了,那儿又开始脱胶了。如果没有这支胶水,我的鞋子肯定早已变成鳄鱼牌的了,它会张着大嘴巴,把我的脚趾头完整无余地露在外面。不过一支补鞋胶的份量太少了,用过几次之后,装胶水的铁壳子就瘪下去了。有一次粘完鞋子以后,把胶水随手一扔,不知放到哪儿去了。虽然宿舍很小,宿舍里面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小桌子,但是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着胶水。

鞋子仍旧以它的速度慢慢地脱胶,眼看脱胶的地方越来越大,鞋子真的张开鳄鱼嘴了,我口袋里面连买胶水的钱都没有了,脑袋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办公室时面透明胶布多得很,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拿着透明胶布,沿着脱胶的地方,从鞋帮一路缠到鞋底。坐在办公室里面,脚藏在座位底下,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鞋子。就算看见了,或许以为那是我不小心把胶纸弄到鞋子上了。不过因为鞋子坏了,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的秘密,我只能少去车间。

一楼的塑胶部和五金部我可以几天不去,但是三楼生产部是一定要去的,因为隔三岔五要出货。又一次出深圳的货物时,我没有像平时那样早早地就上生产部,而是等阿娟下来告诉我,货物都准备好了,我才上去。我想:尽量少呆一会儿,不要让人家留意到我的鞋子。出货很顺利。货不多,阿娟叫了一个工人帮忙搬货,三两下就把货放到一楼去了,我望见守在一楼的工人很快就把货装好了,并没有漏掉一箱。于是回到办公室去开送货单,让司机尽快出发去深圳了。

我用透明胶布粘鞋子的事情还是让生产部的人知道了。这是阿娟笑着告诉我的,她说:我上来出货的时候,好多人都看到我的鞋子上缠着透明胶布,一看就知道鞋子脱胶了,不能穿了,所以才用胶布粘着。人家知道了也没有办法,我还没有钱买鞋子,还得继续用透明胶布粘鞋子。等到发工资了,一定得买一双新鞋子了。可是发工资还遥遥无期呢。等到我领工资的时候,都该是穿凉鞋的季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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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该我去买菜了。在伟业厂,每个职员都要轮流去买菜。工厂买菜的队伍有三人:一个职员、一个厨师、一个保安。工厂正好十五个职员,一个月下来,每人买两次菜;两个保安和两个厨师,正好每人买半个月。菜钱是头天下班前林叔交给我的。我们每天的菜钱固定只有两百块。拿着菜钱,我开玩笑地对林叔说:“我有钱了,晚上出去吃东西。”林叔也开玩笑地说:“你拿去吃东西就打死你呀!”

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去菜市场。两个厨师都有单车,他们骑上单车一路狂奔就到了菜市场;两个保安,周宝元有一辆全新的摩托车,肥佬的是单车。周宝元是一个热心人,轮到我买菜的时候,他总会准时把摩托车停在厂门口,载着我去菜市场。轮到肥佬买菜的时候,他直接从租房的地点骑自行车到菜市场,没有顺风车,我就只能坐公交车去菜市场了,必须自己掏公交车费。回程的时候,我才能坐上他的单车回来。

买菜要趁早。早晨六点半,就得打卡出去。这一次是周宝元和我搭档。在工厂门口坐周上宝元的摩托车,我们直奔东坑农贸市场。想一想就知道了,一个一百多号人的工厂,两餐饭,其中还要准备三桌职员菜,两百块生活费,不去最便宜的农贸市场,那点钱肯定是不够的。当然,这是二零零二年的事情了。那时的物价也很便宜:肉只有五块钱一斤、青菜土豆几毛钱一斤。二百块菜钱,工人的菜钱只能用一百五十块,余下五十块是小饭桌的。

从工厂到农贸市场,沿着河边走,过了东坑医院,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路上周宝元对我说:“今天我们出发早,不知道光头去了没有。要是他去迟了,我非骂死他不可。”光头是饭堂的刘师傅,四十多岁,头顶全秃了。他进工厂不久。起初我们叫他刘师傅,可是饭堂的另一个厨师张师傅却私下里叫他光头,时间一长,全厂的人就都叫他光头了。不过我还是叫他刘师傅,毕竟人家也四十多岁了,是长辈,当着面叫外号还真叫不出口。光头和周宝元是老表,但是他俩的关系不太好,光头瞧不起周宝元,私下里我听见他和他老婆称呼周宝元为“元宝”;周宝元也瞧不起光头,工厂的工人们都叫他光头的时候,他也跟着叫他光头。 

摩托车驶过东坑医院的时候,我看见刘师傅使劲地蹬着自行车,朝菜市场的方向赶。他肯定要落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到了市场,等了几分钟,他才赶过来。菜市场的停车位已经满了,他不得不四下寻找停自行车的地方。周宝元说:“光头,每次和你买菜我就倒霉,一大早的站在这个破地方等你。”刘师傅不紧不慢地说:“我很早就出发了,路上自行车坏了,修车耽误了一二十分钟。”又是几分钟后,他总算找到了一块地儿停放自行车,我们才去买菜。

最先买的是用量最多、价钱也最便宜的素菜了。我们每次都去固定的摊位买,这样人家给我们的总是最便宜的价格。去那个档口的时候,女摊主正蹲在地上削菜头,男的则在忙着秤菜。菜的品种不多,全都是粗菜。刘师傅说:“弄三十斤大头菜,削好皮,等下我来拿。”再看了看土豆,土豆挺新鲜的,又买了五十斤土豆。工人们的两个素菜准备好了,我们才去找荤菜和配菜。这是我们买菜的规律,先买了工人的素菜,看口袋里面的钱剩多少,才能去买其他的菜,工人餐每天固定只买六斤肉、我们的是两斤肉,花五块钱买葱姜蒜、花一块钱买一副猪肺回去喂老板的狗。

我们买了二十斤湖南椒,它辣得够味。光头和宝元都是湖南人,他们也喜欢吃辣椒。买辣椒的时候,我们都在笑。刘师傅说:“今天中午有辣椒吃了。”周宝元对光头说:“中午分菜的时候,你给我留一勺子辣椒炒肉,别的菜一概不要。”刘师傅也说:“只要有辣椒就能吃饱饭。”买了辣椒,又买了十来斤水木耳。水木耳炒肉,是工人晚上的荤菜。我们提着辣椒和水木耳菜去了买大头菜和土豆的那个摊位前。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菜弄好了放在一个筐子里面,筐子里面的纸牌子上写着“伟业”。我们把辣椒和水木耳扔进符筐子里面,对男摊主说:“早一点帮我们送出去。”

口袋里面还剩四十来块,得买小饭桌的菜了。这是东坑最大的菜市场,里面的菜自然是应有尽有了。小饭桌是三菜一汤。汤随便弄,三样菜却不能马虎。买了两斤平菇,这个时候的平菇倒是便宜,才两块钱一斤,又买了两斤豆角。这样一来,炒肉的菜配齐了,还有四张十元钱躺在口袋里面,接下来就好办事了。用光头的话说:还可以买两个好菜。

去熟食买了两斤叉烧肉。至今回忆起来,在伟业厂最好吃的菜,就是叉烧肉了。十元一斤,全是瘦肉,叉烧肉又香又甜,不管配什么菜炒出来都好吃。又买了十块钱猪肝,两斤红辣椒,用口袋里面剩下的最后几块钱,秤了几斤茄子,几斤豆腐,手中的钱就花完了。帮我们送菜的那个摊主已经出发了,这后面买的这几样菜,自然是让刘师傅带回去了。从菜市场出发的时候,周宝元对刘师傅说:“光头,你把这些菜看好一点,要是掉到路上就该你赔了。”刘师傅点头答应着,然后就见他绑好菜,骑上自行车走了。说起丢菜,有一次刘师傅还真的把菜弄丢了。不过那是工厂搬到惠州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各个部门主管都忙着整理车间,没有时间买菜,买菜的事情就是交给我去,我见他可怜,觉得让他赔菜不公平,第二天去买菜的时候,在菜单上做了一下手脚,弄出了十多块钱,才把头天他丢掉的菜钱弄给他。

刘师傅先出发,我们的摩托车在后面。不过我们很快就跑到他前面了。周宝元对我说:“我们吃了早餐再回去。”摩托车拐了一个弯,进了一条巷子,停在一家早餐店前。他点了两份水饺。猪肉馅儿的饺子,里面放了一点点葱花,吃起来香喷喷的。饺子皮很薄,汤也好喝。我问周宝元:“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好吃的?”他有些得意地说:“东坑大大小小的巷子,哪有我不知道的?我的第一职业是保安,第二职业就是摩的司机。”周宝元做摩的司机我当然知道,因为有一天我无意间翻到他的电话本,上面尽是一些旅馆的电话,还看到“某某夜店”、“某某马屁”、“某某主管”字样的联系人。我笑他,说他逛夜店了,他却说他不是在逛夜店,而是从夜店女郎身上弄钱花。他说她们坐摩托车,扔出来的总是十块二十块的票子,而且不用找零,比在工厂干保安挣钱容易多了。

我们吃完了早餐回到工厂的时候,刘师傅的单车已经停在车棚里面了。周宝元请我吃早餐却不请刘师傅吃,刘师傅估计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等一会儿,还得依旧饿着肚子坐在饭堂的板凳上择菜,洗菜;然后又饿着肚子为我们准备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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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伟业厂的员工餐不好吃,每餐下来,被员工倒掉的剩菜剩饭总有一大桶。工厂用这些剩菜剩饭养了几头猪。有一天吃过晚饭,李小姐对我说:“阿芳,你和阿华去卖猪。”让我去卖猪?这还是一件新鲜事儿。我对李小姐说:“我没有卖过猪,不认识秤。”李小姐说:“没事,阿华和你一起去,你只管收钱回来就好了。”不一会儿,一辆手扶拖拉机驶进了工厂,后面还跟着两辆摩托车。来的几个人很麻利地把猪从猪圈里面赶出来,装上了拖拉机。拖拉机驶出厂门,我和阿华每人坐上一辆摩托车跟在拖拉机后面。摩托车驶出井美工业区,驶过新门楼,一直向着效外驶去。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小院外。院子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某某食品公司。摩托车轻快地驶进了院子。这里既没有生产车间,也看不到几个人。待拖拉机停稳了,几个穿着蓝布衣服的工人把猪抬下车,拉到院子一角的大棚子里过秤。我顿时明白了,所谓的食品公司,不过只是一家屠宰场而已。

我对砰感到恐惧。在老家的时候,每年家里都会卖猪,猪贩子总会在秤上动手脚,稍不留意就会被宰。阿华是管仓库的,每天都和秤接触,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没有来广东的时候在家里专业喂猪,他当然比我精多了。李小姐还真会安排人:阿华精明,我老实,两个人一起出去办事当然让她放心。

与老家卖猪不同的是,老家的猪贩子扛着一杆磅秤四处横行,秤猪的时候,得先把猪五花大绑了,再由两个年轻男子把猪抬上秤秤重。这边的屠宰场是用地磅的。猪不用捆也不用绑,赶进地磅站稳就有了重量,不过同样得防止被宰。第一头猪过磅的时候,就做了小动作,一个工人报了重量,阿华看了看,却摇头说:“不对,这个数不对,你看重量在这儿,比你报出的要重三十斤。你得改过来。”紧接着第二头猪、第三头猪也来过磅了。

过了磅的猪被赶进了猪圈,我们去收卖猪的钱。屠宰场规模不大,拿钱的过程异常简单:秤完猪,负责秤重的工人报了重量,院子里面就有一个看起来像头儿的人,从衣服口袋里面掏出一沓钱数给我们。我接过钱,又点过一遍,数量没有问题,于是收下了。不过心里却有一点慌:这厚厚的一沓钱里面,会不会藏着假币呢?如果有假币,倒霉的人就是我了。直到后来当把钱带回工厂上交的时候,悬在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人家给我们的真金白银。拿了钱,阿华让屠宰场写证明,也无非是写伟业厂的三头猪,总重量是多少,屠宰场需付给伟业厂多少钱云云。

阿华小声对我说:“小屁孩,这下回去我们两个才能交差。以后记住,给工厂办事的时候,得为自己想好退路。有些人疑心重重,你辛辛苦苦地为他们办事,他们还在背后想你会不会趁机捞油水,卖力不讨好的事情时常会发生。”和阿华一起出去卖猪,我又学到了一个道理。社会经验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学到手的。

依旧是屠宰场的摩托车送我们回去。坐在摩托车车上,看着天边的夕阳,呼吸着沾着灰尘的空气,心情好极了。回到工才六点钟。打了加班卡回到办公室,林叔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呢。我把屠宰场开的证明和厚厚的一叠钱交给他。他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点过了,又看了看证明,说:“没有问题。”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下采购单,李小姐对我说:“阿芳,快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完,一会儿和总务去常平买米。早晨帮我们送货的司机在粮食市场等你们,你们到了以后打他的手机。”说着,李小姐进了经理办公室,打开保险柜,拿了三千块钱交给我。她告诉我,大米一块钱一斤,三千块钱刚好够买三千斤大米。

常平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在那儿买米,拿到手的是批发价,比粮食店里面便宜多了。戴好头盔,坐上摩托车,我们就朝常平的方向驶去。不一会儿就到了粮食交易市场,远远地就看见货车停在停车场上。从工厂出发的时候,我们都穿着厂服,厂牌也戴在工衣上,总务一边摘头盔一边他对我说:“把厂牌摘下来。我照做了,不过那时不明白为什么总务提醒我摘掉厂牌。后来,渐渐地明白了:这样也是为了安全起见。要真戴着厂牌进去,人家立即明白:你是工厂派来买米的,身上肯定带着钱。若是恰好被坏人盯上了,谁知道会惹什么麻烦呢?

