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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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  录

 

第一章  漂  泊

第二章  征  战

第三章  不  屈

第四章  别  离

第五章  孩  子

第六章  伤  痛

第七章  彷  徨

第八章  谋  生

第九章  尾  声


引  子

 

碑高3.92米,呈钻塔型

碑周围玉阶铁栏,花草簇环

一块石碑

有立体的灵魂和情感

 

编号仍旧是pdc01号

搪瓷水杯和军用水壶

诉说着42年的沧桑岁月

镂刻的碑文里

还奔跑着抛物线形的油柱

舞动的红旗、拍红了的手掌

 

我用敬仰轻轻地抚摸它

指尖上

仍能感受到1975年温度

----刘雪梅《中原油田发现井》

 

这是在河南濮阳地区打的第一口油井,也就是中原油田的第一口井,诗人刘雪梅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她的观感。实际上,在出版的有关中原油田的书籍中,都会提及这口井。诗人的叙述是浪漫的,但打这口井的时候,就不那么浪漫了,它背后的苦累,非亲历者,体会不到。

暂且不谈论这些,我们不妨穿越一下。

公元前660年12月,天冷得很,地好像都被冻裂了,现出一道道缝隙。天空却是湛蓝的,蓝得让人心疼。按往常,卫国国君卫懿公,会到他养的鹤舍瞅瞅,看看它们会不会挨冻,因为鹤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孩子,国家算什么,百姓算什么,所有这些,都比不了鹤。但是,这时候,他没心思管鹤了。

因为,在这个把地冻裂的日子,狄人已经攻入北部边境,占领了大片地区。士卒对卫懿公养鹤,早已恨得咬牙,令人可笑的是,鹤竟享有禄位,但士卒没有,士卒们都嚷嚷着让卫懿公派鹤作战。此时,卫懿公蒙了,不过他很快镇静下来,决定亲自迎战。

明天就要出征了,夫人坐着垂泪,卫懿公露出难得的温柔。他将夫人拥入怀中,夫人的泪流得更急了。他的手贴在夫人的脸上,泪水拱出指缝,流到卫懿公的手腕上。泪水很凉,好像一个硬物,刺进他的皮肤。他没有经历过战争,他想,如果一支箭射进皮里,是不是也是这种滋味?

当然,这只是他的想象,战争的残酷是难以预料的。夫人几次跪着劝他,不要他亲自征战,卫懿公都不同意,他明白了,自己玩物丧志,有愧于国人,他要以新的面孔,给百姓看看。

卫懿公不亏是条汉子!

那天,卫懿公一夜未眠。

宫殿里本来是用蜡烛照明的,蜡烛用完了,改用了备用的油灯。到了半夜,灯油将尽,仆人就要添油,被卫懿公制止了……

那时的灯油,用的是动物脂肪或植物油。卫懿公不会想到,两千五百年以后,也就是清朝末年,他的后人,也和其他地区的百姓一样,用上了煤油灯,这种煤油,正是从石油中分离的。

又过了八九十年,到了公元1975年,古代的卫地,也就是现在的濮阳,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也就是刘雪梅诗中提到的pdc01号油井。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

地质专家们断定:这是一个新的区块,新的油田。

于是,胜利油田、南阳油田、玉门油田、长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等许多大的油田,开始在濮阳及周边的地区,进行大会战。工人们鼓足了劲,要让这个古代的卫地,重新以新的面目出现。会战顶峰的时候,在这里工作的职工家属,达到了二十万左右,偏僻的小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由于老油井产量逐渐递减,在本区又没有发现大的油气区块,所以总产油量大幅度下降,于是,大批钻井队开始走出去,到外地以及国外,寻找出路,中原油田人也开始遭受到彼此分离的煎熬。

2020年的一天,在濮阳,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初冬,杨树叶还算青绿,风一刮,照样哗哗脆响,但对于某钻井队工人王留华来说,却和平常不一样。他在家休息了二十五天,今天就离开濮阳,去非洲上班。本来是八点出发,但他凌晨4点就醒了。他想悄悄起来,准备早饭,这是他最后给妻儿准备早饭,虽然有点太早,他还是想起来。实际上,他妻子也醒了,他们都没有睡意。王留华让妻子躺着,自已起床了。

做好饭,天还黑着,凑着这点空闲,他把家细细看了一遍:沙发、电视、冰箱……这次离开,说不定半年后才能回来,想到这,鼻子有点酸,但没让眼泪流下来。

吃完饭,他给孩子送到学校,不敢告诉她离开的消息,他忍受不了分别的场面,他准备中午再给孩子打电话,那时候,他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他的楼下也有棵杨树,他每次返程时,都看看这棵树。早些年,父亲还活着,他离开家时,父亲都要送他到杨树下,然后依着树干默默地流泪。

以后,每次离开家,王留华都习惯地凝望一下杨树,这时,泪水就开始打转了。

……

在中原油田,有许多像王留华这样的人离妻别母,远赴天南海北,远赴世界各地,他们都是为了两个字:石油!

也有一些年轻的石油人,面对这种境遇,困惑彷徨。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虽说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和油田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影响着这个企业。

……

2020年到2021年,我用了很长时间,先后采访了中原油田近百名石油人,现在虽说是和平年代,但他们的故事,一次次让我觉得,像发生在别的时代,因此,也一次次让我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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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漂  泊

 

风在吹吗

海在啸吗

下雨了吗

 春天还那么冷吗

 

只要你还在这里

就把一千只陶罐

注满甘泉

让沉寂的莽荒地鲜活起来

——安爱军《凹陷地带》

 

“只见一个一个的炮弹,嗖嗖地往天上飞着……”

 

我见到路来宾时,是个下午。他坐在椅子上,窗台上摆满了花草。阳光很轻,钻进窗户,洒在娇嫩的花瓣上。 他有30多岁,我看着他满身充满了沉静。他曾经奋战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现在归来,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

我记忆中,最让我害怕的是2012年5月3日,那是在非洲的苏丹。

这天吃完晚饭,我们正在房子里聊天,突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房门,敲门的人说井场着火了。由于井场离我们不太远,我们出门一瞅,发现着火的地方离我们的施工车辆很近,我们必须把车辆挪走,于是就往着火的地方跑去。

正走着,突然有个东西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后来才知道是颗炮弹的弹头。这时,一群苏丹人朝我们跑来,边跑边喊。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意思是:赶紧跑,不跑就会被炸死的。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仍然继续往前走。

这时又“嗖”地飞过来一个东西,像一个烟花腾起的声音。我们觉得不对劲,仔细一问才知道,是苏丹人的弹药库爆炸了。原来是这样,我们一下吓蒙了,就赶紧跑开,钻到了房子里。

不一会,监督(甲方管理人员)过来敲门,让我们到防弹坑避险。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防弹坑边。刚蹲到坑里,就听到外面咚咚乱响。声音虽说不是很大,但感到非常瘆人,不知道下一秒钟将会发生什么。

过了几分钟,声音大了起来,响声很闷,震得心慌,防弹坑边沿上的土开始哗啦哗啦往下掉。

这些事先挖好的防弹坑有两道,一道是靠近弹药库的地方,另一道距离弹药库远点。刚开始,由于时间紧急,我们跳到了距离弹药库较近的防弹坑里。为了保证绝对安全,我们又赶紧挪到了另一个相对安全的防弹坑里。

蹲到坑里后,响声发生了变化,一阵一阵的,变得像枪声一样,比原先密集起来,我吓得不得了。这时候正好有人递给我一支烟,为了稳定情绪,我就抽了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抽烟。因为太紧张了,你想想,外面枪弹乱响,如果有大的爆炸的话,又没有地方跑,说不定命都没了。

这时候我脑袋里全是空白,什么也没有,就像一张白纸。

以前,读小说什么的,遇到紧张的事,书里总是说“脑子里空白了”,这一次算真正体验了。人害怕的很了,都变得麻木了,只有浑身发抖,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了。

在防弹坑里待了一阵,我悄悄伸出头,往外面望了一下,只见一个一个的炮弹“嗖嗖”地往天上飞着,它们飞行的轨迹,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有的是螺旋的,有的是摇摇晃晃往上跳的,乱七八糟的什么样的都有。它们就像一头一头的怪兽,“嗷嗷”地尖叫着,四处狂奔。

炮弹不长眼啊,我怕被炮弹击中,不敢再看,就缩回了防弹坑里。

爆炸声不断,危险越来越近,防弹坑里的苏丹人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祷告起来,声音低沉密集,整个坑道乱哄哄的。这时候我开始烦躁起来,因为太害怕了,需要安静的环境,他们哼哼唧唧地念经,反而增加了我的恐惧。说实在的,他们也同样害怕,这样做,也是他们的民族习惯,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也不便干涉他们。

由于太害怕,我也记不清过了多久了。最后,爆炸声慢慢小了,等到彻底平息后,我们从坑道里爬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到现场看了,原来,炮弹都在集装箱里放着,盛炮弹的集装箱本来是方形的,炮弹一炸,现在变成圆的了,成了蜂窝状。

被炸毁的盛炮弹的集装箱(图略)

他讲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他在非洲遇到了这么危险的事。这时,我觉得他仍处于那时的惊恐之中,就有意引开他,讲别的话题。

2014年,我去了南苏丹。这年12份的一天,我们刚对一口油井施工完毕,甲方的监督(油田的管理人员)就赶紧让我们收拾行李,马上撤离。我们问监督怎么回事,监督说,两个部落打起仗来了,说不定一会就打到这里了。

我们赶紧联系飞机,决定抓紧撤退,就开始往机场跑。到了机场,发现机场被一个部落的人控制了,他们打死了机场的调度,即使有飞机也没法降落。没办法,我们又赶紧返回了营地。

我们的项目经理在北苏丹,这时候,客机不敢往南苏丹飞了,只好租用运输机(货机)。项目经理找到负责运输机的领导人,他们非要美金,还得必须是现金,才往南苏丹飞。

我记不清他们要多少现金了,反正数目比较大。平时哪有那么多现金啊,这可把人急死了。但是没有现金,人家就是不往南苏丹飞,当地政府指挥不动机场,他们也知道危险,说不定飞机就有去无回了,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谁有钱谁说了算。这时候,我们的项目经理急的饭都吃不下,因为几十名兄弟已经站在死亡线上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在北苏丹的一个负责人,去了东非的乌干达找美元,那里有一个他们熟悉的大公司。在多方面努力下,这个公司终于答应借给钱。借了钱以后,为了尽快解救我们,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一个人包了一架飞机,马不停蹄地赶到北苏丹的一个机场,把钱交给了机场负责人,这时,这位机场负责人才同意往南苏丹派飞机接我们了。

听说飞机来了,我们就赶到了机场。到了机场,发现机场已被当地武装人员控制。经过艰难谈判,他们才同意我们离开。在我们离开前,他们一个一个地检查我们的手机,看看我们手机里有没有他们敏感地方的照片,如果有了必须删掉。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才允许登机。

由于机场附近正在打仗,机场负责人只给十分钟的登机时间,超过十分钟,飞机就起飞,谁都不等。这个钱他们宁愿不挣,也不冒险。这是要命的事,大家都明白。

这是一种拉货的运输机,飞机里面没有座位,只有一些木凳子,我们坐上去,一路颠簸着飞到了南苏丹的首都朱巴。在这里停了一天后,我们又紧急联系回国的飞机,当时没有航班,不得已就去了乌干达。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周,订上机票后就回国了。

这时,我绷紧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心想,我们生活在国内,总觉得太平盛世,处处安安全全的,但在非洲,他们却遇到了这种危及生命的事,不是当面听他讲述,无论如何是不太相信的。我给他端杯水,让他缓缓情绪,他喝了一口,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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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印度尼西亚。甲方在一个小岛上的原始森林里,平整了一片土地,当作井场。由于当地的地下水没法吃,我们就在地上挖个坑,上面铺上一层塑料布,接雨水吃。井队用的水,大部分也是雨水。这里下雨的时候比较多,早上天晴得好好的,到了午后,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下了一阵后,太阳又出来了,接着开始蒸起来,床上的被子始终是湿的,像水洗过一样。潮气特别大,稍微一动,就会出汗。用毛巾把身子擦干,停上几分钟,浑身就又开始发黏了。那种潮啊,好像能把人活活整死,现在想起来还害怕。

你问我,常年在外,怎么谈的对象?

2011年,我在濮阳谈了一个对象。这年我休假结束,离开濮阳去了苏丹工作,在苏丹一待就是六个多月,这期间,两人见不了面,只能打打电话。六个月后,我回濮阳休假,在濮阳休息了个把月又走了。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苏丹工作,工作三四个月才能回濮阳休息一次。

我们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整天待在一起,当然我们也想整天待在一起,但是没办法啊,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子。在外部工作的油田年轻人,都是像我们这样谈恋爱的,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分开的时间特别长。说实话,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就这样,稀里糊涂很多年就过去了。

……

他现在调回机关工作,由于工作比较忙,我约他几次,他才断断续续的给我讲了这么多,最后这一次,话还没有说完,就赶紧出门办事了。

多年来,中原油田的好多年轻人,离开濮阳油田基地,到了国外工作,他们不像城市里的年轻恋人,能整天黏在一起,有的一年中最多相见一次。相拥相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他们虽说年轻,但他们的经历远远超出了这个年龄所经历的事情。特别是“别离”这个伤心的字眼,时时刻刻缠绕着他们。在和平年代,哪有比这种事情更让人难过的,可是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从表面上看,他们一个个普普通通,但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又是那样不平凡,每采访一位,都会引起我诸多感慨。

              

“反政府武装把我们包围了”

 

飞机不停地扔着炸弹,呼啸声、爆炸声接连不断。

这是政府军的飞机,向反政府武装阵地发起的进攻。

……

如果不说明,你还以为是电影里的镜头。这可不是演电影,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李耀辉今年31岁,以前是油田某公司的技术人员。我见到李耀辉时,他正坐在办公室,填着财务报表。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绿萝格外旺盛,粗大的藤蔓在窗棂上缠绕着。这是一个安静惬意的地方,和他正在向我讲述的非洲的经历,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我瞪大眼睛听着。

2012年7月,我们就在靠近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进行施工。有一天,我们正在井场里干活,突然一位负责井队安保的政府军官跑过来对我们说:“赶紧跑,反政府武装攻破了我们的军事防线!”我们听到后,吓坏了,于是就赶紧收拾设备,随着政府军撤退。

我们在前面跑着,政府军殿后,我们纯粹是一群逃兵。

当时我们都坐在车上,由于过度紧张,我老是担心车坏了。这个时候,如果车真坏了,说不定就落到反政府武装手里,一旦成了他们的俘虏,就别打算再活了。

这是沙漠地区,车在上面走得很慢,心想如果有飞机多好,一下子飞得远远的,就再不会有危险了。可是没有啊,只有几辆皮卡车,走得跟蜗牛一样慢。这时候,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防止发生什么意外,但这里没有手机信号。

在路上走着,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跟随政府军撤退(图略)

这种场面,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没想到竟发生到了自己身上。

觉得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到了一个军营里。这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军营是用土墙围着的,土墙不高,给我的感觉是不太安全。

我们在这个军营里住了下来,整天吃的是洋葱和土豆,因为这些菜便于保存,不容易腐烂。再说,这里比较穷,当地人吃的都是这些东西,他们习惯了,能填饱肚子都不错了,但是我们受不了,吃得我看见这些东西都恶心。

我们住在军营里的一个小平房里,这个平房大概有二三十平米大小,住着我们几十个中国人。没有床,睡的是地铺。房子前面两三米处,有一道土墙,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在房子和土墙之间活动。这点空间太小了,我们都憋得难受,像蹲监狱一样。关键是整天听到外面的枪声,太害怕了,又没事干,一天一天的,快把人熬死了。

那时候,天热得很,屋里根本待不住。天快黑时,为了便于睡觉,我们争着在房子和墙之间的空地上占位置。虽然在外面睡觉凉快一点,但总是睡不踏实,心想,万一有个炮弹落下来,肯定活不成了。

最可怕是每天都能听到反政府武装进攻的枪炮声,有时候,一阵紧似一阵的,好像他们马上就要打到军营门口了。我们都在想,如果他们打进军营里,我们这些中国人该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把我们一个一个杀了。大家整天想着这事,越想越吃不下饭,越想越睡不好觉。

