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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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  录

引子 磅礴征程

第一章 共和国的艰难抉择

第二章 山上的钻塔——最迷人的岁月坐标

第三章 争做开天辟地的人

第四章 依山傍水扎大营

第五章 “钢铁大王”挥戈战水城

第六章 高原上修建钢铁大道

第七章 更爱三线练人场

第八章 惊天喜讯“工转兵”

第九章 追梦在高原

第十章 数风流人物

第十一章 三线人的情与爱

第十二章 我把他乡当故乡

第十三章 从三线到“三献”

第十四章 大山深处的逆袭之路

第十五章 671——见证时代

第十六章 从历史走向未来

尾声 记住来时的路

  ——代后记

参考书目及部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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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磅礴征程

 

贵州西部，乌蒙山南麓，长江水系三岔河和珠江水系乌江与北盘江河源分水岭地带，东与安顺、南与黔西南、北与毕节相连，紧邻云南曲靖，六盘水如同展翅于云贵高原之上的雄鹰，俯瞰着苍茫大地。那隐匿于深山峡谷中的静谧村庄，缭绕在崇山峻岭的缥缈白云，仰首可见高远辽阔的深邃苍穹，三池三湖融会贯通，千岩万壑纵横交错，六盘水又仿若一颗镶嵌在群山之巅的璀璨明珠，闪耀在磅礴乌蒙的千秋画卷之中，明亮着时光，光艳着岁月。

六盘水地处云南高原向黔中高原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93%的土地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这里苍山如海，碧水如镜，青山似黛，碧空如洗，层峦叠嶂，山河如屏，溶岩飞瀑，河道纵横。这里有神秘悠远的夜郎故地牂牁江，巍峨雄壮的“贵州屋脊”韭菜坪；有千株千年的石桥妥乐古银杏，如梦如幻的野玉海；有壮美如画的哒啦仙谷，似千帆争流般雄壮的百车河……

六盘水市历史悠久，今六盘水所辖地域春秋时期属牂牁国地，战国时期属夜郎国地。秦统一中国后，属马郡汉阳县地。汉代分属牂牁郡夜郎县、宛温县、平夷县、犍为郡汉阳县、鄢县；三国时分属“南中”的牂牁郡平夷县、兴古郡宛温县，魏仍分属平夷县、宛温县；晋为平夷县、宛温县地；隋为爨氏所有，未入职方；唐隶汤望州、盘州；宋为罗殿国、罗氏鬼国、于矢部地；元分属普安路、普定路、八番顺元宣慰司；明分属普安府（州、卫）、西堡长官司、贵州（水西）宣慰司；清置水城厅、普安州（厅）、郎岱厅；民国时期置水城县、盘县、郎岱县。解放初期，建制未变。

六盘水曾发掘出距今10多万年的“水城硝灰洞人”古人类化石，旧石器时期的“桃花洞人”人类化石，距今26万年的、与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齐名的盘县大洞古人类遗址。六盘水拥有众多的夜郎文化遗迹和民间美丽传说，境内毛口乡被有关专家认为是中国古夜郎都邑中心所在地，30多个少数民族灿烂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

六盘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六盘水注入了红色基因。红军长征期间，由罗炳辉、何长工等率领的红九军团，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一军团、五军团一部和中央军委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由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分别以不同的路线进入六盘水境内，红九军团在盘县打出了“红星纵队”的旗号，红二、红六军团更是在盘县城关九间楼，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盘县会议”，做出了北上抗日的重要决定，顺应了当时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斗争新形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曾经写下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磅礴诗句。

六盘水位于贵州西部，历史上由于远离中原王朝，处于国家地域的边缘地区，一直被遗忘。解放前的六盘水极其落后，境内没有一家现代工厂。解放初期，由于种种原因，境内几乎没有安排工业项目，六盘水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弱势边缘。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把原本鲜为人知、偏僻落后的六盘水一下子推到了中国西部建设的最前沿。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英雄儿女，怀着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望，离开故土，告别亲人，从大江南北来到六盘水，开始了一段改天换地、影响深远的磅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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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和国的艰难抉择

 

1964年，年轻而又多难的共和国终于摆脱了“大跃进”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从动荡和饥荒的煎熬中挺了过来。

只有亲身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痛彻心扉。自1957年到1962年，连年的自然灾害，全国人均主要生活资料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市场上商品匮乏，物资奇缺，就连日常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等都少得可怜。

面对全国上下缺吃少穿的紧张状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决心改变这种困难局面。随着经济形势的渐渐好转，国民经济也逐渐从低谷中走出，国家提前开始编制长远国民经济和“三五计划”，并达成共识：决定按照农、轻、重的安排原则，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点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

然而，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会平坦。历史在发展中，也总会经历痉挛般痛苦的挣扎。正当共和国领导人踌躇满志地大步行进时，这支朝气蓬勃渐已成熟的方阵，突然遭遇巨大的挑战。

 

备战催生大三线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与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生死紧密相连。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重战，慎战，备战，才是确保安国全军之道。

 

1964年，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发展，年轻的共和国和年轻的执政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前进之路却走得异常艰难。不得不承认，中国虽然是大国，但又是弱国，经济实力较弱，国防力量较弱，甚至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而国际形势的大环境和周边的小环境都非常不利。刚刚从贫困饥饿的磨难中走出来的年轻的共和国，似乎进入了“四面楚歌”“四面受敌”的境地。自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过无数次的外敌入侵，以弱抵强，饱受屈辱。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势力从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觊觎，新兴的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并不稳定踏实，尤其是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是最容易被打击的目标。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了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严峻的形势，在经济工作中加大备战的比重问题，提到了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中。

1964年5月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毛主席听取了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指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提出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形势虽然有所好转，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由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画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主要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的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后方地区即为三线地区。三线地区分为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二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

从行政区划看，一线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三线地区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

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二线地区。

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靠近内地的腹地为“小三线”。

在1964年7月召开的西昌会议上，中央确立了以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的西南三线建设规划，而为了达到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会议也明确了贵州和四川两省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主抓国防工业。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部署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党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内地，并立即着手搞勘探设计，尽量争取时间，沿海能搬迁的项目要搬迁；两年内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要缩小建设规模；沿海地区要求投资一律“顶住”，把资金投向三线建设。

党中央决定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做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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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建设攀枝花要有紧迫感，这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的问题。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

 

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的金沙江畔，原名上、下坝村，形成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因村口有一株古老而高大的攀枝花树，遂称“攀枝花村”。据记载，1942年，原设在成都的川康铜业管理处地质勘测队的地质学家汤克成，在盐边县攀枝花村附近调查后，提交了一份《西康省盐边县攀枝花及倒马坎铁矿地质报告》，首次提出了发现攀枝花及倒马坎铁矿。

20世纪50年代，经地质专家进一步勘探，找到康滇地轴中段钒钛磁铁矿呈带状分布的规律，确认攀枝花及其周围地区有一个巨型铁矿，具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

1956年2月27日下午，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何长工代表地质部，就全国地质普查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攀枝花铁矿等情况。同年3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在金沙江江畔攀枝花找到了大型铁矿。攀枝花由此进入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视野。

1958年3月21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签发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批准了开发攀枝花的设想。

建设攀枝花基地的设想一经提出，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他们认为，钢厂应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做依托的地区，并提出了18个地点供选择。工作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普查了这些选址，绝大多数地点既无铁又无煤炭资源，有的还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选择。大家都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攀枝花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铁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取之不尽的金沙江水资源，并且近林区，距离成昆铁路和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较近，地点也较隐蔽，又不占农田，是建钢厂的理想地区。而西昌的牛郎坝虽距攀枝花较近，但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还有与农业争水的问题；乐山的九里虽然地势平坦，扩展余地大，又靠近工业城市，但距铁矿和煤矿太远，也有占耕地的问题，都不是建大型钢厂的理想地区。各方由于意见不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相关人员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表示：乐山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

钉子要钉在攀枝花！毛主席指示。

1964年6月18日至26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为煤炭工业的三线建设，要在国家统一安排下，积极主动地进行，以满足三线生产建设的需要。煤炭部党组确定由钟子云负责，组织力量，总结经验，提出一个切合我国情况，体现总路线精神的建设方案；煤炭部派两名司长随国家计委程子华去西南地区进行研究，提出三线建设规划，并决定，三线建设要一气呵成，一、二线要积极支援三线建设。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攀枝花建厂的规划设计等一系列工作。出于战略考虑，当时的大三线建设规划都是国家机密，也就是都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为了保密，国务院下发《关于攀枝花特区更名问题的批复》，意将攀枝花特区改名为渡口市。

经研究，确定了三线建设总体规划中，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设计规模为年产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万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

攀枝花钢铁基地要完成这么重的钢铁生产任务，少不了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炼钢所需要的煤。

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关于三线建设，特别指出：三线建设“是关系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局、关系国家安危、关系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战略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那么，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

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其中三线地区基本建设的安排是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投资分配按地区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全国的比例约为40%，西南地区为208.3亿元，占24.5%；西北地区约为105.3亿元，占12.4%；湘鄂西地区约为19.5亿元，占2.3%。按部门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该部门的比例，国防工业占74%，冶金工业占58%，铁道占45%，电力工业占40%，煤炭工业占35%，石油工业占30%，化学工业占48%。

建设项目：三线地区大中型项目共823个，西南435个，其中四川247个；西北268个，湘鄂西120个。

主要由五个方面组成。

1.国防工业共320个项目，主要是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及歼击机、潜艇、坦克和地面常规兵器生产试验基地。另外还有半自动步枪、机枪、手榴弹、炸药等小三线项目17个。

2.原材料工业共2个项目，包括攀枝花、酒泉两大钢铁基地和重庆、昆明等9个钢铁厂，白银、金川、个旧、陇西等3个铜铝加工厂、7个稀有金属材料厂、3个铜矿、3个铝厂，泸州、自贡、开远、都匀、长寿等13个国防化工厂、14个化肥厂、7个有机化工原料厂，金沙江林区等14个森林工业局、7个水泥厂。

3.燃料动力共66个项目，包括六枝、盘县、水城、芙蓉山、宝顶山、石明山、石炭井等15个煤炭矿区和8个煤矿，以及11个水电站、28个火电站、4个天然气和石油项目。

4.机械制造共175个项目，包括德阳重机、第二汽车厂、西南汽车厂、东风电机厂、西南发电设备厂等2个重机厂、2个汽车总厂、8个机床总厂、5个仪器仪表总厂、7个电工总厂等。

5.铁道共45个项目，主要有成昆、云数、川汉、阳平关、京原、北京地下铁道等4条铁路干线、13条支线、3个枢纽、8个机车修造厂等。新线铺轨共3376千米。

6.其他部门，包括轻工、建工、地质、交通、民航等共75个项目。

规划明确，到1970年底，三线地区将要实现的生产能力是：钢（不包括攀枝花、酒泉）150万吨，占全国的9%；有色金属32万吨，占全国的32%；主要机械产品占全国的20%～35%；发电设备装机578万千瓦，占全国的23%；煤炭5081万吨，占全国的17%；合成氨114万吨，占全国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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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西部煤海

 

三线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国家行为。地处西南内陆腹地的贵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能源矿藏，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国家计委组织了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川、云、贵三省，对成昆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写出了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同时，国家计委、煤炭部派人对西南三省十几个矿区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贵州西部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蕴藏着丰富的炼焦煤和动力煤，确定六盘水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配套项目。

 

煤，人们形象地称它为黑色的金子，也有人把煤比喻为工业的粮食，更有人把煤比喻为钢铁伴侣。一直以来，在我国能源产业的大舞台上，煤炭是不争的主角，要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钢铁工业，离不开煤炭工业的建设。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煤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能源，攀枝花的发展离不开煤。

煤，一度成为大三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重中之重。

而离攀枝花最近的贵州有煤，尤其是贵州西部的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地区，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储备。

要把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好，首先要想办法把离攀枝花最近的贵州的煤弄到攀枝花。

邓小平在研究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时，明确提出了“煤钢联盟”，即从六盘水向攀枝花运进煤炭，同时在六盘水建立钢铁厂，利用向攀枝花运煤返回的空车，运回铁矿石，形成“钟摆式”对流关系。邓小平还建议要在水城、盘县多搞点火电，可以就地消耗煤。

“钢铁联盟”非常科学。以攀枝花为圆点，通过成昆铁路向两翼摆动，一翼摆动到成都，把钢铁产品运到成都，再从成都把机器设备运到攀枝花。另一翼通过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等地向攀枝花摆动，把攀枝花的钢铁、铁矿石运到六盘水，再把六枝、盘县、水城的煤炭运到攀枝花，这样形成的“钟摆式”对流关系，不仅节约运输成本，又可以满足生产需要，更有利于加快三线建设。

于是，地处贵州西部腹地储煤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进入了国家视野，成为大三线的重要地区。

 

大三线催生“六盘水”

 

1964年11月30日，经国家经委同意，煤炭工业部批准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这一决策改变了郎岱、盘县、水城三个县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大三线规划建设要求，国家计委和煤炭工业部经过调查对比，决定把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列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建立煤炭基地。原属于安顺地区管辖的六枝，原属于兴义地区管辖的盘县，原属于毕节地区管辖的水城，即，将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地名中的第一个字抽出来，用“六、盘、水”三个字，组合成一个新名称——“六盘水”。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现在的六盘水市。

“六盘水”这个崭新的名字，第一次以整体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线建设的布局是“在纵深地区，即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点是在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的陕西、甘肃，以后逐步扩展到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和煤炭工业部经过调查对比，决定在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境内建立煤炭基地，使其成为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相配套的煤炭工业基地。

为了适应六盘水三线建设的需要，根据矿区建设规模，结合矿井的分布情况，本着有利于生产，方便职工生活的原则，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开始建立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人民政府，后改为矿区委员会。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和煤炭工业部经过调查对比，决定在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境内建立煤炭基地，六盘水这个组合性的专名应运而生。

1964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四川西昌，召开了三线建设规划会议，研究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中心的长远规划，确定以六盘水为中心的煤炭基地建设，包括云南的宝鼎山、四川的芙蓉山、松藻等煤炭基地；建设攀枝花（渡口）钢铁基地和相应的供电设施；建设以重庆为中心，包括重庆周围二十几个县的项目；修建三条铁路，形成西南的环线，即成昆线（成都至昆明）、川黔线（重庆至贵阳）和滇黔线（昆明至贵阳）。

