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生传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伏萍


代 序 一

航天科技四院院长 田维平 党委书记 邓红兵杨南生,我国固体火箭技术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我们最受爱戴的老领导、最受尊敬的前辈和师长,为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系统回顾和总结杨南生先生对固体动力事业和航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科学成就,回顾和总结他个人的成长历程,记录和传承他的科学思想和创新方法,为航天事业积累精神财富,为年轻科技人员学习传承航天前辈的品格情怀竖起精神标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党委研究决定,组织力量编撰出版《杨南生传》。

他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的开拓者。在固体火箭事业创业之初,杨南生先生作为技术指导员,参与创建了两大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指导解决了一批技术关键和大量设计、工艺、试验难题,主持研制成功了10 余种固体发动机。在他的指挥带领下,从第一台复合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末级发动机,再到第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发动机;从助力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实践一号”、第一颗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的远地点发动机,到成功帮助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返回地面的返回式制动发动机,中国的固体动力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他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和科学方法创新。杨南生先生非常善于运用基础理论解决工程实践难题,从而推动了固体发动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他将有限元法应用于发动机壳体和装药的应力分析,提高了发动机结构设计的精确性;他运用断裂力学理论,指导发动机超高强度钢壳体设计,调整材料的机械性能指标,提高了壳体强度的可靠性;他运用粘弹力学理论,解决了长期困扰科研人员的装药裂纹问题,顺利突破了大型发动机装药关;在玻璃钢壳体研制初期,遇到了点火瞬间后封头烧穿和壳体爆炸的所谓“神秘冲击”问题,他通过对壳体和装药的动态应力分析,采用人工脱粘技术,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奠定了用纤维缠绕发动机壳体的技术基础。

他是研制大国重器的先驱。杨南生先生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代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的总体方案和两级发动机方案,为导弹在1982 年的水下成功发射奠定了技术基础。他还主持开展了综合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单项预研成果的3 种综合试验发动机的研制,均取得了地面试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第二代固体战略导弹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今天,经过60 余年的不懈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路。伴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发祥地和领军者,四院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从直径300 毫米到2 米及以上,从研制到批产,从建院初期以战略为主,逐步拓展延伸到现在拥有地地、地空、潜地、海防等战略、战术、宇航并举的全应用领域固体发动机研制生产能力的发展格局,始终保持着固体动力技术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包括杨南生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四院人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

今天,当我们的固体发动机参加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时,当我们的型号产品批产交付列装部队时,我们更应该追忆那些为之付出一生的航天前辈,正是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艰苦奋斗、矢志创新,才为我们铺好了继续前进的道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创新、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不断奋勇前行的动力和事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我们迎来航天固体动力事业暨四院创建55 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杨南生传》的出版,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生动的航天学者形象跃然纸上!希望年轻的四院人和所有后来者,通过这本书,能够系统地了解杨先生一生的光辉事迹,重温四院和航天固体动力事业艰辛的创业发展历程,更要传承和学习杨先生身上所迸发出的高尚的精神品格和家国情怀:学习他放弃西方国家优越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献身航天事业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勇于打破封锁垄断,严肃认真、精益求精、苦学深钻,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指导攻克技术难关的创新拼搏精神;学习他无论是大漠戈壁还是秦岭深山,面对极其困难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始终淡泊名利、甘之如饴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晚年即使退居二线多年,仍时时牵挂四院和固体动力事业发展进步的不灭的航天情怀。发展航天,动力先行。航天固体动力技术是国防武器装备发展的核心,也是航天运载技术多样化发展的根基。如今,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重担正落在我们这一代航天人的肩上,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沿着杨南生等老一辈航天人的足迹,学习传承他们的优良作风、崇高品质、科学思想和创新精神,在固体动力事业、航天事业发展建设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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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二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希季

《杨南生传》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特此表示热烈祝贺!

杨南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探空火箭、导弹和力学专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之一,是“两弹一星”研发的帅才之一。他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弹一星”是我国的战略威慑力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争取和平的“国之重器”。杨先生正是以研发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团队(中科院“1001”设计院、上海机电设计院)领导人(副院长)的身份进入我国航天界,开始承担党和国家交付的重任。他为“两弹一星”研发团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我国固体导弹、探空火箭、第一发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发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返回式卫星的制动发动机和高轨定点卫星的远地点发动机也是由杨先生负责主持研制的。

开始我国第一代运载火箭研制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条件困难、工业和技术基础薄弱的时候。杨先生提出了“从零开始,由小到大,以技术难度比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从技术练兵做起,循序渐进地创造条件,在适当的时候再开始运载火箭研制”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于是,开始了代号为T-7 的无控制(不用姿态控制系统)探空火箭的研制。为了慎重起见,先做一个缩比模型火箭,代号为T-7M。研究任务主要由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

事业的开创都很艰难。成立初期的上海机电设计院技术人员平均年龄也就20 岁多一点,大家没有火箭方面的相关知识,有的只是开创祖国航天事业的激情。不懂就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了就干,不懂再学。杨先生带头学,头天晚上刚刚掌握,第二天就给大家传授。杨先生平易近人,他的授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概念清晰,重推理,深受研发人员的欢迎。

上海机电设计院当时没有院长,杨南生副院长既是全院的行政和技术领导,又是T-7M、T-7 火箭工程大系统的总设计师。他遵循钱学森先生系统论的观点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从顶层正确定位各层次的各个分系统、子系统,带领团队有条不紊地创造出了几个月内就发射成功T-7 模型火箭T-7M 的奇迹。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T-7 火箭又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研制成功。T-7M 和T-7 的成功是我国自主研发液体推进剂火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进展,从而揭开了中国火箭探空活动的序幕。随后,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物理火箭、高空试验火箭等探空系列火箭相继研制成功。

研发火箭,火箭发动机先行,研发火箭发动机,发动机试车台必不杨可少,这是规律,不能违背。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措施,这是规律,不能违反。在当时时间和财力都不允许新建的情况下,杨先生跑遍上海郊区,在江湾机场内找到了一座当年国民党军队废弃的旧碉堡,自己动手修改。时处寒冬腊月,科技人员当起了“泥瓦匠”,弄水和泥,搬砖抬石,很快就利用碉堡的夹道建成了一个防爆、防毒和防火的发动机试车台。在这个无遮无掩的废碉堡里,科技人员白天干活,晚上进行数据分析。碉堡隔出一块作为热试车时的测试室。工作人员和参观人员可在测试室或碉堡外观察试车,被同志们戏称为“碉堡试车台”。

有了试车台,还要发射场。杨先生带队骑自行车多次勘察,选择在南汇老港的滩涂建设火箭发射场。当时滩涂上只有一间平房和一个空军雷达站。杨先生率领年轻的科技人员徒步10 多里,在滩涂上搭起了芦苇窝棚,用稻草铺成地铺,手拉肩扛,艰苦地修建发射场。从选址、设计、加工制造设备到建成投入使用,仅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个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T-7M 主火箭) 完成了发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静静地伫立在20 米高的发射架上,只待一声令下就腾空而起。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秘书长裴丽生和力学所所长钱学森等人都来到现场督战。这发火箭看起来简陋,但却是结合国情的科学之作。定时装置由小台钟改装而成,点火装置则是将手电筒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推进剂加压设备是自行车打气筒……而这些都是经过多次模拟试验和环境试验的可靠产品。16点47分,随着发动机喷射出的耀眼白光直冲云天,T-7M 火箭发射试验圆满成功。和所有在现场的人一样,杨先生也忘情地雀跃欢呼:“成功了!成功了!”这枚实验型液体推进剂模型火箭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奔向太空的征程起步了。

1960 年5 月28 日晚,毛泽东主席莅临上海友好大厦( 今上海展览馆),视察陈列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里的T-7M火箭,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8年2月上海南汇老港竖起的“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字样——一九六○年二月十九日十六时四十七分,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T-7M”在此发射成功。“T-7M”火箭由上海机电设计院(现航天工业总公司空间技术研究院五○八研究所)杨南生副院长、王希季总工程师等百名科技人员自行设计、制造,历时三月。艰苦创业,以此为志。当时,我特邀杨先生参加纪念碑落成仪式,但因年岁、健康等原因,杨先生没能成行,他为此专门寄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其中写道:“回想起我们当时工作,上海各方面所获得的殷切指导和援助,许多具体情节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铭记在心,终生难忘。”他还勉励大家,“同

心协力、再接再厉,以更大的航天成就迎接即将到来的21 世纪!”回想杨先生领导、并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奋斗,我们的信念,永远铭记在上海南汇老港这座历史的丰碑上,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航天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前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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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三

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 晓

我是1990 年自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四院工作的,工作

中经常听到同志们提起的一个人就是老院长杨南生先生。大家一提起他,那种尊敬爱戴之情溢于言表,从同志们的言谈之间,我了解到了杨南生老先生是一位爱国敬业、知识渊博、技术过硬、作风严谨、平易近人的老专家、老前辈。作为一名在航天战线工作的后辈,我能为杨南生先生传记作序,不仅感到惶恐万分,同时也感到万分荣幸。

杨南生老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无论是在事业发展方面,还是在人格魅力塑造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当我翻开这本书,阅读老先生经历的每一件事,那个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就如同放电影般展现在我的眼前。书中叙述的很多事自己还是第一次获知,对杨老的了解越多,对他的尊敬之情就越深,对我们所从事的航天事业爱得也就越切。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杨先生舍弃了英国给予的优厚待遇及舒适生活,毅然返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回国后,他把自己的人生和祖国的建设以及航天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启了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生涯。他和四院的老一辈航天人一起,挺进深山、开赴荒原、转战戈壁、奔走三线,哪里有需要,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岁月如梭,他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守在我国航天事业创业发展的第一线,始终如一,无私奉献,作出了突出贡献。杨老先生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固体火箭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杨南生先生和老一辈航天人一起,创造了我国航天事业特别是固体动力技术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杨老先生参与主持研制并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幕。之后,他受命转战到航天固体动力技术领域。作为导弹武器系统的“心脏”,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独特用途,决定了其从诞生那天起就必然受到国际上严密的技术封锁。先生和科研人员一起,充分挖掘极少的资料,带领科研人员通过反复演算、手工操作等办法,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组建了我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科学研究体系。他主持研制的多型固体发动机用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以及第一枚潜射固体战略导弹上……他的这种成功,源于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国家的需要;这种成功,更源于对初心的坚守,这个初心,就是浓厚的家国情怀。

杨老先生治学严谨,深受大家的爱戴,是大家尊敬的前辈和师长。固体火箭发动机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高科技领域,涉及到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机械化工、复合材料、仪器仪表,等等,他从理论分析入手解决工程问题,带领团队进行了一项项的攻关,吃透杨了一个个的关键技术,深厚的理论功底、精湛的科学方法让大家叹服。科研上他严格要求,因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严苛的要求,确保了一次次成功,也培养了年轻科研人员“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碰到年轻人问问题,他总是耐心详细解答,同时还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年轻人的想法,鼓励年轻人多想多干。杨老先生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一辆简易的28 式自行车,一直是他最心爱的交通工具,他骑着它走遍了四院的各个研究室、工厂和车间。他一生的最爱就是科学研究,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祖国强大,科学的态度、朴实的作风、高尚的品格,不断地培养人、教育人、影响人,带出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拔尖人才,为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不断传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中国的航天事业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像杨南生先生这样的四院人、航天人,他们始终以祖国强盛、民族昌盛为己任,冲破重重险阻,攻克道道难关,才使得我国固体动力事业和航天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经过6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孕育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伟大的航天精神,而这个精神的源泉,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杨老先生一样的航天人,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各自舞台上书写着自己的华彩乐章,凝聚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断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奋发前行。

不忘初心,坚守初心,方得始终。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像杨南生先生这样一批人,怀着“实业报国”的理想,以无比忠诚的家国情怀,把全部的青春、热血、智慧甚至是生命,都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代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褒奖,也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科学探索无止境、宇宙太空探索无止境,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也更需要我们后来者进一步继承老先生和先辈们的遗志,继续传承和发扬航天精神,奋力创新、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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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回归祖国 茁壮成长

1. 异国他乡出生/8

2. 回国童年飘荡/10

3. 舅舅的影响/13

4. 胸怀实学报国心/16

5. 音乐为媒/21

第二章 海外学成 报效祖国

1. 英国留学深造/26

2. 步入婚姻殿堂/28

3. 为新中国鼓与呼/30

4. 回国曲折路/34

第三章 践行夙愿 实业兴国

1. 建设汽车工业筹备组/38

2. 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问世/41

杨南生传

3. 初为人父/42

4. “一汽”邀请出席庆典/44

第四章 转战航天 奠基筑梦

1. 导师钱学森/48

2. 人造卫星研制计划/49

3. 在中科院力学所/52

4. 神秘的“1001”设计院/54

第五章 开拓中国探空火箭

1. 纪念碑后的故事/62

2. 迁址上海,创建上海机电设计院/66

3. 平易近人,诲人不倦/69

4. 重逢王希季/74

5. 催生T-5 探空火箭/77

6. 研制T-7M 模型火箭/80

7. 舔犊之情/83

8. 江湾 “碉堡”热试车/87

9. 在南汇老港竖起发射架/88

10. 研制T-7 气象火箭/96

11. 迎接毛主席视察/99

12. 研制应用型生物火箭/101

第六章 从无到有,

开创中国固体火箭事业

1. 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106

2. 欣逢人造卫星重上日程/107

3. 踩着“固体第一芯”的脚印/111

4. 与肖淦和西安三所的渊源/112

5. 一场灾难铭刻在心/114

6. 走马上任四分院/116

7. 845 厂协作,攻克拦路虎/120

8. 中国固体事业的“头生子”/125

第七章 战略转移 内蒙古艰苦创业

1. 移师内蒙,直面考验/130

2. 艰苦生活,磨砺意志/131

3. 由小到大新征程/135

4. 保护对象,未免冲击/137

5. 荒漠走单骑/139

6. 息怒,为事业不计毁誉/142

7. 风趣幽默,爱在群众心中/145

第八章 给第一颗人造卫星有力一推

1. 接重任,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发动机/148

2. 敢担当,挖药挽救发动机/152

3. 失败面前,坦然应对/156

4. 有力一推,拉开中国航天时代大幕/161

5. 毛泽东主席接见四院代表/165

第九章 破惯例 展开“巨浪一号”研制

1. 喜迎四院首项总体任务/170

2. 摈弃惯例,一步下海/171

3. 总体撤走,四部归一院/172

4. 专注发动机,模样研制获成功/173

5. 复杂局面中,推出返回式卫星制动发动机/178

第十章 为高性能固体火箭研制奠基

1. 奔赴三线开辟新天地/184

2. 研制成功“东方红二号”远地点发动机/187

3. 狠抓预先研究,夯实前进基础/195

4. 维护团结和谐,用心良苦/201

第十一章 甘作人梯育英才

1. 人们心目中的楷模/206

2. 博学醉艺的典范/213

3. 在实践中培养人才/218

4. 发扬民主,细微之处显真情/222

5. 卸任,步入新起点/225

6. 第一批研究生导师/227

7. 永远的导师/229

第十二章 风雨人生不问高

1. 父女情深/236

2. 教子莫忘知识就是力量/238

3. 久别重逢全家团聚/240

4. 爱妻驾鹤,悲痛蚀心/244

5. 小鸟离巢,孤独降临/246

6. 重度鹊桥,幸福晚年/251

7. 火箭专家进拼世界/256

8. 一世英名,两袖清风/259

第十三章 思思念念 心系航天

1. 鞠躬尽瘁事航天/264

2. 八十寿辰,四院叙情怀/266

3.“民间聚会”显真情/271

4. 思念绵绵,关怀备至/273

第十四章 含笑西去 音容永驻

1. 最后的微笑/280

2. 在大海中永生/283

3. 一笔巨大的财富/286

4. 南四栋,一个筑梦的地方/288

5. 竖起两座高峰/292

杨南生年谱/295

杨南生主要论著/317

参考文献/319

特别鸣谢/320

后 记/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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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世间的匆匆过客。有的人与之邂逅,转身忘却;有的人与之擦肩,必然回首。想起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是啊,杨南生如同一颗璀璨的星,默默地来,又默默地去,耗尽毕生精力,只为奉献,从无后悔……他已经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一张沉甸甸的名片。

2013 年3 月5 日,是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50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一位航天巨星正默默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与家人、与战友、与所有的医护人员道别,留下了他最后的微笑。这位92 岁的世纪老人,为共和国而跳动的心,终于累了,向他钟爱了一生一世的人和事业谢幕。

他的名字叫杨南生。一个缔造了新中国多个“第一”的传奇人物;一个用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铸就灵魂的精神楷模。凌晨4 时20 分,他静静地走了。人们仰望他,犹如仰望一颗璀璨的星辰。泪眼中,为他送去永远的追忆:终生心血奉人民天问无愧,一世功名任春风碑树人心!

