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CPXS 062

 

以下内容摘录

 

第一章


1

那一年的除夕夜,大雪纷飞。安纬国的母亲做好了年饭,一家人围着火炉,一句话也不说,静候着一个人的归来。

每年的这个时候,纬国的大哥建国从北京就回来了。大哥回来的时候会给每个人都带礼物的:父亲和伯父的茶叶、纸烟;母亲和伯母的手帕、头巾;七个弟弟或帽子、鞋袜,或糖果糕点,都是新鲜稀奇的东西,当地根本买不到。母亲责备大哥买的东西太多,自己省吃俭用——看看,瘦成啥了?父亲嘴上说自己还是习惯喝老茶,抽旱烟,正月里来人的时候还是郑重其事地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从县城到梁庄有五十多里地,大哥先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长安,然后从长安坐长途汽车到北山县城。县城到镇上每天有一班车,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大哥回到家里七点多一点,一家人刚好吃晚饭……

大哥考上大学的那年纬国刚5岁,只知道大哥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学,很远很远。

“有没有槐庄子远?”纬国问。

“等你长大了也去北京,不就知道了?”母亲笑着摸摸他的头。

“北京大么?”

“大!”

“比梁庄大么?”

“大。”

“比塔坪镇大么?”

“嗯。”

“比北山县城大么?”

“嗯。”

“比……”纬国想找一个更大的地域做参照物,想了半天没找着。

“娘,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北京!”

“哦?哈哈哈!我的娃儿哟,口气可真不小哎!”母亲笑得乐开了花,几个一起做针线活的妇人也笑得乐开了花。

“可别小看我们家这老七,人小鬼精,志向大着呢!”

“说不准,以后你会跟着老七享福呢。”一个妇人说。

……

那天说来也怪,母亲从中午便坐不住了,不住地往村头跑。村人见了,说:“建国妈,等建国回来呀!”母亲笑着点点头,说:“这会还早哩,县城的班车还没发呢。”话是这么说,心却早已飞出村外,似乎儿子已搭了便车,正在村头东张西望呢。在纬国的记忆里,是有过这么一回的,大哥坐了邻村的拖拉机,刚过中午便回来了。因此,当母亲走向村头的时候,老五、老六、老七都跟着来到村外了。

远远的,一台拖拉机冒着浓烟“突突突”地过来了。兄弟几个很兴奋,欢呼雀跃。然而拖拉机并未减速,载着一车人呼啸而过。大家都有些失望,等待下一辆的到来。第二台、第三台都过去了,却不见大哥的身影。

母亲说:“娃娃们,回吧,你大哥回来认得家门哩!”说完便回家做饭去了。几个小兄弟不想回,蹲在路边玩石子,边玩边瞥一眼路上,唯恐错过了大哥的身影。

然而那天他们直等到黄昏,等到四周灰蒙蒙一片,纷纷扬扬地飞起了雪花,家家的爆竹燃放起来了,大哥还是没有回来。

按说,坐四点钟那趟班车,这会也该回来了呢。

可是没有。母亲做好饭,再一次来到马路上。雪开始越下越大了,母亲的头巾上像罩了一层霜。她把手双在袖筒里,在风中站成了一尊雕像。

“回吧!搁屋里等。兴许建国误了车,明天回来呢。”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默默地站了一会,劝母亲跟他回去。

“不,咱建国不会在县城过夜的。”

“可是这会已经没车了,你再在这里等,还有啥意义?”

母亲想说什么,看看黑漆漆的路上除了风卷着雪花乱舞,连个行人也没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跟着父亲回去了。

饭早已做好,热在锅里。母亲默默地把饭端到炕上,示意孩子们可以开吃了。八个孩子,除了老大建国在北京上学外,老二兴国、老三卫国都参军了,在遥远的新疆,他们过年是不可能回家的。

毕竟是年夜饭,母亲变着花样,硬是摆了一桌。

“娘,等我大哥回来再吃吧?”纬国见大家都不动筷子,讷讷地说。

“吃吧。你大哥即使回来,也是半夜了……吃吧。”母亲这样说着的时候,又出去了。

“外面雪大,把头巾带上。”父亲喊了一声,也跟着出去了。

那天晚上,母亲准备的年夜饭热了放凉,凉了再热,谁也没动一筷子。午夜时分,母亲最后一次从外面回来,发现孩子们都趴在饭桌上睡着了。

“睡吧,建国不会回来了。”父亲把烟锅在炕栏上敲了敲,准备招呼孩子们睡觉。

“你们先睡吧,我再等一会儿。”母亲掀起门帘望了望。“雪好像小了一些呢。”

大家和衣而卧,迷迷糊糊好像睡着了,又好像并没有睡着。朦胧中,纬国听见大门响了一下,母亲“咚”地跳下炕,说了一声:“建国回来了!”

“这么晚了,咋可能哩?睡吧。”父亲说。

母亲没答话,拉开门就往外走。风裹着雪粒猛地摔在脸上,母亲一个趔趄,差点跌倒。

“……是……建国吗?”

“娘!是我啊!”

外面一搭话,屋里的人骨碌一下全坐起来了。

“哎,我就说我娃会回来的……哎呀,这么大的雪,你就不能等到明个再回来嘛!看看,都成雪人了,还背这么重的东西!”母亲一边给儿子扫雪,一边抹着泪。

“娘,你看看,我不是回来了嘛。”建国搁下肩上的东西,见几个小兄弟眼巴巴地望着他。“这么晚了,咋还没有睡啊!”

“你不回来,你娘心慌的……睡不着呀!嗨,几点走的,咋这么晚才回来呀!”父亲说。

“到县城买了点东西,结果把车给耽搁了,只好走小路往回赶,谁知这雪越下越大,差点迷了路呢!”建国摘下帽子,头上蒸蒸冒着热气,头发一绺绺地全粘在头皮上了。

“没车了,还买面干啥呀!这么重扛回来,好几十斤呢……饿得走不动了吧?赶快洗把脸,娘给咱把饭热一下。”母亲一扫刚才的颓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第二天,兄弟几个准备去槐庄子给伯父拜年。伯父家里有吃不完的好东西等着他们呢。

在安纬国的记忆中,槐庄子就是他们家的粮仓,兄弟几个的乐园。伯母变戏法似的,总会变出好吃的东西来。在那物质生活极端贫匮的年代,伯父的乐园对他们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

记忆里的伯父经常从他居住的山里回来赶集,回来时从不空手,总是带着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兄弟。而更多的印象是哥哥们不时从伯父家拉柴回来,因为这“拉柴”中隐藏着许多“秘密”。那年月,文革如火如荼,“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狂潮席卷全国,谁家养几只鸡下几个蛋都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更别提经营其他副业。村子里家家缺粮,户户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家弟兄八人,个个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没有伯父伯母的接济,真是不敢想象啊!记忆中,母亲似乎一直在忙碌中:白天她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回到家开始做饭,吃完饭做家务活。纬国常常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灯下忙着给他们缝补衣裳。家里似乎永远有缝补不完的衣服,母亲似乎也从来不知道疲倦。

从小受过苦日子的母亲把日子过得很细,哪怕是一堆烂布,她也能拾掇成一件件衣服,让孩子们光光鲜鲜地站在人前。母亲把饭做好后往往先忙别的,等到一家人吃饱了,剩下多少她就吃多少。如果饭没有了,那么她就饿着肚子,毫无怨言。饭做好了,母亲往往会指教较小的几个孩子去端饭,因为大一点的孩子会干活,所以有享受的权利;饭上桌了,大人没动筷子,孩子们绝对不能动——这是规矩!如果家里来了人,母亲会指挥大一些的孩子端饭,然后大人一桌,孩子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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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常常教育孩子们要节衣缩食,不能浪费一粒粮食。兄弟几个如果谁把饭粒掉到地上,母亲看见了一定会训斥一顿;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嘴里不能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尤其是不能在盘子里来回搅动,母亲看见了便会用筷子狠狠地敲一下,要你长记性;吃馍的时候不能用筷子插,没吃完的馍不能乱扔,也不准喂狗吃。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娃儿们,你们可知道那一块馍馍要多少颗麦子才能做成啊!那一粒粒的麦子,可都是汗珠子换来的啊!”在纬国的记忆里,母亲把粮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待前来要饭的人,她却比任何人都大方。记得有一次伯父从槐庄子带回了一块羊肉,母亲弄了一盆面片和了进去。羊肉散发着香喷喷的味道,令人垂涎欲滴。好久未吃过这么好的吃食了,孩子们拿着碗等母亲给每个人分。这时外面传来要饭的声音:“行行好,打发一点点啊!”一抬头,原来门口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带着四五个孩子。许是闻见了羊肉的香味,孩子们的嘴巴都张得很大,仿佛嗷嗷待哺的幼鸟……“行行好吧,可怜可怜孩子,打发一点点啊!”妇人的胳膊伸得很长,手里端着一个硕大的洋瓷缸子。她的身后,孩子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碗,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犹豫了一瞬,接过洋瓷缸子舀满,然后给每个孩子又舀了一碗,盆里的饭便没了。一家人风卷残云,狼吞虎咽,瞬间便把饭送进了肚子里……

“娘,我们都一口没吃呢!”讨饭的一家人离开后,弟弟垂着泪,委屈地说。

“娃啊!娘知道你们都没吃,不要紧,也就一顿饭没吃啊!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一家人可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呢……”

为了避人耳目,伯父每次都以柴草为掩护,从山里给他们送食物。即使这样,山里拉柴的哥哥们总是在深更半夜才敢回来。月明星稀,万籁俱寂。村子里除了一两声狗吠,没一点声音。这时,母亲轻轻地说了声:“山里的回来了!”熟睡的孩子便会一骨碌爬起来“帮忙”卸货。似乎他们都在假寝,就等着母亲的这一声号令呢。

其实人在半饥饿状态,神经是十分敏感的。在纬国的记忆里,这些山里回来的货似乎是个聚宝盆:冬天的野味、青黄不接时的粮食、夏天的山果,秋天的蔬菜、苹果,等等。

“卸货”的时候,孩子们总是迫不及待,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饱。慢慢地,伯父在他们的心中似乎成了个无所不有的“超人”,而他居住的山里,也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

伯父对家里的援助由来已久。听三哥说,早些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伯父每次回来,是人高马俊的,正大光明的。

阳光稀少的日子,屋顶上的雪刚融化,树上的麻雀一窝蜂似的做着游戏,把场院变成了它们的世界。这个时候,伯父赶着两匹满载粮食和土特产的骡子回来了。骡子的挽具和鞍具上装点着鲜艳的红缨子,高头马大,皮色油光闪亮,威武雄壮。父亲接过缰绳,招呼大哥、二哥一边卸驮子,一边招呼伯父进屋里喝茶。伯父边走边摘下硬腿水晶石墨镜,放进挎在腰间的蛇皮眼镜盒里,把狐皮帽子帽扇往上一翻,径直走进北面的厦子,脱下那“宁夏筒子九道弯”的雪白皮袄,解下又宽又长的白布腰带,然后来到厦子外面的石阶上,拍打起裤腿上的尘土来。这个时候,梁庄人看稀罕似的,早在门口围成了一个圈,脖子伸得老长。

“啧啧,这骡子,膘大油肥,满身的腱子肉,一月没二斗黑豆是养不出来的。”

“知道吗?那匹皮毛像绸缎一样光滑的骡子叫‘四云蹄'——你看它浑身黑得发亮,只有四个蹄子是雪白的,走起来腾云驾雾,那个快啊,好马也撵不上;那匹枣红色的骡子也不简单——它目光炯炯有神,鬃毛高耸,毛色赤红一片,没一根杂毛,可是嘴唇、肚皮和眼圈都是白的,像传说中的赤兔马!”

“好牲口,啧啧!拉到集市上,定卖个好价钱!”

“水晶石墨镜你戴过吗?听说眼睛上火,一戴就不浑了。”

被问的人笑着摇摇头。

“那件皮袄可是‘宁夏筒子九道弯'哎!知道啥叫‘九道弯'吗?宁夏滩羊羔生下45天左右宰杀取皮,底绒少,绒根清晰,不粘连,具有波浪形花弯,俗称‘九道弯'。‘九道弯'羊皮毛色纯白闪亮,纤长、柔软、光润、保暖,穿上那个舒服啊,就不想脱下来了!”

“不脱晚上睡觉还穿吗?”

“还穿!”

“跟老婆睡觉也穿吗?”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伯父已经洗完脸,盘腿坐在炕上。父亲恭敬地把饭碗和筷子递过去,把盘子里的白馍夹到离他近的地方,然后边吃边拉家常。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庄稼的长势,牲口的优劣及市场行情。

吃完饭,正好去镇上赶集。伯父和父亲赶完集回来,又能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接下来,该是回槐庄子的时候了,伯父头戴狐皮帽,身穿羊皮袄,脚踏翻毛皮靴,带着水晶石墨镜,跨上威风凛凛的“四云蹄”,“四云蹄”的鞍桥上拴着枣红骡子,后面跟着关中大驴,形成一排一字型的队列。那阵势带给梁庄人的震撼,绝不亚于现在的宝马、路虎和奔驰!

“赶快回去,外面冻耳朵呢!”望着前来送行的人,伯父回首大喊一声,队伍渐行渐远,雪地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蹄印。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高大的骡子和驴都不见了。

伯父骑回来的是一匹中等个头、依然黑白分明的驴,他身上的那些扛硬的配置还在,玛瑙嘴子的烟锅依然养眼,风采不减当年。

原来父亲在县城听到风声,说各村各户很快要入社了。他连夜赶到槐庄子,把骡子和驴都卖掉,买回这头不太显眼的驴。再后来,父亲借着这个风声,买了许多牲口,然后再卖出去。

父亲与伯父都是牲口行道里的内行,这一出一进,自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合作化之前,伯父就是山里的头儿——村长。入社后又被推举为队长,统管着槐庄子前、后庄子,大湾和核桃坪四个自然村。这四个村子占着近10个山头,几千亩土地,却只有二十多户,总共不到100口人。山里地广人稀,广种薄收,劳力奇缺,但伯父却经管得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他们农忙时雇短工,农闲时放牛、积肥、修梯田。家家户户猪满圈,羊成群,鸡下蛋,蜂酿蜜,家家粮食满囤,蔬菜满窖,肉食不缺。勤劳的山里人夏采野果,冬季狩猎,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把吃不完的粮食交售公粮,或驮回塬上,资助亲戚。伯父性格豪爽,为人大气,仗义疏财,热情好客,深受山民的拥护和爱戴。

……

“我娃想吃个啥?让你妈给你做!”(当地风俗把伯母叫妈,把自己的母亲叫娘)记忆中的伯父永远笑眯眯的,特别是看见他们兄弟几个,更是心花怒放,沟壑纵横的皱纹在脸上盛情绽放。伯父就一个闺女,没有儿子。他经营的地盘分布在槐庄子附近的各个山头,以及沟沟岔岔。这些山峁上聚着十多户人家,伯父隔着一道山峁一声喊:“哎——嗨嗨嗨!”沟沟涧涧上的人便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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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你是这里的山寨王吗?”纬国小时候听父亲讲过山匪聚集山峁的故事,那些山寨王有刀有枪,可威武啦!

“憨娃娃,伯父是队长,槐庄子生产队的队长,可不是什么山寨王哇,哈哈哈!来来来,看你妈给你做了啥好吃的哩!”热腾腾的油馍馍香气袭人,伯父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2

通往槐庄子的大路只有一条,纬国跟随父亲和伯父曾走过几次。记得第一次是夏天,那是两年前的冬天。伯父回来赶集,临走的时候纬国闹着要去,母亲不同意。母亲说那么远的路,你个小娃娃家跟着去,还不把你伯父累死啊!纬国噘着嘴巴说:“娘,你看我都八岁了,从沟里往回跑,没打过停的。”娘说:“沟里才多远呀!去槐庄子可要走整整四十里,你肯定跑不动。”

“让娃娃走吧!走不动,有我呢。路上正好有个伴,不寂慌。”纬国恳切的目光让伯父感动,父母就不再说啥了。

“路上可要听话,别惹你伯父生气啊!”走出屋子的时候,身后传来母亲的叮嘱。

“娘,知道啦!”纬国兴高采烈,蹦蹦跳跳便窜出好远。虎子跟着他走到村口,被伯父唬了回去。 

午后的阳光罩在棉袄上,暖烘烘的。田里的雪已经化了,散着薄薄的雾气。牛儿甩打着尾巴安详地卧在墙根,腮帮子上下蠕动,脖子发出“咕咕”的声响。一群觅食的麻雀“哗啦啦”飞到树上,“哗啦啦”又落了下来,显得既有组织,又有纪律。纬国跑得很快,不一会便把挑着担子晃晃悠悠的伯父扔在了后面。

“娃子哎,慢些儿跑啊,路程远着呢。”

“嘻嘻嘻,伯父,你快点儿走啊!”  

“好好,我娃跑得快哟,等等伯父啊!”

