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的人生传奇

ZPBGWX 011

坎坷的童年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我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彭士禄

 

时常想念这位老人。

当年，根据张爱萍将军指示，笔者在撰写中国核潜艇诞生历程长篇报告文学时，曾有幸几度采访过时任中国核工业部顾问的彭士禄院士。此后，由于大家各分南北，工作纷繁，20年没见到他了。今年8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核潜艇电视剧拍摄筹备会议”时，突闻悲讯，彭老夫人马淑英已经去世，心中不胜哀痛。我决定去看看他。

夕阳西斜，微风轻拂。在北京三里河一个普通住宅小区里，我见到了他。他坐在轮椅上，满头银发，身体羸弱，和当年那位叱咤风云，谈笑风生的形象相去甚远了。但他依然思维清晰，神态安详。我们再次谈起他的人生、他的抱负、他的事业，当谈到当年他在川西深山里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动力装置时，他顿时又感慨起来。

“是呀，一晃就是几十年了，真想再回那里去看看呀！”彭老轻轻地摩挲着轮椅扶手，深情地说道，“当年我们刚到那里时，那里还是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而今早就变样了哟！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几年。在那里，我们搞出了中国核潜艇第一座陆上动力装置……那时，我才40来岁，熬上几天几夜下来，还能满山乱跑——唉，如今廉颇老矣！……”

彭老的眼睛凝望着窗外的天空，又缓缓回忆他尘封的那些往事来……

 

一、血雨腥风的童年

 

草黄山瘦，风寒露冷。

这是193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

菲菲的雨丝，带着深深的寒意，从山那边飕飕飘落过来。瘦骨嶙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彭士禄，拄着一根打狗棍，拖着沉重的腿，爬上一个山坡，往镇外那座破庙走去。破庙里有他从田里搬来的一堆谷草，有一条他从街上捡来的破麻袋。天，马上就要黑了，他要到那里去过夜。

暮色昏昏，路窄草湿，他脚下一滑，险些一头栽进旁边的水田里去——他已一天没吃东西，早就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了。两年前，他和潘姑妈被叛徒出卖，被白匪军抓捕，辗转关了几处监狱后，刚从牢房里放出来。走出监狱大门，他举目无亲，茫然无措，为了活命，他只好沿街乞讨，当起了小叫花子。

这是一座残破的关公庙。在白色恐怖下，当地群众早已人人自危，庙里已无香火，蛛网密布，阴森森的，那些泥塑的神像，残头断臂，已经面目全非了。彭士禄好不容易走进庙门，在角落里的草堆里躺了下来。夜色朦朦，头昏眼花，彭士禄躺在草窝里，那大庙两旁残破的塑像，一个个变得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仿佛就要向他扑来！

彭士禄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黑夜沉沉，寒风瑟瑟，孤独无助，又冷又饿，他在草窝里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呀！

这一年，他刚满10岁。

彭士禄是广东海丰县人。他生下来不久，就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命运多舛灾祸不断。他的父亲彭湃，原名彭汉育，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彭湃领导了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当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父亲牺牲时，彭士禄才4岁；而此前一年，他的母亲蔡素屏（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已惨遭反动派枪杀。在白色恐怖中，为避免白匪“斩草除根”，地下党组织把已是孤儿的彭士禄东掩西藏，秘密寄养在拥护红军的穷人家里。为了躲避白匪军和还乡团追杀，他一个月甚至几天就要换一个人家，而且每到一家，就认爹认妈认兄弟姐妹。

“从我记事起，我记不清换了多少人家。也许今天在张家寨张家，明天就到了王家村的王家。”彭士禄回忆说，“当时，我也记不清认了多少爹妈，认了多少兄弟姐妹。确切地说，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天下的劳苦大众，都是我的爹妈和兄弟姐妹！”

6岁时，彭士禄被党组织转移到了潮安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瑞金。仅在潮安，彭士禄就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后来，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哥哥家里。陈永俊牺牲后，彭士禄由陈母潘舜贞抚养，彭士禄叫她“姑妈”。在这里，彭士禄住了一年多，是时间最长的一家。潘姑妈家里也很穷，以绣花为生。至今，彭士禄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平时，在姑妈家只能吃些粗粮野菜，只有过年时，才有一回鹅肉吃。吃饭时，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彭士禄那时虽小，但他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着吃。

白匪军打过来了，还乡团杀回来了。在白色恐怖中，连山那边吹来的风，也夹杂着浓浓的血腥味。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和姑妈一起被捕入狱，关进潮安监狱，小小年纪就成了囚犯。一年后，彭士禄又与一批少年及红军家属被转送到广州感化院、汕头石炮台监狱等处关押。在监狱里，他还见到了曾经抚养过他的“山顶妈妈”。在那里，他见到了太多的残忍和血腥。他知道，潘姑妈和“山顶妈妈”在牢里受尽了白匪残酷的审讯，可她们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咬紧牙关，始终不肯承认彭士禄就是澎湃的儿子。

“他们对我比亲生子女还要好，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了。他们有吃的先给我吃，自己挨饿却让我吃饱；有的为掩护我而去坐牢，有的甚至失去了丈夫、儿子！”讲到这里，彭士禄禁不住声音发哽，眼睛发潮。

到了1935年夏天，年幼的彭士禄才被释放出来，而潘姑妈这时还被关在牢里。回到潮安，他举目无亲，茫然无措，小小年纪只好沿街乞讨。饿了，跟人讨要一碗米汤；困了，就在屋檐或破庙里歇息。这期间，为了活命，他还帮人绣花、打柴、放鹅、放牛等。

“我那时人小，劳累、孤单、恐惧、饥饿，我倒不怎么在乎，就是特别想我的父母和亲人，还有那个胜过亲人的潘姑妈。那年月，谁知我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呀，真是一言难尽！”

夜更深了。外面冷雨还在沙沙地下着，萧瑟的寒风从破庙大门吹了进来，墙角里不知名的寒蛩在唧唧乱叫。彭士禄裹了裹身上的麻袋，想昏沉沉地睡去，可他迷迷糊糊始终睡不着，他盼着天亮。天亮了，他就可以出去要点吃的东西，至少可以到坡上去捡一两个农民没挖尽的红薯充饥呀！

可，这时离天亮还早呢！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二、跌宕传奇的岁月

 

当年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叫《闪闪的红星》。

电影插曲中有几句这样歌词：“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山开满哟映山红……”这就是当年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红军撤离后，生活在白色恐怖、水深火热中真实境况的写照。

