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电闪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闫海育


目录


序:历史记忆的星空和中国叙事 张锐锋

 

第一章  龙游浅水

一  远逝的帆影

二  阴郁的甲午

三  雄起的水雷

四  蔚蓝的航行

第二章  国之重器

一  重工业砝码

二  战争启示录

三  “鼎”立兵工

四  “一五”蓝图

五  选址筹建

六  赴苏实习

第三章  不鸣则已

一  解放前的太原往事

二  把工厂规划在飞机跑道上

三  向中央并毛主席报告建厂工作

四  新中国第一批水雷的诞生

五  国家验收遭遇两厂合并

第四章  一鸣惊人

一  向国防现代化进军

二  无私的援外

三  显赫的战功

四  “三线”情怀

五  荣膺全国大庆式企业

第五章  高路入云

一  军民结合浅尝辄止

二  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保军转民

三  船舶工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急先锋

四  引进德国西门子发电机

五  雷鸣电闪

 

附录:工厂简史 /145

后记:重新发现身边的力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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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的星空和中国叙事

 

张锐锋

陌生的词,熟悉的词,从前的、现在的词,以及更多的、让我们充满了复杂感情的词……从已经忘记了的源头,从滚滚波涛上漂浮过来,和那些似乎模糊了的记忆发生碰撞,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声与超声联合控制引信、非触发锚雷、超声接收器、磷酸二氢铵单晶、陶瓷片灵敏元件、电磁式灵敏继电器、施密特触发器、雷锭、马氏锚自动定深机构……和郑和船队、甲午海战、抗日战争、中苏谈判、苏联专家、高层决策、朝鲜战争、文革风暴、军代表、核武器试爆、中苏珍宝岛战争、中越战争、普通工人、经济转型……一起裹挟着一个个时代,扑面而来。从长江到海洋,从封锁布雷到二战海战,从中国到欧美,从解放战争中的小舰船到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一个巨大的时空穿越,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立体重现,一个个历史人物群像拔地而起,时间和空间被长长的文字锁定,历史从记忆中一次次复活,一部工厂史,混杂着血泪和汗水,在纸面上挥洒,在灵魂里横流,在星空中辉映,在土地上渗透,在今天和未来奔腾。

巨大的编织机,将历史记忆的经纬线牢牢结合在一起,形成宽幅长锦,不可思议的花纹,难以想象的图案,复杂而神秘的、上下勾连、多种元素和各种色彩交替出现的历史迷局,汇集在了同一片云彩里。似乎一切都过去了,但又好像还在广袤的天空停留着。它在夜晚闪光,在白日淡淡地飘浮,悠闲,自在,遥远,占有了不可企及的高度,仿佛覆盖了地上的一切,却仍然给我们预留了可以观赏和体会其魅力的光芒。闫海育是一位诗人,每天在语词的大海中打捞那唯一的一个词的时候,有着沧海钓者的镇定自若,但在这部工厂史诗中,却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有着一副观察者的面孔,面对历史各种事件的惊人敏感,和梳理资料的足够耐力以及洞察秋毫的明亮目光。他所拥有的能力,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不断搜寻,警觉地注视着前面的蛛丝马迹,在史海的惊涛骇浪中畅游,劈开一层层迷雾,将电闪雷鸣中一道闪电紧紧抓住,点亮历史的星空,让我们看见一件件消失了的往事之间,竟然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那么繁杂的背景墙上,那么迷乱的影子,竟然是清晰可信的一个个真实的投射。

中国从来都是热爱历史的国度,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有着汗牛充栋、烟波浩渺的历史典籍,将我们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从远古时代的《春秋》、《史记》、《国语》以及现代史学家们不断刷新的近现代史,一直到几十年前的往事,仍然在新的史料中一点点呈现自己的模糊面容。记忆是如此宝贵,以致于它可能决定着未来的方向。它是信息的存储器,也是意义和价值的重要依据。一个民族有着自己的记忆,它让我们可以寻找过去的踪迹,获知那些渐渐销匿在远处的脚印里还遗留着怎样的信息。这些脚印从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有着我们的体重和来时的路。它即使在不可回望的远处,仍然是有着独特的生命的,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我曾偶然看到一则科学报道,谈的是关于大象的故事。在非洲广阔的旷野上,大象穿过森林和草原的时候,都会留下硕大的、有时超过三十厘米的脚印。当雨水注满这些脚印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个小生境,至少六十多种小生物在其中营造了自己的家园,它在几个物种生命周期的食物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深沉的脚印,在非洲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具有非凡的意义,生物多样性的水平和大自然的平衡,有赖于一个个体重巨大的生物的脚印。这好像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寓言。历史就是一头有着巨大体重的一直行进的大象,它穿越一个个人类事件,它的脚印看起来已经凝固在时间深处的丛林里,但它深沉的脚印,仍然不断孕育着生机。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这些历史脚印里的寄居物。我们不仅生活于现在,还在波澜壮阔的诡谲生活中,不断接受往日一个个事实的滋养。

闫海育所描绘的历史,是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它不属于大众,却与大众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工厂怀着深厚的感情,有着探寻自己所处的工厂的过去的强烈欲望,用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试图还原一个变化莫测的时空。工厂是一个由建筑、机器、技术和人构成的空间存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与追随大自然四季变化的被动的农耕时代划开了界限。它的产品是冰冷的,然而人却将自己的温暖生命灌注到了其中。重要的是,这个工厂的发育和成长,是与冷酷的战争相联系的——它的产品是用于战争的水雷。这样的产品不是直接通往生活的应用,而是用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和可能战争的未雨绸缪。一样用于否定生命的冷酷制造物,为什么人们却肯于付出自己最美好的时光,甚至更为宝贵的生命代价?闫海育从近现代历史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追求做了深入的分析,也从那些残酷的往事所富含的海量信息中寻找原因……这里既有人类的悲剧,也有民族的不幸遭遇。既有历史的波诡云谲,也有积贫积弱的生存困境。既有来自高层的谋略考量,也有现实的不可忽视的危机感。国家、人民、工厂、政治、历史和众多个体,原因推动着原因,事实推动着事实,一切是活跃的和充溢着生命情感的,形势的彼此交织,波涛的交互叠加,海洋和河流上的漂浮物和随时引发的爆炸,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境况。水雷这一人类的创造物,创造和毁灭竟然集于一身,它几乎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隐喻,带出了一个矛盾重重、泥沙俱下、不可预期的纷纭世界。

从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历史图景,也可以看到雷鸣电闪的云隙中透露出来的星光。在和平年代,这一军工厂开始转产,更多地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轰隆隆的机器轰鸣,裹挟着生活的喧嚣,带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冰冷中有着生活的无限热力,残酷中混合着命运的巨大温暖,历史的种种疑问需要历史来解答,现实生活中包含着历史的源泉,而最终的答案可能深含在我们的人性中。闫海育是一个对大量历史信息有着强大处理能力的织造师,他对纷乱事实的条分缕析和精心重构,已经植入了他的思考和情感。事实上,真实的织造品早已被历史的织锦机编排停当,并一直保持着高傲的沉默。它的不朽的图案,仍然迷雾重重。一部工厂史,仅仅是将一个个未解的悬念引向深处,即便如此,它所露出的冰山一角,已经十分壮观,令人叹为观止。重要的是,历史不是供我们观赏,而是供我们思考——从这些历史线索的复杂编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力图捍卫自我尊严、创造未来的精神,看到几代人以艰苦卓越的牺牲所追求的中国梦,更可以看到曲折的历史所隐含的未来启示录。

 

张锐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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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龙游浅水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时节。

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四个春节的喜庆氛围中。长江舰、洛阳舰紧急奉命从上海吴淞港出发,上溯长江,经三天三夜全速航行,沿途顶风冒雪,穿越迷蒙航道,于大年初四凌晨停靠在汉口江汉关码头。关楼上的大钟悠远洪亮地响彻了武汉三镇。

 

一  远逝的帆影

——兼致中国大航海时代

 

早在十五世纪初,中国已经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级的舰队。当然,那时还没有舰艇的叫法,舰队还只能称为船队。

公元1405年至1433年,这支船队在“三宝太监”郑和统率下,七次纵横大海远渡重洋,遍历东南亚及南亚,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沿岸,开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航海时代。

明代时,中国以文莱为界,将文莱以西的地区统称为西洋,以东的地区统称为东洋。郑和出使的国家主要在当时的西洋范围内,所以这段历史被后世誉为“郑和下西洋”。

《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这段文字精练地记述了郑和第一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的使命、规模、历程、所作所为以及影响力。

先考察一下文中所述大船,即后人称之为宝船的体围: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因为明代的度量衡标准与现如今有些差异,我们只能约摸其长一百四十米、宽六十米,甲板面积应该和一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另有资料描述宝船的形状:底尖上阔,首昂艉高,船分四层,高大如楼,船上耸立九根桅杆,悬挂十二张船帆。如此体势,无疑算得上是一件庞然大物。仅此一件,船队就够威够武了。这只船队竟然拥有这样的巨无霸六十二件。太恐怖了吧。假使我摇一叶扁舟出海,远远地遇见,设想现实中的场景,无异于一只蚂蚁遇上集群的坦克。

郑和船队每次远航,都满载瓷器、丝绸、麝香、铁器、金银币等各色宝物,按现在的说法,绝对叫“炫富”。如此招摇,不是想让人抢吗?但你得有抢的本事。浩浩荡荡一支大船队,在阔绰的海面铺展开来,涵盖宝船、马船、粮船、水船、坐船、战船等种类,“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虞,如遇敢有故纵,违误军情,因而偾事者,即时枭首示众”,并有“大铜锣四十面,小锣一百面,大更鼓十面,小鼓四十面”用于传递声音信号,形成严密的航行指挥系统,足可以称得上是一支规格齐整的舰船编队。

船上人员包括正使、副使、监乘、少监、内使、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火长、舵工、班碇手、水手、民梢、铁锚、木操、搭材、阴阳、鸿胪寺序班、教谕、通事、买办、书算手、舍人、医士等,决策、指挥、航海、军事、外事、后勤等职责分工一应俱全。

至于船上的武器装备,大约有火铳、火炮、火箭、弩箭、喷筒、大刀、长矛、钩镰、标枪等,据说还有一种“赛星飞”,是世界兵器史上关于水雷的雏形的记载。这个名词出现在明朝人罗懋登以题二南里人之名写成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六十回《兵过溜山大葛兰 兵过柯枝小葛兰》:“到了明日,刘将军出阵,兵分三队:前面两队,都是火炮、火铳、火箭之类;后一队,一人手里一条赛星飞。怎么叫做赛星飞?原来是个一条鞭的样子,约有八尺多长,中有八节,能收能放,可卷可舒,中间都是火药,都是铅弹子,随手一伸,其火自出,疾如流星,故此叫做赛星飞。”“又是一声喇叭响,第二队火炮、火铳、火箭又是一齐连放。象还不退。又是一声喇叭响,第三队赛星飞一齐连发,星流烟飞,雷击电走,霹雳之声,不绝山谷。”

可惜这本书只是一本神魔小说,不能当成历史来看待。书中大胆设想了郑和船队的航行队形:“每日行船,以四帅字号船为中军帐;以宝船三十二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一百号实其后,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开去,如鸟舒左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列到左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号副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开去,如鸟舒右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到右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后哨,留后分二队,如燕尾形;马船一百号当其当;以粮船六十号从左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粮船六十叼从右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有人据此画出一个“贵”字形编队示意图。这当然不是真实的,粗略加一下船的数量,便可看出其中破绽。但我们依然可以藉此考量这支船队的功能何其完善,规模何等庞大,远洋航海与作战能力令当时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只能望其项背。

当今海军水面作战舰艇,以排水量大小分类,五百吨以上为舰,五百吨以下为艇。这种分类不包括水下的潜艇。潜艇无论排水量多大,都称为艇。因为对于潜艇而言,排水量是可以调节的,当排水量小于艇重时潜艇下沉,而排水量大于艇重时潜艇就会上浮。

专家们对郑和宝船的排水量估算众说纷纭,小则三千吨,大则两万余吨。无论哪种计算方法,宝船都毋庸置疑称得上是“舰”。郑和下西洋肩负着政治与军事交互的任务,一是因为明成祖朱棣怀疑前任皇帝、自己的侄儿明惠帝朱允炆,并没有死于南京城宫中那场熊熊的大火,而是逃至海外藏了起来,“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通晓阿拉伯语,曾以通译番书身份参加郑和船队第四、六、七次远航的马欢,在远航之时,不忘记述自己的行程见闻,编为《瀛涯胜览》,其中记录了第四次下西洋的人数,总人数27670名,仅军士就占了26800人。可见,船上人员几乎清一色军人出身,船队也采用了军队编制。名为船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舰队。

以这样一支气势恢宏、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船队出征,再带多少宝物,都无需担心被抢。安全问题自然有十足的把握。宝物就是诱饵,不怕你动心思,就怕你不动心思。一般海盗看到如此震撼的阵容,基本上都会避而远之,都明白“勿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好比狼的门前走过一只恐龙,如果侥幸撕了这一票,足够狼及其子子孙孙享受好几辈子荣华富贵,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狼一时心热冲动的结果,肯定是鸡蛋碰在石头上……

