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者岗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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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录

前言

一、伍家岗老领江为毛主席、周总理考察大国重器开船

二、我为邓小平同志考察三峡葛洲坝工程站岗

三、宜昌地下党秘密保护永耀电厂迎解放

四、宜昌商会冒险保护工业迎曙光

五、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伍家岗

六、甜蜜的味道

七、婆婆妈妈创名牌

八、城中第一村

九、笑罗汉

十、蜡炬成灰

十一、六十年代小学生眼中的伍家岗工业

十二、三峡移民第一村

十三、葫芦坝建起湖北伍家岗工业园区

十四、后勤保障

十五、长江首个水上机场

十六、川鄂咽喉港口建设

十七、风水宝地

十八、四座长江大桥横跨伍家岗

十九、伍家岗工业兴起不夜城

二十、为伍家岗工业服务的旅店业

二十一、伍家岗工业服务圈印象

二十二、大国重器促进长江客运转旅游

二十三、三峡葛洲坝工程促进景区建设

二十四、央视《又说长江》查工业污染

二十五、挖走的葛洲坝岛今在哪儿？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英勇顽强的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点，是三峡葛洲坝工程的服务和移民安置场所、长江三峡重要的工业区，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史。作为大国重器的建设和受益福地，岗上人民经历了国之大者的艰难历程。

伍家岗区许多工厂是国家战略部署的三线建设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亲临指导，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企业改制的推进及城市规模的扩展，伍家岗区的工厂基本上都已脱胎换骨，大部分搬迁到位于三峡移民第一村的湖北伍家工业园区。

我是《湖北伍家岗工业园区志》的专业编辑，走访了伍家岗区所有的工厂，这些工厂，有的正在往工业园区搬迁，有的新厂在建而原厂忙碌生产依旧，有的已经破产只剩留守处。我收集了数千万字的资料，拍下了数万张珍贵的图片。我一直在伍家岗区成长生活，对这里的厂房有着深深的牵挂，也曾经在有些厂里学工多时，面对即将搬迁消失的老厂房，怀旧情结油然而生。于是，我还着重收集了岗上企业的组建、发展、转型或消亡全过程的情况，对它们改制的背后故事也做了调查。企业创建发展或改制创新的大潮中，出现许多弄潮儿，他们有的默默奉献悄然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有的叱咤风云让企业起死回生，时代豪杰或小人物功不可没，也是我关注的重点。企业也很支持，给我提供了完整的资料。企业给我的资料，大多为总结上报材料，作为先进典型在报刊媒体及专辑上大肆宣传。这些资料，是企业精神的镇山之宝，企业文化的灵魂所依。十年前，我把在工厂收集到的资料或进行加工改写，或调查自述，加上图片，发布在现代网上，受到企业的好评点赞，被现代网评为最佳新人奖。

为了抢救记录伍家岗区企业的辉煌历程，伍家岗区政协组织编写了《实业追溯》等文史资料集，我是这本书的编委与作者，采写了部分企业的情况并在该书上编发。本书收集的企业资料，有的也出现在《实业追溯》等资料集里。

把伍家岗区工厂企业的变迁资料编著面世，保留历史记忆，隐隐约约成了我的重大使命，时刻催促我在有限的生命尾声中，完成这一任务，但一直没有好的机会和平台。

感恩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大赛平台，使我的梦想有了实现的机会。本书记载了伍家岗老领江为毛主席、周总理考察大国重器开船，我为邓小平同志考察三峡葛洲坝工程站岗，宜昌地下党秘密保护永耀电厂迎解放，葫芦坝建起湖北伍家岗工业园区等25个真实事件，现采摘成集奉献出来，希望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小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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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伍家岗老领江为毛主席、周总理考察大国重器开船

2019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的纪念日。宜昌伍家岗区合益路社区长航老职工熊辉文，激情讲述了他父亲熊益三多次为毛主席、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引航的情景。熊辉文还出示了他父亲为毛主席三峡引航的证据——引水签证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地址三斗坪。330，成为三峡工程的附属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代号。

在熊老的讲述中，一段段精彩而鲜为人知的故事娓娓而来。

熊辉文介绍，他父亲熊益三于1917年生于西陵峡秭归新滩，18岁上轮船当水手，学会驾驶后，主要驾船行走凶险的川江航道。解放前，熊益三在民生公司等船上引航，参加了著名的宜昌大抢运。解放后，熊益三被选送到重庆河运学校深造，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具有文凭的引水。

引水（在长江也叫领江），通常固定在某一个特殊复杂的航段上。熊辉文出示了他父亲1957年至1958年的驾驶签证薄，基本固定在新型客货江峡轮上跑川江即三峡航道。

1958年2月26日，周总理乘坐江峡轮从武汉启程。3月1日至5日，三引水熊益三为周总理引航宜渝线。在驾驶签证簿上，船长莫家瑞签证考语：“不辞辛劳日夜航行安全完成任务”。长江航运局重庆分局签证盖章，注明（运送任务）为周总理。驾驶签证簿上显示，3月1日，船舶在宜昌吃水2.48米；3月5日，船舶在重庆吃水2.40米。签证簿上还显示江峡轮总吨位1335.58吨，长59.87米。

引水开船只能连续工作4小时，3人轮换倒班。执行特殊任务，需要两人引航，一人正班一人副班，同时工作，以免发生不测。江峡轮接待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时，都是这样安排的，连船长也是两个。增加的高级船员，是从其它船上抽调而来的。

周总理离船前，和江峡轮全体船员合了影。老照片上，4排右6是周总理，6排左1为熊益三。还有许多宜昌籍的船员，如江峡轮唯一的船医江医生、杜引水等。三排右一是宜昌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张国春的岳父——大领江付顺源。

就在3月底，江峡轮迎来一位重要的客人——毛主席。

3月29日，熊益三的引航签证簿上显示：公司名称为长航局，船舶名称江峡，船在重庆吃水2.30米，航线渝宜，航期3月29日至3月30日，职务为三引水。

1958年3月29日凌晨两点多钟，一辆小汽车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停住了，车里走出一位高大魁伟，身穿银灰色大衣的人。毛主席健步登上江峡轮。

清晨6点多钟，熊益三和同行共同引航江峡客轮，悄悄地离开重庆港。熊益三知道这将是一次难忘的航行，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每一个指挥动作都十分认真。

毛主席问大引水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的名字，年龄，哪里人，在船上做什么工作。“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他问石若仪。石若仪落落大方地说：“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学习驾驶困难吗？”“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现在呢？”毛泽东关切地问。“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样害怕了。”“是啊！”毛泽东赞同道，“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接着，毛泽东又问：“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石若仪说有4年多了。毛泽东转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石若仪听了，使劲儿地点头。

下午，江峡轮停靠万县港过夜。3月30日清晨，熊益三和同行将江峡轮驶离万县港，乘风破浪向三峡。

十点左右，领导要石若仪到驾驶台给毛主席介绍三峡情况。上午10点15分，船快进三峡了，毛泽东和相关陪同人员进入了驾驶台，船长李吉成和其他驾驶员连忙迎上去和毛泽东握手。

毛主席和莫家瑞握手后笑着问：“我不妨碍你工作吧？”“不妨碍。”莫家瑞一边答道，一边请毛主席坐引航的高椅子。毛主席风趣地说：“这个椅子我不坐，高高在上的。”在场的人都笑了。

开始，熊益三等船员同毛泽东谈话还有点拘束，心里发慌，但是看到毛泽东慈祥和蔼的面容，谈话也就慢慢地自然了。

瞿塘峡口，石若仪向毛主席介绍白帝城。毛主席拿着望远镜，有时蹲下来向上观望，一会儿向前瞭望，一会儿又和大家交谈。毛主席询问船员的工资多少，假日能不能回家等，又热情地同船长切磋如何使用车钟、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等技术。毛泽东看到前面到处都是石头，他很关心地叮嘱：“这里到处是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碰到石头上的。”接着又问：“有没有船碰过石头？”熊益三急忙说：“没有船碰过石头。”熊益三是指自己驾船没有碰过石头。李吉成连忙更正：“很少很少碰过石头。”毛泽东说：“很少，那才对哩！”毛主席坐在驾驶台右侧眺望江面向船长们问：“在三峡建个大坝，既能供电、便利航运，又可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莫家瑞船长第一个回答：“我们太赞成了。”

熊益三这才第一次听说，三峡要建大坝，而且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

过了一会，毛主席又说：“我如果学驾驶，我一定要走三峡。”他还问三峡能游泳吗，又说：“水流太急，在身上绑上三根绳子，不行，就往上拉嘛！”

石若仪奉上有关介绍三峡的材料，毛主席高兴地接过材料，朗诵起来。石若仪站在毛主席身旁聆听朗读。船到达巫峡的神女峰，毛主席站到左边窗子观看，俯身昂首，用望远镜仔细琢磨那神奇的“神女”。

船到达冷水矶时，毛主席说：“我们走完三峡了。”石若仪着急地说道：“还没有。”毛主席指着介绍材料幽默地说：“这里已走完了。”在旁的领导同志都笑起来了。毛主席的话被聚精会神引航的熊益三和同行听到，也笑了起来。

毛主席十分关心川江航运安全，对有关的同志说“千百年来，滟预堆阻碍航运安全，何不炸掉它？”果然，第二年冬天，交通部门在整治川江航道时，就将瞿塘峡口的滟预堆炸得粉身碎骨，清除了航运中的拦路虎。

江峡轮驶过滩多水急的西陵峡中上段新滩和崆岭滩后，进入庙南宽谷。宽阔江面出现一座绿荫覆盖的船形小岛。这就是拟选为三峡工程坝址的中堡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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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江峡轮驶近中堡岛。轮船调头减速，稳在江中。毛主席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这座神奇的小岛。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说：“将来三峡大坝的中轴线，就从这座小岛横穿而过。这神奇的岛上，将耸立起一座巨型水利枢纽。”

30日，江峡轮在宜昌港作短暂停留。船长莫家瑞给熊益三写上签证考语：“认真负责胆大心细团结互助安全完成上级党交给运输任务。”并盖上船长私章。熊益三到宜昌港务局签证盖章，港方注明（运送任务)为毛主席。

熊益三解释过莫家瑞的签证考语。认真负责胆大心细，指在毛主席身边开船，要具有平常的心态，放胆把船开好。团结互助是指两个引水同时值班，互相尊重，正班虚心接受副班引水的建议；而自己当副班引水时，也要认真观察水情，不得马虎松懈。

毛主席在宜昌伍家岗区13码头作短暂停留时，接见了当时的宜昌地市委负责人。4月1日凌晨3时，毛泽东主席下船时，和50多名送行的船员们一一握手告别。“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久久地在夜空中回荡。

熊益三望着这个和他一样吃辣椒的湖南人，心潮不能平静：毛主席穿着黑布鞋和洗旧了的灰大衣，吃着掺了红苕的船员米饭，还就着水手长的坛子里捞出的泡咸菜下饭，拿掉特等船舱的弹簧床睡木板床……

毛主席曾经三次乘坐江峡客轮,熊益三都参加了接待和开船。

不久，熊益三调入高级客轮昆仑号担任大引水即大副。1977年，熊益三在东方红36号轮退休，2002年在宜昌家中去世，享年85岁。

二、我为邓小平同志考察三峡葛洲坝工程站岗

我在宜昌伍家岗13码头，有幸为考察大国重器三峡和葛洲坝工程的邓小平同志站岗，见到他老人家的情景，真是永远难忘。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２日下午，在宜昌港宣传科工作的我接到通知，到长江中上游分界线、长江上游零公里处１３码头做完清洁后站岗，说有重要接待任务。我们到了码头，老同志们在扫地，我们年轻的就在码头石阶上把袋装碳黑往路边顺，正准备冲洗码头，突然车队来了，轿车上下来的竟是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下车一站稳，就举起右手向我们招手致意，用浓厚的川音微笑着向我们说到：“同志们好！辛苦了！”那样式就和当今各种画报上登载的一样，具有军人和领袖风度。我们激动得用掌声表示热烈欢迎。卓琳夫人等是乘一辆大客车来的，卓琳下车后也向我们招手问候。

在下四十多步码头台阶时，小平同志在两旁警卫的挽扶，从布满黑碳灰的石阶走下。当走到第一个跳船时，水大浪急，跳船有点晃，警卫搀扶着他，但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小平同志将两旁的警卫推了一下，毅然转身，再次向我们招手，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同志们好，再见！”小平同志的谦逊精神，令我们激动万分，再次拍掌欢送。

眼望当代伟人走上趸船，迈上停泊在港的东方红３２号轮，我们热泪盈眶。宜昌港客运负责人说，东方红32号轮还售了船票，客人们有幸和小平同志同船共渡到武汉。不久报上登载，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带着家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四川广安县省亲，从重庆乘船到武汉时，在宜昌作了短暂停留，陪同的有四川和湖北的主要领导人如陈丕显、鲁大东等。

