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岗工人的前世今生

作者:祁和山


1986年,我没有考上高中,准备进厂上班。

人算不如天算,在医院体检时竟然碰到了李卫东。李卫东是表哥的同学,比我高一届,中考因分数太少在县城没有找到合适的好单位,在家又待业了一年,今年看情况不对劲,决定先到镇上混一年半载再调回来。他跟表哥到我家来玩过两次,我跟表哥也上他家去过。李卫东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都是纺织厂里的干部,两个姐姐和姐夫的单位更好。他戴着眼镜,又矮又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苦笑,担心他将来会乱嚼舌头根,把我家的情况说出来。

我没有考上高中,有亲戚想找关系让我去物资局物校读书。听说毕业后不包分配,我放弃了,做了待业青年,也准备被招工。仗着是城市户口,没有书念只有走这条路。或许脑子里存在这种想法,有了退路,学习就马马虎虎。

父母是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麦芽糖的货郎,大人小孩找一些废铜烂铁什么的来换,等废品聚集到一定数量,父母就把它们拖去卖掉。我们弟兄四个,还有一个轮流在我家和二叔家住的祖父。祖父婚后就在外面走南闯北,父亲以及两个叔叔一个姑姑也跟着身边。他们先在无锡落了脚,后来在回城的政策下全部又回到县城,可是老家已经没有房子了,回不去又无安身之处的他们就各自买了一条水泥船安家落户,小叔和姑姑岁数小被招了工。生活在船上的人家不少,我家那条水泥船前后有不少家,有的是铜匠有的是扎扫把的,都是手艺人。水上人家说起来好听、浪漫,在我心里却永远是一块无法面对的伤疤,想起来就隐隐作痛。

上了初中,我突然变得自卑起来,从来不跟同学谈及家庭,哪怕人家说到类似的话题,我都会敏感,躲得远远的。

每次开学几乎都要填表,写到父母从事何种职业,我常常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下笔。人家父母不是干部就是工人,就是面朝黄土不睬他的农民也让我羡慕,至少有个大众化的行当。我呢,总不能如实写卖麦芽糖吧,以前我一直填的是家务,蒙混过关,可是到了初三,班主任拿着一张表格,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我仍然晓得说的就是我。

班主任说,请有的同学填得具体些,父母个个在家做家务,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我的脸顿时一阵发烫,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才试探性地写上:手工业者。还好,班主任没有为难我,总算松了口气。城市户口的人大都走招工这条路,混到初中毕业,我也逃脱不了。所以,我想脱离县城脱离这个不像家的家,到一个谁都认不识在家的地方。其实,我想留在县城,可是中考成绩一塌糊涂,机会很小。我有点近视,买了不少明目促进视力升上的药品,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不是假性近视。我填了纺织厂,去体检的时候大哥陪我去的,就在纺织厂的大礼堂里。要求裸眼视力零点八以上,我根本达不到,于是让大哥替我看。当时乱糟糟的,竟然没有被发现。体检过关,好歹松了口气,几天后仍然没有被录取。我只有二百多分,而最高分竟然有四百出头,上高中都够了,不晓得为什么选择进厂,跟我们抢名额,真是脑子进水了。如果是我,我肯定会继续念下去。

我不敢再冒险,当那家离县城六七十里酒精厂招工时,我觉得把握大一些,于是报了名。那个厂子虽然坐落在小镇上,却是县联社的下属单位,属于正宗的国营性质,而我的身份则是全民正式工,在当时绝对是硬邦邦的。我去那么远的乡镇,尽管存在逃避的心理,但也不能把自己顺便“嫁了”。

大哥在附近乡下的供销社,二哥也在一个小镇上班。小弟比我小三岁,刚上初一,我们打算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希望他能心无旁贷地一直读下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会步我们的后尘。父亲的想法是,我们念得下去,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念下去,念不下去就上班。


12月中旬,结果终于出来了,我如愿被那家酒精厂“招安”。去厂里报到那天,我动不动就醒,看到窗外漆黑一片,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却迟迟睡不着,想即将面对的地方想以前的事情。这时,我听到一阵细微的窸窸窣窣声音,我知道父母起床了,然后听见他们小声说话。我抬起左手腕,看了看夜光手表,凌晨五点半。

这块上海牌机械表是父亲特意买给我的,两个哥哥参加工作时都有一块,他说不欺人,个个有。这块手表将近四十块钱,当时初三一学期的学费只有十块钱左右,我进厂前半年属于学徒工,拿二十五块钱的生活费,即使转正后的工资也不过四十块。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老实得窝窝囊囊,否则这个家也不至于如此穷困潦倒。他前几天给我做挂衣服的竹撑子,对我说让人三分不为痴,手脚勤快要多做事,对师傅要客气。我听得嫌烦,隔半天嗯哪一声。他的手还比较巧,曾经给我们做了一个精致鸟笼,捉了只麻雀放进去,可它不吃不喝活活饿死了,鸟笼就再也没有用过。他也做过蒸笼,过年蒸包子连岸上的人家都借去。当然,他也比较小气,但因为这块手表,父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显得有些高大。

昨天晚上,父亲把准备好的二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递给我,说下个月的还没有下来呢,你先吃,等下趟回来再拿。钱省着点花,不该买的不要买。看我准备把粮票揣进裤兜,他连忙提醒,放放好,掉了就吃不成饭了。

父亲见人怕说话,宁愿挑着担子出去卖麦芽糖,两个哥哥上班不在家,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去工厂报到。其实,母亲比父亲好不了哪里去,但多少比父亲稍微好些。一个家庭中不是男就是女,总要有个人出头,所以母亲也是被逼出来的。本来大哥想请假送我过去,可是母亲怕大哥耽误了工作,领导会批评,而且她也不放心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如果不是东西多,一个人不好拿,我肯定会选择独自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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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睡不着却硬睡很痛苦,我干脆坐了起来,检查了一下所带的东西。父亲请做木匠的表姐夫打了一只小木箱,没有刷任何漆,两端钉着镀锌的把手,上面还按装了个用来挂锁的搭子。里面除了换洗的衣服,还有几本书。

父亲整理着被褥,我一声不响站在旁边,烧早饭的母亲看见了,说,你起这么早干嘛?再去睡睡。我说,睡不着。父亲要用自行车送我们去车站,我和母亲都说不需要。他便开始埋头收拾货担里的东西,问母亲今天去哪里,母亲想了想说,旱桥东的大杨庄,那里的生意比较好做,人也大方。

那天早上很冷,我和母亲配合着,用床单包住被褥,然后用力把床单的四个角打了一个结。母亲把大包裹往后一甩,双手在胸前紧紧拽着结。她身材矮小,棉被往后的惯性让她身子跟着往后一仰,差点跌倒。

我连忙伸出手,扶住母亲说:“我来背吧。”母亲怎么都不肯,说:“你正在长身体,背这么大的东西,会把你压得长不高的。”我没办法,我只好抱那个木箱跟在后面。母亲弓着腰,以纤夫拉船的姿势开始往前走,大包裹压着她的肩,我能听见母亲发出的或轻或重的呼吸声······

我们走了一段路,来到车站,登上了去小镇的公共汽车。车子开动的一刹那,我看了一眼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暗暗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而且要一定混得人模人样地回来!虽然不想呆在这个家,但我毕竟是县城人,如果一辈子呆在小镇,总归是件没面子的事。想到自己家无钱无权也没有任何背景,不晓得什么时候再回来,心情马上暗淡起来,不过最后心里仍然狠狠地说了一句,不管将来怎样,至少要比父亲强若干倍。

我先把木箱放在过道,再帮母亲把包裹放在木箱上。我们坐下后,母亲才捞到喘口气,她抬起右手,擦了擦脑门上的汗珠。到了下一站时,车厢里已经没有空位子了,却又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发现脚下的木箱,眼睛一亮,走过来,不客气地抱起被褥,一屁股坐了下来,把被褥放在膝盖上抱着。

母亲无意中看见了,不满地看了她几眼,中年妇女没有发觉,或者发觉了装作没发觉,还是四平八稳地坐着。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小声让她站起来。那个妇女大大咧咧地说,又坐不坏,怕什么。当地不作兴女人坐在男性尤其是男孩的衣物上。这种被认为不吉利的行为无法让人容忍,因为被坐的男性会触霉头,甚至影响后半生。有两个邻居因事争吵,一个女人打了男的一个耳光,最后闹到了派出所,不依不饶。被打的什么不要,就是要自己的老婆也打对方男人一个耳光扯平。好不容易调解,被打耳光的人家一定要对方写下三句半,保证他在三年之内不出问题。张山虽小,但也看到或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可是他没有母亲那么强烈。

母亲几乎大字不识一个,脾气好得有些软弱,即使生气也最多脸冷冷的,不睬你而已。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看她发过火,但,这次她真的很恼火,儿子今天去厂里报到,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有人做出这样的事,他们一吃辛受苦不想下一代再跟他们一样,养儿强似父,她大声说:“我家小孩子的衣服放在里面,你一个妇道人家屁股坐在上面,像话不像话啊?你实在要坐,我让给你坐!”