嘿嘿,狼里还真有胆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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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第一次出访,航行了两年零三个月。所到之国,宣读诏书,封官进爵,赏赐金钱,几乎都是莺歌燕语。只在回航途中,发生了一段海盗抢劫的小插曲。海盗抢劫不成,反而让郑和使了一招顺手牵羊。对于这一份历史功绩,《明史·郑和传》如是记载:“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陈祖义原本是中国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逃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旧港(今巨港市),集结海盗,渐成首领,一拥万应,盘踞马六甲海峡十多年,气焰极其嚣张,劫掠船只,滋扰航线,使海运商道遭受破坏,成为朝廷的心头大患。明太祖曾悬赏五十万两白银,明成祖将赏金高增至七百五十万两,而当时明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白银一千一百万两,也就是说,明成祖宁可舍弃整个朝廷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也要换取陈祖义的一颗人头。可想如此天价,背后隐忍的是多么巨大的仇恨。恨之入骨,绝不为过。

再回头看一看郑和,第一次受皇帝钦点率领浩荡船队劈波斩浪,春风得意,一帆风顺,虽说诸国臣服,但是没有找见朱允炆的踪迹,还是留下了一点遗憾。回航路过旧港,心想如果能够顺道招抚陈祖义,也算是为朝廷立得大功一件。明知陈祖义生性骄横跋扈、桀骜不驯,这事办起来有点难度,郑和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派出使臣去与陈祖义商谈。没料想陈祖义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这与他平日行径大不相符。毕竟是拥有喽罗上万、战船上百的世界最大海盗集团,即便他不应允,郑和也不敢对他轻易出兵。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得讲究因果与机缘,成功来得太容易时,背后往往藏着大危机。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诈降,陈祖义却非要把三宝太监当成傻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郑和索性将计就计,既然你假意投诚,我也假装不知,设下圈套只等陈祖义来钻,客场作战瞬间转变为有利于自己的主场。也怪陈祖义太贪婪太大意,眼睛里充斥着黄金白银、珠光宝气,完全忽视了郑和船队的战斗力,阴谋偷袭抢夺宝物没有得手,反而使自己用风浪啸聚的当时世界最大规模海盗集团走向了整体覆灭的不归路。

此役,郑和船队一举诛杀海盗五千余人,烧船十艘,缴船七艘,并生擒陈祖义,押回中国枭首示众。“帝大悦,爵赏有差”暂且按下不表,最值得记颂的是,周边国家和群众都认为替他们出了一口大恶气,明朝廷的满意度以及郑和的人气指数全线飘红。按照郑和《通番事迹碑》的说法:“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以安业。”

郑和下西洋首战全胜,啃的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不仅为沿海众生带来福祉,而且彰显了船队威名。即便如此,仍然有财迷心窍不思悔改者,险些丧了卿家性命。

一年后,郑和船队第二次出访,第二次到达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照例携带金银供器、织金纻丝宝幡、香炉、花瓶、灯烛等,对当地一些佛寺进行隆重布施。期间,被迫打了一场海陆联合的自卫反击战。还是翻开《明史·郑和传》:“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今越南北部)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这个亚烈苦柰儿虽然身为一国之主,却实在没有一国之主的胸怀与才俊。贪欲与海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海盗明着抢,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亚烈苦柰儿则是连骗带抢,哄骗不成就强抢,在江湖上留下了“屡次邀劫往来使臣”“贪暴不睦邻”的坏名声。

郑和第一次来访时,亚烈苦柰儿没有背后下黑手,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当时没来得及想好抢夺的计谋,也许是想先以示好的假象蒙骗郑和,放长线钓大鱼。“人心为物欲所蔽,失其灵明,如聋盲之不辨声色,非其本性使然。”人一旦被物欲迷蔽,智商很容易掉落至谷底。亚烈苦柰儿太垂涎郑和船队运载的那些金光灿灿的宝物,以至于晕头转向竟然忘记了陈祖义不久前遭遇的那场败局,又一次动用自己极其老套的下三滥抢劫手法,先虚情假意邀请郑和以及随从上岸到驿馆歇息,再唆使儿子纳颜前往强索钱财。郑和岂是被吓大的?没有点胆略,明成祖怎么可能派他率领团队远航诸蕃?亚烈苦柰儿应该想到了这一点,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实他早已在港口布下五万伏兵,就等着郑和断然拒绝,给自己的卑劣行为寻找一个体面的借口。在对郑和实施扣押的同时,一声令下发动伏兵突袭船队。或许他觉得,中断了郑和与船队的联络,船队一定会乱作一团。强抢就这样开始了。但他真的有点太低估郑和的本事。扣押根本束缚不了郑和的手脚。郑和临危不乱,觉察出其城内空虚,迅疾指挥上岸的两千余名精锐将士绝地反击,攻入亚烈苦柰儿的王城,率先在陆地战场实现“擒贼先擒王”。海面之上,离开首席指挥官的船队照样能够从容作战,中国老祖宗发明的火药配上各种火器绝不是吃素的。亚烈苦柰儿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派袭港口的大批人马未取胜算,而且老巢也让人家轻而易举一锅端了,败得实在够惨烈。

一介小小锡兰山的国王,机关算尽太聪明,欺负周邻小邦尚可,怎么可能是大明帝国的对手?当郑和将其随船押解至中国时,他一定想起了陈祖义,除了命归西天,已经不再有别的奢望。但此时,明成祖必须摆出大国姿态,国王与海盗不可等同视之,“廷臣请行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以衣食。命择其族之贤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其旧王亦遣归。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此事件被记录在《明史·外国七·锡兰山》中。虽然众大臣都觉得亚烈苦柰儿罪不可恕,但明成祖还是饶他不死,让他亲身体验大明的繁荣与强大,直至心服口服。命可饶,国可回,任凭他感动得稀里哗啦,却坚决不能再让他这样没素质的人当国王了。经礼部考察干部,明朝廷任命邪把乃那成为新的锡兰山国王。

由于明王朝对海外诸蕃实行厚予薄取的朝贡制度,各国国王纷纷以稀世珍宝、名贵药材、珍禽异兽进行贡献,一些国家还自愿成为中国的属国,使明朝增加了许多不征之地。以德服人,堪为典范。

遥想郑和往昔,船队连年出使,无可匹敌。据统计,1420年时,明王朝共拥有各类船只三千八百余艘,其中二百五十余艘是远洋宝船。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以明王朝当时的海上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甚至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联合组成一支海军舰队,也不敢向中国发动一场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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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二十八年的壮举无疑是一段传奇,但这二十八年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过于短暂。由于明王朝北伐和迁都耗费巨大,以致国库空虚,中国远洋航海活动在经历了极度辉煌之后戛然而止。

此后八十七年,即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启航横渡大西洋,仅率领船只三艘,船员八十七人,最大的帆船不过长约三十五米,船上耸立三根桅杆,排水量一百吨左右。最终,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97年,达·伽马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领四船一百四十多名水手,开拓了欧洲至印度新航路。

1519年,麦哲伦率领五船二百余人进行环球探险。返航时仅剩余一船十八名船员,麦哲伦本人因遭遇土著毒箭射杀,在菲律宾群岛客死他乡。

比较而言,郑和船队第一次远航率领各类船只二百零八艘、各类人员两万七千八百余名,如此超级豪华的阵容,想必会让这些后辈著名航海家们羡慕嫉妒死。

中国远古就有并木成筏、刳木为舟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齐、楚等国已有舟师,可以算是中国古代海军的雏形。宋元时期,指南针、火药作为重要发明,首先应用于中国的航海事业与军事战争,而且冶铁技术的进步促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明朝初年,中国的木帆船制造能力继续得以强盛。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也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写道:“中国的海上舰队,在公元一一○○年到一四五○年之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郑和船队的帆影消逝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十六世纪海上霸主。这个时期,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留权,开始与中国商贸互利,而且一住就是将近四百五十年。十七世纪初,荷兰与英国跃居新的海上霸主。荷兰人也想从中国分得一杯美羹,于是率领舰队攻打澳门,结果没能拼过葡萄牙人和明朝海军的联合抗击,只好转舵执行第二方案,放弃澳门,侵占台湾。荷兰人笃定要来中国。开战前,荷兰舰队司令曾传谕官兵:“为了取得在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

中国海上优势的废弛,表面起于明朝国力衰微,其实根本在于实施禁海政策,或者说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对原本应该正常发展的自由贸易进行了扼制,甚至扼杀。

禁海,看似稳固了国防,实则违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因为禁海,一些自由通商者无奈变成了海盗;又因为海盗,朝廷必须实行更加严厉的禁海措施。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海盗首领之一,因为政府无力剿灭,只好将其册封为“海上游击”,大约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一则郑芝龙乐意使自己的海盗身份转换为政府官员,子孙后代也将随之入朝为官,家族从此变得风光体面;二则朝廷也乐得去除一块极不安定的心病,多制发几顶官帽算得了啥,与之画等号的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抗阵营立马被拉拢过来,为我所用,而且还可以用其牺牲,再去对抗其他的对抗阵营,何乐而不为?两好合一好,虽然各自心怀鬼胎,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拉钩上吊,击掌为盟,相视呵呵一笑,仇怨一笔勾销。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招安。

当满清入关,明朝覆亡,郑芝龙又一次摧眉折腰归附于新的朝廷,被清军挟持至北京。郑成功则据守金门、厦门坚持抗清。十余年抗争,北伐无望,郑成功遂集聚兵力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士家眷”。台湾收复后,跟随郑成功东渡的数万名士兵及其眷属大部分投入屯垦,“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使台湾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嘉木阴森,屋宇完结,不减内地村落”的安居乐业繁荣景象。由此可见,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值得称道的经济学家。可惜郑成功身处乱世,开发一片沃土己属不易,我们不能再奢望他承继郑和辉煌,再次开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为了防范郑成功势力反清复明,切断沿海居民与台湾岛上的来往,顺治皇帝严令“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并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强行内迁,公告胆敢出海者,均以通敌罪论处。这样做,既能现时警戒岛上探子混充百姓从事间谍或策反活动,也深藏了以时间这把钝器消磨斗志、不战而胜的长远谋略。负耒以耕久了,必失荷戈以战的心力。果不其然,当郑成功去世,随郑成功出生入死的长子郑经也相继去世后,康熙皇帝派施琅率领清军攻占澎湖列岛,郑成功的小儿子郑克塽年仅十二岁,以不伤郑家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庶民一个的“三不伤”请求递交降表。郑氏台湾不战而降。此时,康熙皇帝才下令开放海禁,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个地方开设通商口岸,使海外贸易得以恢复。然而好景不长,乾隆皇帝在巡幸江南的过程中对洋人产生极度厌恶,并将责任归咎于通商,下令关停福建、浙江、江苏三处口岸,只剩下广州一个外事交流的窗口,而且限定洋商买卖只能通过“洋行”办理。限制洋人的初衷,最终演变为闭关锁国的禁锢。

反观欧洲,十六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得到快速发展,荷兰的夹板快船及其红夷大炮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木帆战船及其火力配置;十八世纪,欧洲各国陆续开始工业革命,特别是蒸汽机应用于船舶动力,使中国的木帆船更显落后。美国人费正清、赖肖尔在《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说:“在一个商船可载千吨的时代,中国海军船舰却仍旧很小——大约载重三百吨,长一百英尺,船上有一百人和六门大炮。它们没有能力保卫中国,抵御十九世纪西方的海军。”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制炮、造船,加强海防,却被当朝统治者斥为一派胡言。结果,在对方坚船利炮的胁迫下,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浦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榨取基地。

法国人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华人》中记录了郑和苦口婆心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的谏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洋……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古代泛指东南亚),华夏危矣。”然而,郑和毕竟只是郑和,他根本无力改变一个王朝的颓势。

梁启超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说:“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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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阴郁的甲午

——近代中国海军之兴与衰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没有近代工业。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仅完成了虎门销烟壮举,而且主张研究西方国家,学其优而用之,请人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主持辑成《四洲志》。林则徐遭贬谪途经镇江时,专门拜会他的好友魏源,将所有资料赠予魏源,嘱其完成未竟事业。魏源以此书为蓝本,进一步搜集资料、丰富内容,形成著作《海国图志》,并在原序中坦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惜这种思想没有得到当朝统治者的认可与施行。

1861年秋冬之交,湘军镇压太平军攻陷安庆,所两江总督曾国藩率先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为什么要在名称中加一个“内”字?内,自然是内部的意思。一是资金来源由湘军内部自理,不给政府增添负担;二是所生产的产品仅供给湘军内部使用,不对政府形成威胁;三是“全用汉人、未雇洋将”,坚决与外国势力撇清关系,无与洋人勾结之嫌疑。正是在这里,徐寿、华蘅芳等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艘木壳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引起朝廷重视。

1866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我国三面临海,各国火轮兵船直达津沽,藩篱几同虚设,商务减色,漕运艰难,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并直陈:“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造”,“雇募仅济一时,自造实无穷之利”,“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此奏得到洋务派最高代表人物、时任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的热情支持。之后,清政府陆续创办了近代官办船舶工业的“四局二坞”。四局是指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军火机器局、瑞麟在广州创办的广东机器局;二坞是指以修理大型舰艇为主的旅顺船坞和以修理中、小型舰艇为主的大沽船坞。

由于陕甘一带爆发回民起义,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赴任之前极力举荐沈葆桢主理福建船政。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妻子是林则徐的次女。沈葆桢接任后,在第一份《船政任事日期折》中即表明观点:“船厂根本,在于学堂。”因此,营建马尾造船厂同时,也在福州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求是堂艺局。

1867年,求是堂艺局由福州搬迁至马尾,更名为船政学堂。学堂分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培养造船人才,主攻法语,专习制造。后学堂培养航海人才,主攻英语,专习驾驶,设置有驾驶、管轮两个专业,由清政府聘任英国海军军官担任教官。此外,开设艺圃,即学徒班,招收半工半读的艺徒,“日入厂学工作,夜归圃读洋书”,优秀艺徒可以选送至前学堂进修。1913年,前学堂改称福州制造学校(也称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改称福州海军艺术学校。1918年,在艺术学校甲乙两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飞机和潜艇制造人才的飞潜学校。

