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的灰——大变革下的你我心灵史

以下内容摘录


作者:胡述武


目录

题记

引子

光“辉”的厂

厂史有些变异

红旗对上标杆

身份有了归属

让灰色出彩

宣传队扬名

我是基干民兵

技改显身手

英雄撞了腰

生活灰幽默

馋嘴保健餐

宿舍野味香

另类工装秀

裹着尘的风

透亮的天窗

太妃糖和选票

小燕子受处分

早恋入团受阻

踩着灰追梦

情牵图书馆

黑板报主笔

跟风的文章

码字如码包

早晨,在窑上

憋屈的呼吸

明挖洞,暗度仓

生命如此单薄

忆苦饭和扎根书

抖落身上的灰

各显神通

临门一脚

从班组到机关

无法任性

富有弹性的底色

豁达夫妻

匠人老顾

任建伟的洋插队

歌者姚峰

情色何止苍桑

我的浪漫颠覆

他的江湖

廉廉收藏的故事

又新的独立特行

恩怨由你而生

跳舞的女人

肺癌来敲门

不想“漂”去来

汤勺和饧糖

群名之争

春风又度石料山(代后记)

题外的话

附收录文章:

胡述武/小路遥遥通高峰

胡述武/高与低的思辩

谭友堂/在红旗厂那些年

刘军/高考那些事

左正/领悟人生

张晗/红火的“红旗”因“灰太大”关停

彭德福/我的海南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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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七月天里,江风裹着一股热气。

汉口码头。客轮靠拢趸船,已是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大群男女青少年,脸上憋不住稚嫩的兴奋,背着包,拎着袋,挤着闹着踏上趸船。

只听一声喊:“集合啦……”叽叽喳喳的声音顿时消失,男男女女主动跟队,排列成行,听候指令。

队列前站着一位军人,捋捋军装,喊出:“立正”,“稍息”。然后自我介绍是工厂的军代表,专程来码头迎新。军代表宣布放假一天,厂里的卡车送每个人到家,行李留在车上拖回厂,各人按规定时间到武昌火车站集中。并有意強调说:我们要去的不是什么军工厂,而是水泥厂。似乎在用声音压住可能出现的某种骚动。

工厂地址在黄石是知道的,军工企业保密工厂是招工时的介绍。站在江水浮起的趸船上,感觉似乎被忽悠了。但意料之外,也是满意之中。虽然并非军工,虽然没能回武汉,第一批招工进厂,已经让人感到无比光荣激动不已。那个夜晚,一直在为身份而焦虑的你和我----我们,踩着趸船与石阶之间的跳板,揺揺晃晃地登上码头。眼里的沿江大道,既熟悉又陌生,路灯闪闪烁烁,灰暗生涩……

光“辉”的厂

当年的我们,对工厂这个词耳熟,对工人的称呼思慕。但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儿,工人具体做什么,却不甚了了。武汉的工业虽发达,武汉伢也知道钢铁厂、纺织工云云,却对水泥厂没有直观感受。我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停课闹革命”看过许多中外小说,有一本苏联小说叫《士敏土》,“士敏土”似乎就是水泥的音译。我还隐约知道,解放前的中国除了称呼水泥为“士敏土”外,还有“波特兰”,“水门汀”等,而民间广泛使用的是和当时所有外来物品一样,一律加个洋字,叫“洋灰”。

当年的绿皮车很慢很慢。武汉到黄石只有100多公里,站站停靠。为了和水泥厂见面,我们耐着性情坐了四个多小时。沿途的景物在车窗外一一闪过,山丘、流水、房屋、树林,还有开阔的天空,都没有兴致去看。巴心巴肝我们只想见你,心情就像初恋时的头一场约会。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变幻,车轮在轨道上有节奏的咣当咣当,眼里掠过一波一波灰色的石丘,沟壑蜿蜒,树木荆棘扎根在顽石、陡壁之上。

与我们同座的厂医陆浩民,是这次招工的领队。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大声招呼:“就要到石料山了,快看,水泥厂,我们的厂!”

大家争相向车窗外探望。那个叫石料山的山头并不算高,却给了我异样的感觉:山的腰肩似乎被剜去一块又一块丰满的肌肉,深灰色的创面呈露出肃杀的残景。由远而近的烟囱里冒出浓密的烟雾,盘旋在一座高大的建筑之上。陆医生说那就是机立窑,烧水泥的主要设备。乍看就好像一条灰色的毛毯挡在那里,让阳光变得昏暗。当初我真是有这样奇怪的联想,无端地刺激了乐观的心态。

高高的烟囱就是水泥厂,我们的厂,我初识你的模样!

厂史有些变异

幕阜山脉突起于鄱阳湖和长江间的平原上,其支脉黄荆山并不算高,却有些奇特。

早在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打算开办水泥工厂。这位“洋务运动”后期的主将,对建筑材料多有见识:“水泥一项,外国谓之塞门德土。凡筑路、造桥、建厂等事均所必需。以中国之银,易外国之土,受亏孰甚无待烦言”。他已将黄荆山上釆集的矿石,寄至德国化学家“叠次考验精详”,得出“乃是生产水泥的石灰石最佳原料”的结论,况且黄荆山属大冶域,濒临长江,运输非常便利。张之洞知晓仅湖广政府之财力,是难以兴办水泥厂的,即奏请官督商办。光绪皇帝批朱:依议,钦此.……

张大人的这一段史实,我是多年以后才了解到的。1970年我们坐在绿皮车上,甚至走进石料山时,根本不会有人这样介绍工厂史,也有意无意忘掉身边还有一个大水泥厂。就连那位人称“水泥王”的“资本家”,只是私底下的传说。让我现在分析,除了当时的语境外,恐怕还是在提防我们躁动的心。

石料山仅是黄荆山的一个山头,因有大厂的石料车间而叫成地名。山下的石子库形成一道围挡,铁路专用线在这里分叉,一条伸进库底,一条库外延行。延行线归属红旗厂使用,红旗厂的主要原料又靠齐肩相邻的大厂石料车间供应。大厂是央企,副市级。那位“水泥王”,虽然功以才成,业以才广,却因赎买政策放弃了实际权利。大跃进的感召,又让他顺势而为倡办小水泥,1960年全国人大代表会上的发言(即《水泥工业中的“小洋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成就了红旗厂。

于是水泥生产有了“大水泥”和“小水泥”的不同称谓。在计划经济时期,“大水泥”是指国家大中型水泥企业生产的、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分配销售的水泥,这些企业都釆用回转窑技术进行生产。“小水泥”指地方小型企业生产的、由地方政府分配销售或进入市场的水泥。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仅有8个“小水泥”厂,年生产能力总共为7.2万吨,我从一份权威的统计表中还看到:1958年的“小水泥”产量全国只有27万吨,1959年即增长为210万吨,1960年又增长了一倍多。

大厂一隅,石料山脚,因此而轰轰烈烈,烟熏火燎。《红旗水泥厂志》这样记载:大厂组26人的家庭妇女生产队,办起了立窑场。她们收集釆石车间破碎机沉积的石灰石粉末,掺入窑基脚挖出的废料,再配上黏土制成生料,用原始的手工方法生产水泥。黏土和煤块无法碾成粉,就用石头臼舂,用筛子筛,筛好后的石料、黄土、煤粉分别堆放三处,然后用卖菜的手提杆秤计量配料,一锹土、一锹煤、一锹石料,拌和均匀,洒上水,用脚搅拌,再用手搓成球,放在阳光下晒干后进土窑煅烧……烧出了熟料,女工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用大红纸包一包熟料,向市委省委报喜。当时的省委书记到厂视察,鼓励发展生产,女工们的事迹很快传开,其代表苏仙桃,赴北京参加了全国妇女群英大会,并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参加了联欢晚会……

红旗建厂,白手起家。没有图纸,参照外厂立窑实物自己绘制。没有设备,利用废旧材料制造。自制木质搅拌机代替人工搅拌;制作木质挂斗代替手抓、肩扛喂料;自制成球筒,改变手工搓料;到后来土窑变机立窑。在计划经济年代,水泥属于“紧俏物资”,创业者便有了自我扩张的冲动。除了普通水泥,红旗厂还生产过一段时间可供出口的、或市场上少见的快干型砂水泥、白水泥、绿水泥等特殊水泥。

就是这样艰苦创业,勤俭办厂,一个年产20万吨的水泥厂拔地而起。曾有过“三八厂”、“卫星厂”、“立窑车间”、“实验”等称谓。后来成为楚地机立窑的标杆,单独建制起名鄂冶水泥厂。鄂(湖北省的简称),冶(大冶县称),可能是这厂名的谐音不雅,容易让人想到又“恶”又“野”,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红旗”,这才觉得名副其实。

 

80年代的红旗水泥厂厂景鸟瞰(照片来源:《红旗水泥厂志》)

 

红旗水泥厂的“心脏”机立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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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对上标杆

红旗厂初创,职工中少数是大厂石料车间工人,多数是职工家属妇女。60年代隶属省管后,陆续从黄石市内下马的小厂、从农村招进一批工人。由于工作环境差,生活艰苦,这批人中大部分又自行离厂。发展加速带来的用工乏人,年龄偏大,文化低下,一直是厂里的软肋。其后才有1970年的规模招工,为厂子注入了新鲜血液。

那一年我们进厂,厂名已称“红旗”----湖北省红旗水泥厂。红旗厂首次规模招工,前后脚进来200多人,基本上都是“知青”,“老三届”或是“新三届”,来自于武汉华师一附中、汉口实验学校、汉口水厂路中学和监利、通城、应城等地的学校,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四岁,新中国生,红旗下长,无不带着那个年代青年学生特有的壮志和情怀,有幸走进红旗厂,这本身就让人踌躇满志。

这里请容我单独说说华师一附中,并非是自己的偏心和标榜。在走进红旗厂的“知青”中,曾就读于武汉华师一附中的占了多数,用军事语言说接近一个连的兵力。华师一附中如今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中学,当年也是湖北省的窗口学校,教育的标杆,学生都是经过层层考试入学。若不是文化大革命,华师一附中学生的眼睛盯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华工。还有,华师一附中一直实行寄宿制,很多同学自小就熟悉集体生活。我就是其中之一,幼儿园上全托,中小学都在学校环境生活,下农村有同学为伴。即便进了工厂,仍然未能摆脱集体生活的习惯,住单身宿舍,吃职工食堂,保留着很浓的学生味。直到如今,你我张口闭口还称“男生”“女生”……当年这批人的家庭大多有些背景,或者叫资历,无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否挨整,都持有正统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其中多数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已经“被教育”懂得自律自我珍惜。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那个年代对一部分特定人群的称呼,不用细说就明白。它至少具有三层意思,一,这些人本质上是不好的,反动的,经过阶级斗争教育也许是可以教育好的;二,这些人中间并不是都能被教育好的,肯定有不可以教育好的,甚至会变成和父辈一样成为“阶级异己”,因此要严格对待,“阶级敌人”的帽子悬在半空;三,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同龄人,就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等“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出身决定前途,就说我们初二(1)班吧,全班50多名同学中,红五类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比例。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表时,已经提前得到信息的军队干部子女,一个一个消无声迹地跑到军营里去了。上山下乡,实际上只是红五类中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还是响应号召。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在我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主流。

华师一附中的校友,也有少数人招进了大厂。如我们班的刘平,年龄小个子不大,父母亲都是华师一附中的名师。刘平下放监利县程集公社,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大厂,与他一起进厂的有一辆交通车的人,是厂里直接用交通车接到厂里的。但大厂人多,骨干多,老工人多。刚进厂的青工像葱花一样点缀在每一盘菜里,有点香味,也能看到身影,却撑不起分量……然而在红旗厂,以武汉伢为主的知青就像是韭菜。韭菜能当主菜料理,韭菜炒鸡蛋、韭黄肉丝、韭菜饺子,韭菜味很重,韭菜能壮阳气,虽然有点冲!

命运就这样把我们拋到了红旗厂,而且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水泥厂。

集体生活培养了集体主义。我们想成为标杆,也可以成为标杆,让旗帜通过标杆在明朗的天空中飘扬。

然而作为工厂层面来说,这一切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无奈……

水泥生产的工艺流程说复杂并不复杂:矿石开采后,经轧石机破成分口石,输入烘干炉烘干,送入球磨机磨至规定的细度,再入窑煅烧成熟料,出窑后经料棚堆放-定时间,再送入水泥磨磨成水泥,转仓后经过包装,出厂销售。这样的工序也许更需要和更看重的是老实听话、粗壮结实的劳动力。

红旗厂坐南朝北。厂东面是城区,人口稠密,工厂林立,有湖北水泥机械厂、黄石电线厂、摩擦材料厂、毛巾厂、弹簧厂、家具厂、钉丝厂、毛毯厂等。厂西面紧临的是黄石金工铸造厂、黄石炼铁厂、胡家湾煤矿、耐火材料厂、石灰石矿等。红旗厂背靠黄荆山(石料山),是大厂的采石基地,也是自身的生产用石料供应地。横贯于厂前的武(汉)黄(石)公路,当年是连通鄂东的一条主要干道。与公路平行的武黄铁路,历史更为悠久,30年代修筑,货运和客运列车来来往往,都是从厂前通过。这一段铁轨的另一边,也就是红旗厂朝北的一边,奇妙地有一个很大的湖,当年叫张家湖,如今称磁湖。湖水清亮,湖中莲蓬上的朝露晶莹欲滴。传说釆矿人的祖先光着膀子在湖边洗澡,身上特有的味道渗透到水里,水草丰嫩,鱼儿肥美。后来又来了一列火车,装满灰褐色的矿石,车上有石头滚落到湖边,吸引了一尾又一尾鱼儿,火车冒着烟雾在水里疾驶,鱼儿追赶着水里的火车……

传说虽然很美,但有杜撰的痕迹,也不实际。火车跑过还有鱼儿吗?鱼儿喜欢灰色的石头吗?

 

后排右第二人是华师一同学也是他们同大队的插友林一铀,他刚从监利抽回武汉(晚回5年),到黄石来玩时照的,是在红旗厂后面的釆石车间路边。林一铀后来任武汉葛化集团老总,2009年10月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照片提供:谭友堂)

 

英俊少年荡漾在张家湖上(从左至右:翁建民、郑群子、刘军、胡述武、顾乐东),船上左二叫郑群子,1985年前在红旗厂供销科,后调回武汉父亲单位铁道部第四设计院,2000年因肝癌离世。(摄影:任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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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有了归属

如果你留意观察过幼童玩耍,你会知道小朋友毫无身份意识。他们不会根据肤色、国籍、种族、社会阶级来选择玩伴。最多只会以男生或女生来彼此归类。身份符号为后天环境所形成。小朋友开始建立起身份意识,是在认识字听故事学说话的第一天,父母、老师或者周围的人说教他们不要靠近某某人、某某人是坏分子那一刻开始。

身份认同,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关乎一个群体或阶层的骄傲,也是一种用来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表述。这在大讲阶级斗争、大革文化命的时代尤其重要。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这个群体并不是一样的。上山下乡与支边支疆的不一样,北方和南方的知青体验程度、内心的感悟等也完全不一样。起码我知道,我们这批知青大多在农村只呆了一两年,生活还没有适应落定,就又在漂移挪身了。知青---漂泊在外,身无定所,希望自己归属于先进的革命的阶层,加入某个感觉好的集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获得安全感。而这些,工厂里都有。

在当年,未能被这个集体接纳,就会陷入惶恐孤独甚至觉得无路可走。

实验学校的左正开初是招回武汉的工厂,背上行李在码头苦等三天,最后点名却没有了她的名字。眼看着大家都上了船,左正焦急地喊起来:还有我呢!还有我没点名!周围的同学也帮着喊。招工的师傅挤到她面前,低声说:你的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不能带你走,你的招工表退给县招办了。这几句话音量不重,对左正来说却是劈天的炸雷,让她好长时间回不过神。乡亲们轮流为她送饭,邻居家姐子妹子守着她睡觉……后来公社知青办主任带着招工师傅走到她跟前,说:这个学生伢就叫左正,是个女的,不是男的。她表现很好,身体也好,带走不错事的。左正没有抱太大希望,不想过了几天队里通知她招工录取了,是个水泥厂,地点在黄石市,因此误入“灰”途……

 

(照片提供:沃民荣)

当年我与同学插队在监利县汪桥公社杨家大队,大约有13名知青。招工是分批离开的,头一批走了8个人,都是到红旗厂。名单公布后,无论走的还是留下的,心情都很复杂。走的人,不知是高兴还是称幸,但又顾及没有走的,说不出来的感觉。我们离开时,未能走的同学坚持送我们上了卡车。当车开动时,车下的人哭了,紧跟着就一起去公社讨要说法。一连数天没有人笑,说不上几句话,然后就是沉默。吃饭的劲头明显减少,屋里死气沉沉,也不想出工了,有的赶快给家里发电报,到处打听消息。那些日子,比农村的苦累、孤单更让人煎熬的,是内心的冲突、失落、迷茫。没想到不出一个月,红旗厂又返回二次招工,虽然下去招工的单位增多了,多数人仍然顾不上选择,前仆后继来到了红旗厂。