军营外面有好多政府军的高射炮,特别是到了晚上,这些防空炮不时地对敌方阵地进行密集射击。是那种“嗵嗵”的声音,每一发炮弹爆炸后,迸发的气浪好像要把房子推到似的。炮声虽然沉闷,但那种爆炸声震得人撕心裂肺的。这样一来,我们更显得紧张了。有时我躺在铺上想,炮弹可没有长眼呀,如果炮弹把房子炸塌了咋办,我们这些人不就全部被砸死了?这法想下去,就越想越怕,想得越多就越睡不好觉。在这里的一个多月里,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最恐怖的是一天晚上,反政府武装快把军营包围了,枪声乱响,子弹嗖嗖的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在院子上空,我们看到一道一道的炮弹划过的火光不停地掠过,我想着这次肯定完了,肯定被反政府武装逮住。我们都躲在房子里,不敢动弹。

政府军开着皮卡车,上面架着重机枪,在军营旁边不停地巡逻,叽哩哇啦地大声讲着话,我们也听不懂,反正是很惊恐的声音。我们吓得不敢吭声,都在想,怎么能弄架飞机,把我们接走,但是和外界联系不上,这种办法只是空想,不过我们的车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逃跑。

和政府军士兵在一起(图略)

我们都很担心,因为这时候走是走不掉了。大家都在议论,如果我们被反政府武装劫持了咋办,但是谁都想不出办法。不过有一点大家是公认的,只要被反政府武装抓住,活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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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通讯信号,没有电话,不能和外界进行联系,怎么办?我们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得给家里人说点啥。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信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把要给家人说的后事写在纸上,实际上这就是遗言,但是谁都不说“遗言”这两字。大家写好后,想从军营送到外面去,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最后只好把“遗言”放在行李里,一旦出现意外,好给家人交待。

现在我还能想起那种场面,气氛挺悲凉的。

后来的一段时间,枪声渐渐少了,我们在房子里实在憋不下去了,就到墙外面的地方适当转一转。这时候,往天上一瞅,觉得天空特别蓝,特别高远,心里感觉也特别舒畅,毕竟在房子里困的时间太长了,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离开房子也不敢太远,也就是50米左右的距离,转上一圈就赶紧回屋了。

幸运的是,一个多月后,反政府武装被打跑了,我们回到井队继续干活。 

他讲到这里,感觉他轻松了,我也轻松了许多。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这位年轻人在国外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

他喝了杯水,缓了缓情绪,接着说----

我们在非洲住的基地也建了好多年了,里面住着好多油田单位。有一段时间,地方武装出现火并,在基地都可以听到枪声。

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打死了,大家都吓坏了。项目经理要求大家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撤离。这件事对大家震动很大,你想想,一个人在外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你还敢待在这里吗?

中石化的安全措施要求较高。比如我们吧,整天躲到基地里,不让出来。只有出去施工的时候,才能走出院子。就是基地再大,让你整天躲到里面,十天八天可以迁就,再长点谁能受了?所以在基地待的时间长了,人就变得木讷了,跟别人交流就容易出现困难。长期在这里待着,也没时间概念了,就知道日出日落,日复一日的,我是一点也受不了。

相比之下,美国的斯伦贝谢公司的人员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们可以随便外出。离我们基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集市,我们经常看到斯伦贝谢公司的人在市场里闲逛,还见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吸水烟,你看看人家多么悠闲。

我觉得,我在非洲那个施工基地,出去施工就像放风一样。出了基地院子大门,可以看到野地的树、庄稼,可以时不时看到路两边的村庄,心情也好了许多。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到离我们基地两三公里外的甲方院子里闲逛,有时摘他们一根黄瓜尝尝,回忆一下家乡的味道,觉得这是最大的享受。这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在濮阳的家,心里还有种说不出口的小难过。

闲暇时,伺弄菜园(图略)

有时候在院子里憋得太很了,想跟当地人聊聊,但没法离开基地,找不到当地人。基地有当地的雇员,但是彼此语言不通,没法进行深层交流,所以有时候就长时间地干坐着。

我们基地旁边有个小集市,在基地待了两年,我只去过两次。这个小集市,有一条很短的街,十来个帐篷,几间茅草房,其他啥都没有。但是就是这样的破旧的小街,我也想过去转转,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转,闲暇的时候,实在无聊啊。

他沉思了一下,表情凝重,似乎又回到了过去。我及时岔开了话题,问他出国是否方便。

我们从国内到苏丹的路线也不复杂:从北京坐上飞机,到阿联酋转机一次,再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倒一次飞机,然后坐上小飞机,到离我们基地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简易机场,飞机跑道都是土路,遇到下雨,飞机就无法起降。我们在这里下了飞机,护卫我们的军车,把我们接到基地,我们再次被“圈”了起来。

虽说我们受的罪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值得的。非洲人很穷,我们去打油井,对他们是一种支援。我们的雇工,在没到我们这里工作之前,都是用一种木棍刷牙,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没有牙刷,也买不起牙刷。来我们这里工作后,收入高了,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收入比当地人高很多,属于当地的白领。当然,现在他们也终于用上了牙刷。

高工资也让当地人想方设法来我们公司上班。据说,负责我们安保工作的士兵都是“老爷兵”,他们是通过关系来我们这上班的,表面上是正规军,实际上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恐怕没有什么战斗力,一旦打起仗来可想而知,当然对我们的保卫也许是形同虚设。

在非洲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李耀辉才24岁。在中原油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远离家乡,走出国门的还有很多很多。在国外,特别是非洲,战乱、瘟疫经常发生,他们克服了思乡、寂寞、高强度的劳作等种种困难,经历的艰难和凶险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起了顶梁柱的作用,创下了一项项卓越的战绩,为单位争了光,为油田争了光。

 

“他边走边抹眼泪”

 

张明树是某钻井公司厄瓜多尔项目部的技术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没有出国,在中原基地上班。我联系他几次,他一直没空。一天傍晚,他下班后,我在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

我19岁从油田技校毕业后,去了天津,在那里打工打了七个月。2001年油田钻井公司招工,我应聘后,始终在钻井队上班。光在濮阳这地方就干了10年,后来去过东北、青海、新疆等地方,2012年我到了厄瓜多尔工作。这地方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就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世界第二长河亚马逊河从这里穿过,原始森林到处都是。

这地方太热了,热得超出了我的想象。白天上班的时候必须戴上脸罩,再戴上墨镜,如果不戴脸罩的话,第一天就能被太阳晒红,第二天脸就会蜕皮的。如果光戴脸罩不戴墨镜的话,第二天整个眼部就变成黑色的了。

这里的蚊虫也比较多,天一黑,外面的灯罩上趴的全是大大小小的虫子。有一种子弹蚁最可怕,它是一种蚂蚁,比较大,蛰了人以后,像挨了子弹一样,特别疼,至少疼四五个小时,所以叫子弹蚁。在这个地方,这种蚂蚁太多了,防不胜防。

这里还特别潮湿,墙壁上长的全是绿毛,整天感觉浑身湿乎乎的,像在水里洗过澡。在房子里开着空调,还得开着加热器,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必须同时用。因为如果不开加热器的话,第二天早上墙壁上都是水珠。

我在这里工作,感到压力很大。我负责一个班的钻井工作,一个班总共9个人,就我一个中国人,其他8个都是外国人,都是当地的外籍雇员,不便交流沟通,不论大活小活,我都得亲自带着他们干。我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干,但我怕他们把工作搞砸了,对他们干活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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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外籍雇员比较滑头,干活投机取巧,还嫌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动嘴多动手少,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给他们耐心解释,必要时就对他们进行训导。他们这批雇员是他们国家劳动部招工的,不便于轻易解雇他们,所以我们总是以训导为主。

特别是语言方面是最大的障碍。我在国内接受培训的是英语,但是这个国家讲的是西班牙语,所以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到了井队后,每人发给一本西班牙语速成小册子,边学边练。

外籍雇员(图略)

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干活。外籍雇员大部分都是新手,没有干过钻井,我们得手把手地教他们。一些重要的岗位,就是教会他们了,也不敢轻易让他们单独顶岗,怕出危险啊,在钻井队,一出事,一般都是大事。

在这里,伙食方面还算可以。当地的中国人还不少,找的当地中国人当厨师。这个国家什么东西都靠进口,青菜也特别少。当地人没有吃菜的习惯。他们吃饭很简单:蒸点米饭,上面撒上盐,就吃起来了。当地有一种香蕉,可以用油炸或者煎着煮着吃,这是他们吃的主要蔬菜。

这里蔬菜很少,当地人不种,因为当地人饮食习惯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平常吃的是肉和水果,不吃蔬菜,我们吃的蔬菜都是到中国人开的超市里买的。我们的生活标准是一天7美元,伙食还算不错,水果、饮料随便用。

这个国家比较穷,当地人住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房顶是类似石棉瓦的东西。当地的工资一般是每月300美元,在我们油田上班的当地的雇员是600美元,年底还给分红。分红一般是五六千美元。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资企业,都喜欢到我们这些油田单位工作。

我们倒班也辛苦。从北京坐飞机,经过阿姆斯特丹,才能到达厄瓜多尔,加起来有二十来小时的路程。

现在和家人联系也方便了,都可以用微信和QQ说话。就是有13个小时的时差,我一般是上班或者下班的时候跟家人联系,其他的时间赶不上。我如果上白班的话,我下班的时候,相当于咱这儿的早晨。如果夜班下班了,相当于咱这边的晚上。

在国外工作,大家遇到的伤心事太多。我的一位工友,家人给他打电话说他父亲快不行了。他想马上回去,但当时井队的活太忙,由于在国外,人员特别紧张,没人马上替代他,又一想,即使现在订票,回国了也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于是就用一两天的时间,把井队的活忙完才走了。他回到家里,他父亲已经去世多天了。

现在回想一下过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石油工人都有一本心酸史。

2005年那一年,我刚订婚,就去了青海,在那里一下干了七个月。你想想,我们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一下子分别这么长时间,一般人怎么能受的了?那时候虽然有了手机,但是我们井队所在的地方叫南八仙,地形比较特殊,周围都是像土堆一样的小山,一个连着一个。刚到这地方的时候,手机没有信号,我们都是开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采油厂,用他们的座机给家人打电话,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多月。由于我出去不方便,两个多月没有跟家人联系。后来有了手机信号,但信号非常不好,想打电话,必须跑着找信号。有时候,找了半天才能找到,所以每次和家人的通话都显得非常珍贵。幸亏我女友也是油田子弟,她知道石油工人的难处,所以我给她打不打电话,她不跟我计较。如果是不理解的话,说不定我们早吹了。

2012年,我去厄瓜多尔的时候,我孩子才三岁,由于我爱人上班,主要是我妈照看孩子。从孩子出生到三岁,我真正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最多几个月。孩子三岁了,什么事都知道了,跟我还非常陌生。后来慢慢和我熟悉了一点。

一般来说,我出国走的前一天晚上,给他一说,他就会抱着我哭。不说也不行,怕孩子受不了。到他上了小学后,我说休假时间到了,该走了,他哭的时候也慢慢少了。

每次我走的时候,尽量凑白天,尽量晚一点走,我都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再走。

我把他放到学校门口,他往校院里走,每走几步就回头望望我。我朝他挥挥手,他边走边抹眼泪。每到这时候,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不忍心再瞅他,就转过身往回走,也是边走边流泪。到了家门口,我把泪擦干,因为爱人在家里等着送我,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流泪,不然她也会哭起来。

有时候我在想,工作把我弄得妻离子散的,我出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值不值得。想来想去,也弄不清个所以然。就这么慢慢干吧,单位需要我,家庭也需要我,二者不可兼得,没办法啊!

这么多年,对孩子欠的最多。

他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喉咙动了动,在努力地忍者什么。正是冬天,这时却突然飘起了雪花,雪花很大,一片一片地打在窗户上。为了缓解他的情绪,我瞅着窗外说了句“快过年了!”,他附和了一句,又继续讲起来。

我2012年去的厄瓜多尔,截至到今年,我参加工作18年来,在家过年也就四五次,其他时间都是在工作地过的年,哪有太多的时间陪家人啊。所以,只要有机会,我都是想法弥补。

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国外,生日那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孩子视频。生日礼物只能回国后给他买。我和爱人结婚的时候,没有给她买什么礼物,去年我回国休假的时候,给她买了个钻戒,算是一种补偿吧。像平常的纪念日,比如,结婚纪念日、情人节等等吧,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所以没法过,也不敢有这种奢望。

去年我从国外回来后,正在濮阳学习。一天上午,我孩子的老师发短信说,下午一点半要举行一个活动,学生和家长都要参加。我爱人在开封上班,离学校所在地的兰考县石油基地有五十公里的路程,显然她没法参加这项活动。那天濮阳正好下雪,发往兰考的班车最早是上午十二点的。我下了课是十点半,从濮阳到兰考需要三小时的车程。你看看,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半,正好三个小时,坐交通车已经来不及了。为了不让孩子失望,我花了460块钱打个的,急奔兰考。紧赶慢赶算没有耽误。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爱人工作时也是倒班,所以有时候开家长会都去不了,都是我孩子自己参加。学校举行活动,好多时候,要求家长必须参加,但是我和他妈都参加不了,别的孩子都有爸爸或妈妈陪着,我的孩子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想起来就辛酸。

这次我花这么多钱打的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类似这种事,对我们大人来说,是件小事,但对孩子来说,却是大事。这些事,说不定孩子能记一辈子,所以,花钱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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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在家的主要目的就是陪孩子,照顾孩子的吃住和学习。从孩子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只参加了两次家长会,确实太少太少了。

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的情况下,我尽量带他多玩玩。比如,兰考县城有个泡温泉的地方,我就带着他去洗了洗。

我每次回国休假,总想带孩子出外旅游一下,但是我岳父常年卧病在床,需要人伺候,所以不敢带孩子离开太久,这么多年来,只带他到郑州玩了玩。有一年为了送我,路过北京,凑这个机会,才有空带他转了转。

对父母也很愧疚。2009年快过中秋节的时候,我打算到过节那天回家看看我父母,况且我父亲一直病着。但是由于井队活太忙,中秋节那天我没法回家,当时我就想,忙完这几天,一定回家看看。大概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三天,我正在钻井队干活,我家里来电话说,我父亲快不行了。我一听懵了,赶紧回了家,没几天,我父亲就去世了。

他讲到这里,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窗外的雪下的更大,一点点堆在窗台上。他直直瞅着外面,沉默良久。我怕他难过,故意引开话题,问他,在井队这么多年,遇到过什么危险没有。他长叹一声说:遇到的危险太多了。

有一年,我们的井队在青海作业,我遇到了一次井喷。对于石油钻井来说,这是最大的事故。这次井喷相对小一点,喷出来的都是浅层气和泥沙,整个井场啥都看不见了,全是雾蒙蒙的一大片,我们都躲到了旁边的山顶上。这次井喷持续了四个来小时,大家都吓坏了。幸运的是没有起火,不然的话,整个井场将是一片火海,我们就会被烧焦的。

在井队作业中(图略)

井喷结束后,我们来到井场,地上全是沙子和石子,钻具还有其他的机器设备都被沙子盖住了,一片狼藉。地上的沙子很厚,能闷住脚踝。这一次井喷,给我们的震动很大,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候,我们一直进行防井喷演练。

还有一次危险,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在钻井平台上,我的手差一点被套管砸掉。

另一次也是在井场上,泥浆泵里的泥浆刺了出来,被我的嘴唇挡了一下,射到了我的眼上。当时我脸上全是泥浆,用水洗过后,嘴唇和眼开始肿了,眼皮上方被刺烂。对油田钻井了解的人都知道,泥浆压力很大,能把很厚的东西射穿。如果我的嘴唇没有挡了一下,我的眼肯定被刺瞎了。

他让我看了看他的眼。我发现他的眼皮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伤疤。对于钻井工作的危险性,其他行业的人一般是不了解的。搞钻井工作的,稍有不慎,重则造成人员伤亡,轻则致残。由于这个行业高度的危险性,油田每年都有因公伤亡和致残人员,其中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的职业病也不轻。以前用卡车送到井场的泥浆料,都是我们从车上一袋袋卸下来,再一袋袋划开,倒到泥浆泵里,就像装卸工干的活。一袋泥浆料是50公斤,一卡车有几十吨,将一车泥浆料卸完,我们都累得半死。

有一次我们一下倒腾了120吨,干一个班下来,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现在想起来,心里酸酸的。

再一个,就是上夜班,经常熬夜,对身体危害也大得很。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等到年龄大了,就暴露出来了。去年在厄瓜多尔,我一下上了四个月的夜班,你说这对我危害多大吧。

还有噪音污染。钻井队玩的都是机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噪音环境下工作,这种危害也是会折寿的,只是短时间不容易被发现。还有粉尘污染,比如,井队用的泥浆料、各种添加剂等等吧,这些东西是往泥浆里添加时,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空气污染。因此,石油工人年龄大的不多,好多刚到了退休的年龄就病逝了。

他讲的是实际情况,这些石油工人年轻的时候,受的罪太大了,比如,上夜班、没法按时吃饭、噪音污染、过度劳累,还有好多好多弄不清的原因,都或多或少地缩短了他们的寿命。

他们为油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请假。”

 

李建伟 42岁,是中原油田某钻井公司沙特项目经理。深秋的一天,他正好回濮阳倒班,我和他在一家肯德基店见了面。我来到店里,发现他正坐着等我。我是按正点到达的,他却提前来到了这里,我知道,准时、守信,这是石油人的一贯风格。

我们要了两杯饮料,边喝边聊着。

我是2005年去沙特阿拉伯工作的,现在已经13年了。目前我们公司有8个钻井队在那里作业,加上其他公司的,中原油田总共30来个钻井队。

在沙特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在我们钻井队上班的雇员讲的是西班牙语。在国内,我们学的是英语,所以还得重新学习西班牙语。咋学啊,没有课本,没有老师,咱是干石油的,又不擅长学外语,这可把我难坏了。但是,现状就在那摆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学。

在这种劲头鼓舞下,平时我自己学,回国倒班休息的时候,公司再组织我们一起学。关键是平常自己学习,我准备了练习听力的外语电影、课本,还有工具书电子词典等等。

如果在井队的话,每天下班后,我必须学习两个小时的外语,我总是自我加压,逼着自己学习,不然的话,哪有时间单独学习?