引 言

当我们沿着杨南生先生的足迹,走访了居住在北京、呼和浩特、上海、西安等地的100 多位航天老前辈之后,崇敬之意愈久弥坚。开明、民主、不谋私利,人们为他勾勒出为祖国、为人民、为航天事业无私奉献、成就斐然而又淡泊名利的人生轨迹,称颂他在道德、品格、修养、事业和情趣等方面闪耀的人性光辉。杨南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留学英国,1950 年携妻回到新中国,在中科院的指派下,领导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后,即为建立中国强大的国防,带着周恩来总理的任命书,一头扎进瘴疠之地的四川泸州,继而转战内蒙古荒原,又率领航天四院年轻的科研队伍,拉开了中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发展的大幕。几十年艰苦卓绝,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精,发展壮大起来。

杨南生是第一批回归新中国的海外学者,是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回国高级知识分子,是奉命调往艰苦三线后毅然决然拔掉大城市的根、带着户口本去边疆的专家之一,还是带头扎根三线深山老林的学者之一;中国的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和它的大三线基地建设,有他的心血和汗水;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实用型探空火箭系列,并组织进行了中国第一次高空气象探测研究和高空生物学研究的发射;他率领一批创业者,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种复合推进剂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第一种实用型复合推进剂固体火箭发动机,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和团队冒着风险,沿着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先海后陆途径,展开了我国第一代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第一次取得了直径1400 毫米固体发动机模样机的试车成功;在他主持下,为我国的第一代返回式卫星提供了制动发动机,以及保证卫星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准确定点的远地点发动机;在他的组织带领下,第一次把固体发动机直径做到2 米,第一次使用复合材料壳体、碳/ 碳整体大型喷管喉衬、柔性全轴摆动喷管推力向量控制等新技术,把我国的固体发动机技术提升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为性能精良的第二代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成功做好了准备,夯实了基础,打通了道路……所有这一切的成功,杨南生和他的团队都以固体火箭发动机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在其中写下了让中国笑傲世界的精彩篇章。

但是,由于他所从事的航天领域不仅因其技术尖端,更因其与国防安危息息相关,所以他和他的战友以及他们的事业一直是个神秘王国。特别是其中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更为神秘。改革开放把中国推入了新时代,这个领域开始逐步得以解禁,神秘王国的面纱才被揭开一角,王国里的人物方能走出神秘,站在世人面前,与大家同庆卫星上天,共贺导弹升空。杨南生就是从固体火箭发动机这个神秘王国里走出来的传奇人物,作为中国探空火箭及固体动力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些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领军者、技术指挥者之一,他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积淀了的史实,也让人们回忆起了航天固体大军转战南北、艰苦创业的一个无私而伟大的群体。毕竟,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成就,是这一事业的全体从业者共同奋斗的结果。人们说,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净灵魂;被高尚的灵魂所感召,人生就有了新的坐标。笔者是如此的幸运,能够有机会一点点、一步步地了解、知晓并走近杨南生和他战友们的传奇。所到之处,人们口碑相传:他是一个亲和力极强的人,与他在一起,有一种轻松、一种愉悦,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吸引着你,这种感觉令人费解。要知道,与他接触,有的人是一生一世,有的人是擦肩而过,有的人甚至只是听闻过其人,可他的故事却深深镌刻在大家心中。在大家心目中,杨南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指挥者,一位知识渊博的专家,更是一位令人崇敬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学者。他睿智幽默、豁达开朗、果断刚毅、不计名利,因为他的率真,他的坦诚,他的无私无畏,他的敢于担当,人们才会勾勒出一副人生正义的坐标,这个坐标之上,一头是祖国和人民,一头是他的赤胆忠诚。他的人生写满了故事,令人敬仰。他对每一位劳动者以应有的尊重,从他身上,人们得到的是生命的尊严。

战略导弹是现代国防的基础,宁可千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而研制导弹,离不开其重要的核心关键技术——航天动力技术。中国的航天事业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飞跃,使我国跨入了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先后在“两弹一星”、多种卫星研制、战略战术导弹研制、大型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项目中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伟大功绩的取得,离不开无数敢想、敢说、敢干的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中国航天事业在收获了丰硕的科研生产物质成果的同时,也逐步孕育、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航天精神,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在这一精神鼓舞下,老一代航天人历经了无数艰辛,“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这一代人中,杨南生先生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当我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固体发动机蓬勃发展、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时刻,他却永远地走了。但他的名字却随着国家固体发动机事业的发展,连同他高风亮节的大家风范,永远闪耀着光芒,给人们留下永久的回忆,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给予和付出是他生命的价值。虽然他走了,但人们却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在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获得先进个人奖;他荣立过航天工业部一等功;他1990 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第一批被国务院认定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他还是我国第一批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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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归祖国 茁壮成长

他出生在缅甸仰光,但中国始终是他梦里的故乡。骨髓里存储的中国元素、家庭的熏陶,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便是他“人之初”的启蒙:忠厚、善良、诚信、正道……他怀揣梦想,刻苦学习,企盼着有朝一日为国争光。

1. 异国他乡出生

在福建省南部,东对厦门的海湾,有个龙海县(旧称海澄县),这座被世人誉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千年古城,留有朱熹、郑成功等将相的足迹。这里有闻名天下的东郊步月、北岸含烟、锦水归帆、河埭蛙鼓等景观,与金门岛、太武山隔海相望,有着“白云深处”梦一般的情怀。这里是杨南生祖籍所在地,而杨南生却出生在异国他乡。

杨南生的父亲杨允修(又名杨永修),系缅甸华侨,从小在缅甸、新加坡一带求学,中学时期被福州名门萨氏家族后裔萨君陆(又名萨幼实)所开办的“闽省华侨公学”录取,成为该校的首期学员。

杨南生的母亲萨本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作为福州名门望族的后代,她六岁起就在私塾念书,而且秉性倔强,年幼时坚决不肯缠足,幸而父亲萨君陆开明,才让她成为福州第一个“天足少女”。九岁时,她女扮男装,与弟弟们一同进入福州第二公立男小读书,还动员家人一起把头发剪短。十三岁时,福州女子师范开设,她即考入该校继续读女中。萨本祥的父亲萨君陆,是少数民族著名诗人萨都剌(色目人,属蒙古族)的后裔,祖上是随元朝迁入福建的盐商。清末时期,萨君陆曾留学日本,期间因参加“反帝制”革命运动,被他母亲电报催促辍学回到中国。萨君陆在福州任闽省视学官期间,曾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 年)赴南洋各地视察华侨学校,回国时,带回11 名华侨学生(其中就有杨允修),在福州北后街开设补习班,讲习中文。一个学期后,校名定为“闽省华侨公学”。萨本祥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家庭妇女。萨本祥曾在她的自述中写道:“我母亲善做绣花鞋,紧紧的,强迫我穿,幸我父亲比较开通,替我解放出来了。”萨本祥是家中老大,性格活泼热情,青年时期遇见在父亲中学读书的杨允修,心中喜爱就大胆追求。与她感情甚笃的二弟萨本栋还曾当过他们情书的秘密传递人。

1913年,杨允修考上福建华侨留日训练班,东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银行会计专业。萨本祥也想去日本留学,祖母不肯,她便“哭了十数天与她斗争,始获如愿”,随后前往日本东京的日本女子大学学习家政。

1918年7月,杨允修夫妇回国完婚。婚后他们再度返回日本,继续完成学业。

1921年,杨允修在日本完成学业,携全家一起回到缅甸仰光,受聘于仰光华侨中学,担任该校第二任校长。

1921年12月29日,杨允修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为他取名“杨南生”,意为“在‘南洋’缅甸出生”的孩子。这个小生命的降临,给杨氏家族带来了莫大的喜悦。杨南生出生后不久,父母决定带他回到中国的土地,希望他在那里茁壮成长。

1923年,杨允修夫妇携子一同回到故土中国。

1924年的杨南生

2. 回国童年飘荡

回国初期,杨允修辗转于福建与北平之间,由于居无定所,父亲就将“顽劣”的杨南生带在身边,手把手地教他识字。到了入学年龄,则把他寄养在北平外祖父家里。几年后,杨允修终于定职于北平国立图书馆,担任日文编辑。后又曾四个子女:

长男,杨南生,1921 年生于缅甸仰光(取“南洋”之意)。

长女,杨燕生,1924 年生于北平(取“燕京”之意)。

次男,杨福生,1926 年生于福州(取“福州”之意)。

次女,杨平生,1929 年生于北平(取“北平”之意)。

杨南生小学上的是教会办的“育英”学堂,开始接受早期的英语教学。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光大部分都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有十多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和外祖父一家一起居住在北平东城区东单三条一幢三层的小红楼里。所以,杨南生和弟弟妹妹们与他们的外祖父和舅舅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杨南生的外祖父萨君陆,从福州到北平定居后,一直不愿做官,便在天文台工作。他有一个交往甚密的族叔父,是声名显赫的萨镇冰。萨镇冰1933 年,萨家三代在北平东单三条红楼三号寓所前合影

萨君陆夫妇;萨本祥夫妇及其四个子女(前排左三为杨南生);

萨本铁夫妇及其长女;萨本栋夫妇及其长子;萨本祓。

早年赴英学习海军,清末曾任海圻舰舰长和北洋海军提督等要职,经历过甲午海战。后来当过北洋军政府的海军总长,福建省省长、代理国务总理等。因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不满,1933 年,他帮助李济深联合19 路军蔡廷锴等反蒋抗日,在闽建立“中华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他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杨南生的两个舅舅,青年时期均赴美留学,成绩优异。其二舅萨本栋,1928 年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毅然回国,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所撰写的《普通物理学》一书,在20 世纪30 年代出版后,在很长时间内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物理教材。抗战时期,萨本栋曾任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在那里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多年,积劳成疾,43 岁即胃癌发作,赴美就医不治,卒于美国。

杨南生的父亲以一个小职员的微薄收入抚养着一家老小,家境并不阔绰。杨南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勤俭生活,发奋学习。受当时流行畅销书《爱的教育》中《少年笔耕》一文影响,杨南生经常帮着父亲誊抄文稿及卡片。杨南生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崇尚刻苦奋斗和以实干报国的开明家庭中,他刻苦好学,与人为善,志存高远。

小学毕业后,杨南生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北平师大附中。当年,北平师大附中十分讲究英语教学,他的英语教师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生,向学生们坦言要用“直接法”教学,课堂上全用英语授课,而且规定学生一律用英语对话,这无疑为杨南生打下了厚实的英语功底。直至杨南生的晚年,他还一直怀念着这位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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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舅舅的影响

杨南生读初中时,两位舅舅已先后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大学任教。他们给杨南生带来了英语环境的熏陶,使他对标注英语的舶来品,如船模等,以及英语图书资料产生了浓厚兴趣,时不时地把玩、阅读。兴趣所至,他还带领弟弟妹妹共同设计和动手完成了许多模型,有飞机,也有轮船,据弟弟杨福生回忆,其中最“庞大”的船模,长达2 米多,足有沙发大小,不光有各层甲板及救生艇,在船体内还有船舱、客房和家具……其精致逼真程度,连父亲和舅舅都深为赞叹,而且专门为它拍了照,这张“玉照”一直被杨南生终身珍藏着。后来,杨南生还倡导弟妹们自制“工艺品”,每个周末开一次“抽奖大会”,互换作品,鼓励大家动脑动手的实干能力。平生小妹曾画有一幅画,有房子,有人物,太阳正在下山,小鸟在天空飞翔。

杨南生高兴,即兴题诗“日落西山鸦归巢,纸鸢空中又飘摇”,大家都非1936 年,正在读高中的杨南生帮父亲誊抄书稿常开心。

这个时期,也正是杨南生的二舅舅萨本栋紧张地撰写《普通物理学》的时候。萨本栋一边起草,一边请姐夫杨允修誊抄,这件事也引起了杨南生的兴趣。他利用假日和晚间,一边帮父亲誊抄,一边自学了这本《普通物理学》,成为舅舅大作的第一位小读者,也受到了物理学科最初的启蒙。在父亲和舅舅崇尚“实学”(即科学)报国的思想熏陶下,杨南生年少的心中,已经悄然萌生了要以科学来求真、求善、求美,此生要为国家做实事的志向。

在学校,他醉心于数理化,成绩一直拔尖。有一次物理考试,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而他却独得100 分;在一次全北平高中数理化会考中,他又夺得亚军。同时,他还热爱各项体育运动。从小学起,他就是学校百米田径赛场上的运动健将,还是学校的排球队员及足球队的守门员。