大招工对于武汉知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具体到李廉廉身上也是一件很难过关的事,因为他是近视眼,平时都戴着眼镜,正常的体检肯定是过不去的。只好央求同伴帮助过关,李东湛、邵一五、王健都答应在检查眼睛时给予暗示,医生小棒棒指到那都有人小声告诉廉廉上下左右方位。离开检查室时,医生冲他意味深长地一笑,廉廉心中一紧,但医生没说什么,在检查表上写下左右视力都是1.2的结论,谢天谢地熬过了体检关。大家重点都为廉廉操心去了,没料到王健的眼睛出问题了,他有色盲,事先也没说有这个问题,结果,王健却因色盲失去了这次招工机会,以至于一个人在农村多呆了几年。

湖北的通城县与江西、湖南交界,属于山区,有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因为穷,只承担了一届知青插队任务,后来都免了,也没有人去了。当年,沃民荣下放到麦市区,张益民在沙堆区。沃民荣回忆:招工时,红旗厂接人的卡车是把麦市的知青先接到沙堆,住一晚上,再接沙堆的知青一起到县城。红旗的车子启动时,张益民是一脚跨上车厢另一只脚还在车外,指着几个通城伢说,跟老子小心点,再就不是你们的天下了,把老子搞烦了该你们晓得,老子不整死你们!估计他下放很受踹。张益民招到红旗厂后又去当了警察,后来累倒在黄石市司法局长的岗位上。

红旗厂是占了先招工之利,后来很多知青都召回武汉了。张久华说招工早了一点,而且招过了头,过了武汉。

不管你是情愿还是受骗,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误撞,没有选择,没有志願,没有合不合适,我们都集合在石料山下。

分配车间前,是集中学习和劳动。学习不用多讲,就是接受政治教育。劳动有些特别,是到后山坡地上碎石头。说是原料供应不上,外面购进的石料大了些许,要用锤子分解。有这个必要吗?是有意让我们吃点苦头?不过我们知道了一点,厂里的生产主料是靠别人(大厂石料车间)供应的,随时都会遭遇卡脖子。任建伟记得,分工种前集中劳动一至二周,铲土石,很热很累,效率低,还去过火车站搬废铁。工种分得好高兴,不好蛮窝火。

各自的去向都不清楚,唯一能做的有什么呢?只能老老实实,努力表现。进厂后“知青”的头衔很快取消了,取而代之是“青工”。结束两个星期的进厂培训后,面临分配到各个车间(岗位)去,即分配工种。水泥厂是从原料制备开始,到水泥出厂的连续性生产性质,相对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岗位工种较多,车钳电等技术工种较少。因此,能分到技术工种都是我们的期盼。但是,岗位工种虽然普通,工资却高出分配到技术工种的学徒工一大截。比如,技术工种三年学徒从18元拿起,学徒期满也只有27元。而普通工一开始就是月工资34元,与学徒工相比可谓是高薪了。要知道,当时的34元工资足以养活一家3口了。既便如此,我们还是青睐技术工种,一来名份上好听,二来技术工种有8级工资制(普工只有4级),前途远大。

当然分配的工种好与不好,也是有定论的。起码我们杨家5队的4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是要戴着“鬼子进村的帽子”上班:翁头(翁健民)到细磨车间值守选粉机,刘军和任建伟是泥副工,我分到生料车间撮黄土。撮黄土、泥副工绝非好工种。至于后来,那只能说是个人的努力和造化了。

都在等待分配工种,都在盼着分一个好工种。陆医生突然拿着一张视力表要廉廉重新验光,廉廉知道大势不好,近视眼瞒不下去了。当然已招工进厂不至于退回农村,但只能分配辅助工种,技术工种与之无份。廉廉先是到泥木班当小工提灰桶,后来又去装包库垛包码包、防空洞打孔放炮。

左正还记得:第二批进厂劳动的时间短多了,好像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分工了。红城公社招上来的全都没分好工种,只有陆玉珍分去化验室,这才有人爆料,说她在返城之前在队里买了麻油和鸡送给管招工的,她真懂事,比我们开化多了。

在红旗厂当工人,政治上已属于“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尽管上班时穿着沾满油腻和灰尘的工作服,但是我们都有一种自豪感——国家“主人公”,端的是铁饭碗。工人阶级的质地,身份的不一样凝聚了人心。我们将工厂为家园,虽然这个家灰尘仆仆,倔头倔脑,仍然怀揣憧憬,想充分地展示自己。这应了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一需要,人们才有可能“自我实现”。

我们还保留着上山下乡的思維,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甚至以“不怕脏、不怕灰”为荣。当时的懵懂青年,多处在混沌状态,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能够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又都想施展一下拳腿。

那一段经风雨见世面的青春期,真正的体验应该是这块天地---我们已经来到和正在施展的工厂。

姜建说,那时我们在红旗水泥厂干活真是拼命,像现在传销被洗了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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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灰色出彩

很大程度上是青工进厂的人气,可谓新鲜血液,使红旗厂充满了活力,有了大厂的样子和气魄。

我依稀记得,进厂不久,厂里的管理机构搬到生产和生活区临界的坡坡上,一栋两层小楼,一楼是生产和行政部门,二楼除了领导的办公室,还有政工诸部门。凹形的办公楼前有一块空地,种着几棵小树和两排冬青,往下走七八步石阶,两边是石头垒成的坡墙,墙下面有一条厂区的水泥路,对面就是厂食堂,食堂正门和办公楼前的石阶相望,形成信息和生活集中地。

有过抄写大字报和宣传鼓动历练的青工们,聪敏地捕捉到施展的天地。有人建议将石头墙修饰成黑板报墙,自然得到头头脑脑们的力赞,很快就有了高三米、长二三十米,油漆黑亮的大幅报墙。谁来办还有过争议,后来决定以车间单位划块,党支部、工会、团委、民兵合办,团组织具体操办。实际上不管以谁的名义办,都是这些武汉伢为主的年轻人的事。车间与车间暗之较劲,参与者充满热情,基本上每月一期和逢年过节办专刊,每当新版报亮相,很多人都驻足围观,厂里的通知公告也在此张贴,好不热闹!

再比如说“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大革文化命的“新生事物”。作为县团级的省属企业,红旗厂被圈定与黄石“九中”对口,选派的工宣队员应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那年红旗厂刚刚进厂的新工人,“凑巧”弥补了厂里的“拮据”和“尴尬”(总不能让文盲和半文盲赶着鸭子上架吧),因为新工人中有高中生。于是吕清、陈渝生、谢祖双、定幼平、刘大中等,摇身一变成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既使出身有误也勉为其难了)。有的如谢祖双等因此走上教师生涯,一直在九中当老师,还培养儿子上了“清华”,退休方回武汉。还有1982年红旗厂成立桥牌队,武汉伢沈建民、梅刚荣、苏永茂、王东如都是主力队员,连续5年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得很好的成绩。1996年国际桥牌邀请赛,沈建民和梅干荣代表湖北省,战胜世界顶级水平的意大利男队,赛后与国际桥牌皇后杨小燕合影。

 

当年中央下文要求厂矿办学,红旗厂就办起了“抗大”小学,让厂里适龄儿童都能受教育。办学条件简陋,先是在一间竹子搭的工棚内上课,后来建起了照片上的教室(李廉廉摄)。

 

课桌是用木板钉的条桌椅,一排可坐六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五个班,全校学生近200人。教师主要来自厂里的武汉青工,陈慧、刘大中、胡春枝、苏永茂、姚碧玉、左正、魏秋田等先后任教。由于教师敬业,学生成绩都不错,在全市教育系统小有名气。对了,学校的简易教室还为厂宣传队提供了业余排练场地。排演彝族姑娘给守边疆的解放军补衣裳的舞蹈,自然要穿上七彩大摆裙(彝族服装),没钱买就自己动手做。库房里领了白布,食堂大锅染色,从师傅家里拖出缝纫机,架到小学教室里。卢小怡、罗爱华、张晓玲等人充当裁缝,做出的服装漂亮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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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扬名

说起在红旗厂的那些年,不能不说宣传队。

我这人表面斯文,不太活泼,跳跳唱唱并非強项。虽爱好写作,但又自视歌词、快板书之类有点俗,有人相邀也提不起兴趣。不过宣传队的一举一动我也很上心,甚至亲密接触,有缘于三点:我的女友是宣传队的一员,我的好些同学是其中的骨干,我曾有幸以工代干在厂工会管过一阵,叫指导员。当然,不止于这些,更在于当年的厂宣传队风生水起,名声在外,让我多写几笔。

宣传队的全称应该叫红旗水泥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除了厂名外,后面的一排字是当年只能也可能是唯一的叫法。这个宣传队在知青进厂前就存在,由军代表某人的一位小姨妹唱主角。新工人进厂了,武汉伢来了,只有一两个回合,仅仅一两个回合,小姨妹就主动退出,班底来了个大换血。我了解了一下,从1970年8月至1977年,先后有谭友堂、定幼平、刘大中等当过队长,队伍在20人左右。其中的小乐队有三把小提琴,三把二胡(京胡板胡),两支笛子,一把琵琶,一个架子鼓等组成。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彭德福,为了“混”入队伍,他“临阵磨刀”,学拉二胡,学吹次中音号,小乐队因此增添了管乐。姚峰曾回忆道:在厂宣传队,每有任务,我便要抽出来搞创作(主要是写曲子),而常见到头戴鬼子帽,穿着帆布工装戴三层口罩的彭德福充满期盼地,瓮声瓮气地问,姚峰,还没写完哪?我们么时候抽出来呀?彭德福聪明,在宣传队由跑龙套到主演,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那时的他,拉二胡,吹次中音号,唱歌,说单口相声,样样拿得起来。

黄石市的职工文艺活动开展的比较好,补充了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刚从农村抽上来的知青也用热情带动了各类文化活动。只要市里搞汇演,或是配合重大政治活动,厂里的宣传队就作为政治任务脱产集中。市里的汇演一定要有创作节目,厂里的排练也要有节目量,歌舞、戏剧、器乐、曲艺等,足够演出一两个小时,就像一桌菜,要搭配得当。于是总要抽出几人搞创作,十天半月出作品,再根据节目需要定人员,由厂工会下通知抽人脱产排练和演出,一般是一个月左右。不仅仅在厂里演和参加全市汇演,还下车间班组巡演或到周边农村土台上演出。宣传队编排了描写装包工的小歌剧《小车不倒只管推》(魏秋田作词,定幼平/姚峰作曲),器乐曲和小品《训练场上》等节目。曲艺联唱《怀念周总理》是楚剧调,演员表演很投入,演多少场,与观众一起流了多少场眼泪。

当年学习演出革命样板戏成风,凡宣传队不唱几段样板戏不能抛头露脸。红旗厂的宣传队不简单,京剧《智取威虎山》九场戏,他们能拿下前五场:姚峰演杨子荣、叶春波(叶三九)演少剑波、罗爱华演小常宝、项荧坤演猎户老常、张晓玲演卫生员、胡继寿演土匪。谭友堂回忆:在第5场戏《打虎上山》中,因杨子荣要有点武生戏动作,就由邓成云代替姚峰演杨子荣,但他嗓音不行不能唱,这场戏中《迎来春色换人间》的唱腔就由谢祖双在后台帮唱。

文化大革命时黄石市文艺团体解散,一些所谓“牛鬼蛇神”都被下放到工矿企业。大老王原是黄石市京剧团乐队专职司鼓,随大老王一起下放到红旗水泥厂的还有市汉剧团的夏书高和邓成云。后两位因为年轻一些在车队当司机,大老王就在食堂当了大师傅。我们刚进厂时,他们这几位专业剧团下来的同志带领一帮年轻人也在“锣鼓喧天”的排练节目,几位“演员”脸上化传统戏的浓妆,让人觉得好笑:怎么像跳大神似的。

宣传队演样板戏除了要有合适的演员外,乐队的文、武场必不可缺。“文场”指的是以京胡、京二胡、月琴(弹拨乐)为主的伴奏乐队;“武场”指的是锣、鼓、板、钹等打击乐。会乐器的武汉伢吹拉弹伴奏可以,“武场”的家业全然不会,只能由大老王他们担当。于是,由大老王司鼓,与夏书高等几位老职工组成乐队“武场”;谭友堂拉京胡,与京二胡顾乐东、琵琶定幼平、二胡邹清元、小提琴李东湛、邵一五、徐侃、笛子徐继东等人组成了乐队“文场”。

叶春波(三九)回忆:厂宣传队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为了参加市里举办的学演样板戏的比赛活动,那时市里也有要求,希望各专业剧团对基层宣传队学演样板戏中给予指导。1971年的时候,在黄石演样板戏最出名的要数黄石市汉剧团,他们演的是移植的汉剧《智取威虎山》,该团几个演员正当年,能打能唱,在黄石很卖座。厂里由夏书高、邓成云等人联系,抽了几个人去剧团学习了两次。厂宣传队在参加市里比赛前在厂里演了一次,还专门将市汉剧团的主演和领导请来指导,演后得到他们的好评和肯定。参赛时正好是在汉剧团的剧场演出,汉剧团将除服装外的所有灯光、道具都借给我们使用,演出时俨然像一个专业剧团在演,效果特别好,给评委们的印象特深,评比时获得市里比赛的一等奖,这是建厂以来从未获得的荣誉,厂领导相当满意。红旗厂宣传队也因此在市里一炮打红,以后市里的各种演出活动都少不了。

红旗厂文艺宣传队的一组照片

(照片提供:谭友堂、李东湛、沃民荣)

有一次我与鸡子(李东湛)、谭某(友堂)聊起宣传队,我问鸡子你那时候拉琴是个什么水平呀?

李:黄石业余文艺界不谦虛地说数一数二,能在全市汇演拉独奏曲,当时拉的好像叫《先烈忆念曲》,还编配过《快乐的女战士》,那时候《洪湖赤卫队》新版刚出来,也拉过。

谭:鸡子那时很刻苦,在湖边、山上练,晚上有时在宿舍走廓上拉,我们都陶醉了。我们这帮武汉伢在红旗厂搞得比较好,党委书记舍不得放我们走。宣传队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也能拿下来,演员条件限制重点排了几场。一个是参加全市万人大合唱,我们唱得是创作歌曲,徐侃词,李东湛作曲,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还在黄石电台录音播放,当时的《湖北歌声》杂志发表过,得了五块钱稿费。

我记得,五块钱稿费单还是我带给鸡子的,可以说是恢复稿酬后第一次拿稿酬。我的一篇小说得了三十块钱,是同一天收到的。

李东湛大言不惭地说:我的声乐史可追溯到红旗宣传队,当时排练一个男声四重唱,歌名好像是《老汉越唱越快活》,唱的人有我、谭某、邵一五,还有一个记不得了。

叶春波也回忆说:有次是在市里参加汇演,也是我在黄石的最后一次演出,所以印象特深。那时京剧样板戏唱段大家都听得烂熟,楚剧刚移植样板戏《沙家浜》,很多人觉得很新颖,当时我和平莉菁搭伴唱“军民鱼水情”一段,唱完后往台下走,下面观众齐声高叫再来一个不让谢幕,搞得我心里很慌,又没准备别的节目,两个人只好又上去给观众敬了个礼“逃”下来。

当然,也有议论说车间里的日子难熬,宣传队好玩又出风头……或许这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用来舒缓对于现实环境的不满和无奈,但毕竟为红旗厂赢得了声誉。

 

让我们荡起双桨(照片提供:廉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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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基干民兵

回头想想招工介绍,军工厂的说法并非有错。当时水泥属于战备物资,计划生产,统一调拨,斤斤两两都有来龙去脉。特别是来了军宣队,名为宣传,实为接管,半军事化。管理上有三个特点:生产组织按军事建制,如我所在的生料车间叫一连,连长、指导员也就是车间主任、书记;热衷民兵训练,成天穿工装,没事就扛枪,武装民兵要根红苗正,基干民兵以青年为主体,普通民兵只要扛得起枪,都算;还有就是广播喇叭里的军号嘹亮,这种状况直到1974年军代表撤离后才取消。

那个年代是把战争挂在嘴边的。民兵,基干民兵,武装民兵,班排连的编制建全。民兵训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时不时进行防空演习,都是根据市人武部下达的年度军事训练科目进行的。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刺杀、投弹、射击和三防(防空袭、防原子、防化学)等军事技术,训练以民兵排为单位,每星期一次,几乎风雨无阻。每当扛枪训练的那一天,各排的排长从早上5点钟一个一个地喊,谁要是赖床基本没戏,那滋味对于排长和兵都是考验。我写过数百字的杂感《十分钟的短兵相接》就是由此生议,登在厂里的黑板报上,没想到给我的动力却不小,我在后面还会提到。

1971年为执行毛泽东关于进行野营训练的指示,由军代表和厂领导成立长途拉练指挥部,厂里青年民兵和厂派工宣队学校九中学生共计260多人参加。我们是进厂不久的青工,要求上进自然踊跃报名。拉练路线由厂部出发,经过大冶、阳新县,再穿过黄荊山返回。山路崎岖,背包负重,野炊抵饿,风雨中徒步,民房里打地铺,练得就是准备打仗的本领。一路上我的表现甚至不如九中的学生:临时担任一个高中班的排长,早晨起床号一吹却难得爬起,行李背包还需要学生帮助打理,现在想起仍觉得不好意思。2013年我在瑞士停留,这个国度200年无战事,却全民皆兵。我看到他们的青年人穿着迷彩服参加军事训练,就联想到我曾经亲历的红旗厂民兵训练。单纯从人的素质和耐受力来说,这种训练应该是必要的。

