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难求

作者:尚长文


人物档案。王基铭,原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中石化上市公司总裁,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他以组织并成功实现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的卓越成就,荣获“中国能源装备终生成就人物奖”,

 

引子:北京初领命

1994年初,王基铭荣调北京,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任命书的签发人,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

在这之前,王基铭是中国第一家走出国门的,在纽约、深圳、上海三地交易所上市的国有特大型企业的掌门人、上海石化总厂厂长。

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中国石化总公司盛华仁总经理温暖明亮的办公室里,简单的寒暄后,盛华仁开门见山地说,总公司党组研究决定,未来几年,基本建设这一摊儿,由你来抓。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推进基本建设中的重大装备的国产化建设。

这是牛鼻子!盛华仁用加重的语气强调着。

话题却继续往前延伸。

基铭啊,我们的那点家底子,你是知道的,可怜!这些年,辛辛苦苦置办点家当,哪一样不是拿钱买人家的?上海石化不就是这种情况么。你是那儿的老人儿了,这个你最有发言权。盛华仁说。

王基铭点点头。

当年,王基铭是上海石化总厂最早的一批建设者。上海石化总厂是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动工兴建的石化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长为当代中国石油化工的重要基地。

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在这个时候提到上海石化,王基铭当然明白,盛华仁话里的用意。是的没错,最初的上海石化,全是用真金白银买过来的,即便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都是从国外花钱买的。

由于它的整体买进,是在国民经济十分紧张,且国门尚未打开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上海石化总厂一度成了当时的中国工业界最受瞩目的一个在建项目,就连国家高层领导也络绎不绝的前往上海石化总厂所在地——上海金山卫参观指导。偏僻的金山卫,早年曾因日军进攻上海在此登陆而被人瞩目,不意到了七十年代,竟因兴建上海石化再次成为一个热络的地标。

上海石化本身也由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传奇色彩。

据传,1971年8、9月间,毛主席去长沙视察,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社会调查。有一位工作人员回来对主席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主席听了很惊讶。后来,毛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点?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于是开始酝酿进口。

一个大型的现代石化企业,它的诞生竟然是和一条的确良裤子有关,今天听来虽有些匪夷所思,但它却是千真万确。这也充分说明,在主席和总理那里,任何一部鸿篇巨著,其最初的落笔,往往都是和民生相关。

首任中国石化总经理陈锦华便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专门的证实。

陈锦华本人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直接参与了引进工作。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便是1972年引进的重在解决老百姓穿衣服的“争光争气”的民生项目。它也是继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之后,新中国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外,同期引进的,还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等4个化纤项目和1个烷基苯(洗涤剂原料)项目。这些均属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技术。1972年上海石化开始围海造地,经过四年多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石油化纤联合企业,巍然矗立在东海之滨的杭州湾畔了。

对上海石化,王基铭当然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盛华仁也同样对此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在上海石化的成长过程里,可以这样说,盛华仁是倾注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想象不到的心血。

远的不说,就拿上海石化刚刚完成的股份制改造来说。按照股份制改造的需要,上海石化将生产辅助系统的职工集中起来,以金山实业公司的名义,悉数推向社会。为解决走向市场后金山实业公司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盛华仁决定,可由中石化代管一个时期。代管期间,每年由中石化出资一个亿,扶持其发展。

不自觉里,俩人便漫谈起了上海石化的前世今生,一场严肃的组织约谈,也由此多了几分的轻松和随意。话题也从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趣闻,一口气不歇地聊到了上海石化七十年代的末期的二期改造。

1976之后的试生产期间,上海石化就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涤纶、维纶、腈纶11万多吨、塑料12万多吨,赚回了百分之四十的石化总厂总投资。按一期工程建设初期规划中对二期工程建设的构想,上海石化总厂1977年开始酝酿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年底,二期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扩建工程设备引进的中方总代表、项目总负责人便是王基铭。二期工程的装置选型与谈判设备采购,历时近六年,王基铭参加了差不多所有的重大会谈。

会谈的过程却并不轻松。

王基铭向盛华仁介绍道,当时,引进石化总厂年产15000吨涤纶短纤维的抽丝装备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该设备是由140多台(套)单机组成的连续生产线,生产工艺复杂。主要设备必须确保连续工作八千小时不出故障,否则前后道工序都得被迫停车。世界上只有美国、西德、日本等几个国家造过这种设备。日本国内也只有一两条这样的大型生产线。

王基铭说,1979年,国家曾经打算花费5000万美元为上海石化引进两条生产线,另外同外商合作生产四条生产线。后来,在南京与外国人进行技术交流并商谈时,外国人的要价出乎意料的高,而且关键技术又不肯公开或转让,因此整整谈判了三个月还是没有结果。

王基铭永远也不会忘记,三个月的谈判中,伴随着对方礼仪式微笑的,是其不为所动的沉默,这让王基铭真正领略到了来自西方的傲慢。

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是靠中国人自力更生、自行研制成功。但这件事却让王基铭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我国的工业要是老靠引进,被别人牵住鼻子、卡住喉咙过日子,那将永远落后,永远受制于人。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应该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才是最根本有效的办法。

王基铭深有感触地说,依赖引进、靠从外国买设备,是买不来真正的现代化。

这个局面必须结束!盛华仁低沉地说,中国石化的现代化,的确是买不来的。这么大个国家,要是老靠引进,被别人卡住喉咙过日子,那将永远落后,永远受制于人。这怎么得了!别说我们还过着穷日子,就算将来富了,口袋里有了几个钱,也不过是一只肥肥的绵羊。是绵羊就躲不掉被人宰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搞国产化建设的初衷!

王基铭紧盯着盛华仁。这个时候他才明白,盛华仁并不是和自己漫无目的的聊天侃大山,恰恰相反,这位谈锋甚健的顶头上司,一直按照自己设定的谈话思路往前行进,一刻也没有偏离主题。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言语里的激动,也或许是不想给自己的这位新同僚传递过大的压力,盛华仁关切地说,你刚上来,动作可以更稳妥一点,这也是有必要的。毕竟,这个里面难度很大。

神色凛然的王基铭以平淡的口吻,给这次谈话做了一个概括式的结尾:

——难度大,那我们就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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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石油化工:啃最硬的骨头

 

瞄准乙烯

上任伊始,王基铭便组织实施大型关键设备国产化攻关,将实现乙烯项目的国产化作为关键突破点。

应该说,这是一个苦心选择的突破点。

这里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乙烯。

专业的解释是:乙烯,是一种碳氢化合物,是由两个碳原子和四个原子组成。两个碳原子之间以双键连接。

这段对乙烯的解释,因其过于生僻和艰涩,我们可以对关于它的解释一掠而过,只掌握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便可以了——

乙烯工业是石油化工产业的核心,乙烯的衍生产品占石化产品的75%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譬如腈纶、涤纶、锦纶等,都属于乙烯产品的衍生物,现代服装正是以它们为原料,才能制成大衣、运动服、衬衣、体恤衫等。世界上已将乙烯产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因此可以说,乙烯的产量上不去,石化工业的发展水平便谈不上高。

正是由于乙烯如此重要的作用,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央领导便把目光聚焦到了乙烯上。

那是1983年7月,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中石化总公司宣告成立。

成立大会其实也是一个中石化范围内的厂长经理会议。

首任总经理陈锦华同志,是从上海市委副书记的任上调过来参与中石化组建的。对石化企业,陈锦华并不陌生,当年在轻工业部,陈锦华一度担任过进口设备引进办副主任,七十年代期间,中国石化大型企业成套设备的引进,陈锦华都是其中的参与者。