船政学堂的办学,经历了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飘摇动荡岁月,共培养历届毕业生629名。严复是后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员。北洋水师主要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等均和严复同班同学;萨镇冰是他们的学弟,驾驶班第二届学员。詹天佑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被派往船政学堂补习,成为后学堂驾驶班第八届学员,上船实习两年后,又回到后学堂当老师。前学堂比较著名的人物主要有魏瀚、陈季同。

船政学堂非常重视派遣毕业生赴国外再学习与深造,以期缩小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办学期间,陆续选派二百四十一名留学生到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德国、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八个国家的军舰、工厂或学校学习,占旧中国所派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研修专业包括驾驶、轮机、造船、法律、路桥、枪炮、鱼水雷、飞潜、弹药、无线电、海测、冶炼、矿务、天文等,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海军骨干、科技人才和社会精英。

恩格斯在1860年11月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海军》一文时说:“海军——一个国君或国家拥有的军舰的总称。”“现代海军的军舰分为不同的等级,从第一级起到第六级止。但因为这些等级可以任意更改,所以最好还是用普通的方法来给军舰分类,即把它们分为:战列舰、巡航舰、轻巡航舰、两桅横帆船、纵帆船等等。”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一支近代海军,不仅要注重军舰的数量和质量,还必须建立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把这些不同等级的舰船有效组合起来,形成战斗力。

1874年11月,奕訢等人奏请筹议海防。福建巡抚丁日昌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联为一气”的防护体系。历经十年惨淡经营,三洋水师初告建成,其中北洋水师拥有舰船十四艘,归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领;南洋水师拥有舰船十八艘,归属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统领;福建水师是在福建船政局基础上组建的,共有各类舰船十一艘,由福建船政大臣统辖。

三洋水师建立,虽然在舰船总量上达到一定规模,但由于清政府高层派系林立,力量独立分散,缺乏相互应援,在当时还很难成为一支真正的海军。而且不幸的是,福建水师在不久之后爆发的中法战争马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三足初鼎,速断其一,中国海防刚见雏形便遭受重创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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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江惨败,促使朝廷终于认识到火烧眉毛的紧迫性,不得不赶紧以渤海为屏障,拱卫京畿。至少是出于皇族自身安危的考虑吧,清政府开始不惜血本建设强大的海军。1885年10月,清政府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1888年10月,以慈禧核准海军衙门颁行《北洋海军章程》为标志,北洋水师正式编制为北洋海军。

此时,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各类舰船二十五艘,包括新购进的“定远”“镇远”两艘德国制造的重型铁甲舰,整体实力位居世界各国海军前列。有人说世界第四,也有人说世界第六,但在亚洲无可否认地排名第一。同时,李鸿章主持在旅顺、威海建立海军基地,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强大、最先进的海军港口。

如果照这种势头继续发展十年,北洋海军的崛起,可能会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然而,不到两年时间,这个建设强大海军的计划便告夭折。或许是马江之痛,还不足以痛及内心。

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记述:“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以出也!”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下那艘雄浑精美却无法行驶的石舫,是否可以引为对这次挪用海军款项建设游园的历史嘲讽?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曾在《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述:“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渤海,寿山换滦阳也。”庆邸是奕劻,朴庵是奕譞,这两个人分别是执掌海军衙门的二把手和一把手。二把手去找一把手,如此慎重,自然不是闲聊。后两句听上去有点像暗语,外人听不大明白,言语双方却是心知肚明。他俩所谈昆明、寿山分别指代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万寿山,渤海即指北洋海军,滦阳是指热河承德。“以昆明易渤海,寿山换滦阳”,就是挪借北洋海军的经费去建设昆明湖,并在万寿山修建类似承德避暑山庄那样的行宫别院。分明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却希望海军将士能够体谅经费被挪作他用的苦衷,但谁又能否认这种挪借行为不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呢?

新任海军首领奕譞似乎也想为海军办点实事,选择在颐和园昆明湖西岸建立京师昆明湖水师学堂,但仅招收八旗权贵子弟,培养了一届驾驶班三十六名学员,便告夭折。是为了掩人耳目,遮蔽海军筹款之真相吗?有人怀疑他创办这个短命学堂的初衷,不过是想借此机会修复园内已经破损的殿宇亭台、桥榭楼阁,以一座湖光山色、风景如画的海军学堂来博取慈禧太后的欢心。如果将此事与之后发生的“以昆明易渤海,寿山换滦阳”事件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他巴结逢迎的本来用心。其实是有些欲盖弥彰了。

还是拿颐和园中的石舫来说事。颐和园原本叫清漪园,是乾隆年间的建筑。咸丰主政时,英法联军闯入北京,火烧了包括圆明园、清漪园、万寿山、香山等在内的京西皇家三山五园。石舫的船体因为用石头制成而得以幸存,但舱楼已被焚毁。光绪年间,慈禧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1893年石舫重建,按照慈禧的意思,将舫上原有中式舱楼改为西洋风格,取河清海晏之意,命名清晏舫,成为慈禧休闲观景和举办宴席等活动的一处重要场所。

颐和园大修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献礼工程,银子当然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销。而由于经费支绌,北洋海军却无法增添新的战舰。实际操持北洋海军,但在海军衙门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的李鸿章,在1892年8月16日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的信函中曾感叹:“北洋全系海面,海军规模虽云初具,而就现有船炮而论,拟之西国全军之式,亦仅可云半支。若论扩充,密察目前情形,恐亦非十年内所能办到。”

“半支海军”的说法出自李鸿章之口,言之有据,绝非虚词。这个时候,与中国一海相隔的日本在想着什么、做着什么呢?

没有人想到,身处弹丸小岛的日本竟然在寻找机会欲与号称大清的中国海军进行一场血战。

更没有人想到,这一场血战的结果竟然是将挂着龙旗的北洋海军扼住脖子置于死地。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已经不甘居于岛国。为了寻求海外市场,掠夺原料,积累资本,开始蓄谋用战争的手段侵吞周边大陆国家,制定了分为五个步骤实施的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即第一步攻占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灭亡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为此,1885年日本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海军建设成为重中之重。这个时间,与清政府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相差无几。那时,明治天皇被一份“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的奏折所打动,因而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所有能搜集到的海防论著都被送到天皇宫中,成为天皇以及大臣们的必读图书,其中包括中国人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虽然在自己的祖国遭受冷遇,却在日本受到了热捧。

海军建设需要大量经费投入,但苦于国力不强,家底较薄,财力有限,为了保证海军经费一加再加,明治天皇一方面疯狂地为皇室聚敛财富,一方面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坚决反对皇宫内的奢靡之风,主动提出撤掉吃饭时的四碟八碗,歇息娱乐中的笙管笛箫,类似锦衣玉带、钟鸣鼎食等豪奢物件统统停止购买。不要享受,只要战舰;不讲排场,只讲海军。钱还不够用怎么办?皇娘带头捐赠自己的全部首饰,文武官员主动贡献自己四分之一的薪俸,天皇本人甚至“日宁一食”,每天仅吃一顿饭。一切为了造舰与购舰。国人得知天皇为了大兴海军而让自己饿着肚皮,无不感动得涕泪横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支持强军建设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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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至甲午海战前,日本海军舰队中可以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共三十一艘,其中九艘为新近服役的全新装备,包括1893年9月底刚在英国制造竣工的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这艘“吉野”,正是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传令“开足马力,撞沉吉野”的那艘“吉野”。

“吉野”最初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还只是一张设计图纸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将有关这个舰种的所有资料上报给了朝廷,希望能够购回,装备北洋海军。如果资金顺利,“吉野”就不叫“吉野”,而会以一个“什么远”的名号,威武雄壮地出现在中国海军阵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892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因老佛爷六十寿庆需要大笔款项,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这个两年,如同一道谶语。恰恰是在两年期限将满之时,1894年,中国农历的甲午年,日本人在中国海军止步不前的状态下,发动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甲午战争”。这一年,正是日本“十年扩军”的羽翼丰满之年。

法国人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说:“这次失败的后果在所有领域中都非常严重,以至于大家只能认为中国从这个时代起就不再是掌握它自己命运的主人了。”

战争的起因是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清政府出兵镇压。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现属韩国京畿道)海域设伏,突袭并击沉了清政府雇用的英国高升号运兵船,一小时鏖战后,执行护航任务的北洋海军两艘巡洋舰,广乙舰在遭受重创后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自焚,济远舰则在管带方伯谦指挥下同时悬挂白旗和日本旗加足马力逃出战场。此役,拉开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序幕。

方伯谦是船政学堂派往欧洲的第一批留学生,按照他的考虑,因为军孤势危,为了保全战舰而不得不退出战场,不是临阵脱逃,而是力竭撤退,依据西方海军法规是无罪的。而且认为当时悬挂白旗和日本旗,不是投降,而是诈降。这次逃离行为,或许是造成的直接后果还不太严重,之后确实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应该也没有人提醒他,这样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9月17日,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主力舰队完成护卫运输船队任务返航途中,在黄海海域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与寻歼中国船只的日本海军狭路相逢。说狭路相逢,其实是不准确的。一是北洋海军完成护航任务正在返航,松了一口气,防范为主,略有懈怠;而日本舰队早已搜寻中国运兵船多日,摩拳擦掌,伺机一战。二是蒸汽机时代,煤炭是军舰的口粮,按说中国的煤炭资源远远超过日本,中国军舰应该占优,但现实与想象恰恰相反,中国军舰吞咽的是被商人们筛选剩余的最粗糙的煤炭,煤烟大,隐蔽性差;而日本军舰吃食的却是从中国购买的最优质的煤炭,烟雾淡薄,不易发现。给自己的孩子吃粗粮,让别人的孩子吃细粮,表面上大公无私,背后隐藏的却是蝇营狗苟。营养作用于战争,直接的结果就是,通过煤烟判断,当天上午十时二十分日本舰队已经发现了中国舰队,但中国舰队直至中午十二时左右才恍然意识到日本舰队的存在。前后相差1小时40分钟,日本舰队以逸待劳,足可以磨刀霍霍,有条不紊地做好决战的准备,甚至可以让将士们先睡上一觉,养养精神。而中国舰队直接进入临战状态,显得措手不及,只能仓促上阵,即便实力相当,也已先败一筹。

这是一场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海上决战。

中国出场的几乎是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以定远为旗舰,镇远、致远等十艘舰船首先迎战,之后锚泊在大东沟口内的平远舰、广丙舰也奉命赶来,实际参战舰船共十二艘。日本出场的是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以松岛为旗舰,吉野、浪速等十二艘舰船参战。表面看来,双方在舰船数量上打了个平手。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比较一下双方舰船的总排水量、航速以及速射炮门数等,中国舰队的装备实力明显处于下风,除非如有神助,基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战前,李鸿章曾对朝廷上报了一份关于北洋海军实力的详细报告:“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除此之外,北洋海军还从广东水师借调了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战舰,其中广乙舰已在丰岛初战中损毁。

据统计,这场决战,日军海军出战舰船的总排水量为40840吨,平均航速14.5节(1节=1海里/小时),其中以吉野最快为22.5节,总兵力3916人,船上装备鱼雷发射管568架,火炮268门,其中包括速射炮9门;北洋海军出战舰船的总排水量为32100吨,平均航速10.2节,其中以致远、靖远最快为18节,总兵力2126人,船上装备鱼雷发射管556架,火炮195门,其中速射炮门数为0,而就当时而言,速射炮作为新研制的科技成果,发射速度是原来后装炮的6倍。

事后一些旧资料分析,此败首先是因为中国舰船的航速远逊于日本,日本依靠新式军舰,“变动至灵,转瞬一阵,我军变换阵势尚未完竣,已被其所围”;西方报纸也认为:“中国之败,盖败于速率之不逮日舰也。”其次是舰船装备远落后于日舰,尤其是中国的舰炮比日本落后了大约10年,从射速上看,“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已多”;再看命中率,“一分钟间,支那(中国)舰队发弹三十二零八,而命中者得三零二八;日本舰队发弹一百九十三零三,命中者得二十八零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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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北洋海军的炮弹问题也是致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当时海军舰炮需用的爆破弹,俗称开花弹,主要依靠进口,而战前四年朝廷已经禁令购买外洋军械,国产开花弹本该填装炸药,却被大量掺杂了煤灰、土沙、大豆等物,爆炸威力可想而知。即便如此,这些批劣质炮弹也大部分没有在战争中派上用场,直至战后还安详地躺在基地弹药库里睡大觉。也许是大意,也许是对战争没有思想准备,也许是平日训练本身就存有瑕疵。丁提督亲自带队执行护航任务,各舰竟然连炮弹都没有带足,或许连购买舰船时原本配装的鱼雷也没有带上。因为战场记录了日舰曾经向北洋海军发射鱼雷,北洋海军却并未向日舰发射鱼雷,难道是不会使用,或者舍不得使用?战争中,北洋海军向日舰飞去的炮弹并不少,但大多数是船上携带的供训练使用的实心弹,只穿甲,不爆炸,无法对日舰形成毁灭性打击。所以,邓世昌最后只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寄希望于用致远撞沉吉野,以命一搏。