叔侄俩就这样你追我赶,一路欢声笑语。走出七八里地后,纬国便跑不动了。

“娃子哎,歇会吧。来,吃颗糖,歇歇就有劲了!”伯父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洋糖”,剥开纸,塞进纬国的嘴巴里。纬国气喘吁吁,脸蛋红突突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伯父用袖子给他揩了揩,突然想起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小手帕。

“给,这是给你姐买的新手帕,你先用吧。回去洗一洗再给她。”

纬国歇了一会儿,感觉呼吸平缓了许多。刚出了汗,被风一吹,浑身不由得一颤。

“走吧,紧走慢走,日头就偏了呢。”伯父收起烟袋,拿起烟锅在鞋帮上磕了磕,搭在脖子上继续赶路。

纬国跟在后面,有些没精打采。走着走着,腿上感觉像灌了铅,再也挪不动了。一抬头,发现伯父已走出好远了。

“娃儿累啦?走不动啦?叫你不要跑呢!”伯父搁下担子,笑嘻嘻地望着他。

“伯父,还有多远啊?”

“不远。我看看,快到杨坡头了。到了杨坡头,就走了一半路啦!”

“啊——那么远呀!……伯父,我不想走了。”

“那可咋整?嗯,趁着太阳还没落山,风还不太硬。——娃儿,再吃一颗糖,鼓起精神来!”

纬国吃了糖,发现自己还是挪不动步子,一双脚东摇西摆,好像不听使唤似的。伯父想了想,把两只笼里的东西集中在一个里面,让纬国坐在另一只里。

“手抓牢水担钩,坐稳了!”伯父一用力,水担一闪一闪,挑着孩子和货物,晃悠悠地上路了。

到了杨坡头,太阳已经西斜了。伯父撩起袄襟擦了擦汗,坐下来装了一锅烟,拇指按实了,然后用火石点燃,卯足劲吸了一口,喷出一股白白的烟雾来。这个时候,他的表情是享受的,陶醉的。

伯父长吁了一口气,笑眯眯地看着纬国,似乎困乏已经随着烟雾飘散而去,无影无踪了。

“伯父,还有多远啊?”纬国感觉有些冷,浑身不住地抖动着。

“快了,翻过前面的山头,就到了。”伯父依然笑嘻嘻的。他眯起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记忆中,伯父一直都是那副慈祥的面孔,很少生气,很少发火。后来才知道,伯父的性子非常烈,脾气也火爆,只是看见他们兄弟几个,便一下子像换了个人似的。

冬天的日头真短,太阳刚才还卧在云朵上,一晃便沉了。风变得越来越硬,呼呼地扎在脸上,锥子似的。暮霭笼罩下的山野一片朦胧,静得令人发怵。

“饿了吧?饿了就觉得冷呢。来,伯父这里还有一块饼,是你妈早晨给我带的。”伯父搁下担子,从布袋里拿出饼子,闻了一下,样子很陶醉。

“来来来,小男子汉,吃了这块饼,浑身就有劲儿了。”伯父说着脱下身上的羊皮大衣,披在他身上。

“伯父,我不要!你会感冒的。”

“没事没事,伯父走路哩,一点也不冷。你看,我都出汗了啊,哈哈哈!”

“伯父,这是啥地方?不是说过了山峁就到家了吗?”

“这叫‘两女寨'。嗯,你看那山丘上,有两座坟冢。那可不是一般人的坟啊。当年公子扶苏在上郡镇守边关,去秦都往返,北山是必经之路。相传,扶苏在上郡接到父王‘先到咸阳为君,后到咸阳为臣'的诏旨后,带着全家老小沿秦直道昼夜兼行,行至北山境内时,他的坐骑骡子要生驹止步不前,在万分焦急之中又传来女儿也要临产的消息。扶苏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一怒之下便拔剑杀了骡子和女儿,葬在这个叫两女寨的地方。这就是后来传说的‘骡子生驹女带害,一刀斩在两女寨'的故事。从此,就有了骡子不能生驹,女儿不能在娘家临产的风俗。”

“后来呢?”小纬国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很好奇。

“扶苏杀了骡子和女儿后,徒步向前。无奈一路上荆棘遍地,他的袍子时不时被酸枣刺挂住。扶苏奔秦都心切,便用手将酸枣从根到梢捋了一把,不料从石缝中带出的蝎子把扶苏的手蜇了一下,他随手抓住蝎子抛向远处,口中说道:‘狗东西,我叫你永远不再回来!' 之后,扶苏风雨兼程,继续前行。快到咸阳时,突然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了胡亥在咸阳登基的礼炮声。他愤而跺脚,拉弓搭箭,长叹一声:‘箭落高山吾居高山,箭落平川吾居平川'。只听‘砰' 地一声,箭头深深扎进石门关的山崖上。

“扶苏悲愤之余一箭定终身,在北山过起了他的隐居生活……”伯父说完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也在为公子扶苏而叹息呢。

这段故事在安纬国童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向母亲求证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母亲说:“你看那骡子,从此便再也不能下驹了。女子娃在娘家生娃儿,也是不允许的呢。”

天完全黑了下来,像一张黑漆漆的大布,把四周拉得严严实实。伯父的羊皮大衣暖烘烘的,纬国躺在“摇篮”里,不觉便睡着了。

“娃儿呀,快醒醒,这下真个就要到了。”翻过大峁盖,伯父手指下面山崖边土窑里透出的灯火,说:“看到那棵大树了吗?那就是咱家呢!到了家,我让那丑婆娘给你擀面吃。”纬国兴奋地揉揉眼,努力想看清那棵大树的模样,却只看到黑魆魆的崖畔下面若明若暗的灯火。

“伯父,我可不能叫她‘丑婆娘’,我得叫妈呢!”纬国郑重其事地说。伯父听了哈哈大笑,夸他人小懂事,从此对他更是加倍地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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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的女儿改花年纪和建国差不多,已经嫁人了。女儿出嫁后,伯父伯母寂寞难耐,便盼着纬国兄弟到他家来。那时候,老大建国上学去了,老二、老三参了军,老四、老五在队上干活,剩下的几个小的,便经常往槐庄子跑。特别是老七纬国,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乐园——乐不思蜀,一来就不想走了。

在纬国的印象中,伯父是个十分忙碌的人,从早到晚,家里家外。他终年胼手胝足,摩顶放踵,辛勤耕耘,感觉就像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历经沧桑,老当益壮。然而伯父总会抽出一些时间陪他玩。夏天来了,槐庄子漫山遍野绿浪翻涌,暗香浮动。哪个洼上的木瓜最大,颗粒饱满;哪棵树上的杏子不酸,杏仁不苦,伯父都一清二楚,似乎那些树都是他栽种的;至于那熟透的蛇麦子,火红的马茹子,又酸又甜的野葡萄、山茹子,涩涩酸酸的杜梨子,更是味道别致,入口难忘。

在槐庄子,伯父德高望重。他除了带领28户人家种好槐庄子的地,还经常去附近的刘家店大队、三塬公社开会,有时还会去正宁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县、公社、大队来人,都是在伯父家里吃饭住宿,他成了周围几十里乃至上百里的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附近的林场、农场的一些公职人员也跟他是好朋友,他们经常来槐庄子伯父家喝酒吃饭,临走时,伯父都会给他们带上自家的鸡蛋、蜂蜜等土特产。大侄子建国从北京带回了茶叶、香烟、蛋糕,伯父便呼朋唤友,前来分享。

“你看,这是娃从北京给我带来的呢。”

“哎呀这茶味道就是不一样嘛,香喷喷的!”

“关键是还解乏!”

“这纸烟,一盒要好几毛钱吧?”

“美美地吸上一口,感觉都腾云驾雾了,哈哈!”

“这点心,入口即化,不知咋做的哩。”

“你侄儿能行呀,啥时候也带你去北京,见见大世面啊!”

“那还用说?迟早的事儿嘛!”

……

这个时候,伯父蹲在土墩上,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雾来,样子很陶醉。

伯父喜欢蹲在院子的小土墩上抽旱烟。透过朦胧的烟雾,注视着这一片属于他的天地。东峁上的谷子有些稀,感觉受了旱;西山上的玉米有些黄,因为肥没跟上;南畔上的豆子老缺苗,野兔疯得都快成精了;北洼上的麦子收成好,看来苦没有白下啊。

这时,远处的山峁上下来两个人,那神态,那走势,伯父越看越喜欢。

“老婆子,快做饭啦,塬上的娃娃上来了!”伯父把烟锅在脚底上一磕,拢了一把柴抱回去,伯母已经在打水舀面了。

来的是老四和老五。兄弟俩一进门先喝水,然后从馍盆里拿出馒头,狠狠地咬上一口,架上驮桶赶上驴,下到沟底驮水去了。

“熊娃娃,有力气了,知道干活了呢!”伯父又装上一锅烟,脸上的皱纹绽成了一朵花。


第二章


1

在梁庄,安纬国的调皮捣蛋是挂了号,出了名的,他性格倔强,特立独行,很少服输,家里人都叫他“烈头虎”。他能组织一帮比他大几岁的小孩排兵布阵,摇旗呐喊。农村的孩子喜欢玩游戏,游戏分为几个小组,纬国制定规则,坐镇指挥,常常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有大一些的孩子不服气,他便煽动小伙伴把他孤立起来,让他自讨苦吃;夏天山果熟了,他率领一帮小孩去采摘,采回来的山果又红又酸,大人们喜笑颜开。谁知有一次一个孩子从树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了,人家找到纬国家里,要求出医药费。母亲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他一顿。纬国没觉得委屈,他咬着牙,硬是没有让眼泪流出来;麦收的时候纬国和哥哥起早贪黑捡麦穗,捡了一大捆,谁知被尾随而来的一个叫梁三的社员收走了,说他们偷窃。纬国冲上去一口吞在梁三的胳膊上,梁三“哎呀”叫了一声,麦子散了一地……麦收后,杏子黄了,西瓜红了。村里来了走乡串巷换西瓜的人。那时候大家都没钱,换瓜的拉着架子车,1斤麦子3斤西瓜。村里有粮的人不多,即使有,也舍不得啊。村民们于是就围了一圈,眼巴巴地看着。

这时,那个抢他们麦子的梁三提着一兜麦子,换了很大的一颗西瓜。他就地把瓜切开,分给跟他一起的那几个人。

几个人狼吞虎咽,吃得兴高采烈,不亦乐乎。纬国和四哥眼巴巴地望着,垂涎欲滴。家里虽然还有一些麦子,但母亲是决不允许拿来换西瓜的。

一帮人离开后,几个孩子哄抢没啃净的西瓜皮……过了一会,梁三几个又回来了,还是提着一兜麦子。这次他们把瓜切开后,给啃瓜皮的几个孩子也分了一块,唯独不给纬国家弟兄俩。纬国见状捡了一块瓜皮,谁知梁三一把抢了过去,踩在脚底拧了一圈,然后哈哈大笑着走了。

梁三离开后,纬国兄弟尾随他来到生产队打麦场。只见那几个人穿着大鞋走进麦堆,双脚前后一阵蹭磨,走出麦场后把鞋脱下来,倒出一大堆麦粒来。这个惊人的发现令纬国十分愤怒,他不顾四哥的阻拦,猛地冲了过去,一头撞在梁三的肚子上。

梁三猝不及防,四脚朝天倒在地上……

那一次,纬国和四哥保国被母亲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被罚站在院里。母亲说:“人穷不能志短!西瓜不吃能饿死吗?!嘴馋了就不能抽上两巴掌?”

渐渐地,纬国在村里便挂上了号,都觉得他太调皮,太任性,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大家给又他起了个外号,叫“怪猫”。

有时候,他确实很调皮,喜欢恶作剧。班上的一个女孩喜欢向老师打小报告,纬国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只猪,上写:“我是一头猪。”然后怂恿伙伴在女孩不知情的状况下贴在她的背上。放学路上,大家哈哈大笑,女孩被笑得莫名其妙,知道后恼羞成怒,向老师告了纬国的状;纬国挨了老师的训,于是动员伙伴在女孩必经的路上挖了个坑,棚上蒿草,上面掩上土。放学后,女孩蹦蹦跳跳往回走,一脚踩空,尖叫一声跌进了装满涝池水的坑里,一帮熊孩子哈哈大笑……

那时候,家家都有自留地,地里种着自己想吃的蔬菜和粮食。纬国家的自留地经常被盗,玉米被掰,西红柿、辣椒还没红就被摘了,萝卜刚长成就被拔了,南瓜还没长大就不见了,豆角、黄瓜更是只见开花,不见结果……兄弟几个经过观察,发现是村里的一个叫翠英的妇人干的。这个妇人很泼辣,喜欢跟人撕架,满口污言,谁也不是她的对手,因此地里丢了东西,即使知道是她干的,村人也自认倒霉,不愿与她正面冲突。

兄弟们觉得应该想个法子教训一下她。黄昏的时候纬国和四哥、五哥藏在自留地周围的庄稼地里,脸上带着自制的面具,面目狰狞,扮相可怕。暮色渐浓,翠英果然挎着篮子蹑手蹑脚进来了。只见她轻车熟路,先摘豆角,再摘西红柿和黄瓜,程序井然,神情专注。兄弟几个见她摘得差不多了,一声怪叫冲了出来。妇人猝不及防,发现一群青面獠牙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向她扑来,女人尖叫一声便昏了过去……后来,这个妇人整整在家躺了半个月,起来后再也不去偷庄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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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十岁的“怪猫”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因为喜欢学习,点子多,又好动,被指定为文体委员。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较真的人,老师布置的事要么不做,要不就做到最好。在开展班集体活动的过程中,纬国与班长会经常发生矛盾。班长借着自己年龄大,又是队长的儿子,根本不把纬国放在眼里,班上搞文体活动,他不但不配合,还经常捣乱。老师知道后,批评了班长几次,班长耿耿于怀,于是便处处找纬国的茬儿。

一次,老师正在上课,纬国同桌的女孩突然一声尖叫,哭着跑出教室。原来,不知是谁把一只青蛙放在了她的书包里,女孩伸手拿书,结果碰到软绵绵的一团。老师让班长调查,班长一口咬定是纬国干的,因为他喜欢恶作剧,班长还找来几个人作伪证。

这件事令纬国非常恼火,但他又找不到不是自己的证据,稀里糊涂被老师教训了一顿。还有一次纬国的同桌站起来回答问题,坐在她后面的班长悄悄把凳子移开了,女孩一屁股坐在地上,摔得不轻。这件事就发生在老师的眼皮底下,老师认定就是“怪猫”干的,不由分说抽了他两巴掌,罚他在外面站了一个上午……

事件进一步升级。一天下午,老师前来上课,一推门,架在上面的一簸箕垃圾倾巢而下,倒在老师身上。垃圾里有炉灰,老师在一瞬间变成了非洲黑人,全班同学忍不住哈哈大笑,在班长的带动下,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安纬国。纬国知道自己又被栽赃了,无论他如何分辨,老师都不相信。

此次事件以后,学校一旦发生不好的事情,大家都会认定是安纬国干的。他被同学们孤立了起来,文体委员也因此被撤销,差点连学都上不成了。后来,纬国的两个哥哥找到那个比纬国大几岁的班长,狠狠地揍了一顿,警告他如果再一味地恶搞弟弟,就卸了他的一条腿。那孩子被吓坏了,此后再也没有找过纬国的麻烦。


2

小时候,纬国和四哥保国走得比较近。

大哥、二哥、三哥先后上学参军,四哥保国当仁不让地成了兄弟中的老大。他看似木讷忠厚,不善言辞,实则外憨内秀,天资聪颖,性格十分倔强。由于各种原因,保国小时候没有上学,在别人看来,包括父母兄弟,他该是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待在农村,重复自己父辈的老路。然而不是。同七弟纬国一样,保国自谦的外表下躁动着一颗十分不安的心,“好风凭借力,扶我上青云”,保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像蒲公英一样,带着自己的梦想飞向远方。至于有多远?他从未想过。也许飞到县城就行了。那里的人不用种地,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风吹日晒,胼手胝足,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在土里刨食;如果飞到塔坪镇也行,开一间门面,做一份生意,每天迎来送往,看人潮如水,看朝霞满天,看春花秋月,看人世间的各种风景……然而他太用力了,居然一口气飞到了欧罗巴大陆,飞到了那个叫德意志的联邦共和国,与老七纬国一起,度过了一段曲折浪漫充满传奇的岁月……

当然,这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说起来,弟兄八人中,与伯父相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保国了。因为他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在槐庄子去的次数也最多,对伯父的感情血浓于水,化不开,斩不断。保国长纬国六岁,纬国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在槐庄子可以帮伯父干很多活儿。他们干活的时候,纬国就跟在后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晚上,他们坐在老槐树下听伯父讲故事。如果伯父实在太累,纬国就缠着四哥给他讲故事。

那天晚饭后,凉风习习,艳丽的晚霞把槐庄子照得发亮,整个庄子笼罩在一种金色的光晕里,显得有些神秘,有些异样。暮归的老牛带着牛犊慢慢地往回走,它的后面是几头欢实的小驴,喷着响鼻在那里撒欢。

“四哥,你说这牛和驴到了这个世界上,难道就是为了给人类下苦吗?它们的一生要求不高:能吃饱肚子就行。这漫山遍野都是青草,它们完全可以自己寻找,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为啥甘愿受人的束缚,被人剥削,被人奴役呢?”纬国忽闪着一对大眼睛问。

保国望着对面的山坳说:“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咱槐庄子有一头灰青色的驴。它中等个头,骨架结实。时值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头驴作为集体所有制下的一员,肩负着庄上六户人家的磨面、驮水和往自留地里驮粪的苦役。

“大山里的小庄户不像塬上的生产队有专职饲养员,这头青驴就被社员轮流饲养着。它被养在一口破窑洞里,没有石槽,木板拼成的木槽渗漏不止,常常是还没有来得及喝饱,水就漏光了。生产队给它的饲料是一次性发给饲养人的,没有人监督饲料的使用,老青驴的口粮大半进了主人家的猪肚子里——它当然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份口粮。主人家的猪一天天肥了起来,而这头驴却日渐消瘦——哎,谁让它姓“公”呢?

