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云放歌——四川泸天化风雨60年纪实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王文辉


第一部

 

第一章 披荆斩棘开“先河”

 

中国化学工业部震惊了!中央惊动了!

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化肥工业该怎样发展?”的课题,似乎又多了一个落笔点。

这都因为:从泸州纳溪地壳深处喷吐而出的一朵火光,不仅照亮了长江与永宁河交汇的这块土地,点亮了巴蜀的夜空,也点亮了中国化工的一个全新希望。

天然气!这对当时的许多国人来说,还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在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其生产能力也不过才530万来方,而泸州纳溪一带就占了“半壁江山”。

为此,中央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专题会议,首任化工部部长彭涛于4月17日就急切地向党中央正式提交了《把四川南部逐步建成一个利用天然气为中心的化工原料基地》的报告,寻求天然气在化肥工业发展上有新突破。

这为新中国的天然气化工、天然气生产化肥,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方调研论证,化工部果断决定——将还在彷徨中的重庆西彭化工厂筹备处立马迁至泸州纳溪。处长李鸣鹏、副处长许鸿章带着他们从重庆江津招收的600名工人风尘仆仆赶到纳溪,并在长江边、永宁河东侧的先农和永宁河西侧的新乐之间选定了厂址,并宣布“撤处建厂”。

1959年11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天,“化学工业部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以“国家队”的身份,在这块沉寂已久的土地横空出世了。李鸣鹏出任厂长。

 

(图为 泸天化首任厂长李鸣鹏在现场作动员报告)

 

李鸣鹏深知刚刚翻身做主的几亿中国人,最企求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填饱肚子”?而当时中国的最大聚焦点和焦虑点,就是“要用占世界7%的耕地,去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农民最渴望的也是粮食的增产,这恰好也是毛主席最想得到的“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而粮食的“粮食”——化肥,从何而来呢?他清楚,在1949年全国只有5家氮肥厂,年产量不过5700吨左右(折纯),平均每亩达不到一两化肥。而“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与土地的需求形成了巨大落差。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正是需要自己带领职工去征服的难题吗?一种全新的使命感和光荣感,让他感到血管在膨胀,血液在奔腾。

为了天然气能生产出化肥,西南化工研究院、中国化工第七建设工程公司等单位齐聚这块宝地,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七化建与泸天化更是水乳难分,同属一个“现场指挥部”。这块土地从来没有这么沸腾过,天空也张开了明亮的笑脸。当地民众的欢腾也是一波连着一波,就连还有一河之隔的那些小摊小贩见接连涌来这么多人,虽不知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但也料想这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的中国,尽管已有2000吨的小化肥厂,星星点点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而土地肥沃的大西南、“大后方”,却仅有成都一家。而更突出的是,这些小化肥均是采用中国化肥工业鼻祖范旭东、侯德榜的“碳化法”生产合成氨。这种以煤为原料小化肥,不仅耗能高、污染大,而且效能低。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吉化、太原、兰州已有从前苏联引进过3套2.5万吨的“中化肥”,但都是以煤为原料,且工艺难达预期效果。当时,正值化工部安排示范厂采用自主开发的技术生产合成氨,开启了我国氮肥工业创新发展的历程。而恰逢这时,出现了可以代替煤的天然气,自然是举国欢腾,希望之火熊熊燃烧。

言归正传。作为厂长的李鸣鹏,他清楚记得,范旭东、候德榜虽于1937年就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化肥厂——“远东第一大厂”,生产了第一包“红三角”肥田粉。但,这都因为战争,因为国家贫穷,国力衰弱,中国的化肥工业几乎都在同一水准上原地踏步,难有起色。

如今,中国虽然还十分贫穷,但毕竟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昂首挺立了起来。他带着600名创业者一踏上这块土地,就开始了“先工作,后生活”,开始了除野草、迁坟茔、驱鬼火的伟业。

那时,远不像现在有挖掘机、推土机,而多是靠锄头、铲子、铁撬、“鸡公车”(木制独轮车)。一到夜晚,整个工地仅靠两台小马力的柴油机发电照亮自己的胸膛,照亮那蟋蟀争鸣的荒野。望着长江从身边滔滔而下,看着永宁河在脚下静静躺着,可取水并非唾手而得,只能靠两台25吨的小水泵,以接力的方式把河水抽上山坡。他们没房子,就用竹子、稀泥、干草搭起属于自己的“新家”,也搭起了永生难忘的“弹簧床”。天晴时,晚上躺在床上就能透过草棚或油毛毡棚遥望天上的北斗星。有老职工至今难忘,一遇到下雨就只听见每间工棚都奏响了同一种音乐,纷纷起床把所有的盆盆罐罐找出来接雨水,甚至连饭碗都派上了用场。待第二起床时,床脚已陷进泥巴好长一截。到工地,不穿齐膝的长靴就寸步难行。不少工人干脆就挽起裤脚赤脚上阵。如果是晴天,汽车一过几分钟之内都难睁开双眼。每天收工,头发里、鼻孔里、鞋里全是尘土飞扬残留的功绩。

李鸣鹏清楚,从1882年德国弗里德里希▪维勒化学家用氨和氰氢酸首次合成尿素,到1922年用氨和二氧化碳合成尿素的现代方法在德国开始工业化生产后,尿素就成世界范围内的的主要氮肥产品,而从1945年开始,氮肥的95%以上都来源于合成氨。所以,能否建成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的装置,就成了生产尿素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早日建成一套以天然气为原料的2000吨小合成氨试验装置,他们没有8小时的时间概念,展开了与时间的赛跑。即使下班后已皮酥骨软,汗渍满身,但还得响应李厂长号召参加义务劳动,比比谁的贡献更大。那时的人,不知什么是奖金,也没有加班费的奢求,只有比别人干得更多,睡在床上才会坦然入眠。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少搬了一块砖,心里就会愧疚很久,就会找机会迎头补上,也是补上心里的那个“欠账”。若是谁得到领导的一句表扬,那将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正当大家轰轰烈烈时,历史上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 偏在这时无情降临。这对要出大力流大汗的600名创业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场生存大考验。每天仅有的“二三三”(早上二两,中午晚上三两粮食)生活标准,现在还得“居安思危”,每人每月至少还得节约两斤粮食。脸色发黄和天天穿着一身发白中山服的李厂长,在食堂与工人一道排队打饭时,还借机给工人讲形势,讲尽快建成装置的紧迫性。“我们的‘二三三’虽不能填饱肚子,但这已经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勒紧裤腰带给我们的最大支持了,地方的百姓比我们还渴望粮食啊。现在粮食的奇缺,正反映粮食渴望化肥。只要我们早日建成装置,每多生产一吨化肥,就可多增产几十吨粮食。几十吨粮食,意味着可供我们600号人撑饱肚子好多个月了!”一席话说得工人们眉飞色舞,好像多吃了碗白米干饭。“望梅止渴”的成效,促使工人们又开始了“小车不倒只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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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给他题词:“前进”。

朱  德给他题词:“努力工作”。

周恩来给他题词:“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图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给管开智的亲笔题词。)

 

正当管开智在泸县第一区区委书记位子上干得风声水起时,组织上在1959年的一天,突然要他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工厂分管党的纪委和保卫工作。这次“重操旧业”与他之前的“随身保卫”,其兴奋度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从“唱主角”到“打边鼓”,他虽有些纳闷和不解,但一想到在中南海告别慈父般的朱德总司令时,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亲自给他的题词,立刻就像军人坚定地表示:“一生交给党安排”,自己是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不过,他还是从上级领导的目光中窥出了有“更重要使命”的期待。

第二天一大早,他卷起铺盖就来到了这块让他通宵未眠的土地——泸州市纳溪县,可眼前的场景与他的之前的想象立刻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过,从延安走过来的他,反到激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欲望。他用竹条在办公室搭张床,就算有了自己的窝。他举目一望,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随风摇曳的萋草和那星星点点的坟茔……

在做好严密的保卫工作时同,管开智还兼起了“义务宣传员”,逢人便讲延安精神,讲朱德开荒种菜的故事,讲“南泥湾”的点点滴滴激励工人斗志。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在生活上与普通战士没区别。在延安,他与普通士兵一样开荒种地、纺棉线,尽量自给自足。朱德在住地附近开了三亩多地,用周恩来从外地给他带回的种子,亲手种下了西红柿、辣椒、苦瓜、南瓜等。菜园长势很好,不仅改善了机关生活,还时常用来招待从前线回来的指挥员。他不仅以此发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带头作用,还将此举作为锻炼身体的方式。管开智清楚记得,朱老总的一件灰军衣,仅他就补过4次。朱老总离开延安时换下一些旧衣物,他本想烧掉,可不知何故,总是下不了手把它点燃。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结驱使他把这些衣服悄悄埋在了一棵树下,仿佛这才是一种长青的纪念,仿佛是在告诫后人应该记住什么是光荣传统。他自己还悄悄保存了朱德用过的一个土杯子。(遗憾,这个杯子在解放后,被家人丢失。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在他的模范感召下,干部不知什么是特权,只知要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老领导石伍昌的衣服坏了,自己动手补。老红军刘明才时常挽起裤脚深入一线,与工人拉家常讲传统。管开智的全部家当,也就是他办公室那张床,碗里同样只有白菜萝卜,“打牙祭”只能在梦中奢望一下。有次,他认真地数了一下自己碗里的午餐,总共只有60颗胡豆。工人们为了解决“肚皮闹革命”的问题,有的开荒种地,有的把西瓜皮、西瓜籽……大凡能吃的全都当成了粮食,蝈蝈、麻雀自然成了解馋的佳肴。有好多女同志,为了保护男同志体力,主动从口里省出部分粮食。

一年, 长江突然野性大发,眼看洪水就要一口淹没取水泵房。一旦停水,

整个工地都将瘫痪,待恢复的时间还难以预料。李鸣鹏焦急地直奔泵房,与工人一道扛沙包阻击洪水的进犯。他在现场连续奋战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逼退了洪水才一头倒在地上睡着了。这一悲壮场景,一直荡气回肠地激励着无数工人攻坚克难,永往直前。那时,柴油机“打搞”是家常便饭。一遇到这情况,哪怕是晚上熄灯瞎火,不用广播通知,不用领导敲门召集,大家都不约同地从不同的茅草棚中跑出,拿着盆子往河边疾跑飞奔,往食堂端水,往工地端水。其中一位怀孕几个月的女工,不顾别人劝阻也摸黑加入了端水的行列。在那烈日当头,别人坐着都是一身汗,女工尹万林却一头扎进不透气的铁罐,一干就是8个小时。衣服拧出了汗,鞋像泡在了水里。她却说,“是个泸天化人,就要有泸天化人的品德。”之后,她多次获省市部劳模。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精神与物质成正比”,但在这一特殊时期,却出现了相背离的现象。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企业文化的第一片底色。这难免不让人联想到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化故事,他为了后人能有光、有水……能生存下去,甘愿牺牲自己,把自己的两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血液变成了江河海洋,毛发变成了树木花草……。

泸天化脚下的这块土地,不愧是块英雄的土地。1916年,朱德就在这里指挥了著名“棉花坡战役”,为护国讨袁推翻袁世凯发挥先锋旗帜的作用。1926年,刘伯承在这里亲自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泸州起义”……泸州,真不愧是“铁打的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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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1日这天,是泸天化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天。中国化肥工业的发展牵动了朱德委员长的心,已77岁高龄的朱德带着毛主席提出“中国化肥该怎么发展?”的课题专程来到了泸天化。那时,中国小化肥虽有点雨后春笋般的态势,但对一泱泱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到这时,全国化肥产量仍不足10万吨,分子与分母、除数与被除数的关系,仍无情地羞愧着国人的脸。要在短时间提高粮食产量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人民是不能长时间饿着肚子等的呀。早在1961年的中央“杭州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化肥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云,就向中国化肥工业的疾速发展发出了总攻令,“今后,我们就向化工部要吃要穿了!”一个中国化肥发展的大计已摆在国人的眼前。

 

 

 

(图为:朱德委员长于1963年4月1日视察泸天化情景)

 

 

朱老总在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陪同下来到泸天化。这对管开智来说,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这是他离开朱老总10多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激动得通夜难眠,往事又翻江倒海地涌上心头。

1938年,他哥在参加平型关战役中几处负伤,待伤口愈合后,组织派他哥回四川老家执行完秘密任务后,他拉着哥的手坚定地说:“要走,必须带我一块走!”不然就死活不松手。他哥哥拗不过他的软磨硬拉,就只好塞给他一套旧军装,带着他踏上了步行到延安的征途。那时正值冬天,他们一路的东躲西藏,一路的忍饥挨冻,一路的心惊肉跳都未曾动摇他向着心中那盏“明灯”赶路的决心。待他们赶到延安时已是3月份了,哥哥怕他脚伤影响自己归队,就把他领到王家坪的副官处,找到一个叫周康民的科长,让他留下养脚伤自己先行一步。管开智在王家坪养好伤后,意想不到地被分到了中央警卫营负责保卫中央军委。

一个夜幕刚至的晚上,一群人迎面走来。他喊口令,对方回答正确。这时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微笑着向他走来,他一眼就认出,这不就是自己盼望已久的毛主席吗!他立即敬礼。这就是他第一次到毛主席的情景。

他在1940年初秘密入党后不久,因机智勇敢表现突出,被调到中央警卫团,随后就固定跟随朱德总司令,做随身警卫。他第一次见到朱老总,一个伟大慈祥的形象就植根于他的心尖。朱老总像慈父般待他,休闲时刻常把他叫到身边与小“老乡”拉家常,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还时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要他树立远大目标。每次亲切交谈,都使总司令与战士、前辈与晚辈间的距离,在阵阵谈笑声中荡然无存。每次贴心的谈话,他都感到是一次思想的启蒙,觉悟的提高,心里总荡漾着难以言表的幸福感,和对朱老总的崇敬之情。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识字写字的,朱老总俨然就是他的第一任文化老师。他在完成警卫任务后,时常帮朱老总补补衣服、种种蔬菜。朱老总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影响了他一生。直到他80多岁离世,始终都保持几套发白的中山服不变。家具和办公室也保持初始的陈旧桌椅,从未“与时俱进” 更新换代。

这次,他激动地拉着朱老总的手不肯放松,像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又像当年在延安时那样一一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朱老总不时地点点头,勉励他一定要为中国的化肥事业多作新贡献,要像当年保卫他那样,保卫好泸天化的每一个塔罐,每一颗螺丝。朱老总在泸天化期间,他又像当年一样跟随朱老总身边,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脑海不自觉浮现出让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他跟随朱老总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他在现场亲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他亲眼目睹毛主席按下电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地平线冉冉升起,仿佛把整个天安门映成了红色的海洋。他的血液像奔腾的江水,像咆哮的“黄河大合唱”……

之后不久的一天,朱老总把他叫到身边,笑容满面地对他说:“小管,你已经跟随我这么多年了,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现在叫你去带兵,如何?你是四川人,调你回四川,要得吗?”他一时摸不着头脑,呆呆地望着朱老总,一种从未有过的、难以割舍的情感直冲脑门。“我怎么能离开你啊!我愿用生命来保卫你一辈子呀!……”可他始终忘不了朱老总多年的谆谆教诲:“革命战士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他便说:“请朱老总定方向!”第二天,朱老总为他奋笔疾书“努力工作”四个字,并叮嘱他“去了后,一定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到新的工作岗位,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随后,毛主席也亲笔给他题词“前进”。周恩来也十分高兴地给他题词“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八个大字勉励他奋勇前进。