可，岭山什么时候才能开满映山红呢？

小小年纪挣扎在苦难中的彭士禄，在他第一次被放出监狱后，讨饭放牛的日子才过了不到一年，更大的厄运却又接踵向他袭来！

1936年夏天，彭士禄11岁时，又被白匪逮捕，押送到潮安监狱关押。就在这一年，他祖母周凤费尽周折，才打听到自己孙儿的消息，焦虑万分的祖母，四处奔走到处求人，最后通过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鼎力营救，到1937年夏天，又被关押了一年的彭士禄才被释放出来。

祖母将彭士禄领出监狱后，先将他带到澳门，后又将他带回香港，并让他在圣约瑟英文院读了两年小学。1939年夏天，祖母回海丰老家时，将他送到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老中医彭泽民家里，托他照管。这时，彭士禄从大人谈话中听说平山有游击队，他就偷偷离开彭泽民家，与堂弟彭科一起逃离香港，到惠州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当了一名游击队员。彭士禄偷偷离开香港后，地下党组织费尽周折才把他找到，又才把他送回香港。

否极泰来。党组织始终没有忘记彭士禄他们这批烈士遗孤。到了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辗转千里才找到了彭士禄，才带着他和一些烈士子弟一起离开广东，经桂林等地到达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周恩来见到老战友的儿子彭士禄时，他没说一句话，只是眼含泪水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久久抚摸着他的头，最后才对他说道：“孩子，这些年，你吃苦了、吃苦了……”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派人把彭士禄等人送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从那里把他们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彭士禄和一批烈士子女一起上了学校。他在学校学习刻苦，劳动积极，加之天资聪颖，很快成为模范生。1942年，中央医院从学校调一批人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报了名。在医院，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 　　

由于彭士禄的突出表现，1945年8月1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破例免去预备期，一入党即为正式党员，并很快当上党支部书记。1945年底，他进入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学习。解放战争开始后，彭士禄在宣化炼焦厂、阜平炼焦厂和炸药厂工作。石家庄解放后，彭士禄在石家庄炼焦厂任技术员。1949年被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大连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先后在喀山和莫斯科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获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这时，他认识了也来苏联喀山化工学院留学、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马淑英，彭士禄亲切称她叫“玛莎”。

“在苏联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呀！我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讲到这里，彭士禄动情地用潮汕话说道，“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哩！我们能不努力么？”

1956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照道理，这时他已经31岁，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了。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又留在了苏联。

一天,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回国的彭士禄，突然接到中国驻苏大使通知，叫他立即赶到大使馆去。

“这个时候，叫我到大使馆去做什么呢？”彭士禄一路上心里不断地打着问号，但他万万没料到，就是这次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召唤，又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中央决定，挑选一批留苏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原来，是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把彭士禄召到了大使馆，陈赓一见彭士禄，就开门见山这样问他。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连想也没想，就坚定回答了陈赓将军。

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要知道，在当时，原子弹、核动力这些科学领域，可是全世界都感到神秘至极的词汇，都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险峰呀！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挑选到了彭士禄等人，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啊！此后，彭士禄按照陈赓将军的安排，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了2年核动力专业。1958年4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被分到刚组建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也在这一年，已经33岁的彭士禄和相爱多年的马淑英结婚。第二年8月，生下他们的儿子彭睾。

从此，彭士禄与神秘的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旅途中，披星戴月、卧薪尝胆，贡献了他的全部青春热血、聪明才智和毕生的精力。

“彭士禄的人生，你能把他如实写出来，就是一部不用任何加工修饰、耐读耐看的传奇作品。”当年在采访六机部部长柴树藩时，他曾这样感慨地说道，“我敢说，全世界很少有哪个科学家，能有他那样的个性和悟性；更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够拥有他那样离奇曲折的人生。”

 

三、神圣的历史使命

 

20世纪初，著名的科学家卢瑟福发现了用一个a粒子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时，得到一种新原子的物理现象，并由此建立了原子的核模型。在此基础上，人们发现了利用中子的方法，并发现了链式反应，逐步掌握了核裂变这样一种巨大能源的释放方式。

194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上空升起的第一朵核爆炸蘑菇云，揭开了人类原子时代的序幕。时隔仅仅6年，美国爱达荷州的国家试验站核反应堆首次发电成功，宣告了人类核能时代的开始。

核能，对当时的我国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无人涉足，完全陌生的领域，犹如一片未被开垦布满荆棘的处女地。

白日有光，夜晚有灯。

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彭士禄，面对当时国内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人才的情形下，他抽着呛人的烟丝，整夜整夜地思索着：如何才能从零开始，开创中国人的核动力事业呢？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和开发核能呢？那就是，人类对自然已知的圆圈不断扩大，对自身生存条件越发不满足起来，当他们在一天早晨醒来，猛然发现地球上可供他们支配的能源非常有限时，便深深地忧虑起来。在一次又一次能源危机的打击下，人们在进一步综合利用和合理开采石油、煤炭、枯树，乃至风、水、潮汐、太阳能这类现存的能源同时，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起另一种威力无穷的能源来——这就是核能。”

这是彭士禄在给新入所的大学生们讲课时的开场白。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是啊，核能，这在当时人们已知范畴中，它的神秘和威力，让人仰视和不安，它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会带来深不可测的灾难——所以这把双刃剑一出现在地球上，就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彷徨、欣喜、忧虑……

那么，受尽列强侵略、欺凌、讹诈的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呢？中国需要它吗？中国人能把它搞出来吗？搞出来后能够驾驭它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

1958年6月，一份标着“绝密”字样、以聂荣臻名义起草的文稿，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辗转通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批示，秘密下发到了彭士禄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这份文稿，关系到中国海军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这就是当时主持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关于开展核潜艇研制的报告。

“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都要搞出来。”1959年，苏联以技术太复杂，中国不具备基本条件为由，拒绝为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援助，毛泽东豪迈地表达了我国要搞核潜艇的坚定决心。消息传来，彭士禄颇有几分慷慨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核潜艇的心脏就是核反应堆。没有核反应堆，当然就不会有核潜艇——这对于我们从事核动力研究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历史交给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

按当时中央的部署，国内有关部门已开始了核能研究的理论探索，根据我国工业基础、生产能力和科学水平的现实，制定了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核能主参数、主方案和总进度，同时明确了我国核能的研究开发，首先就要应用于核潜艇！但，在当时谈核色变的氛围里，在中国这块一穷二白土地上，要想搞出核反应堆，搞出核潜艇的心脏来，这是天方夜谭，还是乌托邦似的幻想？