周围的人一听,纷纷说那个妇女的不是。她自知理亏,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放下包裹,一声不响退到了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站到了小镇的土地上,然后一路打听,那个酒精厂离车站不远,三里左右。我和母亲并排而走,她时不时地叮嘱我,不要躲懒,力气今天没了明天又有了,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犯嫌。十分钟后,我终于看到紧靠着路边的工厂。进去询问,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俱乐部里开会呢。

我们到了俱乐部的门口,往里看去,一张乒乓球桌的两边坐着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人,有男有女,正在听一个高而瘦的老头讲话。这次酒精厂一共招了十个人,八男二女,三个是县城的,其余都是土生土长的小镇人。我扫了一眼,发现李卫东不在里面,今天是报名之日他怎么不来。难道嫌远放弃了?真是那样就好了。母亲把包裹放在木箱上,对我说,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母亲朝大门方向一路小跑,我盯着她越走越远的瘦小背影正暗自猜测,她已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右手抓着一包最流行的大前门香烟。她笨手笨脚地撕开包装盒,招呼我一块进去,那个老头看了我们一眼,问:“是新工人报到啊?”

母亲抢在我前面,点着头,脸上堆着讨好的笑,说:“嗯哪,嗯哪,报到的。”她一边回答,一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递到老头面前。

老头双手垂着,一脸严肃:“这个风气不好,小孩子会跟着学的。他坐下来开会,你先到外面等。”

母亲以为他说的是客气话,脸上仍然带着笑意,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捏着香烟的手往还前伸了伸。老头见了,表情更加严肃,口气已经在教训:“你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啊?出去出去。”母亲有些尴尬,讪笑着,慢慢缩回手,把那根香烟慌乱地塞进烟盒里。

那些坐着的家伙裂开嘴笑起来,我心里很难受,随即而来的是愤怒,他或许不知道,这个画面已经深深地刻在一个少年的心上。我狠狠看了他一眼,真想揍他一顿,可是想到以后还要在这里工作,只得忍住,我扭头对母亲说,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母亲答应着,朝老头点点头,笑了笑,转身往外慢慢走去。

后来,我知道他姓丁,行政干事,确实不抽烟,平时就这么古板,一切按规矩办事,对家人也如此。可是,我仍然没有原谅他,直到他三年后退休,我都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

丁老头讲了不少厂规厂纪,宣布结束后,那几个家在小镇的人站起来,有的拿起俱乐部里的报纸翻看着,有两个大胆的家伙,要了一副乒乓球拍,对打起来。我快步走到外面,母亲正在发呆,不晓得在想什么。她抬头看见了我,问:“会开结束啦?”

我点点头,嗯哪了一声。见丁老头正往外走,母亲的手又伸向口袋,我说,他不要拉倒,算了。

母亲像问我也像问自己:“不给他,碍事不碍事啊?”

我肯定地说:“人家不要,你偏要给反而不好。”

母亲便把伸进口袋里的手拿出来,说,哪要对人家干部客气一点。我说晓得呢。丁老头从里面出来,对我们说,现在跟我去宿舍。

母亲连声应着,背起那个包裹,我抱着木箱。我们跟在他后面,刚走了几步,丁老头突然停了下来,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叫老的背,像话啊?”

我一阵脸红,硬是把母亲的包裹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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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丁老头把我和母亲带到一间双人宿舍,里面已经住着一个老工人,母亲朝他笑笑。丁老头说厂里没有多余的床,让我们上街去买一张。

母亲放下东西,把宿舍打扫了一遍,再一看,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间。由于手里还没有饭菜票,无法到食堂就餐,我和母亲就去马路对面的小吃店,一人吃了一碗青菜面。吃完赶紧上街,在一家竹匠铺买了张单人床,把两条竹凳放在上面。我在前,母亲在后,抬着往回走。

下午,我和母亲办完手续,正往宿舍走,突然听到几声长长的喇叭声,紧接着一辆黑色的我们称之为乌龟壳的小轿车开进办公区。在场的人都好奇,我们也停下了脚步,所有目光一起聚焦过去。车子停稳后,从里面下来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男人又矮又胖,十分眼熟,我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竟然是李卫东!

眼前这个女人应该是他在卫生局上班的二姐,那时候,这种小轿车很少,听说全县也没有几辆,连我们管着二三百人的厂长也只是一辆金杯牌面包车。李卫东和他二姐站在车旁左顾右盼,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众人远远地看着,指指点点议论着,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我心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远远躲在后面,没有上前打招呼。

李卫东被分到另一间宿舍,里面也没有多余的床。听说没有床轿车立刻掉了个头,一溜烟不见了踪影。屁大的功夫,它又回来了,后备箱里塞着一张大竹床。后备箱短,竹床有一半露在外面。路不怎么平,轿车颠簸着,后备箱盖像只大耳朵,一上一下不停地扇动着。

母亲见状,惊讶地说:“这个人好像和我们一样,也是来报到的”。

我平静地说:“李卫东,跟大军同学,那个是他姐姐,二姐,在卫生局上班。”

母亲说:“他就是李卫东啊?乖乖,乌龟壳送过来的啊,真是福气。唉,人家娘老子有本事啊,不像我们。”

我哼了一声,不屑地说:“又胖又矮又黑,我还看不起他呢。”

李卫东终于看见了我,点点头,没吱声。我点点头,也没吱声。母亲点点头,还笑了笑。

傍晚,我坚持把母亲送到车站,看着她在车上坐下来。母亲在窗口朝我挥手,说你早点回去歇歇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嘴里答应着,脚却没动。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我的鼻子一酸,眼前马上被蒙上一层水雾,怕母亲看见,连忙扭过头狠狠地擦了一下又一下。

车子看不见了,我才软塌塌地回到宿舍,仰面躺在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竹床上,心情如过山车或高或低。没几天,他们就给李卫东取了个外号叫小胖,倒也确切。

 才进厂时是学徒工,没有工资,每个月发二十五块钱的生活费。虽然不多,我还是十分高兴。家里条件不好,上班后我没有跟父母要过一分钱。半年后转正,我成了一名全民合同制工人,每月工资是五十几块。 以后,工资每半年调一级或半级。一级工资八九块,工龄越长金额越大。调资要看厂里的形势,效益好,当月兑现;效益不好,空欢喜。我们称之为空调,但档案上会留下纪录,效益一好就会补发。 为了多调资,第三年夏天,我报名参加县党校举办的职工高中学习,两年后拿到毕业证,工资立刻比初中生硬多了一级。我尝到了甜头,又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汉语言专业。

我们暂时都被分在油车间,等过了六个月的学徒期再重新再分到各个车间。虽然我跟小胖以前就认识,可是我总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走不到一起,碰见了最多点下头。我早中晚都在食堂吃饭,早上打二两稀粥,一个或两个大卷子;中午是半斤饭,一份五毛钱的几片薄得像纸瘦少肥多的红烧肉,香喷喷的,让炊事员多打些汤汁浇饭,什么菜都不要。我能吃十份。我常想一咬牙打至少五份,吃个够。却舍不得,一次发了工资才打了两份。如果中午吃了红烧肉,晚上就吃或者焖得变黄的青菜咸。小胖吃不惯,每天在食堂打了饭再去马路对面的小饭店买一份甜酸排骨端到宿舍吃。目前,他好像还没有说,否则吴姑娘不可能对我示好。

班上有个姓吴的女孩子可能可能看上了我,长得细皮嫩肉,眉毛像画上去一样,她老子就是我待的那个车间的主任。可是我不想接受,不想留在这里,还有她是农村户口,关键是我怕会引起小胖的嫉妒,他恼羞成怒这下爆料。小胖说很快就调回县城,他走了我的压力就没了。但是,另外的压力又来了,他们走了,我却留在这里,我家没钱没势也没有做官的亲戚,不晓得猴年马月才能回去。想到这里,我的心就难受。