现在有关媒体才揭密，小平同志是专程来考察三峡工程的。

长江航运局、宜昌市党史及《海员文艺》资料显示，１９８０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讨论“六五”计划会议预备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在讲基本建设谈到三峡工程时，他说这是一个大项目，看起来10年之内上不去。但没过多久，小平同志又听到另外一些人说，三峡工程非得早建不可。所以他在这年7月要亲临三峡现场视察，全面考虑兴建三峡工程的利害得失。

当时接到要陪邓小平视察的通知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确定带魏廷琤一起去，并事先把小平同志所关心的三峡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对农业影响问题、长江航运问题、用电问题等，从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做了准备，到时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主任的魏廷琤详详细细地讲，一定要让小平同志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

７月上旬，魏廷琤等赶到重庆，准备顺江而下。陪邓小平视察的除有陈丕显外，还有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宜昌地委书记马杰等。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３日，邓小平携家人，乘“东方红３２号”轮从重庆顺江而下。

１１日上午９时许，一声起航的笛声回荡在重庆港朝天门码头上空，“东方红３２号”船上船下沸沸扬扬，可三楼二等舱室却格外宁静。一会儿，一位天庭饱满、身着军干服的老者在众人簇拥下“蹬蹬”上楼来：是邓小平同志！

“东方红３２号”轮半个月前载客到重庆后，就到对岸抛锚整修，长航局的领导都来了，这艘经常服务中央首长的“任务船”的船员们知道，又有任务了。

“东方红３２号”轮起航后，四川和湖北以及长办的几位同志就三峡工程问题向小平同志进行了汇报。

魏廷琤为了讲清三峡工程问题，首先讲了丹江口水库情况。丹江口大坝筑起来后，这个库容很大，比三峡工程大坝175米高程的库容小不了太多，就150米高程来说只小一点点。但是丹江口以下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水库里面的鱼和坝下游的鱼都有所发展。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大坝一修庄稼不长了，鱼也没有了。小平同志对此很感兴趣，而且问的很详细，如大坝建成后，对鱼类的种群、饵料的影响，对棉花、水稻的增长条件，对库水温季节性的变化，对原来自然情况有什么改变等等，魏廷琤一一都作了回答。他听后说：“看起来三峡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人家说的那样严重。”

魏廷琤等又讲了航运问题。现在长江每年有多少货运量，三峡大坝形成的通道有多大，对水库的航道和下游航道有什么改善，不存在长江运量不够走的问题。小平同志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

小平同志又问三峡工程设计、施工问题。魏廷琤向他谈了三峡工程的各个组成结构，这些结构起什么作用，有多大的工作量，与葛洲坝工程对比是个什么规模等等。魏廷琤说，三峡大坝比葛洲坝工程量大一倍，机器大一点，台套也差不多（那时还没讲26台），但单机大些，总量大一些。小平同志了解了情况，认为技术可行了，上三峡工程没有多大的困难。

与魏廷琤等主张修建三峡工程不同的是，四川省的同志认为如果形成三峡库区，移民的任务大，不太同意上。小平同志耐心地听双方的意见，风趣地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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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开船的第二天，早餐后，邓小平到四楼船首驾驶台视察，老人家向船长熊忠培询问驾驶操作、船速、机器状况和航道情况，问得很细。５０多岁的熊船长也是四川人，小平同志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情况。小平同志在轮船驶入瞿塘峡前，是在二等舱休息室前观看长江三峡雄姿的。轮船东下，一进峡口，只见两壁断岩，像两扇高大的铁门，锁住夏日一江金灿灿的江水。他不觉兴致很好地问身旁的外甥及外甥女：“唐朝诗人李白过白帝城时赋了一首诗，你们背来听听？”“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个小家伙争着一人背了两句，他听了很高兴。

为了观看神女峰，轮船进入巫峡后，安排小平同志在三楼尾部观景。他兴致很高，匆匆离座，连脚上的棉拖鞋都未换，就要去会“神女”。

“东方红３２号”轮，原名“江津”，是我国自己建造的川江第一代宝塔式客货轮，它的三楼尾部比较宽敞，是观景的好地方，小平同志非常兴奋，连摆放好的靠背椅都不坐，一直站立着，满面笑容，迎着骄阳，仰视晴空，面对云彩缭绕中的“神女”，指点江山，谈笑风生。

7月12日，船到宜昌，停泊于葛洲坝专用码头，宜昌地市和葛洲坝工程局的负责人在码头上迎候。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邓小平健步走进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室，听取了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介绍。随后与葛洲坝工程局和宜昌地市党政负责人合影。

小平同志不顾天气炎热和长途劳累，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工程的二江电站厂房、三江防淤堤，还下到3号船闸闸室底部，进行详细考察。边走边听取工程局负责人廉荣禄的施工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特别关心半年后的大江截流的准备工作情况。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万众一心，精心准备，定能成功。”小平同志满意地笑了。

小平同志看了葛洲坝工地后，说“这个场面很大”。同时详细询问了工程施工情况，说：“这些设备将来三峡工程施工用不用得上？”魏廷琤回话说：“基本可以用。”他又说：“能用上去的坚决用上去，要注意节约，不要浪费。”

小平同志结束对葛洲坝工地的视察后，乘车绕宜昌市区一圈，浏览了市容和城市建设。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随着大工程兴建，宜昌会有大发展。下午，邓小平一行这才又登上“东方红32号“轮，顺流东下，直抵武汉。

到了武汉以后，小平同志住在东湖宾馆里，把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请到东湖，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在会上听取了国务院有关三峡工程建设的汇报后，小平同志说：“三峡工程作用很大。我这次详细作了了解。”他说，航运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长江也没有那么大的航运量；生态环境方面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长江一旦发了洪水，洪水淹了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倒霉，否定了三峡大坝防洪不起作用的说法；他讲发电效益很大，水电是最便宜的。最后肯定地说：“应该很好地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轻率否定搞三峡不好。”于是邓小平建议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以后，小平同志凡是有机会就要讲三峡工程问题。1982年1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设想时，谈到三峡工程高中低几种方案。小平同志说：“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3年小平同志找姚依林、宋平研究“六五”计划执行情况时，对他们说，我们国家建设一定要搞重点骨干工程，第一个五年计划搞了150多个项目，是很成功的。因此，对农业、交通、能源、原材料等这些重点骨干项目一定要上。还说：“长江三峡工程看准了就要干，先可以修路嘛。错了我们大家负责。干革命得有一个闯劲，没有一点闯劲不行。”

这是邓小平同志一生唯一一次登陆宜昌。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宜昌人民心中。邓小平留下的足印，还是宜昌伍家岗区13码头——长江中上游分界线！

三、宜昌地下党秘密保护永耀电厂迎解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宜昌地区专员兼第一游击支队司令石宪章的外孙蒋盛礼等四兄弟，从全国各地汇集宜昌，缅怀外公的抗战救国事迹。作者有幸将一起回忆石昌庭任董事长的汉永义轮船公司为人民解放做出的贡献，追溯大国重器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局段玉美副局长曾经在伍家岗汉永义轮船上，领导地下党秘密保护永耀电厂迎接解放的辉煌壮举。

湖北汉阳人石宪章，保定军校步兵科六期学员，与他同期的同学有邓演达、叶挺、赵博生等。毕业后他在东北讲武堂任步兵战术教官，现保定军校的学员榜和保定军校将帅录上都能查到名字。石宪章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宜昌地区专员兼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在“枣宜会战”中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作为国民政府宜昌地区专员，协助港航员工，将大批抗战人员、物资转移到大西南。抗战胜利后，石宪章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而脱离国民政府军界经商，到宜昌汉永义轮船公司担任董事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建立水上交通线掩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活动，有些地下工作者在解放后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人。

一九四六年三月，汉阳县区长杨昌铸看透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辞职由汉阳携眷来到宜昌，受族兄杨谋轩和同乡石宪章之聘，在他们伙营的汉永义轮船运输公司任交际员。

一九四七年七月，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石永超同志由汉阳来宜昌，与杨昌铸接上了关系。石永超原是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特务团团长，后任襄南游击指挥长，副专员兼天京潜县长。五师突围后，经上级批准复员回汉阳县原籍，从事地下工作。杨昌铸与新四军有过往来，石永超曾来函指示，将他埋藏在新堤亲戚家的驳壳枪四支、手枪两支，派人取出交给新四军。从那时起，杨昌铸便与石永超同志取得了革命工作上的联系。

石宪章为了保证叔叔石永超的安全，与杨昌铸商量，利用与第六区（宜昌区）专员公署谍报主任刘耀堂的种种关系，要求他对石永超予以关照。刘耀堂曾任国军副师长，抗战时期又任第六区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在汉阳旅宜同乡会中，很有声望。此时，他任建设协会书记，而杨昌铸任其秘书，两人感情较好。刘耀堂鉴于国民党大势已去，对现实有不满的情绪。因此，他虽不直接同情共产党，但也不敢过于得罪共产党，对石永超也表现出好感，目的在于寻找自身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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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超来宜昌后，考虑到他要有一个工作来作掩护，便由杨昌铸出面，与杨谋轩、石宪章、蒋俊生等集资向民生公司购得普庆轮一艘，任石永超为经理，行驶宜汉一线，借此得与江汉城工部郭伯诚取得联系。抗战期间，石永超任新四军第五师特务团长时，就嘱托过杨昌铸，利用在汉的有利条件帮助采购军用物资，扩充实力。现在他们更是如虎添翼了。

一九四八年冬，普庆轮从宜昌港驶往汉口。石永超见到江汉城工部长郭伯诚，向他汇报了宜昌的有关情况，其中谈到石宪章、刘耀堂等对他的保护。郭伯诚部长当即指示，解放战争已取得节节胜利，汉口、宜昌等城市的解放，已为时不远。今后你们的工作，可以利用在宜的有利条件，与第四军分区宜昌城工部取得联系，并可以争取刘耀堂。现将你们的组织关系，包括石宪章、刘耀堂等人的情况，以及组织之间的联系代号、地点等介绍给第四分区宜昌城工部长何定华，党组织很快就会派人来联系的。石永超回宜后，将转介组织关系的情况告诉了杨昌铸，大家盼望着党组织来人。

1949年3月，受襄西地委城工部指示，当阳地委派荆当县委城工部部长段玉美到宜昌城区具体领导地下工作。段玉美化妆成商人到宜昌来，首先就是要找汉阳县的四个人好落脚开展工作。

宜昌汉永义轮船运输公司于1938年创建，经理负责人为杨谋轩、谢桂卿，起源于汉口汉永义轮船公司。汉口汉永义原由永兴兄弟轮船公司与仓汉轮船局联合，于1936年组成，航运业务只限于汉（口）沙（市）线，并在沙市以下之沿江各埠设置分办机构。

仓汉为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所创建，经理为林子俊。开初，仅有仓汉、仓兴两客轮，行驶于汉口至黄冈仓子埠之间。嗣因生意兴隆，获利丰厚，乃陆续购有武潮、永安、新运、正源以及中南银行托管之轮船5艘，于是在徐源泉之防区范围内，开辟汉口沙市航线。在营运中，除揽载沿江各埠土特产品外，还多次调派仓汉轮直 航宣昌，包运鸦片。

抗日战争初期，汉口汉永义经研究指派杨谋轩、谢桂卿来宜，筹建宜昌汉永义轮船运输公司，从此经营宜昌汉口货运业务。随之战局多变，仓汉所有轮船，均忙于军运。永兴所有轮驳，除部分供军事差遣外，余则悉被征用沉没于田家镇封锁线。这就迫使汉口汉永义不得不宣告歇业。

宜昌地居长江中上游之西陵峡口，扼川楚咽喉，四川土特产品及鄂西大宗出产药材、木耳、兽皮、桐油等，均由船和人力运到宜昌，分别下运至汉、宁、沪等地。川东及鄂西人民所需要生活物资，亦得由位于伍家岗的宜昌港口分别转运。因此，宜昌在历史上就无疑地成为物资集散地和吞吐港口，所以说宜昌市场繁荣，商贾辐犊，亦实有基于此。

段玉美到璞保街汉永义轮船公司与石永超、石宪章、杨昌铸见了面，石永超等人都说，自从汉口城工部把组织关系转到襄西城工部之后，一直盼望组织上来人领导。

段玉美同志来宜领导工作时，为了避免宜昌守备司令部随时布置的联合大检查，确保地下工作的顺利进行，就以石永超的来客身份，住在普庆轮上。该轮上大多数船员有正义感，明白段玉美同志是“北边来的人”。同志们收集到的情报，到晚间亲自上普庆轮，向段玉美汇报，然后由他审查整理，由他亲自送出，或是交普庆轮上服务长曾愚财亲自送到古老背联络站。

