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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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录


序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信天游不断头

黑金流入人类文明

延长油田是中国石油的一个传奇


第一章   创建延长石油矿

历史的天空有大地的印痕

把生米做成熟饭

陕北开办石油矿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

中美合办油矿

中国人自己开发油井

陕北油矿探勘处

陆相生油理论的诞生


第二章 红旗举到石油厂

延长石油厂获解放

石油工业的第一个党支部

毛泽东来到石油厂

支援玉门油矿

发现中国第一个整装油田


第三章 枣园灯火照华夏

边区石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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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你看见哥哥哪达亲”

情歌在陕北山峁沟洼间飘了千百年。

山丹丹也由爱情的指向逐渐转为具有地标性、原乡性的多元情感代指。

 

信天游不断头

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这种红遍黄土高原的花朵,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

“山丹丹开花红满山,红军来了大发展”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我送哥哥当红军”。

山丹丹是陕北和陕北人情有独钟的生命意象。

在陕北,到处都有山丹丹。山丹丹通常在黄土高原的阴坡上与杂草伴生。因其花色鲜红、生命力极强受到人们的喜爱。

山丹丹,百合科,学名斑百合,别名红百合,又名细叶百合,多年生长的球根花卉,成年种球开花8至12朵,花期为6月中旬到9月中旬。生活中经常被称为“山丹丹花”,茎高一般为30-60厘米,夏初开花,花瓣六枚,呈朱红色或橘红色,开放后向外稍有反卷。

进入20世纪,山丹丹逐渐成了陕甘宁边区的象征,成了陕北的象征,成了延安的象征。

历史、文化、情怀都是具有传承性的。2008年,根植于陕北的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确定企业标识中,从设计、研讨到定稿,干部职工异口同声都选择以山丹丹为主元素的石油花。

雄伟的黄土高原

大山连绵天风浩荡

豪情壮志走四方

播撒一路阳光

汇集能源,延长价值,放飞梦想

百年艰险向前闯

山丹丹花灿烂开放

 

拥抱这辽阔世界

大河奔流胸怀宽广

顶天立地敢担当

谱写时代辉煌

埋头苦干,开拓创新,收获希望

百年沧桑从头跃

延长石油扬帆远航

这是《延长石油之歌》的歌词。这首由尚飞林作词、赵季平作曲的企业之歌唱响陕北、唱遍陕北,唱出了石油人的精神传承、豪迈激情、担当作为和创新意识。

山丹丹。石油。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名词,因为地域、人文、意蕴的内在联系,在陕北呈现出水乳交融、交相辉映。

为何?何为?

因为有石油,陕北在两千年多前就成为历史中真实的存在。

因为有石油,中国革命在延安有了十三年辉煌的重要资源。

因为有石油,陕北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奔向新时代小康生活。

 

黑金流入人类文明

石油进入人类的生活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当下,石油与我们的吃、穿、住、用都密不可分。现代生活的环境80%都跟石油有关。很多看得见的,更有很多看不见的石油的衍生品。

人的一生要“穿”多少石油、“吃”多少石油;人的起居用具、家电器具有多少是石油制造;人的出行要耗费多少石油,甚至日常的娱乐要和石油产生多大的关联?

有一组数据绝对让我们能更新认识、增添惊奇:人一生要“吃”掉551千克石油,“穿”掉290千克石油,“住”掉3780千克石油……

衣与石油。不论是尼龙、涤纶,还是锦纶、维纶等,都属于合成纤维。所谓合成纤维,就是从石油化工中取得原料来合成高分子聚合物,然后再进行抽丝成纤维,这就是合成纤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化学纤维的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已成为纺织纤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化学纤维供应纺织用量已超过纺织用纤维总量的50%。可以说,正是合成纤维为我们编织了七彩霓裳。

食与石油。我们餐桌上的粮食蔬菜,从培育、施肥到收割、物流的全过程都离不开石油及其产品的参与。比如化肥就是用石油、天然气为原料制造出来的。现在市场上蔬菜品种应有尽有,即使在冬季也不缺新鲜菜。这要归功于塑料大棚的应用。大棚所用的薄膜,主要是成分就是石油中的聚乙烯。再如矿泉水,从其开采、加工、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消耗石油。据美国“太平洋研究院”的水资源专家皮特·格雷克计算,每升进口矿泉水需要耗费250毫升石油。也就是说,每喝一瓶进口矿泉水就相当于喝掉了1/4瓶石油。所以矿泉水,尤其是进口矿泉水之所以贵也就不足为奇了。

住与石油。现在家庭装修没有不用合成树脂(塑料)的,无论是门窗、顶棚、装饰材料以及灯具等,都是以各种合成树脂为原料。在现代家庭中,少不了用塑料制成的既轻便又美观的时尚家具;纵然是木制家具,也要用到石油合成的粘合剂、油漆、涂料等。家庭用品诸如电视、冰箱、电脑、整体橱柜等都与石油脱不掉“干系”。电视机和台式电脑显示器外壳95%以上是HIPS和ABS。电冰箱所用塑料有内胆、门内衬、门框格、顶框、密封条、把手和隔热条等,用量已占电冰箱重量的40%至45%,主要塑料品种均来源于石油。

行与石油。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油都是最重要的燃料。除此之外,这些动力机械的运动部分都必须加入润滑油或是润滑脂,不然就会很快损毁。车用PVB、PP、PU、ABS、PVC、PE。这些汽车塑料几乎都是以石油为原料加工制成。

用与石油。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个人、家居织物清洁护理用品及化妆品原料、表面活性剂及助剂、香精香料、防腐剂、调理剂、添加剂等,原料都是来自石油的衍生物。洗衣粉主要原料磺酸便是石油提炼。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完全融入石油的元素,石油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而且正以不确定性改变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石油不单纯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也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军事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商品。并且在无形中超过黄金白银的价值,以独一无二的、不可或缺的自身价值,站在几乎所有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位置。
    石油是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原料。绝大多数运输工具使用石油驱动,此外石油还被用来发电,它也是化学工业重要的原材料。用石油做原料或部分原料所制成的产品已经超过5000种以上。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被称为“黑色金子”“经济血液”。

石油的流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只要没有一种新的燃料能取代石油,国际间石油的争夺就不会停止。

石油作为战略物资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作为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焦点的特征更为明显,其敏感程度、波及范围和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百余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石油带来的繁荣发展,也看到了太多石油引起的国破家亡。石油的战略价值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了石油供应如何能够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

假如没有石油,现代工业文明会是怎样的?

假如没有石油。当代人类活动会是怎样的?

没有假设。世界的变化不由我们臆想和操控,石油在现代社会,不亚于粮食和水,虽然石油不能直接影响人的生存,但是已经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在石油的魔力下,战争、政治、经济等多种杠杆在撬动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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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置之度外。

我国当下石油的进口量在需求的三分之二左右,假如没有自己的三分之一,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谁能保证1840年的悲剧不再重演?

美国为什么把美元与黄金挂钩,改为与石油挂钩?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人在当代能够不依赖石油而生存发展。

 

延长油田是中国石油的一个传奇

在陕北有石油的现实面前,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前赴后继、接踵而至的挖掘利用者。

早在宋朝,沈括在陕北考察石油后,看到石油“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露帷幕皆黑”,沈括又突发奇想,“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也。”他将石油的烟尘制成石墨后欣喜若狂,诗兴大发,提笔写了七绝一首:

二郎山下雪纷纷,

旋卓穹庐学塞人;

化尽素衣冬不老,

石烟多似洛阳尘。

这首抒发感慨的即兴之作,应该是写于元丰三年(1080)作者贬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任上。安抚使所在的延州(今延安)生活艰苦,自然环境亦体现与京城迥异。沈括本来在京城做官,但奸佞当道,谗言四起,蔡确等人说他“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接着“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带着这一连串的打击,他来到延州二郎山下,自然天气和政治气候一样的恶劣,“冬未老”而“雪纷纷”,对于没有客舍可以借宿的沈括,只得停下来立起帐篷,像边塞人家一样住进蒙古包里去。面对无柴生火,便烧石油来取暖。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刚进帐篷时恰逢“大雪满弓刀”,全身皆白,如著“素衣”,在石油的火边一烤,雪是化了,但身上到处是油烟,如同穿黑衣。这时,诗人的灵感一来,想起了西晋诗人陆机的名句:“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化素为缁,不是污人清白吗?这京洛的风尘不正如谗毁我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吗?它和眼下化素为缁的油烟是何等相似啊!诗人的“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都似洛阳尘。”正是抒发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懑心情。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隐忧:既然延州的石烟也和洛阳的风尘一样,污人清白,那么我在延州能安然无恙吗? 何况冬尚未老,严寒还在后头,石油还得烧,化素为缁的事还没有尽头。

后来的事实证明,作者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不久,他又贬官均州、秀州。“洛阳尘” 笼罩了他的整个仕宦生涯。

沈括走了,石油依然在。陕北石油的开发利用,也和沈括的人生一样布满坎坷。之后大元、大明都有典籍记载和开采行动,直到清末依然络绎不绝。每一个时代都不乏有志于开源利民的明达之士,无奈多年间人们在认识地质、认识石油上没有突破,钻探的技术上也没有进步。

宋朝至清朝,陕北的官方和民间一直在通过人工挖掘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石油,直到1907年,在延川县西门外钻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延一井,才真正揭开工业化开采的序幕。

一朵开在背阴处的山丹丹花,从此掀开盖头,走上中国石油工业的舞台,让国人、世人为它瞩目……

我们从一组大事记里,读取延长的石油的百余年传奇:

1903年,陕西筹办延长石油局厂;

1905年,延长石油厂创立;

1907年,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延一井钻成,炼油房竣工;

1914年,中美油矿事务所成立;

1934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进入陕北,成立探勘处;

1935年,刘志丹率领红军解放延长石油厂;

1935年,是年冬在延长石油厂建立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支援玉门油矿钻机两部,钻成玉门油田的发现井;

1944年,毛泽东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

1950年,陕北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石油会战基地;

1953年,延长油矿成立党委;

1959年,原油产量达到一万吨;

1982年,石油部和陕西省为延长油矿制定优惠政策;

1984年,原油产量达到十万吨;

1989年,江泽民视察南泥湾油田;

1996年,李鹏为延长油矿题词:“埋头苦干、再立新功”;

1997年,延长油矿管理局和陕北各钻采公司原油产量达到一百万吨;

1998年,陕北石油重组;

2005年,陕北石油二次重组,延长油矿管理局和陕北的十四个钻采公司实行紧密型重组,组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延长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一千万吨;

2019年,延长油田确定原油千万吨稳产三十年的发展目标。

从前世到今生,石油这一条隐藏在地下亿万年的长河呼啸而出,正如开在背阴地里的山丹丹花,开花吐蕊、照亮现实,娇艳动人、光耀史册。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开始,延长的石油年产量从1907年至1934年的44吨,徘徊了27年;年产量从1935年的28吨到1959年1万吨,用了24年;年产量从1959年1万吨到1987年100万吨,用了28年;年产量从1987年的100万吨到2007年1000万吨,用了20年;2007年到2020年,连续14年稳产在千万吨以上。

从这一组数据中可以发现: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发展极其缓慢,在获得解放后有了长足的进步,步入改革开放后开始迅速发展,重组整合后实力充分展现,跨入千万吨级油田后实现可持续发展。

延长油田,作为中国陆上第一个油田,一个国有的石油勘探开发股份制企业,已经成为集石油勘探、开发、科研、装备制造及辅助生产为一体的大型石油企业。拥有12个采油厂(3个200万吨级)、6个辅助单位、23个职能部门。资产总额1190亿元,用工总量5.1万人,勘探开发区域涉及延安、榆林、咸阳3市20个县区,探明含油面积6735.3平方公里,探明石油地质储量32.3亿吨。年生产原油能力112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2.12亿吨。

山丹丹花一年开一朵,两年开两朵,三年开三朵,一百多年开了多少朵?

那一星红、那一抹红、那一片红,是如何缔造了陕北大地上的石油传奇?是如何洇染出高天厚土间的万千景象?


第一章  创建延长石油矿

 

近160年来,从美国的德雷克用工业化方式钻出石油,发现宾夕法尼亚油田开始,石油就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大清国在皇权控制下,还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核心的时候,1860年的坚船利炮,让东方大国跌下神坛,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尴尬境地。

仁人志士们觉醒了,他们的强国梦日夜萦绕在心头、枕畔,不断用行动来诠释、实践实业兴国的理想。时光在光绪四年(1878)开了一条缝隙,中国人在台湾苗栗钻成了第一口油井,让中国石油工业的这张白纸有了黑色的点。然而,这个点一直难以复制、延伸。据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资料统计,当年进口的“洋油”约5.8亿升,需要支付白银2028.7万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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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国世昌洋行企图开采延长石油的事件,令陕西省当局开始警醒,开始积极奏请试办延长石油矿。中国人经过多年的时光等待,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中国陆上的陕西延长县钻成了第一口现代化工业油井,从此拉开了中国陆上石油开发的序幕。

这一年、这一地、这一刻,中国人的石油梦迈出了蹒跚的步履。


历史的天空有大地的印痕

历史的天空闪烁着无数的星星,人间的英雄气亘古以来就驰骋纵横,大地上总是留下发现者的印痕。

陕北地区发现石油、利用石油的历史有两千多年。

从浩瀚的史籍记载中,关于石油的定义、性状、用途及利用在不断清晰、深化。人们对石油认识、利用的过程就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进化的历史。有关石油的记载从东汉以来一直是史不绝书。第一次见于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的《汉书·地理志》,“高奴,有洧水,可戁”。“高奴”为今陕西省延安一带,“洧水”即今延河,“可戁”指延河上漂浮的可以点燃的石油。

北魏郦道元(?-527年)在《水经注》中写道:“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到了唐朝,关于石油的记录便愈发详尽。李吉普(758~814年)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三记载:“清水,俗名‘去斤水’,北自金明县(今安塞县北)界流入,《地理志》谓之‘清水’,其肥可然” 。同时代的段成式(?-863年)所著《酉阳杂俎》中提到:“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这里所说的“石漆”,指的就是石油。

被史学界一致认为最经典的记载当属宋朝的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

公元1080年,参加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沈括被贬到了延州(现陕西者延安市一带)任经略使。沈括到任前,那首著名的《渔家傲》里描述的“长烟落日孤城闭” 和“将军白发征夫泪”情景早已在他的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他到延州时正是范仲淹征战后,处于相对和平的一个年代,现实的边塞比他想象中要宁静、安详很多。面对这番太平的景象,他那政治上的失意在心中郁积的阴霾顿时消散了许多,继而将一腔的男儿热血志向转移到了对自然科学研究上来。在延州,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个地方。他在延川县永平(1936年后改为“永坪”)东发现“石液”后,在《梦溪笔谈》中写道:“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露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他提出了“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的预言,并科学地称之为“石油”。这一命名,比1556年德意志人乔治·拜耳的命名早600年。由此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给“石油”命名的国家。