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不是专门学习外语的。刚开始什么都不懂,钻井队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用外语写的,一本资料厚厚的,一个汉字都没有,我一瞅,两眼都发黑了。有的工人感觉学不会,就打退堂鼓了。大部分人经过艰苦的学习,现在都能看懂井队的技术指令。

再一个难题就管理方面。在沙特的管理方式和国内不一样,在国内以效益为主。在沙特,安全看得特别重要。比如井队搬家吧,在国内,夜里照样搬,在沙特就不能这样了,一过下午6点,就停止工作了。现在各种规章制度太严,动不动都是罚款,少则几百元,多的几千元,所以工作中压力很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咱只有适应人家,不能让人家适应咱,尽力按人家的要求去做吧。

现在,我们的钻井队都在大沙漠里,干活,吃饭,睡觉,三点一线,哪地方都去不了,四周都是黄腾腾的大沙漠,随便跑你也跑不出去。不像在国内,吃完饭还可以到处转转,在那里,到处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根本没地方去。

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业余生活,下了班,人都快累死了,最多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不像在国内,可以组织个娱乐活动什么的,比如,扑克、象棋、羽毛球比赛等等,在那里,也没时间没精力搞这些。

在大沙漠里,手机没有信号,打不成电话。下了班,不忙了,就特别想家,想也没办法,没有手机信号,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有时候有种崩溃的感觉。后来,为了职工的心理健康,单位装了卫星接收器,可以给家人打打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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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去沙特的时候,人少,没人换班,我曾在钻井队工作了十一个半月。这十一个半月,我每天都要上12个小时的班,下了班,吃饭、睡觉,累得什么都干不成。再说,往外一瞅,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你什么心思也都没有了。这十一个半月,你难以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

这里的气候也让人受不了。特别是到了湿季,热得很,地面气温能达到五六十度,一干活,浑身上下都湿乎乎的,就像蒸着桑拿。干一阵活,就是一身汗水,衣服都湿了,一天换三套工衣都不行,那种滋味,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这种恶劣的气候容易让人焦躁烦闷,也容易发生事故,有的钻井队在作业中,工人的眼睛被工具打瞎了,也有人腿被砸伤了,中暑更是家常便饭,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

这里的太阳辐射也很厉害……

讲到这里,他扬起脖子让我看。我发现他的脖子全是黑的,脖子以下才是正常的皮肤。咋一瞅,像个“鸡心领”。如果不穿上衣,以为他戴了一个脖圈,由此可见,那里的阳光是多么可怕。

他继续讲——

相比国外,在国内干活还算好点。我在国内去的地方很多。像我们石油工人说的“人间、天堂、地狱”,我都在那里打过油井。新

在油泥中作业(图略)

疆鄯善县是“人间”,青海是“地狱”,伊犁是“天堂”。鄯善县的气候条件基本算可以,适合人居住。青海指的是青海花土沟地区,这里流传一个顺口溜: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1997年到2000年,我在这里干了三年。这三年没有倒班,一般是春节过后上去,到入冬才回家,一干就是一年。

当时,我老婆正怀孕,孩子的预产期是1998年8月份,那个时候,我打算到年底打完那一轮井再回家,我们井队平台经理(井队队长)照顾我,说我常年在外,老婆生孩子再不回家,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于是强行让我回家了。孩子出生后没几天,我又返回到钻井队,继续干活。等到冬天再回到家,孩子认不了我了。接着我第二年去青海干了一年,等到再次回家时,孩子已经会跑了。

在四川若尔盖地区我也打过井。那里海拔高,空气稀薄,从地面到钻台,就十来米的距离,只要走几步,就张嘴出不来气,需要歇几次才能爬上去,如果没有高原反应的话,十来秒就上去了。有时候,每走一步,就得大口大口地喘气,特别难受。回到濮阳后,感觉就不用呼吸了,特别轻松自在。

现在,我们的钻井队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深处,离最近的小集市开车也得四五个小时,距离大概有三百公里吧。所谓的小集镇,这里也就有一个饭馆,一个小商店,一个修车的,路边还有几间房子,其他再没啥了。

后来,我们搬到离城市近一点的地方,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吧。虽说近点,但也是沙漠地带。这里的植被出奇的少,谁家能种些树,说明这些家都很富有。因为这里是沙漠气候,淡水少,有的地方饮用水比油还贵。我们钻井队用的水都是从两三百公里外的地方买过来的,由专门的送水车运送,一天给我们送一车水,因此我们用水都特别俭省。

虽说用水困难,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很高。他们当地人上学、看病都是免费的,娶媳妇政府还给补贴。有的地区,男的可以娶四个老婆。

我问他,参加工作以来,生活中觉得最遗憾的,或者说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了。

我在外十多年来,感到最对不住的就是父母、老婆、孩子。

我四十岁那年,正好在国外打井。平常我父亲有个小病啥的,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一般不给我讲。有一次,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病了。我给她说能不能等等,等我该倒班了再回国。我母亲说,我父亲想见见我,我一听心里害怕了,觉得父亲可能病重了,就给领导请了假,回国了。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请假。我回家不到一星期,我父亲就病故了。

仔细想想,参加工作以来,我真正陪父母、陪老婆孩子的时间就没有多少。特别是我父母,他们住在老家,每次我从外地倒班回来,到老家看看他们,最多待上两三天,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悔。

每次回家休息,本来想跟家人在一起多待些时间,但是现在各种培训太多,学习太多,这几天参加这个培训班,停几天又要参加那个培训班,还有各种取证学习班,几个班学完,休息时间也过得差不多了。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上大学,二儿子在上高中,每次我倒班回家,如果他们都在家,我们父子三人总是在一起拥抱一下,感受一下亲情。我总是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小伙子了,已经长大了,你们学习都很好,这都是你们的努力、还有你妈付出的结果,其他的不多说了。我的孩子都非常聪明,他们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老婆在养活孩子方面没少辛苦。洗衣、做饭、辅导作业,这些都是她的规定动作,碰到孩子头疼脑热的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的二儿子发高烧住院了,当时大儿子在上初中,她一面在医院照顾孩子,一面又要腾出时间,给大儿子做饭。

那天给二儿子办住院手续的时候,还差点把孩子丢了。当时我老婆正在窗口交费,交完费,一转脸不见孩子了。这下可把我老婆吓坏了。她在医院到处找啊,费了好大劲,终于在一个房子门口找到了,这时候我老婆差点哭了。过后我老婆说,如果我在家的话,咋能做那么多难呀,也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

还有一次,我老婆带着孩子买菜。本来应该把孩子放在家里,但孩子小,不敢往家里放。到了菜场,人比较多,低头锁上自行车,扬起身子孩子不见了,当时我老婆的腿都吓软了。找了一阵,没找到。由于人太多,相互拥挤着,不好瞅,她无意中蹲下身子,在不远处的人缝中发现了孩子。孩子找到后,去推自行车,发现自行车丢了,心想,丢就丢吧,只要孩子不丢就行。

讲到这里,他低着头,叹着气……

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就得干好,咱不能吊儿郎当的。现在作为一队之长,更应该给大伙做好表率。

从参加工作以来,我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像优秀管理者、先进工作者、公司劳动模范等等吧,这些荣誉是对我成绩的肯定,当然了,我付出的辛苦和汗水,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逢年过节期间,干别的行业的人都是往家跑,我们却没法往家跑,我们石油工人没有节假日,一年四季在外奔忙。

我在沙特的这几年,一个春节也没有在家待过。大年初一这天,只能给父母、老婆孩子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本来今年我准备在家过年的,正好碰上另外一个带班领导家里有事,所以又没法在家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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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偿老婆孩子,我每次倒班回家,总是想带他们旅游一下,但是几乎每次都没空,孩子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还有点空,后来上了高中大学就很少有空了。

我们所在的肯德基店不小,里面的人也不少,各种声音嘈嘈杂杂的。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格外清晰。现在他悠闲地坐在我面前,但我觉得,单位和家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心里并没有放松下来,。

最后他不住地接到家人的电话,好像有急事要办,我不好意思让他继续谈下去,就结束了谈话。

 

“这里的非洲人,放牛放羊的都带着枪。” 

 

马超是油田某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从国外回来,按说该休息一段时间的,但是没多久就到单位上班了。我一连几次到他办公室找他,每次都见他不停地忙碌着,我不好意思打扰他,就悄悄离开了。等第四次找他的时候,他还是忙着,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就说明了来意,约定第二天采访他。

我是1997年从江汉石油学院毕业的,同年在中原油田参加工作。2001年到2004年在陕北施工区,2005年我到了苏丹,直到2015年回国,在苏丹干了整整10年。

那时候,在苏丹工作的员工比较少,最少的时候,就我们四个人。我们一般都是在苏丹工作9个月或10个月,才回国倒班,在那里几乎把人熬死了,有的员工一年多没有回过家。有个老工人,整整十九个半月没有回国休息,活多,走不开,没办法啊。

我是2009年结的婚,结婚后三个月就返回苏丹上班了。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地方还没有网络,用的是卫星电话,花费高,一个月只能给家人打一次电话,非常不方便。

我的孩子是2010年出生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正好在家,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回苏丹了。十来个月后,我回国的时候,她扶着墙基本会走路了。孩子看见我很胆怯,晚上睡觉时,老是偷偷瞅我。这次,我在家待了四个月,这期间,孩子始终没有跟我混熟。休假结束,我去了马达加斯加,我离开家的时候,看不出她对我有什么留恋。八个多月后,我从马达加斯加回到家,她快两岁了。这次比上次强一点,但是看见我还是有点害怕。我第三次回家是四个月以后,孩子已经两岁多了,这次好多了,敢正眼瞅我了。

现在孩子上小学了,我每次走的时候,都提前告诉她。我一般都是上午走,那时候她还没有放学,我不让孩子送我,受不了那种场面。

他毕竟是四十来岁的人了,但讲到这里,眼里还是闪着泪光,他好像不愿意让我看到这种场面,就转移了话题。

那时候,在苏丹工作的员工,只要谁从濮阳返回苏丹,都主动给捎带东西,比如,药、烟,衣服、吃的东西等等。你想想,家属们成年见不到亲人,带点东西,是种感情的寄托,并不在乎东西本身。

在苏丹工作比较苦,在离油区较近的荒野上围一片地,弄一个院子,就当作基地了,住的是铁皮房,也就是常说的那种列车房。

在医疗卫生方面,苏丹的医疗条件特别差。各井队虽然配了一名医生,但只是应急用,遇到大的病症还是解决不了。当地的医院离我们的基地,大多在七八十公里以外,医疗水平也不高,只能医治一些小病。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员工脚受伤了,跑到这个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说没事,但是还是疼。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医院,让医生看了看片子,说骨头有裂缝,弄点药,算治好了。

2005年,我在苏丹的时候,军事管制就比较紧了。每个路口都有检查站。白天检查松一点,我们开着工程车放慢一点速度,就可以过去。晚上就不行了,到了检查站,必须将驾驶室的灯打开,慢慢开过去。如果让你停的话,你必须停下,接受检查。

有天夜里,我们的一个司机在经过检查站的时候,忘了减速,结果哨兵对着工程车开枪了。司机吓坏了,赶紧将车停了下来。说明情况后,哨兵一看是中国人,态度好多了,马上放行了。

运输公司的司机遇到的危险比我们多得多。有一次,他们正在路上跑车,路边有个人突然朝他们开了一枪,子弹从正副驾驶员中间穿过,没有伤到人,还算万幸。在这里,只要看见路边站着人就害怕。

这里的非洲人,放牛放羊的都带着枪。

护送施工的武装军车(图略)

钻井队都用铁丝网围着,后来他们怕铁丝网不安全,想用钢板围起来。具体是这样做的:用两块5毫米的钢板封住两头,中间填些沙土硬物之类的东西,作为隔离层。焊好之后,他们做个实验,先用步枪打一下,看看能否穿透,结果一枪就穿透了。钻井队觉得钢板也没有用,就干脆用铁丝网凑合了。

这些地区部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稍微有点矛盾,就会动真刀真枪。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雇员拍的视频,是他们部落之间打仗的事,视频上显示的是仗打完了,地面上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天灵盖都没了,脑浆也不见了,惨得很。

后来,我去了苏丹五区,这地方是个沼泽地,蚊子特别多。晚上钻台上有灯光,一群一群的蚊子、虫子围着灯光飞。第二天,死蚊子、死虫子都落在了钻台下面,每天能装一小翻斗车,看着一车的蚊虫,浑身起鸡皮疙瘩,简直是太瘆人了。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员工,头都被蚊子咬肿了。

夜里,房子里也有蚊子,空调不敢停,温度一低,蚊子就不那么猖狂了。

在苏丹五区,我们是住在钻井队的,就怕井队搬家。每搬一个新家,刚开始往往都是没水没电,夏天的气温一般都是三四十度,铁皮房被阳光一晒,气温更高。这么高的温度,躺在铁皮房里,跟躺在蒸锅里没什么两样。

由于没水没电,只能吃些包子,喝点凉水。包子都是搬家前事先做好的,只是应急食品,都吃烦了吃腻了,现在想起来还恶心。

平常也会遇到其他麻烦。比如,由于甲方没有和当地部落处理好占地等方面的赔偿问题,非洲当地人也会堵路,不让我们通过。也会堵门,不让我们出去干活。

刚开始,他们堵路堵门,要的钱不多。后来,他们学精了,变得贪得无厌了,要的钱越来越多,如果不答应他们,堵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候,能被他们堵上两三天。

实际上,赔偿款早给苏丹石油局了,但是苏丹石油局给他们下发的肯定是太少,他们觉得不合理,所以才堵我们,这不是我们的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听他们的,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毕竟是非洲当地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一旦出现表达上的误差,就会酿成大祸。

他们对钱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只知道要美元。比如,你把他们的一棵树撞到了,你问他们要多少钱,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就瞎说,也可能要一千美元,也可能要一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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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多少钱,你让他们在纸上写吧,他们不识数,不知道怎么表达,就在纸上随便划,前面写个“1”,后面划好多零。几十的,几百的,他们都知道,一旦上千上万就不知道了。和他们谈判赔偿问题时,第一次他们在数字后面划好多零,如果谈不成,第二次数字后面的零,就少多了。他们自己恐怕也不知道第一次划的和第二次划的有多大的区别(笑)。