不到一年,小胖就和另外一个人调了回去。我高兴又失落,眼看没有指望调回去,我也死心了,在这里工作生活也不丑,至少还有地方住着。这时候,我想起吴姑娘,想跟她谈一场恋爱,即使不成也可以打发漫长而没有盼头的日子。可惜,她已经名花有主了,一个跟我一块进厂的家伙趁机下手了。

那次单位招了八男二女,除了我还有两个是县城的,他们在两年之内统统调了回去。虽然家里没有房子,我还是不想在小镇待一辈子。大哥转弯抹角地找了在劳动局的远房亲戚,1993年8月,我结束了六年多的“知青”生活,调到县农机厂。当时,档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共一百五十几块,在同龄人中最高,干同样的活,每个月要比他们多拿十几块,让他们很羡慕。 结婚时,我的工资是三百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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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时死要面子没有跟厂里要宿舍,就住在大哥家。二哥还没有调回来,但他们厂在县城有间门市,他在里面卖羽绒服。小弟在灯具厂,也是常日班。大哥家有一栋两上两下的楼房,大嫂是当地人,跟村里要了一块宅基地砌的。父母住在挨着厨房的一间小屋里,他们去年来的。楼下一间是客厅,一间住着大嫂的一个离婚的闺蜜,侄子小,跟哥嫂住在二楼东房。西房是我们三弟兄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只能睡两个人,谁迟回来就打地铺。

长得不算难看,但没有房子,别人介绍了几个女的都是脚后跟朝我。1995年夏天,认识一个裁缝,大我两岁,乡下的。我也死心了,决定跟她结婚。一年前,二哥从小镇调到县饲料厂上班,他比我早几个月结的婚。饲料厂厂长姓徐,跟大哥做过邻居。母亲送了两回东西,人家都没要,但给了两间宿舍做婚房。怕大哥为难,我没有开口,想租房子结婚。堂姐晓得后,让我住她家里。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水泥平顶,夏天毒辣辣的太阳直接照在上面。我耍小聪明,下班后先到这里,提着装满水的桶爬上去,一遍一遍仔细浇着,直至把屋顶全部淋湿。我和老婆在缝纫店吃过晚饭,她做衣服,我打打下手,待到八九点钟,回小屋睡觉。没想到屋里像蒸笼,不仅更热还闷。

一夜翻来覆去没睡着。原来冷水把屋顶的热量都逼到了里面,以后不敢在上面再浇水。

老婆要临产时,两边跑不方便,于是又租下裁缝店楼上的一间。房东老太太守寡多年,和小女儿生活。小女儿很看不起我们,谈了一个男朋友后变本加厉,一天到晚苦着脸,好像我们借她几十万没还。

我性格本来就内向,进进出出,更加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原来做衣服的房间就小,年底时,她又把老婆赶到楼梯下放蜂窝煤的地方,转身都困难。老婆很寒心对未来也没了信心,过了年,她要去上海做裁缝,也是探探路,她想到时候让我也过去,哪怕卖水果,赚钱回来买房子,或者,干得好干脆就在那里买房子。

她曾在上海做过学徒,师傅还在那里开着裁缝店。她的理想很丰满,我却因为种种原因不想去,又不敢明说,怕她伤心,生气,说我没出息。正好大嫂的闺蜜搬走了,跟大哥协商后,我把全部家当拖了过去。我上班,闺女放在家里让父母他们照料。

那些住家船的邻居们,先后在附近买了或大或小的房子。父母都是树叶掉下来怕砸伤头,只有他们没有实力买,仍然住在船上。父母住到了大哥家,那条水泥船也跟着他们来了,停靠在不远的臭水沟里,后来遭遇了两次小偷,父亲一气,给卖了。

住到大哥家的父母不卖麦芽糖了,改卖小零食。海带丝,土豆片,鲜蚕豆,素鸡片等哥,用竹签串起来。类似现在的麻辣烫,一毛钱一串。放在锅里用热水养着,锅放在蜂窝炉上,吃的时候在调料桶里蘸一下。父亲腿脚不好,负责往竹签上穿东西,母亲下午推着小车去学校,等小学生放学。

尽管一娘所生,我住在大哥家仍然觉得不自在。小弟比我还拘谨,低着头飞快地吃完饭,迅速离开桌子。夏天,闺女发热,乃至抽搐,幸好没有留下后遗症,写信时添油加醋地告诉老婆。上海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加上想闺女,她有了悔意。

大半年后,老婆终于回来了,在体育场对面的巷子外租了间房子,继续做裁缝。我也不要什么狗屁面子了,决定跟厂里要宿舍,即使一小间也好。一个月只有几块钱房租,关键是住得硬正,舒心。

 

经不住我们软硬兼施,甚至胡搅蛮缠,厂办主任同意了,他说有多余的宿舍而人家又愿意让出的,肯定给你。

厂子是农机厂,因此家属区包围着厂区。外面的宿舍没有一间空着,一墙之隔是中学,有人把不住的宿舍租给陪读的家长,哪有多余的?厂区里倒有两排平房,筒子间,大都是刚结婚,小孩跟闺女差不多大。还有三五个结过婚,但不住在宿舍,平时在这里换换衣服。

顾军是其中一个,听说得过脑膜炎,脑子比较迟钝,在精工车间拖铁屑。我对他说,吴主任叫我跟你在一块换换衣服呢。他没有怀疑,给了我一把钥匙。那间宿舍在北边,有窗框没窗户,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十一二平米,砖头地面,放着一张厂里的木头单人床。我很满足,激动地在里面转来转去。我悄悄把老婆带过来看看,她比我还高兴。

个把月后,厂里放假过年。两排宿舍除了三家,其余的都回老家过年了,里面顿时变得安静下来。腊月二十八,我把宿舍稍微收拾了一下,借了一辆三轮车把被褥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运到过来。在大哥家吃过年夜饭,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宿舍,烟花在空中或远或近地响着,绽放着。闺女在老婆车后座上仰头看着,拍着小手,欢呼雀跃。我和老婆对望了一下,我看到了她脸上的幸福。从她眼睛里,我也看到了自己脸上的幸福。

单人床又窄又短。短还能将就,太窄,三口子无法睡,我找了一块长木板,睡觉前,把它搭在两个凳子上,这样就不会掉下去。

正月初六上班,顾军来换衣服,推开门时,以为走错了宿舍。愣了半天。我跟他拜了年,但没有解释。半个月后,顾军觉得呆不下去了,到别的宿舍换衣服。老婆有点得意,我却笑不出来,觉得不够厚道。刚开始烧液化气,时间长了,心疼。看到他们把蜂窝炉挨着墙放在过道里,炒菜烧汤,我也去买了个新炉子。老鼠在床底下打洞,刨出一堆堆的土,屋里充满了尿骚味。我买了一包水泥,又找些沙子,把砖头地面抹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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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刚住进宿舍,我用白塑料纸蒙着窗户,白天掀起半边透气,晚上放下来。温度渐渐升高,晚上也要掀起塑料纸。一天,老婆在盛着红烧肉的碗里,发现一只又大又黑的甲壳虫,恶心了几天。我赶紧买了副旧窗户,拼拼凑凑装上去。

半年后,铸造车间主任调走。他在东边有两间宿舍,我打听到他哪天搬家,天不亮就爬起来,去帮忙。他答应给我一间,另一间交给厂里,但是一扇木头纱门,一把锁和一个日光灯,要二百六。我晓得不值,还是二话不说,当场给钱。

我们在东边宿舍睡觉,在西边宿舍烧、吃饭。一般情况下,我们起来时,闺女正睡得香。我去淘米烧粥,老婆洗衣服。一次,我在水池淘米,听到好像闺女叫爸爸。抬头一看,果然是她,穿着短裤和小背心,抓着衣裤站在通道口。当时已深秋,都盖棉被了。我丢下东西,冲过去抱起她。她浑身冰凉,幸好没感冒。

下半年,东边宿舍对门的刘大买了房,搬走。我跟他要宿舍,他没意见,但也要付二百六的费用。二话不说,给。这下,我也有了一南一北两间宿舍,都比西边宿舍多两平米左右,而且全是水泥地坪。满足了。朝南的那间阳光充足,从大窗户照进宿舍也照进我的心里,聚集多年的阴霾被瞬间驱散。老婆挑了个好日子,我像蚂蚁似的一趟一趟,把放在大哥那里的东西搬进宿舍。

