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衍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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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传统工艺机械化大罐发酵酿造黄酒奠基人梁衍樟 


命若琴弦


关于命运 

命运,mingyun 。

现代汉语917页,关于命运的解释是:

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

比喻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及结局。

 

命字:人一口卩。

命字的结构说明人在大自然中是唯我独尊的。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证明人是活的,命是人活着的温暖计。

鸟也有命。

草也有命。

但是,为什么命这么重要的一个词,用人字作梁去结构,难道仅仅因为是人造的字就把自己放在首要位置。一如现在,无论是物价还是工资,政策的制订者们都会把自己放在中心。他们不是太阳,只是手中拎着纸灯笼,照亮不了全世界就先照亮自己。

人也是这样,造一个命字温暖自己,却恰恰说明人内心的懦弱。

草却豁达不和人类计较这些。

树也宁静不和人类计较这些。

岁岁年年花不同,树还是那树,一岁一枯荣的野草更是涛声依旧,根若在,命就在,依旧绿得风风火火。

人却不行。

在一首诗中读过这样的诗句:树倒下了依旧是树/人倒下了就不是人了。

可见命是一只珍贵的青花瓷瓶,不小心就会打碎,值得人们好好去珍藏。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被欲望驱使的人们,仍在把生命磨成针,为金钱、为权位而前赴后继,踏着别人的教训还前进,死不改悔。死了都不改悔,活着想让他改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只是真到了死的时候,他忏悔的眼泪又飞流直下了。

命运许多时候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是我们有变化,而是世界有变化。

庄子带领弟子出游,行至山中,遇见伐木工人正在伐树。弟子问:为什么那棵长得很歪的树不伐?答:伐了无用。

至暮,投宿一老友处,友人欲杀鹅相待,家仆问杀哪只,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

这就叫命。你以为命运在自己手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人家手里。

命运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无法跨越的一道沟壑。一个人的一生,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与命运抗争。但是严格地说,其实命运的意义许多时候需要反过来读,就是运命。

运命和运送物资没有什么区别。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谁也不知道生活甚至灾难会把你丢在什么地方,或是山谷或是绝壁或是雪地或是沼泽。我们能够做到的或者说我们必须做到的就是,无论是背是扛或拉或推,我们必须向前走,走不过去的地方就爬过去,趟不过去的地方就游过去。千难与万险只是一种经历,一种考验,无论使出什么样的力气,做出多大的牺牲,我们也要一定把命运出去,送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

别无选择。

关于命运,哲人们都有自己的思考与表达,比如:

向命运大声叫骂又有什么用?命运是个聋子。

古希腊/欧里庇得斯

人虽然各有各的命运,却没有一种命运超越了人类。

法国/加缪

命运就是对一个人的才能考验的偶然。

法国/蓬皮杜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让命运所压倒。

德国/贝多芬

命运只决定我们行动的一半,另一半留给我们自己操纵。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

 

被退回来的志愿表

三国开篇,有一句话非常有哲理,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大事是这样,对于人也是这样。一个人的一生一定是起起落落,或者半起半落,起久了就落,落久了就起,不会有人永远在山峰之上,也不会有人永远在山谷之中。

我们从1956年夏天走进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大国工匠一生起起落落的故事,是一个中国黄酒机械化之父的传奇与精彩。

故事从1956年开始讲述。

梁衍樟这年18岁,18岁的梁衍樟此时是上海五四中学高三的学生。18岁的青春朝气蓬勃,充满指点江山的激情与激扬文字的力量,生命中只是诗与远方,只是诗,只是远方。填报大学志愿,他因为喜欢政治老师而喜爱哲学,填报了五所大学所有与哲学相关的专业。学习哲学是梁衍樟的理想,也是他此刻唯一的理想。

但是,梁衍樟的高考志愿表被学校退了回来。

班主任老师找到他:“你知道吗?你填报的这些志愿是需要保送的专业。”

“可以,你保送我不就行了吗。”梁衍樟对老师说。

老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充满心疼与惋惜,无奈地说“我保送不了你,谁也保送不了你,你的成分太高了。”

“我成分不好,但我们不是强调重在表现吗?我个人表现得好,与家庭成分有什么关系?”梁衍樟努力为自己争辩着,努力想说服老师。

老师还是走了。

志愿自然黄了。

那个时刻,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倾听一个孩子的述说与祈求,尽管这件事情对一个孩子很重要,对一个孩子的一生很重要。但是,一只鸟儿对于天空的祈求,只是与鸟儿有关,与天空没有任何关系。

梁衍樟哭着找到政治老师刘良麒,一个影响了他对未来与理想选择的老师,就是因为刘老师,梁衍樟才喜欢哲学,才有在哲学天空上飞翔的愿望。

“老师,是你教育了我,是你给了我学习的动力,但是,为什么连一个上大学读哲学的机会都不给我,这不公平。”

老师只是无言。

老师只能无言,他内疚地看着自己喜爱的学生被时代的风雨吹打,却毫无办法。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孩子的命运,一个中学政治老师的命运,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都是一片树叶在大海中的飘零,是一片雪花在山岗之上的凋敝,孤独而且渺小。

“没有办法。”老师对他说,也对自己说。

晚上,梁衍樟很晚才回家,他一个人在公园坐了很久很久,无言、无助、无奈的情绪像黄浦江的潮水一样一点一点把他淹没。夜风吹过,189岁的背影单薄而瘦小,瘦小的似乎没有了重量,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起来。夜色漫漫,一盏路灯的光亮怎么努力也无法把夜色击穿,正像一个孩子拿出生命所有的力量也无法把命运击穿。但是,世界依旧,天空之上,云朵依旧在搬运星光,风依旧吹过,黄浦江依旧流淌,高楼的灯光依旧明亮而喧闹,世界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痛苦甚至幸福有丝毫的变化。

世界依旧是世界。

梁衍樟不再是梁衍樟。

6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无法体验梁衍樟当年的痛与疼,希望与绝望,努力与挣扎,只是此时提起这件往事,他依旧声音沙哑泪水纵横,额头上的皱纹也仿佛颤抖起来,心灵之痛是时间也无法愈合的伤口。

夜上海。

夜上海。

 

一个人伤心的泪水擦不擦掉似乎与社会没有关系,与时代也没有关系,生活还在继续,梁衍樟必须重新填写大学志愿。但是,选择什么专业呢?一个被云朵碰折了翅膀的孩子,即便是一场台风也没有办法吹亮他心中的火星。失去了唯一的选择,他也失去了方向。

母亲建议他做医生。

母亲对医生的职业有一种偏爱,一种固执的爱。于是,才有七舅黄柱和成为医生的人生履迹,母亲希望梁衍樟能够走舅舅走过的路,仿佛世上本没有路,舅舅走过之后路就产生了。一查报考说明,医学院也报不了,一旦选择医学院不能学校被录取,就剩下服从分配最后和唯一的选择,服从分配意味着他的理想将与他自己彻底无关,他命运的桨握在别人的手上。

他还小,他还不甘心。即便是大了,他也不会甘心。

梁衍樟寻找与食品有关的相关专业,他把杭州、上海、南京3座城市的大学的15个食品专业挑选出来,每一个志愿都填报食品专业。因为他填报的志愿,班里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面包师傅。

面包会有的,理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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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不是梁衍樟一个人。1956年,全国报考人数是35.0万人,高校招生数仅仅18.5万人,录取比例 48%,是相对比较低的一年。当年的考试题,梁衍樟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

也不是没有幸运的人,建国以来,高校招生考试幸运的当属1958年的考生,共有21.9万考生参加高考,高校计划招生26.5万人,升学率为121%!理论上,只要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有学可上。

事实却不是这样,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关口--政审。

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审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

梁衍樟的哲学梦就是被政审斩落马下。

红尘滚滚。

 

天才的弟弟

命运对于梁衍樟来说,是一个动词,对三弟梁辉樟也是一个动词。

梁辉樟与梁衍樟不同,是地道的上海人,出生在英租界静安寺路安乐坊,父母到上海之后的第一个住处,弄堂深处一个优雅的家。

也许是沾了太多上海的灵气,梁辉樟绝顶聪明。梁衍樟形容梁辉樟的聪明,他即使做了坏事,别人也发现不了。梁辉樟从小学习好,从小就得到父母的宠爱。奶奶60大寿时,父亲只带着梁辉樟一个人坐飞机去香港给奶奶祝寿,由此可见梁辉樟在父亲心中的重要位置,在五个兄弟姊妹中的位置。能够坐飞机去香港,绝对是让兄弟姐妹羡慕嫉妒恨。

学习成绩优异的弟弟,高中毕业的时候,却报考了上海工业学校,放弃报考大学仅仅报考大专。家里人不明白,梁衍樟也不明白。许多年之后,梁衍樟才理解弟弟,他一心要留在上海,留在母亲的身边。那个年代,上海市属院校的大专毕业生都是在上海分配工作。

毕业时,意外却发生了。苏联援建哈尔滨汽轮机厂的专家撤走了。一件千里之外的事情,一件两个国家之间溅起的浪花竟然把梁辉樟的翅膀打湿了。

为了支援中国的建设,1949年至1960年间有上千名苏联专家与顾问来华。然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

哈尔滨汽轮机厂的专家也奉命回国了。

1956年建厂的哈尔滨汽轮机厂有严重的苏联味道。不但322套进口设备中80%以上是苏联产品,而且苏方提供汽轮机的设计图纸和资料。有了这样的基础与铺垫,1958年,他们生产出我国第一台2万5千千瓦的汽轮机,1959年,在一无图纸二无先例的情况下,生产出我国当时最大的5万千瓦汽轮机,同时生产了我国第一台2万5千千瓦双抽气冷凝式汽轮机。燃气汽轮机试车成功,被送往日本展览。使得中国成为继德国、苏联和美国三大国之后,第四个能够生产燃气汽轮机的国家。在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上,哈尔滨汽轮机厂当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千里之外,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动,也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台风,

为了民族工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决定改变了一座工厂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命运。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上海工业学校汽轮机专业的学生整体分配到哈尔滨汽轮机厂工作。别无选择,一心想留在上海,一心想留在母亲身边的梁辉樟,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只能一个人远离上海远离母亲到千里之外,到寒冷的哈尔滨去工作。

梁辉樟一夜无眠,母亲一夜无眠。

一切都在意外之外,一切都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这些生活的疼痛都不是从天上飞来的,而是从天外飞过来的。

游子身上衣。临去哈尔滨之前,母亲尽其所能为儿子准备衣物,为远去他乡的孩子准备一份关爱。工作几年之后,在备战的口号下,哈尔滨汽轮机厂迁去三线,要在四川绵阳县建设新厂。弟弟的婚事牵挂在哥哥心上,母亲希望儿子能够找一个广东人,夫妻俩生活习惯相同,减少许多的纠纷与烦恼。

母亲的想法让梁衍樟想到自己的妻妹。妻妹不但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老家也在广东,她的条件符合弟弟与母亲的双重标准。梁衍樟怕妻子不同意,就一个人悄悄找到妻妹,向她介绍与推销弟弟,说了弟弟的很多优点与好话。除了工作单位远一点,三弟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妻妹什么也没有说,弟弟回来探亲,两个人见面之后,相恋了结婚了。

梁辉樟去哈尔滨,对母亲是一个打击。那么偏远那么寒冷,她牵挂着孩子,放不下孩子。工厂搬到了四川,母亲高兴不得了,母亲觉得四川是天府之国,一定会丰衣足食。从小到大,母亲对孩子的吃一直十分牵挂,十分上心。上海家里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每天上学母亲也要给梁衍樟零用钱,让梁衍樟喝上一杯牛奶。

母亲说,家里困难,没有办法给所有的孩子牛奶喝,但是你在长身体的阶段,你每天一定要喝一杯牛奶。

母亲有一种本能,喜欢看孩子们狼吞虎咽吃东西,母亲觉得那是一种生活,一种幸福。母亲喜欢,梁辉樟就按母亲的需要去做,梁辉樟就喜欢吃就胖。梁衍樟说,梁辉樟后来得了病,严重的糖尿病,应该与吃有关与母亲有关。

因为一场地震,梁辉樟的生活再一次脱离轨道。

梁辉樟夫妻俩从四川到梁衍樟家来串门,在无锡住了几天,玩了几天之后,夫妻俩去杭州参加同学聚会。本来四个人说好了,从杭州回来在无锡多住几天,兄弟俩与姐妹俩多聊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梁辉樟夫妻俩却早早地买好了从无锡到成都的机票。地震发生之后,梁衍樟查来查去,唯一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那天的机票价格便宜。

梁辉樟夫妻俩2008年5月11号回到家,好久没有见到孙子了,急急忙忙把孙子从姥姥家抱了回来,吃过中午饭,三个人都睡着了。

梁辉樟先醒了,看一会电脑就去厕所,走进厕所的那一刹那世界开始晃动,6层楼房瞬间像一个肥皂泡破灭,楼板与砖头堆积在一起,整座楼顷刻成为废墟。

妻子与孙子就没有呼吸。

由于面积小,厕所没有完全塌掉,墙面的支撑给梁辉樟留下一个狭小的空间,梁辉樟苏醒过来之后,艰难地从破碎的小窗户爬了出来。

那个后来我们称之为的汶川地震,发生于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秒。地震的面波震级里氏震级达8.0Ms、矩震级达8.3Mw。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香港、澳门、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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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很长很长的时间,梁辉樟也无法走出地震的阴影。失去了妻子与孙子的疼痛,让他肝肠寸断,让他的日子黯淡无光,一种深层的孤独灰尘一样慢慢地覆盖了他的心,一种无底的绝望爬满了他所有的日子。他的精神有一点恍惚,一颗被灾难破碎了的心,哥哥嫂子用温暖的补丁,用亲情的线,也缝补不上。

在无锡住了些日子,梁辉樟坚持回到四川。

诗人说过,没有埋葬亲人的地方,不是你的故乡。汶川有他的亲人,有他的爱与牵挂。

突如其来的地震不但毁了梁辉樟的家,也摧毁他的工厂。厂房坍塌、设备损毁,职工宿舍楼垮塌损毁,失去了大部分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条件。“东汽”的严重灾情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亲临“东汽”视察灾情和部署灾后重建工作。“东汽”人迅速展开恢复重建工作。首期占地200多亩的4000多套受灾职工永久性安置住房“东汽馨苑”经过紧张施工已基本建成。

厂里通知他去参加分房,在地震棚住了许久的他,太需要一个家,太需要一种温暖。

他骑着摩托去工厂,拐弯的时候,一辆大货车从对面冲过来,梁辉樟被碾在车轮之下,像一片树叶从枝头上飘落。躲过天灾的梁辉樟,没有躲过人祸,永远留在了汶川。

梁衍樟清楚记得,梁辉樟是八月十五的生日。

梁衍樟的家里等级森严,除了爸爸,家里是不给孩子过生日的,只有梁辉樟除外,梁辉樟生日的时候家里一定有一顿非常好的大餐。

梁衍樟曾经追问妈妈:“为什么兄弟不平等,梁辉樟能过生日,自己却不能。”

妈妈告诉他,这一天是八月十五,是中秋佳节,是大家共同的节日,与梁辉樟的生日无关。

此夜之后,梁衍樟眼中的月亮心中的月亮再也没有圆。

这么多年,他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不敢告诉妻子,梁辉樟与弟妹去世了很久之后,他才向妻子承认是自己介绍他们俩认识的。

妻子落泪了,你不但害了我,还害了我妹妹,害得她把命都丢了。

梁衍樟欲哭无泪。

 

命运呀。

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洋气的弟弟

兄弟4人中,五弟梁衍江长得最像梁衍樟。

性格像,长相也像。

梁衍江生在上海,在上海长大,骨子里有一股上海人的傲气。母亲领着梁衍樟和两个弟弟从广东回上海,父亲早早地做好一桌子的菜等着三个孩子。

梁衍江却翘着腿,看着三个哥哥,三个从广东乡下回来的哥哥,三个风尘仆仆有一些土气的哥哥,目光里有一丝蔑视,一丝不屑,一丝傲慢。

他问三个哥哥:“你们会说上海话吗?”

上海的老家,淘米是用一种竹筛子。梁衍樟拿起竹筛子问弟弟:“你知道这个东西,上海话怎么说吗?”