团队也出了问题。丰岛海战中没有因逃跑而受到谴责的方伯谦又一次动了“死磕不行、速逃保舰”的念头。方伯谦是北洋舰队中唯一参加过两次对日海战的管带,他的经验教训对于舰队而言应该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之前有人说他是“方跑跑”,他这次可能出于羞愧就不跑了。但这仅仅限于可能。战争胶着之时,看见致远舰中弹炸沉,不仅济远舰又一次当了逃兵,而且广甲舰也“学习济远好榜样”,置其余激战中的兄弟舰船于不顾,惊慌逃离战场,不期触礁自毁。致远舰提前回到旅顺。这次逃跑却是有后果的。刘步蟾在现场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济远首先逃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济远先被敌船截在阵外,及见致远沉没,首先驶逃,广甲继退……扬威舱内亦被弹炸,又为济远当腰触裂,驶至浅水而沉……”李鸿章在极度愤懑中为方伯谦定罪量刑“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据说对方伯谦施刑时,连刽子手都对其恨至极点,大刀照着脖子连砍三次,才将他的脑袋砍了下来。

当然,这是官方史料的记述。不断有为方伯谦鸣冤者认为,方伯谦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海军军官,在甲午年两次海战中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他的死是朝廷中有人陷害的结果,其“冤”在于他“独自一人做了那个时代北洋海军诸多弊端的牺牲品”。“方伯谦案”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作为一桩历史疑案至今依然无法定论,而且可能永无定论。现在许多场合以及文字,开始回避对方伯谦的评价,这或许可以算是处理此案能够做到最好的结局了。

战争从时过正午一直打到迫近黄昏。海面战争不同于地面战争,近五个小时,已是烈焰烛天,白烟蔽海。北洋海军取得的最大战果是在双方旗舰互射中,定远以一发带有决胜性质的炮弹击中松岛,舰上弹药大爆炸,使其丧失作战能力。战争的结果以日本舰队逃逸而告终。但在战争中,北洋海军沉毁战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全身而退。而且日本舰队逃逸时,北洋海军以剩余六舰“乘胜”追击,并无扩大战果。曾有后人略带夸张地评说:“我们是在用五分钟打一炮的乌龟铁甲船,对付日本一分钟打五炮的快速巡洋舰。”装备的质量与最终的比分,往往呈正比例关系。如同一场体育比赛,我们不否认黑马的诞生,但黑马取胜,靠的也是实力。

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舰队的管理与训练。不可否认,北洋海军成立之初曾接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但在朝廷歌舞升平的大氛围中,军纪日益松弛。为了谋取利益,不仅利用军舰载客,而且利用军舰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每逢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官兵大多淫赌于香港、上海。加之军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常被管带私扣,甚至修船的工匠也要偷工减料,时常带些杂铁卖给铁匠钉马掌,致使船上零件损坏无人检修,大炮锈蚀无人问津,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

就连李鸿章都在去世前坦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从整个战局来看,真正做到乘胜追击的反而是日本舰队。当伤痕累累的北洋海军奉命驶离旅顺,南下威海卫,期冀在那里恢复元气时,日本舰队却不想给北洋海军任何喘息的机会,很快又向中国海域凶猛扑来。

威海卫背山面海,南北两岸构成弧形地势,并有刘公岛、日岛为天然屏障,四处均设有炮台,海上正面强攻显然难度极大。日军选择了从后路包抄威海卫。在海军掩护下,日本陆军首先从荣成登陆,然后兵分两路向炮台进逼,南北两岸炮台及威海卫城相继被攻占。

其中,日岛炮台在激战中由于一门升起的地阱炮突然扑倒,致使整个炮台控制系统失灵,妨碍了其他炮的发射,弹药库相继被日军炮火击中发生爆炸,炮台随之摧毁。没有人分析地阱炮扑倒的原因,现场情况已经无从追溯。受当下一些电视剧的影响,我事后诸葛亮地认为,极有可能是日军派遣特务潜入炮台,或者在岛上收买奸细,对液压升降架系统实施了机械破坏,比如悄悄拔掉一个不起眼的螺栓等小动作。不是随意猜度日本人的伎俩。据说日本有一部小说《郑成功》,讲述郑成功当年决战荷兰人,是郑成功同父异母的日本姐姐混上荷兰主力舰,在火药库里放火炸沉敌舰,才帮助郑成功夺取了战争最后的胜利。两次潜入,当有异曲同工之妙。

威海海战从1895年1月30日一直打到2月11日。在决战的最后日子里,日军鉴于诱降不成、强攻不克,遂调集四十余艘舰船围困北洋海军,同时从南北两岸以排炮猛轰。丁汝昌的告急密信早早就送到了烟台,却始终没有等来陆军的支援。

突围无望,大势已去。万般无奈之下,2月10日午后,丁汝昌、刘步蟾忍痛下令先用水雷将已经沉毁的定远舰轰散,又以广丙舰发射鱼雷轰散靖远舰,以免被敌方打捞。之后,命令剩余各舰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陆地炮台猛烈轰击,伤舰不能留下,炮台也不能留下。一时间威海卫上空黑烟冲天,一曲悲歌气壮山河。当天夜里,刘步蟾自己喝下毒药而死。第二天晚上,丁汝昌也吞服鸦片殉国。至此,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2月21日下午,唯一归出收降之列的“康济”练舰,被允许在萨镇冰的率领下,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七具灵柩以及九百余名伤残官兵,缓缓驶离了刘公岛……

有人考证,中国出现“洋鬼子”一词,是在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当时人看到英、法军队中洋人的长相比较怪异而得名。对于日本海盗,明代时称其“倭寇”,后来又为什么把侵华日军改称为“鬼子”呢?和日本人的长相肯定没有太大关系。据传,甲午海战前,李鸿章曾出使日本,一个日本记者不无轻蔑地说:“我们日本有幅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助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上联为: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显然是日本人在炫耀其兵强马壮。面对挑衅,李鸿章冷静挥毫写出下联: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针锋相对。“日本鬼子”的说法由此而来。日本时任首相伊藤博文称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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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失败之惨烈,影响之深重,给中华民族造成深刺内心难以愈合的伤痛,但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照常举行。之后,清政府完全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实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目标。条约原本把辽东半岛也割让给日本,为日本持续实现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的战略部署埋下一枚关键的棋子。但俄国觉得影响了其对中国疆域的蚕食,便联合法国、德国进行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最终清政府又花三千万两白银将辽东半岛“赎回”。朝鲜由此终结了与中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

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吁请下,光绪皇帝决计重振海军。至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分别从英国、德国购回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共五艘“海”字号巡洋舰,从日本购回一批“湖”字号鱼雷艇、“江”字号和“楚”字号炮艇,并在福州船政局、江南机器制造局建造了运船、拖船、鱼雷快艇、炮艇共七艘。同时,召回北洋遗将叶祖珪为海军统领,驻海容舰;萨镇冰为帮统领,兼任海圻舰管带。重振海军,仍归北洋节制,但由于山东半岛以北的优良港口几乎全被外国人侵占,新建立的北洋水师只能选择屈居于天津大沽。

1903年,萨镇冰晋升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的始祖是辅佐元世祖忽必烈经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元代中期赐姓萨,后被蒙古族同化,又在明代时“从汉俗,弗称氏”。因其先祖曾世居山西雁门(今山西代县),故常称雁门萨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元代诗、书、画家萨都剌。元代末期,萨镇冰的祖先一支,即萨都剌的大弟弟萨野芝的儿子萨仲礼,因出任福建行中书省的检校职务而全家迁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萨镇冰十一岁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十八岁公派留学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1882年,应师兄严复邀请,前往天津水师学堂做教员。1886年,任北洋水师威远舰管带,次年调任“康济”练舰管带。黄海海战时,因“康济”不是主力舰未能参战。威海海战时,奉命守卫日岛,直至炮台被战火摧毁。

晋升北洋水师统领的萨镇冰,自筹资金创办烟台海军学校。两年后,萨镇冰升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又历三年,萨镇冰亲率海圻、海容两舰访问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安南(今越南)等国,时隔郑和首次下西洋五百年后,再次开启了中国政府宣抚海外的破冰之旅。

1909年,萨镇冰任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提督,更改原三洋海军体制,成立了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巡洋舰队负责北起辽河口、山海关,南至广东雷州湾的外海警戒巡航。长江舰队负责东起吴淞口,西至湖北宜昌的长江江防。1910年2月,清政府正式成立海军部,补授萨镇冰为海军副都统加海军正都统衔,统制巡洋、长江舰队。萨镇冰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上海高昌庙。

萨镇冰在天津水师学堂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叫谢葆璋。后来,萨镇冰兼任海圻舰管带,让谢葆璋给他当帮带。萨镇冰创办烟台海军学校,又委任谢葆璋以海军练营营长身份兼任海军学校校长,当时叫监督。之所以提及谢葆璋,是因为他的女儿叫谢婉莹,即冰心。1936年3月,冰心曾写过一篇《记萨镇冰先生》,开篇即述:“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从那时起,我总是注意听受他的一言一行,我所耳闻目见的关于他的一切,无不增加我对他的敬慕。时至今日,虽然有许多儿时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对人类的信心,鼓励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气。”

武昌起义后,萨镇冰奉命率舰驻泊汉口刘家庙江面,配合陆军镇压革命。海军决定举义反正时,萨镇冰由于封建忠君思想羁绊,以赴沪就医为名离舰出走,在两难之间选择了中立,既不反对民主共和,也不公然背叛清政府。

民国肇始,萨镇冰先后出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淞沪水陆警察督办、参议院参议、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大办事员、上海兵工厂总办等职。军阀纷争期间,曾三次任、卸海军总长,还当了三个月的代国务总理。1922年10月,受黎元洪政府委派,出任福建省省长,与孙中山随之委任的福建省省长林森并存三个月,并最终就任福建省省长。北伐军进入福建后,萨镇冰卸去政职,以主要精力从事募捐赈济。海军宿将李国堂在回忆其懿德嘉行时说:“他尝从公而忘私,曾罄其私囊从事各种建设……其博施济众,乡里皆津津乐道,遂呼为‘萨菩萨’之尊号,而不名不衔。”

1949年7月27日,李宗仁亲赴福州探望已逾九十高龄的萨镇冰,劝说其移居台湾。萨镇冰的族侄萨伯森作为晤谈唯一见证人,记录了此次谈话:“宗仁与鼎铭(萨镇冰的字)叔相见即说,此次因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等语。鼎铭叔对曰:‘蒋先生盛意可感,但是本人年老久病,寸步难行,确实无法离开福州。即请转告蒋先生,代达歉忱为讬。’宗仁又再三敦促,鼎铭叔坚决辞之,宗仁只得珍重告别而去。李宗仁去后,鼎铭叔即告余曰:今日起,有人注意我健康情况,病愈时亦不回家,以防被强迫去台湾。汝以后对有人查问时,只说我仍在病中切切等语。我谨记之。”

新中国成立,萨镇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1年初,他听闻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占领汉城(现韩国首都首尔)的消息,念及甲午海战旧事,吟诗一首: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次年4月,萨镇冰在福州溘然仙逝。

曾经为老北洋水师打扫战场,继而又执掌新北洋水师的萨镇冰,一生跨越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大半生与舰船为伍,可谓中国海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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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雄起的水雷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满清覆亡,民国建立。

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设立海军部,在继承清政府海军老旧舰艇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袁世凯篡权后,将中国沿海划分为三大区域,北区从鸭绿江口到烟台,司令部驻设秦皇岛;中区从烟台到三都澳,司令部驻设崇明岛;南区从三都澳到北昆仑河口,司令部设在海南岛。并将海军舰队编设为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随之而来的军阀割剧,使海军不可避免地卷入内战,原本已经落后的中国海军,战斗力又一次被耗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行政院军政部下设海军署。1928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中论及:“吾国海岸线既长,版图又大,现在海军实力微弱,空军尚无基础。今后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8月16日,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咸宁号炮舰下水,蒋介石出席下水典礼并登舰发表演说:“从今天起,我们的海军,在建设上须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的海军吨数,至少须达到六十万吨以上。我们希望海军各司令长官和士兵,此后不断地奋斗,都如今天一样,才不负今天的建设精神。”1929年,海军署扩建为行政院海军部,并制定了海军建设六年计划,准备在六年内建造主力战舰10.5万吨、浅水炮舰6800吨、辅助舰船537万吨。由于拨付经费有限等原因,这个计划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未能全部实现。

在美美享用了一番甲午海战胜利的果实之后,日本又开始勃发通过侵略战争进行领土扩张的不竭欲望。1927年,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纲要》,首相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呈送“田中奏折”,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第二日凌晨首先侵占了沈阳城。接下来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的占领地。1937年7月7日,又是在夜幕掩映下,依然以借口寻衅,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因海防悲剧引发的甲午之痛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战火烧灼着中国广袤的土地。此时,我们很有必要来对比一下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

先说日本。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其特殊的海防理念。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海军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再一次助长了日本疯狂扩充大舰巨炮,以期实现“帝国国防”的欲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确立了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地位。1930年,世界海军强国在伦敦召开会议,达成《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防条约》。由于此条约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日本毅然决定退出1936年第二届伦敦会议,一意孤行扩张海军建设。至1937年6月,日本海军已经拥有各类舰艇285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13艘、驱逐舰70艘、潜艇44艘,另有练习战列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2艘、潜水母舰5艘,总吨位达到115.3万吨。同时,正在建造中的军舰还有37艘,包括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此外,日本海军航空兵配有舰载与陆载飞机800余架。

关于战列舰,因其吨位大,舰上装载火炮口径大,并配备有厚重装甲,作战能力和防护能力较高,能执行远洋作战任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海军强国的主力舰种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战列舰的战略地位逐渐被航空母舰和弹道导弹潜艇所取代。