会议明确西南三线建设四川、贵州是重点，并对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做了初步安排。要求贵州把铁路、电力建设放在首位。决定西南铁路指挥部设在安顺，由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和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分任正、副指挥。电力工业建设，要求抓紧猫跳河流域的梯级开发；积极做好马江渡水电站的勘察设计，争取及早开工；并建设大、中型火电厂，以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相互配套并满足西南二线建设的需要。

会议强调要加快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并决定成立由丁丹、刘辉等同志任正、副指挥的会战指挥部，组建以煤炭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钟子云兼党委书记、陈璞如兼任第二书记的会战指挥部党委。

这次会议是大三线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此次会议，确立了贵州六盘水在大西南三线建设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打开了贵州地区以及六盘水地区通往富裕的大门。

工业是文明的基因，更是通往富裕生活的坦途。一直以来，解放前以及解放初期的贵州地区，特别是六盘水地区，因为缺乏工业基础，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与其毗邻的云南和四川资源相对丰厚，较早步入工业文明，生活富庶，历史文化悠久，两相对比，贵州更加贫穷落后，缺乏大规模现代工业基础。

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1年，贵州全省只有工厂120家，雇工1578人，平均每厂13人，只能算是一些小作坊，并没有形成规模工业。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的工业内迁使贵州工业小有红火，随着胜利后的东迁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溃退，官僚资产阶级携资外逃，工业经济也随之崩溃，贵州经济重陷混乱和落后，全省没有一条能通往外界的铁路线，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

新中国成立前，六盘水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主要产业仅有木匠、泥水匠、石匠、篾匠、铁匠和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俗称“五匠”“四坊”，还有一些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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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有造土纸、酿酒、制造小农具、开石青、开办小煤窑、烧制砖瓦、烧石灰等工业性生产活动。资料显示，1949年全省工农总产值仅11.25亿元，人均79元，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而六盘水地区又处于贵州省的边远贫穷地区，远离省会等中心城市，其社会经济状况及人民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1949年12月，六盘水解放。随后完成了清匪、反霸、征粮、减租、退押“五大任务”，又经过两年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社会局面百废俱兴，政通人和。到1956年，各县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经济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水城镇为中心区的六盘水，城镇人口仅有不足1万人，1964年，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县的财政收入仅为800万元，城区面积仅0.14平方千米。

从新中国成立到三线建设前，国家和贵州省对六枝（当时隶属安顺）、盘县（当时隶属兴义）、水城（当时隶属毕节）实施了初步的开发与建设，但由于投资有限，加上交通不便，地域相对封闭，六盘水仍然处于非常贫穷落后的状态，基本上没有成形的城镇。六枝、盘县和水城的机关所在地，也只能勉强称之为镇，其镇机关的办公条件十分落后，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桌子是用稍微平整的木板铺上，坐的都是长条木板凳。

六盘水经济落后，城市基础设施极差，没有电力、自来水和煤气，没有通往贵阳的公路，山区没有交通，对外闭塞。境内的道路基本上是土路、小路，道路狭窄，坑洼不平，由于雨天多，晴天少，路上泥泞不堪。

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老百姓守着金山银山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困生活。

大三线建设的全面启动，使六盘水这个边远封闭的穷乡僻壤，以其丰富的煤炭等能源资源，进入国家视野，在中国经济战略布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国家大三线建设的重镇。

 

不断丰满的六盘水工业蓝图

 

然而，随着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的全面展开，原有的规划已经无法满足建设的需要，六盘水的规划建设蓝图不断地升级，内涵不断地丰富，质地不断地丰满。按照毛泽东三线建设要综合利用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在铁路之外，再增加建设六盘水钢铁、电力的意见，最终奠定了六盘水煤炭、钢铁、电力、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并存的大工业格局。

六盘水大山蕴藏着的乌黑的煤，带着火热的温度，走出千百年封闭的岩层，闪着明亮的光泽，在云贵高原燃起了希望之火。

 

1965年5月，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指出：“煤炭工业以西南为重点，西南又以贵州为重点，贵州又以六盘水为重点。集中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好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建设，满足西南建设的需要，是全体煤矿职工的头等大事。”

张霖之的讲话被称作“一个战役、四个战场”的会战：即六枝矿区续建六枝煤矿，修建六枝矿至地宗矿的轻便铁路，修建六枝火车站至地宗矿的准轨铁路隧道，新建地宗筛分厂项目，这些项目要在国庆节前夕，按计划如期完成。

最初，以煤炭基地建设为主的早期六盘水三线建设规划，在三线总体发展规划中，还只是围绕煤炭做文章，贵昆铁路等铁路建设，也只是为煤运服务而进行规划，其在1965年9月经过中央批准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中已经很明确：六盘水就是以煤炭工业为主，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做好配套服务。

然而，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六盘水的三线建设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幅幅新的建设蓝图开始描绘。

1965年12月7日，西南钢铁工业发展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提出了在西南形成300万吨钢铁综合能力的第三个方案：增加建设六盘水地区的钢铁厂，就是再增加一二十亿投资，也要下这个决心。会议指出，“煤钢联盟”，煤钢托拉斯，电也是从煤出来的；将来可以考虑在盘县、水城多搞点火电。

昆明会议的意见，使六盘水在煤矿、铁路之外，增加了工业、电力两大部类，为六盘水的三线建设规划定了盘子，这份蓝图为确定六盘水在西南三线建设中的地位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也为后来六盘水的建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12月19日，煤炭部批准《水城矿区总体设计意见》。矿区新井建设规模为480万吨，洗煤厂设计能力为240万吨。

六盘水的三线建设规划内涵不断丰富，项目愈加科学合理，为将六盘水建设成为新兴工业城市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章 山上的钻塔——最迷人的岁月坐标

 

大三线建设的决策，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地质大勘探。

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地质普查工作，攀枝花矿区成为普查勘探重点，普查找到了康滇地轴中段钒钛磁铁矿呈带状分布的规律，确认攀枝花及其周围地区是一个巨型铁矿，具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

正是起步于50年代的中国地质大勘探，为国家确定大三线建设伟大决策，提前做好了科学研判和理论依据，也正是以中国地质大勘探形成的科学而有力的报告为依据，使党中央在大三线建设上有了足够的底气和勇气。

中国的地质勘探一直伴随着三线建设展开，在三线建设的前期和整个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地质勘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地质大勘探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矿业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腾飞都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占有量，是一个国家潜在财富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而对矿产资源科学合理开发，更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的重要基础。

纵观历史发展，几乎每一种矿产物质的发现和利用，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铜与铁的发现和冶炼，铀和硅的开发利用，有色金属资源和石油资源的勘探开采，各种矿产资源的科学研究，凡此种种，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腾飞。

2019年7月31日下午，位于贵阳市中心区的贵州省煤田地区142队4楼的会议室里格外热闹，屏幕上播放着《勘探队员之歌》的视频短片，十几位老地质队员欢聚在一起，他们有早于20世纪50年代就到贵州工作的老地质勘探工作者，有参加三线建设的勘探队队员，有闻名全国的“三八钻”女钻工代表，有从美国赶来的老钻工的后代，有三线建设者的二代三代的代表，他们聚在一起，共同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采访大三线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最早的大三线建设者是了不起的地质勘探队员，他们是最早走进三线建设现场的开荒人，他们不仅给大三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也给了我对大三线文学创作最早的启迪和最踏实的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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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国家计委、煤炭部派出人员到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后，认定开发六盘水地区丰富的优质炼焦煤资源，建设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配套项目。7月，煤炭工业部与贵州省委、省政府研究六盘水矿区建设规划并取得共识。其后，煤炭工业部迅速从北京、吉林、湖南、广东、河北、云南抽调勘探队伍，从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各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调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入黔支援，加快六盘水矿区的勘查工作。

六盘水三线建设拉开序幕之后，煤炭工业部内地建设领导小组迅速从全国抽调煤田地质勘探队伍，开展煤田地质勘探会战。从1964年到1972年，煤炭地质勘探专家在艰苦的环境下，用极为简易的勘探工具，历时8年多完成了40多处勘探任务，查明了六盘水133.78亿吨的煤炭资源储量，满足了开发建设六盘水煤炭基地的需要。

 

曾经担任142队队长的雷宇明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以煤炭资源勘查为代表的地质勘查工作，就摆在了基础性、先行性的地位。国家一边组建与发展煤炭地质勘查队伍，一边积极地开展煤田地质勘探，提供可靠的煤炭资源储量，为新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工作。1959年3月，贵州省煤田地质局成立后，拉开了贵州煤炭资源大规模勘查的序幕。

回望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地质大勘探，离不开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地质工作的高度重视，离不开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中国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系主任；1928年以后，长期担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冲破重重障碍辗转回国。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谈起了国际国内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组建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开发矿业就成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毛主席多次与李四光商谈，面对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的国情，毛主席曾经寓意深刻地提出，“要大打矿山之仗”。他把地质部形象地比喻为“地下情况侦察部”，指出，“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毛主席说，“在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李四光回国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按照毛主席开发矿业的批示，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情况和需求，李四光在全国范围内征求了当时从事地质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成立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的机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1950年8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1952年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担任部长。至此，我国形成了“一会、一局、两所”的工作机构体制，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统一安排并组织实施全国地质工作。

1952年12月，全国地质工作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提出：地质工作要进行一个大转变，今后绝大部分地质人员“都要参加探矿、普查及其他野外地质工作”。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并在六大行政区设立地质局，进一步建立了完备的组织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建设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矿产资源紧缺，国务院要求地质部要走我国自己的找矿道路，按照“地质工作集中力量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寻找矿藏的地质大勘探。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全国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根据煤炭工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开始组建煤炭地质勘查队伍。

毛主席提出“开发矿业”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在全国人民心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全国上下掀起了地质热、勘探热，为了迅速壮大地质勘查力量，地质队还吸纳了大批大学及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并从社会上招收初高中毕业、具备基础理化知识的社会青年加入，并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一时间，老一代地质工作者以为国家寻找宝藏而自豪，年轻人以能做地质人而骄傲，全国几乎所有从事地质工作的地质学家、专业地质工作者、科研人员都来到野外勘探考察工作的一线，投入矿产资源的勘探中。他们走进高山，走进荒山，走进草原，走进荒漠，走向祖国的山山水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哪里艰苦哪里扎根。

地质勘探队员们把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在荒山野岭，在大漠深处，在高原，在湖海，带着对祖国对人民忠诚的初心，去寻找让中国人摆脱贫困的宝藏。他们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奋战在最艰苦的地方，把青春和热血留给了无尽的岁月……

 

唱着《勘探队员之歌》寻找宝藏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的大海；

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60多年前，年仅20岁的向正生，作为中南矿学院的一名勘探系的大学生，正是唱着这首歌，走出校门，走向了大西南，开始了为国家找矿的艰难征程，也开始了他向往的地质勘探事业，并参加了三线建设全过程。如今，已经87岁的向正生，听着这首无数次激励他、感动他、跟随他、陪伴他的歌曲，看着画面上地质队员走在深山峡谷中的身影，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唱着这首歌的情景，想到年轻时走进大山里的那种豪迈，禁不住热泪盈眶。那回荡在他苦涩而又壮美生命中的青春之歌，是那么刻骨铭心，仿佛又带着他，重新登上了那高高的乌蒙山脉；那激昂向上、铿锵有力、优美豪迈的歌声，仿佛又带着他，走进了贵州六盘水的山山水水；那些为国家强大、为民族振兴无悔追求的日日夜夜，仿佛又把他带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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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18日清晨，中南矿学院地质勘探系的大学生向正生，从学校广播喇叭里听到了一首熟悉而又动听的歌曲《勘探队员之歌》，这首创作于1952年，后来又刊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歌曲，早已为向正生和他的同学们耳熟能详，几乎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向正生非常喜欢这首歌，他们整个地质勘探系的同学们也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让他和同学们惊喜的是，从这一天起，在一周的时间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在广播里，教全国人民学唱这首歌曲。

整整一周，每天早晚两次，每次五分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在教唱这首《勘探队员之歌》，这首歌曲调强劲，充满激情，又有着乐观和不畏险阻的气概。几乎每个清晨，他都会和同学们准时跟着电台，收听和学唱这首他们百听不厌、百唱不厌的歌曲，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向正生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首激情澎湃、脍炙人口的《勘探队员之歌》，不仅学地质的向正生和他的同学们喜欢唱，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人人会唱。新中国诞生之初，经过多年战乱洗礼的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宏伟蓝图。而要把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急需坚实的矿产资源基础，迫切需要地质工作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工业原料。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留学生代表时，为青年留学生任湘亲笔题写了“开发矿业”四个字，极大地鼓舞了新中国地质人对地质事业的热情，也鼓舞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地质勘探事业当中。

1950年2月，国家计划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地区组队进行野外地质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工作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同年11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应集中人力物力重点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1951年，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任命李四光为部长，开始在组建机构、建立制度、规划任务、调集队伍、培训人才、生产装备等方面实施大量开创性的工作。1952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地质工作要大发展”的方针，开始了新矿山的地质勘探、地质普查及全国地质矿产资料的汇交和地质工作登记等工作。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加强对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和勘探；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料，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利资源开发做好地质准备。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根据煤炭工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开始组建煤炭地质勘查队伍。1953年6月15日，成立了煤矿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局，即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前身，开辟了煤炭地质事业新纪元。

《勘探队员之歌》在地质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中广为流行，这首具有强烈时代感召力的歌曲，如同时代的火种，播种在中华大地上，也点燃了中华儿女的激情，点燃了二十岁出头的勘探系大学生向正生的激情，他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在毛主席“开发矿业”号召的指引下，为了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无数像向正生这样的热血青年，把为祖国寻找宝藏作为人生的理想，为了探索地下宝藏，寻找矿藏，向正生和他的同学们，和千千万万个地质队员们一起唱着这《勘探队员之歌》，走向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向了崇山峻岭之中。

向正生是个天性浪漫的人，他在学校一边专心学业，丰富自己的知识；一边又急切地盼望早日走出校园，成为一名真正的地质队员。他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向往。

1956年夏天，向正生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南矿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他说，我是唱着《勘探队员之歌》离开学校的，也是唱着《勘探队员之歌》来到贵州。

向正生和他的同学们，怀着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激情与梦想，来到了当时在郎岱的贵州煤田142队。刚刚走出校门的他，来到了大山深处，他住进的第一个地方，是一座四面透风的破庙。向正生清楚地记得他刚到142队工作时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