这次,朱老总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国第一个用天然气发电的3000千瓦发电机组,和正在试车中的2000吨合成氨装置。朱老总不顾管开智等随行人员劝阻,硬要上到很窄的二楼平台,从火门仔细观察天然气燃烧的情况,还不时地提问。他在观看了西南泸州试验站(今与泸天化仅一墙之隔的西南化工研究院)的触媒生产车间后,欣然题写了“掌握综合利用天然气的最新技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后,朱老总拄着手杖来到泸天化办公大楼前那高低不平的土坝子,接见了职工群众。他微笑着绕场一周,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他回北京后,立即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关于利用和发展四川天然气化工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和发展化肥工业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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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化工部批示,泸天化于1963年9月29日与荷兰大陆工程公司,在北京签订了以2200万荷盾的价格购买年产16万吨尿素的成套技术装置合同; 10月25日又在北京与英国汉格公司签订以269.4万英磅的价格购买年产10万吨合成氨成套技术装置合同。那时,因意识形态的差异,东西方还隔着一条宽宽的“冻土带”,向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这在新中国化肥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开创了我国化工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史上的先例,对促进中国化肥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增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泸天化引进中国第一套以天然气为原料的规模最大的中化肥装置,不仅是泸州人民的荣幸,也是全川人民的骄傲。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为了不辜负中央的厚爱与重托,于1963年10月专程来泸天化作了以“外国专家要来纳溪”为题的专题报告,向全体职工发出了“不在外国人面前丢脸,要为社会主义争光!要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号召。

那些超长超高超重的洋设备到达长江码头时,吸引了无数人的远远观望。谁也没见过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大的庞然大物。要把这些大家伙毫发无损地卸下船、搬上坡、运到现场安装,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小的技术难题。工人们采取蚂蚁搬家的“滚筒土法”,硬是一毫米一厘米地将这些宝贝运到它该落脚的位置。作为担任保卫工作的管开智,硬是拿出了当年保卫朱老总的精神与干劲,处处精心设防,保证24小时都有一双双敏锐的目光在现场巡回扫描,确保“不丢失一件设备,不出一件人为破坏的设备。”

说运输是难题,现面临安装更需攻坚克难。尤其是要把长60米,重300吨的合成塔,从平躺的地面垂直立起来,在没有大型吊装设备的情况下,让不少工程技术人员伤透了脑筋。当时,有外国专家在一旁冷笑,以为中国人不可能把这个“大家伙”给撑起来。为了不“丢脸”,中方人员唯一可选的方法,仍然是“土法”上马。在塔下掘洞,用钢管立柱,用人力和土卷扬机同时拉。那场景、那号子声、那气概真是震天动地、气撼山河,长江也为之动容,永宁河也为之呐喊。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工人有力量”,大家硬是在预定的时间内,把号称“拦路虎”的合成塔给梦幻般地矗立在了蓝天之下。那外国专家从未见过如此气势恢弘的场景,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连说:“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中国工人!”

中国第一套从西方引进的中化肥装置,总算在泸天化这块土地巍然屹立起来了。如何管好开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对泸天化人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穷,但绝不失志,泸天化人也有自己的风骨。就在10万吨合成氨装置的试车过程中,有位英国专家得意地夸耀从他们设备排出的废水,可供中国人沏茶喝。泸天化副总工程师仝世泰当即给予戳穿,并精确指出了废水中有害物质的含量,那英国专家当即哑然了。后,经过他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改造,才使废水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图为:泸天化年产10万吨合成氨装置安装现场。)

 

提及仝世泰,老一代泸天化人都深知道他有颗永不褪色的“中国心”和浓浓的科技报国情怀。

1936年6月30日这天,仝世泰面对满目破败落后的旧中国,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从上海登上了去美国的远洋客轮。碰巧在这天,他的第一个孩子在山西省大同市出生了。他凭栏望着波浪滔滔的大海,心情复杂而纠结。他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中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接受了工业文明的浸染。毕业后,他父亲要他回家继承家业,娶一个具备“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大三抱金砖” 等封建条件的女子为妻。他违背媒婆之约父母之命,坚持退掉5岁时被包办的“娃娃亲”,而自由恋爱上了一个中级师范学校的女生——董少濂。1935年2月,他们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终在北京结为伉俪。一对有新思想、新理想的年轻人,并没沉浸在甜蜜的爱情生活之中,而是携手向着胸中的目标奋斗。在董少濂的勉励下,仝世秦顺利考上山西省公费留学德国。由于希特勒的野心在当时已初露端倪,仝世秦不愿把自己的学业荒废在德国,便改而申请留美。一年后,他果然如愿以偿地踏上赴美留学的旅程。他从东经110度来到西经110度,与妻子虽在同一“北回归线”,之间却隔着一个浩瀚无际的太平洋。

当他在美国印第安州留学时,得知家乡已被日本鬼子侵占,一人悄悄地裹在铺盖里哭了很久。在美国,他亲身体会了中国人被歧视的耻辱。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这是为什么?这不就是因为中国穷吗!”那颗发奋图强、科技报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的一切经济来源被切断了,与家人的通信终止了。家里人是死是活,总让他牵肠挂肚,茶饭不香。为了生存,为了不荒废学业,他别无选择地每天挤出时间去学校打工,每天靠0.1美元维持最低生活标准。1940年,他总算拿到了普度大学的硕士学位。

他想到回国,可一切都被战事阻碍着无法实现。他只好到一家工厂工作,等待时机。工作中,他处处体现出了中国人那种特别能吃苦的精神,赢得了老板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工人干到了工程师,收入也比过去翻了好几倍,简陋的宿舍也变成了漂亮的套房。有位金发姑娘向他袒露爱心,可他都以中华传统的家庭观紧锁情感的闸门,“我已结婚了”。

“我已经听你讲了一百遍,夫妻这么久没在一起,还会有婚姻的关系存在吗?”

“请你原谅,她在我心中实在无法割舍……”

“你们中国人真是无法理解。”

他最要好的一位同学也多次劝导他,“回国,看来是太渺茫了,不如就在美国安个家更好。”

“国家正在遭受欺凌,我何以为家?妻子下落不明,我怎能有二心?”

对于他的妻子与他同样面临诸多人的说教,男人一旦离开国土,就像一架飞出“不回归线”的飞机,能安全返航的能有几多?尽管丈夫10年中杳无音信,他家里已无奈上报“仝世泰已死”。但她凭着忠贞的爱情而坚信他一定会“穿越不回归线”,回到自己的身边。

1945年,仝世泰获悉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立马就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给妻子董少濂写信。几经周折,他总算收到了妻子的回信。“我的少濂,果然还活着!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他高兴得像个天真的孩子蹦跳了起来,并当即决定回国。他公司老板爱才心切地再三以加薪和优厚的物质待遇来挽留他,可他还是坚决辞掉他钟爱的工作,于1946年归心似箭地登上抗战胜利后美国开往中国的第一班远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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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飘泊10年的仝世泰一下船,第一口呼吸到祖国的新鲜空气时,顿感沁人心脾,曙光更加灿烂耀眼,心情难以用所学词汇表达。

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上海建成了中国第一套2000吨小氮肥厂,全国有上百家小化肥纷纷破土而出。一夜之间,人才告急,各厂都纷纷向上伸手要人才。1958年5月化工部党委为此专门召开党委会,部长彭涛加重语气说:“很多部门,各省领导都跟我伸手要人,遍地开花的小化肥、小化工,更是急需要人才呀……”像仝世泰这样的“海归”,自然成了“物以稀为贵”的明星,自然是各家都想抢到的“香馍馍”。

当中国化工泰斗侯德榜得知他这样的人才回国,就特意向化工部领导推荐他到四川泸天化,“让喝过洋墨水的人,去驾驭洋设备。”从此,他就举家入驻泸天化,担起“科技报国”的重任,直至终身从未离开,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和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泸天化,献给了中国的化肥事业。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他也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一门心思就是只管装置尽量多产化肥。当李鸣鹏厂长等领导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纷纷“靠边站”后,他就自觉地担起指挥协调生产的重任。哪怕是他自己也被戴上“唯生产力论”、“资产阶级的臭老九”、“崇洋媚外的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等帽子,但他仍天天往生产现场跑,还说服工人坚守岗位。“武斗”激烈时,他在家里都能听到枪声炮声及子弹打在墙的声音。他就用被褥遮挡窗户保护好家人,又独自到生产现场了。他爱人想拉他回来,却怎么也拉不动他。执拗的他还是天天绕着小街小巷和靠着墙角准时到达生产现场,到各岗位巡查,随时处理技术问题。在他和其他人的通力合作下,泸天化的生产,从未因动乱而停止生产。他以自己甘于奉献、乐于奉献的精神,捍卫了自己科技报国的信念。

 

话题又回到装置试车和开车过程中。设备少不了的开开停停,只要某台设备一出故障,许炳然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论白天深夜,不论刮风下雨,不论寒冬酷暑,哪里最艰苦,哪里难度最大,他就冲向哪里。他的生龙活虎,他的乐观向上,他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作风,为他赢得“小老虎”和“拼命三郎”的美称。在合成车间,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设备维修就像吃了个定心丸。

那时的合成车间,每年都有约150吨砷硷液需花钱填埋,对环境造成了危害。这成了企业领导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张文思怀为企业分忧解难之情,自觉钻研相关学文。他了解到砷硷液在高温炉中燃烧,可以使生产玻璃中的悬浮质产生沉淀,从而使玻璃更加透明。他就主动找到隆昌玻璃厂试验,试验成功后对方很满意,泸天化也将这150吨剧毒变成了宝贝,还为企业创收上万元。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送水泵房的下水道,突然被众多的杂草堵死,洪水沿着四周的斜坡像一群群猛虎下山直扑而来。泵房的积水在一寸一寸地飞速上涨,眼看就要一口吞没整个泵房。如果泵房被淹,就意味着全厂的生产必将土崩瓦解,瘫痪的时间还很难确定。操作工刘元绿二话没说带着工具跳进了排水沟,疏通下水道。10分钟过去了,30分钟过去了,待他一点点把下水道的杂物全部清除时,他浑身上下全是杂草污泥,额头上还流淌着殷红殷红的血。他来不及止血,又一头扎进了另一个下水道……泵房保住了,整个试车工作没因此而受阻一分钟。之后,他成为了工厂的劳模。年龄大后,组织安排他到二线恢复正常的“生物钟”,“亦工亦农”的他却坚持“三班倒”,说早已经听惯了机器轰鸣声,若拿一天没听到,心里还不舒服呢。

有位英国专家听见一声震响,头都不抬就拼命从一团烟雾中往外跑,并大声喊“危险!快停车!”但,此时的彭远烈等我方操作人员却拼命往里冲。他们一心想到的就是要保住这些能生产化肥的宝贝,这是无数中国人卖鸡蛋卖水果换来的。待事故处理完,一切又安然无恙后,那位平静下来的英国专家才小心翼翼地走进操作室。当看到那些被氨气熏黄的馒头时,才羞愧地低下头,并由衷地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泸天化人真了不起,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的肺腑之言。事后,据彭远烈讲,这一切都是他们勤学苦练的结果。为了“消化、吸收”这些洋设备,他们不论睡觉上厕所,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温习操作手册。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准确说出设备、管道、乃至阀门的名称、代号、性能、作用及操作流程、事故处理。有许多人与他一样,闭上眼睛都能准确操作。

 

那时,泸天化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一条原则就是,既做到不失中国人的气节,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在生活中要热情周到地关心他们,尽量满足他们必要的需求。记得,有位外国专家,夫妇结婚5年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在本国多方求医无果后,心里很是苦恼和焦虑。当我方外事人员得他这一心病后,急他所急派专人为他们四处寻医。后在泸州医学院找到一位老中医,给他们精心治疗了一年多,使他们终于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并顺利生下一个女儿。他们欣喜地为女儿取名叫“CHINA”(中国),以此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对中医的神奇魅力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和生活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泸天化人以艰苦卓绝的品格、自强拼搏精神,硬是踩过了一条由各种艰难险阻铺设的木板桥走过来了。1966年7月27日,泸天化10万吨合成氨装置产出了合成氨,16万吨尿素装置也于7月31日产出了合格的尿素。当珍珠般的尿素如同江水般奔向茫茫田野时,当第一代创业者热泪盈眶手捧洁白的尿素时,遥想着这不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谷物神”降临华夏大地吗!我们化肥工人不就是“当代神农氏”吗!那种用金钱无法换回的自豪感、荣耀感、崇高感、满足感全都映在了一张张灿烂的脸上。

这一特大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党中央、国务院。这年的11月11日,邓小平、李富春亲临泸天化。当邓小平用双手捧着还是热乎乎的尿素时,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让增产粮食看到了新的希望。邓小平的视察,也为泸天化成长壮大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也为中国现代尿素工业由此繁衍定下了基调。泸天化从此也开始了,“在出尿素产品的同时,也要出技术,出人才”。确保全国蓬勃发展现代尿素工业之需,也使泸天化名副其实地成了中国现代尿素工业的“摇篮”。

 

 

 

(图为:1966年11月11日邓小平、李富春亲临泸天化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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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多变,尤其中苏关系的恶化,毛主席为应对这种复杂局势,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开展规模浩大的“三线建设”,把生产建设的重心从东北、华东、沿海向大后方大西南战略转移。

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批准由化工部与五机部商定的在泸天化建设黑索金工程。因按工程设计,要建4000吨黑索金和40000吨浓硝酸,所以整个工程代号取名为“四0四”。泸天化也因此把这个分厂直接命名为“四0四分厂”。分厂在离总厂两公里外的鹅宝山破山动工。一批热血青年为响应中央号召,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投身到了支援“三线建设”的洪流之中。他们从遥远的他乡,来到这仅有一户农家的“夹皮沟”。他们受泸天化600名先驱者的感染,每天往返于羊肠小道,翻越山坡穿越山坳,脚踩烂泥头顶烈日,在黝黑的山洞里以铮铮铁骨敲击着坚硬的岩石。火花、汗水、血泡……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只记得那躺在茅草棚里边驱赶蚊虫边啃冷馒头,还畅想绮丽希望的个个瞬间。

一位从吉林来的张师傅说:我当时只想到这里是外国引进的洋设备,又是烧天然气,又有军工的神秘性,就兴奋不已地来到了这里。岂料,一到这里抬头一看,全是一片荒凉的景象,连鸡狗声都没有。他的心顿时就凉了半截,当初的那些好奇感、神奇感,全灰飞烟灭了。但他毕竟是一条东北汉子,想到既然选择来了,就不能下软蛋,被别人笑话,就得横下心干出个样子。越是艰难越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品质,一张白纸往往更能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图画。他与其他人一样用铁锤,一锤一锤地敲出了一个个隐秘的山洞。

可到了国际形势出现冰雪消融的缓和态势时,“珍宝岛”的阴霾也在悄然散去,中苏对抗的气氛正日趋消解。他们便积极向上谏言,洞内不但终日不见阳光,如果一旦发生意外,后果难以想象,设备和人都将成为千年后的“化石”,争取将工程搬到洞外。后经国家计委批准,工程果然从洞内搬到洞外,并投资2500万元新建硝酸和硝铵。听到这一消息,那批热血青年欢呼雀跃,那欢呼声在洞内、山谷回荡了很久很久。可生产硝酸和硝铵,对大家来说都一片茫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也有不少人吹出阵阵阴风,“四0四厂能生产出硝铵,我手板心煎鱼给他们吃;四0四厂能生产出浓硝酸,我把它端来喝了。”风,带有刺骨的寒意,但也激发了大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斗志。尤其是宋效谋厂长硬是不信这个邪。