常平粮食市场真大。进了里面,仿佛走进了一个大粮仓。一卡板挨着一卡板的大米,堆得像山一样高,同一个价格的大米,有很多个牌子很多个品种。我们一家挨着一家地一边找一边询问价钱,把个粮食市场转了一遍,找批发商选好了大米,总务同对我说:“给钱吧。”我把厚厚的三千块钱从口袋里面拿出来,批发商开了收据,找了工人帮我们搬大米。三千斤大米,三两下就搬上了车。我上去点了数,三十袋,一袋也不少。总务依旧骑上他的那辆摩托车回厂去了,我则坐上了大货车。同我一起坐在车上的,还有五金部的一个员工,他早晨跟车出去送货了。

回到厂已经错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饭堂给我和总务留了菜。有一盘豆腐,还有鱼头、炒肉。五金部的员工可就没有那样幸运了,一百多号工人的工厂,谁会在意一个员工有没有菜吃?总务把菜端上桌,挑了一点菜,就端着碗出去了。他总是这样的,吃饭的时候都坐不住,平时在饭桌上都看不到他的影子。五金部的那个员工端着一碗白米饭,站在饭堂门口扒着饭粒。我叫他也坐到桌子边上吃菜,他有些感激地看了看我,才小心翼翼地坐到饭桌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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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这天中午刚走进饭堂,就看见许多工人拿着饭勺,向我们的饭桶围过去。立即就有人问他们:“你们不知道去员工的饭桶里面打饭?”工人说:“我们的桶早已见底了,哪还有饭吃?”等工人打完饭走了,我们的饭桶里面就只有平时一半的份量了。每个人都很自觉,朝自己的碗里面盛了一点点饭。

我们坐在桌子边上吃饭的时候,有人骂刘师傅了。厨房里面有两个厨师:张师傅和刘师傅,掌勺的是刘师傅,所以挨骂的自然也是刘师傅了。在伟业厂掌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一百多号人的饭堂,居然没有蒸饭的蒸笼,工厂的饭都是用大锅煮出来的。得先用大锅把米煮沸,捞起来沥干了水,再把饭焖熟。刘师傅偶尔会做一回夹生饭,说句良心话,这真不能全怪他。没有蒸笼也就算了,若是买一个大饭甑蒸饭,就不会吃夹生饭了,但是工厂偏偏不买。只要做出了夹生的饭,刘师傅就会被骂。不仅仅只是管理人员骂他,就连员工都敢骂他。工厂也没有冰箱,吃不完的饭菜不能存放,所以,每餐做多少饭、用多少斤米,得先用秤秤好了,再拿去淘米煮饭。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不够吃。一百多号人,也不是每个人每餐都在饭堂里面吃饭,而且菜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人们吃的饭多一点,菜不好吃的时候,吃的饭当然少一点。一顿能消耗多少粮食,也只能算出个大概,想算准不煮多一个人的饭,不煮少一个人的饭,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工厂却生硬地规定刘师傅每餐煮的饭要刚刚够吃,不能多也不能少。刘师傅胆小,不敢煮多,煮少的时候倒是时有发生。

男同事骂刘师傅的话特别难听,女孩子倒不会用难听的话骂他,不过听见男同事在骂他,也在一旁偷着乐。有人说:“光头,你煮少了饭,中午你就不要吃了,把你的那一份留给别人吃吧。”有的说:“光头,你出来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煮少了饭。”刘师傅坐在厨房的角落里面,听着别人骂他也不吭声,他就一个人默默地坐着,直到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张师傅端着一碗米粉从厨房里面走出来,对我们说:“光头今天中午不敢出来了,他一出来骂他的人更多。”张师傅扒了一口米粉到嘴里面,一边吃一边接着说:“光头下米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的饭不够吃,结果真被我算准了。两只饭桶都见底了,我只能烫了一点米粉当午饭。”有人问张师傅:“锅里面还有没有米粉?”张师傅说:“我只烫了一份,全部盛在碗里面了,本来想帮光头烫一份,但是我想了想,还是算了,让他自己去烫吧。”有人说:“米粉也不要给光头吃,就让他饿肚子,他知道饿肚子有多难受,以后才不会把饭煮少了。”人们在外面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刘师傅却始终坐在厨房里面,一言不发。直到我们吃完饭离开饭堂,他也没有出来。张师傅后来告诉我们:等我们走了好久,刘师傅才从厨房里面走出来,看了看我们的饭桌,连菜盘都是空的,那天中午他果然是饿着肚子。他真是一个老实人啊,米粉、面条整箱整袋地放在厨房的储物间,他都不知道为自己煮一点东西吃下去。

又轮到我买菜的时候。刘师傅对我说:“阿芳,菜刀不能用了,你能不能在今天的菜钱里面省十几块钱出来帮我去买一把刀?这个时候蔬菜便宜,你帮我一下吧。”那段时间蔬菜确实比平时便宜,不过我手上依旧只有两百块,要从那少得可怜的菜钱里面省十多块钱,我还真没有那个本事。我对他说:“你让我省三五块钱出来买东西或许我还能帮到你,十多块钱我怎样省呀?”他听了我的话,显然有些失望。猜想这几天来,他不止第一次地对别人说这句话,也不止一次被拒绝了吧。我对他说:“你去找总务,写一张买菜刀的申请单让他批,他批了单自然会去买刀。”厨房那把菜刀早就该换了,有一个星期天没有事的时候,我跑去厨房玩,看见刘师傅非常吃力地切菜。我对他说:“要磨刀了。”他却告诉我,刀没有钢火了,怎样磨都没有用。刘师傅听了我的话,想了想说:“我怕写申请单上去,总务不批。”我对他说:“你先别管他批不批,把申请单写上去,刀没有回来,你就不停地写,直到刀买回来为止。”刘师傅说:“这样还不知道多久才能有新刀呢。”我说:“这样吧,你先写申请单,见到总务的时候,我也帮你去说一说,厨房的刀早就该换了。”

买了菜回去,按照惯例,得写好蔬菜的清单,拿去给周宝元、给光头签字,确认菜的数量和价钱,最后签上我自己的大名,这张单就交仓库保存,月底的时候交到香港总部。弄好了清单去找刘师傅签字的时候,他在切菜,总务也在厨房里面。我趁机对总务说:“总务,你看刘师傅切菜的一脸辛苦样,估计刀坏了,给他买一把刀吧。”总务从刘师傅手里面接过刀看了看,问光头:“光头,刀不好用了?”刘师傅自己却站在总务旁边,眼巴巴地望着总务,不说话。总务说:“你说要不要换刀?”其实总务也知道刀坏了,如果刘师傅吱个声儿就有新刀用了,但是刘师傅却像哑巴一般,不敢说出半个字,他只指望我帮他说完所有的话呢。总务见刘师傅自己不说,瞟了他一眼,对他说:“先用着吧,多磨一下刀就锋利了。”总务说完话,又在厨房里面溜了一圈就走了。等总务一走,我对光头说:“刘师傅,刚才总务亲自看过刀了,他也知道刀有问题,就等你开口说出来你就有新刀了,你为什么不说呢?”光头却说:“你又不帮我多说几句好话。”我能帮他说多少话?我又不是厨房的人,帮他开了个头,后面的话当然要他自己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接着我的话说下去,活该他受苦。

早晨买了两只鸡,计划着中午吃炒鸡。炒鸡的配菜是红是辣椒和香菇。买好了菜,走出菜市场的时候周宝元还对刘师傅说:“光头,中午的炒鸡,你可得做好一点,多放一点酱油,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炒鸡了。”刘师傅一边低着头走路,一边说:“好。”中午的饭桌上并没有炒鸡。问光头,光头说时间不够,炒鸡只能晚上吃了。夏天天气热,鸡肉不放冰箱,到晚上不臭掉才怪呢!

晚饭的时候,炒鸡终于上来了。我在心里想着:得让别人先动了筷子我才敢吃。很快我就听见了骂声:“光头你怎么搞的,炒出来的鸡是臭的。”两只鸡,三十块钱呢,摆上桌来却不能吃,真是浪费!李小姐马上就对着厨房里面叫刘师傅:“光头,出来一下。”听见李小姐叫他,他乖乖地从厨房里面走出来了。李小姐问他:“光头,你不知道中午吃鸡,晚上再吃其他的菜?现在这个天气,又没有冰箱,鸡能放到晚饭再吃吗?”李小姐说完,三桌人一起骂起了刘师傅。刘师傅站在饭堂里面,任凭别人怎样骂他,他都不曾还击一句。有人说:“光头,三张桌上的鸡,全部留给你吃吧!”还有人用筷子夹了鸡肉,朝他站着的地方扔过去,鸡肉倒是没飞多远就落到地上来了,并没有砸到他。等我们发完了火,刘师傅才又低着头回厨房,拿了自己的饭碗,盛了一碗饭,也不敢上桌来夹菜就回到厨房里面去了。

有时候觉得刘师傅真可怜,人家骂他老半天,他半个字儿都不还口。用老实巴交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有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刘师傅,以后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凶一点,只要你凶一两次了,看还有没有人敢这样骂你。那些骂你的人,都比你小很多,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尊重别人,他们以为在饭堂做饭容易呀,不信让他们来做一顿饭给大家吃,肯定没有你做得好。”光头低声说:“是”。他就告诉我,他以前在东坑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意不好,没有多久就关门了。像光头那样的人,人又老实,人家来他的店里面吃饭,问他有什么菜,他要老半天才答得上来;卫生部门来检查的时候,又不知道怎样说话,他开餐馆能赚到钱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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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有一天晚上工厂里面突然多了几个光头。他是塑胶部的李材——外号叫小猴子、工模部的周喜、张辉、李元,发起人是小猴子。本来李小姐老公阿扬也同他们一起去了理发店准备剃光头的,洗完头他又反悔了所以没有剃。这几个剃光头的人说:反正我们娶不到媳妇了,干脆剃光头做和尚算了。看见这一群光头坐在一起,我们觉得好笑。这四个人剃光头的人里面,周喜娶了老婆,小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小猴子和李元都有女朋友,小猴子的女朋友就在塑胶部做包装工,不过年仅十六岁,小猴子的年纪也不大,才十九岁;李元的女朋友在生产部,两个人都在商量婚事了;只有张辉年纪不小了,却正儿八经没有女朋友。这四个人,显然在闹腾。不过,工厂并没有规定男生不准剃光头。剃了就剃了呗,工厂里面又多了四颗葫芦。这头发,总会长出来的。不出半个月,他们的头顶上就会冒出一层浅浅的黑色,又过半个月,头发就有米粒长了,再过个半个月,就长成浅平头了。头发总是如野草一样,刀子剃不尽,春风吹又生。

过了几天才知道,四个人集体剃光头事出有因:张辉在老家的时候,曾经当过代课老师。有一天逛佳佳乐超市,他发现有柜台的一个女售货员居然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那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也比他小不了几岁。他上去同她搭讪,那个女生一眼就认出了张辉,很客气地叫他张老师。张辉同女生聊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没有男朋友?”那个女生告诉张辉:自己还没有谈男朋友。女生接着问他:“张老师,你的小孩子有多大啦?”张辉心想:我看上去还挺年轻的,怎么别人却问我的孩子有多大了,难道我真的很老了吗?