这边一安顿下来,我就把西边的宿舍还给顾军,才觉得安稳。

一年后,为了安全及便于管理,规定厂区里不准住人。厂办主任喊瓦匠把厂区最后面,一个几乎废弃的舱库收拾一番,两头一堵,成了家属区的一部分。一道横梁砌一道墙,就是一户,在大屋对面又砌了一排小房子,做厨房。抓阄后决定,谁住哪间,以后的的事情厂里就不过问了。于是,家家去买门窗,请师傅。东西宽四米,南北长九米,从中间再砌一道墙,隔开,前面客厅兼餐厅,后面卧室。他们全是单扇门,我是双扇木门,刷上枣红漆,雪白的墙,很有气势,颇像电视剧里大户人家。

终于有点像模像样了。我也敢把朋友领回来了,虽然朋友屈指可数。闺女上小学后,要分床睡,卧室本来就不大小,再摆一套家具,实在放不下第二张床。客厅放着桌子、椅子、洗衣机,还有两辆自行车,也不好安床,关键是,门一开就看到床和床上的女孩子,不太好。我就吃点苦,每天睡觉前把放在床对面的沙发打开,让闺女睡,第二天早上,等她起来再把沙发收起来。两口子在床上做事仍像做贼,速战速决,没有质量可言。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们厂也陷入另一场“战争”。工厂先说改制,后来又宣布破产倒闭,所有人下岗。工龄被一次性买断,我算了八千多。

事实上,农机厂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职工往在家属里,谈论最多的就是找工作,区别的工种大多找到了工作。但冷静下来再想想,也怨不得自已,敲锣卖糖,各干各行。人家恐高,我看到车床上高速旋转的工件头晕,又怎能操作它。 我感到很茫然,更感到害怕,不知道路在何方,一出学校门就进了厂,做梦没想到会变得这样,愁得吃不香睡不眠。

老婆在一家村办皮鞋厂上班,它挂靠在鞋王森达集团下面,因此不愁没活干,甚至要天天加班。 一天后的下午,有人敲打后窗,我拉开布窗帘,原来是曹大。他说,明个有事啊?没事跟我做两天活。 装配车间分成四个小组,每组三到五人。我跟曹大个还有老树是一组,老树一直在外面打工,好像在工地上看管东西,回来上班才一年就倒闭了。他已经跟人家联系过了,就在这两天重返工地。

我喜出望外,说没事没事,到那里做? 他说出了一个名字。这个人也是农机厂的,以前是技术员,前两年承包了厂里的几台车床,做厂里产品也做外面的产品。看到厂子形势不好,在南边租了一大间平房,又买了两台二手车床放进去。 曹大个说,够意思啊?哥哥第一个就想到你。 我冲他一竖大拇指说,够意思,绝对的。

老婆下班后,我对她说了这件事。她也高兴,说有时间请大个子吃一顿,毕竟他比你能说会道,不像你整天待在家里。 第二天,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边看电视边等曹大个。可是等到八点钟,后面仍然没动静,我开始胡思乱想。是曹大个喊别人了?还是沈技术员不喊我们了?正在忐忑不安,后面响起了曹大个的声音,走啊。我答应一声,关了电视,把自行车从屋里推出来,锁上门后向东。上了公路,我们一块朝南,曹大个解释说,去早了东西可能还没来呢。

到了那里,沈技术员正在忙着。曹大个像到了家一样自由,笑着大声说,沈老板,早啊。我缩手缩脚,沈技术员看了我一眼,我朝他点点头。 我打量了下,屋里有两台车床,由于空间小,又没收拾,地上摆放着不少或大或小的工件,显得杂乱无章,进出要小心翼翼。

沈技术员给了我们每人一副手套,指了指放在门外面的东西说,你们今天就弄这个。说真的,我现在已记不得当时干了什么活。我们在那里干了一天半,沈给了我们二百块钱,曹大个临走时说,有什么活就喊我们。沈说,放心了,肯定喊你们。回家的路上,大个子给了我一百,他说,反正没事,我天天过来看看,又有活干就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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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不尽。 又过了一天,大个子在后窗喊我,跟他去装配减速箱。原来,厂里欠一个专门拖厂里铁丝的小老板钱,他就拿了二十台减速箱的零配件抵债,我们去把它们组装成品。那个小老板的家在北边,一上三的临街楼房。左右邻居大都把底楼租了出去,他可能不在乎钱,一到三楼全没租,底楼做客厅。减速箱的零配件乱七八糟放在客厅里。

他先撂了一包香烟给大个子,又撂了一包给我。我说我不抽烟,大个子朝我挤眉弄眼,说陈老板给你就拿住了。我这才把香烟揣进兜里,然后从大个子的自行车上把装有工具的包拿进来。他回家时,把工具箱里的工具带了几样回来。陈老说,一来一去太远了,中午就在这里吃一点。今天要把它们全装完,人家等着要呢。

我看着装修考究的楼房,抑制不住内心的羡慕,自已恐怕一辈子都没有福气住进这样的地方。听大个子说陈老板身家有上百万,我忍不住暗暗叹了口气。天黑时,终于把减速箱装配结束,我们洗完手,沈老板掏出钱包,问大个子多少钱。 我们当时是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一个月的工资是五百多。

大个子说,我们在厂里装一台八块,你也按这个价格吧。其实,我们在厂里装一台只有七块,而且还没有完全结束,少了最后一道工序一试压。我生怕陈老板会讨价还价,他却二话没说,马上数了一百六递给我们,还说辛苦你们了。 路上,我把口袋里的香烟给了大个子,他客气了一下就收下了。

我有些不解,陈老板的减速箱怎么卖出去,隔行如隔山。大个子笑了笑说,他已经跟小蔡说好了,卖给他,一台少些钱呗,皆大欢喜。 小蔡是厂里的供销员,为人低调,但业绩很好,占了销量的一半,甚至一大半,农机厂如果离了他就会瘫痪。 短短三天时间就挣了三分之工资,我很高兴。不过,很快我就陷入不安之中,有一天没一天地什么时侯是个头?

左右邻居不是车工就是镗工,先后找到了新单位,我还在家里蹲,觉得没面子,甚至怕看到他们。 三天后下午,我正在屋里看电视,突然听到邻居喊我,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出去。只见小蔡站在邻居旁边,邻居说,蔡总找你呢。我更加迷惑,尽管彼此认得,我们却从来没说过一句话。邻居走了,他对我说,跟我去装减速箱,现在就去。

我惊喜交加,说在哪里装呀?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说,我带你去。 我看了看身上的大裤衩和拖鞋,想回屋换掉,他说来不及了,着急发货呢,现在就走。我就锁了门,跟在他后面,出了院子,坐上他的摩托车,然后一直向北。 那家工厂在大桥下面,我们到那里时天已变黑,车间里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在忙得热火朝天。这个地方我不陌生,往东就是刚落成的经济开发区,里面已有不少工厂。 老板瘦而高,我刚下车,他就迎上来跟我握手。

他拿出香烟,我说不会。小蔡介绍道,这是小祁,这是肖老板。我点点说,你好。肖老板笑了笑说,祁师傅辛苦你了。先喝口水歇一下?不渴呐,先动手。我低头看了看大裤衩和拖鞋,总觉得别扭,解释道,我本来要换的,蔡总说太着急,来不及换。肖老板又笑了笑,说确实着急,卡车专门停在外面等呢。不碍事,下次来再换。

原来,他们第一次生产这种减速箱,在装配过程中碰到了难题,想尽各种方法也解决不了,于是才想到厂里的装配工。肖老板有个亲戚是农机厂的,把小蔡介绍给他。小蔡看到农机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就把一部分业务给了肖老板。我因为住在家属区,又恰好在家,于是就找到了我,属于运气好。

我估计小蔡把业务带到这里,农机厂那边并不知晓,有些偷偷摸摸的行为,如果不是碰到问题不一定会喊我。 看到眼前的变速箱,我有种亲切感,就好像见到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在陈老板那里装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却没有这种感觉,或许环境不同吧。一个家,一个车间,肯定有两种感享受。

我去的时侯,看见了徐兵,他是装配车间的质检员,比我早去了几天。他说他的上司王大扣也在这里,跟他一块来的。 他们碰到的难题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眼眨之功就解决掉了。肖老板很高兴,说,师傅到底是师傅。我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心里却喜滋滋的。八点多钟,三十台减速箱全部装配调试结束,下面就是油漆工的事了。临走时,肖老板给了我一百块钱,又跟我握了手,说辛苦了,祁师傅。我说,不苦不苦,有事就打电话。然后,他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肖老板比我大不了几岁,高而瘦,样子蛮帅的。他原来在某个乡镇办厂,为了更好的发展,去年搬到了这里。 小蔡开着摩托车把我送到家属区外,对我说,要是没找到合适的事,在那里做做也不错,都是熟悉的产品。我首先表示了感谢,答应下来。我看到了希望,头抬得高高的,脚步跨得又大又快。