弟弟答不出来。

“这个上海话叫淘箩。”

“你这个上海人,上海话不行,我们才是老上海人了。”一见面,梁衍樟与梁衍江就有了第一次交锋。

梁衍江比梁衍樟小7岁,看上去却比梁衍樟更老,岁月似乎没有给梁衍江更多的微笑而是沧桑。每次梁衍樟到横江,村里的人都习惯喊梁衍江:“阿江,你弟弟来了。”

弟弟小时候喜欢运动,是学校射击队的队员。不知道是因为爱好体育的原因,还是骨子里就不爱学习,总之梁衍江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没有考上大学。没有考上大学,意味着没有出路,没有出路的上海青年的唯一选择是进新疆建设兵团。

新疆更远,比三弟梁辉樟的哈尔滨和四川远得更多。

母亲一直不甘心,她眼看着一个个孩子从自己的身边飞走了,却不是按照自己设计的轨道,甚至也不是孩子们自己仰望的目标,母亲的心就比疼更疼。

新疆对于母亲是陌生的,对于梁衍江也是陌生的,翻开历史与地理书,对新疆的描绘也是空泛的,历史的辽阔与地域的荒凉,一个没有走进过新疆的人,对新疆只能是一种想象、一种恐惧。母亲一直在恐惧,她实在不放心把自己最小的孩子放在一片陌生之中,把他一个人放在一片孤独之中。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了解到一个消息,如果不去新疆,可以回父母的原籍。没有丝毫的犹豫,母亲就选定广东的老家,选定横江村,一个她逃出来的地方,一个她一次次帮助弟弟帮助亲人逃出来的地方。

此刻,她要逃回去。

她要把最小的孩子交给横江的山水,与新疆相比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此刻的横江更值得她信任,更值得她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托付给它,这里有她的记忆她的爱她的根。

梁衍江回到横江。

有七舅黄柱和,横江是温暖的,有亲人,横江是熟悉的。母亲给梁衍江买了房子,也给梁衍江娶了媳妇,梁衍江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梁衍江把自己当做一个横江人,横江人也把梁衍江当做村里人。梁衍江生活非常不错,通过黄柱和的关系到橡胶厂当了工人,有了工资,还成为村里的民兵队长,别看官不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是掌管枪杆子的。

树静了,但是风不止。

文化大革命来了。

首先,人们知道梁衍江是一个工商地主的儿子,是从上海逃到乡下的坏分子。其次,黄柱和被批斗了,梁衍江又是黄柱和的外甥,双重身份,双料坏人。

于是,被橡胶厂开除厂籍。

于是,被撤销队长职务,清除民兵队伍,回到村里监督劳动改造。

一条船,四个厕所,梁衍江成为村里负责掏大粪的人。

每天早晨,他早早起来,摇着船把大粪从一个个厕所掏出来装到船上,把厕所打扫干净,把船摇到堆粪的地方卸下来。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开始的时候,他痛苦,之后,他寂寞,时间长了,他甚至享受了这份孤独,一个人独自来往,自由自在。他不打扰这个世界,世界也不打扰他,相安无事。

只是村里的孩子,当初喊他上海人,现在一看到船过来,就喊他大粪哥。喊什么他也无所谓。名字只是一个符号,称呼也只是一个符号,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仿佛孩子喊枝头上的鸟儿,水面上的风。

活干完了,没有事情,他去给黄柱和做饭,不能尽忠就尽孝。他天生好研究,像小时候学射击一样,干什么像什么,指哪打哪,百发百中。炒菜,他就研究菜的技巧,炒菜的水平竟然能够在一个大饭店当大厨。他特别爱看杂志,杂志讲养蘑菇的技术,他就在家里养,成功了而且卖上了好价钱,杂志上有大棚种植桃花,他就自己试验,桃花卖到了广东、佛山。他做什么什么挣钱,仿佛世界上没有事情能够难倒他。

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人尽其才把他安排在县里的农科所。他嫌离家里远,没有去,还是回了橡胶厂。然后,就当了科长。

梁衍樟大女儿结婚的时候,特意去横江看望五叔,回来对梁衍樟说,不得了,五叔不但电脑用得非常娴熟,而且自己还能设计软件,绝对时髦时尚。那个时候,梁衍樟和梁辉樟不但不会使用电脑,家里连电脑都没有。

梁衍江潮,梁衍江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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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衍江后来去了茂名的分厂当厂长,有权力了应酬也多了,吃吃喝喝是家常便饭,天天泡在酒桌之上的他,就没有了湖面上划船掏粪的大粪哥的宁静与散淡,就习惯甚至享受这一切。当他从茂名回到横江的时候,身体就不好了,胖,一下胖到200多斤。酒量高了,什么都跟着高了,苦日子,他走过来了,但是,好日子却走得脚步蹒跚。

梁衍樟批评梁衍江,平反不知道是救了你,还是害了你。

梁衍江生了4个儿子,遗憾的是有两个没能长大。家里人说,可能是近亲结婚的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管真假,也不再说了,毕竟这门婚事是母亲选定的,不能够再叫她遗憾。母亲本来是一个要强的女人,怎么困难也努力实现人往高处走的追求。但是,时代与命运并不永远为母亲鼓掌。她努力从横江带走的7弟,尽管在上海上了大学,最后还是回到了横江。她最喜爱的小儿子,尽管百般努力最后也是叶落横江,仿佛替她回到起点。

机遇如此。

命运如此。

生活就是如此,许多的时候,心想并不能事成。原本以为是命运把我们摔倒了,最后才知道,其实是生活在教我们学会如如何站起来。


父爱如山

 

父亲的影子

父亲梁电明在梁衍樟心中一直很重,重到他甚至没有力量把父亲的名字从自己生活中挪开一步。父亲的爱一直照耀着他,从父亲的身上他深切体会并感悟到生命的美好与亲人的宝贵。

父亲小时候与爷爷住在香港。

爷爷开始是做收废铜废铁生意的,一点一点生意做大了,从做掮客到行商到住商。

爷爷有三个媳妇,父亲是梁衍樟二奶奶生的。

二奶奶生了三个儿子,父亲与五伯父要好,两个人长得也像。母亲说,当年给她说媒的时候,她看中的是五伯父,结婚了之后,发现是父亲,不知道是父亲当年使用掉包计,还是母亲看走了眼。

父亲毕业于港大工商学院,母亲毕业于护士学校。

1939年,父亲带着梁衍樟和姐姐,从香港坐邮轮逃到上海。

那时,梁衍樟和父母已经逃了几次难。在战争的硝烟之中,年轻的父母一直在努力给孩子一份平安,给孩子找到一个能够安放课桌的地方。先是日本鬼子逼近广州,父母带着梁衍樟逃到了香港,香港不安全了,天天有飞机,父母一商量逃到上海。

梁衍樟一直记得香港到上海的那条邮轮,他说,那条船很大,也很稳。坐船的人,每一人都发给一张邮轮的照片,后来那张照片一直挂在上海家里的墙上。梁衍樟脑海里的邮轮特别大特别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后来从上海到广州的时候,坐了一条船,船很小也很颠簸, 记忆的对比是深刻的。

父亲梁电明到上海投奔金先生,梁衍樟不知道金先生做什么生意,但是金先生家非常豪华、气派。上海定居之后的大年初一,父亲都要带他们兄妹去给金先生拜年。第一次走进金先生的家,梁衍樟大吃一惊,金家的豪华超出他的想象。

8点钟的时候,父亲领着他们来了,金先生没有起床。他们就等,一直在等到10点,金先生才起来。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对于一个孩子,对于梁衍樟有些寂寞有些漫长。

金家的仆人沏茶端上来。

茶很好,杯很讲究。梁衍樟刚端起杯,父亲却制止了不准他喝,也不准弟弟喝。等了很久,金先生终于下楼了,父亲只是给金先生拜个年,让孩子们拜个年就回去了。

匆匆来,匆匆去。

这个时候,他看见了梁辉樟。

梁辉樟很时髦,穿着马甲烫着头,看着哥哥与弟弟,有一丝掩饰不住的优越。

梁辉樟是过继给金先生做儿子的。金先生三房姨太太,一个孩子也不生。父亲到上海认识金先生之后,金先生就要从梁家过继一个儿子,必须是儿子,而且必须是在上海生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梁辉樟还没有出生,梁辉樟出生之后就过继给金先生了。梁辉樟就比梁衍樟和姐姐多了一份关爱,平时的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金家一定要把弟弟接去住上一阵子。

梁衍樟感觉,父亲对金先生有一种恐惧或者是敬佩,在金先生面前,父亲仿佛总也抬不起头。不知道是金先生人格的力量,还是金先生财富的力量。

 

一首扎心的儿歌

爷爷给父亲在横江村留下13亩地。

父亲远在上海,地自然就没有用。父亲的妹妹六姑一家一直种着13亩农田,父亲从不过问13亩地的事情,一切都交给六姑打理。

土改,姑父是村里的民兵队长,13亩地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13亩地完璧归赵落在父亲头上。于是,远在上海的父亲因为13亩地被定了一个工商地主的成分。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含义是指占有土地,以地租为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对待地主兼营工商业者的政策同对待一般地主的政策,始终是有区别的。对其属于封建的土地、财产予以没收归农民所有,对其属于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财产,如厂房、机器设备、店铺、住房等(除少数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财产应没收归人民或国家所有外)则予以保护。

父亲有13亩土地,尽管从来没有收过租子,还是没能够逃脱一个地主的成分。工商地主的帽子让父亲晚年沉重而苦涩,也使梁衍樟与姐姐弟弟,很长一段时间被阴影笼罩。

父亲慈祥。梁衍樟小时候调皮,从来是母亲打他,父亲没有打过他一次,父亲对梁衍樟的爱是具体的细腻的。梁衍樟常常内疚自己对父亲却没有做到寸草之心,有意与无意之间,他也曾经给父亲带来一丝伤害。

三反五反时,梁衍樟在学校是一个先进分子,回到家里依旧保持革命斗争性,他十分激烈地斥责父亲说,你是一个工商地主,有什么问题快去讲清楚。

三反五反,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是陌生的历史名词。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国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

三反运动中,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1952年2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有一首被改编的儿歌是形容三反五反运动的: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

打老虎,打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而是贪污犯,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

父亲对梁衍樟说,我都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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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衍樟并不放过,就对父亲唱: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

之后,这首顺口溜流传数十年,其中的贪污分子可以替换为任何族群、任何人,据说起源于广东地区

这之前,父亲的生意已经低落了,从座商到行商,最后成为一个荐掮客。

座商、行商、掮客,是三种不同的形态:

租房开店营业的个体商人为座商或坐贾,店主、零售商、经销商。座商的特征是具有规模的店面,一般长期经营,不需要像流动商贩一样到处运输、吆喝,顾客自会来光顾。

行商有两个概念:.经营商业,外出经营的流动商人。

经营对外贸易的机构为行商。行商也叫“帮会”,是带着货物长途贩运的团体。有些是以同乡关系结成帮的,如京帮、津帮、山东帮、山西帮、川帮、陕帮、泾阳帮等。有些是因所贩运的货物种类结成的,如盐帮、粮食帮。也有因运输工具而结的,如车帮、马帮、船帮。粮食帮。

掮客最低等,像是一个中介,做掮客的生意人,没有自己的店铺,也没有自己的产品,在茶馆找一个位置,每人有自己的经营范围,想买的人找他,想卖的人也找他,他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旧上海的每一个茶馆里,都是做不同生意的掮客。

三反五反之后,父亲与菜市场批发蔬菜的人一起参加学习,父亲被定性为半违法半守法户。半违法的问题是解放初期,有一笔生意是飞过上海,逃税了。学习结束之后,分配在上海川沙教仪五金机械厂当工人,负责冲床。

梁衍樟去看过一次父亲。父亲4个人住一间宿舍,床是硬板床,单薄的被褥与看上去憔悴的父亲,让梁衍樟的心涌上了一丝苦涩。

 

父亲的杯子

父亲迷信。

路过香港的一个算命摊,算命先生看到他,要免费给他算一次。算命先生说父亲命大,碰到与9有关的数字,出现9或者9的倍数的年龄或者年份,会有生命危险。

算命先生说,父亲有佛缘,父亲的命与梁衍樟爷爷的命一样。

父亲很信。

爷爷是54岁去世,去世的那天刚巧是梁衍樟姐姐出生。算命先生说,如果生的不是孙女而是孙子,爷爷就不会死。

1963年5月,父亲从工厂回到上海,在街道打了一支预防针,打完针后父亲的身体不好。母亲带他去医院,走出里弄等了许久也没有车。恰恰这个时候,梁衍樟的妻子从医院回来,生了大女儿出院回家。

母亲知道父亲的禁忌。

母亲机灵地打开包着孩子的小花被,看着大孙女对丈夫喊:老梁你有孙子了。父亲没有过多关注孩子,关心母亲的谎言,或者说父亲根本不想戳穿母亲的谎言。他坐上了郑贯琪坐回来那辆三轮车去了医院。三轮车在幽深与寂寞的小巷渐行渐远,车轮与青石板的路面撞击着,发出单调刺耳的声响。这条小巷,这条父亲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小巷,这条见证过父亲的辉煌与落寞的小巷,就这样淡出了父亲的生命。这是父亲留给小巷的最后一个背影,也是父亲留给梁衍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背影。

三个月之后,父亲的名字成为石碑上的名字。

一个曾经激情四射的少年,一个曾经满怀理想的青年,一个曾经随波逐流的中年,一个曾经慈祥可亲的老年,就这样永远被一块石头钉在大地之上,记忆之上。

父亲死于肺癌,去世之前,自己就知道病情,只是不说,还是一副很快乐的样子,说自己得了怪病。那个时候,他的牙齿与手指都是黑黑的,长期抽烟喝酒,他不是倒在数字9上,而是倒在了酒上。奇怪的是,算命先生说过的话,在父亲的身上一一应验了。

父亲,不信佛而信仰主。

源于父亲生了伤寒病,非常严重的大病,需要抗菌素才能治疗,药品奇缺即便是有钱也买不到。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带了一个叫徐松石的牧师到家里给父亲祷告,几次祷告父亲的病竟然好了。父亲病好不信佛改信主。1952年之前,上海有教会学校,学校有大礼堂做礼拜。父亲坚持去礼堂,还把徐牧师请到家里开家庭礼拜,挣钱了就捐给教会。

星期天做礼拜,父亲穿好鞋子就对孩子们喊,想得救的人跟我走。别人没有反应,梁衍樟早早就换好鞋,父亲的话音未落,梁衍樟已经出门了。跟父亲出去做礼拜,一定有一顿丰盛的午餐,如果晚上赶不回家里吃饭了,父亲也会带他吃顿好的晚餐。少小的梁衍樟不知道什么是主,也不关心,他只关心与父亲在一起的吃。

只有圣诞节,父亲才会带全家人一起去教堂。

父亲去世之后,教友荣祝平送他一个小花圈,上面写着。等待等待再等待,天堂再见。

年龄大了,梁衍樟不再简单把父亲的所作所为理解为迷信。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是伟大的人物、英雄豪杰还是贫民百姓,其实内心都需要守着一些什么,总要有一些什么守着,一个人才宁静,才平安无事。只不过,每一个守着的东西不一样,有人守着江山,有人守着爱情,有人守着事业,有人守着亲人。

人的一生像一个杯子,只有装满了才不是一个空杯子。

对于父亲来说,杯子里倒满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一生,有自己的念想,自己的快乐,这就足够了。

 

父亲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回香港。

香港有他的父亲,他的家,有他的童年,有他的记忆。他能够在香港的街巷找到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碎片,每一个故事。对于父亲来说,上海不是家,永远不是,只是一个驿站,一个让自己停留的地方,停留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飞翔。

但是,母亲没有让父亲回去。

年轻时,父亲努力过甚至挣扎过,哪怕是偷渡,他也要回去。哪怕只带走一个儿子也行,他也要回去。但是,他依旧没有能够回去。叶落归根是一种文化与民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叶子都有这样的归宿。

风萧萧兮黄浦江寒,父亲一去兮不复还。


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


云的方向是风的方向

3岁,梁衍樟到上海。

梁衍樟一直跟着父母逃,从广东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小小少年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也不想知道什么是烦恼。父母就是梁衍樟的整个世界,是梁衍樟的天空与海洋,只要在父母的身边,世界的变化就与梁衍樟没有任何关系。

战争的硝烟在广东上空弥漫,母亲决定到香港躲一躲。逃难的路上,母亲背着姐姐,抱着梁衍樟,一路颠簸,一路风尘。路上,母亲只是看见梁衍樟流泪,从来没有听到他的哭声,母亲有些害怕。到了香港,母亲抱着他去香港玛丽医院,医生检查发现是声带哭断了。

什么时候哭断的,母亲不知道,梁衍樟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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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医院是香港最好的医院,位于薄扶林道与沙宣道对上的山麓,背靠太平山,面对西博寮海峡,环境清幽景色怡人。是1933年开始兴建,1937年4月13日落成启用,以当时英王佐治五世的皇后玛丽的名称,命名为玛丽医院。

在医院,梁衍樟做了一次手术,声带接上了,但是留下后遗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此只能唱男低音了。上世纪80年代,梁衍樟去香港出差,专门去玛丽医院,想查查自己当年治病的档案,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玛丽医院每一个患者的档案都完整地保留着,但是非常遗憾,他没有查到自己的档案。回来才知道,当年他不叫梁衍樟叫梁荣樟,父亲说梁衍樟命中缺木,而荣字有火,才改成了梁衍樟。

母亲是慈爱的母亲,也是一个大咧咧的母亲。

梁衍樟多次问母亲,自己是什么时候生日,母亲说忘了,从不具体回答梁衍樟。问烦了,母亲就说,你是12月生日,12月的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母亲没有告诉过梁衍樟。

梁衍樟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

像一朵云,梁衍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后来,走入社会之后,他依旧像一朵云,不知道自己向什么地方飘去。