 

142队于1958年3月9日在六枝下云盘组建完成，陈学彪任书记、何永会任队长、赵其瑄任队工程师（技术负责），队部临时设在下云盘乡政府（莫家住宅），地质科设在乡政府西侧的喀斯特漏斗洼地边上的寺庙里。寺庙破烂不堪，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房子，只能住在里面。我和李腾章等人在楼柱之间架了几块木板当床，悬空而睡，好似森林中的瞭望棚。蚊虫猖獗，让人难以入眠。一天夜里，蛇从庙顶沿柱嗖嗖地爬到身边，软软的、凉凉的，吓得我们一身冷汗，所幸有惊无险。一次，庙里发生大火，火势迅猛袭来，又无水源，无奈只好在粪池里用脸盆挖粪扑灭。每个人身上粘的大粪，臭不可闻，但当时大家顾不了这些，一心奋力救火。等火扑灭后，飞奔到离寺庙很远很远的河里去洗，由于慌忙中没带肥皂，只好把臭粪在河里用力搓擦洗掉，然后穿上湿衣服上岸。

尽管工作、生活异常艰苦，条件恶劣，但工作是第一位的。在1∶5000地质测量及勘探设计尚未编制的情况下，我们收集资料在纸厂实测剖面布置的孔，于1958年4月9日首钻开工，从此，正式开启六盘水的煤田地质勘探。

 

向正生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在六枝从事地勘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直言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时的六枝可以说是满目荒凉，四处都是一片片荒野。仅有六枝镇、云盘镇两个小镇。镇上也只有打铁铺、榨油坊等小手工业作坊。不通铁路，交通十分不便，只有一条安顺至水城的简易公路，没有电力，照明都用煤油灯。当时，整个六盘水地区也没有农业机械，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直到60年代初，整个六盘水才有了两台拖拉机，而且是示范展示用的，所有的货物运输主要靠人扛马背，整个六盘水区域内只有一条滇黔公路在盘县境内过境，且只有区区88千米，物资严重缺乏，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

从校园里走出的向正生，唱着《勘探队员之歌》出发的向正生，带着浪漫想法的向正生，虽然无数次地听说过贵州生活的困难，听说过地质队员所处的艰苦环境，想象过地质队的艰苦，也想象过贵州生活贫困，他已经做好了艰苦奋斗的准备，但他到达贵州，到达六枝，当他亲眼见到这里的一切，还是有些震惊，这里的贫穷落后超乎了他的想象，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来到的地方是这样的贫困落后，没有想到，他的地质队员生活会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开始。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向正生更没有想到，作为新中国早期参与大三线建设的地质勘探工作者，自从他走进大山深处那天起，便与贵州、与六盘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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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都市到大山深处

 

50年代，国家即发现了普郎煤田。煤炭部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所属一四二队、一五九队、地测大队以及地质系统的五五七队、五九队等地质大队先后对六盘水的煤田进行了勘査。经过几年的普查、详查、精查，又经过煤炭部重庆设计院、贵州设计院的精心设计，50年代后期，煤炭部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郎岱建井处（后与建安公司合并成立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第二基本建设公司）在六枝矿区揭开了建设矿井的序幕。

 

1957年12月30日，煤炭部地质司批准在普郎煤田（普定—郎岱）的郎岱县（当时六枝只是个区，属郎岱县管辖）成立煤田地勘142队，也是这一天，贵州煤田142队于六枝挂牌成立。向正生听从祖国召唤，服从国家调动，来到了142队，开始了他向往的地质勘探生涯。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的地质专业人才，国家对地质人才培养格外重视。在整个50年代，学习地质勘探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人数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各大高校对地质专业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1950年，南京地质学校和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建立，全国各大高校地质系也开始扩大招生，当年全国地质专业招生达600多人。到1952年秋，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地质系和西北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学生合并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在长春，在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合并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及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组成了东北地质学院。在南京，以原华东军事测绘学校为基础，创办了南京地质学校，办学规模空前扩大。在地质部1953年的预算中，投入学校的建设资金，比地质勘探费还多了将近30%。

1955年，北京大学也恢复了地质系。1956年，以重庆大学为基础，在北京和长春地质学院的支援下，又创立了成都地质勘探学院。除此之外，北京石油学校、北京矿业学院、昆明工学院等也相继建立地质系。1956年，仅地质部属地质学院和中等地质学校在校生达26842人。

当时国家对地质勘探非常重视，贵州煤田142队的郑德祥，就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来到贵州的，当时他正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学校有三个专业从北京搬到贵州，一个是钻探专业，一个是地质专业，一个是水文专业，他跟着学校一起搬到贵州以后，在贵州又读了一年，才分到了勘探队，成了向正生的队友。

据记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拥有专业地质勘探人员仅300多人，全国的钻机不过才数十台。像向正生和郑德祥这些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以国家为荣，他们为能成为一名国家的地质勘探队员，能够为国家从事找矿、寻矿的勘探工作，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在当时，能成为地质队员是一种荣耀，一种光荣。

1956年，煤炭工业部根据中央政治局北京会议精神决定开发贵州西部煤田。根据地质勘查，初步确认六盘水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1958年2月，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来到贵州，与贵州省委商定开发贵州煤炭资源，重点是开发六盘水。同年3月，经煤炭部地质总局决定，组建了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142队。根据原来仅有的煤炭资源地质勘查资料和地理交通情况，队部设在郎岱县六枝区下云盘，担负六枝矿区煤矿地质勘探工作。

郑德祥就是从北京到达贵州的，加入了142队。他回忆，自50年代初开始，在“开发矿业”的号召下，一时间，有数十支地质勘探队陆陆续续来到贵州，对贵州山区进行不同程度的地质勘探。

1956年2月，煤炭部地质总局确定以贵州为重点开展煤田地质调查，次年通过对煤质资料综合整理分析，初步证实威宁、水城、盘县、郎岱等地区的晚二叠世煤田是优良的炼焦煤产地。接着继续在省内多地开展测量与普查找煤，提交的若干报告进一步确认郎岱、盘县、水城地区蕴藏有丰富的优质炼焦煤资源，可供大规模开发利用。

从1958年起，煤炭工业部先后从东北、华北、华东地区，陆续抽调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来到六枝矿区。由于当时铁路只通到贵阳，支援来此的职工及部分家属乘坐列车再转乘解放牌货车到六枝。郑德祥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当时来六枝最早的开拓者有好几支队伍，有西南煤田地质勘探局十一队、采样大队三分队、113队和他所在的煤田地质勘探142队。

到1960年时，仅仅几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在贵州六枝、水城、盘县、安顺等地的高山峡谷中，在崇山峻岭中，在茂密森林中，一下子就拥进了4万多名地质勘探队员。

六盘水，因煤炭而诞生，作为江南煤都、西南煤海的六盘水，到底有多少煤储量呢？

明清时期的六盘水境内，矿产资源得到初步开发。嘉靖三十年重修刊行的《普安州志》录有易纮的《过普安》诗，其中“窗映松脂火，炉飞石炭煤”，是贵州用煤的最早记载。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六盘水丰富的矿藏就已引起众多地质学家的关注。一些地质学家来到六枝、水城、盘县等地进行地质考察，逐渐发现这里煤储量丰富，且煤炭质量优秀。

1929年，乐森璕等地质学家对郎岱、水城及周边县城进行矿产调查，在其编著的《贵州西部地质矿产》等书中记载：“此地含煤地层东西延长20余里，可采煤层有三四层，煤质颇佳，为上等烟煤。”

1941年，地质学家柴登榜、李用平等两次来水城踏查，估算出22270万吨煤储量。

1942年，矿物学家郭宗山在盘县马场沟、黑冲、孔官河、马坡、鸡场坪等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煤炭调查，并著《贵州盘县普安等县地质矿产》一书，计算出煤储量5149万吨。

三线建设开始后，六盘水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复杂多山的地形地貌，十分有利于备战，从而进入中央的视野，并逐步确立为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二个重点。

据记载，六盘水土地开发从秦始皇开五尺道、汉武帝修岸道时就开始了。后经朝代更迭，虽然明清时期的六盘水市境矿产资源得到初步开发，先后兴建了水城的铅锌矿采冶业、郎岱厅凉水井煤矿，但规模不大。民国十八年（1929年），水城建观音山铁厂，郎岱建青山铁厂。解放前夕，郎岱黑那拱年产生铁5万千克。

然而几百年间，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一直沿用镐、锤、钻、手拉风箱等传统工具，运输仍停留在人背马驮的状况。这种开发方式只能划入手工业的范畴，在郎岱、盘县、水城三县产业结构中充其量不过是农业的附庸和补充。

直至解放初期，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三县生产的原煤产量到1953年仅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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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大山里的惊恐叫声

 

1958年2月，国家煤炭部与中共贵州省委商定开发贵州煤炭资源事宜，决定由煤炭部抽调技术业务干部和技术工人来黔开发郎岱、水城煤田。

地质勘探是现代工业的尖兵。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辛困苦，以开创性的踏勘调查，让人们初识六盘水这块宝地的“庐山真面目”。

 

其实，在大三线建设之前，国家已经开始了对六盘水的第一次开发建设，即从1958年至1963年的开发建设时期。

早于20世纪50年代全面启动的西南地区地质大勘探，为大三线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广大地质勘探人员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大三线的早期建设中，而许多参加地质大勘探的地质队队员，最后都加入了大三线建设队伍当中。

实际上，他们是最早参加大三线的建设者。

郑德祥1960年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地质队，来到了贵州大山深处的六枝。郑德祥记得，当时他到贵州，接到的任务就是“支黔”。当时，142队有1000多人，分布在不同的勘探区。他是跟着142队到达六枝的。那时六枝没有通火车，火车只通到安顺，他们是从贵阳坐火车到安顺，再坐汽车到六枝的。

进了地质队，就是进了苦窝窝。在地质队，不管是大雪封门，还是狂风暴雨，必须有人值夜班，钻机只要开钻了，24小时不能停，只有一直打下去，打完了以后才能停，必须有人看着。郑德祥记得，曾经有两个同事半夜12点下夜班往驻地走，因为又困又累，又遇雨天，两个人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一直滚到山脚下。

郑德祥的地质勘探生涯刚刚开始不久，差一点丢掉性命，而他在多年的勘探工作中，有过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记得刚到142队不久，郑德祥参加四角田矿的钻探任务。有一天他值夜班，已是深夜，当时钻机正在工作，突然钻机上的变速箱坏了，钻机停摆了。变速箱坏了，钻机就无法工作，影响进度，必须立即进行维修，但是半夜三更，他们又在大山里，四处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当时正赶上下大雨。但是，下再大的雨也得把变速箱送下山维修。当时他和同班的三个同事，两个人一组，轮流抬着六七十千克的变速箱下山，去维修机器。

大雨如注，四个人为了赶近路，就从四角田的山后翻过来，他们感觉翻过山就能到平台，就是现在的六枝火车站附近，但是由于天黑，对周围环境不熟，路又陡又滑，他们抬着沉重的变速箱，在山上转来转去地迷路了。大雨不停地下，四个人拿着两把电筒，在山上四处转着找出路，转来转去，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整整在山上转了一宿也找不着下山的路。

山高林密，也没有路，他们下不了山，最后手电筒没电了，四个人只好坐在山上，在黑暗和大雨中等着天亮。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他们往远处一看，山脚下就是火车站，而他们所在的地方，不远处就是陡直的山崖，一不小心，就会跌下山崖，如果再往前一步，就会跌入万劫不复之中。

地质队员最常做也是最苦的一件事，就是搬家。郑德祥说，他最不喜欢搬家，但是又不得不搬家，搬家是地质队的常态。

有一次在郎岱县，他们从白矮脚水库的作业点往另一个地方搬家，那个地方在一处高山上，空手爬到山上，需要用40分钟，扛着东西就得一个多小时。当时，动员了全体机关干部帮忙，和勘探队员一起搬家。但是帮忙的机关干部，往山上跑个三五趟，就天黑了，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他们就要赶回城里，剩下的活都是钻机队的勘探队员干，他们每个人扛着机器设备山上山下的至少要走五六趟，一直到夜里12点多才把东西搬完，当最后一件工具设备搬完的时候，郑德祥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上，甚至连喝口水喘口气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连衣服都没有脱，就睡在还没有搭好的帐篷外。

地质测绘并不能完全了解测区的地质条件，也不可能就此掌握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因此，还需要钻探，结合坑槽探、物探、洞探、井探，以及水文试验、岩土试验等工作，才能掌握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意见。

勘探队员把钻探称为重型武器，将槽探、洞探、井探称为山地工作，将物理、地震探测称为现代手段。一条坝线，至少要在左右岸和河中打十几个孔，一个坝址要打几条坝线做比较，从中选优。当然，也还有各个不同的勘测阶段，这样算来，从看上一个坝址，到选定坝址、坝线、坝型就要打不少钻孔。打完一个钻孔，就要钻孔移位、钻机搬家。这是第二种搬家。

钻机搬家，旧的钻孔平台，要搬得不剩一个零件；新的钻孔平台，要搬至机件全部齐全，缺一样都无法开钻生产。这种钻孔搬家实际上是十分艰苦的笨重体力劳动。钻孔搬家有四个步骤：分卸钻机的零部件，搬运机器及零部件，在新的孔位平台组装起钻机，竖井架立钻塔。

地质队像这样的搬家是经常性的，每换一个勘探地，就要往山上搬钻探用的钻机、工具和机器设备，那时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再重再大的设备，都是靠人背肩扛地搬运，走的是羊肠小道。郑德祥说，贵州的地势不像北方那么平整，可以赶马车，贵州都是崇山峻岭，上山下山搬东西，全靠人背，跌倒、扭伤、闪腰都是常见的事。好一点会有马驮。当时，142队有20多匹骡马，但是这些骡马是专门运送材料用的，搬家时不能用，只好靠人工搬，还不像现在，你可以雇民工，那时候不行，不允许，只能靠职工自己干。钻探用的管子有七八米长，很粗，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扛着管子上山，实在扛不动，就两个人抬一根。年轻的小伙子和男队员，有力气的身体好的，一个人要扛两根。有时搬家的地方远，山上山下来回扛着东西走一趟就是两个小时，一天搬不完，第二天再接着搬。我们扛着管子，踩着泥泞的黄土，夏天里，大家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肩膀上的皮肤晒得黝黑锃亮，被烈日晒爆的皮褪了一层又一层。冬天里，大家迎着漫天的风雪，蜷缩着身体，背着沉重的仪器配件，眯缝着双眼，双脚踩入厚厚的积雪，拖着疲惫的双腿，步履维艰，艰难向前挪动。