关于航空母舰,被称为“漂浮在海上的小岛”,依靠它既能掌握制海权,又能掌握制空权,具有强大攻击力,不仅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载体,而且成为世界各国军事、科技、经济实力的重要象征,更有人高谈“谁拥有航母,谁就有权争霸世界”。

关于海军航空部队,作为海洋上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海军兵种,按照起降基地不同,可以分为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两种。岸基航空兵以陆上机场和水上机场为基地,通常配备有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轰炸机、侦察机和反潜巡逻机等。舰载航空兵以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为载体,通常配备有歼击机、攻击机、预警机和直升机等,具有远在母舰火炮和战术导弹射程以外作战的能力,也能借助母舰的续航能力,投入各海洋战区战争。海军航空部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掩护和配合地面陆军、水中舰艇进行作战。

按照日本《关于对华作战用兵秘密指示》,日本海军最初对中国的作战方针是与陆军协同,先局部作战,后期根据战场形势发展,可以再增加一个舰队的海军兵力,在运送日本陆军到中国时,确保占领青岛、上海两个基地,划分华东、华南、华中三个作战区域,迫使中国海军中立或原地不动,积极配合日本陆军扩大战争范围。

当时,日本海军共编有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舰队,其中第三舰队常驻中国,在旅顺、马公设有要港部,在上海设有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下设的第十一战队主要驻泊长江流域,第十战队和第五水雷战队主要驻泊东南沿海。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调整作战部署,命令第一舰队留驻日本,必要时赴华支援其他舰队;第二舰队驻泊华北;第三舰队驻泊华中、华南。战争开始后,日本海军又从其他舰队抽调兵力编为第四舰队,增派中国作战。

民国海军的装备力量又如何呢?经过国民政府几次整编,到1937年7月之前,中国海军共有各类作战舰艇120余艘,总排水量为68895吨,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舰队和练习舰队、巡防舰队、测量舰队、电雷学校。此外,海军制造飞机处制造的高级教练侦察机2架、水陆两用侦察机2架、船载水上侦察机1架、水陆两用教练侦察机2架、弗力提式教练机12架,全部列装海军部队。

同时,在江阴、南通、镇江、南京、宁波、马尾、厦门、连云港构筑了炮台要塞,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37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又在长江中游的马当、田家镇、黄(岗)鄂(城)等地紧急构筑了要塞阵地,以延缓日军推进速度。

这场战争不同于甲午海战,对于中国海军来说,绝对不再是一场无准备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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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时,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已经明确日本海军为假想敌,并于1934年秘密制定《海军作战计划》,设想在开战之初,“航海舰艇及航江舰艇分别协同海军航空防御队及要塞扑灭扬子江内现驻之敌海军,轻快舰艇则在东海全部及黄海南部距五十乃至一百海里以内肆其活动,以攻击敌之军队运输为主,海上商船次之”。1935年又制定《改定海军作战方案》,构想海军行动在陆军之前,“第一次取攻势攻击,肃清长江;第二次取攻势防御,保障江浙沿海;第三次仍取攻势防御,争夺东海与黄海。”

1937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对中日海军的作战实力进行了一次比较,“中国海军欲求其能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军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军军力共计七十六万三千吨有奇,故吾国应有海军五十四万吨左右,始足以资对抗”。鉴于当时中国海军舰船总吨位仅有六万余吨,尚不足日本海军的十分之一,而且舰船老旧、武器落后,海军部不得不重新修订作战方针,提出海军的作战任务是防御战,主要为阻止日军进入内河并登陆,协同陆军对日作战。3月,进一步完善防御作战计划,提出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海军为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应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扑灭敌军在长江的舰队,然后封锁长江各要口,并在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阻敌登陆。

但战争最终还是要靠装备来打的。日本人同时也在分析中国海军,“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近岸和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只能担任警备任务”。两国海军的装备实力,差距实在是太遥远了。抛掉舰龄、舰速、装甲、火力、射程等因素,仅从总吨位来讲,实力之比为20:1。如果再比较一下海军的航空力量,日本拥有八百余架舰载、陆载飞机,可以随时投入战斗,而中国仅有不足二十架侦察机,实力之比几乎为800:0。接下来进行的战争中,恰恰是日本海军的航空力量将民国海军的舰队几乎置于死地。

实力之下,根本无法进行正面对抗。1937年8月6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紧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用沉船方式在江阴段扎住长江的“口袋”,对驻泊上游水面的日本舰船“关门打狗”聚而歼之。此招如果奏效,既可以消灭日本海军的部分实力,延缓日本舰队溯江西进的步伐,而且能有效瓦解日军斗志,鼓舞中国军队的士气。

时任海军部长陈绍宽迅疾落实作战部署,一方面调遣通济号等海军废旧舰艇开往江阴准备沉江,一方面密令原在拱卫南京的江防舰船以及中山号、永绩号、建康号、逸仙号陆续开达湖口江面集结实施警戒。战火已经燃烧在海军官兵的胸膛。意想不到的问题却突然发生了。8月9日夜,湖口集结舰队发现有日舰从长江上游驶来,并快速向下游驶去。由于没有接到开火的命令,舰队不能进行自由攻击,赶紧发急电向南京报告军情。但一切都晚了,至10日黎明,所有停泊在长江以内的二十余艘日本军舰已经满载日本侨民驶过中国海军的警戒线,向上海撤离。“船上装得像沙丁鱼罐头,甚至老人也难找到坐下的地盘。最后是日本领事,双手捧着日本国旗上船,立即起航,惶惶如丧家之犬,顺流东去。”据统计,此次随军舰撤离的长江沿岸日本侨民共29230余人。估计国民政府的各级要员也被这个突发事件惊呆了,一直等到13日午夜,空军第五大队才接到蒋介石电话命令,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对长江中的日本军舰和轮船加以歼灭,但已经停泊在黄浦江内的,则不准轰炸。哪里还能追得上呢?十八架战机越过江阴要塞,沿长江搜索前进,江面上已经没有一艘敌舰的身影。

如此缜密并且鼓舞人心的封锁长江计划就这样功败垂成。原来是一个间谍毁了一盘好棋。间谍在战争时期的作用真的不能小觑。事情很快查出了结果,泄密者是给最高国防会议做记录的行政院秘书黄浚,此人年轻时曾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经历。黄浚的上线是比他小近二十岁的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女服务员廖雅权,这个名字当然只是一个化名,她的真实身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间谍南造云子。早在1927年“田中奏折”递呈之时,南造云子就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来到南京,此时已经潜伏了整整十年。利用自己的年轻与美貌,南造云子逐渐“色诱”多名国民党要员成为自己的高级间谍,窃取了很多军政情报。黄浚只是由她摆布的“棋子”之一,而且黄浚还把自己在外交部担任副科长的儿子黄晟也发展为南造云子的间谍,最终三人联手,将海军的这份作战计划秘密送往日本特务机关,所以才出现了上述日本军舰拉载侨民连夜张皇撤逃的一幕。

长江作战计划虽然流产,但阻塞长江依然是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国防战略。阻塞的地点设在江阴,这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江阴位于南京下游,东距长江口约一百公里,西距南京约二百公里,这里江面较窄、水流湍急、深度不大,适合进行沉船堵塞,而且南岸长山一带设有炮台,可以加强对水道的控制。江阴江防司令部和电雷学校都设在长山。电雷学校是蒋介石在海军闽系、东北系、粤系三个派系之外,新打造的一支直属军政部指挥的海军嫡系,不接受闽系势力主导的海军部的命令。电雷学校编有快艇大队,下设岳飞、史可法、文天祥、颜杲卿四个中队,如此命名,自有特殊用意。快艇大队共装备十五艘鱼雷快艇,其中三艘产自德国,归属岳飞中队;其余十二艘均由英国制造,分属其余三个中队,如此装备,与海军其他舰队以老旧舰船为主的天上地下之分,也可看出别有用心。

江阴沉船,首先是按照预定行列,将八艘海军废旧舰艇和二十艘公私营商轮同时打开舱底阀门,灌水下沉。沉船之后,江水变得更加湍急,部分沉船被冲移出原来设定的位置,阻塞线出现豁口。海军部又征调三艘商船、八艘趸船填入罅隙。蒋介石还是觉得这道防线不够稳固,于是手谕陈绍宽:“海圻、海琛、海容等凡年在四十以上之大舰,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堵塞长江各段之用。如三日内拆卸不及,则连炮沉塞亦可,务如期办到,以示我海军牺牲之精神。”这样又有四艘老舰沉入江中。此次设防,共沉入各类船只四十三艘,计6.4万吨,载石块近万方,历时两个月,造成了一道号称“固若金汤,在国防上深具价值,在历史上空前闻名之江阴伟大阻塞线”。

日军进逼上海。民国海军也使用沉船办法在黄浦江内形成三道阻塞线,并开办水雷制造厂,赶制水雷,对淞沪一带的港口实施布雷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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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叫出云号,舰体庞大,装甲甚厚,火力威猛,对上海造成极大威胁。为了击沉出云号,消减日本舰队的嚣张气焰,中国空军曾派出战机多批次、多角度实施轰炸,但始终无法对其造成大的损伤。紧接着,电雷学校快艇大队又派出两艘鱼雷快艇,伪装成渔船昼伏夜出驶往上海,准备对其实施突袭。按照计划,史102号鱼雷快艇全速靠近出云号,但由于江面上聚集着各个国家的不少舰船,夜色中灯光眩目难以瞄准,而且出云号周边环境非常复杂,在努力向其靠近过程中,被日军舰上观察哨发现,只好当机立断,朝着预定方向紧急发射出两枚鱼雷。日舰火炮进行反击,鱼雷快艇被击伤,冲至九江路英租界外滩码头搁浅,艇上官兵卸弃武器后泅渡脱身。此次袭击的结果,按中国海军说法,其中一枚鱼雷击中了出云号尾部,使其动力系统受损,暂时失去航行能力。但日本海军档案记载,仅炸毁了出云号停泊的英美烟草公司码头和岸壁的一部分。不过,这“轰”的一声巨响,的确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

此后,日本海军加强了江面安保,并派出战机对中国海军驻沪机关、船厂、电台、医院、警卫营等处实施报复性轰炸。击沉出云号依然是海军肩负的一项重要作战任务。飞机不行,鱼雷不行,有人建议可以用水雷试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海军潜水员曾乘坐“蟋蟀”式潜水具潜入奥匈帝国军港,炸沉战列舰森特伊斯特万号。说来也巧,此时正好有意大利教官在海军电雷学校教授水雷课程,于是邀其指导,使用意制水雷,对出云号进行了首次水雷攻击。可能是因为选择水雷较小、爆炸威力不够的原因,这次袭击没有达到预想效果。接下来,海军又自制三枚300磅的水雷,选派六名水性上等的潜水员(按照民俗把他们叫作“水鬼”更为合适),两人一组,乘着夜色,借助浮力推动水雷进入泊船区。王宜生、陈兰藩一组首先靠近舰船,却发现日本海军已经在出云号四周围起一圈铁驳船,驳船与驳船之间加设了防雷网。当他们用铁钳破除防雷网时,不小心弄出声响,惊动了舰上哨兵,探照灯和子弹随声而至,汽艇也迅速包抄过来。迫不得已,两人只好在防雷网处引爆水雷,由于爆炸点距离较远,只炸沉几艘驳船,使出云号受了一些轻伤。另两组潜水员无法继续实施袭击,无功而返。第二次水雷攻击同样以失败告终。

战火很快由淞沪燃烧到了江阴。日军先是以侦察机和少量战斗机对江阴防线进行侦察和偷袭,受到中国海军高射炮的猛烈还击。上海崇明岛新建机场投入使用后,日军开始以航空战队优势兵力攻击江阴要塞。9月22日,江阴海空血战拉开序幕。三十余架日军战机将炸弹集中投向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的平海号、宁海号、应瑞号三艘战舰,舰队官兵奋勇迎敌,击落日机五架。第二天,又有七十二架日机飞临江阴上空,先以十二架战机对海岸炮台进行攻击,然后以其余战机分批整队继续压向三艘战舰,犹如从空中撒下一张又一张炮弹的大网。

平海号高射机枪指挥刘馥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战争场面:“轰!轰!轰!天崩地裂地在四周炸开,我们的前后左右密丛丛地布着水的山岭,我们恰被包围在山谷中心,这里的山景也有沸腾的白沫,征象着覆顶的白雪,也有刹然的一亮红光,使你想到夕照的红霞,并且也有挣出的黑烟,几成一片连绵的松岭。战的美景!死的歌声!”