“一到冬季,老青驴就只能吃又干又粗的麦草,每日里都要被蒙上眼睛拉着石磨转,它的蹄子被磨得向一边歪着,走路时两条腿也成了外八字。除了拉磨,人们还要用它把泉水从深沟里驮回来,把粪肥从庄上驮出去,它肚子两侧的毛因此被磨得净光。它的脊梁、颈间以及后尾部一年到头都是伤痕累累。每到夏天,成群的蝇、蠓围着它的伤口,贪婪地吮吸着它的血。老青驴不停地摆头甩尾,但根本无济于事。

“说来也怪,这头驴的寿命竟然很长。在我十二三岁第一次见到它时,它就是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精打采,一身没有光泽的长毛,整天耷拉着脑袋,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它的叫声。在庄子上,无论春夏秋冬,不分早晨晚上,不管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谁牵它去干活它都顺从地不紧不慢跟随而去。每到年关是它最忙碌的时候,老青驴又要拉磨子又要拉碾子,从早到晚地连轴转,为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的吃食。而到了除夕之夜,饲养人会在它的槽头贴一张黄色的符,喂它几个豆渣面饼子,就算作是对它一年辛苦的犒赏了。

“转眼间,我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老青驴却还是像十多年前那样不紧不慢地劳碌着。春季里的槐庄子,粉红色的山桃花漫山遍野,嫩绿的青草拱出了地皮,老青驴也终于吃上鲜嫩的青草了。每到这时,它那一身长长的毛便会一片片掉落,直到换了一身新毛,才显得精神起来。

“那时候,和老青驴生活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个子很高,有一米九的样子,瘦骨嶙峋,后脑勺留着辛亥革命时期剪辫子遗留下的短发。他有六个儿子,其中有当大队书记的,还有当教师的。他家是塬上小峪子村最大的家族,而老人就和他的第五个儿子住在这槐庄子。他整天在沟里砍柴,供塬上三十多口人烧火做饭用,还要种自留地、喂猪、替儿媳妇磨面……一天到晚几乎看不到他有闲暇的时候。老人沉默寡言,很爱干净。每当干完活,他都要解下缠在腰上的七尺白粗布腰带,四折起来,左右手交替着上下左右前后抽打身上的灰尘,然后顺手从后领口抽出旱烟袋,插入荷包里装满一锅自种自烤的烟叶,蹲在地上稳稳地把烟袋夹在腋窝,取出火镰,并好火草与火石,娴熟地用火镰打击火石取火。冒烟的火草轻晃几下就变成红火,压在装满烟叶的烟锅上,他深吸着长烟杆另一端的烟嘴,呛人的烟草味便弥散开来,老青驴闻到后便会“嘟!嘟!”地不停打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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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青驴拉磨,老人摞面,一天下来,老人从头到脚全是白的。有一年冬天,老人正在磨面,不知何时天上飘起了雪花。他忽然想起家里的水不多了,匆忙卸下拉磨的驴,又给它披挂上了水鞍子(牲口驮水的专用鞍具)架上驮桶(牲口驮水的专用木桶),向沟里的泉子奔去。从沟底到庄子上的路陡峭曲折,吃水难一直困扰着山里人。拉了一天磨的老青驴已经没有多少气力了,老人怜惜它,只给装了两半驮桶水,即便如此,老青驴也很吃力。老人手拿藤条抽打着驴屁股,在那羊肠小道上一步三停地向着坡上的庄子缓慢前行。

“眼看庄子近在咫尺了,雪却越下越大,呼啸的北风卷着雪片像刀子似的扑向老人和老驴,他们和周围的世界一样全都变成了白色。老人只好用力推着驴屁股,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挪动,而每挪一步,老人和老驴的腿都在那不停地颤抖。

“这个时候,几乎全庄子上的人都出来站在自家窑洞前的院畔,居高临下地观望,不知是观赏这独特的“雪中老翁赶驴图”呢,还是关心老人和老驴能否在这大雪天爬上那陡坡。这时庄子上一名叫二虎的小伙子扑了下去,他在前面拼命地牵拽,老人和老青驴总算从湿滑的雪坡爬到了庄上。

“又一年的冬天,老青驴起不来了,几个人把它抬起来,它勉强站了一会儿又卧下了。人们都说这个冬天它肯定过不去了,队长说:“再给加点料吧!”于是,每天晚上就扔给它几个玉米棒子,不久,它竟奇迹般的自己站了起来。第二年春天,它吃上了青草,又能拉磨、驮水、驮粪了。可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老青驴又一次倒下,可怜它再也没能爬起来。

“人们把老青驴的皮剥下来挂在了院畔的大槐树上晾晒,它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但骨头上还是有肉的。大概是岁数太大又长年劳作,它的肉很难煮熟,好在山里有的是柴火,整整煮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老人的儿子送来了煮熟的驴肉。我和老人同睡一个火炕,他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分给了我一块。驴肉很顽,难以咀嚼,直往牙缝里塞。然而老人的牙齿却好得出奇,他趴在被窝里大口嚼着驴肉,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春天来了,庄子上请来了皮匠,就在大槐树下拉开了家什,把驴皮合成了拉犁的皮绳,边角料合成了缰绳用来拴它的同类,拧成了鞭子作为抽打它们的工具。老青驴在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后,连同它的皮,它的肉都一点不剩地献了出来。”保国作为老青驴的见证者,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

“唉,这头老青驴太可怜了!希望它下辈子不要再变成驴就好。”纬国听到这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老青驴的继任者是一头灰色的小毛驴,它像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每天拉完磨都要在挂过老青驴的大槐树下打几个滚,再扯着脖子叫上一阵儿,摇头摆尾,前刨后踢,威风的像个英雄。”保国接着说。

“那个老人呢?”纬国问。

“那个高个子老人再也砍不动柴了。他每天吃完饭,就蹲靠在院子里的山墙边晒太阳,用草帽遮住脸,不说一句话,如果没有人用力搀扶他,他自己是站不起来的。后来他的儿子用架子车把他拉回塬上去了……其实这个老人和老青驴的命运差不多,辛苦一生,任劳任怨,直到流尽最后一滴汗,终于倒下了。”保国说。

“所以说,我们兄弟们一定要像大哥、二哥、三哥一样走出去,要不生在这黄土地,一辈子像那头大青驴一样辛苦劳作,活得艰难,活得窝囊,活得没有一点人的尊严,那可就太惨了!”纬国说。

“嗬,人不大,口气可不小哇!”纬国说出这样的话,令保国有些诧异。他站起来,注视着这个比他小六岁的弟弟。

“说说看,怎样才能走出去呢?”

“好好读书呗。像大哥一样考出去。”

“这个你还有希望,我可是没有上过学,怎么办呢?”

“这个……只要你有梦想,努力奋斗,就会实现的。”

“哈哈,纬国呀,哥借你的吉言,说不定,我们真有那么一天,就飞出去啦!”保国感觉非常兴奋。

“黑灯瞎火的拉什么话,看把你哥俩兴奋的!——嗨,你妈把饭做好了,赶快回窑里吧。”伯父不知什么时候笑嘻嘻地站在身后,烟锅的火一明一暗地闪着。

山的那边,月亮已慢慢地爬了上来,给槐庄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伯父,听说……你和我大(父亲)弟兄俩是一天结的婚?”晚饭吃完后睡觉还有些早,纬国、保国与伯父坐在窑院里拉家常。

月亮明晃晃的,把山野照得雪亮。伯父“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顿了顿,说:“是啊。你爷、你奶死得早,我跟你大就成了孤儿。兄弟俩相依为命,居住在槐庄子临近沟畔的的土窑洞里,经营着几十亩山地。那一年,风调雨顺,我们种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大囤小囤都放不下。适时,你妈(伯母)从南方逃荒而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你娘经人介绍认识了你大,双方都觉得满意,我们于是就找了一个吉祥的日子,同一天把婚事办了。”

“为啥要放在同一天呢?”纬国问。

“省事呗。那时候少吃缺穿的,婚事放在一起,能节省不少东西呢。”时隔多年,伯父说起这件事,依然有些心潮澎湃。

“伯父,听说我奶奶是个瞎子呢?”纬国问。

“是呀,你奶奶是个瞎子,啥也看不见,可她心灵手巧,啥都不耽搁,比眼明的人都能干呢。”伯父说。

“听说我爷爷一脚踩空,从窑脑上跌下去,就再也没爬起来?”保国问。

“是呀,你爷爷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两个热糜子馍呢。听说那热馍是帮人家干活时给的,他舍不得吃,急匆匆拿回家准备让我们吃,谁知一脚就踩空了……”伯父重新装了一锅子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来。

“爷爷死的那年你们有多大?”纬国问。

“我们还都是娃娃——记得当时我12岁,你大8岁。一年后,你奶奶也不慎坠崖而亡,我们兄弟俩便成了孤儿。”

“伯父,能否给我们讲讲咱们家的故事啊?”保国感觉很好奇。

“想听吗?”伯父笑嘻嘻地望着小兄弟俩。“那话说起来可有些长呢。”

“说吧,我们想听呢。”纬国也来了兴致,眼巴巴地望着伯父。

“好吧。那我就想起啥说啥,给你们说说吧。”伯父灭了烟,望着朦朦胧胧的山野,开始了他的故事。


第三章


1

光绪三十年,安福有已经20多岁了,尚未婚配。饥荒的年代,人们都顾着逃命,婚姻大事一拖再拖。那时候结婚都比较早,一般男子十六、七岁就成家了,有的甚至15岁已经结婚。像他这么大的人,孩子都几个了。

“福有呀,你整天只知道干活,就不想媳妇吗?”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主家看着他说。

“嗯,这个……”福有不好意思地笑了。

“咋啦?20多岁的小伙子了,还害羞,嘿嘿。人家跟你一样大,娃都好几个了!”主家看着他憨厚的样子,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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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想,而是……像我这样没家没舍的人,哪个女子愿意跟我呀!再说,就是有人愿意,我也拿不出那么多彩礼呢……”福有挠了挠头皮,低下头盯着地面,两只脚不停地移动着。

“是这,我给你说一个不收彩礼的媳妇,咋向?”东家是个40多岁的男人,比较敦厚。因为福有非常勤奋,人又实在,东家很喜欢他。

“福有呀,我认识一户人家,他家有一个女子叫秀英,是个瞎子。”东家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安福有,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啥?是个瞎子?”福有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唉,要说这秀英也是个苦命娃。她8岁的时候出天花,高烧昏迷三天三夜!醒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唉,也怪她家里穷,没钱给娃看病,把娃给耽搁了!”东家说。

福有想起了村里的一个小伙伴,因为出天花而死。那年月,天花很可怕,许多娃娃因此夭折,侥幸活下来的不是麻子就是瞎子。

“秀英这女子眼睛虽然看不见,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毅力。她不仅生活能自理,家务活样样都能干哩!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还能穿针引线做针线活,并且剪得一手好窗花哩!”主人见福有陷入沉思,接着说。

“一个生活在黑暗世界的女子,居然有这么超人的意志!”福有想。秀英的不幸遭遇及坚忍不拔的毅力令他感动。

他决定去见见这个瞎奇女子。

 

眼前的女子身材有些消瘦,但模样周正,非常好看;两条长长的辫子在腰间来回摆动,像两条灵动的蛇。她脸蛋白皙,眼睛很大,干活利索。如果不注意,很难让人跟瞎子联系在一起。女子的衣服虽然有些旧,但洗得干干净净。她的家在半山腰的土窑洞里。窑洞虽然破旧,却收拾得非常洁净。

“这就是秀英家。这是秀英。”东家指着秀英对福有说。

秀英听见有人来,一双无神的眼睛四处搜寻着。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出去抱了些柴禾,开始烧水。

“这女子除了眼睛看不见,啥都会做哩!你看这山上的路又陡又窄,咱明眼人都得小心,可是咱秀英经常到沟里拾猪草,捡柴禾,有时还挑水呢。”秀英的娘用爱怜的目光看着女儿说。

“妈!”母亲的夸赞令秀英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她用嗔怪的表情看着母亲,给福有和他的主家每人倒了一碗开水。

这是一口陈旧的土窑。土窑不大,但是很深。里面的建木被烟火熏得又黑又亮,像涂了一层油漆。窑掌摆放着几个瓦盆瓦罐,里面盛着吃的东西。

窑里一进来是炕,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破了的地方用布子弥了起来;几床被子虽然很旧,但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绣着花,有鱼戏莲,也有牡丹蝴蝶。

“这枕头上的图案都是秀英绣的呢!这女子虽然看不见,但手巧得很。你看那窗上的窗花,也都是她剪的呢。”秀英妈见福有对屋里的东西感兴趣,就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窑里有一扇四四方方的窗子,中间的白纸上贴着红色的窗花。窗花有花鸟,也有鱼和蝴蝶。这些剪纸图案优美,非常生动。

“她看不见,怎么绣枕头、剪窗花呀!”福有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她8岁那年开天花瞎了眼睛,然后啥都看不见了。现在绣的剪的,都是她小时候见过的东西。这女子记性好,好多事我都忘了,她记得清清楚楚。有些东西她没有见过,但只要你给她一说,她就能剪出来哩。”秀英妈说。

“秀英妈,你让秀英给福有剪个花好不好?”福有的东家见福有有些怀疑,建议秀英当场给他剪窗花。

“你想要个啥呀?”秀英妈看着福有咪咪地笑。看得出来,她对这个小伙子很喜欢。

“随便吧。你看秀英剪啥拿手就剪啥呗。”福有说。

“秀英,那你就剪个大公鸡吧。”秀英妈说。

秀英点了点头,从席子底下抽出一绺红纸,然后从针线笸篮里拿出剪刀,一双手灵巧地飞动着。很快,一只大红公鸡就剪成了!公鸡引吭高歌,神态饱满,活灵活现。要不是亲眼所见,福有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

“她身上的衣服,也是自己缝的呢。”秀英妈见福有有些出神,接着说。

“真是个奇女子!有如神助!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呀!”福有的心里油然而生一股爱意,再看那秀英的脸庞,白里透红,透着几分妩媚和娇羞。福有只觉得心一阵“通通”乱跳,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在东家的操办下,福有和秀英的婚礼在下窑湾举行。

为了让自己的婚礼显得热烈隆重,福有用自己攒的钱请了唢呐。一时鼓乐齐鸣,山沟里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婚后,安福有来到了塬上的梁庄,经营几亩别人看不上的薄地。农忙时,秀英跟他在地里干活;农闲时,秀英坐在窑里一边唱着歌谣一边剪窗花。秀英爱唱,只要你愿意听,她能唱上几天几夜。夜深的时候,福有躺在炕上听秀英唱歌。秀英的嗓音很圆润,透着一股甜甜的味道,福有百听不厌。秀英唱歌的时候手里从没闲过,她不是缝缝补补就是在剪纸。秀英剪纸的题材无拘无束,任何事物在她手下都可以成为作品。她随手剪,随手贴,其构图、造型如有神助,显得活脱,灵鲜。人们都说秀英的作品或许是神灵把扶着她的手在剪呢!