为了减轻搬家时的负担，勘探队员的行李都非常简单，甚至连个枕头都没有，就只背床被子。队员们都是把衣服叠起来和书放一起，当枕头用。

贵州夏天雨多，冬天阴冷，地质队员又长期在山野工作，吃住都在野外，因此，在勘探队得风湿病的人非常多，一到下雨天，许多人就腰腿疼。那时候的地质队员都是搭着帐篷，睡的是帆布做的行军床，行军床两头绑绳的地方都有眼儿，由于经常下雨，非常潮湿，时间长了，地上的草会顺着行军床的缝眼儿长到被子里。

勘探队员去的地方大多是山里，山里人迹罕至，崎岖的山路，车上不去的地方布满了人的脚印。本来是没有路的，地质队员去的地方才有路，许多路是地质队员走出来的，地质队员把鲁迅先生所说的话改成了“山上本没有路，走的地质队员多了便有了路”。地质队员许多时候是边修路边勘探，勘探到哪，就把路修到哪，到目前为止，贵州大山里的很多乡村土路，都是当年地质勘探队员们修的。

地质队员既是大山里的开路人、探险者，也是大山里的遇险者。有一次，女勘探队员胡莉半夜三更被什么东西碰醒了，蒙眬中，她看到床上什么东西在晃动，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巨蛇，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了她的蚊帐里，就在她的身旁，她吓得半死，几乎是丢了魂地号叫起来……那叫声真是太恐怖了！至今回想起来，郑德祥都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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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苦是说不出来的！

 

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以煤炭资源勘查为代表的地质勘查工作，被摆在了基础性、先行性的地位。但是哪里有煤炭，煤炭资源的储量是多少，煤的质量怎样，是否具备开采的价值，这些，都需要靠煤田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来完成。

 

郑德祥记得，电影《创业》中有这样的镜头：数九寒天，滴水成冰，铁人王进喜纵身一跃，跳进了冰冷的泥浆池里搅拌泥浆。这样的镜头感动了无数中国人。郑德祥说，我们煤田地质的泥浆池，要比石油的小得多，用不着像王铁人那样跳下去用身体搅和，但是我们清理泥浆也非常艰苦，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你都要下池里清理沙子，用人工搅拌清理，这个工作又脏又累，苦不堪言。

郑德祥说，干上了地质这一行，就与节日无缘了。在他记忆里，老勘探工人和技术人员，尤其是负责看钻机的，几乎没人在家过春节，也很少享受其他节日，地质队的工作是越到节日越忙，越不能休息。

贵州的天气，夏天阴雨绵绵，冬天雨雪交加，就是一个“冷”字。雨衣和水靴几乎从不离身。郑德祥说，冬天不仅要穿棉衣，也要穿雨衣，那时候出行如果有车，也只有敞篷车，没有车篷，四面透风，要穿雨衣，不穿雨衣的话，被风吹打，浑身就湿透了，那真是透心的冷，透心的凉，冷得人受不了，穿着雨衣可以挡风挡雨。冬天天气寒冷，有时下车后脱下雨衣，雨衣已经冻得又硬又脆，轻轻一掰一拍，雨衣就折断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从事地质勘查的专业人员少，数量极为有限的科技人才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之间形成了矛盾。按部就班地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科研人员及各类工程技术人才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建设形势，一些非常规的人才培养方式出现在许多领域，由此形成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才成长的独特路径。

郑德祥从北京来到贵州，他在北京的学校有三个系搬到了贵州，他跟着学校一起到了贵州，当时，他正读大三。一年后，他分到了142队。

他从来没有想到，地质队里的日子会那么苦，那么难熬。

他到地质队，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是爬山和走路。在地质队，爬山、走路是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常态，每天山上山下要走几个小时，一天走几十里路是常事。

那时候他还年轻，虽然每天爬山、走路很累，但是不觉得苦。142队队部在六枝，他记得在郎岱施工期间，有的同事遇到家里有急事，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走路回家，要走多长时间呢，从郎岱走小路走到六枝，都是羊肠小道，有的根本算不上路，这样的路要走12个小时。贵州比较落后，交通不便，山多，且山路崎岖不平。如果碰着车，不管什么车都得坐，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车的，也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敞篷车，出行都靠走。

“即使有车，钻工也坐不起。”郑德祥说，他当钻机机长时，工资每个月仅有42元钱，贵州当时很穷，但当地老百姓形容地质干部是“老母鸡”干部，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几只老母鸡。“虽然有些夸张，但从中能看出当时地质干部艰难困苦的情景。”郑德祥说。

贵州山多且山形复杂，又高又陡，郑德祥说，地质队员长年累月地在大山里行走，在野外作业，要攀爬陡峭的高山，要穿过茂密的丛林，要跨越湍急的河流，翻山越岭，与大山为伴，与岩石为伍，与树木为友，与风雪比邻。都说蜀道难，在郑德祥看来，贵州的山比蜀道更难、更险。

地质队员脚上的鞋子都是特别定制的，厚底高帮的登山鞋，粗皮，又笨又硬，还特别沉，但这种鞋子抓地，耐扎，防滑，登山时轻易不会滑倒和跌跤。走长路、远路、碎石路时，鞋底的刚性和硬度可以减少弯曲，保护脚掌，走路不会过度疲劳。高帮能让脚踝减少左右摇摆，不至于崴脚。靴子面大包头能保护脚趾，不至于被踢伤。登山鞋抓地，身背沉重的地质包爬山行走，有种脚踏实地的感觉。穿行在南方的崇山峻岭、密林草丛中，特别怕遇到毒蛇。穿着登山鞋，可以预防各种毒蛇的攻击。

“上山下山的路几乎不能称为路，最宽的不过一尺。丝毫不夸张，我那会儿还年轻，我从山上下来，走到一半路时，看到脚下的陡坡，不敢走，坡太陡了，人下不去，腿一软，就得秃噜下去，滚到山坳底下。”

煤田勘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煤层埋藏的情况，二是根据勘探情况，计算出地区储量。郑德祥所在的勘探队，在建队之初的几年时间里，重点开展野外地质填图、观察各类地质现象、采集样品、提出问题、编制报告等工作，为六盘水的矿山开采设计与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贵州地质情况复杂，地层复杂，山高路陡，勘探难度大。地质勘探经常要爬到山顶最高处，工程技术人员爬山最多。地表的煤是不能用的，它是被风化的，要测煤炭的储藏量，就要勘探和开采地底下的煤，起码勘探到七八米以下，我们的勘探机最深能勘探1000多米深。经过勘探，确定煤层可采煤层的基本情况。有的煤层分30多层，可采煤层是多少，煤层是否稳定，这些都得经过勘探勘测，提出科学数据，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列入可开采的矿藏。

勘探队员对于吃，从来不敢有奢望。郑德祥记得，他曾经煮出的白米饭是黑的，因为山里没有水，都是用从煤洞里流出的黑水煮饭，饭是黑的也得吃，不吃就得饿着。没办法，有钻机的地方，就是立钻的地方，钻机和立钻的地方，是按照勘探线确定的，不能随便说我在这打不行，换个地方打，或者换个有水的地方打，要按勘探线打钻，勘探现场那些孔都是有坐标的，定在哪就是哪，不是你自己想到哪就到哪，所以打钻的地方不一定是有水的地方。喝水是最困难的，有时候喝水，要到三千米以外的供水水房去拉水。冬天里冰天雪地，菜运不到山上去。大多数时候吃咸菜，经常是十天半个月吃不到青菜。

勘探队实在太苦了，有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往外调，有人说哪怕到煤矿下井也不愿意去勘探队，起码不用再受风吹雨打，不用生活在野外。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野外作业，风餐露宿，迎雨冒雪，因工程变动而不停地搬迁和四处流动，这些是地质队员日常工作的常态。长年累月的野外地质生活，长时间处在人烟稀少、远离村落的荒山野岭，需要怎样的意志和毅力才能坚守，要克服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和隐忍。夜深人静的大山深处，长夜漫漫，孤独难耐，物质生活匮乏，文化生活更是贫乏，精神世界的孤单，实在是一种更加难以排解的困苦。

我问郑德祥，你在北京有那么好的生活，却从首都那样的大城市，到了贵州这么偏僻落后的山区，当时来了什么也没有，从事的又是这么艰苦的工作，反差特别大，再看到别人调走了，你有没有后悔过？

从不后悔！郑德祥坚定地说。勘探工作就是意味着长年累月在野外，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那时候年轻人，听党的号召，听毛主席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而且把地质勘探想象得很美好，自己学的是地质勘探。学地质的不一样，有的是搞地质情报，有的是搞地质科技，我们是搞地质勘探，你勘探专业毕业就得跑野外。当时年轻，有理想，身体好，也很想在山上跑，感觉非常光荣。那时候没有任何自私的想法，就是一心想着国家，想着工作，凭着一种责任心去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年复一年就一直认真地干下去，感觉党交给你的任务，你就应当干好。

只是太苦了，真的太苦了，苦得厉害！

真正的苦是说不出来的！郑德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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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吃下95个小柿子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

 

唱着《勘探队员之歌》，从学校来到地质队当上了一名勘探队员，向正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和向往的钻探工作中，虽然又苦又累，但他从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

1958年，国家“二五”计划实施，按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为尽快为国家提供煤炭开发资源，开启了大煤山勘探。

向正生和他所在的142队，开始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全部参与了大煤山勘探。

大煤山位于六枝境内，1959年底大煤山背斜勘探，勘探面积达250平方千米。

不怕否定，坚持科学，为了实现地质工作“大跃进”快速评价和提交地质报告，向正生和他的同伴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采取边施工边收集资料、边整理边分析研究、边修改设计边指导施工的方法，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积极推广钻探高压大水快速钻井经验、焦作的无岩芯钻井经验、电测解释法经验，满腔热情、争分夺秒地投入为国家开发煤炭资源的工作中。

1960年7月，贵州煤田142队成立了大战万米指挥部，提出更高目标：以钻探为龙头，月进2000米，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实现年上1万米。为实现目标，组建红旗号万米机，48人交叉作业，设备物资交替使用，人歇机不停。指挥部每天晚上定时召开的调度作战会议要开到深夜才结束，第二天一早又开工。钻机遇到地质问题不论白天黑夜立即上山赴现场指导，那时的向正生，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有爆发不完的激情与干劲。

由于目标定得高，但技术设备又较落后，大家感觉压力大，地质勘探技术人员担心高指标快速钻进影响勘探质量。为了确保质量，向正生不惧困难，他坚持在放宽无芯钻探时，有重点地选择性钻孔取芯钻进或分段取芯，在构造孔、基准孔、煤层对比、标志层重点取芯。特别是在推广“三无”（无机电测、无机抽水、无机封孔）经验之前，进行先试验后推广，要求在路边的一个孔进行试验。经电测、抽水、封孔，效果差，向正生认为，不宜推广，但却遭到了有些人的否定。

后来，向正生要求记录员在无芯钻孔中坚持捞岩粉，试着通过岩粉鉴定来指挥施工，但因岩粉成分混杂，受钻头刻取颗粒粗细、泥浆浓度、水压大小、岩粉物理等多种不稳定因素影响，较大岩粉分选性差，难以确定层位，他认为仅能做大致参考。后来，通过夜以继日，不睡觉不吃饭连续测井，了解野外煤层覆层情况和地质构造，狠抓电测对比，钻探煤层对比，提高地质综合研究程度，及时调整、修改钻孔设计，指导勘探施工，确保了准确定位层位。

1960年大战万米结束，无芯钻孔比例为76.5%，达到了大战万米高产目标。红旗号钻机台最大月效率2800米，为1958年的19.18倍，全年完成14647米，创历史最高水平。

而在这一年，机长刘跃东获得全国标兵，142队获金字红旗一面和省流动红旗一面。在“大跃进”中，完成勘探储量83300万吨，进尺8万多米。

向正生说，大战大煤山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们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没有怨言，不讲条件，一心只想着出色地完成任务，让上级放心，让领导满意，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以满腔的热情忘我地工作着。

当时生活物资奇缺，粮食定量低，吃不饱饭，甚至一整天不吃饭都在干工作是常事。有一次，在下耳贡时，向正生和同事在山里跑了一整天也没吃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乡家，想买点东西吃，老乡家也没有任何食物，只有柿子。两个人只好把老乡家里仅有的柿子全部买来充饥。那天，向正生与黄家荣两个人一口气吃下了95个柿子，才挣扎着回到工区。

还有一次，向正生和他的同伴在马鞍山以东麻尾村西山里跑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浓雾迷漫，天色已晚，四处开始暗淡下来，山野似乎变得诡异，甚至有些可怖，两个人已经一天都没有进食了，他们又饿又累，几乎虚脱了，终于在山里找到了一户人家，他俩想买点东西吃，但老乡家里只有一个大南瓜，这个南瓜足足有8斤重，两个人狼吞虎咽，一顿吃光了这个大南瓜，用以充饥。

地质队里得胃病的人很多，由于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加上饥一顿饱一顿的，向正生一度手脚浮肿无力，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多年以后才慢慢有所好转，慢慢恢复。

 

你是我的牵挂

 

地质勘探队员带着对祖国的热情，怀着对建设强大国家的美好憧憬，满怀激情，一路唱着《勘探队员之歌》，开进了荒山，开进了茂密的森林，开进了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他们支起帐篷，在荒山野岭中，开始了地质生活。

在中国的版图上，六盘水真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城市，但是它在大三线建设中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六盘水地质勘探，某种意义上，对整个大三线建设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大三线的建设，向正生可能会说个几天几夜，在他心中，勘探事业是他的生命，而对于他的女儿向蕴蔚来说，父亲，似乎从来都不属于他们做儿女的。

向蕴蔚是向正生的小女儿，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她告诉我，在她小时候的记忆里，是没有父亲这个概念的，他们姐弟三人感觉都是自己长大的。