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调陈锦华负责整合全国各石化企业,应该说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老成持重的陈锦华仍觉自己“初来乍到”,便请国务院领导过来站台助威。结果,不但分管工业的副总理到了,就连李鹏总理和其他几位副总理也悉数莅临这次会议。

成立大会结束后,万里副总理没有即刻退场,而是利用这个间隙,拉着陈锦华的手,意犹未尽地叮咛,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争取赶上苏联。

万里提出这个目标,主要还是从改善人民生活,解决老百姓穿衣。同时缓解棉粮争地这个角度着眼的。

1983年苏联的乙烯产量是226.7万吨,中国当年的产量才56万吨,只有苏联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就需要整整地翻两番。也因此,当年提出乙烯产量赶上苏联,显然是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提议。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是470万吨,而俄罗斯的乙烯产量则从226.7万吨下降到188.9万吨,只有中国产量的40%。从这件事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石化包括国家领导人,对把乙烯产量搞上去的迫切之情是多么的强烈。

应该说,看明白乙烯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将其搞上去,真正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查阅中国的石化工业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1962年,中国第一套乙烯装置于在兰州石化诞生,这是一套年产5000吨的进口装置,仅为同期美国乙烯产能的四百分之一,而且全部乙烯装备都是进口。11年后,燕山石化30万吨乙烯装置的建成投产,中石化总算置办了一点现代化乙烯工业的家当。但那套乙烯装置也真够意思,即便一个小小的螺栓,都得依赖洋人。

要抓乙烯的产量,就必须得有先进的乙烯生产装置,这是妇孺皆知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为把乙烯搞上去,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在乙烯装备制造方面连续发起集团式冲锋,但都遭遇重大挫折。

先是,1973年,国家计委决定建造11万吨乙烯装置。结果关键部件要么不能按时完成,要么就是质量不过关。1976年,原一机部、燃料化工部等决心建造30万吨乙烯装置,最后因关键设备、材料、投资等原因,不得不中途下马。

尽管如此,中国对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追求,始终都没有停止过脚步。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石化企业及国内制造业针对自己在设备设计和制造上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纷纷引进设计计算软件、加工装备、检验技术,或同国外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发水平,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形成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一批有能力的研制单位初步形成。

1988年,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乙烯关键设备——万吨级裂解气压缩机试制成功。

尽管迈出的只是一小步,但还是让人信心倍增。

然而,由于国内70年代引进的乙烯工程建成时间不长,引进的都是国外技术,国内对生产工艺和重大装备不熟悉,加之当时我国机械工业的研发能力还不高,所以直到80年代末期,国内在乙烯重大装备国产化上仍很难有突破,只能做一些调研、论证、规划工作。

要实现石油化工重大装备的国产化,乙烯装置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这就是90年代中国石油化工的现状。

好,那我们就从乙烯装置继续抓起,狠狠地搞它一下子。总之,这个问题不能交给后人。交给后人,便是不负责任,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做派!

这是王基铭在一个会议上发出的掷地有声的誓言。

讲这话时,他以拳击案,一个厚实的回声旋即响起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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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改造:有益的国产化尝试

很快,王基铭将调研的结果,以及重大设备国产化继续从乙烯装置寻求突破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国石化总公司及国务院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1994年5月,朱镕基副总理在听取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汇报后,明确要求“重大办”要积极协调配合中石化,抓乙烯设备的国产化,以此堵住因大量进口而形成的资金紧张。

这个会上,朱镕基还特地问道,中石化那边,谁分管此事?

与会的国务院有关人员回答道,王基铭!

哦,他呀!朱镕基闻听此言便笑了。

朱镕基说,当年在上海石化,这个王基铭不就搞过乙烯扩建么。

这实际上是另一段往事。1986年,王基铭便开始摸索采用先进技术消除企业发展的瓶颈,上海石化11.5万吨乙烯改扩建到15万吨,便是这期间王基铭主持完成的。

很显然,在石化大型设备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形下,王基铭的这个技术改造的大手笔,给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镕基说,王基铭管这个,我看行!

就是在这个会上,朱镕基还进一步明确要求国内各石化企业要通过技术改造,逐步实现重大装备的国产化。作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显然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朱镕基的指示,是鼓励,更是鞭策。

这一年的秋天,对中石化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充满喜悦的金色的季节。,中石化集团实施的燕山乙烯改造工程,历经两年时间,终于在1994年9月,成功的从30万吨扩能至45万吨。

燕山乙烯30万吨装置是1972年由日本引进投产的。到80年代末,这套装置原有的优势逐渐削弱,尤其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规模效益落后。鉴于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装置进行“脱瓶颈”技术改造,依托老企业、老装置搞技术改造。将30万吨乙烯装置改扩建到45万吨的方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初步确定下来。

在这个改造工程中,年产14万吨的聚乙烯装置,最早也有过引进的想法,但日方仅技术费用这么一项报价,张口就要2000多万美元,再加上设计和专利设备费用,要价更高的让人实在难以接受。

这便把中石化逼到了绝路上。

为了节省支出、降低投资,燕山石化公司咬紧牙关,利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国内技术,由国内负责设计,最终完成国产设备建设。这些关键设备研制成功,节省了工程的投资。其投资比同期建设的相同规模的乙烯装置节约50%。

在石化项目靠进口引进设备,动辄就是以千万美元为计算单位的年代,燕山石化的技术改造所取得的,无疑于一个石破天惊的经济效益。

更令人振奋的是,燕山乙烯改造工程的国产化进展,打破了引进装置关键设备的神秘感,。它证明,中国人除了在“两弹一星”等镇国重器上,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外,在事关国家安全的石油化工上,也一样可以自己说了算。

燕山乙烯工程的成功改造,也让中石化在朱镕基副总理面前得意地露了一回脸儿。

高兴之余,朱镕基副总理在1994年10月28日,即燕化石化公司乙烯改造成功投产的第二天,便特意到燕山石化公司“登门祝贺”。

据说,这位以严苛著称的中国大管家,平时笑脸不多,日后更是在政坛留下了“铁面总理”之誉。那天来燕山石化,朱镕基副总理却丝毫没吝惜其笑容。在听取改扩建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后,他高度评价这一工程胜利建成的意义,认为这项改扩建工程在建设思想、建设模式、建设方法上,有了创造性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增加15万吨乙烯生产能力和新增的一些经济效益。

燕山的技术改造,让王基铭也变得更加自信。他由此认识到,乙烯装置重大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实施条件已逐步成熟。这便使得王基铭在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上,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能够把握的争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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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化:拍案一击排众议

如果说燕山石化乙烯改造工程,是一次成功的重大装备国产化的尝试,那么,三年后的1997年,大庆石化实施30万吨乙烯改扩建至48万吨工程,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全面突破。

为什么这么说呢?

