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城铸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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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录


卷一  横空出世

凤凰山传说

实施“一五”计划

苏联专家在白银

少年英雄黄罗斌

惊天一爆

卷二 城市记忆

铜城丰碑

宋叔和三进白银

白银厂事件

卷三 火红的年代

老兵情怀

炉水奔腾

开荒垦地一条山

永远的白银

卷四   有色伟业

碧血丹心

那山•那路•那炉火

精 石

地平线下

铁山人

挖石头的人

小城往事

磨 •选

为了心中永远的太阳

折射的水晶

穿越晨光的笛声

弧光中的芳华

遥远的故事

卷五  “两厂一矿”的使命

大山深处奏响劲律

与洪灾较量

铝的韧性

淬炼成金

“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

卷六  抉择

阵 痛

蹈锋饮血

转 折

教育之花

工匠摇篮

生命因你生辉

提 炼

白雪阳春写丹青

卷七  家国情怀

绽放的玫瑰

父亲的背影

你是我的远方

写一封家书

家的味道

拥抱阳光•守望幸福

青春万岁

卷八  血色丰碑

拒绝失误

悲壮的救援

生命大于天

警钟长鸣

利剑出鞘

卷九 东风竞舞

栽桐引凤

“块块”董事长

走出去

组团出海

芨芨草之地

升 华

来自一线的采访

卷十 共和国长子

八年荆棘上市路

雨 露

安得广厦千万间

碧水蓝天映安澜

强“根”铸“魂

铸 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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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横空出世

 

这是一片寂静的土地,西部太阳炙热地铺洒在赤裸流沙上,每一颗沙砾精致而又刚毅,或黄或褐、或赤或白,它们凝聚在一起,似一片沙洲,仿若大海的波涛,在太阳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跌宕起伏。

老一辈人说,这里叫尾矿库,顾名思义就是矿山开采、选矿后剩余的废石尾砂,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堆积在此,形成了一座坝体。

从国道109线穿越而过,在这块公路界碑北侧,有一大片墓地,这里长眠着数百位铜城第一代开拓者。

自20世纪70年代,尾矿库周边安葬着越来越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援、开发大西北的“英雄”们,坟莹孤寂而悲壮。

父亲是其中“英雄”之一。

父亲随着解放军队伍南征北战,服从党的安排脱下硝烟未散的军装,从清奇俊秀的南方来到人迹罕至的凤凰山下,开始生命中的又一次“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战斗。每到清明时节,尾矿库区域人头攒动、车流涌动,后辈们怀着虔诚、崇拜、怀念的深情,为长眠于此的英雄们点亮一盏盏心灯。

2018年,父亲去世整整40周年,我坐在父亲的墓碑旁,父亲无语。

墓碑正面镌刻着父亲的名字、生辰和籍贯,我们兄妹的名字在碑文的左下角,背面镌刻了父亲平凡、奉献、伟大的一生。

雨水浸润了每一寸土地,墓地上的骆驼草生长得严密紧实,像男子汉般隐忍、刚烈,它们不惧风侵雨蚀,不畏严寒酷暑,默默地守候着无言的土地,默默地倾听每一座坟莹中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默默地为英雄们浅吟低唱千古不朽的 赞歌……


凤凰山传说

白银——中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

相传古时这里森林茂盛,云蒸霞蔚,土地肥沃,宝藏丰富,尤其是每到夜晚,漫山遍野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有一只凤凰飞过此地,被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所迷,落在山头上,因而有凤凰山之称。凤凰山是这里群山的总称,在凤凰山周围,还有家鸽山、火焰山、桌子山、庙庙山等七个山头,沟壑交错,方圆数十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地百姓重修因地震坍塌的折腰山老君庙时,发现匾文上记载“适有凤凰来集于巅”,证明凤凰曾经在这里飞落过的传说 源远流长。

凤凰在这里落下歇了歇脚,展翼飞走了,却留下了美丽的山名。

接着而来的是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苦百姓的灾难。明朝初年,由于连年征战,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朝廷一大臣路过此地,看到凤凰山云雾缭绕的地形地貌,认为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命令当地官府征集民夫进山掘宝。官府强迫当地每家每户抽一男丁当矿工。那些离开土地的矿工们,在官差衙役们鞭子的抽赶下,从早到晚拿着镰头、撬杠这里刨、那里挖,打了不少洞,掘了不少井,就是不见金、不见银。许多矿工因困乏饥饿而死,但是官员们被黄金白银的巨大诱惑力吸引着,哪管矿工们的死活,严刑督工,不肯罢休。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矿工们被官差吆喝到一棵大树下过夜,忽然有只闪着银光的小白兔,从矿工们面前一跃而过。原本精疲力尽的矿工们,见了兔子眼睛一亮,齐声呐喊:“捉兔子!”便有十多个年轻人追了上去。哪知这只兔子忽地从高崖上蹦下了山沟,紧追在前面的一名矿工,来不及刹步,竟也跟着兔子栽下崖去。大家都以为他已摔死在崖下,便绕道下山去沟底寻找他的尸体。

矿工们到了沟底,喜出望外,掉下去的矿工并没有死,正站在那里嘿嘿傻笑。原来他在落地的一刹那竟把兔子扑到了怀中,于是一手拢着兔身,一手揪着兔子耳朵。赶来的矿工们直为他死里逃生而庆幸。可是他太兴奋了,就在他举起兔子让大家瞧的当儿,兔子一个弹跳,从他手中挣脱,三蹦两蹿,倏而无影无踪地钻进了山。

第二天,在这条沟里寻找金矿的矿工们,见昨晚的小白兔又出现在沟腰上。有人拾起石块打去,小白兔跳一跳,不肯离去。昨晚掉下沟崖的青年不甘心,追了过去。他追一追,兔子跑一跑。他失望不追的时候,兔子又停下来回头望着他,他向前跑几步,小白兔也就蹦蹦跳跳向前跑几步,又回头望着他。如此三四次,兔子在地上绕了个圈,倏而又不见了,好像又钻进了山。

兔子能钻山,是千古奇事。兔子在人追赶的时候,几次回头相望,更是十分蹊跷。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兔子绕过圈的地方,大家左端详右端详,和别处没有什么不同。有人说这是神仙点化,宝藏就在这里,与其这里那里找不到,不妨在这里试试看。大臣听到兔子钻山的消息,喜出望外,命人带了香表果酒,在官绅们簇拥下,来到兔子钻山的地方,祭奠一番后,命矿工们开山寻宝。哪知挖了多天竟连宝藏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一天中午,快到吃午饭的时候,那大臣在酒足饭饱之后来监工,见工程慢了,顿时大发雷霆,威逼着官差用鞭子抽打矿工们继续干活,不许吃饭。矿工们被打得叫苦连天,一个个东倒西歪地躺在洞门口。忽然,又见那只小白兔在洞口一闪,向洞里跑去。大臣一见小白兔,以为挖出了宝贝,便激动万分地跑进矿洞去抢宝,哪知洞顶掉下一块石头,正 好砸在他的后脑勺上,“啊哟”一声,一命呜呼。

小白兔的再次出现,鼓舞着矿工们向洞里继续开掘的意志和勇气。终于,开掘到8丈深左右,找到了矿石层。他们把矿石用水淘、用土炉冶炼,得到了块 块黄金、白银。

凤凰山出金银了!

这消息多么振奋人心!可惜,附近的老百姓并未因此过上好日子,反倒给他 们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玉兔指点凤凰山出宝”的传说,至今在白银民间流传着。据说,当年兔子钻的那条沟就是露天矿的金矶沟,矿工们的采冶工场。

凤凰山在传说中既有美丽的向往,也有痛苦的斑驳,折腰山也因凤凰山的起因而引发许多神奇的故事——

白银往北有一座高山,山形折为三截,原称八宝山,又称凤凰山,当地老百姓叫它折腰山。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崇山峻岭,森林蔽日,古木参天。山沟里涓涓清流,山坡上百花盛开,到处是花香鸟语,引得凤凰集于山巅,人们叫它八宝山、凤凰山。山里头埋藏着数不清的金银宝物,人们慕名而来,开凿矿洞,淘金冶银。

山里有头牛,是神牛。每年农历三月三,夜阑人静的时候,金牛便出来吃草喝水,局出来便成了金疙瘩、银块块,不过很少有人能捡到。金牛吃饱喝足后,就隐藏在凤凰山中,来无影,去无踪。人们只听说山中有头金牛,但谁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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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过去了,矿工们淘下的金子、炼出的银子堆满了矿主藏宝的金银洞。看着黄灿灿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矿主们满心欢喜,又提心吊胆,生怕被穷苦的矿工们夺走。于是,狠心的矿主想出一条毒计:解散矿工,再雇新人。顿时,三千六百名矿工哭声一片。矿工们边哭边唱起了流传已久的《松山矿徒解散》曲:

中原有芳树,日暮夜疏稀,

风雨又飘落,根深苦无依。

可怜茕茕鸟,忍与旧枝违,

栖迟偃双羽,哪知身是非。

日久思故林,哀哀鸣且飞,

沙场栖靡定,摇摇将欲归。

鸿雁旋中泽,安得稻粱肥,

暖汀育鸥鸟,饮啄自忘机。

哭声与歌声和鸣,泪水同血水共流。直哭得天悲地愁、日月无光;直唱得神仙哽咽、星宿泪流。山里酣睡的金牛惊醒了,显身亮相,蹿出山峰,峰峰吼叫,出现在哀哀欲绝的矿工们面前。矿工们只觉眼前一亮,惊奇地望着浑身黄里透白,金角银尾,双眼射出道道金光的金牛,不知所措。

不知谁喊了一声:“这不是金牛吗?”呼啦啦,矿工们一下子拥到了金牛跟前,胆大的就伸手去抚摸金牛。谁知奇迹出现了:摸一下,金牛就腐出一个金蛋蛋,再摸一下,又腐出一个银蛋蛋。说来也怪,抚摸金牛的人,不论摸多少下,只能得到一个金蛋蛋、一个银蛋蛋,再多就没有了。人们明白了:金牛给的是救命钱。

这件事被矿主们知道了,他们也跑去摸金牛。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摸金牛,金牛就是不腐金、不局银。矿主们恼羞成怒,一拥而上,想把金牛拉走。可是,无论怎么拉,金牛就是纹丝不动。矿主见来硬的不行,就哄骗矿工们去摸,并说:“谁摸出金银,就让谁上工。”但矿工们谁也不肯。这时,金牛缓缓说道:“你们能让矿工上工,我就答应你们的要求。”群矿主连忙点头答应。金牛又道:“矿工们上工后,三月三在此相见。”说罢“呼“的一声,金牛就不见了。

贪心的矿主们回到家后,想着金牛会给他们带来数不清的财宝,乐得成宿 成宿睡不着觉。但又一想,有了金牛,就用不着矿工了。为了独吞金牛,防止矿工们走漏风声,也防止金牛再给穷矿工们金银,他们又设下一条毒计:等到三月三那天,把矿工们全部赶下洞,先埋下炸药。想等把金牛弄到手后,就把矿工们炸死在矿洞里。

转眼到了三月三,金牛像往年一样,出山吃草喝水后,来到了显身之处。这时,早已等在那里的矿主们一拥而上,把金牛团团围住。他们有的手持巨镐,有的高举铁耙,有的挥舞铁链,想把金牛一举拿下。

且不说金牛本是一头神牛,经历了几世修炼方成金身。矿主们的阴谋金牛早已知道,岂容他们得逞。望着眼前张牙舞爪、原形毕露的一群恶霸,金牛想出一计:它褪下头上的两只金角,化成替身,变成一头金牛,把矿主们引向了凤凰山底的矿洞。

金牛原身驾起祥云,施展法术,刮起一场撼天动地的罡风。只见这场风刮得天昏地暗,石走沙飞,风头呼啸着卷过了凤凰山九洞十八巷,风尾呼啦啦封闭了八宝山所有岩洞石穴,把被骗下洞的三千六百名矿工吹得是昏昏沉沉、晕晕乎乎,飘飘荡荡地离开了凤凰山。

当矿工们慢慢苏醒,一个个正惊诧万分之际,忽听得三声牛吼,紧接着只见山岩崩裂,巨石乱飞,“轰隆隆”“哗啦啦”,山崩地陷之声不绝于耳。惊讶的矿工们纷纷喊道:“山塌了!山塌了!凤凰山的腰折了……"从此,凤凰山就成 了折腰山。

原来,金牛角化成的金牛把矿主们引入洞中后,本想从岩石缝隙隐归而去,无奈洞中所有出路和岩石缝隙已被矿主们封死,也是金牛修炼不够、大限已到,该有一劫。金牛角一见无路可退,遂与矿主们展开拼搏。金角碰铁器,叮叮当

当,火星四溅,引爆了洞中的硫黄炸药,金牛角怒吼三声,震塌凤凰山。在一片爆炸声和天塌地陷的轰鸣中,金牛角同进洞的一群矿主被深深地埋在了山底下。从此,山涧流水干涸,林木枯死,百花凋零,这一带也变成了荒山秃岭。

后来,有个名叫张兴的老汉,是兴堡子川人,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 就带着老婆和十八岁的儿子来到白银厂给矿主干活。三月三这天,可怜的独子因想多挖矿石,与众矿工失散,被埋在山底。张兴老两口趴在闪裂的折腰山上,呼唤爱子,放声痛哭,七天七夜。

第七天夜里,老两口刚要睡觉,忽听门外传来儿子的声音:“爹、娘,我回来了!”老两口又惊又喜,迟疑着不敢开门。老头说:"娃呀,你亡魂不散,爹 娘自安,你去吧。”儿子哭叫着说:“爹、娘,我还活着,我真的回来了。”老伴一听,忙不迭地下炕开门,嘴里还絮叨着:“我不管咱娃是人是鬼,我要见娃。”

门开了,儿子活灵活现地站在门口。老两口急忙把儿子拉进屋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了个遍。老伴摸着儿子的脸,眼泪扑扑簌簌直往下掉。老头攥着儿子的手一个劲儿地问:“娃,你咋出来的?”