“小时候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因为常常见不到，就算是过年过节了，也常常见不到，父亲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向蕴蔚说。很小的时候，她就是知道有父亲这个“东西”在，但是就是见不到父亲的样子。甚至母亲的概念也非常模糊，她的母亲蒋美毅也是142队的工程师，夫妻俩长期在生产一线，很少有时间顾及家里。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有天深夜，天很冷，外面下着雨，这时门开了，就感觉眼前有一团黑乎乎的身影进来了，我好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父亲回家了。进门以后，父亲就站在那里发抖，浑身上下一直抖个不停，一直抖，一直抖。那天，父亲是坐着敞篷车回来的，天气寒冷，又下雨，一路上他就在敞篷车上坐着，被雨淋着，被风吹打着，挨着冻……”

天这么冷，还下着雨，为什么还回来？姐姐问父亲，父亲哆嗦着身子，颤抖着声音说，我牵挂你们啊！对于向蕴蔚来说，父亲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依靠，对于父亲来说，儿女们是他心里的牵挂，无时无刻的牵挂。

在地质勘探行业，有一首打油诗，“有女不嫁勘探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年有月回家短，带回一身油衣裳。”这是地质勘探队员最形象又最真实的写照。

向蕴蔚说，小时候，他们姐弟三人都是自己长大的，经常好几个月见不到父母，他们很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自己学着做饭，自己学着补衣裳、做家务，一切都自己解决。有一次，三个人买来肉煮着吃，不知道肉已经坏了，结果三个小孩全部拉肚子，姐姐带着她和弟弟半夜去医院，路上遇到了一群野狗，三个人吓得又跑回家了，然后姐姐一家一家地挨家敲门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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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旗帜

 

从小和向蕴蔚一起长大的余丽娜，有着和她相同的经历，说到在勘探队工作的父亲余隆生，余丽娜更是百感交集——

 

余隆生1933年8月13日在重庆市荣昌县出生，1951年参加工作，在重庆市永川区税务局，1956年调重庆市地勘137队工作，搞地质勘探。1958年支援三线（前期筹备）调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六枝特区地勘142队工作，先后在北京地矿部、成都矿院学习进修物探专业知识。生前系贵州煤田六枝特区地勘142队地质科物探（也叫电测）工程师，物探组组长。

“我父亲的一生，平凡而光荣，他们这一代人，为了六盘水市的繁荣，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余丽娜说。

那时生活、工作条件极端艰苦。当时六盘水市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所有生活工作设备都靠人拉肩扛，五十载风雨兼程，半个世纪春华秋实，他们用战天斗地的豪情，为了六盘水市几十年的开发建设，为国家大三线建设，不仅创造了六盘水市从无到有、迅速崛起的巨大物质成果，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那年月，抓革命促生产，每年的元旦要上班，为了迎接开门红。记得有一年大雪封山，那时只有解放牌的没有篷的敞车，元旦全部正常上班，车子到了山里，打滑上不去山，我父亲及车上的全体人员，把身上穿的大衣及被子等铺在路上，让车子过去。

余丽娜目睹了父亲及老一代三线人的奉献精神和艰苦生活。他们从工区到钻机上班，走时，带几个馒头，一个军用水壶里装满水，带一点腌菜，一点辣椒面，一点盐，有时几天也回不来，就在当地老百姓家买几个土豆，添把柴，把土豆烧熟了，蘸点盐和辣椒面，喝点水，就是一顿饭。有时带的水喝完了，就在河里装点水，甚至在老百姓的田里装点水，一样喝。

“80年代后期，分到我单位的大学生、中专生，搞勘探专业的，好多都是我父亲带出来的优秀勘探队员。现在都还在岗位上。都是贵州煤田地质局的骨干。”

余丽娜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有一年冬天，余隆生生病发烧病倒住院了，但有一口井打完了，须马上进行电测（物探），因钻孔深，技术含量高，一般人完成不了这项工作，那些年，每遇到深孔和断层多的孔，必经过余隆生亲临现场进行电测，余隆生的技术水平，在勘探队非常有名。

“记得当时地质科科长到医院，问我父亲怎么办，因为此孔深，断层多，如果不及时电测，容易井内抱钻，垮塌，不仅钻工们辛苦几个月的工作报废，而且会给单位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我父亲说，马上上钻机电测，不能耽误，当时单位领导安排，医生用担架把我父亲抬到钻机现场，在现场整整测了一天一夜，才回到机关住院。由于在寒风中带病工作，后来留下哮喘的病根，一直没有治好，1993年8月6日因肺衰竭离我们而去，那时，离父亲60岁生日还差7天！”

余丽娜说，父亲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他没有上过大学，之所以在技术上有过人之处，全都是自学成才。从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都是一次次学习、考试硬考取的，一直到他离开我们，都还在自学俄语、英语。

平时我父亲喜欢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是《勘探队员之歌》，还有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他都喜欢唱。

小时候，每到年底，我父亲肯定会拿着“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回家，那时候，一家人不知要高兴多少天。

我们家的奖状贴满了墙，无论老的小的，一到我家都要多看几眼，特别是同学和朋友来家，我就会骄傲地说，看，我爸又被评上先进了。那种光荣和自豪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我从六盘水回到大连后，又收到余丽娜从贵州发来的微信，和我讲起她母亲：

“我的母亲郭祚华是重庆市永川区人，1952年与父亲相识，自由恋爱结婚，随父亲一同到重庆137队，又从重庆调到贵州煤田地勘142队。当时母亲在142队机关食堂工作，因为我们家孩子多，兄妹4人，父亲长年在野外工作，一年也难得在家待上几天，根本照顾不了家里，为了让我父亲安心工作，母亲辞职回家，专职做家庭主妇，照顾我们。我母亲特别善良，我们几个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也没有打过一下，我们单位，谁家有事，她都会去帮忙。母亲几十年辛苦付出，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工资，但她从来没有半点怨言。有时我也问她，辞去工职，纯做一名家庭主妇，你不后悔吗？她总是笑着说，有什么后悔的！如果当时不辞职带你们几个，能有你们的今天？你们4个都读了好学校，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我知足了！”

她说，之所以要特别提到她的母亲，是因为在三线建设中，有许许多多像她母亲一样的普通妇女，她们舍小家顾大家，放弃了青春年华，做出了许多牺牲，她们和三线建设者一样，同样为国家、为民族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祖国和人民不应当忘记她们。

“父母这一代人，为了三线建设真是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余丽娜含着眼泪对我说。

 

打到地球中心去

 

勘探队员是开拓者，他们在崇山峻岭中竖起高高的尖尖的钻塔，他们高喊着“打到地球中心去”，那豪情万丈的吼声，把沉睡的群山唤醒了；他们在深山峡谷中穿行，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寻找大地丰饶而奇妙的宝藏；他们立于高山之巅，仰望星空，心向祖国，虽苦无惧。他们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艰苦奋斗，他们几乎踏遍了六盘水的山山水水，提供了普查和精查的重要资料，为矿井的开采打头阵，为六盘水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德祥当时的工资每个月只有42元钱，但他很知足，他说，我的工资比当时的乡长工资还高。那时候的乡政府不像现在有楼，有车，那时候只有七八个人，办公室就两三间旧房子，设施几乎谈不上，办公桌就用钉子钉两块木板，长板凳也是用木板钉上木桩做成的。

居住条件简陋，建设者们还要克服和战胜气候、水土不适应等困难，尤其是吃饭的困难。

“越是穷乡僻壤越重感情，就像你看小说也好，电影、电视剧也好，越是偏僻少数民族地区，越是重感情。

“贵州少数民族多，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等，日常生活中都有接触，我们在苗族寨住过好久。苗族人待人热情，他对你好到什么程度？他切腊肉片，有你充电宝这么大一块块的。

“我们的钻工当中有很多就是布依族，在三线建设照片里，有的男的不是戴着帽子吗，他们就是布依族。布依族、仡佬族、回族、彝族，142队就有七八个民族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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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牛肉吃得多，为什么呢？一到冬天，牛一滚坡，就失去使用能力了，老乡就把牛卖给我们。因为当地老乡不吃牛肉，很便宜卖给我们。你们相信牛肉白吃？卖牛骨头和卖牛皮的钱就够买那头牛。所以我们就冬天牛肉吃得多。吃肉要连续吃一个星期，因为没有冰箱，无法存放，不吃就烂了，只能一直吃，抓紧时间吃，把肉吃光了为止。吃过肉以后，可能就两三个月再没肉吃了。”

由于20世纪50年代地质勘探工作者艰苦奋斗，他们拼了命工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仅贵州煤田地勘工程量就表明，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的地质大勘探，已经提前30年完成了六盘水区域的地质勘探，也就是说获得的地质资料足够支撑区域矿区开采30年。

中国地质大勘探，地质队员们是用生命在奔跑，用生命在寻宝，经过勘探，国家发现了普郎煤田、西部煤海，煤炭部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所属142队、159队、地测大队以及地质系统的557队等地质大队，先后对六盘水的煤田进行了勘查。经过几年的普查、详查、精查，获得了普郎煤田、水城北部煤田、水城南部煤田（格目底向斜）、盘县煤田等煤田的详细报告，又经过煤炭部重庆设计院、贵州设计院的精心设计，50年代后期，煤炭部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郎岱建井处（后与建安公司合并成立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第二基本建设公司）在六枝矿区揭开了建设矿井的序幕。

1958年“大跃进”时期到处大炼钢铁，急需燃料，经煤炭工业部决定，从抚顺、通化、大同、开滦等地调来大批煤炭工业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贵阳煤矿部分干部成立郎岱建井工程处，计划在六枝矿区开九对矿井，总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210万吨原煤。六枝矿区含煤面积达263平方千米，已探明的煤炭地质储量为25.6亿吨。

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荒山，房无一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租借些民房（有的职工住在牛圈上层）。民房不够，便搭起帐篷，在野外安营扎寨。在这人烟稀少的荒地上，煤炭部又从徐州成建制调来一个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1958年11月成立郎岱矿务局，1960年郎岱县改为六枝市，郎岱矿务局改为六枝矿务局。

 

难忘那高高的钻塔

 

历史是一条见证奇迹的长河。

无论在都市乡村，还是在崇山峻岭；无论在辽阔的江河湖海，还是在无垠的莽原田野，人们在遥望蓝天的同时，总能看到那些高高矗立着的钻塔。不论是角铁结构的井字塔、三角塔，还是钢管结构的人字塔，在那些高高的钻塔下，总能看到地质队员坚韧不拔、巍然挺立的身影。他们双目炯炯，气质高昂，威武雄壮，成为群山之巅、蓝天白云下最动人的风景……

 

余丽娜从小在地质队大院里长大，对地质队非常了解，她告诉我，地质队由机关、工区和钻机三部分组成。机关上队部，主要是行政工作，有党政工团、地质科、子弟学校、机修厂、材料科、卫生院、后勤科，主要在当地的县城；工区分为地顶科、物探、机修工、调度、食堂、医务人员等；钻机，主要是第一线工人，长年在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工作。

钻机都是三班倒，平时除了上班，下班回到工棚，工人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点酒，当地农民烤的苞谷酒，两三元一斤。

没有菜，只有辣椒，在火上烤下，蘸点盐下酒，钻工们只要有酒喝，就开心得不得了，再苦再累，都不觉得。

“钻工和工区的工作人员，每月可以回到队部休息4天，但是大部分人一年都难得回到队部休息，包括我父亲，我们一年也见不到他几次。”余丽娜说。

有一个地质队员，在山上看钻机，当时，大雪封山，他在山上断粮半个月，当时队里派人给山上送粮，送完粮回来时，车子打滑，眼看着就要跌到山底下去了，正好被一块大石头把下面给垫起来了，停在山崖处。他们只好跑出去三公里外，到老乡家里花钱买炉灰渣子，把路上撒上炉灰渣，又在老乡的帮助下，两头用大绳子把车前面拦住，硬是一起把车子拉回来了，避免了车毁人亡的惨剧。

“我们野外都是席棚子，比大庆油田的干打垒要苦得多！他干打垒总是石头砌的房子，我们这里是席棚子，北方叫芦席，在北方是芦苇做的，在南方就是竹子做的。

“我们住的是席棚子和油毛毡搭建的房子，夏天在那个里边待着，油毛毡被太阳烤，味道又大，又闷又热，比桑拿还热，下了夜班，你想睡个觉，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能住到哪个老乡家，那就相当不错。那时候的老乡居住条件也不好。下面是牛棚猪圈，上面住人，这种条件已经不错了，虽然味大，但是起码能遮风挡雨。住在油毛毡房子里，遇到下雨天，说漏就漏，外边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被子时常被大雨浇透，帐篷时常被大风掀翻，寂静而又漆黑的夜里，听着帐篷外呼啸的大风，时常会陷入孤独。

“记得我们在纳雍县，就是在毕节这边，在那住宿。下大雨。当时我们是住进没几天，周围的排水沟还没来得及挖，第二天早上大家的鞋都不见了，都被水给冲走了。所以我们勘探队的居住条件确实太差了。像电影上那样住帐篷，又浪漫又唱歌跳舞的那是瞎说的，没唱过歌，也没那么浪漫，当时也是咱国家没有钱，说句不好听的话，穷得叮当响，当时机关干部的定量每个月只有23斤至29斤粮食，野外钻工的定量是一个月42斤，重体力劳动，定量也多，粮票就多，出去吃个饭方便，那会儿走到哪都要粮票。”

142队在六枝、173队在盘县老屋基都是首战得胜，第一批建井队伍已经源源不断地开进矿区。郑德祥一直在地质队，从60年代初，到参加大三线建设，他在野外工作了10年，70年代初期回到机关。野外10年，走遍了贵州，走遍了六盘水的山水。

他在142队，先后勘探过六枝矿地宗、六枝、平赛、茅家、苦竹林、上纳、大察、岱岗、大用、郎岱、归宗、黑拉戛精查，以及凉水井扩大精查补勘、双夕普终，探明储量9.806亿吨。

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水源队，自调入六枝区下营盘青杠林驻地，自己动手修筑砂、石铺垫的简易公路，架设高压输电线路，修建干打垒房、棚、库房，并自己设计引来生活用水；在盘县刘官屯片区，地勘公司组织职工架设从两头河至刘官屯大约12千米高压输电线路。组建土建队就地取材，自己动手采石挖土，大搞干打垒房子，边学边干，建造以竹代木、竹席油毡结构的临时工棚、“三合土”、“毛石”干打垒房子，为解决盘县刘官屯片区职工子弟就学，修建了一所砖木结构的学校。钻机工人住房大都是自建简易竹席油毡工棚，部分租用当地生产队的民房或是借用公房。勘探队员的生活设施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指导下坚持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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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又一幕催人泪下的艰苦画面，一场又一场无声的地勘战役，最终都汇成了一份又一份丰硕的地质成果报告。地质勘探工作是一项异常艰苦又科学严谨的工作，地质队员经过勘探，对矿区的地层、构造、矿产及水文地质等，要进行详细阐述，提出科学的结论，形成地质报告，国家再根据报告，编制相关计划，确定需要开发的煤田及矿产……