燕山石化和大庆石化,尽管同样是乙烯的改造工程,但燕山石化的乙烯裂解工艺和主要设备仍是从国外引进的。因此,这次的改造,算不上百分百的国产化实施。从理论上定性,燕山石化的乙烯改造,本质上还只是属于“部分的胜利”,或者叫有限度的突破。

大庆石化的乙烯改扩建,如果能够成功,则是一次质的突变。就是在这次的改扩建过程中,王基铭决定对乙烯裂解装置的重大关键设备——“乙烯三机”中的“两机”,即,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率先实施国产化。

乙烯三机是乙烯装置中最关键的三台离心压缩机组,是乙烯装置的心脏设备。由于没有备机,对机组的要求非常高,机组必须满足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转,一旦压缩机出现问题,不仅仅乙烯装置停产,同时,以乙烯为原料的下游装置都将停产,损失巨大,停产一天,损失近千万。

一个关于乙烯装备的例子是伊朗。虽然该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中东地区仅次于沙特的石化生产国,但在西方制裁之下,一直无法利用大型乙烯装置来获得利润更高的石化产品。

由于乙烯三机的重要性,世界上的大型乙烯装置,只有国外的西门子、三菱、GE、埃里奥特等几家大公司,具有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及业绩。

好在,燕山30万吨乙烯扩能至45万吨的改造工程,给了王基铭极大的信心。他明白,大庆石化改扩建工程,如若拿下压缩机的国产化制造,就等于解决了整个乙烯装置国产化的最关键问题,但若是一旦失败,不仅会影响整个乙烯工程的投产运行,并且乙烯装置的重大设备国产化建设,将不得不因此而停滞。

这种停滞,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一代人,甚至,更长的一个时期。

这无疑是一次非常严峻的挑战,容不得半点的冒险。

换句话说,这是一把只能赢不能输的牌,更是逼向绝路的一次突围。

毕竟在王基铭之前,即1995年之前,国内使用的18套压缩机全是进口。而此前,负责研制压缩机的沈阳鼓风机厂并没有制造过实际设备,能不能担负起这么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王基铭自己也没有把握。

那么,沈阳鼓风机厂到底有没有制造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呢?

带着这个疑问,王基铭找来国内权威专家,会同国家机械部、沈阳鼓风机厂等单位,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和质量论证会,对此问题进行反复的研讨。

沈阳鼓风机厂,是一家建厂于1934年的老企业。1982年以来,这个厂先后研制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国产化大型离心压缩机、第一套80万吨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的加氢裂化装置。这个厂研制生产的30万吨/年合成氨装置研制出空气压缩机、天然气压缩机和氨冷冻压缩机,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从制造能力上讲,这家工厂是我国机械制造业里的一张“王牌”,有着过硬的技术工艺及制造能力。

经过一次次反复的分析论证,各路专家综合形成如下结论。大家认为,就目前来看,尽管此前我国引进的都是国外技术,但国内对该设备的生产工艺已基本掌握,制造研发能力也较前有了大的提高,基本具备了独立制造的能力。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谨慎且不失科学公正的结论。

但这只是来自专家或者理论界的认可。

真正的阻力则来自使用方,来自一线的石化生产厂家。

从使用方的角度来考虑,使用国外进口的成熟设备,安全风险小,出问题的概率低。他们这样想也是无可非议的,更何况乙烯装置投料试车的成本非常高,一旦有问题,整个生产线就得全面停工。对于使用厂家来说,就等于用百分之一的资金,承担百分之百的风险。

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乙烯装置用的压缩机多年来不能实现国产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王基铭却不这样想。

王基铭认为,搞生产,就必须安全第一,这个没错。但国产设备既然理论上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推进国产化。无非是在推进的过程里,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么。

作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省部级的高级干部,隐藏在王基铭内心的,还有对当时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的忧虑。

这是一种真实的忧虑。近年来,因为腐败,我们见多了栽跟头的高级干部,但我们应该相信,在中国,更有数不清的身居高位、忧国忧民,为国家发展而殚精竭虑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也真正代表着党的形象、国家形象。

王基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国家对民生所具有的这种忧患意识。

这是共产党人的良知。

党的高级干部的人生格局。

90年代中期,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衰退,大批企业开工不足,人心涣散,职工大量下岗离岗。响彻沈阳街头的刘欢的那首《从头再来》,内中有一句歌词“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或许便是那个年代下岗职工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沈阳鼓风机厂同样面临着这种工作量严重不足的局面,工厂正处于生产经营最困难的阶段。已有职工离岗退岗自谋生路,更多的职工则做好了车间关门各自散去的心理准备。

事实上,那个时期,国外一家著名压缩机厂也正觊觎沈鼓,打算出巨资将其买下。对方的如意算盘是,如若真的买下沈鼓,就能在未来直接染指中国机械制造业。有迹象表明,国外企业财团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要知道,当年的确有不少国产民族品牌因资金短缺,无力开发新产品,最终被外资重金购买,从而灭掉中国民族品牌。由此来看,支持沈阳鼓风机厂,不单单是推进大型装备的国产化建设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民族工业的一种强力支持

正因为如此,王基铭丝毫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让步。王基铭认为,于情于理,自己都必须坚持。

最后的决策会议是在大庆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除了中石化各部门及各制造厂家的人员,还有一机部的部长、司长等领导。按照研究的意见,大庆石化30万吨乙烯改扩建至48万吨的工程,其核心设备的研制任务,由国内制造业厂家沈阳鼓风机厂承担。

突然,一位与会人员以不放心的口吻,直接对此发问道,用国产化设备,将来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谁来担?

会议的气氛因这句话,瞬间就变得紧张起来。

要知道,这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策,都是要记录存档的,将来一旦出了问题,可是真的要负责任甚至吃官司的。

王基铭听完此话,“啪”的一拍桌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喊道,我王基铭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石化的高级干部,一旦出了问题,我承担,吃官司我去!

我把我的乌纱帽押在这里,把所有的家当也一起押上!

洪亮的嗓音响起在气氛严肃紧张的会议室里,坦诚的话语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参加会议的沈阳鼓风机厂的厂长刘玄当场就湿润了眼睛。

下来后,刘玄紧紧地握着王基铭的手激动地说,基铭老总,尽管我人微言轻,但我还是要斗胆地代表全东北人民,代表沈阳鼓风机厂向你表示感谢。请放心吧,我们沈鼓即便砸锅卖铁当掉裤子,也一定要造出“争气机”,为祖国争光效力!

刘玄的声音,因激动而不再平稳。

紧张的战斗从此打响!

为拿出安全可靠的“争气机”——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沈阳鼓风机厂的全体员工以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勇气,把自己的家产、工资与设计研制的项目捆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一旦研制失败,则干部职工的家产、工资就也随即沉没。

企业最危难的时刻,中国工人阶级以国家利益为重选择了挺身而出!

这就是中国最先进阶级所表现出的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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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心:“三机”国产化实现突破

为强化国产化攻关的过程控制,确保质量,王基铭多次召开“诸葛亮会”,与沈阳鼓风机厂形成了如下质量监控措施。一是围绕研制项目成立专家小组,对攻关方案进行严格论证,确保技术指标先进、生产工艺路线合理。二是成立联合攻关小组,开展攻关立项、设计审查、制造、产品验收等各环节的跟踪协调,保证研制项目按照计划进行。三是充分发挥监理单位的监督职能,确保攻关质量。四是建立国产化项目季报和重点项目监造周报制度。五是组建现场服务组,跟踪协调重大装备国产化项目的安装调试和运行情况。六是设备投入应用后,抓好后期的评价工作,不断完善,提高国产化装备的质量水平,要力争通过以上措施,确保沈阳鼓风机厂在其研制国产设备中,能切实保证其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一个周密的近乎完美的措施方案!

后来的研制过程证明了该方案的高度科学性和可操作性。90年代后期,这个方案中的相关措施,经过进一步的多次实践,已成为中石化在重大设备国产化推进过程中屡试不爽的工作程序。2013年,中国石化集团成立30周年之际,该操作方案作为经典案例,被收入《中国石化“决策”》一书。

书写至此,亲爱的读者朋友,可能早已猜到最终的结果,——成功了!