云的方向是风的方向,与云没有关系。

1984年,梁衍樟要出国,办理护照的时候需要提供出生时间,他告诉厂里的工作人员,自己属牛,是1937年阴历年底生的。厂里的人,就给他填上1938年2月14日出生。

梁衍樟一查,1938年2月14日错了,在阴历上不是属牛。错就错了,将错就错,何况许多时候,人生本无所谓的对与错。

人们逗他,你的生日好,是情人节时生的。

梁衍樟笑了,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情人节。

梁衍樟知道自己属牛,这个没有错。

在上海,他曾经被过继给范冀周。继母告诉他,旧时候在上海,过继儿子的时候,是需要给孩子父母买一套餐具,她清清楚楚记得,给梁衍樟的母亲买了一套牛的餐具。

他都不感谢母亲了,而是谢谢这套餐具。

 

糟糕的评语

父亲认识了商人范容甫,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27号楼下开了一家“范江记”的商行,父亲入股了范江记成为股东。

范冀周是范容甫的弟弟,在“范江记”打工,负责打扫卫生。父亲成为“范江记”的股东,两个人就认识了,天天在一起就熟悉了,熟悉了就无话不谈。

范冀周看中梁衍樟,要把他过继给自己当儿子。

父亲一口答应下来,梁衍樟有了继父继母。继父母住黄河路派克理发店楼上,已有2个女儿、3个儿子。添了梁衍樟,家里又多了几分热闹。

范冀周有儿子,为什么还要过继儿子,偏偏又选中了梁衍樟。这件事,梁衍樟至今也弄不明白,只是知道广东人爱过继儿子。那个时候,梁衍樟已经上小学了。父亲为他上学,让姐姐晚上一年学,梁衍樟早上一年学,姐弟俩可以在一个学校的一个年级,互相有一个照应。

梁衍樟觉得提前上学坑坏了自己。他还小,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天天只是想着玩。成绩当然是一塌糊涂,一年级的时候,老师给他写下的评语是:迟钝而不好学。

很严重的几个字。

迟钝是说天资不行,悟性不行,不好学是说态度不行。天资不好,又不好学,整个把人否定了。一年级是梁衍樟彻底失败的一年,一年级打下的失败者烙印,许多年伤疤才长好。一年级的学习经历与失败,给他的少年投下了大大的阴影,梁衍樟用了足足五年的时间才能走出去。

评语归评语,并没有影响一个孩子的生活,梁衍樟照样淘气,照样想干什么干什么。

梁衍樟家里弄的隔壁是上海著名的太阳公寓。

太阳公寓是由卡拉特莫尼工程顾问公司设计,房地产商孙春生投资营建。太阳公寓的得名来自孙姓的英文翻译。太阳公寓是一座现代式公寓大楼,坐北朝南,混合结构4层,占地面积1660平方米,建筑面积5718平方米,庭院面积634平方米。平面呈“回”字形,中间有方形的花园。大楼外立面以凸出的腰线强调水平向划分,左右两侧入口的拱券门洞高及三层,二层有出挑的小阳台,围以铸铁栏杆。方形窗带券心石和山花,外墙用深、浅色面砖花式砌筑、排成“人”字纹,白色水泥仿石块做成隅角。窗楣、腰线俱为白色,整个外立面则以灰褐色为主。

不但当时非常时尚,现在也是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

太阳公寓里面住着日本人,公寓旁边有个练兵场,平日里戒备森严,巡逻的士兵背着枪在大院里走来走去,一般人都躲得远远的,怕找麻烦。

梁衍樟和小伙伴何朝杰一起,扒开篱笆,爬进练兵场里捉蟋蟀。

日本兵看见,端着枪过来,两个人也不跑,见是两个孩子,见梁衍樟手里的蟋蟀,总算没为难他,让他们走了。

母亲却没有放过他,老规矩痛打一顿。

母亲喜欢单打。

在教唆父亲双打没有成功,母亲不再依靠外援的力量,一个人收拾梁衍樟,收拾起来绝不手软。小时候,梁衍樟挨打是家常便饭,用竹子打,竹子打断了也不停手,打完还要他跪在地上反思认错。对于梁衍樟,慈母手中线是用在临行之前密密缝的,不走的时候,慈母是手中的竹子重重打。

有一天,继母来到家里把梁衍樟领走。

母亲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让他跟着继母走了。母亲临走的时候,还恨恨地对他说,我管不了你,让别人替我管吧。

日本已经投降,外白渡桥、上海滩,往日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兵不见了,城市恢复了一线生机,很快又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笼罩。

多年之后,梁衍樟才知道继母是地下工作者,继父不是。一家人中,大姐范雁珍是共产党员在延安工作,她发展母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为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二哥范兆红(敬业)也是共产党员,也在做地下工作。为了掩护大姐,家里人一直对外面人说,大姐失去联系了。大姐真的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办法联系。说是有人曾经在南京路上看见大姐,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姐没有回家。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很危险,街上常常是警车的叫声,也常常有枪毙人的枪声。

继母家里房子很小,很拥挤,床是上下铺,继母家的四哥范兆泉是一个报童,天天卖报,晚上连上下铺睡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睡在阁楼上。

报童四哥辛苦,早晨3点就要去取报纸卖报纸。家里的人还没有醒,四哥一个人背着包走出家门。无论天气怎么样,冷还是雨,从没有耽误。梁衍樟说,旧上海报童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苦,远比电影和电视上表现的苦。一群孩子,年龄很小的孩子,却早早地担起了生活的担子。

四哥卖完报纸回家,才叫醒梁衍樟,吃过饭送他去上学。他们俩从黄河口走,一路走过好几条路,才是梁衍樟上学的建成小学。不放心梁衍樟一个人上学,四哥一直送他到学校。有时候梁衍樟淘气不听四哥的话,四哥就扯着他的耳朵拎到学校。梁衍樟上学了,四哥一个人返回去,不直接回家,而是到凤阳路的菜市场,捡一些能够食用的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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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这是每个上海人都熟悉的旋律。上海解放前夕,正是四哥这群机灵的小报童一边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印制的《庆祝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传单发送、张贴到大街小巷,一边将国民党反动派张贴的所有标语撕光。

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为了纪念这些孩子,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立着一座报童的雕塑。

梁衍樟学校门前是一条马路,每天车辆来来往往,警车与消防的救火车也经常穿过,就有一个笑话。

一次,班级考试,老师坐在教室的后面看报纸,他捧着报夹,厚厚的一叠报纸挡住了老师的视线,仿佛教室与他无关,仿佛考试与他无关。

梁衍樟一看老师看报,有机会了,急忙去偷看旁边同学的答案。梁衍樟的头还没有从同学卷子上转过来,报夹重重砸在他头上。

老师一直在监视他们。

梁衍樟的头流血了,他刚从座位上站起来,楼下一辆救护车驶过,尖利的叫声透过玻璃窗传过来,仿佛是配合梁衍樟演出,仿佛是为了梁衍樟而来。

同学们哄堂大笑。

 

吃过晚饭,四哥一定带梁衍樟出去玩。这是梁衍樟在继母家最快乐的事,玩得很晚,天黑了才回家。

大人每天干一些什么,梁衍樟不知道,除了看继母在缝纫机上缝补衣物,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走进继母家的生活。家里养了一条狗,很大的狗,梁衍樟不知道狗的名字,也从不敢叫狗的名字。对这条狗,他只是恐惧,恐惧到进出都是在四哥陪伴之下。对继母家狗的恐惧,延伸到对所有狗的恐惧,梁衍樟一直怕狗,怕所有的狗,一直怕到现在。

每天出去玩,能够玩的项目很少很单调,孩子们就比赛,比滚铁圈、比踢空罐头盒。美国人进上海之后,罐头很多,踢空罐头盒成为孩子的游戏项目,看谁踢得远踢得高。

梁衍樟没有空罐头盒,就把继母家窗外挂着的空罐头盒拿下来,出去比赛。梁衍樟晚上回家,见家里围许多人。第二天,四哥不许他再拿走空罐头盒了。甚至,四哥和梁衍樟玩一个游戏,用纸打断铅笔。他感觉,四哥很用力打他,不是一般的力量,仿佛有一种仇恨在里面。

解放后,梁衍樟才知道挂在窗外的罐头盒是地下党联络暗号,罐头盒在说明一切是安全的。他把罐头盒拿走了,自然就引起了一场恐慌。

当年继母领走了他,把继母家里的三姐范雁贞送到了母亲家,是因为姐姐大了,怕她把地下党的秘密暴露了。而梁衍樟小,什么也不懂。

 

难忘的照片

美国大兵出现在上海。

梁衍樟印象中,美国兵开着吉普车疯狂奔跑,不管街上行人的尖叫,也不管拉着三轮车夫的安全,常常把三轮车撞翻把车夫撞伤,坐车不给钱,美国大兵与三轮车夫冲突不断。上海的三轮车夫团结,遇见事情齐心,不齐心不行。没有人能管住美国兵,没有人为三轮车夫撑腰。短短两个月,美军交通肇事已达百余起。其中12月8日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发生“美卡车如疯如癫辗毙人命惨案”,三死四伤。

中国警察管不了美国兵的事情,美国兵归美国警察管。

没有约束的美国兵自然放肆。

据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报告,上海有美军1.2万人。十里洋场的酒气和粉香激增,洋货店、时装店、理发店,一夜间改头换面,成为雨后春笋般的酒吧。徘徊在静安寺一带,“哈罗!哈罗!”揽客的,许多是刚换过行头,几个月前还以车夫小工为目标的底层妓女。以前麇集在虹口的“吉普赛女郎”,现在游荡于灯红酒绿处,当“巴格儿”(行乞者),或用扑克牌算命。

他们住在金门酒店。

金门大酒店是意大利建筑风格的老酒店,历史悠久。位于南京路商业街,地理位置优越。1926年开业,拥有客房181间(套),房内设施一应俱全,餐厅提供名厨精心烹饪的各式中西式特色菜肴。面对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毗邻南京路商业步行街、外滩,交通便利。

美国兵喜欢喝酒,坐在金门饭店十几层楼窗台上喝酒,腿在窗外晃荡着,酒喝干瓶直接丢下楼,不管楼下有没有人,伤没伤到人。美国兵喜欢放爆竹,点着之后往小孩子身上丢,吓孩子一跳,他们哈哈大笑。爆竹曾经落在梁衍樟的身上,吓了他一跳。梁衍樟说,第一怕狗,第二怕爆竹,都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

除了美国兵在街上横晃,监听车也经常在街上穿行。梁衍樟继母家附近有监听车来来去去,继母十分小心,二哥受伤回来,继母自己包扎也不去医院,还告诉梁衍樟说二哥是骑自行车在外白渡桥下坡时摔伤的。

二哥在中正中学读书,以蒋介石(中正)名字命名的“上海中正学校(中学)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名校。学校规模大,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进校都要穿大盖帽军服。中正学校地处虹口公园附近,周围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大片的高档住宅、石库门房子,住着不少国民党的高官达人和职业军人,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正学校去读书。

1946年2月,蒋介石曾经飞抵上海。根据上海媒体当时的描述:“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机场欢迎,暨沿路守候者,途为之塞。”对于蒋介石在跑马场的演说,舆论的评价则是“参加民众数达20余万人,情况热烈,得未曾有。

梁衍樟和学校的人也都到街上,排在路的两边,举着旗帜欢迎。蒋介石的轿车只是一闪就从他们身边过去了,梁衍樟什么也没有看见。

然后,蒋经国来了,蒋经国要在上海打老虎。

从1937年到1945年8月,上海的物价上涨2000多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到2头黄牛,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只能买到2个鸡蛋;到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来到上海时,100元法币,只能买到0.002416两大米了(每斤16两)。

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础。

蒋经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自己抗战时期治理江西赣南的班底,组建起了一支达12000多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让队员分散到全市查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行为,蒋经国本人也经常微服私访,或是经常在上海市内各地突击检查,枪杀了好多官员和腐败分子,就连上海大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判刑8个月,上海物价开始稳定。

有只“大老虎”打不动了,这就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蒋经国封掉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软禁孔令侃,震惊全国。但是孔令侃搬来救兵,宋美龄到上海让蒋经国放人,蒋经国在压力下放了孔令侃,不到三个月的打虎行动就此无疾而终。

梁衍樟对打老虎运动的直接印象,就是看见了三个穿着制服的人,走进家里楼下的烟店。

烟店老板紧忙关上门,单独接待他们。

过来一会,三个人每人夹着几条烟从后门走了,很高兴的样子,很满意的样子。

梁衍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油水。

梁衍樟回到父母家。关于继母家的消息,梁衍樟是后来一点点听到的。继母解放后在上海团校工作,是电话接线员,有病却一直坚持工作,死在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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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范敬业在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反胡风集团的时候,第一天还在梁衍樟学校做报告的市委宣传部长,第二天就被定为胡风分子,听说宣传系统都被牵连,梁衍樟没敢去联系他。

三姐范雁贞参军南下,梁衍樟和她失去联系。解放之后,梁衍樟多次寻找也没有找到三姐的消息。在大姐家,梁衍樟偶然知道大姐与继母家的三姐有联系。梁衍樟了解到三姐当兵之后嫁给了部队的一位首长,解放后在六机部工作。梁衍樟去北京的时候,特意去看望住在阜外月墰北小街12号楼的三姐。

三姐后来去养老院。清理东西找到一张照片,是梁衍樟小时候与三姐的合影。岁月流逝,照片已经发黄了,姐姐一直没有舍得丢掉。70多年,即便是在战争年代的烽火与硝烟之中,即便是历次运动之中,姐姐也珍藏着与弟弟的合影。

三姐说:“这张宝贵的照片,你保存着吧。”

从三姐那里,梁衍樟知道继父是91岁去世的。

四哥解放后参加了文工团随军南下,住黄河路老屋,因劳累体弱于1986年过早去世。五弟范兆强参军在无锡炮九师,一直在南翔居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工作,前几年梁衍樟还与五弟通话。六妹在汉川机床厂工作。

 

投奔“克星”

上海亦不平静,或者说上海开始不平静。战争的味道已经从远方吹了过来,沿着黄浦江吹了过来。每一天,都有战争的消息,报纸上与战争有关的新闻占据大部分版面。

母亲开始担忧,担忧孩子的安全。她再一次做出了决定,让孩子们离开上海回到广东。为了躲避战争,他们风尘仆仆几千里外来到了上海,刚刚在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位置,此刻,他们又必须放下这一切,让一切归零,让一切重新开始。

梁衍樟舍不得走。

舍不得母亲,也舍不得刚刚结交的玩伴。广东对于梁衍樟,即便昨天是熟悉的,今天也已经陌生了。对于母亲的决定,梁衍樟没有反抗的权力,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能服从。

船票买不到。

不只母亲有远见,乌云之下的上海许多人在告别,在逃离。父亲托人,找到一个从上海撤退的军官,让梁衍樟跟着这个姓廖的军官走,把梁衍樟装扮成军官的家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廖樟,才买到了一张票。

珍贵的一张票。

母亲与父亲商量好,把梁衍樟送到在广州岭南大学当校医的七舅父黄柱和家。黄柱和是母亲从广东横江农村带出来,母亲把黄柱和带到上海,逼着黄柱和读书,逼着黄柱和读了医学院,黄柱和毕业之后,回到了广东工作。母亲从小带大了黄柱和,培养了黄柱和,此刻,当自己的孩子有了困难的时候,母亲第一个就想到了他。

梁衍樟从小就怕黄柱和,在上海家里黄柱和就是他的克星。

梁衍樟与黄柱和的关系,从来就是猫与老鼠的关系。舅舅打他是真打,尽管梁衍樟也曾经反抗过,但是反抗无效,他与黄柱和之间继续保持猫与老鼠的关系。为了反抗黄柱和的压迫,梁衍樟曾经把对黄柱和的恨转嫁给黄柱和喜欢的罗家小姐身上,他试图在七舅恋人的身上释放对舅舅的恨与怨,不洗脚便让她给自己剪脚趾甲,让她闻臭脚。

临行前夜,父亲给了梁衍樟一件礼物,长这么大,他第一次收到父亲的礼物。

礼物是一块手表。

一个孩子能够有一块手表已经足够珍贵,父亲给他的竟然是一块夜光表,绝对的时尚。梁衍樟兴奋得几乎一夜没有睡,他一会在被子里看一下表,喜欢的不得了。

早晨走,母亲没有送他。

无论是谁出门远行,母亲也不送出家门。母亲的性格很刚很硬,梁衍樟的记忆中,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无论多么颠簸的旅程,他从来没有看见母亲掉过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母亲有泪也不轻弹。对父亲,她是这样,对孩子,她还是这样,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摔倒自己爬起来。

父亲一个人送他上船。

船在上海港,梁衍樟要从上海港坐船到广东的黄埔港,下船之后,会有舅舅接他。父亲给梁衍樟买了桔子,是著名的金山橙,金山是外国商品的代称,上海所有外国产的商品都叫金山牌。