儿子说:“山塌的时候,我躲在角落里没砸着,可就是出不来,我啥也看不见,嗓子喊哑了也没人应。我寻思着死定了,想起爹娘,我就哭了。也不知哭了多久,就听有人说'娃,莫哭了,我送你回家'。我以为听错了,抬头看去,只见_片金光里,有一个白胡子老大爷,身旁还有一头金牛。老大爷说他是太上老君,是来收金牛的。”

张兴一听,高兴地说:“娃,你遇到神仙了,你命好哇。”

“后来,太上老君让我骑上金牛,闭上眼,也不知怎么的,我就站在家门口了。”张兴夫妻一听是太上老君救了儿子,第二天就请了一张老君像,在家里设位烧香,天天供奉叩拜,向老君谢恩。

后来,张兴一家三口通过淘金积攒了一些钱财,就请来能工巧匠,在折腰山建了一座老君庙,把太上老君和金牛像供奉庙中。四方百姓知道太上老君显灵的消息后,争相敬奉,香火不断。只可惜金牛头上无角,无论多高明的工匠,也无法塑上那对金牛角。

至今故老传言,金牛被太上老君收为徒弟,带回三十三天上的兜率天宫修炼去了。金牛角经太上老君指点,存身于折腰山下,化为宝物。老君告诉金牛角只能应候而生,待时而出,需等为国开采、为民造福的人来开采时,方可出世。

据文字记载,白银矿藏的开采,始于汉代,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松山之南,矿炉廿座”,采矿点30余处,开采人员盛时达三四千之众,“日出斗金, 集销金城”,官方在距老城区十几公里处凤凰山、火焰山、铜厂沟专设办矿机构“白银厂”,之所以叫“厂”,那是明朝厂卫制度的产物,白银由此得名。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曾为开发白银矿业付出过艰辛的劳动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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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地质工作者霍士诚等曾到白银厂旧址做过考察,写了一篇《甘 肃皋兰凤凰山铁矿》的报告,于当年7月正式发表,使地质界初步了解到白银厂有着分布较广的氧化铁矿。同时,甘肃省四行勘测室初步勘测,测绘出一万五千分之一的矿区图一幅。

1941年,地质人员陈贲曾到此考察过一次,当时的目的是铁矿调查,写出了《甘肃皋兰县铁矿及锰矿》的报告,并于当年6月发表。

1942年至1943年,地质工作者梁文郁等先后两次到白银厂旧址进行矿产地质调查,写了一篇题为《甘肃皋兰县白银铜矿简报》的文章,首次报道了白银地区的铜矿。

1946年,地质人员梁文郁、刘乃隆、刘增干三人曾一道来白银厂旧址调查,并写出了一篇题为《甘肃皋兰白银厂铁硫镒铜等矿之初步观察》的报告。

1947年,地质学家宋叔和到白银厂旧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这次调查宋叔和写出了《甘肃皋兰白银厂黄铁矿》及《甘肃皋兰白银厂变质火山岩系》两篇文章,除确定黄铁矿的价值外,还确定了白银矿区地层岩性为变质火山岩系。自此,地质工作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火山岩及有色金属矿产方面,这对后来的勘探找矿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1957年12月,《白银厂古代采冶情况调查》有文字记载:“据居民张生禄谈,他父亲张玉有曾在光绪年间开矿时,担任矶工头的职务,负责采矾及熬矾等事宜。另有宋荣华担任磺工头,负责采磺熬磺。先后干了八年,约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三十三(1907年)年止,主要开采硫黄、矾类及一小部分金。开采的矿坑主要是(火焰山的)大矾巷、老爷巷,(折腰山的)阳洼巷、阴洼巷四个矿坑。此外,曾在大井巷、磺洞子等老洞中进行过开采,并在火焰山的金矾沟内淘取一部分沙金。当时有两百多人,遇到富矿时,每人每天能采到二十多斤矾或磺,不好时,每人每天只能采到一二斤,甚至更少。”

当初,白银第一批开拓者在这里进行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前期准备的过程中,除了所见三圣庙和老君庙外,还发现了大量前人所开凿的坑道和采场,而且规模较大。在地质调查报告中,有记载的古采矿遗迹30多处,包括旧矿堆炼渣及淘金用的水井等,甚至在冲积泥层下数米之深的地方发现了古人采矿的遗迹。最大的古代采矿遗址入口位于今天露天矿火焰山矿区矿床剖面上,主巷道都在100米以上,坑道延伸上千米。在火焰山矿区东部的金矾沟矿区,遗留有古人采掘金矿及土法提炼黄金的工业作坊遗迹,还有遗留的坩埚等作业工具等。古人采矿作坊坑道内的支撑柱已腐蚀,但坑道壁上的喷浆依然完好,体现了当时的采矿生产方式。

有关白银厂史话的版本很多,考证资料堆积如山,各种传说和神话故事一代一代流传下去。2004年9月编撰的《白银有色志》中,沿用了民间传说和部分考察所得到的完整、细致资料:

银,古称白金。《尔雅•释器》:“白金谓之银。”

“矿炉二十座”,“矿工三四千”,“日出斗金”,“集销金城(兰州)”,凤凰山、火焰山、铜厂沟一带被称为“白银厂”,官方在此设有办矿机构。万历年间,武川宋家梁(今宋梁村)以南有“白银厂”,崖渠村一带有“白石宫厂”。乾隆三年(1738年)11月24 H,靖远、皋兰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凤凰山山体塌陷,采矿中断。由凤凰山坍塌可见,其采矿规模、山体采空面积之大。清代宋家梁矿主宋法源后代,在民国初年(1912年),犹存“凤凰山之印”的采矿印版,说明清末民初,白银厂附近仍有采矿活动。

1951年,国家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了60多人的地质队来到矿区,风餐露宿,战天斗地,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对矿区的勘察,并将方案呈报中央。次年1月,又有200多人组成的地质队,在这里进行了试探性的钻探。千年荒漠响 起了钻机的轰鸣,白银宝库的大门在这轰鸣声中缓缓打开……随后,地质部又组织了由900多位地质队员和700多名民工组成的641地质队,于1953年7月开始正规的大规模勘探工程。经过3年多的反复勘查,探明了全国罕见的白银厂大型铜矿床。当铜矿的开采价值被肯定后,便建立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全面开发白银矿山资源就被列为国家“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如今,白银成为一座有色金属的新型工业城市,一座蕴含、容纳现代文化元素的城市,一座具有深厚独特“白银人”精神的城市。

没有更厚实的口袋,

装满渐行渐远的记忆,

一缕缕春光乍泄的铁轨,

铿锵着父辈千古不朽的传奇。

凤凰山离我们很近,她在我们每天注目和驻足的地方;她又离我们很远,五百年的转身,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和遥想。

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开发白银的那刻起,便成为白银的开拓者和见证者:他们在这里开天辟地、开矿炼铜、掘金采银;他们在这里建厂筑路、插柳成荫;他们在这里安家立命、传承后人。他们是白银开拓的先锋,有了他们,才有我们的白银。

英雄的父亲们将永载史册。


实施“一五”计划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 国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缕晨曦升腾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旭日照耀在中国大地,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

新中国成立那年,年轻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名英武的解放军战士,他和战友们浴血奋战,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人民万岁!”响彻中华大地,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此时此刻父亲和战友们慷慨激昂,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

经过战争和苦难岁月的摧残,旧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和薄弱。

面对新中国的一穷二白、千疮百孔,头等大事就是恢复经济,经济发展问题也就相应地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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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关键是对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把握和符合中国实际的创造,主要表现在: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领导层在考虑国家工业化战略问题时,曾有过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等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主张。然而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凸显出中国工业实力薄弱、武器装备落后带来的制约和影响。面对拥有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的美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存在的极大差距,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工业化建设,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与此同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实现工业化,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不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时做了这样的说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有个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他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工业化建设在转变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积累。“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以苏联为榜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学习苏联经验的同 时,也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苏联模式暴露出一些 问题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我们党试图摆脱外国影响、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确。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工业化道 路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领导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高瞻远瞩,胸襟开阔,勾画蓝图。当他一字一句审阅完《苏联政府 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议》的全部内容时,天色微亮,东方欲晓。他深深地吸了口香烟,看见天边的彩霞,仿佛又闻到战地黄花的清香,他知道“无工不强”的真理,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发达的程度,是国力的标志、是富民的保证。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城市化的内涵,是农业产业化的动力,是社会文明的支柱。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已经完全落后,因为落后我们历经了屈辱,经历了分裂,经历了压迫。

毛泽东更知道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强国梦的途径。

别无选择。

1953年9月3日,李富春饱含激情地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他分析形势、讲解任务、提出要求、讲清困难。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富春的报告最后特别提出,“一五”的重点就是要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一五”的核心是156个项目,是中国工业化真正 的迈步时期。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1月1日至1957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3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说,今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 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

实施“一五“计划寄托着中国人的渴望与梦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是苏联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

周恩来对中国旧工业分析道:“我国原有的工业毕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面对着这种困难局面,“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开始了争取苏联援建156 项大型企业项目的外交活动,中央政府派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苏力争以政府 间的正式协议来给予保证。

周恩来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给予高度赞赏:“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并表示以此作为今后开展经济工作的指导。

因“一五”计划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实行了决策民主化、施工 程序化,经过严密组织,合理规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和速度,较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 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有135个已施工建设,有68个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 生产。“一五”期间,在苏联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至今,这些重点企业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规划的156个项目中,11项为有色金属建设项目,其中之一就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项目总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建设性质:新建;建设地点:白银;建设期限:1955—1962年;建设规模:电解铜3万吨、硫酸2.5万吨。

工业发展的战鼓已在新中国震天擂响。

白银,真金白银!

苏联专家在白银

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

1949年6月21日至8月14日,刘少奇访苏后,成功完成了中共中央交办的为实现中苏结盟与苏联进行预备性谈判的重大任务,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

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记载,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至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一半的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交流合作,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学习了解最新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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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此期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

1953年6月,根据中苏协议,苏联专家罗吉诺夫曾到白银矿区进行视察指导。12月,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尔西柯夫等到白银厂矿区视察,听取了选择厂址的情况汇报。1954年1月,苏联政府派冶炼专家布西柯、技术经济专家高尔金、采矿专家古列维奇、地质专家斯切尔金、选矿专家马柯夫斯基等组成设计组,协助进行厂址选择工作。12月,在斯切尔金的帮助下,地质部641地质队编制了《储量计算报告》。

在641队勘探的同时,苏联专家高尔金领导苏联有色冶金设计院制定了“设计任务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初步设计》。1956年1月,在苏联专家柯多夫的指导下,八冶建筑总公司向苏联有色冶金设计院提交了建筑基地的设计任务书。

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苏联有色冶金设计院向苏联爆破工业管理 总局提出露天开采、汽车运输和采用大爆破剥离开发白银厂矿床的设计要求。1956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完成了规模巨大的三次大爆破。

1956年,白银公司露天矿实施了三次大爆破:7月19日、11月5日和12月31日,就其炸药用量、药室布置深度及松动和抛掷岩石总量来看,可谓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爆破工程,其爆破条件的复杂性和爆破作用的多样化都是独一无二的。

苏联专家刚到白银矿区时,住在简陋的平房里,克服了工作和生活方面诸多困难。他们亲临矿区现场实地考察后,便拟定了设计提纲,着手进行分项工程设计。经验丰富的萨斯和年富力强的布尔斯顿主动担负了设计的大部分工作 量。工程设计大部分是在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的土房和帐篷里完成的。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年轻的设计技术人员参加了这次大爆破工程的设计工作。苏联专家们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解决了大量极其复杂的技术难题,很多爆破参数都是根据施工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情况,经过多次修改才确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尚未进行过这样大规模的嘛室大爆破工程,大家都缺乏这方面的设计和施工经验。矿山工程队的领导决定,请苏联专家给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讲课,传授知识和经验。

苏联专家在忙于设计的同时,挤时间给大家讲授了爆破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组织管理工作。当时由于施工现场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会议室,只好在干河沟里露天讲课,既没有课桌,也没有凳子,专家都是站着讲,一讲就是半天,听讲的人都是席地而坐。三四月份,江南已是春暖花开、春光明媚的季节,可 是在白银矿区还看不到一丝春意,戈壁滩上的早晨,寒风刺骨,坐在岩石上听 课,还要穿着厚厚的棉袄。到了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毫不吝啬地将所有的炙热投放在人们头顶,讲课的专家晒得直冒汗,听课的学员也顾不上烈日烧烤,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专家讲课,严肃、认真地做着笔记,凡是大家提出的疑难问题,专家们都会毫无保留地耐心解答,直到学员们听懂学会为止。年轻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如饥似渴、迫不及待地在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边工作、边学习。通过大爆破的实践磨炼,他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爆破工程技术专家和学术界的权威人士。

为了保证第一次大爆破中第十分区双向抛掷爆破工程的顺利完成,苏联专家组组长多库恰耶夫亲自带领专家组成员到第十分区的火焰山矿区勘察老碉分布情况,因为老兩分布情况查不清,将直接危及双向抛掷爆破的成功。多库恰耶夫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最重要的地段,查看老碉的分布及地质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将老酮的分布情况查明,为合理布置药室和确定装药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就在第十分区的施工中,有一个大药室,在挖掘过程中发生了大面积的沙石流,迫使施工中断。萨斯不顾工作的劳累,深夜赶赴施工现场指导,被突然涌出的大量沙石流掩埋,情况十分危急,经过工人们奋力拼搏,终于将萨斯从夹杂着石块的流沙中救出来。看到专家身上被石块砸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大家十分心痛,都劝他回去休息,但萨斯却忍着伤痛,仍然坚持在现场指挥工人抢险,终于制服了流沙,保证了按期装药爆破。布拉霍夫专职负责爆破站的技术指导工作,他魁梧的身材,红润的面庞,高高的鼻子,一双充满智慧而又慈祥的眼睛,令人感到十分和蔼可亲,同时办起事来严谨细致,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布拉霍夫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高山峻岭中勘测电器爆破主干线路,和工人们一起挖坑立杆架线。虽然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为了保证起爆工作的安全可靠,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不顾个人安危,翻山越岭、攀登悬崖峭壁勘测 地形,选定中间安全隔离刀闸的位置。他说:“安全隔离刀闸必须选在尽可能靠近爆破的位置并要十分隐蔽,应安装在上锁的特制的箱子里,有武装警卫看守,以防坏人破坏,只有在起爆之前才允许将闸刀合上,保证每次起爆工作的绝对安全可靠。”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讲:“像这样大规模的爆破工程,在我们苏联也是从未有过的,现在空降特务正在搞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白银矿区大爆破工程共需黄铉炸药1.3万~1.4万吨,当时我国生产炸药的工厂很少,而且产量也很低,在限定的期限内,全国可供应的炸药量也不能满足工程用量的需要。在既要保证爆破质量和工期,又要尽量节约投资的前提下,苏联专家大胆地设想,用一种化学肥料硝酸铵代替部分黄铵炸药。

这项难度很大的攻坚任务交给了年近半百的总工艺师留•阿•多罗尼契娃。她是一位受人尊敬、有强烈事业心、富有创新精神的女专家。工程计划要求必须在很短的期限内进行一系列的炸药爆破实验,取得各项可靠的试验参数和数据。多罗尼契娃用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精神,在葛尔巴契娃和叶菲莫娃两位女专家的积极配合下,带领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年轻技术人员投入紧张的实验工作中。3位女专家不顾风沙吹打,烈日暴晒,不怕脏、不怕累,每天坚持在露天实验场上,指导工人打井、挖坑、装药、爆破,用心设计、精心实验,认真地进行每一批爆破漏斗实验,仔细查看研究爆破效果,反复进行多方案分析论证,终于准确地计算出了各批硝酸铵和黄铵炸药的爆破度,确定了用硝酸铉代替黄铵炸药最理想、最经济的换算系数,准确计算出可以代替的炸药量。由于将炸药总量的50% ~ 60%的黄铵炸药采用既便宜又安全的硝酸铉代替,保证了工期 和爆破效果,大大降低了爆破成本,仅此一项,就为大爆破工程节约投资200多万元。像这样大批量采用硝酸铉代替黄铵炸药的工程实践,是世界爆破工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突破,在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上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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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爆破工程完成后,专家组组长多库恰耶夫因工作需要回国,决定由华西列夫接任专家组组长。华西列夫在接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第二次大爆破原设计的电气爆破线路方案,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实现,必须进行修改,重新设计。因为这次爆破的药室数量很多,原设计是采用三组电器爆破线路,分别由三台移动式柴油发电机供电,同时起爆,还要有三台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需要架设三组双目六条爆破主干线路,当时矿山工程队只有四台移动式柴油发电机,而且有一台还是带病运转。架设六条长达三公里的大截面的主干线路需要大批量的铜绞线,当时使用的电线都是从昆明空运来的,由于供货十分紧张,一时很难运来,直接影响着第二次大爆破的按期进行。大家都十分担心三种线路是否能同时保证供电起爆,因为如果有一组线路的药室提前起爆,就会造成部分药室拒爆,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华西列夫、布拉霍夫两位专家和部分爆破技术人员认真研究讨论了这个问题,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方案。