是的,我们成功了。

可以自豪地说,裂解气压缩机组和丙烯压缩机组的国产化,冲出了乙烯关键设备国产化禁区,为我国乙烯大型化建设提供了先进适用的装备,打破了国外垄断。

作为国内压缩机龙头企业,沈鼓集团自大庆乙烯改扩建工程后,通过和中石化进一步的密切合作,不断开展石化所用的各种压缩机的国产化攻关,具备了设计、制造、成套石化大型离心式压缩机的能力和业绩,提供了国内炼油装置绝大部分的压缩机组,并成为世界上第五家可以制造百万吨级乙烯装置用大型压缩机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沈鼓集团以此为契机,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一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年轻技术人员,在这场“争气”战中脱颖而出,走到了国际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前台。

建国65周年之际,新华网与《瞭望东方周刊》联合推出大型报道《致敬!国家工程师》,向读者介绍十个代表“中国创造”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项目以及它们的核心团队。沈鼓的一批年轻的技术骨干,作为企业的形象代表,以“国家工程师”的名义,骄傲地站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在这场强力推出国产“争气机”的战斗中,王基铭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国内其它的厂家参与竞争,令人可喜的是,这些厂家也同样在联合作战中提高了战斗力。比如用于配套的国产化汽轮机,便是由杭州汽轮机厂研制成功。

无锡压缩机股份公司一直积极参与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攻关工作。该公司依托中国石化进行了大型三列、四列迷宫密封压缩机等新产品的国产化攻关,取得了巨大成效,迷宫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替代了进口产品。公司的加工设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国内市场占有率提高到50%左右。

杭州杭氧股份公司90年代之前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自90年代开始研发大型成套乙烯冷箱,王基铭到任中国石化以后,全力支持该厂依托中国石化二轮扩容改造项目,进行多项国产化攻关,其加工设计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目前已研制出了最大处理能力达到年产100万吨的乙烯装备的冷箱。大型国产化乙烯冷箱在多个乙烯新建和改扩建工程中得到了产业化应用,为国家和用户节约投资10—15亿元。自2000年以来,国内乙烯冷箱全部为杭氧设计和制造。

有意思的是,丙烯压缩机组的压缩机,除了以沈鼓为主担当主要研制工作,王基铭还亲自出面,以中石化的名义,邀请到了德国德马格共同参与设计和制作。

这并不奇怪。

当代中国人虽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对外来的先进技术,从来就没有关上过学习和合作的大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应该提到的是,沈鼓从大庆乙烯工程开始,和王基铭建立了较深的感情。有那么几年,每到深秋,东北的高粱米成熟了,沈鼓集团还专门用小袋寄来精致的东北高粱米,以朴素的方式,感谢王基铭在国产化装备的制造上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从大庆乙烯项目开始,在王基铭的主持下,中石化在实践中真正确立了自己在国产化装备推进上的工作原则。即,凡国内已引进制造技术并已经过关的设备,在确保质量、工期和价格合理的前提下,一律立足于国内制造;国内制造暂时有困难的设备,要支持机械制造“技贸结合”,与国外制造厂商合作生产;国内制造无把握的少量关键设备经过审批可以进口,以确保在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速国产化进程。

1999年,大庆石化乙烯改扩建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投产后,经过一年的试运行,证明改造完全成功,达到预期效果,年增效4.4亿元。此后,在上海石化70万吨和茂名石化100万吨乙烯改扩建项目中,王基铭成功组织实施了30万吨级和60万吨级乙烯裂解气压缩机组的国产化。经过不断的努力,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制造百万吨级乙烯“三机”的国家。

这种以国产装备进行技术改造,从而达到加快中国乙烯工业发展的方式,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实现了“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促进了中国石化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加快了乙烯工业国产化、大型化、现代化进程,丰富了探索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践经验。

随着国产化的乙烯“三机”全面扎根于中国石化,一批重大装备也都先后研制成功,全部呈集团式的实现了国产化,达到了国际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如:大型PLA装置的结晶器、钛管换热器、回转干燥器、20万吨苯乙烯装置脱氢反应器,20万吨聚丙烯装置环管反应器和大型迷宫压缩机、20万吨聚酯装置酯化反应器和缩聚反应器、30万吨化肥装置大型气化炉、48万立方米空分装置工艺设计及其设备,等等。

限于专业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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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石油炼制:打造精品样板

 

国产化重装遍地开花

对我国炼油业的生产及工艺设备现状,王基铭并不陌生。

六十年代初期,刚刚参加工作的王基铭,便是在上海高桥炼油厂里度过了自己最初的8年。

炼油装备的国产化工作起步比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炼油工业“五朵金花”科技攻关中,新型催化裂化重整装置的自主设计与建设,新型催化裂化装置必需的微球催化剂和关键设备滑阀的国产化,便是其中突出的实例。

尽管如此,我国的石油炼制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始终没有缩小。7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发展深度加工技术和提高油品质量,无奈之下,炼油工业成套引进了加氢裂化、重油催化裂化、连续催化重整等一批先进生产装置。

王基铭上任后,对有关重大设备的国产化任务,做了进一步持续的推动。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科研特别是民用科研项目,多年来面临两个最大问题,一是科研资金,二是市场对产品的接受。无论是大发明还是小发明,不被市场接受,产生不了经济效益,便不会有实际意义。

这种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研。

王基铭清楚地知道,中石化要加快实现重大装备国产化建设,就必须依靠全国各地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借力发展,搭船出海。微词,他全力支持中国石化就重大装备的科研及制造问题,同国内有实力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从经费上、项目的生产力转化上积极予以支持。

加氢反应器便是最好的例证。

加氢反应器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要讲明白的是,我国汽油中,大约90%的硫化物来自催化裂化汽油,因此,降低汽油的含硫量,既是满足我国汽油质量指标要求的关键,更是促进我国汽油品质金属进步的重要课题。

全加氢技术,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目的就是降低汽油中的硫含量。

通过全加氢,等于是把有害物质过滤了,它对环保工作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

也因此,加氢反应器的制造,实际上是一道国际水平的科研难关,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具备制造能力。

中国一重和中国二重两家企业,都先后加入到加氢反应器的研制中。

1989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虽然制造出第一台国产加氢反应器,但吨位很低,随着炼化工业水平的不断发展,炼化企业更需要千吨级反应器。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比小口径的迫击炮与大口径的重炮,两者从本质上不是一回事儿。

王基铭鼓励并支持中国一重和二重集中科研力量,在加氢反应器的冶炼、锻造、焊接、检验等制造技术上,各自发挥优势搞攻关。

他郑重承诺,只要产品的技术过关,中石化将率先在加氢反应器的使用上实现国产化。

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语,它实际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的市场问题,为产品的社会化铺平了道路。

于此同时,中石化集团还专门拿出科研经费,加入到中国一重和二重的科研联合攻关中来,王基铭说,这可不是破财,这是必要的,必须的。加大了科研力度,也培养了我们自己的人才,对中石化,这是一举两得;对双方来说,则是双赢了。

好个一举两得!

好个双赢!!

这项承诺很快便得到应验。九十年代末期,在主持茂名石化200万吨VRDS、齐鲁石化140万吨加氢裂化项目建设期间,经过研究、制造及运输方案的反复论证后,王基铭果断决策反应器国产化,率先提出了大型锻焊结构加氢反应器国产化。这批重大设备的投产使用,既改变了中石化加氢反应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又提升了我国同类设备制造水平,使我国在短期内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好家伙,又是一个双赢!