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鼓舞下,装置终归安装就位,宋厂长带领那批汉子七天七夜奔波现场。塔上塔下,操作室与管网中,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眼睛熬红了,嗓子喊哑了,喉咙冒烟了,腿跑软了,鞋磨破了。倦了,他就在墙角打个盹,10分钟后又在现场忙开了。尽管问题很多,困难也超乎想象。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在第一次试车宣告失败时,元老级的余师傅当即气得直哭。后经过三次点火试车,四0四厂才终于产出了合格的“争气酸”。余师傅久久地盯着合格酸,终于仰天破涕长笑。当人们捧着当时最高规格的奖品——5个包子时,那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像气井猛然喷发,震动了沉寂多年的整个山谷。那股在头上盘旋了已久的阴气,自然也被这种骨气驱散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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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初中文化的销售科工人邓维鹤,在工作中发现生产化肥的全过程全是自动化,而唯有销售却是“蛇尾”。上万吨尿素出厂还依靠最原始的工人发签计数、或手拉机械计数器。工人劳动强度大且误差率也大,每年因此而引起的索赔纠纷就使泸天化损失60多万元。他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设计制造一种可靠的自动计数器吗?去为“虎头”添一个虎尾。“难道一个现代化企业,就因计数器不准而名声扫地吗?“为国争光,为企业争气的自豪感驱使他以主人翁责任感投入自动计数器攻关组工作。这对他是个陌生领域,从学徒做起,自学电子基础知识。他主持研制的I型电子计数器投入使用后,把误差率一下提升到万分之0.27,修补了泸天化形象。后,这项成果通过部级鉴定,确定计数器思想先进,首创了复合脉冲测量和复合脉冲逻辑运算定位技术,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连包、搭包”的电子计数问题,填补了我国大批量袋装产品电子计数方面的空白。他同意电子计数器投入批量生产后,被推广用于水泥、粮食、化工等大量袋装产品计数。该计数器荣获了1980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从简世辉到四0四分厂报到的那一天起,那把一尺长的焊枪就没离开过他的手。单调与枯燥成了他每天必须往返的路径,圆圈与直线成了他天天“舞蹈”的主旋律,“高、难、危、苦”成了他生命之歌的重要音符。他的焊接不像一般焊工面对的那种简单焊接,往往是要钻进让人谈虎色变的那些酸罐酸槽才能进行。

尤其在那烈日炎炎的夏天,罐体本身就像个火炉,可还得对它升温才能施焊。由于罐内酸雾弥漫,人穿着不透气的防护衣戴上呼吸器进入罐内,一般身强体壮的小伙子在里呆上三五分钟就得往外爬,而他在里一干就淡化了时间的概念,二三分钟仍不见露头。有人把温度计往罐内一试,顿时瞠目结舌,那红线已逼近70的刻度了。

简世辉也是人呀,且还是一个瘦弱的人。汗珠在他身上汇成了小溪,眼镜变了形,耳朵烫起了泡。他每次从罐内爬出时,整个人如同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像这样的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日常工作。大凡遇上“艰难险阻”,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多流一身汗,别人就少流一滴汗,装置就能多产几百吨产品。何乐而不为之呢。”

一个风寒雨冰的深夜,浓硝车间的配管突然泄漏,整个生产系统都笼罩在随时停车的威胁之中。车间主任明知简世辉在生病,可还是别无选择地敲响了他的家门。简世辉一起床就头昏目眩,浑身直打哆嗦,可他像个听到冲锋号的军人,二话没说就直奔现场。待他手到“病除”,已是凌晨三点钟了。他裹着一身湿衣服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脱衣便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哪料,不到一个小时,他的门又被急促地敲响了。他爱人心疼地看着他,又以乞求的目光望着前来求援的生产负责人,“就不能叫别人吗?”简世辉狠狠瞪了妻子一眼,“谁叫咱是党员,这种时候我不上,谁上!”话音未落,他已拉着求援者又消失在了风雨之中。其实车间领导并非不心疼他,而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像这种高纯度铝焊技术,要求特高,难度特大,非一般人能胜任。而简世辉的技艺是最能让人放心的,也是全厂赫赫有名的。

一个清晨,一朵最耀眼的焊花又像往常一样照亮了整个设备大修现场。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涌向了这朵焊花,诧异地问:“简班长,听说你父亲……”话音刚起,简世辉的眼睛顿像被电击般通红,泪水夺眶而出。他父亲在昨天下午去世,他直到下午焊完最后一道焊缝,才摸黑赶了50多公里山路,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可天还没亮,他又急切地赶回了工厂,一上班又出现在了大修现场。他哽咽地对大家说:“大家干活去吧,今年的生产任务要想提前完成,检修可是个关键呀!”说着,他又蹲下身子点燃了那朵催人泪下的焊花……

厂领导为简世辉作过粗略统计,他每年参加突发抢修,为企业挽回的经济损失均在百万元以上。之后,他几乎年年都是泸天化的先进或劳模。最让他感到荣耀的是,他还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代表四川几百万工人,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他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仰望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时,他在心里默默念着自己简单而质朴的人生信条:“不论干什么?要干就要干出个好样来!”他简单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事迹在《人民日报》刊登后,仿佛在告诫人们只要立足本职,尽心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同样也是一种伟大。伟大往往就寓意在平凡之中。

 

他明明死了,工人们却说他还活着; 他明明死于白血病,工人们却说他是累死的、是因公牺牲的。他躺在病床上,在快咽下人生中最后一口气时,还紧紧拉着浓硝车间苏主任的手说:“你回去后,一定要给厂长说,叫他多拿点白糖,多拿点牛奶给倒班工人……”。他就是四0四厂的共产党员张义书。他从遥远的东北来到这“夹皮沟”,从浓硝车间工人干到工段长、车间副主任、车间支部书记。因他身体一直欠佳,上级领导多次约谈要他离开“生产一线”,出任厂党委纪委书记。可他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是个粗人,不习惯办公室,习惯车间的摸爬滚打。”后,他主动请缨去后勤,收拾那个工人意见最集中的“烂摊子”,并掷地有声地说:“我就不相信后勤工作搞不好!”可就在他决心已定时,恰恰忽略了此时的身体,那个病魔的影子已经在他体内兴风作浪了。他手握紧俏物资,却从不吃厂里一顿加班饭,总是习惯于随身带两个冷馒头在办公室冲白开水啃。尽管他已离开了浓硝车间,却时常半夜起床从总厂步行到车间,从不要车。他一到车间,对工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有道不完的关切。所以,他最了解工人想什么?需要什么?他总是尽力排忧解难,让工人心无旁鹜,专心监盘。许多工人都忘不了那一个历史的瞬间,在一次浓硝设备事故中,他的手臂不慎被浓硝酸烧伤。他为了把事故损失减到最小,顺便从衣服上撕块布简单包扎一下,又冲进了事故现场……有人说:“他总给人一种力量。总让人信得过。”他是车间的元老,许多靠理论一时还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只要他一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连车间主任秦铁对他都充满了敬佩,并离不开他的鼎力相助。

有次,他回办公室一推门就是一个趔趄,瘫在椅子上半天回不过神来。好多人焦虑地劝他到医院看看,他老说:“没时间。” 他有4个孩子,爱人又是家属工,家境比一般人清贫。可他从没叫过一声苦,向组织伸手要过一次补助。硝铵车间的支部书记龙方鲁如是说:张义书为人真诚坦荡,品质高尚,令人敬重。他从不为己,从不弄权术,对错的,哪怕是他上级,他也敢顶。

“天下无无性之物,盖有此物则有此性。”

在张义书追悼大会那天,自发来了许多职工,他们拿着小白花久久伫立在他遗像前,静静追忆这位焦裕禄似的好干部。不多一会,整个行政礼堂就显得太小了太窄了,无法容下张义书的英灵,无法容下前来悼念他平凡事迹的心灵,花圈还在向灵堂外延伸……。记得大文豪大哲学家萨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实在是价值赖以达到世界之中的存在。那么价值的意义,就是一个存在向着超越自己存在的东西:任何价值化了的活动都是向着……对其存在的脱离。价值永远并处处都是处在于一切超越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切存在超越的不受限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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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类学家以62年为一个“生存代”推算,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已经有160多个生存代了。由于劳动,在第76个“生存代”期间才出现了文字符号,使人类有可能将上一个“生存代”的文明传承给下一个“生存代”。又由于劳动,到了最近两个“生存代”的人,才认识了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所构成,并可以重新组合,构成新的物质的原理。这一伟大的发现,促进“新生代”的人们能够应用化学成果创造更的新物,丰富当代人类的更多需求。作为“新生代”上的泸天化人,尽管多是些初识分子原子的化工人,但绝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分子与原子的重新组合中,力求以文明成果的最大化、最优化奉献同时代的人们,同时也将海洋文明与长江文明相融的泸天化文明、泸天化精神、泸天化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在很久以前,在民间就有“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有说法在流传。自蜀汉以来,在泸州发生过“兵事”有70多起,刘备进攻刘璋,赵云溯江而上定江阳(泸州)。唐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派著名武官程咬金任泸州都督左事大将军,以威镇泸南少数民族的反抗。蒙古族入侵南宋期间,泸州军民筑城于长江北岸的神臂狙击敌军,曾三得三失坚持了30余年。这些光辉篇章毕竟已成过眼烟云,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泸天化又为泸州浇铸了新的钢筋铁骨,成为了泸州三大经济支柱之一,使泸州成为了中国天然气化工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尿素工业的摇篮。

 

在朱德去世时,管开智顿感天崩地裂,茶饭不思寝室难安。他应中央朱德治丧委员会邀请,前去北京与他一生最崇敬的伟人告别。他在朱德遗像前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在朱老总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又一一浮现眼前。他默默地向朱老总汇报自己的工作,汇报泸天化的生产与发展。他没有辜负朱老总的希望,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恩来亲切勉励,他把三位伟人慈祥的画像挂在办公室和家里的中央,把三位伟人的题词珍藏在箱子底层,生怕损坏,把照相复制好放的题词压在办公室和家里书桌的玻板下,旨在时时激励自己“努力!努力!前进!前进!永不止步!”直至终身从未改变。他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始终不忘要像当年保卫朱老总那样保卫泸天化的坚定信念,即使在那“批刘批邓”、口诛笔伐、“宁要社会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唯生产力论”的“文革”中,在“文攻武卫”的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动乱岁月,他始终坚信“抓革命”是为“促生产”。他协同“军管会”,始终没让任何一派任何一个荷枪实弹的“斗士”闯入生产区的大门,越雷池一步。

在那个失去理性的粗野年代,要做到这一步是需要有随时做出生命代价的胆略。每当他看到尿素源源不断输送到农村,绿油油的秧苗茁壮成长、稻谷丰满累累、农民笑逐颜开时,就顿觉自己起早贪黑呕心沥血的付出是值得的,自己所保护的“粮食化工”是新中国的一个伟大事业。成就感、价值感、使命感、崇高感、知足感,一一闪现于脑际。他相信,这不也正是朱老总身前所希望看到的吗?!

管开智始终忘不了,在朱老总病重期间,他专程去看望的那一幕。朱德在床前贴着自己书写的“要团结,要革命到底”、“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等条幅。发现朱老总对“四人帮”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恨,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朱德在生活的最后关头,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操心,仍在想着为党和国家多作贡献。他嘱咐康克清把他多年积蓄的2万多元存款交给党组织。面对此情此景,管开智落下了酸涩的泪水,暗暗把朱老总视为自己终身学习的榜样。

作为一个泸天化人,作为一个泸天化的一个创业者,管开智觉得三位伟人给自己的题词不仅属于自己,也应该属于与自己命运与共的泸天化,是泸天化不可多得的一笔精神财富,是泸天化生存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块坚固基石,是泸天化精神的一个支点,是泸天化力量的一股源泉。为了弘扬这种精神,管开智在离休后还主动担起了泸天化子弟校的校外“辅导员”,旨在永远不忘——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前进!让其精髓像流淌的血液和基因,在泸天化人中代代传承。

 

如今,那些创业者已进入了人生暮年,可他们仍怀念着、眷恋着泸天化脚下这块曾燃烧激情、渗透血汗、寄托希望的土地。他们忠诚企业、爱厂如家,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品格,已深深烙印在后人的脑海;他们自强不息、拼搏进取、只求奉献、“永争第一”的精神,成为了企业文化的底色,是泸天化发展长河中的一块基石。他们披星戴月、披荆斩棘、可歌可泣的历史功勋,是这点文字无法一一记述的,更多的还存在于一代代泸天化人的口口相传中,这些有血有肉点点滴滴都必将汇成一部厚重的、沧桑的历史画卷,必将伴随《泸天化发展史》一道永垂后人记忆的深处,成为一股力量源泉。

有一幕至今让人难以忘怀,1997年8月1日这天,泸天化长江码头汽笛长鸣,哀乐低沉,泸天化所有在家新老领导和无数员工家属代表手捧鲜花齐聚这里。他们怀着无比沉痛和敬仰的心情,在这里欢迎第一任厂长李鸣鹏“回家”。

老厂长因工作调离泸天化后,泸天化就成了他心中的牵挂,情感的寄托,回忆的相册。他于1997年7月28日去世后,他的家人按他身前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泸天化撒向长江。他夫人双手捧着他的骨灰一遍一遍地呼唤:“老李,你回老家了!你再看一看吧!”鲜花伴着骨灰飘向了长江。船逆江而上,“老李,你再看一看吧,你曾经建设过的泸天化。这里有你的艰辛,有你的理想,有你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更多与你怀揣同一希望的战友,在续写你未完成的事业。”泸天化老领导孙琦、管开智、罗应荣、金灼麟、傅建章、王希仁等捧起骨灰撒向长江,护送老厂长最后一程;时任公司领导任晓善、赵祖来、王一、彭传勇、捧起骨灰撒向长江,将继承遗志,永往直前;创业者代表尹万琳捧起骨灰撒向长江,老厂长将永远活在我们工人心中……

老厂长的骨灰撒在了他曾呕心沥血、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长江。他将在九泉之下滋养这块土地,护佑这块土地,看着泸天化不畏艰难、力克险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次腾飞走向又一次腾飞。这是什么精神?这不就是泸天化精神在老厂长身上的一个缩影和生动展现吗!一代代泸天化人没有辜负老一代创业者的初衷,在他们创建的基业上,接过他们的旗帜,踩着时代节拍,迈着铿锵的步伐与时俱进,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再塑一座又一座丰碑,让泸天化精神普照塔林管网,辉映千里沃土、万顷禾苗,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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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放眼世界挺“脊梁”

 

中美关系一直是左右国际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于1972年建交后,国际关系开始由阴放晴。毛主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粮食要大上”。周恩来总理也抓住有利时机提出了,“化肥工业要大发展”。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化肥生产要达到1500万吨的目标。尽管当时“小化肥”在中国已上千家,但这种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难解粮食之渴,难与农业大国相匹配。

 

在一架出访欧洲四国的飞机上,泸州天然气化工厂“革委会”副主任、副总工程师张博文,为能与时任化学工业部司长秦仲达(后任部长)一同出国访问,深感荣幸,但也忐忑。

此时,“文革”虽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波,也着实让人不敢“祸从口出”,怕背上“崇洋媚外”的枷锁过日子,甚至“再踏上一只脚”,那就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他仔细观察了同行的人,个个都感触颇多,却人人都缄口无语,就连考察团团长秦仲达也显得格外“深沉”。他澎湃的内心只能与机舱外的风起云涌,作作遥相呼应就算完成了一种内心的独白。

其实,他们这个由秦仲达司长率领的“中国化工技术考察团”,赴法、英、意、荷四国考察化肥工业,是经过毛主席、周恩来批示的。在“文革动乱”中的毛主席、周恩来,仍牵挂着中国的“粮食安全”,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国情所致,中国的化肥还主要靠“小化肥”唱主角,像泸天化这样的“中化肥”,还只能是化肥工业塔顶上的一颗明珠,耀眼而难以企及。

当时主管工业的余秋里就沉重地说过:“化肥上不去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可怕后果?周总理焦急……毛主席着急啊……”化肥必须两条腿走路。

如何加快中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化工部立足国情和放眼世界提出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中国化肥的根本出路在于兴建大化肥,小化肥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应该干净、彻底、全部淘汰。一种意见,中国幅员辽阔,财力有限,全部淘汰小化肥不现实,应加强技术改造,使之达到当代技术水平。在这种难舍与难得的“两难”中,“两条腿走路”无疑就成了当时的最佳选择。这次,化工部率团出访欧洲四国,就是想补足“另一条腿”的短板。化工部选择张博文作为团员之一,也是因为泸天化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例,自然有种引领与示范的效应蕴藏其中。

张文博在飞机上的思维一直没闲着,自从泸天化中化肥装置投产后,农民因尝到了尿素的甜头,开始像争抢财神一样争购“银珠”。运输尿素如同运输黄金,必须得有人押运,甚至还是荷枪实弹地押运。泸天化宾馆(当时还叫外宾招待所)及纳溪县、安富镇旅馆,无不入住了由各县市政府派驻的尿素专职“采购员”,甚至还纷纷打出了“某某县驻泸天化办事处”的牌子,由此可见尿素紧俏程度的一斑,其温度还在有增无减。就连那些冲地沟的“废水”,也成了抢手货,那些经过改装的“废水车”和农民挑木桶排队的景观,一点不亚于当今排队报考名牌艺术学院。由此可见,从西欧引进的首套“中化肥”,其领头羊作用之震撼。但这次,在他心中被称为巨无霸的“中化肥”,与他新近看到化肥装置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亲眼目睹了世界上这种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日产上千吨的合成氨,热能利用高,生产能力大,投资省,成本低,跟以无烟煤为原料的老厂相比,成本低72%,投资省35%,显然合算。张博文的心暗自怦怦直跳,也在“手腕子往内拐”地打着泸天化的小算盘。

在飞机返国途中,他那点小心思早被思维敏锐的秦仲达所洞察所捕获,秦仲达则以“高处不胜寒”的老练,侧过头头悄悄问张博文:“走了这么多大型合成氨和尿素厂家,就没有一点感受吗?!”