上海港是一个老港也是一个著名的港口。早在公元746年的唐天宝年间,唐朝政府就设立镇治,即青龙镇(今青浦区东北,苏州河南岸),发展港口供船舶往来停靠。进入宋代后,青龙镇有“江南第一贸易港”的称号。公元1111年,北宋政府在此设市舶提举司,征收关税,管理航运,1265年港口易址于上海镇。1404年开拓形成黄浦江后,上海港凭借黄浦江的优良航道而日益壮大。1840 年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定《南京条约》,上海港于1843年11月17日被迫对外开放。1853年起,上海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19世纪70 年代后,上海港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逐渐形成了近代工业聚集区。20 世纪初,黄浦河道局对吴淞口和黄浦江的局部河段进行了整治和疏浚,万吨级船舶可以乘潮进入黄浦江,适应了当时船型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要求。20世纪30年代,上海港已经成为远东航运中心。

外滩的码头,开船是用敲锣。

锣响之后,船慢慢划动水面,徐徐离开了码头。

梁衍樟还小,不懂得离别的滋味,早早跑进了船舱,船开之后,透过船舱,他看见父亲一直站在码头上向他摆着手。梁衍樟连在船板上与父亲摆手告别都没有。船远离了码头,码头渐渐远了渐渐淡了,父亲的影子也消失在远方。与父亲在码头告别之后,许多年之后回到上海,他才与父亲见面。

船是民生公司的,是一条千把吨的小船,与梁衍樟3岁的时候,从香港回上海坐的邮轮没有办法相比。船小,浪一大就晃就摇。

是地动海摇。

梁衍樟晕船了,晕得厉害,对付晕船的唯一办法就是睡,一直睡。船在台湾基隆港停了下来,梁衍樟才松下一口气。他慢慢地走上了甲板,看见大人们都上岸去,船在基隆港停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开往广东。

廖姓军官嘱咐不准他下船之后,自己下船了。

梁衍樟一个人在甲板上看热闹,码头上除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还有许多卖水果的摊贩。基隆港卖水果与上海非常不一样,水果在摊上从低到高一层层摆放着,卖水果的摊贩坐在水果中间,有人挑水果了,他才从上面走下来,脚穿厚厚的木拖鞋。

梁衍樟看得很专注,不小心上衣袋里的良民证掉出来,掉到了船下面的海边。离开上海,母亲把良民证放在他上衣口袋,嘱咐一定收好,但是想不到良民证掉下来,还掉在了船下,梁衍樟想下去捡起良民证,他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敢下船去。

梁衍樟说,假如他下船,船开走了,他留在台湾,那么他的人生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船开了,梁衍樟想吃父亲买的桔子,他从来没有吃过的金山桔,剥开桔子只是吃了一口就是一股难闻的味道,梁衍樟以为是桔子坏了,把桔子倒进了海里。后来,听别人说,晕船的人无论吃什么东西都是一股怪味。原来,怪味只与他晕船有关,与桔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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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之后,船到黄埔港。

黄埔港的来历应追溯到古代。早在隋唐时期,在距现今黄埔港旧港区下游约6公里的庙头村西,就形成了相当繁荣的港口,历史上称扶胥港,即广州的外港。元代以后,扶胥港港前的浅水海滩不断淤积变浅,明清时期,扶胥港迁移到其上游的黄埔洲与琵琶洲一带水域,始称黄埔港。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定黄埔港为全国唯一合法对外开放港口。同治年间,黄埔港址迁往东面的长洲岛北岸,继续沿用黄埔港旧名,后来长洲岛亦随之称黄埔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三计划中提出建设南方大港的构想,港址就选择在与长洲岛隔江相望的珠江北岸,就是今天的鱼珠附近。1937——1938年,在这里兴建了深水码头,历史上称“黄埔新埠”。

行走919海里的船在黄埔港停了下来,时值退潮期,用小船把他们摆渡上岸,又坐上军用汽车到了广州客运站,一路上,沿街都是岗哨与军队。

梁衍樟此刻恍然大悟,广东已经没有日本人了,自己还拿一张日本人的良民证做什么,就为自己的荒唐,就为母亲的荒唐一笑,更为没有下船的决定给自己一个点赞。

九舅在客运站等着梁衍樟。

九舅是一个码头工人,白天在码头工作,晚上还要在米厂碾米。九舅把梁衍樟带到打工的米厂去上工了,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

那一夜,外面的机械声音很大,屋里的蚊子很多 ,梁衍樟基本没怎么睡。第二天,九舅挑着扁担,把他送到嶺南大学。

梁衍樟记忆中,九舅的扁担很重很硬是实心木头,九舅看上去就很有力气。

在外婆家,梁衍樟有七个姨,十一个舅舅。

 

与“克星”斗智

七舅家的条件不错,三间房子,两个小房间,一个大房间。梁衍樟推开小房间的门吓了一跳,三弟梁辉樟走了出来。原来,梁辉樟的养父金先生给买了飞机票,他是坐飞机到广东。

黄柱和很高兴,对梁衍樟说:“这一晚上,我就多了两个儿子。”

姐姐与梁衍铿也来到了黄柱和家。在战云密布的上海,梁衍樟的父母身边只留下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们把孩子送到了遥远的广东之后,送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他们个人的安危似乎就不再值得关注了。

读初中的姐姐,在长风中学住校,与3个住在舅舅家的弟弟分开了。这些年,梁衍樟兄妹之间分多聚少,大家都习惯了。加上黄柱和的两个孩子,黄柱和家是五个男孩子的天下。

梁衍樟进了岭南大学教职工子弟小学读书。岭南大学教职工子弟小学的前身是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于1909年创办的蒙养学塾, 1914年由原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转交岭南大学接办。岭南大学仿照欧美学校的学生管理方法,在中小学生的管理中,小学和相当于高等小学的中学低年级编入童子军。童子军意在训练儿童之品性,培养其对户外游戏及户外生活的兴趣,养成严守纪律的作风。

岭南大学教职工子弟小学的教学质量高,梁衍樟的功课与人家相比就更差了。英语,学校已经学习半年,他连一句都不会,何况学校里还有外国学生,梁衍樟一落不是千丈而是万丈。

一句猴子的英语单词,梁衍樟发音怎么也不准。

学习不好,梁衍樟心思就用在别的方面。

学校小卖店卖牛肉干。

黄柱和不给钱,梁衍樟自己更没有钱买。但是,看人家买看人家吃,梁衍樟还羡慕还馋,自己想办法。

牛肉干袋里,有兑奖券。有陆军、海军、空军图案的兑奖券,收集齐了就给一袋牛肉干。梁衍樟去小卖店捡人家丢下了的兑奖券,陆军的多,能捡许多,海军少,空军更少了,只要能捡到一张空军的奖券,就能换回一袋牛肉干。

儿童节来了。

当时,儿童节是4月4日,不是现在的6月1日。

儿童节有表演,喜庆之日服装必须统一,白上衣、蓝裤子、黑皮鞋。白上衣、蓝裤子好办,母亲给梁衍樟买衣服习惯是大一号,似乎梁衍樟一夜之间就长大,黑皮鞋梁衍樟没有。

梁衍樟去找黄柱和,让舅舅给买。

黄柱和不同意,就穿一会买什么,你穿我的鞋去吧。

黄柱和的鞋太大了,没法穿。

没有鞋,梁衍樟自己有办法。晚上,他把自己的白球鞋涂上了黑色墨汁放在炉子旁烤干。早晨,看大家不注意,偷偷穿上了鞋跑学校去了。

天不助他。

活动刚开始,天就下起了大雨,梁衍樟的鞋一下子露出庐山真面目,墨汁淌了一地,老师把他轰回家。

加上此前,梁衍樟在学校留级的事,黄柱和秋后一并算账,大刑伺候。

祖母住在广州。

祖母对梁衍樟非常好,每次住在祖母家,祖母晚上都带他们出去散步,等11点海风来,天凉爽才回家睡觉。

走到饼店,姐弟就停下来。祖母会从衣袋里掏出钱,给几个孩子买饼吃。吃过饼怕他们口渴,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祖母在凉茶摊给他们买一碗凉茶。祖母从不呵斥过他们,只是细心地照顾和爱护他们。在上海,母亲也从来没有这样细心这样慈祥,从祖母的身上,梁衍樟得到阳光一样的温暖无私的爱。与祖母在一起的幸福日子,梁衍樟难以忘怀,做了姥爷,他也用祖母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的外孙女、外孙子。

 

黄柱和家院子里,有一个小菜园,黄柱和带着几个孩子种菜,收了许多种蔬菜,都够家里人吃了。梁衍樟跟着黄柱和种菜,也参加了学校劳作课,学校每人分一块田种玉米、种蔬菜,梁衍樟觉得岭南大学教职工子弟小学的教学方式是正确的。

黄柱和很久不打理菜园。

梁衍樟放学回家,发现舅舅的心情不好,仿佛有什么心事。晚上,舅舅告诉孩子们要搬家,梁衍樟才知道,医院要裁员。舅舅与舅妈商量,决定主动离职,拿着解散费回横江村开一个诊所。

九舅叫船,把黄柱和的家具送到乡下。

梁衍樟也跟着黄柱和走了。

 

“克星”成了人物

舅舅开了诊所,名字叫黄柱和诊所。

黄柱和的名气非常大,岭南大学医生回到小村子是星光灿烂,四面八方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

有人不高兴了。

村里原有两家诊所,两个医生,一个西医,一个中医,都是祖传医术。多年来,两家和平共事互不干扰,谁想到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黄哥哥,还光芒万丈光芒四射,让横江失去了平衡。一朵云从横江飘过,云中有雨。

诊所开业第一天,开门没有大吉,门口的招牌上和门上,都被人浇上大粪,臭气熏天。

开张不成,变成大扫除。

黄柱和想出一个办法,梁衍樟晚上住在诊所,黄家负责煮饭的仆人,晚上收拾好厨房之后,点着一盏油灯拎着也到诊所来睡。两个人睡在诊所,没人到诊所捣蛋了。

梁衍樟在诊所一直睡到小学毕业。

诊所名气大,生意好。整个南海县的人,不顾路途之远到横江村看病。广东人爱吃生东西,鱼片蔬菜,生的食品中有虫卵,寄生虫病很普遍。黄柱和有广告意识,他把病人打下来的虫,洗干净做成标本挂在诊所,看病不收钱只收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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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了,黄柱和也多了有钱人的毛病,与村里二赖子走得很近了。那个人买枪,黄柱和也买了一支左轮手枪,那个人买游艇,黄柱和也买了一只小电船。

舅母自然是不同意。

黄柱和说,船用来购买药品,一个星期,黄柱和开船去一次广州购买药品,舅母无话可说。

黄柱和练枪,渐渐地枪法也不错了。

黄柱和还买了一匹马,骑上马出诊。

舅母担心,继续跟着二赖子走下去,黄柱和的下场不会太好。这个道理,黄家人都明白。

一天早晨,梁衍樟打开门,发现有人睡在诊所门外的地上。人什么时候来的,一点也不知道,看衣服上的标志是解放军。

解放军进村了。

广东解放了,走上街的横江人纷纷议论,昨天晚上的爆炸声是国民党争取逃跑时间,把海珠桥炸了。

海珠桥是广州市第一座跨珠江大桥,1929年12月动工,1933年2月建成通车,由美国马克敦公司承建,桥长180米,宽18.3米。

海珠桥不止被炸一次。

1938年,日军派遣飞机轰炸广州,把桥体开合器震坏,把整套设备盗走,从此大桥不可以开合。这次,军队和便衣特务以黄色炸药近100箱,置于桥墩、桥梁接合部,14日下午5时50分施爆,未通知人员撤离,造成400多名市民死伤,毁民船100多艘,震损房屋数百间,受灾居民3000多人。

横江,整个村子没有人会说普通话,见过世面的黄柱和自然是村子代表,唯一能够和解放军沟通的人,唯一能够翻译双方语言的人。黄柱和的普通话不是非常标准,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小村,没有人能从黄柱和的话中挑出什么不足。黄柱和以高超的医术确立了在横江的地位之后,这一次以自己的普通话很快融进新的时代。

尽管,黄柱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广东的解放确实把黄柱和从一条旧的轨道上搬了回来。黄柱和和解放军走得近,解放军的佘连长和黄柱和甚至互换了手枪。

横江不同姓氏之间,经常有争斗,大争斗与小纠纷不断,是一种姓氏的力量与习惯。小孩加入的姓与姓之间的争斗,广东人叫打沙。

作为黄姓的亲戚,他也跟着黄姓去打过沙。

打沙尽管没有枪,但是石头飞来飞去,棍棒舞来舞去,充满原始的味道。恰恰,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从争斗公路的现场经过,一冲动,打沙的双方一起扑上去,把解放军吉普车给掀翻了,战士压在车里也受了伤。

解放军不了解民俗,以为遇见了土匪,部队出动准备剿灭土匪。横江人这才知道害怕了,多亏黄柱和跟部队解释,把误会消除。

那时,横江黄姓傲得很。

卖黄瓜的商贩,路过横江不许说卖黄瓜的,只能说是卖青瓜。否则,要挨一顿打被赶出横江。

 

奇怪的窍门

横江小学后面是一片竹林。

以前,梁衍樟也曾经看过竹,在塘边,在山脚下,在村庄边,那里的竹仿佛是配角演员,怯怯的有一丝不自信,一丝惶恐。在横江小学后面竹林的剧场,竹真正是一个主角,竹才终于是一个名角。竹多鸟也多,叫得好听。进竹林,梁衍樟不是看竹子是捉鸟,他们几个伙伴捉了鸟,用竹枝串上,学校食堂没人跑去偷酱油偷盐,在竹林外的空地上点火烤鸟吃。梁衍樟爬树下河,都是在横江村学会的。火光之下,鸟渐渐变色渐渐发出一股香气,香气在空气中飘散着,在梁衍樟的记忆中飘散着。之后的日子,他觉得再也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烧烤。

 

横江小学是农村小学,农村孩子跟着父母难免学会粗话、脏话,而且他们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不妥的地方。

梁衍樟很不习惯。

学校也不容许,孩子们改得太慢。

横江小学的肖教导主任有招法,他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横江小学要使用文明语言,发现哪个学生说脏话粗话,就在他脸上画一个红圈,说一次画一个,让同学看看,学校里谁最不文明。

一个土办法,却有洋成效。

真有学生碰红线,肖主任也不客气,有人一天最多讲三句粗话,眼睛、嘴巴都被画上红圈,整个大红脸,放学后第一件事,快速跑回家洗脸。

连续一段时间,学校没有说脏话的人。

乡村孩子放学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梁衍樟好奇,放学之后,他就跟到同学玩,梁衍樟看到同学虽然生活贫困,但是自由自在。从学校回到家里,大人们都去劳动了,家里根本没有人管他们。灶头上,取到还有热气的糖水番薯,想吃几碗就吃几碗。想玩还是做功课,随自己的心随自己的便。

梁衍樟跟他们去池塘摸藕,去摸田螺。摸上来的东西,孩子们拿去卖了,卖100元、200元。梁衍樟也拿去卖了,几次梁衍樟有了自己的积蓄与小金库。与农村孩子不同,梁衍樟爱动脑筋,他发现下池塘摸螺费劲,在河面上筑起两道坝,把坝里面的水掏干,能捉到虾、螺和鱼。

叫桂姨的女人,在学校门口卖酸黄瓜。

梁衍樟喜欢吃,用自己的钱去买。

黄柱和也爱吃酸黄瓜,黄柱和买酸黄瓜的时候,桂姨告诉舅舅,你外甥刚刚买了酸黄瓜。

黄柱和很生气,以为梁衍樟偷钱。严厉拷问:“你买酸黄瓜吃了?”

梁衍樟见事情败露,老实承认。

“钱从哪里来的?”