目前的中国一重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每年加氢反应器合同有10%的是国外订单,它标志着我国加氢反应器制造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加氢反应器的研制成功,也为核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核工业的发展。

中国二重的成长发展更是与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2004年,中国石化确定建设海南炼化项目后,王基铭亲自拍板,海南炼化项目7台临氢高压设备和加氢反应器的攻关工作交给二重,同时还派出中国石化专家加入到项目中协同攻关。通过该项目,二重掌握了临氢高压设备和加氢反应器的全套制造技术,为二重生产大型锻焊加氢反应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二重陆续为中国石化提供了上百台关键核心设备。

目前,二重的产能已从当初年产5000吨重型容器,发展到现今年产25000吨的能力,成为排名第二的国内锻焊容器制造厂。

石化集团公司所属的炼油化工设备制造单位,也在参与壮大装备国产化攻关中快速发展壮大。最突出的是南京化工公司的化工机械厂,20世纪初,该厂曾研制成功4大尿素关键设备,李鹏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嘉奖令。90年代中期,配合聚酯生产技术的国产化,自主研制成功聚酯成套关键设备,成为我国聚酯成套设备国产化的生产商,先后为国内外企业生产聚酯成套关键设备近百套,其中10套已出口海外。该厂还积极开展了其它石油化工重大设备研制,其制造的柴油、渣油、蜡油、润滑油等加氢精制大型反应器,陆续用于新一轮油品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替代进口,节省了项目投资,缩短了交付周期。近两年又承担了直径达8米的环氧乙烷反应器等大型石化设备制造任务,成为石化集团内部推进重大设备国产化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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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炼化:炼油企业的“比学”标杆

1993年,根据国家“九五”期间要在沿海重点建设镇海、茂名等几个千万吨级的中东含硫原油加工基地,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规划,镇海炼化开始研究在800万吨炼油能力基础上再扩建800万吨中东含硫原油加工能力,形成1600万吨炼厂的具体方案。当年编制的规划方案是依托老厂新建一个包括12套装置的基本独立的年产800万吨炼厂,测算总投资109亿元。

1995年,镇海炼化按照“消除瓶颈,内涵为主”的发展思路,决定将109亿元的扩建改造方案进行重大调整,依靠技术改造消除现有生产装置“瓶颈”、提高生产装置技术含量,使之更科学也更节省建设资金。

这个思路得到了王基铭的大力支持。

王基铭指出,新建项目要在动工之前,要在“磨刀”上下功夫,做到更加的科学和稳妥,特别是在资金的使用上,要在不突破口子的前提下,争取更多的节省资金。

新方案对加工油种和装置构成作了调整,适当改变建设次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方案总流程改进了100余次,具体改造方案不断提出,又不断被更好的方案所取代,结果总投资从109亿元降到98亿元,降低了11亿元,而且主要经济指标均优于原方案。优化后的方案,于1995年10月4日得到国家计委的立项批复。

这个方案受到了盛华仁、李人俊等党组成员的高度赞赏。1995年12月24日,在石化总公司第13次经理(厂长)会议上,李人俊提出,要把消除“瓶颈”攻坚作为贯彻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中心工作来抓,要像镇海炼化那样,先把现有装置进行挖潜,用滚动建设的办法,扩大到1200万吨,再扩大到1600万吨。

1996年1月10日,国务院在《参阅文件》上印发了李人俊的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后来便被江泽民总书记看到了。

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的开国领袖,对石油工业特别关注,也特别关心。1955年3月,毛主席正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川中出油的消息,让主席喜出望外,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兴致勃勃地来到昌隆气矿视察。不喜题词的毛泽东,还兴致勃勃的操起笔来,为四川的那个小小的隆昌气矿,挥毫写了这样一句话:四川大有希望。周总理更不用说了。他老人家生前多次视察大庆。并和铁人王进喜成为朋友,

江泽民、朱镕基这一代领导人对石油化工业则表现的更为亲近。当年在上海任职期间,江泽民和朱镕基两位领导,对上海石化总厂也格外的高看一眼。上海石化总厂的老厂长、王基铭的学长顾传训同志,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1988年,上海理工大学石油加工系成立30年,王基铭还受托找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江泽民欣然答应,随奋笔题词:人才辈出。

对这个现象,我们是否可以做如下冒昧的猜测。开国之初,贫油的新中国需要石油保家卫国。当油荒的问题解决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更需要石油化工来推进发展、改善民生。

或许吧!

江泽民总书记饶有兴致地读完李人俊的讲话,随即便从案上取过笔来,他沉思了一下,然后写道:可否对这类问题再收集归纳一下,配合一定事例,发一个文件。

时间是:2月12日

江总书记的这个批示,立刻在中石化上上下下产生了轰动效应。

3月6日,中国石化总公司党组在《关于传达学习江泽民同志重要批示的情况报告》中提出,要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走内涵为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从总部的角度第一次正式把镇海炼化作为炼油技术改造的典型,来推动和指导面上的工作。

此后,王基铭多次去到镇海炼化实地调研,进一步进行科学的优化。

必须的!

镇海炼化人似乎还陶醉在激动的眩晕中。

为了不辜负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和信任,1996年初,镇海炼化又提出了一个只新建4套装置和改造7套装置,最终新增800万吨中东含硫原油加工能力,总投资只有68亿元的第三方案。这个方案更加注重消除制约整个系统发挥效用的“瓶颈”,依靠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以最少的投资完成对“瓶颈”的改造,其中许多装置的改造在国内都是没有先例的。

该方案提出后,王基铭委托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侯芙生、袁晴棠等为首的中国石化专家,对其进行了认真论证。经论证,认为这个方案同已经比较理想的第二方案相比,新建装置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主要依靠老装置改造扩建,结果总投资减少30%,节省了土地占用,而且做到增产不增人,产品质量和环保水平也有提高。

1996年8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通过了镇海炼化经过多次优化的改扩建方案,同年9月国家计委批准了这一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工程。

1997年2月12日,石化总公司发出《关于学习、推广镇海炼化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推进企业全面进步经验的决定》,并印发了总公司调查组题为《石化企业实行两个转变的先进典型》的调查报告。要求在全系统大力宣传、学习、推广镇海炼化的经验。

中央领导同志也充分肯定镇海炼化的经验,要求中宣部集中宣传。1997年2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镇海炼化公司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推动企业全面进步的经验。2月17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均刊发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统发稿。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勇于推进两个转变的典型》。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也刊发报道。

面对巨大的荣誉,作为石化总公司的分管领导,王基铭始终保持着一份难能的冷静。1997年6月21日,王基铭再次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镇海炼化扩建800万吨的炼油工程等建设问题进行现场办公。

1997年9月28日,镇海炼化扩建800万吨炼油工程举行奠基仪式。从此,镇海炼化炼油改扩建工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00年完成改扩建第一步工程,炼油年加工能力达到1200万吨,跨入了千万吨级炼厂的行列,当年原油加工量在国内率先突破1000万吨。2003年完成改扩建第二步项目,原油综合加工能力提高到1600万吨。

一鼓作气!