福有和秀英结婚后,夫妻恩爱。几年后,秀英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2

“福有是我爷爷吗?”纬国问。

“是呀。那个瞎眼的秀英便是你们的奶奶。生下的两个儿子就是我和你大呀!”伯父将已经熄灭的旱烟锅在鞋帮上敲了敲,悠悠地说。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不断,各种各样的队伍像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搅得百姓不得安宁。大户人家逃往乡下、山里或川道避难,镇上已经没有集市,很长时间住着‘杨营’的军队,匪首人称杨谋子,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夜深了,孩子不停地哭泣,你奶奶吓唬说:‘别哭,再哭,杨谋子就来了!’我们立即就不哭了。杨谋子不但烧杀抢掠,还强征民夫给他当兵。你爷爷被杨营强征喂马。马厩里养着一只大马猴,非常通人性。这家伙每天的职责就是监督人,晚上只要喂马人一打瞌睡,它就会扑上来撕咬。一天夜里,你爷爷劳累了一天,实在困得不行就打了个盹,结果大马猴猛地扑上来就咬,他的手被这家伙咬伤了。回到家里,奶奶心疼得不行,熬了盐开水给丈夫清洗伤口,然后扯下自己的衣襟噙着泪给他包扎。那年月,穷人的日子过得太艰难。尽管你如何面朝黄土拼命地刨食,家里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青黄不接时节,借别人一斗发霉的糜子,到了夏天就得还人家一斗新麦子。”

“后来呢?”纬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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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那时刚12岁,便带着8岁的你大帮大人干活。那一年的秋天,我们和你爷爷在塔坪镇墙根下种完麦子,爷爷让我们俩把牛赶回去,自己则进城去还借来的农具。农具的主人正在吃晚饭,送给他两个糜子面窝头。干了一天活的爷爷虽然很饿,但还是舍不得吃,急匆匆地拿着窝头往回赶。家里那段时间几乎快要断顿了,一家人整天吃野菜为生。两个大窝头,够我们兴奋一阵子的了。想到这里,你爷爷加快了脚步,希望尽早赶回家里。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你爷爷于是便跑了起来,快到家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雨雾弥漫,眼睛都睁不开。焦急中他一脚踩空,从自己家的窑顶上跌落下去……一家人正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你爷爷的归来,突然,只听哎呀一声锐叫,院里咚的一声闷响,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快出去看看,我咋听见是你大的声音呢!’瞎眼的你奶奶耳朵非常灵敏,跟着孩子们便来到了院里,只听见你姑姑大声哭泣,就知道事情不好了——你爷爷七窍出血,已无呼吸。他来不及说一句话,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两个冒着热气的糜子窝头,眼睛睁得很大很大……”

伯父的故事让兄弟俩听得如梦如幻,恍若隔世。

“你爷爷那时还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哩。”

“后来呢?”纬国听得入迷,接着问。

“你爷爷猝死后,你瞎眼的奶奶无法承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当即便病倒了。那时候我才12岁,你大刚8岁,两个姑姑也都还小。家里一贫如洗,买不起棺材,我们兄弟俩只好身穿孝服,在塔坪街挨家挨户地磕头,哀求人家的施舍。你爷爷的善良以及我们兄弟俩的孝顺感动了那些好心的商人,他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就这样讨了一些钱,买了一副薄棺材,请阴阳先生在我家的地里定好了穴位,左邻右舍帮忙挖好了墓,原本第三天早晨入土,谁料不知从何处来的队伍攻打塔坪镇。他们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又打了一个上午还没有攻下来,老百姓都躲着不敢出门,直到下午,攻城的队伍撤走后,我们才敢张罗着埋人。下葬的时候已到黄昏,阴阳先生定好了位,收起了罗盘,自言自语地说:“原本是一块好穴地,可惜错过了好时辰啊!长门没有人了,二门人财两旺呢!”那时我们兄弟俩想得更多的是今后怎么活下去,并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儿。”伯父说。

“后来呢?”保国好奇地问。

“呵呵,后来我和你妈有了一个女儿——就是你改花姐,我们还想再要个儿子,为此到处求神、求医、求药,都无济于事。而你大和你娘结婚后,一口气生了你们弟兄8个!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阴阳先生的那句话,从此便打消了再要娃儿的念想。”伯父幽幽地说着,仿佛那件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父亲去世后,瞎眼的母亲从此一蹶不振。她天天以泪洗面,最后眼泪也流干了。大家都来安慰她,均无济于事。一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我和你大兄弟俩还有你们的两个姑姑,从此便成了孤儿。

“为了活命,我们兄弟俩只能给人家拉长工。我在梁庄给一户姓姚的人家放羊。那年月,像样的村庄都有城墙,大户人家都住在里面,小门小户就住在城墙根下或周围的窑洞里。梁庄也有这么一个小城,城外向东是一条通往田间的路,路北有一排二十多间的房子,是财东家用来存放粮食、喂养牲口和供长工居住的地方。再往前一段距离有个五间瓦房的院子,就是姓姚家的马房。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白天放羊,晚上提一盏油灯独自一人到马房喂牲口,外面漆黑黑一片,不时传来狼的哀嚎,我吓得两腿打颤,暗自落泪。”伯父说。

“那我大呢?你们不在一起吗?”纬国问。

“你大在杨坡头北沟给人家放牛砍柴呢。记得当时他才9岁,还是个小娃娃啊。年纪小,活儿又重,吃的是剩面汤加窝窝头,营养不良,人显得又瘦又小。寒冬腊月,西北风刺骨得冷,他赶着牛,背着柴从沟里往上爬。没有帽子,也没有棉鞋,捡来的半截毛巾连耳朵也遮不住,结果耳朵全冻烂了,手脚也冻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东家见他这样,说不行就回去吧,你父亲说来也倔,咬着牙硬是坚持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腊月,长工们从东家手里接过一年的工钱和一套新衣服,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看见别人都兴高采烈,我们哥俩却犯了愁——没有家,到哪过年去啊?”伯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3

伯父的故事让保国和纬国兄弟俩终生难忘,然意犹未尽。他们想了解父辈更多的经历,特别是父亲。

“你爷和你奶相继去世,你伯父和我相依为命,出去给人家打工。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娃娃,离得又远,相互都不能照应。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但我们咬着牙,硬是挺了过来啊!”几天后,父亲来到了槐庄子,兄弟俩缠着不放,让他接着讲故事。

“我13岁那年进了马家堡的一户张姓人家打工。他是我们那一带有名气的大户人家,外头生意兴隆,家里土地成顷,骡马成群。最重要的是张家老爷子是有文化的乡绅,知书达理,十分受人尊敬,就连县长、乡长都常来拜访他。张老爷子十分讲究礼仪礼节,对家里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有严格的要求,偌大个家业被他管得井井有条。

“在张家,活儿虽重,但饭能吃饱,还是麦面馍。我一干就是三年。掌柜的见我憨厚老实,精明能干,有责任心,于是就让我当上了长工头。在张家的几年里,我不仅长了见识,掌握了各种农活技巧,还学会了为人处事的方法。张家的待人处事、礼仪礼节、家教家风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张老爷子的言谈举止,接人待物,我处处留心学习,有意模仿,甚至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一员,把给东家拉长工当作给自己家干活一样……人啊,无论干啥,要么不做,要么就干一行爱一行,可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最终肯定一事无成的。”父亲说到这里,看着兄弟俩,语重心长。

“张家不只靠种庄稼致富,而是既务农又经商呢。在张家打工的日子里,我非常喜欢他们家成群的牛羊和那些高骡子大马,天阴下雨不忙的时候,别的长工都抽烟聊天或蒙头大睡,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跑到马坊,摸摸这匹马,看看那头骡子,有时就帮喂牲口的老人干活,边干边请教饲养牲口的各种问题。老人和牲口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我这个勤学好问的年轻人非常欣赏,我有问必答。有时候,他甚至主动给我讲授一些喂养牲口的诀窍,包括小病小灾,手到病除。多年后,我成了梁庄塬上养牲口的行家,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在张家的三年里,是我长进最快,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其实,大财主一般对长工还是不错的,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残酷,血淋淋的。如果真是那样,有谁愿意死心塌地地给他家干活呀?”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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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书上说,地主富农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啊!”纬国有些不解地问。

“有坏人,对长工比较刻薄,但大多数的财东家待人还是很不错的,要不那么大的家业,谁来干活呀!”父亲说。

“大,听我伯父说,有一次你还差点参加了红军,是吗?”保国问。

“是的,有这回事呢。那时候,陕北红军在延安闹革命,轰轰烈烈。听说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很激动。特别是年轻人个个跃跃欲试,想去参军。当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年轻人悄悄商量好,准备一起投奔陕北红军。大家事先约好鸡叫前后在塔坪镇一个叫‘敬德爷墩'的地方集合,那里有一棵大槐树,谁先到了在树底下插一根小木棍。那天晚上,我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半夜时分,东家突然有事把我叫走了,等到天亮才回来。我匆匆赶到约定地点一看,其他伙伴已经在大树下插上木棍走了。”父亲说。

“真遗憾,要不我们现在就是红军的后代了呢。”保国说。

“那可不一定。那次一起参军的人,后来听说都牺牲了,再也没回来。唉! 不过,战争年代,我还是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呢。”父亲叹了一声,接着说。

“那个姓张的财东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我对他一直很钦佩。张老先生掌管家业,儿子在省城一带做生意。有一天,儿子托人捎回了一封信,老先生打开一看便说儿子病了,立即吩咐家人准备行李,要去长安看儿子。

“张家人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儿子在信上并没有说他有病啊!老先生执意而行,到了长安一看,儿子果然病了。儿子说:‘大,我怕您操心就没告诉你,您是怎么知道的?'老先生说:‘你虽然没有说生病,可我看你字迹无力,断定是在病中所书。'这件事使我很震惊:读书人真了不得,不仅能写字算账,还能从字迹上判断出身体是否有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啊!从此,我就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了孩子,一定要让他们好好读书。后来,你大哥在县城读书的时候曾中途打退堂鼓,要回乡务农,我坚决不同意,这不,他就考到北京去了,学的还是洋文呢!这些年,咱家光景虽不是很好,生活困难,但你们兄弟几个只要谁愿意学,我都拼命地供,不惜一切代价!”父亲说完又装了一锅子旱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喷出一股呛人的烟雾来。

“你们兄弟八人,就老四没上过学。保国那时候不愿到学校,我和你娘想了很多办法,都不管用。现在后悔了吧?”父亲看着老四问。

保国把头埋在两腿间,不愿抬起来看他。

“大,我好好学习哩!”纬国望着父亲说。

“好!有能耐就给老子争一口气,像你大哥一样,考到北京去,给咱老安家长长脸!”父亲长吁了一口气,脸上绽出一丝微微的笑意。

“大,你在张家干到什么时候?”纬国问。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了张家,告别了你伯父,徒步走出渭北高原,来到八百里秦川。平原的广阔令我心潮澎湃,宽阔的道路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平生头一回看到这么大面积平展展的土地,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我才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之大啊!

“我在商贾云集的三原县落了脚,这里东出渭南到河南、山西,西通甘肃、宁夏,向北到陕北和内蒙,南下长安,翻越秦岭后到达陕南和四川,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各地客商你来我往,牲口驮子川流不息,街上的店铺鳞次栉比,一家紧挨着一家,烟馆、戏楼、城隍庙热闹非凡。在三原的那段时间,我踏过棉花车子,当过磨坊磨面工,后来就在一家商铺当起了店员,渐渐步入了生意人的世界。

“那家商号主要经营药材,也经营其他一些商品。东家在乡下还有一个很大的庄园,庄园里有大片的土地和成群的骡马。我刚去的时候因为啥也不会干,所以给人家打杂,每天除了擦桌子扫地,端茶倒水,还给掌柜的拿衣服,提鞋,递烟,甚至刷痰盂,倒尿盆。我脚勤手快,眼里有活,不怕脏,不嫌累,掌柜很快便喜欢上了我。那时候,我每天都要给他收拾屋子,有一次扫地时发现地上有几块铜钱,便捡了起来,掌柜一回来就交给了他。——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他有意丢下的,以考验我是否贪占小便宜。不久,掌柜的就不再让我打杂了,而是到柜台上去招呼客人。

“那时候,在柜台上做事的都是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他们看不起我这个大字不识、从北山里来的农民,时不时地刁难我一下,多亏我记性好,账算得清,他们用算盘打,我就用心算,常常是我口报出来好一阵子了,他们算盘才打出来,令人刮目相看!后来他们打算盘的时候我就站在身后默默地看,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打算盘。

“由于我对客人服务周到,态度热情,账算得又快又好,很少出错,老板开始赏识我,同事们不仅不再有意刁难,而是对我这个山里来的农民高看一眼,有事都愿意跟我商量。

“不知不觉间,我便成了他们的一个参谋。有一阵子,掌柜带我到乡下的庄园去,那里原来管事的人因为家里有事回家了,就让我代替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真正的东家就是住在这个庄园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那女人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她烟瘾很重,整日住在庄园里,从不去商号,各商号的掌柜都是按时来这里给她汇报工作。

“掌柜的把我带进庄园后,交给我的任务是经管马匹,我在张家打工时学到的饲养牲口的本事这时便派上了用场。那时候,我除了喂马,每天必须把马牵到外面遛一个时辰。其余的空闲时间我就打扫院子,清理杂物。因为年轻,感觉浑身总是用不完的劲,每天从早到晚都闲不住,忙得不亦乐乎。天道酬勤,付出总会有回报。到了年底,我拿到的工钱和奖金比伙伴们多出一倍还多哩!

“有一天,掌柜的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说是东家——就是乡下庄园里的那个寡妇——有意招我为上门女婿。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美事,对一个从北山里出来的庄稼汉来说,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掌柜的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婉言谢绝了。”父亲说到这里,哑然失笑。

“为啥呢?这么好的事情呀!”保国不解地问。

“为啥?因为我老家还有个受苦的哥哥呢!我在这里做了上门女婿,你伯父可怎么办啊!”父亲说。

“还有,上门女婿看似风光,实则寄人篱下,没有身份,以后有了孩子也不能跟你姓。这种华而不实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父亲顿了顿,又说。

“在关中干了三年,我长了不少见识,学了不少本事,也挣了一笔钱。三年后,我回到了家乡,特意拜访了原来的老东家张先生。我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了他,老先生听得饶有兴趣,不时提一些问题让我回答。我们像朋友一样促膝相谈,非常投机。临别时,张老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后来,他对家人说:“安玉成这小伙子这几年出息很大,将来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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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你给红军做过的那些革命的事,能给我们说说吗?”纬国犹记着刚才的话题。

“好吧,说说就说说,让你们了解一下情况也好。那是1941年,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加紧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

“一天,我接到驻守在阳坡头村的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的邀请,说是有事相商。到了杨坡头,三团后勤处粮秣股股长任应宗带我去见刘团长。这位团长当年只有二十四岁,却是个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1932年参加刘志丹的红军,从战士干起,班、排、连、营一个台阶都没有落下。他既和国民党的民团打过仗,也和那些祸害百姓的土匪交过手,还跟那些正儿八经的“国军”拼过命,参加过著名的陕北直罗镇战役。另外,他还东渡黄河,与阎锡山打过仗,是个骁勇善战、铁骨铮铮的军人。抗战爆发后,他准备东渡黄河去打日本鬼子。在赶赴抗日前线的路上,刘团长接到一纸调令,要他留守陕甘宁边区。开始他还闹情绪,认为国难当头,军人就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后来了解到形势所迫,只有保卫边区才能保障抗日,方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地方和部队。

“刘团长见了我便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延安急需一批西药,请你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看能否通过商业渠道搞到。听说你经常跑长安,办事能力强,经验丰富,所以我们想叫你辛苦一趟。'刘团长特意提到了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这种药对消炎、防止伤口溃烂有特效,有了它,可以救活很多伤病员的性命。刘团长亲自交代任务,我感觉到了责任的重大。那几年多次到长安、秦都一代给红三团跑买卖,采购生活生产物资。当时西药是国民党政府管制最严的物资,一旦被抓,会掉脑袋的。

“那次长安买药是我为红三团跑买卖以来最冒险的一次。三团后勤处对我此行非常重视,特意安排了两人与我同行。

“临行前,刘团长拍着我的肩膀一再叮嘱:‘小安啊,一路上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沿途各站都会有人暗中保护你们哩!'为了掩人耳目,我们三人赶了一群羊,佯装去长安卖羊。

“一路上我们走的都是山路,倒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到了长安玉祥门,住进客店后,我们就把羊交给店掌柜去卖。每天一大早,城里的回民饭馆便会有前来买羊。几天后,两个随行的三团干部中的一位因有别的任务先走了,另一位则在三原县等着接应他,买药的事便由我一个去操办了。

“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贩运布匹,本来泾阳、三原一带有的是布,但为了进长安城,我只能舍近求远,特意跑到临潼去采购布匹,因为临潼必须经过长安。那次从长安到临潼,我第一次坐了火车。由于所带现金太多,路上又不安全,我在长安买了一盒蓼花糖点心,把点心吃掉后,钱放在盒子里包装好,随手一提便上了火车。到了临潼住进客店以后,我把点心盒子往墙上一挂,第二天便出门找经纪人买布去了。

“买好了布,我带着经纪人回到店里,从墙上取下点心盒子,打开付钱。那位见多识广的经纪人被我的这一举动吓了一大跳,说:‘上午见你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买这么多的布,钱在哪里呢?没想到,你这人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把这么大笔的钱往墙上这么一挂!'我淡淡一笑说,能住得起店的人,谁会去偷一盒不值钱的点心啊!那人想了想,点头称是。在临潼买好了布,顺利发往了三原县,接下来就是重返长安买药——这才是我此行的重头戏啊!为避免在一家药店购买大宗西药引起怀疑,在红三团的周密安排和暗中配合下,我分别在长安城几家不同的药铺、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买齐了所需的西药。

“药买到手,仅仅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何把那些药带出城去。那时候,长安各城门都有重兵把守,进出城门的人要接受严格检查,像西药这样的违禁品更是排查的重点,非常危险。

“怎么办?正常情况下,要想把这批西药带出城外,几乎不可能。为慎重起见,我不慌不忙地来到各个城门口仔细观察,不露声色地向一些人打听出城的细节。

“一天,两天,丝毫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间就是生命,多少伤员正在等着用药,必须尽快把这批药运回去。

“经过一番详细观察,我发现那些当兵的对普通老百姓穷凶极恶,待有钱人阔太太便换了一副面孔,检查也不严。第三天一大早,我用几块大洋雇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然后又雇了一辆洋车,把西药重新包装了一番,并伪装起来,捆绑在车底下的车轴中间。准备停当后我去了一趟理发店和澡堂,洗澡后穿起长袍,戴上礼帽和墨镜,和那‘阔太太'坐着洋车款款而行。到了西门口,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下来,主动接受检查。当兵的一看洋车、阔太太、戴墨镜的,知道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象征性地看了看,一挥手就让过去了。

“出了长安城只是第一关,要赶到红三团所在的边区阳坡头村中间隔着三、四个县,还有许多关卡。在红、白交界地区,有许多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活动,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落入虎口。但事已如此,没有任何退路,只能硬着头皮一关一关地闯了。

“到了三原县城,我把西药拆开分解,分散裹在布匹里,小心翼翼地捆扎在牲口的驮子上,然后上了路。接应我的人则先行一步,在前面打探情况。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好不容易赶到淳化县和北山县的交界处土桥镇,这时传来消息说:北山县城和塔坪镇两个关口查得非常严,无法通过!