通过比较分析论证,采取了由一组线路起爆的方案。

为了达到各分支线路电阻的平衡,专家们采用了导爆索代替部分药室的电雷管,提出了各种有效措施和计算数据,确保每个药室的电雷管均能达到准爆电流。两位专家的严密审查、反复修改后,报请专家小组审定,一致同意采用了这个方案。此方案应用于第二次、第三次大爆破,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施这一方案,所节约的设备和物资价值4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为工程施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保证了安全准时爆破。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中苏两国科技工作者的真诚合作、共同努力,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双侧抛掷爆破双层巨型药室的开凿和支护、采场边坡的有效控制爆破、大爆破引起的地震破坏机理的研究、施工组织管理等十几项科研攻 关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丰富世界爆破理论和工程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58年到1960年8月,苏联专家在白银公司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共提出技术改革建议32033条,其中95%以上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苏联专家查汝林建议用钢球代替球磨机中的铁球,不仅每年可节约600万~700万元,而且大大提高了球磨机的生产能力。叶尔马柯夫对打钻机打转炉的气口提出改进建议后,作业时间由原来的五六个小时缩短到5分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苏联专家在白银公司工作期间,利用各种机会给技术人员讲课、作专题报告、指导专题研究、现场进行技术表演,手把手地教技术,参加公司的生产劳动,对提高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联专家马依谢也夫在铜冶炼反射炉投产初期,坚守在1400幻的高温炉旁,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有一次,反射炉跑铜,他不顾危险,亲自操作,堵住了冰铜眼,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年老体弱且患病在身的查汝林专家,在投产前后,放弃节假日休息,连续工作3个月,为解决供水存在的问题,亲自到水源工地和工人们一起苦干3昼夜。从1954年10月,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白银矿区,先后有地质勘探、爆破、采矿、机械、汽修、选矿、选矿机械、焙烧法、反射炉、转炉冶炼机械、电气、供排水、通气、非标准设备、焊接、土建、经济、热工、仪表等专业的多名专家。其中13名驻厂专家参加了白银公司的开发建设,他们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为白银公司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中苏高层发生分歧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苏联领导人邀请毛泽东访苏,遭到拒绝。此后,从苏共对中共的无端指责到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矛盾严重激化。7月16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华苏联专家,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苏方这个决定出乎中方的预料。尽管中方在7月31日请求挽留苏联专家,但遭到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中方工作人员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双方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使我国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1960年7月,苏联政府要求8月份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在临别前夕,白银公司党委采取多种形式为苏联专家举行送别仪式。专家叶尔马科夫说:“我虽然 来中国才3个月,但我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的热情超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我希望能再来你们这里。”说着流下了惜别的泪水。查汝林专家说:“今后我就是没有出国工作的机会,也要自费再来中国再到白银厂看一看选矿专家们。”经过13天的依依惜别,最后一批苏联专家从公司撤走,并依令带走全部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一些重点项目被迫停顿或半停顿。在白银公司工作的50多名苏联专家于1960年8月14日全部离开白银。

露天矿大爆破工程在白银公司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整个大爆破工程划分为10个爆破区分3期进行,施工工期不到10个月,共掘进巷道11563米,药室473个,开挖石方量49107立方米,充填巷道长4780米,完成爆破岩石量903.1万立方米,共消耗炸药15600多吨,总费用2133万元,比设计节约投资15%。大爆破平均降低山头标高50米,为机械剥离开辟了良好而宽敞的施工现场,缩短矿山基建时间一年半以上。白银公司露天矿大爆破的成功,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爆破工程技术专家,为中苏友谊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少年英雄黄罗斌

黄罗斌同志十几岁投身革命,参加过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开创的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战斗。抗战时期,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神府分区保安司令、第一河防司令部司令员、警备第三旅旅长等职,担负着保卫边区北大门的重任,身经百战,战功卓著。

1933年初的一天,渭北游击队战士黄罗斌奉命到三原县城给中共三原县委送一份情报,接头人为“老白”。小黄与“老白”在街头一家小饭馆交接情报。小黄在谈话中一口一个“老白”,“老白”边应答边窃笑,因为渭北方言中“白” “伯”读音相似。此次与“老白”见面的黄罗斌,是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年仅16岁。

半年后,黄罗斌到了由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才知道那位“老白”只比他大3岁,真名叫习仲勋。“老白”也坦承他上次占了小黄的“便宜”,两位少年英雄相视大笑……自此,习仲勋与黄罗斌成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共同经历了照金革命根据地艰辛的创建、红二团南下失败的苦涩、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的困境以及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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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冬,在骇人听闻的“陕北大肃反”中,身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的习仲勋和陕甘红军主力团政委的黄罗斌同时被捕并同室羁押,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同时也相互见证了战友对革命的坚贞不屈。

黄罗斌少年、青年时期有过无数传奇的故事。

“报告!”

窑洞里传出一个亲切的声音:“请进来。”

掀开门帘,少年战士立刻愣住了:周恩来副主席?

“请坐,小同志。”留着一副美髯的周副主席微笑着对神色拘谨的少年说。他让少年坐在火炉旁,自己也拉过小椅子与他对面而坐。

周恩来看着满脸稚气的少年,问道:“我听部长说,你叫黄罗斌对吗?”

“报告周副主席,我就是黄罗斌。”

“你今年多大了? ”

“报告周副主席,我今年18岁。”

“噢,18岁?是位少年司令嘛!好!什么时间参加红军的啊?”

“报告周副主席,1932年春天参加红军。”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道:“不要总是报告嘛!我们随便聊聊,好吗?”

周恩来站起来,踱步到墙边的地图前深思了片刻,回身坐在黄罗斌对面, 问道:“你过去打过骑兵么? “

黄罗斌刚想说报告,马上觉得不对,改口说道:“打过。”

周恩来像给小朋友讲故事似的,绘声绘色地说:“你看,敌人的骑兵冲过来时,尘土飞扬、遮天蔽日,马都张着大嘴,哗……哗……哗……你害怕吗? ”

黄罗斌想笑,周副主席真的把自己当作小孩子了,他16岁在渭北打游击时就常跟敌人的骑兵交手!但他知道,在这位党内有着崇高威望的副主席面前,自己千万不可轻狂失态。于是他只用两个字回答了周副主席:“不怕!”

“很好!初生牛犊不怕虎,干革命工作就是需要这样的大无畏精神!“说到这里,周恩来的神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最近,北线吃紧。靖边、榆林、横山一带敌人的骚扰很频繁,而那里的游击队又缺少统一指挥,很难对侵扰之敌形成有力打击。现在,我宣布,任命黄罗斌为靖、榆、横三县游击司令,统一指 挥三县的游击队,彻底击溃来犯之敌,守御边区北大门!”

黄罗斌朗声道:“坚决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出发?“

“回去后先把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打骑兵的作战训练,然后再投入战斗!”周恩来说。

守御边区北大门,这项任务非同小可,周恩来居然让一个18岁的“娃娃”担此重任,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当时红军指挥部对此是颇有争议的。可为什么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把这副重担交给黄罗斌呢?

黄罗斌,1916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西苇村一户农民家庭。8岁在本村读了4年私塾,1928年到高杨镇高等小学读书两年至毕业,后在学校当教员。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运动,同年8月参加渭北苏区游击队,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7岁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主力团——红三团的政委。

在有关黄罗斌的历史文字资料中,有段关于黄罗斌护送周恩来的故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来急电,请求共产党派员到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于是,上级将黄罗斌从延安东区调回,任命为中央红一团团长,执行特殊任务。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去,协助张、杨二位将军处理蒋介石的问题。12月16日,黄罗斌率部护送周副主席安全上飞机赴西安商谈国事,临行前,黄罗斌向周恩来、中央警备团团长黄春圃(江华)汇报行动方案,指着地图说:“尽管肤施之敌已乱了阵营,但我们还是要严防狗急跳墙。我的意见是,派一个连先行抢占东关和清凉山,再派一个连占领宝塔山和东关以南的延河河道,其余连队随团队行动,护送周副主席从杨家岭上山,绕城外的山路向机场前进……

12月16日,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到西安。此时,延安还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下,中共代表团前往机场登机,安全是个大问题。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和政委钟辉执行护送这一重大任务。中央警备团团长黄春圃受命带一个连队从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直奔红一团驻地安塞县马家沟,向红一团宣布这个重要命令。

黄春圃一到驻地,就碰到了早已在门口迎候的黄罗斌。黄春圃与黄罗斌致礼过后,立即言归主题,向团领导传达中共中央的命令。他说:“西安出大事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骊山华清池把蒋介石抓起来了,逼蒋介石抗日。二位将 军给党中央、毛主席发来电报,请求我党派员到西安共商大事……”黄春圃话 音刚落,黄罗斌、钟辉和在场的指战员听说蒋介石被抓,群情激动,齐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

黄春圃接着说:“党中央、毛主席派周恩来副主席和博古等领导前往西安,和张、杨二位将军去商讨救国大事,中央决定由你们红一团担任护送任务,马上开赴延安,护送周副主席一行。”

黄罗斌和钟辉立正表示道:“坚决完成任务!”黄春圃又对任务中的一些相关事项做了交代,语重心长地叮嘱黄罗斌和钟辉:“这个任务很重要,中央相信你们,你们一定要做好护送方案,千万不能出问题。”黄罗斌说道:“请首长放心, 红一团保证完成任务!”

12月15日下午,红一团从安塞县出发,16日黎明前到达延安杨家岭向黄春圃报到。黄春圃看到红一团到来后非常高兴,带黄罗斌和钟辉走进周恩来歇脚的窑洞里。

周恩来一看到黄罗斌便说:“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少年司令吗!司令当团长,是降职了还是重用了?”别看黄罗斌平时带兵打仗生龙活虎、无所畏惧,在周恩来面前倒显得有些拘谨,尤其是被他这么一问,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脸也红了。黄春圃见状对黄罗斌说:“黄团长,把你们的行动方案向周副主席汇报一下。”这时黄罗斌才转过神来,站起来,向周恩来认真地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完了汇报,笑着说:“不错呀!就按你们的方案执行吧。”

雪后初晴,延安机场仍是白花花的一片。周恩来一行出发了,黄罗斌身挎短枪,骑着大马带随行战士紧紧护卫在周恩来一行的前后左右。不到一个小时,安全地到达了延安机场。下午1时,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飞机落地后,机舱门一打开,走出来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刘鼎,他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就与周恩来有密切来往。刘鼎走到周恩来身 边说道:“张副司令派我来接您和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请首长登机。”

周恩来向送行的有关领导和护卫的红一团官兵挥手告别后,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先后登上飞机。

目送飞机起飞之后,黄春圃走到黄罗斌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罗斌啊,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可别松劲啊,还有任务等着你呢!“

1937年1月到8月,黄罗斌被派入抗大三期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神(木)府(谷)分区保安部队司令员兼神府河防司令部司令员。一身兼二职,镇守边区北大门、保卫黄河的黄罗斌年仅21岁。

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墙上,我目睹着黄罗斌年轻时的身影,英俊、健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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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天一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按照“一五“计划,国家把甘肃作为重点投资建设地区之一。

中央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部分项目安排在甘肃。

工程名称是:石油部所属的兰州炼油厂;电力工业部所属的西固热电厂;重工业部所属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兰州氮肥厂、兰州橡胶厂;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八O五厂,加之长期配套的、限额以上的以及国防军工企业共16项。这些项目全部由中央投资共21.81亿元,占甘肃“一五”计划总投资的86.08%。为了加强对工程的领导,经中央批准,专门成立了郝家川筹建委员会和兰州建筑工业总公司,分别对白银和兰州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实施领导。国家围绕这些重点工业项目,从资源勘探、厂矿布点、资金和人员调配等方面给予了保证。

1954年,中央决定将甘肃、宁夏两省合并,中央西北局打算让黄罗斌去当合并后的甘肃省委书记或军区司令员。然而,黄罗斌却做出了令人吃惊的选择,他主动提出要脱下戎装,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潮中,他向上级表示:还是让我到白银去开矿吧。

经甘肃省委批准,1954年8月成立了中共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委员会,黄罗斌任书记,李子奇与茅林、田园、黎以宁等4人为主要成员。

1954年9月18日,经重工业部批准: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在兰州正式挂牌。后来,名称里取掉了那个带有明朝官办机构色彩的“厂”字。白银公司宣告成立,标志着国家这一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开始启动、运行。

从此,开发建设的准备工作全面紧张地展开。但这时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厂房、没有机器设备,矿山未开采,铁路、公路都不通,只有刚刚任命的领导班子和少数工作人员,总共只有数十人。

公司挂牌后,办公地点设在兰州市黄河北盐场堡坝壕10号原一家地主庄园的四合院子里。公司领导和工作人员临时分散住在城里租来的居民院中。公司领导批准买了三辆自行车,这是白银公司第一次购置的公共财产。拉粮拉菜靠一辆脚踏三轮车。每天清晨,一辆旧轿车挨家接人,黄罗斌等公司领导同大家一起乘车上班,大家不分职位高低,说说笑笑,热热闹闹,风雨无阻。

1955年底,公司由盐场堡迁到兰州火车站附近一幢新建的楼房上办公,工作人员有所增加。1956年2月,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由兰州迁至郝家川。

白银公司药剂厂元老孟庆杰回忆:1954年4~5月,我就和一些同志一起到了郝家川工地。在这之前,已经有些同志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了。选择厂址也是几经周折,开始选在靖远北湾东北的山里面,中间是平地,四周群山包围。当时认为,那里符合战备要求。曾经派人和靖远县政府联系,又派测量队测量。测量队就住在北湾西边的一座庙宇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反复比较,认为那里离矿山较远,占耕地又太多,放弃了在北湾建厂的方案。最后把厂址定在郝家川,就是现在公司所在的地方。

孟庆杰和第一代开拓者们刚来的时候住在现在动力公司南边郝家川村庄的一幢草房里,厨房是借用老乡的一间破草房。平时,筹备处在那里住着十几个人,主要是配合测量队工作。那时候郝家川人烟稀少,一眼望去尽是荒滩沙丘,一遇大风,漫天飞沙走石。这一带十年九旱,农民生活很苦,经常要靠政府救济。他们从刘家梁拉些咸苦水作为饮用水和日常生活用水,后来筹备处给配了一台拉水车,每天到水川拉一趟黄河水,倒在大桶里沉淀以后再用。每逢拉水,老乡就提上盆盆罐罐等在我们住处门口,希望能接上一些浑浊的黄河水。

生活是艰苦的。而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狼群危害。

一到夜间,狼群就四处活动,有时竟然跑到住处扒门弄窗。有一次,羊圈没关好,狼群就闯进羊圈咬死了几只小羊。有时,大白天狼也闯进村子扰乱。后来,由于治安的需要,省上给派了一个班警卫战士,他们除正常执勤外,还会一起到北边的深山里掏狼窝打狼。随着筹建工作的迅速进展,郝家川一带人员不断增多,邮电所、小卖部、气象站陆续成立,荒凉的土地也日益活跃起来。1954年8~9月,先后从北京、宁夏、湖南、陕西、东北等地调来很多领导干部、技术工人、大中专学生和其他职工。

白银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白银厂工作以后,黄罗斌负责的具体事务有很多,省上领导说:“那你省上常委要兼上。”黄罗斌说:“常委我也不当,当上常委要经常开会,三天开会、两天开会,我就必须经常回兰州,就不能抓这个白银厂了。”那时,甘肃只有四个省级干部,黄罗斌是其中之一。他是主动请缨到白银厂工作的,也辞掉了省军区的工作。他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为白银厂的开发操心费力。