在此基础上,镇海炼化又实施了完善2000万吨年炼油综合加工能力等项目,2010年实现了由1600万吨到2000万吨的跨越,技术、质量、环保水平进一步提高。

从此镇海炼化跻身世界特大型炼油企业行业。

以镇海炼化为“比学”标杆,中石化掀起了一个向镇海炼化学习的热潮。以此为标志,走出了一条以内涵为主的,通过以技术改造消除“瓶颈”制约的发展模式。从这以后,王基铭又对老炼化基地先后主持进行了两轮技术改造,使燕山、大庆、扬子、齐鲁、上海等5套30万吨乙烯装置陆续改造到40—45万吨和60—70万吨。

进入新世纪后,2002年,中石化的炼油能力,在世界多家公司中上升到第4位,到2006年便超过BP公司,首次成为全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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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腾起的雄鹰

在对中石化炼化企业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的同时,王基铭头脑里想着的,便是为未来中国炼制业,打造一个样板工程,这个样板应该是21世纪的高端炼化企业,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

因此可以说,中石化炼化企业的国产化建设设若为一盘大棋,王基铭在对序盘阶段进行快速布局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在思考,未来的样板工程该是在哪里呢。

问题最终的破解方式却有些出乎意外。

车上的汇报。2002年10月,一封来自中石化海南石油公司的信函引起了王基铭的关注。

这是一家以成品油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信函是以文件的形式呈送的,主要是针对海南成品油市场的销售,建议中石化总部加大对海南的投入。那封信还提到了一个信息,即香港地区可能有企业欲在海南投资建炼厂。

就是这封信,让王基铭将目光投向到了天涯海角。

或许在那个时候,南海的涛声便开始回荡在他的耳旁。

真正踏上海南岛,却是在次年的春天。

2003年3月18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的当天,王基铭便乘机飞往海南,他要赶到那里,参加次日召开的海峡两岸及北美地区华人石油和石化科技研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国大陆的“三桶油”,还有来自中国台湾的中国石油公司、北美华人石油学会等代表。

步出三亚机场,前来接机的,是海南石油公司总经理张连俊、党委书记郭新环。

按照会议主办方的安排,19日,王基铭在这个会议上将有一个主旨发言。发言完毕,王基铭便乘当日的班机返京。20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基铭,将在中石化机关及在京的直属单位的会议上,传达刚刚结束的“两会”精神。

这正是王基铭的节奏,那种上满发条的永不停歇的节奏。

从机场到会议的举办地山海天大酒店,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的车程,但这决不是一次简单的接机,而是一次提前安排好的简短的汇报会。对海南石油公司来说,这次的接机,则不免显得意味深长。

屁股刚一落座,精明的张连俊便从海南建省后的原始积累,谈到支撑未来经济的大工业项目建设。航空航运、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都极有可能将海南成为国内外激烈竞争的市场。

车窗外,冲击视野的广告,行色匆匆的人流,高高的不断攀升的脚手架,将开发中的海南,变得愈发的热气腾腾。一幕又一幕景象,随着车轮的疾驶而后退。却仿佛满满的一段段无声文字,不停的为张连俊的阐述打下了一个个诠释。

张连俊最后告诉王基铭,有确切消息证实,已经有香港合邦公司正睁大眼睛觊觎海南市场,意在海南投资兴建炼油厂。张连俊据此断言,不抓紧时机经营海南,用不了几年,海南石油公司将被赶进大海。

不抓住时机,赶进大海的岂是你海南石油公司!王基铭说,我中石化半个华南市场,都极有可能丧失殆尽。

3月20日,中石化集团召开全国“两会”精神传达会。王基铭利用会议的间隙,在一张白纸上,向时任中石化总经理的李毅中写下了这趟海南之行所掌握的情况。王基铭在最后这样写道,——我意:这个炼油厂应由中石化来建。

王基铭决意要搞海南炼化项目,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地理格局上,南方属于中石化经营的地盘。海南市场一旦受损,将对中石化整个的销售市场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能下决心利用马六甲的海洋航道,抓住改革开放的时机,积极开发国际原油市场,并以国外原油为原料,炼制适应国际市场的高端用油,以可使中国在国际成品油市场占得更为重要的空间。

这个思路赢得了李毅中的支持。

2003年4月,中石化海南炼油化工项目筹备处正式成立。

5月24日,中石化海南炼化筹备组成立。组长:李国梁。成员:张连俊、韩利民、赫国栋、邓双青。组长李国梁后来从海南炼化公司首任总经理,荣升为海南省副省长。张连俊等几位成员,都担任了海南炼化公司首届班子成员,为海南炼化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感动上帝。然而,海南炼油项目从一开始却是中石化一头热。问题就来了,2003年,海南刚建省没多久,急需有支撑性的大项目,炼油项目投资大,见效快,且投资方是财大气粗实力强劲的中石化,作为引资方的海南省,为何对中石化深处的橄榄枝面露犹豫呢?

原因显而易见。除了香港的那家公司决定投资新建海南炼油项目,国内中石油方面也表现出了投资意向。现在,中石化加入到这个里面来,海南的决策者一时摸不清中石化方面的投资决心有多大,会不会将海南炼油最终搞成一个胡子项目。

5月上旬,正是非典高爆发期,王基铭去到海南,先和省计划厅的领导碰头,当面听取意见,摸清对方的顾虑,然后才约谈海南方面的领导。

两天后,双方赴约。

这是一个级别颇高的见面。一方是海南省父母官、省长汪啸风,另一方是代表着中石化的上市公司总裁王基铭。

汪啸风来海南主事前,曾在湖南省干过一段计委主任。湖南有中石化的项目,因此在湖南工作期间,汪啸风便和中石化打过交道,对中石化的管理水平也是比较认可的。但问题是,海南搞炼油项目,中石化方面是迟到者,其他两家已先前一步表达了投资意向,且已开始了前期的启动工作。因此,这次的见面,更多的只是务虚的意义。

简单的客套之后,王基铭直奔主题。

王基铭向海南省领导谈到了中石化整体改制后的形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讲到了海南岛独特的战略位置,在未来国家石油安全上,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讲到了中国石化对在海南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石油化工基地的打算,特别详细地讲了随着化工基地的建成,将怎样带动海南省经济建设与发展。

王基铭胸有成竹的讲着。

打经济牌,谈经济效益,这对经济专家出身的汪啸风算不得什么,但接下来,王基铭打出的牌,却使坐在对面的汪啸风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开始前倾。

先一手牌展现未来企业的雏形。

王基铭说,未来的海南炼化,必须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炼油厂。它的炼制能力、产品质量也将是国际一流,不应该、也绝非二三百万吨级的地方小炼油厂。

再一手就是企业的愿景牌。

王基铭说,它的建成,将大力拉动海南省的建设,助力海南经济的腾飞。二流的企业,我们绝不建,要建就建一个高标准的大型炼化企业。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更有能力和实力。

紧接着,王基铭又打出一张环保牌。

王基铭谈到了海南省优良的环境,谈到了未来的石化基地将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环保型基地,王基铭动情地说,海南省的碧海蓝天是要留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的,不能让它毁在我们的手上。

王基铭连续三张牌,每一手都达到了汪啸风的心里。

王总,我不怀疑你的话,但你毕竟61岁了。王啸风端出了自己心中的隐虑。

这话一出口,王基铭便明白,对方已动心了。

王基铭说,是的,我已经61岁了,我准备把海南石化基地的建设,当作自己在职时的最后一个“作品”献给国家、献给海南人民。要让子孙们在海南大地上,当看见林立的炼塔,炼塔上飘荡着的白云,白云下碧蓝的海水,他们会说,当年我们的前辈没有为了经济的发展而毁了这片土地。

王基铭说,海南炼化的项目我亲自靠上来,不完成,不收兵。即便下台了,我也来当志愿者,干义工!

汪啸风省长站了起来,隔着椭圆型的会议桌,激动地将手伸了过来。

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但这达成的只是一个意向。接下来,王基铭又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北京和上海,同位于上海的合邦公司的机构进行洽谈。最终,中石化和合邦达成协议,收购了合邦公司的这个炼油项目。

谢天谢地谢人!