陕北厚重的黄土之下蕴藏着可以改变政治、军事、经济的重要财富——石油。在史家、诗家关注石油的同时,多名文化、科学界的名人也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只是沈括写下缠绵悱恻的《钗头凤》的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他所著的《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薰污帷幕衣服。”这里所说的石烛,就是石油制作的。可见早在宋代,陕北地区人民就开始利用含蜡量极高的固态石油了。

宋末的《延安县志》载:“稁泽盈盈似流水,广安(今延长、榆林、神木一带)含恨始泉油。”从“盈盈”“含恨”中看出,宋人的文采与情调,把自然科学都当做诗词来书写了。

古代陕北到处分布油苗,贫穷百姓不花钱便可收集到“膏油”(石油的古称)用以“燃灯”。《太平广记》(成书于976~984年的宋太平兴国年间)中记载萧后与唐太宗谈话中说:“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焚,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熏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由此可见,唐朝的皇宫里已经使用石油进行照明。

《元一统志》于至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成书,是元朝开国初期编写的一部地理著作。其志载:“在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癣,岁纳壹百壹拾斤。又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气虽臭而味可疗驼马羊牛疥癣。”书中所记载的这两口油井是中国最早的采油井,也是世界上有记录的最早的采油井。

明清时期,延安一带利用石油更为众多。明朝洪武年间,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人,生卒年不详)在他所著的《格古要论》(该书成书于明朝洪武二十年)中说:石脑油出陕西延安府。陕西客人云:“此油出石岩下水中,作气息,以草拖引,煎过,土人多用以点灯……”说明至迟在14世纪,陕北人民发明对含水原油先“煎”,即先进行加热,去掉水分极其容易挥发成分的处理方法。这是石油加工和应用上的一大进步。

《元统一志》中的“兼治六畜疥癣”是石油较早的医用记载。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修的《延安府志》卷三十三物产目延绥镇石属载:“延安府石油出延长、延川两县,自石中流出,可以燃灯,疗疮疾,肤施亦少出”。

民间应用普及的同时,官方也逐渐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元一统志》中记载“在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癣,岁纳壹百壹拾斤。又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记录了延长的一井岁纳110斤,永平的一井年产400斤,所得之油存入 “延丰库”。“延丰库”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石油库,也是官方正式使用的明证。

明代著名医药家李时珍(1518~1593年)在《本草纲目》中说:“石油所出不一,出陕之隶州、鄜州、延州、延长及云南之缅甸,广之南雄者。自石岩流出与泉水相杂,汪汪而出,肥如肉汁。土人以草拖入缸中,黑色颇似淳漆,用雄硫气,得水愈炽。不可入食,其烟甚浓。”《本草纲目》金石部第九卷中的“石油气味与雄、硫同,故杀虫治疮。其性走窜,诸器皆渗,惟瓷器、琉璃不漏,故钱乙治小儿惊风隔热,呕吐痰涎,银液丸中,用和水银、轻粉、龙脑、蝎尾、白附子诸药为丸,不但取其化痰,亦取其能透经络、走关窍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史志的文明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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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文明的连绵不断,正是借助文明符号——文字得以传承。清朝,各府州县几乎都有自己的方志,从这些浩瀚的方志中,可以窥见陕北石油更多的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王崇礼主持纂修的《延长县志》中记载:“城西翟河(即延河)岸边,穿石井,水面浮油,拾之燃灯若炬。”《通志》说:“屏山之下,翟水经焉,水面汲油,可以燃灯。距城十里河边亦有。”王崇礼还把县境内的石油井列为延长八景之一,可见清朝早期已有人工掘凿的石油井。延长出石油,在那时便已闻名遐迩。

油井波涵

(清) 王崇礼

井泉资汲饮,油可继焚膏。二者不相涉,坎离如隔胞。

翟流南北岸,凿石甃为捍。何为清带污,浮腻难洗盥。

其质依偏水,其性若宜旱。其色玄如漆,其臭腥如豻。

拭之用雉尾,然之亘宵旦。顶烟能造墨,医疮治焦烂。

咄咄造物奇,耳闻谁信之。今悟阴阳理,石液似松脂。

市取无须价,井上人争跨。从此黑子城,光明常不夜。

诗中看出,在那个时代石油井既是水井,又是油井,水可汲饮,油可燃灯,可见饮水与点灯照明互不干扰。“翟流南北岸,凿石甃为捍”一句说明当时石油井位于翟水南北两岸,并进一步表明用人工凿石挖的大口径油井很早就有了。“然之亘宵旦”“光明常不夜”二句描写了石油的特点及用途,说明延长居民燃石油灯已很普遍。“顶烟能造墨,医疮治焦烂”说明灯油冒出的烟可用来制墨,石油还可以医治疮伤。“市取无须价,井上人争跨”说明当时井上石油居民可任意采用,无需市场交易论价。

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修的《延安府志》记载:“翟水南内有一孔,油水迸出,油浮其上,水沉其下。居民取以燃灯。”又说:“甘泉县北十里,河中有一泉,其色青黑,闻之臭。”卷三十三物产目延绥镇石属说:“延安府石油出延长、延川两县,自石中流出,可以燃灯,疗疮疾,肤施亦少出。”道光十一年(1831)谢长清纂修的《重修延川县志》中记载:“石油井,地名石油沟,在县西北八十里。另,《潜确类书》记载有:延川县井出石油,每岁月取之,涂已疮疾。”

历史的天空有大地的印痕,而大地上将石油物尽其用的实践一直在探索和成熟中。

陕北的石油,从东汉到清末的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里,不断刷着自己的存在感,前人的认识和利用虽然只停留在简单的作坊生产和初级的生活应用层面,但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出现,石油在中国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由此拉开了民族工业走上历史舞台的大幕。

 

把生米做成熟饭

19世纪下半叶,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开始采用现代化的方法大规模开采石油,利用鸦片战争制定的多项不平等条约,给中国输入石油。1863年,美国向中国输入煤油6.8吨,主要供应在华的外国人使用。到了1868年,输入量就达到了368吨。据统计,1863年到1937年,外国商人累计向中国输入各种石油产品2880万吨。

这些“洋油”的输入,加剧了贸易中的不平等,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外国,巨额的利润进一步扩大了对民族产业冲击和对国民经济的盘剥。清同治末年(1874),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获悉苗栗有一口3米深的油井,日产原油数十斤,便主张收归官办。1878年春天,用从美国购置的蒸汽顿钻开钻第一口油井,在井深115.8米处遇到油层,初月产油20吨。1885年台湾改设行省后,至1890年先后钻井5口,只有一口出油。由于“产出未多、入不敷出”,巡抚刘铭传被革职,后任巡抚撤销台湾矿务局,台湾的石油开发由此中断。

东南不亮,西北亮。在台湾急切上马开发的同时,在陕北的石油开发更引人注目。

陕北有石油,历史悠久、传播甚广,自然引来多方的关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德、日、美等国均在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名德国人到延长县调查石油资源。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国水师提督汉纳根和世昌洋行合作,企图开采延长的石油,并派大荔县绅董于彦彪(与汉纳根、世昌洋行立有合同)为特使,到延长县商谈开采石油的相关事宜。于彦彪和延长县绅董刘德馨、郑明德、宋金声、郑肯堂及山主文庙、育才书院等商议后私自签订合同,准备开采延长石油,并向延长知县佘元章提交了申请。

佘元章(1838-1918),四川丰都人(今属重庆),生于道光十七年(1838)。佘元章早年中举后,候缺多年,在须发皆白才到延长就任知县。他在任上积极救济灾民、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同时借助自己懂得医术,便微服私访。当他发现沿途油苗很旺,当地老百姓用油点灯、疗治疥癣时,便对延长石油进行了一番考察和研究。佘元章对钻井、开采非常热心,为了早日学会和掌握石油开发技术,后来还专门让自己尚在读书的长孙孟凡给日本技师当学徒。孟凡是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开凿者中的一员,是我国第一代石油工人。直到井穿油出,工人较熟练地掌握了开采技术,佘元章才稍放心,因而欣然曰:“吾行年七十,讵久恋此五斗米哉,今为斯地辟一利源,吾志遂矣,遂请告归。”

佘元章接到于彦彪代表德国人的开采延长石油的申请后,马上传召了刘德馨等人,当面询问有关情况,他们的说法和申请上写的大致相同。佘元章查阅了《路矿章程》,没有找到关于外国人开办石油资源的专门规定,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及时上报给延安府刘树德及陕西矿务局,并附上于彦彪的申请及签订的合同。刘树德将佘元章的报告迅速转呈给陕西巡抚升允。

升允(1858-1931),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主要担任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宣统元年,升允曾因上疏反对立宪,以妨碍新政之过失被革职,之后寓居西安满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升允率甘军东进,连下十余城,逼近西安。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甘军得知消息,拒不与革命军作战,升允西退。此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结纳宗社党人,图谋复辟。1931年7月23日病逝于天津租界,逊帝溥仪赠谥曰文忠。

升允查阅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矿务铁路总局制定的《矿务章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矿务铁路总局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制定的《增订矿务章程》和光绪二十二年(1899)外务部制定的《矿务章程》,认为“按诸定章,诸多未合”,实在没有找到相应的条款。并指出“惟近查各省勘办矿产,假借名色招摇敛费所在皆有。虽据于彦彪禀称系由德国领本承办,仅系一面之词,殊难凭信”。在此情况下,升允给外务部做了全面汇报,并请求查明汉纳根、世昌洋行相关情况以后,再行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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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部在接到陕西巡抚升允的咨稿后,与陕西矿务洋务总局司道会转呈的延安府知府刘树德的报告合并研究,认为延长县所属的烟雾沟是否确有矿产?有没有人已经承办?该申请对地方的相关利益有没有触动?申请人是否妥实可靠?这具体情况没有说清,要求陕西巡抚负责再行予以调查,尽快上报。

升允调查后上报外务部:“延长烟雾沟产有石油属实,亦别无外人开采。惟查系该县书院公业,民人于彦彪与该县贡生刘德馨等私立合同,未免意图蒙混。若竟准其开办,势必肇有衅端,诸多窒碍。至其人是否妥实,但凭一纸空谈,殊无把握”。升允提出:“此次于彦彪等凭一纸之空谈,引他人以干预,更指书院公产为私相授受之计,按诸定章,诸多未合,于地方亦实有窒碍,现准商部咨令设立公司,已饬矿务局悉心筹议”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于彦彪在陕西碰了一鼻子灰后,跑到天津,将他在延长私立合同等事宜当面向德国领事等做了报告。德国领事在未得到中国各级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就开始购买机器,聘请矿师,接着到外务部申请执照,一心准备开办油矿。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德国领事再次派于彦彪到陕西,竟以“德领事以机器、矿师业经购办聘妥,立候领照开办”为理由相要挟,想造成“势在必行、理无申止”的局面。

光绪三十年(1904年),陕西省派人员赴日本学习炼油技术,考察钻井、炼油所需的机械设备,同时制定油矿规章制度,形成“筹有的款,已经开办,矿章具在,似无不合”“势在必行,势难中止”的局面。

生米能否煮成熟饭?

升允对德国人的无理要求,据理批驳:德国洋行对办矿条理非常熟悉,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前提下,凭什么贸然雇匠、购机,显然是于彦彪有意图讹,借词挟制。严厉指出于彦彪“显系以盗油之鼠作假威之狐,造捏虚言,不攻自破” 。升允将于彦彪定性为奸诈之民,要求捉拿归案,押到大荔县,严加管束。

德国驻华公使穆默也参与其中,多次致函外务部,竟说延长的石油是他们发现的,延长人不会开采和利用,强调延长开办油矿必须由德国人来办,还列举出三条理由:“一寻觅之功,二请办之理,三首先请办”。同时随意解释于彦彪与刘德馨等私自签订的合同内容,无中生有地指责说,陕西拒绝德国开办延长油矿,是因为想和美国商人合伙开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外务部通知德国驻华大使穆默,“该行并无准办之据,即不得再有争执”。

经过多次交锋,这一场德国人开采延长油矿的企图,至此彻底“流产”。

陕西巡抚升允在接到德国人开采石油申请的同时,一面向外务部申报由陕西人自集股本办厂,一面通知商部成立公司,通知矿务局认真筹备拿出确定方案。清政府没有批准德国人申请,陕西便开始筹措资金自办油厂。陕西司道会筹措白银100万两,作为开办资金,并组织人员在延长县设立延长石油局厂,开始动工兴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外务部批准陕西省自办延长石油,批文说道:“此事既经该省筹款,由官商自办”。事情到此,一段公案算是尘埃落定。

升允是典型的忠君报国臣子,他的著名对联《望河楼》写道:“陇云秦树穷千里;岳色河声共一楼。”联语清新淡雅,声色并重,画意诗情,尽揽于心。此对联后来被收入《民国名联三百首》中。作为一位保守而又浪漫的官员,在陕西主政期间,怀着满腔的热情,在教育兴国、实业兴国的梦想引领下,升允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现存有光绪皇帝的亲笔朱批),这份奏折以实物形式印证了西北大学的前身确实是陕西大学堂,这也直接说明建立西北大学的首倡者就是升允。从1904年升允的《为自办延长油矿致外务部咨呈》来看,创建延长石油的首倡者也是这个升允。

升允在1904年秋天调任陕甘提督,这个秋天落叶飘飘,但是收获的果实还没有落地。

清政府虽然没落腐朽,但是朝野内外不乏有识之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曹鸿勋(1846-1910)接替升允任陕西省巡抚。

曹鸿勋出身贫寒家庭,父亲曹棠早亡,母子过着艰苦的生活,幼年的曹鸿勋常常饿着肚子到私塾读书,他的启蒙教师丁象庭为此经常接济他。曹鸿勋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刻苦读书,1873年(同治十二年),朝考一等一名,派往刑部任七品京官。1876年(二年)中状元,成为大清第102名状元,中状元后,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1879年(五年)任湖南副考官,两年后改任视学。1887年(光绪十三年) ,到上书房教载润(惠端亲王绵愉之孙,奕详子,袭贝勒。光绪弟兄)读书。光绪十四年二月,三年一次之京察举行,曹鸿勋列一等,十五年正月,授五品衔。1896年(二十二年)七月,任云南永昌知府。永昌地处云南边区,多种民族杂居,难以治理。他到任后,对每起巨案都反复调查,掌握案情,依法处理,百姓称赞他执法严明,判案公正。同时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千方百计为其排忧解难,深受人民爱戴,上官赏识。不久,调任云南知府。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升任云南按察使。云南上告巨案,往往连年积压,他到任月余就断结巨案10余起,因此更为上官所器重,两年后升任贵州布政使,不久,命暂任贵州巡抚。时广西南丹游匪作乱,他奉命围剿,南丹得以平定。任内上奏《黔省饷薄兵疲酌量变通旧章减额加饷折》。凡有益于民生者,曹无不以身任之。其才干被朝廷所赏识。