逼了一肚子感想的张博文,此时像遇到“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老友,不吐不快地倒出了一肚的想法:“中国化肥工业已经落后几十年了,如再不迎头赶上,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其实,他的快人快语,只不过是说出了秦仲达想说而不便对下级说出的话而已。秦仲达以充满期待的目光凝视着他:“那你们泸天化引进一套,咋样?”

张博文没想到秦仲达比他还干脆直接,一句弯弯绕的官话都没有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惊喜,让张博文眉宇间闪露出求之不得的神情。心中暗暗念道,“知我者,秦仲达已”。不过,他旋即又露出疑虑:“此时引进会不会……。”秦仲达当即沉默了,他理解张博文说一半留一半的担心,花中国人的钱买外国人的设备,这与国内“文革”的基调,是难合拍的,是有政治风险的,但秦仲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只是在“政治挂帅”的氛围中,不便全盘托出,只能回化工部有的放矢,做有针对性的工作。

在引进与否的利弊权衡中,分管此项工作的化工部副部长杨叶澎就听到过不少人善意的提醒,“你参加革命多年,这次千万别为引进大化肥装置而犯路线错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杨叶澎深思后凛然回道:“引进大化肥决不能再拖了,出了路线问题我负全部责任!”他之所以敢如此坦言,是想到“今后要吃要穿就找化肥部!”这句话的分量,如果不引进大化肥装置,化工部能拿什么来满足人民的吃穿?拿什么来满足农业生产的急需?

各种问题汇总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他们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审视中国的国情,正视化肥工业发展的现状。我们的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家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快。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屁股后边,得齐头并进。两位伟人很快便欣然批示,一“下单”就同意引进10套大化肥生产装置。喜讯一出,立即像一记春雷在各省省长、化工厅长中炸开了,纷纷争先向中央伸手,希望花落己手。仿佛谁争到了大化肥,谁就抢到了块“肥肉”,包括“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也以“治贫”说动了中央。尽管从1970年1月1日起,泸天化经国务院批准已下放给了四川,但泸天化得天独厚的优势,仍首先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泸天化地处四川“大后方”,四川是中国12个产粮大省和人口大省之一,而人均耕地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化肥对四川犹为重要。而泸天化有率先引进中化肥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还有能源优势、长江优势,最符合我国尿素工业发展轨迹,即,一条“买葫芦——照葫芦画瓢——再买葫芦”的轨迹。“中国现代尿素工业摇篮”的作用,在这一关键时期得以充分彰显。所以,泸天化非常荣幸地成了第一个签约引进30万吨合成氨装置的厂家。(而第一套大化肥成套引进装置的却建在成都郊区的青白江。)这一特大喜讯,让泸天化像中了头彩,让长江也再次欢腾起来。由于伸手的太多,“一碗水难以端平”,毛主席和周来在时隔不久又决定从法国引进3套大化肥装置,共计13套,并于1973年初在全国正式拉开了中国“大化肥”建设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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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签约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装置、48万吨尿素装置落户泸天化,不仅是中央对泸天化的厚爱,更是一种重托。旋即,七化建等施工单位又摩拳擦掌齐聚了这里,一个比“中化肥”建设规模更宏大、更壮观的沸腾场景,在紧靠中化肥装置的旁边全面铺开了。这套身披国字号工程,不仅是四川省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建设中的重点工程。由于大化肥设备规模的庞大,其块头和体重也成倍增加,这对运输和安装又是一次严峻考验。面对几百上千吨的大件运输,沿途各级政府和交通部门全力保证“特别通行”,如同对待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不得闪失。这次运输较之于“中化肥”,虽有些“鸟枪换炮”,但总体还是“小米加步枪”。所以,“蚂蚁搬家、蚂蚁啃骨头”的土法,仍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施工现场彩旗猎猎,标语纵横,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攻坚战”中,战严寒、斗酷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场景随处可见,“人定胜天”、“宁肯少活20年”的英雄气概随风飘扬。一座座高塔下的艰辛,大家踩在脚下;一台台设备旁的血汗,大家咬咬牙吞进肚里;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不能动摇的目标——早日建成!早出产品!

1976年,注定是个极不平凡的一年,注定是个悲痛与喜悦强烈交织的一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大伟人相继去世,“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文革”宣告结束……一系列大事件,接踵而至地冲击着人们的大脑和情感。泸天化这套“大化肥”也在“化悲痛为力量”中矗立在了蓝天之下,并11月30日和12月1日,如期产出了合成氨和合格尿素。泸天化从此翻开中国化肥史上崭新的一页,同时以实际行动告慰三位伟人。泸天化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必将继承他们的遗志,生产更多的化肥,解决人民的温饱。大化肥装置投产后,每个职工得了个印有“新系统建成投产纪念”的搪瓷盅盅,许多职工都把它当成了珍品收藏至今。

“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的政治领空开始了“拨乱反正”、拨云见日和春风送暖。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争鸣中渐成共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方向的指南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地位; 从“计划”到“市场,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开始跨越;“改革开放”的大旗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一扇关闭了千年的国门自动打开,深圳、沿海试验田的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一种把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的氛围正在形成,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格局正在成为主流……这一切,无一不在泸天化的历史进程中烙下深深脚记。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泸天化步步踩着历史的鼓点,铿锵地走在了时代的潮头。

1983年的岁末,对泸天化人来说,注定又是个闪耀的历史性瞬间。12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临泸天化视察,并欣然题词“奋发图强”。泸天化将这四个遒劲的大字张贴在生产区大门的橱窗里,时刻激励每个泸天化人永不停步,永远“奋发图强”!

当胡总书记深入生产一线,与合成二车间主控室操作工亲切握手时,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王启才,激动得热泪盈眶,那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荡漾脸上。之后,许多人纷纷找到王启才,要与他握手分享总书记对泸天化的关爱之情,这种关爱之情像股电流在泸天化人中迅速传开,“奋发力强”也悄然注入了人们的心底。

与总书记握手之后的王启才,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这个“新闻人物”,一种决不辜负总书记亲切勉励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一旦看见“大甑子”(大化肥尿素塔)没冒烟,心里就像猫抓一般难受,把所驾驭的“30万吨合成氨装置”,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看待。一遇到“零点班”,他就特别没睡意。他知道,人在睡眼惺忪时,正是事故“随风潜入夜”之时。各种表盘指示灯、各台设备的轰鸣声、各种工艺参数都无不牵动他的每一根神经。就因为他的严格、认真、把细,车间领导索性把最难啃的安全员之责交给了他。有次,他查到与自己关系特好的王达富在车间一隅偷偷抽烟。对方笑着说:“算了吧,幸亏只有你知我知,没第三人在场。”他铁面无私坚决不给情面。一次,有个职工在生产现场骑自行车违规搭人,不料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知道这个人不好惹,曾因管理上的事打过班长。身材瘦小的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你就是打我一顿都行,但这5元钱我必须得罚款,一分不能少!”当时的党委书记丛林赞赏他,“这小伙子敢碰硬,原则性强,管生产就需这股虎劲。”

话说胡耀邦下榻泸天化外宾招待所(当时是泸州唯一的涉外招待所,后改为宾馆),不接受宴请,只需工作餐,晚餐必须在看完《新闻联播》后进行。在临别时,胡总书记亲切接见了在场工作人员,并合影留道谢。泸天化宾馆一直将这一历史瞬间,当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将胡总书记住过的房间与朱德、邓小平之前住过的房间保持原样,供后人缅怀。他们还将朱德、邓小平、胡耀邦视察泸天化的画面陈列于大厅,让他们的厚爱永远温暖泸天化人,也让入住泸天化宾馆的客人有种与众不同的荣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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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庞大的现代化设备与纵横交错的管网,如何才能确保它稳产高产和长周期运行。如果没有一支技术过硬、作风过硬的职工队伍,那情景定会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作为大化肥装置的尿素二车间支部书记张昭富如是说:在生产现场的一线指挥员,一定要有过硬业务本领。不然,号召力就是一句空话。大化肥装置投产初期并非一帆风顺,开开停停折腾着无数人寝室难安。据统计,世界同类装置事故停车中有60%出在压缩机身上。意大利专家西莫尼来泸天化工作几天后,对压缩机性能不稳定也一筹莫展,只好遗憾地离开了中国。压缩机操作工出身的张昭富,天天爬高塔、穿管网、钻地沟,孜孜不倦地观察、记录、分析、查资料、找原因;天天迎朝霞送晚霞,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大胆改善了压缩机高压缸性能,才恢复了生产的稳定。据统计,他完成大小技改项目就有30多项。为提高操作工的业务素质,他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汇编成册,受到国内同行普遍赞誉,为大化肥装置多产尿素尽了自己的全部心力。他管理的大化肥尿素装置,在当时就创下了连续运行203天的全国同行纪录。

张昭富认为,设备与人一样,也有它的个性和脾气,谁能驾驭它,它就服谁。你能否驾驭它,取决于你是否吃透它的特性把握它的灵性。记得,就在大化肥装置投产后不久的一天,一块二三百公斤重的缩二尿堵住了管,这如同人得了“肠梗阻”,如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的张昭富,脑子里立刻显现的是“一分钟一吨尿素,一吨尿素一万斤粮食”的价值观。他顾不得管道里还有刺鼻的氨味,忘记了还有70多度的余温,一人爬了进去。爬进去与那结块展开意志与坚硬的搏斗。突然,结块堵死了管道,他出不来,救援的人又进不去。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救援者焦急的汗珠在一滴一滴往下掉。一种可怕的意识,像朵乌云在现场所人的意识中扩散,整个空气像凝固般让人窒息。忽然,随着轰隆一声震响,人们才惊异发现那结块尿素终于落下,张昭富才慢慢钻出了管道,并感慨地说:“要是差半斤力气,我恐怕就……”一双双敬慕的目光打断了他的话。

人们记得,有次上百公斤压力的液氨在喷射。张昭富疾呼:“不能去!不能去!”可他抓起防毒面具就冲进了茫茫氨雾之中。待响声渐渐远去时,待氨雾渐渐消失时,人们才看见他还钢铁般站立在管架上的阀门旁。有工人忍不住喊出了:“要学铁人,铁人就要我们身边!”的肺腑之言。

在尿素二车间,大凡在最艰苦、最危险、最脏、最臭的地方,总能见到他的身影和他那双宽厚的手。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少活20年吗!”他说:“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那钢铁般碰击的声音,在辉辉塔林中穿行,在人们的心中回荡。

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化工部“学铁人标兵”。他的事迹还被《四川工人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

 

“标兵”的力量是无穷的。

尿素二车间投产初期,由于设备有些地方先天不足,每天有20多吨氨和二氧化氮从烟筒白白排出。这不仅浪费了资源,还污染了环境。这成了主任茅启昌的一块心病。如何治好这块心病?他潜心研究,细心琢磨,经过多种方案的实践,最终提出了以“带压吸收装置”的方式,解决了困扰企业的一个难题,也治好了“心病”。然而,在他“心病”好了的同时,他的胃病却又犯了。作为车间主任,为了装置能长周期运转,他只能时常用拳头顶住胃痛,奔跑于高塔的上上下下。他说:“只要心不痛,不管胃再痛,其心也是甜的。”

 

1989年,一场罕见的“4.20”特大冰雹袭击了泸州地区。一个炸雷导致合成二车间水处理系统的“石灰加药系统跳车、除盐系统”跳车。当班的黄必溪对林利、罗每华说,“你们注意监视,我去处理。”他扣上安全帽,抓起椅子作盾牌就冲了出去。“黄师傅太危险了,”他浑身发抖,但意识到,“水是生产的血液,生产一分钟都不能失血呀。安全帽被铺天盖地的冰雹被打得直响,一根水泥电杆倒在他身边,他不顾这些,仍向闸门、阀门奔去……

在1983年9月的一场更换高变触媒遭遇战中,404厂、安环科气防站突击队在100多度高温的高变炉内轮番奋战三天三夜;汽车运输队突击队日行1300百里抢运触媒;合二突击队吃苦耐劳、连续作战、不畏艰险,仅用8天零半小时打了一个漂亮的抢修攻坚战。

在合成二车间压缩厂房透平着火时,面对10米高的烈焰,压缩机机长罗锡坤提着灭火器,对着班员大喊一声“这是我们的岗位,是死,也要死在岗位上!”一个人提着灭火器冲上去,二个人抓起灭火器冲上去了……他们用自己的铮铮誓言,用自己的血与火殊死搏击,为最大程度地保护装置,书写了悲壮一页。

1993年2月6日,由于供电障碍使瞬间供电中断。合成二蒸汽减量致空气压缩机轴向位失衡,产生振动,将油管振裂,高压润滑油喷在高压蒸汽管上,顿时燃起大火。保卫部总支书记彭传勇、消防队陈炳军、班长李长江带领消防队员火速赶到现场,并冲在最前面。烈火、毒气、爆炸、垮塌的建筑,都可能让他们瞬间窒息身亡。陈炳军一把将彭传勇档在身后大喊:“书记,这是化工火灾,毒气爆炸随时可能发生,你不用去现场,在后面指挥就是了!”彭传勇也挤身上前大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时刻,该死就死,我们共产党员只能上不能退!”他们一齐冲向射水最佳的位置,任毒烟围攻,任掉落东西砸在身边,足足坚持了20多分钟,直到大火全部扑灭,他们才被强行送进医院检查。时任泸州市市长的唐宁赶到现场,看着满地的灭火器和满地的泡沫后激动地说,“我代表全市人民谢谢你们,谢谢泸天化”如果事态扩大,将殃及周边人民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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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鸡下蛋”!这是任何一个“当家才知柴米贵”之人所梦寐的,这也是中国进口化肥装置的一个初衷。但,如何“洋为中用”?如何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变成树上的果实?注定就是一条泥泞之路。是否如愿以偿,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就尤显重要。面对13套大化肥装置出现的开开停停,化工部也急切向各大化肥企业下达了科技攻关课题。泸天化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时任副总工程师张博文、副总机械师张序朴带领员工们克服了资料、设计、制造、安装上的种种艰难险阻,成功研制了国内一流的“高压对称平衡式氢氮气压缩机”,享誉化工行业。