许多年以后,谈起这段往事,王基铭只是摇着头,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 。

显然,这是一段极尽啰嗦而复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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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选择厂址。海南炼化项目花落中石化之后,未来的海南炼化选择在哪里更好呢?便摆在了王基铭面前。

海南最初规划炼油厂,曾把厂址选择在临高。

王基铭当初没有表态,而是带着一帮人对临高及周边的几个县进行考察。但这几个地方的海陆及投资条件都令人不太满意。这时,张连俊提出了一个地方,——洋浦。

八十年代末期,海南洋浦曾经是网络热词。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确定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每亩200元人民币,期限为70年,租让其土地使用权给熊谷组,由熊谷组负责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开发,即采取土地“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洋浦开发作为自由港试点,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以期重点突破,带动全岛经济起飞。
  不料,洋浦的开发很快就遭遇了挫折。先是有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抛出所谓“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涉“主权”问题。在此期间,上海有报纸也责难“洋浦协议”乃“开门揖盗”。这样一来,洋浦港开发所签订的协议,问题闹大了。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洋浦位于琼西,乃一大片不毛之地,当地人称此区“三多”、“三少”,即: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农耕不宜,却有一个深水良港,可发展工业;如不开放开发,再过50年、100年还会是这个样子。

1989年4月29日,邓小平对洋浦作了重要批示:“经过再一次了解,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要抓紧,对不同意者要多做说服工作,手续要周全。”至此,“洋浦风波”似乎化解了

表面上阻挠开发洋浦的声音似乎收敛了,方案却一直没有批下来。直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掀起开放改革、发展经济的热潮以后的3月9日,国务院才批准了洋浦开发方案。可惜,已拖延三年多时间,外面的投资商纷纷却步。

接下来的几天里,王基铭便带着大家对洋浦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

他们发现,洋浦有着其他地方所难以比拟的优势——

一是,这里毗邻北部湾,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和避风港,有利于船舶进港、停泊。将来经过修建,便是一个理想的原油码头,这便为原油上岸,提供了理想的停靠地。同时,这个地方位于新加坡-香港-上海-大阪国际海运主航线上,地理和海运条件优越。

二是,洋浦虽然冷清了下来,但公路却已修建完毕,无论是陆上运输还是海上货物装卸,都非常便利。

三是,地形辽阔平坦,适应现代化大型化工基地的新建。

四是,海南炼化如果建在这里,可同时享受国家级开发区、经济特区、保税区及保税港区的各项优惠政策。不谈别的,仅土地价格就已是非常优惠。当年,由于缺少项目,洋浦开发区的土地价格十分便宜,一亩地也只6万元人民币,开发区领导非常支持,最后给了优惠,一亩地仅3万多元人民币。这便在无形中节省了大笔的前期开发费用。

踏破铁鞋无觅处,而洋浦简直是为中石化海南炼化基地量身定制的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宝地啊。后来的事实是,海南炼化以加工进口原油为主,自备的深水码头位于洋浦神头港区,拥有包括30万吨级原油油轮、10万吨级成品油油轮在内的泊位5座,年吞吐能力超过2500万吨。拥有110万立方米的原油储罐区和70万立方米成品油储罐区及相应的输转配套设施。

作为一个插曲需要交待的是,当洋浦被定为中石化海南炼化基地即中石化洋浦炼化的节骨眼上,最早的厂址所在地父母官——临高县五大班子成员悉数赶到海口,堵了王基铭的门。见此情景,和王基铭同行的几位工作人员,不由得吓了一跳,便欲上前阻拦,王基铭叫住了他们。王基铭说,人家从临高过来,来了就是客人。有意见、有问题,可以沟通解决,不用怕,我来接待他们。

一干人便被请到宾馆会议室坐下。

王基铭耐心地听着对方的陈述,他边听边沉思边点头。他从对方的真挚的言谈中,深深地感受到当地政府和领导渴望脱贫、追求发展的强烈愿望。王基铭把这种内心感受告诉给大家,对临高方面的愿望表示出了充分的理解。随后,他将临高和洋浦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进行比较,对其所存在的不足直截了当地指出。

王基铭说,我们都是党的领导干部,追求发展、造福一方,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但这个目的最终要放到国家层面上来考虑,要坚决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需要。你们换位想一想,如果你们作为中石化领导,炼油厂应放在哪里?你们说吧!

这显然是一席入情入理的话语,临高方面的领导,相互对视了一番,便站起来握手告别。分手时刻,客人们真诚地对王基铭说,无论怎样,我们都欢迎中石化投资海南,我们相信,中石化在海南的建设,一定会辐射到我们临高来,我们期待着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你们合作。

这是一次计划外的“接访”。事后,王基铭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害怕被人“打上门”,要敢于面对面,要让人有说话的地方、谏言的渠道!

随着厂址的选定,建设所需的土地也很快办理好所有购买手续。从图上形状看,海南炼化的土地面积竟是一个巧合的元宝形状。

元宝,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无意的巧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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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高起点超一流。经历了一系列波折的海南炼油项目,牵动着的不单是王基铭和中石化的上上下下,就连陈锦华也在关注着这个项目。

1983年,陈锦华一手打造了掌握着总资产达210多亿的中石化集团,在执掌中石化的七年半中,陈锦华奠定了中石化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地位。20年之后,中石化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名列世界500强第31名、国企500强第1名。2003年3月,陈锦华淡出政坛,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他对中石化的感情却一直没变。

当中石化为海南炼油项目而激烈竞争时,因为身份原因,陈锦华不便于因此而“偏袒”中石化,便采取了静观其变的睿智之举,当尘埃落定,陈锦华这才走出来,对王基铭特意叮嘱,一定要用心用力,将海南炼油厂打造成中国21世纪的精品样板工程。

陈锦华的指示,为襁褓中的海南炼油厂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未来的海南炼化要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其精品性、样板性又从何体现呢?

王基铭决定,就从基础做起,让每一步都成为一个新的标高。

最先需要确定的,便是海南炼化的工艺类型。

2000年前后,中国的炼制化工企业一般都属于焦化工艺路线的重油加工企业。其优点是,投资少,操作费用低,转化深度高,但延迟焦化的主要产品,其质量较差,烯烃和芳烃含量高,硫、氮、氧等杂质含量高,安定性差。

王基铭从油品质量升级和清洁生产的高度出发,不赞成焦化工艺路线建设海南炼厂。

很自然的,这个方案被否决了。

接下来,科研人员又组织力量连续攻关,但新的方案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于瑕疵,仍被否了。王基铭需要的,是一个不断优化后的世界一流的炼厂,是一个代表中国炼化形象的完美方案。

孙丽丽,1961年11月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教授级高工。当时,四十岁出头的孙丽丽正是海南炼化项目部年轻的专家。孙丽丽回忆说,为了海南炼化,王基铭组织大家调集了世界发达国家一流炼厂的工艺措施,不断进行借鉴和比较,在不间断的优化中,一连做了20个方案。

最终,他们从中选择了国际上当时最先进的“全加氢”方案。这个方案,无论在环保还是资源的利用率上,都有着其它方案难以比拟的优势。依照该方案,轻油收率为80%,能耗小,汽柴油收率最高,也最环保。

随后,孙丽丽带着该方案向中石化党组进行具体汇报,并得到顺利通过。

这时候便到了决定产能的时刻。设计单位最早准备的是一个600万吨的批文。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代前后,国内炼厂的产能一般是在250万吨级上,最大的也只是600万吨。

王基铭决定要做800万吨的。王基铭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海南是个特殊的地方,是个桥头堡,是21世纪第一个新建的炼油厂,要做,就一步做到位。当然,余地也是要留的,但未来的改造应该是千万吨级的。

这同样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决策,2015年,海南炼化能力已达到1000万吨。