1905年(三十一年)正月,曹鸿勋调任湖南布政使,同月,升任陕西巡抚。曹鸿勋了解延长石油的实际情况后,认为“非即时开办无以振陕人因循之习,并无以绝外人觊觎之心”。但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一无石油专门人才,二无勘探开采设备。陕西当时对延长的石油地质情况,也只有这样一些粗略的记载:“查该县距城十五六里之烟雾沟,出产石油一处,油苗虽微,系石油之源”,“矿界约十方里”,“延长附近一带,产油之地极多,如肤施(即延安)、延川、宜君等县,与延长连山接脉,油质如出一源”。

没落王朝依然有殚精竭虑的臣子。升允曾被人誉为清王朝愚忠的第一忠臣,曹鸿勋被人公认为是大兴洋务的朝廷赏识之臣。在他们主攻政陕西时,都千方百计开办延长石油,这也正印证了英雄所见略同。

在升允和曹鸿勋的努力下,延长石油在一个王朝没落的最后日子迎来了一段天时地利人和的日子,油矿的开办、创建正式纳入日程。

正因为当事人中,人人都在为保护民族矿产尽心竭力,使得外国势力始终没有机会获得开采的矿权。在一场又一场的努力、争取、斗争的过程中,无人开采的延长石油矿, 陕西人开始动手了。

生米就要做成熟饭。就等最后的一道御批来开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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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开办石油矿

延河一路向东,见湾回旋,见石欢歌。流到延长县城外,好不容易遇到群山之间的一段开阔,这开阔处的岩石像是从地里面长了出来的,朝着东方翘起头颅,仿佛在张望什么。

在地质上,专家们把这里叫做鄂尔多斯盆地陕北斜坡的边缘,有个形象地比喻:说盆地就是一个盘子,延长就是这个盘子的沿。两千多年来有关陕北有石油的记载,都是缘起于这里地层岩石露头,深埋在地下的石油从岩石的缝隙中自然流出,为我们了解、认识石油和开发石油提供了最直接的启示。

陕西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委派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全权筹办“延长石油厂(矿)”,随后矿务局又让洪寅带原油10斤,前往汉口提炼,并给予“聘匠购机全权”。洪寅到汉口后请日本化学博士稻并幸吉及其门徒阿部正治郞化验,证实成分特佳。洪寅在汉口,原准备聘请日本化学博士稻并幸吉,但稻并幸吉有事,就聘请了阿部正治郞,稻并又推荐日本人佐腾弥市郞为技师。同时雇佣田中久造、板垣仓吉、入泽弥三郞、田内启作、栗林时太郎、赤川寅吉等6人为木工、铁工、掘井工。洪寅和他们签订了合同草件,按佐腾开出的单据,订购了368件约重80余吨的设备。并请阿部正治郞先行到陕西勘察延长石油。

阿部正治郎到达陕西省后,省上委派知县沈锡荣陪同前往延长县,会同延长知县佘元章查勘石油。要求他们“考察油苗之衰旺,试验油质之优劣。采办有无窒碍,运河可否畅行,必须辨析毫芒,洞悉底蕴,确有把握,会同禀复察夺,以凭核办”。沈锡荣和日本矿师阿部正治郎到达延长县后,与佘元章前往离县城东门7.5公里的烟雾沟勘查,因为德国、美国两个国家的矿师曾经在这里勘查过,认为延川、延安等地的石油,都是枝梢,只有烟雾沟的石油是根本。沈锡荣他们来到沟边,看到在一块巨石下面的缝隙,果然有油苗流出,但不是很多。又到距县城东北30里的蓼子原和离县城10里的胡家川等地方,看到都有油苗流出,但都不是很旺。听说县城西门外靠近延河的岸边上,原来有一口井出油,可是因为多年来被沙子、石头等物填塞,找不见井口的具体地点。根据老乡的记忆在那一带仔细勘察,终于发现了油苗。他们立即雇佣民工挖开此井,当挖到七八尺深时,石油随着水流了出来,这口井每天可以得到石油10余斤。接着,他们在县城东门外发现了一口井用土工开挖之后,里面有巨石,又雇石匠开凿,每天可以得到10余斤。又在县城南门外发现了一口井,雇佣石匠和民工挖好后,每天可以得到石油20多斤。另外还挖了数口井,都没有得到石油。阿部正治郎将采来的石油用小机器提炼,10斤原油可炼得亮油6斤。阿部正治郎说:延长石油的质量“胜于东洋,能敌美国”。

按照省上要求,沈锡荣和佘元章将此次在延长县考察的经过和结果写成详细的报告,上呈给巡抚曹鸿勋。报告中提出:延长县油苗很多,如果能按照美国的方式,钻上100多口井,一定有很大的效益。现在所顾虑的是,凡开挖油井的地方地势都比较低,必须等到河水大落之后,才能挖井捞油。如果河水稍微上涨,就将井口淹没了。所以必须在井口周围修筑石坝,否则不能保护油井。出油的地方,大部分是官地,只有一两处是老百姓的,只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予赔偿,老百姓没有不乐意接受的,且出油的地方或靠近山脚,或临近河水,并没有庙宇坟墓,没有障碍。只有运输道路这一点很难。延长地势,万山环绕,运输很难,延河水深浅不一,涨落无常,多被乱石层层阻隔,货船很难行走。黄河距县城100多里,山路崎岖,如果非开采不可,必须绕道而行,只有在开采时,再想办法。另外沈锡荣他们还将延长县的地形、历史现状、百姓疾苦及修通延长至铜川公路的作用、意义作了具体说明。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曹鸿勋得悉阿部正治郎等人的勘探结果后,批复:“据禀已悉,该处油质既美,油苗亦多,以北山极瘠极苦之区,且得此不涸不穷之利,断无不办之理,亦无缓办之理。独是据禀该处石工甚少,开采维艰,其难一;水涨易湮,宜筑堤坝,其难二;运路不通,宜开车道,其难三。三者之外,未虑及未道及者,正复不少,大抵皆非筹得巨款,不能成事……”(《延长石油矿略史》第5页)。沈锡荣在回禀指示时作了逐条解释,大意是三难可以转化为三不难。沈锡荣认为,铜川至延长的公路不通,油矿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为了请上级尽快修通公路,他还向省矿务调查督办写了一个报告,陈述修公路的意义及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曹鸿勋派候补知县崔运生筹修西安通往延长的道路,并向清廷上呈了《为试办延长油矿筹修道路事》。他在奏折中称:"延长以南山路崎岖,若筑小铁路以达黄河,上策也,然不能急就。"他主张"先从岭北开通车路",因为"岭北车路,数年前已开至同官(今铜川),由同官至延长六百里中,只金锁关一处颇形艰阻,其余石少土多,开通较易。"

作为清朝的第102位状元,曹鸿勋到陕西上任时是49岁,这位留着长胡子的山东大汉,才情禀赋从书本转移到了政治、民生,他有过云南、贵州等地的从政经验,认准的事情总是执行果敢、雷厉风行。他没有按部就班地处理延长开办石油的事情,而是一面调研上报,一面开始启动。将考察勘探,费用预算积极上报的同时,与日本人商谈采购钻井、采油机器,又令人筹修铜川通往延长的道路。他向清廷上呈了《为试办延长油矿筹修道路事》奏折,将目的意义、优势劣势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情理交融,让人能读得出其中的真切、迫切和急切。是一份非常完整的可行性报告,与我们当代的一些同类报告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奏折在十月二十二日(11月18日)经皇上朱批:“商部知道,钦此。”延长石油的开办正式掀开了首页。

在接到光绪帝的朱批时,道路勘察工作已基本结束。

开办延长石油矿,道路是首要阻碍。

翌年二月,巡抚部院调集万余兵勇分赴沿途州县,与各州县征调的大量民工一起,分段修筑金锁关至延长县的马车道,当时的修路工程是相当艰巨的,据《秦中官报》(光绪三十二年一月份第3期)记载“自金锁关起,至延长县止,共长一十八万六千三百三十弓,折合五百一十七里有奇,南北襟带八州县,中间工程划分为一十四段,每段石工有险夷,土工有厚薄,桥工有长短。大约新改者十之三,仍旧者十之五,补修者十之二”。预算用石工33461个,土工53147个,当时负责修路的“防军”、“民夫”,不知流了多少血汗,费时一年,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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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省之力修筑道路,仅仅为开办一个不知收益大小的油矿,这一没有政治、军事、经济巨大利益的工程,在人类历史上也属罕见。

就在曹鸿勋筹划添机增井、修建炼油房的时候,清廷于同年八月二十八日 (10月5日)调他回京,协助开办资政院。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病逝,时年六十四岁。一代廉吏曹鸿勋书画也足以青史留名,他字学欧体,老益浑朴,并工汉隶。其书法用笔运锋速捷,潇洒爽畅,结体流美,错落有致,行草如天骥行空一日千里,超蕰度险,用笔更是飞动,又时出连笔,具雄奇狂纵之韵,反映出其书法的典型风格。曹喜画竹、籣、石,其画竹多寓苍劲豪迈,虚心向上,倔强不训之气乃是多种情味表达之。其书与画同珍佳境,精当妙佳。首都故宫、颐和园、东华门、西华门、大栅栏等处都有他的墨迹。

描绘延长石油蓝图的人走了,开发延长石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

清朝末年的陕北,贫穷与落后超出了当代人的想象。夫妻同穿一条裤,卖儿卖女走西口的事情真实地存在过。清光绪年间光绪皇帝派巡察官员、朝内翰林王培芬到“三边”视察。王到“三边”,面对满目荒凉的景象,写下格律《七笔勾》。王回京后,将《七笔勾》作奏章,建议朝廷把“三边”割让外夷作传教之地。七笔犹如下: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 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去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油灯壁上流,掩藏臭气马屎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沙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腥膻乎乎口,面皮赛铁锈,黑漆钢叉手,驴蹄宽而厚,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

这篇招来陕北人大骂的七笔勾,文字工整、描述有趣,可以说把陕北的人丑化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客观地讲,其内容不是真实的、全面的陕北,但是也不能否认有其一二分。

贫穷落后是现实。陕北人图谋改变和发展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在有了朝廷、官府的支持后,陕北人的行动十分迅速。抓住冬天冰封河槽,道路畅通,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将第一批机器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运达延长。

日本技师佐藤弥市郎,偕同其他技手也抵达延长。

佐藤弥市郎到达延长后,对延长县城周围地质进行勘查,在西门外勘定一个井位。4月安装橹台机器,6月5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试验机械汽机运转没有障碍。第二天为开井准备烧钻子。6月7日,钻井5米,开口地质薄灰色肥土,由3米处变砂盘石。至6月19日,钻至10.17米,见少量油气。8月21日午后三时,钻头坠落,8月26日,打捞取出钻头,改用八寸钢钻继续钻进。9月9日,钻至井深75.67米处变青色荒砂,出水增加油气。 9月10日,钻至井深81米处,变为黑色岩盘,夹杂木丝和炭块,油量增加,含有盐气,随即停工,做采油准备。9月12日采油1000公斤。这口油井史称“延一井”,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共产油2550吨。1985年,该井分别加深至118米和152米,日产油曾达3吨。1985年,国务委员康世恩为该井题词“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1996年,该井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华之最”。

彪炳在中国石油历史上的延一井出油后,油厂用小铜釜试炼加工,每天提炼12.5公斤灯油,送到西安检验,烟微光白,可与进口煤油媲美,“一时内外播扬,社会交誉,延长油矿之名,遂遍全国”。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二十日,延长炼油房竣工。11月8日(十月初三),油厂从汉口购买的炼油釜运到延长石油厂;16日(十月十一日),修造一个储油木槽,两个油池,共可储存原油30吨。10月26日(九月二十日)油厂装载14箱(约344公斤)成品油运到西安销售。这是延长石油厂第一次将油品运到省城销售,一时国内外广为传播。

石油厂在提炼灯油后,把渣油倒进延河,当地百姓打捞上来用于烧火。后来,厂里挖了几个大池子,把渣油储存起来销售。韩城、宜川等地的商人纷纷前来购买,这是渣油销售的开始。灯油每斤售价40文,渣油每箱售价3两8钱。

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新任巡抚恩寿看到试办延长石油有效,奏请慈禧和光绪,大办石油。恩寿,清满洲镶白旗人,索卓罗氏,字艺棠。父林魁,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恩寿中三甲进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陕西陕安道。后历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巡抚、漕运总督等。三十二年改山西巡抚。次年调陕西巡抚,任内剥削民脂,克扣军饷,政以贿成。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时,因病被免职。

恩寿通知布政司拨银20万两,交给财政总局,又拨生息银7万两,作为开采石油的资本和扩充油厂的款项。全省各级官员热心延长油矿的事务,新设立了陕西省石油总局。与延长石油厂有关的机构还有陕西省矿务总局,财政总局等。六月,洪寅到西安向各级官员汇报延长石油厂开发状况,想扩大生产规模。七月十一日(8月7日)洪寅回厂开始改用双管抽油。

就在当年,清政府对于地方官款试办已见成效的延长油矿,准备收归“部办”。所谓“部办”,实际上是俄、美、日等国要求开采。消息传开,遭到陕西各界激烈反对。陕西省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师范附小、西安中学、警察学堂的学生纷纷致函教育总会,要求教育总会代表他们起而抗争。在日本留学的陕甘学生发表了致乡人书,呼吁陕西人民急谋抵制。在各校学生和留日学界紧急呼吁下,一部分想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地主和官僚也群起响应。他们主张保护主权,实行公开售股筹款,推举德高望重者具体领导。8月18日,陕西绅民代表在中州会馆召开陕西省第一次石油会议。会后代表联名向巡抚恩寿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将油矿“改归绅民自办”,“先集股本银100万两,以后渐推广为资本无限公司”,“所有原用官款认作公家股份”。清政府接到报告后,批准为“官附商办”,后因多种原因,这一动议未能落实,油矿依旧维持原状艰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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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一井出油后,油厂将油品运往西安销售,由于烟微光亮,得到社会广泛赞誉。但中国既无专门人才,又无设备,一切的依附外国人,所以发展非常艰难。中国政府聘请的日本技师、技手除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来勘查的阿部正治郎外,1907年聘请技师佐藤弥市郎和6位技手、工匠。宣统二年(1910)还来过理学博士大冢专一、测绘手田村升和4名工匠。

延长石油厂钻探、开采、炼制等技术工作完全要依靠日本,甚至“购机聘匠”也要靠日本,所用的一木一钉都要从日本进口。这样,白银和龙洋,就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日本人的腰包。