“怎么办?千辛万苦到了家门口,不能功亏一篑啊!

“办法总是人想的。我突然想起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到达清水塬。路上荒无人烟,山高水险,森林茂密,很少有人行走。我从牲口驮子里取出药品,把牲口和布匹寄托在一个可靠的人家里,自己背着那些西药,趁着夜色从土桥翻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山路,到达清水塬——这里是红区,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在清水塬的一个悬崖边上,我用绳子把西药吊了下去,红三团接应的人早已在下面等着。直到这时,我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算不负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啊。

“当晚的月光很好。深更半夜,药被取走后我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悬崖边上。连日来精神高度紧张,几天几夜不停地赶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浑身酸痛,疲惫不堪。

“我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不行啊,在这荒无人烟的旷野里,到处都是狼群,一觉睡去肯定会被狼给吃掉。借着月光,我强打精神,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赶在黎明时分进入河川,来到一个叫连家河的村子。当时我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到达极限,于是摸进了一家人的牛圈里,倒头便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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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被前来赶牛的人惊醒了,感觉自己嘴唇干裂,又渴又饿。我向来人讨了一碗水,一口气灌下去,然后编了个谎说,我得了病,腿肿得走不了路,麻烦给我雇上一匹牲口,把我送到上川的麻村。那人见我如此狼狈,形容憔悴,拿着钱掂了掂,然后就照办了。麻村离阳坡头不远,到了那里,就等于回家了。

“你把药物交给红军,他们咋就不管你了啊?”纬国不解地问。

“怎么会呢?我立了大功,红军肯定不会撇下我不管的。第二天中午,我回到了阳坡头,刘懋功团长亲自到村口迎接。刘团长说药物完成交接以后,红三团派出两路人沿着河川找我,结果我自己回来啦。我当时莞尔一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刘团长拉着我的手说:‘你辛苦了!辛苦了!赶快骑上我的骡子去医院看病,好好休息休息啊!

“后来,我又先后几次给红军采购物资,每次均有惊有险,经历不同。红三团的领导对我非常信任,最多的时候我背了一袋子钱,回来报账的时候全凭一张嘴,要分文不差地对上账。三团的那些长官都佩服我的记性好,胆大心细,做事可靠。”父亲换了一锅烟,吧嗒吧嗒抽个不停。

兄弟俩被父亲的故事感动了。想不到看似平凡的农民父亲,居然有这么传奇的经历。

“为了给红军办事,有一次差点丢了性命呢。”父亲说。

“有一次,我赶着两头骡子执行任务,晚上住在了泾阳县和淳化县交界的口镇。深夜,突然有人闯入店里,指名道姓要抓我。我闻讯一跃而起,这个时候,从前门跑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办?不能束手就擒吧!灵机一动,我急忙往后院跑去。后院是一片菜地,有半人多高的围墙隔着。我越过围墙,就势蹲在了墙根下,顺手抓了一块烧煤炼成的碳渣顶在头上。抓我的人搜遍了客店,搜到后院还是不见人影,感觉很奇怪。

“这时,我听见有人站在我身后叫喊着:‘安玉成就住在这店里,怎么会跑了呢?这家伙是专门给红三团搞物资的!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们把前院后院几乎翻了个遍,几次从我面前经过,我屏声静气,直到脚步声渐渐远去,才掀开头顶上的煤渣跑了出去。

“后来才知道,原来带头抓我的那个人是三团的叛徒,他认识我。那个人曾担任过红三团三营的副指导员,叛变革命后专门在口镇一带帮国民党特务抓捕共产党和给共产党办事的人,残酷杀害。那天我如果落在他们手中,肯定性命难保啊。”父亲说。

“后来呢?”纬国问。

“后来我便决定不再飘泊,回到了槐庄子。那时候,你伯父在槐庄子养着一头牛,种着二十多亩山地。我们决定在槐庄子开始创业。山上有一排破窑洞,我俩收拾了一下,盘炕、垒灶、垒山墙,做篱笆门,然后就住进去了。我用自己挣的钱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开始生火做饭。雨后土松,我们从沟里挖了一棵槐树栽在院里,这棵槐树后来枝繁叶茂,成了人们夏天纳凉、拴牲口和聚会的场所,也成了槐庄子的象征。

“我们兄弟俩鼓着一股气种粮食,拼命地种。天道酬勤,那一年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大囤小囤放不下,只好放在无人住的窑洞里。

“看到这么多的粮食,你伯父突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们抱头痛哭,越哭越伤心。想起我们的父母,他们短暂的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粮食啊!他们要是能活到今天,看见儿子收获了如此多的粮食,该有多高兴啊!”父亲说到这里眼睛有些湿润。他盯着远方,心事浩茫,思绪连翩。

 

第四章


1

开春后,13岁的安纬国开始在北山县塔坪中学读初中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学工学农”,学生每天在校除了上课,停课参加劳动成为一种常态。老师引用马克思语录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干活多少是次要的,主要是用这种形式来锻炼师生的劳动感情,反修防修,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没有人对这种形式提出质疑,似乎所有的学生毕业之后,农村的广阔天地便是他们最好的舞台,没必要再去钻研什么文化课了。

干农活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一些孩子干活的心劲甚至比学习还大。因为那时候,学校评比学生的优劣不是按学习成绩,而是劳动表现。

纬国因为个头比较矮,挖地、锄草、背庄稼常常落在别人的后面。

烈日炎炎,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晕头转向,纬国头上尽管戴着草帽,胳膊被晒得通红,脸上的汗珠子雨帘似的滴了下来,眼睛也睁不开。

午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河滩的地畔上喝水,边舒展腰身恢复体力。婆姨女子们不敢怠慢,扛着袋子拾猪草。男人们闲不住,把河柴拢在一起,放工的时候背回去烧火。河边水草茂盛,风一吹,绿茵茵地泛着波浪。一些孩子跳进背湾处的河槽里开始打水仗,整个河滩立即便沸腾起来,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坡上一层层的梯田是新修的,一圈一圈直通塬上。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把沟底和塬面连接起来,成了梁庄的一条生产纽带。几只大黄牛甩着尾巴在河滩吃草,羊儿漫上了山坡,如闲庭信步。

这个时候,突然有两个同学发现自己的小腿肚上爬上蚂蟥,这下热闹了。

“不要用手拽它!用巴掌拍打,使劲拍打!”大家七嘴八舌地招呼。钻进皮肤的蚂蟥蜷缩着身子掉落下来。

“哎呀,流血了!”

“蚂蝗有毒吗?”

“蚂蝗是没有毒的,只是被叮咬的地方,会有一个圆孔往外流血。”女同学尖声大叫,纷纷检查自己细长的白腿是否有蚂蟥侵犯。还好,并没有人惊慌失措地往山上逃。

这个插曲使大家似乎忘记了疲劳。惊吓过后,大家互相打趣调笑起来。一个叫大牛的同学说:“听说被蚂蟥叮咬的同学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纬国说:“那你是好学生吗?要不,咱们捉几只蚂蟥放在你身上,咋样?”大家又笑,笑得肆意灿烂,无边无沿。

“唱首歌吧?谁给咱起个头。”作为班上的文体委员,安纬国大声喊道。

“唱什么?”一个学生问。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纬国说。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家乡 ……

 

这首歌在当时很流行,大家都会唱。开始是一个人,紧接着便成了大合唱。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    

也热爱家乡   

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歌唱共产党    

毛主席啊共产党    

抚育我们成长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

 

“娃娃们别唱啦,开始干活啦!”队长一声喊,学生们意犹未尽,立即便停了下来,加入社员们干活的行列。

那时候,纬国虽然个头较小,但是很活跃。他担任班上的文体委员后,经常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有声有色,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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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文艺爱好,纬国学习也很认真,成绩名列前茅。他谨记父亲的教诲:知识可以让你变得强大,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父亲说:“不要贪图一时的热闹,嘻嘻哈哈不可能一辈子,也不顶过光景。光阴一晃即逝,学习要趁早,等你错过最好的年华,后悔都来不及了。”

是啊,父亲虽然只是个农民,但他见过世面,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他说的话村里人都爱听,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纬国看来,知识不但能够改变命运,更吸引人的是它能给人带来无限乐趣,让你活得更充实。农活干得再好,只能一辈子待在北山塬上,像老青驴一样地劳动,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忙碌如蜂蚁,卑微如草芥。

还是在梁庄的时候,纬国便是学校的名人了。作为文体委员,不仅要负责全班的文艺活动,每天还要替老师收交作业。那时候虽然整个社会学习风气都不好,但大多数老师还是兢兢业业地完成教学,认真批改作业的。

这个老师讲课方式很特别。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他打破了传统的授课方式,喜欢与学生互动。比如教授古诗的时候,他提问:“日照香炉生啥烟?”

学生异口同声地答:“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什么川?”

“挂前川!”

“飞流直下多少尺?”

“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啥天?”

“落九天!”

同样,教授毛泽东诗词的时候,老师也是采用这种方式的。

“春风杨柳几千条?”老师问。

“万千条。”学生答。

“六亿神州怎么尧?”老师问。

“尽顺摇(舜尧)!”学生答。

……

无奈一些学生劳动很积极,就是不愿学习,当然也不愿意交作业。最为典型的便是那个喜欢偷菜的女人翠英的孩子,个个人高马大,十分不喜欢学习。翠英因为偷窃经常与人吵架,在梁庄及附近村落都颇有名气,有一次甚至被公社当作坏典型进行批判。批斗会上,人们指指点点地评论着,女人昂首挺胸,搔首弄姿,春风得意,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展示的舞台,回村后我行我素,该干啥还干啥,一点也没有消停的意思。直到有一天,被纬国兄弟装神弄鬼一顿吓唬,这才偃旗息鼓,安静了好一段时间。

每天,纬国在班上收完作业,最后一个来到翠英的两个儿子大牛、二牛跟前。大牛、二牛比纬国都大几岁,个子比纬国也高出一头,块也壮实。兄弟俩仗着人高马大,有一股子蛮劲,根本不把纬国放在眼里。

作业收不上来,则说明文体委员不称职。有人让他反映给老师,让老师直接收缴,纬国认为不妥,原因有二。其一他讨厌向老师打小报告;其二大牛、二牛根本不怕老师。兄弟俩经常迟到,老师去找家长,被翠英一顿臭骂赶了出来。

翠英说:“上学是费脑筋的事儿,我儿子一学习就头疼,你不让他们多睡一会儿,难道要学成脑瘫吗?再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做主人了,过上幸福的日子了,我儿子想睡到啥时候就睡到啥时候,你管得着吗?”老师很生气,于是罚大牛、二牛站在外面,翠英知道后,跑到学校把老师骂了个狗血喷头,天昏地暗。从此,关于大牛和二牛的学习,老师就不管了。

“大牛,二牛,说,你们交不交作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纬国严肃地说。

“嘿!你算老几啊?老子就是不交,有本事给老师告去!”大牛“嚯”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牛眼大瞪,咄咄逼人。

“你还是不是男子汉?”纬国问。

“呸!老子不是男子汉,难道你是啊,哈哈哈!”大牛笑得浑身乱颤。

“男子汉可是说话算数的。”纬国并不激动。

“那当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转弯抹角,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哩。”

“你是男子汉,敢跟我比吗?”

“比什么?”

“比上树,看谁爬得高。”纬国望了一眼学校院外面的一排白杨树。杨树高大挺拔,直耸天际。

大牛、二牛对望了一眼,看了看纬国,见他那么瘦小,不由得笑了起来。

“就凭你?”大牛睨视着,鼻子哼了一声。

纬国点了点头。

“说,赌什么?”

“谁输了,就脱光衣服,在学校跑一圈。”

“你能赢吗?”大牛忍不住笑了。

“敢不敢?”纬国说。

“嘿,跟你比学习,老子肯定不行。爬树可是行家里手,长这么大,还没输过人呢!”

“二牛,咱们一起来?”纬国用挑衅的目光望着兄弟俩。

“来就来,谁怕谁啊!”二牛显得满不在乎。

“一言为定。全班同学为证!输了抵赖就是小狗,跪着学狗叫,脱光绕村子三周!怎么样?”

“好!”同学们一片叫好。

比赛开始了。班长一声哨令,纬国、大牛和二牛每人搂着一棵白杨树,开始往上爬。

大牛卯足了劲,“嗖嗖”往上窜;二牛也不甘落后,只有纬国落在了后头。

“纬国,加油!纬国,加油!”同学们站在树下,大声地喊叫着。

在同学们的呼喊中,大牛兄弟速度依然不减。纬国速度虽然有所提升,但依然落于下风。

“纬国,加油!纬国,加油!”同学们喊得声嘶力竭。大家都希望纬国能够取胜,杀杀大牛兄弟的嚣张气焰。

随着距离地面越来越高,大牛、二牛速度均有所放缓。因为树越到顶端枝干越细,爬着爬着,开始晃动起来。这时,纬国已经追了上来,与他们的位置几乎不相上下。纬国因为身材相对瘦小,攀着树身又往上爬了两个枝节,比大牛兄弟高出两个身位。大牛兄弟自然不愿认输,但由于他们体型相对庞大,每往上爬一下,树身便剧烈地摇晃起来,摇摇欲坠,最后只好作罢。

“愿赌服输。脱吧。”三人下到地面以后,纬国平静地说。

“这个不算。”大牛僵着脖子,样子不服气。

“为啥不算?”纬国说。

“爬到树梢晃了起来,不能再爬了,所以不算。”二牛说。

“那咱们再赌一回,咋样?”

“赌啥?”

“赌摔跤。谁胜了算赢,输了兑现刚才的承诺。”纬国说。

“跟谁?跟你吗?”大牛兄弟“噗嗤”一声笑了。

纬国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个不行,大家会说我欺负你哩。”大牛摇摇头。

“咋,怯火了?”纬国笑着说。

“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不过纬国咱丑话说到前头,摔疼了你可不许哭啊!”大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同学们可以作证。这回谁输了可不能再食言啊!”纬国退了一步,也做好摔跤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大牛一个饿虎扑食冲了过来,纬国一闪,脚下使了个绊子,大牛没刹住,一个马趴倒在地上。

同学们哈哈大笑。

“这回不算,我还没准备好呢。”大牛很快便爬了起来,再次拉开架势。

纬国主动出击,抬脚踢在大牛的腰上。大牛一闪,双手去抓他的腿,纬国一挫身,一个扫堂腿踢了过去,大牛打了个趔趄,纬国顺势用力一推,大牛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吡牙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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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纬国赢了啊!”大家一片欢呼。

“这个算啥本事呢!”二牛在跟前看了,颇有些不服气。

“不行你也上,摔倒我也算数。”纬国小时候在槐庄子时,伯父曾教过他几招摔跤的技法。伯父说摔跤贵在避重就轻,声东击西,出其不备,如果跟对方拼蛮力,胜算不大的。

二牛吸取了哥哥失败的教训,他一上来便抓住了纬国的肩膀,狠劲地往地上摔。纬国差点被他晃倒,猛地一挫身,抱住二牛的一条腿便往上掀。二牛身子失去了平衡,摇晃着撤了几步,最终还是倒在了地上,比哥哥摔得更惨。

“好,好!”现场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怎么样?这回该兑现了吧?”纬国笑嘻嘻地看着对方,目光坚定。

大牛兄弟满脸通红。他们相互瞥了一眼,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开始慢腾腾地脱衣服。

那是秋天,大家都穿着夹袄。脱掉之后,里面就剩了背心。

很快,上面就脱光了。

同学们一片叫好。

“……纬国,能不能不要再脱了,再脱……可就……露馅了。”裤子脱掉后,里面就剩了内裤。大牛脸颊通红,讷讷地说。

“脱!脱!说话不算数,要不要脸呐!”一群男孩跟着大声起哄。

“大牛,二牛,你们还是不是男人?”纬国目光咄咄逼人。

“纬国,你看,能否换一种方式……这么多的同学,多丢人啊!”大牛早已没有了刚才的威风,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想笑。

“那好,给你们换一种玩法——去沟里挑三担水上来。”纬国说。

“成!挑水就挑水!”大牛二牛立即穿好衣服,回到房间拿起一对木桶就下沟去了。

沟底的泉水距离塬面少说有五六里地,山路崎岖陡峭,挑着水很难行进。兄弟二人气喘吁吁,汗如雨下。

“两担了,还能挑吗?”看着兄弟二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纬国笑嘻嘻地问。

“好兄弟,换,换一种方式吧。再挑,就虚脱了呢。”大牛明显底气有些不足了。

“那好,背唐诗?怎么样?”