大凡有点化工常识的人都知道,化工是歇人不歇机器的,管好装置的最高境界就是“长周期安全运行”。而自身的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又与“长周期”成为了一对冤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减少停车?身为泸天化机械副总工程师的胡锡章一头扎了进去。科班出身的他认为,尽管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很渺小,但总得给后人留下点什么痕迹。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他没日没夜地啃。生产现场一旦出现什么事故,他总要抓住机会获取第一次资料。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困了,用毛巾洗个冷水脸清醒清醒又继续向技术的难点发起冲击;饿了,嚼两块饼干又继续往技术的高峰攀登。他本身就比常人瘦小许多的身躯,现在更瘦小了,以致他坐在办公桌前,也极不易被人发现他的存在。不知是他桌上堆的资料太多,还是他的体魄的确太瘦小,但他的心比一般人更强大。他与北京化机厂合作研制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装置合成气压缩机组的高压密封油泵,终于在泸天化首先试用成功。这项科技成果,于1986年获得了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之后,他又以主持人的身份率任晓善、王国平、温铭箴、黄嘉琥共同完成了化工部下达的科研任务——“尿素高压设备修复技术研究和应用”。这项成果对泸天化减少停车,增产尿素,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和节约尿素合成塔设备更新费用等,发挥了显著作用。这项成果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项科技成果于1988年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得以在其他大化肥企业推广应用。

时时跟踪世界先进技术的胡锡章,于1985年10月参加化工建设总公司出国考察团赴美国、意大利和英国考察中型氨厂长节能增产技术,与参加考察的同志一道选定了几项国内还没的国际先进技术。1987年3月,他又参加考察团赴日本,就离心式和往复式压缩机组制造技术考察了神户制钢所三菱重工……由于平时就十分注重对世界先进技术、经济信息的搜集,他向时任总经理的傅建章提出合成气压缩机不委托日本和美国的公司负责改造,也不采用他们提供的新机器,而仍由原制造厂家意大利新比隆公司负责进行改造。傅建章采纳了他的建议,为公司少花了大量外汇。

胡锡章在埋头致力科研项目的同时,应全国化机学会和化工出版社及《化工厂机械手册》编委会聘请,担任《化工机器的维修检修》一书的主编。1986年,他被国家经委聘请为国产第一套年产52万吨尿素装置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并参加鉴定工作。尽管他成果累累,但他从不张扬自己。他常对身边的年轻知识分子这样说:“作为一个有梦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一定要把自己的事业与企业的发展和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才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就是凭着一信条,在科技金字塔上永不停息地攀登,才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他的模范行为,无声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泸天化人苦练内功、消化吸收、精心驾驭,在当时创造了全国合成氨装置连续运行333天的最高纪录。谈起他的今天,他饱含深情地说,“我非常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感激公司领导玉尺量才,不然我也只能“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碌碌无为地渡过自己的青春年华。他很欣赏这样一句话:“人的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就是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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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洪流,一扫“计划经济”的“一穷二白”时,“城市一个标志”、“政府一条街”、“厂长一幢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犹如一股时尚的海腥味香飘各地。

在1984年被推上厂长岗位的傅建章,恰好赶上“厂长负责制”的首发车,随之被四川省政府首批推上了“改革”试点的烽火台,开始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尝试。

在这支打造形象工程的“流行曲”中,上任伊始的总经理傅建章却没有被“流行曲”所动。是他不懂“音乐”,还是他不甘落套。他天天感受到的都是化肥的紧俏,多年来很多人为了买到尿素发生过多少次围店、拦车、截船,甚至哄抢事件。拉关系、批条子以及高价倒卖现象十分普遍。他刚上任,就成了无数双眼睛的聚焦点,公关的“第一目标”。那时尿素尽管还保留在计划分配的篮子里,但他手中仍有少量自主销售的权利。一天晚上,傅建章刚回家洗澡,门就被两个不速之客敲开了。那两人边说“拜年”边往他家里塞一大箱东西。当他从洗澡间出来弄清原因后,十分气恼地叫家人快把东西抬到总经办去。从此,他就为家人定下家规,“不准收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他深知,经他手批出去的尿素一转手,就意味着价格翻番。对这种坑农的事,他从骨子里深恶痛绝。他在一次人代会上得知,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就因严重缺肥,农业生产长期在低产量上徘徊,使本身就贫穷的农民看不到脱贫的希望。他回公司后,马上组织了一批尿素,并派专车送去。

他作为一个生产化肥的领导,深感增产化肥对农业的紧迫性,而设备往往并非按人的意志去工作。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从合成一车间操作工走出的傅建章,对现有装置的“生理状况”了如指掌。化工装置的压缩机如同人的心脏。如果心脏一旦出现什么“早搏、房颤”等心律失常,还能跟正常人一样跑马拉松吗?所追求的“多拉快跑”的长周期,岂不就是水中月或空中楼阁吗?他心中始终有道没化解的心结。就在泸天化引进装置开车不久,合成氨压缩机推力瓦连续4次被烧毁,损失液氨近3万吨。这么多液氨可生产多少吨尿素?这些尿素可换回多少吨粮食?这道小学生都会的算术题,如同一道没有愈合的伤痕,横在了他身上。

他清楚,在七十年代中末期,世界上就出现低能耗合成氨工艺,八十年代就建成了低能耗合成氨厂,且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安全运行周期越来越长。而泸天化与之相比,那差距犹如一记警钟在他头脑里拉响了。那时,一个世界范围的改革调整浪潮正在兴起,各国都开始从自己的“综合国力”出发,抢站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高地。而作为肩负国民经济重任的国企,理应走在前头。作为省劳模的傅建章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主要由经济的技术的发展所驱动。所以,一个追赶世界一流的使命刻不容缓,当下的节能降耗,迫在眉睫。可如何把想象变成现实?他又沉默了。

之后不久,有条信息突然让他从沉默中暴发了出来。那是1983年,世界银行副总裁率团访华表示,愿意提供一笔低息贷款用于中国企业的改造。姚依林副总理立即将这重大信息通知给化工部。化工部领导决定,将这9700万美元分摊给5家大化肥企业进行技改,并于6月23日及时下发相关《通知》。

消息在泸天化决策层传开后,也有人并不像傅建章这么兴奋:“花这么多钱,仅换来部分技术革新和节能效果,这毕竟不是最佳选择啊?倒不如另辟蹊径……”

“如果我们懂得生存贫困经济学,那么我们会更多地懂得经济学。”出生在天津农村的傅建章,刻骨铭心地记得,他是靠父亲变卖家产才勉强进了中学,是党用公费才使他读完了中专。所以,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生存贫困经济学”。而他作为全国七届人大代表站的角度理应比一般人更高一些。他一门心思想到的是:中国的粮食虽有增长,但人口也在以每年一个东京人口数在膨胀。如果以人均占有土地与粮食的关系来衡量,中国一下就落到了坦桑尼亚的行列。有人曾形象直观地描述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当时的11亿多人如果一张嘴(一张嘴按0.4厘米算),一张55个足球场大的饼子,一口便报销了。如果贴身排列,足可排到月球。如何加大国家“粮食安全”系数?不就是泸天化为国分忧的使命所在吗!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天然气储量虽在一万亿立方米以上,但中国也是消耗和浪费能源最惊人的国家之一。而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能源毕竟是个有限定数,是不可能再生的,只能随消耗而递减。

之前,他就获悉,意大利卡萨里的轴径向结构合成塔内件技术刚刚兴起,这一关键技术的应用给化肥增产带来一种可能。于是,他果断抉择,带上总工程师连夜直飞北京,成为了申请贷款第一人。

1984年10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泸天化大、中化肥装置改造项目。1985年8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世界银行正式签订贷款协议,将贷款总额9700万美元中的4130万美元分配给泸天化实施技术改造。经过一系列烦琐而漫长的程序,直到1987年11月23日,化工部批准泸天化上报的开工报告后,才标志国家正式批准泸天化对两套化肥装置进行技术改造。

随之,“三个战役”、“四个主战场”在大化肥改造现场全面铺开。“五大战役”、“三个战区”、“五大压缩机组”在中化肥现场全面展开。

在30万吨合成氨装置改造中,103J节能改造无疑是重中之重。据了解,其他国家对此改造都是将设备运回美国生产厂家进行的。如果按此惯例,泸天化少则要花上百来万美元的外汇,更重要的是还是那再花千万外汇也买不回的时间。早开车一天要多生产多少吨尿素,迟开一天要损失多少吨尿素?几乎每个泸天化人都能一口答出这道简单题。如果留在泸天化自己加工改造,虽能省去大量的运输时间和改造成本,但改造的精度必须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四分之一之内。泸天化有这样的先例吗?达不到精度要求的风险谁能担当?中国人喜欢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真正敢入虎穴的人又有几个呢?车工间主任张崇恩就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与美国专家争执开了。

美国专家幽默地说:“你们要自己改造也行,干坏了又花大价钱到咱美国去买就是了嘛!”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张崇恩,硬是咽不下这口气。这口气不属他个人,而属整个泸天化。……技术难度前所未有,心理压力重如泰山。他集思广益,使出看家本领,总算完成转子加工,但能否算成功?他心里也像坠了块千斤石头。只有到了安装合盖时,那转子硬是纹丝不动,在场所有才的人才在这一刹那间如释负重地长吐了口气。试车中,那转子在每分钟13000转的速度中,居然没发出多大的声音。事后,那美国专家设宴招待张崇恩,说:你能用钻床搞出来,真是个奇迹。我服了!

在这次改造中,空气预热器安装,换热元件有12000块,重达30多吨。日本专家前田先生计划需7天才能完成。由于我方采用榨油式游木棰代替了传统的手木棰,结果仅用3天就安装完毕。

两套化肥装置经过轰轰烈烈的全面技术升级改造,大化肥于1988年11月4日产出合格氨。中化肥装置于1989年9月25日产出了合格尿素。

大化肥改造后,在全国首家达到增产15%的能力,净节能1.257+10kcal,被化工部誉为大化肥改造最成功的一个样板。中化肥可增产50%,净节能24.3%,也成了一个样板。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泸天化合成氨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尿素生产能力达到72万吨。这无疑为泸天化成为全国最大尿素生产基地加固了基石。泸天化也因此而登上国家特大型企业、“科学技术百强企业”、“国家二级企业”“无泄漏工厂”、“清洁文明工厂”的台阶,并荣幸挤进国家500家最大工业企业、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的行列,即人们习惯称的“中国500强企业”(位置还居中),成为了中国尿素工业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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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世纪收官的脚步声悄然踏近时,泸天化还能躺在“中国最大尿素生产基地”的美名上,等待下个世纪的曙光从东方冉冉升起吗?高瞻远瞩,从长计议,抢占下个世纪制高点,又成了泸天化奋斗的新目标。

像尿素这样的支农产品,是受国家政策调控的,企业不可能按当时的供需关系赢得较高利润。从全球产业革命来看,技术多样化、新产品多样化、个性、信息化,已崭露头角。

为优化产品结构,走出泸天化产品单一的历史,实现从化肥到精细化工、从无机工业到有机工业、从高能耗到低能耗产品的战略转移。

泸天化带着这种观点多方考察论证后,于1988年11月17日,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代表泸天化与意大利CMB公司签订了年加工3万吨菜籽油脂肪酸装置的技术引进合同。19日又与英国PJC公司签订了年产5600吨含氮衍生物装置技术引进合同,同时签订产品返销协议。这套总投资近3亿的油脂工程,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油脂化工装置,为我国油脂化工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因此,它被化工部列为了16个精细化工生产基地之一,同时被国家列入了精细化工骨干项目之一。

正当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时,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让项目成了西方“七国集团“制裁中国的牺牲品之一,工程建设被迫降温,直至搁下,在遥遥无期中等待。

当“制裁”的阴霾在悄然散去时,顾透莲于1990年11月第一次率领中国化工代表团出访意大利。这次访问,是10月22日欧共体国家恢复我国关系正常化后,欧共体国家接待的第一个中国部长代表团,其政治、经济意义,和对西方国家的影响都不言而喻。意大利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安排多名政治高级官员会见代表团。这次访问,不仅打破了“制裁”的封冻,还签订了利用意大利政府贷款,购买一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装置,落户于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即天华公司。

在顾秀莲的这次成功访问后,泸天化精细化工程也开始解冻。按CMB公司与泸天化的合同规定,1992年6月13日是最后截止日期。建设期间除开本金外,还每天增加2万多的利息。别无选择,泸天化只能背水一战。时任党委书记的程广丽下死命令,要求各单位建立内部承包责任制,确保“后墙不倒”!

面对有400多台设备要安装,工期只有100天,新组建的化建公司王有华发出了决战令,“不怕多流汗,不怕多掉几斤肉,也要把油脂工程稿好,决不能给公司丢脸!”为此,公司上午早开会,中午不回家吃饭,下午接着干到晚上8点半。工地上立体开工,全面开花,以“深圳速度”促进现场一天一个样。部门领导、办公室人员倾巢出动现场办公,一切为了现场需要。王友华没日没夜地跑现场,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嗓音沙哑,病了不吭声……邓学明母亲去逝,只在当天赶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回归现场。

就在“大战100天”中,有人急匆匆跑来告诉项目负责人刘刚,“你妻子生了!” 此时的刘刚既兴奋又焦急。这是他妻子第二次生产。第一次生下来没多久,因医疗事故,孩子不幸夭折。可当他在妻子身边护理了几天,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抱着孩子看着妻子,心里却惦记着油脂工程安装现场,脑子里老闪现着“后墙不倒”和工期只有“一百天”。他个子虽瘦小,却没有一般年轻大学生那种娇气,无论骄阳似火,还是暴风骤雨,他总是第一个到现场,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就主动说出他想说而又难于启齿的话。他感激妻子的理解,仅在妻子身边护理了几天,又活跃在了油脂设备安装工地。

经过2年披星戴月地艰苦奋斗,装置于1992年7月1日正式化工投料,之后相继产出了甘油、芥酸、硬脂酸、花生酸、油酸等7个主导产品。这些产品经过深加工,各个产品又可开发出一系列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小产品。这些产品很快就远销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使泸天化成为了泸州创汇大户。

1994年6月25日,四川泸天化油脂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创立。在首届股东大会上,傅建章当选为董事长、程广丽当选为副董事长,王敦伦被聘为总经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泸天化到此时既有了大吨位的拳头产品,又有了一系列具有丰富个性的小产品,已经提前取得了下个世纪的“入场卷”,占领了部分市场的制高点,但这仅是泸天化的一个新起点。走出“盆地”、冲出大海。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大舞台一争高低,并立于不败之地,才是泸天化的根本目标。

那时的泸天化,不仅是泸州的经济支柱之一,还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为扶持地方困难企业,经省委省府同意跨行业兼并了濒临倒闭的泸州二道溪纸厂。那时的“兼并”一词还是一个新鲜词,不加注释一般人难理解它在企业间的嫁接组合的内在关系。为了这次从未有过的尝试,泸天化首次在全公司范围内公开招聘厂长,并注入资金使其“心肺复苏”,使其重新有了机器运转的呼吸声。由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文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职工队伍素质,两者很难在短期内融合。“你是你,我是我,大鱼吃小鱼”的观念很难一时根除,导致“试验田”事与愿违,只好拔腿离“坑”。这次“吃螃蟹”交的“学费”换来的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应。这次“跨行业兼并”的尝试,毕竟是中国首例,引起新华社记者和众多前沿经济学家的强烈关注和热烈探讨,泸天化为中国的企业改革重组兼并提供了有益经验和鲜活教训。以大局的眼光看,那点“学费”也没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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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炸药出身的程广丽,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对研究人有了兴趣。她与很多管理者都有同感——“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管设备容易,管人难呀!而人,恰恰又是解放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她纵观历史,咱人类经历过三次大解放,也是生产力的三次解放。一次是从猿到人,二次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三次是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近观中国40年,也有两次解放,一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一次是打倒“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证明,人的手、脚、头和社会生活的每一次解脱,都极大地焕发出人的潜能。她认为泸天化员工中蕴藏着极大的潜能有待发掘和激活,现在正值“思想大解放”,各种学术思想、观点层出不穷。但作为企业,有一个根本落脚点就是要确保企业的各项目标变成可感现实。身为泸天化公司党委书记的程广丽,深感有很多文章需要自己一篇一篇去做。