我参加过一次和他们的一个有关赔偿方面的谈判。本来是个不大的问题,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样子吧,他们的一个部落首领,在“3”字后面划了好多零,我数了数,大概有好几亿,当时我忍不住想笑。他们这些人就这样,反正他们自己也弄不清要多少,就是拼命往死里要(笑)。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有一次,油田运输公司的院子被当地非洲人围住了,非要往院子里冲击,情况非常危险。原因是运输公司院子外面的沼泽地里死了一个当地的黑人。这个黑人到院子里偷东西,保安就开枪射击了。当时是夜里,保安也不知道打中没打中。运输的经理说,保安的射击水平非常差,如果在平时,你让他们认真瞄准,他们也不一定打中,这次纯粹是瞎猫逮到个死老鼠。

后来通过军方、保安等部门妥善处理了,算没有酿成大事。

当地的非洲人也有比较坏的。

在南苏丹,有一次,钻井队在卸泥浆料时,不小心将一些泥浆料洒落在地上。井队的一个人收拾完以后,将掉地上的不好拾掇的泥浆料,扫到了路边的河沟里。当地的保安看到后,说这个井队的工人在投毒。当晚,警察将这个工人抓走了。到警察局后,先用鞭子抽打,之后,就把这个工人和当地的囚犯关到一间屋子里。那是怎样的屋子啊,多么危险啊,里面全是黑人,人挨人,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半蹲着熬了几天。

他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里面遇到了别的公司的几个黑人雇员,虽说和他们不认识,但是经过简单的交流,别的犯人算是没敢欺负他,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他被关起来的时候,钻井队的人天天给他送水送饭,给警察送钱,让警察照顾好他。按照当地的法律,这个工人蹲了几天班房后,被武装士兵从南苏丹押到了北苏丹,在法庭上进行了审判,最后在甲方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他释放了。

非洲人居住的村庄(图略)

当地人非常穷,住的是草房子,都是芦苇用泥巴糊的,有的连个门都没有。屋子里没东西,也不怕人偷。穿的破破烂烂的,有的人,一年四季都是一双烂拖鞋。家里的孩子,小的捡大的衣服穿,直至穿烂为止。

当地非洲人定亲结婚也很有意思,没有钱娶媳妇,可以用牛换。不过能到我们公司上班的非洲人就属于有钱人了,他们每月领的工资,折合人民币有五六千元,这在当地已经是相当相当高了。你想想吧,现在俄罗斯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两三千元,俄罗斯人的理想工资是五千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俄罗斯每月有五千元的工资,就能过得体面些。这样一比较,你就知道这些非洲人的工资在当地有多高了。

我到过当地非洲人的家里,这个非洲人是我们的雇员。当然了,他家住的也是草房子。由于在我们公司上班,他有钱了,又娶了个媳妇。他四十多岁,他娶的第二个媳妇才十五岁,这个小媳妇和他的大儿子年龄差不多。

这个人和其他非洲人相比稍微聪明些,后来他组织一些雇员想罢工,要求涨工资,最后被我们开除了。停了好长时间,有人在街上见过他,比在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瘦了很多。应该是没钱了,营养跟不上了。

你可能想知道,这个非洲人没钱了,他的小媳妇会不会和他离婚,我认为不会和他离婚。因为这个女孩在她娘家生活方面也不会好的,一般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和这个非洲人过日子,应该比在她娘家好一点。

我们对非洲雇员一向都很好。有个雇员每次回家,我都是开车送他,一直把他送到家里。他家离施工地也就二三十公里远。后来,我的事多了,没时间送他回家了,我就给他送到公交车停车点,给他车票钱,让他自己回家。

这里就是毒蛇比较多,我们每次搬家,用吊车吊房子的时候,在房子地下,时不时就能看到毒蛇。如果被蛇咬了,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当地的医疗水平很差,一般治愈不了。

2017年,我去了哈萨克斯坦马腾施工点,这地方冬天零下几十度,穿一般的衣服根本不挡冷,必须穿皮衣。

之后,我去了哈萨克斯坦的北布扎齐施工点。这里夏天的气温一般都是40多度。当地的油井井深基本都是500多米,钻井队打得很快,一星期能进行几次施工。化验、施工设计等各种各样的活就我一人干,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的。

几个月后,我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埃米尔施工点。这里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其他的都是当地雇员。工作之余,适合交流的人太少,寂寞得很,一寂寞就特别想家,光想一步回到家里,那种心情,一般人体会不到。

我们谈了一阵,他显得有些疲惫。对于他来说,疲惫并不稀罕,因为无论在国外或是在国内,他总是忙碌着。由于时间过长,我不忍心继续打扰他,就结束了谈话。

 

“雪堆积得太高,院子的围墙也不起作用了”

 

唐毅今年37岁,是油田某公司的技术人员,他的家不在濮阳,而是在四川。平常倒班休息,从外部施工地点就直接回四川家里了,因此在濮阳很难遇到他。这天听说他回濮阳了,我及时找到了他。

单位打电话,说要评职称,我就赶回来了。

我回四川家里,本来该好好休息一下的,但是我老婆是高中老师,还是班主任,忙的要死。我回到家,包揽了全部家务,跟着她也忙得团团转。我在国外整天忙着工作,就够辛苦了,回家本来是应该歇歇的,结果还是休息不成。

我的本科是通信专业,由于没有准备考研,第一年没有考上,随后我在成都就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一个月只有八九百块钱,低的可怜,每天很早就得起床,还得租房,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报考西南石油大学的研究生,并且按照老师的指导,报考了石油专业。研究生毕业后,2009年我到了现在的单位正式参加工作了。

我在濮阳中原本部实习结束后,去了新疆、西南等外部项目部(施工地)进行了锻炼,后来到了哈萨克斯坦。这地方气候恶劣,条件比较艰苦。2013年冬天,下了几天几夜大雪,堆积的雪有一人多厚,我们住的铁皮房被埋了一半,早上起来,门都推不开了。好不容易弄开了门,往远处一瞅,哎呀,发现院子外面的雪和院墙(集装箱排起来的)一样高,我大概估计了一下,应该有两米多高吧,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在咱国内,哪见过这么大的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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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雪堆积得太高,院子的围墙也不起作用了,到了夜里,外面的狼顺着集装箱跳到院子里,追着我们养的看家狗,彼此打得嗷嗷叫。有时候,它们跑到我们住的铁皮房顶上,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咚咚”的打斗声音,特别瘆人。我们夜里一般不敢出门,出了门,怕被狼吃了。

雪是停了,但是活不能停,再大的雪,活也得干呐。我们住的地方离钻井队有二十来公里,地里的雪白茫茫的一片,找不到路在哪里。没办法,我们就凭着以前的记忆摸索着试探着往前走。路边有沟有坑的,这时候也瞅不到了,一旦掉到沟里,后果不堪设想。

雪漫宿舍(图略)

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短短的二十来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到井场时,井场也是一米多高的雪,你想想,那么厚的积雪,怎么把车开进去啊。正好钻井队有个推土机,把雪推完了,我们的施工车辆才开到了施工位置。

好不容易让施工车就位了,由于天太冷,车上的机器启动不了,我们就用喷灯烤。气温太低了,施工的橡胶管线发硬发脆,在施工过程中多次爆裂。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不得不暂时停工,等到气温升高时再接着干。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是2011年到外部施工地工作的,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在我们单位,我算是在外面工作时间比较短的,有的师傅在外部工作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人的一辈子有几个三十年?石油行业就这样子,常年在外,和家人长期分离是家常便饭,这种情况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我还算相对好一点的,有人照顾孩子。我的孩子由我老岳母照看,没什么后顾之忧。家里由我老婆支撑着,好多事我不用操心了。比如,我泸州老家买的新房,从办手续到装修,都是我老婆一人操办的。作为一个女人,又上班又照看孩子,再干这些本应该我干的事,需要她付出多少精力和时间啊,可她从没有抱怨过我。她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她了解我,说心里话,我很感谢我老婆,但我从没有在她面前说过感激的话,我只有用行动表示。

我父母在农村,和我在泸州的家相距300多公里,坐大巴的话,得走四个多小时。我逢年过节很少回去,觉得一年平均算下来,陪父母的时间连10天都没有,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部项目部工作,这方面很对不起父母。所以,如果我在家,遇到孩子放假,我就赶紧凑这个空,去看看父母。平时要么我不在家,要么孩子没空,一有空,我就尽量让孩子多见几次我父母。

每次回老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学生生活。

我上初中,是在离我们家十几公里远的一个镇子上。1995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初中,初一就住校了,周末回家背些米面,弄点咸菜,父母给我五块钱,作为一周的生活费。每天早上,我到食堂花两毛钱买碗汤,配着咸菜吃。和别的同学相比,我的生活费还算多的,我比较节省,有时候五块钱也用不完。有的学生没有生活费,就用粮食换。

从我家到上学的镇上,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如果搭车的话,也就五毛钱。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回学校,遇到下雨天,才舍得搭车。

上高中,我就到城里了,一个月回家一次。那时候,为了供应我上学,我父母出外打工了,家里只有我奶奶,所以回家也见不到父母。

我上了大学跟上高中的情况一样,我父母照样出外打工。大学的费用更高,他们不打工,我的学费就付不起。也就是说,从我上初中,直到上大学,我父母都是在外打工,我很少见到他们。我大学毕业后,他们才回到家,不出去打工了。我欠父母的最多,现在得好好报答他们。

我的工作性质吧,就这样子,想好好陪陪父母,又没时间,反正只要有空,我就想方设法孝敬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多给他们点钱,他们知道我每月得还房贷,总是不要,可是我必须给他们。我没时间陪父母,再不给他们钱,我用什么孝敬他们?

在我采访唐毅的过程中,他的手机隔一阵就急促地响起来,我知道他轻易不到濮阳来,每来一次,要办的事情肯定很多。手机最后一次响起的时候,他焦急地看看表。我问他是否有事,他说上午12点前,必须参加一个考试,下午去外部项目部的车票也已经订好了,必须按时出发。这时,已是上午10点多,我不敢再耽搁他,就和他告别了。

 

“他的哭声始终跟随着我……”

    

张相乾刚从国外回来,我就找到了他。见了面,他就说,他比在国内变瘦了变黑了。我说,在国外肯定辛苦,即使再好的条件,也比不了家里。他笑了笑,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是2006年从石油大学毕业的。2010年,在我们公司的四川施工点干了两年,2012年去了哈萨克斯坦工作。我去的这个施工基地,离最近的城市有500多公里,其实这地方就在一个荒野里,周围用铁皮围着,里面的野营房当宿舍,集装箱当车库。为了便于排水,铁皮墙离地面有一拃来高,周围特别荒凉,连个人都见不到,有时候,狼能钻到院子里。有一年,我们基地的两条狗都被狼吃了。

基地离村镇很远。有一次,一位同事过生日,我们想给他买个蛋糕,开车跑了很长时间,来到一个村子,找了几个商店,只买到了一个像蛋糕的面包。

工作也很紧张,没有休息日,上井施工完毕回到基地,就开始整理资料,保养设备,不能闲着,心里没有休息的想法。

有时候,工作强度很大。去年,有一次我连着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一连给5口油井进行了施工。

在国外干活比较辛苦,压力也大。作为技术干部,人员管理、方案设计、生产协调、上井施工等等,都是一个人做,因为人手较少,没有人替换。

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网不通,手机信号弱,有时候,干脆什么就没有了。刚开始,我用的是苹果手机,但是苹果手机的信号不太好,就改用华为手机,华为手机的信号就好多了。虽说华为手机的信号好点,但是由于这里的网络问题,通话质量也不是太高,微信和QQ也是一样不太好,如果用WiFi视频的话,几乎走不动。即使想家的时候,给家人打电话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几个星期也打不了一回。

这时,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抬起头,往前虚虚地瞅着,像在想着什么。停了停,他放下茶杯,继续讲——

我去哈萨克斯坦工作的时候,我儿子才四岁,等我第一次回国休息的时候,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第一次从国外回来,我记得很清楚。我媳妇到楼底下接我,他躲在我媳妇身后,偷偷地瞅我。

在家待上一段时间后,我和儿子慢慢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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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回国休息时,他五岁了,由于几个月不见了,看见我愣了半天,最后才反应过来。不过这一次比上次好点,看上去和我不太陌生了。

我闺女出生的时候,我正好在家休假,但她出生后两个月,我的假期到了,又不得不离开。

我休假结束,离开家的时候,是不敢让孩子老婆送我的。一旦我说走了,我就背上包,一关门就走了,我从来不敢推开门再看看他们,因为我受不了,受不了那种离别的场面,我连头都不敢回的……

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出来了,他怕我瞅见,赶紧扭过头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想安慰他,又觉得没什么话可说,就默默地等待他再次讲话。

从我住的濮阳市到鹤壁市,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鹤壁搭上火车,再到北京转乘飞往哈萨克斯坦的飞机,又是十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全是老婆孩子父母的影子,全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场面,全是和他们之间的事……

我走的时候,我孩子总是看着我哭。我关上家门,但孩子的哭声挡不住。我离开家,上了出租车,能听到他的哭声;上了火车,也能听到他的哭声;上了飞机,还能听到他的哭声,他的哭声始终跟随着我,我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地落泪……

欠孩子老婆的太多,我回国休息的时候,尽量多陪陪他们。前一段时间,带他们到郑州转了转,因为我的老二太小,也没法走远,就算有那个意思吧。

每次休假临近结束的时候,只要接到通知,往往是一两天之内就得走,所以就休息不好了,心整天都在悬着,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这个时候,情感显得特别脆弱,看着老婆孩子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这时,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后来就什么不再讲了,低着头,瞅着地面。我不愿让他沉浸在这种悲情的情绪中,就故意引开话题,让他谈谈他在国外的生活情况。

我们住的地方电视信号也不太好,有时候电视也看不清。

这里的风特别大,电视接收器常常能被风吹跑。生活也很枯燥,有时候在院子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到院子外面走走,但不能走远,以免发生危险。

这地方气候恶劣,冬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零下三四十度,水溅到身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珠,必须穿上皮衣服才能出门。

有一次,我洗完澡,离开洗浴室,到我住的野营房,俩地儿相距也就十几米。由于刚洗完澡,头发是湿的,没有戴帽子,进了我的房子,无意中摸了摸头,头发都变硬了,变成了冰棍。

在这种极寒的天气下,给施工作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车辆油箱里的油冻住了,我们干活的时候,都得先用喷灯烤油底壳。国内的冬天,烤油底时,一般都是使用一个喷灯,但是在这个地方,必须同时用四个喷灯,因为太冷了,一个喷灯的火力根本达不到。

到了夏天,我们另外的一个基地——埃米尔基地的气温特别高,几乎能把人热死。我曾经测过一次温度,竟然达到了58度。有时候我们把温度计放到外面测量温度,由于气温太高,温度计直接就爆了。

气温再高,活得干啊,怎么办?只有讲究些策略。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选择早上或者晚上干活。即使选择一早一晚干活,也是冒着酷暑,干活的时候,工衣往往被汗水浸透,工鞋也常被汗水弄湿了。

像张相乾这样常年在国外干活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如果在中原基地工作的话,他们就能和家人团团圆圆地生活,甜甜蜜蜜地享受天伦之乐。

采访中,张相乾说了一句话:“一年中,只有四五月份,我们住的地方的草是绿色的,到了六月份,草就开始发黄了。” 他说完,我脑子里随即出现这样一幅景象:衰草连天,一位小伙站在草地上,极力往前方张望着,远处是落日的昏黄,还有绵延的群山……

我认为,这位小伙就是他,就是和他一样的,成百上千的中原石油人。他们对家人的思念,只能通过这样的“张望”,才得以缓解。他们的家人,也只能通过这种“张望”,减轻一些忧伤。这种“张望”,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只有用原始的方法----写信”

 

张学亮42岁,是油田某公司苏丹项目经理。我第一次联系他时,他正在非洲。后来又联系了几次,他都没有回国,他说他回国后通知我。又过了好长时间,终于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在单位找到了他。