“捡的。”

黄柱和根本就不信梁衍樟的谎言:“你天天运气好,天天捡钱,我怎么捡不到。”

梁衍樟只能坦白,把摸藕摸田螺卖钱的小把戏交代了,希望坦白从宽。

黄柱和听了,并没有暴风骤雨,也没有打他,只是嘱咐注意安全,梁衍樟长长舒了一口气。

黄柱和忙村里的事情。

早些年,广东农村不但有社会(乡公所 )祠堂、民团,还有烟馆。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就是因为当初烟多数销售在广东。民间还散落一些枪支,解放军几次下乡收缴,效果不好。解放军不收缴枪,收缴烟枪关闭烟馆,这下子动了核心利益,竟然有人与解放军对抗,乒乒乓乓打起来。枪声一响,乡下存有多少枪支,甚至什么型号的枪支,解放军弄得一清二楚,带着一份枪支明细的清单来了,交给黄柱和。

谁也别废话了,按明细交吧。

散落在民间的武器,收缴上来。

学校也忙,忙着学唱校长作词的校歌。黄校长是一个开明的绅士,热心办教育,学校所有支出都是他提供。横江小学的学生,一分钱学费不交。黄校长后来到香港去了,改革开放之后回到横江,已经是一个大企业家了,还是投资办教育。

校长的校歌很好听,小学的教学也很扎实。即便是像梁衍樟这样来自岭南教职工子弟小学的洋学生,珠算、写毛笔字、读古文在班级也是落后生。珠算在横江村人眼里是重要的,是谋生的一种本事,横江人觉得只要能打一手好算盘,就不愁一个好工作。写字,梁衍樟也追不上了,就在古文上突破吧。

梁衍樟发现,教古文的老师穿着长衫,摇头晃脑地背课文,背着背着像是睡着了。

如果是一个好学生背课文,他似乎听都不听。仿佛一个人陶醉在历史之中,文字之中。

梁衍樟就找到窍门,每一篇古文课文,梁衍樟只把第一段背滚瓜烂熟,最后一句背熟。老师让梁衍樟背课文,梁衍樟站起来面对老师把第一段熟练背下来,看老师眯上眼睛要睡,飞快背出最后一句。然后报告,老师,我背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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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就给梁衍樟100分。

同学哈哈大笑。

梁衍樟也开心一笑。

愉快的笑声中,梁衍樟小学毕业。

横江的星空与鸟鸣成为梁衍樟小学生活的彩色插页,无论离开横江多远,无论离开横江多久,他都把这一切珍藏,珍藏在岁月深处与生命深处。横江给他的爱理解与宽容使得一个孩子有了自信,有了飞翔的愿望与力量。

 

做坏人也不容易

13岁,梁衍樟上中学。

学校叫石门中学。是1932年秋,南海县四司防局长陈凤江委托旅港南海商会李景宗筹建农村中学,取羊城八景之一“石门返照”之意,命名石门中学。

石门中学离横江村有20里的路,梁衍樟要住校。从3岁开始,梁衍樟一直在动荡之中,一直在路上,但是无论怎么样的路,无论怎么艰难的路,身边总有亲人的陪伴与关爱。先是父亲与母亲,后来是黄柱和,他们深情与慈爱的目光是他暗夜里的灯光。除了从上海港到黄埔港的7天,梁衍樟从没有真正离开家。

这次,不行。

他自己挑着担子去石门,在广州,他看九舅挑起东西健步行走,似乎不费什么力量,自己挑就不行了,担子重,走起路吃力。他一头挑着衣服与被褥,一头挑着床板,学生宿舍只给提供单人床的床架,床板要自己从家里拿去。

梁衍樟心情不好,行李太重,扁担也重,所谓的扁担不是九舅正规的扁担,黄柱和只是砍了一根竹子,用圆竹给他拴一个扁担。穿过横江小学后面的竹林,前面还是一片竹林,更大鸟儿更多,黑黑的乌鸦在树枝上叫在天空上叫,声音沙哑瘆人。竹子却漂亮,石门的山水尽管爱竹子,却从不约束它们,在这里,竹子想怎么长就怎么长。不同地方的竹子长得不一样,山上的竹子沾满了岩石的味道,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水边的竹子沾了一身花香一身水声,就是一个文静的少女。在石门,在水边,在路边的竹子,也长得各有不同,水边竹子是行书,路边竹子是楷书。

一条小溪从竹林里穿过,水面上没有桥,只有一根跳板。梁衍樟壮着胆子,犹豫几次才跳过去。

学校条件不好,吃水都困难,一个人一天发一张水票,凭水票领一小壶水,一壶水仅仅够喝,洗脸洗衣服,只能自己想办法。

珠江从学校的门前流过,每天晚上,他拿着毛巾去珠江游泳。梁衍樟的水性一般,也不会换气。秋天之后,天冷的不得了,广东也冷,梁衍樟上岸之后必须跑一会暖暖身子。回学校时,他打一桶水放在宿舍的床头旁,早晨洗脸刷牙用。有同学半夜渴得实在不行了,把梁衍樟洗脸水倒出来喝。

早晨6点起床号准时响,做早操,学校军事化管理。梁衍樟适应得快,书读得也不错。只是伙食不好,食堂里一张桌子8个人,没有凳子,只能站着吃。8个人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名字事先打好钉在上面,想换也换不了。

谁也不能先吃,来早就等,只有食堂吹哨才一起开始吃。8个男孩都是大饭量,顿顿抢饭吃,没有谁会去照顾别人。

他常常吃不饱,同学教给他一个办法,第一碗饭只打半碗,快速吃完去打第二碗,第二碗打得满满的甚至用饭勺压得实实,再慢慢吃。

饭有了,菜没了,梁衍樟就把剩下的菜汤倒进碗里。

伙食不好,就馋。

学校有个小卖店,有钱的同学饿去卖店买东西。梁衍樟没有钱,饿了也只能远远看看,远远看着同学买。

姐姐也在这个学校读书。

一次,姐姐看见梁衍樟呆呆地盯着卖店的面包,便用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个。

梁衍樟知道姐姐有零花钱,自己没有,就去问黄柱和,姐姐有零花钱,我怎么没有。

黄柱和说,小孩子要什么零花钱,到了初三才有。

其实,姐姐只有很少的零花钱,自己从来不花省下来给弟弟。梁衍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姐姐的温暖,第一次知道心疼姐姐。姐姐生下来4斤2两,放在保温箱才活下来。

梁衍樟不知道在岭南,上海没解放,父亲每个月给黄柱和汇钱。上海解放,广东还没解放,钱没有办法汇来,四个孩子的花销是黄柱和一个人在支撑。

何况石门中学还收学费。

石门中学的学费,不收钱收谷票。在当地,把稻谷上交了发给谷票,在当地使用。钱不值钱,谷票最值钱,港币第二。

广东每一个乡都出乡币。横江乡政府也发行自己的乡币,与港币对应在本乡流通。乡政府发行乡币必须抵押,用金子或者港币抵押,必须等额度不能超出抵押额度发行。街头上有一种卖香烟的车,烟车都是可以换钱的地方。每个乡,乡政府的纸币才是最值钱的。

交学费不行,学费只收谷票。

石门中学管理上实行民主,学校的食堂出去买菜,也要有一名学生代表参加,意在监督。梁衍樟作为学生代表,也去监督食堂的采购。吃了早饭,梁衍樟不用上课,跟食堂的人上船去石歧菜市场。到了市场,食堂的人首先问他,你肚子饿了吗?

肚子一定饿。

食堂管理员就给梁衍樟要一份馄饨,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吃馄饨,食堂的人去市场买菜,各干各的互不影响。那时,梁衍樟觉得有一些制度,如果仅仅是一种制度,就是一个花架子。

菜买好,梁衍樟吃饱,一起坐船回来。

这样的好事是要所有学生分享,梁衍樟在石门中学仅仅当了两次学生代表。

其它的事情,梁衍樟也热心参加。

抗美援朝大游行,需要几个学生化妆成反面人物,让梁衍樟化妆成蒋介石。老师说,化妆蒋介石可以免费理发。

免费理发,可以省下一笔钱,他就同意了。梁衍樟以蒋介石的形象在大街上被游斗,认识的人看见告诉了黄柱和。星期六回家,黄柱和怒骂梁衍樟一顿,好人不做,你做坏人。

做坏人也不容易,也有代价。

 

突然离开广州

母亲来了。

梁衍樟什么也不知道,放学回宿舍,推门见母亲坐在他的床上,梁衍樟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

那天是元旦。

旧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

母亲从香港回来,广东与香港当时还可以自由往来。母亲专程把横江的十舅带到香港亲属家,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纱厂维修工。

香港的条件当时不比广东好,物资也极度的缺乏。从广东去香港,只要背去两棵大白菜,来回的路费就够了。香港毛线便宜,不准带回来,母亲就日夜赶工,把绒线织成毛围巾披回来。

母亲带了两个苹果,金山五脚苹果,最上等的苹果,别说没吃过,看都没有看过。

梁衍樟细心地给姐姐留了一个。

母亲问梁衍樟:“你回上海不?”

梁衍樟问:“姐姐走不走?”

母亲说:“姐姐不走,但是两个弟弟走。”

梁衍樟很坚定:“姐姐不走,我也不走。”

第一次,大人能够征求自己意见,第一次得到母亲的尊重,梁衍樟很兴奋,一定要送母亲回上海。

广州分别,母亲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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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母亲哭,梁衍樟也泪流满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一刻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有一种肝肠寸断的疼痛,梁衍樟不想离开母亲,也不能离开母亲。他大声哭出来,在横江受了多少委屈,他都没有哭过,在石门,多少饥饿与寒冷,他都没有哭过,这一刻不行,这一刻,梁衍樟控制不住泪水,远离母亲日子里的所有冰雪,此刻都在母亲的目光中消融。他大声喊,妈妈 我跟你回上海。

他就这样离开广州。

他就这条离开石门中学

 

三次胜利

岭南的日子,横江的日子,石门的日子,是梁衍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新鲜的生活,与土地零距离的生活,让梁衍樟懂得许多人生的道理。大学毕业,工作岗位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梁衍樟从来没有叫过苦喊过难,都是这段生活的磨砺。一个人做没做过农活,在没在农村待过,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在这里,梁衍樟感受到从没有过的胜利滋味,在这里他得到理解与尊重,在这里他洗刷曾经的失败与悲伤。

 

梁衍樟的第一次胜利,与学习没有关系。

祖母过生日,黄柱和领梁衍樟去祖母家住几天,梁衍樟学会放风筝。中国是风筝的故乡,南方称“鹞”,北方称“鸢”。

“风筝”一词始见于五代,明代陈沂《询刍录》记载:“初,五代汉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俗名呼风筝。”

史料记载,风筝的发明人是汉朝的韩信。传说公元前190年,楚汉相争,汉将韩信攻打未央宫,利用风筝测量未央宫下面地道的距离。而垓下之战,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围困,韩信派人用牛皮作风筝,上敷竹笛,迎风作响,汉军配合笛声,唱起楚歌,涣散了楚军士气。早期的风筝多与军事、通讯和气象有关。大约唐、五代时风筝进入民间,成为人们娱乐游戏的玩具。

唐代诗人元稹曾有诗云:“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清代郑板桥《怀潍县》中的诗句“纸花如雪满天飞”。明清时期,清明放风筝已成为一种节令性的民俗活动。

辽阔的天空之上风筝飞翔,或高或低或近或远,都只与风有关与梁衍樟手中的线有关。从来没有掌握过自己命运的梁衍樟,此刻把一只风筝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有一种快感,一种生命得到表达之后淋漓尽致的快感。

每天,梁衍樟都爬上房顶放风筝。在房顶放风筝,与在平地上不一样,在平地上可以跑来跑去,但是在房顶不行,十分危险。姐姐不敢上房,弟弟不敢上房,他敢上去。

吃过晚饭,梁衍樟就爬上房顶与堂哥学放风筝。广东放风筝与北方不一样,风筝没有尾巴的,全靠放风筝的人控制。

附近的邻居,也在放风筝。风筝放到了天上是要比赛的,叫风筝打架,把别人风筝的线打断,让别人风筝落地。你要让自己的风筝放得高高的,然后突然拉线向低处的风筝冲去,通过线与线的摩擦,把别人的线磨断。

梁衍樟想办法,怎么样让风筝的线更有力量更结实。他把玻璃瓶打碎,将玻璃粉碎成粉状,买来胶水把玻璃粉涂在风筝的线上,晒干了之后拴在风筝上。风筝上天之后,梁衍樟放线,放20米高之后,突然从高处向低处的风筝向扑去,把风筝的势能瞬间转换成动能,形成一种冲击的力量,把对手的风筝线打断。对手断线的风筝,像是一片枯叶从天空上飘落。

许久了,这是他第一次尝到胜利的滋味,原来胜利如此美好。

 

在横江小学,梁衍樟最开心的是学习成绩。

岭南大学附属小学因为跟不上进度,梁衍樟留了一次级,在横江小学,梁衍樟成为了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仅次于黄瑞祥,名列第二名,学习成绩不好给他带来的耻辱与不快,在这里被风吹得干干净净。

成绩好了,每天上学就快乐了。梁衍樟学着跟横江的孩子一样穿着木拖鞋,甚至光着脚上学。横江村并不干净,村路上凌乱丢着猪羊牛的粪便,但是没有一块碎玻璃,孩子们天天光脚上学,村里就形成了一个村规一个民约,谁也不准把碎玻璃丢到街上。梁衍樟和横江的孩子一样,放心光着脚疯。夏天阳光晒的石板发热,脚踩上去发烫也无所谓。

横江孩子学习没有梁衍樟好,但有自己的优势,珠算、毛笔字、古文观止的课程,梁衍樟在下风。珠算、毛笔字,梁衍樟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学过,在附属小学也没有学过,梁衍樟早早地用铅笔写字,不会使用毛笔,也没有上过珠算课。这几门课一般,其他的课程,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梁衍樟都是满分,英语更是到了甚至连课都不用上都可以。梁衍樟实现了第一次跳级,从四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美术课也一般,梁衍樟觉得自己对美的审读能力不够,或者说他的审美能力与老师不和拍,梁衍樟的发现得不到老师的欣赏与理解。一次自由画,梁衍樟很正式地画上了一个棺材。

老师那个气。

梁衍樟觉得很自然,他到乡下第一次看见棺材,觉得新奇,有意思,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梁衍樟最爱劳作和体育课,联系在竹子上刻过“天下为公”四个字。

学校是敲锣上课与下课,提醒上课时间的闹表,放在梁衍樟的手边,老师说他学习好,少听一点课没有关系,让他负责打钟。

 

在横江小学,梁衍樟总是面对一个人的战斗。

上海、广州、横江之间的一次次行走,梁衍樟面对陌生的坏境与人,是无尽的孤独。他常常一个人面对一个陌生的团队,一个陌生的校园,一种陌生的文化。

梁衍樟常常无助,一个人的力量同一个团队的力量相比,一定是渺小的,一个人的力量同一种风俗与文化相比一定是弱小的。无论是岭南大学的附属小学,还是横江小学,梁衍樟把忍受作为自己的武器,看守自己的内心,看守自己的自尊 。一个上海人,在横江村,梁衍樟总是有一些与当地民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他就是另类,就被关注被嘲笑甚至被谩骂,常常被欺负,考试考好了,人家也打他。

下雨天,梁衍樟打伞走。

横江人不打伞,下多大的雨,他们只是戴着一顶竹子编织的帽子。帽子使用方便,腾出的双手不耽误劳动。看梁衍樟打着伞,横江的孩子围着他喊:落雨淋头龟打伞。

在学校被欺负了,回到家里,黄柱和非但不安慰,也打他一顿。黄柱和说,没本事就别出去打,要打就要打赢,输了哭着回来,这样的人有什么出息。

也许是黄柱和的话在梁衍樟的内心里起到作用。后来,一个孩子欺负他,梁衍樟突然爆发把他打倒,压在身下压好长时间,谁劝也不松开。梁衍樟压抑的力量在那一刻被激发,他终于战胜自己,也战胜欺负他的人。

此战之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他。

许多年之后,作为黄酒工程师,梁衍樟常常面对的也是一个人的战斗。只是此刻,梁衍樟面对的不再是具体的团队与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习惯。几千年历史,黄酒生产工艺的惯性与惰性是好雨也催生不出的。长久孤独,梁衍樟单兵作战能力得到更大提升,助力他成为了工艺与机械都了然于胸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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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的奖励

父亲望子成龙,天下所有父亲都望子成龙。

梁衍樟回到上海,没有多少人脉资源的父亲,四处托人找到圣约翰大学郑辉教授,拿着教授写的推荐信,梁衍樟进了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

圣约翰大学创办于1879年,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900年升格为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圣约翰大学是上海乃至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附中也是名校,是教会学校,对基督徒优先录取,为了更把握一些,填表时父亲把梁衍樟填上基督徒。

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教学质量非常高,与石门中学相比高出十万八千里。走进学校,面对一个个学霸,在石门刚刚建立起的一点自信,一点自尊被拦腰斩断。学校里,。不但学生学得好,老师水平也高,校长杨文凯与教导主任许天福两个人都是全才,门门课程都行,学校老师有事请假,他们可以替补任何课程。从石门回来的梁衍樟大开眼界,十分佩服。

学校管理严格,实行学分制,学分不够就留级就退学。梁衍樟记得,英语是8个学点,语文是2个学点,地理是1个学点,理化与数学是4个学点。

学费也贵,为54个单位。

解放后,上海三种东西国家控制不准涨价,大米每斤1.41角、煤球2元一担、龙头细布即土白布4角一尺。一个单位,当时相当于5角,即便有市场波动也是微调,在几分钱的范围之内,54个单位就是27元。

梁衍樟英语不好,普通话不标准,还是插班生,很难一下子融进团队,班级里有几帮几派,梁衍樟那个帮派都不是。梁衍樟普通话讲得不好,广东味浓,学生叫他小广东。在广东横江小学,梁衍樟广东话不行,同学叫他小上海。几年的流离,梁衍樟仿佛是浮萍,找不到自己扎根的土地,横江不是梁衍樟的家,上海也仿佛不是。

有老师方言话,梁衍樟听不懂。教动物的老师是一个苏北人,讲话口音也重,蜗牛叫郭留。

上课,梁衍樟眼巴巴看着他。

如果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梁衍樟抓紧记笔记,老师不写只是讲,梁衍樟根本听不懂。坚持一年,初二梁衍樟能跟上班级的进度,学校成立少年儿童队,老师看梁衍樟体育好,让梁衍樟当小队长。