那时“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刚春意盎然,泸天化也应时于1991年11月8日由“厂”变成了“公司”。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的冲击波,强烈冲击着许多人的思想,公司党委在企业的“核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泸天化也没例外。“政工干部砍一半,生产翻一番。政工干部全砍完,生产大发展。”的冲击波,也在泸天化形成了“浪打浪”的态势。在一些人眼里,“政工”成了“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一些搞生产技术出身的支部书记纷纷要求“重操旧业”,一些政工干部开始转行、跳槽,无路可退的更是人心浮动,自卑“命不好、生不逢时、是吃软饭的、低人一等。”

程广丽1992年从前途党委书记金灼麟手中接过接力棒后,坚信“四项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坚信党委在国企的“核心地位”是不能松动的,坚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不能变的,但党委的工作重心应该由“虚”向“实”转移,向生产经营转移,把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当成自己工作中的难点。这种有机结合,得到了总经理傅建章等行政领导的协同支持。各支部书记一人未砍,政工干部一人未减,待遇一分不变。有次,她到大修现场发现有个搞新闻报道的年轻人在那里悄悄抹泪。她上前关切询问,得知是因采访中不仅受到该单位行政领导的阻止,还遭受侮辱政工人员的言语攻击。程广丽在之后的干部大会上,毫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这位中层干部。从此,政工人员的腰干一下硬起来了。一位骨干政工人员的职称老是磕磕绊绊得不到解决,她就亲自过问,直到一关一关地得以落实。她为全公司260多名政工干部解决了评定相应专业职称打通了道路,力挺支部书记与同级行政干部待遇相同,极大地稳定了政工队伍,确立了政工人员的地位,维护了政工员的尊严。

大凡熟知程广丽的人都深知她有个“怪僻”,那就是凡事都讲“认真”。就连在她儿子眼里,她也是一个“太认真”的母亲形象。遇上什么矛盾,她决不绕道走,哪怕是碰得火花四射。尤其是遇到干部超越什么制度或规章,她决没“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之说。就因为她在荆棘丛中没有弯弯绕,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不知悄悄吞下了多少泪?有好心人包括她丈夫都劝导她,“你就不能学得圆滑点吗?”、“你就不会学点‘刀切豆腐——两面光’吗?”她对此总是坦然一笑。“要发展人身上的各种内力,除了使这些内力相互对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种力量的对抗,是文明的伟大工具……”所以,好多有点锋芒的干部都不敢与她正面交锋,仿佛一交锋就如同自碰炸药包。但她对工人总是春风拂面,总有“亲近感、亲和力”。原综合车间有个叫王志才的工人,因肾病严重住进医院。医院得出结论,不换肾只有死路一条,唯有换肾才尚存一线生机。如果换肾,那费用对一般工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在生命与金钱,她代表公司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第一”,此事在职工产生了极大震动,让更多职工感到企业对职工的关爱,在生死存亡之间,只有企业才能拯救自己。

一年长江又突发洪水,很快就淹没了临江村。她与其他公司领导一起,挽起裤脚涉水进入楼房,逐一查看是否还有未撤离人员,了解受灾情况,及时做好“雪中送炭”工作。

有位职工的孩子被拐,她得知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坐镇保卫处亲自协调各方力量实施解救。直到亲眼看到被拐孩子母亲,又重新将失而复得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她才带着一个母亲的颇多感触回到家里。天下有什么关系能胜过母子关系?此时,正值她儿子高考结束,她笑问儿子考试如何?岂料,她儿子斜视着她冷冰冰地说:“你就只关心结果,平时你关心过多少?同学们都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而我……而你……”儿子伤心的哭声像枚钢球卡在她喉中。她顿感浑身发冷,血也凝固了似的。工作中,为了维护党的“核心”地位和尊严,她有泪,有涉身雷区风言风语的泪,她可以“打掉牙和血吞”。可面对儿子的泪,一个母亲的本性在逼她扪心自问,“这些年,我对儿子对家人都做了些什么?”

在重塑政工队伍后,她又有了新想法新思维。在新时期,党委应有新作为,应“两手抓,两手都硬”。要做到不顾此失彼,其中有很多学问值得自己去探索。她紧紧围绕企业的“中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把总经理工作中的难点、热点,作为党组织保证监督的重点,把监督寓于保证之中,寓于支持之中。正由于她的保证监督和协调,成为了企业经营决策者的坚强后盾,确保各项经营方针目标得以不折不扣地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她以哲学的思考思量泸天化已走过的近30年历史。她认为泸天化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积淀,应把那些宝贵财富发掘出来弘扬与传承。纵观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问题,也是人的问题。所谓对理性的反思也是对人的理性反思,所谓弘扬主体性也是弘扬人的主体性,所谓形成人类意识也不外乎是要处理人类的关系……重视精神文明也就是为了塑造人类的新灵魂。人类重新确认自己,重新熔铸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也就为了更好地发展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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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思考,人按不同层次,有不同的需求,其中最占优势的需求将支配个人的意识和行动。金钱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但它毕竟不是人的最高需要。精神可以使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创造出伟大和神奇。但她也明白,“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所以,如何使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物质达到统一,就成了程广丽最想做的文章。她想,幸福感与满足感,虽无止境,但它也受环境制约,“比较学”就成了滋生它的温床。泸天化员工的物质生活在那个年代,较之于泸州地区名列前茅或屈指可数,也可说泸天化较早品尝了“小康”的滋味。那时,一个普通员工的收入超过当地政府一个科级干部的收入,甚至比一些副教授的工资还高出一截。那时物资还远不及当今,计划与市场还处在过渡期、交替期,粮票、肉票、布票、副食品票还没退出历史舞台。每逢过年过节,分大米分猪油分海鲜分水果,甚至发皮衣、发手表、成了各单位的一道热闹风景。周边居民对泸天化人的羡慕不言而喻。那些正值谈情说爱的青工,更是抖足了神气,成了周边姑娘的首选目标。当时还有口头禅或民谣“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给泸天化……”在周边居民中悄然流传。一个相貌不敢恭维又家徒四壁的“老大难”,因进了泸天化不仅娶了媳妇,而且还是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惊艳四座的街坊“一枝花”。尽管都说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可他仍引以为豪。那时,地方上一些待业的女青年,把嫁给泸天化能进“五七厂”工作视为一种荣耀,就如同一个时代以嫁给解放军、嫁给大学生、嫁给“大款”一样的时尚。就连企业内部的许多女青工及父母,都盘算着如何“肥水不流外人田”,如何成为“双职工”,如何步入“锦上添花”的殿堂。那时的“双职工”,仿佛就多了种佼佼者的意味或芳香。一些配偶在外地或外单位的,也多以能调进泸天化共同守望冒烟的“大甑子”(尿素塔)为上策。不少有梦想的泸天化子弟,也是选择先端稳泸天化的铁饭碗,再设法走补文凭的两全其美之路。所以,那时的技工校、“职大”俨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重点本科”,那小学、中学俨然就是当今人们心目中的梓小、天立,就连能进泸天化幼儿园门槛,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那时,只要下班号一响,以自行车开道的下班族,顿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出厂大门。李子林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小摊小贩,顿时像迎来了当今的“双十一”。那热度、那密度、那景象、那形形色色,一点不亚于泸州今日之水井沟,可谓是泸天化独有的一张“清明上河图”。

总之,泸天化在当时似乎成了一个大乐园、大磁场、大福地。职工的这种自足感、优越感、自豪感、幸福感无不荡漾在泸州的大街小巷,甚至更远。但,这恰恰也是程广丽所担忧的。人,就怕认识不到自己而盲目地沉浸在前辈创造的喜悦之中。中国之所从“四大发明”一步步落后于“后起之秀”,那浓浓的“乐感文化”恐怕就是最深层的原因之一。

在温饱不愁的情况下,也恰是创建企业文化、精神文明的最佳时期。中国有“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的传统,创建好企业文化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惠泽千秋。其意义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一闪耀。

员工必须有共同的精神家园,企业必须有自己的灵魂内核,才能支撑企业经久不衰。程广丽组织全公司职工开展企业精神大讨论,几上几下提炼出企业之魂,并形成“自强、拼搏、求实、奉献”的泸天化精神,为企业树立强大精神支柱。他组织人创作《厂歌》,振奋人心,激励斗志。

她站在历史的前沿,前瞻性地提出了“厂兴我富,厂衰我穷”这条思想政治工作的红线。党委的一切活动都以这条红线来贯穿。一时间,泸天化的气温一下像五月的阳光。“要想企业兴,技术大练兵”、“要想自己富,生产无事故”、“只有企业的的兴旺发达,才有员工的富裕安康”等观念开始层出不穷。

为弘扬正气树立新风尚,党委每季度评选出“十佳好人好事”,用身边的感染身边的人,用身边的故事激活身边的故事。

她利用1984年由时任党委书记金灼麟和时任宣传部长曾德华创刊的《泸天化报》和电视台为主阵地,开展征文摄影活动,发掘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鼓舞人心。她开展多种主题的演讲比赛,感召职工奋发图强。她每年开展文艺汇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凝聚力量,焕发“爱我泸天化”的热情。她广泛开展田径运动会、篮球赛等体育活动,提高职工体质,提振职工奋争的精神风貌。在这期间,文学、书画、摄影、音乐、舞蹈、棋牌、体育等群众性协会纷纷破土而出,如同沐浴春光的禾苗,一派勃勃生机。

在那时,泸天化涌现出了以牛俊才为代表的工人作家群,活跃在各基层单位,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展现了泸天化在泸州地区鹤立鸡群的创作实力,在全化工系统也屈指可数。牛俊才不仅获得四川省文学奖,还当选为泸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扛起了泸州文学的大旗。欧俊楷的书法也在泸州地区享有盛名,各类大奖频频收入囊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泸天化李奇收藏的长江奇石,就在奇石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奇石居”、奇石架、凉台,甚至床底、厨房无处不挤满了大大小小、造型各异、色彩万千、内容丰富的奇石。论起他的收藏历史,可追溯到他的少年,甚至儿童。他的奇石有的像孙悟空、有的像“北京猿人”、有的像空中楼阁、有的像散乱的思绪……。随着他文化层次的提高和对奇石文化的研究,在省内外发表了多篇有关奇石文化鉴赏和研究的文章,《四川工人日报》、《中国化工报》等报刊还专门报道过他收藏奇石的文章。他因此而加入了四川省美学学会,还为美学学会创刊了《美石》报。这对之后的泸天化员工掀起收藏长江奇石热,起到了引领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弘扬中华长江石文化,他还特地出版《长江奇石》一书。以刘良勇为代表的泸天化篮球,也风靡泸州一时。为保持泸天化篮球强盛的生命力,工会副主席蕃春禾亲自带队奔波多地选拔有潜质的新人,充实篮球队。已年近八旬的刘良勇,至今还在为终身热爱的篮球而悉心培养下一代。泸天化每年的文艺汇演,座无虚席暴满整个大礼堂,自编自演的节目激活了职工和家属热情,其热闹程度胜过专业团体。其舞蹈水平也是泸州一枝花,代表全国化工行业晋京演出。王牧代表泸天化参加四川省总工会举办的职工演讲大赛摘得桂冠……各层次各种类别的文学、艺术和体育竞技类奖状奖牌,像百花园一样丰富着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自豪感也伴随而生。

为了更祥尽地展现当年文体盛况,现将刘良勇、欧俊楷、牛俊才的小故事呈现大家,可通过他们打开尘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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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勇,一生钟爱篮球的人。

在泸天化,大凡喜欢体育的人恐怕无人不知刘良勇。别看他在球场上生龙活虎特别耀眼,可他还是泸天化化机厂机械制造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呢。身高不足1.7米的他,于1962年从西安交大毕业后就来到了泸天化,就成了篮球队的灵魂,还成了泸州市及原宜宾地区队核心。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一般过了30岁就纷纷隐退或被淘汰,可他到了35岁还以主力的身份代表泸州市参加大赛,46岁还率泸天化队在全国化工行业大赛中“满场飞”,并取得佳绩,让惊叹!让人敬仰!  

他是球场上少有的高学历、高智商球员,他是组织后卫,在场上的指挥能力、串连能力、战术应变能力都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他出人意料的妙传、出色的弹跳和滞空能力、左右开弓的高难度投篮和“拉竿”技术、运球过人的速度与虚实相济的智慧,都会赢得无数球迷的欢呼雀跃。他在对手的眼里,无疑是重点“关照”对象,防守他如同空手捉“滑泥鳅”。他充沛的体能和灵活多变的技术应用,都彰显了篮球的艺术魅力。看他打球,如同看一种运动艺术的展示,如同看NBA球员的表演,如同享受一次激情澎湃的体育体验。当时的泸天化篮球队是企业的一张名片,刘良勇三个字无疑就是这支篮球队的名片。

他的篮球技术如此精湛,归功于他对篮球的如此热爱;他对篮球的如此热爱,归咎于从小受到学体育专业的父亲的影响。他10岁起就对球类运动产生割舍不掉的偏爱,即使某天没有球摸,痒痒的手哪怕是捏个“纸球”,也要过把瘾,心里才舒坦。1992年,泸天化篮球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心如火烧,毅然辞掉了车间主任的职务,办起了个篮球培训班。果然,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就招了6个班,与那些初识篮球的娃娃打成了一片。有人说他抱着一个“主任”职务不好好干,去“不务正业”,简直是得了“篮球病”,简直是被篮球异化了。

说起“病”,他还果真得病了。由于他时常早一顿晚一顿,饱一顿饥一顿,胃几次以大出血向他提出了强烈抗议。有次,好在被人发现及时,他幸免于难。可他刚从医院苏醒过来,又悄悄来到了球场。学生见他脸色像被碱水浸泡过一般,都围过来关心他,他却不通人情地吼道:“快训练去!都围着我干啥?”在朋友跟前谈起篮球、谈起他的学生、谈起美国的NBA,他总是滔滔不绝,津津乐道,像专业教练在演讲一般; 若别人与他谈起“现今而且眼目下……,他的语言就顿时少了许多,有时还全然像个痴呆人似的只带“收音机”。

他爱才如命。凡发现泸天化子弟中有培养前途的苗子,他总要设法把人家拉进培训班,哪怕是磨破了嘴皮磨破了鞋底。他见一个叫胡苗的姑娘,身高1.8米,但体质虚弱,他就把她招进了培训班,针对她的潜力进行训练。两年后,这个小姑娘在四川省体能技术测验中,取得两个第一的出众成绩,并被西南政法学院破格录取。经他训练的球队,在泸州市青少年比赛中年年夺魁。

他离不开篮球,篮球俨然就是他的第二生命。

 

欧俊楷,寻找自我存在根基的人。

在泸天化提及欧俊楷,人们自然就想到获得“中华杯”全国书法大奖赛二等奖的书法作品;提及书法,自然就想到一直在寻找自我存在根基的欧俊楷。他们之间似乎有种分不开的元素。欧俊楷虽属“垮掉一代”中的一员,但他有川师的文凭,有泸天化中学高中教师的牌子,本可过着悠闲的日子,可他血管里总有点不安分的躁动,拿一天不折腾一下笔墨,就像生活中缺了点“盐”,素淡寡味。

他受家庭的“传染”,从小就对写字情有独钟。在没有笔墨的条件下,哪怕是用木棍在沙土上划一划,也是种生动的童趣。在那“批林批孔”的年代,他把写标语、出“战报”当作了大练书法的课堂。他进泸天化后,他的字虽得到不少人的垂青,但他觉醒地意识到,这像白发猪儿家家有一样,终归还没跳出“大路货”的范畴。要想自己字与艺术挂钩,就得有别于其他人的字,这就是“个性”。那“我的个性又应该是什么呢?”他一次次地向自己的内心发问,一次次地忍痛否定自己的过去。重复是艺术的敌人,否定像一种自由的发明帮助他突破了束缚自己肯定性的这一障碍。他不愿把脚落在别人的脚印上,也不甘愿在自己的脚印上踏步、舞蹈。要做到这点,如同“蜀道难”,也可能正因为有“难于上青天”的青草路要走,才可能有“书法家”的称呼。他这样想。