郝家川的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相比兰州差距极大: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没有一家百货公司、一幢高楼,展现在眼前的是沉默裸露千古的、干裂的土地,偶有被狂风吹打的骆驼草。他们借住在当地老乡干打垒的土房里,在没有人烟的郝家川点燃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星火。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黄罗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住在郝家川,干在折腰山,死了打口铜棺材,埋在火焰山。”这首诗,成为黄罗斌一生的写照和座右铭。

在此期间,筹备建厂成了黄罗斌的全部,直到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下达了《关于设置白银市筹备委员会》的决定。

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黄罗斌经理:

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第三项规定,经本会第九次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设立白银市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白银市的设置工作。兹将有关白银市筹建工作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白银市筹备委员会应于8月份成立,由省直接领导,筹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5条第3款之规定:设委员9至11人,并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

(二)筹备委员会所属的办事机构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2条规定和实际需要,暂设办公室、建设委员会、民政科、财政科、交通科、卫生科、文教科、人民法院、公安局等,其他机构以后逐渐成立,全部编制名额暂定为72名。

(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应即召集会议,详细研究区划范围,统筹安排建市工作,并希今年年底将筹备工作情况、市的区划范围、地图、基层组织等写出书面材料报告本会,以凭转报国务院审批。

(四)白银市筹备委员会的印章,由本会另行制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在此之前,黄罗斌多次到郝家川进行实地勘察和走访。郝家川仅有7户人家,几间破败的茅草屋歪歪扭扭地散落在那条狭窄的川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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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戎装的将军伫立在凛冽的秋风中,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扑面而来,但看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这里的荒凉连牛羊也望而却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却在这蛮荒的沙丘激情满怀,他在凛冽的风沙中长吟:“男儿壮志 在四方,为国建设甘苦尝。平生不做黄粱梦,海角天涯是故乡。”

黄罗斌认真查阅了有关白银的资料,脚下的矿产与地面的贫瘠使他深感震惊:

这里属腾格里沙漠和祁连山余脉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海拔1400~2040米,四面环山,丘陵起伏,是内蒙古、宁夏进入兰州的必经之路,一望无际的戈壁 滩上几株骆驼草孤苦伶仃地在风沙中奄奄一息。这里没有水源,一年四季能接 到可怜的几滴雨水,几户人家常年饮用的是苦水、窖水。这里干旱多风,一般风力都在7级以上,风搅狂沙,天昏地暗,全年平均温度仅在7度左右,秋冬春三季气温总是在零下8~10度徘徊。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百姓生存异常艰难。

方圆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户不过千,人不逾万。这里的狼比人多,蝎虎子比鸟多,黄羊、野兔比庄稼多,风沙比树草多。老百姓说这里是:白天风嚎,夜里狼嚎,吃了苦水肚子嚎……用不毛之地来形容白银,毫不夸张!

然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把这里营造成不毛之地的同时,也在地下埋藏了众多弥足珍贵的宝藏:金、银、锡、確、镉、错、钻、锐、汞……贵重、稀 有金属60多种,尤以含铜黄铁矿、含铜锌铁矿最多,堪称中国之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银没有工业建设而言,一无所有,唯一有的就是几位扛过枪、打过仗的“土八路”。

黄罗斌苦思冥想不知如何着手,自己是个大老粗,肚里没有积攒下多少墨水,更谈不上懂什么科学技术。国家现在要大力发展工业,急需金、银、铜、铁,可是这些宝贝沉睡在自己的脚下,如何把它们开采出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还有,如何管理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队伍?战争时期,战士们_切听从党指挥,服从命令、令行禁止,但这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各地纷至沓来,有扛过枪的,有打过猎的,有种过地的,有读过书的,面对一片荒野,要带好这支队伍,要指挥好这支“杂牌军”,首先自己要有大的气魄,起到榜样作用。

在荒芜的戈壁滩上,没有住房、公路、铁路,只能靠创业者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家住帐篷,喝苦咸水。

水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生产、生活,没有相应的办法解决,数百名创业者喝的是用汽车拉来的浑黄的黄河水。黄罗斌也不例外。

“书记,这两桶水你留着自己喝。”司机背着黄罗斌从兰州带了两桶干净的生活用水,郝家川的水是苦的,喝了经常会闹肚子,司机担心黄罗斌长期劳累,喝了浑黄的黄河水会不适应。

黄罗斌看了看司机,又看了看为他留下的水,若有所思地问司机:“我喝兰州的水,他们喝什么水?”

司机心里有点别扭,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和他们不一样,再说我哪里能管得了他们都喝上兰州的水。”

“我和他们哪里不一样,不都是在这里开矿搞建设吗?不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吗?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更应该吃苦在前。以后把这里建设好了,都能喝上甜水。去,把这两桶水给病号送去。”黄罗斌和颜悦色地教导着司机。

“你怎么办?”司机还是留恋不舍那两桶水。

“没问题,你看,我的肠胃是个火炉,吃钢化铁都没事。”黄罗斌拍拍自己的肚子,不无风趣地说。突然他又想起每次到兰州开会,司机都可以多带几桶水回来解决病号喝水问题,能解决多少是多少吧。“好小子,够聪明啊,以后可以多带点水。”黄罗斌夸奖着司机。司机明白,就是拉来一车水,黄罗斌也不舍得喝的,他就是这样较劲的人,什么事都想着别人,很少为自己打算。

有些工人家属不相信经理家中也会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定会存蓄水源。有个工人说,我们到经理家要水去,不相信他们家没水喝。

十几个工人来到黄罗斌家里,黄罗斌的爱人丁艳琴忙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经理现在不在家,他很少回家,晚上很晚回来,住到第二天早上早早就走了。”黄罗斌的工作特别繁忙,各方面的工作都在紧张地开展,特别是关于大爆破的 事不能出现一丝的差错,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工人们说:“我们没有水,我 们要水喝。”丁艳琴听工人们说没有水喝,连忙解释:“我们也没有水呀。”工人们不相信经理家里还能没水。“真的没有水喝,我们也没有水喝。你看现在愁的都不知道怎么做饭了,准备到哪里去买一点馍馍吃了就算了。”丁艳琴揭开水缸 盖子让工人们看。那个时候经常没水喝,到外头买些饼子啃是常有的事,当时白银市也没有卖东西的,只有一两家卖饼子的,有个小百货公司可以买点儿吃的。工人们看见缸里滴水没有,他们不好意思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尴尬地说:“经理都没有水喝,我们还有什么话说?走,走,我们好好工作去,我们都要向经理学习,经理和我们是一样的。”

官兵一致是共产党人一贯的优良作风。

工地上,黄罗斌和工人们一起背炸药,一个木箱装50斤炸药,他每次扛两箱子炸药到洞口装炸药,回来以后肩膀磨破了从衣服里往外流血。丁艳琴给他洗一洗,抹上些红药水。第二天黄罗斌又去和工人们一起挽起袖子搬运安装设备,被风沙灌成“土人”。工人们见他白天在工地指挥干活,晚上又要召集各类会议,布置全局工作,都劝他不要这么干,他便擔胳膊挽袖子地和工人们比画:“来来来,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死老汉病娃了,哪个不服,不信掰掰腕子,你们还没几个能掰得过我呢!“他长期和工人们在一起,谁也没有把他当成“官老爷”。

1955年9月,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和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决定对白银矿实行露天开采。

采用大爆破剥离式的方法,搬开压在矿石上的山头,让宝藏尽快重见天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举措。

3次大爆破要炸掉折腰山、火焰山、庙庙山、羚羊山、凤凰山、家鸽山、棹子山7个山头,总爆破量为900余万立方米,需用炸药近1.56万吨。1.56万吨的炸药是个什么概念?用5吨的军用卡车来运,也得用4000多辆才能拉完!

接到这个设计书后,作为大爆破工程总指挥的黄罗斌深深感到任务的艰巨。这样的大爆破,中国没有,世界上一一包括提出这个方案的苏联也没有,真正是“史无前例”!更现实的是:要把这近1.56万吨的炸药塞进7座大山的腹内,就要挖掘出1万多米纵横交错的坑道,凿出2万多平方米的药室。坑道与药室均要支撑起森林般密密麻麻的柱子。而由于历史上野蛮无序的开采,7座山的腹内千疮百孔,虚实难辨,挖掘坑道药室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塌方、冒顶的事将会让人防不胜防。加之设备的简陋,施工技术力量的薄弱,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恶劣,都将给这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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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罗斌带着几位副经理和工程师们一步步地踏勘巡视矿区,字斟句酌地推敲各种施工方案,每一个细节都是反复磋商,自己没弄明白的事决不轻易拍板。他知道自己在科学面前还是个小学生,便以小学生的身份虚心地向工程师们学习、求教,尊重知识分子的每一项建议。然而,这种虚心求教却并非盲从,譬如:在审定炸药库设计方案时,对于要不要在炸药库周围挖一条隔离沟的问题,黄罗斌最后竟做出了与总工程师相悖的决定。

主持这个方案设计的某设计单位总工程师认为:一个火星就会引起数千吨炸药的大爆炸,因此,为安全起见,炸药库四周除了电网之外还要再挖一条隔离沟,以防野草着火造成意外事故。而白银公司保卫处长郭云则坚持认为,此举大可不必,因为,建炸药库的地方寸草不生,怎么会引发山火呢?再说,挖一条隔离沟,需花不少钱,国家还很穷,能省的就要省。

一位设计人员说:眼下不长草,不等于将来长不出草来。总工程师也态度坚决地说:这种危险性极大的库区,必须用双保险。我们的设计方案是从最大的安全系数出发的,不能更改!

与会人员,有人支持总工,有人赞同保卫处长,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会议只好搁浅。

黄罗斌那天到省上开省委常委会去了,等他满身尘沙地回到公司,郭云就找上门来,向他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强调了自己的主张,希望黄经理能采纳他 的意见,并且能一锤定音地做出决断。

黄罗斌听完汇报,沉思不语,默默地眺望着那片即将要建成炸药库的地方,那里的确是一片光秃秃的山丘,他曾多次到那里踏勘过,的确没有见到过一棵草。但是,设计人员严谨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万一……黄罗斌对保卫处长说:“此事关系重大,容我再做一些调查,再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吧。”

黄罗斌再次带人走向和尚头似的山丘,一群人像搜索前进的侦察兵一样,弯腰低头查看每一寸山地,果然没有发现一棵野草。黄罗斌仍不放心,亲自请来几位当地的农民,问他们见没见过这里长过草。农民回答说:“要能长草,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这辈子没见过这里的一棵草,下辈子怕是也见不着了哟!”

黄罗斌吁了口气,拍拍老农的肩膀说:“你这辈子就能看到,白银矿建成后,这里不仅有草,还会绿树成荫呢!”于是,黄罗斌果断地做出决策:那里不会长出草来的,隔离沟可不必挖了。现在全国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要把一 个铜板掰成两半花,要节省下来这十几万元资金。设计师们的初衷是对的,安全第一是我们永远应当坚持的原则。炸药库从建设到建成,保卫处都要严加看守,制定出严格的制度,不得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不挖隔离沟的决定既然由我做出,责任就由我来负!

白银大爆破引起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协调下,重工业部、地质部、冶金部联手支援白银。针对白银技术力量不足的现状,从东北、华东、山东、云南调来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一支汇集五湖四海力量的一千多人的矿山爆破队迅速组成。

与此同时,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亲自出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全国各地调来两万吨炸药,其中一部分是TNT,一部分为硝酸铵。

铁道部也是“一路绿灯”,列车源源不断地将从各地调集的炸药运往甘肃。然而,白银尚未通火车,各地运来的炸药全部先要卸在陇海线天兰段上一个名叫焦家湾的小站上,然后再用汽车运到白银。在此之前,黄罗斌曾带着甘肃省公安厅厅长和兰州铁路局的负责人来到这里,选定了炸药的临时堆放地并做好了严密的防护措施。多年沉寂的焦家湾小站顿时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车皮的炸药运到这里。从站台到临时堆放场,到处是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尽管时而尘沙飞扬,时而大雪弥漫,货场装卸工们依然忙得大汗淋漓。出于对炸药这种烈性物质的防范,铁道部严令焦家湾车站:货到后必须当天卸完,不许压车滞留。

焦家湾车站告急:装卸工人力不足,20节车皮的炸药压在站台;

公司运输部告急:公司仅有的50辆卡车连轴转,也只能运走一半炸药。

鹅毛大雪使运输车辆行进艰难……

黄罗斌心急如焚。

而工区负责人的报告则令黄罗斌又喜又忧——

准备装炸药的二号药室即将开凿完成,这是一喜;装药任务量大,运输部必须及时把炸药运到,不然就会造成停工待料的局面,而运输部又分明因人力、车辆、天气、道路等诸多因素无法将急需的炸药运到,此情堪忧。

黄罗斌连夜召开党委紧急会议,会上提出的各种方案都因远水解不了近渴而被否定。

情急之中,将军出身的经理想到了部队。战争年代,靠的是军民鱼水、相互依存。建设年代,这种传统也会威力无穷啊!

黄罗斌立即拨通了兰州军区的电话:请转告张达志司令员,黄罗斌有事求见!

是夜,大雪纷飞。黄罗斌招呼司机:“走,立刻到兰州!”

司机望着茫茫雪夜,蜿蜒的山路,嗫嚅地说:“黄书记,这天气……”

黄罗斌挥挥手:“下刀子也得走!”

崎岖的山道上,凛冽北风,漆黑夜色,狂舞的雪片下,吉普车趙触超起地向前, 年轻司机的额头渗出晶莹的汗珠儿……

张达志将军握着老战友黄罗斌的手,深情地说:“辛苦了,罗斌!情况我知道了,中央关注白银,全国支援白银,我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白银的事也就是我们兰州军区的事,军民一家嘛。”

张司令立即叫来汽车团的张宝顺连长,让他带一个加强连的官兵,100辆汽车立即随黄经理出发,到白银参战,随后他对黄罗斌说:“一切听你的指挥!”黄罗斌向他的老战友,连声说了几个谢谢!龙行虎步地跨入汽车团出征的行列。

大爆破亲历者胡庆武回忆:炸药用铁道运过来卸到邵家堂,然后就没办法了,只有公路了。这一段因为白银公司当时大概也就是十几辆生活车,工程车都没有,就是来了也不够,所以就由黄经理亲自跟兰州军区协商。黄罗斌是军队出身,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转业之后,跟部队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联系好了之后,通过冶金部甚至国防部,一经沟通就解决了。

100辆军车的参战,使各路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

运来的上万吨炸药到不了矿山,只好卸到山脚下,用人工背运。

开始搬运炸药的工人、干部还要经过审查批准,一些未被批准搬运的人,看别人热火朝天的大干,自己有力出不上时,很有意见。意见反映到公司党委,党委考虑到运量太大,一线劳动强度超过人的体力限度,最后决定总动员——“杨家将一起上”。炸药搬运到矿山上后,要往开凿的炸药药洞里装填,又得人工搬运一次。经党委动员,大家干脆背上铺盖卷,山上住、山上吃、山上干。脊背压肿了,手臂磨破了,眼睛熬红了,但谁也不叫一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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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时间到了,当香喷喷的大肉包子一筐筐抬上山来,既当指挥员又当战 斗员的黄罗斌一边解下背在身上的水壶,一边嘶哑着嗓子喊:“同志们,开饭啦,不限量,管饱。”大家喘口气就吃,吃完了接着干。

然而,挖掘巷道、开凿药室的工程却异常艰辛。

尽管指挥部对各种细节,有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做了详尽的安排,但山里千疮百孔、虚虚实实又纵横交错的“五脏六腑”仍潜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随时都有发生事故的可能。

郭文华同志是一位技术高超且具有威望的七级老支柱工,早在东北夹皮沟矿工作时,由于他及时发现了活动的采场压力,使得40多名工人幸免于难。在白银大爆破工地,哪里最危险他就战斗在哪里,经常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天,十分区二号药室出现了不安全的预兆,工区派人加强了支护,又派郭文华同志去指导安全施工。他连续奋战了两个昼夜没离开现场,就在洞室即将竣工的关头,地压来了,顶板毛石断断续续地往下掉,郭文华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判断危 险即刻就会发生。情急之下,他顾不上多想,大喊道:“不好,快往外撤,快!快!“他自己却站在那里手执电筒为工友们照亮生命通道。

大家都撤出来了,郭文华同志却长眠于大山之中。

爆破二分区,表土层较厚,施工时也常塌方,为此在掘进过程中用了大量木材甚至钢材支护,以确保爆破工作的安全丿顿利进行。

6月中旬,掘进工作已全部结束,正在进行最后的装药工作,突然木支护嘎 嘎作响,工字钢梁也开始变形。炸药已装进了一大半,要是塌了不但保不了工期,也无法保证下一步施工的安全。工区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经过紧急研 究,决定成立抢险队,立即组织加固。支柱工陈永江冲在最前面,不顾个人安危, 选支护点、量尺寸、运坑木。眼看一场险情就要过去了,但是由于整个山头都是破碎的凝灰岩,新的地压又开始活动。安全员发现药室内的木支护架嘎嘎作响,飞身就朝指挥部跑。黄罗斌闻讯立即带着总工程师赶赴现场,组织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技术人员进行“会诊”处理。结果发现地压太大。然而,地压究竟有多大,一时又无法算清。突然,冒顶如电光石火般在瞬间发生了,疾如雨点般 落下的石块堵住了巷口。还没有走回办公室的黄罗斌转身又飞跑至现场,火速组织抢救被堵在巷道里的工人。他奔跑着、呼喊着、指挥着,冒着随时可能被落下的石块击打的危险亲自去搬移堆积巷口的石块,手臂划出了血,嗓子喊得嘶哑了,整整三个昼夜,黄罗斌没有离开现场。

陈永江的母亲听到儿子遇难,哭喊着奔到现场。老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使黄罗斌心如刀绞。陈永江的老母亲眼见工人们连续几天拼命抢救儿子,最终无望,她扯着黄罗斌的手臂说:“黄书记,歇一歇吧!孩子是救不出来了!白银矿的事大,工期耽搁不起啊!永江是为开矿来的,就让他埋在矿山吧!”