有人打了个比喻，核反应堆是一头猛虎，虽说它从头到尾都是宝，但人们一旦不能驯服它时，它反过来就会张开血盆大口，活活吞噬了你！

已经进入核能领域的彭士禄，他当然了解这头猛虎桀骜不驯的天性和一旦不能驯服的巨大危害。他给同事们讲的世界科技史上的意外事故，令人触目惊心也更令人警醒：1958年，苏联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环武器研制机构发生事故，使周围1500平方公里受到放射性反应堆裂变产物的污染；更不用说后来连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对核污染也不能说有绝对控制的把握：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的核反应堆释放出的放射性气体，几乎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当然更不用说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了福岛核电站，给国民造成的触目惊心灾难了。

“我们总说要树立民族自尊心。怎么个树法？有人拼命宣传古人的成就，以证明中国人很聪明来树立信心，其实这种做法不一定明智。”彭士禄说，“请问，哪一国的人比哪一国的人笨？确切地说，其实每个国家的人都很聪明；既然都很聪明，我认为宣传现在比宣传过去高明。”

彭士禄所言极是。

“有人说，不少知识分子的性格基因是藤蔓植物，不是攀援权势，就是依附资本——但彭士禄这个人，他既不是藤，也不是蔓，他是个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他有着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敢于向权势和资本挑战，更敢于披荆斩棘在无人走过的地方前行。正像许多人赞誉的那样，他是一头拓荒的牛！”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著名核动力专家赵仁恺院士如是说。

 

四、绝境中卧薪尝胆

 

这是196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在彭士禄记忆中，这年冬天特别冷。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人们的脸，也割着人们的心。

彭士禄从苏联留学归来，历史就把年仅30多岁的他推到了我国核动力科学的前沿，他刚接手工作不久，组织上就任命他为核动力研究室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从1958年春到1961年秋，正当彭士禄和伙伴们憋足了力气，夜以继日为制定核动力装置主参数、主方案时，却又遭遇到意外的困难。

列车一声长啸，缓缓驶进北京车站。寒风呜呜地吹进站台，几片凋零的枯叶，飘落在冰冷的铁轨边。啊，几年来朝夕相处的同志，就要分离了；原本不该走的同志，终于就要走了——列车上下，一片离愁别情。

“彭主任，你们回去吧、回去吧……”车窗边，传来一个姑娘哽咽着的声音。

彭士禄抬起眼帘，神情凝重步履迟缓地来到车窗边，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从窗口伸出来的那一双双冰冷的手：“再见了，同志们，请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多则三年两年，少则一年半载，我一定要请大家再回来、一定会请大家再回来……”

“彭主任，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这辈子，不看见我们的核反应堆运转，不看见我们的核潜艇下水，我死不瞑目！”

“对，这辈子，不看见我们的核反应堆运转，不看见我们的核潜艇下水，我们死不瞑目！……”

多好的同志啊！彭士禄眼睛有点发潮，他再次紧紧握住同志们的手，一字一句坚定地说道：“谢谢！谢谢同志们！我彭士禄说话是言而有信的！相信我们的党，一定会带领人民战胜这暂时的困难！”

命运多舛的中国核动力事业，此时似乎已陷入绝境。

正当苏联背信弃义，全面撕毁中苏协议，全部撤走在华苏联专家时，由于罕见的天灾和人祸，一场空前的饥饿袭击了全国。我国的经济建设，随之也处于最困难时期。党中央在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同时，提出了国防科研战线“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工作方针，把研究原子弹、氢弹放在了第一位，核潜艇等其它几项技术复杂、研制周期长的项目，都只好下马了。

消息传到陈毅副总理那里，他还感叹了一番，实在舍不得核潜艇工程下马，他说：“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钻研！不管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要加紧进行！”

然而，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按国防工委决定，除了留下极少数人继续做一些铺路工作外，其余同志都必须暂时转到其它工作岗位去了。列车渐渐远去，消失在送行的人们视线之中……而彭士禄却还像一块凝固的石头，立在站台上，一任寒风吹动着他身上的军大衣，久久不愿离去。

“这辈子，不看见我们的核反应堆运转，不看见我们的核潜艇下水，我们死不瞑目！……”他的耳边，不断地回旋着离去的同志们掷地有声的话语。

在聂帅的关怀下，彭士禄的核动力研究室，总算留下了50多人继续从事基础研究工作。这时，全室除了彭士禄、韩铎、蒋滨森等五六个人学过核动力外，其余的人都是学锅炉、化学、物理专业的外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老先生当年落第后，这副自勉自励豪情万丈的对联，始终激励着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生肖属牛、从不服输的彭士禄，在那经费奇缺、天气奇寒的日子里，他就把室里所有人组织起来，学反应堆物理、热工、结构等课程——窗外的树叶枯了又绿，绿了又枯；南飞的大雁去了又回，回了又去。令人惊异的是，仅仅两年时间，彭士禄等几个内行，就把50多个外行带到了核动力学科的前沿！

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要知道，这两年，从彭士禄到室里的每一个同志，都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以卧薪尝胆的韧性和毅力，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行进着。他们像一群在茫茫沙漠上的跋涉者，头上顶着的是干焦的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流沙，疲惫、饥饿、干渴，有时甚至是精疲力竭。但无论如何，他们从来都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因为他们坚信，走过茫茫的沙漠，必然会到达草长莺飞的绿洲。

在那异常艰难的时期，彭士禄和同事们每天啃的是窝窝头，有时甚至连窝窝头也吃不饱。粮食不够，他们就到郊外挖野菜、白菜根吃。研究室每月每人办公费才5块钱，还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等。那时，还没有电脑，他们就拉计算尺、敲算盘计算参数。核反应堆装置和各种设备参数计算，有着天文数字般的数据，他们就是用这钟原始的方法没日没夜算出来的！

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全室同志士气高昂，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唉声叹气。在这个过程中，彭士禄亲自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难题。 　　

“每天晚上，彭总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采访中，彭士禄的同事黄士鉴回忆道，“核潜艇项目初期研究演算的大量数据，彭总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的。等到后来自己当了核动力院的总工程师时，已经退休的彭总还不忘总是叮嘱我，不管你现在的位置有多高，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这样你心里才能踏实！”