把刚捂热的工钱交给老婆,她比我还激动。第三天早上,肖老板打来电话,让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我骑上自行车出发。又是三十台减速箱,我领着肖老板厂里的两个人装配。以前,这里没有成套产品,主要是来料加工,挣加工费,所以没有装配工。那两个人是打眼攻丝的钻床工,减速箱着急才临走抽调下来帮忙。 这批减速箱装配了两天,又是洗手后给工钱。

第三次去的时候,我看到了赵二。他也是装配车间的,跟我不在一个组,是小蔡喊来的。肖老板说,以后忙呢,可能天天要来上班。要得好再找一个装配工。 现在,我们不是做一天给一天钱了,肖老板实行了按件计酬,多劳多得。这样,他少操心,我们也乐意,更有劲干了。农机厂装配一台减速箱七块钱,我们跟他要了九块钱。那两个帮忙的去干老本行了,我跟赵二忙得手脚不停,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想到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一点不觉得苦了。我不想再添人,那样分的钱就少了,可是三四天做下来实在吃不消,于是跟赵二商量后把大个子喊来了。做的是老产品,一块干活的又是老同事,跟在农机厂上班没什么区别。

赵二的家也在南边,上班时有先有后,下班后一块回家,路上说说笑笑。 突然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肖老板准备把我们跟他厂里的的工人一样,一天按二十五块钱的标准结算。好好的怎么会变卦了?大个子说,二十五块太少了,要做你们做,既然出来做肯定要比农机厂工资高。 原来是苏北他们听到风声,摸了过来,想撬我们的生意,他们找肖老板谈过了,愿意低于我们的条件装配减速箱。我很生气,也忧心忡忡,考虑了一晚上,如果真是二十五块一天也要去上班。一是丢了这份工作可惜;二是不让苏北这个狗日的阴谋得逞;三是即使二十五一天,一个月也有七百五,在农机厂时只有五百多。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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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之后,防止苏北跟肖老板木已成舟,我想马上打电话给肖老板,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冷静下来后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不能做叛徒,关键这样做自降身份,以后就不值钱了。上门请和低三下四,天壤之别。 两天后,肖老板说了苏北找他的事,同时又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或者说是恩威并施,他说,那个人姓苏叫什么。赵二提醒道,苏北。肖老板说,对对,苏北。看上去就阴不阴阳不阳的,没有你们纯厚。我没睬他,你们做事认真,讲究。你们放心,只要你们想在我这里做,我绝对不会撵你们走的。

我们连连点头。 肖老板给我们开了小会,说以后你们就是这里的员工了,工钱不需要每次都给了,跟他们一样月底结算工资。最后,他宣布赵二为组长,有什么事他找赵二,或者赵二找他。他看着我说,祁师傅你是一个来的,本应该是你,但方方面面的事情。还请你担谅些。 我说不碍事。嘴上说不碍事,心里仍觉得有点酸溜溜的。不过,再想想,我性格内向,不善于言辞,大个子油嘴滑舌,不太靠谱,赵二除了较稳重,比我会说话。

事后证明,肖老板的选择是对的,减速箱的售后服务都是赵二出去,主要在山东那边。跨省服务,凭这一点,我就几乎做不到。 到了月底,赵二拿着产品入库单跟老板娘结帐。我们已经算过了,能有一干出头,不到一千一的样子。半小时后,他笑咪咪地回来了,跟我们算的结果不差分厘。虽然早就晓得数字,仍然高兴不已。几天后,我们拿到了下岗后的第一笔工资,悲喜交集。

又过了两个月,听说农机厂又恢复了生产,是生产副厂长租用了厂里的设备,可是这时侯已经没几个工人了。也难怪,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谁待在家里吃闲饭,等着开工。所以,他们喊人来上班,可是大势已去,去上班也是暂时的,况且在外面找到事做的人尝到了甜头,傻子才肯回头。他们没办法,放出狠话,如果不来厂里上班就当作开除处理,到时侯无法清算到工龄钱。我们商量了一下,仍旧不与理睬。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装配减速箱,肖老板的小姨子跑过来说,你们厂有人来了,可能是抓你们回去上班的!被我大姨拦在门口了。我们一听,放下工具,问她那人长什么样。她说,那人说他叫李建刚,农机厂的。大个子说,他是保卫科,可能真是抓我们回去上班的。肖老板小姨子一听,叫我们赶紧躲躲。大个子不想躲,说我们一没偷二没抢,怕他什么?赵二说,好哥哥,不管他来干嘛的,见面不好。

我们三个加上徐宏兵,从车间里冲出来,从后门上了大堤,向北狂奔了几百米,觉得安全了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等了二十分钟左右,估计他可能走了,我们才折返。 到了后门,我们还是不冒?然跨进去,正在犹豫,有人出来上厕所,我们请他去看看,李建刚是否真的走了。他转身进去,回来说早走了。我们这才放心大胆地推开门,回到车间重新拿起工具。我说,他一来让我们少苦了几块钱,腿长呢,怎么找到这里的? 赵二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估计是苏北告的密。他们又到农机厂上班了,听说每台减速箱涨了一块钱。 大个子说,就是涨十块就不回去,看到张大胖子就来气。 我有同感。

张大胖子是农机厂装配车间主任,说一不二,动不动就训他训你,像个土皇帝。农机厂破产倒闭已成定局,只是迟几天早几天的事情,所以没必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再退一步讲,现在农机厂的性质已名存实亡,属个人承包,即使去了同样是替人打工。我们讨论得热火朝天时,肖老板过来了,他说,李建刚不是来找你们的,一个字没提。他买了台旧车床,来想找点活干干。我说目前不太忙,有的话就通知他。 李建刚的老本行是车工,因为长得像土匪,后来被调到安保科。 我们哑然失笑,大个子骂了两句。 经历了这段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后,我们一下子变得毫无畏惧,甚至还有些自豪感。

农机厂那边没有再找过我们,我终于安下心来上班。 肖老板在东边的开发区买了十五亩地,先砌了两幢标准的厂房。一年后,全搬迁了过去。

听说有开发商看中了农机厂的地皮,上级主管部门准备拍卖厂区和家属区,所得的钱用与买断干部职工的工龄。木已成舟,再舍不得也回力无力,干脆不去关注,先拣现钱捞。 赵二和大个子下班后人就没影了,以前可是跟我一块走的。正在奇怪,赵二说苏北喊他们去加班了,他不让喊你。原来,苏北认识一个作坊式的小老板,刚做减速箱,没任何经验,把苏北喊去专门负责这个产品。

我心里清楚,自己是性格是胡同里扛木头,直来直去,在农机厂时跟他有过一点不愉快。赵二说,我再跟他说说。 没有人跟钱作对,虽然我心里想去,但又不太愿意看他一副救世主的嘴脸。所以,我对赵二说,他肯就肯,实在不肯就拉倒,不要求他。 第二天,赵二告诉我,苏北同意了。我有些意外。大个子说,我也帮你说好话的,正好活也着急。苏北抽烟呢,去的时候最好买包烟散散。 下班后去了,由于急急忙忙的,看到苏北时才想起来香烟没买。我冲他点点头,笑了一下。他还是冷腔冷调的老样子,分配了各人的任务。

我悄悄对大个子说明情况,把他的香烟拿过来去散了一圈。 地方很小很简陋,没有专用的场地,连转身都困难,跟肖老板那里没法比。姓王的老板是个朋友人,工作餐都去大排挡吃饭,喝啤酒。他也去,带着小老婆。有一次着急发货,加上经常返工,我们一直干到天亮才终于结束,吃了早饭后又赶到肖老板那里。大个子想休息一天,至少半天,养养精神。我无所谓,反正减速箱都是我们装配,迟半天迟一天的还是要经过我们的手。赵二头上到底戴着乌纱帽,顾全不局,他说无缘无故地三个人一块请假,影响不好。

上午还罢了,下午刚上班不久,困意来了,上下眼皮直打架,根本无法控制,干着活就打瞌睡了,头一点一点的。肖老板一天下来要在车间里跑几次,被他发现了。大个子说在外面加班的,他批评了我们,他说你们这样不安全,完全可以跟我说一声在家里歇歇。赵二点头哈腰地说,偶尔一次。临走时,肖老板说,我晓得你们在王某某那里做呢。 我们一惊,同行是冤家。赵二解释说,是苏北接的活,忙不过来才喊我们去。肖老板脸上很平静,说我不反对你们去加班,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车间里到处是铁东西,要是跌个跟头肯定不会轻。