杨昌铸打入敌人内部，取得了国民党宜昌县自卫总队副队长兼县情报处副处长的职位，并调整了情报处的人员，从此掌控了情报处，先后获取国民党第二军陈克非部第七十六师接替第一二四军第六十师担任宜昌城防的设防位置和兵力部署，特务机关的活动情况及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侦察情报。杨昌铸还设法通过汉阳同乡、国民党湖北省第六区（宜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谍报主任刘耀堂也获取了敌人的一些重要情况，报告了段玉美。随后，段玉美将所获取的情报通过汉永义轮船公司普庆客轮送交古老背地下交通站转送当阳地委城工部。5月中旬，段玉美通过这条水上交通线回到解放区，向地委城工部详细汇报了驻宜敌军城防部署等情况。

宜昌永耀电气公司，刘梅森任经理。刘梅森为人和霭，平易近人。杨昌铸与刘耀堂在一起时，常与刘梅森很接近。刘梅森也曾任建设协会主任委员。宜昌解放前夕，杨昌铸与石永超及所属之情报人员，经常出入于平和里璇宫饭店，与刘梅森住宅毗邻。临解放时，按段玉美布置要护厂护校的安排，宜昌地下党正考虑宜昌这一最大企业永耀电气公司问题时，情报组长曾亚明告诉杨昌铸∶永耀公司刘经理曾向我问候你。于是杨昌铸就往见刘梅森。言谈间，是关于宜昌快要解放，谁走谁不走的问题，杨昌铸对刘梅森说：王德森县长曾要我同走，我诈称已将家眷送往家，我暂时留下，以后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听之任之。反正一些已经获得解放了的城市还大有人在，即令是跑到重庆绝不会象抗战时期那样，重庆也是会解放的。

刘梅森当时提电器设备怎样保护及资方代理人将如何处理等问题。他自为电气设备在解放军来前拆走已不可能，又恐遭受国民党破坏，恢复不易;宜昌解放后，我这个资方代理人又不知被如何看待。看样子他是心有顾虑，何去何从，举旗不定

杨昌铸把这一情况向段玉美同志作了汇报，经分析研究，定由石永超和杨昌铸去见刘梅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石永超和杨昌铸去后，向刘梅森详细阐明共产党在解放城市中的有关政策，励他打消顾虑，勇担风险，设法保护电气设备，为宜昌解放作出有益贡献。同时明确告诉刘梅森，你不走，永耀器设备能保护完好，就是对革命的立功；你如果一走了之永耀设备遭到破坏;在任何时候你都无法向人民交待。刘梅森当面表示尽一切力量，保护电器设备安全供电。

刘梅森经理与国民党反动派周璇，保护了电厂。宜昌解放时至以后，一时一刻都未停止供电。

宜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将大小船只全部扣留，烧毁。在段玉美的指示下，石昌庭（宪章）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号召员工将公司的轮船“裕华”“普庆”两轮的部分机器卸走藏起，借口机件损坏，报请维修，停靠到宜昌江南十里红江边，使两轮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在解放宜昌的战役中，段玉美联系到石昌庭，发动工人迅速将机件装好，满载解放军官兵渡江追击江南逃敌，为解放宜昌各县及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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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时，大量征用船舶。招商局原有船舶372369.23吨，被劫走280133.65吨，占总数的75.23%；其中江轮53252.04吨，被劫走24619.91吨，占总数的46.23%。遗留下来的10余万吨船舶，大多设备陈旧船龄长。上海接管32艘江轮，可航行船舶仅9艘；民生公司原有船舶97艘，解放后虽多数留在长江，但吨位较小且破旧，载重吨位仅占总吨位的47.70%。

驻守宜昌的宋希濂带领十万大军逃往恩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话阻止，叫他把部队拉到湘西，宋希濂说他只听蒋介石的，而此时蒋介石已经退位，只是一介平民，但依然指挥着他的黄埔系。胡琏兵团一味南遁，宋希濂抵抗命令，这两个和宜昌民国历史有重要关系的国民党军高级指挥，使国民党军的华中战区彻底瓦解，何应钦愤而辞职。陈克非将军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从鄂西宜昌溃退入川，国民党军令部告诉陈克非，说宜昌很重要，要他固守宜昌。陈克非回答，宜昌比南京还重要吗？你们把南京都弄丢了，要我守宜昌？陈克非把部队带到四川，在郫县率部起义。陈克非部乘船从四川返回宜昌上岸，乘车东下，受到宜昌人民的热忱欢迎。解放前夕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大搞白色恐怖的县党部书记，本身也不是陈克非部队的起义人员，他也化妆成陈克非部队的士兵混在起义部队里，被宜昌市民认出来，把他从起义队伍里拖了出来，交给了公安局，后被镇压。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令封锁长江，干线客货运输中断。6月1日，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解放，沿江封锁和戒严解除。1950年5月27日，招商局与长江上较大的私营轮船公司协商，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在上海、汉口、宜昌、重庆地区成立全线客货轮联运小组，公推招商局和民生公司为正副组长，长江班轮分别开设上海——汉口、汉口——宜昌、宜昌——重庆、上海——宜昌4条航线。这四条航线，三条和宜昌有关，和上海、汉口有关的分别为两条，和重庆有关的一条，可见宜昌港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至此，长江干线基本实现全面复航。

1949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省划分为黄冈、孝感、荆州、沔阳、大冶、襄阳、宜昌、恩施八个地区和沙市、宜昌两个省辖市。省委、省政府、湖北军区同时决定将中共江汉区当阳地委、当阳行政专员公署、当阳军分区分别改建为中共湖北省宜昌地方委员会、宜昌地方行政专员公署、湖北军区宜昌军分区。宜昌专署行政区辖当阳、宜昌、远安、枝江、宜都、五峰、长阳、秭归、兴山九个县。同时，宜昌县城及郊区从宜昌县辖区划出，设立宜昌市。5月下旬，宜昌地委、宜昌专署、宜昌军分区和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成立。5月至6月，相继成立当阳、宜昌、远安、枝江、宜都、长阳、五峰县委、县人民政府。8月至10月，兴山、秭归县委、县人民政府相继成立。11月1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五峰县城。至11月15日，宜昌地区全境解放。

宜昌县商会代表刘梅森带领市民，到杨岔路接市委市政府和解放军进城。宜昌市政府派出得力的干部成立航政科，段玉美担任科长，全力恢复港航生产，完成繁重的支前任务。

7月24日，刘真市长在莎乐美电影院召开大会，动员港口工人支前。在宜昌的四野47军除部分留宜昌以外，大部分由宜昌城区和宜都过江，到鄂西和川南追击敌军。二野50军等部队从宜昌过江后，从恩施入川。宜昌各类船舶400多只，装卸和船员3700名参加支前运输，裕华、裕生等相继参加支前运输。宜昌港在解放之初短短的一个月内，紧急运送20余万过宜部队及大量后勤辎重，有力支援了四野第47军挺进鄂西、川南，二野第50军入川。

由于宜昌港的特殊性和担当任务的重要性，上级派来一个高级别的老红军来担任宜昌港第一任港长——贺礼保。1950年4月1日，华中航政局组建了长江航务局宜昌办事处，1951年5月，组建长江航务局宜昌分局，1952年9月1日，长江航务局宜昌分局改为宜昌港务管理局，港长贺礼保。贺港长红军时期在井冈山从事革命工作，随中央红军到延安后，担任中央警卫团第一营营长，直接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有了贺港长在宜昌港航主政，各方面工作得到更加顺利的开展。

1949年9月10日，国营招商局将43号铁驳一艘交“普庆”轮附拖行驶，于11日恢复了宜汉航线。也就是说，汉永义轮船公司“普庆”轮开通了解放后宜昌到武汉的第一条长江航线。

1949年12月1日，国民党军郝穴、永安两舰在重庆起义，冒着枪林弹雨来到解放后的宜昌，停靠招商局第一码头。160多名起义官兵上岸，受到宜昌人民的热烈欢迎。两舰的亲属与官兵相抱喜极流泪，起义官兵高兴得将国民党军的海军帽抛上天空，随意踢踩，以这种方式表示了终于迎来解放，回到人民怀抱的喜悦心情。

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和城市物资供应不足，加之国民党飞机对沿海及长江骚扰，一些投机资本家乘机哄抬粮价牟取暴利。1949年6月，上海粮价指数为100，到1950年2月已达到2091.90，上涨近20倍。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四川调运大批粮食运往华东。3月17日，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与招商局轮船总公司订立川粮运输合同，成立川粮运输工作小组。4月20日，成立汉口小组，招商局汉口分公司任组长单位，招商局轮船总公司派员协助，长江区航务局运输处、华东粮运指挥部汉口办事处及民生汉口分公司等公私机构参加。4月6日，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宜昌接转站成立；13日，宜昌港成立川粮运输小组。为加速出川船舶周转，川粮在宜昌接转，分渝宜、宜汉、汉申三段运输。每日以电报、电话联系掌握渝万宜等地运出川粮的数量、承装船只及到汉日期。川粮到汉便即日转出或原船直放，确保川粮及时抵达目的地。4月7日—7月23日，总计完成川粮及湘鄂米谷杂粮运输131194吨。1951年，宜昌港转运川粮5600吨，1952年，转运川粮86200吨。损失木船11只，粮食680吨，霉米13117斤。

川粮东运是配合稳定物价的突击性运输，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949—1952年，长江航运完成川、湘、鄂、皖、苏等地粮食运量近200万吨。

宜昌在完成征集粮草等任务的同时，还打造渡船、修桥筑路，确保道路畅通，渡江安全。在人民解放军南下经过的路段，人民群众主动热情为子弟兵送茶水、腾住房、当向导、看护伤病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宜昌港航迅速将重点转移到抗美援朝军事运输上。在运量大、运距远、环节多、任务急的情况下，上下一心、团结协作，圆满完成军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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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组成华中打捞委员会，打捞安庆至宜昌的长江沉船。宜昌招商局的飞明拖轮，蒋军撤退时计划将其炸毁，迫使船工上岸，船舶失控，顺水漂流到石首翻沉。石首县打捞出水，于1950年初交还宜昌招商局。1949年7月，蒋军将普济轮威迫沉没于宜昌港二郎庙，1953年3月打捞出水。为保证川江顺利复航，宜昌港还恢复了绞滩站，恢复了报关业务。到1952年，宜昌港航恢复生产的各项业务已全面完成。

段玉美后担任大国重器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局副局长。

四、宜昌商会冒险保护工业迎曙光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处于抗日战争前沿的湖北宜昌人民，极其渴望和平民主和独立自由，不再遭受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大批部队，于1946年6月26日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宜昌县人民再次推进战乱的深渊。

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在宜昌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特务机构，派宋希濂集团军十万余官兵驻守宜昌峡。宜昌县城有警察、特务一千多人，驻有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国民党反动当局推行“五家连坐制”，张贴《六杀严法》和《杀、杀、杀》的布告，对劳苦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宜昌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筹措军费榨取民脂民膏，使工农业生产濒于破产境地。

宜昌县商会于1947年4月选举了具有战略眼光的任子卿担任会长。任子卿上任三把火：理顺行规关系，保护民族资产，促使经济正常运作；自费从上海购回宜昌首台消防车，红色车身两边大书“宜昌三北轮埠公司任子卿赠”大字，消防车经常炫耀于大街小巷，以示振兴经济的决心；与商会干事长兼秘书、《宜昌商报》主编张任夫多次密商，叫张任夫前往武汉等地察看局势，迎接解放。

1948年春节过后，张任夫以出门谋事为由，搭乘三北轮埠公司的客船赴汉，下榻汉口江汉路京汉旅馆。

早在1925年，张任夫就经祖三竹、洗百言介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宜昌秘密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筹委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北伐时期任国民党第一张报纸《明智日报》主笔（编辑）。蒋介石到武汉后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引起湖北人民的强烈不满。张任夫在《明智日报》上发表《湖北人何负于中国之一至之六》的评论，从屈原一直写到当时的革命先锋、领袖和将领，被抓入大牢。张任夫出狱后在宜昌、上海、汉口、沙市以办报为生，因敢于直言，又坐了八次大牢，其中三次以红帽子（共产党）入狱。此时他早已脱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这是任子卿信任张任夫、单选张任夫到武汉等地查探形势迎接解放的原因。

1949年5月17日，武汉解放，张任夫参加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热闹活动，学到欢迎解放军的一些仪式。张任夫了解到武汉军管会主任是陈赓司令，就对解放军更加充满信心。大革命时期，张任夫和陈赓有一面之交，对陈赓的印象很好。但张任夫并不是对共产党每一个领导的看法都很好。

张任夫在武汉参加迎接解放军，看见一个代表武汉市人民迎接解放的主要人物，令他哭笑不得。这个人便是在宜昌发家的夏斗寅。

1927年1月，夏斗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率部由荆当移至宜昌，防御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四川杨森部进犯宜昌。1927年5月5日，杨森率部从四川万县东下，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夏斗寅假称战败，将宜昌拱手让杨， 15日率部到达嘉鱼，一直进犯到距武昌仅50里的纸坊镇。全国革命中心武汉面临严重威胁。