我们属于油田非洲公司管理,主要是在苏丹承揽对油井的固井施工作业。另外,在乍得、刚果、乌干达、中非也有油田的队伍。

我们苏丹项目部是1996年成立的,我是2001年去的,我在那里工作已经19年了。

我去的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笑)。

那一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三个年头,也就25岁,当时连对象都没有。刚开始,是半年倒一次班,回到濮阳休息个把月就该走了,连找对象的空都没有。后来三四个月倒一次班,慢慢才算正常了。

我是2004年结婚的,也就是说,到我毕业的第六个年头,我才找到了对象。你想想,成年在苏丹工作,哪有多少时间在濮阳待啊。有一年,我在苏丹一连待了10个多月。10个多月,300多天啊,到最后,一天比一天难熬,那真叫“度日如年”,没办法啊,人少活多,倒不开班。有的老师傅干的时间更长。

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会对人的心理产生极大的危害,脾气容易暴躁,精力不集中,对工作不利,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按时倒班的。最近这几年通讯相对发达了,苏丹施工区也可以用微信和QQ,我们的员工和家里人联系也方便了。

我们住在荒郊野外,是甲方划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打好的水井,有供住宿的列车房。周围挖有防弹沟,这种沟两米宽四米深。防弹沟外面是一道防弹墙,墙高两米多。防弹沟里面是一道铁丝网。院子里有流动警察巡逻,门岗有当地的安保人员看守,大门外有当地的警察保护。

负责安全保卫的当地军人(图略)

我们就住在这种防范较为森严的地方。可以说像个碉堡,外面的人不能随便进入我们的院子,我们的人也不能随便外出。如果有事需要外出的话,必须有武装人员护送。因为随时就可能发生危险,谁都不敢保证这些地方绝对安全。

现在钻井队也是这种配置,周围有防弹沟、防弹墙,有军人保护,可以说戒备森严。

我们上井施工的时候,车队前后各有一辆军车开路,车上架着一个重机枪,另外还有四五个军人端着冲锋枪。这种场面让人看着非常紧张。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心理上受不了,不适应,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非洲的部落之间关系太复杂,随时就有可能爆发冲突,我们住在他们的地盘上,不可能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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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快发工资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给外籍雇员只能发现金,有的外籍雇员不小心透露了信息,外面的歹徒就有可能过来进行抢劫,所以每到这时候最让人担心。

我们在苏丹工作,危险时时刻刻都会发生。

有一次我们的施工车辆正在路上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群人,挡住了我们去路。我正在犹豫,这时候从路边树林里又跑出来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刀长矛,情绪很激动,截住我们的车,让我们下车。和他们交流才知道,我们走的这段路,政府没有和他们达成赔偿协议,所以他们不让过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将车钥匙都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就等他们处理。这次还算幸运,没有多长时间就处理好了,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安全事件。

施工途中(图略)

这些地方老是打仗。2014年南苏丹发生骚乱后,我们的价值几百万的固井设备一直到现在还滞留在那里。那一次非常危险,我们的十几个工人差一点丢了命,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这里到处都有危险。我们的施工车辆在路上走着,不定什么时间就会被截住。苏丹人都有枪,就是在地里放羊的人都背着枪。对于他们来说,拿杆枪就像拿根棍棒一样。所以,一旦有危险,往往都是致命的。

有一次,油田的一台卡车正在路上走着,突然前面有个拿枪的人要求停车,这位司机没敢停。随后这位拿枪的人拦下后面的一台车,追赶前面的那台车到了一个井队,找到了前面的那台车的司机后,当场把那个司机开枪打死了。

苏丹这地方的人就这样,他们杀人跟杀鸡一样,杀人杀鸡没什么区别,听起来就很恐怖。

我们驻地的旁边有个小市场,我们谁都不敢到那里闲逛,食堂需要买菜的话,就让卖菜的送过来。你想想,我们几十个人不干活的时候,整天呆在院子里,几乎能把人憋死,谁不想出去转转?但是不敢啊。假如你出去了,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挨了一枪,你说死的亏不亏?所以在院子里憋死也不敢出去。

平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是上井的路不好,浮土太多,重车一过,尘土飞扬,大白天都得开着大灯。由于当地太穷太落后,都是土路,上面没有石子,更不说柏油马路了。

在苏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每次上井施工回到基地,就得保养车辆,检修机器等设备,整天不能闲着。由于人太少,每个人都得干几个岗位。跟在国内不一样,在国内,工具、仪器坏了,有专门的修理人员进行维修。但在苏丹就不行了,在苏丹,工具坏了,自己修,化验自己做,啥都得自己干,身体累,心也累呀。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会做饭。到了苏丹后,我学会了做饭。在苏丹,我们的职工都会做饭,没办法,自己会做饭,方便了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人少活多,每个人至少干六个月才能回国休息。你想想,漫漫的六个月呀,太难熬啦,但是没办法,难熬也得熬。

我们的职工最难受的就是想家。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有网络,每个人一个月只能和家人用卫星电话通话两次。这种通话的方法,远远不能消除对家人的思念。好多人就给家人写信。由于邮寄不方便,每次写好一封信就放在抽屉里。时间长了,就攒了好高的一摞。当有人回国休假的时候,就顺路带到濮阳。到了濮阳后,再把信一家一家地送过去。

我回国休假的时候,经常带信回国,有时候能装满满的一小包。从濮阳回苏丹的时候,再把我们家属写给职工的信带回苏丹。

我有个原则,每次我回国的时候,自己的东西宁愿少带点,也得把大伙的信带回濮阳。有句诗叫“家书抵万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拿着这些信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诗的分量。

他讲到这里,低着头,沉默了一阵,我感觉心里疼了一下。他讲话的语气虽然很平静,但我分明感到了他的内心的波动。

苏丹的日用品很匮乏,比如,那里的香烟都是按只卖的,也不和中国人的口味,没办法的情况下,谁爱吸烟,谁就从国内回来带几条。

这里没有邮局,没有地址,因为我们的驻地在一个荒野里,周围人烟很少,国内没法往这里邮寄东西。

苏丹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人的影响较深,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喜欢打官司。打官司耗时耗力,我们哪有时间做这些,一旦和当地雇员发生什么纠纷,就聘请法律顾问,专门处理这些事。

你问我什么时间结的婚?我是2004年12结的婚。因为平常没有空,正好那时候回濮阳休假,就随便把婚结了。结婚后,我就去了苏丹,一走又是半年。当时想要孩子,但长期分居,怎么要孩子?家人都很急,但急也没用。每次回来休假,我尽量在家多待几天。这样持续了三年左右,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七个月大的时候,我回家一次,但休完假就回苏丹上班了。再次回濮阳休假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我进了家,孩子惊慌地瞅着我,不让我碰,更不让我抱,当时我心里酸酸的。

我回家的头几天,我在客厅里坐着,她总是离我远远的偷偷地瞅我。有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坐着,她突然发现就我和她在一起,吓得蹬蹬地就跑了。我想抱抱她,她吓得不敢来我面前。

后来,到了三岁多点,就好点了。但是我如果稍微多瞅她一眼,她就显得慌慌的,由于我常年不在家,还是和我生分啊!

我每次回国休息,在家待上一段时间,才到和孩子熟悉了,就又该走了。等下次回来,孩子又跟我陌生了,如此反复,大人和孩子都受不了,受不了也没办法啊。我每次回家休假,尽量多陪孩子,多陪家人,尽量多在家吃饭。

现在,我每次回苏丹的时候,都是提前给她讲。但她老是接受不了,老是不让我走。有时候我试着跟她讲,我去苏丹,是给你挣钱的。她总是给我说,我不花钱,我不需要钱。我给她说,我干的是公家的活,咱不需要钱,别人家需要钱呀,如果大家都不去干活了,怎么能行呢。孩子是讲道理的,这样给她说说,就好多了。有时我在家加班整资料,她见我在忙着,就悄悄地给我倒杯水,我知道,孩子慢慢理解了。

后来我改变了方法,每次我要走的时候,就提前一个月给她讲,慢慢做她的工作,让她慢慢适应,这样我走的时候,她才勉强能接受。

我每次走的时候,必须让她知道,如果我趁她上学或者睡觉的时候走了,是绝对不行的。每次我走时,她都送我到车站或者出租车上。

现在我孩子该上五年级了,从她出生到现在,我陪她的时间就没几天,可以说屈指可数,没办法,咱石油工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其他油田家庭也一样,我们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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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不在家,我老婆忙不过来,我孩子在三岁之前,由我母亲来我家照顾她。后来她慢慢大了,她姥姥照顾她多点。一个孩子,两个老人照顾长大,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可难受。如果我在家的话,就不会让两位老人辛苦了。

苏丹比中国晚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的时差,有时候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从苏丹给家人打电话吧,你就得算好时间,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家人休息。

在苏丹,我们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现在仅能收到国内的第四套电视节目,所以,谁休完假回苏丹,就用硬盘下载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供大家业余时间观看。

也有喜欢看书的,我们一个员工,带了一本《红楼梦》,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光笔记就记了好几本。

你问生活用电能供得上吗?

电是我们自己发的,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电网。苏丹太穷,大部分地区是没有电的。苏丹的首都喀土穆,以前,家家都备有一台发电机,现在的供电稳定了,因为前几年,咱国给他们建了一个水力发电站,用电才算正常了。

苏丹人很感激中国人。我们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中苏友好医院看病,他们见我们是中国人,检查的时候就不收费。里面的专家大都是中国医生。这所医院是毛泽东他老人家那个时候援建的,即便现在,每年都有中国医生来这里对当地的医生进行培训。

我们正聊着,他孩子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我这才知道,他把孩子带在了身边,为不影响这次采访,他先让她在别处玩耍。我问他还能在家待多久,他说最多能待一个月。

对于他来说,在家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每一刻都得珍惜。在和平年代,亲人的离别是最大的伤痛,但是和他一样的千千万万的石油人,每年每月都经历着这样的伤痛。

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们呢。

 

第二章  征  战

 

一双笨重的大头鞋

上面还沾有陕北的泥巴

一套红工服

疲倦地靠在一张椅子背上

一个沉重的工具箱

钳子 扳手还在一起用力

拧紧高处的螺丝

 

一双油污的手套

刚挥别呼啸的漠风

一摞厚厚的书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数据 参数

一个拉杆行李箱

站在墙角

装满没有节假日的行程

似乎随时准备出发

 

照片里的弟弟

已经不再年轻

他周围是无际的草原

背后是高大的井架

他正对着远方高喊

似乎把一个个咸涩的日子喊出了糖分

似乎把苦涩和寂寞的日子

喊成了漫天的风沙

----梅子《弟弟的房间》

 

“山上都是积雪,可以看到冻死的人和野兽的尸骨。”

 

王长军有大概有三十多岁,是油田某物探公司的队长。这年夏天,他带着物探队,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中卫市附近,进行作业。我第一次到达这里时,他们回家休整了。停了一段时间,我第二次来到这里。那天下午,我见到他们时,一下惊呆了。他们满面胡须,头发很长,都围住了脖颈,且浑身肮脏,纯粹是一群野人。王长军说,他们才从在沙漠里出来,已经在沙漠里待了一两个月了。

所谓的“物探”,说白了,就是来开着仪器车,在地里放炮测试,看看哪地方有石油。用专业术语讲,就是通过地震仪器车和大量野外地震采集设备,接收人工激发产生的地震波,研究和观测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变化来探测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地质条件。基本上算是石油开采的第一道工序。

我们每年在家最多待三四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在外地干活。由于物探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一般是秋季和冬季在外施工。

我一参加工作干的就是放线工,这是物探的一个工种,因为物探测试中,需要很多专用的电缆,放线工的工作就是扛着或拉着这些电线,按要求在地里摆放,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工种。后来,我当了班长,但仍然和工人一起干活。这么多年,我到过新疆、内蒙、东北、西北、苏丹等地方,艰苦的地方都跑遍了。

 

“手摸着铁东西,能粘上去。”

 

1994年的时候,我去了陕北的直罗镇。在那里干活真是受罪啊。你想想,那里都是黄土山,到处是沟沟坎坎的。大部分地方车都进不去,所有地震采集设备都是靠人抬肩扛进山的。遇到沟跨过去,遇到水蹚过去……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干着活,突然下起了大暴雨,不到十分钟,地面积水就有一拃深了,为了安全,我们就停止了作业,但部分设备来不及运走,就暂时搁在了原地。雨越下越大,在返回的山路上,石头时不时滚落下来,躲闪不及,就会砸到车上。

我们的住地离河道不远,天刚黑时,洪水都漫到了河岸上。第二天雨停了,我们到了施工地,发现我们的一台卡车被洪水冲走了,其他的设备也损失了一大部分,找回来没多少。当时一辆拉煤的半挂卡车,见雨下的大了,不敢走了,就停在了路边。这天夜里,这辆卡车被洪水冲跑了。

干物探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苦差事。我们这里有个流行语:远看像个打工的,近看像个要饭的,实际是个物探的。

野外施工,中午在外面吃饭。大部分都是自带午饭,走哪吃哪。有时候在当地老乡家要点吃的,跟要饭的一模一样,但穿的是脏兮兮的工衣,还不如一个要饭的。遇到特殊情况,施工不能终止,就走到哪住哪。有时候住老乡家,有时候搭帐篷住。

野外露宿(图略)

有些项目,用人比较多,光雇民工就有两千多人。我们曾经住过废弃的养牛场,住过废弃的粮库。如果不住这些地方的话,这么多人,去哪弄这么多床啊。好多时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即使弄到这么多床,也不方便携带,因此,我们一般不要床,就用草苫子当床。找不到草苫子,就在地上铺上塑料布。你可以想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在鄂尔多斯曾经做个项目,他们80多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地上铺的是木板,当时是冬天,到了夜里,这里的气温大部分是零下二三十度,手摸着铁东西,能粘上去。你说,这种居住条件,一般人受得了吗?