苏北说张大胖子要来干活,你们说说同不同意?大个子第一个反对,我看到他就来气,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我对他更没有好影响,他做装配车间主任,我吃过他几次亏,恨不得拿刀捅他两下。现在,他竟然落到找不到工作,低三下四地求爹爹拜奶奶,真解气。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在现实或者生存面前,谁都高傲不起来。 赵二心肠软,说算了吧,都是一个厂一个车间出来的,能帮一下就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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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农机厂时,苏北拍张大胖子马屁,跟他走得最近。苏北想了想说,行,喊他来做两天看看,表现好就多做两天。如果还像以前那么老卵的话,立刻叫他滚蛋。 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张大胖子在已经干活了。几分钟后,王老板来了,看到张大胖子,出于礼貌自然要问一下苏北。苏北还没开口,张大胖子就自报家门了,他说是苏装配车间主任,专门管苏北他们。

我们听了感到不舒服,尤其苏北,翻了翻白眼珠子,好像极不情愿地说,嗯哪,是我们的装配车间的老主任。我好笑,落到眼前这种地步,还提什么狗屁主任,反而更让人可怜。 张大胖子多少年不动手了,他不是一般的胖,肚子比临产孕妇的肚子还大,根本蹲不下来,不一会儿就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做了半小时就停下来歇歇。我们暗暗挤眉弄眼,觉得十分解气,你也有今天。

吃晚饭,我们一人喝了一瓶啤酒,意思意思就行了,毕竟接下来还要继续干活。尽管王老板再三劝说,一人再干一瓶,我们还是没喝。张大胖子却说,到嘴不到肚,难过。他又叫服务员开了两瓶,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正跟张老板吆五喝六地干杯。过了将近一小时,他才踉踉跄跄地进来,肚子更大了,满脸通红,酒味扑鼻。他做了几分钟,浑身发软,丢下工具,瘫在小凳子上打起了瞌睡,呼噜一声比一声响,就差把小平房房顶掀翻。

众人都一脸嫌弃,我小声说,他还以为自己还是农机厂的大主任。苏北抽了一口香烟,说,我看他央求了半天,才答应下来。老话说得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再去时,我没有看见张大胖子,苏北说,这个狗日的竟然想把我挤走,他在背后跟王老板说装配这一块由他负责,肯定不用你操心。他哪里知道,我跟王老板的关系有多硬。

纺机行业走下坡路了。不景气只能占一部分,其实恶性竞争是罪魁祸首。县城很多或大或小的厂都生产减速箱,市场就那么大,利润空间却越来越少。为了减少成本,在材料上短个少两,甚至粗制滥造。像王老板,一台减速箱纯赚五十块钱就放了,一个月生产一百台就心满意足。在农机厂时,一台减速箱要卖一千多,现在竟然只有七八百,而成本及加工费却比原来高。这个价格,你不做有人做,因此,肖老板的眉头一天到晚皱着。

到2006年时,活越来越少。之前,虽然肖老板又生产矿山产品,进来两个农机厂的装配工,专门装这种产品。又多了大减速箱,因为不划算,两个人先后走了,我们接手矿山产品,形势仍然不乐观,常常去了只干半天的活。前前后后,肖老板被拖欠了几百万,但他没撵我们走,不知是不好意思开口还是想重振雄风。反正是按件计酬,不劳不得,他也不吃亏。一个月两个月能熬,时间长了看不到希望,情绪变得压抑甚至烦躁。一个星期天,大哥喊我们去吃中饭,无意中谈到工作,他问我想不想去咸中。咸中生产油田上的产品,在县城排得上号,听说各方面的待遇都不错,很难进去。肖老板的厂搬迁到开发区后,我上下班都要从咸中门口经过,从来没敢想过有能在这里工作。大嫂的二妹认得咸中的生产副总, 她跟他说了。十月二十七日,早上,我去咸中找那个副总,他打电话叫装配车间主任上办公大楼把我领回车间,殊不知他的一番好意差点害了我。

这个主任仗着跟老板是铁杆,在厂里不把任何人放眼里,对副总也不怎么买帐。新工人进厂都是自己摸到车间找他,哪次要他亲自把人带到车间。副总只是叫他来一下,没说明情况。他以为有什么事,很快就来了,没想到是这回事。当时他没说什么,上下打量我一下说,走啊。 他把我晾了三四天,没工资。我不想给副总找麻烦,没吱声。幸好,他以后没有再故意刁难或给我小鞋穿。进咸中第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是三干八百多,平均一个月一千九百多,将近是肖老板那里的两倍。我和老婆很激动,把钱数了又数。

俗话说赛翁失马焉知祸福,要是肖老板那里有活干就不会离开,不离开就不会有今天。 一天碰到大个子,他也不在肖老板那里了,只有赵二天天去上班,三个人吃不饱,养活一个人应该没问题。赵二跑到咸中找过我,顺便把放在肖老板那里的职工养老保险本子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送给我,他们都很羡慕我,拜托我咸中如果缺人能把他们介绍进来。

农机厂的大部分厂房租给了别人,但不可能永远租下去。对于宿舍,我一直提心吊胆,不管愿不愿意,这一天还是来了。2007年夏天,厂区跟家属区终于被拍卖,用来开发商品房。

开发商说我们没有房改,属于公房,只陪装修费,给你们住到现在不收你们一分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派人上门丈量面积和评估赔偿装修费用,然后每家写了张清单。我家大屋连厨房共四十五平米,杂七杂八一共是四千多。这点钱够买什么?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搬到广播站老家属区。老婆的一个小姐妹住在这里,就是她介绍的。买了张小床,放在朝南的窗户底下,大床跟小床之间用一块布隔着。厨房挺大,可是刚粉刷过,非常潮湿。我把结婚前写的十几本日记,用塑料薄膜一层层裹着放在里面,两年后回迁时,它们仍然几乎都受潮腐蚀,手一碰,纸屑纷纷往下掉。阴暗潮湿的缘故,厨房里小东西不少,苍蝇蚊子、鼻涕虫跳跳虫,老鼠蟑螂。野猫在外面一天到晚虎视眈眈地巡视,稍不注意就溜进去偷吃。最多的是蚂蚁,无处不在,一粒米饭能引来黑压压的一片。

我拿着清单,心里又开始担忧起来,刚硬正正地住了几年,又要过居无定所的日子。家属区大大小小有二百多户,老中青还有不少退休干部职工住在这里。跟当初农机厂破产倒闭下岗时一样,人心惶惶。

现在眼看家没了,所以要一起捍卫自己的家园。几位退休的干部倡议去市里上访,如果集团不睬就到市政府门口静坐。他们同时又聘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我那里忙,工资高,停下来不划算,老婆就请了一天假。那天早上,他们包了三辆大客车去了市里。五年前,农机厂被悦达集团收购,由下属单位拖拉机托管。大家都说,集团肯定后悔死了,农机厂被收购后形势越来越不好,拖拉机厂常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已成了包袱或累赘,现在终于脱手了。

下班后,老婆拣重要的给我讲了去市里的经过。 悦达集团派了个副总接见了他们,态度很好,说不可能丢下大家不管的。你们先回去,肯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要请代表们去食堂吃便饭,老工人说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自己解决。然后,他们去附近的小吃部简单地吃了点东西,老工人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吃不吃无所谓,不要让被他们看不起。经过面对面的沟通,农机厂的职工差点被开发商忽悠了。

原来,集团与开发商有协议,地皮拍卖的价格不高,但开发商要保障家属区住户的利益。从市里回来,开发商的态度改变了,承诺不要回迁房的,所住的宿舍一平米赔偿一千块,如果要回迁房,七十平米的按每平米一千二百八购买,七十平米以上的按每平米一千六百八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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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知去清算,在老法院对面的一个院子里。有一年工龄算一个月工资,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有八千多。可恶的是,开发商不知道怎么掺和进来了,搬迁跟清算捆绑在一起了,签字才能拿到买断的工龄钱,而签了字也意味着认可开发商开出的条件,同意搬迁。

对这件事,我们来了几次,两头跑,有些烦了,大家三三两两地谈论着,院子里还有别的单位职工。看到有人签了,我也签了,拿到了工龄钱、下岗证和养老保险红本子。拿着东西往外走时,一个住在家属区里的车工说,你签了字就一分钱想不到了,他们可以随时赶你走。 我心里发慌,开始后悔了。老婆也怪我手快快的,我的心就一直悬着,想到这事连觉都睡不踏实。还好,结果并不像那个车工所说。