夜深人静了,电视机里“明天节目预告”早已消失殆尽了很久,欧俊楷才又把写好的一幅字贴在墙上,躺在沙发上凝目审视着。他不是在自我欣赏,而是在自我挑剔,在向“鸡蛋里挑骨头”。有时,明明在昨晚还微笑点头了的东西,今晚就紧皱眉头“枪毙”了。原因很简单,个性不鲜明、创新不顾、线条的内在表现力清浅,时代感跑哪里去……。传统的北派追求粗犷,南派讲究细腻。他身在春风杨柳中,却又痴痴地吸吮着北国风光的“骨感”。他理解,这叫兼容,叫博采众长,叫天下一切有益的养分都可为我所用。所以,文学、音乐、舞蹈、美学、哲学,一切社会科学都可为我所用,都可通过线条一一呈现。看来,古人的“功夫在诗外”,一点不假。思路决定出路,他在楷、行、草、隶、纂上,全面开花,相得益彰。“善悟者见庭间一树,可以想见千林; 见盆中一石,可以想见千仞。”他的书法作品很快在《中国化工报》、《四川工人日报》等报刊发表,什么“国际龙凤书画大展赛”、“纪念井冈山会师六十周年书画展”、“中华杯”等几十种杯赛的奖项,他一一收入囊中。

通过书法创作,欧俊楷体会到,要写好一幅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主体性的加强和人品的修养很重要,要尽可能地把急功近利的杂念清除到艺术境界之外,使心灵纯洁豁达。尽管泸天化中学在之后被剥离到了地方,但他仍深深地爱着泸天化这块热土,仍支撑着泸天化书画协会,每年春节为泸天化员工写春联,送春联,以自己独有的艺术方式表达对泸天化的一片深情厚意。他认为,泸天化就是他创作书法作品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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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俊才,攀登金字塔的冒险者。

在泸天化这块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牛俊才,很感激泸天化为他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他吸收到了更多养分,才让他的创作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

牛俊才属“老三届”的高中生,在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主宰的那个年代,致使他没能如愿以偿地坐在某某名牌大学的课堂,而是“躲”进了他父亲给他设定汽车驾驶室。原来这“两平米”的空间也不是他的安稳之地,“广阔天地”才是他炼一颗红心的唯一去。岂料,他一炼就炼出了一个不善“你好,我好”的怪脾气。孤独到使他写出了《青山恋歌》、《路》、《飘向蓝天的白云》、《一个老人临终嘱托》等讴歌真善美的小说,这些小说也为他换回了“四川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进泸天化后,子承父业当起了驾驶员,重握了方向盘。不过这次的方向盘让他感受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感受过的空间,视野又真正再现了一个更大的“广阔天地”。他发现人并不是被自己的异己力量,而是被人自身创造的力量所束缚,人在创造美好世界的同时往往也创造了自己的牢笼。“人的存在不仅是使否定在世界表现出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采取针对自我否定态度的存在。”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小说,反思单纯的故事及单纯的人物,开始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下意识、潜意识”探索,力争塑造更丰满的人物、更真实的“圆形”人物形象。他明白“用最精确的数学方式来要求艺术,反而离艺术最远。”的道理。他于1988年终于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龋齿》,在《现代作家》刊物上发表后,在四川文学界引进了较强反响和热议。这是年俊才创作中的一次嬗变,标志他从生活故事展示阶段爬上了人物性格化和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转折点上。这篇小说也为他之后赢得“四川文学奖”的荣誉,也为他当选省作协理事奠定了基础。省作家协会专门为他召开作品研讨会。会前,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陈之光躺在病床上,拉着前来看望的泸州市文联副主席凡丁的手说:“俊才是这批作家中,思想最正派,创作最勤奋,作风最严谨的一个。”在通俗文学、地摊文学、快餐文学和傻子不为钱所动的冲击下,一个搞纯文学艺术作家的路势必越走越窄。有同批作家开导他,“凭你这支铁笔和才气,还愁一个礼拜瞎编不出一个情节离奇古怪的中篇; 凭你省作协理事和文学院学员的牌子,还愁没刊物或出版社热情洋溢地给你约稿子……”可他毕竟太“那个”了,偏偏在泸天化汽车队当起了党支部书记。那时的书记顶多就在奖金上多零点几的系数,可他还是干得津津有味,还得到过程广丽书记在大会上的表扬。那时的车队,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不好管的“油子”队伍。驾驶员走南闯北,过的桥比一般人走的路多,见多识广,一般性的大道理对他们行不通。驾驶员出身的牛俊才却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一般驾驶员的文化多不高,为人直爽豪气,只要以心换心,真心与他们交朋友,他们可为你甘愿“两肋插刀”。牛俊才没事就往驾驶员堆中跑,与他们融为一体,分不清谁是领导谁是工人。这让那些不好管的“老油条”也感到敬重,“人家一个名作家,都给我们一起跑车一起修车,已经是高抬我们了。”他们还以此为美谈逢人便讲,就像与明星交上了朋友似的,有种荣耀感。过去那些不好安排工作,如今不是问题了;过去的“跳跳”,如今也乖巧了许多;过去那些爱多报销点差旅费、修车费的,如今自觉不好意思了。牛俊才为了改变大家对车队“老油子形象,发掘车队的闪光点,联系报社记者采访报道。

他发现在他们车队就有个像“李素丽”(当时家喻户晓的全国的优秀服务员)这样的的人,这人叫马开贵。尽管马开贵是个快要退休的人了,仍主动申请至泸天化至成都的长途客车上当服务员。一次,有乘客晕车失控,从他头上呕吐而下。他并没有感到恶心难忍,而是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尽管吐,吐完了我来打扫。”并热情地递上一杯热茶安慰道。凡是遇上老弱病残者,他总要上前搀扶或帮助提行李。客车一动,他总要向大家致欢迎词,倡导文明乘车,给大家一种温馨的感觉。每次到达目的地,他总要热情地叫大家多提意见。如果发现有人晕车,他会主动给人调换座位,主动与他攀谈,分散注意力,缓解晕车之苦。路上发现厕所,他们会主动征求意见,给大家提供方便。由于他的热情,不少人都爱托他带东西,他从不推辞。一次,他竟然接受了10多年东西。东西带到车队后,他还要根据不同 地址分别给人送到家里,亲手交到主人手中,他才放心。有次,他爱托给一个姓陶的带东西,当东西带到目的地时,发现姓陶的就有3个。他摸 黑从这个村找到那个村,足足花了他3个多小时才打到物主。

有次,有几个小青年在车上惹事生非,他出面干预。小青年摩拳擦掌要打他“多管闲事”。他没有退缩,而是机智地说,“如果你们中谁能用二个指头做上二个俯卧身,我任你们 打不还手。”几个小青年鄙视他一眼后一试,谁也没这能耐。而他一倒地就是10个、20个,让小青年个个瞠目结舌,锐气一顿减。之后,他又耐心教育起几个小青年来。别看他这把年龄了,他还坚持练马拉松,曾在省级马拉松赛中拿过奖牌。

对于跑运输的驾驶员,其风险正如民间语言所描绘的这样“一只脚在监狱外面,一只脚在监狱里面。”牛俊才觉得应该为大家树立个安全标兵,让大家有个可学可仿的参照物。他发现冯昌和老师傅就是一个难得安全标兵。冯昌和跑了近40年的车,绕地球近40圈,居然无一事故发生。他通知报社记者采访报道冯昌和的安全事迹,推广其安全经验和理念。冯昌和最初见到汽车,就把它当成“大乌龟”来躲让。岂料,他这个最怕“大乌龟”的人,一到朝鲜战场就怀着敬畏的心理与这“大乌龟”结缘了,且还是终身。冯昌和跑遍了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目睹过无数血淋淋的交通事故。他每次都要下车看看,他的看绝不是一般人那样看热闹,而是从专业驾驶员的角度去看,去想。“这起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发生?怎样才可避免?别人出事故我捡经验、我吸教训。”已成为他行车的一条职业守则。什么山路险路、冰路雪路、沙路草路,什么超高、超长、超重,他全领略过了。什么规则、标识、预示、预判,他胸有成竹。尽管他是老资格了,可每次出车,总要精心检查自己的车况,准确算计货重货高,预想可能经过些什么路段路况,心里才踏实。因此,凡遇上要求最高最难的大件运输,领导总是首先想到他,而他总是不负众望地圆满完成。鉴于他出色的安全驾驶,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于1992年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事迹见报后,理所当然了全泸天化安全驾驶的标兵。人们一谈起冯昌和,自然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向他拜师学开车的人,让他应接不暇。

牛俊才在书记岗的出色工作,得到了程广丽在大会上的表扬。而他在当做好员工思想工作的同时,并没放弃自己的创作,而是觉得更了解脚下这块土地了,熟悉更多的人物了,更丰满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之后,他每年都有多篇小说见诸于国内刊物。四川文艺出版社为展现四川的文学创作实力,特推出了一批能代表四川的实力派作家的个人专辑。牛俊才的个人作品专辑《画眉》,就属基其中之一。这是泸州地区第一个非自费出书的个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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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自豪感大幅提升中,程广丽又组织职工到叙永大树硫磺厂等困难或濒临倒闭企业参观,通过“忆苦思甜”,警示职工“珍爱企业”,让职工从心灵深处意识到“个人与企业是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小富即安”地躺在现有的优越感上“哼小夜曲”是危险的,只有“不满足才是向上的车轮”。让“厂兴我富,厂衰我穷”的系列活动贯穿始终,化作永远奋进的力量。

程广丽从一开始就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抹包包散”、不是当“泥水匠”、更不是“事后跟人擦屁股”。国企,之所是社会主义的基石,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确保党的方针落地,企业的目标得以实现,把那些“懒惰型、应付型”的变成“执行型、创造型”,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劲往一处使。

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的彭传勇对思想政治工作有这样的理解,“思想政治工作要像盐一样融于水,而不能像油那样浮在水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劳服司有位青工因犯罪“二进宫”出来后,思想消沉无心工作。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一无本事,二有背上了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臭名,谁见了都躲避三尺,怕被病毒传染了似的,只能与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混混”一起破罐破摔、以烂为烂,了结一生。彭传勇了解他心思后,就安排一个共产党员主动与他接对子,手拉手教他学焊接技术,消除他自卑心理,重拾人生信心。不久之后,这名青工像换了个人似的,比谁都能吃苦,遇上艰难险阻总是冲在最前面,成为了公司的先进。

有位姓赵的青工因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危在旦夕,劳服司领导多方找血输液组织抢救,病情好转后,又给他解决住院费,减轻他生活负担。这位青工感激地说:“你们像妈妈一样关心我,我只有靠努力工作来回报组织。”

劳服司青工蒲志祥病危住院,经理彭传勇一天看望两次。这位青工不幸去死后,别人都不敢接近,彭传勇就亲自为他擦洗身体、穿衣入殓,处理后事,使这位青工的父母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逢人便说“还是公司领导好!还是泸天化好!”

为使这项浩繁而艰巨的工程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程广丽亲自组织制定了《泸天化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可就在各项工作初见端倪时,她丈夫在外出差因胃大出血而全切除,她却因身为党委书记,没能守候在丈夫身边。她深感歉疚,这种歉疚还慢慢变成了一本“欠账单”。她知道,作为妻子欠丈夫的太多,每次都说一定要“偿还”,可每次的情感欠账单都还在滚雪球似的膨胀……

就是她这种对事业的认真与专注,才造就了一支良好的职工队伍,使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被不断刷新,员工风貌蓬勃向上。把“中心”与“核心”、“凝聚力”与“向心力”有机揉合在了,并得以同步提升。泸天化因此而荣获了“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称号,她也因此而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半月谈》十佳新闻人物。在一系列殊荣面前,她很冷静,像奔出三峡的江水,心胸更辽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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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挺立西部昂“龙头”

 

随着国门的打开和“WTO”的成功加入 ,中国国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赐予的众多机会面前,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世界经济大循环中,负重的国企如何穿越大漠般的生死界?举国关注!中国的传统产业,如何破冰驶入新世纪?万众瞩目!为适应改革改制新形势,四川省经委批准泸州天然气工业公司,于1995年9月1日改组为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天化在完成历史性的三级跳之后,第四级跳的尝试又摆在了以任晓善为泸天化化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前。泸天化能否一跃而占领下个世纪的制高点?聚焦的目光自然落在了任晓善身上。他如是说,第四级跳是惊险的,但只有跳过“虎跳峡”、穿过大漠,才可能迎平川、捧绿洲。除此,恐怕没有别的什么可选择。其实,他不去探这个险,躺在前辈沉淀多年的“老窖池”里哼几年悠闲自得的小调,员工的温饱,甚至小康,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还是一种责任,一种厚重的历史感驱使他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惊人目标:到2000年达到资产规模60亿,销售收入30亿,利税5亿,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员工,才不至于成为一个泸天化发展史的罪人。

岂料,雄心万丈的任晓善一坐上总经理交椅,“入世”的风暴,变幻莫测的市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向不愁嫁的皇帝女儿——尿素,因俄罗斯进口尿素屯积沿海的冲击,居然开始“愁嫁”了,“婆家”比想象的还难找。过去的那些“驻泸天化办事处”,转瞬间全人间蒸发了似的。过去,一些县太爷登门讨尿素,能派个部门中干接待你就算给足了面子;由一般干事甚至倒班食堂班长陪一个远到而来的县团级干部炒两份老腊肉,也是一件够意思的事。这虽有背于“兵对兵,将对将”的官场习俗或礼节,但这也是由“你求我,而不是我求你”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只要有人接待,对方多半都自知自足了,总比那些吃“闭门羹”畅快多了。现在而今眼目下,你一个堂堂副总经理放下架子找到过去有恩于人家的老客户,客气点的“陪你打打太极拳”,让你慢慢明白什么叫自知之明,什么叫给你面子;如果没有这个情感基础的客户,人家根本就难得答理你,难得为你浪费“一寸光阴一寸金”。供求关系一下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一向笑脸相迎极具亲和力的银行,也开始初露“嫌贫爱富”的本性,像对待乡镇企业与你渐行渐远地拉开距离。

这就是市场的滋味,这就是一种无情物的味道。在同质竞争的情况下,谁有价格优势,市场就向谁献爱心。在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任晓善,此时不得不低下头拜“市场”为师。过去习惯的“等、靠、要”吃政策饭的,如今只能是“单相思”,天上不会无缘无故地掉馅饼、掉救生圈。他看着仓库、码头堆积如山的尿素,看着散装仓库的堆积尿素将逼停装置时,感触尿素已经成了路边无人过问的小草。

降价!一吨尿素减少200元,一年的能源涨价6000万元。两个负数相加,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空洞”立刻呈现眼前。这个“空洞”一年就可轻松吞掉2亿元利润呀!而且还像沙坡头上的滑沙板难见止滑的势头。任晓善感到交椅上有剌有针,坐立难安,茶饭不香。要想泸天化在强手如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唯有唱好《国际歌》和《国歌》,靠围绕市场转,靠与市场攀亲结缘,靠向内部挖潜,靠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面对那个虎口般血腥的“空洞”,他在就职演说中剥去了一切套话,剥去了一切好大喜功的漂亮话,公开袒露自己的忧患,像入党宣誓那样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足5分钟的讲话,虽没有换来雷鸣般掌声,到惊出了人们一身冷汗。

“不论尿素降价,还是能源涨价,一年的利税不能减!”这是天方夜谭,还是任晓善在跟自己过不去。在这种“剪刀差”面前,他首先向多年养成的“家大业大,浪费点不算啥”发起了宣战,学邯钢降成本、划小核算单位、压缩行政开支、压缩差旅费、压缩办公用品,结果连电话费、纸张费,这些芝麻,他也没忘记一粒一粒地捡。

为了捡“芝麻”,他注重抓好典型,以运输公司为突破口,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可派谁去呢?运输公司多是走南闯北的驾驶员,被公认是最难管的一支队伍,所以对一把手是绝不许乱点鸳鸯谱。在班子讨论中,经济管理处的副经理雷晓阳进入了他的视线。