50年来，在几代地质勘探人员含辛茹苦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贵州煤田地质事业的历史性转变。从总体煤田地质情况不明，到基本查清煤炭资源分布规律；从煤炭资源家底不清，到成为江南煤炭资源第一省；从单一的煤田地质勘查，到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治理等，不仅为“西电东输”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也为贵州建设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我国，地质学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国家对能源与矿产资源的迫切需要而备受重视，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油田勘探、地质找矿等领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造就了曾达到百万规模的中国地质学工作队伍。

那时，这里没有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道，没有高端商场写字楼，也没有国际范儿的地标。那些旧时的景象却是一代代贵州地矿人记忆中最鲜活而迷人的地方。

钻进地心深处的钻头，铿锵无敌的地质锤，山中高耸的钻塔，地质人攀登跋涉的身影，把深藏于六枝、盘县、水城高山深谷中的千年宝藏探明和搜寻出来，随着三线建设的全面启动，地质勘探报告的科学呈现，一座座矿山开始修建，一座座高炉开始建设，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因三线建设而生的年轻的六盘水，顿时有了面向未来勇敢掘进的底气和勇气。

 

第三章 争做开天辟地的人

 

地质勘探工作者，被形象地比喻为“开天辟地”的人。

1964年9月，煤炭部开始从全国各地成建制抽调建设队伍进入六盘水。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5个省的25个矿务局抽调28个工程处、8个地质勘探队到六盘水参加煤炭基地建设。

一场围绕三线建设的煤田勘探大会战开始了。

 

六盘水煤田大会战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了保障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煤炭资源，按照统一协调和部署，初步对全国煤炭工业发展布局进行了论证，相继对重点项目、矿区组织开展了以“大会战”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煤田地质勘探，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型会战有十几个，其中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就是贵州六盘水煤田地质勘探大会战。

 

煤炭资源勘查是煤炭工业建设的基础和先行，煤炭地质工作者被誉为“煤炭尖兵”。

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的建设是从“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出发，为了与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相互配套，并满足西南三线建设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矿井建设以“争时间、抢速度”“多建、快建”为目标，在经过地质勘探，并且在地质情况基本清楚的前提下，矿区建设采用“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会战方式进行。

1965年8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成都会议决定，在“三五”期间，六盘水矿区建设新矿井16对，总能力1200万吨。为此，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最后确定地勘部门首批进行精查（或精査补勘）的项目并要求于1966年底前完工，提交能一次通过审批合格的地质报告：六枝矿区有六枝、地宗平察、大用、茅家寨、木岗、六枝矿区供水水源勘探；盘县矿区有火烧铺、滥泥箐、老屋基、月亮田、大田坝、土城一、二井田；水城矿区有老山、那罗察、汪家赛（精补）、大河边（精补）、二塘（木冲沟、顶拉、大湾）（精补）。1966年3月18日，贵昆铁路全线通车，喜讯传遍六盘水地区，矿区建设大会战如火如荼。

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盘县召开了六盘水综合开发规划会议，并决定扩大煤矿建设规模，在“三五”期间，建矿井26对，总设计能力1640万吨。由于三线建设形势的发展，加大了煤矿建设规模，要求地勘部门在1966年底之前增加完成盘县矿区土城、上纳、大察、岱岗、落别等8个项目。地勘部门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26对矿井建设项目的勘探施工，这在贵州煤田勘探历史上从未有过。时间紧、任务重，六盘水煤矿基地建设能否争得时间，加快速度，关键在地勘施工。

按照“快建井，多建井，争时间，抢速度”的指导思想，地勘工作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做法。根据六盘水矿区建设的需要，结合六盘水煤田的地质特征和矿井设计意图以及矿井生产的需要，灵活执行了地质勘探工作必须分阶段（即普、详、精三个阶段）按程序进行和勘探规范中“三类九型”的规定，实行了普、详、精查阶段合理交叉过渡，探索符合六盘水煤田地质特点的勘探方法。

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下，六盘水勘探会战中，地勘公司成立了地质、设计（各煤矿设计院现场设计队）、科研（煤炭部西南煤田地质研究所黔西研究队）人员三结合小组，共同上山下井（生产小窑）做地质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各井田的主要构造特征和煤层赋存以及以往地质工作程度。

从会战一开始，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干部都与工人和群众同吃大锅，同住“干打垒”，同劳动、同出操。所有的干部都下到基层，深入班、组，言传身教，使会战队伍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风气。当时的条件艰苦，干部在参加劳动之余，还要做好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困难，干部就到哪里。记得当年参加大会战的工人回忆，当时129队503钻机指导员宋战斌，生病期间正赶上大会战，他病未痊愈就赶回钻场，曾经连续13天吃住在钻场，和工人一起日夜奋战。503钻机机长贺迎泽在外地开会，得知钻机长途搬迁，他星夜赶回钻场，连续奋战两昼夜直到钻机正常生产。那时候的干部很少坐办公室，领导干部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落脚在班、组，战斗在一线。152队队长李广胜养病期间，正值队伍调迁入黔。他立即带领职工到达威宁二塘工区并一道盖干打垒工棚，为施工做准备。在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勘探队员朝气蓬勃，干劲十足。

此时的乌蒙山区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都十分恶劣。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十分陌生。勘探队员以大庆人为榜样，头顶青天，脚踏高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创造基本条件保证会战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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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9月开始，煤炭工业部从全国抽调勘探队伍，充实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开展六盘水矿区勘探会战。吉林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12队，成建制由吉林省九台县调入贵州省盘县刘官镇，职工500余人，钻机10台；北京市京西煤田地质勘探队4台钻机调入六枝矿区，职工18人，1965年2月迁镇宁县丁旗镇，扩充后组建成地勘公司173队，有职工465人，钻机6台；1964年10月，河北省峰峰水文4队2台钻机，职工120人，调入六枝矿区下营盘青杠林，补充组建成地勘公司水源队，职工423人，钻机3台；湖南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29队，成建制由湖南郴县调入盘县赵官屯，有职工530人，钻机6台；1964年9月地勘公司组建地质测绘大队，下属2个地质分队，1个采样队，4个测量分队，职工594人，10月恢复259队建制，职工594人，开动钻机4台；1965年4月，地勘公司更名为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煤田地质勘探公司……

经过勘探，六盘水的区位优势和煤炭资源优势凸显，特别是其中优质冶金焦煤的巨额储量，在西昌会议上被国家确定为西南三线建设的主要煤炭基地。

勘探大会战开始后，首战的任务是142队正在施工中的六枝向斜北东翼平寨井田和大用井田。由京西173队提交钻探资料，142队负责完成煤质采样和水文地质勘探，并编制提交勘探地质报告。后因173队调回河北，余下的所有任务，由142队全部完成。接着是黑拉嘎精查勘探，后陆续转入水城各矿补勘，并参加织纳煤田大会战。

黑拉嘎井田精查勘探是大会战时期最大、储量最多的一个项目。当时，向正生被提任主任技术员，主持黑拉嘎勘探区精查勘探。勘探面积22平方千米，区内相对高差大，交通不便，缺少1∶500地质和水文地质图，需要测绘。以往勘探区测绘工作，由地测队负责测绘，唯独本区由142队勘探地质组负责测绘，工作任务因此剧增。

由于黑拉嘎以东地质构造复杂地段的于察王寨发现新的断层，为了精确地质构造，加密槽探追溯断层，获得更加精准的地质图，向正生带着他的团队，经过日夜苦战，终于提交地质报告。

1964年9月至1973年12月大会战时期，142队完成六枝平寨井田等14个井田的勘探项目，提交了《水城县小河边煤矿老鹰山井田最终储量报告》等14个勘探报告，经西南煤建指挥部批准，为可供设计依据的精查报告，为六盘水煤炭工业发展提供了精准的资源定位。

地质勘探不仅艰苦，而且危险。由于当时勘探技术落后，要准确探准地质构造，必须广泛深入实地找断层、取煤样、测瓦斯。地勘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钻遍了各种小煤窑。一些煤窑只能一个人爬进爬出，一些煤窑年久失修、长年积水、支架腐朽、瓦斯聚集让人窒息，小煤窑明火开采随时可能引起爆炸，这些危险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威胁着地质队员的生命。向正生回忆，有一次，他和同事韦久林在大煤山的一个小煤窑采样，两个人正在专心工作，向正生突然听见头顶有异常的响动，他猛然发现头顶的支架压力太大，眼看要支撑不住了，他大喊一声：不好了，快撤退！说着拉着韦久林就往外跑，连工具都来不及撤出，刚出进口，他们作业的坑道就垮塌了，巨大的烟尘从坑道里冲出来，差一点把两个人冲倒在地，惊魂未定的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向正生说，幸亏跑得快，差一点酿成大祸。

其实，这样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常有发生。有一次，向正生带领4个人去执行采样任务，为节约路途时间，争取多采样，他们头天出发来到岩脚寨采完样后，没有回到队部，而是借住在一个生产队堆放稻草的稻草屋里。等第二天他们出发时，得知有一辆卡车要前往大用，他们赶紧上车，这时候，向正生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他叫大家下车等等。车不等人，当时有人着急要先搭车走。向正声说，我们是个集体，要有集体主义观念，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大家只好下车等待。当时，掉队的那位同志因为半路上内急迟到了。人到齐了，大家再出发，当大家急忙赶到要采样的正在施工的岩脚寨铁路隧道时，见前面的隧道工程指挥部现场已经全面戒严。原来，就在他们到达前10分钟，隧道建设现场内发生了瓦斯爆炸，当场死伤80多人，现场正在紧急抢险。当时大家看到现场的惨状，一个个吓得瘫软在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如果没有等那个掉队的同志，如果他们上了那辆汽车，后果真不堪设想……

向正生说，人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经历过生死，更觉得人生的可贵。每当我站在高楼眺望这座昔日崇山环抱的山谷，如今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我的心底就有一种欣慰，为曾经的青春年华而骄傲，为曾经的地质时光而自豪，我的耳边常常会回荡起《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回首人生，我无限感慨，我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却开发了大山。从五彩斑斓的霓虹闪烁中，我仿佛看到了昨日汗水的波光粼粼，耳边响起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问向正生，如果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地质勘探工作吗，还会选择这么艰苦的工作吗？

向正生说，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人生的路途，我仍然会推开这扇地质事业的大门，走进这片广阔的土地，为祖国的煤田地质勘探事业奉献出我的一切。

 

附注：向正生，1956年毕业于中南矿学院地质勘探系，分配到四川西南煤田地质局136队，1958年调到贵州六枝142队，1984年后历任六盘水市环保局副局长、煤炭局副局长、矿管办主任，199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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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青春献给你

 

在贵州大三线博物馆里，有几张“三八钻”女钻工站在高高的钻塔下进行地勘工作的照片，她们在蓝天白云下专注工作的神情，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无法想象，在崇山峻岭中，会有这样一支由一群年轻的姑娘组成的“三八钻”，作为女性，她们如何克服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完成了男人都有些吃不消的勘探工作？

终于，我见到了照片中的142队“三八钻”的代表陈居兰、李淑霞、罗恒女士，她们既是三线的二代，又是三线建设者，她们在深山里风餐露宿，走遍了贵州的崇山峻岭进行勘探，顶起了新中国煤田地质勘探的半边天，在乌蒙山脉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

 

贵州煤田142队成立“三八钻”那一年，陈居兰、李淑霞、罗恒三个人还不到20岁。

1964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诞生了中国第一支“铁姑娘战斗队”，这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铁姑娘队，一时间，成为年轻姑娘们的青春偶像，从此，各行各业的“铁姑娘队”“妇女专业队”“女子突击队”等以女性组成的专业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和全国众多女子专业队一样，贵州煤田142队也成立了“三八钻”，这是一支由30多个姑娘组成的女子勘探队。从那时起，陈居兰、李淑霞、罗恒三个年轻的姑娘，和她们的伙伴们，一起走进大山深处，走向那高高的乌蒙山，开始了不平凡的勘探生涯。

“三八钻”是贵州也是六盘水大山深处第一支女子勘探队伍。

陈居兰说：“当时我们‘三八钻’姑娘，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17岁，是一支年轻的充满朝气的队伍。‘三八钻’队伍组建后，立即投入了勘探工作第一线。”

陈居兰印象最深的是“三八钻”第一次搬家。

当时，她们在一个地方完成了作业后，要往另一个地方搬家。搬家都得女钻工们自己搬。位于山顶的钻塔，足足有17.5米高，在勘探作业时，塔顶上都披着帆布做的塔衣，平时人在塔衣下面作业，并不觉得塔有多高，有多险。当时，陈居兰和张敏跟着班长一起拆卸钻塔，班长是一位少数民族的男同志，班长在塔尖顶上拆卸，他一手用扳子拆卸螺丝，一手要来回往下递卸的零件，还要不时地换工具，当时，没有人给他换工具，递工具，陈居兰和另一个女孩子就爬上去了，去给班长递工具。指导员在下面吓坏了，喊着她们的名字，一个劲地让她们快点下来。

陈居兰说，当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再说，平时在塔衣底下工作，不觉得有什么，爬到塔顶上作业，也没觉得有多害怕，但等塔上的塔衣拆下来后，一下子，我们整个人就暴露在外面，头顶上就是蓝天白云，再往更远处看去，顿时觉得整个人和钻塔都旋转起来了，仿佛人就站在转塔上，非常紧张害怕，腿抖得不行。

陈居兰说，虽然当时非常害怕，但是，当你站在高高的钻塔上时，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开阔，辽远，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那种感受真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

钻探是一种高强度的野外工作，工作异常艰苦，男同志都有些吃不消，更何况一群年轻的姑娘，男女的生理特点不同，女性从事钻探工作确实需要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当时勘探作业时，上山没有路，每个人还要扛着上百斤的钻头爬山，她们一趟趟上山下山，硬生生在树林里走出一条路；爬山需要力气，钻探要打到地下千米深，需要力气；从一个地方搬家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力气；给铁管铁棍加固加密，需要力气；柴油机坏了，三四百斤的重量，两个姑娘用杠子抬起来就走，需要力气；使好钳子，扭紧管子，需要力气；面对数吨重的钻机，两个姑娘拉动那根绷紧的手杆需要力气……