杨南生是一个富有情趣的人。他热爱古典音乐,尤其喜爱肖邦、贝多芬等音乐大师的优美旋律,甚至能背出许多名曲的乐谱。他大量阅读各类世界名著,既以其中主人公个人奋斗的经历激励自己,也陶醉于美妙的文学享受之中。在同学中,他活泼、幽默,时常会突然甩出一两句俏皮话,令人捧腹大笑。弟弟福生回忆:他初中时得了盲肠炎,就在家中居住,父亲的同事曾在家中居住,那时叫“同居”,同事搬走时,要杨南生题词,他不知从哪搞了一个塑料玩具鹦鹉,学着鹦鹉说道:“一场同居的梦终于成了泡影,离别的悲哀掐住了我的咽喉,我更能说些什么呢?”大家哈哈大笑。弟弟福生说:“你看有多酸,是模仿新月派诗写出来的。”福生对电感兴趣,杨南生就买来漆包线鼓励他做电动玩具,没想到他的这个兴趣一直延续下去,后来竟然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来成为清华

晚年,沉浸在回忆中的杨南生(左)、杨福生(右)兄弟俩,为当年的往事笑开了花大学电机系教授。

“七七事变”前夕,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厦门大学正式由私立改为国立,杨南生的二舅萨本栋被聘任为国立厦门大学(简称“厦大”)第一任校长,杨南生的父亲被聘为校长秘书(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办公室主任”)随之前往。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当时北平舒适的生活和家庭,前往厦门。就在萨本栋和杨允修到达厦门的翌日,“七七事变”爆发。为了不让厦大落入日本人之手,他们赶在厦门沦陷前,成功地组织了厦大的迁校,将学校的图书、设备、仪器等妥善搬迁到了闽西的一个叫长汀的偏僻山城,那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学生建立各种教学设施,就在迁校时带来的几卡车物资的基础上,硬是把厦大发展成了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品牌大学。

那时,出于内心强烈的抗日之情,精通日语的杨允修坚决不教日语,只辅佐萨本栋打理学校事务,在任校长秘书之余兼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父辈们的选择和行动也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杨南生。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还有着对像舅舅这样有骨气的无私忘我为国献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敬之意。他知道,虽然舅舅和父亲没有走上抗日前线的主战场,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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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胸怀实学报国心

杨南生的父亲和二舅走后不久,北平也被日寇占领,当时的北平师大附中,一部分迁到陕西城固,另一部分被伪政府接收。杨南生未能离开北平,北平学校里的爱国声浪此起彼伏,教师们的爱国热情影响着学生。一次英语课上,燕京大学毕业的刘老师突然向同学们宣布了一个坏消息:南京沦陷了!说完便呜呜大哭,老师的情感感染了杨南生和这批高二学生,全班哭作一团,抗日的火种在他们的心中燃烧起来,那年杨南生还不到16 岁。

1937年,厦门大学换任校长留念。前排右起第四人为私立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第五人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本栋;后排位于两任校长之间的为杨南生的父亲杨允修1938 年,杨南生的母亲带着杨南生的弟弟和小妹,前往福建与他父亲会合,正在就读高中的杨南生和他的大妹则暂时寄居在北平外祖父家继续完成学业。

随后,校方依照亲日伪政府的要求,要组织排球队与育英中学争夺冠亚军,杨南生为校队主力,理应奋战赛场。但是,杨南生毅然决然地把发给他的运动服退还,拒不参加比赛,以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烈抗议。后来,北平发生了两次反日大游行,杨南生虽是一般参加者,但他却兴奋不已,在当天的日历上作了记录:北平学生反日抗争第一次游行,北平学生反日抗争第二次游行,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种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之情,他终生都没有衰减。不久,伪政府便向学校派来一名自称“爱民”的训导主任,他满口脏话,一脸杀气,对爱国师生恨之入骨。汉口陷落后,北平伪政府要求召开庆祝会,还要组织各校师生到天安门集会。那个所谓“爱民”的训导主任召集师生训话,下令全校师生届时参加,不得缺席。杨南生非常生气,便与一位朱姓同学商定“有事请假”,借故躲避开会。杨南生用毛笔写了一张“请假条”,又偷偷盖了父亲的名印,交给了训导处。不料,“庆祝”会后,训导主任把杨南生叫到办公室,瞪着眼,喷着唾沫星,狠狠训斥了杨南生,说他不给皇军面子。当天,学校布告栏贴出一张处罚告示:“查高三学生杨南生玩忽校令,欺骗师长,特予记大过处分,以示训诫。”杨南生对记过毫不在乎,嗤之以鼻。正在同学们议论纷纷时,没几天,布告栏又贴出一份“学业优秀者免交学费”的通知,上面又写着杨南生的大名。这一罚一奖,使得本来已小有名声的杨南生,在全校成了“新闻人物”,同学们对他敬佩有加。

1939 年,杨南生在全市中学数理化会考中取得第二名,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在他们班的同学录上,有这样一段对杨南生的文字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性格特征来:他的天才与环境,把他造成一个会跑而不会跳、爱念书可也爱闹的家伙。

他有一种怪脾气,怎么怪也说不出。你若在他以为自己的意见很对时,去反对一下,他就要给你一个没有台阶的驳儿。但他在平时,对人的亲和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对跟他研究功课的人,他永远是抱着有求必应的主张。

他有点爱修饰,每次要出门、回家时,总要把头发、衣服整理一下,大概是想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对他有一个好的印象罢?

高中毕业后,青年杨南生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未来,他期望更多地掌握科学本领,早日报效祖国。他的成绩在当时北京名校是数一数二的。他的舅舅曾留学德国,想介绍他去德国上学,他认为德国是法西斯国家,所以坚决不去,心里只想着爱国。

这一时期的杨南生,如何选择今后的奋斗方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年轻的他想去当个飞行员,可以开飞机去打日本鬼子!在这个人生的重大关头,历来不善多言却非常关注子女成长的父亲杨允修与儿子进

行了一次平等、深入的长谈。父亲分析了杨南生的特长与不足,帮助他经过慎重思考后,冷静地做出了一个适合他的选择——实学报国。父亲还根据自己的人生感悟,为杨南生写下一个座右铭:“宜立业而后成家,勿成家而后立业。”这些,直至杨南生八十岁高龄时,还深深感怀并牢牢铭记。在力求“实学”报国的思想主导下,杨南生确立了此生要以实干为国家作出大贡献的志向。当时,杨南生的大舅萨本铁希望他留在北平读大学,但是他不愿留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为了能以更高的学识提升自己,早日为中国的富强贡献力量,青年杨南生选择了离开北平,前往偏僻艰苦的大后方云南,进入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深造。

经过一番准备,杨南生先来到上海,又经过活动,取得了法国护照,从上海乘船,由水路途经越南,绕开了日本人的封锁,辗转抵达昆明,并顺利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

杨南生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是刻苦而清贫的。他除了在工厂勤工俭学之外,还在学习间隙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古典名著,如《大卫·科波菲尔》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以主人公正直的为人和勤勉奋斗的精神为榜样,卧薪尝胆,为报效祖国而积蓄力量。

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回忆:从1940 年夏天到1941 年秋天,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到昆明来轰炸,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西南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在艰难危险的时刻,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比如梅贻琦跑警报的时候依旧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走,同时疏导学生;还比如有个叫杨南生的同学,就从来都不跑警报。他说:“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杨南生热爱科学,尤其迷恋航空专业。他希望学好这个专业,为国家制造飞机,报国有门。可是,当他看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只修不造”的现状,感到航空专业的前景令人失望。一年后,他终结了对航空专业的迷恋,转入机械系深造——这也算是他人生中一次“痛苦”的抉择吧,但正是这种多学科的涉猎,才奠定了他多学科领域科学巨匠的基础。

1943 年,杨南生从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受昆明中央机器厂的延聘,在此担任工务员。

1945年,中国迎来了抗战胜利,杨南生与同学们共同欢呼庆贺。他们满以为赶走了日本强盗,自己也能安心地为科学报国成就一番事业了,于是杨南生又回到西南联大担任材料力学专业的助教。却未料,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闻一多教授被害,“一二·一”昆明惨案血的事实,使他再次觉得报国之艰难,陡增了一层忧愤之情。11 月,昆明大中学校师生集合在联大,举行“反对内战时事会”。国民党军警、特务闻讯,立即包围联大,放枪甚至扔手榴弹进行恫吓,引起各校罢教罢课,以示强烈抗议。

12月1日,军警与特务再次到各校镇压殴打罢课师生,有几名学生,永远

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一二·一”昆明惨案。那天,有几名特务打扮成工人模样,也冲进了联大机械系,原想到学生宿舍抓人,结果乱闯到教授宿舍,不问青红皂白,扭住马大猷教授连拖带打地往外走,马教授一边抵抗,一面高喊:“你们是干什么的!”正在二楼宿舍看书的杨南生与另一位助教听见响声,急忙下楼看个究竟。杨南生见马教授被一名特务又打又推,跑上前去,对准特务的下巴,迅雷般一拳,击得他直打踉跄。杨南生两人趁机拉着马教授躲进二楼宿舍。等那特务回过神,又招呼来几个特务,在楼下哇哇直叫:“穿黄夹克的(杨南生当时穿的皮外套)出来!抓住黄夹克!”但咋咋呼呼不见动静,只好没趣地走了。马教授对杨南生的义举颇表感激和敬意。多少年后,杨南生说起这件事,坦言有点“后怕”,倒不是怕自己会怎么样,而是担心马教授的安危——那时,马大猷教授刚刚回国不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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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乐为媒

杨南生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在学校不仅热爱运动,还酷爱音乐。在西南联大机械系读书时,他的一个主要业余爱好就是听古典音乐。每当课余和假日,在同学们自己组织的“Party”或别的文娱活动中,只要有好的音乐欣赏,杨南生都会去听。同校土木系有位漂亮的女生,叫莘耘尊,不仅风姿绰约,精致典雅,还是一位音乐迷,经常与杨南生不期而遇。作为当时西南联大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莘耘尊除了具有聪颖的资质外,还具有优雅的艺术气质。她开朗热情,热爱音乐,喜爱弹奏钢琴;又喜爱旅游,擅长摄影和绘画;同时还热爱体育运动,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一来二去,音乐,这位彼此共同兴趣爱好的“媒婆”把他们牵在了一起。

他们谈音乐、谈学业、谈人生,直到有一天必然会提到的感情,双方敞开了心灵,无话不谈。两颗年轻的心,在共同爱好的贝多芬交响乐的旋律中撞出了火花,爱情在共同的兴趣中成长开花。

1946 年春,杨南生和莘耘尊慎重地拟定了一份订婚启事,在报纸上刊出,以示两人心心相印,决意走向婚姻殿堂。

1946 年夏,西南联大解散,各校迁回原址,正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杨南生和莘耘尊一起离开昆明,回到了北平,在清华大学继续担任助教。在这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古都,他们一同去工厂学习,一同徜徉漫步于清华园,又在颐和园、石景山留下了热恋的记忆。他们还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出游。天坛、故宫的建筑使他们咏叹不已,巍巍长城令他们流连忘返,圆明园遗址又让他们发出悲怆的叹惜……

开朗活跃的杨南生和莘耘尊在学校中有着良好的人缘,他们经常与同学一同外出踏青游玩,留下欢声笑语于山水间。

暑期,杨南生约在国立交通大学(现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的弟弟一同回福州探望父母和妹妹,他也要把自己的婚事面禀双亲。那时,父亲杨允修已转入福建省银行工作,两位胞妹分别在福州工作和上学。一家人在抗日战争后还是第一次团圆,这种久别后的相聚,自然显得格外珍贵。兄妹四人,搀扶着双亲,特意游了一次鼓山。福州东郊,闽水之阴,鼓山群石如鼓,山岩嵯峨;又有名刹“涌泉寺”,摩崖而峙。杨南生一家在这风景胜地,拍了一张“全家福”——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纪念和回忆。55年后,当年迈的杨南生从丝绒布层层包裹的相册里,小心翼翼地翻出这张照片时,他的眼眶润湿了,有股感激父母养育之恩的挚情,如“涌泉”般迸发,他那镜片后的目光,炯炯有神,但却被泪水折射成无数的花朵,晶莹闪烁……

1946 年暑期,杨南生的父母与四个子女同游福州鼓山,留下的珍贵照片。这是1937 年至1956 年间,父母和四个孩子们的唯一一次大团圆,一年后,杨南生就去英国留学了

暑假结束后,杨南生回到了清华大学,开始为刚回国的钱伟长教授担任助教。钱伟长教授回清华后开设的“现代应用力学”新课程,令杨南生兴奋不已,在钱教授的影响下,他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力学”这个崭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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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外学成 报效祖国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喜欢艾青的诗句,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会受欺。不甘受辱的他,毅然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强大,才能为国效力。学业有成后,杨南生甘愿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在中国命运决战时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选择了回到新中国。

1. 英国留学深造

回到清华园,杨南生在钱伟长教授的影响下,把新的研究方向定在了“力学”上,并担任了一年的助教,对“力学”更加情深意笃。

1947 年,国民政府公开招考第九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钱伟长教授建议杨南生报考,并指点他把当时还非常陌生的力学理论前沿——“塑性力学”作为研读方向。

于是,杨南生一边工作,一边利用晚上的时间挑灯苦读。当考试成绩揭晓时,他获知:在全国8000 余名报考人员中,仅有19 名学子考取此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而在机械工程专业考中的2 名学子中,杨南生的成绩名列第一。

杨南生选择去英国老牌名校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塑性力学”。1947 年9 月,他告别了亲人,登上开往英国的轮船,开始了在异国他乡艰苦的留学生活。

曼彻斯特,一座美丽的都市,总会飘起缠绵的烟雨。这个爱尔兰海湾英国重要的工业中心,号称“工业革命的故乡”,珍妮纺织机在这里问世,触发了由纺织业发轫的工业革命;这里曾经生活过名噪世界的文学巨人拜伦、狄更斯,还有著名的音乐家本杰明、所罗门、伍德,以及凯特尔贝。

这座作为大不列颠工业中枢的城市,拥有多所老资格的高等学府,尤以曼彻斯特大学为最。在这里,杨南生开始了塑性力学课程的学习。一年后,因学习成绩优异,他被批准转读博士学位。

那时,研究生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认领学校提出的一些研究课题,在实验室自己动手做一些仪器,起早贪黑地做实验以求得数据;同时,他们还要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力争有所创新和发展。杨南生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他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之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将为数不多的奖学金尽可能地用在刀刃上。他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将节省下来的费用想方设法地购买各种课内外书籍,还学会了寻找和购买一些“二手(Second Hand)书”, 在小心地阅读和完成学习笔记后,再作为“二手书”交换出去,以换得更多的书籍继续学习。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杨南生使用“卡片”摘记学习的重点。每当他阅读到一本有价值的图书或杂志,他就会将其中的重点摘记到一张312.5px × 187.5px 的卡片上,以便今后自己再次检索和查阅。这个习惯他