张任夫到武汉军管会找陈赓没有找到，在路上遇见大革命时期干训团的一位老同学。两人谈起夏斗寅，老同学说，解放军看见是夏斗寅代表武汉迎接解放也很奇怪，请示了上级，上级回电说：“让他活下去”。这样，才让他出面。

第二天，那位老同学来到张任夫的旅馆，说：“我给你的票买好了，我们一同到香港，利用你在报界的影响力，我们在香港发展”。张任夫回答，我是奉命来学习迎接解放的，一走了之对不起宜昌。老同学说，你回去也好。我刚才听说我们的另一个老同学王均予，马上要回宜昌当市长。

张任夫此时激动起来，下定决心与那位好心的老同学分道扬镳。他给武汉军管会去信后及时收到回信，回信中主要内容是要他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解放。张任夫会意，是要他回宜昌迎接解放，他便急忙从武汉步行回宜昌。 

张任夫从武汉回宜昌时，正是暑热伏天。通过解放区时，有武汉的信件。到了沙市接近国统区时，张任夫将信件撕碎扔进便河，用宜昌商会信件作证明通过国统区。

通过国民党10万大军层层封锁，张任夫走了9天才回到宜昌。途中劳累“生病在家”，不敢出门，直到解放后才出门。此时，离宜昌解放只有20天，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六杀不认。从武汉解放区回来的张任夫早被特务严厉监视，他们以探视为名，在张任夫家里川流不息。张任夫谨慎回答：在武汉找事未果。唯有对任子卿才说实话，叫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迎接宜昌解放天亮。此时商会会长又已换人。

一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家诰突然要来“探望”。张任夫一向瞧不起这些人，平时根本没有往来。张任夫对家人说，我这回真的完了，陈家诰是来要我的脑袋的。张任夫的大哥张清夫，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筹委委员，1943年被国民党秘密处死在三斗坪和茅坪的交界处，张清夫的儿子张一本和张任夫一起生活。张任夫把侄儿张一本、儿子张一飞等叫来，要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定要迎接解放。

正在危急之时，张家托人请名中医简莹芳来看病。简莹芳进门就说：身受酷暑之毒，热病缠身，不好好卧床休息，还站着干什么？张任夫立即会意，卧床装病。戴着白礼帽、穿着白西装白皮鞋连领带也是白色的陈家诰进门，看见简莹芳正在为张任夫把脉。陈家诰问张任夫在武汉看到什么，张任夫一一敷衍回答。他又问简莹芳，张任夫得了什么病，简莹芳说病很重，是受了暑热而转成的痢疾。解放后，宜昌原守城部队陈克非军在四川起义，该军起义后返回宜昌时，张任夫等市民得知陈家诰竟躲在这支起义部队里，便告诉市政府，后来镇反时将陈家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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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简莹芳每两天来张任夫家一次。简莹芳1920年入法中教职工会学校学习，是中国最早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简莹芳出诊时乘坐二人抬的新大轿，天蓝色轿幔两边大书简莹芳医师五个白字，有时轿前还有一人开道，派头十足，这可能便是当时的120救护车。宜昌商会的占地面积很大，在云集路中段近邻儿童公园的西边，和原儿童公园的面积差不多，楼房也是宜昌最高最好的。张任夫的私房就建在商会的大院内，离办公楼150米远。简莹芳招摇过市前往商会给张任夫治病；张一飞给先父张任夫抓药舍近求远，到离家很远的鼓楼街怡安药号去抓。这些虚张声势的作法，蒙蔽了多如牛毛的国民党特务。

凡来张任夫家里的进步民族资本家，均受到张任夫的暗示，叫保护好民族工业，不要走，宜昌解放为时不远。

宋希廉逃跑前，强征船只入川，以任子卿为代表的船舶公司老板和职工不从，轮船被烧9艘，木船被烧300余只；“大众轮”等7艘船舶被迫航行至葛洲坝上游平善坝，拖延时间，7月19日返航。1949年2月，川鄂绥靖公署西撤时，孙震勒令永耀电厂拆迁入川。前任宜昌商会会长、永耀电力公司经理刘梅森动员职工呼吁暂缓，拖延成功，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全城灯火通明。只有部分民族资本家，转移资产往西逃离。

为了消灭宋希濂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13兵团之38军、47军、49军，14兵团之39军、鄂独立1师、2师及宜昌军分区的两个独立团，在第4野战军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统一指挥下，发起“宜沙”战役。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逃到台湾作最后的断路。他从宜昌城区逃到江南，接到军令部何应钦的电话，说宜昌重要，叫他固守宜昌。宋希濂回答，宜昌比南京还重要吗？你们把南京都丢了，要我固守宜昌？说完把话筒都摔了，气得何应钦辞职不干了。四野从宜昌仰攻至重庆，二野三野合围，将宋希濂活捉。

7月16日凌晨，枪声密集。张任夫叫醒家人，说解放军进城就在今天，都不要睡了，迎接解放军进城。不久，枪声变得稀疏起来，越来越远逐渐平静。

凌晨2时许，商会老工友汤维洲来叫门，说有军队要找张先生。张任夫说，解放军来了，叫侄儿张一本随同一起去商会二楼办公室会见解放军。

在办公室，张任夫和张一本见到解放军先头部队的十余人。解放军表明了来意后，张任夫吩咐汤维洲去叫炊事员任培贵、胡华兴二人去烧开水给解放军喝。汤维洲喊来炊事员后，张任夫又叫他到通惠路（现解放路）蔚华轩开的大伦纸号，拍门赊帐扛回红、绿、兰、黄、白纸五大卷，每卷100张大纸。汤维洲去买纸时，张任夫拟写20余条标语，如“欢迎解放军进城！”“宜昌解放天亮了，人民扬眉吐气了！”“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解放军买卖公平！”“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等，落款是“宜昌县商会全体员工制”。张任夫给一位解放军干部看了，这位干部同意了，又叫参谋看，参谋说行！

这样，张任夫吩咐张一本用毛笔书写，汤维洲来裁纸，一张大纸裁四幅，张一本从凌晨四时一直写到上午十点多钟才写完这两千幅欢迎的标语。张任夫叫工友胡华兴、王宗臣、李胜炳及望作勤四人上街张贴标语。一时间，上至紫云宫（现三江桥头）和土街头、下至美孚洋油池（现宜昌口岸）和杨岔路，全城上下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宜昌为之震动。

张任夫拟好宣传内容，叫汤维洲通知更夫上街打锣。更夫一边打锣一边拖声拖气大喊：开门迎解放，营业做买卖，使用中州卷儿！哐！哐！

江南和峡口的枪声正激，市民更听不清打锣的新名词儿，打开门逢问更夫在喊什么，更夫回答：商会叫老百姓开门迎接解放军，商人开门营业做买卖，只能用中州卷儿。哐！哐！

中州卷是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邓子恢在郑州发行的代用货币，使用中州卷是稳定宜昌物价的重要标志。国民党的货币根本不值钱，上午是一块钱的货，下午就涨到十块，第二天就涨到一百块，再过几天便涨到一万元。物价飞涨造成民不聊生。

张任夫又开列名单，叫汤维洲等工友通知凡是未离开宜昌的县商会理事，均速来商会开会。由于近郊还有激烈的枪声，有些理事不知去向也不路面。到会的有刘梅森、阎鼎章、甘仲民、彭铁超、张帮杰、荣秙、钱华林等人。任子卿有病在家，商会会长不知去向，解放军主持了这次会议，张任夫作笔录。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恢复正常开市；解放军向市民商界借粮支前。散会后，到会人员分头去办。解放军第一次借粮米、胡豆及马料数万斤，均一一打了借条，半年内全部还清。办得迅速的是嘉禾米行经理、商会粮行业理事钱华林，叫他来开会也主要是要他支前。有张任夫提前打过招呼，钱华林等顺利地向解放军借出大量的粮食。

张一本书写完标语来到楼下，看见解放军有的睡在地上；有的坐在走廊地上，一手拿着杯子喝白开水，一手在衣兜里抓炒胡豆和小布口袋里的炒面吃。白开水是炊事员任培贵、胡华兴烧好后送的。解放军说，他们是四野的，从东北来时发了双梁布鞋两双，解放中原时，又发了双梁布鞋两双，一般只吃炒胡豆或炒面。白开水伴炒胡豆或炒面，这就是解放宜昌624名官兵和支前民兵英勇牺牲后，解放军进入宜昌城区的第一顿大餐。四双布鞋，是这些解放军从遥远的东北打到宜昌的唯一奖品。

张一飞早上起来，在商会二楼看了一会张一本写标语，又和看写标语的解放军玩了一会，胆子就大些了，一个人敢上街玩耍。他在二马路路口看见烧毁的两部吉普车在冒青烟，是国民党撤退时放火烧的，两个解放军端枪在街边守护。长江码头边，他看到到处都是冒着青烟未燃烧完的轮木船。

解放军进城的第三天，张任夫在商会主持支前工作，工商界各业老板由刘梅森带领，到杨岔路迎接市委市政府，宜昌县划出葛洲坝、西坝、铁路坝、下铁路坝等地成立宜昌市。

刘梅森有私人豪华黄包车一部，车身全新似龙袍缠身，踏脚处有一蹬铃，雇一穿黄背心壮汉拉车，黄包车一路飞跑，刘梅森蹬着铃一路叮咚响叫人让路，好不威风。刘梅森回来对张任夫说，我们在杨岔路接到市长刘真，我好心叫他坐我的黄包车一路威风进城，可是他不领情。刘真用湖北宜都夹杂着北方话说：你年纪大些留下自己用，我们有马。我的黄包车陈家诰想坐，我还不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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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飞在桃花岭看市政府从汉宜路进城，来的主要是带枪带炮的解放军，前头转弯转到通惠路，后头队伍还在九码头方向看不到尾。队伍前面是一面大红旗，紧随后面的是几个气势磅礴的野战炮队列，发出震天的轰隆声。其后，是重机枪队列、轻机枪队列、步兵队列、炊事班队列，再后是趾高气扬的骑兵队列等。刘真市长这等阵势，怎么会坐黄包车叮咚进城？

后来张任夫才知道，王均予任湖北省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等职。文革初期，从广州来了几批造反派调查王均予，要将王均予说成叛徒；又从广州来了几批保皇派调查王均予，要将王均予说成革命初期的著名领导。张任夫均实事求是地回答并写出书面材料：王均予1926年加入国民党，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张任夫是大革命时期革命干训团宜昌籍的好同学。他对革命坚贞不屈，是宜昌人的骄傲。

市政府进城后，如有大型活动，工商界均由张任夫通知各行业公会组织人员参加。建国大典时宜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人们手里举着五星红旗上街游行，热闹非凡。当时的五星红旗不正规，因为广播里听不清楚五星红旗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出来游行欢庆解放的五星红旗五花八门。宜昌还隆重举行了欢迎在万州起义的军舰郝穴号活动，军舰上的军人仍旧戴着国民党的海军帽，他们在街上还高兴地把帽子抛上天。

解放时宜昌城区公办小学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救济院附小等；私立有豫章、北五省、浙江、阳夏、路德、益世、美华、哀欧拿女中附小等。师生的生活，业已濒于绝境，许多学校已经停止上课。

市政府进城后在百废待举之中，仍然不忘教育事业。在市文教科的领导下，刘毅慈、龚韵声、张一本等上十人在文化馆办公恢复教育，有时这些人也到张任夫家里开会，由张一飞端茶奉水。

五、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伍家岗

为了确认地望宜昌港13码头为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作者与市文化局王科长于2013年9月间，查阅了许多资料，咨询了宜昌市测绘大队、宜昌港水上服务公司、宜港集团、宜昌航道管理局、三峡海事局、三峡航道局、宜昌市档案局、伍家岗区政协等单位，拜访了许多厂长及航运工作者。

作者珍藏1967年重庆轮船公司出版的《长江上游航道图》，标明宜昌江南潘家沱即红旗电缆厂趸船为长江上游零公里，对应江北为红轮7站，即现在的13码头。工农二路即现在的二马路为长江上游3公里，三游洞约为长江上游12公里。

长江三峡海事局、三峡航道局总工程师刘建军提供1986年重庆航海学会出版的《长江上游航行参考图》显示，长江上游零公里为宜昌南岸潘家沱，对应的北岸为位于伍家岗区的宜昌港机关大楼并标有大楼图示，在宜昌港机关大楼门口江边画有下江石梯和趸船，这便是13码头的设施。

宜昌港水上服务公司业务经理韩宗俊提供1994年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的《长江上游（渝宜段）航道与引航》一书列表标明，三游洞距离宜昌里程为12.2公里，与说明1对照，类推这个距离应该从宜昌港13码头算起。