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和宣统二年(1910)先后两次从日本买回的设备器材,价值日币31431.83元。日本技师、技手对技术性的工种,非常保密,常常在关键时刻故意刁难油厂。钻机和动力设备如果出了毛病,他们总是在做完各种准备工作之后,把中国工人支开,再进行修理,唯恐中国工人学到技术。宣统三年(1911),在铆制炼油釜时,日本技手驱使15岁的童工郑荣生钻进釜内,顶住铆钉,几把12磅的榔头在上面轮流铆打,郑荣生从此留下了聋痹的残疾。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宣统三年(1911),日本技师先后在油厂4年多,于宣统三年(1911)6月13日合同期满,全体解约回国。

技术壁垒古而有之,面对技术封锁,我们的先人们已经意识到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五(1905年10月3日),陕西巡抚曹鸿勋就开发延长石油问题已经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给知县沈锡同的批复中指出:“……抑本部更忧虑者:筹款难,用人尤难,明明见有大利,一经开办,迄无成效者,皆用人不得其当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油矿创办者进一步体会到,自己本国没有技术,“原不得不借材于异地。然使常常假手外人,不特要索挟持,诸多不便;且恐垂涎者日阚其旁,将酿为利源之大蛀。”主张“于省城高等、师范两学堂内,选化学较通之学生若干名,先令在厂实验,再择其优者,送洋留学习此专门,俾其学成回国,皆能膺矿师之任”。

当时虽然处在洋务运动失败的大背景下,但是国人已经接受“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的思想。

沈寿康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和实干家,都在热举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不断实践这一口号的行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吴源澧、舒承熙、杨宜鸿3人被派往日本越后油厂学习。由天章未被选上,就变卖家产筹资,自费前往学习。留学人员出国学习两年左右,先后回到延长石油厂。宣统元年(1909)六月,吴源澧在日本接受陕西劝业道交给的购机聘匠任务。宣统二年(1910)十月,舒承熙回到延长石油厂,开始工作。自费出国归来的由天章在民国元年(1912)无人主管油厂事务时,能够“主任一切,勉维现状”,难能可贵。这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第一次派员出国留学。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都担当重任,成为石油行业的栋梁之材。

宣统元年(1909)正月,第二口井的监工姚振国从西安到延长石油厂,带来经费两千两白银。闰二月(3月下旬),在距延一井西182米处试挖油井。因为井里特别寒冷,工人点火取暖,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一位工人遇难,由此停工。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贾映南购买的锅炉引擎陆续运回延长石油厂。宣统三年(1911)正月,油厂在舍利庄买了2根大杨木做钻机橹台,二月初一(3月1日)开钻第二口油井,交替使用一、二号锅炉,昼夜不停钻井。三月五日(4月3日),在井深106.7米处完井,日产原油150多公斤。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在延一井北边的高坡上,开钻第三口井,钻至183米处无油停工。七月(8月),贾映南调到延长任知县兼管油厂事务。当时厂里存四千两白银,贾映南购买的仪器、设备等陆续运到油厂。八月(9月)开钻第四口井,因立式锅炉不适用,钻井速度较慢。

这几年,正印了“人要争气气不争”的俗语,干什么都是有头无尾,雷声一遍遍响过,雨点自始至终没有来。

延长石油厂陷入僵局。

 

中美合办油矿

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2月9日向清政府函送有关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的修正案,13日由隆裕太后认可,次日宣统帝对外宣布退位,清朝正式灭亡。

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成立,延长石油厂的事务也无人过问了。民国元年(1912),第四井在井深200多米处完井,无油。

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同美国美孚公司签订《中美合办油矿合同》,开设溥利石油公司。这是中外合资开发中国石油的开端。名为合办,实际上是美国一家垄断,允许开发60年。按照合同第3条规定:“公司股东,美孚占55%,中国占45%,此45%内,有37.5%由公司赠与,作为所得中国政府给特权之代价。其余7.5%如过期不买,仍作为美孚之股本。”第4条规定:“未得中国政府与美孚同意,中国政府不得将中国境内产油场所给予其他外国人办理。”这样的不平等条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晋、鲁、豫、鄂、赣5省联合会推选代表,向当时的农商总长张謇提出抗议。北洋政府派熊希龄做“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督办,让“洋工机器”陆续经西安北上,在延长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对陕北油田进行勘探。事务所在延长城东的滑里河设立新厂,原延长石油厂改属陕西省公署,称为老油厂。他们一面插手延长石油厂,“调查厂中用过款项,预备买收”(见《延长油矿沿革史》),一面由美华技师20人组成地质测量队,分两路到陕北。

此后的3年间,他们在5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进行地质粗查,在肤施(延安)、延长,延川的永坪、甘泉的石门子、宜君的七里镇一带进行细查,测成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万二千分之一的地形图。同时,购置4台3600升汽动顿钻,在陕北钻井7口,总进尺6402.19米。因为无所收获,他们断定陕北油层为石炭纪,无大规模开采价值。

中美油矿事务所于1916年3月停办,总计耗费资金270万元。

美孚公司的地质顾问王国栋(美名富勒,即M.Lfuller)回国后发表文章说,在陕北地区,“没有一口井的产量可认为有工业价值。我认为勘探中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是砂层系的巨大厚度。整个是1800米以上的砂岩,造成石油散失,而不能聚集成为油藏。如果有页岩为盖层的话,含油远景将会好一些”(申力生主编《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第二卷第21页)。美孚的失败,在于他们不做过细的工作。而他们对陕北油田的错误结论,却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长期戴上“贫油”的帽子。至此,各国均不认为中国是石油产地,而视中国为石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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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油矿事务所”夭折以后,民国十三年(1924),北洋军阀曹锟当选总统期间,日本商人又“多方运动”曹锟政府,想由他们取而代之。当时的内阁要员高凌霨,同意由日本的“中日实业公司派员调查一切,以便订结合同,开始经营”,“并由内务、农商两部先咨行陕西省省长妥予保护”(《新秦日报》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十七日第3版)。因遭到了陕西民众的坚决反对,最终没有成为事实。

民国元年(1912)正月至六月,陕北一带土匪很多,他们多次闯入延长县城和石油厂内,大肆抢劫,油厂损失很大。那时油厂由知县贾映南照管,练习生全部离开油厂,只有自费留日的学生由天章坚持在厂“主任一切,勉维现状”(《延长油矿沿革史》第9页)。八月,张允耀奉陕西省“大都督”委任,拿着刻有“秦省延长油矿总理关防”字样的大印,携带龙票银7300两,带领一个排的护兵,来到油矿,名为“开办”,实际上什么也未做。八月十五,张允耀的护兵借买果品“价钱没有讲对”为由,对附近的张家园子村大肆骚扰。护兵对准张家园子放枪,吓得百姓东逃西散。据传,还曾将一名叫根仁子的农民捆绑毒打。

民国二年(1913)五月,关步汉、刘连生来到延长油矿任正副“总理”。十月派张佐丞到上海汉口购买机器配件和硫酸,供生产之用。民国三年(1914)五月,总理又换成了张渊。张渊在任期间,正是“中美油矿事务所”从成立到撤销期间。十月第一号炼油釜室不幸发生火灾,炼油釜损坏,油厂组织人员进行了修补,恢复了生产。

数年的徘徊不前,在民国四年(1915)迎来了一次小小的产量提升,“延一井”出油很旺,年产原油167吨,油厂积极筹备准备扩大生产。民国五年(1916)三月,张渊不知何因在甘泉县瓯家湾遇难。四月陕西省委任孙懋为总办,由于道路不通,没有到任,暂时由延长县知事章黻为会办代管。当时延长油矿灯油每斤售价六十八文,重油售价每斤二十八文。

民国五年(1916)七月,陕西省当局委派曾留学日本的张丙昌任总理,九月到达延长接管油矿。因土匪骚扰频繁,油矿职工昼夜不得安宁。十二月,省财政厅派技术员郑恩三来延长油矿调查延长油矿现状。

张丙昌,字午中,陕西富平人。1906年4月赴日本留学,同年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于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工科。其父张鹏一是近代著名学者,生前勤奋治学,著作甚丰,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及近代历史非常珍贵的资料。在其父的影响下,张丙昌是一位有抱负的难能可贵的实干家。

民国六年(1917)三月,张丙昌组织工人修补好2、3号炼油釜,安装在东厂,炼油能力提高一倍。七月(8月)建成洗油房4间,开始提炼挥发油、擦枪油,运往省城(西安)销售。10月,拟定各地代销石油规则10条,呈准立案。是年秋,油厂派销售人员押运160箱成品油,从宜川县圪针滩装船,运至禹门口,全程175公里。这是黄河水路第一次运输油品。

历史总是把变化记录下来。民国年间的鼎盛时期,一定要留给张丙昌,因为1917年的原油产量为267吨,这个产量是1907-1942年的36年间最高值。

民国七年(1918)六月,张丙昌组织编辑出版《延长油矿沿革史》,由陕西教育图书社印刷发行。书中记载了自1895年以来围绕延长石油的所发生的大事,包括第一口油井施工资料、厂矿资产、产品销售及水陆交通等情况进行记录,是较早一部全面介绍陕西延长油矿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在我国石油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民国九年(1920),张丙昌拟定石油商标四种:“石马”牌挥发油,“双枪”牌擦枪油,“雁塔”牌硬性石蜡和“锦鸡”牌软性石蜡,4月,报省实业厅批准,这是在中国市场上第一次见到有商标的国产油品。此时延长石油官厂建立了工人宿舍、食堂、茶房、浴室等服务性设施,在西厂西南角开辟了菜圃,南北西三边植有树木,延长石油官厂已初具规模。

 

民国十二年(1923)九月,陕西省实业厅委任赵国宾为油厂总理。赵国宾是陕西省蓝田县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工科。他在北大学习期间,曾和他人一道组织共进社、地质研究会。到任后,他将油厂正式定名为延长石油官厂,并制定《延长石油官厂简章》14条,对油厂宗旨、经营的产品以及组织规模等作了较详尽的说明。接着以“购置机器”、“从事扩充”等为由,向官方申请拨款。民国十三年(1924)春,领得大洋2000元后,亲自前往天津购置机器、配件,并从天津、太原请来两名技师。四月回厂后,在延长县西门内用人工试凿第5井,民国十五年(1926)凿到井深100多米处无油停工。民国十三年(1924)秋,省公署拨款万元,实际收到七、八千元。赵国宾组织工人把日本人和美国人留下的钻机配件拼凑成一部钻机,在东厂后山上钻第6井,于井深100米处遇到油层,开始产量很大,但递减很快,就改机器抽油为人力抽油。民国十四年(1925),在延河南岸凿第7井,七月开钻,十一月因机器发生故障,加上天气特别寒冷,于是停工。民国十五年(1926)元月,赵国宾去上海购买钻井机器及零星用具,四月运到石家庄。这时,南口战事激烈,西安被围,交通堵塞,他只得将所购设备寄存在石家庄,八月只身返厂,九月离职。离职后,赵国宾又托人将留在石家庄的机器设备辗转运回。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十五年(1926),匪兵常到石油官厂骚扰。民国元年(1912)上半年,本地土匪多次骚扰,油厂损失很大。民国八年(1919),延2井被土匪曹老九部填塞,湮为废井。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二十晚,4名身着灰色军衣的人,不知是兵还是匪,将油厂封存的管线、器材抢走8驮,并捆绑殴打看管人员。这些年间,工人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没有劳保用品,肩上扛钻头,背心挨拳头,每月工资只有5吊5百麻钱。工人长年累月在饥饿线上挣扎,在把头、监工们的皮鞭下干活,还要随时提防被解雇开除,有时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工人严增荣送16桶汽油共200公斤去西安销售,返回时在三原县遭人暗害,钱被抢走,人被埋在井里,油厂也未给家属任何抚恤。

民国十五年(1926)十一月,延长县政府把油厂驮运燃料的6头骡子拉去支差,使油厂生产和工人生活受到影响。工人刘德荣、韩志信等21人联名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呈文,控告延长县政府迫害工人。北洋政府以“事关该厂内部纠葛”为由未过问。工人们去县政府集体“请愿”,职员王志春又被打伤。为此工人罢工,要求赔偿损失、惩办凶手、医治受伤职工。罢工持续几个月,省实业厅和有关方面看到事情闹大,责成延长县送还牲口、赔礼道歉。

没有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产业和产业工人的悲催一定是必然的。纵然那个时代有实业兴国梦想的人也有,但是仅仅凭着一己之力,无法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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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己开发油井

贫穷与落后面前,家国都是不幸的。

作为个体的工人,在陕北肯定要比周围的农民略微收入高一些,但是这个高,只是意味着有吃有穿,尚不能吃饱穿暖。

民国年间,工人的劳动强度很高,工资很低,生活仍然很苦。工人昼夜两班,每班工作12小时。4名钻工只有1名月工资6元,另1名5元,另两名各4元;3名采油工人,月工资分别为11元、7元、4元;3名炼油工的月工资分别为8元、6元、4元;而监督的月工资为80元,科长的月工资为40元,分别相当于工人最低工资的20倍和10倍。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厂方在一份书面报告中承认,当时“米珠薪桂”,工人生活“不能顾瞻现状”,“呼饥号寒,时有所闻”。工人李长青民国十八年(1929)到厂时拿最低的工资,吃糠咽菜,累死累活干了一年,每月才增加5角钱。后来他结婚,穷得什么也没有,只赁了半间房,就连结婚的一床旧棉被,也是借来的。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尤其是衣食住,为日常必需开支。民国初期的物价情况为“每斤米3.4分钱,1银元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至1角3分钱,1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元可以买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在1920年至1925年间,物价水平有所提高,平均“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元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钱至1角5分钱,1银元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至1角4分钱,1银元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

也就说如果工人平均一月收入5元,可以买90斤米,若是单身,在没有肉菜的情况下,基本上吃不饱的,若是养家糊口,过的一定是饥寒交迫的生活。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月,陕西省建设厅改延长石油官厂“总理”为“监督”,委派曾在苏联留学的包恩駼担任“监督”。包恩駼由西安动身后,沿途勘察地质状况。12月上旬到任后,着手调查油厂历史和现状,总结日本、美国开发延长油矿的经验教训,提出从陕北地形特点出发,采用轻便机器先钻新井,再图扩充的改良计划。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六日,他向省建设厅写了申请报告及改良计划书。计划书分两个部分,提出从十九个方面对延长石油官厂的现状进行改良,对如何扩充新井也做了详细具体的说明。并根据油苗露头处、勘测地表石层的倾斜及走向、参考日本人大冢专一测绘的油田区域图,择定井位。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二十二日,延10井井位选定后,包恩駼向省政府和建设厅上报开钻新井计划书和预算书。省政府批准后拨款八千元,要求钻井立即开工。