干活的时候更苦。有时候遇到河流拦住了去路,河里结着冰,扛着电缆走到冰面上,由于太重,能压塌冰面。跳到河里,河水刺着皮肤,像刀割一样,那个冷啊,叫人一辈子忘不了。

大概是1997冬天,我们到内蒙的巴彦杭盖地区干活,这里零下三十多度,我带了一双线手套,外面套两层绒手套,就这么三层手套,手还冻得发麻。中午饭吃的是事先带的馒头,馒头冻成了冰疙瘩,啃不动,只好用热水泡着吃。

这里的风沙大得很,我们七八十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晚上房门关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房门就被沙子埋了半截,打不开了。食堂离驻地二三百米,从食堂把饭端过来,打开盖子,饭碗周围就有一圈沙子。食堂蒸的米饭,如果照顾不好的话,就会钻进沙子。因为这里一年四季刮风不断,不是小风就是大风,天天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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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往下滑的话,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在内蒙干完后,我们接着去了新疆的达坂城。我们干活的地方,离新疆的一个大风口很近,我们的车在路上跑的时候就得小心翼翼的,只要一刮风,石头乱飞,我们车的挡风玻璃都被砸烂过。车门如果对着风向,由于风力太大,都打不开。稍微斜着风向,如果打开车门的话,车门都可能被刮飞。我们的车门好多都被刮飞过。

我们进行作业的这座山,是天山的一条山脉,山顶有积雪,还有冰川,寸草不生,大部分地方都是石头。为了测量几组数据,我们往山上爬,爬到半路,我滑到了,整个身子倒在地上。因为都是雪和冰,我站不起来,整个人顺着山坡往下滑去。我摔倒的地方离悬崖很近,再往下滑的话,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这中间,我两手想抓住什么东西,但周围都是冰,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没有抓住,这下把我吓死了。正当我下滑无助的时候,旁边突然出现一个突起的石块,我的一只手赶紧死死地攥住它,这才止住了下滑。这时,我往后瞅了瞅,我的身子离悬崖也就几米远。

我的其他同事,也有几个好几次差点坠崖的。

在悬崖上摆放电缆(图略)

在一次施工过程中,我的一个同事,带着一个苹果,一个馕,一个对讲机,去解决排列故障。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工作,他把一个故障排除了。准备让他返回时,和他联系不上了。我们找了一夜没找到,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找到他。原来他迷路了,对讲机也没电了,他不敢乱跑,就蹲在一个地方等着。山里有各种野兽,幸亏没有出事,如果这个人没有找到,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啊。

高耸的山路(图略)

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到甘肃敦煌附近的祁连山施工。这里的海拔是3000多米。为了方便干活,我们把驻地建到3600米的地方。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山根的地方是戈壁沙漠,天气较热。往山上走,慢慢变得凉爽了,像秋天。到了山顶,是白茫茫的雪,变成冬天了,纯粹是平常说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在山根的时候,没什么高原反应,到了山顶,感觉头要炸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都随身带着氧气袋。在施工过程中,经常有人晕倒,我们就用氧气袋随时抢救。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扛着百十斤重的一捆电线往山上爬。雪很深,走得很慢,走了一个晚上,才到了目的地。天刚亮的时候,前面突然下起雪了,但我们的身后却是晴天。我们正好在下雪的地方,雪下得很大,没多会,雪就闷住了我们的膝盖。那时我的感觉特别奇妙,就像站在阴阳两界的边缘,很像挨着了生死线。

还有一次,是在夜里,我和同事上山排除故障时,我的手电没电了,两人合用一把手电,排除故障后,就开始下山。由于到处是雪,上山不容易,下山更难,这一次我算彻底感受到了。在下到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时候,被一道悬崖挡住了去路。悬崖边上有一条腰带似的小路,只有几十公分宽,如果从这条路下去,就有掉下去的危险。我俩在附近找啊找,但没找到别的路。如果是白天,还好点,这黑灯瞎火的,真的坠崖了咋办?如果在山上过夜吧,也很危险,一是有野兽,二是夜里零下几十度,又没有防寒衣物,被冻死咋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从这条小路往下走。

看着这条路小,真正走上去,感觉更小更窄了。我们只能侧着身子,面对悬崖,背靠山坡,一点一点地往下挪动。有几次,我滑倒在地,想抓住坡上的石块,但石块是松散的,一抓就掉了,我差点从悬崖上掉下去。实际上,我们在悬崖顶上,能看到我们驻地的灯光,离驻地不算太远,但是我们从零点开始下山,到了驻地,已经是凌晨4点了,一条不长的路,整整走了4个小时。

随后几天,可受大罪了。由于勘探的需要,我们在海拔3600米左右的祁连山上,找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搭起了帐篷。这个帐篷住着我们5个人,都睡在地上。这里是无人区,山上都是积雪,可以看到冻死的人和野兽的尸骨。这里有野兽活动,我们经常能看到新鲜的狼粪。

吃住野外(图略)

我们干活时,雪水弄湿了鞋,只得回帐篷里用火烤。在外施工,也不可能带很多鞋,所以踩湿了鞋,只能反复用火烤干,然后再继续干活。用火烤干的鞋并没有干透,又是冬天,所以穿着特别冻脚,冻脚也得干呀。每双烤干的鞋最多坚持一两个小时,接着又湿透了,最后鞋湿透的时候最叫人难受,那种冰冷,像刀尖一样,一点一点地剜着脚心。你想想,零下几十度,穿着湿透的鞋,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我们在敦煌附近的沼泽地也施工过。这个沼泽地上面是可以走人的,表面是层盐碱,下面都是稀泥。走上一两公里,我们鞋就能磨烂。真是让人奇怪,不知道,它表面的摩擦力怎么那么大。

有一次,我们工程车一下陷了进去,雇了十几人,挖了好几天,用链轨拖拉机往外拖,都没有拖出来。最后在烂泥深处,给车轮两边垫上枕木,在沼泽地面,垫上建筑用的竹排,光竹排就铺了两三公里。把车救出来以后,再不敢让车随便进入沼泽地了,所有的施工设备都是靠人抬肩扛,运进施工区的。有的设备,需要扛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可把我们累惨了。

在沼泽地作业(图略)

我们还遇到过有水的沼泽地,里面的芦苇有两三米高,里面的水黑臭黑臭的。为了获得测量数据,即便这种情况,也得跳进去。

我们穿上雨裤,水有齐腰深,那种臭味直往鼻子里钻,好像五脏六腑都臭的。晚上下班,脱了雨裤,洗了澡,那种臭味好像还粘在身上,无论怎么都洗不掉。

最可怕的是沼泽地里的蚊子,这里蚊子特别大,特别多,一群一群的,到处是黑压压的,即便是白天,它们都是追着人叮咬。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戴上养蜜蜂用的那种头罩,再戴上手套,袖口一扎,这样基本上解决了蚊子的叮咬问题。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一种当地人叫草鳖子,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蜱虫,它是专门吸动物血的,它的嗅觉特别灵敏,只有一人和动物往它跟前一过,它们就钻了出来。

有一次,我找东西,进了一个废弃的羊圈,我一走近门口,就见很多蜱虫从墙缝里钻了出来,最神奇的是,它们从墙缝里出来后,排成一溜,一个一个的像士兵一样,朝我冲来,我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吓得赶紧跑掉了。

这种虫有个特点,它爬到你身上,并不是随便就咬你了,它是光找有毛的地方吸血。比如,头发里、腋部,还有人的隐私部位。它咬过之后,头就插在皮肤里,始终不出来,等它饿了以后,再继续吸血。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爬到,如果人在床上睡着的话,它能顺着床腿爬上去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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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员工被它咬过。它咬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吸血的时候也感觉不到疼或者痒。如果发现被它咬了,一不能拽,二不能拍。如果拽的话,它的头容易被拽掉,头一掉,就落在皮里了,那就麻烦了,因为它带有病毒,如果不及时取出的话,还有生命危险呢。听当地人讲,曾有人因此中毒死了。

蜱虫的头如果掉在皮里,它并不死,还会活着。最好的办法是,点着一根香烟,慢慢用火头烤它,让它一点点从皮里退出来。

在那里,我们施工的区域,到处都有这种蜱虫。它们躲在树丛里,你走过去,它就从树枝上跳到你身上,然后顺着衣服缝隙往身上钻。我最害怕这东西了,每次从树丛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衣服,然后拼命地抖动,找啊找,想法甩掉它们。

 

  “整个镇上就一部电话,是那种带摇把的老式电话……”

 

后来,我们转到祁连山的一条山沟里测量。这条山沟宽好几公里,沟里有个小镇,我们去的时候,只剩两三户人家了,其他的人嫌这里居住条件恶劣都搬走了。

我们在这条山沟里干了七个月左右,白天干完活就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整个镇上就一部电话,是那种带摇把的老式电话,这部电话就在这个镇上的邮局里,这个邮局是镇上的唯一一个邮局。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想打电话,只有到这个邮局,用一次电话是10块钱,邮局的工作人员负责接通。在这里,我感觉一下回到了解放前,往后倒退了几十年。

2004年冬天,我们去了新疆的奎屯,这里有一种土地特别吓人,当地人叫“塘土地”,表面看着平平坦坦的,比沙子还细,但是一踩上去,能陷到膝盖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左右。我们的工程车经常让这样的土地陷进去,耽误了不少事。

这地方还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迷路。一旦找不到归路,将面临生命危险。

有一次,我们夜里12点作业完毕后,两人开车往驻地返回,绕来绕去,发现都是在不大的地方打转,因为这里都是那种相同相近的地形地貌,分不清东南西北。这咋办,我们俩吓坏了。

光这样在原地打转也不是办法,我们停下车,冷静想想,然后认准一个方向,继续往前走,但还是没有走出来。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才发现,我们仍在原地打转。

我们施工的地方,地下水不能吃,我们就找了一个水罐,买了水存到里面。由于水罐长期没用,里面有大量的铁锈,水都变成了红色,这种水应该有毒,用这种水做的面条变成了红汤面条了。连续好长时间都是吃这种水,这种铁锈不好清理,没办法啊。

这还算运气好的,还能买到水。我们在沙漠里作业,能深入沙漠腹地两三百公里,去哪买水?没地方买水,要想买水,必须跑两三百公里远的地方,成本太高了。在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在两个沙丘之间最洼的地方,用推土机挖出一个七八米的深坑,这时候,里面就开始出水了。这里的水,虽说能喝,但缺好多元素,长期饮用的话,容易脱发,还会引起其他不良反应。

为了尽快离开这些地方,我们总是连天加夜地干活,24小时不停。

 

“极大的爆炸声……震得脑袋蒙蒙的。”

 

2008年,我去了苏丹。那里作业比较危险,出去施工都有军队保护。为了人身安全,单位规定,早上出工,下午4点之前必须回到驻地。

有一次,天刚黑,警报就响了,说有个部落要攻打我们的营地,需要紧急撤离。我们赶紧带上食物和水,开着车就跑了。跑到凌晨两点多,到了南北苏丹交界的缓冲区,找到了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只有一栋房子,里面的床是折叠钢丝床,也没有被褥,就是光板钢丝床。当地人就是这种习惯,什么被褥都不要,往床上一趟就睡了,咱中国人怎么习惯?因为这里是热带气候,白天热得睡不了觉。我们就惦着钢丝床,到院子里的树底下休息。

院子太小,我们在这里待了十几天,都憋得难受,也不敢出去。大部分时间吃的是随身带的方便面,幸亏厨师带些面粉,就做些拉条子,凑合着吃点。最后危险过去后,我们又回到了基地。

我在苏丹干完指定的工作后,2010年来到了也门。也门的安全环境也不行,这里带枪人的比例听说是世界上最高的,这里的小孩都带着枪,人还没有枪高。当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14岁以上的男孩可以配腰刀。他们的部落之间,经常打仗。

我们在一个地方建驻地的时候,驻地对面有个村庄,有天晚上,村子里举行婚礼,这时有两个人冲进婚礼现场,端着冲锋枪对着人群疯狂扫射,死了好多人。

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活,我们能不害怕吗?心里能踏实吗?

我们的驻地在一个峡谷中间,离也门首都萨那只有几十公里。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一声极大的爆炸声,那种声音特别响,虽说离我们比较远,但震得脑袋蒙蒙的。第二天听说,当地市政府遭到自杀式袭击,死了好多人。从此以后,我们在这里干活,心里总有种极强的恐惧感,处处小心谨慎,生怕遇到不测,因为危险随时都会出现。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招收本地雇员时,尽量照顾到每一个部落的人,尽量让每个部落都来几个人,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刚开始招工时,由于招满了,没让一个部落来人。后来我们施工时,该从这个部落的领地内经过,另一个部落的人提醒我说,到了这个部落的地盘了。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正要往前再走,突然响起“当当”枪响,有一排子弹打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再往前瞅,不远处有一道土丘,土丘后面趴着一溜几十个人,都端着枪,气势汹汹的,我吓得往后退了好远。后来,我们找到他们的部落酋长,给他们一些钱,才让从他们的地盘上经过了。

在也门,我还碰到过一次。在一块庄稼地里,我们施工用的电缆已经放好了,一群当地人把电缆扯断了。我们让雇员重新放好,但遭到当地人的暴打。我们过去准备处理这件事,当地人示意不让我们讲话,意思和我们没有关系。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再多说什么。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在国外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单位要求我们每个人身上必须经常带着100美元,不要多,也不要少,遇到抢劫,应急用。这也算一项安全措施吧。

在也门的施工结束后,其他人暂时回国了,我留下看守院子。我和一个同事整天待在院子里不敢轻易出去。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憋得实在呛不了啦,就出去了两次,就是到不远的镇上,买过两次菜。

在泥石流经过的区域作业(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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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又到了甘肃镇远、内蒙鄂尔多斯、湖北恩施。这些地方干完后,2016年,我就去了四川普光地区。这里的活比较紧张,24个小时不停气地干。我在那里待了4个月,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晚上指挥他们干活,有时候,一夜都不合眼,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

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我一般是上午整理夜里施工的资料,下午休息一会,再安排一下夜里的施工计划,晚上就接着干活了。

你问我平常能不能照顾家庭?不可能照顾。我常年在外,哪有空顾家?我在国外干活那几年,有一次,我给老婆打电话,一连几次都没有打通,我怕有事,就联系我的一个朋友去找她。这才知道,我老婆生病住院了。她知道我回不来,怕我担心,所以没有给我讲住院的事。

家里有事也帮不上忙。2006年,我家买房子的时候,我正在外地组织施工,我老婆打电话跟我商量,当时公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不断,我也没心思和她多说什么了,就让她一个人做主,把房子买了。

这么多年,我更对不住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没有管过他的学习。没办法,哪有空管呀。我们一出去施工,少则几个月,时间长的时候,一年不回家,不可能照顾家庭。

刚讲到这里,他的电话再次响起,这之前已经响了好几次了。我隐约听见对方急切的声音,他不得不抱歉地对我说: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我见他整天忙成这样子,没有好意思再联系他。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好好伺候父母”

   

我从成都出发,当天来到了重庆,接着坐汽车到了涪陵。这时天快黑了,我简单吃点饭,垫垫肚子,又坐车往山里走。正好是夏天,闷热难耐,飞舞的蚊虫,一群群冲上车窗,留下一片一片的污痕。不知道翻越了多少山梁,也不知道跨过了多少沟壑,到了要采访的井队,已是深夜了。第二天早晨,趁工人们刚下了夜班,就找到了孟自豪。孟自豪四十来岁,是中原油田某钻井公司的一名钻工。

我初中毕业后当兵了。转业后,分到油田物业十九处,2001年调到了钻井队。后来去了四川,到过绵阳、普光、元坝、涪陵、自贡等很多地方。

去四川(钻井公司施工区)的时候,在气候方面不太适应。那里潮湿,有一种虫特别小,我们叫它“小咬”,它咬后不觉得怎么疼,但等一会就会出现像核桃一样的硬疙瘩。

实际上,在这里最可怕的是发洪水,瞬间就把山谷涌满了。如果经过山谷里的人没有反应过来,随时就会被冲走。

最艰苦的时候是刚开始去四川的时候,我不服水土,动不动就拉肚子。井队没有专门住的地方,就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墙壁是土坯砌成的,湿乎乎的,潮气很大,还透风。由于在山顶,气温低,到了冬天,寒风刮进来,跟刀割一样。

住的地方离井场一两公里,都是山路,不好走。炊事员做好饭,用三轮车送到山上。有时候,三轮车还会翻车。

井队的活脏得很,每次下班必须洗澡,但洗澡不方便。洗澡的水是从山上引下的,再用锅炉加热,有时候山上没水了,就洗不成了。在绵阳打井的时候,没有锅炉,就直接用井水洗澡。山里的井水特别凉,往身上一浇,冷得哆嗦。

大概是2006年,我们打普光10井的时候是在山顶上。是冬天,那个地方是个风口,风特别大。租当地人的房子,房子又冷又潮。我们接上电热毯,盖上几床被子,也挡不住冷。喝的水是山上一个水坑里的,牛羊也喝里面的水,水坑里还漂着牛粪羊粪。这么脏的水,即使烧开后也有很大的怪味,你说喝不喝?不喝也得喝。

有时候我们租住的房子离井场比较远,上下班就用值班车接送。有一年,一个兄弟队的值班车在送人的过程中,突然遇到山洪暴发,两人被淹死了。像这样的事故,一不小心就会发生。

我们有口井是在山下打的,发洪水时,我们房子被淹了,有几栋房子差点被冲走,如果水大了,能淹到二楼。有一次发洪水了,我看到有一栋铁皮房从山上冲了下来。特别是夏天,处处都得小心,稍微有点差错,都会有生命危险。

有一次在普光打井,发了洪水,淹了路面,没法出去采购食品,断粮十来天。没办法,只好找当地人买粮食蔬菜。当时我们井队有将近四十人,都是成年人,干的是重活,每天都需要几十斤粮食和蔬菜。由于当地是山区,当地人家的粮食和蔬菜也不多,我们只好都少吃点,肚子不太饿就行。

干活也苦的很啊。夏天搬家最苦,几乎每次搬家都有中暑的。

有一年我们在重庆打井,重庆处在盆地里,四周都是高山,夏天是著名的火炉,感觉闷得很,呼吸都很困难,身上总是黏黏的,特别难受。如果顶着阳光,一会就能把人晒晕,我们队上正常有人中暑。到了冬天,这地方不下雪,常下雨。雨打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让人不住地打冷战。