宜昌航道局纪委书记刘德才提供2006年6月长江武汉航道局编写的《长江中游航道参考图武汉至宜昌》一书标明，宜昌港十码头为长江上游0.00公里、长江中游626公里。

关于宜昌港十码头就是13码头的情况说明：1987年，长江航运管理局要求长江全体港口对码头重新编号，宜昌港也对码头进行了重新编号，韩玉洪曾经参与。宜昌城区大公桥以上水域，宜昌港已经没有码头，只从大公桥开始设立了不能走人的水中趸船，于是将大公桥编为1码头，将9码头编为3码头，13码头编为10码头。由于9码头和13码头已经成为宜昌乃至长江沿线的重要地望（及地名），相当于重庆的朝天门、汉口的武汉关和南京的下关，重新编号后给市民、乘车船的旅客和城市社会管理造成极大的混乱。市政府多次要求并登报督促，指令宜昌港纠正过来，部属企业宜昌港一直置之不理。长期以来，市民和外地旅客也只认可9码头和13码头，对3码头和10码头并不知晓。目前，宜昌港作业现场整体移往临江坪等城区长江下游一带，10码头也不存在。因此，本报告所叙十码头均为地望宜昌港13码头。

三峡海事局、三峡航道局总工程师刘建军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海通航《长江三峡大坝——葛洲坝水域船舶分道航行规则》显示，葛洲坝上引航道口门为长江上游航道里程9.8千米。刘建军告知，他参与了编写具有法令效力的《长江三峡大坝——葛洲坝水域船舶分道航行规则》，该规则多处显示长江上游航道里程，均以宜昌港13码头为零公里进行计算。

2013年9月18日，宜昌港水上服务公司长航内网显示长江航道电子图，长江上游零公里为宜昌13码头，三游洞距宜昌12㎞。

2013年9月23日，长江航道局官网《长江航道维护基础知识》显示，宜昌十码头为上游里程0.0km，中游里程626.0km。

宜港集团机关的人介绍，2005年建设沿江大道延伸段的时候，挖出“长江中上游分界线基准碑”，挖出的地点就在宜港集团和长航宜昌公安分局之间的现沿江大道的中间。开挖的口子有两米见方，深也是两米。当时宜港集团的领导也在场。宜港集团机关工作人员纷纷建议，把这个基座保存到宜港集团，但领导考虑在这之前为一口海军锚的事和宜昌市文物部门闹了矛盾，没有让他们把才挖起来的海军锚拖走。所以，不赞成保存起来。那个基座至少是民国年间的，和一个墓碑差不多，可能是建港口时被填埋在地底下的。农民工看见基座底子有铁，便把它挖起来锤了卖铁，真是可惜。

如今，湖北宜昌港13码头靠泊许多待闸货船，码头前沿轮船川流不息，一遍繁忙景象。然而在码头与江岸的交界处，上下码头的石梯被封堵，显示出脏乱差的景象。这里是著名的长江中上游分界点，长江上游零公里处，千里川江和长江三峡的东部起点。

已成地名的13码头(现改为宜昌港10码头)，自有机动船舶航运以来，便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线，起着连接我国中部和西部交通枢纽的作用。长江中上游分界线的岸上部分在宜昌港务集团和长航宜昌公安分局两座大楼之间。以前，江边13码头趸船上，经常靠泊货驳进行装卸作业。靠在中线上游的船头，按上游取费；靠在中线下游的船尾，则按中游取费，上游的装卸费比中游的要高一些。因此，一艘驳船往往会有两种取费。这一标准一直延续至今，除非货主单独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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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此划分中上游以后，即使中游和上游近在眼前，很多内容都以此为界进行了更改。如航运、航道、港口投资的重点或政策倾斜、航道里程的界定、船舶航行章程及吃水要求、甚至通讯信号的处理等等，均有所不同。如2006年3月30日，宜昌航道局发布2006年4月份航道通告，其中维护水深：1、白洋(中游584.0公里)至宜昌10码头(中游626.0公里)，维护水深(3.2)米。2、宜昌10码头(上游0.0公里)至中水门(上游3.5公里)，维护水深(3.5)米。上面明确标明，宜昌10码头即原13码头为长江中游626.0公里、长江上游0.0公里，长江中游和上游的维护水深不相同。

13码头曾经是宜昌重要的接待码头，留有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足迹，如邓小平、叶剑英、彭真、李鹏等，也还接待着许多国外首领。如今，岸上已经建成沿江大道的延伸路段。笔者建议，应该在这里设立长江中上游零公里界碑，把这个重要的码头文化保存下来。设立长江中上游零公里界碑或分界处，不仅许多实际工作意义，而且还保护了宜昌重要的长江航运文化。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踏上长江中上游分界处，是宜昌城市记忆最耀眼的一页，将为宜昌这座古老的名城增辉不少。

根据以上证据，我们确认，地望宜昌港13码头为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

13码头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位于宜港集团和长航公安局宜昌分局大楼之间的江边。目前，两大楼已经拆除，建设宜昌地标性建筑即约60层的国际大酒店。在距离60层国际大酒店不到100米的江边建设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需要和该酒店配套考虑。应该进行13码头护岸建设。宜昌沿江大道全程都进行了护岸建设，唯独13码头约300米水岸没有进行护岸建设，长满荒草，与特大城市很不协调，应立即进行护岸工程建设。

应该恢复13码头。岸上部分，石梯保存完好，部分被泥土填埋，挖出即可使用。水上部分，设置崭新的跳船，规划设置100米长的趸船。这里的水域很好，曾经建过水上飞机场。三峡游轮正在进行升级换代，可考虑改造一艘被淘汰经济游轮，使之成为江峡轮或东方红32号轮形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展览基地。毛主席考察三峡后，乘坐江峡轮在这里停留多时；邓小平考察三峡后，从这里乘上东方红32号轮前往武汉。恢复13码头后，还可靠泊市政府部门的工作船，如长航公安的巡逻艇等。作为沿江城市，政府部门设置工作船码头是必须的。码头岸顶正中，在不影响参观人员上下船的地方，设置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界碑。界碑成长方形，窄的一头朝长江，以免影响市民上下码头。该界碑约高3米，顶上设置一口大型的海军锚，这口锚是建沿江大道延伸段时，在13码头附近挖出来的，现存于商检局大院。该锚长3.46米，两锚尖的距离2.54米，一个锚尖朝下竖立起来非常有气势，不能斜躺着安放。界碑的南北两头，写上“宜昌港十三码头”和“长江中上游分界基准点”一小一大两行字，底部标明经纬度。这样游客拍照后，图片中增加了“宜昌”元素。界碑的东面，写上建设这个界碑的原因、寻找证据的经过及建设的意义；西边，介绍宜昌伍家岗厚重的工业文化。

人民日报和央视上的伍家岗13码头长江中上游分界线基准点：

长江宜昌段接近零水位 

CCTV.com  2007年11月30日 08:5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7年11月29日，长江航道局公布当日湖北宜昌段的长江水位为0.06米。图为宜昌江边露出废弃的栈桥墩，长长的锚链伸向江心，以便更好稳住船舶，一些船舶在码头等待减载。

韩玉洪摄。

六、甜蜜的味道

位于伍家岗区的宜昌市食品糖果总厂，颇具传奇色彩。

1940年6月12日，日军入侵湖北宜昌，市面只能流通日币，中国银元被日军抢夺收藏后，到国统区购买商品。宜昌通惠路，有家宜昌人开的餐馆，一个晚上，一群日军在这里喝酒划拳寻乐，划赢了的鬼子就用银元砸划输了鬼子的脸，挨砸的鬼子可以躲让，有好多银元就飞出窗外，跳到隔壁居民家里。第二天，这家居民把银元捡拾起来，竟然有300多块，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当家的把这批银元藏起来，等到鬼子投降后拿了出来，开了一家很具规模的果品厂。解放后，公私合营，宜昌在伍家岗区成立食品糖果总厂，果品厂合并过去，成了宜昌市食品糖果总厂的来源之一。

国家糕点糖果传承人黎祥华，是该厂的厂长，更具传奇色彩。

2011年，宜昌盛夏大雨，给火辣的热天带来一丝凉意。为了追溯伍家岗区早年宜昌糕点糖果的发祥，我与伍家岗区政协秘书长吴承喜一道，来到了宜昌市金家台原糖果总厂宿舍原厂长黎祥华家，进行采访。当我们走到金家台附近打探黎老家的具体位置时，一位理发的师傅说，这时他肯定在家，要不下雨，他早就骑自行车就出去锻炼了。在得到肯定的黎老住所后，我们又折返街上买了点水果提上，以示慰问和关心，走进黎老的家门。

黎祥华是一位能骑自行车游玩的老人，看上去很有精神气。他神采飞扬，记忆清晰，口齿伶俐，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当年虚心学艺的情景，介绍了宜昌糕点糖果的特点及影响，为我们留下“本帮”糕点糖果制作的珍贵史料。

黎祥华老人已经八十多岁，1930年出生在三峡大坝所在地雾河乡（乡政府设在三斗坪）石板村，兄弟姊妹八个，他是老六。黎祥华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黎祥华家庭非常困难，根本就没有钱读书，经好心人介绍，他十多岁就到三斗坪拜师学做裁缝。他学了半年裁缝，只学会了一些做衣服的粗活。十七岁的黎祥华到了吃长饭的年龄，可是他每次正在吃饭的时候，老板兼师傅就急急忙忙叫收碗，一叫收碗他连个半饱就没有达到，时常饿得慌。

有天，黎祥华趁机溜走了，老板兼师傅四下打听，要把黎祥华抓回来狠狠地揍一顿。黎祥华躲到亲戚家不敢露面。他母亲知道后，委托人将他带到宜昌，让他在宜昌舅舅家学做糕点糖果。这样，少年黎祥华被迫离家，坐木船从三峡来到宜昌大公路的云臣哉食品店学徒，时年是1947年。

黎祥华说，他舅舅开的这家糕点铺，以前叫林臣哉，舅舅原先叫屈德广。一年，舅舅用房产作抵押进行担保，结果被保的人输了官司溜走了，别人就要没收他舅舅的房产。这样，他舅舅就把店铺的名字改为云臣哉，而舅舅的名字也改成屈德榜，躲过了那场官司。黎祥华去这家糕点铺学艺的时候，已经叫作云臣哉了。

黎祥华原以为有一个高级师傅来传他手艺，到拜师开始时，才发现这个高师是虚拟的。老板舅舅请人写了“梅翁先师”四个大字贴在案板上，黎祥华给“梅翁先师”敬了一柱香，还向“梅翁先师”叩了三个头，就算拜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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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老板说，相传梅翁是南方人，三朝加封的孝子。有一年，其母病重，久卧不起，四处寻医也不见好转。他母亲弥留人间之际，梅翁尽最后的孝道，把上好面粉用油起酥加甜馅做成糕点，用开水冲泡，每日侍喂母亲。说也奇怪,他母亲的身体逐渐恢复，后来竟能下床行走，康复如初。这件事感动了天帝，在他母亲百年归山之后，把梅翁召唤上天，修行深造。梅翁上天之前，把糕点的制作方法传授给了乡邻，以后，梅翁就为上天主管糕点的神仙。因此，学做糕点糖果的徒弟一定要拜梅翁先师。不然不准学徒，不准入会，即加入宜昌本帮，更不准制作本帮的糕点糖果。

平时，黎祥华和舅舅两人制作糕点糖果就够了。每到五八腊，才请大师傅进门帮忙。五八腊是指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和腊月春节。五八腊的每个节气过完，老板就要请师父坐上席。大师傅坐了上席，就意味着老板开赶，大师傅也会自觉地离开店铺，等到下一个节气有机会再受聘。因此，黎祥华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师傅。不过，这样使他有机会接触了宜昌所有的名师，学到宜昌三千多种糕点糖果的制作方法，成为三峡宜昌本帮糕点糖果最具资格的传承人。这为他今后逐步成长为宜昌市国营食品糖果厂的技术与管理骨干，闻名三峡业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云臣哉是一个前店后作经营模式的家庭作坊，位于现在的长江海事局靠江边一带，坐河朝一马路。黎华祥在此当了三年学徒，学徒期间没有工资，但管饭，可以吃饱。他每天打下二更才睡觉，天没有亮就起床干活儿，忙得不知道天地日月。

1947年，宜昌各个行档都有其帮派，形成自己的风格。宜昌不仅码头上有帮派，而且做糕点的也不例外，分有“广东帮”（南方广东地域）、“下江帮”（江苏、浙江一带）、“本帮”（即宜昌本地）三个大帮。黎祥华是个多面手，三帮的手艺都精通。

本帮做传统的饼子如喜饼等，做麻花、奶糕、鸡蛋糕、绿豆糕、喜面、活面等。活面就是在面条上面扎一些动物或人形的纸条，别人买去办喜事等用。本帮还有一个重要产品，那就是寿桃寿面，人家外地人，不信这些，就不做这些产品。