新井在距“延一井”西北偏向25度约340米的半山坡上。四月(5月)准备就绪,五月四日(6月10日)开工,八月一日(9月3日)晚7时,于井深五十一丈八尺(172.67米)处忽然发现瓦斯气,如喷烟雾,于是命令工人提出钻头。钻头沾油很多,随后用七吋吸水桶吊水,一是测量井中水层深浅,二是测量油层多少。吊了五、六桶后,满桶全是原油,原油色泽明亮,和延一井的原油毫无差别,而且越吊越多,来不及转运。周围百姓听说以后,前来参观的人摩肩接踵,交口称赞。二日自8点至19点共抽油3.25吨。由于瓦斯气很旺,怕发生火灾,当夜停工。三日又钻进二尺达到五十二丈(173.32米)完井。这口井是由中国人自己勘定井位,独立施工的第一口油井,史称“新一井”。“新一井”改变了油厂前22年光靠延一井出油的被动局面。

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十二日,包恩駼给省政府和建设厅写报告,由于新井每昼夜可产原油10吨多,原有炼油设备不够,要求暂时不钻第二井,全力从事第一井采炼油工作。报告得到省政府批准,并拨款三万元,用以改良油矿。新一井出了旺油,产量增加,油厂降低了销售价格,远近商民纷纷来厂争购。山西汾州商人停运“洋油”,专门购销延长石油官厂产品。据当时《中国建设》杂志报道:“美孚公司益感恐慌,乃多方抑制,最近每桶油仅售价4元。”刚刚起步的延长石油官厂遭到了“洋油”倾销的排挤和打击。从民国十八年(1929)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先后钻井5口,即新1、2、3、4、5井。这5口井有1口井出旺油,两口油量甚微,两口未见油。

包恩駼负责时期,全厂只有工人45名,职员19名;有蒸汽锅炉4台(一台已坏),引擎5台,钻机2台,钻头4个,抽油机6台,人力绞把抽油机3台,四平橹台1座,日式轻便橹台3座,卧式炼油釜2台,轻便炼油釜1台,破旧镟床、刨床、钻床各1台,原油产量最高为1930年110吨,民国二十年(1931)下降为55吨,第2年又下降为39吨。由他和省建设厅领衔编写的《延长石油矿略史》于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出版,是继张丙昌著《延长油矿沿革史》之后的又一本油矿编年史。

要来了资金,开发了新井,这相对于多年停滞不前的状况,包恩駼可以算得上民国时期的有作为者。

历史不会忘记创造者。他离厂时,全厂职工和延长县商民曾集资立碑纪念。包恩駼在延长石油官厂任职8年,使延长石油官厂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极盛时期”。

时间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石碑遭毁,名字依然在历史中站立着。

 

陕北油矿探勘处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的首领,后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院(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今南京大学前身)、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号“文襄”。被载沣给气死,临终前说:大清国运尽矣。

作为近代对国家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张之洞,去世后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其实业教育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民国时期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

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政府按照矿业法规,将石油开发收归国营,由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主管。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组织王竹泉、潘钟祥等地质工作人员到陕北测量地形,调查地质情况。11月,孙越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开始筹备陕北石油勘探工作。此时,严爽从东北回到南京,给孙越崎做助手,抽调的还有张心田。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就试探陕北石油合作成立机构、形成组织简章。五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孙越崎任处长,陕西省政府加委(再次任命)。为了联络方便,交通部为延长事务所分配了15伏特的短波无线电台一部。

孙越崎(1893—1995),男,原名毓麒,浙江绍兴平水铜坑(今平水镇同康村)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铮友,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工矿泰斗”。1913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6年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矿冶科。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参与发动组织天津学生罢课游行,被校方开除。经蔡元培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1924年应聘创办北满穆棱煤矿。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并到英、法、德、苏联等国考察油矿、煤矿。回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

1934年,任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打出中国第一口油井。11月,与翁文灏去焦作整理中福煤矿,任总工程师。1937年,"七七事变"后,力排中外董事众议,冒生命危险组织中福煤矿员工将大部分设备拆除抢运至四川,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四川银行界分别合办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个煤矿,兼任四矿总经理,对抗战后方工业和民用煤炭供应,贡献很大。1941年,兼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在高寒戈壁,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建成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其产量几乎是后方产油之全部,被誉为“煤、油大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经济部派往沈阳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民国三十五年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委员长。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和国民党贪污腐败,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人民革命一边。

1948年10月,孙越崎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

1949年5月,其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保护大量稀有矿产,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同时携眷回到北京,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后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届耄耋高龄,仍壮心不已,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出力,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其忠贞不渝之爱国思想、脚踏实地之敬业精神、清廉朴素之生活作风,堪称典范。1995年12月9日孙越崎病逝于北京,终年103岁。孙越崎一生抱着科技兴国的理念,艰苦奋斗,为中国煤炭、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和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领导开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油矿——延长油矿。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座较具规模的石油城——玉门油矿,为中国的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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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1933)8月,张心田在上海向外商订购器材和中新机器厂装配的钻机基本落实。9月,孙越崎带领严爽、张心田从南京到达西安。那时候,陇海铁路还只修到潼关。到潼关后,是潼关县的县长兼陕西省政府驻潼关办事处处长张丰胄接待他们的。张丰胄也是复旦毕业的,后来做过邵力子的秘书。孙越崎到陕北勘探石油时,正好是邵力子在陕西任省长。他与邵先生师生之谊深厚,邵力子知道他到陕北,马上派车到潼关来接他去西安。在西安师生见面自然十分高兴,几年前孙越崎出国深造之前,邵力子曾经深情嘱咐,现在看到果不食言,心中很是快慰。邵先生又见自己的学生不辞辛苦,来陕北高原为国家找油,更觉兴奋,就派了省建设厅的技正、曾任石油官厂厂长的赵国宾与他们同行。赵国宾当年也是北京大学矿科的毕业生。从西安北上的时候,孙越崎他们买了三匹马和两头毛驴。他在北京大学时学会的骑马又一次有了用处。一出西安,公路很快就没有了。三个人在陕北高原上调查,每天骑着马在荒山沟壑之中的土道上颠簸,风吹日晒,饱一顿饿一顿。陕北高原上的县城一般都是相隔八九十里远,他们每天的路程也就按照这个距离安排。

孙越崎一行行程400多公里调查了延长、延川油源分布情况后,到延水关乘船至山西禹门口调查煤矿,再退回延水关,至军渡经汾阳到太原、石家庄作运输路线的调查。回到南京后,确定运输设备路线为:石家庄-太原-临汾-军渡(渡黄河)-延水关-延川-延长。

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商定,成立陕北油矿探勘处,由孙越崎任处长,探勘处在延长、永坪各设事务所,由严爽任矿技术员兼延长区主任;矿技术员候宝政兼永坪区主任,不久由刘梦符、刘宝忠先后分别担任主任。4月18日,从德、美进口的钻探设备器材和上海定制的钻机配件95吨。从上海分批装火车启运,经过石家庄,取道太原、汾阳等地,六月下旬到军渡时,有一段路被水冲了,孙越崎找到山西省政府主席许明昌,要求修路。许明昌答应一星期内修之后又非常认真地组织人员到了黄河边,雇了18条载重4-5吨的木船,把钢板放在下边,机器放在上面,人也坐在上面,顺水下行50多公里,两天以后,到了延水关。船到达延水关时,延川县长已在岸边迎候。在延川县长的支持下,用现金雇用骡子、轿骡、民夫将设备运往矿区。因山岭阻隔,路窄难行,张心田出主意将3部钻机的大件拆散,200公斤以下者用骡子驮,200公斤以上者用人力。计用驮骡447头,轿骡326头,人力418人,费时56天,在7月9日至9月5日间,将器材分别运送到延长和永坪。当时正是夏季,沿途地荒人稀,茶水亦不易得到,人畜病亡颇多,可谓艰难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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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的3部钻机到位后,加上石油官厂原有的2部钻机,总共有5部钻井可投入生产,设备之多是空前的。孙越崎立即组织人员以探勘处从平津招雇的技工为骨干,组建机厂,吸收延长石油官厂待工的钻井工人,以及搬运器材中的少数要求留下来者,合成组织了一支100余人的钻井队伍。

这是中国近代石油史首次建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石油钻井队伍。

当钻探工作刚刚展开的时候,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18日,国防设计委员会电令孙越崎速到新乡与翁文灏会面,前往焦作整顿中福煤矿,处长一职由严爽代理。

孙越崎离开延长后,潘钟祥、张心田亦相继离去,严爽继续组织钻探。随同探勘处来的一批监工人员和高级工匠,加上延长石油厂原有人员,分为厂工、井工、木工、抽油工、炼油工、杂工、夫役7类。“领工”及初来工匠每月工资50元至60元,而原有钻、采、炼老工人的工资只有10至12元。

严爽,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毕业后先后在煤矿、铁矿和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任职。“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强烈的报国热情促使严爽毅然辞掉一切职务,自愿赴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做一名能源调查员。1933年9月,严爽在孙越崎为首的考察组带领下,终于在永坪、延长一带发现石油,严爽大喜过望,随即连夜撰写油田开发的可行性报告。

1934年,9月28日,陕北油矿探勘处在延长钻井4口。由严爽担任第一钻井队队长的101井在井深101米处遇旺油,初日产量1500公斤,这是中国人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打出的第一口出油井,严爽也因此成为中国石油钻井第一人。

1935年4月,严爽担任了延长石油厂厂长和技术主管,他组织技术人员整修设备,研究采油、炼油技术,研发出挥发油、汽油、灯油、白蜡及重油5种,还附属生产了大批油墨、石蜡、凡士林等。为党中央和红军提供了急需的战略与生活物资。延长石油厂对革命的积极支持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严爽也被授予“边区模范”。

陕北油矿探勘处用5台钻机(陕北油矿探勘处3台、延长石油官厂2台),在延长钻井4口,其中101井(延15井)井深101米,初日产油1.6吨;102井井深149米;103井井深117米;104井井深88米,每日产油20、30、50公斤不等。在永平钻井3口,201井井深104米,初日产量3吨;202井有油气显示;203井井深113米,每日可产油50余公斤。

钻井发现永平是一个含油构造,具有工业开发前景。

侯宝政、刘梦符、刘宝忠先后任永平主任。

陕北油矿探勘处钻井发现工业油流后,采用捞油法和抽油法采油。101井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6日完井投产后,最初日产1.6吨后产量逐渐下降。

据《陕北油矿探勘处工作报告》中载:试捞四天,共产油4.65吨,平均日产1.6吨。投产不久,日产量降到0.15吨。在这种情况下,严爽决定采用“抽油方法,即利用游梁动作,用凿井之原动机械及动作机械,卸掉钻头,改装汲筒,即能抽油。但为了用凿101井的凿井工具支凿103井,故101井除橹台外,所有设备均拆移103井,而改装柴油机,用石油官厂新3井之旧轮架为抽油之用。抽油汲筒之速度不能过于四周,而柴油机速度太快,故于调带轮与柴油机之间,加设转动轮一套。井内现装了三道铁管,为抽油之用,管径二寸,深距井底一二尺不等,各管底安铜质汲筒一具,上接铁杆,直出井口,而悬于游梁之上。汲筒冲绳二尺,每分钟速度为四周。”101井改用抽油方法采油后,生产4个月共77天,产原油21.59吨,平均日产0.28吨,其日产量呈逐步下降趋势。101井所产的原油用人工担入储油池中。储油池为铁制,能容原油12.5吨。

陕北油矿探勘处在采得原油以后,即组织提炼。炼油所用各种设备,均向石油官厂借用。炼油炉有大号炉、2号炉各1个。大号炉所炼油品为挥发油、汽油、灯油、白蜡及重油5种。2号炼炉为提炼大号炼炉所产重油之用,出品为黑蜡油及油渣2种。大号炼炉形如卧式锅炉,每炉能容原油3.6吨,开炼前用5人装2天方能装完,装炉后即封炉、烧炉。以木柴为燃料。每炉需炼36小时,烧木柴2吨,可产挥发油9公斤,汽油237.5公斤,灯油1317.5公斤,白蜡410公斤,重油1300公斤;重油转入2号炉再炼,烧木柴350公斤,5个小时后可产出黑蜡570公斤。制蜡有冷凝、压榨、制坯、烘蜡、过漏、烧烛等工序。探勘处期间,包括延长石油官厂在内,原油产量没有全面统计,据《延长油矿史》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产油44吨;据《陕北油矿勘探处工作报告》记载,1935年3月产油28吨。1935年4月末至5月初,陕北油矿探勘处被陕北工农红军接管,生产继续。

单喆颖(1905年~1998年),生于河北南皮,1931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煤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领导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改为资源委员会)决定勘探开发陕北石油。1934年,勘探处主任严爽便电邀单喆颖参加陕北石油的开发工作,担任机械员。

勘探处在上海定做了三套200米汽动顿击钻机,加上辅助设备共计99吨。单喆颖负责设备的运输工作,设备先由铁路经石家庄到太原,再用汽车经汾阳到黄河军渡渡口。此时正值夏季水势浩大,过黄河如过鬼门关。单喆颖租了十几条船,为防万一每只船只装半船设备。设备装船后,船老大突然要求孙越崎率领随行20余员工朝黄河跪下祭河神。孙越崎虽然不信这套,但为了渡河也只好叫大家随他跪下。然后船老大杀了只公鸡,将血淋在船的四周,仪式完成后船老大才喊号开船。水流湍急,船飞流直下,时遇险滩礁石、时遇落瀑漩涡,在波浪中忽上忽下,令人惊心动魄。幸亏船老大是老江湖,屡屡化险为夷,一路得以平安。

在陕北延水关上岸后便只有羊肠山路。孙越崎贴出告示出钱雇佣当地农民和牲畜运输,而且声明要先发钱。农民踊跃而至,共雇骡子198头,民夫166名。单喆颖身为技术人员,与民工一起搬运设备,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其艰难难以表述。历经57天终于到达陕北延长。

而安装设备时,由于路途艰难没有购买井架,需要现场制作。井架就地取材使用木头制作,由严爽设计,交给单喆颖制造。单喆颖照图纸按比例画出总图,指导木工做出部件。由于绘图准确,井架一次安装成功。

此时石油工业已经在世界兴起,成为现代工业的重要部分,而陕北高原的这座木制井架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独特的景观,它反映了抗战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也映衬出中国人面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超凡的智慧。

这是一群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人。振兴矿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有勇敢的人,才显得民族之魂是不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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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生油理论的诞生

虽然我们的先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陕北发现了石油,12世纪在四川钻成了气井,但自1878年近代石油勘探技术在中国出现以来的近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石油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陆相贫油”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一些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论调相反,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以扎实的地质理论基础结合多年石油勘探经验,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可办。”(李四光,1928年) ,20世纪20-30年代,以谢家荣、潘钟祥、黄汲清、孙健初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地质学家先后到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及天山南北进行油气地质调查,拉开了中国陆相生油理论诞生的序幕。