在学校,梁衍樟第一次当官。

黄柱和知道,奖励梁衍樟一辆自行车,一套西装。车子是外国的名牌叫兰令,质量好,黄柱和读大学时骑的,黄柱工作时把车子带回广州,这次奖励了梁衍樟。梁衍樟用过了给梁辉樟,梁辉樟毕业给了梁衍铿,梁衍铿读大学把车丢了。

梁衍樟爱丢东拉西,上学不是忘带钢笔,就是忘戴校徽,有忘带学生守则。对付梁衍樟,母亲有办法,他刚出门,母亲就唱歌一样对着门外喊,钢笔带了吗?学生证带了吗?校徽带了吗?母亲声音很大,整栋楼整个里弄都听得见。里弄的小孩子一看见梁衍樟,就模仿母亲的语气喊,阿樟钢笔带了吗?梁衍樟十分狼狈,自己的事情就努力做得好一点,慢慢改掉马马虎虎的毛病。

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出了许多名人。资料记载,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大师的贝聿铭是贝氏家族的第15代, 1917年出生于广州,高中就读于附属中学,林语堂、宋子文也是附属中学的学生。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也与大同大学附属二中合并成立上海市五四中学。

在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梁衍樟的功课只能算是一般。在五四中学,梁衍樟学习成绩排在前面,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扎实基础,让梁衍樟在新学校新班级有底气。两个学校合并,两种观念与理念不是一下就能够完全融合的。老师不说,学生自然也是两个圈子。

梁衍樟是后到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没进人家的圈子,在五四中学,梁衍樟也是独立大队。梁衍樟就成学校的培养对象了,初三的时候,因为与家里划清界限,勇于同工商地主父亲做斗争,表现突出,被团区委直接推荐入团。

1953年3月5日,梁衍樟记住这个日子,不但因为这一天是他的荣耀,还因为这天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一个大人物的离去与一个少年的成长,这一刻对于世界都无足轻重。

梁衍樟入团,是团宣传委员,是班级的体育班长。初三的一年,他的学习好,表现进步,中学的评语与鉴定,都满满正能量,被直接升上高中。

在横江小学,在上海54中,梁衍樟享受两次学习进步带来的光荣。但是,这两次都与梁衍樟本身的学习与努力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环境变化了。环境的改变,让原本在岭南大学附属小学,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成绩一般的他,实现了一次突破,别人的矮小终于衬托出他的高大。

一直到高三,他在五四中学都是高大的。

 

老师的爱与恨

老师在孩子心中十分重要,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老师还影响孩子的人生选择与人格的形成。

在小学,在中学,都有老师让梁衍樟难忘,尽管难忘的理由不一样,有的是爱,有的是恨。爱与恨是与生俱来的感情,仿佛爱是左脚,恨是右脚,世界就在这爱恨之间前行。

上海苏氏小学,梁衍樟讨厌一个姓石的老师,讨厌到极致。石老师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教梁衍樟公民课。公民课老师一般都凶,石老师是凶中之神凶神。他有一种习惯,不知道是职业的习惯还是品行的缺欠,把所有人都看成坏人,每一个学生,无论是大学生小学生,好学生还是淘气学生,在石老师眼中,都是反革命或者有一种反革命倾向。石老师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发现甚至窥视一个人哪怕是灵魂的一丝驿动,风在树枝上的停留,蝶从校园里的路过,他都会兴奋地扑上去,像一只猎犬。石老师只忠于蒋介石,蒋介石是石老师的神,讲课,只要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无论一节课上有多少次,全班同学必须全体起立,像效忠希特勒的纳粹宪兵一样。

谁没有站起来,打。

谁站起来晚,打。

真打,不是一般地打,被打的学生必须把手放在桌子角上,石老师手拿一把红木的戒尺,重重打下去。红木戒尺原本就硬,手又是放在木头的桌子上,三下五下,手就成馒头。

梁衍樟不敢作弄他,也没有找到好办法作弄他,救不了全班同学,他就先救自己。

知己知彼,梁衍樟研究石老师。

石老师的脸也仿佛是一块石头,从来没有任何的表情,呆板僵硬,观察时间长了,梁衍樟发现一个小小的规律,读到蒋介石三个字之前,石老师脸上有了一丝变化,泛出一丝红晕,仿佛是石头上落了一只乌鸦。

梁衍樟就观察他的脸色,一看到石老师脸色有变化,梁衍樟马上站起来,此刻石老师蒋字还没出口。梁衍樟的提前量,保证从此不再挨打。

梁衍樟用自己的发现,把又臭又硬的石头从自己的小学生活中丢了出去。

 

中学,梁衍樟喜欢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刘良麒。刘老师是政治课老师,英俊潇洒,爱人是学校化学老师姓桂,学生喊她桂花。刘老师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是梁衍樟的偶像,仰望的目标,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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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衍樟后来知道刘老师是地下党。

刘老师第一节课就上得和别人不一样,把讲义放在讲桌上,刘老师对学生说,我是你们的政治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也是你们的哥哥,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梁衍樟十分新鲜,课还可以这样讲。

刘老师的课内容丰富,他讲马列主义、资本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讲商品与价值。资本家怎么样剥削工人,奴隶为什么推翻奴隶主。

世界在梁衍樟眼前洞开。如果说以前学习,只是一种知识,此刻刘老师给梁衍樟打开的是一扇窗户,他懂得了哲学,学会用哲学的望远镜去眺望黄浦江之外的世界。

世界很大,那一刻世界也很小。

梁衍樟忽然之间长大了,思考一些与生命有关的问题,与命运有关的问题。历史上先哲们曾经思考的命题,梁衍樟要提出一个自己的答案。即便是在骑车上学路上,面对一个个打扫马路的工人,淘洗马桶的工人,他也不再是以往的忽略而是思考了,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富人,有穷人,难道这些人天生就是要做这些苦活累活吗?

上海跟苏联学习使用五分制,梁衍樟政治课都是五分满分。刘老师教了4年政治课,是唯一陪伴着梁衍樟读到高中毕业的老师。这4年,是梁衍樟觉醒的4年,也是成长的4年,刘老师的启蒙让梁衍樟爱上哲学,也让他的生命厚重而宁静。一个哲学思想支撑的身体,才有力量让灵魂走得更远,即便梁衍樟能够报考哲学相关的专业,但是思想的支撑一直是血液在他生命中流动。

五四中学的天空上,因为这个老师的名字和思想,更加明亮。

 

谁言寸草心

读懂三春晖

 

母亲不在 上海只是故乡

母亲1986年去世。

梁衍樟去法国培训,一大早从无锡坐火车到上海看望母亲。推开房门,梁衍樟看见母亲躺在床上,盖着一条他十分熟悉的花被子。阳光从玻璃窗上透过来,打在有些陈旧的被子上,光影在移动,在被子上踮着脚尖走过。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画面,让他一下回到中学时代。

也是母亲病了,母亲躺在床上,阳光也是从窗口照进来。母亲让梁衍樟看光影的移动,母亲说,光阴似箭,过去1年就是1年。母亲并没有直接批评梁衍樟学习成绩不好,也没有和他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母亲喜欢用古代的故事教育孩子们。

梁衍樟喊醒母亲。

母亲睁开眼睛,看看梁衍樟,伸出手指。梁衍樟明白母亲要吸烟,就出去在里弄卖店给母亲买一盒烟,凤凰带过滤嘴的烟。梁衍樟不会点烟,费劲点着递给母亲。

母亲轻轻地吸了一口。

梁衍樟听人说,久病的人想抽烟,就表示病情好转。

梁衍樟告诉母亲,我要去法国留学。

母亲笑了笑。

梁衍樟放心地去法国了,梁衍樟到法国的当天晚上,母亲去世了。

夜色蒙蒙,母亲在一座她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在一座温暖又冰冷的城市静静离去,正如她77年前静静来。她甚至没有惊动任何一个儿子,4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没有一个儿子有机会送母亲最后的一程。只有女儿一个人,看着母亲的灵魂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远。

梁衍樟在法国,梁辉樟在四川,梁衍铿在南京,梁衍江在横江。世界很小,世界也很大。

梁衍樟说,母亲是一个好人,在母亲身上,梁衍樟学到很多东西,在社会上,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母亲一生坚守着爱与责任,对孩子,对横江乡下的亲戚,她始终善良包容。每一个人,都从母亲的身上感受到阳光,感受到人间的真情,无论是横江乡下的乡亲,还是上海里弄的邻居,都在母亲的慈爱中感悟生活的美好。她以弱小的身躯支撑起一个家,一个港湾。特别是父亲离去之后,风吹雨打,做钟点工,母亲也从没有退缩。

母亲在,家在,上海是家。

母亲不在,家不在,上海只是家乡。

 

母亲妙计治好父亲的赌瘾

夜上海,纸醉金迷。

灯光从高楼飘下来,舞曲从门缝挤出来。这样的一座大都市,是人类欲望的集散地,灯红与酒绿之后,人的灵魂与欲望,理想与贪欲在纠结、在搏斗。

梁衍樟的父亲也在搏斗与纠结。

有了一定地位,一定的经济能力,父亲的欲望之门也打开了,他迷上赌博,父亲的广发行成为赌博的场所,父亲不再准时回家,甚至不回家。

母亲先是劝父亲,父亲不听。痴迷赌钱的父亲,像当年痴迷算命,痴迷信教一样,固执而偏执。母亲的话对于他,像从黄浦江面上飘过来的风一样,一个瞬间就从他的身边吹过去,甚至连树的一片叶子也不会摇动。

一个赌徒的固执,石头一样坚硬与冰冷。

母亲开始找,只要父亲不准时下班,母亲就去广发行找父亲,闹父亲,一直到父亲停下为止。但是,父亲也并不为母亲所动,他依旧赌自己的钱,最多是变化一点赌钱的时间,变换一下赌钱的地点。

这天,母亲大大方方走进父亲的广发行,在凳子上坐下来,母亲拿出了一叠钱放在自己的前面。

母亲说,今天,我陪你们玩。

父亲有一丝的惊愕,仅仅是一丝惊愕之后就平静下来,父亲就看着母亲,父亲想知道母亲还有什么伎俩。

父亲赌100元。

母亲就赌200元。

父亲赢100元。

母亲一定输200元。

母亲与父亲仿佛是在阵地之上,一个守,一个攻,谁也不服谁,谁也没有办法征服谁。

母亲一直输下去,父亲慌了收拾赌具,认认真真做生意了。

梁衍樟说,母亲不得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救这个家,这家就毁了。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少了收入生活比较困难。母亲想到香港,香港的怡和顺记有父亲股份,以前一直是父亲一个人联系,家里人谁也没有过问,谁也不了解情况。

母亲要和香港分家,把父亲的一份财产要回来。

那时,申请去香港已经十分难了。

几个兄弟坐下来和母亲商量,大家一起想办法。兄弟都不同意母亲去香港,梁衍樟也不同意。

梁衍樟对母亲说,我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和手续,怎么分,给我们分多少完全是凭对方良心,既然是凭良心的事,去和不去其实是一样。母亲听孩子们的话有道理,就打消去香港的念头。

其实,梁衍樟担心的是政治影响,去了香港,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母亲给香港的侄子写信,说明家里困难,要把自己的一份财产分回来。

对方回信说,香港的经营也不好,贵宅只能分到10万港币。

母亲知道这是非常不真实的数字,但是香港很近,香港又很远。不仅仅有社会制度的限制无法逾越,而且还有人性的丑与恶无法逾越。

10万港币兑换成3万人民币,母亲把钱分成10份,她留下5份,每一个孩子1份,得到3000元。

有了这份财产,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一定保障。母亲的5份,她一分钱都没有用,都花在孩子身上了。两个弟弟没有工作,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小弟弟在农村,母亲负担了孩子的学费。即便是儿子都结婚了,母亲依旧为孙子和孙女忙碌,小弟弟的四个儿子,有两个是奶奶带大,梁衍樟的小女儿也是奶奶带大。

最苦的日子,母亲去做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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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败退之后,太阳公寓住进一些接收大员,住进一群官太太,母亲就去做零活,帮助收拾卫生做饭洗衣服。母亲最怕洗地毯,地毯湿了之后大而重,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孩子们结婚,母亲的忠告不是怎么过日子,而是千万别铺地毯。

这样的日子,母亲的15000元也没有用。

 

母亲的教育在故事里

母亲喜欢孩子,母亲也会教育孩子。

梁衍樟从小,感受的就是母亲特殊教育方法,她习惯讲故事,喜欢用具体事例警示孩子。她把人生的道理融合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体现在平常的生活里。

为鼓励孩子学习,母亲设立学习成绩奖励办法。80分奖励1角,90分奖励2角,95分奖励3角,100分奖励4角,品学兼优三好奖状奖励1元。一拿到成绩,梁衍樟先算算自己能得到多少奖励。怎么算,梁衍樟挣到的钱都是最少,只有体育100分。两个弟弟都是学霸,门门课程都行,还拿奖状。

平时吃饭,母亲不许家里人说话,吃饭就是吃饭。

母亲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如果你开心,吃饭讲话容易呛到,如果不开心会影响食欲。

母亲不让孩子念商科。千万别学你爸爸,做生意的人性格都不好,喜怒无常,挣钱了高兴,不挣钱就不开心,回到家里脸一绷,影响一桌人食欲,人辛辛苦苦一天,就是为笑着开心进食三餐。

姐姐华东师大毕业做了老师。

母亲说,以后我们家谁都不做老师,老师火气大,回家也是那个样子,还以为是进教室,把谁都当学生。

母亲的教育与提醒,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润物无声。

梁衍樟很淘气。父亲买了西瓜,放在台子上,谁也不许动。

母亲把西瓜切成很小的一块块。

梁衍樟总是拿起一块没有西瓜籽的,吃几口放在一边再拿一块吃。等大家都吃完,他拿起自己吃剩的细细啃。每次,都是他吃得最多。

过年分糖果,每人用手去捧起一捧。梁衍樟就把手掌伸开,插进糖果里,捧起来的是弟弟的几倍。

梁衍樟所有小把戏,母亲只是一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梁衍樟偷偷租旱冰鞋,在马路上滑。不小心摔倒了,骨折了,疼的受不了。

回到家自然不敢说,装作一副什么事情也没有的样子,洗洗脚躲在床上。

母亲怀疑梁衍樟,怎么睡这么早,母亲没问。

半夜,梁衍樟疼得在梦中大叫起来,把母亲惊动了,去医院打上石膏。打上石膏,梁衍樟不耽误上学,一个脚点着车子在马路上走,把警察都引来了。说车应该行马路、人应该走人行道,你这样怎么都是违规的。

困难时期,梁衍樟在华光啤酒厂实习,下班后回家,见母亲在煮眉豆粥,很香。

母亲看见梁衍樟,让他粥。

梁衍樟已经吃过饭。但是年轻,即使刚刚吃过肚子还是饿。这么香的粥当然要吃,他吃粥的时候,母亲就趴在桌上,趴在他的对面看着他,像他小时候一样。

隔壁的邻居莫宝泰医生过来,进门就喊,梁太,你的眉豆粥吃了吗?你脚肿,这两天都应该吃眉豆粥。

母亲的晚饭与药,都给梁衍樟吃了,他这个后悔。

母亲有四套红木的家具,是当年结婚的时候陪嫁,送给梁衍樟。

梁衍樟不好意思,只是拿了两个红木椅和一个茶几。剩下的三套家具,文革的时候,母亲怕惹麻烦,卖给收破烂的。

 

母亲的理想

五舅的两个孩子,被母亲从横江搬运到上海。

母亲在上海扎下根,不知疲倦地把故乡的亲人向上海搬运,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到上海读书,还是到上海做生意,母亲的目光都是他们远行的灯塔。

母亲一直坚持自己内心的目标,她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尽管这个理想与社会没有关系,甚至与她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除了自己的孩子,母亲还要为横江的每一个孩子,为弟弟妹妹,为弟弟妹妹的孩子,提供一种可能,一种选择,一条道路。她坚定地拒绝父亲回到香港的请求,拒绝父亲哪怕是带走一个孩子的渴望。

香港在母亲的心中是冰冷的,香港亲人的名字在母亲心中也是冰冷的。母亲要努力生活的比香港人更好,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她不止一次对父亲说,你看看香港的亲属,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吗?