厂里组织横渡长江,是在厂旁边的张家湖训练的。任建伟回忆说:我参加的最早两次渡江没人给我们照相。黄石江面比武汉的宽,因没有汉江水流入,对渡江者的冲击会小些。当我们游到江中心时,感到水变急浪大水也凉。第一次渡江有两女生,章德芬和张晓玲,坚持游到对岸。

 

(红旗水泥厂1975年渡江纪念合影,照片提供:黄天道)

那年冬天,由于张家湖水位下降,厂里湖边泵房生产取水源中断,工厂面临停产,急需挖一条引水沟。民兵和团组织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几十人冒着隆冬严寒,破冰入水,夜战一个晚上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生产用水供应。那些年市里厂里的重大突击活动也多,多是以民兵青年组织参与,具体的人员又多是武汉青工,我们是自愿的加班,没有薪酬补偿,图的是集体荣誉,受到全厂职工的好评。由于红旗厂的民兵工作做得好,年轻的厂武装部长龙世泉破格提拔为厂党委书记。

当年人武部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办公室兼武器库。锦运刚进厂时与几个干部子弟分在一个宿舍,话不投机。后来调换和宋志超等人住一屋,宋也是武汉伢,早两年作为社会青年进厂,摔跤身手不错。锦运也喜欢武术,经常一室切磋。当时的厂人武部长龙世泉,与宋志超是哥们,常来玩,也对锦运有所了解和信任。市武装部分配到厂一批枪支弹药,需要人值班,龙世泉就选了锦运。锦运白天在设备车间金工班干活,晚上义务值守武器库,需要有原则,也要有灵活应对偷袭者的身段,不管是天王老子爷,晚上是不可以进屋的。若临时有事或回汉探亲,就由各车间的基干民兵排长如夏小川、王东来等人代值,他们也是同时进厂的武汉青工。民兵训练前后还要清点枪数或检查有无损伤,特别是射击以后的枪管内壁及撞针,更需要细心不厌其烦。至今,锦运记得很清楚厂里的武器配置:有56式半自动步枪30支、56式冲锋枪5支、苏式骑兵冲锋枪3支、加拿大轻机枪1挺、汉阳造3支……住守了7年半,没有任何报酬,唯一的福利是多打了几十发的实弹射击。7年多,锦运分享了单间住宿的待遇,也要坚守常年的孤独。业余的生活只能以个人的爱好为主,在房间里或楼道上练习武术,学习巩固自小爱好的书法和绘画。可惜未能坚守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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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显身手

或许我无法一一拈取武汉青工在生产岗位上的尽心努力之事,但仍然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看到红旗厂因新鲜血液而激发的生动。

这就是当年活跃于厂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

红旗厂的技术革新改造是有传统的。谁叫是土法上马,“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滚动发展呢!当年有个劳动模范钟三保,就是革新能手。他是烧成车间维修工,文化程度不高,自费订了七八种专业技术杂志,有空就钻研,并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在他的带动下,厂里多年开展以消烟除尘、设备改造为主体的技术竞赛,由于武汉青工的积极参与,不论竞赛的组织者还是钟三保个人都感到了如虎添翼。

红旗厂的技术革新改造如虎添翼也是形势所趋。就拿烧成车间来说,武汉伢顾乐东、刘军都是车间的笔杆子,热心于宣传工作。有一次顾乐东的任务是釆写劳模事迹材料,脱产一个月,修攺四五遍,总算通过审查。但来不及高兴,又发生9.13林彪事件,政治宣传口径大变,一切重新审视。劳作辛苦不谈,单纯的心地受到刺激,不想再写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材料了,青春热情又向学技术搞革新锭放。他们主动提出组建卫生班,白班打扫車间的清洁,晚上一起投入技改(因为三班生产,不能凑在一起)。车间同意了方案,卫生班兼技措小组成立了,承担了车间灰尘最大,体能上最累的活。既使三九严寒,也是单衣作业,衣服能拧出汗水。尽管如此,乐得有了时间搞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犹如春天的花朵在全厂盛开。

1975年将机械化立窑卸料四道闸门改装为r射线料封管控制器。这项新技术后来在各地机立窑上广泛应用。

1976年革新成功光电自动码包机,荣获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1978)成果奖。

1978年在机立窑的生产流程中采用冲量流量计,并自行设计和安装了配煤、成球、配水的自动调节系统,初步实现从进料、配煤、成球到立窑加料、卸料等一系列操作的自动化。

1981年机立窑扩径,使熟料/台时产量提高了2-3吨。

1982年将熟料胶带输送机改为链板输送机,使用周期长,损坏小,每年节约维修资金2万多元。

1983年将水泥磨机磨头联接螺栓进行小革新,有效提高了磨机的运转率。

……

机立窑的关键部位是机械卸料裝置,通常釆用三道闸门装置进行密封。70年代初国家专业院所开发出料封卸料器,具有漏风小、设备简单、投资省、维修容易等特点,在釆用高压鼓风提高产量时更显示不漏风的优越性。其管内的下料控制方法有多种,最先进的是r射线控制,但对放射性防护有严格要求,材料器件很难搞到,刚招进来的青工就派上用场了。唐世平,我们都叫他唐包子,为什么不得而知,可能因为见面就笑吧,一笑,两个酒窝鼓起来。包子是北京侃哥,人挺爽,跟所有的人都谈得来。他的六叔是华师一附中的外语老师,因此随表姐下放监利县廖桥。包子有一位亲戚当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物资口工作,能批到紧俏的电子元件,自然也能搞到r射线放射源,可想而知其作用凸显。

细磨车间的裝包库,可以说是水泥厂环境最恶劣,工人劳动强度也最大的岗位。每时每刻都有粉尘冒起,即便是酷热的夏天也需“全副武装”。每小时30吨产量,每分钟十包水泥,两个人垛包,两个人推車接运,半个小时一换人……攻关光电自动码包机时,张嗣强、郭大全、刘红武等人搞设备和电子方面的设计,20天拿出了图纸。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因为没有任何资料可参考,完全凭想象力和敢于创新,还要在环境恶劣的现场感同身受。然后发全厂之力进行设备的制作安装,主要是调试水泥包从包装机出来,经过四条皮带,调整水泥包的姿态。因是纸袋包装,很容易破包。如水泥包180度调头、皮带刮板的角度方向就经历六个月几千次的实验,水泥包不破了,很听话的一包一包码放整齐。电气方面技术难度还要大,分立元件开关电路的干扰问题,经常误动作,设备就像发神经一样。刘红武在初中时装过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收音机,搞过遥控飞机,算是有点基础。攻关组只有采取笨办法,27块电路板一块一块测试,能够采取的抗干扰措施都用上了,没有节假日休息,完全痴迷进去,走路碰电杆撞树都有过,耗时两年多才成功运行

当年红旗厂荣誉多多,大大小小,分门别类,奖旗证书,琳琅满目。《红旗水泥厂志》记载:科技成果“光电自动码包机”,获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1978)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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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撞了腰

要把这件事情说成出彩,是我的自嘲。

1974年以前,我的岗位在生料车间黄土班,工种是老普。黄土班和老普说了一个意思:还是和泥巴打交道,沒有技术含量的活,不过是身份变了。农村是顶着太阳在地里翻土,在工厂是做个大棚购进黄土存放。黄土大棚四面通风,这是工艺要求,叫自然干燥。堆积的黏土一层一层加厚结板,很容易让人想到北方的黄土高坡。若是夏季,工间休息我们就跑上坡躺着坐着,阴凉透风。冬天里则在下面土坡的断面躺靠,也能遮风挡寒。黄(黏)土烘干是水泥生产的头道工序,即将大棚里堆积的粘土铲进斗车,人力推送进高挂斗,经提升到黄土仓,再由仓底部的转盘均匀地扫入烘干窑……这一铲一送一烘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工作。刚开始全靠人铲、斗装、人推车送,与农村里挑土干活几无两样。后来技术改造使用上电扒,才称得上半机械化。不过,如此变化也是用生命的伤痛作代价的(说笑而已)!

我曾在《母亲的乳殇》一文里提到过,我受工伤是因突然崩塌的煤堆。实际上崩塌的是黄土高坡而非煤堆,我记错了。那是个白班,班长工休,由我这个班副带班。黄土棚里有徐师傅等人铲土,我推车上前,突然觉得半悬的土坡有崩塌的迹象,急忙叫了一声:猴子,小心……话没有结束,险情已经发生:被称作猴子的徐师傅机灵的一跳脱身,崩塌的土方砸到了我的斗车,斗车的铁把瞬间挑起了我的腰身,腾空,落地,平躺不起。在场的人都认为伤到骨头了,抬起我又不敢移动。干瘦的徐师傅抢着背起我,一路碎步小跑,气喘吁吁地进了厂医务室。医务室没有骨科,陆医生急忙叫车,将我送到市三医院拍片检查。幸好,骨裂,但没有伤到要害。开了药回厂,宿舍里躺着。有道是伤筋动骨一百天,我知道有点后怕了。而且决定不告诉家里,免得父母着急。

我躺在宿舍里,师傅工友前来探望,女友生活上悉心照顾,陈慧、罗爱华还端来自己做的伏汁酒……厂工会和车间领导都来了,书记还问我:听猴子说你是为他受的伤?

我说我只是喊了他。

书记问:你当时怎么想的?我说没有想。

书记启发我: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说,可以写下来给我们。

这是有点挖掘英雄事迹的兆头呀!英雄本来就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如果我多说几句,如果我生动地还原一下,或者说假如我伤得更重一点,甚至……是不是一个英雄就诞生了呢?!英雄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呢?

我也没想,又说:书记,冒得么事。我本来话少,这一刻更有些腼腆。书记侧坐床边的姿势也不舒服,于是起身说:好好养伤。就走了。

那个时候,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因为表现虔诚,常常用的是勇敢和无私,而勇敢和无私有时候是可以制造的。

幸亏我存有“私心”,没有迎合制造。

我用工伤换得回汉探亲,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她一下子急哭了,走神似的在我身上翻来看去,又领着我去找老中医。老医生在我的背上腰间涂抹一种油性液体,用瓷汤勺在抹油的皮肤上反复刮擦,背部出现很多暗红色斑点,形成刺人的片状,说明内伤淤血。老医生的疗法叫刮痧,能起到开泄毛孔,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我咬牙吸气,旁边的人也啧啧出身。母亲生怕我痛,将我的手臂揣在她的怀里,摩挲着我的手。她的脸却侧过一边,躲闪着流泪的眼睛,嘴里不停地说不怕,不怕。我很少见母亲这样的,连忙说:妈妈,我不疼……

后来我还真想了,直到现今我仍在想,我在那一刻没得及跑,不是忘我,是迟钝,是自己的身体不敏捷。我喊了一声别人,那是脫口而出,是出于工友情,是义。假如要把这些说成是英雄气概,让人不好意思。一个人在做出某件事情时,调子不能提得太高,也不必轻易地和政治觉悟挂钩,因为我只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年我是那么崇拜英雄,徒步下乡就是为了追寻一位名叫郭章清的英雄战士。然而当英雄与我擦肩时,为什么又轻易让他过去了呢?我不得其解……但下意识地知道我不是英雄,也不可能成为英雄,才有了对英雄的仰慕,才是站在英雄旁边用羡慕的目光为其鼓掌的人。也许这就是情结所在。

这事淡淡地过去了,下意识的东西似乎如影随形。养伤一月,我决定上班了,厂里的龙书记却安排我去参加市人武部的宣传培训,脱产宿在军营里,还作为人武部派出人员独自到湖北拖拉机厂实地调查釆访。当时的“省拖”是大型企业的先进典型,民兵工作也抓得好,我调查几日写出事迹报告,竟然受到好评,刋登在市人武部的内刋上,也算作英雄情结吧?

英雄撞了一下腰,这就是我在红旗厂呈现的亮点之一,灰色境况下带彩的一笔,当然是受伤挂彩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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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灰幽默

我们曾邀约去黄石,寻找40多年前的感觉。李廉廉在群里发了一组红旗厂的遗址照,勾起了更多人的记忆:这张照片现在是一个大斜坡到宿舍门口,当年却是有两组台阶,每组各有6、7步踏上去,门前是一块水泥平地,那棵大树正是青壮年,叶子茂盛,时常有人站在那树下聊天。

林小浪:这是我们刚进厂时住过的单身宿舍吗?

姜卫平:这是现在的鄂冶单身破宿舍。

左正:廉廉发的是男生宿舍照片,姜发的是女生宿舍的照片。沧桑五十年,睹物依旧,物是人非。

 

红旗厂有两栋楼房集中住青工,一栋是武汉青工进厂后盖起来的,靠马路边,离生产区远一点。一栋在厂内办公室的后面,说是三层楼,也可以说是两层,因为有一半建在坡坡上,另一半的一层似地下室,曾是厂医务室(照片上能看到的第三层是后来加盖的)。我曾在这栋楼里住了8年,中间挪动过三次:先是车间班组分配房间,4个人一间房,和黄土班的工友住在一起。后来悄悄地自由组合,搬上了楼,同屋的有杨松坚、刘铁群(铁肥),出自宣传部长或副省长之家庭,当时仍在挨整未解放;稍后又进来郑群子,郑群子和我一道走到农村去的,他的父亲是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的工程师。再后来又搬回了一楼,与政治处的同事也是武汉学长郑明武相处,那时宿舍已显出清冷之态了。

 

(吴津将这只收音机机带到农村、带进工厂,如今仍然保存着)

我们的宿舍曾是一群“光杆”谈天说地、喧闹放松的据点。每当饭前,特别是集中休息日的吃饭时间,总有一种“仪式”:列队,敲碗,拍打随手能打到的物件,最后是吆喝怪叫坏笑,然后蜂拥冲向食堂,图个痛快。

厂里的食堂不错,不光我们这些单身小青年吃,就是拖家带口的也经常打饭。吃食堂成为生活常态。

记忆中的色香味依然美好,有趣或可笑,还掺杂着灰的元素……

馋嘴保健餐

实验学校的左正和水厂路中学的沃民荣,进红旗厂时都曾在食堂工作。据她们回忆,当初新工人的户口在食堂,有计划肉票、豆腐票,均在买当月饭票的头几天发给每个人。肉票即荤食票一个月只有4张,是按每月1斤肉分解的,每份2.5两的样子。每份油墨印的肉票买一份荤菜是2毛钱,月头两个星期吃荤菜次数多一些的,后两个星期就只有半斤饭,一个白菜,一个土豆了。老魏是回民,就上医务室开回民餐或病号饭证明,到厨房里边去做小灶。小伤小病可以在厂医务室打针吃药,要是胃口不好不想吃饭,厂医务室医生会给你开个病号饭在食堂吃个鸡蛋肉丝面。另外有岗位保健的工人每月有一斤肉、半斤黄豆、半斤黄砂糖,由班组从厂行政科领回后自己分。保健分甲乙丙三等,每月每人九元、六元、三元不等,有的岗位还没有,机关更不用说,全凭岗位分工和劳动强度,没有人认为不公平。如果食堂通过关系,搞到不要计划的猪头肉和猪下水,做出来的菜不用肉票偶或也买得到。很少的时候食堂蒸了有一整只蹄膀,供舍得花钱的馋嘴过瘾,记得是一份票两块钱一个,有大白瓦钵那大一个哟。

左正说这么细,但大白瓦钵是多大一个,我仍是糊涂的。我问是小脸盆一般吗?不,还是不形象,现在的80、90后还是不明白。对了,就像现在裝香辣小龙虾的盆子一样大,没错吧?

左正告诉我,就是蒸上四两饭还余一溜四五厘米白边子、上了白铀的瓦缽子,大倒不是很大,但有点深。沃民荣还提供了白瓷碗的照片(下图),她从厂里上大学是带了一大一小两个碗吃包伙的,拍下照片时仍在使用,碗里的烧鱼头是新鲜的,盛鱼的钵子却称得上文物,珍贵就在于喷在上面的简化字是规范前的字体。


关于刘军说到混荤菜吃,小沃给他挖回去的事,左正回忆当时在食堂卖完饭都要清点回收饭票的,也包括荤食票,然后记账,事务长回收。如果是用碗蒸的粉蒸肉,那么票和碗的份数大致就要对上。如果是大师傅散打的荤菜,数目对不上是常有的事,但大师傅掌勺,掌握成本,眼睛都是盯着窗口,看他打出来的荤菜碟子窗口卖的大致情况,所以如果小沃那天卖饭时正好有大师傅站在旁边,就不敢“弄虚作假”。食堂的师傅也知道有几个武汉伢喜欢混票,不光是刘军,还有杨松坚呀,魏秋田呀等等,每个车间都有几个,还有些黄石伢,想想蛮有意思的。

小沃记得,当时班长还说,这些武汉伢真好吃,把草席子票拿来混肉票,谁几贵的都买,真是吃得钱直个响。当时单身职工每人凭票都可以领一份草垫子,很厚的,冬天垫在棉絮下面。有的武汉伢宁愿不要草垫子,都换肉菜吃了。记得食堂买过一批活鸡,拔毛后卤了一只只整卖,结果那天窗口很早就挤满了人,窗口的小门都快擂破了,到点了一打开,每个窗口都伸进来四五只长手,摇着饭票钵子和勺子,口里喊着:我要大的。快点,冒得了!记得姚碧玉充分发挥了女汉子的优势,一口气拿到了两只油光瞠亮的烧鸡。炊事员忙了两天才做好的鸡,10分钟内就被武汉伢抢光了。食堂的大师傅由此感叹,武汉伢真舍得,吃得钱直个响啊!