多么深明大义的母亲啊!百战将军黄罗斌不禁潸然泪下……

朔风呼啸,群山呜咽,开拓者们用木头雕刻出烈士遗体寄托哀思,告慰英灵。黄罗斌携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齐刷刷立于巷道口,为战友敬礼送别。28岁的支柱工陈永江被永远安葬在凤凰山下。

矿山大爆破工程,是白银公司基础建设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环节的关键工程之一,这一工程的提前或者拖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建设工期的提前或者拖后。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爆破工程必须在1956年年底完成。

矿山大爆破设计爆破量为9029720立方米,预算费用为25209万元,要炸掉折腰山、火焰山、庙庙山、羚羊山、凤凰山、家鸽山、棹子山等7个山头,这样的大爆破在我国是第一次,苏联也没有。

面对着这样艰巨的任务,建设者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爆破指挥部制定了周密的爆破计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迅速开始了爆破的准备工作。

整个爆破区划分为10个爆破分区,折腰山区域分为1 ~ 9分区,火焰山为第10分区,全部爆破分3期进行。第一期爆破工程从1956年3月2日开始,掘进工程到7月15日结束,共完成坑道650米,药室2300立方米,装药量为1651.99吨,7月19日进行爆破。第二期爆破工程从7月下旬开始,并和第三期爆破工程的准备工作同时进行,第二期爆破工程完成坑道4997米,药室6630立方米,装药量4673.535吨,11月5日进行爆破。由于有了第一次爆破的经验基础,第二次爆破很顺利。所以,爆破后的第二天就迅速恢复了工作。第三次爆破是最大的一次,坑道为5916米,药室11933米,装药量为9374吨。这次爆破不仅工程量大,而且必须在1956年年底完成。

据蒋诗珍老人回忆:1956年初,分赴各地学习的采矿专业的同学们接到回厂参加矿山大爆破的通知,纷纷返回白银。这次爆破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爆破工程,而且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爆破工程。1000多人的施工力量集结在山峦起伏的工地上。施工者在帐篷和窑洞里办公、住宿,夏天帐篷里像蒸笼一样,有时索性把被子放在帐篷顶上;冬天帐篷如同冰窟窿,天气寒冷,风沙又大,夜间刮起风来,尽管你把头蒙在被子里,早上起来仍是满脸尘土。喝水更困难,喝的是地下又苦又咸的水,然而生活上的困难比起工作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整个爆破工程分10个爆破分区,爆破炸药量近万吨。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数万米坑道和数万立方米酮室的掘进,开拓者们所肩负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呀!就是这些年纪仅在20岁左右的学生,不但要当值班长组织数十人施工,同时又要 当技术员。工地除了10多名苏联专家外,只有一个工程师,再就是这批学生娃“技术人员”了。施工除了凿岩机外,没有其他机械设备,工具是耙子和簸箕,主要手段是肩挑人抬。特别是有的爆破分区在百米高的山上,数千吨炸药和成千 立方米的充填料,硬是靠人力背上去。为了不耽误工期,工人干部不分白天黑夜,连续作战。

1956年12月29日,英勇无畏的白银创业者们,提前完成了数百个巷道碉室的炸药填充工程,接通了引爆的电线和导火线,安装好了起爆器……一切准备工作均顺利完成,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爆破就要在中国西部诞生了!黄罗斌再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每项技术措施。当确认一切无误后,他命令全体人员撤离到4000米以外的山头上。

方圆百里,均有兰州军区派出的子弟兵担任警戒。

参战人员严阵以待。

9374吨炸药,一箱一箱、一袋一袋装进药室,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一个多月里,总指挥黄罗斌经常出现在装药现场,亲自背起那“性情火爆,一点就炸的“怪物”穿行在支柱如林的巷道里。1000多位创业者、国家和省区政府领导、 来自各行各业的团体和代表人士站在呼啸的朔风中眺望着起伏的山丘。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这些古老的山峰送别。爆破声起,折腰山、家鸽山、火焰山诸座山峰都将“身首分离”。时任白银公司计划科长的于开国目睹那一刻,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改造山河”“移山填海”。

“12•31”工程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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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的进展情况,填充工作、线路铺设已经全部完成,所有施工现场的工作重复检查了几遍,不能留下丝毫隐患。所有爆破的山上戒备森严,从部队抽调的解放军战士巡视着每一个角落,紧张的气氛达到了极限,人们的神经仿如紧绷的弓箭一触即发。

1956年12月31日上午10点,凄厉的口哨像一道不可违抗的军令在戈壁荒滩上划过,满脸尘汗的工人们陆续从不同的坑道中走出来,这些工人是经过爆破专业培训的技术工人,此次爆破对他们来说是人生中非同寻常的经历。

爆破进入倒计时,人们在等待惊心动魄的那一刻。人群中有解放军战士,有归国学子,有苏联专家,中央各部委、西北局和甘肃省的党政军首脑,齐聚白银,共同等待着那壮观雄浑而又惊心动魄一幕的开启。

 

……略

 

下午3时整,白银公司副经理兼爆破队长黎以宁、刚刚到任的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爆破队书记常耀华、保卫科长苑相云拉响了大爆破的前奏一点燃一个200公斤的炸药箱,掀起一阵震撼山谷的巨响。声浪过后,群山又恢复了短暂的沉寂。说它短暂,是因为前奏响过15分钟后,大爆破就要全面奏响了。

大爆破指挥所里,时年38岁的大爆破总指挥黄罗斌一双明眸紧紧地盯住腕上的手表,心里默默数着五、四、三、二、一,将军抬起头,与身边肃然而立的总工程师们交换了个眼神,随即一声高呼:起爆!大手一按电钮,一声沉雷滚过天际般的响声猝然响起,山摇地动,天崩地裂,滚滚黄尘冲天而起,团团蘑菇状的红云冲天而起,数百万立方的碎石冲天而起,眼前的折腰山瞬间斩了半截……地球在一阵剧烈的颤抖后很快回归平静,而世界——特别是对新中国既怀敌视又藏惧怯的西方世界却由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西方人惊呼: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科教片《大爆破》,用当时最先进的胶片、电影机镜头记录了1956年白银大爆破的真实场景。

据专家测定,这次大爆破对地球的震撼相当于6级以上的大地震,使40万平方米的山群平均高度被削去了50米。爆破引起的尘埃在离凤凰山10多公里的市区落了三天三夜还没落完。

惊天一爆,一个全新的白银公司横空出世!

白银公司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于1958年3月6日至5月14日召开,会期共70天。正式会议3天。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32名,列席和旁听的党员285名,代表着全公司1560余名党员。这次会议用67天的时间召开预备会,贯彻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精神,讨论深入整顿、克服右倾思想的问题。正式会议召开后,讨论了在克服右倾思想的基础上,鼓足干劲,掀起生产高潮。黄罗斌同志代表党委作了“鼓足干劲,苦战十四个月,为五九年产铜三千吨而奋斗”的报告;郭石同志代表大会主席团作了“彻底清除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更进一步地纯洁党的队伍”的报告,并通过了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新的党委和监委。党委委员21人:黄罗斌、郭石、石林、田园、杨激中、常耀华、白明、黎以宁、武修亮、李子奇、张峰超、王英、张守德、史源、周子祥、王杰民、强振东、王茜、高俞修、马凤来、朱远志。候补委员6人:崔国权、李俊山、李学廷、李滋、杜敬甫,郭金城。常委11人:黄罗斌、郭石、石林、田园、李子奇、王英、杨激中、张峰超、常耀华、白明、黎以宁。党委书记:黄罗斌, 副书记:郭石、常耀华、白明。监察委员会委员11人:常耀华、何洪元、田园、李俊山、王佩贞、邵士正、王虎城、刘化仁、沙登权、冯树彬、李俊岭。常务委员:常耀华、何洪元、田园、 李俊山、王虎城。监委书记:常耀华,副书记:何洪元。

这次会议是公司党委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反映了公司广大职工迫切要求发展白银的愿望,制订了五年发展规划,确定了奋斗目标,为完成公司的基建和生产任务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党代会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公司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职工,为实现大会提出的奋斗目标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和努力。在设备、材料不足等困难情况下,完成基建总投资二亿二千多万元,相当原设计总投资的一半以上。露天矿、选矿一系统、供电、供水、供气等工程都相继提前投产和试车。

毛泽东指点江山,曾向昆仑山发出过“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豪迈词句。伟人的想象,诗人的浪漫,白银大爆破将这种浪漫的想象变成了真实的场景。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大爆破,更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笔!同时拉开了白银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创业的序幕!

苍茫的岁月长河里,阅尽春秋的铜城,倾诉着红色艰苦创业的城市记忆。风雨兼程,所有艰难困苦终将玉汝于成,老一辈有色人的淳朴、坚韧、吃苦耐劳精神传承在白银人后辈子孙的血脉中。


卷二 城市记忆

 

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结束了,它留下了伤痕,留下了阵痛,留下了苦难,留下更多的是喜悦的泪水、执着的信仰和美好的回忆。

父亲说:一个战士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相信党,跟党走。

母亲习惯了父亲很晚回家。

母亲生育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大姐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没有离开家单过,她说弟弟妹妹还小,要是搬出去自己过小日子,母亲会更加辛苦;大哥、二哥还在读中学,我也在单位子弟小学读书,幼小的弟弟则在白银公司幼儿园寄托。几个孩子还算乖巧、懂事,每天放学后都会自觉地做作业和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大哥、二哥时常要脱煤坯,哥哥们从拉煤的火车上打扫没有卸干净的煤末,用麻袋装上,再用板车拉回家,积攒得堆成小山,星期天用板车拉些黄泥土与煤末和在一起,把煤末和泥土翻上几次,和匀了便在中间挖个大坑,挑上水倒在中间,再和匀,将和好的煤末用铁锹倒进一个长方形的模子里,表面抹平,煤坯就脱好了。家中的体力活基本是由男孩子完成。

外面的风雨很大,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孩子们,原本言语不多的父亲更加沉默、无语……


铜城丰碑

1984年10月,在纪念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成立30周年的日子里,“铜城的开拓者”纪念碑在白银市金鱼公园内隆重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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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大西北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白银市的城市符号和标志性建筑,是铜城白银开拓者和创业者们艰苦奋斗、荒原创业的历史丰碑和生命赞歌。

1951年5月,国家地质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组织60多人的地质队,由工程师宋叔和带领,对白银厂矿区进行首次勘查,开始以钻探为主、坑道为辅的勘探普查工作。第二次踏上白银厂这块热土,宋叔和率队考察了先民们当年采矿的遗址遗物,绘制出了一条条地质剖面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请来当地的老石匠,用近乎原始的工具,刻槽取样分析,初步确定了矿床的工业类型和价值,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勘探方案。

1952年1月,宋叔和一行冒着严寒,率641地质队三进白银厂。这一次,他断定白银厂矿藏并非一个大铁矿,“铁帽“只是表象,它其实是一个以铜为主的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他的这一结论,在当年就得到了验证。在白银厂矿区所布的钻孔中,几乎孔孔见矿。在矿区他们发现了辉铜矿。

消息一经传出,一场更大规模的地质勘探战斗打响了。

在国务院的协调下,刚刚通车的宝(鸡)兰(州)铁路首趟列车载着东北钻探队的人员和设备日夜兼程赶来了,全国10余所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宋叔和所领导的队伍由当初的60多人一下增至200多人。从此,白银厂不再寂寞。钻机的轰鸣声,响彻了白银厂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深埋于地下的宝藏被一个个钻孔打了出来。一段段原生矿芯,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最后被勾画成一幅宏伟蓝图。共和国第一个大型有色金属矿床被发现了,一时间,民众奔走相告,喜悦相传。

这一历史性突破,不仅开创了我国在海相火山岩地层中寻找多金属矿床的先河,同时还满足了国家对诸多金属资源的需求,白银厂也因此成为共和国有色工业的摇篮。根据地质找矿的新突破,1953年4月,白银厂铜矿筹备处在陕西西安挂牌成立。1954年9月18日,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在兰州成立,同年10月5日,郝家川(白银厂)建设委员会成立。1955年1月,任震英编出第一份《白银市初步规划》,同年11月,由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审定的《白银市城市总体规划》上报中央,经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实施。

万里长歌颂伟业,铜城铸梦铸铜魂。

挺拔的碑身显得十分雄伟。碑身正面碑心用隶书撰写着“献给铜城的开拓者“八个大字,光彩夺目,是纪念碑的主题。碑心的左侧落款“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一九八四年十月”。在碑身的背面就是碑文。碑身的上部是一尊高大的青铜人物塑像。两位身着工装的年轻地质工作者肩并着肩,他们各用一只手共同托起一块金光闪闪的黄铜矿石,另一只手一个握着管子钳,一个拿着地质锤,昂首挺胸、目光炯炯,仿佛站在地球之巅,正欲敲开通往宝库的大门。粗犷豪放的造型,显示了铜城开拓者和创业者们的伟大胸怀和奉献精神。青铜铸成的塑像,让人们触摸到了“白银厂”跳动着的时代脉搏,感受到了“铜城“铜文化艺术的无穷魅力。

这座“铜城的开拓者“纪念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座地质工作纪念碑,碑中深藏着新中国地质工作者们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凝聚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碑文写道:

白银铜矿的勘探,体现了地质工作者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凝聚着地质部六四一地质队全体职工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一九五一年宋叔和工程师率地质人员在白银地区开展了矿产地质普查。一九五二年地质部组建了六四一地质队,历经五年,完成了白银矿区的地质勘探任务,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产建设提供了地质资料。一九八0年地质部授予该队“功勋单位”光荣称号。在勘探过程中,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给予了热情指导和有力支援,为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铜城开拓者的实践证明:找矿立功光荣!献身地质事业光荣!艰苦奋斗光荣!