至于拿多大的套型也是一波三折,开发商发了张表格,住户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填写。我除了买断的工龄钱,没有任何积蓄。比较了一下,我们要了一小套,八十多平米。听到别人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经济支持,我很难过,一次喝了酒,控制不住,眼眶发红。老婆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怕也没用。能借多少是多少,不够再拿点房贷,慢慢还呗。有老婆撑腰,我踏实了许多。

即使这样,加上五平米的车库,也有十万块了。几天后,我跟老婆特意去二号楼看了看毛坯房,三单元西楼梯口一到六层全是给回迁户的,具体不晓得谁在几层,听说是按照签字的顺序拿房。套型不错,两室一厅,方方正正,关键是两室全朝阳。我就有些纳闷了,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会给我们,难得开发商良心发现?很快就晓得答案了。小区南边是县第二高级中学,中间只隔了一堵围墙,学校浴室的烟宿正好对着阳台,可能影响了风水。聋子不怕雷,瞎子不怕蛇。不知者无畏,现在既然晓得了,心里就有了忌讳。老婆花五十块钱喊了个风水先生过来,他走马观花看了一下说,不碍事。

如果是一户两户人家不行,你们是整幢楼,人气旺,阳气足,可以强得住它。不是我们一家找人来看过房,毕竟要住一辈子,马虎不得。我推算了一下,我所住的院子里,我不是第二家就是第三家签的字,所以不可能是底楼和顶楼。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久,开发商改变了主意,那六间又不给我们了,对外出售。他们把六号楼作为主要的回迁房,我们要的也是八十多平米,车库是十平米,可能是504。套型赶不上三号楼那间,房间一南一北。

没想到因为签购房合同迟了些,这套房也被开发商给了家属区的另一个住户。我们被惹恼了,老婆去开发商那里闹了一场,他们给了六号楼最大的套房,一百零二平米,三天内答复并签合同,否则连这都没有了。 买七八十平米的都困难,现在凭空多了近二十平米,而且车库又多了五平米。想想都害怕。老婆吓得没敢签字,回来跟我商量。我也晓得房子大些住得舒服,但是一想到钱就不敢吱声。一个现在的同事也在买房,听到我的抱怨,他说傻呀,房子当然是越大越好。没钱?没钱就多做点房贷,实在不行,还的时间再长些。钱可以慢慢还,但房子小了想大却大不起来。

细想想,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我拿定了主意,大套就大套。跟老婆一说,她也同意,于是签了字。终于定了下来。我下班早就会到工地看看,六号楼在一天天地长高。当慢慢成型时,我走进了属于我的房子,左摸摸右看看,想到即将要成为它的主人,心里五味杂陈。

2008年金融危机,单位也没有幸免于难,裁了不少人,尤其是装配工人,被裁掉了一半。我有副总罩着,我逃过一劫。我做了十万的房贷,本来十年还清,怕压力大,最后是十二年,每月还贷不到九百。

7月18日,车间里的工人被分成两个组,轮流上半个月的班。我刚买了房子,按揭货款让我倍感压力。第二天下午,同事小林突然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晒麦。

晒一天麦只有六十块钱,关键是从来没有干过这活。小林见我半天没吱声,说:“现在的钱不好苦,先去做做看,不行就拉倒。”他说的不错,少就少点,总比一分钱没有强。

老板是个中年女人,在粮库租了间屋子存放麦种,前几天意外受潮,要是不拿出来晒晒,会发芽、发霉。她简单交代一下有关事宜,出去有事了。

除了我和小林,还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子,两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老太,另外一个是老板的亲戚,她既是保管员也是监工。

那些麦种装在蛇皮袋里,一层一层堆放在仓库里,小山一样。我们先把它们用小车一包一包推运出来,倒在偌大的水泥晒场上,再均匀而薄薄地摊开。太阳一露面就毫不客气地发威,尤其到了中午,热浪翻滚,加上麦种烘晒后发出热气和霉味,呛得透不过气。

上午和下午,分别要把麦种翻两次。五个人一字排开,一边慢慢倒退着,一边拿着叫摊耙的工具把下面的麦种翻上来。那两个年纪大的,可能以前干过,有经验,戴着草帽,穿着长袖衬衫。

一趟麦翻下来,赶紧丢下摊耙,找块背阴的地方躲躲,喝口水,润润冒烟的嗓子。晒场旁的树叶一动不动,知了在上面声嘶力竭地叫着,此起彼伏,更增添几份热意和烦躁。几分钟后,老板亲戚又大声喊道:“好了好了,再去翻一遍。”她的话像条鞭子,将愿意不愿意的众人驱赶到晒场上,再次重复着以上动作。我一阵后悔,真想丢掉手里的工具,拍屁股走人,但走了连可怜巴巴的六十块钱都没有,只得硬着头皮留下来。

太阳好像被拴在了头顶,半天不见动弹一下。热辣辣的阳光笼罩着全身,裸露在外的皮肤,尤其两条胳膊被火烤似的,感到阵阵刺痛,还出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泡。好不容易熬到了五点钟,老板的亲戚咬了几粒麦种,催促道,装袋装袋,快快快。

我们一听,强打起精神一起动手把麦种推成若干个麦堆,接着,两个人一组,一边往蛇皮袋里装,一边往仓库里运送。

天黑透时才把麦种全部收进库房,我的双腿像灌了铅块,全身疲惫不堪,随时能瘫倒在地。老板亲戚在屁股后面喊道,明天早点来啊!路上,小林有气无力地说,我明天不想来了,把小命丢在这里不划算。情愿在家睡大觉,你呢?我说,不来?工资呢?小林说,随她给不给,大不了只有一天。

推开家门时,老婆吓了一跳,然后心疼不已。我看了看通红的胳膊,脏兮兮的脸,不仅红还脱皮,发痒。

第二天早上,见我又要出门,老婆问还去啊?我说,去呢,总共只有几天的活,在家也没事,好歹一天有几十块钱。老婆见我态度坚决,没有再说什么,找出一副护袖递给我。

小林真没有来。因为有帽子和护袖,感觉好多了,不过还是又热又闷,身上总是汗津津的,可是一想到终日在烈日下劳作的农民、高楼大厦的建设者,以及一年到头在户外工作的人,这几天又算得了什么,咬咬牙就过去了。所以,我开始珍惜这份临时的工作,不光没有了怨言,还时不时地说些乐观的话,下班前把各种工具摆放整齐,帮老板亲戚关门关窗。

一个星期后,麦种全部被晒了一遍。老板给了我五百块钱说:“多的钱不要了。对了,我朋友那里正好需要人手突击,比较辛苦,但工资是我的双倍,去的话,我就给你介绍。”我一听,连连感谢。

小林听说后也想去,老板却摇头说:“你不行,吃不了苦。”小林的脸红了红,不好意思再开口

老婆抓着五张红票子说:“这钱真有些舍不得用,应该留着纪念。”看着镜子里的非洲小白脸,我裂开嘴笑了起来,认真地说:“只要不怕吃苦,活人不可能被尿憋死的。”

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工作和生活早就恢复了常态,但到了七月,我都会想起那次晒麦,仍然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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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班后会跑到工地,看着一栋栋楼慢慢长高,钻进连门没有的毛坯房,在里面转来转去,想着很快就要搬进来,简直不敢相信。

我和老婆常自我安慰,或相互鼓劲,瞎子磨刀看见亮,苦日子快熬到头了。老婆那个小姐妹很羡慕,你们马上就要住大房子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能有这个福气。

老婆由于时间比较自由,装修是她负责的,联系师傅,买材料,两个多月后工程结束,她也瘦了一圈。我们搬进去过的中秋节,几天后又是我虚四十岁。生日,乔迁一块做的。亲戚先到家里集中,然后去饭店。大家夸赞着房子,我们心里像喝了蜜,甜丝丝的,脸上咪咪带笑。

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万多块,除了房贷,其余的全是四处借的,包括装费用。老婆给自已打工,时间上比较自由,装修材料都是她采购的,竣工时人瘦了一圈。我们是2009年八月半前搬进新房的,那年也是我虚四十岁生日,乔迁之喜和生日一块做的。众亲友先到新房子集中,参观,然后去附近的饭店吃中饭。他们里里外外地看着,替我们感到高兴。那天,我很激动,喝了不少酒,但心里十分清醒。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能住上眼前宽敞明亮的套间。几年前,我们去赵二家吃饭,他家是老套间,只有六十多平米,又旧又小,我却羡慕不已,自己即使哪天能住上这种房子也心满意足了。