采访时，彭总拿出一个个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和图册，上面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当年他亲自演算的各种数据。笔者无法统计那些笔记本和图册上的数字，恐怕少说也有上千万个吧！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秘的山峰不能攀登，没有什么崎岖的山道不能行走！我曾经说过，只要到达了学科知识的前沿，不管是毛头小伙儿或是无名中老年，都有可能设计出你那一行最尖端的产品！你到了临界了，在创造性思维领域里，你同一切人的机会均等了，你就该来一次智慧的核爆炸了！这，信不信由你们！”彭士禄在一次报告中，在总结初期工作时，他讲道，“我们正是有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才这样认识问题，才使我们的核反应堆和核潜艇从无到有，把常规的技术组合成尖端的产品——说句调侃的话，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那核反应堆只是一只关在动物园铁笼里的老虎，完全不足为虑！我们的实践，也论证了这个道理。”

“是呀，彭总说得很对。”黄士鉴说，“从彭总到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从来没有造过核反应堆，当时我们连见也没见过。但最终我们设计出来了，建造出来了，而且干出了不亚于任何外国权威们当初所干的业绩。你说，用‘了不起’三个字来概括，这不是自吹自擂吧！”

阵阵寒风吹来，几片残留在树枝上的枯叶，在寒风里微微颤栗——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彭士禄走出实验室，摘下眼镜，轻轻擦着镜片上的水雾，他抬起头来，久久地凝望着那灰黯的天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诗人雪莱说得好，冬天已经到了，那春天还会远吗？

 

五、天涯何处无芳草

 

第一缕春风，来自遥远的罗布泊。

1964年10月，继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之后，一朵神奇的蘑菇云出现在罗布泊的上空。西北仲秋凉意颇浓，而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却给国防科研战线带来和煦的春风。

春天里，万物复苏。正如彭士禄几年前所说的那样，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理所当然地又提到了共和国领袖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原子弹试验成功，是一股强劲的东风。核潜艇研制工程，肯定会借这股东风，再次上马！”罗布泊的消息传来，彭士禄对同事们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估计我们的核反应堆，多则三四年，少则一两年，即可运转。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赶在中央决策之前，攻克最主要最关键的技术项目！”

情况正如彭士禄所料：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第十一次专门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批准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请示报告》；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又主持召开了第十三次专委会会议，又逐项研究了关于核潜艇动力装置的具体方案，并要求有关部门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这一切表明，中国的核潜艇工程已从搁浅的沙滩上下水，将开足马力，驶向茫茫的大海！

形势的发展，又将彭士禄推到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波峰浪尖。早在1963年春，彭士禄就担任了七院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到1965年，他已是核工业部二院副总工程师；到1967年6月，国防工委又任命他为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基地副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模拟堆技术工作——此时，他40岁刚刚出头。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马上出发！”讲到这里，彭士禄捋了捋满头的银发，深情地回忆着他们出发到四川时的情形。

196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一列由墨绿色客车和黑色闷罐车组成的军列，悄无声息地驶离北京西直门车站。

此时，落日的余晖已在天边消逝，它的最后一抹余照已隐于云层；北京城已是华灯初上，犹如满天闪烁的繁星。列车离开车站，彭士禄坐在窗边，点燃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烟雾缭绕，而他思绪却早已飞到了那个即将要去的深山沟里。此行，他告别了妻儿，带着核动力研究所的职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一个无名山沟去，去完成建设核动力装置基地的重大使命。

其实，早在1965年7月，中央军委就对核动力总体性能提出了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要保证核反应堆一次装艇成功。从那时起，在彭士禄领导下，就在进行着陆上和艇用核动力装置的设计。

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陆上模拟堆的工艺设计进度非常缓慢，严重影响着中央关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目标。为扭转这样的被动局面，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了加紧核潜艇研制的紧急动员令；毛泽东主席也于1968年7月18日，签署了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的命令。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柳暗花明。在彭士禄的具体领导下，全体设计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仅仅100天后，陆上模拟堆装配潜艇的图纸便设计出来。而今，就要到山沟里进行陆上模拟堆的建设了。

彭士禄离开南方几十年，这次又要回南方去安营扎寨了。当年离开南方时，自己还是十几岁的小子，一晃而今已是不惑之年了。当年周恩来伯伯用车送他们出川时，他曾见识过那里崎岖的山道和险峻的高山。当时，他也曾像古人那样发出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想到这里，彭士禄颇有几分感慨。

他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这本书，对蜀汉这个地方，还是有些了解的。那里除了山高水险，但也有沃野平原，且夏无高温，冬无严寒；他心里更清楚，为了战备的需要，这样的国防重点工程，必须要建设在隐蔽的深山里。是呀，那里条件虽说比城市艰苦，但那里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远离“文革”派性的争斗，这对于核动力装置的建设和发展，或许是件莫大的好事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能把陆上模拟堆搞出来，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罪，都是值得的呀！

这样一想，彭士禄更觉得很欣慰很坦然。

列车驶出北京城，望着郊外逐渐稀疏下来的灯光，彭士禄掐灭了烟头，他思绪一转——到了那里，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工作呢？

作为这次建设的技术总负责人，当然除了首先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统一思想，认识这次建设非凡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放下思想包袱，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在那谈核色变的年代，出发前，彭士禄就听同事们说过，对核反应堆建设，下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还有一些不实的传言，因而造成不少人存在一些顾虑。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那时人们对核能的认识，还局限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扔下原子弹的惨况之中——怎么才能消除这些传言和顾虑呢？

列车在夜色中匆匆行进着。夜深了，同志们都疲惫地合上了眼睛。可彭士禄还没有丝毫的睡意，他又点燃一支烟，烟头在夜色中一明一灭。这些日子来，由于工作没有白天和黑夜，他的烟瘾大得出奇。为此，他不知已被夫人“帮助”过多少回了。

列车昼夜兼行，穿过郑州、驶过西安，越过秦岭，渐渐进入四川。过了剑门关，彭士禄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清澈的嘉陵江在山谷蜿蜒流淌，山峦上的植被郁郁葱葱。一进成都平原，那漫天遍野的绿色，铺天盖地向他眼帘扑来，几天旅途的疲惫，顿时从他身上一扫而光，他的心胸更是豁然开朗起来。