这件事情让张辉心情有点不好,回到工厂,他对朋友发牢骚说:老了,娶不到媳妇了。于是一帮人说:咱们都娶不到媳妇了,干脆做和尚去吧!于是几个人就跑出去剃了光头。剃了头回来,该拍拖的拍拖,下了班该回家陪老婆的依旧按时回家陪老婆,只剩下没有女朋友的张辉,在工厂里面就像一匹饥饿的狼,见了长得还算漂亮的女孩子,就想和人家拍拖。伟业厂的漂亮女孩子很多,但是大都名花有主了,没有男朋友的没有几个。

张辉有一天就看上小文了。小文虽然有点胖,但也胖得可爱。有人说小文像一个小粉团。张辉就对小文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可是小文却不理睬他。小文私下对我说:张辉给人的印象很坏,并不是什么本份的男生。张辉就对小文说:“做不成恋人,我们做寿普通朋友总行吧?”伟业厂就那样大,低头不见抬头见,当然不能做仇人,只能做普通朋友啊!有时候下了班,看见小文和一帮同事坐在小店门口看电视,他也凑上去看电视;下了班,小文和同事们出去逛街,张辉也加入到队伍里面。

一个星期天,下班以后张辉找到小文和我,问我们:“你们会喝酒吗,喝白酒?”小文说:“当然会呀,我家就是开酒坊的,我从小就会喝酒。”我对张辉说:“谁不会喝白酒呀?我也是喝着白酒长大的。”张辉于是对我俩说:“我们喝白酒吧,看谁喝得多。”说完他就去小店里面买了一瓶一滴香,又买了一包咸菜,拿到员工吃饭的大棚子里面来。夏天的黄昏,棚子四面通风,特别凉快。一滴香用塑胶瓶子装着的,三块五毛钱一瓶,很多来广东的人都喝过这种廉价的酒。虽然便宜,味道却也不错。揭开瓶盖,就能闻到一股香味,喝在嘴里又香又甜,是许多人解馋的好东西。

一瓶一滴香不到一斤。三只塑胶杯子,每人倒了大半杯,瓶子里面剩下不多了。小文看了看瓶底,对张辉说:“请我们喝酒也不让我们喝个够,这一点酒还不够打发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张辉听罢,又买了一瓶一滴香过来。我们三人坐在棚子里面,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小文酒量不错,酒一口接着一口地吞下去,居然脸都没有红一下。我刚喝了几口,脸就开始发烫。不一会儿,手也红了,眼睛也红了,整个人就是一个红关公。张辉的酒量比我俩小,不过因为我们都在喝,他也只好跟着喝。两瓶酒喝了半个时辰,瓶子见底了。张辉从口袋里面掏出烟,问我们:“你们抽烟不?”小文很大方地从张辉的手里接过了香烟,点燃了,一边抽烟,一边吐着烟卷儿。我也接了一支抽了起来。抽完烟回宿舍,喝了酒有一点飘飘然,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我和小文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半的铃声响了,我们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洗漱完毕开始一天的工作。

住在我们对面的张辉却没有按时爬起来。几杯一滴香就把他撂倒了,我们都上班去了他才慢悠悠地起来去医院打吊针。这件事之后,就没有听说过他追小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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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又完成了一次出货。发货、开送货单,送走了司机,对着出货计划表整理出货记录的时候,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出漏了一箱货。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我的心里非常很着急,还不知道李小姐会怎样收拾我呢。不敢主动把这件事情报告李小姐,我跑到质检部那边,偷偷告诉了质检部主管许文。许文比我年长几岁,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而且分析事情挺有道理。许文说:“你主动对李小姐说一下吧,等她找到你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对她说,你出漏了货,先承认自己的错误,问她要不要安排一个人坐公交车送货出去。以往阿芸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她说要安排人送货出去,你就来告诉我,我主动请缨送货出去,她当然就不会再责怪你了。那家客户我去过,知道怎样坐车。”我找到李小姐,把出漏货的事情同她说了。她说:“没有关系,这件货还没有到交货期,我见有顺路车过去,所以先安排送的,过两天再送给客户也不迟。不过下一次你千万别漏掉了。”没有想到事情这样简单就解决了,当然这件事情我还得感谢许文。

许文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考虑问题比女孩子考虑问题还周到,又很热心,在厂里面的人缘关系看起来还不错,大家都挺买他的帐的。正因为如此,质检部成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晚上或者星期天值班的时候,只要李小姐不在,我们总会溜到他那儿去聊天。质检部与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墙壁上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坐在质检部办公室,就可以把办公室的动静一收眼底。质检部办公室,除了许文,还有许文的下属吴兵。吴兵比许文小多了,不过我们却叫他兵哥。兵哥说话挺搞笑。

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兵哥隔着玻璃,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到了质检部,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许文和小文在拍拖。”虽然小文和我同在一间办公室,又住在一间宿舍,却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消息。我问兵哥:“这件事情可是真的?”兵哥眨了眨眼睛,对我说:“这件事情还有假吗,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他们俩总是到点就溜了,生怕走迟了会被绊住腿?”这倒是真的。小文本来就没有我忙,每晚九点整就开溜。兵哥神秘地对我说:“你现在站在走廊上向厂门口的马路上望过去,保证能看见他们俩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我说:“你算得准吗?”兵哥说:“不信我俩一起到走廊上去瞧一下,骗你是小狗。”说着,兵哥先我一步到走廊上去了。我紧跟在兵哥后面,来到走廊上,向下面望过去,果然见他俩肩并肩地走在马路上。两个人挨得很近,只是没有牵手而已。兵哥用炫耀的口气对我说:“我的情报很准时吧。”我说:“你这家伙还真精怪的,人家刚开始拍拖,就被你知道了,你该去情报局工作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小文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李小姐突然问我:“阿芳,小文是不是在和许文拍拖?”我说是。李小姐很是轻蔑地笑了一下。当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笑,不过没有多久,我就明白了。

许文特别会讨小文的欢心。自己泡了一杯茶,只要看见李小姐不在办公室,就会端着个杯子溜过来,问小文:“要不要茶水?”然后朝小文的杯子里面倒半杯。小文也欣然接受许文的茶水;从小店里面买来一瓶饮料,也要倒一半给小文,小文也乐呵呵地喝下去。小文忙着和许文拍拖,下班后我只能一个人玩了。不过伟业厂同我年纪相仿的人多,我们三三五五地聚在小店门口,看电视,吹风,聊天,日子倒也过得快活。

几天之后小文穿上了一双新凉鞋,原来脚上那双三十块钱的凉鞋她理所当然地就丢掉了。她穿着新凉鞋在我面前炫耀:“我这双凉鞋,八十块钱噢。”小文的工资只有五百块,八十块钱对她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不过并不羡慕她。只是一双凉鞋而已,有人买五块钱一双的塑胶凉鞋穿在脚上,不也同样度过了一个夏天吗?我的脚上虽然穿着二十五块钱一双的凉鞋,虽然质量不好,没有穿几天就脱胶了,然而我花三块钱给鞋子上了线,同样能穿在脚上,它的作用难道和八十块的鞋子不一样吗?

小文那双八十块钱的凉鞋,质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对我说,凉鞋是皮的,可是没有穿几天,鞋帮子居然皱巴巴的了,比我脚上二十五块钱一双的凉鞋还要难看。那双鞋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脱胶。除了买鞋子,小文那段时间突然特别爱买衣服。二十块钱一件的T恤,三十块钱一条的牛仔中裤,她买了好几套。小文在为许文而容。

小文和许文的恋情如同干柴烈火般,发展得很迅速。许文是主管,住的是单人宿舍。工厂十一点半熄灯,小文总是在熄灯后一段时间再回去,一天比一天晚。她回不回宿舍也不关我的事情,那是她的自由,不过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麻烦。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不确定小文几点钟回来,却又不敢不闩门。闩好了门,我的人生安全有保障了,但是睡眠质量就没有保证了。总是在我熟睡的时候,小文就会在外面敲门了,一边敲门一边叫:“阿芳,开门;阿芳,开门。”她这样半夜三更地敲门,不仅仅影响我的睡眠,也影响了隔壁宿舍的睡眠。住我们隔壁的是工模部的师傅,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坐在桌前一边吃饭,一边用很脏的话骂人。虽然没有点名到姓,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骂的正是小文。不过小文却非常镇定,她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坐在饭桌前吃完了一顿饭。

宿舍被小文弄得不安宁,办公室也被他俩搞得乌烟瘴气。办公室旁边有一间陈列室,陈列室有两扇门,一扇门通往办公室,一扇门通往走廊上。晚上下班的时候,照例得把陈列室通往走廊上的那扇门反锁了,不让外面的人进去,这样才能保证陈列室和办公室的安全。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下班的时候,小文总会趁着我和李小姐不注意,把那扇门打开,然后再从外面关上,陈列室就变成了她和许文谈情说爱的地方。每天很早他们就溜到陈列室,把陈列室的门反锁了,直到上班铃响了,两人才一前一后地从陈列室里面钻出来。陈列室,那可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橱柜里陈列着我们厂生产的产品样版。每当有客户来了,我们总是带着他们去陈列室参观。连工厂老板都非常珍惜的地方,却变成了他俩约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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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有一天小文夜不归寝。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吴兵悄悄地问我:“小文昨天是不是一夜没有回去呀?”我笑他:“你连这些破事都知道得如此清楚?”吴兵说:“哪有我不知道的?我和许文、阿华,我们仨每天都要跑步,早晨六点半出发,一路小跑到黄麻岭,休息一会儿再小跑着回来,回到厂正好七点半,冲一下凉,吃了早餐就上班。”他们几个人晨跑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以前我还想同他们一起出去跑步呢。吴哥顿了顿又说:“每次都是我先起来,然后叫上阿华和许文。今天早晨叫了阿华,再去敲许文的门,敲了老半天他才应声,说不跑了。一猜就知道小文昨天晚上睡在那儿没有回去。”我对吴兵说:“你小小年纪,心眼却坏,这样的事情你都能准确地猜出来。”从那以后,小文偶尔整晚不回宿舍。小文和许文同居的事情很快就在厂里面传得沸沸扬扬。香港工厂不像台湾工厂,并不干涉个人的私生活。人们只是把这些事情当成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

不久之后的一天,趁着小文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李小姐偷偷对我说:“小文怀孕了。”我大吃了一惊,小文怀孕了?不仅仅只是李小姐这样说,工程师阿江也这样说。阿江还说:“我都是快当爷爷的人了,女人的事情,还能躲过我的眼睛吗?”我想:或许他们说的是真的吧。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小文找李小姐请假,说要去看病。小文走出办公室不久,李小姐对我说:“小文肯定是去打胎了。”未婚先孕,而且两个人又没有经济基础,老家不在同一个省份,许文是河北的,小文是广西的,连双方的家长都没有见过,当然只有把小孩子打掉的份儿。小文去打胎的时候,许文还在工厂里面上班,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下午下班回到宿舍,只见小文躺在床上,桌子上堆着几瓶药,我远远地瞄了一下,全是补血的,晚上加班的时候小文也没有去,李小姐问我小文回来没有,我告诉她:小文回来了,带回了一些药。李小姐又问:“都是些什么药?”我说是补血的药。李小姐说:“我说得没有错,小文就是去打胎了。打了胎,流了血,当然得吃补血的药。”我很奇怪地问李小姐:“你怎么就知道小文怀孕了,还知道她下午出去就是去打胎?”因为我始终看不出小文有任何异样。李小姐说:“怀孕的女人,从走路的姿势都能看出来。你不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小文走路的样子怪怪的吗?”这个我倒没有觉得,我只是突然记起,她已经好久不穿牛仔裤了,从地摊上买了几条布裤子穿在身上。那天从医院回来以后,天气再热她都穿着长裤。第二天下午,她又请假,说要出去打针。李小姐也同意了。第三天下午,小文还要请假,说还要再去打一针。这一次李小姐没有同意。李小姐不同意,小文依旧旷工出去了,刚好工厂安排许文出差,等小文出去以后,我不经意地站在走廊上向外面望过去,见许文和小文朝着井美市场走过去,想必许文是借着出差的时候,送她去医院吧。

小文打胎以后胃口不太好,吃饭的时候总是去厨房里面找辣椒。工厂职员里面广人居多,吃辣椒的时候很少。员工倒是经常吃辣椒,而且常常和土豆一块儿煮,特别好吃。饭堂没有辣椒的时候,她就用开水泡饭吃。看着小文成了那个样子,我倒不同情她,我也不在外人面前讲她的坏话。年轻人总是很冲动的,这样的事情鬼晓得明天又会发生在谁的身上?不过从那以后,李小姐特别瞧不起小文,待小文比以前差远了。不久之后的一天,李小姐对我说:小文被许文给骗了。

李小姐同我说起了许文的底细。她告诉我:其实许文早已结婚了,小孩子都好几岁了。这件事情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因为在我们面前,许文一直说自己是单身的。李小姐还告诉我,许文家里很穷,他是入赘到女方的。许文的老婆挺老实的,在老家种地。一个女人,在家里又要带孩子,又要种地,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可是许文却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老婆,居然在外面玩起了婚外恋。我问李小姐:“你咋知道这些事情?”李小姐说:“我来伟业厂多少年了,我是亲眼看着许文进厂的,他刚开始是五金部的质检员,后来品质部主管辞职走了,经理见他干活卖力,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才被提拔上来做主管的。他的身世,还是他做质检员的时候,自己亲口对别人说的。你们是后来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在你们面前说自己是单身,你们就信以为真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吴兵,吴兵是许文的表弟。”吴兵是许文的表弟,我当然知道,不过他们俩的关系并不太好。更多的时候,吴兵称许文为主管,而不是叫他表哥。

周六晚上,李小姐回家了,小文和许文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就一起溜出去了,我溜到质检部找吴兵聊天。其实工厂里面也没有什么话题可聊的,不知不觉就聊到了许文和小文。我小心翼翼地问吴兵:“兵哥,听说许文早就结婚生子了,是真的吗?”吴兵说:“你真是孤陋寡闻。许文早就结婚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我说:“他都结婚了,小文居然还上钩。”吴兵说:“因为小文也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所以就被骗了。”接着吴兵说:“阿芳你算幸运。”我问他:“此话怎讲?”他告诉我:其实许文刚开始是盯上了我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一个劲儿地私下对吴兵说我人好,又漂亮,又年轻有才,说小文长得像个丑八怪,他就知道许文在打什么主意。不过后来见我在生产部发过飙之后,他知道我不好惹,不敢来招惹我,只好转移了目标去骗小文了,没有想到小文居然轻易就骗上手了。吴兵还说:“你没有看出来,一直以来许文都舍不得为小文花钱?”这倒是真的,许文和小文在一起好久了,只有在小文过生日的时候,许文才送了小文一条银项链。小文也太好哄了,一条银项链就让她心里乐开了花。她还告诉我,许文说等她的下一个生日就送她金项链。我问吴兵:“你的意思是,许文的钱其实是寄回家养老婆孩子去了,所以没有钱给小文花?”吴兵说:“他要是不给家里寄钱,我就把他的丑事抖出去,看他还有没有脸回家。”听吴兵这样说,我觉得挺奇怪的。我说:“你表哥的事情,你管那样多干嘛?”