员工的使用上同样也走的是国际标准。海南炼化公司建成之初,员工人数不足800人。这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一流炼化企业相媲美的数字。

 

采访赫国栋。赫国栋,海南炼化副总经理。当年,海南炼化公司成立后,随着各类建设方案的逐渐完备,首先进行的便是厂区的基本建设了。

炼油厂的基本建设同样需要有得力大将独当一面。这是因为,炼化一体化项目工艺极为复杂、生产上下游装置紧密耦合、技术密集,且生产装置大型化、密集化,物料多为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生产设备常处于高温高压、低温深冷的极端环境。为提高生产流程的安全性,王基铭指定由来自河北沧州炼油厂的副厂长、海南炼化筹备组成员赫国栋负责。

2018年12月13日的下午,笔者在海南采访了这位当年的海南炼油厂首批的建设者。

谈及当年火热的建设生活,赫国栋说,2004年4月26日,海南炼油项目奠基开工。从动土奠基到投料试生产,两年多的时间里,王基铭先后15次来到工地现场,亲自检查工程进度,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事关工程的基本建设周期,是炼化基地建设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由于参加施工的单位,皆是与海南炼化平级的单位,很多施工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仅靠甲方单边的协调,解决起来往往比较吃力。这个时候,王基铭变成了整个工程的总调度长了。他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既实际好用,又合情合理。

赫国栋说,在现场,你根本看不出王基铭是一个省部级高干,实际上他更像一个高级工程师。王总这个人,有责任,敢担当,我们跟着他干事儿,即使受到了批评,也都心悦诚服,因为,要求我们做到的,他都做到了。

据赫国栋介绍,海南炼化广泛采用最新炼油化工工艺技术,除了加氢反应器,用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自主产品。海南炼化还拥有第一个拥有自主工艺的国产化大芳烃。这种工艺,国际上只有美国和法国用美国有。

作为我国第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芳烃联合装置,海南炼化的芳烃装置,每年可生产60万吨对二甲苯。

对二甲苯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其最大量的下游产品是纤维

据海南炼化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100万吨对二甲苯产品如果全部用于制作纤维的话,需要相当于海南岛所有土地种植棉花的年产量。

目前在建的第二套装置设计年产能100万吨,并且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创新技术,提升第一套装置的产能,届时海南炼化对二甲苯产能将达到200万吨。

海南炼化没有辜负老领导陈锦华的期望!

2006年9月28日,是海南炼油厂值得铭记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海南炼厂装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打通全流程,投入商业运行。投产的当年,便助力海南省的GDP首次跃过千亿大关,次年,海南炼化占据了海南省GDP四分之一强。

今日的海南炼化已基本形成了“大炼油、大乙烯、大芳烃、大码头、大仓储”的产业格局,集中代表了中国炼油化工行业的先进水平。汽柴油产品全部达到欧Ⅲ标准,部分达到欧Ⅳ标准。产品主要销往海南省、华南、西南及香港、澳门等地区。公司从2006年9月开始国际贸易,出口产品全部采用国际标准,出口销往东南亚、香港、澳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基铭兑现了他最初的全部诺言。

下午晚些的时候,我们的采访进入到了尾声。赫国栋告诉我,等过了年,他就该正式退下来了。

之后,便是一个短暂的沉默。

这种沉默,更多的是被一种追忆创业的氛围所感动。

赫国栋微微倾斜着身子,他仰起头看着窗外。

远处,是高高的炼塔。斜阳西下,他的脸上涂抹了一层浓浓的余晖。

作为老一代的中国石油炼化人,赫国栋他们有资格为之自豪。正是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炼化工业才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喜人局面。目前,中国已形成了包括海南炼化在内的26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基地,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的炼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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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告慰国人:“国产牌”撑起了大国石化

 

从“八五”到“十五”期间,是王基铭主导推进中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建设的重要时期。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工作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发改委等部门的充分肯定。国家发改委多次对中国石化的重大装备国产化工作提出表扬,充分肯定了中国石化为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石化工业快速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

2006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会议上,中国石化作为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的先进代表,在大会上介绍重大装备国产化成功经验。

这是一种来自国家层面的,高度的肯定和认可。

这里面有几代人不懈的追求,更有王基铭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谈及往事,中石化安全监管局副局长王玉台同志感慨地说,我在王基铭老总手下干了5年,从他那里,不单是我,我们那个团队都汲取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为国分忧、争气的精神。

此言不虚!

2010年初,PX装置中的大型板壳式换热器曾长期由法国某公司垄断,在福建、金陵的石化项目的招投标中,该公司报价高,交货期长,并且没有协商余地,在谈判中我方处于不利境地。为避免长期受制于人,中石化方面果断拍板,由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公司与中国石化联合研发大型板壳式换热器。在中国石化决定进行国产化攻关的第二天,法国公司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主动表示可以降价14%,并承诺缩短三分之一的交货时间。

可是,一切俱晚矣!

面对中石化不失礼节的微笑地摇头,高傲的西方人是否从中能读出一个东方大国的儒雅与自信呢?

但愿吧!

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后,中国石化和蓝科公司通力合作,于2011年解决了超大型板壳式换热机在设计、制造、安装、运行等方面的关键技术难题。目前,蓝科高新在大型板壳式换热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70%,并已有产品出口到国外,打破了国外厂商的垄断地位。

王基铭的爱国风骨,为新的中国石化人继承并发扬。

谈及往事,王玉台饱含真情地评价说,中国石化成立30多年来,历届领导对重大装备国产化都非常重视,按阶段划分,从陈锦华到盛华仁,由于受科技研究水平及机械研发能力的限制,这个阶段里,基本是“先吸收、后改造”。真正取得关键性突破的,还是在王基铭时期。王基铭分管该项工作后,由抓“三机”国产化开始,最终实现了根本性的质变。到今天,中国石化乙烯及下游装置的装备国产化率已达到85%。也因此,战略性的转变,则是从那时开始的。

王玉台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基铭当是中国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的奠基人,起码是奠基人之一。

请注意,王玉台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数字,即中石化重大装备国产化率目前已达到85%。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看看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便不难明白其蕴藏的意义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刚一打响,美国便拿中兴开刀,不仅中兴损失惨重,其国内相关供应商也躺枪中弹。中兴芯片之痛,是对国人的警醒:核心技术能力如果缺失,就如同企业的“七寸”掌握在别人手中,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企业乃至产业就将大祸临头。

中石化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世界500强排名第三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很难想象,一旦不具备核心制造技术和能力,后果之严重,令人细思极恐。

令我们庆幸的是,中国石化有一批以王基铭为代表的先锋战士、爱国精英,他们以接力的方式,在事关国家命脉、国家安全的大是大非面前,默默专注于代表国家核心制造力的大国重器,撑起国民经济的脊梁,毕其功于一生。

此乃行业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也。

2016年,王基铭被国家权威部门评为“中国能源装备终身成就人物”。

其颁奖词如下:

 

石油化工重大装备国产化是节省投资、降低成本、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举措。王基铭院士组织大型关键设备技术攻关,不断进行工艺技术改造,全力推进石油化工重大装备国产化。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实现了国产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和乙烯压缩机、加氢反应器等重大石化装备的首次工业应用,大型国产化不断取得突破开创了国内成套技术进入当代世界先进行列的局面,彻底改变了炼油和石化项目建设的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为提高我国石油化工装备国产化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壮哉!中国强人王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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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立足改革开放的背景,从党的高级干部王基铭院士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入手,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石化集团在石油化工和石油炼制领域,强力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建设的恢宏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揭示和剖析,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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