续了一生,这样的卡片,他积累了近万张。

2. 步入婚姻殿堂

1948 年春,莘耘尊辞去清华大学助教一职,自费前往英国,考入了曼彻斯特附近的利物浦大学,专攻城市规划与建设。乘上赴英远航的轮船,看着浩渺无边的大海,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攻读,学业有成,用所学知识回报祖国。很快,她便在英国与杨南生会合了。在那里,她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环境,汲取到的是新的理念、新的知识。那里的一切带给了她一种鲜活与神奇的美。我们贫穷的祖国,在西方世界的快车道上,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利物浦,距离曼彻斯特50 余千米。杨南生在曼彻斯特租了一间小阁楼,这里就是他们在异乡的栖息之所。平时,两人分别在两地读书,周末期间短暂小聚。夕阳西下时,两人推开小窗,享受着家的温馨。夜晚,他们坐在温暖的壁炉前,从文学到音乐,从现实到梦境,从昨日到明天,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1948 年12 月,杨南生和莘耘尊在英国曼彻斯特照相馆郑重地拍了一张结婚照。

1948 年12 月22 日,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杨南生与莘耘尊的婚礼,在曼彻斯特他们租住的小阁楼里举行。他们的英国房东、证婚人及部分留

英同学共同见证了这一美好时刻。阁楼里点起了洁白的蜡烛,在壁炉熊熊火光的映照下,暖意浓浓。一对新人胸前佩戴鲜艳的红玫瑰,在英国友人和同学们的祝福下,携手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

从此,杨南生和莘耘尊在英国开始了共同生活和学习的日子。清晨,夫妻双双潜入晨雾,匆匆赶赴各自的学校;夜晚,他们共聚灯光下,从一本本英文书中,学习和积累着各自的专业知识,为实现他们报效祖国的愿,积聚力量。

假期,杨南生、莘耘尊和同学们经常骑车游览周边的风景名胜,风华正茂的身影,徜徉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公园里、利物浦的乡间小路上和风景秀丽的湖边草地上。

暑假来临,醉心于研究各国建筑艺术的莘耘尊,和杨南生一起畅游了法国巴黎。在那里,他们流连于举世闻名的欧洲古建筑之间,在凯旋门、凡尔赛宫、协和广场等名胜古迹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他们赞叹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体会着那震撼心灵的力量。

1948年12月,杨南生与莘耘尊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结婚照看着国外发达的情景,杨南生和莘耘尊心里也有一种酸涩和凄苦——他们多么盼望自己的祖国也能够早日强盛发达啊!

1949年秋,莘耘尊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英国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与建

设硕士学位,陪伴着杨南生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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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新中国鼓与呼

杨南生爱国,他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早日脱离贫穷落后、被世界轻蔑和欺侮的状态,尽快强大起来。他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在昆明求学和工作期间,他亲历“一二·一”事件和“反饥饿”游行。1947年来到英国后,他积极参加左派学生的反蒋活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时期,他认真读完了全套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对共产主义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1949 年 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消息传到英国、传到留学生中间时,杨南生和几位同学(后来才知道,有的同学是地下党员)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家协会留英分会”(简称留英科协),与同学支德瑜等一起组织筹办了许多活动,他从各种图书报刊上搜集了一批介绍新中国的图片、资料。

1950 年春,在留英科协和英国社会主义协会主办的“中国艺术展览”和“新中国概况介绍会”上,杨南生担任主讲人,他的倾情讲演和介绍获得很大反响。在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的一间会议室,200 余名英国来宾,饶有趣味地聆听杨南生用地道的英语介绍解放区土地改革情况,分析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西方议会的区别,以及它的优点所在,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两小时的报告结束后,杨南生又很热情地回答了来宾们的提问。忽然,一位阔少模样的“绅士”,很带挑衅地向杨南生发难,并当场辩论起来。

“Mr. Yang,you said that the proletariat of China had liberated the people,what is‘liberation’? I kown,Chiang Kai-shek and his army drove out the Japanese troops,isn’t it liberation ?”(请问杨先生,您说中国的无产阶级解放了人民,什么叫‘解放’?我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军队,赶走了日本人,这不是‘解放’吗?怎么还会有其他什么‘解放’?”)“绅士”诘问。杨南生据理力争,反驳说:“Sir,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at it was the people of China who defeated and expelled the Japanese invader.Please pay attention again, the people didn’t have the liberty,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at all under the rule of the Kuomintang. Only when the proletariat overthrew the

bourgeois and liberate the people from the rule of the capitalism can they acquire the democracy and freedom.This is‘liberation’in real sense !”(“先生,请您注意,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把他们打败、把他们赶走的!再请注意,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并没有自由、民主和独立。只有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了全国人民,他们才真正有了民主和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解放’!”)“绅士”虽然不会服气,但杨南生的慷慨陈辞,驳得这位挑衅者就像傲慢的英国人习惯的那样,手一摊,肩一耸,默然了。

在留英同学会分会的一间小屋里,留英学子们挂起了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在四周墙上贴出许多介绍北京的图片(杨南生搜集的),搬来了一架幻灯机,杨南生他们热情接待了 20 多位急于想了解红色中国首都北京的英国友人。杨南生一边放映自制的幻灯片,一边介绍北京的历史、北京的建筑、北京的民俗、北京的皇城文化、北京的美味小吃。杨南生仿佛又一次神游故都,凭着在北平生活学习的丰富经历,他把对北京、对国家的爱,倾注在一个多小时的讲演中,英国友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贯喜欢幽默的英国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也不时与杨南生开个小小的玩笑。他们对情绪激昂的杨南生说:“杨先生,你的介绍很出色,不过,我想,你或许不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杨南生笑了,是啊,在建筑领域他简直就是个无知者。看来,今后还要多向自己的妻子学习,要多了解了解建筑学等多领域学科,多一门知识总是有好处的啊!虽然只是朋友间的一句玩笑话,但却让杨南生明白,知识面越宽越好,可以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点燃了他对不同领域知识的求知欲望。

1950 年暑期,杨南生经过了三年在异国他乡的刻苦攻读,以题为《各 

在英国曼彻斯特中国学生会门前

向同性金属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优秀论文,取得了曼彻斯特大学颁发的自然哲学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证书。英国导师向他祝贺,同行同学向他祝贺,他的爱妻向他祝贺。他身穿博士长袍,微笑着站在校园里,拍下了一张纪念照。

1950 年7 月,杨南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照片背面,杨南生激动地写下:爹爹妈妈赐存获博士学位时的照片男南生敬献一九五○年七月摄于曼彻斯特大学这张照片,飞渡英吉利海峡,飞到了杨允修和萨本祥夫妇的手中。父母亲盼望着儿子早日归来,祖国母亲也盼望着他早日回家。

而此时的杨南生想得最多的,是在远方的父母与亲人,是对故土的眷恋,更是对国家富强的憧憬。

4. 回国曲折路

祖国,是杨南生内心深处抹不去的一道光,明亮而闪烁,如同耸立在心中的坐标,总有一个影子在向他召唤,那里有刚刚喷薄而出的朝阳,那里有一双双张开的臂膀。那是父亲母亲般亲切的挂念,那是生命与血脉中爱的流向。

回国的时机已然成熟。杨南生夫妇躲进小楼,研究返回祖国的路程。当时已有研究单位、高等学校向他们发出留英工作的邀请,留下来,就意味着汽车、洋房和英镑。这些,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他们要为新生的祖国增砖添瓦、奉献力量。于是,他们放下人生旅途中的荣华富贵,身无长物地只带着西方的科学与思维,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艰辛之路。

由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还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国民党驻英使馆、领事馆都已关闭,可是人员尚未撤走,他们鹰隼般的目光,并没有从年轻的留学生身上转移。杨南生夫妇暗中联络了几名同学,经过一翻周折,打通关节,弄到一份“无国籍人士”护照,匆匆打点简单的行装,告别友好的英国房东,登上客轮,途经印度孟买,驶往香港。

抵达香港后,他们又受到国民党分子的拉拢和阻拦。唱“白脸”的,用金钱、地位“鼓动”他们去台湾发展;唱“红脸”的,则威逼恐吓,摆出“挟持”的架势,想让他们就范。为了避开烦人的骚扰,他们整天“打游击”,在各处转悠,趁这个机会,领略维多利亚港湾霓虹中的夜色,徘徊山顶公园的人工湖畔,漫步熙来攘往的繁华街市。经过巧妙的周旋,杨南生和莘耘尊终于在1950 年10 月踏上心中深深眷爱的故土,成为从海外回到新中国的第一批专家。

杨南生与莘耘尊从英国辗转至香港走下轮船多年后,当同事们谈起这段往事时,有人认为,英国人对杨南生这么尊重,而且给出的待遇又那么优厚,他完全可以留在英国发展。可杨南生平静地说:“你不要看外国人对我很客气,也很尊重,但他们骨子里对中国人是看不起的。”言外之意,看得起我杨南生,看不起我的祖国,我也是不会留下来为它服务的。为了新中国的强大,杨南生不惜放弃优厚待遇,决意回到新中国。他承认回国是碰到过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阻挠不了他们报效国家的决心。他说:“必须永远记住,外面再好,那也不是我们的家呀!”他的话简简单单,没有惊人的豪言壮语,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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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践行夙愿 实业兴国

杨南生为了中国的强大,放弃了当教授的机会,毅然选择了一条艰苦卓绝的创业之路。他学成回国后,成为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第一代创业人,开篇便立下战功:研发国产汽车材料,为汽车工业和解放牌汽车国产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 建设汽车工业筹备组踏上新中国的土地,杨南生百感交集,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争,终于洗刷了百年耻辱,赢得了独立和自由。但是,当中国人民刚刚开始清理战争废墟、治疗战争创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对我国边境地区实施轰炸,中国领土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杨南生回国后,便接到北京大学等好几所高等学府的聘书,但他质朴地考虑到,新中国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更是薄弱,自己一介书生,不能像战士那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化成建设国家的力量,也就是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力学理论,变成实实在在的力量,为前方将士提供后勤保障,不更能为保家卫国作出实际贡献吗?所以,他谢绝了在北京等大城市从事大学教授的工作,接受了汽车这一新兴产业的挑战,目的就是为了身体力行地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西柏坡、阜平、保定、北平等地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研究新中国的建设时,就做出指示,

一定要在旧中国原来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尽快地把工业搞上去。

新中国专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尽快研制出国产汽车。最初,筹备组的主要领导有三人:郭力、孟少农、胡亮。那时

北京还没有开始搞基建,原则上充分利用老房子,筹备组就设在北京地安门外鼓楼东扁担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杨南生在清华大学时,曾做过孟少农的助教,回国后,他就被孟少农招集到这个筹备组来了。这时的筹备组急需各类人才,杨南生便告诉孟少农,他在英国还有一个好友叫支德瑜,能力很强,希望把他也请来。几个月后,支德瑜回到了祖国,孟少农通过

筹备组向中央人事部申请要人,直接把支德瑜要了过来。当时,筹备组仅有几十个人。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筹备组下面组建了两个技术单位:汽车实验室和汽车工厂设计室,前者研究产品,搞汽车实验,后者开展设计。苏联专家提醒筹备组领导,汽车后桥的一对螺旋伞齿轮的制造是关键项目,因为其加工设备和技术为美国某公司垄断,中方要有所准备。杨南生1943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在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昆明中央机器厂螺旋伞齿轮制造部门工作过,那里的刀具就要近百个计算公式才能设计出来。中国没有汽车工业,竟有杨南生这样的人才,并且他已是汽车工业筹备组的成员,领导得知后大喜过望,便在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选了几个优秀人才交给杨南生,目的是要他带领一班人,尽快掌握螺旋伞齿轮制造技术。1951 年,杨南生来到重工业部汽车工作筹备组汽车实验室。汽车实验室设在北京南池子76 号,地方很小,只有1000 平方米,下设汽车设计、材料试验等科室,主任是吴敬业。杨南生担任材料试验科科长。

初创时期,杨南生既是行政领导,又是工程师。他不但要负责制订规划蓝图,又要抓基建,亲自参加设备的选购和安装。在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为了加快人才培养,杨南生利用工作空隙,或节假日,或夜深人静时,伏案编写了20 多万字的《塑性力学》讲义,利用各种机会,给年轻的技术人员讲授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前后坚持了一年多,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技术人员。杨南生一生坚持这个传授知识的做法,在需要的时候,他都会开讲,多年积累下来大量讲稿,时间跨度从1950年至1979年,范围涵盖金属机械性能及应力分析、材料、应力测试、火箭技术等。就这样,其中一部分仅有高中同等学历的年轻人,在杨南生一年多的培训辅导下,最终通过了考试,成为了合格的材料试验员,有的还晋升为技术员。为此,杨南生也获得了归国后的第一项奖励——“培训干部奖”。杨南生风趣地说:“这本讲义,可以算作我国最早的塑性力学老本了。”的确,他的几名助手,就是得益于杨南生的培养,并运用这些理论,解决了许多设计难题,为同行所推崇。

中央开始兴办工业时,只设了一个重工业部,部长是何长工。最早的任务就是领导筹备汽车工业。后来国家办航空业、农机业,都是从汽车工业筹备组里抽调干部。这个筹备组成为我国各行各业尖端人才的摇篮。

1953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终于破土动工了。10 月,杨南生便率领汽车实验室材料试验科整建制地从北京调入长春,组建了“一汽”中央实验室,杨南生任室主任。年底,莘耘尊也跟随他一同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大北方——吉林省长春市,就职于汽车厂基建处。

杨南生利用在材料实验室积累起来的经验,从培训人员入手,结合设备安装调试等实际操作,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夜深人静时,他开始撰写《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试验数据处理的数理统计》等讲义,每周开课两次,给实验室以及设计处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员工的技能水平很快得到提高。

他自己也坚持参加夜校学习,不耻下问,四处求教,突击学习俄语,很快达到能够笔译和会话的水平,为他通过多渠道向苏联学习经验和技术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参加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工业卷——《汽车工业》的翻译工作,并将翻译所得的全部报酬,捐献给了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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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问世

为了尽早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杨南生在领导中央实验室筹建工作的同时,边基建边研制,带领技术人员,对千余种材料进行试

验分析,或取或舍,或提出替代品,确定它们的各种性能指标,再进行测试分析。其间,他们还为工厂基建所用的各种材料做了大量的选配和试验工作。就这样,在他们的艰苦劳作下,最终解决了汽车材料国产关,确保了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研制成功。第一辆汽车下线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杨南生终于用所学知识回馈了自己深爱的祖国!他作为中央实验室主任,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为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制造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刻,留在杨南生心里的,不仅是一份光荣,一份骄傲,更是一个新的目标的起点! 1954 年,杨南生光荣地当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杨南生虽说只工作了三年,但那份光荣与骄傲,却永远地镌刻在他的心里。从此以后,收集汽车模型便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之一。在杨南生家的客厅中,陈列着近百辆各种样式、五颜六色的车模。

同事们以为是他孙辈们的玩具,没想到杨南生竟回答说,那是他多年收集的宝贝疙瘩,因为,他的心血曾经泼洒在新中国的汽车事业里。

他也曾说过,第一辆和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生产线的时候,他没能在场,没有留下珍贵的纪念,不无遗憾。但是,他留下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业者”的无限快慰。

3. 初为人父

杨南生与妻子莘耘尊结婚后,出于深厚的爱国之心,决意不在国外生孩子,因为他们不愿意生一个有外国国籍的孩子!