在钻井队干活,最让我害怕的是熬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三班两倒。就是:一个班在家休息,另外两个班,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每天上午八点交接班,每个班上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可不是像在单位值班,可以打打盹,时不时休息一下。在井队上班,12个小时始终都处于紧张状态,不敢有丝毫差错。钻机在轰隆隆响着,只要听到有异常声音,就得立即警觉起来,随时就有可能发生事故。

如果是上夜班的,下了夜班,洗洗就得休息。有时候,得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事情,因为成天忙着,没空给家人打电话。山区的手机信号很差,有的地方有信号,有的地方没有。有时候为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必须跑到山顶上。

就我们这样12个小时休息,12个上班,成年累月都是这样,像不像个机器人?机器人不怕刮风下雨呀,可我们怕也没用啊。下雨天、下雪天、大风天都不能中断干活。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

其实最让我难以忍受的还是一些体力活。比如,钻台上需要延长放喷管线,这是一种又长又粗的钢管,两三人才能抬起来。山路高低不平,沟沟坎坎的,必须抬到很远的距离。有时需要上山,有时需要过河,每次几乎能把人累死,睡觉都睡不够,更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了。

按说,我们两个月可以倒班回家休息,但现在井队人少,所以,一般两个月换不了班。因为去年许多老师傅办了内退,都回家了,本来队上的人就不多,这样一来,人员就更加短缺了,无形中,每个人就增加了工作量。人一少,一般不会按时倒班,我这次干了4个月才回家休息一次。说的是有事可以请假,如果家里的事不急的话,像我干的司钻这样重要的岗位,是不会轻易请假的,咱不能看着工作没人干。你可能不知道,井队每天的成本得七八万,停工一天,就会损失这么多钱,再累也得干,不能看着不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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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子今年16岁,从一上学都是她妈妈照顾,跟单亲家庭差不多,我常年不在家,哪有空管它?和自己的孩子也有很大的陌生感,每次回来,和孩子都没啥话可说的,孩子和我的话也不多。我知道,这都是我常年在外造成的,这种隔膜感不好弥补了。作为父亲,我一直感到很愧疚,唉,也没办法。每次回家,我都尽量多陪她,带她买些东西,能补偿一点就补偿一点。

我妈住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钻井三公司基地,我住在濮阳。去年我妈来我家看望我孩子,出门时遭遇车祸……

讲到这里,他深深低下头,眼愣愣地瞅着脚尖,好久没有讲话。我递给他一杯水,他轻轻啜了一口,然后两手捧着杯子,依旧呆愣着。

我妈妈被送到医院后,我姐姐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在四川打井,我赶到濮阳的医院时,母亲完全昏迷了,我只能在床边看着她。医生抢救了七八天,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我父母在世时,我妈腰间盘突出,我爸是脑血栓,都是我姐姐照看,我也很少有机会尽孝心。

我感到,对父母的愧疚最大,现在我最大的遗憾是对不住父母。

有一年,我爸爸因为脑梗住院了,我从四川赶到家,已经是第三天了。由于病很重,父亲谁都不认识了,但我往他面前一站,他却认识我。我坐在病床前,看到爸爸那苍老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当时由于井队搬家太忙,我在家也没法停的时间太长,只待了一周,又赶回井队上班了。

讲到这里,他的声音更低了,眼里闪着泪光。他揉揉眼继续说——

后来我爸爸出院了。为了恢复身体,他经常在街上走路锻炼,碰到饮料瓶之类的东西就捡起来,说是给我攒钱。他好像只记得这件事。

五年后的一天早上,我爸爸突然心肌梗死,没等送医院就不行了。等送到医院,身子已经凉了。当时我还在四川打井,我到家是第二天了,我爸爸已经被送到太平间了,我们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我到了太平间,爸爸躺在冰柜里,我把他抽出来,和他说了会话……

他讲到这里,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我背过脸去,让泪哗哗地流下来。由于我们坐的很近,我不想让他看见。

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他端着茶杯,始终低着头。停了一会,他平静下来,继续说——

我把爸爸从冰柜里抽出来,他还是生前的样子,我在心里默念着,说些想对他说的话。我只觉得很冷,那些冷气包围着我,像刀子一样割着我,我有点哆嗦了,但我还有好多话要对我爸讲……

我在四川,还算近点,如果在国外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回来。

我爸爸去世时才60多点,按说这个年龄不算老,但是由于我爸爸年轻时在井队干的年限长了,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到了一定年龄,各方面的问题都来了。所以本该多活几年,结果年龄不算大就不行了。石油工人都是这样,常年在野外作业,关节劳损、风湿病等等,都是我们的职业病,这些没法避免,除非你不干这个活。我就是腰肌劳损,现在劳动强度小点,以前往泥浆池里加药品都是人抬肩扛,特别是在濮阳打井的时候,都是当天搬家、当天安装、当天开钻,劳动强度特别大,没有职业病也不可能。

在钻井平台上作业(图略)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噪音污染,比如,井队的发电机、钻机等钻井设备,工作中都会发出极强的噪音,常年处在高分贝的噪音环境下,不但神经受到刺激,而且心情也容易烦躁,长期下去,对人的伤害不可想象。我现在四十来岁,在井队干了将近二十年,我的听力已经严重受损,听力下降很大。在家看电视,必须开到很大的音量,否则听不见。在这种音量下,我的家人都没法听,他们受不了这样大的声音。目前,像我这种听力,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的听力水平,但是发生在我这个四十岁人的身上。

还有些污染很难避免,比如,给泥浆加药品。这些药品都是有毒的,虽说戴着口罩,但是会吸到胸腔里。一次两次觉得没事,次数多了,对身体就有危害了。

虽说现在打井的技术先进了,减轻了一定的工作量,但操心大了,危险的地方一点没有减少,所以还是和从前一样劳累和辛苦。

有些事情也不太容易躲避,比如,落物呀(井架上掉东西)、物体打击呀、高压呀,这些事故不好避免。前段时间,我们兄弟井队的一个气葫芦(油井钻台上的一种机械设备),把人打死了。还有一个井队发生了高空落物,将脑袋削掉了,脑浆洒落一地。

在井队工作,碰碰刮刮是常事。我的左脚后跟受过伤,现在蹲下去很困难。

他说完,往地上一蹲,让我看。他的左脚跟很明显不能着地。我看后有点心酸,就让他赶紧站了起来。

这是我拉钻具时,在一根短套管上,不小心将脚跟别断了。

你问我的年龄在井队是大是小?我在井队属于中等偏上的,五十岁以上的人会越来越多。按说超过五十岁不应该在井队工作了,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因为井队的劳动强度大,超过五十岁,体力就不行了,干活就吃力了。特别是司钻这个岗位,在操作台上要看各种仪表,每进行一次操作,每按下一个按钮,就得考虑到后面的结果,所以年龄大了根本不行。

现在的活越来越难干了。一个月就四五千块钱,再扣掉各种保险,真正拿到手里的也就三千多块钱。现在是单井承包,也就是说,每口井给你多少钱,成本高了利润就少了,大家发的钱也就少了。反之,大家发的钱就多。每月净到手的一般就是三千多块钱,在别的地方也能挣这么多钱,甚至比在这里挣得还多,年轻人不好留住。你想想,发的这点钱够干啥吧。如果家里有学生,吃吃花花,再交点学费,这点钱远远不够,生病都生不起啊。虽说能报销药费,但很多药报销不了,自己还得掏很多钱。

有时候想做点生意,但问了问,房租高的很,根本拿不起。只有选择微商了,可微商好多人都在做,正儿八经做生意真难挣钱啊。搞歪门邪道吧,又怕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

我们队离婚的不少,有的是钱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钱离婚的比较多,现在我们挣钱太少啊。我觉得,原因是男人常年在外,两口子交流少,隔阂太深造成的。一旦隔阂深了,本来是件小事,都可以变成大事。再说,家里需要你扛个柜子的时候,你不,需要你搬个东西的时候,你还不在。我老婆遇到这种情况没办法的时候,都是喊朋友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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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井队的工作比较枯燥,吃饭、睡觉、干活,三点一线,外面的情况不了解,好像和社会脱节了,时间一长,话都不太会讲了,一般人受不了啊。比如,年轻人谈个女朋友,你常年在外,就没机会和女孩接触,怎么进行下去?所以,我们队几个年轻人年龄都很大了,还没有找到女朋友。现在是干两个月后可以倒班休息,倒班休息20多天,如果是谈恋爱的话,这点时间管什么用?有时候在家20多天里,还得参加各种培训学习,真正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你问我,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有一年,我们在四川广汉打井,井场在山上,一公里外住着当地的村民。有一天,一个村民找到队上,说他的孩子准备考试,钻机的噪音影响他孩子休息,要求停工,我们就停工了。但是发电机不能停,我们得用电做饭,还有别的日常工作都得用电。村民要求发电机也不能用。于是一帮村民围住我们的大门,就和我们吵起来了。在争吵的过程中,一个村民用石头砸伤了我们副队长的脑袋,于是我们双方就打了起来。村民越聚越多,他们捡起石块,朝我们猛砸,我们又被砸伤了几个。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我们撤到了井队的院子里。

你问我平常生活在荒山野岭,有了病怎么办?

由于井队没有医生,有了病就到当地的医院看病。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在野外,离正规医院都很远,发烧感冒了就到当地的小诊所。有了大病才请假到正规医院看病。就怕有大的外伤,特别是机械造成的人身事故,你想想,血往外冒着,再拉到距离较远的医院去,不把人吓死,也把人急死。

有一次,我们一个职工的脚脖被液压大钳刮伤了,血哗哗地流着,我们对他进行简单的包扎后,赶紧把他抬上值班车,一路疼得嗷嗷叫。到医院一检查,差一点没有刺着主动脉,如果刺穿动脉,肯定就活不成了。

我们正谈着,炊事员招呼他吃早饭。因为他干了一夜了,需要抓紧休息,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就中止了谈话。

我送他出门,发现他高高的个头,开始有点驼背了。他才四十来岁,井队艰苦的生活对他的影响非常明显。看到这些,我心里有点淡淡的忧伤。

 

“现在各种检查太多了,光应付检查都应付不了。”

 

我要到另一个井队采访,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雨好像从天上倒下来一样,瞬间就瞅不清路面了,我们被迫停下。由于停在山半腰,不时滚下碎石和烂泥。我往上一瞅,头顶上的山坡上,有几块巨石,正好对着车子,露出要掉下来的样子。司机也瞅见了,就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往前慢慢走吧。于是,我们像蜗牛似的,往前走去。

到了井队,雨还在下。钻台上,工人们并没有被雨挡住,仍然干着活。

我找到井队的平台经理(队长)孙晓光,聊了以来。

你知道我为啥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休息吗,因为太忙了。钻井队的人太少,倒不过来班。

去年年底,内退了一批工人,这批人大多是40多岁,体力好,又有经验,突然缺了好多人,人手不够,能不忙吗?现在从社会上招了一些年轻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工,也有大学生,由于工资太低,干不几天就跑了。

有一次,我们早上开会,发现人少了几乎一半。一清点才知道,一些临时工夜里都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我比较理解他们,钻井队都是在深山老林里作业,几天还见不到一个人,条件恶劣。工作吧,一干就是12小时,干完活就是吃饭,吃完饭就是睡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们都是年轻人,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生活?所以,走了也不稀罕。

虽说他们是农民工,说实话,农活再重,也没有油田的活重。油田的活又累又脏,他们干不了,是可以理解的。

仔细想想,油田的工作多么苦吧。虽说是上12个小时的班,实际上,工作时间要比12个小时多的多。比如,你接下一班,至少得提前半个小时上岗吧,这都12个半小时了。下了班再洗洗澡,吃吃饭,两三个小时过去了,真正休息的时间没多少。

目前是不停地招人,不停地培训,不停地跑。不管哪个钻井队都缺员。

现在检查也多,项目部检查、公司检查、甲方检查、外管委检查、工程公司检查,我们一个班就那么四五个人,准备的资料又多,光应付检查都应付不了。

现在钻井队的活也难干,工作现场装有十几个摄像头,没有一点隐私。上级监管部门随时都可以查看现场,有没有出现问题,可以说一览无余,谁都糊弄不了。有时候上级发现违章作业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每次检查组过来,有人专门调阅现场视频,看看你有没有违章的地方,一旦发现有违章的情况,就会抓住不放,真是要命,所以我们整天压力都很大。

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比如,爬高上低的都要开票(许可证),并且必须在摄像头下面开,监管人、审批人、带班人、实施人等等吧,都要写清楚,哪一项都不能漏掉。按规定,超过两米都得开票。比如,两米高的地方有个绳头需要拉下来。按照以往的做法,上去弄好就是了。现在不行了,你必须开好票,经过允许才能干。本来几分钟都能干完的活,干之前,又得开会,又得签字,能浪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哎呀,麻烦得很呀。

如果钻井队需要吊车干活,吊车来了,你必须把吊车司机的驾驶证、许可证等各种证件进行录像,什么批准人、监护人、施工人等等都要填写清楚,谁要是违章操作,一罚就是三四千块钱,活真难干啊。

我们的甲方很多呀,有中石油、有中石化、有川西,他们检查时标准有的不一样。比如,某一项工作,这个检查组说做得好,停几天再来一个检查组又说你弄的不完善,有时候我们无所适从,心里很烦啊。这一个检查组走了,那个检查组又来了,一批一批的,咱谁都不能得罪,整天弄得我们焦头烂额的。

有些甲方蛮不讲理,他们虽说是甲方,但是有些人并不太懂业务,可是人家是甲方,咱得听他们的,因此,有时候咱就得干些窝囊活,你说,咱心里烦不烦?我们的领导天天做工作讲:咱能管了甲方吗?咱能让甲方听我们的吗?不能!既然不能,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甲方,咱就改变自己……

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平台经理,几乎没有出过事。现在出了事该咋办就咋办,是不讲情面的。比如,你干10年安全无事故,但是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就把你搞得狗血喷头,所以,现在干起活来,总是小心谨慎,生怕哪地方出现闪失, 四川这地方,工农关系不好处理。我们前年打完了一口井,再往另一个地方搬家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说,把他们的路压坏了,非让赔偿。陪就陪呗,但他们故意落井下石,赔偿要求,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由于我们是国企,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去年,我们被老百姓在山上整整堵了一年,没法搬家,没法干活,你说给我们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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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们在四川一座山上打井,从山上到山根有六七公里长的路面。有一天,村子找到我们说,这条路面太脏,要求我们打扫。我听他一讲,气死我了。但我们不敢得罪他,如果得罪他了,他就能堵我们的路。没办法啊,我们就找人打扫,但是路边的老百姓不同意呀,因为扫路的灰尘污染了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钱,最后,我们给他们2000多块钱,才算了事。

钻井队在强拆设备(图略)

我到好多地方打过井。在新疆最偏远的阿克苏干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塔中干过,这里的沙漠东西长500多公里,南北长300多公里。当时我们打的这口井基本位于沙漠中部,手机没有信号,打电话需要跑到十来公里外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信号也十分差,听到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家里如果有事,都是干着急没办法。有一次,我父亲住院了,需要装心脏支架,我姐姐要和我商量,一连几天找不到我。三四天以后,终于通过同事找到了我,可把她们急坏了。

有一年,我离开家11个月后,倒班回家休息。到家一看,我父亲已经住了几天医院了,由于怕影响我的工作,所以没有告诉我。我顾不得劳累,到医院伺候他。谁知道,两天后,就去世了。

他讲到这里,低下头,揉着眼。我给他面巾纸,他挥挥手不要。过了一阵,他抬起头,我发现,他眼里满是泪水。他吁口长气,继续说——

这么多年,我都是在外地工作,没有空照顾父母,都是我大姐和姐夫伺候我父母,就是我父母住院,也是他们伺候的,他们给我父母做了28年饭,这个事,他们住的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想想,做了28年饭啊,人的一生有几个28年,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他们给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支持了我的工作,我感激他们,对他们也感到很内疚啊。

我怕他伤心,就引开话题,问他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他揉了揉眼,讲到——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打井的时候,这里的沙尘暴比较厉害,看着天好好的,一会的功夫就黄沙弥漫,几米以外什么都瞅不清。沙尘暴过后,房子里都是很厚的沙子,床上、碗里,旮旯里也是沙子,沙子无处不在。