接着吴兵说出一句让我惊讶的话:“我告诉你,其实许文不是我表哥,是我表姐夫,他老婆是我亲表姐。”原来吴兵是许文的小舅子。我说:“你表姐夫在外面招惹小妹仔,你居然也不站出来拦他,要是他玩过火了,不管你表姐了,你表姐的日子就惨了。”吴兵说:“我的忍耐快到极限了。前几天我已经给他敲了警钟,我对他说:要是再和小文纠缠不清,我就找一帮混混来修理他一顿。他说让我给他一段时间,等小文身体好一点了,他就和小文分手。”

吴兵又同我讲起了许文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他告诉我:许文家里很穷,高中毕业就经媒人搓合结婚了,而且很快就有了孩子。以前许文在老家河北的一家国企里面上班,那家国企还不错,不知什么时候,许文和国企领导的女儿混到一起了,把领导的女儿也害成小文这样,那个领导见自己的女儿怀孕了,就承诺给许文很多好处,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和自己的女儿结婚。可是许文家里的老婆死活不同意离婚,许文只好一天天地往下拖,却不见有结婚的迹象,这可把那个国企领导惹烦了,要找人收拾许文。许文于是逃离了国企,一路逃到了广东。我问吴兵:“经历了这件事情,你表姐还原谅他?”吴兵说:“有什么办法,我表姐老实,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在家里种地,而且孩子又小,要是和许文离了婚,她的日子只会越过越苦,所以就原谅他了。他和小文的事情,我不会我表姐知道,我表姐知道了又会伤心的。”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许文,竟然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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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工厂接到了二十万只美国旗的生产订单,同我们挂在办公台面的中国国旗一样大小。世界工厂的名号是不虚传的,美国佬连做旗帜的订单都要发到中国来。接到了订单,我们就忙着订布料,忙着找印花厂了。在东莞找这样的供应商并不难,我们有虎门镇作靠山。在虎门太平买到了绢布,又找了一家绸庄帮我们印花。二十万只美国旗,看似很大的订单,要的布料并不多。把布料送到绸庄去,绸庄还嫌我们的订单太小了。我们承诺给现金,老板才接下了这桩生意。下了订单过去,我每天打几个电话过去问那边的生产情况。催了一个星期,绸庄才把旗帜印好,比我们预计的提货日期推迟了三天。

从虎门提了货回来,生产部的电动缝纫机就要开始忙碌了。伟业厂的生产部,有一个针车组,有六台电车。工厂有针车订单的时候,针车组的电车就开起来,几个车工坐在电车前忙活儿。没有针车订单的时候,这些工人就上流水线干活。在伟业厂做针车工,工资当然没有服装厂的车工高,也没有津贴,拿着普通工人的工资。不过,生产部好玩,这些针车工居然也在伟业厂呆下来了,有的还是呆了好几年的老员工呢。就连李小姐,她也曾经做过针车组组长呢。

刚从绸庄提回了印花布,香港总部就催我们要生产进度了,说美国佬那边催得急,得赶着用这些旗帜去搞一个活动的,这二十万旗帜,做好了就要走空运。针车组开始缝旗帜的时候,李小姐让我去盯产量。她对我说:“阿芳,我们的交期非常急。要是不能按时完成订单,惹怒了客户,客户取消了订单,我们的损失就大了。你上针车组盯一下,六个针车工,你一个一个地去盯,看她们车一面旗帜要多长时间,回来告诉我。”说着她拿出一只秒表给我。

我拿着秒表就上了生产部。六台缝纫机,此时正在拼命地转动着。我在最外面的一台缝纫机前站住了,手里捏着秒表,一边看着针车工车旗帜,一边不停地看手里的秒表。六台电车都看过一遍了,虽然看起来,那些针车工的速度不算慢,也没有偷懒,但是在秒表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速度一点都不快。车一面小小的旗帜,平均时间居然要四十多秒。他们并不是专业的针车工,速度当然不能与服装厂那些专业的人相比。回到办公室,我把这个数据告诉了李小姐。李小姐说:“不会真的这样慢吧,我们俩一起上去看看吧。”我又再一次去了针车组。这一次是李小姐拿着秒表,我跟在她旁边,她报数据,我记录。我们走了一圈,还是那一个结果。我们没有立即回办公室,而是来到生产部办公区,李小姐坐了生产部副主管阿明的座位,顺手从桌上拿起计算器,让我报数,她计算一天的产量。这个时候的阿明,就像一个小学生,站在我们旁边,听着李小姐的吩咐了。李小姐一边算着数据,一边对阿明说:这六台针车,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要确保机器不出任何故障的情况下,一天的产量都没有六千只旗帜。二十万只,依这样的速度,要做一个多月才能。客户要我们两个星期以内全部出货。你给我一个方案吧,我得两个星期内出完全部的货物。阿明这个副主管的职务,是他用时间一天一天地熬出来的,干体力活的事情他不在话下,但是管理水平却次了一点儿。每当被李小姐问话,却无从答起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会抽畜。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的脸开始不自然地抽畜起来,抽畜好久却不知道怎样回答。李小姐说:“你先去流水线上问一下,看他们谁会针车,只要会一点都行,问完以后你去告诉我结果。”

过了没有多久,就见阿明拿着一张小纸条来办公室了。伟业厂生产部,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阿明在流水线上走了一遭,就有三四个人会针车。李小姐又叫来塑胶部的主管排骨和五金部的主管张胖子,让他们到车间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工人会针车。张胖子说:“我老婆以前就是在服装厂做车工的。”在全厂范围找了一遍,找到了八九个会针车的。把他们一一叫到针车组试过手了,挑了六个速度快一点的。确定了名单,李小姐就让他们打下班卡回宿舍休息,晚上准备到生产部针车组上夜班。

干活的人安排好了,还得有一个带班的人。李小姐找到了阿明。生产部除了阿明没有直接从事劳动生产,其余的班长组长之类的,虽然挂了头衔,也还要在流水线上干活的。李小姐对阿明说:“因为生产紧张,针车组要开两班。白班人员当然是原生产部针车组的员工了,因为他们都是老员工,速度快,这些人不用人盯着就能干出活儿来;晚班的员工,虽然以前在别的工厂做过针车工,但是在伟业厂还没有踩过针车,也不知道让他们的手艺到底如何,所以一定要一个人看着,速度和质量都得管。我考虑了一下,管这几个上夜班的人,只有你最合适。所以夜班由你带班。”阿明的脸抽动了几下,然后答应了。李小姐说:“你先去休息吧,晚上八点钟上班。”

针车组安排妥当了,我和李小姐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这批旗帜是头一次做货,纸箱,胶袋都得打样版再订购。完成了针车的美国旗,还只是半成品,这些半成品还得上流水线插旗杆、装上一个旗头固定旗杆和旗帜,然后再装胶袋、装箱、打包装带出货。旗杆是找桥头镇的一家塑胶厂订的,旗头在常平的一家工厂订做。针车组已经生产几天了,旗杆样品也确认好。拿到了旗杆的样版,我们就忙着纸箱和胶袋了。胶袋的问题好说,用旗杆装了十面旗帜,从仓库里面拿出几个胶袋,用胶纸粘了一个胶袋样版试装了一下,确认了尺寸,比产品尺寸稍微长一点儿,就下采购单订购了。

接着是订纸箱了。以往纸箱打样版都是李小姐在做,她量好了尺寸写给我,让我拿着尺寸去打样版,确认了样版再下采购单去做货。其实这些事情是我份内的,李小姐帮我分担了一部分工作。这次量纸箱的时候,李小姐叫上了我,她对我说:“阿芳,我现在教你如何确定新产品的纸箱尺寸,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给你做了。”

我们拿了一些旗帜和旗杆装好了美国旗,按照客户的要求,十支旗帜扎一小把,五十支扎一大把,一箱要装一千支旗帜,客户倒没有规定纸箱的大小,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每层放五大把,放四层,又好放,做出的纸箱体积也小,挺合算。我们先量了旗帜的长度,再把四大把旗帜摆在桌子上,量了宽度,又摆了五把旗帜,量了高度,再加上纸箱本身的厚度,纸箱的尺寸就订下来了。李小姐说:“阿芳,我们马上就要组装美国旗了,按照正常程序,纸箱得先打了样,再做货,但是纸箱厂打一个样版要两天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直接按这个尺寸下订单吧,先订五万面旗帜的纸箱回来,香港总部那边刚给电话我,说让我们无论如何,得在这两天内先交五万面旗帜,客户急用。后面的纸箱等这一批纸箱回来,装过以后,如果合适我们就按这个尺寸订下去,如果不太好装,我们就得更改纸箱的尺寸。”

我按照刚才量出来的尺寸,下了订单到纸箱厂去。因为我们这边生产紧,所以特别交待纸箱厂两天以内交货。纸箱厂也在东坑,离我们不远。。两天后的一个早晨,这一批纸箱就送到我们仓库了。旗杆和旗头也到了,生产部一大早就开始组装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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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生产部开始组装美国旗了,我们的心里踏实了好多。五万只旗帜,组装起来是很快的事情。围绕这面旗帜忙了几天,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原以为事情会象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路顺下去,可是流水线运转没有多久,许文就拿着一只纸箱和一把包好的旗帜匆匆忙忙地从生产部跑下来,对我说:“阿芳,你订的纸箱小了。”听见他这样一说,我连忙从座位上跳起来,去看纸箱。我走过去,许文拿着旗帜装给我看,真的小了。他说:“你看,正好小了一个旗头的位置。”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和李小姐丈量纸箱的时候,旗头还没有到货,我们只装了旗杆就量尺寸的,忘了加上旗头的尺寸。五万只旗帜的纸箱,五十只啊,只能报废了。纸箱报废是小事,关键是我们急着要用这批纸箱。因为一大早香港总公司那边就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把白天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寄到香港去,有多少寄多少,他们收到货以后,就要寄给美国客户,人家客户要见到货才相信我们已经在生产中了。没有纸箱,我们怎么寄货出去呢?

就在我和许文看着纸箱发愁的时候,李小姐从外面回来了。李小姐看了看纸箱,说:“阿芳,量纸箱的时候,你也不记得提醒我一下加上旗头的尺寸。”也是呀,要是我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也不至于要包装了才发现纸箱的尺寸不对呀!不过怎么说都没有用,这五十个纸箱只能放在仓库里面,看以后有什么订单用得上才把它们消化出去了。眼下最急的事情,就是重新订纸箱。我和李小姐重新丈量了纸箱的尺寸,下了订单给纸箱厂。

订单下下去之后,我打通了纸箱厂业务员的电话,告诉他,这批纸箱特急,晚上要寄香港的,让他去和工厂的人沟通一下,下午帮忙送一批过来。业务员没有直接答应我,说他去试试看。纸箱厂的正常交货期是三天,我们上午下单,下午要他们交货,才给了他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没有库存的纸板,他们就没有办法交货了。

生产部组装好的美国旗,因为没有纸箱包装,全部堆地在上,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堆花花绿绿的婴儿尿片。我得让给它们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不记得一个上午打了多少电话给纸箱厂的业务员了,业务员的态度倒是很好,在那个接电话还需要付费的年代,我每打一个电话过去,他都在第一时间接了电话,而且说话的语气特别好。中午临下班的时候,业务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对我说:“万小姐,你不用催了,你要的纸箱,现在正在生产,下午我亲自送货给你。”有了他的这一句话,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下午上班没有多久,纸箱厂的业务员骑着一辆三轮车,满头大汗地拉着纸箱来了。纸箱来不及检验,就直接上了三楼生产部。因为这一次,尺寸绝对没有错了。生产部的人见了纸箱,如同得了宝贝,很快他们就把地上的旗帜装进了纸箱里面打包,我和李小姐也加入到打包装的行列,堆在地上的旗帜不一会儿就被我们全部装好了,靠着墙壁堆放起来。阿娟还问我:“阿芳姐,后面的纸箱什么时候到?”我告诉她:我这就下订单过去,三天以后纸箱就到了。李小姐对我说:“阿芳,你快回办公室下单吧,我在上面帮忙就行了。”于是我回办公室下单购买纸箱,把剩下的十五万旗帜的纸箱一次性下给了纸箱厂。

晚上叫了快递公司,寄了一部分货出去。生产部一条流水线组装了一天,才组装了一万多面旗帜,十来箱货。发完货,李小姐对我说:“下班以后,我们上生产部去帮忙吧。”九点钟一到,我们就锁好了办公室的大门直奔生产部。我装胶袋,李小姐封箱,原来装胶袋和封箱的工人,一个去装旗杆,一个去装旗头。我们一直在生产部加班到十一点钟才离开。这个时候,生产部的人还没有下班呢,不知道他们又要加班到几点。

生产部组装的速度越来越快,针车的速度又跟不上了。针车组二十四个小时生产出来的产品,生产部八个小时就消化掉了。针车组白班有李小姐去巡视,夜班有阿明全程跟班,工人自然是没有偷懒,可是这个速度却一直没有提上去多少。只能等他们了。

忙了好多天,二十万美国旗总算顺利做完了,出完货还余下一些旗帜,只是没有旗杆和旗头去装配。流水线清尾的时候,有工人说:“这些剩下的旗帜,就留在这儿,以后给我的儿子做尿片。”他们的想象力真丰富,这些旗帜看起来就像花花绿绿的尿布。也有工人说:“才不要它做尿片呢,布料差,而且还是用油墨印花的,有毒。”大家在一片说笑声中,清理了流水线,很快流水线上又换了新的产品。生产部就是这样,流水线上的产品换来换去,但是流水线似乎永远都不曾停歇过。这长长的流水线,不知要流向何年何月呢?