回国后,因二人忙于工作与奔波,曾怀过的两个孩子都没能顺利成活。直到1955 年2 月,年届34 岁的杨南生和妻子才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

医院里,迎来了他们第一个顺利出生的孩子,他们非常激动和珍视。由于当时恰逢夫妇二人都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故为女儿取名杨小红(1968 年改名为杨红)。

女儿满月后,莘耘尊便经常出差,杨南生就用奶粉喂养孩子。他严格按照苏联育儿手册上建议的配置比例进行配比,在孩子不同生长时期为她调配不同比例的奶粉,是个像样的“洋”爸爸。

书生气十足的杨南生,遵从书本上的教导,定期给女儿称量体重。在物质贫乏的时代,他发明了在家里称重的土办法:将一根长木条放在支撑体上做成天平,木条的一端挂着襁褓中的孩子,另一端就一本本累加上他预先称过并记载了重量的书籍,两边平衡后,就可以根据每本书的重量计算出孩子的体重了。

长春的冬天,日照时间特别短,初为人母人父,害怕孩子因缺少日晒而缺钙,每天下班后,他们都会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追着夕阳晒太阳;闲暇时,杨南生夫妇还会带着女儿去公园里玩耍。

1955年3月,杨南生与莘耘尊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宿舍,怀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多年后,杨南生和莘耘尊感叹地说:“小红既没有出生在北京的名医院,也没有名医来接生,反而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简陋的厂医院中顺利地出生了。”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莘耘尊总是自言自语:“宝贝,妈妈要是知道你这么好玩儿的话,早就生你了!”

这一年,杨南生当选为中国科普协会吉林省分会秘书长,并于1956年出席了全国首届科普工作积极分子大会。8 月,杨南生突发阑尾炎,被送进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便急着出院,因为他放不下单位的工作啊!

与此同时,奋斗在长春“一汽”基建处的莘耘尊也毫不逊色。她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生活区总体规划而忘我、热情地工作,很快当选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先进工作者,后又当选为吉林省首届人大代表,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妇联常委;她还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二届全体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一位“女强人”。难怪后来杨南生不无幽默地回忆说:“想当年,她可比我风光多了。”

4. “一汽”邀请出席庆典

回想起来,杨南生在长春“一汽”,虽然只工作了三年,但却是开拓性的、打基础的三年。在这里,他不仅收获了“创业者”的甘醇,而且,政治上也逐渐趋于成熟。这三年的火热实践,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她不但能领导人民推翻黑暗的统治,而且也完全有能力带领人民,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于是,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党组织递交了自己最高的政治请求——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9月,杨南生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最美好的心愿。

时隔近37 年,1993 年初冬的一天,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40 周年之际,全厂10 万职工仍没有忘记他们的奠基人和创业者。“一汽”集团公司发函,盛情邀请杨南生回长春参加庆祝活动。

信中有一段热情洋溢的文字——

杨南生先生:

您作为老一辈创业者,为“一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着特殊的功勋。在“一汽”建厂发展的那些难忘岁月里,您傲霜冒雪,栉风沐雨,刻苦学习,忘我工作,把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一汽”的建设。您不仅为“一汽”的建设发展创立了辉煌业绩,而且为年轻一代汽车工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您忘我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工作成就,深深赢得了汽车工人的尊敬和钦佩!

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时隔37 年,“一汽”人仍然为杨南生的功绩留有一席之地,仍然记着他的奠基与成果,令他感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杨南生未能重返长春参加庆典活动。但他委托曾是自己的工

作秘书,同时也是一生挚友的廉茂林先生,向“一汽”送去了衷心的祝福,祝愿中国汽车工业不断展翅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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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转战航天 奠基筑梦

怀揣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杨南生转战航天,他和与他有着相同志向的科学家一道,如孩童般在工业基础一穷二白的中华大地上蹒跚起步。先后经历了“卫星”上马、下马的曲折动荡与阵痛,从中科院力学所到神秘的“1001”设计院,虽国力不济,但他们开拓创新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歇,杨南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 导师钱学森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积极筹划者和倡导者。离开“一汽”后,正是在钱老的领导、支持下,杨南生开始投身航天,转战这项他挚爱一生的事业。中国曾有许多学子怀抱强国理想,远游美洲、欧洲和日本等地,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学有所成之后,回归故土,报效祖国,钱学森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这位后来被中国人民和国外舆论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学者,1955 年回国,1956 年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上厚厚的一份关于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意见的报告。

1956 年阳春,中南海。中央军委举行重要会议,周恩来总理及共和国老帅、将军们齐聚一堂,微笑着洗耳聆听钱学森报告发展中国火箭技术的规划设想。当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思维融入科学家的意见时,很快就构建起一套自力更生开创与发展中国火箭技术的宏伟蓝图,而且迅速组织力量付诸实施。

随后,国家在全国挑选了一批专家,同时从重点大学征召了一批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优秀学生,开始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担任院长。

这一大批专家和大学毕业生,穿上军装,服从指挥,竭尽忠诚地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他们首先是学习,一次一次地聆听钱学森院长的讲课,人人像海绵一样尽情汲取有关火箭方面的知识,为实际工作夯实理论基础。

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建立,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参加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订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作过一个很精彩的关于核聚变问题的学术报告,为科学规划的制定出谋划策。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术,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使大家深受鼓舞,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更是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游。”

钱学森出任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起诸多优秀科学家。杨南生被钱学森邀来任学术秘书,协助建设力学所,在中关村建起了力学所大楼和各项内部设施,同时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

1956年,杨南生在力学所担任钱学森助手的同时,还任副研究员、课题组组长,从事高温塑性材料理论的研究。在为人处事方面,杨南生以钱学森为楷模,视钱学森为导师,使自己在学术创新、带领团队方面受益匪浅。

2. 人造卫星研制计划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浩渺无垠、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充满幻想,遨游太空,到地球以外的星球观光探秘,早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憧憬和追求。在中国,自古就有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传说,这些神话与传说,寄托着人类向往宇宙、探索太空的美好愿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竭尽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开始把幻想变为现实。从创立航天理论到制造登天工具,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努力,终于跨出了飞向太空的第一步。1957 年10 月4 日,苏联成功地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送上了太空,令世界瞩目。而美国人则把苏联卫星上天之日宣布为国耻日,并加快了他们研制卫星的步伐,终于在1958 年1 月31 日,将一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太空。中国人也不甘落后。中国是火箭的故乡,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火药”,曾为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过巨大贡献。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滞后,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面对茫茫宇宙,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应该昂起头颅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注太空技术,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向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交代,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和平与安宁的头等大事。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聂荣臻立即责成张劲夫和国防部五院王诤等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规划。当时,新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均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科技界意气风发地开始了向高新技术进军的新征程。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号召,科学家们更加振奋,纷纷表示要急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是“大跃进”的火红年代,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敢想敢干”,大放“卫星”,“卫星”成为工农业各条战线做出突出成绩的代名词。力学所也出现了“科学院应该放卫星”这类的大字报。

同年5 月29 日,钱学森在参加由聂荣臻主持召开的航委会会议上,代表国防部五院和中科院就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导弹的设想意见进行了汇报。汇报中,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发射重型火箭、探空火箭和地球物理火箭;第二步是发射一二百千克重的人造卫星;第三步是发射一吨以上的卫星。发射卫星是那时提出的“上天、入地、下海”这三大任务之一。“上天”指卫星;“入地”是指要向地球深层次挖掘,开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利用海洋资源,以及用科学方法加强我国海防。后来,经过多次研讨,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正式列入了国家计划。当时,科学家们认为,造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协助,用上几年时间,就能把卫星送上天,建议科学院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据此,中国科学院把卫星研制列为1958 年头号重要任务,代号为“581”工程。

研制人造卫星终非易事。首当其冲的任务,一是迅速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就在人们积极准备大干一场时,岁月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同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国家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于卫星研制,邓小平做出指示:“现在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国力不济,财政紧缩,投入减少,中科院遂做出决定:我国尚未具备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条件,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先从探空火箭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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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科院力学所

杨南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曾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所初期,他协助所领导筹划建设力学所的办公大楼及实验室,为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工作基础。

组建力学所,是一切从零开始的。办公借用了哲学所的半座小楼,没有实验室。初期,人员不多但层次高,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中,除两人以外,都是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且从美国回来者居多。杨南生是其中最早回国者之一,且是其中唯一的党员。他是1956 年在“一汽”入的党,调入力学所时尚未转正。

杨南生除了协助所领导筹建办公和实验条件、组织管理科研工作以外,还主持高温塑性力学课题研究,带领年轻人开展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写出了题为《三七黄铜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论文,发表于《力学学报》(1958年1 月)上。期间培养出的一批青年技术骨干,都成为以后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

1958年5月,力学所科研人员参加了为期半个月的兴修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杨南生也在其中,和年轻人共赴工地劳动。工地劳动主要是挑土,年轻人大多没有干过,挑半筐土都像“扭秧歌”。一天下来,大多肩膀红肿、手掌起泡。工地生活按照半军事化管理,睡的地铺密集如沙丁鱼罐头,一

人起身影响左右一片;吃的是窝窝头就大葱,外加玉米粥。劳动实行三班倒,夜班披星戴月。杨南生与年轻人一样劳作,还不时鼓励年轻人几句。经过半个月锻炼,收获是“晒黑了肌肤,炼红了心”,这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话语。

经过这段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年轻人对杨南生更加尊敬、佩服和亲近。1958 年7 月6 日,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兼副

所长杨刚毅等领导在颐和园万寿山召开务虚会,把1956 年在聂荣臻主持下制订的我国《1956—1967 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没有提到的送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任务提了出来,把力学所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上天”“入地”“下海”,并进行了任务分配,杨南生等人被分配负责“上天”任务。会后,为了进一步落实“上天”“入地”“下海”三大任务,7月底,除了在力学所广大科技人员中开展深入讨论外,还组织了由力学所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的部分学员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人都为这一宏伟目标而深感鼓舞,期盼着迅速组织起来,为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大显身手。

人们或许还不知道,此时,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们,正在为未来10 年的强军强国计划做着一系列紧张的准备。朝鲜战事刚刚停止,毛泽东主席便开始作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集中数月听取了党中央、国务院34 个部委的汇报,酝酿了“十大关系”。1956 年4 月25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他作了著名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其中提到了发展沿海支援内地,以及建设国防工业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对“国防工业步子放慢”的命题,作了辩证的阐述,指出:首先要打好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不久,陈云同志回到上海,带去毛主席的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在此形势下,钱学森主持力学所领导会议,确定了力学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制运载火箭,让中国的卫星尽快“上天”。旋即,杨南生等人为之倾注心血,展开了前期的学习摸索工作。

4. 神秘的“1001”设计院

1958年8月,中科院开始策划“上天”工程,筹建起三个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的设计院,一院搞总体设计,二院搞控制技术,三院负责空间探测仪器研制。随之,力学所也相应进行了组织机构调整,把原来按学科划分的六个研究组,按“上天”“入地”“下海”和其他学术方向,调整为4 个研究室和1 个设计院,设计院代号为“1001”。该设计院当时“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发射所需的运载火箭(第一级代号T-3、第二级代号T-4)。

8月21日,在力学所阶梯教室里,“1001”设计院正式成立。由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任院长,杨南生任副院长主持技术工作,相关人员从力学所、高校力学班和自动化所等处抽调。院内设总体、结构、自动控制、发动机

等专业设计部,并以杨南生为首组成核心组,负责技术与业务,开展发射人造卫星所需运载火箭的研制。

为了扩大队伍,把研究设计任务尽快开展起来,力学所又派出党委书记、副所长杨刚毅到天津、沈阳、哈尔滨、长春、西安等地进行“游说”,请求各地支持这项新兴科学事业,抽调技术力量共同为“上天”作出贡献,得到了各地省市委和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积极支持。之后,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遴选了一批尚未毕业的高年级优秀学生和部分老师,集结北京,“1001”设计院随之由原来的20 多人迅速增加到100 多人。之后,又从复员军人中挑选了一些优秀干部和战士充实到各个岗位,并租用了西苑大旅社10号的二、三两层楼作为设计院的临时办公地点。

当时从清华大学抽调来的有吕德鸣、郑兆昌等,北京大学有李颐黎等,南开大学有许达等。这些还未毕业的高等学府学子们都有过这样一段类似的经历:

1958年夏天的某天,阳光明媚,紧张了一个上午的学子们都静静地躺在宿舍午休。突然,他们被轻轻地从床上拍打起来,睁眼一看,是班长站在面前。班长轻轻告诉他们:“快起来,马上到校党委会议室开会,有紧急任务传达。”不一会儿,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到齐,会议开始。校领导杨

简单传达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并说:“根据中央的要求,学校决定抽调你们在座的同学提前毕业,去参加我国的一项重大工程会战。具体什么内容,你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会后,你们回去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明天下午2 点离校,有北京来的领导带你们去。”听到这样的消息,同学们好激动啊!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走上工作岗位,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了。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在窃窃私语,到底让他们去接受什么样的特殊任务呢?