平海号、宁海号相继沉没,应瑞号因负重伤拆卸炮械后派往配合沉船封江。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由平海号移驻逸仙号,继续指挥战斗。25日上午,日军飞机又对第一舰队其他舰船发动轮番轰炸。逸仙号在战争中搁浅,受命驰援的建康号也被猛烈的炮火炸沉,航海员孟维洸回忆:“船渐渐倾斜向江心,水爬到甲板上来了。”这是何等悲壮的诗意。

江阴防线作为拱卫南京的重要关口,绝不能轻言放弃。第一舰队顶不住了,海军部又急令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战舰开赴江阴,接替受伤的陈季良指挥防御。9月28日至10月1日,日军飞机连续五次对第二舰队旗舰楚有号发动空袭,最终使楚有号“各舱破坏无余”,长眠江底。后续战斗中,应瑞号、江宁号、湖鹏号、湖鄂号被炸沉,绥宁号、江贞号、顺胜号等被炸伤。至此,驻防江阴的海军大型主力战舰丧失殆尽,作战兵力所剩无几,不得不改变作战策略,分别在巫山、六助港设立炮台,由舰艇守卫转向岸炮护卫。

11月5日,日军从防守薄弱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为避免腹背受敌,全部撤出淞沪地区,退守南京。上海失守之后,无锡、常州渐次陷落,使江阴阻塞线陷于孤立。江防总司令刘兴奉命放弃江阴要塞,在大部队撤离时,仅留下部分海军士兵负责看守布设在阻塞线上的水雷。据留守士兵报告,曾分别有一艘日军战舰、汽艇触雷沉没,并有“铁驳船七艘,满载日军士兵到达布雷位置,留守中国士兵立即激发水雷两排(十二枚),似有炸毁日军船只模样,日船仓皇退返”。

日军占领江阴要塞后,动用海军全部扫雷和排障部队,用了七天时间,才勉强将阻塞线打开一道缺口,使日本舰队溯江西上,突破镇江、乌龙山两道封锁线,直抵南京下关。

南京沦陷,汉口成为日军下一个重要攻击目标。193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裁撤海军部。2月1日,海军总司令部在岳阳成立,原海军部长陈绍宽改任海军总司令。司令部仅设参谋、军衡、舰械、军部四个处,只保留第一、第二两支舰队,仍由陈季良、曾以鼎担任舰队司令。整编后的第一舰队仅有炮舰八艘、炮艇六艘,加上辅助舰船共二十余艘;第二舰队也仅有炮舰六艘、炮艇九艘、鱼雷快艇两艘,加上辅助舰船共二十余艘。这就是当时海军舰队剩余的全部家当。同时,对原有炮队进行改组,继续执行要塞防御作战任务。并加紧组织布雷队,将作战重点转向以水雷为主进行防御。

在南京与汉口之间,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等沿江要塞渐次排布,在发挥炮台威力的同时,每一道防线都布放了大量水雷,使日军不得不耗费时间进行各种方式的扫雷,而且不时有舰艇触雷沉没。雷炮联手,殊死决斗,但还是挡不住日军海陆空的全面疯狂攻击。以田家镇要塞保卫战为例,中国海军共部署舰炮八门,配备兵力一百九十七人,布放水雷一千五百余枚,在江面上形成四大主要雷区。布雷过程中,先后有十五艘舰艇被日军飞机炸沉。中国海军击沉日军舰艇二十一艘、击伤两艘,取得如此战果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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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结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的中国海军仅剩下十四艘中小型舰艇,分别被派往宜昌、巴东、万县、重庆等地,执行水上防御任务并协助当地防空部队进行对空作战,以阻击日军沿长江进犯重庆。根据部分海军将领提出的在长江敌后广泛开展布雷游击战的建议,海军总司令部将水雷游击战转变为抗日战略,从被动守势转向主动攻势。

1938年11月,中国海军布雷队正式成立,下辖七个分队,在武汉上游的荆河、洞庭湖、湘江等处构筑防御工事,分别使用漂雷、定雷实施布雷防卫,致使日本海军始终不能越过荆河水道,并在日军发动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将日本海军阻挡在雷区之外,使其沿水路配合陆军作战的企图一次次告以失败。

1939年7月,新组建川江漂雷队,下辖六个布雷队,由陈季良、曾以鼎分率第一、第二舰队驻万县、巴东指挥,并在涪陵至重庆的江段勘测了预备雷区。三年后,该队奉命改编为第四布雷总队,继续坚守阵地,确保了日本海军未能驶入川江。

11月,组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设立总队部,下辖五个队,各队又下辖共十个分队,总队部直辖第十一分队。为了强化与第三战区协同作战,总队部设在江西上饶,以湖口至芜湖段的第一布雷游击区为作战范围。次年4月,第一布雷游击区由芜湖延展至江阴。随着布雷任务的增多,总队部又增设第六队,下辖第十二、第十三分队。至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枚,击沉日军各类舰船110余艘,其中大型军舰三艘、中型军舰八艘,另有汽车二十余辆,伤亡其官兵五千余人,成为中国海军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游击区。

1940年4月,海军布雷队发展为四个布雷队,各队由水雷制造所指挥管制。根据战略需要,将作战任务区调整为鄂城至九江段的第二布雷游击区。5月开始布雷。6月至8月,该游击区共布雷一百余枚,炸沉日军炮艇一艘、运输舰两艘、驳船两艘、被拖带的民船三艘,伤亡其官兵数百人。次年,海军又将第二布雷游击区分设为九江至汉口段的浔鄂区、汉口至岳阳的湘鄂区两个任务区。

同期,组建浔鄂区挺进布雷队,以监利至黄陵矶段的第三布雷游击区为作战范围。累计布雷八十余枚,击沉日军舰艇及商船十余艘,伤亡其官兵百余人。

1941年9月,海军开始对各布雷游击队进行全面整编,决定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布雷总队,分别下设七个分队。首先成立第一布雷总队,总部设在湖南长沙,负责配合第九战区在湘江、洞庭湖一带作战。之后,将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布雷总队,总部依然设在江西上饶,继续负责配合第三战区在沿海港口、长江沿岸及湖汊等处防御作战。一年后,派往荆江的布雷队改编为第三布雷总队,川江漂雷队改编为第四布雷总队,这两个总队均由第二舰队司令部负责指挥。

不断壮大的海军布雷队在长江各段主动出击,使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愈加显示出水雷兵器独特的作战效能,有效阻遏了日本海军希望与陆军齐头并进的协同作战态势。日本陆军孤军深入,但由于得不到海军的支援,又不得不在攻占新领地后匆匆退出。

海军布雷条件非常艰险,除了战前布放定雷安全系数较高外,战场布雷头顶的是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敌后布雷面对的则是日军的严密封锁。秘密布放时,布雷队员或者利用夜幕掩护,或者专门选择狂风暴雨、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为了躲避日军搜索,有时还得将部队化整为零,潜藏于深山密林,乘机而出袭击敌人。布雷队员常常几个人抬着一枚重达几百斤的水雷,在夜间穿行暗道、丛林、湖汊、港湾,先将水雷抬至江边,避开日军巡逻艇后,再装上小船运至江中。如果找不到小船,就只能靠布雷队员潜入水中实施作业。冬季布雷,常有布雷队员被活活冻死在江心。

是什么信念激励着他们前行,甚至勇敢赴死呢?据乐渊《进袭途次》记载,海军军官无时不在鼓舞战士为国杀敌:“同志们!同胞们!抬着笨重的水雷要走百十里崎岖的道路,确是很艰辛的工作!可是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民族,为着替已死了的同胞报仇,我们得干!得咬紧牙关硬干,苦干!……”

水雷战的威力令日本海军倍感恐慌。曾有一位舰长哀叹:“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军空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独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间,亦不可得。”还有一位随军记者回忆:“长江的机雷太多了,太危险了!舰船在长江航行,需要很多人在舱面瞭望,而漂雷在水中又是那么难以望见的东西。一遇到漂雷,生命只在须臾,千钧一发,大家慌乱起来,喊的喊,叫的叫,侥幸地避过了,大家安静了。没有多久,舱面又喧乱起来了,一会儿又平静下去。这样的一天忙乱了好几次,真是头痛的事,还幸生命没给它弄掉。”

江中的水雷真假难辨。这是因为海军在生产漂雷时,专门特制了一种“浮筒”,式样与漂雷露出水面的部分相同,布雷时将其混入雷区,淆乱虚实,既可拖延敌人的扫雷时间,也给敌人造成心理恐慌。即使面对一枚假雷,敌人同样要把它当作真雷来对付,否则一旦判断失误,把真雷当成假雷对付,那可真是要丢了性命的大事。

1943年6月,陈绍宽在《抗战六年来的海军》一文中高度赞扬了海军布放水雷取得的杀敌功绩:“单就长江方面之芜湖至湖口,九江至汉口,汉口至岳阳这三个地区中,已经出击过九十三次,布放漂雷一千六百具。根据各区监视哨报告,经调查属实者,业已炸沉敌舰艇船一百五十六艘,平均十个漂雷,可以换取敌舰一艘。在此一百五十六艘中,包括中型舰、运输舰、商船、汽艇等,其物质损失的价值,至为重大。同时,使敌人水上运输日趋崩溃之途,可以减轻我反攻时障碍。这种使命的达成,全藉我海军官兵的用命。”

在舰船力量悬殊,人们质问“海军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是水雷最终维护了中华民国海军的尊严,为海军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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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蔚蓝的航行

——新中国初期海军建设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注定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新年第一天,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通过报纸、广播发表文告。中国上空飘荡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蒋介石在《总统发表元旦文告》中称:“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感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并称:“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失败与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则充满了胜利不可阻挡的气势:“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此时,蒋介石已经作出撤离大陆、退守台湾的准备。但他相信国民党不会就此一败涂地,国共之间必然还有一场持久的激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日本将其割让和侵占的台湾连同南海诸岛一并归还中国。同时,国民党海军不仅接收了日本驻华舰队滞留在中国境内(除香港以外)的全部舰船、兵器、基地设备及其他附属设施,还按照中、美、苏、英四国协定,经四次抽签分配,从日本本土剩余的一百三十一艘舰艇中,分得三十四艘。其中挑选出部分可用舰船,使海军装备力量得以迅速恢复和提升。

蒋介石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还没有组建海军。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一道海峡,海军将是今后决胜的主要力量。海军是个复杂的技术兵种,有没有人才至关重要。这一点从清朝时马尾船政学堂逐年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海军英才,就已经形成共识。为此,他希望尽快将海军人才统统搜罗至台湾,并专门交代蒋经国,抓紧时间派人寻找萨镇冰、陈绍宽,把他们“请”到台湾去。他极不情愿将这两位海军的“泰山”留在大陆,留给共产党。

萨镇冰是当时老北洋水师唯一遗存的第一代海军将领级人物,虽然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赋闲在乡,再未在海军担任任何实职,但海军诸多将领均出自他的门下。1940年3月,萨镇冰应邀为海军学校师生作题为《我在海军界求知和服务的经过》演讲,最后语重心长地说:“诸君,中国已在吾人的期待中抬起了头,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东亚的病夫、鼾睡的雄狮了……深望今后能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共同担负建军的使命。吾老矣,无能为力,深望诸君善自为之,遇挫折勿自暴自弃。应立下决心,始终勿懈,任劳任怨,则建军必成是可为诸君预祝的。”萨镇冰在海军的影响绝对称得上德高望重。前面已经讲过,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亲自登门敦请萨镇冰移居台湾,但萨镇冰以尚在病中为由拒绝了国民党的请求。

陈绍宽与萨镇冰有着撇不清的缘份。清政府重振海军,萨镇冰被召回担任海军帮统领,兼任海圻舰管带时,陈绍宽的父亲陈兆雄就在海圻舰担任中士管轮,而且陈兆雄还是萨镇冰女婿陈兆汉的胞兄。一日,海圻舰驻泊马尾,陈绍宽登舰看望父亲,萨镇冰见其活泼聪慧,嘱咐他学好国学,将来投考海军。后来,陈绍宽果然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萨镇冰对陈绍宽可以算是有知遇之恩,陈绍宽也一直把萨镇冰作为学习的楷模。

抗日战争期间,海军学校由福建马尾迁往贵州桐梓金家楼,陈绍宽以海军总司令身份主持新生面试,并亲自为海军学校新校歌作词:

 

皇皇华夏,集合着最优秀的子孙,来担负起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的责任。我们要学习:活泼严肃,艰苦卓绝,奋斗图存,忠勇壮烈,不惜牺牲。发扬我们海军传统的精神。向着光明伟大的道途迈进,建设超然大无畏的海军,我们要做卫国保民的前锋。

 

抗战胜利后,由于派系倾轧,五十六岁的陈绍宽受到排挤,被国民政府免去海军总司令,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受命说服陈绍宽赴台。第一次去陈绍宽隐居的福州南郊胪雷村,被吃了闭门羹。第二次趁春节又去,寒喧之后吐露真言:“陈上将,小弟实不敢相瞒。委座已几次电令小弟,敦请总司令离闽赴台,共商国是。小弟已经备下专机伺候。”陈绍宽回答:“陈某人年逾花甲,心同死灰。更何况鸟恋故林,狐死首丘,朱长官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吧?”陈绍宽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国民党军中腐败蔓延之势早已心存愤懑,在朱绍良的一再逼迫下勃然大怒:“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将飞机上跳下,好葬身在故乡的海里!”

萨镇冰留下来了,陈绍宽留下来了。民国海军集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曾经的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海军总司令部第六署署长曾国晟、第五署署长周应聪、第二署署长刘德浦、上海海军基地司令方莹以及邓兆祥、林遵等众多海军要员也都出以大义,选择了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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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5日,不愿再进行内战的邓兆祥首先率领“重庆”号起义。“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原为英国皇家“黎明女神”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曾在香港租用中国海关的六艘缉私艇。当日本攻陷香港时,英国人将六艘缉私艇全部沉入了大海。战后,中国要求英国赔偿,几经交涉,英国政府才答应以“黎明女神”相抵。当年在桐梓,陈绍宽就选定邓兆祥担任海军学校的训育主任。这次,陈绍宽又亲自点选邓兆祥作为舰长,率领公开招募的二百多名青年学生去英国受训,并接回军舰。陈绍宽对邓兆祥的知遇之恩,无疑使邓兆祥成为陈绍宽的忠实追随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萨镇冰的追随者。

得到“重庆”号起义的消息后,蒋介石臭骂桂永清:“娘稀匹,你这个总司令不把‘重庆’号给我找回来,我饶不了你!”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西柏坡筹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收到“重庆”号起义并已经驶抵烟台港的电报,毛泽东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说:“好,好!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南京政府已经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内部火山爆发,广大的海军官兵在觉醒,历史的车轮谁也挡不住了!”