下了火车，上了汽车，不久他们就钻进了大山的腹地，彭士禄从车窗里伸出头去——哦，这里的山，比北京的香山大几十倍；这里的天，却比北京小几百倍！山上长满荆棘，却也开满野花；溪里漂着落叶，却也游着小鱼。在这陌生的地方，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将在这里开创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有人说，核反应堆是原子裂变，如若控制不好，就会成为一颗爆炸的原子弹！说这话的同志自然事出有因，不能随便给他们上纲上线。他们只是对核能的了解不透彻罢了。”到了基地，彭士禄立即召集了全体干部战士大会，他侃侃地对大家讲道，“但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同志们呀，我是个喜欢喝二两酒的人，对酒的属性了解得最透彻。打个比方，核反应堆其实就如同是啤酒，铀235只含3％；而原子弹呢，则是酒精，铀235含98％！火柴点酒精能点着，而啤酒，你能把他点着吗？……”

彭士禄处事永远没有官架子，哪怕是对食堂的伙夫或站岗的门卫；他为人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哪怕是对坡上放牛的大爷和沟里捉蟹的小子；他讲话永远没有官话套话，哪怕他当着国家领导在最庄重的人民大会堂——他就是一个杰出严谨的科学家，成天都混迹于干部战士堆里，说话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有烟大家抽，有酒共同喝，讲的全是大实话。几十年过去了，他在基地的讲话，至今那里的干部职工谈起来，还津津乐道哩！

 

六、他差点命丧山沟

 

这是一个初秋的早晨。

山上的包谷抽穗了，刺梨桑葚开始挂果了。

就是这个初秋的早晨，彭士禄差点在这山沟里丧命。

偏僻冷寂的山沟，仿佛一夜之间，就涌来好几千人。一穷二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生活工作条件当然异常艰苦。这里，交通不便、蔬菜奇缺、燃料不足、住房简陋、医疗困难，生活区离工作区有几十里远，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三伏数九，彭士禄他们每天乘大卡车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随队来的孩子们呢，入学入托还没有着落，只好呆在牛毛毡棚里，看那永远都看不完的小人书了。

就这样，几千军民在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工地指挥长何谦、研究所代所长彭士禄领导下，没日没夜地开山放炮、平整土地、修建房屋、安装设备、调试设备，建设着陆上核动力模拟基地。

其实，彭士禄生病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近几个月以来，他都在咬着牙坚持工作。在那没日没夜繁忙艰苦的日子里，他幼年在国民党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在当乞丐乞讨的日子里、在战争年代风餐露宿的岁月中落下的病根，到了这里以后，都先后发作起来，时时都在残忍地折磨着他。

“我这个人，从小命贱。一般的小病小灾休想撂倒我。”所以，尽管几个月来，强烈的胃部疼痛，使他吃不下睡不着，严重时，疼痛甚至折磨得他彻夜难眠，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工作时，他常常冒着冷汗，用拳头死死地顶住胃部；实在不行了，他避开众人的目光，偷偷在墙角或树丛中吐一通酸水，然后嚼上几片“胃舒平”，回来后又照常工作。

要知道，此时，正是设备调试进入到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呀！

“彭总，您这样硬撑着不行呀！”周围的同志们都劝他，“您还是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吧。”

“老毛病，几十年了，都习惯了。”彭士禄淡淡笑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病这东西，跟人一样，它是欺软怕硬，你越是迁就它，它越是欺负你——好了，测试照样进行吧！”

扛了一天又一天，这天早晨，他终于扛不下去了。一到工作现场，他冷汗直冒，面色惨白，他先用拳头顶着胃部，这老办法好像也不顶用，继而他又在一旁蹲了下来，剧烈的疼痛使他蜷缩成了一团。

“彭总，您怎么啦、怎么啦？……”工地上的人们一见他那难受的样子，都赶紧围了上来，把他扶到旁边一张加夜班的行军床上。

“不要紧、不要紧，大家继续上班，我痛一阵就缓过来了。”彭士禄说着说着，全身冷汗打湿了他的衣裳，嘴角边已有血水渗了出来。

“快、快叫车！马上送他到医院！”现场领导一见这个情形，着急地大叫起来。

“不要大惊小怪，小毛病，过一阵就好了……”大家七手八脚要来抬他时，他用手背擦了擦嘴角边的血迹，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叫大家不要因为他影响了工作。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一辆大卡车，急急忙忙把他送到了医院。

“彭总呀，有人叫你‘彭大胆’，你可是名不虚传呀！”工地医院院长检查完他的病情，一脸的焦急，着急地对他说，“您还一副虎死不倒威的样子——我告诉你，你的胃已经穿孔了！”

“是吗？”彭士禄从迷糊中醒来，似乎还不太相信院长的话。

“不但胃穿孔，而且您胃部失血过多，已经贫血了！”院长看他还满不在乎的样子，更有些生气了，“你要知道，胃穿孔可不是小病，弄不好是要死人的呀！你需要马上动手术，我们这里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把你送到外地，路上又经不起折腾，上级已经紧急派医生过来了！”

“哎呀，胃离心脏还有些距离，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呀！……”彭士禄面色苍白，嘴唇青紫，可他还在埋怨医院不该惊动上级。

海军首长收到基地紧急报告后，专门派专机把海军总院外科医师和麻醉师火速送到了工地，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这次手术，切除了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可，更叫人万分惊诧的是，在手术时，医生发现他的胃上，竟然还有一个早已穿孔但自身已经愈合的疤痕！

“这个人真是命大，毅力超强！我做了上千例这样的手术，还头一回见过胃穿孔了，不动手术还能自己能痊愈的！”医生做完手术下来，对基地的领导感叹地说道。

“彭总呀，你也太马大哈吧？你什么时候胃都已经穿了个孔，自己还不知道，就这样扛过来了呀！”手术后，彭士禄从麻醉中醒来，医院院长来到他病床前，狠狠把他骂了一通，“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个院长当不当倒不要紧，可我们这核反应堆，说不定就要再拖好长时间哪！这个责任，你负得起么！”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这回，他倒是态度诚恳，连忙给院长道歉，承认错误。

手术后，彭士禄被送回北京，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一个月后，他就急急赶回四川，又投入到超负荷的工作中去了。

“彭总，这回胃都切除了大半个，至少是个胃残疾病人了，还差点把命都送了，往后该把烟酒都戒了吧？”彭士禄回到工地，他的那些酒友烟朋这样和他调侃道。

“嘿、嘿嘿……”他轻松笑一笑，无置可否，马上掏出一包从北京带回的“光荣”烟发给大家，“以后呢，还是老规矩，烟酒不分家、烟酒不分家！……”

 

七、他的夫人叫“玛莎”

 

“他这个人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做起事情来，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无所谓，那是在玩命呢！”夫人马淑英生气时曾这样说他。