母亲搬运完弟弟妹妹,她把关注的目光,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下一代。作为姐姐妹妹的历史角色退位,作为姑姑作为姨娘,她是横江在上海的一个码头,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上岸。

五舅家的三表哥与四表哥,都在上海读完大学。

大学毕业,两个人去了台湾,并且成为军队的机械师。有亲属在台湾,还在军事部门工作是一件吓死人的事,是一个大大的污点,一个重重的污点。

 

母亲的一件错事

母亲曾经做过一件错事。或者说,母亲做了一件晚年她自己无法放下的事情。

与黄柱和有关,与黄柱和的感情有关。

黄柱和在横江正风华正茂,就被丘比特的神箭击中了,两个青年的爱比珠江更澎湃。这时,母亲把黄柱和唤到了上海。上海与横江几千里,分离是必须的,分离是疼痛的。梁衍樟从来没有听黄柱和说过,他离开横江时的不舍,也从来没有听到黄柱和对母亲的埋怨。但是,梁衍樟也知道,当横江姑娘风尘仆仆从几千里之外找到上海,黄柱和的痛一定刻骨铭心。面对痴情的女子,面对几千里寻爱的女子,黄柱和无言以对。

上海是冰冷的。

母亲是冰冷的。

母亲一直坚持的人生准则就是人往高处走,黄柱和走出横江,无论什么原因,无论什么力量,母亲也不会允许黄柱和重新回到出发的地方,母亲果断地棒打鸳鸯,吹灭黄柱和初恋的烛光,黄柱和的星星之火在大上海冰冷的水泥建筑之中没有燎原。

姑娘黯然离去。

是怎样的一个黎明或者夜晚,姑娘是怎么离去的,我们不需要想象,总之无论是黄埔港码头的汽笛声,还是上海站火车的车轮声,都声声欲碎,都把一个姑娘的心撕开了,撕成一个个碎片,无论是船票还是火车票都无法缝补伤口。

姑娘终生未嫁。

靠黄柱和留下来的一点微弱的温暖,姑娘孤独地生活一辈子,度过平淡的一生,孤苦与寂寞的一生。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只有黄柱和是她的唯一,是她永远的痛与光明。为此,她失去了生命中的许多色彩,没有妻子的蓝,母亲的绿,奶奶的红,她的一生只是单调的灰色,苦涩的黑色。

黄柱和90岁大寿,她在横江村为黄柱和摆上90桌宴席祝寿,宴请村子所有的人。她不是要证明什么,她也从不需要证明什么,一生的风雨,一生的孤寂已经足以让人相信,海枯石也不会烂。她只是想表达,即便是黄昏的最后一缕晚霞,她也要用来呵护人间的这份情。对于这个90岁的老人,爱一直在她心中,从来就没有失去,黄柱和一直在她心中,从没有离开。

那时,舅母已经去世三年。

那是横江村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黄柱和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透过岁月的云烟,穿过辽阔的空间,仿佛能够看见生命在一个老人身上留下的坚毅,在她布满了皱纹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都是幸福进进出出的道路。

想起台湾诗人夏宇的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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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复仇

把你的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体育 对生命力量的释放

 

福祸皆从体育来

梁衍樟喜爱体育运动。

走进无锡的家,推开门,客厅里竟然摆放一个兵乓球台。

梁衍樟说,这是和老夫人锻炼用的。80岁之后,他与夫人在这里重拾青春,青春因运动而万岁。

前阵子打了几场,梁衍樟竟然都没有打过老夫人,他觉得不对,对自己的乒乓球水平他有足够自信,去医院一检查是眼睛有毛病,住院做了手术。采访时,手机常常叫起来提醒他该点眼药水了。

大女儿说,她们家里也有兵乓球台。她8岁开始跟爸爸学习打乒乓球,水平高低不说,自从进了无锡酶制剂厂工作,就是厂里的乒乓球冠军。

地位无人动摇。

梁衍樟70岁还教外孙女学骑自行车,孩子在前面骑车跑,他在后面小跑跟着。

别人问孩子,谁教你骑自行车,孩子一脸自豪,外公。

梁衍樟70岁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办事。路上,如果遇见年轻人骑车慢了,他会加把力超过去。

梁衍樟对体育的喜欢,除了爱好运动的天性,不得不说的另一点就是在运动中,他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的表达与释放,少年时,在学习中失去的快乐,运动加倍地还给他。

读小学,运动就是梁衍樟长项,60米跑一直保持亚军。不甘人后,为了能够得第一,他想了不少办法。同学看他一心一意夺第一,就作弄他,告诉他只要憋着尿去跑,速度就能够迅提高,一定能够战胜对手。

梁衍樟真信了,结果跑起来难受死了。

有同学给梁衍樟出主意,比赛前几个小时洗一个澡,好好休息,体力会大增。梁衍樟觉得这个主意有一定的道理,他认认真真进澡堂里,认认真真洗澡。结果躺一觉后,感觉整个人都软了下来,一点气力都没有,梁衍樟知道自己又中招了。此后,无论谁出什么点子,他都拒之门外。

圣约翰中学的体育项目非常多,品位也高。一般学校的传统项目,篮球、排球,在这里位次后移。梁衍樟看都没有看过的拳击、垒球是学校的常态项目,学生在这些非传统的项目上,都各有所长。上海棒球队,男队与女队的教练都出自圣约翰中学,张国卫更是国家女棒教练。赛场上英姿飒爽的运动男神与女神,曾经是梁衍樟的同学。

梁衍樟喜欢跳高与跳远,撑高跳远、三级跳远、110高栏,在比赛中都能获得名次。

圣约翰学校在中山公园的后面,中山公园原名兆丰公园,是1914 年英国人兆丰建立的。公园以英国式自然造园风格为主,融中国园林艺术之精华,中西合璧,风格独特,是上海原有景观风格保持最为完整的。

梁衍樟办了一张公园年卡,每天从公园正门走进去,从公园的后门走出来到学校。一条苏州河从学校穿过,把学校分成两个部分。河的北面是运动的场地,南面是教室。运动场面积很大,也很专业,圣约翰大学与圣约翰中学的学生共同使用。梁衍樟喜欢跳高跳远,就围着沙坑和一群中学生练习。大学生也使用这个沙坑,他们来了,也不说把小孩子赶走,只是把竹竿升高,升到自己需要的高度,梁衍樟和中学生只能望竿兴叹。什么时候大学生走了,他们才能使用沙坑。

没有什么好办法。

说,人家不理睬,打,打不过人家。

但是,河山一定要收复,沙坑一定要夺回。

梁衍樟和同学只能智取。

他们把沙坑挖得很深很深,在里面垫上了木条铺上报纸,然后用沙子在上面埋好。这样,如果大学生还来跳高跳远,一旦落在了这陷坑里,而不是松软的沙子上,一定会受伤。梁衍樟他们相信,只有大学生受伤,沙坑才能回到中学生手里。

果然中计。

飞身落下的大学生,脚落在陷坑上扭伤,搀扶着走了。

沙坑重新回到中学生的手中。

智取沙坑,只是梁衍樟体育活动的一部分。

梁衍樟发现一个问题,在这样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里,凡是体育好的学生,功课都不好,一些留级生还是相当不好,而功课好的同学,体育课又不好,也是相当的不好。

梁衍樟要打破这个好学生和差生走不出的体育误区。

梁衍樟组织功课好的同学锻炼身体,把身体素质提高,别天天请病假。

爱学习的学生大部分不爱动。梁衍樟有办法,自己编了一个歌谣,唱给同学听,如果不参加锻炼,如果不经常锻炼。

大一买眼镜

大二买口罩

大三买痰盂

大四买棺材

典型的不运动恐怖理论。

梁衍樟也是体育明星,体育老师生病,学校不安排老师,他替体育老师给学生上体育课。60多年后,梁衍樟与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同学见面,同学还不忘提起他恐怖的体育歌谣。

 

高一,作为学校运动队员的梁衍樟,在学校田径队训练之外,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在班级组织了一个篮球队,队名叫友谊队。

友谊队联系紧密,除了练球,还有自己的活动。春天的时候,学校不组织春游,友谊队自己组织,骑上车子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很有气势。友谊队的战斗力不差,影响力也不小。

以至于影响到梁衍樟的大学生活。

梁衍樟考上南京工业学院食品工业系之后,被人举报在中学时,搞非法组织,搞小活动。中学6个同学章永康、李学皋、麦家麒、沙进、刘如曾、赵玉根一同考上南京工业学院,梁衍樟的体育故事与传说人人皆知。梁衍樟甚至没有办法查到是谁打了小报告,打了黑报告。

问题严重,学校开始调查。

友谊队的副队长章永康也考上了南京工业学院,在化工系上学。学校没有找梁衍樟,曲径通幽找了副队长,副队长是党员,把当年高中球队的活动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学校就没有动梁衍樟。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这件事。

当时副队长什么也没和梁衍樟说,也不能和他说,一旦两个人之间联系了,就是订立攻守同盟,性质就严重了。

运动给了梁衍樟快乐与幸福,但是此时,运动只是与梁衍樟有关,与他相对平静与平常的学生生活有关,运动是梁衍樟枯燥学习生活的一抹淡绿,是他单调少年时代的一抹浅红。运动对于梁衍樟与什么精神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少年梁衍樟,对于青年梁衍樟,运动就是运动,就是生命原本的释放与冲动,就是一种本能,像日出而落,像潮涨潮落。

如果必须找到运动与精神的一种关系,对于梁衍樟来说,运动只是让他更精神了。

 

诗与远方

 

凉意渐进

吃午饭,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父亲说:“你自己看吧。”

母亲说:“吃过饭再看吧。”

吃过饭,梁衍樟撕开通知,信上盖着红红的公章,南京工学院,报道时间9月7日。

南京工学院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以南京大学工学院为主体,并入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后于国立中央大学本部原址建立的。又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部分专业先后并入。

从上海到南京上学,梁衍樟带整整两个箱子的行李。母亲说,去了南京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上海,多带点衣服。梁衍樟自幼丢东拉西,母亲在每一件衣服上都绣上L.Y.Z.的记号。

首先是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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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一个班,300人的新生,粮食加工与粮食管理专业却没有1个人报名。没有办法,学校请苏联专家做报告。苏联专家金斯布尔克专家说,没有不好的专业,只有不好的专家。60年后,梁衍樟真正觉得专家的话有道理。当时,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们,没有这样的觉悟,也没有这样的领悟。

点名分班,30个人一个班一直点到29,还没有梁衍樟的名字,吓了梁衍樟一跳,以为把他忘掉了,结果他的学号是30号。30号是班领导的学号,梁衍樟职务是班主席与团书记、班长构成一个班的班领导三角。

开始就当上官,开局不错。

分班讨论,书记与班长都不发言,来自大上海的底气让梁衍樟站起来。梁衍樟说,我是班主席,是给大家打杂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希望这五年,我们能够互相珍惜相处得像兄弟姊妹一样。

梁衍樟新官上任劲头正足,势头正猛,学校汪院长的讲话给他填了一把柴。院长刚从苏联回来,激情满怀,他告诉所有的南工学生,进了我的大学好像进饭店,这么多的菜谱,你随便吃,吃饱就走。有本事,你们不需要5年毕业,2年,3年都可以。

让人兴奋。

梁衍樟此刻,有一点看不起别人,特别是来自南通、福建等地的学生。上海的人傲气像一个幽灵在梁衍樟的生命中徘徊,梁衍樟发自内心觉得,在南京工业学院还是上海人行,在上海人中自己最行。尽管到了南京工业学院的食品系,但是他依旧是一个哲学家,绝不是一个平常与平庸的面包师傅。

只是,汪院长刚刚做完报告不久,就下台了。

山雨欲来。

梁衍樟也感受到风从远方渐渐走近的凉意。

 

 

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

好运来了,拦都拦不住。

开学第一天,系学生会主席张关良找到梁衍樟,通知班里的郑贯琪,到系学生会负责文艺工作。作为班主席,自己手下有这样的人才,梁衍樟好奇。学生填报志愿的各种表格都在梁衍樟手里,梁衍樟就细细地看了郑贯琪的资料,一看不得了,一看放不下。郑贯琪长得漂亮不用说了,关键是郑贯琪老家是广东,自己出生在上海,与梁衍樟的人生轨迹惊人的重合,与母亲对他选择妻子的标准惊人相同,仿佛郑贯琪就是上天为他定制的。那一刻,仅仅一个瞬间,梁衍樟就认定这个美丽而智慧的女孩子,是自己后半生的最佳选择,是自己生命的归宿,爱的港湾。

天上掉下来一个郑妹妹。

郑妹妹并不认识梁衍樟,即便是他篮球队队长的背心选择郑贯琪的学号9号,梁衍樟也知道,这个小伎俩小手段除了自己,郑贯琪根本不会读懂。

梁衍樟想走近郑贯琪,但是没有机会。

郑贯琪有一个好朋友叫李智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时时在一起。大学分专业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格只是一个内容,郑贯琪填的是和李智华分在一个班,李智华选择是和郑贯琪一个班。结果,两个人分在了一起,发酵62班,连学号都排在一起。

上海五四中学有6名学生考上南京工业学院,其中3个是广东人。从宿舍到教室有一段路,能与郑贯琪碰面,梁衍樟就故意设计与郑贯琪同行的时间,走在郑贯琪的身边讲广东话吸引她。

学校组织文艺汇演,班里要出一个节目。郑贯琪说,排练乌丘斯基舞吧,班里选4个男生、4个女生跳俄罗斯舞蹈。俄罗斯舞蹈主角的运动量比较大,梁衍樟经常参见体育活动,动作很标准,成为了男1号,女1号选不出来,只能修改舞蹈的内容,取消女主角。

梁衍樟爆发力好,耐力不够,连1500米劳卫制都没有通过。班里同学鼓励梁衍樟,坚持一下就过去了,试验了几次,梁衍樟还是没有坚持下来。即便是学校体育大跃进,全班的同学包括女同学都过关了,只有梁衍樟一个人长跑不及格。

舞蹈让梁衍樟的爆发力找到一个宣泄的机会,一个表现的机会,一个让郑贯琪认识他认知他的机会。在南京工业学院的大礼堂,李宗仁选举总统使用过的礼堂,梁衍樟尽情抒发与表达自己,在上海籍学生的鼓掌与起哄声中,在郑贯琪关注的目光中,舞蹈完美落幕。

梁衍樟太累了,表演完毕就回宿舍睡觉了。

演出完毕,在大礼堂当场发奖,梁衍樟获得演员一等奖。让梁衍樟上台领奖,他却不在。

那天,郑贯琪是给梁衍樟颁奖的人,他至今还珍藏着那次演出的奖品,一个练习簿。

1958年,南京工业学院食品系独立,成立无锡轻工学院。梁衍樟也到了无锡,从此就没有离开无锡,在这座城市生活了60余年。

 

善良是上天的礼物

大学,梁衍樟经历几次运动。

每一次运动都海浪一样悄然而来,悄然而去,只是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些生命的碎片,凌乱的碎片,思想的碎片,灵魂的碎片,有时候甚至是身体的碎片。

几次运动,梁衍樟都没有被海浪打湿身体,打湿灵魂,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完美。梁衍樟感谢一个人,一种爱,因为与郑贯琪的相知,因为郑贯琪的理性与宁静,梁衍樟的大学生活平静平安,如果没有郑贯琪,以梁衍樟的性格,一定会被那个时代撞得粉碎。

大二,学校开始红与专的讨论,红是指要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专是指要具有专业技能,打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本领;又红又专则是思想道德与专业知识技能关系的概括、统一。辩论十分激烈。不只是学校,整个社会都在大辩论之中。

1961年4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叫红,什么叫白,这些都是政治概念,要画清界线才行。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不要把白和红这些政治概念,无限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

教育部长杨秀峰指出:“现在对‘白专’道路概念不清,到处滥用,多念几本书就是‘白专’道路,使同学们不敢钻研科学,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系在一起,以后不要再提‘白专道路’这一名词。”

学校也硝烟弥漫,好在梁衍樟没上战场。他刚刚与郑贯琪恋爱,一有时间,两个人就去南京的景点走走,逛逛景划划船,没时间看大字报,即便有时候有一点小火苗想燃烧一下,也被郑贯琪吹灭了。

郑贯琪有一种中庸平和的思想,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工作单位,她从来都不偏激冲动,她是一潭宁静的湖水,即便恶的石头与丑的石头,也无法打破她的宁静,一种内心的宁静。

工作多年,她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厂里想提拔她,让她入党提干,她只是淡淡一笑。

82岁的她,至今依旧美丽高贵。第一次见到她,感觉她特别像秦怡,那份从容宁静与高贵。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的不是皱纹,而是善良慈祥与智慧。她的微笑淡淡的,月光一样明澈,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有一种照亮你心灵的光明。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面试一位应聘者,幕僚觉得那人不错,但林肯没录用他。幕僚问林肯:“您觉得他的能力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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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回答:“我不喜欢他的长相!”

幕僚不解:“一个人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过错吗?”