下江帮主要做苏式月饼，月饼的表面是要起酥的。最讲究的是广式月饼，很难学到手。

三年学徒期满后，舅舅没有叫他离开，还给了四斗米即约合80斤米。黎祥华明白，是老板舅舅要他留下继续做工的意思。往后，老板舅舅每月给他逐渐上涨到180斤米，使黎祥华有能力成了家，并在宜昌安居下来。

谈到看起很简单的面条，黎祥华深有感触地说道，别以为面条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宜昌本帮的面条，做工很细，学问深得很。

南方和北方吃面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古书《闲情偶寄》记载：“南人食切面，其油盐酱醋等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味。”李渔吃面，“先以椒末、芝麻屑二物拌入面中，后以酱醋及鲜汁三物和为一处，即充拌面之水。”他说这样的好处在于“精粹之物尽在面中”，“不似寻常吃面者，面则直吞下肚，止咀咂其汤也。”中国人吃面条的历史据说可以追述到汉朝以前，具今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有的面条好吃，回头客不断，可以为老板赚得满钵满罐；有的面馆冷冷清清，勉强糊口。答案是一窍难得，必须做出特色。调味料并不是面条好吃的关键，关键是面条的生产制作要讲究。

宜昌是个港口城市，那时南来北往的中外客人遍布大街小巷，市场上经营着全国各地的面条，主要品种有：泡菜肉末面、麻辣过桥面、牛肉拉面、刀削面、新疆爆烤面、成都担担面、过桥米线、猪手幼面、咖喱杂菜拉面、鸡丝炒河粉、葱油饼、肉夹馍、羊肉泡馍、炸酱凉面、大盘鸡面、牛肉炒面、牛肉汤面、鲜虾云吞面、爽脆肉丸面、金牌牛腩汤面、武汉热干面、酸汤浆水面、姜葱捞面、红烧排骨面、砂锅羊肉面、兰州拉面、鱼香肉丝面、三鲜面、西安拌面、蛋炒面、炸酱面、打卤面、阳春面、猫耳面、炒面片、兰州牛肉面、咖喱面、成都酸辣面、蒜蓉辣酱面、伊面、麻酱面、雪莱肉丝面、朝鲜冷面、烩面片、臊子面等等。

说到这里，黎祥华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云臣哉在解放前就制作了快餐面！那个快餐面和现在的叫法一模一样，只是包装差些，规模小些。一般的面条卷成一团，放在油锅里炸熟，就成了快餐面。他们把快餐面放在玻璃柜里，和麻花等糕点一起卖，销路很好。

黎祥华介绍，各品种面条的生产制作原材料配方和方法都不一样，有的需要下锅就熟，有的却要经久耐煮，有的需有韧劲，有的需要有爵劲，其宽窄粗细都有考究，面筋力就分十几种，不得乱来。那时人们爱吃鸦片，口味叼得很，面条口感稍微不好，就没有回头客，面条餐馆的老板就不会到云臣哉来进货，舅舅老板就会怪罪于黎祥华。因此，黎祥华每次生产制作面条，都不敢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只能认真慢工出细活，按要求做事。这也是黎祥华二更后才能睡觉的原因。

黎祥华说道，他们这样的手艺人，如今身体唯一的缺点，就是牙齿不好，这是他们一代糕点糖果手艺人的职业病。如今，人们生产糖果，有温度计测温，36度就起锅。他们那时做糖果，是把稀糖用指头沾一点，用牙齿咬一下，来试一试糖的温度和粘性。长期以来，就把牙齿弄坏了。黎祥华老人表面看牙齿坚硬，没有掉一颗，实际上是全部安装的假牙。

云臣哉制作的糖果，大致有乳脂糖、软糖、硬糖、奶糖、夹心糖、纯巧克力糖、夹心巧克力糖、蛋白糖、抛光糖、粉糖（生糖）等等。各种糖果的制作方法及口感都不一样。

如乳脂糖，是胶质型糖果，表面光滑，口感细腻、润滑、软硬适口，要做到不粘牙，不粘纸，咀嚼适口，无杂质；砂质型糖果，表面光滑，口感细腻、润滑、软硬适中，剖面有均匀、细小结晶，不粘牙、不粘纸，不粗糙，无杂质。

软糖：琼脂型糖果，柔软适中，不粘牙，无硬皮，其中水晶软糖光亮透明，不软塌，略有弹性，花色软糖表面有密布均匀的细砂糖，爽层均匀，柔嫩爽口；糖体半透明，其中的高梁饴具有弹性拉伸性，拉长一半可缩回原状；明胶型糖果，表面平滑细腻，无皱皮气泡，富有弹性，入口绵软。

硬糖：坚脆型糖果的组织表面应光亮透明，不粘包装纸，无大气泡和杂质；酥脆型糖果应色泽洁白或有该品种应有的色泽，酥脆，不粘牙，不粘纸，剖面有均匀气孔。

奶糖：胶质型糖果应表面光滑，口感细腻润滑、软硬适中，不粘牙，不粘纸，有弹性；非胶质型糖果表面细腻，结晶均匀，不粗糙，软硬适中，不粘牙，不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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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心糖：酥心型糖果，糖皮厚薄均匀，不粘牙，不粘纸，无破皮露馅现象，疏松酥脆，丝光纹道整齐，夹心层次分明；酱心型糖果糖皮厚薄均匀，不粘牙，不粘纸，无破皮露馅现象，皮脆，馅心细腻；粉心型糖果糖皮厚薄均匀，松脆，不粘牙，不粘纸，不破皮漏心。

纯巧克力糖：表面光滑，有光泽，不发白，剖面紧密，无1毫米以上明显的气孔，口感细腻润滑，不糊口，无粗糙感。

夹心巧克力糖：表面光滑，有光泽，不发白，涂层均匀，不过厚或过薄。各种夹心巧克力糖有自己的独特味道。

蛋白糖：添加适量油脂、乳制品、果料、香料等,用蛋白作主要发泡剂或加少量明胶经充分搅拌，加工而成中度充气、剖面有均匀微孔的糖果。分奶味果仁型和果仁型两类。

乳脂糖：添加油脂及乳制品，经搅拌制成具有焦香味的糖果。按工艺及配方分胶质乳脂糖（又名太妃）及砂质乳脂糖(又名法奇)两类。它们均具有组织细腻、润滑的特性。前者较有咀嚼性，后者稍具咀嚼性并略有均匀细小结晶。乳脂糖有鲜奶、果味、可可味和咖啡味等品种。

抛光糖：以各种糖料或果料为糖心，用糖粉和糖浆作糖衣，经抛光而成表面有光泽的糖果。有弹子糖、珍珠糖和纽扣糖等品种。

粉糖（生糖）：以白糖粉为主要原料，添加适量香料、调味料经粘合压制而成各种形态的糖果。有薄荷粉糖片、水果粉糖片和钙质粉糖片等品种。 胶基糖以胶基(无味、耐咀嚼而不溶解于唾液的胶状物,主要含人心果树的树胶或合成树胶)、糖粉、淀粉浆等为主要原料，配以香料、调味料经压制而成的糖果。有胶姆型(留兰香、鲜果汁等味)，和泡泡型（水果味）两类。

云臣哉除了制作以上纯糖品以外，还生产糖制品即糖制小食品，它们以食糖或饴糖为主料(用粮极少，有的不用粮食)，辅以果料或油料制成，习惯上作糕点食用。宜昌本帮的糖制小食品大致可分为酥糖型、脆糖型和软糖型三种。

酥糖型主要有麻酥糖、豆酥糖、花生酥。前两种由浓缩糖膏与油料粉屑延压折叠制成，分层次；后一种由浓缩糖膏与花生混合打制(或轧制)而成，微有层次。

脆糖型主要有花生条、芝麻条、浇切片、冰糖花生等，是将饴糖和砂糖进行熬制。加入油料经过延压和切制成型；西式中的胡桃球、椰丝球、花生片、麦格龙等是砂糖与蛋白、果料等混合烘制而成。

说到这里，黎祥华特别强调，宜昌本帮的著名糕点有浇切片、酥糖和雪枣。浇切片很薄，很不好切。酥糖要熬成松香骨质才好吃，现在是控制到160度。那时只能用口尝，咬到是棉的就不行，太老了就糊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好与不好，人家抽鸦片的人一尝就出来了。

软糖型主要品种有寸金糖、牛皮糖、潮式猪油花生糖、猪油明糖等。主料均由砂糖和饴糖熬制，但工艺不同，风味各异。软糖型产品成分中饴糖用量较高，极易吸潮炀化，大多使用果仁或油料。夏季一般不生产，保管也上要注意防潮。这些，在宜昌市面上的销售都很好。

黎祥华介绍，如今，糕点制作时原材料的搅拌，都是机器完成的，而他那时学艺，是人工搅拌的。就拿涮鸡蛋来说，那时都是人工涮的。黎祥华先将上百斤鸡蛋打在大缸里，再用大竹帚把朝一个方向涮。大竹帚把去掉了竹叶，只剩一些竹条，两手报着大竹帚把使劲涮，涮到鸡蛋发泡，至少要涮一天一夜。开始涮鸡蛋时，两个膀子会发肿，腰酸背痛，后来练出来了，就不觉得那么累了。

宜昌本帮的糕点品种也很多，中西糕点都要求会做。订货或销售旺季，均在中西节日前后。圣诞节西式糕点就生产的多，中秋节，月饼就应该多准备一些。宜昌有云臣哉类似的糕点制作店铺十几家，依次从北门排到天官桥。一个中秋节下来，每家所赚的钱都可以砌一套房子。本帮糕点有炉货、油货、蒸货等，也有按消费习惯称呼分为糕点、饼、酥等。市面上，可以看到糖皮、蛋糕、酥皮、甜酥、油炸品、干糕、蒸制品和糖制品等。

糖皮，实际上是使用糖浆合成面团而制作饼皮的简称，又称浆皮。品种有广式月饼、京式提浆饼、鸡子饼、豆沙卷等，大多属中式。这种产品外表棕黄有光，饼类表面多有纹印，质松软或松酥。有些品种表面光泽因涂蛋液所形成吸潮后易发生霉点，保管时要防止潮湿空气侵袭，平时要勤加检查。

中西式蛋糕在云臣哉均可制作，主要用蛋、糖经搅打(充入气泡)后与面粉调制成糊，浇入印模，经烘焙或蒸制而成的海绵状形体。其品种繁多，中式或西式蛋糕品种中又有不同类型和特点。

中式蛋糕一般蛋、糖各占35％，面粉30％。有烘蛋糕型和蒸蛋糕型两种，烘蛋糕型蛋糕均经烘烤成熟，故又称烧蛋糕。颜色棕色，内质无油。代表品种有梅花、中元、马蹄、烧方等品种。烘蛋糕型产品松软易消化，适宜儿童、老人和体弱者作补充副食。质量要求外型饱满有弹性，销售和保管时要防止风吹发硬，表面最好衬以油纸。

蒸蛋糕型蒸蛋均经蒸制成熟，色泽乳黄或如白色。代表品种有白元、鸡心、蒸方等。蒸方中又分葡萄干、猪油夹沙、猪油玫瑰、果酱等不同花色。其成分基本上与烘蛋糕相同，唯含水分约高2％，口感更加软润。不过，保质期更短。

西式蛋糕有清蛋糕型、油蛋糕型和裱花蛋糕型几种。清蛋糕型蛋糕成分因不用油脂而得名，其制作、烘烤基本上都和中式烘蛋糕相同，唯用蛋比例高达50％。大多用作裱花蛋糕、卷筒蛋糕的复制胚。直接销售的品种，有纸杯蛋糕、香草蛋糕等。清蛋糕型重蛋轻甜，不用油脂，膨松度大，细腻而有韧性。

油蛋糕型蛋糕主要用油、糖、蛋搅拌后拌入水果、面粉，浇入印模烘焙而成。油脂大多用奶油、麦淇淋或猪油。该产品内脂含油脂较高，适宜登山、勘察人员作辅食。内外油润松软，保存期较长。除整只(每500克1～3只)销售外，也有切成小块整齐装盒，色泽浅黄油润，备受欢迎。

裱花蛋糕型蛋糕表面裱有各种图案、文字、花卉等，造型美观，工艺性强。裱花料有软质和硬质之分，软质有由清蛋糕作底胚，面上用复制奶油、鲜奶油、麦淇淋、蛋白糖、黄酱等料裱制而成。代表品种有奶油裱花蛋糕、蛋白裱花蛋糕、冰淇淋裱花蛋糕等。硬质的裱花蛋糕型蛋糕由杏仁糖膏、白帽糕裱制而成，代表品种有麦斯浜蛋糕、白帽蛋糕等。