“不……不行。这个你知道,我们不会。”

“成语接龙?咋样?”

同学们哈哈大笑。兄弟二人尴尬地摇摇头,样子很无奈。

“比背毛主席语录!”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这个……可以试试。”大牛自持背过许多主席语录,跃跃欲试。

“错了可是要惩罚的哟。”纬国说。

“怎么罚?”二牛问。

“喝凉水!谁错一句喝一碗凉水。”纬国看着地上的两桶水说。

比赛开始了。同学们拿着《毛主席语录》提示一句开头,要求把剩下的语录背诵完。

大牛兄弟一开始还不错,一人只错了一句,端起凉水“咕咚咕咚”便灌了下去。纬国则每句全对,不用喝。

接下来的背诵频频出错,凉水一碗接一碗地灌了下去,到后来,兄弟俩肚胀如鼓,两眼翻白,“哇哇”全吐了出来。

“算啦!别喝了。脱光衣服学狗叫,绕着村子跑三圈,这件事算了啦。”看着兄弟俩狼狈不堪的样子,纬国狡黠地笑着。

“纬国,好兄弟,还有别的选择吗?”大牛一肚子的凉水直往上冒,众目睽睽之下,他看着纬国,几乎是苦苦哀求了。

“裸奔,或写作业,你们自己挑选吧。”纬国把坑挖得很大,终于回到了正题上。

“……嗯,写作业——可是我们真的不会呀!”大牛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有些不知所措。

“只要你们愿意写,不会,我可以教你们呀!”纬国说。

此后的一段时间,大牛兄弟开始交作业了,令老师十分诧异。母亲翠英知道后,专门蒸了两个大红薯到纬国家来致谢。

翠英说:“好我的娃哩,这两个混世魔王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能把他们带到正路上,不简单啊!他俩以后要是有了出息,婶子会重重地谢你呀!”

事情达到如此的效果,是所有人没想到的。大家都夸纬国鬼精,有办法。

纬国笑着说:“也不看看我是谁,嘿嘿。‘怪猫'岂是浪得虚名吗?——哈哈哈!”


2

初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安纬国的班上来了一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任杨。他体型高大,颇有才华,踌躇满志,一心想把这个班打造成全校的样板。

那时候,纬国所在的班是全校出了名的“文艺班”,经常编排一些文艺节目在学校汇演,受到全校师生的关注。纬国编排的小品节目《拉车》曾在全县中学文艺比赛中获优秀节目奖,受到领导的高度赞扬。

任老师来的时候,纬国正在组织学生排练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打进匪窟”的一折戏。大牛饰演的座山雕总是不入戏,不但忘台词,时不时就笑场了。纬国决定让另一位同学替换他,大牛说什么都不同意,要求纬国再给他一次机会。纬国让他好好排练,把台词背熟。

演出的那天,剧本规定是——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精神焕发。”座山雕:“怎么又黄啦?”杨子荣:“防冷涂的蜡。”扮演杨子荣的那位同学可能由于太紧张,这段对话的台词变成了——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防冷涂的蜡。”大牛扮演的座山雕一时没反应过来,照问不误:“怎么又黄啦?”扮演杨子荣的同学一听,第一句说错了,又不能收回,遂改口现编词儿:“又涂了一层蜡!”接下来该怎么说,大牛和那位同学面面相觑,结果就卡住了。

纬国急得搔耳弄腮,示意接着往下演……

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在排练革命样板戏,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一次,县剧团来塔坪镇演《智取威虎山》,镇上没电,用砸炮。演到杨子荣枪毙栾平,唱完那段“快板”后一把勒紧栾平举枪就打。后面铆足了劲砸下去,臭炮,没响。那位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不愧见多识广,临场经验丰富,他又说了一句:“我代表人民”,又一挥枪,没响。演员急了,说:“我代表党!”再举枪,结果还是没声。——总不能这么老耗着呀,那个扮演栾平的演员后脖子都快给勒断了。扮演杨子荣的演员灵机一动,一脚把栾副官踢了下去,骂了一声“——去你妈的!”转身插枪入腰间。

后台看也没看,“砰”的就是一下,这次响了!结果不偏不倚,正打在“杨子荣”的命根子上面,疼得他当即便倒在地上……

那时,除了学校,各村各队也在排练革命样板戏。梁庄队长听说纬国在学校有经验,于是便让他带领村民排练《红灯记》。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演出的那天晚上,纬国特别操心,因为演员大都比较紧张,对他们来说,唱革命样板戏都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

越是这样越容易出错,在演出《红灯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的时候,有一段应该是日本宪兵上场向鸠山队长报告:“报告,李玉和他宁死不讲!”可是扮演宪兵的二牛匆匆忙忙上场就来了一句:“报告,李玉和他招啦!”纬国的脑袋“嗡”地一声就大了,狗日的,这二杆子,今天第一次就砸锅了!

不料饰演“鸠山队长”的安保国并没有慌,只见他稍一愣神,随即把桌子一拍:“放屁!共产党宁死不讲,再审问!”掩饰得天衣无缝。纬国的一颗心轰然落地,细看台上台下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细节,这才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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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小学相比,中学的课程也不多,学生大部分时间不是学习,也不是搞校园劳动,而是排练文艺节目。那时考量各学校的指标不是教学质量,而是文艺活动开展得是否红火,是否热闹。当然,如果有节目能够在县上得奖,自然是最风光不过的事情了。

任老师到来后,对班上的文艺活动非常重视。参加文艺演出的学生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排练节目,周末也不能休息。这种情况下,距离学校比较近的同学还可以接受,离家远的住校生就吃不消了。

那天下午,任老师在放学前要求班上参加演出队的人员周末不放假,由安纬国负责组织大家排练新节目,而他则骑着安纬国的自行车,到梁庄去会在那里当教师的女朋友了。

由于许多学生都是住校生,周末回家带一周的干粮,到了星期六大家已是弹尽粮绝,怎能熬到周日晚上同村同学把干粮带来呢?

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同学们肚子咕咕叫,心慌意乱怎么排练?

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安纬国便自作主张,周日上午放大家回家去了。反正老师会女朋友去了,周一早晨才能回来的。

谁知老师不知何故,突然在礼拜天上午回到了学校!

纬国知道这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老师临走之前一再叮嘱,要他们加紧时间排练节目。

班主任任杨找到安纬国,火冒三丈:“安纬国,你为啥把学生都给放了?”

纬国说:“任老师,大家都没饭吃了,饿得发慌,排练无精打采,不如放他们回去带来干粮,然后我们加紧时间排练。”

班主任说:“一顿饭不吃能饿死吗?时间这么紧,分秒必争,你倒好,把人给我放羊了!去,我要求你马上把人找回来!”

“这个我做不到。”纬国见老师盛气凌人,不讲道理,倔脾气也上来了。

“做不到咋有本事把人打发了呢?你不是很能干吗?咋就叫不回来呢?安纬国,我告诉你:现在是上午十点,限你十二点之前把人都给我叫回来,否则拿你是问!”老师指着纬国的鼻子,情绪很激动。

“他们都住得那么远,怎么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回来呢?这个我做不到!”纬国的口气也很强硬。

“做不到就不要干了!”老师大声地咆哮着。

“不干就不干了,谁稀罕谁干去!”纬国瞥了老师一眼,扭头便走。

“你给我站住!哟呵?!翅膀硬了,有了点成绩尾巴就翘上天了?安纬国我告诉你:地球离了谁都在转动,你不要以为班上的文艺活动离了你就不搞了!”

“那好啊!你让别人去搞不是更好吗?”

“我撤了你的文体委员!”

“撤吧!早就不想干了呢!”

“你!你……好吧,安纬国,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就不信我任杨还治不了你啦!”老师脸色惨白,气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一大早,班主任任老师便在班上宣布了撤销安纬国文体委员的决定,命另一位同学代理。

纬国与老师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情况很尴尬。

周末如期而至,有一件事情是任老师疏忽的,那就是安纬国的自行车。没有这个他无法到达梁庄,无法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女朋友。而这个班上,只有安纬国有自行车。老师曾授意一位同学找到他,只要给班主任赔个情道个歉,把自行车借给他,可以既往不咎,恢复纬国文体委员的职务。还有,另一位同学上任后节目排练搞得一塌糊涂,令任老师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不。你告诉任老师,我安纬国不稀罕!还有,我要回家,自行车不能借给他了。”

冷战就这样拉开序幕。班主任处处找纬国的麻烦,他沉着应对,显得不急不躁,令任杨老师十分恼火。

周末的时候,任老师不得不提前守在路上,等待去往梁庄的拖拉机或者其他便车,有一次竟步行几十里,结果路遇大雨,浇得落汤鸡似的,回到学校便感冒了。另外,这位班主任老师还有一个嗜好,喜欢晚上给班上漂亮的女同学补课。补课的时候喜欢紧紧地靠在女同学的身后,手把手地教她,有时甚至把脸贴在女同学的脸蛋上,样子十分猥琐。

开始的时候,二牛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纬国,纬国虽然发现任老师看漂亮女孩的时候有些色迷迷的,但不相信他会那么放肆。直到有一天晚饭后,二牛神秘兮兮地拉着纬国来到任老师的窗前,用唾液弄破窗户纸往里看——眼前的一幕令安纬国目瞪口呆:只见任老师紧紧地搂着女同学,不要命地把嘴往女同学的脸上凑。女同学面红而赤,极力地躲避着……纬国用力地咳嗽了一声,任老师大声问:“谁?”二牛连忙拉着他逃开了。

“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纬国说。

“人家是班主任,你咋个阻止呀?”二牛显得有些无奈。

“这样,把你哥叫来……”纬国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他们一个在老师房间的前门附近,一个在后窗周围隐蔽,不时用土块砸老师的门或窗,直到看着女同学从老师的房间走出来为止。

一转眼,两年的初中学习生活结束了,在班上一直担任文体委员学习成绩优秀的安纬国竟没有被推荐上高中。

纬国的父亲找到学校,学校给出的理由听起来有些荒唐可笑:由于安纬国的两个哥哥先后都上了高中,这次轮也该给到别人了!

同时没被推荐上高中的还有大牛和二牛兄弟俩。据说班里同学民主推荐,纬国的排名在前十位,而他没有被推荐上高中的真正原因则另有隐情。

原来他们的那种“护花”行为早已被任老师发现,班主任铁了心不上安纬国上高中!


3

初中毕业,没有被推荐上高中,十五岁的安纬国只能回乡参加劳动,变成了一个农村小社员。

那个年代,正赶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他们那些小娃娃和村里的成年人一样,早晨五点左右就得起床参加劳动,而且不论男女老少,每人每天十方土的任务,雷打不动。

所谓十方土的量,即从一个指定地方搬到另一个指定的地方,不但要挖开还要用架子车拉到几十米开外的地方。

红旗漫卷,歌声震天,所有生产队向大寨学习,在山坡上造人工梯田,誓把渭北高原变成小江南。由于缺乏营养,十几岁的纬国又瘦又小,每天起早贪黑,与成年人一样承受超出负荷的工作量,感觉真吃不消。

北风寒冽,地冻山瓷,纬国一镢头下去,震得虎口开裂,鲜血淋漓。手被冻肿了,耳朵冻烂了,母亲说娃呀,实在不行,就让你大给队长请个假,休息几天吧。纬国说娘,我能坚持得住!

一段时间后,他感觉自己已经适应了,每天不用父亲帮忙也能完成自己的土方量。后来,社员们都喜欢与他做搭档,纬国虽然人小,但不会偷懒,干活井井有条,有板有眼,令人称赞。

那段时间,各地都在举办学习班,专门整治各类“牛人。”一天,有人向上级告发,梁庄大队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

学习班按程序对每一位“学员”进行教育后,要求安纬国的父亲安玉成具体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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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玉成说:“我就是买了一头牛,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

批斗者说:“你为什么把牛买回来又要卖了?”

安玉成说:“那头牛本来是给生产队买来驾辕的,结果发现不合适,所以又卖了。”

批斗者说:“你胡说!这中间你肯定赚了差价,拿了好处!告诉你:这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知道吗?!还有,听说你在解放前便搞投机倒把,从红区赶着羊卖到白区,然后买回布匹,回到红区大发不义之财——这个是否属实?”

安玉成说:“我那时做贸易只是个幌子,主要任务是给红三团的战士买西药啊!不信你们可以去找刘懋功将军调查呀!”

批斗者不加理睬,继续列举安玉成倒卖牲口的各种罪行,要他老实交代,深刻检讨……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山出现了粮荒。这是继“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粮食最短缺的一段时间。大多数人家刚过了三四月份就断了粮,只能靠挖野菜和偷生产队的苜蓿来糊口,他们本队偷了偷外队的,一直偷到附近的各个山头上。

苜蓿是一种三叶形的植物,刚长出嫩芽的时候,采摘下来可以当菜吃,等长老了,人就嚼不动了,只能作为牲口的饲料。相传苜蓿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回内地的,作为一种菜,它没有怪味道,加工时切碎,和上面,再放点油和佐料放锅里一蒸,既可当饭又可当菜吃。由于苜蓿耐旱,在缺雨干旱的情况下照样能生长,于是就成了当地民众灾荒之年的救命菜。

农民穷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阶级斗争却是不能停的。社员们白天劳动,晚上拖着饥饿的躯体参加各种学习讨论和批斗会。

有一次,梁庄大队团支部书记组织一帮年轻人开会学习,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然后书记一声号令,带领大家去集体“偷菜”。看来政治真的不能当饭吃啊!