“铜城开拓者”碑文中唯一提及的单位——地质部直属641地质队。碑文中唯一提及的人——地质工程师宋叔和。是他们,创造了新中国地质史上辉煌的篇章。

由于诸多原因,宋叔和没有参加当年的纪念碑揭幕式。几年后,他在甘肃金昌市参加国际硫化物矿床学术会议后应邀来白银市参观访问。当宋叔和首次见到铜城纪念碑时谦虚地说:“怎么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大家的功劳。”宋叔和先生在区域成矿学、矿床地质学、矿产勘查地质学和成矿学研究,以及古生物学和地质教学培养人才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地质人生平凡而伟大,并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成功的找矿实践,为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功勋卓著,是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的一位地质英才。

1952年11月,国家召开地质计划会议,重工业部提出,要在1953年探出32万吨纯铜(B+C1),1954年探出24万吨纯铜(B+C1),还要完成白银厂折腰山矿区的设计资料。1953年2月21日,新华通讯社播发了《甘肃皋兰县白银厂发现大型铜矿》的电讯稿。消息传到北京,惊动了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惊动了中国重工业部,惊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1952年冬日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打电话给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白银的情况怎样?”

上千名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开赴甘肃白银厂,投入地质找矿大会战之中,点燃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为白银厂铜和多金属矿田探明了金属量铜131.39万吨、铅40.39万吨、锌80.82万吨、硫1636万吨、黄铁矿矿石量379.5万吨、金33.4吨、银1970吨……为后人留下了一处国内外著名的有色金属矿产地。深埋地下的金属宝藏似乎不甘寂寞地散发着独特的气息。

铜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国家急需铜,急需找铜矿。641地质队的队长是丛健,副队长是宋叔和、芦仁怀,是在原来200人地质队的基础上扩大组建起来的(后来也叫地质部石青洞地质队)。全队有职工900多人、民工700多人、钻井27 台,下设科、人事科、地质科、秘书科、工务科、财务科、供应科、修建科、总务科,总队下除设钻探队外,还有铜场分队和坑采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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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地质队集中优势兵力于折腰山、火焰山两矿区,开动钻机30余台,沉寂了几百年的白银厂又喧闹起来。地质队员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采取钻探、重型山地物探、浅井探和槽探同时进行的方法。勘探期间,以钻探为主,用100x50米的网度求得工业储量,共投入钻探36253米,槽探7980立方米,浅井374米,平巷637米,平均控制深度约350米。提交了B+C1+C2级铜储量63万吨,并提交了建厂设计所需要的各种地质资料。

到1954年,探明了折腰山、火焰山矿区全部主要矿体,编写的储量报告达40卷,数百万字。这一报告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有色金属矿床的储量报告。年末,经过中苏双方最终的科学计算,地质部641队白银厂第一期勘探成果是铜金属 量80万吨,而且黄金和白银的储量可观,都具有单独开采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大型的金银矿床。

641地质队和宋叔和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新中国急需矿产资源的关键时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力排众议,坚持不懈,在白银厂“铁帽”下发现并探明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富铜矿。这一历史性突破,不仅满足了当时国家对铜资源的需求,还找到了伴生的金、银、铅、锌、硫等诸多矿产,一矿变多矿,使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铜城白银”崛起于荒漠戈壁 之中。

为了表彰641地质队在白银厂地质勘探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地质部授予该队“功勋单位“的光荣称号。

白银市因企设市、由企得名,成为我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铜城”屹立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共和国三分之一的铜出产于此的传奇蜚声海内外,历史在滚烫的铜水中迸发出可歌可泣的故事,雕刻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宋叔和三进白银

宋叔和刚刚踏上西部不为人知的荒丘戈壁时,只有漫天的黄沙与阴风怒号的夜晚,他在这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并写出两篇文章,除了确定黄铁矿的价值之外,还认定白银厂矿区地层岩性为变质火山岩系。

1947年,他应甘肃省资源厅制酸公司的邀请,来白银厂做矿产地质调查:“白银厂坐落于走向西北东南宋家梁山之阴,山之全体,为岭谷相间……如折腰山、羚羊山、火焰山等,平均海拔2200公尺上下。”宋叔和提交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加上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甘肃皋兰杂岩之初步研究》《甘肃皋兰白银厂南山系中之变质火山岩》等专业著述,为以后找到白银厂特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银厂给宋叔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折腰山东侧的老君庙。

这座重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古庙旁边,住着当地仅有的一户佃农白发明老汉。1947年宋叔和初涉白银厂的时候,就住在白老汉家。

当年,宋叔和笃信“实业救国”,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此后,他被命运驱使着东奔西走,直到全国解放,才踏上坚实的航船,前往东北考察有色金属矿产。在那里,宋叔和忽然想起遥远的西北白银厂,或许,那里应该有真正深奥的发现。于是,宋叔和率领一支年轻的队伍重返白银厂。

1950年冬天,宋叔和的妻子金文荷在给丈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那是一个不毛之地,那里尽是漫天的戈壁,可是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要去那里呢?那个地方,真的如你所说,是个宝地吗?”而此时的宋叔和已经远在千里之外,在大西北一个叫郝家川的地方,沉默、裸露、承受千年寂寞的不毛之地。

最初,他们住在老君庙里,老君庙是土坯筑的,正殿端坐着太上老君塑像,道童侍立左右。但老君庙抵挡不了白银的“三多”“三少”:风多、狼多、蝎虎子多,水少、树少、人少。白老汉坐在门槛上,给地质队员们讲述“金牛仙姑”的古 老故事。年轻人听着、笑着,把行李和工具铺摆在青砖地上。

在白银厂勘探时,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地质矿产资料,技术力量也十分薄弱,除宋叔和外,只有五六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间破旧的老君庙是他们的住处兼办公室,几张芦席围起来就是厨房。他们吃着掺沙子的馒头和米饭,喝含硫酸 盐的苦水,苦涩难咽,喝后腹胀腹泻。宋叔和与同事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每天爬山头、探老碉,请来当地石匠用钢钎、手锤和黑火药开凿平巷。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查明了铜次生富集带的存在,还在铜矿石中发现了伴生的金、银等诸多金属元素。

当太阳照到老君庙残破的屋檐上,中国地质拓荒者的新生活开始了:即刻开始调査这里的老兩。

白银厂有多少老丽至今没个准数,但名气最大的是“日出斗金”的金铵沟老硐和阴风惨惨钻不到头的阴洼巷老碉。他们在金铵沟大开眼界,硐内布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石花”;在阴洼巷的老硐里他们先看到的是白骨和腐烂的绣花鞋。 死人和活人、虚幻和现实、传说和历史纠缠在一个混沌世界。

面对这样的艰苦条件,宋叔和也不放松要求,他希望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至少懂一门外语。在他的悉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下,641地质队既取得了找矿勘探的大成果,又培养出了一大批懂外文的地质人才。

1951年5月,宋叔和二进白银厂。

两架胶轮马车从兰州出发,他们过黄河,走金城关,向北进发。他们的目的地是皋兰县一个叫郝家川的地方。车上坐着宋叔和、胡信姬、沙光文、卢振兴、俞建新、滕礼进等一批共和国地质战线上年轻的拓荒者。赶车人为了驱赶旅途 的疲劳和寂寞,张口吼出了一首民谣:

甘肃有个皋兰县,

砂锅(里)煮着洋芋蛋,

炕上铺着烂毡片,

羊皮筏子当军舰。

车上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们听着地道的民谣,笑得前仰后合,他们随着赶车人的歌声,情绪高涨地高声开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高亢的旋律传播在空旷的戈壁,他们为梦想而来,在他们心里深藏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倾诉,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谱写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乐章。

勘查寻矿的道路是荆棘塞途。

这一次,国家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也组织了60多人的地质队伍,对白银厂进行地质矿山普查。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矿区29平方公里范围二千分之一的地质地形图,矿区外围300平方公里范围五万分之一的普查图,进行了矿区槽探、坑探及清理等工作,初步确定了矿床工业类型和价值,提出了进一步勘探方案。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白银厂矿田的第一批开拓者。

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时任南京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之一的宋叔和,与西北资源勘察处的胡信姬、沙光文等人,以及南京地质学校几个青年学生,乘坐两架胶轮马车,来到几近荒无人烟的“白银厂”凤凰山进行地质调查。

这已是这位时年36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地质工程师第二次来白银厂。要恢复经济,要赢得战争,年轻的共和国实在是太需要铜矿了。白银厂立刻被列为新中国“一五”计划的156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宋叔和奉命前往北京汇报,苏联专家前往南京审看资料,宋叔和的助手严济南带着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签发的介绍信前往东北求助,东北工业局的王鹤寿和袁宝华调拨10台钻机 火速西行……1951年至1961年间,为了寻找国家急需的金属矿产资源,宋叔和辗转于祖国的大西北。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率队二进白银厂,寻找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工业急需的铜矿资源。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他首次发现了白银厂矿床富含铜,并领导这一大型铜矿床的勘探和评价工作。

1952年1月,宋叔和一行冒着严寒,三进白银厂。

这一次,他带来一支200多人的地质队伍,进行了试探性钻探,又发现了许多新的线索。宋叔和断定,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硫也在其次,铜矿床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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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岁月之风穿过1952年夏季的白银山谷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地质部的决议,李四光出任部长,传奇将军何长工、刘杰、宋应担任副部长。白银厂勘探队伍被正式命名的番号是:地质部直属641地质队。

一条流淌在白银厂的青春河,200多位拓荒者中,每个人的声音和影像都是那条河中的浪花,他们冲击着岁月的堤岸,最终雕刻成一幅绵延的历史画卷。

庞大的队伍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学者宋叔和做不到。恰好就在这时,一封电报从地质部发过来:“兹派卢红鬼任你队队长。”

宋叔和欣喜之余暗自嘀咕:怎么还有叫这样名字的人?

谜底随着“卢红鬼“的到来揭开了。此人大名卢仁槐,是译电员翻译错了。

16岁就参加红军的贵州人卢仁槐此时正在西安西北局组织部发牢骚,他嚷嚷着要见组织部部长马文瑞。他心想,老子枪林弹雨打了半辈子仗,刚刚进城,屁股都还来不及坐热,又叫老子去钻山沟!绝对不行!要干工业,起码也要去 玉门油矿!

秘书告诉怒气冲冲的卢仁槐说:“马文瑞部长不在,您是不是先住下参加个茶话会?“卢仁槐被请进一个欢迎会的会场,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让我们热烈欢迎老红军卢仁槐同志到地质战线工作!大家鼓掌啊!“顿时掌声如潮。

卢仁槐就这样误入西北资源勘察局,他注定就要干地质了。

于是,34岁的卢仁槐上身灰制服,下身斜纹黑马裤,肩披军大衣,腰别小手枪,头戴细呢帽,胸佩金星笔,斜挎牛皮包,到641队当队长了。

卢仁槐在白银厂第一钻动员大会上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志们,我国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战役已经打响了!我们的一切就是为了这地下的窟窿!”

会场上哄笑声一片。“错啦!错啦!我想了一夜钻孔,可一使劲就成了窟窿!今后,同志们就是我的师傅了。”

当年10月15日,注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性日子,第一台机械岩心钻机轰鸣声大作,白银厂勘探工程启动,第一钻就见矿了。到年末已开动了3台钻机,并在折腰山初步见矿,接着钻机陆续开工。为了确保钻探的顺利进行,他们大量雇用当地农民的毛驴驮水,一头毛驴两只桶,首尾相接,到了晚上灯火明灭,蹄声啥啥,延绵浮动一里多长,宛似正月十五闹龙灯,诗情画意。

但很快,毛驴运输队遭到狼群偷袭,6头毛驴被咬了屁股。卢仁槐怒发冲冠,手枪一拔,大声骂道,要用枪杆子捍卫毛驴的屁股蛋子!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自此,武装押运毛驴驮水队成了白银一道奇特的风景。

按照地质学家宋叔和的指导思想,在白银中心矿区勘探的同时,积极开展矿区外围普查找矿,成功勘探了石青兩和小铁山,让一个单一的铜矿发展为多金属矿山。

在白银厂矿山开采价值被确定以后,就着手进行开发性企业的筹建工作,于1953年成立了白银厂铜矿筹备处。

1954年9月18日,白银有色金属基地破土动工,是对宋叔和他们地质拓荒者1300多个夜以继日辛劳的回报,是对他们披肝沥胆倾注的心血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是白银有色金属基地的建设者们翻开建设新时代的第一页,是新中 国实现重工业发展梦想的追逐。

聂凤军在回忆岳父宋叔和时不无感慨地说:当时那一代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代人也不可理解。为了事业,为了地质找矿事业,他们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的地质矿产部,现在自然资源部的前身,当时有“三光荣”精神,就是:地质找矿光荣,到艰苦的地方光荣,为祖国做出找矿贡献光荣。


白银厂事件

一部《中国共产党大辞典》这样记载“白银厂事件”:新“五反”运动中,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制造了一起冤案。

1963年3月,在“五反”运动中,由冶金部和中共甘肃省委工交部负责人率领的工作组在该厂相聚,挖出几个所谓“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集团,并夺取了白银厂的领导权。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中认为,该企业的领导核心已烂掉,已变为 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地主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企业,并提出对白银 有色金属公司三名主要领导人实行党纪、政纪处分、追究刑事责任,对另外两 名领导干部判处有期徒刑或死刑。

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对“白银厂事件”进行复查,确认这是一起冤案。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为“白银厂事件”冤案全部平反。

作为一部党的知识词典,能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足见“白银厂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

1963年3月18日清晨,由国家冶金部一位副部长和甘肃省委工交部一位副部长率领的联合工作组进驻白银公司开展“五反”运动。

工作组到白银的第二天,一面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一面扎根串联背靠背揭发公司领导的罪行,在那位以“钦差”自居的工作组长的指挥控制下,白银公司一时间杀气腾腾,黑云压城,一场长达两年半的悲剧、闹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为什么要向白银派工作组?白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工作组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这里面的原因,除了中央的宏观部署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就不得而知了。时过40年后,曾经亲历过“白银厂事件”并担任过白银市市长的于开国,在他著的《铜城风雨》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当时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汪峰,在一次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发现白银厂问题是群众来信反映白银公司盖经理宿舍问题,1962年末,省委派工交政治部办公室许均开等人到白银公司,一了解不光是房子问题(盖经理宿舍),作风中最不好的一是不关心职工生活,二是乱搞男女关系,后来又发现生产上不去,当时白银市归定西地区代管,在粮食品种上未照顾到,工人是有意见的,省上注意了,但粮食很紧,调剂有一定困难,厂子本身也有一些困难,主要是设备配件供不上。”

起风了,小蚂蚁们在惊慌失措地搬家••••••

白银公司露天矿有一位22岁的江苏籍女工,她工作积极,技术娴熟,在职工中影响很好。就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工作组就硬说她和矿长有男女关系。在对她的批判中,她死活不承认。工作组就把她关在劳改队里,她还是不承认。工作组长说,她不承认不行,派人把她带到职工医院检查,看她处女膜是否破裂,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女工实在忍受不了工作组对她的折磨和侮辱,曾经两次服毒自杀,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她自杀未成,各种各样的批判斗争,还是没完没了。1965年6月10日,公司机关工作组决定把她送到半工半读学校,一面劳动,一面检查。她还是不承认自己有罪。后来又把她押送到冶炼厂监督劳动。因为她不服从监督改造,多次上访于北京和兰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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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966年又遭受几十次批斗、毒打,又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折磨得她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离开工厂,失去了工作。多少年,她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只能靠卖血为生,直到1980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1963年4月26日,联合工作组宣布,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经理李子奇,党委副书记常耀华、崔国权停职反省。