第二天,这些同学们将简单的行李都装上了车,大家直奔火车站。在火车上,这群年轻人围着前来接他们的北京领导,希望他透露些消息出来。但那位领导既神秘又高兴地说:“你们真是幸运的一代,你们要去参加一项伟大的工程,由于保密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们,反正是搞尖端项目,不是上天就是入地。”他们不再问了。那一刻,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神秘与向往,恨不得马上飞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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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奔波,终于来到了北京。已经有车在等他们了,汽车很快将他们送到了北京西苑大旅社10 号楼。好大、好漂亮的一座大楼啊!在大门口,还有解放军荷枪实弹站着岗。同学们惊呆了,他们又是一阵热血上涌,心想:这里大概是军事要地吧?第二天,他们才知道,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1001 设计院”,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钱学森领导下,设计我们国家第一枚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具体技术负责人是回国专家杨南生。这些年轻人为有机会参加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光荣。住进宽敞明亮的西苑大旅社后,大家好开心啊!睡在又软又舒适的“席梦思”床上,这些年轻人沉浸在欢乐无比的遐想之中。

他们的第一堂课是保密教育。那时国内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国外反华

势力风起云涌。我国研制火箭,反华势力是不甘心的,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为此,“1001”设计院的工作和生活是全封闭的。办公、设计、住宿,除吃饭时间能走出大楼外,所有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全在大楼内。领导还再三下令:通信是严格管制的,一切对外的信件、通话,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任何人谈及有关工作内容、机关性质等事宜,包括自己的家人也不能说,管理十分严格。即使是这样,年轻人中还是有一个同学因谈恋爱,在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吹了牛,隔了几天就被安全部门带走了。从这以后,大家都知道保密工作有多么重要,坚决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都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办事。

这一时期,杨南生作为“1001”技术负责人,全权负责技术及安全保密工作,出入“1001”大楼的证件是杨南生副院长手写的个人姓名加盖私章的一张小纸片。由于任务的特殊性,搞什么项目是绝对不能向家人和亲朋好友说的;住集体宿舍的人晚上外出要两人同行;笔记本等资料,每天下班前必须存入保密柜;写过字残留的纸片要及时烧毁处理。有些年轻人

图方便,就将纸片撕碎后投入抽水马桶,好几次使下水道管道发生堵塞,受到市房管部门的通报批评,后来就采取集中销毁的办法解决。

为了尽快熟悉和了解航天知识,技术员戚南强买了一本国防工业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苏联科学家写的《火箭技术导论》。考虑到晚上回原单位宿舍阅读方便,便特地包了个书皮,在封面上写上《青春之歌》的书名,以掩人耳目。而告诉家人的通信地址是 “北京某某某信箱”。当然,这在地图上是查不到的。

在那个“敢想敢干”“一天等于20 年”的年代,所有指标都定得特别高,提出卫星的重量要超过美国和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的推进剂选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敢用的高能推进剂,而且要在1959 年10 月1 日前发射升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杨南生率领这班人马,以“大跃进”的精神、“力争上游”的干劲,开始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的设计任务。

张劲夫十分支持设计院的工作,曾多次召开由力学所、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等有关单位参加的专题会议,研究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任务的落实工作,并且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讨论商定了五院和“1001”设计院的分:五院搞导弹、常规推进剂火箭;“1001” 设计院搞卫星、高能推进剂火箭。一群从未搞过火箭、甚至多数连普通产品都没有搞过的年轻人,在杨南生的指挥下,在西苑大旅社10 号楼热火朝天、玩儿命地大干起来。他们过着人民公社式的生活,但心情却特别激动。因为他们是在干着从未有人干过的飞天大事,所以大家有着极大的热情。但激动归激动,对于火箭既缺乏基本知识、又缺乏工程设计经验,却是残酷的现实。作为技术指挥的杨南生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可想而知。

杨南生的办法是一边给大家讲课,一边指导大家开展工作,“摸着石头过河”。当时有位新来的大学生在黑板上画了个想象中的“火箭”,豪情满怀地在旁边写道“今天画在纸上,明天拿在手上,将来飞在天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人们为他的大胆设想和豪气而热烈鼓掌。豪气激励行动,经历了摸爬滚打之后,“1001”设计院的这支年轻队伍终于从充满幻想的“上天”,逐步降落到脚踏实地的“大地”上来,在杨南生的带领下,首先从研制小型火箭样机入手,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扩大和加深人们对火箭的认识,获取宝贵的研制经验,并学会从系统工程角度考虑问题,使研究贴合国家实际。

一群热血青年在杨南生的带领下,蹒跚起步,研制道路举步维艰。当时的中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这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研制队伍,在杨南生的指导下,白手起家,仅有国外公开资料作参考,展开技术设计。他们住在西苑,吃在西苑,干在西苑,一早起床,除了吃饭,全部时间都投入工作,经常干到后半夜才去睡觉。经过闭门三个月尤其是最后20 多天的日夜奋战,他们奇迹般地设计出了火箭结构总图,它是一种可以发射100千克卫星的三级液体推进剂运载火箭。杨南生和他的年轻团队终于可以拿着这张结构总图去向建国9 周年献礼了,依此做出的模型,在中科院“大跃进”成果展览的新技术展室展出,毛泽东主席及其他领导参观后,给予了充分肯定,杨南生团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但终因国力不支,人造卫星任务还是下马了。

随后,上级指示杨南生率队先开展探空火箭研究。“1001”设计院全班人马迁至上海,组建成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出任副院长(院长空缺),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探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可以被视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一步,是航天事业得以健康发展、日趋强大的奠基礼。如今,为航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诸多专家、技术带头人中,有许多人就是当年“1001”设计院的热血青年。“1001”设计院的发起似乎幼稚、冲动,但总比坐等条件而无所作为要强。就如同小孩学走路,总是要摔跤的,旁边没有人帮扶会多摔几次,还可能会摔得鼻青脸肿,但最终还是学会了走路。“1001”设计院虽是昙花一现,但她却具有其历史意义。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航天事业承前启后、生生不息的发展史。杨南生是这页历史最早的书写者之一,他从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到“1001”设计院,到上海机电设计院,一直孜孜不倦,献身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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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开拓中国探空火箭

来到上海机电设计院,他不仅在专业和学术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从无到有,组建起一支队伍,一边规划,一边设计,一边建设,一边传授,最终完成了中国运载火箭研发及探空火箭基地的建设。新中国也把最高的奖赏送给他——1959 年10月1日,杨南生手执由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签署的请柬,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 周年庆典,他看到中国巨龙昂起了头颅。

1. 纪念碑后的故事

探空火箭是中国发展空间技术的起步项目。20 世纪50 年代后期,杨南生率领原“1001”设计院人马,与从上海招进来的一批年轻人,聚集在黄浦江畔,组建成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怀着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雄心壮志,开始了被认为神秘、光荣而又十分艰辛的创业之路。

今日,在上海南汇老港的荒原与农田间,一座纪念碑挺立中央。石碑面朝东海,傲向苍穹,向世人讲述着50 多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壮举——1960 年2 月19 日,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 在这里发射成功!

在这历史的丰碑上,赫然铭记着——

一九六○年二月十九日十六时四十七分,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T-7M”在此发射成功。“T-7M”火箭由上海机电设计院(现航天工业总公司空间技术研究院五○八研究所)杨南生副院长、王希季总工程师等百名科技人员自行设计、制造,历时三月。

艰苦创业,以此为志。

虽然这次的发射高度只达到8 千米,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征程上却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树碑纪念。

这座碑起立于1998 年,上海《新民晚报》1998 年2 月20 日记载了当1998 年2 月,上海南汇老港树起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纪念碑”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纪念碑碑文 时的情景:早春浓浓的雾霭中,坐落在南汇(县)老港东进村的中国首枚探空火箭发射纪念碑,昨天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历时一年的“建首发火箭纪念碑”活动,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总高5.345 米的纪念碑由基石、主碑、碑顶三部分组成。碑文介绍了T-7M 探空火箭的性能与发射情况,以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价。碑顶是用不锈钢做成的比原箭缩小二分之一的首发火箭模型,指向蓝天。

请不要忘记,新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代号T-7M,成功发射的日子:1960 年2 月19 日。这一天,距离领袖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只有短短的21 个月又2天!

T-7M 曾经作为国家重要机密尘封了30 多年。199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敬良等专家提议,上海市政协、市科协、上海航天局、上海新闻界以及上海人民积极支持,决定在火箭发射原址,建立纪念碑,以昭彰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成功,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航天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一代燃起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思想之火。

当年,T-7M 的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希季出席了纪念碑落成仪式。此前,王希季院士以及上海市宇航学会,向杨南生先生送去了热情的邀请函,但因年岁、健康等原因,杨南生没能成行,但他寄去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上海市宇航学会并转有关方面:

承蒙王希季院士转告我,上海市已在南汇县老港镇建起了T-7M 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的纪念碑,并将于近日揭幕,令我十分激动。谨向您们致以衷心祝贺!并对您们邀请我前往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致以深挚的谢意!T-7M(以及其后的T-7 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是在上海市党、政、军、工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和上海市许多高等院校、工厂等单位大力支持下得以胜利完成的。

回想起我们当时的工作,从上海各方面所获得的殷切指导和援助,许多具体情节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铭记在心,终身难忘。算起来,T-7M 火箭首次上天到今天刚好38 年。38 年以来,我国航天战线的同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改革开放的政策举措,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从基本空白的状态发展到跻身于国际航天市场的今天,这使得我们这个曾经首创过火药的中华民族,再次显示出她不断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让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再接再厉,以更大的航天成就迎接即将到来的21 世纪!

谨此恭祝全体到会同志:团结前进,再创辉煌!

杨南生一边措辞书写贺信,一边回忆那“历历在目”的上海岁月。他想起毛泽东的号召,想起幽静的淮海中路,想起老港海滩边的发射,想起江湾“碉堡”里的试车,想起了聂荣臻、张劲夫、钱学森、粟裕,想起了为祖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早日上天而共同探求科学真理的同志们。当年,大家自带行李,坐着人货混装的卡车,经过狭窄的海堤,一路颠簸来到这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在草棚里,没有床,晚上就在泥地上铺稻草打地铺,直到试验结束后,才发现在席子底下爬满了黑色的长脚虫……

如今,当年用于试验的发射台,在历史的烟云中只留下一些水泥墩子和一片废墟。墩子上那些锈迹斑斑的地脚螺栓还在,仍然坚固地守护着昔日的梦想。村民们惊叹:“原来我们一直在和一群伟大而神秘的航天英雄为邻,在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原来孕育着如此伟大的事业啊!”他们无法忘却,有一群神秘的航天人,风餐露宿,肩挑背扛,在瑟瑟的寒风中,犹如外星人般,不怕寒潮,不惧风沙,披星戴月,浑身充满了魔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便在泥泞之中竖起了一座20 多米高的铁塔。他们在简陋的草棚里安置测量仪、靠打气筒加注推进剂、由人工摇动天线测试架、用手势指挥发射试验,除了杨南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火箭”是个什么模样……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杨南生带领自己的团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东方飞天的奇迹!

采访中,东进村年轻的村支书告诉我们: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习惯于一直远远地观望这群神秘的人,时间久了,自然升起一股敬佩,他知道,这些人艰苦创业,无私无畏,身上蓄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不去恢复,不去重建,就会遗忘。所以,他们也曾为之鼓而呼。

现在,南汇老港俨然是一个小型航天科技博览园,除了探空火箭纪念碑外,还建有中小学航天教育基地、德育教育基地、太空育种农业观光基地、风力发电站、防护林……就连学校和村里的巷道都与航天有关:火箭

路、飞天路、钱学森路……更为奇特的是,这里的“农家乐”也以航天为荣。

我们走进一处叫“滨海农家乐”的小屋,墙壁上挂着第一枚探空火箭的发展简史,图文并茂,弥足珍贵,而杨南生副院长的照片也在其列,表达了他们对航天前辈们的崇敬与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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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迁址上海,创建上海机电设计院

设计图纸要变为产品,需要加工制造和试验测试。也就是说,“1001”

设计院完成了运载火箭方案的设计后,只是任务的第一步。在哪里进行加工制造和试验测试?全无着落。而且,只有一百多名缺乏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无法满足设计图纸变成实物任务要求的。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上天”,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为此,张劲夫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电话联系,要求得到上海市加工生产技术力量的支持,提出把“1001”设计院从北京迁到上海,由上海补充一些有经验的技术力量,利用上海的加工生产能力,共同促进“上天”任务的完成。柯庆施表示积极响应和欢迎,并提出设计院来沪后,可以考虑把毕卡地公寓(即现在的衡山宾馆)作为办公场地。

于是,科学院决定将以杨南生为首的“1001”设计院队伍携全套技术资料和设备迁到上海,与上海的技术力量结合,组建成一个名为“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新机构,由中科院和上海市双重领导,以便借助上海

雄厚的工业和基础技术力量,由小到大地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任务也转向研制探空火箭。

1958 年10 月下旬,力学所党委书记杨刚毅和杨南生,受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委派,率领着4 人先遣小组迅即到达上海,与上海市委协商确定了办公场所。杨南生这次出来,就没有返回北京,日常生活用品由后来的同事为他捎来,他便一直为新单位的建立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最终,上海市委决定,将上海市淮海中路1162 号——淮中大楼的一幢公寓,作为设计院生活与办公的场所。淮中大楼是一幢8 层的高级公寓,设施先进,装修华丽。由于设计院保密规定严格,对外无正式名称,更不挂牌,只有一个信箱代号。

一个月后,北京的50 余人陆续搬迁到上海。上海市委调来得力的上海机床厂厂长艾丁任党委书记,杨南生任副院长,又抽调交通大学王希季副教授任总工程师。因为院长一直缺位,实际上杨南生在主持院务工作,所以,大家都称呼他“杨院长”,或者尊称他“杨先生”。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既是好领导,又是学识渊博的专家,而且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亲切和善,极富魅力,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与爱戴。为满足各岗位的人才要求,上海市委紧急从工业部门、研究单位等处抽调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政工干部充实进来,还招收了一批高等院校的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并号召大家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人人写下决心书。就这样,设计院人员迅速增至600 人,正式建立起院部各职能机构,成立了火箭总体(一室)、结构(二室)、自动控制(三室)、发动机(四室)和后来的回收测试(五室)共五个研究室,党委也建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团委、保卫科等职能部门。

为了加强研制加工和科学试验能力,1959年下半年,张劲夫、钱学森等领导、专家,专程来上海有关工厂参观调研,随后,杨南生副院长、王

希季总工程师和相关科技人员也多次到有关工厂,探讨协商探空火箭协作加工事宜。一切就绪,各项任务就悄悄展开了。

最后,上海市委将设计院产品零部件和试验设备的生产加工任务,分别下达到上海技术实力比较强的一些工厂,如空军十三修理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机床厂、四方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仪表厂、江南造船

厂等,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比较完整的生产加工协作网。这个时候,设计院已万事具备,只待行动了。

可是,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已经出现,全国许多“大跃进”上马

的项目纷纷下马,上海机电设计院也传出了下马风声。而且当时机电设计院搞大火箭的任务一直未能列入国家计划,经费也发生了困难。设计院能

不能继续存在下去?院内一时思想比较混乱。就此,院党委书记艾丁向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告诉艾丁说:上海对这项新技术要坚持,没有任务,就是停工学习也不能解散。上海机电设计院顶住了下马风,最终走向成功。

1958 年1 月,张劲夫来了解上海机电设计院的工作情况。1 月6 日,机电设计院在市科学会堂召开大会,聆听张劲夫报告。报告对上海机电设计院提出了“边战、边练、边建”的发展方针,要求上海机电设计院把基础打好,苦干三年,突破科学尖端关,于1959 年完成以T-5 火箭为中心的各项研制任务。研制工作又快马加鞭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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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易近人,诲人不倦

在人们的眼里,杨南生副院长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专家学者,他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工作。一天,杨南生走到一个年轻技术员身边,问过姓名后,知道他叫赵文瑜,刚从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提前毕业来到设计院,便关

心地问道:

“工作习惯不习惯?有没有困难啊?” 并拉家常般地问他:“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赵文瑜回答说:“有八个。”

“这么多呀!你老几呀?”

“老大。”

“那下面弟弟妹妹还很小,现在你工作了,在经济上还要补贴家用,是不是?”