民国十二年(1923),王竹泉受农业部地质调查组的派遣去陕北考察石油。此行没有白费,他指出了美孚石油公司技师克莱普(中国名字叫 “马栋臣”)和富勒尔(中文名字叫 “王国栋”) 以往划分对比地层的错误,王竹泉根据植物化石,证明他们二人原定为石炭纪的“陕西系” 应为早侏罗世地层,王又根据鱼类化石证明他们二人原定为二叠纪的安定灰岩应为晚侏罗世的陆相潮成灰岩。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民国十七年(1928)撰文明确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可办。”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王竹泉偕同潘钟祥、谢家荣等分两组到陕北,先后在绥德、清涧、延川、肤施、延长等县进行地质普查,在延长烟雾沟及县城西门外进行地形测量,在永坪石油沟观察岩层倾向,“详勘其附近之地质构造”,发现永坪构造。后来,他们还对“三延”油田的储油层进行划分,定为延长、永坪、肤施三个主要储油层段,得出永坪较有希望和延长油田可以多打浅井,小规模开采的结论。

1930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家荣的《石油》一书,在这本著作的中国之石油及供求状况一章中,针对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陕北钻探失败,指出:延长官井产油已十余年,而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学原理,更作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此外,谢家荣对三角洲沉积的生油意义予以特别的重视,指出“三角洲半属海相,半属陆相。其海相之部,即为浅海或濒海沉积,最适合于石油之产生。而近陆之部,则植物繁茂,在适当环境之下,亦能造成石油。且地盘稍有升降,海岸线即随之而伸缩,故在此区域之内,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间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谢家荣提出内陆湖沼沉积和三角洲沉积,乃至冰川沉积能够造成石油的观点,虽然鉴于世界重要油田都不在陆相沉积中,因而认为陆相生油只是局部或偶然的,并没有赋予它重要的意义,甚至在有的文章中,还说“至若全部属大陆性之沉积,或地质属火成岩或变质岩时,当绝对无产油之望,但油质自他处迁来而积蓄于此者,自属例外”,但是他已经主要从理论上提出了陆相沉积能够生油的观点。

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王竹泉与刚从北京大学毕业不久的潘钟祥一道,应国防设计委员会(即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之请,再次去陕北勘探油田,他们采的很多化石,尤其是植物化石,对地层重新做了划分对比。他们二人后来联名发表了“陕北油田地质”一文。报告描述陕北含油层时曾提出:“尚有一点,颇称特别,足以注意者,即岩层常成局部之不连续,岩石之性质与厚度,亦常常变化,此现象或者因岩层沉积时,系一种三角洲沉积之故”,现假定有生油层二,虽尚未有充分证明,但颇合理。一在延长县乏东南,距黄河约六十里之处,为一层黑色页岩,厚约六寸,谢家荣在此层中曾叹有许多鱼类之鳞片及叶腮类化石,彼并主张此页岩为生油层,应为石油之来源。延长组及永平组含油层,按地层上言之,均在此页岩之上,所以此页岩亦许与石油之生成,有密切之关系。他们在描述了陕北生油层后,对石油之来源进行了探讨:“……一在下侏罗纪煤系中,该煤系中自下而上数之第三煤层上,有数薄层黑色油母页岩质甚轻软,将此页岩磨成薄片,在显微镜下视之, 见有许多之微小质点,此层适在肤施组含油层之下,颇似为肤施油苗之来源”。王竹泉、潘钟祥认为,延长县为陕北产油中心,附近岩层大致倾斜平缓,但是经过详细研究之后,实则是一个很平缓的背斜层。背斜轴大致为东西向,其北翼倾斜向北一二度,南翼则倾斜向南一二度,所描述的五处油苗则分别位于其轴部。此外他们在槐林平(距县城西约3公里)延河北岸的灰色页岩中发现了似为三叠纪之植物化石。

民国二十二年(1931),潘钟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4次到陕北进行调查石油及油页岩,发表了《陕北油田地质》(1933)、《陕北油母页岩地质》(1934)等重要文章。特别是由他和王竹泉定井位打的永坪201井每日产油约3吨,是当时陕北产油最多的一口井。并在四川等地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他指出“陕北的石油产自陆相三叠系及侏罗系,四川产天然气的自流井无疑也是陆相地层”。赴美求学后,他在浩瀚的文献中也发现了诸如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北部泡德瓦斯油田的原油产于陆相第三系的例证,他还收集了其他一些陆相地层中见油的实例,终于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的论点。民国二十二年(1931)十月,王竹泉、潘钟祥、谢家荣、杨公兆、周宗浚、颜惠敏等先后进入陕北,在延川、延长、宜川复勘石油地质。他们完成了新测延长附近1:5000的钻井分布图一幅。根据油苗露头和历年打井情况,还在延长拟定8个井位,在永坪拟定12个井位。

翁文灏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据最近研究,似陕川两省之油皆原出于三叠纪,其上之侏罗纪白垩纪所见者,似皆由三叠纪而上升。或言大量石油必在海成地层,四川三叠纪确为海成。陕西三叠纪则迄今未有海成证明,大致似为陆相。如此则得油之塑,似又川多于陕。然陆成地层果绝对无储浊之望耶?若以油泉之多观之,陕北实远过于四川”。我们可以看出翁文灏在此明确地推出了对唯海相地层能生油观点的质疑。同年,谢家荣在出版物《石油》(第二版)一书中明确提出:“三角洲半属海相,半属陆相。其海相之部,即为浅海或滨海沉积,最适于石油之产生。而近陆之部,则植物繁茂,在适当环境之下,亦能造成石油。且地盘稍有升降,海岸线即随之而伸缩,故在此区域之内,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闻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1935年,谢家荣以对四川和陕北等地石油地质调查结果,著文《中国之石油》,较早地编制了中国油田及油页岩分布图。并对川、陕两个盆地的石油远景做了评价。他指出:“中国含油地层之地质时代,若川若陕,俱属三叠纪。在川者属海相,在陕者属陆相,得油之望当川胜于陕;若以油泉之多观之,则陕又远过于川。至论构造,陕北地层褶皱过微。四川则背斜或馒头状构造到处皆是,又川胜于陕之一征。今在陕北探矿之结果既不尽失望,则四川更有一探之价值矣”。由此可知,翁文灏、谢家荣都对认为陆相的陕北三叠纪生油比四川海相生油层生油多,初步地表达了陆相地层生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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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论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非海相生油》首次在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会议上宣读,对只有海相地层才能生油的论点提出挑战。根据中国西北及四川地区陆相沉积地层中发现的油气田, 提出了“石油不仅来自海相地层, 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他指出,陕北地层主要为河流、沼泽及湖相沉积,并产植物、淡水双壳类、鱼类化石,无海相化石及其海相迹象,无疑属于陆相沉积。“中国陆相生油”这一崭新的命题出自当时正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位中国青年——潘钟祥。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学家对只有海相才能生成有工业价值的石油的论点提出挑战,受到国外石油地质学家的重视。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出的“陆相生油”论点,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将有创新观点的石油地质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上。后来,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评论说:该文明确提出了陆相地层也可以生油并能形成油田,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见解。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找油工作有着重大影响。

严爽早《中国油矿纪要》记述了当时的地质认识程度:陕西区域地质为一盆地,南临渭水,北限黄河,南北长700公里,东西宽400公里,境内的肤施、延长、延川三县,均发现油苗,油苗均出自灰色砂岩的层面或缝隙中。陕西盆地,除南部近渭水盆地为新生代沉积,几乎全部为大陆相中生代的地层,倾角平缓,普遍向西倾斜,倾角由一、二度至三、四度,重要较大的背斜构造,并未发现,而微小的褶曲及断层则常见,约略分为:1、下三叠纪,下部为红色页岩与红色砂岩的互层,上部为长石砂岩及薄层红绿色页岩,全系厚约600~800米;2、上三叠纪或中三叠纪,下中大半为长石砂岩,间杂绿色或黑色页岩,上部为灰色石英砂岩及绿色或黑色页岩,全系厚约1000米;3、下侏罗纪及中侏罗纪,由灰色砂岩,绿色或黑色页岩及煤层所组成,厚约800米,有煤层4层,层厚均在0.6米左右。陕北油田可大致分别为三层,上为肤施层,中为永坪层,下为延长层。上层下距永坪层约600米。陕北油田开发永坪、延长二区。延长开发历史较长,先后凿井17口,仅延长石油官厂1、2、新1等井及陕北油矿探勘处101井就发现可采油导以,其中第1井最高日初产达8.57吨,但日产量下降较快,普通井日产仅0.1吨左右。据地质推论陕北油田情形:1、延长附近,依据钻进所得资料,证明储油构造为一西北东南向的狭带形;2、延长区内,仅有若干零星的小的含油构造;3、依据钻探资料认为,陕北油田应利用浅井,200米以下无丰富油层;4、陕北高原,高出海面1000~1300米,为中生代湖沼沉积地层,上被黄土及红土所掩盖,地层倾斜过于平缓,并不适于储油,永坪附近虽有背斜构造数处,然面积亦殊为狭小,“对储油亦无过奢希望”。以上认识,是当时仅凭地面地质情形及探井资料而获得的,因此与后来的认识相去甚远,但在当时不失为较为全面、科学的认识。

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为在中国陆相盆地中找到大量石油提供了依据。4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工作者在玉门油田所开展的古生物研究工作,又为“陆相地层”生油提供了新的佐证。从1955年开始,人们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找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并陆续在酒泉、柴达木、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找到了油气田,这一切充分展示了陆相地层的含油气远景。至50年代末,地质学界还在分析世界各地发现的陆相地层产出的原油,尽管存在不同的来源与成因解释,但已孕育着陆相生油理论,它将作为石油地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冲击着唯海相成油理论的绝对主导地位。

5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勘探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找油重点战略东移。至50年代末,松辽盆地发现了特大型油田,原油产自白垩系陆相储层,油源岩也由陆相湖泊沉积物形成,厚度达1000米以上,油田规模约1000平方公里,大庆油田从规模开发以后,年产量稳定在5000万吨达几十年。这一重大突破不仅是勘探实践上的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对石油地质学的极大丰富和完善。大庆油田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陆相油气藏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存在很大规模的油气聚集,形成大中型乃至特大型油田。这不仅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而且表明了依靠对陆相地层的研究可以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从60年代以后,中国相继开发了渤海湾(包括大港与辽河油田)、江汉、南襄、苏北、北部湾、二连等油气盆地和地区,它们都是在陆相含油气盆地中形成的油气藏。尽管陆相盆地的石油地质条件相对海相盆地要复杂得多,但油气储量是丰富的。例如,在渤海湾盆地发现的一系列陆相油田,具有大中型规模,有的单井日产量可达千吨以上。陆相石油地质研究在短时期内从勘探实践到确立理论取得如此明显而巨大的进展,的确使世界石油地质界的一部分科学家难以理解和接受。直到1966年,仍有一些国外著名地质学家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人在渤海湾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陆相生油论”是“不可能的,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世界陆相盆地中又有一重大发现,人们在澳大利亚的吉普斯兰盆地和库珀盆地找到了一系列由陆相沉积所形成的大中型油气田。中国在进入70年代以后,先后在湖北江汉盆地、陕甘宁地区以及苏北和豫西南等地区发现了一批油气田。1975年末,河北任丘的古潜油田的发现开拓了石油勘探的新领域。陆相石油地质理论也经历了从背斜油田、断块油田到复式油气聚集带等不同的认识论发展阶段。

以前我们主要是在新老第三纪里找油,其他的地层几乎没有涉及,而要想在新区块和新层系中发现商业意义上的储量,没有理论的突破是很难的。中国陆壳是全球唯一一个四面受挤、深大断裂发育、火山活动和地震活动活跃的大陆地壳,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都经历了多次强烈的构造运动。因此,中国独特的地质情况为石油地质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和资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创新,将不仅是自主创新,更必然是一种原始创新。历史上中国曾出现了李四光、谢家荣、潘钟祥、黄汲清等享誉世界的地质学家,独特的地质构造将促使中国产生新一代的地质大家。对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历史性机会,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同样,陆相生油理论也在指导国外陆相油气田的勘探。至六十年代初期,在苏联、罗马尼亚、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都发现有陆相油气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世界陆相盆地中又有一重大发现,人们在澳大利亚的吉普斯兰盆地和库珀盆地找到了一系列由陆相沉积所形成的大中型油气田。迄今,国外已陆续发现数百个陆相油气田,其中较大的油气田约110个左右。

陆相生油地质理论是中国石油地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石油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它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对我国陆相沉积盆地进一步石油勘探,对世界各地陆相沉积盆地的油气勘探均具有指导意义。中国陆相生油理论是对世界石油地质理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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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处陕北的延长油田,是陆相生油理论最初的诞生地。这一理论是经过地质工作者广泛的地质调查,艰苦的地质勘察认识并不断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且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相继发现了一大批大油田,充分证实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达·芬奇曾经说,“理论是军官,实践是士兵”。理论就像灵魂,只有这个灵魂在实践中验证,灵魂才能落地执行,否则永远只能飘在空中楼阁之中。

实践-理论-实践。这一定律在陕北的石油地质,乃至全国得到验证,甚至在世界很多具有陆相生油条件的国家和地方都得到证明。陆相生油理论现在已经成为石油地质学中的基础性理论。

 

不管身前有多少迷雾,不管行程有多么艰险,冲破黑夜的光一直华夏大地上燃烧着。

延长登上历史的舞台是实业救国、民族振兴的梦奔涌激荡的结果。

贫穷和落实只是腐朽政权下上演的悲剧,这悲剧没有限制优秀儿女的想象,更阻挡不了探寻石油宝藏的步伐。



第二章 红旗举到石油厂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

这支流传在陕甘地区的民歌,歌颂的就是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正是这个刘志丹,开创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保留了革命火种。在中央红军千辛万苦长征之际,他解放了延长县,解放了延长石油厂。延长石油厂由此开始站在中国革命的队列中,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生产出必需的石油产品,让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有了资源保障。

延长石油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激情开放的一朵山丹丹花——

 

延长石油厂获解放

中国历史的车轮在1933年的转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国共两党由相对的和平共处,改变为国民党要坚决剿灭共产党的局势。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峻。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万里长征。蒋介石在密集布置对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围追堵截的同时,又调动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军队,对西北苏区和西北工农红军进行第二次大“围剿”,试图将共产党和红军在中国大地上一举歼灭。

蒋介石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86师、中央军高桂滋部第84师、甘军马鸿宾部第35师、陕军杨虎城部第42师、中央军胡宗南部第61师共5个师25个团4万余军队在陕甘、陕北地区部署了神府、米佳、安绥、南梁、三淳耀等5个围剿区。刘志丹面对来势汹汹的围剿大敌,发布了军事动员令,通过外围的零星前哨战和内线反攻战使得战争局面大为主动,在1935年5月转入外线进攻反击战。5月下旬,西北红军开始佯攻绥德、清涧,引诱敌军主力向被移动。而红军的主力却秘密向南进发,图谋打开陕北的南面门户,将红色版图向南推进,与甘泉、宜川连成一片。

刘志丹(1903-1936),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和领导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冬,刘志丹受党组织选派,投考黄埔军校,入第四期学习。1926年10月,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被党组织派往冯玉祥部,后任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冯玉祥部威逼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查明枪决”。对此,刘志丹直面威胁,毫无畏惧,断然拒绝。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刘志丹、唐澍等共同领导渭华起义,这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虽然最终失败,但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刘志丹领导了多种形式的兵运和起义活动,他坚持从陕甘地区实际出发,采取“三色建军”的斗争形式,谋划“狡兔三窟”的战略布局。他关心人民疾苦,情系广大群众,是老百姓的贴心人,被群众和战士亲切地称为“老刘”。美国作家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赞誉道:“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刘志丹等人经过浴血奋战,开创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最终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组成陕甘根据地,革命力量得以壮大,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延长县城位于陕北东南,军事位置不是十分重要,但是虽然地处偏僻,对陕北苏区连片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针对县城守军有限(驻扎84师一个直属骑兵连),敌军大部队无法救援的有利战局,5月29日晚,刘志丹率领红27军三团、义勇军和红27军一、三团悄悄对延长县城形成包围。

5月30日拂晓,红军对县城发起进攻。红27军一团主攻城东北角,义勇军北面攻城、红26军三团主攻城西北角和油矿。尚在迷糊中的骑兵连、民团和矿警队在抵抗3小时后便被彻底击败。俘虏国民党县长董公绶、骑兵连长汪进(镜)河等500余人,击毙民团总指挥李明五,缴获各种枪械500余支、战马170余匹、无线电台1部及大批军用物资。此战,红军伤亡仅有10余人。

延长县城攻下后,县境内零散的武装组织纷纷逃遁,延长县未经大的战斗便全境宣告解放。

县城解放后,刘志丹指示红军战士:“只准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而不得对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加以侵犯。”还规定,“除贵重大的财产、布匹军用外,粮食衣物用品一律分给当地劳苦群众,严格按照要求部队不得随意上街,不准私入民房”。

红军在县城的一所学校召开群众大会,请工人坐在前面。刘志丹给大家讲当时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形势,讲革命的道理,使到会的工人很受启发。直到后来,矿上的老工人在回忆中还记得刘志丹讲了这样几句话:“无产阶级好呢?还是资产阶级好?我们红军是无产阶级,工人也是无产阶级。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翻身求解放!”