由于国民党派出飞机对“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经请示中共中央,为保护军舰、人员及码头安全,“重庆”号决定自沉海底。毛泽东、朱德联名向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发出慰勉电,指明:“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5月,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在辽东省省会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成立,由邓兆祥任校长,首批学员为“重庆”号起义全体官兵。随后,“灵甫”号七十余名起义官兵也分批辗转从香港到达东北,加入了安东海军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

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企图假借和平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一千八百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部署了约七十万兵力,另以海军舰艇一百二十余艘、空军飞机二百八十余架支援作战,幻想依凭长江天险和海军、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以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谈判进程中,中共代表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渡江战役即将发起之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伦敦”号、“黑天鹅”号不顾警告,强闯解放军防线而被炮火击伤。事件结果传至英国,丘吉尔曾主张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解放军总部为此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要求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

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21日晚,人民解放军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渡江,以木帆船作为主要航渡工具,万船齐发,锐不可当。国民党苦心经营的素有江防门户之称的江阴要塞守军被争取起义,解放军反而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23日,南京解放。解放军第三十五军战士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国民党自1927年4月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在大陆地区二十二年的统治宣告崩溃。

邓兆祥带走了一艘“重庆”号,已经让蒋介石勃然大怒。南京解放当日,同样对内战产生苦闷与忧烦的林遵,更是率领包括9艘军舰、16艘炮艇在内的25艘舰艇以及1271名官兵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告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力量遭受了一次重创。

林遵是林则徐的侄孙,父亲林朝曦曾在北洋水师担任鱼雷艇艇长。林遵在父亲鼓励下,先是考入烟台海军学校,两年后学校停办,转入福州海军学校学习,并于毕业之时考取海军赴英留学生,后被国民政府派驻德国海军联络官。和陈绍宽一样,林遵也可以称得上子承父业、海军世家,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钦佩的民族英雄的叔祖,他的内心世界满满激荡着爱国的情怀。抗战爆发,林遵主动回国请战,担任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第五队队长,出生入死,荣立战功。抗战胜利,林遵受命率领四艘舰船进驻西沙、南沙群岛。1948年1月,调任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南京解放前夕,桂永清电令林遵赶回海军总司令部,让林遵把集中在笆斗山附近的全部舰艇带到上海。林遵由镇江回到南京,本来是要策划舰队起义的,没想到桂永清竟然把集结来的所有舰艇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他,用“瞌睡给了个枕头”形容显然不合适,但这的确让林遵感到意外和惊喜。桂永清匆匆逃往广州,林遵毅然决定当天下午举行起义。

此处有一个小插曲。起义之前,林遵组织各舰舰长对是否赞成起义进行投票,大多数赞成,小部分反对或态度不明朗,其中持反对意见的就有旗舰“永嘉”号的舰长陈庆堃。为了防止陈庆堃从中作祟,林遵临时决定换乘另一艘舰船,但在离舰时没有通知其他各舰,也没有降下“永嘉”号的司令旗。一种可能是离开得过于匆忙,忘记了;另一种可能是认为大家既然已经达成一致,就没有必要再做这些事。这一疏忽恰恰被陈庆堃给抓住,不仅从中作了祟,而且把祟作大了。林遵离舰后,陈庆堃自行决定不参加起义,改向下游突围,而且一边起锚,一边向其他舰船发出跟随的信号。对于舰船来说,旗舰的信号就是命令。一些舰船以为林遵临时改变了起义的主意,紧随其后,冲破阻击,加足马力开到上海,重归国民党海军阵营,方才明白是上了陈庆堃人当。这一疏忽,一下子跑了十三艘军舰,其中两艘被解放军炮火拦截击毁。陈庆堃也因此获得一枚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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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如果不是林遵疏忽,起义过来的舰船会更多一些。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很圆满,但往往在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考虑得再周全,也难免小差错,因此大可不必对结果求全责备,只要尽力而为就好。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起义海军将领时,林遵对此还有些自责,觉得自己计划不周,包括后来国民党又派飞机炸沉了一些舰船,为自己既不能同军舰共存亡,又没能妥善保存住军舰而感到惭愧。但毛泽东说:“不必难过,只要人在就好。有人,就会有军舰,可以造新军舰。你们一千多人起义,比几条、几十条军舰更宝贵,你们大有功于人民!”这便是一个伟人的气魄。蒋介石深知海军人才的重要性,毛泽东同样深谙此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林遵被任命为华东海军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77年,以七十二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病逝,按其遗嘱“我一生爱海军,爱海洋,又是东海舰队的副司令,坦骨东海,正是死得其所”,骨灰被撒向汹涌海涛。

南京解放前一个月,在安徽蚌埠孙家圩子村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向刚刚伤愈归队的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张爱萍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组建华东海军的想法,决定由其出任司令员兼政委,并计划在渡江之后将三野教导师机关、第三团、师直步兵营和三野直属侦察营、苏北军区海防纵队调拨给华东海军。张爱萍即刻赶往渡江战役指挥部,与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会合,开始筹备组建海军的前期工作。

渡江战役指挥部设在江苏泰县(今泰州市)白马庙。白马庙原名徐家庄,南临长江,北通运河,相传元朝末年张志诚起义曾在此处屯兵。张志诚有一匹心爱的白马,夜间跑出马厩,踩踏了老百姓的庄稼。张志诚发现后,就用铁钉钉入马蹄,以示惩戒。老百姓感念此事,建庙纪念,并将此地改名为白马庙。

4月23日,南京解放的当天下午,张爱萍就在白马庙主持会议,宣告人民海军诞生。参加会议的十三人,成为人民海军的最初人员组成。三辆缴获的吉普车成为人民海军的最初装备。不约而同,林遵此时在南京率领舰队起义,与人民海军的诞生形成了时空呼应。

28日,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在江阴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此时,海军官兵总数已达八百余人。原苏北海防纵队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原三野教导师第三团、步兵营和三野直属侦察营合编为华东海军警卫团。张爱萍在会上明确了海军组建阶段的主要目标:建设一支具有一定护航和军运能力的海军,配合陆、空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最后解放全中国。同时分析了新组建海军官兵的思想情况:“从目前了解来看,组建海军的困难,要比我们原先估计的大得多。不懂技术、缺少专业人员、缺少舰只等等,在困难面前,有两种态度,一是知难而进,一是知难而退。我们现在大多数同志采取了前一种态度;但也有少数人提出要回陆军去,而且还很坚决。我们现在要告诉这些同志,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党让你到海军来,你就必须把工作做好,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人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接下来重点要解决船的问题。没有军舰,何谈海军?国民党撤离前,已经将江南造船所的所长、技术骨干等二百余人劫往台湾,并将江南造船所、浦东造船厂的主要设备搬至台湾,搬不走的厂房、船坞都基本被炸毁。撤离后,又利用空军优势,对起义投诚的舰艇以及各个船厂进行狂轰滥炸。楚同舰、惠安舰、吉安舰、太原舰等陆续被炸沉。人民海军从接管船厂搜罗来的全部船只虽然从数量上达到了百余艘,但大部分都是废旧或毁坏的,真正能称得上军舰的只有几艘。白天,不时有国民党飞机对船坞空袭。为了尽快修复损毁舰艇,船厂的工人师傅就充分利用夜间进行抢修,和敌机捉迷藏。同时抓紧时间将部分民船改装为军舰,没有现成的舰炮,就把陆军用的加农炮、榴弹炮安装到船上。

船的问题也解决之后,该轮到抓海军专业训练了。面对部队人员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缺乏航船经验和舰船知识等现状,要想将原来的陆军角色尽快转换为海军,这个难度真的有点大。为此,必须考虑增加一批海军专业人才。张爱萍先是以个人名义在《大公报》刊登了一则通告: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招收原海军人员参加人民海军的通告

南京上海,次第解放,全国胜利,为期不远。本部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不分畛域,广为容纳,俾免流离失所,并使其有贡献才力于建设人民海军之机会。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特此通告。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爱萍

 

上海的登记处设在重庆南路八十二号。接着又在青岛、福州、厦门、广州等地设立了登记处。

面对这则通告,许多留居大陆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在犹豫观望,觉得自己身上有污点,怀疑共产党是否真的欢迎他们加入人民海军。于是有人趁机散布谣言:共产党不是真要你们,而是拿你们去当炮灰。

就连华东海军高层内部也有分歧。党委会上,有的人觉得招聘国民党海军来当人民海军,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还有的人认为这些人虽然具备海军专业知识,但毕竟昨天还是我们的敌人,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把咱们的船开到国民党那边去呢?讨论来,讨论去,大家最终从思想认识上达成了基本统一,认为这些人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本身就有说服力。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具有爱国之心,又愿意参加海军建设,我们都应该举双手欢迎。

党委会还商议了对起义、投诚和来登记的海军人员的统一称谓问题。“国民党海军”肯定是不能再叫了,加入了人民海军,就是人民海军的一员,况且真正的国民党海军还在台湾。叫“人民海军”也有不妥,毕竟在身份来历上与人民解放军有所差别。有人提议叫“旧海军人员”,以与新组建的人民海军有所区别。虽然比较妥贴,但是这样叫,一个“旧”字,很容易让他们感觉到另眼相看的失落,在情感上产生隔阂。各抒己见之后,民主集中认为,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人民海军建设走到一起来的,还是称呼“原海军同志”最好,既承认历史,又面向未来,还有利于部队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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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军、老海军都卸下思想包袱,登记工作才能顺利进展。经过广泛宣传与发动,此次共登记留居大陆的国民党原海军一千一百余人,加上之前陆续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海军人员,以“原海军同志”为重要技术力量,华东海军很快建立起一支四千余人规模的人民海军队伍。至1950年2月,华东军区海军人数已达近两万人,拥有舰艇九十七艘,形成了正规编制的作战部队。

广州解放不久,华中军区为强化渡海作战能力,以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海军接管处、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的一部分人员,新组建起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由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江防部队司令员和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由萧劲光担任人民解放军首任海军司令。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宣告正式成立,开始对全国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实行统一管理和指挥。

1953年2月19日,大年初六,上午十一时,江汉关的大钟刚刚敲过,毛泽东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陪同下,第一次登上人民海军自己的军舰进行视察。

十一时三十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毛泽东乘坐长江舰驶离码头,洛阳舰在侧后护航,编队向长江下游航行。两艘军舰均隶属于华东军区海军,专程从淞沪基地冒着风雪千里赶来。长江舰是一艘炮舰,原是国民党江防舰队的旗舰——民权舰,由江南造船局设计建造,1930年下水服役。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之时,民权舰等五艘舰艇在江防舰队少将司令叶裕和率领下起义,加入了解放军。洛阳舰原是澳大利亚建造的“巴瑟特”远洋扫雷舰,二战结束后被香港收购改装成商船“祥兴”号,1949年被华东军区海军收购,改造为一艘护卫舰。

航行途中,毛泽东走到前甲板,迎着寒风向江面远眺。这不仅是他第一次视察人民海军军舰,也是他第一次乘坐军舰。察看主炮之后,毛泽东从右舷登上驾驶台,又站在全舰最高处的舰桥眺望,并询问舰上有几个部门,然后走遍了舰上的各个战位。饭前、饭后两次视察了伙房,叮嘱在伙食上要官兵一致。十四时三十分,毛泽东再次来到前甲板,关切地询问与舰上官兵一个月津贴多少、家里有无困难、结婚没有、什么地方人、从哪里调来的等问题,告诉大家:“我们过去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有了飞机,有了军舰,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干,前途是非常光明的。”“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强大,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国防力量就会一天比一天强大!”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应“洛阳舰”官兵的请求登舰视察。在甲板上,毛泽东问大家:“你们到北京受过检阅吗?”几位同志回答:“到过。”毛泽东又说:“那咱们早见过面了。”听到毛泽东的话语如此平易近人,有人放开胆子说:“天安门太高,看不清主席。”毛泽东微笑着问:“现在你看清了吧?”惹得在场人员哈哈大笑。毛泽东叮嘱大家:“同志们,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大家爱山、爱土;今天你们成了海军了,大家要爱舰、爱岛、爱海洋。”

第三日,江面上阳光灿烂。毛泽东分别与长江舰、洛阳舰的官兵合影留念后,回到住舱,略为思考,为两舰挥毫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一日

 

他说:“历史是一本教科书,百年近代史告诉每一个中国人,今后帝国主义入侵我国,还会从海上来。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24日,南京下关码头细雨霏霏,三个月前接替张爱萍新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的陶勇快步走上前来,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率领舰队来到南京,接受您的检阅。”陶勇曾兼任新四军海防团团长,算是人民海军早期领导人中唯一在任职之前真正与大海打过交道的。来华东海军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兼政委。陪同检阅的有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以及已经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等。

检阅中,以南昌舰为前导,广州舰、洛阳舰、长江舰、黄河舰依次驶离码头,组成单列纵队,向燕子矶江面驶去。两艘鱼雷快艇101号、104号紧随其后,高速超越了南昌舰。

应南昌舰、黄河舰、广州舰三舰官兵的请求,毛泽东又在南昌舰的雷达海图室内,写下三幅同样内容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只不过把落款改为了“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四日”。

此次视察,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江汉关到南京下关,从2月19日下午到22日,历经四天三夜,八百多里航程,一路走走停停,既对长江沿岸情况开展了深入调查,也对海军建设有了一次集中思考。年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海军建设五年计划方案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一次航行写下五幅同样内容的题词,寄托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海军建设的殷切厚望。

承担此次视察航行任务的华东军区海军,1955年9月正式更名为东海舰队。舰队官兵集体创作了朗诵诗《难忘的航行》,参加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心啊!是一汪幸福的喷泉,

欢乐的泉水涌上了眼眶;

泪水啊!象断了线的珍珠,

滚过欢笑的脸庞。

我们水兵的胸襟,

装得下一个蓝天、一个海洋。

可是今天,

亿万吨的幸福

在我的心头激荡,

倒叫我语言梗塞,

一句话也不会讲。

只剩下一个清楚的念头——

毛主席来到了我们军舰上!