彭士禄虽远离北京，但他在核动力基地玩命似的所作所为，早有人传到北京，让他的夫人马淑英实在太担心太忧虑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马淑英毅然带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到四川老山沟里，改行从事核潜艇技术情报工作。

“嘿，夫人，我还真想念你和孩子们呢！”彭士禄赶到车站，去接夫人和两个孩子时，马淑英一见丈夫那又黑又瘦、满脸疲惫的样子，禁不住心里阵阵发酸。

“你还知道想念我们呀！”马淑英嗔怪道，“哼，谁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是呀是呀，叫人遗憾，我就是夫人太多呀……”彭士禄嘻皮笑脸地回答，“我的第一‘夫人’呢，当然是核动力；第二‘夫人’自然是烟酒茶；小玛莎，你是我的第三‘夫人’呢！”

彭士禄幽默风趣的回答，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说起彭士禄与马淑英相识相知，还有一段趣话呢！

1953年7月的一天，正在苏联留学的彭士禄，突然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电话，叫他去接个刚从国内来女学生。那个女学生，也是到喀山化工学院来留学的。彭士禄匆匆赶到大使馆，一进门，眼前的一位中国姑娘，令他眼睛一亮，他忙不迭地就上前去给她作自我介绍，马上就讨好地帮她搬运行李。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莫名其妙，就在他见到马淑英的那一瞬间，他对这个中国姑娘就一见钟情了！并亲切地称她叫“玛莎”。

“是呀，叫我到大使馆去，我去了一看，是个小姑娘，就喜欢上人家了。没有任何犹豫，我就主动发起了进攻。”采访中，彭士禄还不忘幽默地介绍道，“那时，我快30岁了，玛莎比我小９岁，我是老大伯，她是小妹妹。我主动地进攻，她招架不住，后来小妹妹就开始照顾老大伯了……”

马淑英1935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市。她1953年赴苏联喀山化工学院留学时，彭士禄也在那里学习。1955年，马淑英转至莫斯科门得列夫化工学院，1958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获优秀化工工艺工程师证书；回国后，她先在北京化工学院任教。就是为了支持丈夫模拟堆建设，她向领导申请，从北京赶到了四川山沟来——以后，她任过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获得过国家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部级科技进步奖和优秀科技情报成果奖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四川多雨，山地潮湿。再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条件简陋，这让常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马淑英真是苦不堪言。但，这有什么办法呢？丈夫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和“监督”，那是万万不行的呀！她知道丈夫虽然是基地的领导，但他从来就不会把自己当成领导对待的；就连基地规定应该享受的待遇，他也是主动推辞，不会享受的。

更让她担心的是，丈夫那拼命三郎似的秉性。他干起工作来，不论白天晚上，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工作紧张时，他时常是几天几夜在工地连轴转。实在太困了，他把大衣一裹，脑袋一蒙，无论天寒地冻，他就可以随便在那条硬板凳上过一夜；生活上，他更是个随意得不知好歹的主儿，一把花生米就可以下二两白酒，一碗白水饭或两个烤红薯就可以随意对付一顿。倘若有闲，在工友的撺掇下，他还嗜烟如命，就一根泡咸菜抓在手里，就能和他们大碗喝酒。

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从小形成的生活观念，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要让他改，真是比登天还难哪！

“在常人看来，我是英烈之后，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但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是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所以我从来是与人无求、与世无争、助人为乐。我是什么茶都喝，什么烟都抽，什么酒都饮——烟酒茶不分家嘛。”说到这里，彭老爽朗地笑了起来。

带着儿女来到山沟的马淑英，和丈夫一样，马上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不说照顾彭士禄，有时连两个孩子也照顾不过来了。

那年春天，8岁的女儿彭诘患病住进了医院，而日夜都在核反应堆上拼命的彭士禄夫妇俩却不能守护；10岁的儿子彭睾一个人去洗澡，不慎被碎玻璃瓶扎破了脚，缝了11针，留下残疾后使大脚趾至今不能自由弯曲……

“玛莎呀，这点困难算什么呀？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彭士禄对夫人说，“你想，国家造核潜艇和反应堆，都让我们赶上了，这我们的运气，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马淑英深知，尽管半个多世纪他和彭士禄风雨相伴，伉俪情深，但事业却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他把全部的青春、热血、智慧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做深潜试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总是身先士卒，随艇出海。有次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放心吧，这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不过呢，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马淑英曾这样对笔者说道。

 

八、“彭大胆”和“彭拍板”

 

“在几十年从事核动力的生涯中，别人送了我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彭老喝了一口水，放下水杯，他笑了笑说道，“其实，我早就知道，在核动力论证初期，同事们就私下送了我这两个外号。”

“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句话，彭士禄一开始就把它记在了日记本上——既然科学的山道是崎岖的，那么在这山道上攀登的人，自然就难免会产生分歧产生争论——纵观世界科学史，哪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没有进行过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有时还延绵几十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

在我国核动力事业开创初期，学术上的争论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年轻的彭士禄既非学术泰斗，也非权威大家，他超常的思维也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更多时候，他还处在反对意见的合围之中。

“当时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这当然是好事——激烈的争论能使人的智商发挥到极致，说明每一个人都调动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在创造性的思维领域里，集体的智慧肯定是无穷的。”彭士禄回忆道，“等大家争论得差不多了，总得要有人来拍板呀！就像足球场上，不可能让球员把球踢得个没完没了呀！”

通常的情况是，彭士禄说：“大家别吵了，还是做实验吧，用数据说话！做完实验，我来签字！干对了，成绩归大家；干错了，我来负责。”就这样，凡事有七分把握，彭士禄就敢于“拍板”，余下三分问题，再通过实践解决——自然，这比无休无止的争论高明高效得多。

下面几个实例，或许可看出大家叫他“彭大胆”和“彭拍板”的由来：

在核反应堆设计初期，一回路有个主参数，压力选为200个大气压。这个参数选于已经取得成功的某国核动力船舶设计。彭士禄经过计算，画出曲线，断然指出这个数据是错误的。若选这个参数，临界热流小，元器件还会烧毁，引发大事故。他认为，国外的”孤立的最佳值法”和“电能价标最低值法”很难再实际中运用。他根据参数矛盾的性质，主次矛盾的关系，提出了“独立参数分析法”，从100个以上的重要参数找出几个重要参数，确定合理范围。根据这个法则，在一回路中取了一个最佳值的大气压。