这些力气活，“三八钻”的姑娘们，都能利落地完成，她们工作起来从不示弱，和男性职工一样出力出汗，她们技术熟练，应付自如，靠的是不断地学习和钻研，还有特别“要强”的那股子劲头，靠着不服输的那种韧性。她们从柔弱的姑娘变成了勘探队的女汉子，那时候，加入“三八钻”的姑娘，都是政治上信得过，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骨干。

搬家是最辛苦的，所有的铁管、机器、设备都要自己搬，从山底搬到山顶，再从山顶搬到山底，每根大管子都有十几斤二十几斤重，女孩子们个子小，扛着那么大那么长那么重的管子走山路，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她们一趟趟地从山上山下来回搬着，搬着；三四百斤的柴油机，都是靠着她们瘦弱的肩膀扛到山顶的；所有的设备抬上山，安装，接水管，等等，都要女钻工们自己动手去做。

钻机只要开钻，就不能停止，30多个女钻工三班倒，一个班有10多个女生，半夜12点到早上8点这个班，是姑娘们最不喜欢的时间段，半夜时分，在被窝里睡得热乎乎，却要爬起来去上班。勘探地点都是在山里，不管是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都要准时上班，大家手拉着手，硬着头皮走夜路，穿越丛林，爬上钻机场。冬天上夜班最辛苦，天气特别冷，积雪厚，山上都是羊肠小道，时常结冰，不好走，平时工作在野外，住的也在野外，搭个帐篷就是家。冬天夜晚的山上更冷，钻塔上都是冰柱子，人冻得伸不出手，但是，这样还得干，从不退缩。真的一点都不敢松懈，后半夜四五点钟困得受不了，但也不能睡，硬挺着。

看到“三八钻”的姑娘们辛苦工作，当地的老乡有些不解：怎么还有女人干这种工作？

长年工作在山里，“三八钻”的姑娘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和男人一样，风里雨里，从不懈怠，遇到喜庆的事，就一起喝酒，一只碗，装满了酒，一人一口，轮着喝，一碗酒转一圈，喝光，再来一碗，像男人一样满是豪情。女孩子天性爱美，但是平日里几乎没有机会穿太好看的衣服，只有回家，回到城市，她们好像才想起自己是女孩子，才会打扮打扮，她们最好的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山上钻塔边度过的。

沧桑风雨，岁月峥嵘，“三八钻”成立至今已经40多年了，那群花季少女在深山中披荆斩棘、肩扛重物、翻山越岭、艰难跋涉的身影依然在眼前，那一张张蓬勃向上的青春面孔，成为云贵之巅大山深处最鲜活最美丽的风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她们坚守初心，用无悔的青春和燃烧的激情，执着地为祖国找矿，打出了一口又一口千米深井，她们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勘探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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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地层深处未知的世界

 

从最早的中国地质大勘探，到参加祖国的大三线建设，广大煤田地质勘探队员肩负使命，经风雨洗礼，现岁月奇迹，任岁月染白了黑发，唯初心不改，那高高耸立着的钻塔，永远地屹立在祖国和人民心中——

那高高耸立的钻塔，不染世俗，脱离物欲，甘于寂寞，执守年轮，与天地交流，与苍穹对话；

那高高耸立的钻塔，像一座座时代坐标，闪耀着中国地质人的精神光芒，凝聚着中国地质人金子般的智慧和家国情怀；

那高高耸立的钻塔，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地质人前赴后继，去探寻地层深处未知的世界，寻找让人类文明与富裕的宝藏。

 

贵州素以“西南煤海”著称，其资源量仅次于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居全国第五位，列江南之首，已探明的储量超过江南九省（市）区的总和。位于贵州高原西部的六盘水煤田以蕴藏丰富的优质炼焦煤资源称冠江南，被誉为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六盘水煤田地理范围：西起云南与贵州交界处，东到安顺、普定、镇宁；北以普定、堕却、董地、垭都、二塘一线与黔西北煤田、织纳煤田为界；南抵花江、泥堡、威舍与黔西南煤田连接，煤田面积大约15800平方千米。煤田位处珠江水系北盘江与长江水系三岔河；南盘江与北盘江分水岭上的乌蒙山区，地势西北高，最高的韭菜坪海拔2900米，东南低，关岭花江桥海拔451米。区内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常见地形标高1500～2000米。

50年来，在几代地质勘探人员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下，实现了贵州煤田地质事业的历史性转变。从总体煤田地质情况不明，到基本查清煤炭资源分布规律；从煤炭资源家底不清，到成为江南煤炭资源第一省；从单一的煤田地质勘查，到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治理等，不仅为“西电东输”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也为贵州建设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据记载，从1965年至1972年，以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为主力的14支地质勘探队伍1万余人，开动钻机89台在六盘水矿区开展的勘探会战，勘查从普查进入详查、精查阶段。会战投入经费约1.1亿元，累计完成钻探任务5万米，查明储量133.78亿吨，其中精查储量8874亿吨。会战中贵州省地质局鼎力参与，获得储量25亿吨。勘探会战所获地质成果满足了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生产的需要。

 

第四章 依山傍水扎大营

 

1964年，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计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用大兵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开发川、云、贵三省丰富的煤、铁资源，在我国腹地的大山沟里，建成一个行业配套的钢铁、煤炭工业体系，以贵州西部六枝、盘县、水城为中心开展煤矿基地建设，修建三线铁路，形成西南的环线。

 

在中央做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后，多位将军被选派去抓三线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

国防科技工业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重点。1965年3月，经中央批准，初步确定在贵州建设94个国防科技工业项目，总投资29亿元，其中，开发煤炭资源共投入19亿元。

彭德怀、邓小平在西南召开了8个部的部长会议，布置了加快三线建设的各项工作，到会的有煤炭部、地质部、冶金部、粮食部、建设部、铁道部、航空工业部等部的部长或副部长。不久，紧接着三线建设万人动员大会在汪家寨矿区召开，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做西南建设规划报告，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加快工程进度，与帝、修、反争时间。要建设攀枝花和六盘水两个钢铁基地，利用六盘水的优质煤炼焦，用火车把焦炭运往攀枝花供炼钢用，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石拉回水城供应水钢的高炉，同时在水城建了水泥厂、火力发电厂等必备厂矿。

 

车轮滚滚向西南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职工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显示，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背包，立即出发，从四面八方会集三线。于是，一个被称作“三线人”的特殊群体应运而生。

三线建设以军工项目为主，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组织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都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能够参与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誉。他们当中，有从国家机关抽调的上千名领导干部，有从科研单位选调的上万名优秀科技人员，有从沿海内迁的数万名职工，有从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调来包建的十几万工程、管理和生产骨干，有成建制调来的数十万建筑安装队伍，有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指战员，还有上百万民兵和民工。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就多达400多万人。

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及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区的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百万人次民工组成的建设大军，毫不犹豫地打起背包，告别家乡和亲人，跋山涉水，由沿海和祖国的各大中城市奔赴祖国的大后方。

一时间，十几万各路精英会聚六盘水，参加规模浩大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可谓是举全国之力。国家计委组织新厂建设；建委组织一线国家唯一的重要工厂“独生子”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建设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全国各地相关省份，根据中央精神，只要三线需要，人员、物资、设备，要什么给什么，不讲条件，全力支援三线。

1964年7月，根据煤炭部党组授权，由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决定，从全国各矿务局抽调一批领导干部组成六枝、盘县、水城指挥部、铁路指挥部和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部门的领导班子。从全国煤炭工业系统抽调最有战斗力、装备最好的建设队伍，到六盘水参加会战。抽调精干队伍支铁、支电，加强铁路、交通建设，力保大型设备和大量人员尽快进入六盘水。

1965年初开始，煤炭部从东北、华北、中南、四川抽调了28个工程处、8个地质勘探队和6个煤炭设计院，共5万余名勘测、设计、施工人员参加总设计能力1200万吨的六盘水煤矿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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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线建设展开，人员调配更加密集，项目安排不断提速。仅1965年3月，煤炭部就多次发文，调配干部职工到六盘水地区：从中南煤管局抽调，支援贵阳至水城输电线路建设；从抚顺抽调技术力量在贵州新建671厂；从华东、中南、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煤管局抽调291名干部；将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从贵阳迁驻盘县刘官屯；从华东、中南、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京西等煤炭系统抽调干部246名，到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工作；六盘水三个矿区的行政编制各暂定为120人，所需经费由煤炭企业垫支。同时，项目建设抓紧进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刘澜波到水城视察水城发电厂选址，水城发电厂开始筹建；卫生部、煤炭部派出北京医疗队和华东公司调出的枣庄医疗队、淮南医疗队陆续到达水城矿区；山西太原公司调入水城矿区指挥部；全国煤矿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优势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建设水城、六枝、盘县等重点煤炭基地……

1965年8月，中共西南局三线建委抽调大量人才到六盘水支援矿区建设，煤炭工业部从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北及四川、云南等老矿区抽调近2万人支援西南煤矿建设。煤炭工业部先后成建制、成班子从京西、抚顺、鹤壁、峰峰、石嘴山、舒兰、双鸭山、开滦、鸡西等全国大部分省市抽调1万余人支援六盘水。

同时，煤炭部陆续从全国15个省（市）区、25个局（厂、院）成建制抽调建设队伍支援六盘水。

三线建设大规模的开发，高强度的投入，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迅速集聚，在大量企业迁往内地的同时，一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及大专院校毕业生，被抽调到三线地区，抽调到六盘水。

都说这里天无三日晴，每一个有阳光的天气里，大山里就变得热闹绚烂起来，所有能晒东西的地方都占满了。头上，树枝上，房顶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被子、鞋子。他们太渴望阳光了，不怕晒黑，只怕晒不着。

一个难得的大晴天，幸运之神眷顾了大山里的三线人。

1965年11月23日，邓小平等领导视察了贵昆铁路关寨建设工地，向铁路建设者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筑路大军的问候，在铁路建设指挥部领导的请求下，邓小平同志欣然挥笔题了“关寨站”站名。

1965年12月2日，煤炭部下发《关于做好支援三线职工调配工作的安排》的文件，对继续抽调支援三线的技术力量做进一步安排。文件明确规定：严格执行“四不调”，即生产学习大队的职工不调，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工作的不调，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不调，壮工不调。必须严格按照四个条件逐个审查。对技术工人的年龄一般可以不限制，只要身体好，能胜任三线工作的就可以调。

截至1965年底，参加六盘水三线建设的人员达6万多人，加上冶金、电力、建材等建设队伍和当年在贵州、四川招收的9000名轮换工及矿区原有建设队伍，共10万余人。

 

乾坤大挪移

 

三线建设的方针是“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国家要求，凡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沿海地区要求增加的投资一律“顶住”，要把资金集中投向三线建设。

 

贵州的三线建设，是以铁路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使能源、钢、机、化学工业等相互配套的全面建设。从工业布局上看，是以贵阳为中心，以六盘水、遵义、安顺、都匀、凯里为重点，沿着铁路干线呈辐射状态铺开。

一场牵动全国的重量级大企业向大西南三线迁移的工作全面展开，勘探、选址、建设等各项建设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1965年下半年，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并在全省范围内形成高潮。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1971年3月8日发出的《关于内迁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统计，从1964年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结束，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06名职工、38000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

从1964年到1966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三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轻工业包含纺织工业）、铁道工程26项、交通工程包含铁道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水利工程2项。

中央一声令下，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一、二线的企业陆续迁入，包建公司、对口支援的老厂和几十万科技人员及职工，纷纷奔赴贵州。迁往三线的企业，有的是整建制迁往，有的是一分为二，还有的挑最好的设备和人员迁往三线，总之，一切以三线建设为主。

由于党中央三线建设的决心大，任务急，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各相关部委加强领导，所有迁建单位提前顾大局，密切配合，老厂提前做好迁建相关设备的检修，包迁、帮迁、包投产，迁厂时配备最强领导班子，选拔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的技术工人，仅鞍钢公司就迁出67个机组和390台电机设备，并提前进行了全面检修，使其质量都达到了技术标准。在运输中7000多吨设备全部完好无损地运到了三线。

据记载，至1964年底，冶金工业部决定把大连钢厂、本溪钢铁厂以及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备搬迁到贵阳钢铁厂；煤炭工业部从吉林、湖南、山东、河北、山西、云南等省和东北、华东等地调集煤炭勘探队伍支援贵州，迅速开发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与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互相配合；农机工业部决定将天津拖拉机厂工具车间、机修车间部分设备迁入贵州农具厂，组成贵阳农机工具厂；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决定将哈尔滨轴承厂和上海微型轴承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调入安顺筹建贵州轴承厂（即安顺轴承厂）；上海第二电表厂、上海电表厂和上海华球电表厂的部分设备及人员调入贵阳，组建西南电表公司。

1965年12月，煤炭部对所属的工程处统一编名，共编为95个工程处，其中有27个工程处参加了六盘水煤矿建设。

据《三线建工简报》41期记载，1965年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处于全面准备、重点施工阶段。全年投资5949万元，完成6262万元，超额5%。在全年施工的5对矿井中，六枝矿平峒补套工程（生产能力60万吨/年），已于年末建成；地宗平峒、老鹰山立井、汪家寨平峒、汪家寨斜井等新开工的4对矿井生产能力285万吨。共完成掘进1738米，砌碹820米。房屋建筑开工面积20.5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6.4万平方米，超过了原计划。地质勘探提交精查地质报告5个，煤炭储量达150亿吨。六盘水矿区年产原煤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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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马上三线

 

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旦确定，全国上下立即行动起来，一、二线搬迁的工厂以及援建的人员，开始奔赴西北、西南地区，几十万人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中部，从城市、院校来到了偏僻、荒凉、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开发、大建设。

从1964年起，一大批风华正茂的中华儿女，他们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初为人父，有的父母年老体衰，但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们远离家人，迈开大步，义无反顾地由沿海和祖国的各地，奔赴祖国的大后方，各条战线和人民解放军的18万精英也陆续会聚贵州，一头扎进西部大山中，无怨无悔地开始了他们披荆斩棘的拓荒之路，打响了贵州三线建设大会战。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按照党中央“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来自中央各部委、全国20多个相关省市的100家厂矿企业，近20万职工和科技人员，迅速地前往贵州，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搬迁，大挪移。他们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贵州的发展，其中到达六盘水的就有十几万人之多。三线建设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满怀激情、热血，以博大而宽广的胸怀，心中装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带着斗志昂扬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来到大山里安营扎寨，安家立业，最终海纳百川，成为贵州精神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与血脉，也融进这片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土地。