……

呵!那幸福的航行,

我们终生难忘,

那美好的记忆,

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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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之重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伴随着军乐团高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十四门礼炮(实际是一百零八门分成两组,轮流装填发射)齐鸣二十八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公告宣读完毕,举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分列式开始,走在最前面的是以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代表组成的人民海军方队,随后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建不久的人民空军也以飞机编队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等组成的群众游行队伍,高举红旗,万众欢腾,纵情表达着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

 

一  重工业砝码

 

开国大典之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尚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经过十天时间的充分讨论和民主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人民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等一百八十位委员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六时,参会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由他起草并经会议一致通过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党和人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由近代衰落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全国各族人民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以翻身作主人的高涨热情投入生产恢复和新中国建设。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一次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政务院作为当时中国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下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共设有内务、外交、财政、金融、贸易、公安、重工业、轻工业、交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民族、侨务等三十个工作部门,其中十六个部门与财政经济相关,占部门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经济建设在新的政府工作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的同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等一行四人,受斯大林委派从大连乘飞机直抵石家庄,在汪东兴和翻译师哲的迎接与陪同下,当天午后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曾经是河北省平山县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村。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率先来到西柏坡,选定这里作为新的中共中央驻地。一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和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也分别从陕北和山西临县三交镇来此会师。西柏坡注定要成为新中国的发祥地,毛泽东在这里下了两着好棋。

第一着是武棋,即与蒋介石打三大战役。毛泽东的居所紧邻军委作战室。居所前院有一盘石磨,毛泽东经常在院中抽烟、踱步、商讨军机大事,坐在碾盘上草拟电报文稿,因此流传了“磨盘上摆下雄兵百万”的佳话。军委作战室是一间自建的69.4平方米的小平房,房间内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三个科,每个科占用一张办公桌。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由于当时红蓝铅笔非常短缺,作战参谋们就用大头针钉住红蓝毛线来表示敌我作战区域,用红蓝电光纸制作成小旗来标明敌我指挥部的所在位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近一年时间里,中央和中央军委共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战役二十四次、大小战斗一百九十余次,消灭国民党军队二百三十万余人,形成向全国进军之势。周恩来曾经评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这样把国民党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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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着是文棋,即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由中央机关大食堂临时布置而成。主席台中间长方桌以及后面的藤椅是毛泽东的位置,椅子上铺有一张林彪从东北带回来的虎皮。两侧的方桌用来作会议记录。会场前排的四个沙发是为其他四位书记准备的,但没有固定席位,其他会议代表也可以坐。长条木椅主要供中央大院以外的代表就座,大院内的代表来开会时需要自己携带座椅。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代表十一人。会议开了八天,充分讨论了当时面临的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和经济政策等问题,确立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尽快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一步一步学会管理城市,并指出现代工业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大约占百分之十,而且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米高扬的到来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平津战役刚刚结束。米高扬此行是带着苏联人的疑问来的。他们很惊奇,原本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何以能在短短四个多月共142天的时间里,消灭(含改编)时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这项使命,米高扬并没有告诉毛泽东等人。回到苏联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由一群精通马列主义的极其有能力的精英所组成,国民党的失败是一种必然。

正是由于其肩负的特殊使命,会谈中,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通过会谈,毛泽东等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介绍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想和将要采取的内政外交方针,并就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以及请求苏联给予援助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消除了中苏两党彼此之间的一些隔阂与误会,密切了相互关系。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时强调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并在随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米高扬回国后,6月底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组成以刘少奇为首席代表,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也对苏联作了一次不公开的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采取的一项重大外交策略。访苏期间,刘少奇向斯大林等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内外政策、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情况,希望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各民主国家能率先尽快予以承认,并转达了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建交后公开访问苏联的意向。双方就苏联提供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进行了商谈。斯大林承诺,中国新政府一经成立苏联立即承认,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意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即刻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按照约定,1949年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王稼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罗申成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12月6日,毛泽东率随行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早在1947年上半年,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也为了让莫斯科和国际无产阶级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就曾提出过访问莫斯科。斯大林虽然表示同意,但要求绝对保密,“我们的意见是最好取道哈尔滨。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去接。”两周后,斯大林又致电:“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1948年4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前委前往西柏坡途经城南庄时,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要求,斯大林复电:“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该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何处派飞机接迎。”访问又未成行,却在城南庄遭遇了一次敌机轰炸。原来是特务告密,一大早,敌机就专门冲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临时居所而来。当警报响起,两架B52轰炸机已经在头顶清晰可见。聂荣臻等人赶紧叫毛泽东去防空洞。又熬了一个通宵刚刚睡下不久的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无奈,聂荣臻等人只好将毛泽东“绑架”到担架上,抬至房后的防空洞。说时迟那时快,大家前脚刚离开,炸弹就后脚落在了院子里。之后,毛泽东又有几次与斯大林商议去苏联的事,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战争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苏联还在揣摸美国的亚洲战略以及对华政策。那时候,斯大林很不想招惹上美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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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访问终于成行。这次去苏联,一是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二是与斯大林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三是同苏联订立新的条约,四是商谈向苏联贷款事宜。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晚即同斯大林举行会谈。21日,毛泽东作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外国领导人,在庆祝大会发表了讲话。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协定》。4月11日,以上协定经两国正式批准生效。

其中在关于贷款问题谈判时,中国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在三年内还清。斯大林表示,偿还期可以延长为十年,年利率定为极优惠的百分之一。《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共五条,主要内容有:(一)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供贷款,总数为三亿美元;其计算办法,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司纯金,年利率为百分之一。(二)上述贷款自1950年1月1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等。(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偿还总的十分之一,于每年12月31日前实施。第一期付还于1954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最后一次付还于1963年12月31日前实施。贷款利息从使用之日起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贷款协定谈妥之后,对苏方要求中方提供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一事,专门商签了一个秘密议定书。此后,双方还达成了“按平权合股原则”在中国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轮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利用外国资本创办企业的重大举措,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尤其对中国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必然成为建立国营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为此,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即由军管会派出代表,按照官僚资本企业原属系统,不打碎它们的机构,原封不动,先完整地接收下来。对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除个别反动破坏分子以外,一律按原薪原职留用,按原有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继续运行,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也就是说,对接收的企业,只有机器照常运转,人员照常工作,生产照常进行,才算真正完成接收任务,才有可能开始必要的改革和建设工作。这样一来,不仅有效避免了新旧交替有可能发生的损失和混乱,保证了企业内部稳定,促进了生产尽快恢复,而且有助于一大批来自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逐步学习和掌握过去不熟悉的组织和管理工业生产的本领。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城市的工业机器设备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矿山变成废墟,工矿企业基本处于人员离散、生产瘫痪状态。面对这种困难形势,党和人民政府牢牢把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发动职工群众以高涨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在各厂矿形成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热潮。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大职工在企业当家作主的作用,1950年2月,中财委指示对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实行工厂民主管理。经过民主改革的国营工矿企业,相继建立起有厂长、总工程师等生产负责人和同等数量的职工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使广大职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厂内重大问题的讨论并参与生产管理。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施行,明确规定了工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公布施行的重要法律之一。195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6.4%,工业生产的恢复在短期内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充分证明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完全能够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领导责任。

实现工业化,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与追求。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战略问题,明确提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百分之十,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少奇在1950年撰写《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时论述:“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在1951年12月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批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现代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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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业和轻工业放置在天平的一端,把重工业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孰轻孰重,站在不同的立场,所作出的选择也会不同。先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起来,是一种选择。先集中财力物力让国家强大起来,也是一种选择。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如果两种选择能够并驾齐驱自然是最优的选择。但现实中往往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我们经常无法达成最优,只好退而求次,去筛选最适宜的选择。而最适宜必然要以时间段作出界定,今天的最适宜并不代表永恒的最适宜。

多年的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千疮百孔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仅就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言,中国虽然是农业国,却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一年收成的好坏,最终取决于老天爷的脸色。没有以往的内部积累,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国家建设可以调动的财力非常有限。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国防等无不需要振兴。如果不能突出建设重点,试图百废俱兴,平均使用力量,又势必造成左右支绌、捉襟见肘,最终将一事无成。苏联虽然答应借钱给我们,但借来的钱毕竟是要还的。借来的钱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暂时的难关,归根结底却必须将借来的钱用于事业的发展,让钱生钱,源源不断地生出更多的钱。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有几种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一是,十七八世纪的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发展轻工业起步,首先积累大量资本,然后发展重工业。这种工业化模式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历程。二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日本,在继承早期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由政府投资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由民间投资发展轻工业,政府与民间并重,很快成为后起之秀的工业化国家。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捍卫国家安全,在沙俄时代军事工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短时期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尽管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的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相对缓慢,但其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和取得的建设成就,对尚处于社会主义落后状态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更加切近的示范作用。

关于新中国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的状况,毛泽东曾言简意赅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选择,不仅仅是经济的考虑,更重要还有军事的考量。帝国主义的威胁,台湾问题的亟待解决,西南地区的匪患,“藏独”势力的活动,尤其是在家门口打响的朝鲜战争,都迫使新中国必须走一条“先图强、后致富”的发展之路,用毛泽东的话说,“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更多,而且重工业的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产品还不能直接满足老百姓改善生活的需求。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既然是主人,在国家大战略的引领下,就不能一味追求暂时的小我的生活改善,而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继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分析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进而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因为照顾小仁政,却妨碍了大仁政。”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

呼儿咳呀,

领导我们向前进。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向北平迁移的那天,毛泽东在紧张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后,凌晨三点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吩咐值班的卫士李银桥:“九点以前叫我起床。”结果十点钟叫醒他后,他有点不高兴:“让你们九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原来是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在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劳,告诉卫士们:“你们不要九点钟叫主席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没关系。”吃完早饭,毛泽东刚走出门口,周恩来等就迎了过来:“没有休息好吧?”“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好多了。”毛泽东边走边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成立新中国,刚刚进入考场。能不能建设好新中国,才真正触及到考试能不能及格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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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争启示录

 

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写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中宣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关于霸王,有两种典故理解。一说是指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终被刘邦的汉军所败,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另一说是指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明知楚军众、宋军寡,却不接受大司马公孙固建议在楚军渡河时和布列阵势前发动攻击的良策,觉得自己应当有君子风范,两次错失战机,偏要等到楚军完全布好阵形,才击鼓出战,可惜实力相差悬殊,宋兵大败。三天后,宋襄公伤重而亡,宋国的霸业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那个时候,毛泽东笃定是要乘胜追击,希望能彻底消灭蒋家王朝的。但国民党军队逃至台湾之后,由于解放军缺少空军和海军力量,渡海作战无疑成为横在“追穷寇”战略任务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茫茫台湾海峡,这个问题的求解,毛泽东最初寄希望于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少奇带队秘密访问苏联那次,毛泽东就让刘少奇带去一封中共中央写给斯大林的信,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进攻台湾,并一举解放台湾。可惜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只是同意为中国提供二百架战斗机和代训飞行员。

斯大林很担心,如果苏联派兵参战,可能会导致美国介入,从而诱发苏美战争。其实早在南京解放之前,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提出两个政府并存“划江而治”的方案时,苏联就赞同这个想法,不想因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引来美国参战,最终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把苏联也拖进去。苏联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磨难,他们不想在短短几年内再次把国家陷入战争的漩涡。

刘少奇的出访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建国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到苏联去会一会斯大林,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离开中国。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是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毛泽东真心还是想借此机会谈一谈希望苏联援助中国解放台湾的事宜。斯大林的回答依然有些含糊其词:“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该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和军事人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甚至建议中国“是否可以先向台湾投伞兵,组织起暴动,然后再进攻呢?”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耗时两个多月,因为斯大林的顾虑,双方未能就苏联参战台湾问题达成一致。但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毛泽东解放台湾的信念。

回过头来看看蒋介石,虽然一再向他的将士们强调“台湾一定能守得住”,但他自己心里明白得很,这不过是稳定军心的一个小小招数,台湾光靠死守是守不住的。台湾海峡只能给他提供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机。解放军虽然现在还不具备解放台湾的实力,但很快就会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进攻台湾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岛上的情况也不乐观。退守台湾的将士大半已没有什么斗志,一些军官在设法出逃,一些士兵则止不住对留在大陆亲人们的思念,溃败后的武器装备及库存情况频频告急,更可怕的是由于人员大量聚集,岛上的粮食已经岌岌可危。本来是希望美国人能帮一把的,但美国人现在的态度十分明确:既不承认毛泽东等建立的新中国,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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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新中国水雷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为线索,综合讲述了郑和航海、甲午海战、抗日战争及至新中国初期海军建设的故事,讲述了新中国“一五”计划开始筹建、建设水雷厂的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军工企业历次实施军转民战略的故事。一个军工企业建设、改革、发展历程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的变革,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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