早在1989年,当附一厂生产经营出现困境时,是雷晓阳挥鞭上任,仅用4年时间就使附一厂资产增加400多万元。1993年劳动服务公司因上编织袋、水稳剂印刷激照排需500多万元,这几乎花光了劳动服务公司所有积累,使300多人每月的20多万元工资受到威胁。是他临危受命,仅用3年时间 就扭转乾坤,并开辟了劳服司生产经营新纪元。凡事都以改革为先导,凡事都敢碰出火花,凡事都要干出个名堂。他就认准雷晓这一点,才又将一盘“残局”交给了雷晓阳,并划定1998年亏损指标不准超过108万元。

雷晓阳一接手就感到如同置身于一个压力容器之中。他掂量着自己今非昔比的身体,感慨颇多:1996年的运输科亏损162万元,已深陷于一个巨大的亏损漩涡之中。1997年改制为运输公司后,仍亏损121万元。“要在运输惨烈的运输行业中,摆脱亏损的帽子谈何容易?”好在他善于变压力为动力,又开始了1999年以增收节支为主的减亏扭亏大行动。

雷晓阳虽当即给予了保证,但这“残局”毕竟不是在一纸棋盘上。亏损自有亏损的原因,他分析,竞争残酷是不争的事实,但内部管理混乱,“趁浑水打虾耙”私自卖油卖轮胎,损公肥私等也是不可忽视的病因。为堵住漏洞,他逐一分析每台车的耗油情况,让那些偷油的典型被一一曝光处罚,并一分不少。如此一来,一些人赖账、耍横、威胁,甚至扬言要杀他全家,他将威胁和恫吓挥之脑后,处罚决不手软,该写检查的决不以口头代之,决不以“下不为例”而轻松过关。典型被一一突破,正气的旗帜又得以高扬。

雷晓阳之所以敢于碰硬,在他心中一直珍藏着一个夙愿——“当干部就要当焦裕禄似的干部,宁肯牺牲自己也要造福一方。”在他的历程表中,总能找到他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生动画面。他加班多,可工资里从没加班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服他了,整个减亏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可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职工医院一查,心肌炎。泸州医学院一查,怀疑为冠心病。可究竟是什么病,直到现在他也说不清楚,只感到上几层楼就累得直喘粗气。医生要他至少绝对卧床休息2个月,上级领导要他一定到成都再好好查一查。他总说不。因为他总放心不下刚刚有点起色的工作,怕又重蹈覆辙。他把工作带到职工医院边工作边输液两不误,仅过了10多天,他又匆匆回到了运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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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阳高频率的心跳还没来得及缓下来,爱人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最后瘫痪在床完全不能自理。这晴天霹雳给了他当头一棒。爱人需他在一旁护理,运输公司需他开创新局面。更让他心碎的是,儿子还在一旁怨恨他:“我已技校毕业,你一个堂堂经理为什么就没本事给我找个工作?!”

在他内忧外患,日夜操劳下,运输公司在过路费增加60多万元的基础上,仍把集团公司划定的108万元亏损额缩小到了18万元。其中节油10多万元,节轮胎20万元,节材料费10多万元,客车也减少成本费用37万元,对外支出 减少50万元以上。雷晓阳也因此在1998年,被集团公司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运输公司增收节支的典型推推广后,任晓善多少得到几分喘息,但他更急于要的是生产装置的“安、稳、长、满、优”地运转,这才是他决不放弃拥抱的“西瓜”。

设备大修一结束,尿素厂厂长周寅仪算是吃透了任晓善的心思,一开口就响亮提出要完成62万吨指标,关键是要看液氨能否满足。任晓善立即将目光移到氨厂长袁勇身上。袁勇接过周寅仪踢过来的“皮球”,感到沉甸甸的,心中本能地打起了“小九九”,凡事不能太满,得跟自己留有余地。往年一般完成41万吨,去年完成了44.5万吨,若再往上加,何时才有尽头。任晓善看出了他的“足智多谋”,果断亮出“45万吨”的牌子,一口堵住了他后退的“余地”。在座的都惊呆了,这已经是超历史最高纪录了呀!袁勇与他副手悄悄嘀咕了几句,突然变被动为主动地说,“我们决心完成46万吨的目标!”给了任晓善一个不小的惊诧。任晓善先有些半信半疑,看着这个貌不惊的厂长,相信一向保守的他既然敢口吐“狂言”,就一定有他的成竹在胸。

“好!说话算数。咱们就签个军令状。”任晓善像抓住什么转瞬即逝的机遇似的,绝不松手。

一锤定音后,袁勇心里也犯咕哝,可一言即出驷马难追呀。没了退路,软蛋又不敢下。世间的许多办法或绝招,往往就是在“天无绝人之路”中诞生。袁勇围绕“长周期、高负荷、低消耗”三大主题做文章。三级工艺指标管理、班级百日安全活动,层层分解,每个工人肩上有指标。半年过去了,袁勇虽没睡上几个安稳觉,但紧皱的眉梢还是稍稍有所松动。他又斗胆地向任晓善提出将全年指标增至47万吨!任晓善当即玩笑地说,“原来你在之前仍跟我打了埋伏,看来你真是本性难改呀。不逼你,你是难出绝招的呀。其实你有几磅水,我是有数的。”此时,双方都会心一笑。当日历翻过1997年的最后一页时,袁勇组织工人敲锣打鼓来向任晓善报捷了。他不仅完成了合成氨48万吨,还创下了333天的全国同类装置长周期的最高纪录。任晓善终于开怀大笑了,他笑的不仅于此,他笑的还有全公司共有21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创下了历史最好水平,利税终于被牢牢钉在了他预期的那根红线之上。

在一次全体中干大会上,任晓善突然扭转话题,以沉重的心情向大家报道新疆乌石化厂新项目即将投产的消息。他的意图,不言而喻。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空气中似乎也多了层冰霜。凡是搞大化肥的人都心知肚明,这意味着长期保持着“全国最大尿素生产基地”称号的泸天化,将失去这一桂冠,退居“老二”、“老三”。他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眶,然后以洪亮的声音说道:“难道我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地拱手相让这一桂冠吗?”他的话音如同一记重锤击响了无数个鼓点,一种特有的共鸣,在会场上空回荡了很久很久。

“搞大手笔,做大文章!”才是能否推动泸天化远航的驱动力。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而是酝酿已久。

企业竞争也讲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未出兵先看败路。能首先看到自己不足的人,才可能首先不被别人吃掉。在泸天化摸爬滚打了近30个春秋的任晓善,深知泸天化地处内陆丘陵,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劣势,并处于云天化、赤天化、川化、川天化等多家同行的紧密包围之中,生存空间极为有限。一旦尿素出现买方市场,劣势就会雪上加霜地凸现。这不是吗?俄罗斯到岸的低价尿素屯积沿海的风暴还没平息,国际金融风暴又更疯狂地席卷而来。泸天化如何抵御风暴?如何突围?如何找准突破口?如何变劣势为优势?

联合!与亲如兄弟般的川天化联合,携手组建“联合舰队”,实现优势互补,增强抗风险能力。任晓善的这一构想与省里、部里“组建大公司、大集团、大基地”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战役打响了。联合的优势很快形成共识,可一具体实施,问题、难度、远比想象的多。泸天化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5.8亿元,在人才、技术、按理、资金和规模经济方面占有优势。经过30多年积淀,泸天化这块牌子也是个巨大的无形资产。川天化是四川天华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天华股份公司拥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生产装置。装置具有技术新、能耗低、竞争力强的优势。只要认准了这个理,就尽管向前!向前!向前!不管前边是否有荆棘、有沼泽、有火焰山。在多方协调下,一年后终于闻到了阵阵花香,一个精心编织的花环就在眼前——泸天化与川天化“强强联合”,实行资联合经营管理一体化。这样,泸天化集团公司的主导产品合成氨、尿素的生产能力已达80万吨和114万吨,无疑又雄居国内榜首,成了“肥老大”。

然而,这一时代强音的奏响,还仅是任晓善心中组建“联合舰队”的一段序曲。与些同时,他已将组建“联合舰队”的触觉伸到市外省外的10多艘“舰只”。

任晓善始终忘不了李鹏在任期间的一句托咐,“泸天化是四川农业的希望!”这话在他心中,犹如“醒世恒言”。国情省情都是泸天化的立足之本,坚信化肥在国民经济中将处于优先扶持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央把目光移向了西部,四川省、化工部将目光聚在了泸天化。浦东开发、三峡工程、长江开放,泸州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化工城。泸天化在这化工城中,理当扮演“龙头”角色。

这都是机遇呀。他激动地挥舞起了拳头,“机遇有时就像新闻是有时效性的;机遇又像泥鳅,稍不留神就会从你指缝间溜之大吉。”他统一了班子的思想,争取泸天化A股上市。他以改革改制为先导,艰难剥离了不良资产,以最优良的资产于1999年4月16日组成了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他将上市作为泸天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头戏,在各级政府的鼎力相助下,攻艰克难,泸天化A股于1999年6月4在深交所成功挂牌上市,当他与省领导在深交所一同敲响上市钟声时,心中才有了如释负重之感。他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掉了多少斤肉,唯有他才知道;他天南海北地奔波,行程绕地球多少圈?只有他才清楚。他利用上市募集的资金,向天华公司注入3.6亿元,实现成功控股天华公司,使集团公司的抗风险和竞争能力都得以大幅提升。

 

在世纪之交,国际经济一体化,已呈锐不可挡之势。作为国家要发展要强盛,除了融入其中,别无选择;作为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又该如何定夺?泸天化的决策层,面对两个市场,两种竞争,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和前所未有运筹。

在世纪曙光从地平线上升起之时,泸天化为了做大做强,特地成立了“发展战略委员会”。他的使命就是肩负起“迎接挑战,制定科学的战略,引领泸天化未来发展”的历史重任。

“发展战略委员会”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点,以遵循可持续发展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精神为行动指南。那时“循环经济”一词虽不如现在叫得响亮,但泸天化在那时就把这一思想自觉运用于了发展战略之中。 

“发展委员会”紧紧把握中央和四川省经济发展方略,站在行业发展高度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首先制定出了泸天化“十五期间”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巩固和提升主业,逐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并逐步适时地向高新技术领域及其他高新技术产业拓展,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为了更客观准确地把握自己在“两个市场”中的地位和优劣势,“发展委员会”没有故步自封夜朗自大,而是借助于国际知名战略管理咨询公司____科尔尼(上海)企业咨询公司的全球性眼光,把泸天化的发展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审视,去过滤,以寻求更大的延伸空间。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即,“稳定和提升主业,着力产品结构调整和市场拓展,培育壮大精细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相关产业;积极涉足高新技术产业;加大经营力度。努力实现销售收入和利税翻番,成为以化肥生产经营为主、多元化发展的工贸集团。”

在此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编制出了《泸天化集团公司“十五”计划及2010年发展规划》。

“跨越式”、“超常规”,成了《规划》中两道眩目的光环;“煤化工”、“高新技术”,成了《规划》中两道新的风景线;“强化主业”、“化肥系列化”成了《规划》中最重的底色。

泸天化在项目决策上,为了尽量减少投资风险,制定出了一套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的管理措施。面对市场和环境的变化,泸天化在“十五规划”的编制、修改、以及调整和实施过程中,反复听取内外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每选择一个项目都按程序进行论证评审,克服决策的盲目性。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泸天化在总结过去项目建设的基础上,对投资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颁布实施了《泸天化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严格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工程项目监理制、投资项目目标责任制等新的配套管理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在人员少、任务重的艰苦条件下,实现了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投资、费用的有效控制,为确保“十五”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难想象,要实现“超常规”和“跨越式”,没有大手法和大项目作支撑,那只能像小孩在风和日丽中放飞几只风筝满足一时快感而已。为此,泸天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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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脚步刚刚踏来之时,“西部大开发”、“西部化工城”建设的号角就已经吹响,而能源告急的红色信号也在频频闪烁。站在中国化工发展前沿的泸天化决策者们,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跳出传统的化肥思维定式,把新跨越与新型环保扭在了一根科学发展观的红线上,把调整产品结构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甲醇、二甲醚,这个在当时还让许多人都感到陌生的项目上。

2002年4月,经过中化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实地考察和科学论证,泸天化年产40万吨甲醇、10万吨二甲醚工程可行性报告正式出台。同年7月,该项目获得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规划司、投资司正式批复立项。于是,这个总投资10.7亿元,国内单系列生产能力最大的年产40万吨甲醇、10万吨二甲醚的工程项目,就此落户泸天化。

大甲醇项目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国家将原大化肥二手库存设备划归泸天化大甲醇项目建设;给予该项目西部地区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中国银行泸州支行给予1500万美元贷款支持。为了与改革接轨,实现一种新机制,确保项目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3年由泸天化集团公司、古蔺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泸天化股份公司、中国成达化学工程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并于3月10日注册成立。

2002年12月18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泸天化人跨越式发展的号角凛然吹响。

这天,阴霾了多日的天空突然云开雾散,霞光万丈。纳溪区棉花坡境内彩旗招展,欢声雷动,五彩的气球拖着一幅幅巨大标语映红了头顶的天空,上千只鸽子腾空而起预示着泸天化将展翅高翔。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时任四川省副省长邹广严、国家计委代表蔡荣华、泸州市委书记徐波、市长的肖天任等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四川化工控股(集团)公司、各股东单位代表、各大银行代表、各参建单位代表及友邻单位的领导等来宾,以及泸天化集团公司的广大员工,一同见证了大甲醇工程项目破土动工的奠基典礼。

这里原本是一片平静安祥的农田和山坡。自从这290亩土地上响起了这阵鞭炮声之后,这里就不再寂静。从天亮到天黑,从日出到日落,就连星星与月亮也时时倾听着这片土地上的轰鸣声。在场平中,随着一声声炸山的炮响,伴随泥土滚下的还一个个像恐龙蛋般大小的“石球”,让人感到惊喜与好奇,想象的翅膀也随之张开。这是吉祥的象征?还是大地赐给泸天化的献礼?不少人猎奇地把它捡回家收藏起来,看它以后能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泸天化集团公司副总裁、绿源醇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鸿生,又以现场总指挥长的身份坐镇指挥协调各方工作。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弘旭工程建设公司总经理王有华为第一副总指挥长,绿源醇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向东、袁忠、吕勇等为副指挥长,共同担当起了这历史的重任。他们深入现场,靠前指挥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确保工程进度。从基础设计的公开招标到参建施工单位的竞投标,从图纸会审到供应商的精细筛选,他们都坚持做到严格审查,严密运作,严明纪律,严细组织,他们用超常规行动为施工建设队伍加油鼓劲,鼓舞参战队伍的士气,推动了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为提高建设速度,2004年3月,弘旭工程建设公司、四川华西集团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三化建、七化建、泸州七建司、中油三建司等施工单位,以工程承包的形式浩浩荡荡开赴施工现场,拉开了建设大幕。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北京华旭监理公司、成都信达监理公司、泸州永宁监理公司等甲级监理单位,也相继安营扎寨。

面对这样一个科技含量高、技术先进、工艺复杂的系统工程,泸天化人高屋建瓴、运筹帷幄,以全新的思维和方式统领着工程的建设。

在工程建设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施工人员战严寒斗酷暑,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他们披星星戴月亮,风餐露宿,把辛勤的汗水洒在了施工第一线,按工期进度竖起了一个个塔罐,铺设了一根根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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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川南的一朵天然气火光,点亮了新中国天然气化工的希望。泸天化因此而诞生了。面对“民以食为天”的大国国情,朱德委员长带着毛主席“如何发展中国化肥工业”的课题来到了泸天化,为中国现代尿素工业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泸天化最早从西欧引进了中国第一套“中化肥”装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将中国第一套“大化肥”装置投在了泸天化。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亲临视察鼓励。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从此成了泸天化发展的内驱动能和“本分”,并贯穿始终地保持了中国最大化肥生产基地的称号。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泸天化因产能过剩、体制机制等因素,滑到了生死边缘。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全面深化改革、司法重整、转型升级,“老树又发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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