酥皮类糕点又称酥层糕点，因层次分明，质地松酥而得名。中式和西式均有较多的品种，但工艺不同，形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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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臣哉称中式酥皮类糕点为“油面”，由油面团包入油酥(面粉调油)经延压，卷制而成，然后包入各种馅料烘烤后，形成不同风味的品种。有苏扬月饼、杭州椒盐酥饼、京式八件、广式白绫饼、潮式老婆饼、高桥酥饼等。其中，广式饼类很不好做，也很难把艺学到家。酥层糕点饼皮酥松，层次分明，口感松软，但容易破碎，产销过程中要轻取轻放，叠置不宜过高。对平顶品种不宜超过四只，凸顶品种仅限一只，销售时要经常清除盛器中碎屑。如存放过久，则易变色、发酵。

干糕类大多以米粉(糯米或粳米)、糖粉等料经加工后蒸制或烘焙而成 (不少品种制作是先蒸后烘)。这类制品都是中式的传统品种，西式中没有。代表品种如香糕、火糕、麻糕、椒桃片、苔生片、云片糕和各种印糕等。

干糕类产品外表均匀坚硬紧密，体积小，重量大，经烘烤的品种内质松或有脆性，未经烘烤的品种质软柔韧。成分中重糖轻油，保管期较长。

黎祥华说到干糕类产品，便重点介绍了宜昌的云片糕。云片糕是以糯米、面粉、白糖、核桃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一种美味小食品，历来受到老人、儿童的喜爱，是人们居家、旅行的常备糕点。

云臣哉用宜昌本帮的方法制作云片糕，非常考究，首先，要选当阳枝江远安等地的纯白大糯米，用参有明矾的温水洗净，再用烫手的热水(约60℃)捞一次，堆垛1小时，随即摊开，晾干后过筛，选出大颗粒糯米。用四倍粗砂炒米，炒前需在砂子里放少量的桐油，炒到糯米呈圆形，不开花即可。

其次，将炒好的糯米磨成粉，磨好的粉放在阴冷的仓库中贮存3个月，使其自然散热避免干燥，久贮陈化。为了缩短阵化时间，现多用含水分高的绿豆芽、湿蚕豆洗净与糕粉拌和，存放4～7天，每天翻动一次，使糕粉均匀吸水，然后过筛。

第三，将50千克砂糖加15千克水搅溶，加热至100～110℃，糖浆用打浆机打成细白糖，放在缸内发酵，第二天倒出上层清液，沉淀即为湿糖。

第四，将贮存到期的糯米粉摊在布上，盖严，在一定湿度下再润粉7天。润好的粉用微火复炒一次，使粉松散，再用粉碎机粉碎过筛，最后按配方投料成型。成型前先用蜂蜜桂花糖拌少量糯米粉作好心料，再入模成型。

最后才是切片包装。糕经过炖制定型，再出模复蒸约5分钟后，取出撒一层熟面粉，放入木箱进行保温，以使糕坯质地更加柔润。隔天取出切片，要求切的薄而匀，每30厘米切25片，随切随包装。雪白的云片糕每片厚薄均匀，外形方整，包装紧密。吃起来细腻柔软，香甜软润。把云片糕卷起来不断片，而且要点火烧燃，这才是宜昌本帮的云片糕。目前，宜昌市儿童食品厂制作的云片糕，继承了本帮的传统制作方式，深受市民欢迎，享誉省内外。

改革开放前，宜昌的杂糖也很有名。黎祥华说，那时凭计划才能买到，一人一年才一斤，春节时才供应。

黎祥华特意讲到，宜昌的杂糖虽然有名，但其它城市也会做，只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宜昌最出名的糕点是雪枣！宜昌雪枣名扬海内外，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攀比。为什么叫做雪枣呢？就是把大枣型的糕点打开，里面有许多晶莹剔透的小白片，用口一吹，小白片纷纷扬扬飞到空中，再飘落地上，像雪片一样，将地上铺上一层白色。这就是宜昌雪枣的来历。

黎祥华趾高气扬地回忆道，云臣哉制作的雪枣是实心的，打开后是一包滑腻的、雪样大小的白片。现在，有人制作的雪糕一打开是空心的，里面还有黄色的拉丝。这些拉丝，我们就叫它们为骨头。如果云臣哉做出来的雪糕有骨头，那就不是宜昌本帮的雪枣，老板舅舅非把我打死不成。

作者问其原因，黎祥华说，是原材料和程序没有到家。相传宜昌本帮雪糕是“梅翁先师”发明的，用来孝敬他的父母。那个“梅翁先师”究竟是谁，黎祥华不得而知，反正，一定得按“梅翁先师”得方法制作，不然准会砸锅。

制作雪枣首先在选料上要讲究，选质地柔软的精糯米。黎祥华把这种糯米叫做腊水米，也就是腊月份还在水田里生长的糯米，该水田一年四季的水都不会干。腊水米只产在当阳史店一带，这种糯米才能在水里浸泡很久。

第二，泡米的水要讲究。我们云臣哉用来泡米的水是长江里的水，那时长江都是清幽幽的，即使是夏季浑水，用明矾一沉，水质也都很好。

第三，要足足浸泡3个月。浸泡过程中，天冷保证三四天换一次水，天热保证一天一换水。

第四，在沥米的时候用清水冲洗，以去除杂质。

第五，放在木桶或者石碓中，用人工杵或者舂。

第六，上蒸锅蒸，用筷子挑起，松软、无杂质、无气泡、透明才算蒸好了。

第七，点浆，也是最核心的技术，采用黄豆浆来点浆。应选用颗颗饱满、大小均匀的黄豆。

第八，出桶，把蒸好的“糕”放进铺有石膏的方盒子里冷却晾干。

经过这些“制坯”工序，半成品的制作就算完成了。把半成品的“坯子”放进40摄氏度的温油中“过油”，去除杂质；然后把温油继续加热，使之膨化成型。

最后是“上衣”，即用优质的麦芽糖浆挂浆，然后再用白糖、精糯米粉上霜固定成型，这就制成了爽滑润口的雪枣。

全国各地雪枣制作的程序大致都是这样。宜昌本帮唯一能制胜的，就是在糯米的选材上——采用了腊水米。公私合营后，黎祥华用本帮的手艺制作出了雪枣，参加湖北省一轻局的比赛，得到领导的称赞，每年给宜昌糖果食品厂下发四万斤粮食计划，用来购买腊水米。如今，当阳史店村原村长廖帮元还记得，那时村里全力以赴种植腊水米，以便支援宜昌名优特产雪枣的生产。

黎祥华他们厂购买了十几口千斤缸，春节一过，就忙着进货，准备下半年的雪枣生产。为此，厂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半成品车间，从事浸泡腊水米的工作。

回忆学徒时的情景，黎祥华说，那时，伍家岗区有福泰、谭玉山、郭福新和云臣哉四家，西陵区的记不清了。伍家岗区最大的糕点商铺老板是郭福新，他的店铺名记不清了。郭福新常年聘有两个师傅，加上老板一人，三个师傅上阵还忙不过来。郭福新对师傅也很好，包烟包酒，工资也很高。郭福新商铺位于天官桥，是宜昌城区东边与农村的交界处，面向杨岔路、伍家岗区的广大农民。当地农民过事，首选郭福新，在那里订喜面、订糕点，忙得郭福新师傅们不亦乐乎。

黎祥华64岁退休后，又被宜昌百货大楼聘去担任糕点糖果部技术指导。他在连续三年的中秋节时，制作了特大月饼。这个月饼重100斤，直径1米5，厚10多公分。如今，宜昌能制作这么大月饼的人，真还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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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黎祥华直接担任了宜昌食品糖果厂的厂长，用机械制作糖果、糕点，硬糖从生产到包装全部机械化，实现饼干、墩糕的连续生产。不久兴建了啤酒生产车间、冷饮（汽水、冰棒）车间以及与冷饮生产配套的冷库。家大业大，总厂力不从心。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改制大潮，宜昌市食品糖果总厂和八一钢厂合并，想依靠钢铁企业的资金优势发展食品糖果业，但是八一钢厂没几年也被迫停产，到最后还无奈破产，糖果总厂也走投无路了，申请了改制。宜昌市食品糖果总厂第十一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企业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完成改制成为定局。

政府改制工作专班进驻市食品糖果总厂，和企业负责人一起稳步有效的开展工作，耐心细致的疏通职工的思想情结，召集退休、内退、进中心、在岗、下岗等职工或人员开了五次座谈会，收集职工意见，针对职工所提建议，宣讲政策，解除了职工疑虑。改制专班重审方案，采取措施确实保障了职工权益；走街串巷，联系街办、居委会等单位，帮助解决家庭困难，消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改制专班还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汇报情况，争取了区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为顺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伍家岗区审计局对食品糖果总厂进行了审计，作了审计决定，食品糖果总厂对审计决定中有关问题进行了情况反映：违规低价协议转让国有资产。该厂将福绥路64号房地产转让给湖北恒兴实业有限公司经区经济局同意，委托宜昌市华海会计事务所进行评估，报请伍家岗区国资部门按国有资产程序在评估价124.224万元的基础上，确定处置价为130万元。由于该房是解放前的老房，墙体是老式填土砖，木柱顶木地板老式楼，该房地块属市统一规划红线内不得转让和就地重新建造，我厂无法办理过户转让手续，另考虑到产权交易费用高，单独过户房产无法办理土地出让金返还事宜，若按130万元成交，我厂缴纳土地出让金和过户费后，所得金额不到110万元。2003年经区经发局同意后，厂净得110万元的出让方式出售给买方，所有过户税费及土地出让金由买方承担，所有过户手续由买方自行办理，厂提供房屋相关资料。在实际办证过程中，对方支付本应由我厂承担的费用297739元。实际本次出让总价为139.77万元，比国资部门批复处置价130万元增加收益9.77万元，不存在违规低价转让的问题。将转让福绥路64号房屋金额50万元，暂存宜昌市广源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说明：

厂出让福绥路64号的房地产，是为了规避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市工商银行对厂的债务起诉而实施的，资金到位后，为了保证资金安全，经请示主管局以后，将转让房屋所得金额50万元暂存在广源公司，防止债权人强制执行，确保了国有资产安全，为我厂顺利实施改制提供了保障。

伍家岗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对宜昌市食品糖果总厂改制方案的请示，进行了批复。

请示收悉。经研究，现就你厂改制方案批复如下：原则同意你厂“整体出让企业资产，职工全员置换身份”的改制方案。妥善安置职工。严格按国家相关政策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并报劳动部门审批，职工安置费用从企业资产变现的收益中筹措。妥善处理企业债权债务，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在改制过程中要积极做好职工思想工作，资产处置、职工安置要依法公开进行，确保企业平稳过渡。改制完毕后将相关资料报区企改办备案。至此，宜昌市食品糖果总厂完成历史使命。

解放后，黎祥华读了三年夜校，有了文化。他退休前，将宜昌本帮的名优糕点糖果的制作工艺写了出来，放到了宜昌市糖果食品总厂的档案室。现在，食品糖果总厂已经不存在了，黎祥华也离开人世，那些宝贵的资料永存。黎祥华老人不会感到遗憾，曾经风靡世界的三峡风味不会随之消失。

宜昌市糖果食品总厂生于传奇，亡于传奇，令人叹息。

七、婆婆妈妈创名牌

2010年5月，笔者和伍家岗区政协秘书长吴承喜一道，来到夷陵大道胜利二路附近的原宜昌市民用炉灶厂副厂长王端蓉的家里，向她采访当年炉灶厂的风光往事。

年纪65岁的王端蓉看起来只有50多岁。提起宜昌市民用炉灶厂，这位分管技术的副厂长充满自豪之情。王端蓉无奈地说道：“我们这个无爹无娘的厂，后爹后妈不少，但少不了要烧香拜佛。由于体制问题，我们创名牌，国家有关部门不让申报，逼得我们到处找爹娘挂靠。好不容易申请到一点节能资金，挂靠单位要么不通知，要么分一半。街办企业的生存发展，充满了格外的艰辛！”

随即，王端蓉回忆了宜昌市民用炉灶厂的艰难创业史。

“小脚”产品一鸣惊人

王端荣说，这事要从宜昌市第十七中说起。十七中原来叫胜利中学，在胜利三路，后来搬到果园一路。市煤建公司为了抓节能，派技术员熊毅威帮助十七中建立校办工厂炉灶厂，这就是宜昌市民用炉灶厂的起源，工人以居委会的婆婆妈妈为主。当时，校办厂的炉灶是烧煤球的，节能效果也很有限。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不准搞校办工厂，将十七中的炉灶厂下放到胜利公社，即伍家岗区的前身。炉灶厂的地点就选择在现伍家岗区河运新村靠医专的院墙边，将两个大堰塘填了作为厂房。在技术员熊毅威的指导下，王端荣等开始了技术革新，进行炉灶改造的技术实验。从1978年8月起，市煤建公司推行了蜂窝煤，我们就进行了节能蜂窝煤的实验。