“每月四十多元工资,除了七八元伙食费外,绝大部分交给我父母。”

“小伙子,真不容易!好好干,将来会好起来的。”一席话说得赵文瑜心里暖暖的。而最让赵文瑜难忘的是杨南生的谆谆教诲。

一天,赵文瑜正在绘制成套试验台的图纸,杨副院长又来到他的身旁,亲切地问:“工作忙不忙?”

他说:“还好。”

杨南生顺手拿起一张绘制好的图纸仔细看了起来。不一会儿,他轻声说道:“小赵,你绘的图纸很正规,表达也清楚。但这张轴形零件图为啥要用A4 图纸画,而不是用A3 图纸呢?”

赵文瑜说:“这个零件竖起来画,正好将A4 图纸充满,横着画,图纸

显得浪费。”

“唔,小赵,节约精神很好,但这个零件怎么制造?”

赵文瑜脱口而出:“用车床车呀。”

杨南生说:“对呀,在车床上零件是横车的,不是竖车的,既然这样,车工师傅在看你这竖形图纸时会感到别扭,不习惯,且容易看错上面所注的尺寸。一旦看错,制造出来的零件将会因不合格而报废。这废品的代价,其材料费、电费、工时费等等加起来,不知要比一张A4 纸的代价要高多少倍呀!这是不是造成更大的浪费了呢?”

赵文瑜先是一愣,仔细一想,对呀,这样竖画的确容易看错图纸啊!杨副院长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搞设计的人员,除了在工作上要认真仔细、少出错外,还要为制造产品的工人师傅着想,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图纸就是第一位的工作条件;再说节约和浪费是相对的,创造良好条件的过程中可能有一点点浪费,但为后面的工作少出错误,这是最大的节约。你说对吗?”

赵文瑜忙说:“对对,我一定记好杨院长的话,贯彻到今后工作中去。”很快,赵文瑜将这张零件图用A3 纸重新画了出来。从此,“图纸是我们设

计人员为工人师傅创造的第一位的工作条件”就成了赵文瑜及所有设计人员在设计师岗位上的座右铭。每次画零部件图纸之前,总要事先考虑图纸的布局,尤其是较复杂的零部件。设计人员开始关注细节,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图纸设计任务,而且学会了替加工产品的工人师傅考虑,开始注重零件的尺寸标注环节,并且认真对待。因为他们知道,若尺寸随便乱注,很容易造成工人师傅寻找不方便、零件尺寸误差加大等问题的发生。后来,赵文瑜多次更换单位,但他出手的产品图纸屡屡受到工人师傅的好评,说赵工的图纸视图布置、尺寸标注清晰得体,不会使人产生误解。听了表扬,赵文瑜还不大好意思,但仔细一想,这不正是杨院长早年教诲的结果吗?他的教诲使人受益终生。

杨南生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沈天标刚参加工作时,外语水平有待提高,杨南生就批准他去参加中苏友好学会办的俄语培训班,支持年轻人学习。可有一次,沈天标竟然将报告中的“W”看成“V”了,弄得非常狼狈。但杨南生马上幽默地说:“不用怪他们,多一弯就是W 了。”一下子解除了尴尬场面,这让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十分感动。

一天中午,杨南生正在大食堂吃饭。一个叫王继盛的年轻小伙子因为感冒去晚了,当时食堂里就剩杨南生一个人了。小伙子一进去,看见杨副院长在里面,彼此打了招呼。杨南生已经在吃面,而小伙子的面才上来。杨南生帮他付了钱,小伙子不好意思了,杨南生却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孩子,不客气,慢慢吃。”当时不到20 岁的王继盛远离父母,也想家了,看到杨副院长像父亲一样对待他,眼泪都快流了出来。其实,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单位里哪个职工加班晚了,回不了家,他就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去住。杨南生认识下面的每一个人,他像父亲一样爱护着每一位职工。那时,强度组和发动机部件设计组的十多位成员都来自高校,只学过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少数学过塑性力学,也就是说,他们要承担火箭结构强度和发动机部件强度分析的重任,基础知识明显缺失。杨南生在了解到这一状况后,利用工作之余,为年轻的研制人员补课,每周半天,为他们开小灶,讲授塑性力学这门深奥的课程,从零起步。杨南生讲课非常认真,犹如给研究生正式开课,课前写讲稿,整理成讲义,刻印后免费发给学员。他的讲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概念清晰,重应用,重数值推理,使研制人员的理论分析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杨南生还将所有讲稿汇编成册,装订时,已形成8 章25 万余字的厚厚一本塑性力学专著。

这里的年轻人整天嘻嘻哈哈不知烦恼不知疲倦,对杨南生等专家却是十分尊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偶像和奋斗目标,一律尊称他们为“先生”。在年轻人眼里,这些年近四十的“老先生”能够传阅一些神秘的参考消息

和绝密文件,而这些资料,当时的年轻人是看不到的。杨南生总是将自己

所学所看到的知识,转化成可应用的知识,及时传授给年轻人,在关键的

试验中,杨南生总是慎之又慎,反复计算,反复推敲,做到万无一失。看他对研究如此严谨务实,身边的年轻人对他更增添了许多敬慕。人们谈起杨南生,都会充满无比的信任,经常自豪地说:“多大的技术难题,只要

我们的杨先生一到,先细听大家的各种意见,然后发问,一、二、三……科学分析、科学总结、科学推断,再实践,再总结,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无论工作多忙、劳动多累,杨南生都要挤时间不停地看书、学习。星期天,人们总能看到杨南生在宿舍走道里纳凉看书的身影。他说,专业领域太宽了,比如我对电子射频技术就不太熟悉,需要补课;可是,补完了这一课,又会有下一个新的课程需要我去学习和掌握。所以,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人们总能见到杨南生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身影。年轻人心疼了,见他从来没有星期天,就提议杨南生与他们一同去看一场电影,放松放松。沉浸在知识海洋中的杨南生放下书本,微笑着欣然答应。在看电影聊天的过程中,人们才发现,原来,他们的杨院长不仅专业技能及知识学问高,艺术修养、综合素质也非常人所能及,太了不起了!

杨南生和大家伙儿同吃同住,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他竟然还能抽空博览当时报刊,将相关资料和信息搜集起来,送给研制人员。在火箭发动机流量自动调节小组,他将找到的一篇关于海轮上土洋结合创造自动操舵仪器的文章,做成剪报,送给小组成员,鼓励大家大胆创新。在杨南生的启发下,这个小组终于定下方案,设计出图纸,完成了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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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逢王希季

杨南生怎么也没想到,在上海会见到王希季。见面后才得知,他的这位学长之前一直在大学任教。眼下,他被调来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听从杨南生指挥。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王希季回忆说:“就在1958 年的11 月份,上海市委人事部门突然告诉我说,市委决定调我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担任技术负责人,仍兼任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那年我37 岁。我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事。去了后才知道,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十分艰巨又需要严格保密的工作,既不能对家人说,更不能对外介绍。凑巧的是,设计院的副院长竟然是杨南生同志,他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和我同系,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我1942 年毕业,他1943 年毕业。我们同是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足球队的队员,在系队里,他是守门员,我是右前锋,在学生时代我们就非常熟悉,曾并肩作战。毕业后,杨南生去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而我则留学美国,两人均于1950 年回国。”

王希季说,他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动力及燃料专业学习。

获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两张照片,感动极了。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不进老百姓的家;另一张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他是在军阀间互相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他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留住中国留学生,给留学生创造了许多优厚的条件。而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每人每月大致只能得到相当于600 斤小米的报酬。周围的人或劝他读完博士再回去,或劝他留居美国。但他想到他出国前就抱着的“工业救国”的理想,想到抗战时,在兵工厂感受到的中国工业落后的状况,考虑到自己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现在祖国大陆统一了,该是自己为国效力的时候了,他毅然踏上了驶向东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王希季回忆说,记得那是1950 年3 月,一个阳光明媚、海风拂面的上午,在甲板上,他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围在华罗庚教授一家人的身旁,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仰望着蓝天,有的凝视着碧海,但大家的心都一齐向着祖国飞去,所有的话题都是回国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当谈到新中国应该有自己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时,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放声唱了起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紧接着,华罗庚教授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一起高声唱了起来。

王希季还说,在当年非常年轻的上海机电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中,人们王希季院士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把他和杨南生,还有最初从力学所请来讲课的卞荫贵、李敏华先生等人看成是“老”先生。其实,他和杨南生也只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对火箭和卫星也知之不多。他们一边学,一边给大家上课,一边还要设计生产,“摸着石头过河”。在T-5 火箭受挫的严酷现实面前,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研制一枚运载火箭,不能只考虑运载火箭本身,运载火箭只是卫星进入太空的大工程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发射人造卫星,除了运载火箭,还得有发射场,测控网,对返回式卫星还要有回收场等。另外,研制中国制造的运载火箭,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学会了从研制卫星发射大工程系统的角度去考虑研制火箭的问题。一方面由杨南生主要负责,创造大工程系统的各方面条件,在3 个月内把整套工程系统的外在条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由王希季主要负责抓火箭的研制。他们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一步一个脚印地从陆地上干起,研制较简单、较小、无控制的T-7 探空火箭。为了发展T-7,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他们先做了T-7M,即T-7 的模型火箭,这个模型火箭的设想方案是在1959 年9月明确的。

杨南生与王希季,在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为发射我国卫星,艰苦奋斗了四年,虽未达到目的,但却打下了基础。他们携手开展了T-7 两级探空火箭工程系统的建设,一方面研制试验型T-7M 和T-7 火箭产品,一方面建设试验、发射等设施。两人的密切合作,终于促成了探空火箭的成功发射。

后来,上海机电设计院归属七机部,杨南生于1964 年调往七机部第四研究院(当时是国防部五院第四分院)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开始领军开创固体火箭事业。

为发展我国运载火箭而走到了一起,再一次密切合作,并肩作战。王希季根据我国火箭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出运载火箭总体方案:即采用已有的两级中程液体导弹加一级正在兴起的固体火箭。这就是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长征一号”的运载火箭。为落实这个方案,王希季去找杨南生沟通,杨南生一口答应。为发射卫星,开创中国航天时代,携手在上海机电设计院艰苦奋斗了四年的两个人,将在向太空进军的战斗中再度合作,心情无比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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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催生T-5 探空火箭

1959 年1 月14 日,上海市科委召集上海机电设计院以及承担火箭加工、研制协作任务的9 家工厂、5 个有关局和2 所大学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探空火箭工作,要求与会单位积极协作和支持上海机电设计院研制探空火箭。

由此,一个以上海机电设计院负责设计、试验、试制、发射和有关单位(包括空军第十三修理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机床厂、江南造船厂等)承担生产协作的探空火箭研制体系开始形成。

确定设计院当年的任务是确保三个探空火箭(T-4、T-5、T-6)上天,计划的发射时间分别定在5 月、9 月和11 月。也就是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要完成三发火箭的研制与发射任务,这显然是不太切合实际的。

院党委于3 月18 日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感到原来拟定的一年发射三发探空火箭的计划脱离实际,不可能实现,即使仅仅把T-5 送上天也不易办到。就这样,将当年的任务指标由原来的三发调整为一发,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于是,全院同志全力以赴投入到T-5 的研制工作中。T-5 探空火箭(探空五号火箭)为单级有控制液体火箭,它是有控制、能量较小、采用常规推进剂发射的探空火箭,将用于探测中层大气结构和各种地球物理现象。T-5 探空火箭研制在杨南生、王希季领导下进行。这时,淮中大楼很快容纳不了这么大的设计院了,于是,1959年5月,在市委的支持下,上海机电设计院搬迁到虹口区四达路原上海财经学院校园内,继续开展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直至1961 年秋,设计院才迁往松江郊区横潦泾新址办公。T-5 的研制任务客观上遇到很大困难。主要需要解决下列10 项关键技术:推进剂贮箱的设计、计算和制造,尾翼的设计、计算及副翼控制,推进剂输送系统中软管和管道的保温、绝热,推力室壁面冷却和热应力,发动机点火,火箭运动方程和数学模拟,火箭蒙皮温度计算,结构动力学特性,推进剂混合比调节,推力室摆动设计、制造及控制等。

在重重障碍面前,大家在杨南生和王希季的带领下,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研制工作一点点深入下去。随后,这些关键技术大多数在理论上获得初步解决,其中一些项目还取得了工程研制的成果。

推进剂贮箱所用的钢板,当时国内尚无符合要求的品种。上钢五厂根据配方要求,冶炼并轧制出合格的产品。问题解决后,这种大直径薄壁贮箱的封头冲压成形、箱体焊接、整箱热处理又成为加工中的三大工艺难关。封头冲压成形,开始由于钢板薄、塑性变形差以及冲床吨位不够,整件冲压起皱现象严重。后来改用先分块冲压、分瓣手工成形,再拼焊的方法获得成功。箱体焊接,原拟采用电弧焊,因铬锰矽钢焊接性能差,致使焊缝气孔多且容易产生裂纹,只得另辟蹊径;经改用电焊加气焊的方法,最终得到解决。而整箱热处理经过直接淬油、喷水淬火、喷雾淬火等多次失败后,最后采用喷水“淋浴”方法才取得突破。之后,火箭弹道计算于1959年3月确定了动力方程,4 至10 月利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求出了一条完整的飞行轨迹,累计运算工作量达50 万次。推进剂输送系统中有18 套高精度阀门,其中的电磁阀,开始参照V-2 火箭产品设计,结构庞大、性能不良。后又参照飞机上用的产品设计,性能仍不理想,也不符合火箭要求。研制人员经多次试验后,又对设计做了修改,才研制出结构简单、性能稳定的产品。T-5 探空火箭于1959 年12 月初完成尾段组装,15 日高压气瓶和液氧贮箱、甲醇贮箱交付合格产品,29 日结束第一枚火箭总装工作。在总装中,由于推进剂输送系统软管未研制成功,用常温软管代替。航向控制系统中的测量元件(陀螺)精度不符合需要,也未安装。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李富春副总理、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于1959 年12 月视察了T-5 探空火箭产品和试制生产情况。

T-5 探空火箭虽然完成了总装工作,但离进行飞行试验还有相当大的

距离。其中,发动机系统因为缺少试验条件,未能进行整体水压试车和热试车;自动控制系统虽经过动作演示表明方案可行,但还有少数部件未达到设计要求,多数部件和整个系统也没有进行动态试验,整个系统尚不能按预定的要求连续运动。

T-5 探空火箭终因条件限制,仅试制出模样弹,便下马了。这枚在当

时很是现代化的火箭,由于研制条件距离要求相差甚远,未能走完研制全过程,最终只能成为一枚展品陈列在展室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这枚火箭,给了杨南生团队很大的鼓励。

研制T-5 探空火箭起到了练兵的作用。毕竟,它在中国航天早期发展史上起着引领作用,它的许多开创性技术和实践探索为我国日后大、中型火箭发射起到了引路和铺垫作用。

研制人员借此取得了研究、设计、制造探空火箭的初步知识,认识到发展火箭技术的艰巨性和必须把火箭研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组织实施。