为了清洗方便,我们都剃短了头发。即使刚洗了头,从井场到餐厅就几百米远,走过去也都弄脏了,跟没洗一样,用手一抓头发,就是一把沙子。

夏天的时候,这里的地面温度能达到七八十度。房子里如果不开空调的话,跟这个温度差不多。戴上安全帽,能遮挡些阳光,但鼻子被晒得掉皮。

由于天气太烤人了,一个人一天能喝20瓶矿泉水。拿一瓶,一仰头,一口就干掉了。天那么热,也不见出汗,因为体内严重缺水,没到出汗,就随即挥发掉了。井队搬一次家,二三十号人能喝掉一二百箱矿泉水。

水喝多了也难受啊,你想想,一瓶瓶矿泉水往肚里倒,肚子像个水桶,只知道往里装水,那是个啥滋味? 最好的办法是茶水里加盐和糖,这叫“糖咸茶”,虽说不好喝,但这种茶解渴的效果要好些。

这里的蚊子也比较多。天快亮或快黑的时候,哎呦,那蚊子多得吓人。它趴到你脸上,你摇头它都不跑,只有用手打,一打一手血。这种蚊子咬过以后,起的疙瘩跟枣一样大,大家都戴着像放蜜蜂那样的防蚊罩,从远处看,我们石油工人一个个像养蜂人。

上厕所就更麻烦了。上完一次厕所,屁股上就能咬十几个疙瘩,这种疙瘩又痒又疼,那种难受的滋味说不出来。那时候,一想起上厕所就心虚。

他讲到这里,皱着眉头,一脸的愁容。为了缓解他的情绪,我把茶水递给他。他喝了一口,似乎想起什么,又说了起来——

我是1991年到钻井队上班的,刚开始的几年,在中原油田的黄河南北地区打井。后来去过西安、冀东、大港油田、四川、新疆等地区,一直在外部打井。2014年重新回到四川。

我在冀东(天津地区)干活那一年,我老婆怀孩子了。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她肚子疼,可能快生了。我一边让她去医院,一边往去濮阳的车站赶,等我赶到车站时,她已经生过了。当时就她一个人在家,她肚子疼的时候,我姐从六七十公里外的一个采油厂赶了过去。我回到家,伺候她一个月,等她满月后,又回冀东上班了。

生我们老二的时候,我还在冀东上班。生孩子的那天,本来打算让我姐照顾她,可我姐出差了,我吸取上次的教训,让我朋友的媳妇赶到医院照顾她。

我从冀东回到濮阳,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产房的大门锁了,不让进去,我就在门口往里瞅瞅,回家了。第二天,我熬了稀饭给我老婆送了过去。

我常年在外,家庭是一点也照顾不了。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孩子玩耍中,胳膊骨折了。当时我老婆把孩子送到了东明县医院,但是打了两次石膏都没有弄好。我不在跟前,没办法,只好让朋友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油田医院。如果我在家的话,啥事都好办了。

我老婆在家,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还得上班,负担非常重,我没法帮她,只有她一人默默承受着。有时候她病了,不能给孩子做饭,就只能让孩子到街上吃。

我们正聊着,一个工人走进来,说钻台上出了问题,让他过去看看。这位工人还没讲完,孙晓光就霍地站了起来,没顾上跟我打招呼,就跑了出去……

我知道,在钻井队就是这样,随时随地都会出现问题,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虽不是战场,但胜似战场。

 

“我觉得像经历了一次生死”

 

七月份的一天,我从西安坐车,来到延安。找到延安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我要采访的中原油田的一个施工队,在离延安100多公里的一条山沟里。我问了一下,交通车只能到达金丁镇。

到了金丁镇,天快黑了,离我去的地方,还有20多公里。为了尽快赶到那里,我决定打的过去。我站在路边,拦了几辆出租车,都不愿去,一问才知道,到那地方,特别难走。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找了一辆摩的。这是辆两轮摩托,我坐在后面,一路狂奔。刚开始,路面还算平坦,走了几十分钟后,开始出现很厚的浮土。摩托的声音变得低沉,轰鸣声渐大,身后扬起一股又大又粗的烟柱。又走了半小时左右,浮土越来越厚,有的地方,埋住了半个车轮,有几次,车陷进了浮土里,我不得不下来,帮忙推车。脚一着地,只听 “噗”的一声,土把脚踝埋住了。

到达施工队,已是深夜,队长看看我说,你变成一个泥人了。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这时候才看清楚,他们住在山根旁,周围全是土山。院子里也是很厚的浮土,小风一吹,都能腾起一团团灰尘。

院里停着十几台施工车辆,一位司机正在清洗驾驶室,他叫唐兵林 ,50来岁,我们攀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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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5年到离开濮阳到外部工作的。先去了内蒙,也去过淮南、东北等中原油田的施工地区。

我在西北这地方干活特别辛苦。有一次,我在定边县一天左右,一连给6口油井进行了固井施工,到最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没有干过这种活的不知道它的辛苦程度,一般来说,一天中,完成一口油井的固井施工才是正常的工作量,一天对6口油井进行施工,你就可想而知了。

西北地区的路不行,油井都在山上,都是土山,上山的路大部分是土路,路特别窄,浮土又多又厚,不小心随时都会滑下深渊。路上的车辆多,有送水的,有拉油的,有运送各种物资的,经常有车辆从路上掉到山沟里,死人的事也常常发生,我听说过最多的一次死了20多个人。那是一辆交通车,和一辆拉原油的罐车会车时,交通车被撞到山沟里了。

有一次我去陕北吴起镇进行油井施工,我开着车刚到半山腰,天下雨了。按说,下雨天,这种山路是不能继续往走的,但是已经走了一半,没法退回去了。谁知道雨越来越大,路面被雨水冲得厉害,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了,就将车停下,在路面较宽的地方等着雨停下来。

在车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雨总算不下了,我们到井队干完活就赶紧往回赶。在下山的路上,发现一段路已经基本被冲毁,路面仅仅只有一车宽,一边还是七八十米深的悬崖,在上面几乎看不到谷底。我开着车拐了几拐,打了几个倒车,出了一身冷汗,才勉勉强强通过了这段路面。

我们的另一辆车较重,司机连打几个方向都没有过去。第二次往前行走时,车轮挨在悬崖边上,边上的土块往下呼啦啦落着,如果车辆稍微一滑,就会翻到七八十米深的山沟里,司机吓得不敢动了。这咋办?司机从车上下来,我们俩站在悬崖边上,查看地形。

像这种情况,其他车辆也没法救援,只能自救。

眼看天要黑了,夜里更没法动车了,再不走的话,就得在山上过夜,如果再遇到下雨,路面再出现松软现象,车辆很有可能掉到山沟里。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司机再次试着往前走。他走两步倒一步,一点点往前赶。在走到一半的时候,车轮碾掉的土大面积滑落着。我吓得不敢给他指挥了,让他自己摸索着前行。

我这个同事比较胆大,他每走几步就下车看看,然后再决定怎么往前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终于将车开到了安全地带。

这辆车如果掉到山沟里,找都找不到。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像经历了一次生死。

有一次,我开着车准备上井干活,走到一座山顶,车出了毛病,动不了了。我正在修车,天突然阴了过来,接着一道闪电刷地划破了天空。由于山比较高,就觉得闪电落在了跟前,我的脑袋条件反射似的缩了一下,眼睛都被电光弄晕了。紧接着雨瓢泼似的下来了,就一车宽的路面被雨水冲出了一道深沟。我不敢贸然下山,以免引起翻车事故,就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等雨停后再走。

 

大山深处的钻井队(图略)

 

我在外部干了十多年,孩子上学我从没有时间管过,整个中小学阶段都是我老婆照顾。孩子考高中、考大学,这两个关键的考试,按说我应该请假回家的,但当时生产正忙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去,没有办法,工作性质决定的。也可以这样说,是我老婆把我孩子养大的。

每次回到家我都不想离开,在家休息一个来月,感到过得特别快。每到走的前一天晚上,我都是把行李收拾好,第二天一大早,一个人悄悄离开。我不想让老婆孩子送我,越送越难受。虽说出外好多年了,但是每次离开家,都难受的不得了。

我走的时候,一般不给孩子讲,到了工作地以后,再给孩子说,我怕孩子送我,那种场面我受不了。

有一次,我走的时候,我妈非送我。我不让她送,你想想,我妈送我,我更受不了。我妈难受,我更难受,她七十多岁了,真正陪她没有几天,更别说伺候她了,作为子女真是惭愧啊!

讲到这时,他的语气缓慢而沉重。他抬起头,向远处瞅着,好像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我在安徽淮南项目部(施工区)的时候,特别忙,不能倒班,有活就干,一忙起来,就是几天几夜。如果哪几天没活,才可以回家休息几天。

这里活比较难干,给一口井施工,一干就是一天。这个地方经常下雨,雨下大了,井场都是积水,施工车辆到不了跟前,就得长距离施工,需要连接好多管线,有的距离达到五六十米远。如果遇到河流,必须从河流上穿过去。这样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增加了工作时间,所以有些施工一干就是一天,有的油井干一天还干不完。

在各地干活都有各地的难处。比如在东北项目部(施工区)吧,这里的冬天特别冷,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每次施工前都得用喷灯烤油箱,光烤油箱就得占用好长时间。有一次,我凌晨三点就起来用喷灯烤油箱,一直到早上五点才烤好。当时是零下40来度,带着手套跟没带一样,手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到了井场还得烤施工车上的大泵,由于气温太低,一个喷灯不行,还得用两个喷灯。等到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如果井队没有准备好,你还得继续等待,等待的时间长了,我们施工车辆还得用喷灯烤。你看看,干起活来多么辛苦啊!

有时候,跑到比较远的地方施工。从基地出发,能跑到一千公里外的鹤岗、佳木斯等地方,一跑就是一整天,有时候一整天还跑不到。这是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如果遇到雨雪天气,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我们正谈着,风慢慢大起来,整个院子都是灰土,突然,一股疾风挟着枯叶朝我们袭来,眼睛都睁不开了,不得不中止谈话。

 

“我们已经给石油奉献一辈子了,不发工资也得奉献啊!”

 

刘树田47岁,是油田某物探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我通过几个人才找到了他的电话。联系了几次,他都很忙,没空接受访谈。一个周末,他终于有点空闲,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

我是1992年石油大学毕业后,来物探公司上班的,现在已经26年了。

我刚上班的时候,干的是放线工,这是物探队最基层最辛苦的一个工种。除在濮阳基地外,我在聊城、莘县、内蒙等很多地方都干过。可以说,我们是从中原油田走出去的第一支队伍。中原油田在内蒙巴彦杭盖开辟的第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物探公司先上去的。

物探这个行业,出外施工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场所,在哪里干活就住在哪里。一干就是一整天,午饭都是吃带的干粮。所谓的干粮就是馒头咸菜,或者方便面,其他的也不便于携带。你想想,我们随便一跑就是几百公里,在沙漠或者戈壁滩作业,周围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没有人烟,到哪里弄饭去?吃饭不定时,住无定所,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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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行业最危害人的地方,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好一顿坏一顿,早一顿晚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把人的肠胃都弄坏了。凡是在这个行业干久的人,没有不得胃病的。

雨中作业(图略)

1994年,我去了新疆伊犁。我们施工的时候是秋天,这季节在新疆就开始冷了。我们的测量电线需要从伊犁河上穿过去,天冷水深怎么办?我们就跳到水里。伊犁河的水都是冰山融水,河水冷得像刀割似的,每走一步,都得咬着牙。时间长了,浑身就开始哆嗦了,手抓着电线都困难。

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也进行过施工。进了沙漠,没有手机信号,一干就是个把月,人跟失联一样。住的是帐篷,没有充电的地方,胡子长了,头发也长了,整个人变了样,人不人,鬼不鬼的,跟疯子似的。

更滑稽又可怜的是,那些染发的老工人,刚进沙漠的时候,染了黑油油的头发,等一两个月从沙漠里出来时,满头白发,胡子拉碴的,好像变成了一个野人,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劳改犯”。

你可能不知道,物探这种工作,一干起活来,大部分是两三个人一班,说话的时候都不太多,时候一长,人变得呆不叽叽的,好像麻木一样。

比如,咱俩搭班干活吧,如果你的心里素质不够高,你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太强,我们俩沟通又不太好,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那么你的思维就停顿了,人就变傻了,话都说不囫囵了。

你想想,在大沙漠的腹地,几个人就在这一带搞测量,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一星期给送一次给养,周围是望不到头的沙漠,只知道低头干活,人不变傻才怪呢。

干这活还不如钻井队,钻井队的地点是固定的,好歹还有几十号人在一起,相互之间能够充分交流,但是物探作业队没有这种优势,我们的工作流动性太大,干完这,再干那。比如,你今天在这里作业,明天你就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了。

2005年,我去了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这地方比较乱,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我在这里待了三个月,每天都感觉心惊肉跳的,有时候,觉都睡不好。碰到局势不好的时候,还能听到枪声。干活的时候,更要小心,因为这里部落之间关系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2006年,我去了厄瓜多尔,总的来说,这里治安还算不错。如果靠近边境地区就危险了,因为这里贩毒的比较多,会遭到他们的骚扰。这一年,一个石油公司的材料员在路上就被贩毒人员打了一枪,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伤的也不轻。

我在厄瓜多尔干了三年,后来去了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家,满世界的乱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

2009年,我去了我国东北地区的通化、黑河等地方,这些地方山不多,都是冬天进行作业,因为其他季节,地里的庄稼太多,施工成本大,又不方便。我在这里干了三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农关系不好处理,有些社会上的人背景复杂,本来简单的问题往往变得非常棘手,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劳心劳神。

后来,我参加了一些大学、煤矿等行业的攻关科研活动,做出了一些成果,给单位创造了效益,但也付出了很多,当然这也是应该的。

总的来说,只要和石油沾边的工作,都是很辛苦的。要想轻松,就别干石油。

以前石油行业的工资比地方的高,各方面福利待遇好,干石油即使再辛苦,心里感觉也值得。现在地方的工资和我们一样了,有的比我们的还高,我们干这样辛苦劳累的工作,心里就有点想法了,好多年轻人就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了。

油田的有些年轻人生第二胎了,现在这点工资如果养不起这个家庭,让他怎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石油行业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了。

我感觉,从2011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就慢慢不行了。2014年和2015年就更差了。特别是2014年,有好几个月,当月发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没办法啊,我们已经给石油奉献一辈子了,不发工资也得奉献啊。

这并不是我说漂亮话,真是这样呀。有时候,你得想开点,像我们这种情况,在单位是中坚力量,不管发多少工资,活得干好,得起到带头作用。比如,2014年和2015年,发的工资那么少,我们的工作不照样干得好好的?

再一个,就说石油行业的年轻人找对象吧。好多年轻人常年在外,一年回家不了几次,找对象都很困难。就算谈了一个对象,真正在一起的时候,能有几天?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前的不一样,两人不经常在一起,怎么谈情说爱?所以,好多年轻人谈不成对象。

我们谈话中间,他的电话时不时响起,都是工作上事。这天是星期六,我纳闷,休息日怎么还有这么多事。后来才知道,他这样的工作是没有真正休息日的。

最后一个电话特别紧急,由于这个事需要他及时处理,我们不便再继续谈下去,就结束了采访。

 

“已经14年了,我一直就这样整天来回跑着。”

 

肖文银四十来岁,是某采油厂计量站的站长。我约了几次,他都没有时间。电话里,我听到了抽油机的转动声以及呼呼的风声。我知道他又在巡井,又在干活。等了几天,凑个双休日,我早早起了床。心想,这回他应该休息了。电话打过去,却听到他急促的喘气声。我问他忙什么,他说正在井上修理设备。又过了二十多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有半天的时间,可以接受采访。我喜出望外,就匆匆赶到了约定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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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通过采访中原油田涉及石油工程的地质、物探、钻井、固井、采油等多个工种的在岗、离岗人员及其家属子女,以实录的方式,近乎原汁原味的反映了近年来中原油田石油人在非洲、中东及国内新疆、内蒙等地的各种工作、生活场景,反映他们对工作的奉献、对家庭的付出、他们的幸福、希冀和辛酸。以此折射身处时代洪流中的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及蕴含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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