在我的印象中,有一道菜是很俏的了,虽不太爱吃,但又不得不吃,菜名叫红白豆腐,实际上就是猪血烧豆腐,具有打灰的功效,因此水泥厂的人经常要吃。而林小浪记得的是为了打到夜餐的第一碗面条(上面的油多些,韭菜多些,注意不是葱花而是韭菜多些),熬到半夜早早去食堂排队。记忆美好的还有防暑降温的福利,发茶叶、绿豆汤、冰水、西瓜等。当班的冰水是按每个班的人数一人一大杯的量,由班里派人用冰铁桶提回,白班两次,中夜班各一次。沃民荣为喝冰水的事还有一点小内疚:有次在冰水房门口,碰到徐继东打了冰水出来,我就拦上去从他的桶里倾倒了半杯。他无奈地笑了一下,提起桶晃悠悠地往车间去了。后来我把此事说给罗爱华听,罗爱华解释说,车间的降温都是定量的,你喝了他们的他们只有少喝了。我这才知道车间工人蛮造业的,罗爱华在生产科,很体谅生产工人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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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野味香

厂门口拖水泥的卡车撞飞了一只野猫,奄奄一息尚未断气,正好被徐侃看见捡回,在宿舍开起了小灶。徐侃是我们的学长大哥,很多事都是身体力行让人敬服,这厨艺也是一样。他亲自给野猫刮皮开膛破肚,小电炉上架个锅,开始烧肉。猫肉听说有点膻,抵不过肉的香味,多放些干辣椒和青蒜,再烹上酱油和白酒,红烧猫肉在单身宿舍飘香,左邻右舍闻之都跑来尝鲜,我也在其列。

还有一个段子,琵琶和鸡子打赌喝酒吃肉。一瓷缸白酒,若喝下不醉,就能赢得一份粉蒸肉。在肉香的诱惑下,鸡子终于喝光了约半斤白酒,強撑着不倒不睡。半个时辰,琵琶来探,见人未醉,甚觉奇怪。其实是鸡子玩了一招,乘其不备跑到厕所抠了喉咙。看琵琶过来,鸡子还摆起架势运弓练琴,赢得了肉钱。哈哈!

也有恶作剧的。厂行政科有个房管员身体有疾,人称“半条命”。他在厂里是单身,和我们住一栋宿舍,这一天在自己的房门口架起煤炉子,煨了一罐子乌龟肉,香味袭人。结果肉被人偷吃了,乌龟壳放回原处,“半条命”差点气沒了。传说是武汉伢作案,因为单身宿舍住的几乎都是新工人,又数武汉伢闹得水响。但此案一直未破,四十多年了,至今无人检举揭发或显身自首。

那年头晚上没有开着门的小吃摊、小卖部,也没有烧烤店,更不见肯德基、麦当劳。我们想宵夜,只有聊天排队等着食堂的夜餐。当然也有享福的,我的同屋刘铁群(铁肥)关在帐子里吃罐头,那个撬盖的声音可以一下子滑过,细嚼慢唵也能压低吃食的声音,可是那特别的罐头肉香是无法掩盖的。我被刺激醒了,翻了个身。铁肥还不错,隔着帐子问我:“醒了,吃不吃?”我说:“你吃吧。”铁肥又小心地说:“你莫出去说呀。”我说:“这有什么。”吞了口水,转身睡去。

那时候地方保护严重,只要当地有产的,外地的就进不来。但是武汉的啤酒确实比黄石的好喝。人防班打平伙,杨武波不辞辛苦,从武昌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几十瓶“行呤阁”,塞满了两个旅行袋,汗流浃背扛回红旗厂。杯盘狼藉之后,李廉廉又将空瓶子拎回武汉去兑押金。那时候押金大概是一两毛钱,几十个瓶子还是蛮大一笔钱哟!

另类工装秀

70年代人们的穿戴非常单一化,举国上下是个没有色彩的世界,就是蓝、绿、灰三种基本颜色,老百姓的衣服都是灰色和蓝色的。而水泥厂的工作服却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似乎有意去遮掩铺天盖地的灰。

单调的色彩掩盖不了爱美的心。为了美丽潇洒,武汉伢也在捉弄和装扮自己。

红旗水泥厂的劳保用品有自己的特点,一年一双翻毛皮鞋,半年领一套工作服,蓝色,粗帆布。每月发一次手套、棉纱口罩、防尘帽、防尘袜、还有毛巾肥皂。这些都是生产岗位上的配置,我领用过。后来到厂部机关就没有了,参加劳动可临时领取。防尘袜套也是白色帆布的,像深统靴,小腿上扎紧,防止粉尘渣土往里灌,穿着不舒服,只能在班上穿。防尘帽也是白帆布的,脑后一块长长的挡帘,遮住脖子和领口,防灰也能挡风,有点像电影里日本大兵戴的大盖帽,我们戴上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学上一句“八格呀路”。劳保用品中最讨人喜欢的应该是手套、口罩了,棉线和棉纱的,白色,一般每个月六只口罩、两双手套,节约用积少成多。手套拆了绕成线团,口罩拆了成纱料,然后拼织成背心、毛衣等,很时兴。尤其口罩,通常用了洗,洗了用,洗过多遍,是为了多攒几只,有的干脆不用,这可以说是嘴上省下来的财富。领口罩时也有讲究,一般要挑宽带的,不要圆带的。因为口罩也成了男女工的一种衣饰,不光上班时过滤灰从口入,还如同围巾一样,挂在脖子上,宽宽的绳带洁白无瑕。口罩折成一小片放进左边的外衣扣缝或上口袋里,就那样一放,近似随意的一放,就是一种很好的衣饰,纯净,洁白,男工平添了帅气,女工增加了一种清秀的妩媚。如同现在的女孩子戴项链,首选的不是黄金而是铂金。

 

(沃民荣保存的领用劳保用品的证照)

 

 

小沃还真有心,留下了这么好的物品。我对照证照上的记录问过她:这是后勤人员的工装配置吗?

左正抢答:看来7年一共领了三件工作服,还有围腰呢,证明小沃干过炊事员。有镀铬眼镜,证明她还干过放映员。

……

裹着粉尘的风

15岁的熊小平,身子玲珑,有幸分到厂化验室。上班第一天手提料桶,到车间取样,回来忍不住哭了。她穿在工作服里的白衬衫,生产区走一趟,露出的衣领就变成了灰白色。“原来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灰”,她在四十七年后的今天仍然这样说。

粉尘有功也有过,其过是污染大气,危害人类的健康。飘逸在大气中的粉尘往往含有许多有毒成分,如铬,锰,镉,铅,汞,砷等。当人体吸入粉尘后,小于5μm的微粒,极易深入肺部,引起中毒性肺炎或矽肺,有时还会引起肺癌。沉积在肺部的污染物一旦被溶解,就会直接侵入血液,引起血液中毒,未被溶解的污染物,也可能被细胞所吸收,导致细胞结构的破坏。此外,粉尘还会污染建筑物,使有价值的古代建筑遭受腐蚀。降落在植物叶面的粉尘会阻碍光合作用,抑制其生长。

日出和日落却是粉尘之功。当太阳出升在地平线的时候,光线穿过充满灰尘的大气,太阳比中午直射时的大得多。这时,粉尘和水汽把阳光中的蓝光和绿光散射了,而波长较长的红光则直接穿过大气,于是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的绚丽便历历在目。

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命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不外乎四种因素,那就是气候、环境、土壤和食物。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息息相关。

这些都是科学教给我的认知。

有人还说过:童年是人生的父亲,环境是人生的母亲。当年由知青转身,以武汉伢为主的青工,表面上或许与本地的工人没有太大区别,可唯有我们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藏着什么样的记忆,影响什么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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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亮的天窗

林小浪:夏天到了,又该抱席子爬梯子上天台了。

姜卫平:就是呀,每天晚上男生睡右边女生睡左边,碰到下雨男生让女生先下楼,大家记得不?

在我的印象中,红旗厂能够让人露宿的地方不多,食堂顶层算一处,我曾经爬上去过。我问天台就是食堂的平台吗?

林小浪:不是。是靠马路边,离生产区远一点,我们住的三层楼的单身宿舍平台。一楼是新婚的和母子宿舍,二楼住烧成车间的男生和军代表,三楼住女生。正对楼梯口是每层楼的公共卫生间,我们第三层天花板上有个方洞,只容一人进出,夏天就有不知从哪里搬来的一个梯子架在洞口,从那里一手夾席子枕头,一手扶梯子上去睡觉,凉快点。

林小浪们聊的和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一栋,因为有男有女分层住,自然故事多一些。

 

我们昨天到黄石去看全国乒乓球超级联赛,顺便到鄂冶去看看。听郑厂长说鄂冶要彻底拆了,所以拍几张照片以留下青春的记忆。回各位工友,男单身宿舍是加了一层,毛主席语录还历历在目。篮球场早就盖了塑件厂的厂房了,旁边的一排平房就是原子弟小学。(李东湛)

还在那里,还在楼梯口,厕所旁。

最想不到的是那个记忆中的天窗,太意味深长了!

沃民荣回忆在红旗厂过夏天,每天晚上都爬到楼顶上铺席子睡。上楼顶只有一个洞,没有楼梯。有人做了个铁挂梯,最低一格离地面有一人高距离,每次爬铁梯也很费劲,先要往上一跃,扒上最下面的一格。记得有次人没劲,往上一跳没踩住,连人带枕头席子一起滾下来,摔得一啍,被后面排队欲上的女生笑死。还有一天晚上放完电影,洗了澡半夜三更夹着席子爬上去,挨着边上铺开了,已经坐下来,发现有抽烟的火星,定睛一看,都是些赤膊短裤衩的,一想可能摆错地方了,赶快卷着席子跑过来,这边的女生呵呵地偷笑。

每天晚上不少人夹一席一枕头手撑上去,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大家排队往下跳。姜建记得挂梯是武汉青工李正勤和梅刚荣设计制作的。楼顶上面铺的是沥青加碎石子,白天晒得发烫,待到半夜才降温。上面有风,是裹着水泥粉尘的风。讲究的带上个被单裹一下,一晚下来,全身酸痛,浑身都是水泥灰,特别是鼻孔里面,把皮肉粘得干干的。当时二楼住家的军代表拖家带口都上了楼顶,还把床板也搁上去了。有家的在西头,单身的在东头,约定俗成的划分,互不挤占。而东头的单身地,又男生一边,女生铺在另一边,有一晚一位女生下中班走错了地方,挨着梅刚荣睡了,天亮才发现。好多个酷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我上去的则是食堂平顶,靠近男单身宿舍,也离生产区近。我只上去过一次,穿着长裤子白衬衣,是怕露水浸蚊虫叮。铺席子的地方厚厚一层灰,是谁还找了把扫帚将浮灰扫开,再洒上一盆水,平台的蒸汽很快就吸干。席子铺上躺下来,吹牛聊天,无聊时就哼些所谓的黄色歌曲,渐渐的安静下来……清早睁开眼,却发现身上落满粉尘,皮肤感觉粘稀稀且发紧。

对于穿灰衣服的人来说,身上落些灰似乎看不出来。但是对于穿白衣服的人来说,这点点灰尘就人人都能看得见了。按当时的审美环境,年轻青涩的你我喜欢蓝,中山裝,蓝裤子;喜欢绿,绿军装,军挎包;喜欢白,白衬衣,白背心,大回力。就是不太喜欢灰,灰色挤兑心境。

太妃糖和选票

有一天我上中班,深夜一两点才睡觉。清早还要参加民兵训练,我不想起床又不得不起,训练时天下雨又浇成落汤鸡。那年头这叫经受考验,何况我们还有个虐人痛快的民兵排长。我人不舒服,吃饭没味道,就去厂门口的国营商店想买点吃的。我还有印象,那时候商店的柜台与收银台纵横牵着许多铁丝,顾客付钱后,营业员将钱和小票夹在铁夹上,刷的一下飞到收银台,瞅着来回飞过的铁夹子,我的头有点发晕。

商店里没什么食品。我掏钱买了4颗奶糖,就是那种高级太妃糖,入口细腻不沾牙,算是非常奢侈了。第二天正好碰上开全厂职工大会,是位姓范的军代表作报告。不知怎么就讲到武汉青工买高级糖的事,而且突出花了一块钱,一块钱在当年是很大的数。范代表说他的老婆就在商店当营业员,是从她手里买的糖。虽然她不知道青年人叫什么,但面熟,肯定是水泥厂的武汉伢。这一说把我吓住了,心里很慌乱,想站起来说明情况坦白从宽,又怕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后来好长时间不敢进厂门口的那个商店,生怕被指认,生怕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不想背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名声。

说也巧,还是这个范代表,我又撞到他的枪口上。因为他的谦虛,因为那时的风气。

厂里要开职代会选举革委会成员,现任领导到各车间宣传发动。来我们生料车间的是范代表,他开会动员时说:军代表的身份特殊,不选也在选内,大家不要顾虑,多选基层代表吧。我相信了范代表的诚恳,投票时真的没有填写他的名字。结果出事了,车间领导不动声色地与参会者谈话,要求一个一个写字条对笔迹。我被叫到办公室询问,本没觉得有错,直接承认道出理由。年长的党支部书记开导我说,这事如果换了车间里的其他人,可就闹大了。你们刚进厂,年轻,缺少政治经验,今后注意。

我不再吭声,低着头也不去看书记的脸色,心里还是感谢他的善意提醒。

书记又说,此事到此为止,由车间向上说明情况,不追究了。

我却一直记得这件事,也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太幼稚呢,还是有人太成熟,或者叫政治太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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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子受处分

听起来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但确确实实发生在你我身边。故事的主要人物有鸡子、和尚。和尚的大名叫郑承斌,是我们的学长。鸡子就是李东湛,宣传队拉小提琴,高个子显得脸小,下额搁在腮托上的神态而得此混名,我以为。

一次餐叙会上,我特意问李东湛,他说:大概是1971年5、6月的事情,厂里办武汉伢的学习班,让自查文革期间有无政治问题,搞得人身心疲惫。当时的基建科安装班,我一个,郑承斌一个,胡继寿一个,杨汉生一个,我们四个人都有调休,约了回武汉玩几天。走时我隐约听说军代表要求在七一前后搞演出,没有定下来,也没接到正式通知,我们跟班头打了招呼就动身了。后来听说第二天军代表就找宣传队的人布置任务,答复说搞不成,好多人都回武汉了。军代表问谁回去了?有人说李东湛也回去了,乐队搞不成。军代表对这个事情蛮恼火,认定我们是私自跑回去的,要求写检查。反省期间我们觉得很苦闷,就跑到九中听唱片。是琵琶(定幼平)撩起来的,他当时在九中搞教务,说他那里有唱机。我们说有蛮好听的唱片,就去了。其实这些唱片不让听我们也听了好多,《天鹅湖》、交响乐我们在黄石都听了好多。那时候除了样板戏,其他没有公开解禁。但老百姓私底下听了很多。这几张唱片是么样来的呢?是我们班的一个老焊工搬家,我们去帮师傅搬家,有一摞唱片他说不要了,不让听不敢听干脆不要了。我一看还有歌剧《洪湖赤卫队》、电影插曲、黄梅戏等,丢了可惜就带回来了。当年除了样板戏听不到别的东西,说有唱片都想听,说九中有唱机,我们就跑去听。听着、听着,就被九中有的人听到了。别的他们也听不懂,正好放的是《小燕子》,电影《护士日记》里的插曲,他们说是靡靡之音,就报了九中的工宣队。工宣队就找了红旗水泥厂,说你们的人在听黄色歌曲。这一下就不得了了,我们私回武汉的事情还在反应期没有完,正好大会小会整我们。几个人受了处分,我是记大过通报批评,在档案里记了一笔。这件事影响后来的机会,一个是“湖艺”现在叫武汉音乐学院来黄石招生,1971年底,我和姚峰去应试。他吹笛子,我考拉小提琴,考的很简单,招生也是有方向而来的。两个月后姚峰录取了,我没有音信。当时拉小提琴的不多,黄石歌舞团拉琴的比我也好不了几多,我认为自己还蛮有希望,结果没有录取。后来我到“湖艺”去玩,知道内情的熟人说可能是政审出了问题,与厂里的事有关,那就不消说得了。第二个影响是建材学院招生,我们几个人去面试,有的听说连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也搞错了,结果我没有被录取。后来1978年的时候我们要求平反,厂里说档案里不记了,也不通报了。实际上档案也没有撤销,我调回武汉时,是接收单位主动抽出来的。

正是新工人进厂一周年时,上头发文件“清查‘5.16’,狠抓斗批改”。军代组、革委会借题发挥,及时开办清查学习班,对象主要是武汉青工,显然是要杀杀武汉伢的锐气。被通知参加的有二三十人之多,李东湛、郑承斌等几个犯纪律的自然在内,更多的是高中生,也许推断高中生心智熟了,干“坏”事的可能性更大。那时习惯于填表,一份表就能判定出身好坏。学习班上,管劳资的干部公开称:很多武汉伢都填错了,你们的父母是什么出身,就填什么!一句话就把人镇住了,人人自危,个个过关,挖空心思交待问题,尽是一些偷鱼摸虾之事。但仍然有人被贴上“五毒俱全”“反动出身”的标签。