他们仿佛神兵天将，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仿佛一夜之间，三线像一个“战火纷飞”的战场，格外火爆。

 

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命令，党的需要就是使命，三线建设就是前进的号角。到三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广大热血儿女的热切向往。全国各地掀起了三线热，一时间，“三线”成了最火、最热的词，“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了最响亮的口号。

 

从铜川出发

 

2019年7月14日，在六盘水水城古镇，一幢红砖小楼格外醒目，这里是中国西南煤炭建设总指挥部的旧址，在二楼当年指挥部的会议室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同学会。举办同学会的是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66届毕业生，与以往同学会不同的是，今年的同学会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母校的全体党员59人，他们不远千里从西安赶到六盘水，参加66届毕业生同学会，看望汤群等18名当年参加六盘水三线建设的老校友，为他们送上学校的问候。

1966年6月，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大三线的号召，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4个班级的160名毕业生，离开母校，登上了前往大西南的火车，来到贵州六盘水盘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光荣的“大三线”建设者。

当年他们来到贵州时，大多在20岁左右，风华正茂，青春勃发，从那时至今，他们在六盘水工作和生活了53个春秋，如今，他们都已两鬓斑白，成了古稀老人，有的已经离世。面对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老校友们仍然激情满怀，他们坚定地说：“我们，没有给母校丢脸，我们无悔当年的选择！”

 

铜川煤校的孙肇立，对当年的动员大会记忆犹新。他曾经在接受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作家南庆杰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参加三线时的情景：1966年6月1日，铜川煤炭技术学校召开了66届毕业生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铜川矿务局党委书记宋丙祥在做政治形势报告时，要求干部子女一个都不能搞特殊，都要踊跃报名，带头奔赴三线。

当时校领导在誓师大会上宣布：独生子女、有妻有子、家有年迈体弱老人要照顾，都可以留校就地分配。学生会主席、校团总支书记汤群，符合条件，他是独生子女，60年代初期随父亲支援西北建设，从上海来到咸阳，后考入铜川煤校，但他却毅然决然地带头报名去三线。在动员大会上，他代表全体毕业生宣读誓词：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召唤，就是我们的志愿！我们坚决服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奔赴三线，为母校争光，为三秦大地争光。应届毕业生群情激昂，热血沸腾，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坚决服从分配，为三线建设，为开发大西南贡献自己的一切。

符合条件的杨振谋，是铜川市本地人，他家住农村，一家人的生活依靠生产队工分维持。父母年老多病，丧失劳力。妻子弱智，儿子智障，长年卧床不起，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在生产队是个有名的贫困户。工作组决定他留校分配，但他却坚决要求奔赴西南三线建设第一线。最终，杨振谋如愿以偿，斗志昂扬地和同学们一道奔赴贵州省盘县。

回忆起当年的青春激扬，汤群说，当时领导让我留校，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怎么能留校？我在学校召开的参加三线建设动员大会上，代表毕业生发了言，要坚决响应国家号召，听从组织的分配，到大西南去，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要说到做到！”汤群铿锵有力地说。

 

记忆是岁月的积淀，记忆最让人难忘，也最能打动人心。

如果一个人对过往的记忆，经过时间之河长久的冲刷、浸泡、打磨，却仍然驻足在心灵深处，清晰可见，一定是那段记忆让人刻骨铭心，无法忘怀。

安华珍的记忆力超强，虽然她来到六盘水已经53个年头，但是当年从陕西出发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连小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晰。

1966年6月8日清晨，初夏的陕北大地已经透绿，微风拂面，田野都是甘甜清新的气息，新鲜的太阳刚刚露头，一列火车从远处开来，停到了铜川宜古村火车站，大团大团白色的蒸汽顷刻间就将整个火车站包围了，安华珍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上了火车，车厢里非常拥挤，但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喜悦和骄傲，他们毕业了，工作了，告别家乡，告别母校，他们去的地方又是让人向往的“大三线”，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大三线建设，这是多么让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啊！

这一天，是铜川煤校毕业生奔赴大西南出发的日子，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标语分外显眼。口号声、歌声响成一片，上千名学生家长、矿务局领导和学校师生为学生们送行，千叮咛，万嘱咐，送别的、激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安华珍是家中老大，她走的时候，疼爱她的奶奶给了她20元钱，父亲给她煮了10个鸭蛋，还给她准备了一个小箱子，小箱子是藤条编的，既结实又轻巧实用，是女孩子们喜欢的式样，安华珍把箱子装得满满的，除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还有她喜欢读的书和笔记本，她已经想好了，她要记日记，她要记下在三线的青春岁月。父母还给她带了一床被子和一床褥子、一个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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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珍刚刚二十出头，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不放心，母亲不停地哭。好儿女志在四方！纵然有万般不舍，安华珍心中有一份信念，就是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安华珍带着行李走出了家门。身后是父母不舍的目光，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安华珍坚定的步伐，

安华珍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南去的绿皮火车，火车迎着喷薄而出的朝阳，带着160个年轻人启动了，轰隆隆，轰隆隆，向着前方行进着。同学们都有些激动，不知道谁带头唱起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立刻，歌声得到了同学们的响应，车厢里瞬间开始了大合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没有谁能挡得住年轻人澎湃的歌声，没有谁能挡住年轻人似火的激情，一路上，他们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游击队员之歌》《二月里来》《十送红军》，想起哪首唱哪首，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立即跟着唱，简直就是革命歌曲大联唱，那嘹亮的歌声在车厢里回荡，像一曲曲激情火爆的串烧，把同学们的激情和热情点燃了，歌声飘出车厢，飘飞在原野和大地，飘向那遥远的云贵高原。

安华珍从铜川煤校毕业，她和同学们前往贵州六盘水，三年的学习结束了，他们走向了工作岗位，他们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像一张张洁净的白纸，要开始书写人生最美的文字，要画人生最美丽的图画，要开始崭新的生活。

此次，铜川学校分配去贵州六盘水的学生共有160人，学校专门包了一节车厢，还专门派出几位老师送他们到贵州。他们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到达西安，然后又转车到达成都，从成都又转车到达贵阳，由于当时贵阳到六盘水的铁路还没修通，安华珍和同学们在贵阳的云岩旅社住了8天。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又从贵州转道云南沾益火车站下车，又乘坐大卡车，几经辗转，耗时半个多月，终于抵达盘县。

在他们抵达盘县前，还有一段意外的“插曲”。据铜川煤校的陈冬梅回忆，正当我们信心满满，豪情满怀地向目的地盘县赶赴时，就在沾益火车站，送我们的校领导和几位老师却被红卫兵造反派带走了，说他们是走资派。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盛行。就这样，我们这批从未离开过家和亲人的孩子被抛在了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沾益。后几经周折，组织上派人来接同学们，然后坐上一辆发亮的大鸡眼汽车再出发。

一路劳顿，一路颠簸，经过数日，安华珍和同学们来到了当时的盘县（今盘州市）。

汽车在崇山峻岭间颠簸前行，坐在大篷车车厢里的安华珍随着车左右摇晃，天气阴雨绵绵，山野的风又冷又硬，安华珍感觉自己已经被冻透了。一路上汽车边走边停，从沾益到火烧铺，再到瓦厂、老屋基、月亮田、土城等，分配的名单已经提前定好，一路上，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负责人对着名单点名，被点名的同学就下车。再到一个地方，再点名，再下来一批人。一起来的同学，一路上就这样一个一个地下了车，陆陆续续地分开了。

一路上，车经常陷在泥坑里，大家还要时不时地下来推车。车一路走，一路停，越往前走，安华珍的心越凉，到了月亮田，心里彻底凉了。她记得在学校时听老师们说过，六盘水四季如春，可眼前看到的全是荒山，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四处漆黑一片，满目荒凉，大家走着看着，一点点都不吱声了。女孩子本就多愁善感，有的女同学走着走着就哭了，还有的女同学不好意思当众哭，怕同学看见，把衣服一脱，用衣服把头蒙上，悄悄地流泪。

现实与理想巨大的反差，贵州山美水也美的想象，已经被现实所替代，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让这些年轻人始料不及。

 

安华珍和另一个女同学分到了月亮田煤矿，一起分来的40个同学中，只有她们两个女生。安华珍后来才知道，在盘县月亮田煤矿的是原煤炭部7处，这个工程处是一支善打硬仗、恶仗、险仗的队伍，是从辽宁调来支援铁道兵打隧道的工程队伍，时称“辽煤支铁大队”。这支队伍在贵昆铁路建设和隧道工程建设中曾立下赫赫战功，受到中央首长的赞扬，在党委书记新阜义，处长赵连才、刘宏亚带领下，转战月亮田矿井建设。

天下着雨，安华珍和同学们又饥又冷，跟着接他们的人，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踩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后面走着。过了拖长江桥，沿着山路走了四五里路，来到位于半山上的营地，是几间竹笆搭建的席棚，没有油毡，两层竹笆席做顶棚，四周用竹笆片，里边是用竹杠和竹笆搭的大通铺。这就是她们的宿舍。地下一片泥水，竹笆大床湿成一片，还有从竹笆围墙上掉下来的茅草泥。“这是两天前我们冒雨在这儿临时搭建的竹笆席棚。你们就住在这里，明天到江对岸去报到，办理手续。”迎接人员说完就走了。

“外边下雨，棚里漏水，我们身披湿衣坐在寒冷中瑟瑟发抖。夜幕降临，风雨兼程一整天的我们又困又饿。我们不盼星星和月亮，盼着天快亮。这是我们奔赴三线岗位第一天的真实情景。天一亮大家就奔向拖长江对岸，想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顿饱饭。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劳资科报到后，每人领到了18元钱（说是我们见习期的工资）。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们到食堂买饭票菜票。谁料想，饿了一天一夜的我们，吃的第一顿饭竟是黑面窝头，一小碗大米饭和四川榨菜、云南蔗糖，我们大失所望。食堂管理员告诉我们：‘你们初来乍到，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处领导交代，你们是刚离开父母的孩子，要对你们多照顾，饭菜要多给一点。你们吃的一小碗米饭，就是照顾你们的。榨菜和蔗糖，是这里最好的下饭菜。我们前段时间吃的是盐巴拌饭。没有青菜，我们就上山挖野菜。后来盐巴吃完了，就吃清水煮野菜。能吃上四川榨菜、云南蔗糖就是高级餐了。你们比我们刚来时可好多了。’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们只有大眼瞪小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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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天的长途跋涉，辛苦奔波，终于到了地方，安华珍感觉已经有些筋疲力尽，而早于他们到达月亮田的黑龙江和辽宁等地的工人，还羡慕安华珍，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条件更差，没有绿皮火车，也没有大卡车，都是乘坐闷罐火车来到的六盘水。

当天晚上，一路在敞篷车上奔波的安华珍，感觉到浑身灰头土脸的，她想洗漱一下再休息，结果，她找遍了房前屋后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水，最后，在别人的指点下，才用稻田里伸出的一个竹筒里流下来的一点点水，凑合着刷了刷牙，洗了把脸。

踩着脚下的烂泥，看着茶缸里发黄的水，怎么也无法确定，这里就是老师们所说的鸟语花香的所在。这一晚，安华珍躺在吱嘎作响的破木板搭起来的床上，看着透过房顶的漏洞溜进来的月光，和不时从房面上滴下来的雨水，竟然慢慢地睡着了，她太累了。

从那一天起，安华珍开始了她在月亮田煤矿的职业生涯。

 

有国才有家

 

乡村的六月，被绿油油的田野，装扮得格外夺目。

铜川煤校的毕业生柴万山，临出发前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他利用学校放假的三天时间，特意回家完婚。虽然是父母给他定的娃娃亲，但是他没有因为读书出息了就放弃有些“原始”的爱情。三天时间里，从结婚办喜事，到陪着媳妇“回门子”，再到出发到火车站与同学会合，可以说，他是同学中最忙碌的。同时，他与同学们不同的是，从此，他的心里多了一份爱的牵挂。

 

柴万山朴实忠厚，重情重义，或许在他最初的感情世界里，还没有体会到爱情的滋味，虽然他的婚姻是父母的“包办婚姻”，但他是男人，男人就是要一言九鼎，凡是应承下来的事情就不能变。虽然结婚以后马上就要上三线了，他还是按照父母的意见，先在家结了婚再走。由于时间匆忙，当时两个人一人换了一身衣服，还是旧衣服，在家人的操办下，匆匆忙忙地把婚结了。

柴万山结婚三天后，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及时地回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会合，然后一起出发。离开了老家，那里留下了他的妻子，从此，他心里多了一份牵挂，而这份牵挂带在身边，在他以后的岁月里，时刻让他感觉到幸福温暖而踏实。

到三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没有谁能阻挡年轻人的热情和志向。

虽然三线建设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到三线去，不像战争年代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上前线那么壮烈，那么无畏，但是，谁都知道，凡是三线建设的地区，都是非常艰苦和贫穷的地区，正是因为贫穷，国家才要大力支援，既是战略需要，同时也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契机。特别是去三线的企业和人员都是优中选优，从条件优渥的城市，到艰苦的大三线，需要的是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迎接挑战的胆略。

柴万山热爱自己的小家，留恋自己的新婚妻子，他想孝顺父母，疼爱妻子，但是他心中更有国家这个大家。都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虽然他的父母、妻子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懂得国家这个大家和自己这个小家的关系。妻子跟他说，你去吧，好好工作，家里有我。

柴万山终于到了盘县，当天晚上他睡在大通铺上。也许是一路上十几天的颠簸太疲累了，见到床，他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时，发现自己的一个脚指头没有了，原来是被老鼠啃了，而他竟然浑然不觉。当时还有工友笑话他，居然老鼠啃你脚指头你都不知道。可见，当时他累到什么程度。

山上的老鼠太多了。这之后，柴万山还多次与老鼠“亲密”接触，有一天晚上，他睡到半夜，发现他的头发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他心想，是不是挂到席棚子上了，挪一挪身子，发现还是被拽住了。他就让工友帮看看是什么东西拽住了头发。工友一看，原来是只大老鼠，在用力地拽他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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