赵二打电话给我,说大个子得病了,白血病。人在医院里,他已经去探望过了。我半天没回过神,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得了这种绝病?老婆听说后,也一阵感慨。晚上,我们买了点东西去医院。大个子半躺在床上,他父亲陪着他。见了我们,他坐了起来。他说他的病退手续办了下来,下个月就能拿到退休金。他现在说得好听些是保守治疗,每天挂挂水。说得难听些就在等死,他不想把钱往火里撂,回迁房要钱,闺女正在读大学也要钱。他看上去很瘦,眼底已出血,老婆安慰他说,不要瞎想,配合治疗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在一旁点着头,说,我还要跟你弄杯酒呢,还有老苏,我们一个组的。都是成年人,个个心知肚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些话明知是谎言还要仍然去说。临走时,我们丢下三百块钱,让他买点营养品补补。我不知道他此时想了些什么,不舍?不甘心还是怨恨。我的情绪低落,回家的路上,几乎没说话。

好像是两三个月后,赵二告诉我,大个子走了。虽然晓得早晚会是这个结果,但听了之后我还是愣住了,一米八多的汉子,拿刀砍也要砍上一会儿,说没就没了。老婆叹口气说,一天新房子没住。赵二又联系苏北,然后一块开电动车去镇上的大个子老家吊唁。

这年,有若干小厂小作坊倒闭,老板躲的躲逃的逃。到底是船大经得起风浪,一年后,咸中逐渐恢复了元气。老板还在县城西南高新产业园区买了一块近三百亩的地,经过一年多的基础建设,于2011年搬迁到新厂。 我进咸中的上半年,老婆离开那个小轴承厂,盘下小商品市场里的一间十四五平米的门市,专营成人女装。开业那天早上,我把赵二和大个子带到了店里,我放了串鞭炮后,他们捧场,一人买了件上衣。

老婆能说会道又做过裁缝,人又肯吃苦,早是早晚是晚,守在店里,所以生意相比而言还可以。 四年后,小商品市场拍卖一批没房主的店铺,并不算贵。老婆租的这间也在其中,于是东凑西借了十万块买下来。最后实在借不到了,还拿了一万块的高利贷。我是这样想的,老婆没有缴养老保险,将来房租就当做养老金。而且,不光能租还能出售,一举两得。买下店铺的第二年,由于网购越来越发达,生意越来越难做,老婆便果断地把它转租出去,自己到饭店打工。

刚搬进新房时,闺女很兴奋,虽然上初二了,仍像个孩子在宽大的床上跳着。也难怪,长这么大,她才真正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我们又何尝不是?

宽敞明亮的环境让我和老婆一阵感慨。以前,人家既小又旧的套间,都让我们羡慕,甚至妒忌一番,做梦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而且比他们还好。

这时,弟兄四个都有了房子。二哥和小弟的情况跟大哥差不多,也是宅基地砌的两间楼房。不过,他们手里钱太少,砌好后都卖掉了一间。给母亲过完七十岁生日,我们不准她再做小生意,辛苦了一辈子,即使别人不说闲话,我们心里也不安。轮流住,弟兄四个正好一家三个月。现在有条件了,让他们也享享福,这辈子哪住过套间?

结婚、买房,都是靠自己完成的,真正的白手起家。一天,吃过晚饭,我去阳台取东西,见父亲趴在窗户上,看着或远或近的灯火。他说,娘老子没本事,没给你们一块瓦,一块砖。都是你们自己苦得来的。我沉默不语。想哭。以前,我一直对投胎投到这个家庭,摊上这么一个没本事的父亲耿耿于怀,现在,这种想法,已经淡化到透明。把四个儿子供书上学养到十几二十岁,他们也不容易。我们兄弟也没有大富大贵,除了二哥开个夫妻排挡,其余的仍然待在工厂,但工资都不低。

大侄子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在县城繁华地段买了婚房。二哥把房子卖了,

又贷点款买了一上三的商住楼,在家里继续开饭店;小弟那里拆迁,拿了两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

楼上的王大妈一次和父亲聊天,父亲骄傲地说,四个儿子都有房子。怕王大妈不相信,父亲还具体地说出我们的房子在什么地方。王大妈说,你们真是好福气,走到那里住到那里。

弟兄四个竟然没有一个打光棍,而且家家有房子,过得都不错。对我们知根知底的人,明里暗里时常会感叹一下。其实,更让她们羡慕和佩服的是,在这种背景或情况下,儿子儿媳还能把父母服侍得这么好。我们的下一代,大学毕业或在读,他们或她们将来肯定比我们活得还精彩。

结婚到现在,大大小小,我一共搬了八次家,大都是我和老婆一趟趟地拖运,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好在,搬一次比以前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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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冬天,厂里的形势又日渐衰退,一年工资只有三万多,有门路的人觉得不划算,走了不少。装配工走得最多,前后走了近十个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可去,继续待在这里。第二年秋天,厂里接到美国的订单,立刻充满了生机,不仅进来几个生面孔,连以前跳槽的都回来了五六个。现在,我每月的工资是五千出头,那些车工的工资更高。在小县城,我觉得能拿到这样的工资已经不错了。  

从小欢喜文学,也努力过,但几乎没有发表过像样的一篇文章。后来,迫于生计,更没有闲情逸致摆弄文字,似乎忘了曾经的梦想。

2014年的某一天夜里,我突然惊醒,自己已经四十三岁,再不拼一把就真的老了。老婆也支持,在手头紧张的情况下,买回一台电脑。

一年下来,大小文章发表了十几篇,终于有信心,更有了兴趣。我在机械厂打工,是生产一线的装配工,整天跟铁锤、扳手打交道,双手满是厚厚的老茧。人家双手在键盘上十指翻飞,我是二指禅,那些文字都是一个一个硬捣出来的。下班后,浑身酸痛,躺在床上就不愿动弹,但是想到说过的话,咬着牙把腰杆一挺,坐了起来。

我是初中毕业,加上没有什么天赋,只有以勤补拙。背水一战,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不吃馒头争口气。人家打牌喝酒吹牛,我在电脑前忙着;人家逛街散步跳舞,我在电脑前忙着。为了多写,每天十一二点才关机。老婆一觉醒来,见我还在电脑前,打着哈欠说,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呢,睡吧。我说,马上就好。嘴上说着,眼睛盯着电脑,身子却一动不动。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只要在前进,哪怕走得再慢,终有一天到达目的地。怕自己偷懒,我给自己制定了写作计划,每天完成任务后才睡觉。15年8月,我进入市作家协会,拿着暗红色的小本子,我决定要更上一层楼。加入作协不代表什么,一是为了梦想,二是对自己成绩的一种肯定。

去年九月,我又申请加入省作家协会,把一叠厚厚的申报材料投递出去后,我的身体好像被掏空了,心里忐忑不安。

11月3日下午,省作家协会在网上公布新会员名单,看到榜上有名的那一刻,我很激动。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也印证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近八十万人的县城,最高级别就是省作协,且只有几位会员。我很自豪,在软硬件如此不堪的条件下,竟然心想事成。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不要只看人家光鲜的外表,那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才换来的。我想,是坚持不懈让我走向了成功。

不管做什么,都需要坚持,否则很难心想事成或有辉煌的一刻。

现在,仍在咸中上着班,而每月的工资已经有五干多,缴纳五险。一天,我去表哥家有事,他告诉我李卫东混得一塌糊涂,老婆前几年就跟他离了婚。我想起那年去酒精厂报到的情景,不禁一阵唏嘘。

过年前,我算了算账:老婆工资三万,我工资六万,稿费五千,在外单位加班一万,小门面房房租一万。今年家庭年收入首次突破两位数,毛收入足足十一万五。 高兴中夹着许多感慨,或感动。我们不仅还清了买商品房买门面房所欠下的所有债务,手上还有两万多的余款。从没房子到宿舍到租房,到如今不仅有商品房还有一间门面房。从刚工作时每个月二十五块,到现在每月五干多,翻了二十多倍,生活质量在逐年提高。因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民富国强,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芝麻开花节节高,越过越幸福,越过越有自豪感。 

不光能无债一身轻过年,还第一次以债权人身份过年,想想又自豪。一直没有大富大贵,但一直在努力。步子小了些,却一直在前行。上天还是照顾对生活心存希望,并为之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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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从招工进国营单位到成为下岗工人,再进私营工厂,从迷茫到坦然面对。从当初每月的二十五块到现在的五千多,从没房子到现在不仅有一套住房,还有了一间小商铺。虽然写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一线工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下岗工人是缩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但能以小见大,从中看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这也是工业兴国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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