对于成功的大树，敢于不去攀附，而自己独辟蹊径，这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可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彭士禄，却把这个“板”拍定了。后来得知，某国的杂志公布，他们也不敢取200个大气压——实践证明，彭士禄这个板拍对了。

在核反应堆与潜艇装配前，要不要先搞一个陆上模拟堆？这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陆堆不仅使试制费提高一半，而且还会推迟潜艇下水时间。若控制不好，还会爆炸。彭士禄通过计算和判断，认为建陆上模拟堆，花这个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次性成功。彭士禄又将他那“啤酒和酒精”理论复述一遍后，他断然说道，即使控制失灵，它也不会爆炸！

陆上模拟堆一次试验成功，证明彭士禄的判断完全正确。

另外，陆上试验时，蒸汽发生器的安全阀总是漏气，彭士禄毅然拍板把它割掉！因为在他设计计算中，最高的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压力超过设计压力。为了安全，控制棒搞了N个自动停车信号，结果试车时常停车。彭士禄仔细分析了原因，说：这样反而不安全！断然拍板去掉几个装置。

敢冒风险，敢于拍板，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底气啊！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连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做事稍有差错，就有可能被投进监狱——何况是在国防重点工程中敢于大胆拍板啊！

彭士禄敢冒风险，敢于拍板，缘于他手里握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心中有数。”他说，“搞核潜艇时我们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并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

第二张牌：是“简单牌”。他认为，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不能做“加法”，而要做“减法”，要繁中求简。他总是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牌：被他戏称为“懒汉牌”。这就是，他相信群众，善于发动群众，依靠集体的智慧，齐心协力完成任务。中国核动力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士鉴说：“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心里很是痛快。”

“其实，我还有一张最关键的底牌没亮出来。”当年采访彭老时，他曾神秘地对笔者说道，“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凡是知识分子，你要去查他的祖宗八辈，谁家查不出一点问题来呀！他们工作中稍有疏漏，说不定就会给人家上纲上线。在那样的政治空气中，谁敢轻易拍板呀！但没有人拍板，那工作怎么往前推呀！我敢拍板，因为我‘苗红根正’呀！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工作上有点失误，人家都不会轻易给我戴‘反革命’帽子呀！……”

哦，原来如此！他敢冒风险，敢于拍板，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在严格的数量化基础上的拍板；是无私无畏，对人民、对历史敢于负责的拍板！

 

九、总理专机送他们回川

 

七月的川西，骄阳高照，雾霭轻拂。从山谷里吹来的风，带着丝丝的凉意。坡上的野毛桃结果了，岩壁边的刺玫瑰开花了。

“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呀！”彭士禄今天心情特别好，检查完整个核动力装置试车前的准备工作，他和工地指挥长何谦走出车间。举眼一看，夕阳已快落山，晚霞把天边染得绯红。他停住脚步，望着远处苍茫的群山，望着满天绚丽的云霞，禁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是呀，经过数千军民的日夜奋战，而今，近万台套设备已安装完毕，并经反复调试，只等那惊心动魄提升功率这一关了！

就在三天前，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专门听取陆上核反应堆运行试验报告。彭士禄、陈右铭、王汉亭、咎云龙等人刚坐定，周恩来总理便和几十位领导稳步走进了大厅。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彭士禄好长时间没见到总理了。这次他见到的总理，面目清癯、满脸疲惫、眼睛布满红丝，明显地消瘦和苍老了。他心里不由得掠过几分酸楚，同时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心。彭士禄知道，此时还处于“文革”动荡时期，面对全国上下混乱不堪的局面，日理万机的总理为力挽狂澜，工作起来简直没日没夜，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彭士禄还听说，护士在给总理打针时，常常都在偷偷抹着眼泪呢！

可，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境况中，周总理对核潜艇工程和核反应堆的关心依然细致入微。

彭士禄记得，前次总理在听取模拟堆情况汇报，他问到试验还请了别的专家参加没有？有同志回答说，原来想请一些专家去，但担心有人说是“专家路线”时，所以没有请。一向温和沉稳的总理，一听此话，马上就面带愠色了，他当即批评道：“什么专家路线！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专家，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专家！该请的专家一定要请！”这在当时，对核反应堆研制是多么有力的支持啊！

“彭士禄来了没有？”周总理走进大厅，刚一坐下，就环视了一遍会场，首先就问道。

“在。”彭士禄立即恭敬地站起来答道。

周总理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他，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他头转向坐在旁边的叶剑英元帅：“你认识他吗？这就是澎湃同志的儿子。”

叶帅点点头说：“认识。”

紧接着，周总理和中央领导聚精会神地听着各方面的情况汇报，不时详细地询问着每一个细微的问题，并及时简明扼要地作出许多具体指示。

在讨论发言时，当周总理察觉到有的同志在谈吐中流露出自满情绪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总爱说满足的话，我们不爱听。前次会上我就说过，核反应堆的技术是很复杂的，核潜艇就更复杂了，比两弹还复杂，核潜艇就包括两弹。所以你们就是要想一想意外的事情。要有步骤，要积极稳妥。当然，首先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但具体工作上要做好。”

今天，当周总理听完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又说道：“你们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关，还有实验关。但你们要注意，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不在乎了；哪一个环节不注意，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现在要求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考虑周到，考虑各种可能。”

当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汇报说，试验有三种可能时，总理用手止住他的话，说：“搞武器试验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时可能还会有牺牲。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好，认真负责，就是爆炸了，失败了，我也不责怪你们。只要很好总结经验，爆炸了再干，总是可以搞成功的！”

啊，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他对科研试验是多么在行，对科技人员是多么理解呀！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彭士禄，听了总理的这番话，他心里掠过阵阵温暖，眼睛有些潮湿起来。

周总理最后强调：“这次试验，指挥要高度集中，要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并且准备要充分！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保证一次成功！”

会议作出启堆试验的各项重大决策后，已到下午两点多种了。

“你们回四川的机票订好了吗？”总理关切地问。

“我们不知道今天会议开到什么时候，还没来得及订票。”彭士禄回答。

“那，派我的飞机送你们回去吧。”总理说完，亲自打电话询问天气情况，亲自布置飞机到四川后的具体安排。彭士禄他们下飞机，刚到试验基地，就接到罗舜初副主任打来的电话。

“喂，士禄同志吗？总理刚才又打电话问，问你们到了基地没有？”罗舜初在电话里说，“总理讲，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启堆时间确定后，要马上向他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他已通知成都军区注意。”