做完美国旗没有多久,工厂又接到了五十万英国旗的订单,规格和美国旗一样,所以做英国旗也算是轻车熟路了。依旧是从虎门太平买了绢布,找了印花厂印了花,回厂来交给针车组车旗帜,我们这边订购包装材料,一切到位以后开始组装。英国旗做起来比美国旗顺利得多,客户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针车组这边也不用开两班,只是上长白班就够了。做好的货物分批地走空运送了出去。做完了英国旗,又接到了手提袋的订单,找厚街的皮料商订了皮料回来,用五金部的开料机裁好尺寸,交给针车组的工人一件一件地去车好了,再包装了寄出去。针车组的这些工人,虽然他们的针车水平不太专业,不过因为有了他们,车工的活儿我们自然是自己做了,不用发出去给供应商,也算省了一笔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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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对于伟业厂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这一年夏天,工厂接到了几个大客户,其中有一家做慈善事业的美国客户,东莞许多工厂想拿他们的订单,因为他们与供应商做现金交易。只要货物上了船,他们就立即付货款。伟业厂不算大,却也分得了一勺子羹。正因为这家客户的到来,我们厂发工资也比以前及时多了,每个月的月底就会发上个月的工资,因为客户要求工厂这样做。而且客户要求工厂不准收工人的压金,客户来看厂之后,工厂就把压金全部退还给工人了。退押金的时候,在伟业厂工作了十多年的总务,拿着当时进厂时的押金收据去退押金,非常自豪地对我们说:这是工厂最老的一张压金条了,它的价值早已超过了一百元了。十多年时间,工人走了一拔又一拔,又来了一拔又一拔,总务却留下来,一直坚持着。

美国客户的产品是食品罐。那是一个乳白色的圆柱形的铁罐,罐身的正面有一个长方形窗口,窗口上贴着环保胶片,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见罐子里面装的食物。罐盖也是铁的,与罐身的颜色一样。工厂习惯称罐身为罐子,称罐盖为盖子。他们的每一批产品,生产前都得经过验货公司确认以后才能生产;生产好的产品,也得经过验货公司检验合格以后,才可以出货。这家客户指定了一个中文译音为“中美”的验货公司验货,所以我们把这个罐子叫中美罐。

因为是装食物用的,无论是铁片还是罐身的胶片,以及印铁用的漆料,都是无毒环保的,所有的材料,都做了环保测试,提供了环保报告。在二零零二年,做环保认证是一件大工程。伟业花了好一翻心思才认证通过。

客户的第一批订单,订单量就特别大。根据罐身的尺寸,分为大、中、小三款罐子,每款下了二十万订单,客户要求我们分批出货。包装方式是客户提供的,一只纸箱装六只产品,每个产品用卡纸隔开,纸箱的尺寸由他们提供;胶袋也得按他们提供的材质和尺寸去做。纸箱和胶袋样版都是经过客户确认以后,我们才敢找供应商购买。因为是大订单,纸箱的箱唛要求也挺严,第一次下纸箱订单的时候,是李小姐亲自下单,每一款罐子的产品,只采购了第一批出货需要的数量。她下完订单,自己检查了好几次,才让我传到供应商那儿去。纸箱回来以后,质检部经过严格的检验,仓库这边,还专门辟了一块地盘堆放中美罐纸箱。

开始生产的时候,验货公司派了验货员过来跟踪生产。验货员是河北人,和许文是老乡。验货员来了我们厂,许文全程陪同。验货员的老婆是湖北人,他是上门女婿,他因为年纪比我大,所以他叫我为小老乡,不过我与他接触不多。因为是第一次生产,全厂的人都把生产中美罐当成了头等大事。验货员告诉我们,如果第一批产品出货过去令客户满意,订单会源源不断地下给我们。经理每天八个小时都守在流水线上,哪儿差人就到哪儿帮忙。李小姐也时不时地上去帮忙。工厂为了赶货拼命加班。

美国客户规定供应商必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过在广东,工人有的是精力,他们要把这些精力变卖成廉价的劳动力,把廉价的劳动力折合成人民币寄回家养活家里的一家老小,当时希望多加班。加班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躲避客户的检查,只能在做一份假考勤。拿月薪的人好办,晚上加班不打卡、星期六星期天上班不打卡。工人的工卡破例交给员工自己管理,上班的时候打完卡把工卡揣在裤兜里面,下班的时候再去打,打完再揣在裤兜里面;晚上加班,打了卡也是朝裤兜里面揣。一张工卡自己保管一个月,月底再交上来。当然,工人不可能在工卡上造假,因为他们的考勤除了工卡还有主管写的出勤报表做凭证。卡钟旁边的工卡箱里,当然插满了工卡,那都是假卡。这些假卡是工程师阿江做出来的。工程部有一台卡钟,阿江闲着的时候就负责打卡。为了让别人觉得这些工卡很旧,每张工卡故意用手折一下,用脚踩上两脚。做这件事情被冠以一个好听的名字:做系统。工厂超时加班的事情,验货员当然也知道。不过验货员挺本份,并不曾给客户打小报告。

客户会不定时考查工厂。他们说来就来,事先不通知任何人。有一天上午上班,我没有穿工衣。总务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提醒我:“阿芳,快去换一下工衣,据说鬼佬最近要来查厂。”我们私下把美国客户叫“鬼佬”。工厂让总务每天检查员工的穿戴,他总拿着一叠罚款单在各个部门走来走去。我回宿舍换了工衣回到办公室,只见经理风风火火地从生产部回来了。他告诉我们:鬼佬来了。这个时候,主持全厂事务的是经理。经理是香港人,又去加拿大工作过好些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全厂也只有他能主持那个局面。

经理刚说完话,就有一个鬼佬和几个中国人来了。他们是美国客户常设在广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鬼佬是办事处的一个头儿,跟着他的几个中国人是办事员。经理带着他们从一楼转到三楼,看了中美罐从铁片开料到成型、包装的全过程,查了工人的工卡,又去陈列室参观了一会儿,鬼佬才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考察完,工厂挽留他们吃午饭,他们说:“no,no”,然后就驱车走了。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是,他们的作风真好呀,不吃人家的饭也不要红包。

工厂忙了好久,终于到了走第一只货柜的时候。最先走柜的是大罐,三十英尺的柜子,正好装九百三十六箱。要出美国货柜了,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出货的前一天下午,香港总部就发传真过来,告诉我们货物抵达的口岸,帮我们联系好了货柜车和报关行。晚上下班的时候,李小姐对我说:“阿芳,明天货柜车清早就到。到了你就去叫我。”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汽笛声吵醒了。货柜车来了。我赶忙起床,来不及洗漱就朝李小姐的宿舍门口跑。她已经起来了,见我过去,对我说:“快点洗濑了上生产部去,我们再去清点一次货物的数量。”

我们上生产部的时候,阿明和阿娟已经到了,在高高的货堆旁,站着四五个搬动工。我,李小姐,阿娟,又清点了一次数量,五金部主管张胖子安排了工人在一楼接应我们,我们开始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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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看着一箱箱货物从三楼溜到货柜车上,我们特别开心,当然还有一点紧张。尽管出货区的货物清点了好几遍,但是在三楼的放货口,我们还要把好最后一关。货是一卡板一卡板地拉到放货口的,每卡板都规定了数量。经理也来了,他在一楼看着装车。三十英尺的柜子,四个人装车,不到中午肯定装不完。我和李小姐在生产部出货,办公室的事情就交给小文去处理了,我们告诉她,除了香港总部打电话找我们的时候,上来通知我们一下,其余的人打电话过来,直接说我们出差了。

刚开始装货的时候还是清晨,并不太热。夏天的太阳很快就升起来了,不一会儿就热起来了。热得难受的时候,拿着笔记本充当扇子,扇风解解暑气。那些在一楼装车的工人比我们辛苦多了。几个装车的工人上车不久就看见他们的后背慢慢地变湿,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后背都湿透了,他们的背上仿佛顶着一块沾了水的湿布。工人们干脆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装车。

货物一件一件地装,本以为中午以前就可以装完,可是到十一点半才装了大半柜。李小姐让我们先去吃了饭再来继续出货。装车工和搬运工都去饭堂吃饭去了。我对阿娟说:“你去吃饭吧,我不去了。”在三楼呆了一个上午,实在没有胃口。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够厉害的。早晨没有吃早餐就来出货,到中午了也不吃午饭,居然不会觉得饿。阿娟见我不去吃饭,她说:“我也不去吃饭了,我都渴死了,只想喝水。”我们去小店,每人买了一支一块钱的冰冻可乐,抱起瓶子就直接往嘴里灌,三两下把一支可乐喝完了回到生产部,趁着搬运工还在吃饭的间隙,吹了一会儿风扇,接着继续干活。

一直忙到下午上班,三楼的货终于放完了,一楼的地上还堆着高高的货堆。装车速度跟不上我们放货的速度。我和李小姐又赶到一楼看着工人装车。每一箱货物都得上车,一箱不多一箱也不少。不一会儿,柜子已经装满了,却还有十多箱货撂在地上。这个货柜,是经过精密计算,刚好装九百三十六箱的,装不进去的原因,就是没有装好,浪费了空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返装!

本来以为要结束苦旅的装车工人,听见李小姐说:“返装”,他们都长叹了一声:“啊,还要返呀!”当然要返,一定得返,不返装,我们的货柜就不能过海关!装好的货物一箱一箱地御下来,一个柜子拆了一半,李小姐走到柜子里面,拿着尺子丈量了一下货柜的剩余空间,再算了一下,说:“拆到这里就够了,返装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装紧,一箱挨着一箱,不能有空隙。”我和李小姐站在地上看着他们返装,经理上柜亲自指导。忙到下午四点钟,终于装好了车。九百三十六箱货,一箱也不多,一箱也不少,刚好满满的一柜。

搬运工从柜子上面走下来,一个个蹲在地上喘着粗气。从早晨七点钟一直到下午四点钟,从三楼到一楼,除了中午吹风扇的那一会儿坐了一下,其余的时间一直站着,根本没有休息过一下。柜子没有装好的时候,精力一直集中在柜子上,不觉得累。现在柜子装好了,当柜门锁上、货柜车司机鸣响汽笛,车子缓缓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腿有一点酸疼。事情还没有忙完。回到办公室,李小姐忙着打电话给报关行,告诉他们:我们的车已经出发,很快就会到海关。报关行那边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为我们办好了手续,柜子可以顺利过关。这只装着九百三十六箱中美罐的货柜子就要远渡重洋去美国了。虽然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是看到这些罐子去了美国,我的心里也很高兴。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汗水。

走了一个货柜,后面还有许多货柜要走。都说万事开头难,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头,后面的货柜按计划出货就行了。出了第一批货以后,验货公司的验货员,没有每天都跟厂了,只是隔几天来看一下货,出货柜前来验一下货而已。他说他最不喜欢来我们厂了,因为我们厂是客户在东莞的供应商中最差劲的一家,工厂规模小、又脏又乱;他说到从五金部一路走到生产部,没有一个地方令他高兴。不得不承认,伟业厂确实很乱。其实小规模的工厂,大都是这个样子,伟业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大工厂一边生产的同时,还会不停地搞整理搞认证,但是伟业只知道不停地生产不停地赶货。奇怪的是,大工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拉到的客户,伟业厂也能拉到。因为伟业厂总能在拐弯的路上拣到好客户,所以它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却依然存活了下来。