解放延长县后,延长县委书记白如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谭生彬、副主席王士俊入城办公。将陕北油矿探勘处与延长石油官厂合并,更名为延长石油厂,油厂当时有职工116人。

延长石油厂的厂长郝巨才担任县政府副主席,董开泰担任县劳动部部长、李长青被选为县肃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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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曾主张为了防止蒋介石“收复”延长,建议破坏石油厂。大多数陕北地方同志认为保留的意义更大。油厂存在一日,既有政治影响,又有实际利益。因为当时的蒋介石面对全国、全世界的宣传“共产党破坏建设”,延长石油厂作为中国陆上历史最长的矿业,在国内实业界具有无可匹敌的巨大影响,在解放前隶属于国民党国防设计委员会直属管理,主要负责人翁文灏、直接负责人孙越崎和后期的负责人严爽,以及永平区的负责人董蔚翘,参加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潘钟祥、张心田等都是国内著名的地质专家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若是关闭石油厂,必然会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正好中了国民党的谣言。保全石油厂,不仅可以解决红军的油品需要,还可以交换来布匹、粮食物资。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油厂的生产、发展和保护有百利无一害,加强对石油厂的领导和支持成为了共识。于是,建立党组织、成立工会相继启动,延长石油厂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矿企业。

延长石油厂的工人的心情和《翻身道情》中唱得一样:

太阳一出来咿吆哎嗨

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

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

 

石油工业的第一个党支部

在延长石油厂,其实在解放前就已经种下了求翻身的种子。

郭玉魁(郭铁全)(1912-2015),出生于陕西米脂杨家沟乡桑则沟村,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陕西省延安地区副食品公司经理。1930年,陕北地区农村打土豪、分财物时,地主、豪绅都闻风丧胆而逃。身心受到桎梏的他,终于有了跑出村子的自由,随人来到了延长油矿,作为雇佣工人。1935年,高长久问他入不入共产党,不识字的他问“入党能咋样?”高长久说:“入党就是有饭吃、有衣穿、能吃饱肚子,就是参加共产党革命工作。”父亲说:“那好呀,我去。”当时,他就跟着高长久、柳秦玉举起右拳宣了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组织派遣他到永坪的钻井队以钻工身份搞敌运工作。当时新旧政权正在交替,敌运工作主要是在延安至榆林陕北片区展开,并为陕北红军起到交通联络作用。同时,受组织重托照看和保护永坪矿区。1935年5月10日永坪解放,郭玉魁曾经永坪矿区任过党支部及工会负责人。1940年1月转到地方工作,离休前任陕西省延安地区副食品公司经理。2015年在延安去世。

据可查资料显示:郭玉魁是延长石油厂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维持油厂的生产大局出发,刘志丹托人向已离开陕北的原探勘处处长孙越崎捎话,说:“请放心,我们希望技术人员、技术工人都留在厂内工作,在延长石油厂工作的都很好。”在延长的严爽带着70余名员工和包恩駼下属的员工全部留在油厂并受到优待。永坪解放后,探勘处的30余人,除留下职工孙家范1人外,其余人均于1935年5月2日,在刘宝忠、董蔚翘带领下,撤至绥德,后渡黄河到了太原。董蔚翘回到南京后,四川油矿探勘处成立,永坪撤走的大部分人员去了四川工作。

两个月后,国民党一度“以二十倍兵力克延长”,东北军、十七路军和逃亡地主武装轮番骚扰延长,石油厂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延长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同油厂职工费时一个多月,出动万余人次,将“可移动的机器材料,悉数移到山中坚壁”,将不可移动的油井进行掩埋或隐蔽,极力保护石油生产的实施和设备。

1935年10月,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县永宁山,与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组织干部群众欢迎慰劳红25军。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在延川县永坪会师(地址位于现永坪炼油厂内),并在10月15日在永坪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布将三个军统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先遣支队到达陕北。12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决定恢复延长石油厂生产,以供应党中央机关和红军的需要。为此,毛泽民接出拘押在瓦窑堡监狱中的严爽等人(因包恩駼私自离厂,红军将严爽拘押起来),以礼相待,说明政策,留去自愿。毛泽民亲自与严爽谈话,谈了两个半天,带他参观了红军的造纸厂、兵工厂。严爽欣然同意留下,表示听从共产党的安排。毛泽民任命严爽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高登榜人特派员兼党代表。技术人员单颉颖、孙家范、于怀沛、田秀山等亦全部回到永坪工作。

高登榜,1914年12月5日出生于陕西延川县。1932年6月在西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学运受到反动当局注意,返回延川担任县委秘书。1934年秋参加陕北安定边界游击队,到西北工作委员会技术处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报中央同意,选调一批一批干部到经济部工作,高登榜就是其中之一。到经济部后,高登榜任中央国民经济部工矿局局长,后担任延长石油厂党支部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石油工作最早的领导干部之一。年仅21岁的高登榜,大胆启用并团结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延长的技术人员,他在延长油矿倡导的“埋头苦干、不尚空谈”的优良作风,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出色地完成各项重要任务,为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粉碎国民党对延安的经济封锁,改善边区军民的生活条件,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没有带来机器设备,但是带来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大家利用石油厂的机器设备,建立了兵工厂,兵工厂主要制造手榴弹,维修枪支、梭镖、大刀,同时利用陕北的硝,制造炸药。1936年2月,总供给部搬迁到延川县的永坪、冯家坪、石油沟一带,

延长石油厂在严爽、高登榜密切默契,组织员工整理钻机,将永坪埋藏的钻机找回来,迅速恢复延长、永坪两地的生产,展开采油和炼油工作,在永坪加深油井,将永坪采得的原油用骡子驮运到延长炼制,炼出了煤油、擦枪油、蜡烛、石墨等产品,供应党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队。在恢复生产过程中,毛泽民部长曾多次到延长石油厂视察指导工作。这年冬天,由于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战士脚下的茧皮又厚又硬,遇陕北天气寒冷,裂开了一道道血口,行军作战疼痛难忍,红军兵站部急求凡士林以期治疗。当时陕北处于国民政府军队封锁下,兵站部要求延长石油厂生产凡士林。接此任务后,严爽以石蜡为原料,亲自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投入生产,供应红军各部队。红军指战员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治疗就痊愈了。1935年秋,红26军、红27军和红25军会师,在永坪改编,成立红15军团,每班发了一瓶擦枪油,这也是油厂的产品。红一方面军开始在永坪石油沟开设兵工厂,后来迁往吴旗的兵工厂,有两台设备和3名工人,就是从油厂调去的。由此,延长石油厂备受红军领导机关和指战员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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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陕西省银行发行的货币选用的图案就是延长石油厂的场景,可见当时延长石油厂在陕西经济民生中的地位。

唱响全中国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开头是这样的: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

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

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这个势力壮里面,延长石油厂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巨大贡献者。

 

毛泽东来到石油厂

千里的那个雷声哟,万里的闪

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让歌声不要停下。

因为领导咱打江山的毛主席,也领导咱打油井。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小,可是物产不丰。各路红军汇聚到陕北,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给养。背面是毛乌素沙漠,西面是回民聚居区(也是国民党主力集结区),南面是国民党西北的大本营西安。三面重兵围困,东面是黄河,岸上是阎锡山的晋绥军。面对复杂的处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抗日先锋军兵分两路,决定东渡黄河。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参战部队逐步移至永坪和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待命。

1936年1月28日,毛泽东部署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征时路过延长县,住在油厂工人何延年腾出的窑洞里。他在这里住了4天,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和意义,统一了对战略问题的看法,对东征进行了部署。毛泽东特别提出,东征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聂荣臻、林彪等参加会议。

据老工人回忆,主席在油厂吃过一顿饭,召见油厂特派员高登榜了解生产情况,对炼油和制蜡工作进行视察。工人们受到极大鼓舞,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生产热情高涨。大家经常说,“咱和红军尔格是一家人了,工厂是自己的了。”“靠山砍柴、靠河喝水,咱们靠革命!革命前进了,咱们工人也就好了。”《解放日报》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当时石油厂的情形:“革命政府优待工人,工作时间减少了,生活有保障了,工人的地位也提高了。工人可以向油厂提出意见,可以随时找厂长拉话。”

东征战役打响后,在神府地区活动的红28军在军长刘志丹的带领下也渡河参战。4月14日,28军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左胸中弹,不幸牺牲。为了保存实力,东征红军在5月初撤回河西,并于5月5日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抗日先锋军在东征的75天里,共歼敌17000余人,筹款40多万,扩充新兵7000人左右。

1936年6月上旬,东北军奉命进攻陕北,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影响,1936年6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主动撤离了瓦窑堡,暂时放弃了延长油矿。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进驻后,延长油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延长、永坪一带成为游击区。高登榜率领延长石油厂警卫队随红军撤退打游击。当时情势紧急,高登榜考虑到东北军不破坏、不伤害老百姓,对严爽说:“延长将变成游击区,你须留守油厂。”要求他把油矿保护好,并留下维持生活的粮和钱,告诉他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联系的联络员(交通员)。高登榜率领警卫队走后,严爽立即组织员工把钻机和炼油设备全部藏起来。不久,东北军占领延长、永坪。高登榜派交通员通知严爽,在永坪的原陕北油矿探勘处人员已被东北军接走。

严爽作为当时的领导人,在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解放延长油厂后,曾经被押到瓦窑堡。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生产,又将严爽放出,请他担任延长油矿的技术主管。在中央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关心下,严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学习结束后,严爽担任了延长石油厂厂长。

为留住严爽的心,继续为边区的石油生产出谋划策,为石油厂作出新贡献,大家考虑到他独身一人在陕北生活工作,就想办法为他操办婚事。适逢一个地主的侍妾与丈夫不和,根据边区政府新婚姻法政策办理了离婚手续,大家便将这个女人与严爽撮合成了婚事。严爽接受了这位妻子,而他的原配妻子此时正在上海郊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这位陕北妻子很贤惠,为严爽生了两个儿子。在严爽的老同事张心田后来到陕北运送钻机去玉门时,受严爽之托,将他的妻子带到玉门团聚。不幸的是,这位陕北妻子在生第三胎时难产,加之那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就去世了。

至于严爽如何从陕北去了美国,众说不一。有人说,严爽带着一些工人到瓦窑堡找红军,路过姚店子时遇上国民党的部队,再也没有回到延长石油厂。有人说,边区政府对严爽是来去自由的,谈不到私自出走。是严爽担心不能专事矿业,经领导同意离开延长的。有人说,严爽是在陕北妻子的化妆掩护下出逃的,这就有点离奇了。

严爽的老同事单喆颖给采访他的马镇写信说:“1936年底,东北军进攻延安。当时我在中央石油厂永坪矿做副厂长,接到中共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指示,让我们撤退到延长。正在准备行装时,东北军已派人来,让我们去见一位吴师长。吴师长说,受南京资源委员会的委托,令你们回南京。于是,永坪矿所有外来人员随东北军到了延安。当时严爽正在延长,东北军未到延长,红军已撤,工人们得知永坪员工被东北军接走,怕失业,遂簇拥着严爽第二天也来延安。从延安回到西安后,资源委员会发钱遣散工人,只剩下我和严爽二人到焦作去拜见孙越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次东北军来袭,严爽躲进山上,心中恐惧,认为在陕北已无法进行油矿的开发工作,于是他写信给高登榜,通过撤退时留下的联络员送达。据《孙健初传》第83页所载:“严爽担心不能专事矿业,经领导同意,离开延长。”严爽走时,将高登榜撤离时给他的坚壁起来的粮和钱给联络员作了交代,后来高登榜如数收到。高登榜说,严爽离开陕北是形势所迫。

延长石油厂从此至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前,由于延长一带已成为游击区,生产处于停顿状态。期间延长石油厂厂长先后由曹必明、刘子模等担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中央经济部接手整理延长石油厂,开始了恢复原油的生产工作,并制定出生产计划,将留下来的部分工人和残旧机器设备组织起来,“恢复永坪第一号井,开始抽油,并开始打永坪第四号井。”

由于经过战争的破坏,许多机器设备的零部件散落于民间,大多数油井无法生产,仅有个别油井出油,石油产量极低,“当时每日原油产量多至500斤,少至100余斤。”这种状况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尽管当时原油产量极低,但这些石油的开采和炼制生产活动,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石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技术、人才、设备成为延长石油厂解放后面临的三大难题。

然而,更难的事情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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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玉门油矿

中华民族永远是一家人。即便在国共两党不相容的年代,为民族产业振兴的共同愿望从来也没有改变过。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胸襟最为宽阔,主要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更是被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

1937年8月,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战争对石油的需求非常迫切,国民党政府决定开发玉门油田。

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在汉口同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商量,请求将延长石油厂的两部钻机及其配套器材调往甘肃玉门钻井。