入团受阻

我的好几个同学进厂不久就入团入党。我也写了申请,漂亮地说是追求人生信仰,更多的是自己虔心的愿望。

偏偏这个“组织问题”对我来说就成了问题,连申请加入团组织也是这样的,弄得女友为我操心着急。当年她和我同一车间,加入了团组织,我却被拒之门外。她在回汉探亲的时候还写信传递信息:“关于参加組织的问题,我不太清楚你为什么……也许是你没有再写申请。前几天某某找我谈过两次话,谈起过你的入团问题。据他说,你不爱找组织谈心,组织上摸不透你,你只知道在工作上干等等……”有次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我本人也在场,对我提意见的是一起招进厂的武汉青工,在厂里表现特别革命的几人。

但是我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并不欣赏:汗渍、灰土和油污结成壳的工作服穿在身上,腰间系上一根绳子,有时就是一把草绳梱住,衣扣有意丢三落四,显出玩世不恭……

其实他们批评我也不冤枉:人虽然在工厂,心里边崇尚的还是小资的一套,冬天里喜欢穿一件咖啡色丝棉中式袄。那是我母亲做给我父亲的,父亲舍不得穿又给了我。

那个时候胸前别一支钢笔基本上是有文化的,我的口袋里插上笔,不是一支而是两三支,以显出自己清高。

加之我有了女朋友。我们二十一、二岁,对照当时的婚恋政策不合拍。

他们批评我小资情调,想成名成家,还早恋……我忍气吞声,女友反坐不住了,站起来挺我:人年轻就是要努力奋斗,谈朋友又有什么错?只要正确对待……这个场面当时让我一阵紧张,又觉得出了口气。至今也心存感动。

那时的故事你肯定不相信,姑娘们都那么善良,现在看来似乎很傻,不用说手拉手了,即便是不小心碰了一下都会害羞。

我们尝试过到后面采石场的空旷地散步,但乱石和粉尘让人心烦,还有那黑黢黢的夜色让人生怯。

我们经常去走铁轨,这可能是当时最为时尚的约会方式。但轨枕让人的步子不得悠闲,还要时刻警醒前后可能飞驶而来的火车,让人难得投入,那时候铁轨上经常出现这种事故。

因此我把自己在厂里的恋爱戏称八年抗战。八个年头,都没有进入实质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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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灰追梦

我在厂里的一切变化,都与我看似书生有关。长相清秀,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

自农村起,我就在做着写作梦。

我的个人资产比起下乡时丰富了。我有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装书,另一个装衣物。头两年住在宿舍一楼,多雨的季节容易返潮,还有老鼠乘机溜进来,忍不住饥饿去啃咬带有浆糊的书本。因此又希望天幕上不可或缺的太阳,才能不让衣物和书本发霉并驱逐老鼠屎尿的味道。我乘休息把箱子搬到阳光底下去晒,只有出宿舍门口转弯台阶边的一块空地,既有阳光的投射又有树叶遮挡可能落下的粉尘。晒箱子的时候,总要看着,我又会为那箱书的亮相心里糾结,是将几本厚实的精装书挪到不显眼前处,顾忌路过的人会斥以“装模作样”的眼光,又想看到因那些书而投下的敬佩的一瞥。

 

 

情牵图书馆

我喜欢看书,那是来自童年的滋养。

从小就看了许多文学名著。那时候没有电视、电脑,读书看报是主要的文化活动。家里所有的书都翻看,更多的来自新华书店。母亲很开明,每个月发了工资就给我5块钱,我便跑到书店去买书。到亲戚、同学家去玩,我也是有书就翻看,而且是找着翻。“停课闹革命”就去学校图书馆钻窗户。当时华师一附中图书馆的大门已关闭,附楼被一个名为“无产者”的学生组织占着。“无产者”主要成员是我们辅导班的高中学长,我又想进入学校图书馆,也许有这两个因素,我加入了“无产者”。因此也发现了学长的秘密。于是自己悄悄地,从一个窗户通道翻进去,拎一包书出来,很快看完还回去,又拿一书包出来。钻窗时还遭遇到险情,有“偷”书的同学挨打,但不打我,对我放行。最后只有一书包书没有还去,我就告别母校下农村了。在农村也到处找书看,可惜很难找到我没看过的,只有《武则天四大奇案》《三字经》能够入眼。可以说几乎所有叫得出中文书名的中外文学名著我都看过,也曾拥有过。但很多是囫囵吞枣,一眼扫过。很多我不喜欢,想看几遍的不多,《金瓶梅》《静静的顿河》算是记忆深刻的。

在工厂安下身,我首先就想找有书看的地方。红旗厂有一个图书室,开初在厂食堂门口左手的一间房,不大,后来又搬到新建子弟小学占用一间教室,厂宣传队活动时也在里面集中排练。管理人员是一位退休女工,叫赵玉英,好像是上海地域的人,我们称她赵妈。赵本是细磨车间的岗位工,业务精道,磨出来的水泥用手一捏就知道品位。为什么请她管图书室不清楚,反正当时返聘是不给薪酬的。赵妈对武汉伢很好,每次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孙女到图书室上班,从不缺勤,打扫卫生也很干净。但图书室也似乎太干净了,除了三级党报,再就是一些学辩证法,学鲁迅的书籍,还有《格瓦拉传》什么宣传世界革命的书,很难满足我从小养成看书看报的要求。

我自然不太满意厂图书室如此干净,于是直奔市里的。后来我调到厂工会、政治处抓宣传学习,更是有理由接近市里的图书馆和书店了。市图书馆当时坐落在市中心的黄石大道,也是一个凹形院子,还有院门,平房,面对左侧是阅览室,我很喜欢那里的气氛,一跨入就能让人安静下来。室内架子上的报刊种类不算多,但对于当时的我已是琳琅满目了。因为经常光顾,有时候借阅的还是图书馆当时少有人问津的著作,边读,还边做摘录,高兴了,顺手写下一点自己的联想。有些东西,现在还在,想起来翻翻,都会给我添若干欢喜----原来自己当年居然这样。图书馆里人文社科的书不少,很多种介于禁与非禁之间的内控书,由于时常假装深读思考,慢慢引起管理员的注意,对我另眼相看,有意关照。

天长日久,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我了。我与一位比我年龄稍大一点的阮姓馆长成为了朋友,他私下里借我阅读一些市面上紧俏,或难以谋到的书籍。作为回报,我也为图书馆主办的内刊提供过稿件。我的早期文学创作,也有以图书馆为题材的。现在若是好奇,上网百度会告诉你:在相关图书馆文学的研究中,都会提到我的一篇小说。

自然,那些年市图书馆也成了我和女友的接头地。星期天阅览室一开门我就坐了进去,先还借书籍,再翻阅报架上的报纸刊物,默默地等待女友如约而至,再一起离开图书馆,对面穿过马路,去逛新华书店,买票看电影,或是到文化宫门前的甜食馆吃点汤圆、油饼之类,别看简单,那可是当时的奢侈消费了。

 

 

 

 

 

黑板报主笔

前面说到过红旗厂的宣传阵地----那一面墙的黑板报。在领导眼里,是个新鲜事物,之后扩展到每个车间、班组,在自己的生产区域,都有一块黑板报。

有了阵地,自然要有枪炮手。宣传员、宣传组应运而生,几乎清一色武汉青工。

那时候,谁想在黑板报上发表作品也是有难度的。我先是掌握了生料车间那块黑板的“生杀”大权:版面的编排、稿件内容和取舍、“头条”文章的诞生,都在我“运帷幄”之中。

可是我的字写得不好,谓之泥巴糊不上墙。

吴津、顾乐东、刘军、陈锦运等都是板书的高手。还有夏世玲,别看是女流之辈,字写得很有特质,秀气飘逸中还带有风骨。

我对写作的冲动,始于知青插队、招工进厂:为徒步下乡写过事迹稿,为登台演出写过朗诵诗。那年头热衷于军事化管理,早中夜班之外,还不得不参加民兵训练。特别是寒冷的冬天,天麻亮被叫醒的滋味实在是考验,我写了数百字的杂感《十分钟的短兵相接》(可惜没留底,标题记得),登在厂内版报上,有幸被老师相中,推荐我参加了《黄石日报》通讯员培训班,回厂后就成了“以工代干”,宣传工作是我的分内之事。

水泥厂有很多工序是三班倒。我所在的黄土班以早中班为主,忙的时候才加开夜班。我喜欢上中夜班,是希望宁静慰籍心灵,也是为了构思文学。白天里到处都是振聋发聩的轰鸣,只有夜色降下来的时候,看不到烟气和粉尘,听窑声、钢磨声空旷遙远。夏日,将工具房的长条椅子拖到室外空地,工间休息聚在一起数星星,谈天说地;冬天,蜷缩在窑门口,争着你一揪我一揪将煤块掷进窑口,只见火光一亮,人更暖和。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值守在岗位上,没事就静静地思考,捕捉文字,记下每一个字,一段对话或描写。有了灵感,生怕跑掉,撕一张当班记录纸或伸手要一张烟盒纸,随手用铅笔或圆珠笔潦草地记下来……

青春文弱心性高,窑火相倚佯作狂。

当年我所在的厂是市里叫得响的省属企业,新闻单位经常光顾,见报多少有指标要求。我写消息,写小故事,也写过评论,这些都成了工厂的历史,收集在剪报本里,我调离厂时也未能带走。后来厂子合并,剪报不知下落,偶尔找到的几篇也没有自选,其原因可想而知。

文学本不算多么崇高的事业,我只是出于无奈才借此抬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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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的文章

那年头有些事挺奇怪,孔子和林彪一起来批判,还有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号召工人学习革命理论。厂政工部门牵头成立了工人理论组,我先是成员,后来成了召集人。工人理论组每个月集中活动两三次,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两报一刊上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大批判文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厂里的革命生产形势座谈。所谓座谈讨论,就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东拉西扯,再联系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大家就大张旗鼓地讲着梁山好汉108将杀富济贫的故事,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工人理论组要有成果呀,成果体现在哪里?当然最好就是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于是我挖空心思写出几篇文章,有的用真名,有的挂上理论组再起个笔名,有的直接署名:红旗水泥厂工人理论组,其实大多数出自我的手笔。湖北日报、黄石日报真还登过,如《忠义-投降派的道德教条》《蠢猪式的战术》、《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等,介于杂文和议论文的千字文,还有工厂学理论的新闻报道。后来才意识到这些都是单纯政治热情的跟风之物,是知皮毛不知就里的观点拼湊,自然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之作。但它毕竟又出之于我手,因此我一直保存着,静静地放在资料袋里,但不会出现在我的文集里,权当个提醒之物!





(配发当年文章照片)


上面说的是发表出来的,我还有几篇也有相似的遭遇。1974年我在黄土班,一天政治处的张嗣祥(也是我的写作师傅)带口信,说黄石日报文艺部来电话要我去报社谈稿子,我投过一篇小小说,是写车间的,名字如今记不得了。不知当时怎么想的,还是抽不出时间,我拖了两天才去报社,文艺部一位姓殷(也许记错)的编辑老师见面就批评了我的怠慢,而且很严肃,也不再提稿子和稿子修改,我白挨了一场训,也因此后来收敛了清高不少,注意了时效观念。

1976年上半年,我学写了《降“龙”伏“虎”的人》,描述的是水泥厂师傅大搞技术革新,降伏粉尘,改变生产环境的情景,约5千字,可以说是我实际意义上的散文处女作,我投给了当时的《武汉文艺》。很快就有了回音,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不止一封是四封信。一封寄给我们厂政工部门,调查我的政治面貌,当时兴这个。还有三封是写给我的,肯定的告诉我“作品主题、题材都很好,内容扎实,决定采用”。那为什么要在短短20天里连追三封信呢?是因为我没有回复,担心投其他报刊,并需要作些修改。巧的是那些天我刚好回到武汉休假,同处一地,却未能沟通。返厂见信,我又赶紧折回,找到编辑部说明情况,编辑老师也给了我亲切的指教,要求留在武汉尽快改稿,改得“更有时代感些,更合理些,更精练一些……”现在想来我那时还是太年轻了,有些误解了老师的好意,却读着“报纸”去改稿子,改毕交给编辑部,竟然无声无息。答案不找自明:那一年的“政治形势”变幻莫测,我的稿子也改得跟“风”……没刊出当时我并不遗憾,时间的错位给了我运气,要不很有可能带来麻烦。至今,那几封信我还保存着,那篇稿子我也破例稍加删节收入自选集。我想,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工人革新,环保主题,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虽然“她”是那么幼稚。“她”的经历还告诉我,不要把时代感与政治形势联系太紧,政治形势不等同于时代感,就像一股风,跟得太紧,会把自己旋得不知所以……

 

(当年《武汉文艺》的来信照)

码字如码包

装包工的工作就是将50斤重的水泥,一包一包摞到推车上,再用力推到-个地方集中存放,只需要像个机械人那样重复就可以了。虽然上班配有防尘帽和口罩,但库里的灰尘仍然嗖嗖地浸入人的耳朵、鼻子和眼睛。我调到机关以工代干后,每个星期都有一至两天的劳动锻炼,去得多的地方就是装包班。因为那里最艰苦,稍微带点技术的活又干不好,我只能卖力地推包码包。使用推车也是有技巧的:先是将空车送至装包机下竖起,尽量让车前挡板平在地面,水泥装袋后一包一包叠层放上去,约10包,双手握住车把,用手劲将车压成倾角,再上翻,靠臂力使车平行,进而紧握车把用吃奶的劲推行。如果不是环境恶劣,正好练手腕力、二头肌和胸肌。

我刚开始写字作文,不也是这样练过吗!

有次我到烧成车间参加一个星期的劳动,头两天是在窑上抡大锤,说具体点就是当窑工。手持四五米长的钢钎,不时撬动窑内煅烧的球料,如果结料、挂窑皮,则要换上粗壮一点的钢钎,一人掌扶,另一人抡起十八镑的锤子,敲击钢钎的平口,如此传递的力量能破碎结料。窑工的劳动強度大,风险也大,窑内不能烧明火,不能停风,不能出现风洞,否则容易发生窑喷,上千度的球料从窑口喷射,将会发生什么,谁都想得到但不敢想!我的身体痩弱,窑工的活路确实有些吃力,抡锤操钎也不在点上,有时还误伤师傅。承蒙车间领导关照,正好要写宣传招牌,就让我下窑了。

宣传牌是挂在窑上建筑的,要足够大。人家认为我能写文章就会写美术字,可惜我趴在地上描描划划一整天也不得要领。为了救急,我想到了刘军,他是我同队的插友,进厂后分到烧成车间,人聪明字写得好。那天他在工休,我请他回车间相助,其实从设计字体到勾画轮廓都是以他为主,我老老实实打个下手,着墨填色,总算完成了任务。当宣传牌高高挂上窑前的梁柱,我死皮赖脸没觉得丢面子,但心里深为自己的能力汗颜和对老友的过意不去……

比我更文青的还有魏秋田,武汉实验学校66届初中毕业生。他的父亲是当年武汉话剧院的导演魏章焕,也许是受家庭的熏陶,他喜欢文艺,喜欢彰显自己。平日里只要有人一鼓动,他就能放开歌喉甚至朗诵自己创作的诗句。在红旗厂,他也是宣传队的一员,而且是热心于创作的一员,投入排演的小歌剧《小车不倒只管推》,写的是装包工的事情。老魏自己就是一个装包工---全厂最苦最累的工种,以亲身体验创作了文字本,并由定幼平/姚峰谱曲。韵白剧《练兵场上》也出自老魏的笔下。他有点诗人的调调,但又不像诗人,因为他从来不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似乎有了酒就有了诗的灵感,这当然是扯淡。不过喝酒能让人放松。老魏的问题似乎在于,他的诗歌和他的嗓音一样都放不开。老魏离开红旗厂后到了铁路系统,退休前为武汉铁路局的工会干部,是基层文化工作的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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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在窑上

所谓不破不立,红旗厂的机立窑要炸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红旗厂已与大厂实行紧密联合。未来的发展,需要有更开阔的场地,更先进的工艺,更大气的格局。

随着一声起爆令,身高40多米的庞然大物趴在了地上,腾起一片蘑菇云,在半空中散漫开来,浓浓的-锅灰黄。这一刻,司空见惯的水泥人才理解市民为什么称这座城叫“光辉(灰)的城”了。那时候我在省局机关工作,似乎也间接实施了这一规划,听到这个信息仍不是滋味。那年人们还不熟悉雾霾这个词,这是科学的叫法,好像从外面引进来,特别那个“霾”字,我念了几遍才念清白……当然,这是因为在心里排斥它。要说我们的心里呀,总也离不开那座魁梧的机立窑!我在这里录上一篇旧作散文诗《早晨,在窑上》(载于1988年的《中国建材报》),以示酸酸甜甜、灰不溜秋的忆念:

立窑的早晨在星月的折射下兴奋地痉挛/红红蓝蓝的火苗舒展腰肢释放着热核释放着曙色/微湿的晨风轻拂着抖动着烟云惶若神秘的面纱/烟囱在淡红色云层里撑起一个金色的光圈/鼓风机如脱缰的马颇为粗豪地奔跑着嘶鸣着/磨机、链斗、输送泵放开歌喉响响亮亮地应和