特别是认识到在研制经验缺乏、技术储备不足、国家投资有限的情况下,要使探空火箭在短时间内取得实用性成果、满足火箭探空事业的需要,应该选择技术难度比较小的无控制火箭作为突破口。

1959年下半年,院党委总结了一年来的实践,初步认识到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火箭技术和发展只能经历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气体挤压式到涡轮泵式、从无控制到有控制的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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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制T-7M 模型火箭

探空七号模型火箭,为探空七号气象火箭的模型火箭,是由第一子级火箭(固体发动机)、第二子级火箭(液体发动机)与箭头组合而成的两级无控制火箭,代号T-7M,技术负责人为王希季,行政负责人为杨南生。T-7M 火箭拟携带15 千克遥测仪器飞达10 千米高空,主要用来对探空七号气象火箭运载系统采用的主要技术途径进行可行性验证。

杨南生在总结了T-5 探空火箭的经验教训后,设想研制一种无控制的小型探空火箭,推力不大于30000 牛顿(约3 吨)、采用常规推进剂、飞行高度在100 千米以内,取名为T-7。

但杨南生考虑到当时毕竟没有实践经验,大的试车台一时无法解决,根据钱学森的意见,决定从研制一个相当于T-7 十分之一的T-7M 模型火箭开始。

它的方案和计划任务书呈报国防科委和中科院后,很快获得批准。1959 年9月,在杨南生等领导下,T-7M 正式开始设计,火箭总长5.345 米,直径0.25米,可携带19 千克有效载荷,自重75 千克,以硝酸和苯胺、糖醇混合液作为推进剂,推力为2200 牛顿,加上固体助推器后,发射高度可达10千米左右,箭头内装有测量参数的遥测系统;头、体在弹道顶点附近分离后,用降落伞回收。

T-7M 的任务立即得到全院广大技术人员的热烈响应,并迅速投入到了具体设计和创造各种必需的试验条件中去。

参与研制T-7M 的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24 岁。虽然年轻,但他们热情高涨,激情燃烧,满怀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他们知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成功研制T-7M,必须严格、谨慎、一丝不苟。

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进行计算。算一条弹道,计算纸摞得有半人高,一天24 小时都有人算,算了四五十天才算完。一摞摞的计算纸摞在屋里,能摆满半间屋子,有问题就请设计人员一张一张地修改,然后再审查,如此反复,直到合格为止。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艰苦奋斗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坚持科学实验和实践出真知,勇于攻关和破解难题的精神令人敬佩。

T-7M 探空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试验设备,就安装在单位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大概不到5 平方米。人们就在这个狭小而又有气味的地方进行液流试验,获取数据。决定用爆破薄膜作为启动发动机的爆破阀,其技术要求很高,薄膜铣削深度公差在0.005 毫米以内。在杨南生的指导与鼓励下,两位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大胆实践,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设计出了几十种方案,经过700 多次试验,终于拿出了合格产品。当时的点火装置是将普通小电珠的玻璃敲碎,然后取出里面的灯丝,再裹上硝化棉制作而成,这就是最初的引火头。而控制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则是用市场上7 元一只的小台钟经过改装,并通过各种环境试验研制成功的。

研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终于,第一枚T-7M 火箭试制出来了,只待试车,这可是我们国家的重大科研成果啊!国家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邀请杨南生作为代表参加国庆庆祝活动,那份邀请函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六位领导人联名签署的。1959 年9 月29日下午,杨南生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10 月1 日上午,他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阅兵与群众庆祝游行。这份光荣让杨南生激动不已,铭记终生。

7. 舔犊之情

早在1956 年杨南生调离长春“一汽”来到北京后不久,他的妻子莘耘尊便舍弃了在长春干得正火的事业,跟随着杨南生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后更名为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担任工程师。在北京

中科院力学所,杨南生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莘耘尊也在为新北京、新首都的建设大展身手。这一年,莘耘尊实现了自己美好的心愿,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中的光荣一员。夫妇两人各自在建设新中国的岗位上忘我地奋斗着。

1957年10月26日,杨南生和莘耘尊夫妇欣喜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生活紧张而快乐。由于当时恰逢全国开展反右斗争,为提醒自己在运动中要站稳立场,他们为儿子取名“杨小立”。

这一年,两岁多的女儿小红也要入托了。望着女儿洋溢着快乐的小脸,夫妇俩为孩子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并写上“1957 年11 月4 日,北京中关村,小红第一天去托儿所”。

然而,这样宁静温暖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58 年10 月下旬,杨南生接到了去上海出差的任务,没想到原计划的短期出差,变成了长期的工作调动。来不及跟上杨南生征战步伐的莘耘尊,仍然留在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工作,和亲眷一起照料着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杨南生与妻子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书信中,他们欣喜地分享着孩子们成长过程中那些点点滴滴。在1959 年的一张小画纸上,杨南生给远在北京的女儿写道:“小红,我给你画的汽车还没有涂好颜色吗?你把这两个小球涂上颜色,再给我多画几个球好吗?”一位慈父对不在身边的孩子的思念和关爱之情跃然纸上。而孩子们这些零零碎碎

1958年4月,莘耘尊抱着六个月大的儿子杨小立,摄于北海公园的小纸片及孩子们的“儿时作品”,后来竟被杨南生携带着走南闯北,珍藏了一生。

1959 年10 月,杨南生将四岁多的女儿接到了上海,因为工作太忙,他将女儿送进了上海市机关第一幼儿园的全托班。即使这样,杨南生也不能做到每周都将孩子接回家。有时他会托单位的同事带孩子回去玩儿,有时,还会留她一个人在幼儿园里度过一个周末。在那些小朋友都回家了的寂静夜晚,小红常常一个人趴在幼儿园宿舍的窗台边,往下张望着深夜里静悄悄的马路,盼望着路上能够出现爸爸来接她的身影。

遇到爸爸能亲自来接女儿的周六,是小红最幸福的时刻。她会飞奔着扑向爸爸,和爸爸一起回到他在单位的单身宿舍。晚上,她会爬到架子床的上铺,听爸爸给她讲一个小白兔坐飞船到月球旅行的故事,满意地入睡。孩子睡着了,杨南生才开始看书,他坐在暖黄色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读着写着,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深夜。

周日,杨南生还经常需要加班或开会,那时,小红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走廊里玩儿。由于自己不会做饭,他经常带着女儿去食堂就餐。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女儿因食堂饭菜难以下咽而吃不下去。杨南生耐心说服,总是要求女儿将碗里的饭菜全部吃掉,一点儿不能浪费。女儿艰难地吃着,食堂里经常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周一,去幼儿园的日子又到了。杨南生会给孩子拿一块小小的、组织上配给的饼干,让她一路上慢慢地一圈圈啃着那块小饼干,一直啃到幼儿园。顺路,他们还会来到一个铁丝网外面,拔一些青草喂喂那里的小山羊。

这期间,杨南生又当爹又当娘,碰到孩子病了又不得已时,他还要亲自给女儿打针。

直到1961 年6 月,莘耘尊才带着儿子小立调来上海,她又一次为了杨1960 年,上海和平公园,杨南生带女儿与原上海机电设计院三室部分人员合影南生的事业,放弃了自己在北京已经干得颇为成功的事业,在上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开始了新的工作篇章。

一家人终于在上海团聚了,他们在上海武宁路有了自己温暖的家。但此时,杨南生的办公地点已从市区迁到上海郊区松江,一般两周才回一次家,工作紧张时,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家。

不久,女儿上了小学,难得回家的杨南生每当休息在家时,都会非常关心她和小伙伴们的学习情况,还经常在“学校、家庭交流册”中详细向老师汇报女儿在家中出现的问题。杨南生一直保留着孩子们的学习记录,一个专家学者的舔犊之情无异于常人哪!

1960年秋,杨南生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与孩子们在北海公园合影留念,与爸爸在一起的孩子们是多么的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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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湾 “碉堡”热试车

T-7M 火箭主发动机虽然制造出来了,但它必须通过试车台进行热试车来验证。而火箭发动机试车,有高压、腐蚀、有毒气体、高温火焰等危险因素,存在爆炸、中毒和燃烧的危险。因此,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的措施。

新建试车台,一则时间进度跟不上,二则没有那么多钱。出路是找现成的、基本适用的加以改建。他们四处寻觅,终于有了收获。原来,解放前国民党在上海市郊江湾修筑过许多碉堡,由钢筋水泥浇注而成,十分坚固,便决定利用它来改造成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于是,在上海市委和空军总部的大力支持下,他们选定江湾机场的地下碉堡,加以改建,作为火箭发动机热试车的场所。

当时已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是全国性的大问题,机电设计院也不例外,生活十分艰苦,又值寒冬腊月,但科技人员不畏艰难困苦,弄水和泥,搬砖抬石,当起了“泥瓦匠”。仅用了3 个月时间,便改建成功一个防爆、防毒和防火的发动机试车台。

在这个无遮无掩的废碉堡里,他们白天干活,晚上进行数据分析、资料查阅,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了就干,不懂再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儿,要尽快把中国的探空火箭发射升空!

1960年4月18日,聂荣臻、张劲夫、钱学森以及上海市委刘述周等领导冒着春寒中的细雨,赶到江湾“碉堡”视察。

他们在杨南生的引领下,一个个弯腰钻进了破败不堪的防空洞,观看就在旁边碉堡里进行的T-7 主发动机热试车。杨南生弓着腰探视试车现场,聂荣臻、张劲夫和钱学森就站在他身后。为了安全,钱学森还一个劲儿地挥着手,让身后的同志尽量往后靠。

准备就绪,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发动机。一声令下,一条火龙从发动机尾部喷出,火光耀眼,响声震耳。试车成功了!现场的人们欢呼雀跃,钱学森、张劲夫与大家一起欢呼,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这座简易的碉堡试车台,在1961 年2 月撤销前,曾进行了T-7M 火箭主发动机近30 次热试车和T-7 火箭主发动机14 次热试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进行火箭发动机热试车的试车台。

9. 在南汇老港竖起发射架

发射探空火箭涉及到化工品的燃爆,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安全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再加上保密的原因,显然,不能放在人口稠密的市区或郊区发射,需要选择一个远离市区、相对开阔、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

杨南生一边搞研制,考虑试验、总装、测试等问题,一边谋划发射场地问题。他带着一部分同志,在上海远郊川沙县、南汇县的东海边实地勘察。

有一天,杨南生和结构室试验组的林华宝等一行4 人,乘坐吉普车来到南汇县的南尽头,这里已没有公路可走,他们便改骑自行车,先到最南端的海边,再沿东海岸北上,一直走到川沙县北,又转上了公路。经过多次勘察,最终,相中了地势开阔、人烟稀少的南汇老港镇向东2 千米处的东进村。

1959 年10 月,杨南生带着一批科技人员来到南汇老港的滩涂上,设立起临时军事禁区,开始了火箭发射场的基建工作。在海堤外的一片滩涂上,只有一间与所选发射阵地一河之隔的平房和一个空军的雷达站,再就不见人烟了。他们选定那唯一的平房作为发射指挥所。由于经费困难,时间紧迫,各项设施都十分简陋。用电先是借用雷达站的,不够用,只能晚上点汽油灯照明,后来才弄了台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柴油机就架在草地中的木头机座上,“电站”机房实际是一个用油布遮盖的窝棚。杨南生带领年轻的科技人员,从县城出发,自带一些简单的铺盖和粮食,徒步10 多里,来到东海之滨,在滩涂上搭起了芦苇窝棚,用稻草铺成地铺,作为住所;仅有的木板床,成了副院长杨南生的奢侈享受。到了冬天,海风狂吹,地面湿滑,冷彻心扉,海浪声和海风声呼啸而来,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安置停当,破土动工。来这里的交通工具只有大卡车,不论是太阳高照的盛夏,还是寒风细雨的严冬,护送物资设备的人,坐在卡车上,既要注意自身安全,又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好物资设备。没有公路时,沉重的建筑材料和20 米高的发射架等,就先用汽船从水路运到老港,然后再手抬肩扛运到发射场。发射架这个庞然大物,借助2 台手摇卷扬机,才竖立在了这片滩涂之上。但就是这样简陋而艰苦的环境,在杨南生指挥下,他们凭借意志和力量,用自己的双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耸立起一座20 米高的发射架,还建起了简陋的电站、仓库和发射控制室。这是信念和坚强的见证。时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总觉得没有吃饱,几个年轻同志常在退潮的滩涂上捡拾牡蛎,请雷达站警卫班的同志帮忙用水壶煮了吃,剩下的牡蛎就放在棚顶上晒干备用。可到了第二天,发现海风早已将干的、没干的牡蛎一同吹了个无影无踪。人们哈哈大笑,乐观而坚强,总有一种必胜的信念支撑着大家。

万事俱备,只待发射。

为了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发射,需要好几天的天气预报。研制人员走访气象局,得到了气象局的大力支持;为了解决火箭飞行高度测量问题,研制人员走访了空四军,得到了他们的鼎力配合,确定由驻老港附近的空军雷达部队配合进行发射跟踪。

火箭发射场上用草包和泥土堆积而成的发射控制室发射前夜,却飘起了小雪,天气出奇的寒冷。户外,杨南生副院长和王希季总工程师仍然并肩忙碌着,他们借助汽油灯光全神贯注地检查待发火箭。两人的鼻子下挂着因寒冷流出的清涕,逐渐冻成冰柱,他们顾不上清理,只顾专心检查每一个环节。他们那无私无畏的奉献和敬业精神,激励着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

1960 年1 月25 日,这个发射场开始了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次发射。推进剂加注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加压进行的,加注结束后,操作人员冒着危险跑到处于待发状态的火箭旁拆下充气阀(直到第五次发射,才改用高压气瓶加压加注推进剂,用自动脱落器拆除充气阀)。通信线路尚未建起,大家用手势或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信息传递。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但这次发射,点火启动时管道震裂,漏出的推进剂在发射架上燃烧起来,发射失败了。杨南生指导大家迅即采取措施,找出故障原因,对火箭进行改进,选择时机,再次组织发射。1960 年2 月19 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型液体推进剂T-7M 试验探空火箭,重新矗立在这个简易发射场。一声令下,火箭在南汇老港的东海滩涂上呼啸着冲上天空,测试数据满足要求,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全场沸腾,人心振奋。这是我国探空火箭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被永恒地记载在了中国航天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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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南生是中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开拓者之一。他毅然舍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生活,返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组织和参与创建了我国两大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指导解决了一大批发动机技术关键和大量设计、工艺、试验问题。在他的带领下,从第一台复合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的末级发动机,再到第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发动机;从助力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实践一号”、第一颗通讯卫星“东方红二号”的远地点发动机,到成功帮助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返回地面的变轨制动发动机等,使我国的固体火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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