张治中也出面与周恩来协商,6与1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致函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介绍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联系拆迁两部钻机的相关事宜。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在经周恩来同意后,于6月20日复函资源委员会,函称:“贵会六月十八日……公函敬悉,派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先生赴陕北办理移送油钻机运甘西局使用,准此,除商准周恩来同志介绍本军驻陕代表林伯渠同志,于张主任到陕时,就近照料一切,并转电延安边区政府处,相应函复。”

延长石油厂的职工绝大多数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设备拿出来。于是,组织上就给大家做工作。

8月,张心田到达陕北后,受到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1900—1950)、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接见,并与后勤部军工局局长李强进行了协商。边区政府给予张心田工作上的方便和生活上的照顾,使其深受感动。事后,他曾复函称:“上次陕北之行,获睹鸿宇,备承优待,常感谒晚。”8月下旬,拆运钻机的工程师赵润型等15人到达陕北后,受到八路军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延长石油厂也指派熟练技术工人协助拆卸钻机。他们拆卸钻井设备两套,包括两套锅炉和汽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钻杆、钢丝绳等,共30余吨。

运输时,国民政府没有派来车辆,八路军总部先后派13辆汽车将钻机及配件运到咸阳,延长石油厂选派18名技术熟练的钻井工人一同前往,支援玉门油田开发建设。

1939年春,延长石油厂支援的设备及人员辗转到达玉门,在严爽、董蔚翘、靳锡庚等人的主持下,5月6日在玉门老君庙庙堂北15米处开钻1号井。8月11日,1号井钻至115.51米,遇到第一含油层,完井后初日产油10.5吨,揭开玉门油田开发序幕。玉门一井碑记上有“始以人工挖掘,继籍陕北顿钻下基”的记载。

兹将《一井碑记》原文照录如下:

一井者,玉门油井之元老也。深百又一十五点五米,因完井第一开采居先而得名。一九三九年三月孙公健初勘定井位于此,始以人工挖掘,继籍陕北顿钻下基,八月乃得。毕功其初仅吨数,然世人识油田能量之端倪,定开采业之意,实赖于兹。四一年井壁坍塌油层堵塞,溢流告罄。五三年修复,再次处出油,六二年油竭停产,六五年重修未果,七零年河岸滑坡致毁废累计产油八百四十六吨。纵观其史,虽沧桑有加几经断续依然名闻遐迩,备受推重者何也?盖不特标志油矿投入开采,且由是揭开我国大中油田开发史之序幕也,乃境临,滔滔大海不忘涓涓先河之意耳!

先驱创业万难不易其志,功绩卓著令人肃然,爰立此碑以垂永久。

老君庙油矿陈汉雄撰文

陕西刘平书丹于书画院

一九八七年勒石

 

随着玉门油矿一口又一口探井陆续出油,炼油厂、发电厂、机修厂、选油站等配套厂站相继建成,玉门所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陆续运往重庆等地,使大后方第一次用上了国产的石油燃料。

1941年初,为了扩大玉门油田的生产规模,资源委员会决定撤销甘肃油矿筹备处,成立甘肃油矿局,任命矿业专家孙越崎为总经理。油矿局在加紧向国外订购钻井、采油、炼油设备的同时,选派技术人员赴国外考察学习,聘请外籍工程师到矿传授技术,增加出油井的数量,扩大炼油厂的规模,加快辅助设施的配套,使玉门油田进入旧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一军事性的国防厂矿十分关注,不断加强对矿区的政治、军事统治,蒋介石、朱家骅、白崇禧、胡宗南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到矿区巡视督查。

1942年,玉门的原油产量达4.6万多吨,所产油料除供国民党军政部门和驻华美军外,还先后在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的市场上公开销售,对缓解大后方的油荒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1945年,累计生产原油25万多吨,除在玉门炼制各种燃料油外,还将原油运往内地加工。玉门所产油品为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人称玉门油田为中国石油的摇篮。

殊不知,这个摇篮是从延长油田摇出来的。

数十年后,在石油界德高望重的焦力人说;延长油矿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玉门油田应该就是延长油矿这只老母鸡下的第一个蛋。

 

发现中国第一个整装油田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和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延长石油厂的油和定边的盐,被称为陕甘宁边区“两宝”。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一辆小道奇卡车拨给延长石油厂运油。军委后勤部不断加强对油厂的行政领导和技术支持。延长石油厂广大职工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延长石油厂在延长、永坪两地采油,实际上仅永坪201井每天可抽油250~300公斤。延长的一口旧井,水大油少,抽干水后仅能汲取少量原油。尽快打出新井,是延长石油厂的迫切任务。

1937年12月,延长石油厂更名为军工五厂,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领导。次年3月,更名为延长石油厂,划归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1942年,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管辖。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派遣了一批优秀的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到油厂工作。其中,厂长张永清是一位年轻的长征干部,在延安摩托学校毕业后,来油厂任厂长。工程主任陈振夏是一位有经验的机械工程师,曾长期在上海招商局任商船轮机长。1937年底到延安,受到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被委派到石油厂工作。政治指导员刘玉亭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长征干部。同时还有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顾光(徐昌裕)和清华大学毕业生汪鹏(汪家宝)以及佟诚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健全机构组织,勘测地形井位,制定开采计划,收集设备器材,积极恢复和扩大生产,使当时的油厂成为全边区77个规模较大的工厂之一。

1937年10月,边区政府建设厅派刘鼎、钱惟人、傅江等到延长石油厂调查和指导工作。经过两个多月调研,1937年12月写出《延长永坪油矿调查报告及初步意见书》,对延长的地质构造、采油历史、油田开发及炼油情况等作了详细阐述,报告认为:“延长永坪的石油,开采历史虽已有30年,但并未枯竭,仍有开采价值。”“陕北油田甚广,所探采之地区颇狭小,只限于延长县城垣附近,永坪镇附近,其余尚未动其丝毫,前途大有希望。”并指出,为了解决抗战急需的石油产品,油矿必须及早注意汽油、煤油、润滑油的储备问题。报告对采油、炼油、运输、销售等工作进行总结,提出今后的工作意见,为边区石油工业发展做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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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中共中央派陈振夏、胡华钦、王凯到延长石油厂了解情况,收集疏散在各地的设备器材,着手恢复生产。陈振夏等人在延长至永坪沿途勘察,将了解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并向中央提出恢复、扩大生产的具体计划,其中包括修复炼油设备、修复旧油井、钻探新油井、修建公路以利运输等。这个计划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和支持。张国焘、李富春、陈云、刘景范、刘鼎等人亲自批阅了这个计划。根据老工人提供的历次搬运器材的路线为线索,延长、延川县政府发动当地群众帮助油厂搜集失散在各地的器材设备。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差,除小部分器件能用牲口驮运外,大部分得靠人力抬回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搜集到不少器材和配件,集中到延长后,陈振夏带领老工人马世昌、李长青、郭宝仁、李青山、孟宪臣、董开荣、董开泰等用简陋的工具,拼凑起两套较为完整的打井设备。

陈振夏组织工人在永坪加深一口井,日产原油200~250公斤。之后,又到延长烟雾沟加深延18井,因出水大封堵未成,被迫放弃。在修复旧井的同时,油厂尝试钻新井,可是全厂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延安摩托学校,没有一个学地质的。能找到的参考书,也只有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中的石油卷,主要也是讲石油提炼。厂里的地质资料,早已散失殆尽,更没有什么测量仪器。

根据老工人回忆,原延长石油官厂监督包恩駼曾请矿师勘定延19井井位,具体位置在延长西厂北面的半山坡上。油厂决定开钻延19井。由于没有型钢,钻井井架除4根角柱用6英寸钢管外,其余都用木结构。蒸汽机底座、传动机构的承力立柱和油梁都用整块木料制造。最大的油梁约10米长,最大剖面大概是60×100厘米,而且要求木质坚韧。材料股股长、长征干部刘国宝经常为此进入深山老林选购大树。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开始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生活日用品、工业生产材料及工具等进入边区,甚至扣押和暗杀边区派出的采购人员,“四〇年曾派人至西安购买机械被国民党扣留,至今生死不明。”

由此给边区石油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克服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边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发展边区的自给经济,坚持持久的抗战。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对于石油的生产及其产品的需求更为凸显,发展边区的石油工业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1940年春,延19井开工。当时钻井用的是冲击法,用的动力是蒸汽机,通过传动装置,使直径为10英寸的钢钻沿井口在水中冲击石层。为了增强冲击力,钻头上面用斜面螺纹扣旋上两节钻杆,冲击几小时后,提起钻头,用吊桶汲取石渣,再灌入清水冲击。石渣清洗后放入小木格,作为岩层样品。工人分两班作业,每班起钻两次,一般24小时只能进尺1米多,遇到松软石层,可超过2米,遇到坚硬石层则进尺不到1米。由于设备陈旧,经常出现故障,需要停工修理。1940年秋,延19井钻到170米处时遇旺油,初日产油1.60吨,成为当时主产井。加上旧井产量,油厂有了扩大生产的基础。职工称这口井为“起家井”。

1941年,边区经济基本断绝了外援。在经济计划中具体规定了石油产量应比1940年增长3倍以上。中央军委军工局也把延长石油的增产问题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在这种形势下,对如何开展延长的石油地质工作,选好井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延长县城西延河沿岸七里村一带,有油苗露头。当地老乡报告油厂后引起注意。石油厂曾多次派技术人员前往现场勘察,认为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新油区。

1940年冬,中央军委后勤部军工局派第一科科长兼工程师汪鹏到延长石油厂进行地质勘查。他通过走访老工人,搜集勘探开发资料和艰苦的实地调查,在七里村选定5个井位。由于陕甘宁边区当时受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钻机配件和钻井器材奇缺。在这种情况下,要实施钻探七里村构造存在着较大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军工局李强局长从其他厂调拨两台柴油机给延长石油厂,作为钻机配套之用;当时八路军驻军也积极支援给延长石油厂木柴,作为烧锅炉之用;当地政府亦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为钻探七里村构造创造条件。而最主要的是延长石油厂职工坚持自力更生,厂领导积极采取措施;成立修造部,将磨秃了的钻头、管钳、钢丝绳以及锅炉、柴油机等修理好,还制作螺丝和普通配件,把不配套的钻机配成套;派出材料股股长、长征干部刘国宝,深入深山老林选购木材,用以制作钻井井架、游梁、蒸汽机底座等,代替各种型号钢材的缺乏;石油厂的燃料缺乏,陈振夏亲自到石马科煤矿调查,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自办煤窑,采掘煤炭,使油厂所需燃料自给率达到60%以上;派出工务科科长顾光,带领一部分职工前往七里村做钻前准备工作,尽管七里村只有几户人家,然而所有修路、挖窑洞、平井场、盖房舍都在群众的支持下,全部如期完成,使钻井部职工一到七里村食宿就有着落,两台钻机很快就位安装。

七里村构造的钻探工作在1941年6月开始。最先开钻的是七1井,至秋季,先后在井深35.35米和79.46米钻遇油层,初日产1-2吨,发现七里村油田。随后开钻的七2井,至1942年年底钻成出油,接着钻七3井,于1943年5月18日钻成产油。由于七1井出现水层干扰,影响产油,厂领导决定封堵水层,并予加深,便将钻完七3井的钻机搬迁到七1井,于是年7月下套管封堵水层。套管是从日本侵略军手里缴来的山炮筒。在堵水过程中,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研究,经过多次试验,创造了“空中套井法”,提高了堵水效果。因为不用水泥,套管可以顺利拔出,以移作它用。在封住水层后,即开钻加深。当加深至87米时,发生强烈井喷,初喷出的油柱高达数丈,乃强行完井投产。初日产原油达96.3吨。因原油无处存放,决定关井停产,一个月后开井,日产仍达15.9吨。钻获这样高产量的油井,在延长石油厂36年的开发史上尚属首次,轰动了陕甘宁边区。七3井和七1井相继喷油,产量大增,工人挖了许多油池存放原油。炼油工人日夜工作,由过去3天炼1锅改为1天炼1锅,月炼油产量由2700小桶提高到15000小桶。

中央对此给予表彰,陈郁、李强、易秀湘等负责人视察油厂,对职工进行慰问和鼓励。当时原油和成品油无处存放,挖了许多油池还是装不下。后勤部发布命令,要求每一个部队、机关团体贮存半年用油。当时运油骡马成群,络绎不绝,就连山西的阎锡山,也用大量物资来交换石油产品。

这是建国前,延长石油厂最鼎盛的时期。

延长石油厂,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最鲜艳的一朵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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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枣园灯火照华夏

 

革命圣地延安的土窑洞里,曾经点燃一盏又一盏的油灯。这些灯,穿透了旧中国黎明前的沉沉暗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形成了不朽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一孔孔窑洞里点亮的那一盏盏普普通通的煤油灯,已经与宝塔山、延河水一起,浓缩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胶片里,成为千秋万代传承不衰的延安精神的象征物。而那些煤油灯、蜡烛,乃至新华社用的油墨、部队用的擦枪油、凡士林,军政汽车用油都是延长石油厂的产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战争废墟油矿的基础上,很快地恢复了石油生产,让延长石油厂成为边区自己独立的石油工业,为边区工业建设提供了能源保障,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增强了边区抗战的能力,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也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培养了技术和管理干部,提供了艰苦创业的宝贵经验。

 

边区石油工业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 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啊 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 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 群众已扬起了手
……

《延安颂》中,表现出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发于声,践于行。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抗日救国成为全民的心愿和行动。唱着歌干着活的延安人民无疑是最幸福的。因为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

据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的报告记述:仅在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的3个月中,延长油矿共生产原油约7万余斤,炼制的石油产品有挥发油400斤、汽油2000斤、头等油2.5万余斤、二等油1.35万斤,以及大批油墨、石蜡、凡士林等,“除充分供给了红军与机关需用外,最近还大批运输出口。同时,在这一时期,打完了永坪第三井,现在正着手打第四井。三个月共盈利2000余元。这是全中国仅有的石油矿。”

抗战时期,油厂工人把日本人、美国人和国民党留下的破烂不堪的设备和配件拼凑在一起,也只有两部标准顿钻。工人师傅们仔细操作,精心维护,不损坏任何一个零部件。钻头的刃口打钝了,钢了又钢;管钳的钢齿磨光了,锉了再锉,就连丈量用的尺子,也用柴火棍代替。钢丝绳只有200多米长的一根比较新,其他大都松绽断股,锈蚀不堪,要剁掉损坏的部分,连接起来才能继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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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延长石油厂创立;1907年,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在陕北钻成;1935年,刘志丹率领红军解放延长石油厂,同年在延长石油厂建立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1938年,支援玉门油矿钻机两部,钻成玉门油田的发现井;1944年,毛泽东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1959年,原油产量达到一万吨;1984年,原油产量达到十万吨;1989年,2007年,延长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一千万吨。

作为中国最早的石油企业和第一家红色工业企业,延长油田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前三十年几乎是中国石油史的全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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