长期吃野菜充饥,农民的健康每况愈下,得病的人越来越多,村上的劳动力一下子减少了许多,严重影响“农业学大寨”工程。不得已,北山县向上级告救助,秦都地区赶快组织医疗队下乡,给农民看病。

当时,已卸任的生产队长张晋佑长期患有胃病,遇上吃糠咽菜的年月,雪上加霜。他得了肠梗阻,被送进了塔坪镇医院。幸亏秦都来的医生为他做手术,但120元的手术费对张晋佑一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那时候,即使拥有400多口人的梁庄生产队,帐上也没有这么多钱。

张晋佑的妻子是甘肃人。三年“自然灾害”甘肃灾情严重,饿死了不少人,许多女人带着孩子一路乞讨求个活命,梁庄的光棍们于是便收留了她们。甘肃女人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可以领到家里来。张晋佑的妻子便是众多甘肃女人中的一位,她不仅长得漂亮,并且还念过书,有文化。梁庄人都说张晋佑有福气,因祸得福,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更为难得的是,三年困难过后,许多甘肃女人又回到了她们原来的原籍,张晋佑妻子没有走,她爱丈夫,也爱这个家。女人为张晋佑生儿育女,里外操劳。

此时此刻,丈夫得了重病,急需用钱。可是这么一大笔钱上哪去找啊!这个甘肃女人为了救自己的丈夫,跑遍了村里所有能借到钱的人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哀求,才借到40元。

怎么办?丈夫的病刻不容缓,女人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借。

一天,她来到安纬国家,一进门就对纬国父亲母亲磕头,声泪俱下地说:“三叔、三姨,救救晋佑吧!我知道三姨常年有病,你们的日子也不宽裕,可三叔你就是出面借钱也比我面子大啊!晋佑要是没有了,这个家就完了!”望着这个女人悲切的神情和眼里的泪水,纬国的父母被深深地感动了。父母都是受过苦的人,知道人穷苦人的难处。当时刚好大哥建国寄来49元钱,家里又卖了一头猪,家里一共有100元钱,母亲毫不犹豫地拿出80元给了张晋佑的媳妇。

张晋佑的手术做的很成功。术后妻子精心照顾,他的身体慢慢恢复起来,后来活到70多岁还能下地干活呢。


4

建国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老二兴国、老三卫国部队复员后也都参加了工作,其他兄弟除了老八还在上学,其余的都在生产队干活了。

老四和老五因为吃苦能干,成了队上的骨干劳力。老七纬国虽然年纪小,但也不愿落在后头。由于他身材瘦小,人尽其才,常常被安排做一些较为“灵巧”的事情。比如上树砍柴,下井挖泥,地畔打桩,崖上打孔等,相对都比较危险。有一段时间,纬国每天被社员用绳索拴着,悬在土窑洞的外立面,手持一个小镢头,用尽全身力气,把窑洞表面风化了几十年的土刮下来当肥料。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被吊在下面,大人们在窑洞上面用力拉住绳索,根据他们的工作进度调节绳索的高度。

这项工作看似好玩,实则非常危险。常常,从上面掉下来的土块一不留神便砸在头上,弄得满头满脸都是土,眼睛也睁不开。还有一次上面绳索没拽紧,绳子突然下滑,把人摔个半死。最滑稽的是有一次他们正在刷崖,二牛的裤子不知怎么掉了下去。因为天热,他只穿了一条长裤。下面的社员“哈哈哈”笑成一片,二牛悬在半空羞得脸通红,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二牛妈倒是大方,她一边捡起儿子的裤子,一边鼓励二牛:“男娃娃家,怕个啥?谁没有光屁股呀!我娃接着干,脱了才凉快呢!”好在干活的时候是面朝窑面的,大家笑了一阵就散了。其实在农村,男孩七八岁还穿着开裆裤呢。夏天酷暑难耐,村里的涝池便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十几岁的男孩把自己剥得精光,扑哩扑通便跳了进去。涝池边蹲着一圈洗衣服的妇女,他们全然不顾,玩得优哉游哉。

不久,纬国又被生产队派到公社组织的一个叫造“小江南”的运动中去了。那地方叫“深底沟”,距离梁庄大约有十多里地,社员们开山挖渠,打造北方的鱼米之乡。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大家便须从家里出发了。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在天亮之前必须到达工地,准时开工。离村那么远,也不管饭,吃的要自己带,喝的是河渠水。工地上红旗漫卷,喇叭上播放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曲。中午的时候,有文艺队会来跳“忠字舞”,社员们边吃边看,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浑身发软,还要走十多里山路才能回去。对于安纬国来说,当时最折磨他的不是体力劳动所受的苦,而是每天早晚要路过塔坪中学的门口,最怕碰到同学或老师——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长久挥之不去!

夏天来了,“小江南”也建设得有模有样了。谁知一场暴雨如期而至,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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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形形色色的运动把农民折腾的越来越穷。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农民生活开始有点起色。这一年,上面颁布新政策,允许各大队组织一部分青年到城市搞副业。铜川是离北山县最近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生产煤和水泥。梁庄大队派出能人到铜川去联系业务,很快就在一个水泥厂包到了改造河道的工程。各生产队抽出精兵强将,组成两百人的队伍开赴铜川。青年们听说要到城里干活,争先恐后地报名,都想去体验一下城市生活,何况一天还有四角钱的补助在诱惑人呢。

水泥厂的工程仅仅干了一年,梁庄大队的经济状况就大为改观。首先买了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改变了祖祖辈辈用牛耕地的生产方式,每个生产队又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用来向地里运肥。最苦最累的活用机器来代替,社员们再也不用早出晚归往地里挑粪、赶着牲口拉犁耕地。

安保国是第二年被派往铜川工地的,梁庄第四生产队还委任他为临时负责人。保国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远门,别提有多高兴了。

临行前的头天晚上,保国激动得睡不着觉。根据大哥每次带回来的消息,城市有着农村完全不同的模样。那里高楼大厦,电灯电话,宽敞的水泥马路上跑的是各种各样的小汽车。保国虽然去过县城,但当时的北山县城破破烂烂,尘土飞扬,几乎和农村没啥区别。他渴望看到高高的楼房,渴望站在高高的楼顶上看城市的风景;他渴望像画报上看到的工人一样,在干净整洁的厂房上班,每天下班后,穿着干净的衣服在马路上散步,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渴望有那么一天能坐进像蜗牛一样的小汽车里,看看里面的构造和拖拉机有啥不同……

同保国一样激动的,还有他的七弟纬国。两年来,纬国跟随梁庄的社员们上山下洼,填沟造田,寒来暑往,风雨兼程。从小学到初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是因为得罪了班主任老师,他被拒在高中的门槛之外,回乡务农。所有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人生的道路被拦腰斩断,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只能选择接受。如果说刚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还抱着些许幻想,然而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所有的期冀。每天起早贪黑,像牛一样耕作,像那头青驴一样地劳动,到年底,每个工分值所得到的报酬少得可怜。一家好几个强壮劳力没日没夜地干活,到头来连肚子都填不饱。

纬国想抓住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说不定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听父亲说,铜川是个繁华的城市,煤业发达,交通便利。他跟四哥商量,要他找队长把自己的名字也填写进去。毕竟,四哥是青年突击队队员,他的意见,队长会考虑的。

然而队长以年龄太小为由,拒绝了保国的请求。队长说纬国还小呢,以后有的是机会。

第一次坐敞篷汽车,小伙子们兴奋得大声尖叫。汽车风驰电掣,扬起的灰尘像浓烟一样,呛得人睁不开眼睛。道路坑坑洼洼,车子颠得跟拖拉机似的,人随着汽车上下跳跃,左右晃动,大牛早晨吃的饭全呕出来了。即便如此,大家的心情还是无比舒畅的,想想就要到达繁华的都市,遭这点罪算得了什么?嫌颠?嫌颠你回去嘛,没人强迫你去啊!

一路上都是村庄。田野里都是社员,一群荷尔蒙过剩的年轻人就冲着社员们喊:“哎!贫下中农社员们,你们好啊!”地里干活的人仰起头,看见卡车上的年轻人挥舞着帽子,也喊了过来:“嗨!你们要去哪里呀?”“我们要去铜川,去做工呢!”“做工啊!好样的!”车子疾驰着,风沙弥漫,声音被裹了起来,埋在了风里。

“谁给咱带个头,吼几句秦腔吧!”保国大声地喊。

“你唱嘛!《红灯记》选段!”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它!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好!再来一段《沙家浜》智斗!”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的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骗走了东洋军,我才躲过大难一场。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难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哎呦!”车子猛地一颠,保国一屁股坐在车上。

“趴下了,下来帮忙推一把!”司机在下面大声地喊。

“这个胡司令,狗日的!刁德一还没来,你就趴下啦!”大牛骂了一声,率先跳了下去。

卡车陷在一个很大的坑里,“突突突”就是出不去。大伙连推带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推上来,谁知刚走了几步就熄火了。距离铜川还有一段距离,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二十个小伙子只能推着车往前走。

好不容易到了铜川,每个人身上都是泥,脸上一层土,个个像土地爷似的,但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脸上的表情是兴奋的。铜川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都是黑的,马路是黑的,房子是黑的,汽车是黑的,就连山上的树木都是黑黝黝的。一碗水喝完,下面沉淀的都是煤渣子。空气中飘散着细细的煤尘,伸手一摸,脸上一把黑,感觉个个都像挖煤的似的。

梁庄社员承包的工程在铜川市最南端的火车道边上。工程队办公室和厨房是一栋破板房,保国他们的宿舍是半山腰几口没有门窗的窑洞,据说是当年劳改队住过的。一路上都没见到宽敞的马路和漂亮的汽车,更别提什么高楼大厦了。这里的环境别说北山县城,和梁庄比也差得很远。梁庄虽然贫困,可山清水秀,有蓝天有白云,干一天活下来虽累得要死,但水是干净的,地是干净的,衣服也是干净的。家里条件再不济,也比这半山上的破土窑洞强啊!

接下来的考验更加严峻:保国他们被分为两个班,一个班干十二个小时,白天黑夜两班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用架子车拉石头,比在生产队干土方活还要累。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说说笑笑,后来就表情严峻,没人笑得出来了。

按说下这么重的苦,伙食应该跟得上,谁知每天除了玉米馍就是“钢丝面”(一种用玉米面和高粱面加工成的面条。)”吃得人口吐酸水,难以下咽。

保国庆幸自己的兄弟纬国没有来,他来了一定会吃不消。他们住的下面是新川水泥厂的家属院,每逢上下班都要路过。每次路过,正是人家吃饭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馒头和雪白的细面条,还有鸡蛋、葱花、西红柿等菜品,馋得大伙直流口水。铜川附近产耀州瓷,全国闻名,他们每人花两毛钱买了个大老碗,一碗能装一斤面条。因为苦重,加之饭菜没甚油水,许多人一顿饭一斤面条都不够。吃的菜主要是茄子和土豆,上百人吃饭,不可能细细地加工,煮熟了的大锅菜,上面象征性地泼点儿油,意思意思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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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住了最初的磨炼,大家便渐渐开始适应了。因为都是年轻人,生活虽然很清苦,笑容慢慢又回到了脸上。毕竟,这里是城市,每天都能见到火车、汽车及工厂的机器。十二小时的重体力活以后,一觉睡起来,感觉浑身像充了电,满满地又有了活力。大家于是换上件干净衣服,三五成群地到市中心去,漫无目的地闲逛。这些人从山旮旯里出来的青年人的一举一动和这座城市显得格格不入,可他们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行。

保国住地附近有个小火车站,里面堆放着许多工业原料和煤矿用的炭柱子。有天下午,他们在铁道旁边闲逛,过来一位汽车司机,要他们帮他装一车炭柱子,并答应给他们十二元钱的报酬。

12元!好家伙,快顶一个人一月的工资了!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嘛,他们当然愿意干!于是六七个小伙子一起动手,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每人能分将近两元钱。大家都有些心花怒放——原来城市里挣钱这么容易啊!司机要求他们打个便条好回去报账。他们中间有个小秀才叫梁文秀,这事当然难不住他。有人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小牛皮纸,梁文秀那刚劲而清秀的几个汉字便落在了这块肮脏的纸片上。司机看了后要求盖上章子才能有效,这一下把他们给难住了。这些只知道干活吃饭的小青年哪有象征着权力的印章呢?即使有,谁还能把它经常带在身上呀。眼看着快要到手的钱被一枚小小的印章给卡住了,大家急得七嘴八舌出主意。在这紧急时刻,旁边的一位老者说话了:“我这里有章子,你看是否管用?”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拿到了工钱,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其他队的人知道。于是下班后,他们四队这几个小青年就偷偷摸摸出来挣外快了。

世界上任何事要做到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久,各大队的人都涌到这个小火车站找活干,原来装一车能挣十二元钱最后降到了五元,就这样大家还争着抢着干。

恶性竞争终于弄出了是非,很快,上级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夜里,大家刚睡下,上面来人通知全体到队部开会。王队长神情严肃地说:“这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们来这里搞副业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做贡献的,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最后,他要求凡是参与者统统把挣来的钱交公,各队负责人还要写书面检讨。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业余时间出去打工挣外块了。


2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风卷着残雪打在脸上,逼得人眼睛也睁不开。农田大会战如火如荼,红旗漫卷北风。纬国从地里回来,母亲交给他一封信。信是平原省泰州发来的,那里是华夏油田的总部,三哥卫国部队复员后,在大哥建国的帮助下,分配在油田上当医生。

在梁庄,纬国家的信最多,不是大哥建国从北京发来的,就是三哥卫国从平原发来的。二哥兴国复员后分配在了本省,可以经常回家,所以很少写信。

往常,大哥、三哥写的信,收信人都是四哥保国的名字,这些信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以及自己学习工作的情况汇报,让父母安心。然而这一次信封上赫然写着纬国的名字,令他颇感意外。

纬国匆匆拆开信封,里面一整页信纸上就写着三个字:“等电报!”

这封奇怪的信令纬国颇费思量。当时家里的情况是四哥保国在铜川打工,五哥少国在生产队劳动,六哥治国毕业后在小学教书,八弟爱国还在上学。这封信指名道姓让他签收,并且只有三个字:等电报。等什么电报?

首先不会因为家里的事儿,家里的事眼下还轮不上他老七操心呢。那么,这个未知的电报就应该与他有密切的联系了。难道是三哥在油田上给他联系了工作?不会吧?他才十六岁,听说招工都要年满十八岁才行呢。那么,应该是让他到油田上去上学了。仔细想,觉得也不靠谱。自己的户口又不在外面,怎么可能去油田上学呢?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三哥想让自己到油田上去看看,散散心,开开眼界。因为他从未出过门,等电报来了便告诉他确切的出行方式,或者三哥亲自回来接他也不一定……

纬国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招工比较靠谱些。那么如果自己去油田上班,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到了油田上能干个啥呢?!

那一夜,纬国年转反侧,浮想联翩,难以入睡。

 

平原省泰州,华夏油田。

安卫国从新疆复员后便分配在油田医院,一晃几年过去,自己也在这里扎根落户了。

那段时间,油田正在搞大会战,卫国所在的医院沧保路北侧那一大片低洼的盐碱地被华夏油田全部征用了。他们所在的路南侧是将来的物资转运站,即供应站。路北侧正在规划建设,除了供应站外,所有单位都将搬迁过去。已经搬过去的有管子站,修保厂,安装大队(又称钻前大队)及基建科等。

一大早,所长叫安卫国到办公室,让他到路北侧去设一个医疗点,地点设在管子站,因为那里盖起了一栋砖房。

油田会战初期,几乎所有人都住在帐篷,在木板房里办公。木板房夏天酷热难耐,冬天滴水成冰,冷得人缩手缩脚。阴差阳错,作为基层工作者的安卫国,反倒早早住进了砖房。砖房对面是新建的澡堂,每周一、三、五男,二、四、六女。劳累一天能洗个澡,是莫大的享受。无奈澡堂都比较远,很不方便。如今近在咫尺,实在是福气不浅啊。

参加会战的大多都年富力强的工人,没什么大病。一般常见的不是电焊工手腕痛,便是安装工腰腿痛,或慢性胃病,吃饭喝酒不当引起胃肠炎,还有就是皮肤过敏之类的小病小灾。有的人前来看病,实际上就是为了弄个假条泡病假而已。

紧挨着油田会战指挥部有两个村子——叶长村和韩长村,这里的一些村民也时不时来找安卫国看病。有个瘦小的中年人向他诉说,他每到天亮之前,鸡叫前后就要急急忙忙上茅厕,这样跑肚拉稀已经有年头了。卫国问他到哪个医院看过?他说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还看什么病啊!卫国按慢性肠炎给他西药的同时,又给了他两盒中成药,让他早晨服一丸补中益气丸,晚上服一丸附子理中丸。没有到第三天他便来找他,说田大夫给的药太灵了,今早上就一直睡到了大天亮,肚子也不痛了。卫国嘱咐他还要接着把药吃完,同时,千万不要吃生、冷、辛、辣食物,注意腹部保暖。

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生活窘迫,平时小病小灾根本不吃药,硬靠身体扛,实在扛不住了才来看医生,一旦吃对了药,几乎立竿见影,效果特别灵。这位淳朴的农民见田大夫治好了他的病,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就把自家自留地里的花生刨出来,送给他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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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卫国正在坐诊,突然进来一位高个子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不小心把手指弄破了,伤得较重。女人紧紧攥着儿子流血的手,求田大夫救救他儿子。卫国见孩子血流如注,立即进行清创缝合,包扎处理。这点小手术他是足以应付的。伤愈后,这位母亲一定要请他到她家里吃饭,以表感谢。盛情难却,卫国去了后才发现,她给他包的是白面饺子,而她们一家人吃的则是红薯面饺子。

卫国怀着好奇的心理一定要尝尝,她说什么也不让。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她终于妥协了。

卫国吃过后才发现,那种所谓的红薯面饺子名为“饺子”,实际上就是黑乎乎发粘的面里包着的碎菜叶,几乎没有油腥。吃着吃着,实在难以下咽。想着自己在老家时也曾吃过类似的食品,青黄不接时,许多人甚至连碎菜叶也没有,只好吃树叶甚至树皮充饥。然而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土地宽广肥沃,自古就是天下粮仓的河间府,农民的日子却如此艰难。自己已经多年没有回过的老家,想那贫瘠的黄土高原,不知道父母和弟弟们,十多口人的大家庭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呀!

那时候,油田大会战,需要大批工人,几乎每天都会有新招来的工人报到。石油工人虽然也十分辛苦,但每天能吃饱肚子。卫国在心里琢磨:要是我的弟弟们也能像他们一样,该多好啊!