当启堆时间确定后，总理又打来电话：“不要急，要仔细做好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万事俱备，启堆的时间确定在1970年7月18日这一天。从北京的中央领导到基地的参试人员，都屏住呼吸，抑制住紧张的心情，把目光投向了四川那条深山沟里——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核动力模拟堆，能保证一次启堆成功，万无一失吗？

等待。人们都静静地等待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到来。

 

十、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

 

人类的科学探险，能一帆风顺，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世界科技史上，无论昨天还是今天，由于试验失败而造成的巨大灾难，人们都还记忆犹新，每每想起便不寒而栗！

1960年10月17日，苏联拜克努尔发射场向夏威夷南1000公里的海域发射洲际运载火箭，火箭点火后未脱离发射台就发生了猛烈爆炸，在现场督阵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火箭部队司令米·伊·涅杰林元帅，以及几十名将校级火箭专机当场被炸死。

1967年，美国拟参加第一次“阿波罗”宇宙飞船上天的3名宇航员，因飞船发射前一次试验中发生火灾而丧生，整个飞船被烧为一堆废金属。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起飞后，旋即爆炸，7名乘员全部丧生，其中包括第一位上太空的女教师。在此后数周内，又接连发生3起火箭发射失败的悲剧，使美国的空间计划搁浅。同年，苏联切尔诺贝利的一座核反应堆堆芯起火，将致命的放射性物质喷入乌克兰，进而蔓及整个苏联和欧洲广大地区。

那么，既然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和苏联都事故频频发生，在技术、人才和工业基础都还薄弱的中国，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能保证一次成功，万无一失吗？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啊！

启堆后，升温升压确定在7月18日18时0分开始。

难忘的一刻！这一天，整个试验基地气氛庄严而肃穆，全体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来。彭士禄坐在指挥大厅凳子上，他的神情却是极其镇定和安详的，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的情绪来——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知道在这个非常的时刻，自己的一举一动，必须要给全体参试人员以强烈的自信心，不能由于自己的情绪对他们有丝毫的影响。

“10、9、8、7……启堆！”难忘的时刻，指挥长何谦镇定而清晰地发出了启堆指令。随着指令，反应堆终于启堆。彭士禄坐在总控制室里，熬得通红的眼睛死死盯住仪表。整个控制室里，大家的表情都是严肃甚至严峻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核反应堆功率也在一点一点提升。“嘀嗒、嘀嗒”，除了墙上那个电子钟指针在一下一下跳动外，整个大厅静得连落下一根针也能听见。此刻，这种难得的静谧，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那电子钟微小的声音，竟然像鼓槌一样敲在人们的心上。

一排排红红绿绿的信号灯在不断地闪烁，一个个指针和仪表在微微跳跃。在场的领导和参试人员，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仪表上每一丝细微的变化；操作人员，也正紧张而仔细地记录着各种实验数据。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同一时刻，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灯光彻夜地亮着。周恩来总理披着衣服，通宵达旦地守在电话机旁，每隔一会儿就打电话询问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每一点信息，也随时通过国防科委报告到总理那里。

夜深了。当试验现场将测量仪表脉冲管漏水、停堆检查和第二次升温升压的时间报告给周总理后，总理再次明确指示：“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才能取得全部参数！”

啊，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新中国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和他——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彭士禄知道当夜周恩来总理通宵未眠，始终守在电话机旁，到天快亮时又再次给他们发出指示时，他泪水一下就充盈了眼眶。他再次向国防工委值班的领导报告完升温升压的情况后，恳请他们转告总理：故障全部排出，试验正常进行，请总理放心，请总理一定马上休息——毕竟，总理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呀！

试验现场，主辅机舱中蒸汽和油烟弥漫；蒸汽管道中灼热的气流在高速流转；离合器宽大的轮盘在高速转动，越转越快、越转越快……

好磅礴的气势！

好宏伟的景观！

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终于，8月30日18时30分，指挥长何谦噙着热泪、声音发颤地向全体参试人员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已经达99%，试验取得完满成功！”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紧张从事试验的人们，屏声静气地听完指挥长宣布完试验结果后，顿时欢呼跳跃起来——记住吧，难忘的1970年8月18日这一天，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没有用外国一颗螺丝的核潜艇反应堆试制成功！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开创了中国核能利用的一个新的纪元！

此刻，彭士禄却没有加入忘情欢呼的队伍中，他只是沉重地合上眼帘，一下坐在了凳子上，头靠着椅背，用颤抖的手摸出一支烟，颤抖着点上火，一口气把烟吸了大半截，然后长长地吐了出去……

从那一刻，中国核反应堆试验成功的电波，从深山沟里传到了成都，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太平洋大西洋，传到了整个世界，让全体中国人为之欣喜，为之自豪，为之振奋！也让某些国家的政要和权威们，始而怀疑，继而震惊，再而尴尬，终而感叹……

 

尾     声

 

“我父亲一生为国家做了三件事，第一个建立了农民武装，第一个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这辈子，立志要造出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建好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完成了这两件大事，我就对得起我的父亲了。”当年采访彭老时，他曾如此说道。

1971年6月，彭士禄任核潜艇总体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73年任中国舰船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随后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期间，他指导和协调解决了核潜艇研制、生产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包括后续艇的研制、生产。依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6年时间，建造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他先后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是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了建成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夙愿。此后，他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在任秦山二期董事长期间，提出了建设核电站“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在科学领域里．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7年，被列入英国出版的《WHO’_SWHO(世界名人录）》中。

1978年，彭士禄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党代会代表、十二大候补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环保与资源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

退休后,以酒会友成为彭老生活中的一大乐趣。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彭老吃饭，桌上酒必不可少。虽爱喝酒，但他从不误事。黄士鉴回忆说，他之前中午和晚上都要喝酒。一次，核动力院请他回去讲课，下午讲课时他感觉有点困。从那以后,他中午就再不喝酒了。
    熟悉彭老的人，都知道他人生的座右铭：“无私奉献，支持弱者，敢冒风险，敢为人先；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助人为乐；在别人的非议中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要做减法化繁为简。”

太阳已经西斜。，彭老亮出他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糊涂牌”。他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自己倒很明白；对私，却是很糊涂的。这几十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是什么牌子的车，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甚至，连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送我到会场了，还不知道自己获了奖……”说完，彭老自嘲似地笑了起来。

告别了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走出门来，夕阳的最后一抹余照把天空涂抹得绚丽多彩。我们心中都在暗暗的祝愿，祝愿彭老健康长寿、风华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