五金部的事情先搁着不谈,先说说生产部。罐子和罐盖在五金部完成了成型的工序,就运到生产部去组装了。生产部后面有一块空地,一半堆放成品,一半堆放半成品。罐子和罐盖一箱一箱地堆在空地上,从来没有人拿一张纸皮把这些半成品盖起来。组装的时候,会有人拿一块抹布把罐子擦一遍再组装。堆罐子地方挨着厕所,厕所里面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只大老鼠。说不定哪天晚上,就有一只大老鼠在厕所里面游荡一番之后,溜到罐子里面睡上一觉,撒上一泡尿,留下一串脚印再离开呢!工人们在累得腰酸背痛的时候,一边干活一边笑着说:“中美罐在美国是装食物的,在我们车间是用来装老鼠的。”只要没有客户在,在车间里面开开玩笑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人管。当然这些工人也很自觉,有客户在的时候,他们不会随便乱说。这些装老鼠的中美罐,正是经过这些爱说笑话的工人的手,从铁片变成铁罐,被装进纸箱,然后远满渡美国的。他们说笑话,证明他们快乐。他们快乐着,自然才有好心情上班。伟业厂并不是每个人都呆得下去的,几乎每天都有工人离去,能留在这儿的人都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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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我们的第一只货柜到客户那儿不久,第二批订单就来了。依旧是大中小罐子各二十万。有订单是好事,工人们有活儿干,拿的工资就高,工人高兴老板也高兴。

来了订单就得订料,这是伟业的老规矩。第二批订单最终到达的港口与前一批订单不同,所以纸箱的唛头也不一样。订纸箱的时候,我下完采购单,又逐个核对过纸箱唛头,交给李小姐审核以后,才敢把采购单发出去。采购单发出去之后,我自己又核对过一次唛头,才敢把采购单归档。我订的纸箱没有错,但是这是这批纸箱,后来却惹了麻烦。不过,责任不在我这边。

采购单下给纸箱厂三天以后,纸箱厂就开始给我们送货了,连续送了几天才送完。生产部还在组装第一批订单的产品呢,纸箱是一卡板接着一卡板从仓库拉到生产部,工人们一箱接着一箱地装。转眼又到了出货柜的时候。我们已经出了好几个货柜了,一切都顺了。出货柜的时候,李小姐在一楼把守,我和阿娟在三楼发货。我们的装车工也有了经验,两个多小时就能装完一只货柜了。

又一只三十英尺的柜子停在了一楼。李小姐去一楼守着工人装车,我和阿娟守在三楼看着工人放货。箱子一箱接着一箱地往下放,装车工在柜子里面忙碌着。天气阴沉沉的,眼看要下雨了。得赶紧装好车,让货柜车尽赶快离开工厂。我一边看着放货,一边数着数量。纸箱一箱一箱地从我们面前走过,突然我觉得箱唛不对劲。我们出的是第一批的订单,但是纸箱的唛头却是第二批的唛头!第一批的纸箱是李小姐下的采购单,第二批的纸箱是我下的采购单,两批订单的唛头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生产部用错纸箱了!如果是内销产品,唛头错了并不是大事,涂改一下就行了。可我们的货物是出口美国的,唛头错了,过海关的时候就会被拦下来。这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既然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必须把这批货拦下来。等货物到了海关再发现,问题就大了。我对三楼的搬运工说:“你们先停一下,我让你们放货的时候,你们再放。”然后我就站在出货口对着一楼的李小姐喊:“李小姐,这批货不能出了,纸箱有问题。”尽管我用了很大声音喊话,但是李小姐却没有听清楚,她对我做手势,问我为什么不放货了。我从三楼跑到一楼,告诉她,生产部用错了纸箱,这批货出不了。李小姐一听,先是问我:“你怎么发现的?”我说:“他们用的是我订回来的纸箱。我订的纸箱是第二批订单的纸箱。第一批订单的纸箱是你订的,两批纸箱的唛头不一样。”我也是在放货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李小姐搬起一箱货物看了唛头,无奈地摇摇头,叫道:“死啦,死啦。”柜子还赶着在海关封关前出关。要是出不了关,我们就得付给司机停车费。眼看时间不早了,把这些货物撤回生产线换纸箱包装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手写了唛头贴在纸箱的唛头处。李小姐对我说:“你上生产部,把没有放完的货全部放下来,我们手工改唛头。”我放完了货就去一楼。九百多箱货全部被拆了下来,堆了半个操场。我们逐箱检查,发现有一多半用错了纸箱。阿华找遍了仓库,把能用的牛皮纸都拿下来,李小姐和阿娟拿了剪刀剪牛皮纸,阿华和保安肥佬的字写得好,他俩被叫过来写唛头,我把写好的唛头贴到纸箱上。吴兵把改好唛头的货搬到卡板上,放满一卡板,经理就用叉车拉到操场边上放起来。人手不够用,生产部又派了好些人来帮我们。眼看牛皮纸要用完了,李小姐对我说:“阿芳,你让纸箱厂送一点牛皮纸过来吧。”我打电话到了纸箱厂,纸箱厂说可以给我们提供免费的牛皮纸,但是要我们自己过去拿,因为他们的送货员都出去了,业务员也在外面。李小姐说:“阿芳,你坐摩托车去拿吧,快去快回。”我在厂门口招了一辆摩托车去了纸箱厂,拿了牛皮纸又坐着一辆摩托车回来。纸箱厂就在东坑,离来来去去也就花了十多分钟。拿回来的牛皮纸很快就被剪成小块,写上了唛头贴在纸箱上。

老天说下雨就下雨了,不过是小雨。夏天的小雨落在身上还有一点凉。我们依旧在雨里面忙着。改完了箱唛,经理把货物拉到货柜车边上,搬运工忙着装车,我和李小姐负责点数。货柜车驶出厂门的时候,雨突然下大了。回到办公室,李小姐打了个电话给报关行,就把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人都叫到办公室来了。

李小姐、我、阿华、阿明、生产部物料员、许文,一个都不少。李小姐先问阿华,为什么把下一批订单的纸箱发给了生产部。阿华这个家伙精得很,遇到事情特别会保护自己。他说:这些纸箱看上去一样大,生产部来领料的时候,也不在领料单上写明唛头资料,而且领料的时候,物料员自己都不看唛头就把箱子装上车,他也不知道生产部生产哪一张订单,所以就发给生产部了;李小姐问生产部物料员为什么领错了纸箱,物料员啥也说不清楚。物料员充其量只是一个干体力活的人,阿明叫他领纸箱,他就傻乎乎地领纸箱回来,哪还懂得看什么唛头呀,生产部的物料员也只有这个素质;李小姐就问阿明,为什么不告诉物料员,需要领哪个唛头的纸箱,。阿明的脸抽搐了几下算是回答;李小姐接着问许文,为什么出口美国的货,不知道检查箱唛,此时的许文正和小文热恋呢,哪有心工作?不过他倒会推辞,说我采购回来什么纸箱,就装什么纸箱,说肯定是我采购纸箱的时候,把箱唛弄错了,他倒想把事情赖到我头上来。我一下子就火了,对许文说:“我告诉你,我采购回来的纸箱没有错,不过不是这批货的纸箱,是下一批的纸箱。这一批的纸箱,八百年前就堆在仓库里面了,那可是是李小姐亲自下采购单采购回来的。你说我下采购单弄错了箱唛还有可能,李小姐下的采购单,可能把箱唛弄错吗?不信我们现在去仓库,你去看一看,这一批的纸箱肯定还在仓库的角落里。生产部弄错了多少只,仓库里面肯定就有多少只。”许文又说客户订单上面没有注明唛头。也真是活该许文挨骂,客户的订单非常详细,一份订单后来附着一大堆资料,纸箱唛头、包装方式、到达港口写得一清二楚。李小姐拿着一份完整的订单,瞪大了眼睛,把订单对着许文,一页一页地翻开,对他说:“许文你看清楚,你的订单同我的订单都是一样的,是香港总部整理好了,由李生带过来的,我的订单上能看到的,你的订单上也有。”许文就不再乱说了,只有让李小姐骂的份儿。其实李小姐很想骂阿明一顿的。但是阿明这个人只有这个水平,骂他也只能是出出气而已,保不准同样的错误他下一次又会再犯。这件事情,只能让许文当冤大头。散会以后,李小姐私下对我说:“阿芳,这批货包装了那样久,你每天都去生产部看过的,怎么没有早发现他们用错纸箱呢?”我能说什么呢,李小姐不也是同我一样,整天没事的时候就守在生产部吗,结果是我们都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出货的时候才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罐子,从生产到出货,却是这样多事。或许就是一路上因为出的问题太多了,这样好的一个客户,最后却被我们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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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小文自打流产以后,整个人像虚脱了一般。宿舍的桌子上总堆着几盒药,她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吹到了一丝风。有一天,她把药全部拿到许文的宿舍里去了,然后光明正大地住进了许文的宿舍。工厂里面该朝她吐口水的,都已经吐过口水了,她的脸皮已经磨得够厚了,再也不怕别人的指点了。天气有点热,工厂允许住小宿舍的人每人装一把风扇。风扇当然是自己掏钱买的,风扇不贵,最便宜的是二十块一把。买了风扇,请电工装到了床头。工厂生怕我们在宿舍用电,所以宿舍里面没有插座,电工在装风扇的时候,把风扇的插头剪掉了,风扇的电源线直接接在房间的电线上。其实这样装风扇特别危险,要是电线走火,鬼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伟业厂还真发生过一次电线走火的事故,地点在宿舍外面的走廊上。只见电线突然噼里啪啦起火了,火星四射,吓死人了。不过宿舍里面还好,没有电扇起过火。

就在小文每天都要吞下一大堆补血药的时候,有一天许文突然辞工了。许文这小子闯了祸就想着逃。活该他运气好,这次他居然找到了一份好差事:中美罐的验货员帮他介绍了一份验货公司的工作。有这样好的机遇,许文正好借机溜掉。自从他在伟业厂和小文干出一堆破事以后,经理和李小姐对他的印象当然不如以前了,特别是那次中美罐出货用错箱子以后,他们甚至讨厌许文了。许文的辞工书交上去,马上就批了。

按照劳动法规定,许文得在递交辞工书一个月以后才能离开伟业。虽然人还没有走,但是许文的心早已不在伟业了。他索性在外面租了房子,静静等着离开伟业的那一天。小文自然是追随许文,住到外面去了。我们都私下说:许文这一走,小文就要被甩了。工厂里面的人,只有小文蒙在鼓里,她还在设想着:许文去了贸易公司,拿了高的工资,有了钱就会把她娶回家去供养着呢。所以对于许文,她是百般服帖,虽然许文并没有为她付出多少。

许文要离开,自然要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的工作。那个时候许文的工资才一千二百块。二零零二年,虽然工资标准不高,但是一千二百块的工资却招不到品质主管。工厂只得走老套路招人:内部提拔。这样能省一笔钱,而且内部提拔起来的人,对工厂的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做起事来容易上手。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吴兵就这样被提拔上来了。其实塑胶部的质检员黄英比吴兵来得更早,能力更强,不过她太直爽,说话不会拐弯抹脚,李小姐和经理不喜欢她,所以只有在工厂卖力的份儿,提拔的事儿却与她无关。吴兵被提拔上来,心里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捡到了一个馅饼。工厂许多人都背地里说:吴兵做主管,还太嫩了一点。不过也只是背地里说说而已,上面决定的事情,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吴兵似乎也想看许文赶快离开,这样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质检部主管了。许文当然知道吴兵的想法,他就是比吴兵沉得住气,看着吴兵兴致冲冲的样子,很多事情也就懒得插手,美其名曰说,放给吴兵去锻炼,实则是让吴兵闹笑话。事实上,吴兵也闹出了一些笑话。

有一次接到了塑胶积木的订单。订单上面写着:按照颜色样版做货。客户没有给我们颜色样版,只在订单面注明了一个国际色卡编号,我们得先打了样版给客户签样确认了再生产。从色粉厂弄到了色粉,交给塑胶部生产出了样品,我用一只旧纸箱把积木装起来搬到质检部,等着给吴兵确认。许文坐在一旁,告诉吴兵:拿着以前做货的样版对比一下,没有色差就没有错。许文真的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新客户,压根就没有样版。吴兵于是开翻箱倒柜找以前的颜色版。把个样版箱找了底朝天,终于找到了三块积木,红黄绿色一块。这几块积木都是陈年的古董了,放太久了,颜色也变了。刚巧我们接到的塑胶积木订单 ,颜色是红色的,吴兵就傻乎乎地拿着那块红色的样版对起色来。红色有千千万万种,每一种红,它表现出来的色泽都会有区别,能对得上吗?一看吴兵那个傻样,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指望吴兵自然是指望不上了,还不如我自己拿着国际色卡编号去对色。我找许文要来了国际色卡纸,拿着积木对照了一下,我们打样出来的积木与客户要求的颜色有一点色差,不过问题不大,我期望客户能接受我们提供的样版,把积木寄给了客户。我寄样版的时候,许文假装正经地问我:“阿芳,这次的积木要先给客户确认颜色以后才能做货呀?”其实他的心里清楚得很,想看吴兵的笑话呢。