卫国是个做事严谨的人,有了想法便开始行动。那时候,他所在的诊所就他一个医生,事情不多,行动自由,他时不时骑上调度室的自行车就去了路南的机关,先到卫生所领一些药,然后就去人事科小赵那里待一会,目的就是套近乎,了解有关招工的信息。无奈小赵坚持人事工作的原则,一点儿口风也不漏。

卫国只好改变策略,他避开小赵,有意识和报到的新工人接近、拉话,询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被招来的?新工人毕竟单纯,又听说他是医务人员,自然多了几分羡慕和信任,于是就把招工内情告诉了他。

卫国知道,这样一个超大规模油田的开发,需要大量人力,除了从全国各大油田抽调,招工便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但重点是石油职工的子女。他知道,既然需要大量人力,就可以灵活掌握一些原则,除了石油子弟,回城无望的下乡知青,各种各样的关系户,地方政府头头脑脑的亲朋好友等,都需要照顾。通过一段时间与新工人的接触和了解,他们的来源渠道各种各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总而言之,不论你来自哪里,只要搞到招工指标就大功告成。而招工指标隶属人事部门,这个时候,人事科长炙手可热,牛气冲天。只要拿下他,指标就有戏了。

然而一个人事科的科员他都搞不定,人事科长更是无法接近,无从说起了。

那段时间,如何给老家的弟弟们搞到招工指标,成了安卫国日思夜想的问题。每天在诊所就诊之后,看着三三两两的新员工摸肩搭背,兴高采烈地从街上走过,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几个弟弟。特别是七弟纬国从小性子倔,有远大抱负,可惜因为他的牛脾气而毁了自己上学的机会。他天资聪颖,从小勤奋好学,人小鬼大,善于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声有色,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回到家,纬国郁郁寡欢,心事重重。临走的时候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卫国说天冷呢,赶快回去吧。一回首,发现这位从小就倔强自尊的弟弟,眼里竟噙着热泪……

冬日的夜晚是如此漫长。卫国躺在床上碾转反侧,怎么也难以入睡。这件事,到底找谁合适呢?找梁厚德科长?找王同第副科长?找刘敏副科长?仔细想,人家跟你有多深的交情?不过就是一般的同事,念你是个医生,见了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而已——这么大的事情,凭啥给你办呢?想来想去,都觉得不现实。弄不好会贻笑大方,成为人家的笑柄呢!

月亮从东窗上来了,越过树梢后,转到了西边。一条条通道在眼前展开,然后又依次闭合,不留一点缝隙。

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个窝在那个小山村当农民,一辈子修理地球么?自己有这个条件——也许目前还不具备,也许通过努力可以实现……为何不倾力而为,为他们搏一把呢?

想。苦思冥想。日思夜想。卫国把自己所有的关系网都梳理了一遍后,把焦点放在了侯忠书记身上。

侯书记是这里的最高首长。他和蔼慈祥,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当官的架子。他既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也是安卫国的一个病人。这件事只要他点头,一定会一路绿灯,马到成功。

侯书记是甘肃人,操一口地道的甘肃话,听起来和陕西话差不多。他们都是西北人,有地缘和习惯的相同之处,因此也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这位从玉门、大庆到大港的老石油在油田上德高望重,深受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口碑良好。即便如此,安卫国几次到了侯书记的列车房,始终没有勇气和胆量开口。毕竟他到油田时间还不是很久,在领导的眼里,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呢。自己如果冒昧地提出请求,领导会觉得荒唐吗?

天越来越冷了。泰州风沙弥漫。一场大雪后,一切都披上了洁白的盛装。这期间,卫国又有两次机会接近领导,领导对他非常客气,问长问短的,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

几次次,他欲言又止,始终难以开口。他变得十分焦躁,寝食难安。然而这事情搁在心头,又不能向别人诉说。

一个又一个难眠之夜后,他感觉自己憔悴了许多。不明就里的同事以为他爱上了某个姑娘,得了相思病,所以心神不定,茶饭不思。卫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件事去找领导虽没有多大把握,但说不定会奇迹出现,大功告成;然而如果不说,那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思来想去,安卫国决定找侯书记把话挑明,这样的事即便不成,也没什么丢人的啊。

第二天上午,安卫国又一次来到侯书记的列车房,等到房间里的人都一一走后,他有点羞涩地向侯书记开了口。为了增加底气,他还说自己是石化部政治部主任任成玉推荐来的。

侯书记明白了他的意思,有些抱怨地说:“小安,你来了几次,我看你好像有什么事。前几天,我和管理局人事处处长樊培烈等人在河间县燕赵酒楼吃饭,今年的招工工作刚刚结束。你早点说的话,搞几个招工指标算什么事,咱们需要人啊。”

卫国的心情一下子沉了下来,觉得没有戏了。

侯书记思量了一会儿,补充说:“这样吧,我写个条子,一会儿我的车子去总部接开会的人,你去找任主任,请他签个字,看能不能补办个名额。”

卫国的眼前豁然一亮,觉得又有希望了。

安卫国坐着侯书记的吉普车来到泰州总部。会议室里,任成玉主任正在主席台上讲话,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在静静的听讲着。

任成玉出生在渭北高塬,是从小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抗战期间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县委书记。此时此刻,他以石化部党组成员身份坐镇泰州总部,主持华夏石油大会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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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安卫国不得而知。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会议终于结束了。卫国尾随任主任到了第三招待所(即高干招待所)他的住处,自我介绍说:“我是安建国的弟弟,在北京您家里见过你。”然后就把侯书记写的条子呈了过去。

任主任看了一眼,不假思索的说:“那就请侯忠同志给办理一下。”

卫国说:“侯书记请你签个字,因为已经到年底了。”

任主任伸手在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取笔,偏偏口袋里没有笔。卫国急忙把自己的钢笔递给他,任主任在纸条的下方写下了“请侯忠同志酌情办理”几个字。签完字后,他只把纸条递给了卫国,却把他的钢笔无意识地插在自己的口袋里了。一只钢笔这时显得无关紧要了,安卫国道了一声感谢,赶紧往河间赶。

从泰州回来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侯书记让卫国回去等信。

卫国焦虑地等待着,脑子里想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办谁?怎么办?

办谁呢?五弟少国高中毕业,担任着大队长兼团委书记,属于重点培养对象,办起来可能颇有难度;六弟治国高中毕业,刚接任村小学民办教师一职。16岁的七弟纬国初中毕业,还未成年啊!

怎么办?让谁先走出来呢?夜深了,卫国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间感到胸口发闷不适,用听诊器一听,心动过速,心律不齐。他明白自己没有器质性心脏病,这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所致。安卫国半坐了起来,按压包括内关,合谷等几个穴位,让自己平静下来。半个小时后再听,心率和心律好多了。他索性穿好衣服,到室外透透气。

明月当空,尽管寒气袭人,但却倍感清爽。望着空旷的田野,卫国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情绪好了许多。

忽然间,在泰州总部第二招待所,他见到的那个手提热水瓶,腋下夹着一沓报纸,浑身上下透着孩子气的男服务员的影子出现在脑海里——他顶多也不过十五六岁啊!他想:那个男孩能行,我七弟纬国也一定行。卫国在一瞬间决定不再纠结了,决定就报七弟,办他,可能的阻力也最小。

主意拿定,他如释重负,回到房间后,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他到邮局给家里寄了一封挂号信,写的是七弟纬国的名字,里面只写了三个字:等电报。这期间,大哥建国正在老家探亲。纬国指标如果办妥,有大哥在老家办理准迁手续,不会有什么差错。卫国又立即给大哥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怕他和以往一样提早离家。为稳妥起见,第二天上午卫国骑自行车到河间县邮政局又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4个字——“见报等信”。

第二天下午,安卫国听见调度室贾调度在喊他:“田大夫,电话。”他快步跑到调度室,不出所料,果然是侯书记打来的。卫国按侯书记的询问报了七弟的姓名、年龄和地址。几天后,侯书记再一次打电话让他去他那里,把装着招工指标和准迁证的信封递给了他。侯书记说:“小安,今年说的晚了,就搞了一个,明年再说吧。”卫国连连致谢。侯书记关心地问:“回去办有问题没有?年底了,要尽快办,可别让指标作废了啊!”

卫国双脚并拢,给领导敬了个军礼,并大声说道:“报告领导,没有问题!”说完便骑着自行车直奔县邮电局,用挂号信把招工指标和准迁证寄回了老家。


3

梁庄承包的改造河道的工程对面有条公路,车辆川流不息。公路边上有许多妇女在砸石子,他们大多是煤矿工人的家属。这些矿工的日子过得很苦,他们常年在地下挖煤,老婆大多是从农村来的,不可能享受双职工待遇而分到房子,只能找个向阳的坡地用油毡搭个简易窝棚,这就是他们的家!没有几年,窝棚里就生了一大堆孩子。家属不是城镇户口,吃不上商品粮,一家人吃饭成了大问题,光靠男人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于是这些矿工家属们有的在山上开荒种地,有的在火车站打零工,更多的则是在路边砸石子卖钱。属于后一种的这些矿工家属们,每天吃过早饭,带上干粮,在路边找一块平地,支起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左手拿一个带把的铁卷圈,右手握一把小榔头,屁股底下放一个小马扎,叮叮当当地开始砸了起来,把大块的石头砸成像枣儿一样大的小石子。据说砸出一立方米的石子能卖12块钱。不管春夏秋冬,她们总是这样早出晚归地砸石子。每到星期天 ,丈夫和孩子一起上阵,搬的搬,砸的砸,哪里是想象中的城市工人那样周末到公园悠闲悠哉散步游玩的情景呀?

每到中午保国他们吃饭的时候,是工地放炮的时间,炮声响过后,砸石头的妇女们犹如蚂蚁般涌到工地,争抢炮窝子里的小石头。这些现成的小石头比她们一榔头一榔头地敲要省事多了,于是就出现了疯狂抢夺的场面。为了抢到好点儿的石头,她们中的河南女人一马当先,表现得尤为泼辣而强悍。有的女人竟满嘴脏话,甚至大打出手,完全不顾女人的脸面。保国知道这也是生活被迫无奈,她们若不这样拼命挣钱,一家人可能就要挨饿了。

一天,突然有一位年轻漂亮、穿着件红色上衣的女人也加入到这砸石子大军中。她的打扮和举止和这个队伍中大多数女人形成强烈反差,在这满眼灰黑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扎眼。好久没有看到如此好看的女人了,他们这些小伙子开始盯着“红衣女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脑子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一下子泛起了关于陌生而又好看女人的诸多话题来……

显然,这是位新婚不久的农村姑娘,也许她是她们村最漂亮的姑娘,不甘心在农村受苦,想以自己的美貌换取个城市身份,憧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农村姑娘们找对象都愿意找当兵的或者工人,尤其是那些漂亮姑娘们。但农村人消息闭塞,对工人所从事的具体工种知之甚少,以为工人就是他们在电影和画报上看到那种穿着工作服英姿勃勃的形象。其实,工人的行业千差万别,有的比农民还苦,还充满危险,比如煤矿工人。

眼前这位“红衣女人”可能就是一位受骗者,嫁了个挖煤的,来到这山沟里,住的是油毡窝棚,这和她当初期望的漂亮楼房、宽敞的柏油马路、鸟语花香般的公园、时髦的衣服相差太远。如今后悔也晚了,丈夫除了挖煤就是抽烟喝酒,任凭你哭也罢闹也罢,他不闻不问。男人知道,女人再闹也不会跑回家去闹离婚的,那样太丢人。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看着周围的领居们都忙着干活挣钱,她也想走出那油毡窝棚,出来多少挣点钱,同时排遣一下心中的苦闷,于是一肩挑了两个框子,来到河边捡石头。她的出现,一下子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男人的目光,在成百双贪婪的目光追踪下,女人羞得抬不起头来。后来,保国他们越看越发现,这“红衣女人”在农村根本没有干过活,更别说和这坚硬的石头打交道了,和那些衣衫褴褛、粗胳膊壮腿的河南女人相比,她愁容满面,楚楚可怜,面对一大堆石头,感觉完全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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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年轻小伙子们如此这般地猜测着这个“红衣女人”的来历背景以及她那面临的窘境,纷纷为她打抱不平,咒骂起煤矿工人来了:“这些挖煤的都是骗子,把这么漂亮姑娘弄到这个鬼地方,作孽啊!” “一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可惜啊!”也有的幸灾乐祸,说:“活该,谁让她瞧不起咱农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乡多好!”无论如何,这位“红衣女人”的出现对他们这些毛头小伙子来说犹如一针兴奋剂,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大家每天围绕着她有说不完的话,干起活来也格外有劲儿。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红衣女人”突然消失了,年轻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也许她吃不了苦,也许是丈夫舍不得让她吃苦,也许是丈夫放心不下,怕她被这些小伙子中的哪一位给劫持走了……总之,她没有再来,而保国他们这些从农村来的民工还得继续干活,只是少了有趣的话题和关于女人的笑声了。

新川水泥厂的工人主要由劳改就业人员组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些刑满释放人员和正在服刑的犯人在人们眼里没有太大区别。保国他们刚到的时候,领导开会时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和厂里的工人有任何接触。在厂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拉着架子车捡破烂,他们一个个弯腰驼背,神情木讷,只低头干活,不说话。后来他们了解到,这里有一部分人是国民党军官,有的还是营团级军官,这引起了保国强烈的好奇心。当他再次遇见他们时,忍不住要仔细端详一番,看他们是不是像电影中那些面目狰狞的“国军”军官那个模样,结果发现完全不是。他们的皮肤似乎比别人白净,有的相貌中透出一股英俊的书生气,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野蛮和凶恶的痕迹。

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干的大多是重体力活,如装卸火车,在车间里推水泥袋等。一百斤重的水泥袋子一次要推五六袋,年轻人看了都觉得吃不消。唯一令人羡慕的是他们的伙食——白馒头,而且个儿很大,是一个四两的杠子馍,比他们的高粱玉米馍好多了。水泥厂的干部大多是部队转业。

有一次,厂保卫科长到工地来检查工作,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他把车子放在路边,在工地转了一圈,一转眼的功夫,自行车的座子就不翼而飞了。原来这里犯人里的能人很多,不知是哪位快手在出他的洋相,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推着没有座子的自行车行走。

在铜川打工的日子里,保国发现这里的怪人很多。负责他们工程的技术员叫刘亮,大热天柏油马路晒得流油,他竟然可以光着脚在上面行走,看得人心里磕碜。还有刚放完炮,石头炸得到处都是,有的像刀子一样锋利,可这位刘技术员却在上面健步如飞,把他们看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刘技术员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鞋穿,从小打赤脚,于是练就了一副铁脚板,长大后一穿鞋反而难受,所以一着急,就把鞋提在手里奔跑了。

一天收工后,大领导王俊昌叫安保国过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保国第二天回村里一趟,把信交给大队会计,顺便催家里赶快送粮食来,不然,他们铜川包工队就要断粮了。

保国不明白他身边打杂的人有的是,为什么非要他回家送信呢?接受任务后他有点儿受宠若惊,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唯恐睡过头耽误了回北山的班车。保国没有手表,不知道到了什么时间,天一蒙蒙亮就赶紧起床,一个人向铜川市最北边的汽车站跑去。一路上他只知道顺着有路灯的马路走,不知走了多久,突然碰上了解放军站岗的哨卡,哨卡问他是干什么的?保国说我去汽车站赶班车呢。那当兵一听,说你走错了,顺原路走回去,到了丁字路口,再向北走。保国脑袋“嗡”了一声,心想这下完了,走错了方向,肯定赶不上班车了。当时的铜川市各沟沟叉叉分布着许多兵工厂,他稀里糊涂闯进了一家兵工厂的厂区,结果被第一道哨卡拦住。返身后,保国一路小跑,终于赶到汽车站,身上的棉袄都湿透了,所庆幸的是还没有耽误班车,长长吁了一口气。

黄昏时分,保国回到了家。母亲见他回来,高兴地嘘寒问暖,给儿子做了一碗热汤面。奔波了一整天,保国早就饿了,端起碗狼吞虎咽就吃完了。母亲在一旁擦着眼泪,说:“可怜死了,出去这么长时间,难道饭都吃不上吗?看看,瘦了许多呢。”保国说:“娘,我在那里很好,每天都能吃饱的,您不用担心。”母亲的关爱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心里暖烘烘的。保国把信交给大队会计,又传送了领导催粮一事。几天后,他又随运粮的车返回铜川工地,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这一任务。

梁庄大队在铜川搞了三年副业,成果辉煌,队里一下子富了起来。各村很快通了电,每个生产队都有了磨面机器,社员再也不用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到家里“上盘山”,像牲口一样的推磨子磨面了。大队还在梁家岭办起了制药厂,耕地经过几年的修整开始增产,每到春天,没有人再饿肚子,虽说吃的大多是粗粮,但毕竟能吃饱。生产队每个劳动日的价值由过去的五分钱增长到四角,有的大家庭到每年决算时竟然能分到数百元钱。人们脸上有了笑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许多人家开始盖房子,娶媳妇了。然而有一件事令保国非常苦恼,那便是他的婚事。

老五老六高中一毕业,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保国都25岁了,还没人上门说媳妇呢。父亲把他几十年来各方面的关系都动用上了,到处托人说媒,感觉差不多的人家一听说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就婉言谢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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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氏兄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跳出农门,实现了各自的人生梦想。主人公安纬国的大哥建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哥兴国和三哥卫国先后当兵提干,转业后分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纬国兄弟四个在大哥和三哥的帮助下,先后到华北油田工作。小说以安纬国为核心人物展开叙事,钩沉安氏家族三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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