林肯回答:“一个人4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但40岁以后的脸却是自己决定的。”

人一旦到了四十岁,经历了成长、求学、婚姻、创业或事业,这深刻的、历久的磨砺,将会成就内在的修行,人因性情之别,在天长日久的岁月磨砺中,必然因习惯性的表情重复,在面部留下难以隐藏的痕迹,最终反映在相貌上。人生的种种际遇,性格、品行,久而久之会作用于人的容貌气质,宽厚的人多半一脸福相,性情柔和的人面相柔和美丽。

真正的美貌是发自内心的,是由内而外的。

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在她的遗言里说:

若要优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

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

若要苗条的身材,就把食物分享给饥饿的人;

若要美丽的秀发,在于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

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只有你。

 

美貌,是上天对一个好人最大的奖赏,是上天给郑贯琪最好的礼物。

上天仿佛要用这份永远的美,替世界对郑贯琪深深的致歉。

 

国宝险些成“国渣”

反右开始,梁衍樟班主席被撤。

班级有个人喜欢去系里汇报,什么事情都去,不是他的工作也去汇报,反右之后他更是成为学校政治明星。

梁衍樟不去,也不懂得向组织靠拢,一个人依旧天马行空。平时上课发言,想什么说什么,从不去告密。

梁衍樟看不起以告密谋位置,看不起告密的文化。其实不只是梁衍樟这样想,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从来就是一种糟粕。

史书记载,告密文化始于殷商时期。

《史记》记载:“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纣王是一个暴君,姬昌遭受牢狱之灾。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

秦国商鞅变法时,“告密”以法令的形式成为统治者公开倡导的一种行为方式。《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民为什五,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经历过四个告密大行的年代,即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清两朝初期。

告密制度是把人最丑陋、最卑劣的一面暴露出来。一些皇帝使用帝王之术,让官员互相攻讦,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虽然皇帝本人受益匪浅,但对国家来说无疑是场巨大灾难。

但是,对于告密者,在一次次的告密中,他有利益的获得。对于习惯告密或者说只会告密的人来说,告密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有时候还是他们唯一能够所谓体面生活的方式。

诗人北岛在一首题目为《回答》的诗歌中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梁衍樟也不相信,就给这种人贴了大纸报,当时大字报是一个发表自己观点,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载体,像今天的博客微博微信。

梁衍樟提出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外行不要领导内行。这个观点,梁衍樟坚持一辈子,无论因为这样的观点在工作上有过什么疼痛,但是,梁衍樟拒绝放下武器,这是他生命的底线,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

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轰动了南京。

署名南京大学16名学生写了一封联名信寄给葛佩琦,葛佩琦是一个大右派,他的言论是农民太苦了,地主打倒了,农民还是没有好日子过。

16名大学生署名的信告诉葛佩琦,假期回了农村,看到农村生活真不怎么好,信中还提供了太仓农村具体情况,具体位置。

信根本没到葛佩琦手里。

反右,开始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专案组对笔迹,一个班一个班对,一个人一个人对,在南京大学没有查到写信的人,就扩大到南京所有高校。笔迹到了学院的时候,被梁衍樟班里的体育委员发现了,体育委员爱好书法,对班级里所有人的字都了然于胸,一看笔迹是班里的一个同学,专案组也对上了字迹。

他被当场宣布逮捕。

他就睡在梁衍樟下铺,梁衍樟确实是吓了一跳。

反右学校是有指标的,班里30个人有2个指标。被逮捕了一个,再解决一个就行,梁衍樟不放心,怕落在自己头上。

后来,又一个同学自习课结束和宿舍里人一起看大字报,说了否定共产党的话,被人举报了。

学校询问他。

他说:“是讲过,但是我没有这个思想。”

学校问:“公开讲了,还不是思想。”

他说:“ 我只是随便讲讲。”

学校问:“你随便讲讲,你怎么不全面讲讲共产党的好。”

他说:“那我也没有行动,没写大字报。”

那也不行,就被定为右派。

后来,有新的说法,坏人不止5%,是10%,这样班里又多了一个指标。有一个无线电系的学生,因为出身问题从无线电系退到了食品系,当时无线电系是保密专业。他有右派言论,被定为右派。

班里的三个右派学生,一个被逮捕,两个留在班级改造。

文革期间,造反派冲击档案室,档案被泄漏,梁衍璋才知道自己被定为中右派,政治结论:不宜重用。

三个右派同学,工作很多年,才有他们的消息。

一个大右派同学毕业后,给郑贯琪写过一封信。他是从刊物上看到郑贯琪的论文,才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联系方式。

梁衍樟很感动,也很冲动,想去他工作的昆山某酱油厂看看他,最终没能成行。

另一个同学分配到哈尔滨轻工研究所,在东北的啤酒界很有名气。毕业50周年聚会,他回校参加,拿出一堆奖状与证书,似乎要用这些证书洗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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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大学的恩怨被酒精唤醒,特别是当年挨整的同学,摆出一副要算账的架势,当年气势汹汹整人的人,已无招架之势。梁衍樟就劝解他们,苦大家都吃了,也不是谁和谁有仇,要故意整谁,许多问题是时代与社会的。我们这些人,经历了这么多还活着,都事业有成,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何况,当初整我们的人并不比我们更好。

大右派同学还是想不开,也不快乐,老是嫉恨在学校的事情,始终放不下,后来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不在了。

从无线电系转来的右派和高一班的右派,两人落实政策之后,都在三沟酒厂工作,都成为了总工程师,三沟酒厂无论品牌还是效益都有名,算是弥补了当年生活的疼痛。

 

奇怪的实习生

分配实习厂要根据学生成分,成分好的学生进酒精厂、溶剂厂,这是保密的单位。酒精厂原本可以实习,后来有了一台计算机也算作保密单位,工商地主的儿子连酒精厂的大门都不许进。

梁衍樟实习在上海啤酒厂。

上海啤酒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啤酒厂。匈牙利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两个大型工业建筑之一 。1911年,德商在该处设立顺和啤酒厂,生产“UB”牌黄啤。195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易名上海啤酒厂,1959年恢复生产。上海啤酒厂比1903年2月,青岛建立中国第一家啤酒厂青岛英德啤酒公司仅仅晚8年。

在上海啤酒厂实习,厂里无论领导、技术人员还是工人都夸奖梁衍樟,没有一个实习生像他这么努力,工作这么认真。不但学,而且动手跟着师傅做,一点没有大学生的架子,也一点没有大学生的娇气。

梁衍樟喜欢动手。

小时候,在里弄口,补车胎补鞋的摆地摊的,梁衍樟都看都学。有一种兴趣,一种乐趣。他从来不看低这些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梁衍樟与他们聊天交朋友,也喜欢与他们做朋友。

高三去参观一个牙膏厂。梁衍樟对牙膏生产线感兴趣,从原料到产品出来看上去很神奇。梁衍樟专注地观察牙膏的工序与流程,每一个细小之处也不放过,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原来机器这么好,这么迷人。

毕业实习,梁衍樟去了上海华光啤酒厂。

上海解放前有三家啤酒厂,除了上海啤酒厂,还有两家分别是国民啤酒厂和怡和啤酒厂。

怡和啤酒厂是英商怡和洋行于1933年在上海开办的。主要产品有黄啤、黑啤、红啤、麦汁饮料健身露等。怡和洋行共投资五百万元,分作五百万股,1936年建成后,英商将这个厂的股票的75%(即三百七十五万股,每股一元)投入股票市场,并把价格提高至3元一股,怡和洋行收回了一千多万元。虽然中国人买了75%的股份,因为股票不记名的,即使多于英国人三倍的资金,却没有一个董事。解放后,怡和啤酒销路越来越小,生产逐步下降。英商要把工厂全部卖给上海政府,英商的谈判代表以为中国政府不知道这个厂的75%的资产是中国人的,想借此再捞一笔。中国的接收人员拿出了股票证据,英商只好接受酒厂全部资产25%的价格。

1952年怡和啤酒厂改名上海华光啤酒厂。

在上海华光啤酒厂,梁衍樟选择从第一道工序开始,每个工序都呆上几天,下功夫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地研究观察,直到弄懂了,真正弄懂了才进入下一个工序。认准了哪个人是师傅,哪个人的技术高,梁衍樟就盯准了他,天天跟着照着学。

一次,一个师傅在生产线上工作了一会,停下来之后走出车间。梁衍樟不知道师傅要干什么,怕漏什么也跟了出去。

师傅笑了,小梁同学,我去上厕所。

啤酒糖化的管道,梁衍樟一根一根从头到尾摸清楚,白天在酒厂摸清楚,晚上回到家里画图,一根一根地画出来,把整个流程与工序刻在心里,感觉哪个环节上没有彻底明白,哪个工序还不清楚,第二天就去问。

梁衍樟在上海啤酒厂和上海华光啤酒厂的三次实习收获匪浅,他把中国最先进的啤酒生产工艺烂熟于心,站在啤酒生产机械化的高处远望,从而为他在黄酒生产进程中推行机械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买床婚被受批评

上午9点,宣布毕业分配名单。

气氛有一些沉闷。从五湖四海来的60名同学,很快就把五年时光的蜡烛燃烧完了,仅剩下37名同学能够毕业,此刻之后,37名同学也将重新回到五湖四海去。和开学相比,此刻更加沉重一些,那时候尽管彼此是陌生的但互相是平和的,那时,他们都知道从何处来,五年过去,许多人的心上都有了或大或小的伤痕,更重要的是,37名学生的明天更近一点说下一个时刻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他们仿佛是天空之上的风筝,风的方向才是自己的方向。祖国很大,山河很美,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地方,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在这一刻。

梁衍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早在1960年10月7日,离毕业还有半年时间,梁衍樟和郑贯琪就登记结婚,要用结婚证保证毕业能分配在一起,一张结婚证给了梁衍樟和郑贯琪充分的理由,给了彼此相守一生的诺言。

嫁妆很更简单。

梁衍樟和郑贯琪在无锡商城凭结婚证买了一床被子,一床丝棉被子。梁衍樟说,你跟了我以后也不知道分配哪里,即便是分到了最坏的地方,也要买一床最好的被子,这是他们的唯一。

就连这点合理合法的小事,被支书得知后也要干预。批评郑贯琪,国家这么困难,旧被子也可以用,为什么非得买新被子,要求郑贯琪放弃使用新被子。

从来没有受过批评的郑贯琪受不了,我结婚什么都没有买,就一床被子,你还上纲上线。郑贯琪坚决不同意。

有了结婚证,有了能够与郑贯琪相伴在一起的保证。梁衍樟对待毕业分配就从容了,也平和了。似乎是梁衍樟和郑贯琪启发了同学们,毕业前一个月,班里又有几对恋人登记结婚。

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梁衍樟有两个原则。如果分配的地方离开上海特别远,他就当老师,如果分配的地方离家近,他选择到工厂。对于自己的选择,梁衍樟有充分的考虑与思想准备,假如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老师会有两个假期,能够回到上海照顾一下父母。尽管母亲说梁衍樟嗓子不好,不能教学,但是他还是第一志愿选择老师。一旦分配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了,梁衍樟就想进工厂,三次在工厂实习,他喜欢工人的朴实与善良,也喜欢与机器打交道,不喜欢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他没有选择进研究所,梁衍樟有一个手抖动的毛病,是18岁得的,做不了试验,添加化学试剂的时候,手一抖,分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最后化学分析课只有3分。最后,他填写服从分配,所有的大学生毕业志愿都要填上服从,不填不行,不填说明你思想有问题。

参加毕业分配会之前,把自己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打得很结实,很专业。父亲做生意,曾经做过旧唱片,用旧唱片做纽扣,梁衍樟负责包扎,他包扎技术很过硬。

负责分配的系党总支书记袁振亚经过宿舍,看见梁衍樟的行李,说你的行李打得真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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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衍樟说,我做好了准备,上兰州去新疆。

书记只是对梁衍樟笑了一笑。

宣布名单,一个人一个人过去了,先宣布远一些的地方,新疆、内蒙,最后念到梁衍樟和郑贯琪。

郑贯琪,无锡酒厂。在场的同学轰得一声,这么近,无锡酒厂离无锡轻工学院只有几百米路。梁衍樟,无锡利用造纸厂,轰,又是一阵笑,无锡利用造纸厂离无锡轻工学院也只有几百米。

一个上海的学生被分配去内蒙工作,他坚决不去,一个人回到了上海,成为黑人。当年,不服从分配的大学生,终生不再分配工作。他回到上海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粮食、油、布票,他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找到一个代课老师的工作,又过了许多年才到学校把关系落回了上海。


创新是生命的底色

 

牛郎织女的鹊桥

无锡利用造纸厂是上海人陈蓉轩1915年开办,位于惠商桥东堍 ,是无锡的第一家机械造纸厂。

梁衍樟能够到造纸厂,是因为有一个项目。

无锡利用造纸厂使用稻麦草造纸,工艺上选择了酸碱法,通过酸碱处理把纤维素提炼出来造纸。在酸碱的过程中,一部分纤维素也转化成了淀粉,淀粉变成糖留在废液中。把废液中和,中和之后糖化,糖化之后培养酵母供饲料用,是无锡轻工学院沈学源教授、叶邦仪老师的研究成果。

梁衍樟刚到工厂就生病了,严重的伤寒病。造纸厂的医生从部队转业到工厂,在部队治疗过伤寒病,很有经验。先是让梁衍樟大剂量服用土霉素。伤寒病不能吃东西,吃一点东西就疼得受不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回上海养病了,病好了的时候,他瘦得只剩下骨头。

因为生产的成本太高,无锡利用造纸厂没有积极性,车间要停产了,无锡酒厂的邓宝鑑厂长把他要到了无锡酒厂。

梁衍樟和郑贯琪在无锡酒厂会师了。

 

无锡酒厂没有家属住宅,即便是有住宅,梁衍樟和郑贯琪两个刚刚进厂的年轻人也分不到房子。没有房子,两个人各自住在男职工集体宿舍和女职工集体宿舍里。没有王母娘娘,也没有天河,但是梁衍樟和郑贯琪依旧过着牛郎与织女的生活。

房子,对每一个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了的人,都有疼痛,都有故事。在那个时代,解决房子的唯一途径是单位的福利分房,单位不分房子,或者单位的条件不好盖不了房,买不了房,等待职工的只有煎熬。为了分到房子,人们也是八仙过海,什么办法都有人想,什么办法都敢想。

以无锡酒厂的条件,住房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工会主席邱生元是热心善良的人,看着两个年轻人天各一方心疼,想办法帮两人租了一间房子。

房子的面积只有18平方米,是人家放柴草的房子。为了把房子租出去,房主在房梁下钉了几根木梁,把原本放在地上的柴草堆在了木梁上。

每个月的租金五元。

起初,梁衍樟和郑贯琪只买了一个煤球炉子,两个人在地上打地铺,饼干铁桶当凳子。后来,有钱了买了一张木板床,工厂的同事借给了几个凳子,一个小家算是有了一个模样。

直到1965年市轻工局建房,幸运地分配到公房,三家合用一个厨房,他们感觉就是天堂了。但是无锡那个18平米的柴草房给与梁衍樟的幸福与欣喜,却永远无法被淡忘。

这关乎一个家的概念。

家是什么?

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醉汉躺在街头,警察把他扶起来,一看是当地的富翁。

当警察说要送他回家时,富翁说:“家?我没有家。”

警察指着不远处的别墅问:“那是什么?”

“那是我的房子。”富翁说。

在我们这个世界,许多人都认为,家是一间房子或一个庭院。然而,当你或你的亲人一旦从那里搬走,一旦那里失去了温馨和亲情,你还认为那儿是家吗?对名人来说,那里是故居;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只能说曾在那里住过,那里已不再是家了。

梁衍樟的家虽然小,但是有爱有温暖。

梁衍樟爱动,郑贯琪合群。小小房子透出的一缕烛光,给在无锡轻工学院工作的同学一份温暖与光明,几个大学同学在18平米的房子里把酒话人生,把酒论世事,梁衍樟和郑贯琪的家成为风雨之外的静静的港湾,成为尘世之外的桃源之地。文革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有同学躲在梁衍樟家里避难。

 

天下第二泉边的能人

无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古称新吴、梁溪、金匮,被誉为“太湖明珠”,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北倚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从无锡穿过;境内以平原为主,星散分布着低山、残丘;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热量充足。惠山,南朝称历山,相传舜帝曾躬耕于此山。山有九陇,俗谓九龙山。惠山九峰中最著名的有三个山峰,即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时,至惠山寺,在漪澜堂品泉。第二年,无锡人周宏词力加修治,题额为“圣敬式临”。后来,乾隆六次到惠山,在秦园和竹炉山房休息,写了不少诗词,题了不少匾联,还特地为“惠山寺”题额。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李鸿章的淮湘军曾与太平军在江南一带激战,惠山的寺院毁于战火,仅存寺门匾额。后来,李鸿章在惠山寺的废墟上建立了“昭忠祠”,辛亥革命后改为“忠烈祠”。

惠山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此泉共有三处泉池,入门处是泉的下池,开凿于宋代池壁有明代弘治十四年(1501)杨理雕刻的龙头。泉水从上面暗穴流下,由龙口吐入地下。上面是漪澜堂,建于宋代。堂前有南海观音石,是清乾隆年间,从明朝礼部尚书顾可学别墅中移来的,堂后就是闻名遐迩的“二泉亭”。亭内和亭前有两个泉池,相传为唐大历末年(779),由无锡县令敬澄派人开凿的,分上池与中池。上池八角形水质最佳;中池呈不规则方形,是从若冰洞浸出,据传,此洞隙与石泉是唐代僧人若冰寻水时发现的,故又称其为“冰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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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全面回望中国黄酒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以梁衍樟在学生时代进行黄酒业学习开始,一直致力于黄酒的生产与研究,尤其是经过专业院校的专科教育后,他和他的同学们、同事们,醉心于黄酒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记录了一个大国工匠的成长故事,讲述了主人公的事业、爱情、亲情与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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