这次之后,吴兵又闹出了几次笑话。不过,每次都有人发现,伟业厂虽然有时候偶尔发生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但是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乐意帮助新人。吴兵居然一路磕磕碰碰地熬了一个月,许文离开的时候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在了质检部主管的位置,不过他的工资却比许文的低很多。许文的工资是一千二百块,但是吴兵的工资只有七百。经理说等吴兵过了试用期再加工资。经理的想法是好的,不过加工资的决定权卡在李小姐和香港总部那边,加工资申请单得李小姐签了字,再拿到香港去给老板娘签了字才生交效。后来,吴兵过了试用期,工资也只加了一百块,不得不说,他的能力比许文差远了。吴兵自己也知道,如果他放弃这份八百块钱的工作,跳槽出去,肯定找不到一份这样的工作了,顶多只能在外面找一个小质检员的工作;在伟业,他还管着几个手下,还有机会锻炼。所以,私下里虽然抱怨工厂给的工资低,但是却又赖在这儿不走。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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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伟业厂总会发生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生产部副主管阿明,有一天居然脱掉了黄色的工人服,穿上了浅蓝色的工衣。他被提拔上来做正主管了。自从前一任生产部的正主管离职以后,前来应聘主管的人倒是很多,但是却一直没有一个人在这儿呆久的。阿明被提拔上来,着实让工厂里面议论了好些天。不过,生产部的一些老员工,也有帮着阿明说话的。他们说:阿明在工厂里面做了多少年了,从杂工做起,一步一步地做到副主管,其实也不容易。生产部的主管来来去去换了多少,他看着他们来,又看着他们走。熬了这些年,也该轮到他做主管了。

做了主管,换了浅蓝色的工衣,吃饭的地方也换了,阿明也从员工大棚坐到小饭桌来了,和其他部门主管坐一桌。不过阿明老婆却没有沾着他的光,她依旧在工厂里面做着清洁工。每天早晨我们上班以后不久,她就拿着毛巾扫帚拖把去打扫办公室,打扫完办公室再去各个部门打扫清洁。其实这份工作一点也不辛苦,每天八个小时,一个月领四百多块工资。她是工厂里面的老字号工人,却因为职务低,人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而已。

阿明升了主管,自己不敢得意,但是他的做清洁工的老婆却得意起来了,仿佛自己做了主管一样。其实她不知道,工厂里面的其他主管,都没有把阿明当一回事;而且阿明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老婆放在眼里,现在阿明做了主管,就更没有把老婆放在眼里了。

阿明当主管之后不久,一天早晨阿明老婆像一样,进办公室打扫卫生,扫完地接着给我们擦桌子。她手上的那块破抹布,不知道多久没有清洗过了,上面沾满了各种污渍。她慢慢地擦着,擦到我的文件柜时,车间有事情找她,她就把抹布放在我的文件柜上,转身出去了,好久也不来收拾残局。那块破抹布放在我的文件柜上,我只要抬起头就看见它躺在那儿,太碍眼了。我伸手把那块破抹布扔进了桌子旁边的垃圾桶里面。

等我把抹布丢进垃圾桶以后,她才慢悠悠地回来继续干活。她满办公室找抹布,也没有人理她,最后她在垃圾桶里面的找到了抹布,不知趣地在办公室里面耍起泼皮,她大声叫着:“谁扔掉了我的抹布?”办公室里面只有我和小文,要是李小姐或者林叔在,她是不敢这样嚣张的。小文当然知道是我扔的,但是装作没有听见,不理她,我也不理她。见没有人理她,她又叫道:“不给我把抹布拣起来,我不擦桌子了。”我们还是不理她。她于是接着在办公室里面叽哩瓜啦地叫。抹布放在我桌旁的垃圾桶里面,她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我对她说:“抹布是李小姐扔进垃圾桶里面去的,她说你的破抹布放在这里太碍眼了,要是有客户过来看见了这块破抹布,影响实在是太坏了。你有本事叫李小姐给你拣抹布呀!”一听说是李小姐扔的,她不敢再吭声了,默默地拣起了抹布,继续抹桌子。

等她擦完桌子离开了办公室,吴兵跑过来问我:“那个扫地婆刚才在你这儿耍横了?”我说:“是呀,一块破抹布放在我的文件柜上不知道拿走,我把它扔进垃圾桶去了,她居然敢叫我给她拣抹布,我对她说是李小姐扔的,让她找李小姐去拣,于是她不敢说话了。”吴兵说:“她真的不懂规矩,以为自己是谁呀?你昨天半夜有没有听见女人的哭声?”在伟业一楼宿舍,经常在半夜听见女人的哭声。一楼的宿舍,有三对夫妻:李小姐夫妻俩、张胖子夫妻俩、阿明夫妻俩。听到女人的哭声,肯定就有女人被自己男人打了。李小姐老公是典型的妻管严,自然是不敢打她;张胖子偶尔也打老婆,但是他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每次夫妻俩打架,总是分不清输赢;阿明却是经常打老婆的,而且每次都是只有他打的份儿,没有老婆还手的份儿。阿明老婆挨了打,总是不停地哭。起初也有人去劝架,后来大家就习以为常了,顶多只是觉得哭声耽误了睡眠,却也再没有人管他们夫妻俩的闲事了。每当阿明老婆挨了打以后,往后的几天时间里,厂里面的人茶余饭后总就会多了一点谈资。我住的地方离阿明宿舍远,自然没有听到哭声。吴兵于是绘声绘色地告诉我,头天晚上阿明的老婆怎样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我问吴兵:“她为何又挨打了?”吴兵说:“哪知道呀,反正阿明打老婆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有时候是他老婆做错了事情,该挨打;有时候是阿明受了别人的气,于是拿老婆当出气筒。”我于是又从吴兵那儿知道了更多关于阿明老婆的趣事。有时候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晚上免不了要挨一顿打的,于是下了班赶紧洗澡洗衣服,做完事情之后立即喝上几口白酒,早早地躺在床上睡下。阿明加班回来,见她睡得像猪一样,也懒得理她,于是倒头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把打老婆的事情给忘记了。阿明老婆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喜欢喝白酒,有时候她还会告诉我:“昨天晚上我喝了几口白酒睡觉,睡得真舒服呀,一觉醒来就是天亮了,连一个梦都没有做。”此前还以为她的生活多滋多彩,偶尔还喝一小口白酒作乐呢,原来是为了逃避挨打才喝酒的。她真是傻得可爱,为了逃避挨打喝了白酒,第二天还要在别人面前炫耀。阿明老婆喝白酒逃避挨打虽然凑效,但是却只能躲过一部分拳头,还有更多的她无法预测的拳手等着她,所以她仍然常常莫名其妙地挨阿明的打。伟业厂的人私下里说:“阿明老婆就是一头猪,越打越健康。”这句话似乎挺有道理。在伟业厂,每天清晨起床,总看见她就站在院子里了,她似乎从来就没有生过病,挨打的痛与侮辱对她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

不过,阿明老婆有时候说话也不经过脑袋考虑。有一次我买菜回来,拿着菜单去厨房,保安肥佬也在那儿。肥佬一边看着菜单,一边念叨着:“又是鱼,我们每天都吃鱼。”工厂把我们的伙食费卡得死死的,菜钱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买鱼,一个月至少有二十天饭桌上有鱼。鱼虽然是一门好菜,而且很多人都爱,但是每天都吃它就吃腻了。这时阿明老婆窜到饭堂来了。听见肥佬这样说,她就接着说:“鱼给狗吃。”她这句话骂的可不只是一两个人,所以吃小饭桌的人殾被她骂到了。我对她说:“鱼可是小饭桌的人吃的,你说给狗吃,你老公阿明也变成了一条狗。”听我这样说,她就不吭声了。等她离开了厨房,肥佬说:“她这个人真是缺教养。要是我们把这句话告诉阿明,然后再添油加醋说上一番,保不准她今天晚上又要挨一顿打。”这个不用说,那简直是一定的。不过我们谁也没有和她计较,要不她挨打挨定了。

小饭桌的菜,很多时候是吃不完的。工厂里面员工的伙食差,等我们离开以后,总有员工来拣我们吃剩的菜吃。小饭桌上的菜,总比员工餐多放了一点油一点佐料,吃起来够味道一些。特别是有辣椒的时候,来拣菜吃的人就多。其实剩下的菜也并不脏,来拣菜吃的员工,也并不一定是很差的员工。阿明老婆以前也来拣菜吃的,不过自从阿明从到了小饭桌上,她就不敢来了。阿明不让她去,对她说拣菜吃很丢脸。有时候她看着张胖子老婆从小饭桌上夹了菜端出去,站在大棚子里吃得津津有味,她其实很想吃,一边吃着自己碗里的菜,一边朝张胖子老婆的确碗里望。张胖子老婆就对她说:“你也去夹一点菜,桌上还剩很多呢。”阿明老婆就一脸委屈地说:“我老公不让我去那儿夹菜。”或许她明白,一筷子菜吃下去,就会换来晚上的一顿打吧。阿明真是死要面子。张胖子家底比他好多了,都不觉得拣小饭桌上的菜吃有多丢人,阿明却觉得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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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

阿明夫妻俩是有故事的人。在工厂里面,没有多少人瞧得起阿明老婆。如果谁同她多说几句话,她就非常高兴,把她前世今生的故事都说给人家听,就像祥林嫂说阿毛一样,不厌其烦地说。

阿明老婆也对我说起过她和阿明的故事,而且不止一次地说起。她说的故事,现在我都还记得。她其实是个可怜人。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跟着父亲和奶奶长大。长到十六岁,就跟了阿明。阿明比她大了很多岁。她跟阿明的理由很简单,阿明父亲和她父亲是好朋友。她的父亲把女儿当礼物送给了朋友的儿子做媳妇。阿明家住在山上,家境不好,不过她家住在更高的山上,家境更不好。这样算起来,嫁给阿明,她也算嫁对了,至少没有嫁到比自己娘家更穷的地方去。阿明待她并不好,不过阿明母亲待她却像自己的女儿一样。阿明老婆说她婆婆对她好,说得相当生动。她说她生了儿子坐月子的时候,婆婆每天杀一只大母鸡,这只大母鸡只有她一个人吃的份,连阿明都吃不到。她一个月吃了三十只大母鸡,等坐完月子从房子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人长得又白又胖,儿子也得白白胖胖的。

阿明是家里的独子,虽然生长在山上,但是却不是一个好农民。阿明老婆也生孩子的时候只有十七岁,阿明却已经二十多岁了。有了孩子,家庭的负担当然就重了很多。在家里种地只能勉强糊口,日子过得很清苦。阿明必须挣钱养儿子,可是他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有技术,要挣钱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明的父母卖了家里的粮食凑了一点钱,给阿明买了一群羊羔,让他去学放羊。放羊是一件轻松活,又能赚到一点钱。有了羊羔以后,阿明就忙了起来,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带上干粮,赶着羊到山上去放,天黑了就回家。忙了几个月,不见羊变成钱,却见羊一只接着一只的死了,别说赚到钱,连当初投进去的老本都亏光了。家里只剩下一点口粮,再也不能拿出去卖了。

等到第二年粮食大丰收了。阿明父母留足了口粮,又把剩余的粮食给卖了,拿着卖粮食的钱,再给阿明买了一群羊。这一次阿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把羊看紧了,生怕这一群羊有个散失。他想着:把羊喂大了,变成了钱,就买更多的羊去放,做一个养羊专业户,靠养羊过日子。羊一天一天地长大了,眼看羊长大了,可以卖钱了,突然有一天,羊又接二连三地死光了。阿明做养羊专业户的梦想于是就这样破灭了。失败了两次,他不想再失败第三次了。那个时候,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到广东打工去了,阿明也想下广东,却没有路费。

他又在家里呆了一年。到了第三年粮食又大丰收了。阿明的父母又卖了粮食,给阿明夫妻俩凑齐了下广东的路费,让他们来广东打工。到了广东以后,阿明老婆很顺利地进了伟业厂做清洁工,阿明却一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阿明老婆挣的钱仅够两个的花销。伟业生产部管和阿明老婆是同一个村的人,生产部招杂工的时候,他叫阿明去了。阿明终于进厂了,夫妻俩以为好日子就要开始了。谁知阿明在厂里面做了两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被炒了鱿鱼,那是年底发生的事情。阿明对老婆说:我们回家过年吧。于是,过年的时候,夫妻俩就回家去了。过完年小两口来广东的时候没有路费,阿明父亲这次卖了牛,凑到路费给他们。来了广东以后,阿明老婆继续在伟业厂做清洁工,阿明在外面找工作。又是几个月过去了,阿明的工作依旧没有着落,阿明老婆发了工资,就拿去给阿明做生活费。生产部主管同情阿明老婆,又把阿明叫了回来,依旧是做杂工。这一次,他没有被炒,而是一直做了下来,一转眼十多年就过去了,阿明也好不容易当了生产部主管。