小伙子揉揉眼睛放纵的目光似朝霞迸射/青春的胴体肆虐地挥霍着每一个手势每一串脚步/修长的钢钎潇洒地写就了一行诗句的惊叹号/他吹起了口哨伴随着蚕食桑叶般的火爆清脆/他掏出手绢擦汗上面绣着一瓣雏菊一瓣温馨/他不会忘记昨天如歌的舞步和许诺于是疲惫全无/悦耳的声音甜甜蜜蜜融化着融化在早晨的氛围里/鲜亮的眸子流淌着期盼流淌着欢乐流淌着生活

退休的老厂长登窑健身己经习以为常/石头和煤粉的气息招惹他思绪袅袅心之迷醉/他拈起黑白结晶老练地一嗑如品葡萄珠如嚼山楂果/酸酸甜甜的记忆不知不觉总在折磨他的味觉/他觉得手搓料球肉眼观火的记忆不再清晰/只有七色的童话在心里在窑膛里点染着酿造着/成球盘自控仪电脑显示黄黄嫩嫩的阳光在跳跃在穿梭/把窑上的风景洗得清新洗得洁净洗得美不胜收

抽样的姑娘使雄性的机窑倾斜了骚动了/灼热的射线婀娜的韵律就像碰碰车相撞追逐/窑火在她的脸蛋上深深地印上一瓣粉红的羞涩/她手中的小勺接满了烧窑人粗犷剽悍的智慧之果/她提起料桶盛不下男子汉精血充盈的欲望之火/飘逸的身影甩下了一串串叫人发恼叫人心跳的玩笑/轻盈的眼神告诉说她是窑上的一只金丝雀/她要为机窑衔来一份合格的化验单一个满意的早晨

窑上的早晨把春夏秋冬揉成一个很温暖的意境/早晨在窑上燃烧的魂灵爱幻想眨着清亮的眼睛/窑上的早晨有数不清的神笔在涂着斑斓的世界/早晨在窑上纯情的火舌絮絮地倾诉着悄悄话心里话/窑上的早晨把一个情字交待得淋漓尽致/早晨在窑上可以望见整个城市都醒来了/那打着太极拳提着菜篮子骑着摩托车自行车充满生机的早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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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屈的呼吸

微信朋友圈流传着一个视频:一年轻女子从车上卸水泥,时而手臂和腰骨夹着水泥包丢到库房码齐,扑腾起阵阵灰雾;时而用沾满水泥的外衣往头上一搭,肩扛水泥包小跑,脚上带起的也是一溜灰圈;汗水和水泥搅和结成板块的长衫长裤,没能掩饰住她那应该算上漂亮和健康的身姿;图像里有人问她何必这么辛苦做这个?她说为了生活为了家人。哭了。她用已经变成灰色的口罩去擦拭眼睛,脸上额头和眼圈周围留下的是浓厚的水泥灰;她再把抹布似的口罩戴上口鼻,让观者也认为无法呼吸;老板付她100元钞票,她的愁容转为笑脸,朝着镜头晃动钞票的神情十分开心;天太热,她大口大口吃的是老板买的雪糕,眼睛里滚动的是泪水。视频还配放有音乐,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廉廉给自己的微信号起名叫“垛包工”,就是水泥厂装包工种的细分。装包工是水泥厂最苦最累的活,粉尘大,要戴防尘帽、戴四层口罩、穿防尘套鞋。廉廉告诉我:这辈子有两次剃过“青皮”(光头),一次在学校学理发,同学互学互剃,结果别的同学把他剃成“青皮”,他给别人剃时,别人不干跑了。第二次就是在红旗水泥厂装包班,同班的有苏永茂、唐祖伟、殷森林、瞿对等武汉伢,为了少沾灰,也怕热,都把自己剃成“青皮”。那时候装包每小时要出30吨产量,每分钟十包水泥,两个人一组,从皮带机上垛包上小平车,再有人推车将水泥包送至仓库码好,手脚不麻利根本跟不上节奏,造成停机处理,影响产量。厂里对装包工有优惠政策,拿甲等保健费,食堂吃饭不用排队,下班可以提前洗澡。既便如此,廉廉因近视1000多度苦不堪言。眼睛不好,反应也慢。干活过程中不时有水泥包“炸”开,躲慢了水泥会溅到身上、眼睛里,汗和水泥灰掺合在一起都结成块,粉尘扑进眼睛干涩刺疼,只有到医务室冲洗。特别是夏天高温,穿戴严实,全身是汗,半个小时换工,一下来就要喝几大杯冰饮料。虽然工作台旁边有鼓风机吹,但不管用。廉廉经常自嘲:干裹裹(黄石话:这个)卵蠢事,还不如到四川买几个猴子来干。

左正身为女性,竟然在装包和人防也干过。她在与“垛包工”聊天时说:廉廉你好。记得我们在人防上水泥时,水泥包往背后一背,两个手胳膊挽住包的两头(那时是木浆纸包装,包要硬挺多了),从男生宿舍这边上,一直背到防空洞里码放起来,来回要跑十多趟,灰头土脑的。{抓狂}{抓狂},那时真是年轻,还抢着早点干完呢。左正看过视频说,这种镜头,我亲身体验过不止一次两次,但没有人唱歌,有的只是和我同样的工友。

明挖洞,暗度仓

70年代初期,为了落实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全国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人防工程规模在已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

我是在红旗厂的防空洞口附近邂逅刘平同学的,他在大厂干得是打风钻的活。当时只有16岁,分配在砂页岩车间,干活很卖力。后来大厂的人防工地出了事故,需要补充力量,刘平调过去才知道死了人的。刘平年轻不太在意,就干起了风钻班长的角色。任务完成还是回砂页岩车间,后又调到3号窑搞扩建。那些年里,刘平成天穿着雨衣、雨裤、雨靴,踩在泥巴层里打钻。红旗厂的人防工地派了好几个武汉青工向大厂学习,师傅竟是刘平。同班同学或校友徐继东、李正勤都在他手下培训过。当年有政策按5%的比例加工资,刘平为其中之一。在我们还是2级工的时候,他就拿到3级,月工资45元,可见干得很努力。一比较我们才知道大厂工人的工资每级都要比红旗厂高出几块钱。

红旗厂的民兵工作是黄石市的排头兵。红旗厂的“深挖洞”自然不会懈怠,施工坚持了四五年,没有停滞,更没有拖延。常年的骨干有十多人,还时有公安局押送一些嫌疑人员来做劳役,新工人进厂先分来当一段时间劳工。关键的岗位多由武汉青工掌管,各有分工。如李廉廉管空压机、包装炸药、采购风动工具备件、加工钻杆,沈建民管风钻,徐继东也分工打风钻、装填爆破,王东来制造顶拱机……其它日常粗活如砌墙、顶拱、出渣、开小翻斗车等,大家都不分彼此抢着干。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人防班的一台空压机。当年这台机器除了助力钻孔凿洞外,还解决了不少人的洗澡问题。空压机的冷却水头装在防空洞内,小鲜肉们洗澡很方便,开机时水循环有温度,更衣也方便。那时进防空洞的钥匙由廉廉掌管有点小权,要洗澡先找他开门。外人并不知道铁皮工具柜里还存放着几百枚8号工业雷管,按现在的爆破品管理条例,既违规又违法!

廉廉记得进人防的时候,杨武波的哥哥给大家讲打炮掌子面的事情印象蛮深。杨哥是隔壁胡家湾煤矿的老矿工,专门被请到红旗厂人防传授经验的。他说先把中间槽子炮打了,增加最大的自由度。再是边槽,上下层一炸,效果最好。

人防兄弟的情义,是“过命”换来的。有一回停电,杨武波等人乘机跑到风口抽一支烟,烟还没抽完,电来了,他们又进去赶工,却看见一块大石头落在刚才的工作面上,把钻杆都压到底下去了。要不是停电,就出人命了!

人防洞口在红旗厂域内,但纵深已有一二百米,一直打到山后去了,空地上面已是大厂石料车间的地盘,输出的石料却用来填了红旗厂的基础,意在扩大地盘:修厂区路、建俱乐部、平湖边的空地。加上人、车、材料进出都要经过石料车间的道路,他们很是不爽。有一天派了三四十人来阻拦红旗施工,带队的领导叫陈新儒,看见红旗这边有人戴个眼镜,以为是个干部,走近交涉,动作有些粗蛮。哪知眼镜者是武汉青工李廉廉,不服周(武汉话不服气的意思),不知轻重给了陈一掌,接下来就打起了群架,其实也只是拉拉扯扯而已。石料来的人多,但红旗人防班心齐气盛,基本打成平手。事后廉廉小威风了一阵,红旗人管这一掌叫洗脸拳,领导既不批评也不表扬,但心里一定很爽。石料的领导挨了一拳有些跌份,又怕红旗人防班有炸药雷管不敢再惹,砌了一道墙把红旗和石料隔开。再说陈新儒的老婆也是红旗职工,在枕头上埋怨他不该和武汉细伢扯皮。

其实武汉伢很少在厂里抖狠,厂里的本地人对武汉青工也一直很好。还是举廉廉的例子,在班上曾与张师傅发生了一点小矛盾,无意中廉廉把张师傅弄伤了。张师傅块头大,年纪也比廉廉大,但是没有还手,到医务室包扎的时候还对廉廉说:莫说你把我弄伤的,免得花钱。廉廉听了特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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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此单薄

春季多雨水,生料车间的石子仓水分较大,需要经常扒仓。那天,岗位工高天叙进了石子仓,仓壁石料突然崩塌,溜坡的石料将高师傅带进去了。开始只是脚埋进石料,如果方法得当,很容易就能自救。可是石子仓的底部卸料转盘仍在转,高师傅慌乱中没顾上喊人,等到双腿都被埋进去时,他才想到求救。车间、厂里的领导先后赶到现场组织施救,以武汉伢为主的民兵、团员也组织上去了。有人到仓里攀援,有人在下料口倒仓。慌乱中没有人想到停转盘,反而有领导认为转盘的速度太慢,指挥用电割卸下,让石料顺口直泻……情急中很多人都用手去扒,恨不能即刻泄光仓里的石料。此时已晚,仓里的石料埋了人的胸口、脖子、嘴,造成窒息而亡。最后随着石料挤出下料口,高师傅人已不成形,场上哭声一片……事后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错误的施救,厂里却避开分析事故的真正原因,也看不到有谁出来担责。这一幕刺激了许多武汉青工,至今谈及此事仍愤愤不平。

红旗厂70年代的主机设备,是两台直径2.5m*10m的机械化立窑,框架建筑有七八层楼高,是在原来的土立窑、半机械化窑的基础上逐步改造成型的,在全国立窑厂中已属于“大”字号。厂里又对1号窑进行改造增产,窑的口径将扩为3m*10m,抽调各车间的技术骨干组成改造专班。开工四五天后,大窑已经拦腰分割开,其底座和胴体转移到旁边的空场地,正在拆除窑的腰箍梁柱和支撑底板。只剩下最后一炮了……掉以轻心、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计划有点仓促,事先提了建议,有人考虑进度没有采纳。开工前杨武波还对他人讲过应急逃生的方法,结果一语成谶。

事故的发生很突然。工人刚站上工作面,还没来得及点炮,几乎悬空的底板瞬刻翻斜,有一边直接拍到旁边的圈梁上。

在底板侧翻之际,杨武波一个后滚翻逃脱,身体倒在平台上,头部落地。幸好戴着安全帽,是用藤条编织的,砸穿了,但保护了头部。杨武波昏厥过去,几分钟后醒来,求生的欲望又让他艰难地爬向安全地带,落满灰砾的平台上,显出一段人体爬行的印迹。

杨武波恢复了知觉,恐惧过后是狂怒,翻身而起冲到现场安全员面前,左右开弓扇了对方几个耳光……他是又恨又怕犯了浑,恨极不听建议盲目开工。后来还因打人扣光了全年的加班工资。

灰尘弥漫难以散开,朦胧中,有人发现又新的身体被挤在倾斜的窑和圈梁的间隙中,两条腿被压在梁上,身体倒挂,脸色像白纸一样苍白,嘴唇在痛苦地嚅动:给我一支烟,我要抽烟……

施救的人听见了,赶紧掏烟点火,再将点着的烟送到又新的嘴边。

又新双唇含住,抬起缺少血色的手指抖抖索索扶助了烟,猛吸了几口,以缓释情绪,一会又发出疼痛的呻吟……

更加不堪的是,侧翻的窑暴露出钢筋,刺进了另一名工人罗峰的大腿,又从大腿穿插到屁股,继而捅穿了肚子,将他死死地“钉”在那里。施救的时候,电焊工用氧气割钢筋,谁料火苗一扫,竟将炮眼的导火索点燃,马上有人喊:“炮点着了!”那个场面就像战争片,炸药的导火索在冒烟,参与施救的人员速撤退,顺着一个梯子滑下去……现场只留下龙世泉一人,他想拔掉导火索,燃烧的导火索在暗处时可以看到红光,亮处只能看到冒烟的一根软绳子,一拔就断,再一拔又断,凭龙世泉的动作感觉到烫手,又根本来不及感觉到痛。这时候导火索已经烧到炮口,又进入了炮眼,几乎绝望了……龙世泉抓起现场的一件油布雨衣,盖到罗援的身上,无奈地安慰说:“不要紧,不要紧。”然后躲闪到侧面的立柱后边,一秒,十秒……呼啦一声,一个冲天炮,竟没有开花……那个炮眼不知怎的忘了用黄泥巴堵塞。万幸呀,险酿大祸!

忆苦饭和扎根书

那年北方传来地震消息,黄石的郊县也出现动物异常的传言。有两天里,我们亲眼看到的黄石天象,真的叫黑云压城,天和地几乎夾紧,犹如世界末日,让人心里发慌。至今再没有看到过那种天象。姜卫平当时在化验室控制组三班倒,她的妹妹暑假来厂里玩,正好碰上最紧张的氛围。害怕出事,姜卫平急送妹妹到火车站,票也来不及买,塞给妺妹5块钱上车补票(当时黄石-武汉的车票是2.3元一张),自己心才放下,又匆匆回厂上中班。那几天上班除了到车间取样,回化验室检样,其他时间就在室外空地上休息。为防不测,还弄个酒瓶,口朝下倒立在条櫈上,如有风吹草动,头重脚轻的瓶子即会倒地出声,这叫土法测震感。

肯定是上头的命令,红旗厂的武装民兵都脫产集中,按车间抢搭帐篷。单身宿舍外的坡路上,俱乐部到新装包车间的空地上,一下子出现了一排排防震篷,说是为职工家属准备的。顾乐东等人还连夜跟车到应城县拖油毡,两次路过武汉没有回家,但见武汉的街头看不出紧张的气氛。油毡运回厂,警报似乎已解除,原先拟定的武装护卫铁路的计划也没有实施。不过天一黑,住单身宿舍的武汉伢还是会卷起席子挎上黄军包,跑到铁路边聚集而坐,聊天熬瞌睡,心有余悸。后来才知道,唐山大地震引发的过度反应,实则是我们不可能知晓的,因毛泽东病重而中央权力斗争白热化。

那个灼人的夏季刚刚过完,毛泽东离世了。沉重的广播记得是下午四点左右开始的。那天厂里正在开工会年会,代表们集中就餐,几张方桌摆在食堂的一侧。突然间接到通知,下午4点钟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厂工会管图书室、广播站,我们赶紧安排,临时在车间关口和路边加装了喇叭。我心里嘀咕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一种不祥的预兆开始出现……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食堂仍然将饭菜端上桌,没有代表来进餐,大家肯定沉浸在悲痛中。然而我和工会主席出于职责,仍然守在食堂门口。正好我的女友下班路过食堂,两个眼圈红红的,她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不哭呀?她提醒了我的麻木或者叫迟钝,但我心里也在想,悲痛和离别,并非只有以泪洗面呀……我想一个人安静的在心里怀念,我觉得一个人的怀念也叫怀念。毛泽东的追悼会开遍了全国自然也开到了我们厂的各个角落,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贞,有先进人物发起了忆苦思甜的活动,组织机关干部到厂旁边的胡家湾煤矿,坐井笼,钻巷道,推矿车,爬上来时个个都成了“煤黑子”。厂行政科专门买来谷糠,集中全厂的青年人吃忆苦饭,有人发自内心或装模做样大口呑咽,有人慢慢地一点一点品味……

极不寻常的日子,让我们心思撩乱: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大地震;九月八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文化大革命结束……跌宕起伏的折腾,山雨欲来的气氛,翻天覆地的动荡,影响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我们在工厂里也异常沉闷,笼罩在一种莫名的茫然中......