1963年5月4日,联合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认定白银公司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的企业”,“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从而,联合工作组在公司开展了夺权斗争。

每一次的战斗都会付出流血和牺牲。

黄罗斌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相信党、相信组织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 因为他是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的。为了用实际行动向党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分子,而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战士,黄罗斌下定决心准备进京找毛主席申冤。

1966年12月,50岁的黄罗斌带着12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顶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飞舞的大雪,从兰州出发,踏上了徒步进京申冤的漫漫长路。他们爷仨,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身背行李,一路走走停停。有一天,他们夜宿静宁小旅社,不幸煤气中毒,爷仨差点被熏死。行至六盘山下的一个村庄遭到了造反派的持刀阻拦,并被押到平凉公安局审问。还有一次,他们在子午岭下的一个废弃的破窑洞里歇息,刚刚离开破窑洞,窑洞就突然塌了,他们住过的土炕被掩埋。就这样,黄罗斌拖儿带女从冬到春,行程4000余里来到北京。

20世纪60年代黄罗斌同志因“白银修正主义典型”而蒙受迫害,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而开除党籍。

较长时间被“劳动改造”,但他仍然认真负责,不计名利。他的心境是那样坦然平静,显示出他“身居陋室不自哀,骨耿志刚笑语开”。无端受屈,被打成闻名全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备受迫害。但是,黄罗斌凭着对党、对人民、对 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每次摔倒,爬起来后更以加倍的热情投身革命工作,立下更大的功劳,树立了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

黄罗斌是位不可多得的文武将才,他于1988年搜集整理了自己几十年来写的300多首诗词出版了《黄罗斌诗选》。从诗集中可以看出他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开拓进取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作 出了无私的奉献。

头顶寒星岁月稠,沙飞石走几经秋。

英雄奋起擎天地,铜埠声名播九州。

厂貌峥噪百年计,前程远大万代谋。

抚今追昔长征路,伏杨骅马留志未休。

黄罗斌的女儿黄秋宁在怀念父亲时这样写道:父亲,在您的字典里,对党和国家唯有奉献没有索取……当年就是一片荒漠,被人称为“三多、三少、三嚎”的地方,可谓是:狼多,风多,蝎虎多;人少,树少,水少;白天风嚎,夜里狼嚎,吃了苦水肚子嚎。那里常年干旱、多风,降雨稀少,白天黄沙弥漫没有水喝,夜里狼嚎风冷无法入眠,生存条件如此恶劣,工作环境如此艰苦,您没有畏惧,和您一起战斗的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没有畏惧,你们硬是在这荒漠的土地上搭

白银厂事件起了帐篷、支起了炉灶,拉开了建设一个大型企业的序幕……您从来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只要能有两间平房遮风避雨,有一张八尺木床睡卧休息,每天能吃上西红柿炒鸡蛋、喝上小米粥,您就很满足了。父亲,您总说,比起您那些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生命的战友们,作为一个幸存者,能过上今天的生活,您已经很幸福了,不应该有更多的物质奢求和欲望。父亲,您不仅一生要求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也是始终这样教育和要求我们的。

父亲,您人生中创造的奇迹,您对祖国和大西北的奉献和功绩,祖国自然记得,人民自然记得;您正直的品德、刚毅的性格和廉洁的精神,我们更是记得,就像镌刻在您墓碑上的:

求与不求,功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要与不要,名就在那里,不泯不灭。

正当公司全体领导班子踌躇满志率领全公司干部职工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建设,努力将白银公司建设成现代化大型冶金联合企业时,一场厄运悄然而至。“白银厂事件”将公司整体形势抛入了低谷。这15年正是李子奇从41岁到56岁的盛年期,也是他干事业最能出成就的时期,他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日只 能在郁闷中煎熬,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1964年冬天,李子奇感到从未有过的寒冷。

这时,他失去了一切职务,经理院不能再住。在调整住房时,主管后勤的副经理关照房产科,李子奇一家人口多,要找一处至少两居室的房子,最好独门独院方便一些。房产科按此要求很快在俱乐部附近安排了两间砖混结构的平房,房产科的几位师傅觉得不能让老领导太委屈了,建议把房子粉刷一下,谁知,房子刷白后,公司主管领导大动肝火:“李子奇的孝子贤孙还真不少呢!”并要房产科领导说明此事。这件事情使房产科相关领导都受到处分。李子奇深感内疚,更为他们因自己而受牵连,遭到不公正处理深感不安。刷好的房子也不让住了,李子奇一家被安排在远离市中心的火车站附近煤场前的一个窑洞里,这个窑洞多年没人住,到处通风漏气,1958年大炼钢铁时,民工临时居住过,后来又用来养猪,又脏又臭,与他家同住一排的还有几户临时住户。李子奇一家六口:他与妻子,三个孩子,年逾花甲的岳母。祖孙三代住十几平方米的窑洞,三分之二处垒一堵墙,预留了个简易小门,后面排了一个土炕,供他们夫妻和三个孩子居住,窑洞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给岳母安放一张床,一个土炉子,一张案板,水缸和橱柜,一家人过着寒窑生活。

自从李子奇受到处分后,妻子对他更关心、更体贴,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不曾忘记他们夫妻十几年,丈夫对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爱护自己。她事事不甘落后,尽可能把每一项工作干好,支持丈夫的工作。眼下她的丈夫需要家人的关怀,需要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他也明显地感到妻子在他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抚慰他心灵的创伤,给了他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当时白面供应有限,每当蒸了白面馒头或做拉条子,妻子、孩子们总是让姥姥、爸爸先吃,家人的真情呵护,成了李子奇最大的精神支柱。

1975年1月15日,李子奇接到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回!

李子奇拿着电报找公司领导,向军管组主任黄思源请假,这位军队老干部 一看电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李子奇非常感谢老红军在他困难的时候,对他的理解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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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包头改乘公共汽车,辗转奔向神木家中。费尽周折的他,爬上一辆拉煤的汽车,一百多里地,颠颠簸簸赶天黑才到家里。等他走进家门,父亲早已病故,殡葬也已完毕。他禁不住泪如泉涌、悲痛欲绝。一生中他很少落泪,遇到再大的艰难痛苦和不顺心的事儿,他总是以冷静的理智和坚强的意志克制自己的感情,此时此刻面对父亲的永别,眼泪如决堤的河水喷涌而出。他上坟祭奠父母,又一次内疚地责怪自己,为啥不能在老人活的时候多多尽孝呢?

1975年,李子奇明显地感到对自己的监管比以前松动了许多。

这年春天,白银公司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在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公司组织了一个代表团,通知李子奇准备赴大庆参观,李子奇一家人欣喜不已,这是自“四清”运动中他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以来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有人猜测李子奇可能要恢复工作了。“白银厂事件”说不定有什么变化,他想得比较实际,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能到大庆去看看也是求之不得的,漫长的劳动改造生活,使他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参加党的活动了,这又引起了他无限遐想和感慨,参观学习的全过程使他感到振奋和鼓舞。

经过10个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中组部、冶金部和甘肃省委联合工作组形成对“白银厂事件”的复查报告。报告认为,所谓“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的案件是错案,应当彻底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12月27 H,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联合复查工作组当面向中央领导做了汇报,同意将此案彻底平反。

1979年1月,联合工作组写出复查报告上报中央,复查报告指出,“白银案件” 定案所依据的总计600余条“事实”,其中99%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个案件完全是个假案,应予平反,复查报告明确得出结论:黄罗斌、李子奇是好同志,“白银案件”被打击处理的12名主要负责人都是好同志。1月14日,联合工作组上 报甘肃省委的《关于李子奇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报告和处分决定认定李子奇同志“思想上蜕化变质,与坏人同流合污”,“堕落成地主、资产阶级在 党内的代理人”,“蜕变为地主、资产阶级在白银公司的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降三级的处分”,是错案,应予平反,建议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原工资级别,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

1979年2月20日,甘肃省委发出《对李子奇同志问题复查报告的批复》:“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你们《关于李子奇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原给予李子奇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降三级的处分是错误的决定,恢复原工 资级别、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

1979年4月4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为在“四清”运动中,曾经通报全国的所谓“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这一错案彻底平反。随后,《人民日报》也在头版位置 作了报道。至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白银厂案件”和对黄罗斌、李子奇等人的错误处理,在中央领导的直接过问和省委的关心重视下,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岁月不曾忘记一个人,更会使生命历久弥新!

 

卷三 火红的年代


父亲左手腕上有块烧伤疤痕,我曾问过父亲伤疤的缘由,父亲淡淡地说:打仗时留下的。从那时起,父亲便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

父亲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转业来到白银,成为白银第一代开拓者。父亲遗留下的书信中这样形容白银:这里有一条母亲河叫黄河,地下有开采不尽的黄金,这里吃的是金黄的玉米面,这里的孩子读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住房不要钱,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这里还有许多苏联大鼻子专家…… 1966年,我还在母亲的襁褓中,便随着“咣当、咣当”绿皮火车的轰鸣声,从南国江西赣州市来到大西北——白银。母亲将我抱在怀中,十几岁的大姐左右手牵着大哥、二哥的小手,跟在母亲的身后,我们全家不远千里与大西北搞新中国建设的父亲在白银安家立业。从此我们告别了烟雨蒙蒙的江南城市,父亲也再没有回过他的祖籍——黑龙江,我们像戈壁的骆驼草,就此深深地扎根在大西北的土壤里,直到沧海桑田。

最艰苦的地方,总有着战士的刚强。

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崇仰。

谁不知生命的可贵,谁没有幸福渴望。

你默默无闻的足迹,写下不朽篇章。

你奔向远方,带着亲人的希望,

你奔向远方,带着火热的衷肠。

你和我们同在,把美好未来开创,

你是国魂军魂,你是中华的铁骨脊梁!

 

老兵情怀

程问信的胡子潇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植入在他的肌肉里,随着血液的流动,雪白的胡子傲气十足地书写他战斗、工作的历程。

程问信,1951年加入了甘肃省甘谷县志愿军的队伍。提及在朝鲜战场上,86岁的程问信有些激动,一幕幕往事从他白白的长胡子里流淌出来。

一身戎装的程问信脚步踏入朝鲜的土地时,他已然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它属于人民,属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既然双脚已经结结实实地站在这里,或许会在这里灰飞烟灭,或许会丢个胳膊少条腿的,回家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去思考的问题。

程问信躲在坑道里,几位志愿军战士捡起烟把把,拼凑起来,卷一卷抽着,谁都舍不得自己抽,只有你一口、我一口地过过烟瘾。祖国慰问团送来的烟他们很快就抽完了,哪里有更多的烟给他们抽。看着他们抽烟陶醉的样子,程问信不禁问道:“抽烟什么感觉啊,这么香啊?”一位战友有些不舍但还是笑眯眯地把烟屁股递给程问信:“试试,可有味道了。”程问信摆了摆手:“来不了,来不了,还是你自己享受吧。”不久,战斗打响,那位递烟给他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朝鲜那块土地上,再也没有抽过祖国的香烟。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程问信依然记得那位战友抽烟陶醉的样子,但不知道战友的名字。

“看到抽烟的人,就感到心疼。国家那时刚刚建立,没有经济基础,在朝鲜战场上,会抽烟的战友们,能抽根烟都是一种奢侈。”程问信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滴落下来,划过他沟壑纵横的面颊,在他的记忆中,那位递烟给他的战友的影子, 时刻跳跃在他的眼前。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也最能考验战士坚强的意志和革命信念。

程问信说他很想念过去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有的早已牺牲在异国他乡,有的虽然活着回来了,但各自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天涯海角未曾再见面。

“那个时候,从没有想过能活着回来,国家需要我们去和敌人拼命,我也舍得父母给的一个身体,没想过回来。朝鲜战场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填肚子,不敢点火做饭,有光亮,敌人的飞机就飞来炸我们,我们就得忍着。”程问信是位有胆识、有气魄的男子汉,经过战争的洗礼,他的内心积满了对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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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苟玉淑拿出一本黑色外皮的相册,相册里一色黑白照片,多为程问信当志愿军的照片:有挎着钢枪的,有站在推土机上的,英俊的他,中规中矩地在人群中并没有特殊的位置,脸上却溢满了阳光与信心。

程问信的胡子有二三十公分长,白白的,打理得非常整洁,多多少少会掩盖脸上的皱褶,他的眼窝深陷着,从目光中闪烁着一种思念和寄托,在他的脑海里,年轻时的辛苦、拼命、奉献,都是封存的最幸福的回忆。

白银公司露天矿大爆破的第二年,机械工程兵程问信复员被分配到白银公司露天矿工作。

1956年大爆破后,参加大西北建设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小小的郝家川,白银公司人事部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他们分配到各种岗位上,程问信发挥他的优势:继续开推土机。

程问信开的推土机在矿石粉尘中不停地轰鸣……他的身旁除了电铲车、运输车,各类笨拙的机械,还有一起奋战在生产最前沿的战友:李生民、许金安、齐风和、梁德寿……他们经常夜不归宿,时常一手握着机械操作盘、一手拿着干馍馍在嘴里啃,困了在车上打盹,累了站起身来在狭小的空间活动一下,他们把整个矿山掀了个天翻地覆,他们要把地下的矿产掏出来建设繁荣强大的祖国。那时,中国制造的子弹里,三分之一的子弹用铜来自白银,他们为此骄傲,他们自豪啊!