阿明老婆过得太苦了,想找人倾诉,可是听她故事的人,却对把她的故事当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料。人家笑话她也就罢了,她只是一个清洁工,在厂里面没有地位;可是此时的阿明,不是彼时的阿明了,他是生产部头儿,不再是多年前的杂工阿明了。阿明老婆用她的祥林嫂式的诉说,把阿明塑造成了一个农村放羊娃的形象。生产部员工当面叫阿明“主管”,背地里却叫他“放羊娃”。肥佬的儿子在生产部做丝印组长,经常挨阿明的骂,因此肥佬不喜欢阿明。有一天上班无事,去门卫室找肥佬聊天的时候,只见肥佬拿着一张画好的画,画的题目叫:阿明放羊。肥佬在一张不大的纸上画着一个小人儿,小人儿的一只手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拴着一大群小羊,那个人的脸是扭曲的,正是阿明抽搐时的神态。这幅画越看越觉得有趣。工厂里面很多人看到过这幅画,看过的人都说画得好,把个放羊娃阿明给画活了。

不得不承认,肥佬还真有些画画的天赋。如果他生在我们这个年代,说不定现在已经是一个画家了。没有过多久,肥佬给我看了他的另一幅作品,画面上的主人翁也是阿明,不过这一次的主题是:阿明提油壶。说起油壶,这里也有故事。生产部有喷油房和丝印房。有一段时间,丝印房组长空缺,阿明兼职组长。丝印组长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调丝印油墨。这是一门技术活。若是接到了大订单,足以让丝印工印十天半个月的时候,组长调好了一壶油,提着一桶油壶挨个给丝印工发放油墨,那倒还省事;没有大订单的时候,只能做小订单。印完一款产品再换另一款产品,一天得调很多种油墨。肥佬从阿明分油墨的动作中产生了创作的灵感,画下了这幅名为阿明提油壶的画。

有一天上班,阿明突然穿了一双新皮鞋。我去生产部的时候,阿明告诉我,这双鞋是他过年回家的时候在镇上的皮鞋店里面订做的,三十块钱一双,他一下子订了三双。三双鞋可以穿上一年。他还有点得意地告诉我,他们镇上的东西非常便宜,一百多块钱就可以缝一套西装,而且还是城里的款式。他去镇上置办这身行头的时候,他老婆是不知道的。有一天生产部放假,阿明脱下了工衣,穿上了他在镇上缝的西装,同生产部的人一起去逛街。有人在街上见了阿明,回来对阿明老婆打趣道:“你老公穿上新西装,实在是潇洒极了。”阿明老婆听了一脸茫然,她说她不知道阿明有新西装。阿明有西装,但是阿明老婆却没有太多的衣服,大多数时候她就穿着工衣。夏天的晚上,偶尔才能看见她穿着齐膝短裙,款式看上去很流行,不过仔细一瞧,那都是十来块钱就能买到一条的地摊货。我们私下里笑着问她:“你这样节约,存了多少钱?”她说她不知道。她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点小用,剩下的大部分都交给阿明存起来了,说是要给儿子上学用。阿明除了爱打老婆,没有别的坏习惯,而且特别节约。据说他们还真存了一点钱,打算给儿子上学用的。至于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如何,倒没有人问起,他们也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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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小文辞工了。虽然隐隐约约觉得小文在伟业厂不会呆太久,但是没有想到许文刚离开,她也跟着离开了。听说许文在验货公司混得不错,不过许文的钱可是要寄回去养家糊口的,没有属于小文的那一份。我问小文:“李小姐同意你辞工了吗?”小文说:“她同意了,说招到新人就放我走。”小文离开伟业也好,早一天离开就能早一天看清许文的真面目。

小文除了吃饭的时候回宿舍拿一下饭碗,平时都不再回宿舍了。在厂外面不远的地方,有许文租下的小鸽子笼,那里是许文为她编织的幸福城堡。这间幸福城堡其实就是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许文去莞城的验货公司上班以后,很少回东坑了。莞城离东坑并不远,坐车也就三四十分钟,但是许文总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有一天早晨小文乐呵呵地告诉我:许文头天晚上回来了,还给她煮了一锅绿豆粥,不过一大早又去上班了。之后很长时间,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吃早餐的时候,小文并不吃早餐,她说吃了绿豆粥。她还乐呵呵地告诉我,说是许文教会了她做绿豆粥。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有一天晚上加班的时候,我接到许文的电话。还以为他是找小文的,他却说要找吴兵。等吴兵接完电话,我跑到质检部问他:许文为什么不找小文却找你呢?吴兵带着一丝轻蔑的语气说:“你知道许文为什么会离开伟业吗?他就是不想和小文在一起玩了。一开始他只是玩一玩小文而已,不过没有想到玩大了小文的肚子,才和小文一直拖着。你还不知道,许文自从去莞城以后,都很少回来了,好几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都不是他自己主动回来的,而是小文一个劲儿地打电话,说上一大堆肉麻的话,他才肯回来。我告诉你吧,不出三个月他就会彻底甩掉小文了。小文这头猪,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

小文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呢?反正她也要离开伟业了。伟业厂历来就是如此,不会刻意挽留一个人。尽管大家都知道小文出了伟业,很快就会被许文甩掉,但是谁都不会提醒小文。就算是提醒她,她也听不进去,因为她除了相信许文,对谁都不相信。

工厂门口贴出了招聘启事。想起来很好笑,几个月前,我就是被工厂从厂门口拣来的,现在又有人要被工厂从厂门口拣回来了,而且这个人,将是和我坐在同一间办公室、睡在同一间宿舍的同事。我在心里默默祈祷:这一次,要招一个老实本份的伴儿给我呀!我可不想三更半夜被敲门声吵醒了。

伟业厂虽然条件并不好,但是进来面试的人却很多,来来去去不知多少人了,却没有一个被李小姐瞧上。或许所谓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吧,但是仔细一想,我去伟业面试的时候,还有一点傻乎乎的,也不是过关了吗?第一印象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东西。招聘启事挂在厂门口一月有余,新人却还没有确定下来。小文偶尔会在星期天的时候出去面试,但是新工作却没有定下来。

一天下午我去五金部办完事情从车间出来,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雨,突然就看见一个高高胖胖的女孩子提着行李,从五金部的屋檐下走过。回到办公室,吴兵告诉我:我的新同事来报道了。我问吴兵:“不会是一个高高的胖胖的女孩子吧?”吴兵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刚才在楼下看见了她。吴兵说:“你说的肯定是她了。”果然不错,那个高高胖胖的,名叫刘艳的女孩子,后来就成了我的新同事。我睡下铺她睡上铺。刘艳是湖北公安的,心眼挺细,也很善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新人来了,小文也要走了。小文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不是被许文打败的,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从来没有在她背后嘲笑她,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她在离开工厂前,却在刘艳面前故意诽谤我,她以前在工厂做的一切坏事,她把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我,一段接着一段地编出来,绘声绘色地讲给刘艳听。刘艳把小文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我。我对刘艳说:这都是小文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工厂多少人在背地里说她,不信你随便去问一个人,你看人家怎么说。刘艳说:我也不相信她说的话。

小文从伟业出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工厂发的那一点工资没有几天就花完了,弹尽粮绝的时候,她只能找许文要钱。许文依旧借口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回来。他还算有一点良心,打电话给吴兵,让吴兵拿一点钱给小文。那是晚上加班的时候,我又接到了许文的电话,他让我帮他叫一下吴兵。吴兵接完电话气乎乎地对我说:“许文的脸皮真厚,居然我拿一点生活费给小文,他说这笔钱等到他从莞城回来的时候还给我。”我对吴兵说:“你不给就是了,小文间接地伤害了你表姐,这个时候你正好可以把仇给报了。”吴兵说:“唉,看在大家以前是同事的份上,我帮她最后一次,不过要是还与许文纠缠不清,我真的不会放过她了。”那个时候吴兵其实也没有钱了,他还是找老乡借了两百块钱给小文送了过去。

过了很久,听说小文去了大岭山上班。然后有一天晚上,小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让我帮忙叫一下吴兵。这一次她打电话过来,是找吴兵打探许文的身世的。她问吴兵:许文是不是早已结婚,家里有老婆孩子了。吴兵才对她讲了实话。于是,许文和小文就这样了断了。年底的时候,我见到了许文。他的身边并没有小文。他们已经相忘于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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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二零零二年,端午节还不是法定节日,我们照旧要上班。只是这一天加餐了。工人晚饭加鸡腿,我们却是从午饭开始就加餐了。中午的饭桌上多了一盘鸡腿,晚餐有炸菊花鱼、糯米丸子、红烧排骨,还有几样菜,就像家里自己过节一样。而且工厂还破天荒地不用加班,吃小饭桌的人,在外面有亲戚朋友的,都去亲戚朋友家了。我这桌的人,刘艳去她姐那儿了,李小姐和林叔去外面吃,工程部的阿江也有吃饭的地方。不过,吃饭的时候,他依旧去饭堂报到了一下。没有拿碗筷,就伸出一双大手,朝着炸菊花鱼的盘子里面捞了两下,一只手抓了一块菊花鱼,若无其事地一边吃一边走出了饭堂。厨房的两个师傅坐了过来,我们三个人围着饭桌吃饭,我对他们说:“我们桌上的菊花鱼不能吃了,刚才阿江把手伸到盘子里面去抓鱼了。”一听说阿江把手伸到盘子里面抓鱼吃,张师傅说:“阿江就知道自己要吃,也不管别人要不要吃。”那盘菊花鱼我们也就没有碰过。

工厂的人大都不喜欢阿江。他是一个自负的人,甚至有时候在经理面前都表现出自己的傲慢。不过经理并不和阿江计较,工厂开新模、出新图的时候,都和阿江商量,尽量尊重阿江的意见。一楼工模部,负责线切割的是两个女孩子是阿江的老乡。她们俩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为人不错。阿江对她们夸下海口,说自己有本事把他们都调到办公室来做文员,还自告奋勇地给那两个同乡做老师,教他们学电脑。

工厂生产中美罐的时候,美国客户限制工厂加班,工厂的加班时数当然远远超过了客户限制的范围,只能造假资料。这份差事临时交给阿江去做。阿江阿江做了一段时间,就借口自己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弄资料为由,写了一份申请,说要给工程部配一名文员。那个时候,美国客户刚刚同我们合作,全厂都把这家客户当成上帝的上帝来捧着,工厂马上着手招工程部文员。可是阿江却说不用去外面招,他说从线切割调一个人上来就行。经理也答应了,阿江就把那个名叫张红的女孩调上来了。

张红挺老实,做事仔细、待人告别好。李小姐因为特别讨厌阿江,自然也特别讨厌由阿江一手提拔上来的张红。在伟业厂,只有员工才用饭卡,职员是不用饭卡的。张红调到办公室,饭卡被饭堂收回去了,她被安排在我们这一桌吃饭。不过她却有少去吃饭,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吃饭,她总推说不饿。张红不去吃饭并不是不饿,而是李小姐总拿一副冷面孔对她,所以她才不想去饭堂。后来才知道,她不去饭堂吃饭的时候,常常是去外面买两只馒头充饥,偶尔嘴馋的时候才去吃一碗刀削面。张红在工程部帮阿江做一些资料,其余时间坐在工程部跟着阿江学画图。

听工厂里面的人议论说,阿江和经理有一些小矛盾,主要原因也是在阿江。据说很很久以前,阿江就对经理的位置拭目以待了,总想着把经理挤走,自己坐上经理的宝座。刚开始他把自己伪装得很好,经理说什么,他点头哈腰地答应,不过背地里去总在老板面前说经理的坏话。时间长了,再狡猾的狐狸也会路出自己的尾巴,阿江的阴谋就被很多人知道了。于是伟业厂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阿江之心,路人皆知。阿江朝着经理的位置进军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自己本来就是经理的手下,和经理争位置,无疑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经理做了几十年的模具主管,虽然电脑水平比不上阿江,但是对于模具的构造、原理、细节的掌握却远在阿江之上。伟业虽然是一个小厂,但是经理的位置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下去的。在此之前换过好多个经理,他们都没有干多久就走了。只有现在这个经理做得最久,老板也最信任他。而且,阿江还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想得到一个位置,除非你比这个位置的人做得更好。可是阿江却偏偏出错,不止一次地出错。有一次他出错了图纸,模具部按他的图纸开了模,开出来的模具不能正常使用,阿江把责任推到模具部,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模具部师傅和阿江到经理那儿对质,经理对师傅说:你把图纸拿上来我给你们评理。图纸拿上来一看,是阿江的图纸出错。还有一次,阿江亲手去切割切一块模坯,弄错了数据,把一块好好的模坯给切坏了,让工厂损失了一大笔钱。出了这两次错以后,老板李生对他也有了成见,他再去李生那告经理的状,李生也不理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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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以个人打工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记述了作者二零零二年到广东东坑镇井美工业区伟业塑胶五金制品厂打工的经历。作者作为一名生产文员,还要负责生产计划、兼职采购、负责出货,基本上也可以说是一名杂工。亲眼目睹或是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也见证了工厂里面每一个打拼的人的故事,记述了打工者的艰辛与不易,表现了他们吃苦耐劳、坚韧持久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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