过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好意,针对好多人想调离水泥厂的现象,以厂团委的名义发起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扎根红旗厂闹革命的活动。其理由是毛主席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的亲属,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红旗厂贡献青春呢?!团委倡议写大字报表决心,有人带头贴出了扎根书。人同此心固然好,可不是那回事哟!一个普通得沾点俗气的表态本无可厚非,但也留下了一点点让人洞穿人品的话柄。更让组织者感到尴尬的是,那几張大红的倡议书虽粘贴在显目处,反应却冷冷清清。刚贴上还有过往的人扭头看一眼,低声议几句,后来就视而不见,任其风吹落满地跑。

对事不对人,我还是要说说不吐不快的扎根术,是由扎根书而引起的扎根术。那个术是艺术的术。厂团委倡议写大字报表决心,表态最早最好的是某人。他看似颇善交际甚至口才滔滔,更顶着干部子弟的红色光环。但之后走得最快、玩滑头走得最快的也是他。有人说他是上大学走的。那不是。他为什么要表决心,就是为了获取工农兵学员的名额而表现,本也无可非议。即使他为了被推荐,向关键人送上烟酒和半个月的工资,也并不为错。聪明过头的是,事情成功后他离开了厂,竟然又举报了当事人,让人唏嘘不已。这种恶劣的带着私心的告密,或者叫报复行为,实在不能让人理解为正义。我不敢恭维,也是我至今不喜欢所谓“朝阳群众”内涵的诱因之一。

更大的失败和幻灭感来自我们内心。面对残酷的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和信仰遭受挫折的痛苦。我们的痛苦来自真诚,那是一种心灵遭到伤害的铭心刻骨的绝望,就像纯洁少女被骗失身。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痛苦。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绝望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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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落身上的灰

这个问题的提出仰仗白云黄鹤的大作《沁园春.鄂冶》:独立寒秋,大江东去,西塞山头。看黄石光灰,满城尽染,天空蒙蒙,江水东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在鄂冶,问书记厂长,谁主沉浮?农村招工进厂,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光灰工厂,努力奋斗。生料烧成,粉磨包装,制成水泥建高楼。曾记否,咱鄂冶青年,谁最先走?

引来好一阵热议:

老定最先走。

哈哈,应该不是吧。

要不就是向建当兵先走。

钱玲最先走.

还有汪萍也走得早吧?

应该是曹国最先走,他进厂沒多久就当兵去了。

是罗援朝最先走,先借调走,后来就不回来了。

……

在这部非虚构文字的写作中,如何谈论出走红旗厂的问题,多日来总在困扰着我的思绪。就说我自己,一方面在努力赞美宣传所在的工厂,一方面急急忙忙抖落身上的灰。现今当然好解释,当年却是曾经困或、曾经矛盾,让我十分纠结的问题。

虽然作为自然人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有独立的价值。当年却不这样认为,所受到的教育也不是这样说的。自从我们开始认知的那一刻起,就有声音不断地灌输某种想象构建的精神,并且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种原则。我们为此深受影响。

在红旗厂,头几年我们还有很重的学生气,渐渐的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没有半点技能,成了底层人,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持着悲观态度,以及对恶劣环境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

人是要往高处走的。身份转变过来后的我们,似乎发现先招上来的不如后爬的,某种光荣感和自信心短时间就消失殆尽。

特别是不如意的时候,人的某些天性就会占上风。这时候,就会想到“平庸”这个词,我们毕竟赶上了不甘平庸的时代,它使我们心有向往。可是身上有劲又没法使,因为所处的是一个平庸的环境,无端地制约了我们。天空永远灰蒙蒙的,地上总有厚厚一层踩上去像雪,却是水泥灰……

动物归巢,人会恋家。黄石到武汉的距离,说近不近,似远非远,让人难从取舍,更增加了干脆回到家门口的想头。

那时候,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似乎也能够从恶劣的环境里,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浪漫主义情结。把困苦精神化,把耐受理想化。其实,亦是为了逃出困境,抖落身上的灰。

政治教育取向的湮灭,加上生产条件的恶劣,更加觉得车间里的日子难熬。

但走不了的日子更难熬!

对于50、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户口与生命一样重要。现在的人可以自由流动,当年可不一样,户籍管得死死的。下农村我们是下了户口的,抽上来户口自然随之流动,在我们的概念里,进了工厂等于重新获得了城市户口。但是我们的户口又都落在厂里,而且是一个大户口----集体户口,吃喝拉撒睡的源头都掌控在厂里,可谓动弹不得。二元结构后面所代表的是隐形身份及待遇。当时的一个城市、工厂户口是什么概念呀,说丑一点可以用尊严贞操去换。

各显神通

事情就是这样,一有人走,很多人就动了,心动+行动。

如何来描述当年的“抖落身上的灰”呢?可以归顺为四类:找关系单调对调甚至上调走了不少,读书高考飞了一批,红旗厂消亡忍痛离开了一些,善始善终退休作别的也有。这后一类不能单论水泥厂的环境恶劣了,要怪就怪那个资源枯竭的城市,经济不活跃,人文缺魅力,加之离大武汉又近,留不住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致归类中的每一类又有不同的离开方式,比如说坐等调配,求神拜佛,临门一脚。坐等调配很容易理解。求神拜佛就是自家圈子里人微言轻,只得四处求人找路子,不惜低三下四,委曲求全。还有知识分子家庭或关系不怎么硬朗的则靠自己的努力,发挥特长,临门一脚。

而归在前面的一类是有很多政策开了口子,让人不得不去找机会。独生子女身边无人的,家中老人患病需要照料的,受迫害领导复出作为条件的,对象在武汉不回就吹的等等,都能找到理由扯上关系软磨硬泡视死如归。还总有一句套话:我不是不热爱红旗厂,也不是怕吃灰,真的是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975年我以工代干,先是在厂工会搞宣传,后来到厂政治处抓理论学习和宣传,没有党员身份就很别扭。不是我没有态度,而是总有人比我捷足先登。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些什么。比如,办公桌对面坐着女工干事,温柔体贴,谈了个对象是大机关的军官,调走前突击解决了组织问题。厂工会主席是我们的领导,文革期站错队的非党员,但人不错。他安慰我说,军婚对政治上有要求,莫在意。我自然不会在意,别说我们都是武汉的,平时相处也不错。但另一人的离开,对我有所刺激。我们是校友也是文友。他从车间调到厂办时间不长,恰逢最后一批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本地一所师范学院招生,传说他要走。我与人抬杠说不会,理由是学校不会如他意,厂里对他也有期许,再说倡议扎根工厂他热情洋溢,又刚解决组织问题……事实证明我真是一根筋:点招的就是他。他的父亲复出来到这个师院当主要领导……随着世道的变迁,“抖落身上的灰”已成了我们的另一种热情。大家都在暗自攒劲、各显神通,包括“解决组织问题”。为了表现一下离开,或是为了离开表现一下,我都非常理解,这是人之常情啊。生活的真实就是如此这般。我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不会自卑。我想,谁都会走,早晚的事。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按自己的路径!

更多人是放弃了曾经想过的读书深造的想法,而是决定在武汉谈个对像,进而作为跳板有了调回去的理由。

真的没有关系缺少理由又老实巴交的也有,那就靠运气,我听说有一位就是这样的。他知道我们厂原来的厂长在武汉一家工厂当领导,虽然认识却不熟,人家也肯定没印象。但是他找去了,直截了当说我是红旗厂的,想调回武汉,到你的厂。老厂长心热不忍拒,当然是感情因素,也许是惺惺相惜竟然成功。但是他的命运多舛,调回武汉后工厂又因攺制面临下岗,个人烟酒茶都来经济拮据,家庭矛盾有些尖锐,只有流落街头,甚至讨食为生,最终将生命丢失在火车站里,可怜可叹!

细磨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罗中和,人长得粗犷,但肤色不错,耳朵有疾,本应受到同情和尊重。却干出不耻的勾当,借帮助某女调回武汉占其便宜。罗书记是有家室的人,却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将车间办公室当成了自己的温柔乡,狗男人放肆,小女子承欢。沒想到隔墙有耳,被旁边暂住的民工听了去,竟凿个墙洞挂了眼科,嘴又不把风,当个艳事传开,活该败露。

在我的不健康的想象中,罗中和那张满是胡楂的脸狠狠地印在女子娇嫩的嘴唇上,两只粗短带茧的手抓狂地揉着一双饱满的胸脯。他似乎不满足,永远地不满足……我的天哪!起初,我们是感到太可怕太突然了。怎么能这样呢?可是似乎另一个声音在哭诉:没办法啊,不答应他不放手。他同意调动,我走了,什么也听不到了……结果也正是这样,厂里说是顾及女子名声,其实也是厂子的名声,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为她办好了调动手续,走时悄悄的,有人护送,生怕出事。又说那女子在武汉有对象,是要调回去结婚的。对于书记罗中和来说,自然是触犯了法律。虽然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毕竟是利用了公权,带有強迫性质,因此抓进牢里判了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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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门一脚

现在已是大学教师身份的沃民荣,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她自己的,一个涉及到她的老同学。

老同学少年内敛现在也不爱和人打交道,问他要电话他说没有。他的老婆说他怕受骗上当,怕别人坑他。几次碰到老同学,他都躲着走。不过身体还是蛮好的,不胖不痩也不现老,和以前差不多,反正他是认不出我来了。我说我和你下放一个队,在一起吃饭过的呀。他才说,变化太大了,然后后悔不该回武汉的。他说就是厂里的工种不好,哭着求他老头找路子回武汉。他老头是我们这边菜场卖肉的,用肉票贿赂事主为儿子办调动,花了一千块钱办回了。结果没有多长时间厂就垮了,更不用说分房了,他一直住父母的私房。后来老头死了,只有找老娘要200块钱吃饭。老婆是棉纺厂的,退休有钱,所以瞧不起他。现在有了退休金,好多了。我们同学相约到乡下队里去,几次喊他都装吗糊。

说到自己,沃老师更是口无遮拦。她是恢复高考后参加考试的,好容易收到体检通知,也算是金榜题名了,还是不敢高兴。

体检前一天晚上,沃民荣找到刘军,说明天体检,请你们帮个忙。

么忙?

你们眼睛都好,检查视力时,帮忙比划一下。

开玩笑,你那个眼睛一看就是戴眼镜的近视眼,看那清楚,太假了。

她把刘军一拉,你看清楚,我像戴眼镜的吗?

借着路灯,刘军仔细看了看她的眼圈,的确没有任何痕迹。

告诉你,为了体检,我一考完,就瞎倒个眼睛,不戴眼镜了,还天天赛太阳。她非常得意地透露了自己的小秘密。

小沃的左眼视力只有0.01,连棍子都看不清的。招工体检靠着背视力表,当背到根本看不清棍子指什么的时候,招工师傅说,算啦算啦,这就够了。而高考体检她更担心眼睛不能过关,确实是公开委托同去体检的工友站在自己的身后,医生指哪个,就叫他们轻轻说“上”或者“下”,或者“左”或“右”。“当时一起参加体检的还有录取技校的男生,记得其中一个高个帅哥站在走廊上远远的说上下左右。我跟他们交代,,只要到0.5就算了,在大家的帮助下,就这样通过了。我好感谢厂里的同事战友!”

刘军没有料到自己当年的心情,更能得到同情和理解。他插队农村时感染上血吸虫病,高考前后一直忐忑不安:考试自信十足,只怕身体难过关。体检那天他很早就赶到医院,有人比他更着急在走廊里等待。门开了,一位穿白大褂戴眼镜的医生探出身子,往走廊里扫了一眼,“老三届的先进来”。刘军一愣,难道体检也被歧视?走进内科诊室,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四周摆了上十把椅子,那位医生摘下口罩说,你们先坐下来,等了十年,太不容易了。农民当得,工人当得,读个书有什么不行。你们先把体检表给我,我给你们都画好圈,再聊聊天,就算过了。聊天中了解到那位仁兄的经历差不多,只是早出生几年。惺惺相惜,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刘军的回忆详见本书附文。)

那一阵子我也寝食不安,先是有点“春风着意”,继而成为“狼狈不堪”:1977年9月,当时的《湖北文艺》(即《长江文艺》)编辑部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致函并电话联系单位,点名通知我参加。听说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全省范围内的创作学习班,我自然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厂领导也乐意成全。我记得学习班是在黄冈地区的罗田县开班,当时从黄石渡船过长江再乘长途车可达。我却有意绕道武汉,回家先告诉病中的母亲,得到她的鼓励。我又从汉口新华路坐长途汽车经新洲、黄冈到罗田,学习时间近一个月。结束回厂,还没来得及开始工作,又接到参加黄石市创作学习班的通知。厂领导很开明,再次批准,因为批准就意味着报销差旅费。

学习期间我就听说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0月21日的广播报纸正式公布,那时离考试时间仅隔20多天。

其实恢复高考前就有工农兵上大学了,是靠推荐和选调。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我从来未存希望为此动心过。恢复高考可谓盛况空前,“众人拥挤华山道”,自然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当时也身在其中,不过陷于了两难的矛盾:我属于“老三届”最小的一届,虽然称作初中毕业,仅读了初一课程,下乡进厂又荒废了好几年,特别是数学。我连因式分解和最简单的平面几何都搞不清楚。当年我已走上了另一条路,自信通过努力可以收获成功。但是看到周围的年轻人都在复习数理化,女友也在不断催促,又让我举棋不定。

最后我还是参加了考试,但有意将学校报得高高的,三个志願中有两个填得是武大,而且在是否服从分配栏中打了一个斜杠。仓促应战,自然是虚荣受挫。坦然承认,出了考场我的心情如杂陈五味:失悔,负疚,松疲,窘迫……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可后来见周围陆续有人收到录取通知,特别是我原来的知青四人组,有三个人考上(华工、武师和中医学院),只有我一人出局,觉得特别没面子。

一直到今天,我都害怕考试,经常做着考试的梦。梦见自己慌慌张张地赶到考场,总是狼狈的样子,那么简单的题,脑子里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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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班组到机关

1970年6月至1978年5月,我在红旗厂整整八年,其中一半的时间是在生料车间黄土班当工人、副班长。1975年以工代干,先是在厂工会搞宣传,后来到政治处抓理论学习和宣传。

按前文所述,我的工作变动似乎与一篇短文、一次工伤有关,不然。要我自己说,得益于文静的脸,老实做事,沉稳的性格,其他没有任何有利的背景。

我在厂工会和政治处的前任,亦是我的师傅(当时都是这样称呼)张嗣祥、胡敏、汪英,都对我很好,期望有加。他们中的胡敏调到市总工会,任宣传部干事、副部长;汪英来厂前是市委党校老师,又回到党校,后来在市计委任科长、副主任、主任。

《红旗水泥厂志》却没有记载这一事实,称“1979年9月,黄石市委分配一名军队转业干部到红旗厂,才设立一名专职宣传干部。”似乎之前的宣传工作是空白,也无成果。但是1976年春我和朋友上庐山,在黄石开往九江的轮船上,我们在收听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欣喜地听到我写的一篇通讯,正是讲述红旗厂工人的事迹。船到九江上岸,我特意去邮局挂长途电话,找到办公室的同事也是学长郑明武,请他注意收听并录制下来。

当年工厂很在意见报率,宣传成果由我亲手粘贴到剪报本里,我调离时并没有带走。

《厂志》也能罔顾事实,是因为我们的出走。

我是怎么走的呢?可以说兼而有之。我的母亲患乳癌需要照料这是其一,我的女友依政策先期返汉也希望我调回是其二,恰巧有个机会被上级部门借调是其三。至于出了名调走还早了点,假如在厂里呆得更长些也许真能出名了。因为文学创作需要扎实深厚的底层生活,我那时只能算初露头角,黄石市刚刚让我填表,参加大革文化命洗礼后的恢复文联代表会,我便弃会跑了。你说是不是早了点呢?

我于1978年5月借调省局工作组,到地处武昌白沙洲的湖北水泥制品厂帮助企业整顿,工作结束即留省局。参加工作组的还有张晓玲,也是红旗人,曾在机修车间当电工,厂里培养的工人党员。我们一起办了调动手续。这一步跨度很大,从一名企业以工代干人员,转身为省政府管理部门的在编干部。我回到了武汉,又登入庙堂,真可谓幸运!