程问信高大的身板,不时会发出沉闷的咳嗽,老伴说那是在露天矿工作时留在他身体中的一种职业的痛——矽肺病。

程问信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没白天、没黑夜地在露天矿开着推土机。机械可以休息加油,人不能停下,他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没有在意自身的保护措施,由于长期吸入粉尘,他和部分工人开始由轻微咳嗽逐渐发展到呼吸困难,经医 院检查,他们患上了职业性的尘肺病。

“生了三个儿子两个丫头,五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苟玉淑一双干枯暴筋的手不停地相互揉搓着,屋内的常青树,树叶肥硕的腰肢在阳光下伸展在她的身旁,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老伴程问信的身体,目光中充满了骄傲与 疼惜。

苟玉淑第一次进入白银,便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和丈夫程问信哭闹起来。荒凉的戈壁滩没有一棵树,恰逢那天又刮大风,砂砾石子从地下被风狂卷在空中,没有方向地打在脸上,虽然丈夫用硕大的身体保护着自己,可是石子还是不依不饶地打在脸上生疼,娇小俊秀的她哭泣着被丈夫带到露天矿,住进了矿山的窑洞。

人们常说:天水女儿是白娃娃,白嫩的女娃在戈壁荒滩上怎么生活啊?苟玉淑不能理解丈夫怎么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丈夫还说他是党的人,是一块砖,只要党召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可这里的生存环境与自己家乡山清水秀的环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她要回家,回到自己的家里,虽然生活清苦些,但总比在戈壁滩上生活强百倍。程问信对苟玉淑说了些软话,哄了哄她,便把一座窑洞的家留给了她,一留便是一生一世。

苟玉淑不知道丈夫在矿山干什么,但她很快便适应了住在窑洞里的女人们生活的方式:每天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窑里的尘土,夜晚的狂风,把窑内的水缸盖,吃饭的小木桌,还有其他裸露的几件家什不留缝隙地全部覆盖, 木板钉制的门虽然用碎布缝制的门帘遮挡,但还是无法挡住肆虐的风沙,这样的生活对苟玉淑来说已经见惯不怪了,随后孩子们起床,把他们一个个收拾干净,便开始打发肚子里的饥荒。

左右邻居的女人们时常会下山买菜,今天我吃你家一根葱,明天你拿我家一头蒜,谁家没菜了都会到邻居家拿点菜,解决暂时的伙食。

苟玉淑看看自己家的确没有可以吃的菜,便嘱咐孩子们,老大带好老二,自己紧赶慢赶跑到矿山火车站,她要赶上送工人上早班后返回市区的火车,再坐上送工人上晚班的火车回来。

三步五步一阵小跑,爬上火车便大大地舒了口气。丈夫的心思完全在工作上,孩子们对父亲是陌生的,早上出门时孩子们还在梦中;等他回到家里脱下一身沾满油泥的脏衣服时,孩子们又都上炕睡着了,偶尔能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孩子们兴奋地把他的话翻来覆去学上几次。每月60多元的工资交到自己手上,

就算是对家庭履行了义务和责任。想想也是难为自己的丈夫了,朝鲜战场上没 有被枪林弹雨打倒,在自己心目中,丈夫是了不起的英雄,和丈夫一起工作的同事也都个个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看来,自己要做好丈夫的后勤保障工作,也 算为丈夫脸上添了光彩。苟玉淑不禁乐以忘忧地轻轻哼起了《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哪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买票、买票”,苟玉淑抬眼看到火车上有人喊买票,有点纳闷,这列火车 是专门送矿山工人上下班的,头几次坐也没人卖票,今天出了奇事,好在自己要进城买菜,买票就买票吧。“多少钱?”“三毛。”苟玉淑大大方方地从口袋里 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又从手帕里一毛一毛地数了三毛钱交给了卖票人。

下火车不远处有几个长年在这里卖菜的“二道贩子”,这里的蔬菜没有家乡地里的青菜新鲜,大多数是萝卜、土豆、大白菜、洋葱等一些能存放的“硬”菜。苟玉淑要多背些菜上山,前几天一直东家拿根葱、西家借头蒜地凑合着,今天多背些,也能还个人情。孩子们嘴馋,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买点肥猪肉,既能熬油,又能再撒点盐夹在热腾腾的馒头里给孩子们吃。当母亲的自己不吃,也不能亏着孩子。

该置办的都置办齐全,苟玉淑像闯关东的汉子们一样,前后各搭一个袋子,双手交叉地套进袖筒中,边走边计算着今天开销了多少费用。

坐火车上班的工人还不少。火车是白银公司部分厂矿职工上下班乘坐的通勤车,因为是公司内部的火车,车厢是铁路局淘汰下来的旧车厢。“临时火车站”的历史要比白银市火车站的历史还要长久。蒸汽机车每日三班,是白银公司最 古老的“通勤车”,一路途经白银公司的运输部、铅锌厂、三冶炼,直到露天矿为终点站。

火车缓慢地启动,车厢里飘起了劣质香烟味儿,简陋的旧车厢里,喇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苟玉淑谁都不认识,看到工人们坐在车厢里,瞎聊的、闭眼养神的、看报纸的,还有女工织毛衣的,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事做。她好羡慕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也有工作、有单位,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户口,而自己和孩子们还是“黑人黑户”……回家坐火车没人再喊买票,苟玉淑省了三毛钱,她窃窃自喜。三毛钱对她来说也不是可以轻易出手的,三毛钱能打一斤酱油、一斤醋,可以买5斤西红柿或黄瓜,三毛钱还可以买半斤猪肉。丈夫挣钱不容易,女人家就要好好算计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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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苟玉淑生了第五个孩子,她的手指关节愈发疼痛。五个孩子都是自己在家里生产的,没有去过医院。生完孩子,一大堆家务等着她干,泼辣干练 的苟玉淑顾不得凉水刺骨,要洗锅、洗碗、洗婴儿的屎尿布,手指常年被凉水泡坏了,至今右手指已全部弯曲,几乎形成一个“7”字。坐在沙发上,她的左手习惯性地把右手握在掌心,微红的脸上虽有数条皱纹,但依然流露出年轻时的俊秀与腼腆。

程问信一家在露天矿窑洞里一直住到1969年才搬到铁道北的平房中,住上了红砖瓦房。老两口的生活随着白银公司的发展,一步步在向前延伸,现如今也随着公司的发展早已住在高楼大厦之中,每天享受春风沐浴的生活,儿子、孙子也都工作在白银公司,传承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红色基因。

还要向你倾诉什么

父亲、母亲

还有爱情——

千古空旷的坑道

填不满岁月思念的划痕

挖掘的岂止是坚硬冰冷的石头

更多的是猝不及防的青春

还有太阳的光芒、月亮的清澈

 

炉水奔腾

自行车在20世纪70年代不仅是代步工具,28、26也不仅是自行车的型号,它是蓬勃的时代音符,是青春涌动的脚步。

潮水般的自行车在清晨奔向白银公司各个厂矿车间,黑压压的人流沉浸在清灵灵的车铃声中。《东方红》的乐曲伴随着刚刚露出的晨曦,开启一天工作的激情,道路旁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厂矿新闻、好人好事、先进事例、相声快板…… 《咱们工人有力量》更是工人们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歌曲,工人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仿佛是汹涌的大海澎湃激荡。满载工人上班的绿色火车奔向露天矿、小铁山矿、三冶炼厂……

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白银市区冶金大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20世纪60年代初,冶炼厂投产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反射炉即将开始生产。

为白银公司顺利生产出第一炉粗铜,各车间、班组的领导、工人献计献策,齐心协力攻克难关,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曾参加白银公司第一炉粗铜产出的冶炼厂工人金钟岱,在《链环十万火急》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回忆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生产创新过程:

50吨天车副钩和链环还毫无着落。厂里曾派人去上海、大连等地联系订货,都空手而回。厂部向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公司把此任务交给本公司 兄弟单位,但兄弟单位因设备和技术力量的原因,达不到链环不焊接的技术要求,因此不敢承接。半年时间过去了,链环和副钩还是遥遥无期,眼看“七一”快到了,反射炉不能投产,即使投产,冰铜倒不进转炉,粗铜又倒不进阳极炉,真是急死人啊!

当时主管生产的袁宝印副厂长找到机修车间锻工组说明情况,要求依靠自己的力量制作出不焊接的无缝链环来。锻工组决心为厂里分忧解愁,接受了任务,同时也犯了愁。从设备来说,只有一台自制的土夹扳锤,何况干这种活儿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又无成功的经验,技术状况更谈不上先进了。

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和全组同志一起研究施工方案。根据无缝链环不焊接的技术要求和机械性能,着重在不焊接方面动脑筋想办法。他们和了一堆黄泥,用手捏出链环的形状,但太复杂了,不符合工艺条件,当时的设备和技术都达不到技术要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经过大伙反复琢磨,设想出第二种方案,就是先把链环的料下好,然后弯成“U”型环,顶部冲孔一上一下套起来,再用销子连接下一个,这样延伸下去不就解决了吗?

制作链环的工作正式开始。

根据销子的直径,型环需要直径70毫米的圆钢,可是夹扳锤的力量小,锻不动怎么办?大家共同商量:将直径50毫米的圆钢截成900毫米的长度,把两头进炉烧红,然后竖立墩成70毫米粗,再打扁、劈缝、冲孔,解决了夹扳锤力量不足的问题。在弯“U”型环时,冲了孔的料不能上夹扳锤,锻工组的同志做了一台胎具,把冲了孔的材料抬在胎具上,用力弯成“U”型环。

第一批链环就这样制作出来了。

制作副钩,是将直径100毫米的圆钢,下成800毫米长的料,组长张玉贤带领全组同志,上夹扳锤和人力抡大锤一起干,先把圆钢展长再弯钩,整整四天三夜,不知使了多大劲,流了多少汗,硬是靠土办法于6月5日制出6米长、 重1吨多的链环。

反射炉放铜了,锻工组的同志们也累得精疲力尽,一个个歪倒在长凳上呼呼大睡。到饭点了,袁厂长拿着包子把张三叫起来,李四又睡下了。

那个年代中国的科技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全凭干部、职工们出谋划策、开动脑筋,坚持不懈地克服、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

1960年6月14日上午6时,白银公司产出第一炉粗铜,共25吨,品位98.7%,这是在甘肃历史上用现代生产工艺炼出的第一炉铜水。

对于当年热血沸腾的情景,白银公司老前辈杜自铭于1984年7月18日的《白银有色报》上这样回忆:

1960年6月14日,冶炼厂庆祝第一炉铜吹炼成功。那天早晨,东方玫瑰色的朝霞,烘托着一轮红日冉冉离开地平线。朝霞和炉火交融在一起,把整个厂区映得通红。

上午9点钟召开庆祝大会。会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鲜花挥舞,天真活泼的小学生齐声高喊“向工人叔叔学习”的口号,整个厂区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人们无不敬佩为生产第一炉铜而奋斗的创业者和冶炼工人,赞颂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创造的光辉业绩。

冶炼厂投产前夕,备料工段、反射炉工段、转炉工段组成炼铜车间,技术力量主要是从沈阳冶炼厂派来支援白银公司生产的骨干。转炉工段主要工种有炉前工、炉后工、吊车工、信号工和冷料工。杨连述、孙志学、姚长兴、芮殿仓、高世仓、杨以忠、包海泉、王玉顺、吴神宇等职工参与了此时的工作。

技术操作有五道工序:进料、放渣、筛炉、出铜、修炉口。第一次修炉口,炉前工用钢钎撬黏结在炉口的粗铜,撬不动就用大锤打。那时不敢用铜水包子碰,不会用吊钩挂,修一次炉口用了两个小时。由于冰铜温度偏低,加石英石过量的原因,粗铜发黏,风眼结死。炉后工排着队像推磨似的捅三十个风眼。钢钎捅不进去,只好用大锤打。打进去又拔不出来,还得用大锤打了再拔出来。转炉后面没有安全护罩,火星把工作服烧开了一个个窟窿。也没有升降台,进入筛炉二周期,随着液面的高低,转炉也要转高转低。转高了用枕木垫起来当 升降台,炉后工站在枕木上捅风眼;转到最低位置,大个子双膝跪地,小个子 弯着腰捅风眼。上千度的高温炙烤,浓烈的二氧化硫熏呛,没有风扇扇风降温,也没有冰棍汽水解渴,唯一能降温的只有凉水。炉长杨连述从瞭望梯子上爬上爬下,不停地察看炉内火色。第_炉铜炼成了,他根据在沈阳冶炼厂的实践经验,决定转炉放铜。但当时指导我厂生产的苏联专家却不顾实际情况,执意坚持继续吹炼五分钟,结果减少了第一炉铜的产量。

1960年6月14日上午,人们渴望已久的粗铜出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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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铜从转炉倒进铜包子,吊车吊起包子,浇筑了一块200公斤的粗铜纪念版,纪念版上有“1960年6月14日、重200kg”的字样。这块纪念版现存于公司产品展览馆。现在的3号转炉西边,就是当年摆浇铸模子的地方。红彤彤的铜水从包子里流出来,像金蛇狂舞,正如唐朝诗人李白描写过的情景:“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炼出第一炉铜水的情景,那时参加过第一炉铜水冶炼的工人们,现年事已高,有的已离我们而去,但那炉铜水映红了白银公司60多年的辉煌,映红了白银公司连续18年铜硫产量产值和利税全国第一的辉煌,映红了老一辈冶炼人的豪情壮志,映红了白银人的希望与有色工业的未来。

铜冶炼厂自1960年投产后,冶炼技术得到不断发展,工艺得到不断完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1965年4月,粗铜日产水平突破百吨大关,达到设计水平。1966年电解铜产量达到33125吨,突破了原设计生产能力。

进入20世纪70年代,白银公司步入了生产发展的辉煌时期。

1970年,电铜产量3.4万吨,超过了3万吨的设计能力;1971年,一举突破4万吨,实现了“甩三跨四”;此后连续10年,每年的电铜产量都稳定在4 万吨以上,并创造了年产4.86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这10年中,白银公司共生产电铜44.21万吨。为了改进和完善生产工艺,铜冶炼系统自投产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科研技改。“白银炼铜法”试验始于1965年,当时称“液态鼓风炉炼铜法”,1979年6月通过冶金部鉴定,正式命名为“白银炼铜法”,1981年2月获国家 发明二等奖,打破了西方在有色金属冶炼技术上的垄断和封锁,将中国有色人的名字镌刻在世界冶炼史册中。由陈百其、沈殿家、祝明星、张铭杰、杨合义、王德录等发明的“白银炼铜法”,其特点是:铜精矿的熔炼在激烈搅动的溶体床中进行,铜精矿颗粒以巨大的表面进行三相间接触,加速了热质的传递过程。同时具有隔离墙的炉型,将溶池分为冶炼搅动区域炉渣和冰铜分离平静区域。它们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使两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白银炼铜炉是1972年 开始研制的,先后经过了炉床面积为13.2平方米、30.2平方米和44.2平方米工业试验炉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该工艺具有熔炼强度大、节约能源的优点。

伴随着铜冶炼技术的快速发展,“共和国长子”白银公司 个特大型联合企业,因铜起家,以铜发展,以铜闻名天下;白银市也因矿建城,以矿兴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的一座新兴工业化城市。

白银市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银光公司也是国家“一五”建设项目之一,还有甘肃稀土公司、二十一冶金建设公司,这些单位的职工家属也是组成白银人的一部分。但白银公司工人一般不自称是白银人,甚至不自称是白银公司的,而会骄傲地告诉对方自己是“公司的”,特意的简称显露出内心的傲气。男女青年谈婚论嫁喜欢找白银公司内部职工作对象,外单位的女孩子找到白银公司的男青年谈恋爱,总会炫耀对方在白银公司工作。那种荣耀、那种发自肺腑的骄傲、那种由内心溢出来的自豪感无以言表。公司逢年过节发放着米、面、粮、油的福利,月月的奖金常是“妻管严”们额外的收入,福利比市政府机关好得多,白银公司职工、家属的归属感尤为强烈。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见多识广,从不屑于省城兰州的名号,工人们各自操着家乡的方言,相互沟通、相互逗趣。工人以东北人居多,渐渐地各自的语音偏向东北口音转变,形成一种带有东北腔的普通话,走在大街上,一开口冒出东北口音,毫不含糊一定是白银公司人。在白银公司壮大强盛时期,许许多多出生在白银的后代,父母一改给孩子起名“铁军、建国”之类的名字,而多以“建银、爱银、美银”之称,姓白的人家,甚至直接给孩子起名“白银”,淋漓尽致地把白银刻画在孩子生命之中,注以对新生活 的关爱情怀。

短短几年,我国第一座现代化铜硫大型联合企业横空出世,创造了有色金 属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成为有色行业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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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共和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长子,是新中国“一五”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6年12月31日,中国西部“惊天一爆”拉开了白银公司艰苦创业、资源大开发的序幕,并载入共和国有色冶金史册。

1960年6月14日,用现代生产工艺炼出了甘肃历史上的第一炉铜水,1979年独创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银炼铜法”;创造了连续18年铜硫产量、产值、利税居全国同行业之首的辉煌,谱写了出产共和国三分之一铜金属的佳话。1984年,国家地矿部和甘肃省政府为“铜城开拓者”立碑。因企设市、因企得名,孕育我国唯一以贵金属“白银”命名的城市,在亘古荒山戈壁上崛起了“中国铜城”。

1995年建成“两厂一矿”,2007年完成政策性资产重组,2008年实施股份制改造,2017年实现整体上市,被喻为“甘肃奇迹、甘肃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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