无法任性

也有任性选择留下的。

为了离开水泥厂,武汉伢用尽了办法,买断工龄提前内退是最后一批。随着红旗厂的凋零,即使是执着坚持的一批人也失望地回汉。

他们的离开很惨烈。规定副科级以下不论干部工人,男48岁女43岁一刀切。期限是三天,三天里不签字等于自动放弃了工龄。那三天里,多少人沿着厂办公楼的楼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几经徘徊,犹豫了很多次,不知道脚步该迈向何方!不少三班倒的工人很少进出办公大楼,但三天里在这个楼梯上下徘徊的次数,不亚于平日的总和。在武汉伢圈子里,除了个别人选择留下,更多的不知道是选择走还是留。一夜间作鸟兽散,兵败如山倒是当时的写照。

过惯了集体生活,并且一直分享着盈利企业良好福利条件的员工,面对突如其来的下岗变故,自然手足无措。原本以为可以机械化地,简单地度过一生。没想到,这美好的愿景只是海市蜃楼。当现实的重拳挥来,他们无力抵抗,只能任由命运之手来回拨弄。

徐继东身強力壮爱好文艺,笛子吹得好,经人介绍与本厂石师傅的女儿石小梅恋爱结婚,成了红旗厂的铁杆扎根派。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将希望倾注到极有音乐天赋的女儿身上。石小梅自己说:培养孩子花了我们这一辈子的辛苦,想起来就流泪。在音乐学院租房,陪读7年吃了好多苦。下岗无钱,只有去作保姆,为7、8个学生做饭洗衣服,所有的生活我都在做。6年前徐继东又做了大手术,花了30多万元。这个手术成功率低,能活到今天也是很幸运的。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多了,女儿在汕头的大学教音乐,收入还可以,有房有车。我也会开车,带着继东到外面逛逛,知足了。可惜他还是未能熬住,于2017年9月19日病逝于广东汕头。

大厂兼并红旗厂之时,当年的武汉伢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其中3位厂级干部:郑承斌,分管销售的副厂长;胡继寿是生产副厂长;还有一位就是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的章德芬。

章德芬与我同学,是下放监利汪桥杨家大队的13名知青之一,做姑娘时当过厂团委书记,那时候就很单纯。我们的另一位同学刘卜利,也是13人中的一员,招工时因所谓的父辈问题晚走一步,却幸运地进入武汉汽车标准件厂,后来成为华中科技大学国际交流部的副研究员。刘卜利知道我在写作《飞扬的灰》,对我说:虽然没有在水泥厂工作,但去过你们厂。她记忆中的故事也与章德芬有关:“41年前,即1977年的夏天,我去红旗水泥厂看望好友章德芬。去之前对水泥厂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只记得该厂到汪桥招工的一位徐姓师傅,指着乡间路边的小草对簇拥着他的知青说,‘我们那都看不到小草。’小草都看不到?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当时对此话大惑不解!当我看到红旗水泥厂,才理解了此话的含义,厂区内外灰尘弥漫,真的是寸草难生!”刘卜利感慨地说:“知青的生活也很苦,但面对的是蓝天白云和绿油油的麦田。现在同学虽然进了工厂,面对的却是漫天弥漫的粉尘和强体力的劳动。我不敢想象我的同学们是如何在这样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的。我受到章德芬的热情接待,也见到了不少同学(其中有亭亭玉立的马来欣)。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的是一帮积极向上,乐观的同学,他们很少抱怨。”为了纪念重逢,刘卜利和章德芬走进了黄石市区的一家照相馆。“素衣布裤,用什么来点缀一下颜色呢?我俩拆开辫子,用花手巾束住脑后的头发,肩并肩,笑吟吟地摆好了姿势。聚光灯亮了。可摄影师迟迟不按快门。‘为什么不拍照?’责问后终于得到他懒洋洋的回答:‘本店不照奇装异服,不照披肩散发。’笑容骤然在我们年轻的脸上停住,我和章德芬的眼眶里都转动着委屈的泪水……”我在此处复述这个故事,是想证明章德芬的单纯呢,还是帮她吐诉委屈?说不清楚。2003年年底,红旗(当时已叫集团红旗水泥公司)的班子换届调整,宣布的头天晚上才通知章德芬本人不要参会了。那一天正是她50岁生日,自我宽慰是企业兼并政工干部不好安置,领导却不说原因不说政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下了岗,每个月1500元拿到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社保医保和普通工人一样待遇。收入受损不说,工作没有定论,身份不给说法,是她一辈子的痛!

在企业改革进程中,企业内部会积有矛盾。

国企改革,首先想到的就是减员增效。这种方式最省事,也最直接,看得见的方法,是“革”别人的命,没有什么“痛苦”。

那一阵,还没有员工持股一说。

大厂实行兼并,乘改革开放之风,立即引进了外资,各占50%。也就是出让了一半的利益,换取了资金。之后在岗的头头脑脑和工人相继持有了股份,总裁、董事长的年薪高达200万元以上。

在大厂的志书第二卷24页是这样记述的:“大厂”与红旗两厂的关系,源远流长。当初,红旗是“大厂”的一个生产熟料的立窑车间。1961年开始分厂,成为独立的立窑水泥厂。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两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某些方面影响或阻碍了各自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自1986年以来,两厂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协调下,经过多次反复协商和调查论证,一致认为两厂联合很有必要。通过联合可优化两厂的资本结构,扬长避短,互为补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速发展……

《红旗水泥厂志》是红旗厂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志书。我注意到,志书中附录的大事记里,最后的两条似乎有点意思,一条是记录破产兼并的头一年,红旗厂的产值、利润双双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被评为湖北省经济效益先进企业。另一条记载:“1986年4月28日17时35分至18时55分,红旗厂一列载有12节车厢的火车停放在红旗厂新一股铁路线上,由于超长置于武黄公路交叉路口处,阻塞公路车辆交通一小时二十分,造成不良影响。黄石日报曾以头版消息报导了此事。”

……

留下的,是我们曾经不可磨灭的奉献,我们那一段无私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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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弹性的底色

管他是谁先走,重要的是这些人不管是怎么回来的,都是经历了六十多年的人生风雨还活着!

我有一篇杂文《“钢筋混凝土”的禀性可贵》载于湖北日报(1988.3.17)头版,开篇写道:人们知道,水泥有个怪脾气,它与河砂、石子加水搅拌经凝固之后,性质宛如顽石,坚硬得很。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耐压不耐拉,一件鸡蛋大小的水泥试块,就能吃三五百公斤的压力,抗拉力却小得可怜,顶多只能吃几十公斤。而钢筋与水泥不同,它耐拉,对拉力满不在乎,只不过经不起风吹雨淋日晒。聪明的人们根据它们不同的特性,把钢筋和水泥巧妙地结合起来,配制成钢筋混凝土。让水泥保护钢筋,钢筋支撑水泥,混凝土吃压力,钢筋吃拉力,各扬其长,各补其短,其承载力量比一般混凝土增加了二三十倍。由钢筋混凝土想到人类社会、每一个人……

豁达夫妻

沙沙和左正的户口关系至今仍在黄石。沙市伢沙沙块头痩小,左正是汉口实验学校的“女汉子”。当初听说他们二人结婚成家了,确有一点“将就凑一块”的感觉。后来生活中的相互搀扶却又让我刮目相看。

沙沙的大名叫刘红武,块头小却特别讲义气。他当维修班长时,手下的一位工人因工伤住本地医院,动了三次手术仍危及生命,家属要求转武汉治疗不允。沙沙匆匆回厂带了20多人,就像电影电视谍剧里经常看到的情节一样,将病床上的工人抢出来,送到武汉的大医院,结果20多天就伤愈出院。

在沙沙和左正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因为工厂被兼并,夫妻俩只好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内退的工资加起来不足1600元,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儿子正准备考大学,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陷入贫困。为此沙沙跑了国内十几个省的水泥厂做技术服务,接着又赴非洲劳务。偏偏这时左正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2007年五一节后,左正因车祸住院,引发急性坏死型胰腺炎。等湊齐住院大额医保中自费部分的钱,病情已急转直下,全身浮肿,呼吸困难,连打针的针眼都在冒水。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又没有好的手段,只有同意转武汉抢救。动身之前做静脉深埋,医生护士五六个,找不到左正的血管,急得一刀下去扎到了动脉,血喷几尺高,惨不忍睹。

在武汉协和医院重症抢救室里躺了七天,病情稳定下来,接着开刀手术。沙沙闻讯从津巴布韦赶回来照料,为交涉医保转院,黄石武汉来回跑未果,横下心自费手术。先开了胰腺的刀,又长出假性囊肿,再开刀切了胰腺,成为继发性糖尿病。人背不住了,只能在肚皮上开个口,缝上输送泵,输入米汤肉汤和营养米糊。左正的体重从145斤掉到99斤,眼皮睁不开,翻身靠护工扶助,几乎天天倚枕冰袋,胳肢窝里夹着冰袋才能小睡。有一回是弟媳家里的人来看望,围在病床边小声说:左师傅要挺住呀,一定要挺住呀!左正从来没见过他们,心想连不认识的人都来鼓励,恐怕真是快不行了。痛苦的治疗,她多次有过不知醒不醒得来的感觉。黄石的同事在病床边与左正聊:你怕死吗?她微微地偏一下头。你还想见见什么人?她只能闭一下眼。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她无语,缓了一口气后喃喃地说,妇救会的军鞋还没收上来,交党费的银元还、还、还在我手里……俩人会心地苦笑了。

左正病后在日志里感叹:两年里病情反反复复,治疗坎坎坷坷,感觉痛痛楚楚,手头拮拮据据,前后开了七刀,几次去阎罗王那里报到,均以修炼不到家推回了人间。现今做鬼不成,做人不爽。也好,我们到世上来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还能多看看这世界的进步,多享受人间的亲情友情,多说说人鬼情未了的真假废话……

浴火重生!她西藏要去,非洲敢闯。南亚及黔、川、滇、桂、琼……她已写就的日志只有2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游记,篇篇精彩。原始,混沌,惊艳,震撼,曲幽,奇异,神秘,虔诚……是她在游记中反复使用的字眼。

沙沙一直在家照顾,见左正的身体有了阶段性的好转,又应邀赴非洲。这次去的是安哥拉罗安达水泥厂,中方投资建设两条日产5千吨干法生产线。沙沙是作为工人去的,2个月后参与管理,升职为分管设备技术的副总经理。如此冒着风险做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有能力支持儿子上学,老婆完成心愿,自己堂堂正正做人。

2012年春节后,沙沙回国探亲并为儿子筹办婚事。婚礼的头一天,沙沙专程回黄石,租了三辆42座的大巴。车停在原红旗厂宿舍区附近路边,沙沙亲自上门一家家请出老同事老工友老师傅,浩浩荡荡开往汉口的婚宴酒店,借机会表达回敬之情。沃民荣感叹:沙沙左正那叫一个有才,把个婚礼弄得像红旗几十年大庆,演讲词堪比国家总理!

 

(婚礼现场拍下的部分工友合照)

匠人老顾

当年的老顾还是小顾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厂里车间里的黑板报都有他的笔迹,因此成为车间的笔杆子,第一批加入共青团。有次任务是釆写劳模事迹材料,脱产一个月,修攺四五遍,总算通过审查。但来不及高兴,又发生9.13林彪事件,政治宣传口径大变,一切重新审视。劳作辛苦不谈,单纯的心地受到刺激,小顾不想再写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材料了,青春热情向学技术搞革新投放。

有一天同车间的刘军兴致勃勃地找到小顾,拿出一本杂志让他看,上面登载了一篇青工搞技术革新的报道,问有没有兴趣。刘军和小顾本是同班同学,比小顾还小三四岁,人前鬼机灵,他们是想抱团添加勇气。于是顾、刘一起去找車间主任陈述想法,求得支持,但几次未果。他们想哪怕用业余时间也要搞起来,提出组建一个卫生班,白班打扫車间的全部清洁,晚上一起投入技改(因为三班生产,不能凑在一起)。车间同意了方案,卫生班兼技措组成立。他们承担了车间灰尘最大,体能上最累的活。既使三九严寒,也是单衣作业,衣服能拧出汗水。尽管如此,乐得有了时间搞技术革新。班上还有几位大跃进年代参加工作的女工缺文化,当班打扫完卫生,顾、刘便挂上小黑板,手把手教她们识字、写字。想想真有点进步文化青年的范儿。

从那一刻起,小顾的热情就专注于机电相关的小革新小改造,甘于寂寞,潜心钻研,由班组的技术能手,到车间技措组骨干,继而跨车间技术支援……1977年以照顾老人的理由对调回武汉,也是凭着这一口碑留在第一冶金安装公司行政科管电话。3年后又调到市纺织科研所,在电子室后改自动化室一直干到退休。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研究所的机构已经转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很多课题都被抛弃,只有小顾幸运地又固执地专注小改小革----引进消化织物金属探测器。后来所里只剩下这个实体,小顾也变成了老顾,带三个人,每年向所里交利润好几万元。这对老顾个人来说是很大的跨越。

顾名思义,织物金属探测器,就是用于探测织物中夾带的微小金属物体如针头、铁屑等,保护昂贵的轧辊、拷花筒和剪毛刀等免收损坏。市场虽小,但也必需。一个木头桩子似的小件,在老顾手里一盘就是几十年。先盘自己开发的,又盘进口翻板的,接着盘性价比都优于进口的,盘出个大红花---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盘出个顶梁柱---自学成才当上自动化室主任,成为工人搞科研的典型,没有上大学没有文凭也能聘上工程师;更盘出个主心骨---自负盈亏靠着它,自谋生路也指望它,现在靠吃饭的也是它。有意无意中,耐住了寂寞,造成了机会,人凭手艺吃饭,夾缝中求生存。就连小他几岁的刘军已经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了,老顾却仍然一根筋地埋头苦做。

在我看来,老顾的人生有很多条路,但技术革新这条路陪他走到现在,走得最长。从工作兴趣到生产技能到生存手段,成为他人生的亮点。也许老顾的一生,只能不合时宜地、也是十分幸运地专注打磨一件事情。这种浪漫到骨子里的行为,真的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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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伟的洋插队

任建伟与我中学同班,下乡同铺,而后又一起招工到水泥厂。他长得白白净净的,有着一双平板足,学农活,挑担子很是不易。他先分在泥木班当小工,后去烧锅炉。锅炉工吃灰少些,虽然三班倒,但方便洗热水澡,有时候走后门到食堂沾点光也是一种福气。

任建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湖北中医学院中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医药工业研究院。在当时的体制下,总感觉有些压抑,想要改变一下现状,出去开开眼界,于是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资助很少的情况下,踏上了人生的第二次插队----洋插队。

他的第一站是位于加拿大爱德蒙顿的埃尔伯塔大学,在爱尔教授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爱尔教授是位著名天然产物化学专家。也是从那里开始,建伟开始领略外面的世界,当时国内外科研方面的差距很大,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全身心投入科研中。同时生活也很艰苦,刚去时租住在一位老太太的地下室,房东老太一人居家,房租相对便宜约百元加币,给出的条件是要负责夏天割草,冬天铲雪。大学所在城市爱德蒙顿,是北美大陆最北端的大城市,长达半年多的冬雪,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手工铲雪之艰辛可想而知。那么冷的天,都是歩行或骑车去学校,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也很简单,食品选便宜的买,常吃的早餐就是面包抹花生酱,土豆、胡萝卜、包菜加上鸡,是饭桌上常见品种。周末去趟超巿,买够一周食品。建伟说道,刚出去确实蛮苦,但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苦都经历过,与下乡插队和在水泥厂当工人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

一年半后,任建伟拿着已退休的爱尔教授的推荐信,转到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国家天然产物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因临近圣诞节,买不起天价飞机票,只好坐了72小时的灰狗(长途汽车)。在这所大学他有幸接触到世界一流天然产物的研究。当然,工作压力也很大,每天朝八晚九,一周工作六天。

建伟从1996年离开中国,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先后在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和韦恩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是密西根大学癌症中心研究员,参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肠癌预防研究。夫人在同一大学做神经科学研究。儿子15岁从武汉外校初中毕业到加拿大,先后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获得生物工程和医学双博士,现是哈佛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生。

建伟已逾花甲,但仍然辛勤工作着,因为美国的医保要六十五岁,社保要六十六岁才够条件。每天的工作也很紧张,早起晚归不敢懈怠,在美国没有铁饭碗。工作之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健身中心,周末和拳友们一起练太极,每年组队参加当地的太极大会表演,即强身健体,又会新朋老友。每年朋友们还相约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虽然出国二十多年,但忘不掉的是乡情,尝不够的是汉味,每周六早上,是建伟显身手时刻,地道口味的热干面受到表扬。他夫人也会做很多武汉小吃,像豆皮,烧卖,面窝,油条,月饼以及多种面点及家乡菜肴,以解乡愁。

对于任建伟来说,下乡插队当知青,在广阔天地得到了煅练。而跨出国门的洋插队,更是人生经历的一个磨练,由此收获了许多许多。

 

(任建伟在美.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

歌者姚峰

我们在这里说姚峰,是不需要贴标签的。不仅因为曲作和歌声,更在于一起下乡一道进厂,一路没离开视线。人分开了,心还在,歌在……

1

姚峰下乡是欠条件的,执意要跟着邻家男孩三九(叶春波的小名)。

离春节没有几天了,俩人两副扁担,挑了村里送的两个大糍粑,两个旅行包。旅行包还比较时髦,新买的大衣和帽子都放在包里,就这样上路了。

姚峰穿着一件非常破的破棉袄,戴了眼镜和有点旧但也时髦的棉帽,样子很滑稽。

没想到冬季水浅,上游下来的大船靠不了沙滩子。只有溯江而上,连夜赶到石首,那里才有客船下汉口。

码头上很多人。大概是中午一点多钟到船,下船的人少,往上挤得多。三九挤上去了,姚峰却被人挡住要验票。非常麻烦,脱手套、掏票……再就听见有人喊:放绳子!放绳子……门強行关上,姚峰被拦在了外边,俩人都急得要哭起来了,都是不到16岁的孩子!船已经动了,歪歪扭扭地两边晃,就像武汉挤公汽一样。姚峰张望着离远的船大声喊:三九,回去跟我爸爸说,冒得事的,不要紧的。三九也在叫着姚峰的小名……船就这样开走了,又传说3天以后才有船。姚峰站在趸船边,望着空白的江面,脑子里一片茫然,突然感觉头发烧了,感冒来袭。那一天很冷,据说历史上有记载,是江汉平原最冷的冬天。

这时候来了一个人,码头工人,后来知道姓卢。卢师傅上前问,你怎么啦?他是怕姚峰想不开。他说你还好吧?你跟我来,跟我来……

姚峰说我不舒服,发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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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记述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一群知青转身为工人,来到石料山的水泥厂,青春热情与灰色的境况邂逅。他们曾以石料山的纯粹和机灵,舍身奉献自己之力;也曾似开山采石一样,忍痛刮骨,憋屈难受;还曾想方设法抖落身上的灰,包括企业改制时的“被离开”……重新投入时代大潮搏取生路的经历,就如同石料山的面貌。

作者意图忠实的记录,并着重探析这一群人的心灵,呈现一代人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以及个体跟社会的关系,从而勾勒出时代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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