实验室设在靠医专的院墙下，搭了一个乱棚子，十几个炉子燃起火，人就蹲在外面观察并记录火势，收集数据。有时下雨，也不得不在雨中记录。火熄了，还要在雨中重新发火，烟子熏得人睁不开眼。宜昌的煤质量很差，只有3000大卡，而武汉的煤一般达到了6000大卡，用武汉的蜂窝煤炉烧宜昌的煤，就很难起火。我们根据宜昌煤的质量，进行了无数次试验，都没有成功。当时没有什么技术书籍，最广泛使用的科普书籍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技术员熊毅威翻来覆去地查看《十万个为什么》，最终受到启发，找到了光要聚焦的答案。我们按照光要聚焦的原理，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验出最佳的炉胆，以西陵牌E型节能炉的品牌投入市场，深受市民欢迎。我们取E型的意思，是指该炉型为我厂的第E代，前面还有ABCD四代，节能效果都没有这一代好。

1978年10月份，宜昌地区物资局组织十多家炉灶厂的炉子进行测试比赛，我们厂年过半百的刘明玉婆婆也带着炉子来试高低。有人看见她那一双小脚就免不了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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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随着一声号令，十多个炉子都搁满了盛满水的铝壶。在规定时间内，有的烧开了三壶，有的一壶才“翻花”，而刘婆婆的炉子却一连烧开了六壶水！我们婆婆妈妈的“小脚”产品一鸣惊人，迅速占领了宜昌市场。

1979年，我们得知9月份要进行全国节能比赛，就想报名参加，但国家不承认我们这个民办企业，不让参赛。我们想办法挂靠宜昌市二轻局，由湖北省节能办推荐列席参加。参赛的指标有五项，即上火速度、燃烧时间、火力强度、热效率、每分钟蒸发量。比赛后，五项指标我们取得了四个全国第一，就是上火速度慢了一点。上火速度是指发火后起强火的速度，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指标，最重要的指标是热效率。这一下，我们的产品就轰动了全国。

从那时起，宜昌市民用炉灶厂西陵牌E型节能炉就畅销到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北和四川两地。有一个汉川的老人，他每次带卡车来拉货时，就把大门关住，不让任何人进来，要把他的货装满才开门。

由于当时没有机械，基本上采用的是人工制作炉胆，就像原始社会里烧窑做兵马俑一样，效率很低，一天只能生产上百个炉子，供不应求。

有一个走武汉的船员，船靠宜昌后，每次都拿扁担来挑炉子带上船，帮武汉的朋友进货，我们都叫他棒棒军。这说明，我们的产品很受百姓欢迎。但产量有限，市民很难买到，虽然工人最多时达到70多人，但由于是手工制作，产量依然不高。

市长吃了闭门羹

宜昌市副市长徐行老家的亲戚，请他帮忙买几个炉子。亲戚们认为，堂堂一个副市长，还买不到几个炉子吗？谁知，徐行副市长居竟然没有买到。原来，他来炉灶厂来考察，恰巧遇到汉川的那位老人把门给锁了，任何人不准进去。徐行副市长在门缝里一瞧，这个炉灶厂是如此的简陋，而且产品又如此畅销，便不动声色，通知市经委、计委的领导到厂里调研，扶持炉灶厂。市计委给了钢材计划扩建厂房；市经委帮助搞机械生产，因技术不过关依然没有搞成。

1980年，我们以煤建公司的名誉上报省节能办，申请节能款，最后批下来6万元，款项送到市煤建公司，他们又不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后，找他们要，又只给了3万。这3万我们还给了17中，人家下放给我们时还有一些设备要作价。煤建公司认为，是他们向省里申请的，理所当然的要留一半。后经我们多次做工作，才将余款要回，2万元修建下水道排水，1万元用于生产更新。

王端荣说，1981年，我们得知省里还有节能款下拨，就到省节能办去申请。省节能办的人说，我们下发了开会的通知，在会上确定下发数量，你们没有来，今年计划下完了，民用炉的节能款再也没有了。经打听，会议通知下在市煤建公司，由于他们没有留到油水，连开会的通知也没有告诉我们。省节能办考虑到我们厂的实际情况，就从宾馆里的茶水炉节能款里拨了1万给我们。

1982年，省经委来人看我们炉灶厂的科研，很受感动，下拨了10万元，1983年，从省燃料公司的渠道给了我们，使我们厂得到彻底的改造。后来炉胆机做成后，炉灶的年产量就达到了15万多只，年产值超过100万元，利税比例达到50%强，这在当时位居全市第一。当时，每只节能炉的出厂价是5.5元，零售价是6.5元。

1990年，企业上等升级，宜昌市民用炉灶厂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当时宜昌市只有两家，还有一家是西陵区的快餐面厂。

宜昌市民用炉灶厂很重视品牌效应。为保护品牌，我们还申请到了国家专利。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宜昌市民用炉灶厂的节煤炉专利，发明人为王端蓉、 吴昌华，申请人为宜昌市民用炉灶厂。产品为实用新型，申请号 ：CN99245036.5。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公开了这种节煤炉，它由炉体、炉胆、填充物层、底座，底座构成，蜂胆之间设有炉桥，炉体上部为面盖，在底座上设有二次进风管，进风管一端位于底座上，一端经过填充物层到面盖。本实用新型的具有上火时间快、火力强、热效率高、封火性能好的特点。申请号：99245036

申请日：1999/09/28

公告号：2419502

授权公告日： 2001-2-14

发明名称：节煤炉

国际分类号： F24B 1/181

范畴分类号： 15F22H

有了这个公告，宜昌市民用炉灶厂西陵牌E型节能炉就得到了保护。在网上搜索，重庆万州区曾经有人冒牌销售这个节能炉，受到查处。

2003年9月初，万州区工商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周某某擅自生产销售“西陵”炉灶一案进行立案查处。

经查明，从1999年起，周某某先后在万州区万开路和厦门路生产销售“立新”和“宜陵”炉灶30778个，货值金额300073.50元，其中未销售的立新和宜陵炉灶778个，货值金额8573.50元。在“立新”和“宜陵”炉灶标识上，将“立新”牌炉灶标注为高效节能产品—湖北省，将“宜陵”牌炉灶标注厂名为“湖北省宜昌市五金民用炉具厂”和“荆州市五金炉具产品系列、湖北省宜昌市伍家技术”联合制造，联系电话139-83004902；使消费者在购买时极易对产品产地和厂名、厂址产生误认。2003年3月，周某某未经商标注册人湖北省宜昌市民用炉灶厂许可，冒用“西陵”注册商标，擅自生产销售“西陵”炉灶300个，工商执法人员从厂内和门市搜缴“西陵”注册商标标识267张。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属违法行为。万州区工商局于2003年9月29日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罚款8万元的处罚决定。

小厂发展靠科技

作为分管技术的厂长王端荣感慨地说道：“小厂的发展，是依靠科技的结果。”

1984年春季，葛洲坝工程局有位女工结婚前，收到了母亲送来的一件别致称心的礼物——“西陵牌二次热风两用节煤炉”。王端荣回忆，这种陪嫁品在当时正赶时髦，外地和宜昌市人买这种煤炉做陪嫁的越来越多。

到了1984年，炉灶厂已经发展到49名员工，其中男职工只有8名，其余都是婆婆妈妈，平均年龄40岁，最大的已经62岁。文化程度一般都是高小。修炉打灶，许多人觉得这算不上高超的技术，但就是这个不足50人的街办小厂，依靠科学技术腾飞，正式这个以婆婆妈妈为主体的职工队伍，把标准化、系统化和优选法运用到修炉打灶上，生产出被列为向全国推广的第一类优质民用节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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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灶厂从千家万户日常生活需要出发，由王端荣负责，组建了专门的科研小组，在宜昌市煤建公司的支持下，边研究，边生产，靠科学技术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炉灶厂生产的“西陵牌二次热风两用节煤炉”，在1981年获得湖北省优质产品称号。1983年7月，他们锐意进取，向煤炉生产的标准化、系列化挺进。通过分析，比较全国各种先进炉子，发现本厂产品的上火速度偏慢，关键原因是炉子的面板过厚、聚热罩结构不合理，便“对症下药”，运用优选法，进行了500多次设计、测试、改进，使整个炉子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从而减少了煤炉燃烧时的空气阻力，大大提高了上火速度。

王端荣等在此基础上，研制了第六代预制组装式煤炉。1983年9月，参加了全国煤炉评比展览会。会上，经北京煤炭研究所按国家部颁标准即民用炉的热效率为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检测，北京、上海、天津煤炉的热效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宜昌市民用炉灶厂的E型节能炉即第五代炉型，其热效率为百分之六十点一七，F型炉即第六代炉热效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一点九四，上火速度等各项考评指标都名列前茅，取得全国领先地位，被评为全国第一类优质炉。

建厂几年来，炉灶厂的产品作了六次更新换代，做到了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1984年2月，炉灶厂又研制成功了第七代产品——多功能快速节能炉。这种炉在炉胆与炉壁间设置了一个水套，利用水套的蒸汽做饭，在四十八分钟内，做好九菜一汤、两斤米饭，还烧开了两瓶水。3月，他们已经将研制炉子的资料递交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把该厂的产品制成挂图向全国推广。

资料显示，从该厂成立到1984年3月，产量效益增长了六倍多。仅当年前3个月，就生产出炉子30000个，实现利润近50000元，刷新了以前的记录。截止1984年3月，共推广销售了200000多个节能炉，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煤炭。经居民使用，每个炉子年平均节约煤炭300公斤，约相当于一般市民用煤总消耗的三分之一，是当时宜昌最早的低碳产品。

炉灶厂的节能炉一年四季都供不应求，畅销湖北四川一带，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广东、河南、陕西、新疆等地也纷纷来函购买。一批批等待出厂的冰花牌节能炉，外观比保温瓶还美观。

我们在王端荣家里，发现她的获奖证书达25本之多，其中还有国家星火计划奖。王端荣说，我所得的奖，企业都有，只不过我这是以个人名义得的，在这个名字前面，还有企业得的，我们是在企业创名牌的过程中，由于个人起了一定的作用，才评了先进个人。

谈到炉灶厂的后来，王端荣表示很可惜，认为炉灶厂不该划入一个大公司，结果人家不重视，将厂房改成房地产，一个响当当的创利厂就这样撤销了。该厂所创的品牌，其知识产权因费用未继续上缴，于2003年终止了公告。

八、城中第一村

伍家岗区汉宜村举办的乡镇企业，曾经是宜昌市乡镇企业的典范，影响湖北省内外。为了挖掘这个“城中第一村”的实业发展史，作者和伍家岗区政协秘书长吴承喜等，到汉宜村采访了1974年曾任汉宜村五组组长陈善金，现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群。

陈善金是作者的高中同学，他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担任了汉宜村五组组长，一手一脚办起了汉宜村第一个企业——驰名的养鸡场。陈善金的父亲陈性孝，从1962年到1981年，在汉宜村当了20年的党支部书记，对汉宜村实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以前经常到陈善金家里去玩，多次聆听陈性孝书记的“忆苦思甜”教诲，对汉宜村实业的发展也有较深的认识。现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群，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干部，承担汉宜村继续创业的重任。吕群还是宜昌市汉宜实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她对老一辈汉宜村人的创业，十分敬佩，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我们能顺利完成采写汉宜村乡镇企业的任务。

汉宜村地处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是城郊结合部，呈带状分布于东山大道、夷陵大道两旁，东起艾家嘴，西至公安交警指挥中心，与多个社区穿插接壤。版图面积约0.95平方公里，下辖6个自然小组，838户1985人。园林面积41亩，果树3200株，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汉宜村逐渐被城市融化，到目前为止，汉宜村村民已经没有一分田地。该村要把发展经济作为富民强村的第一要务，只能依靠自办工商业才能满足村民生存的需求。因此，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汉宜村就开始举办实业，成立了宜昌市汉宜实业总公司，村委会和实业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走新办工商业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可喜成绩，一度成为宜昌市乡镇企业的典范。

回顾汉宜村的创业史，现任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宜昌市汉宜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吕群感叹地说道：我们村没有一分田地，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村民是城市户口，可是又实行农村管理，只有兴办实业一条路可以走。

陈善金回忆道，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参加劳动，在队里还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久，就担任了五组组长。陈善金的校友宋德群，担任着七组组长。陈善金回来的那几年，正是汉宜村土地面积急剧减少的几年。

陈善金说，当年，宜昌市好多单位的领导都来找他和队里的领导圈地，他们躲就躲不赢。就拿宜昌港务局来说，负责基建的山中泉师傅，没有事就到处找他和队里的领导，找到他们就拉到餐馆吃饭喝酒，局长来陪。酒桌哪里是现在餐馆这样的小桌子？完全是乒乓台子！上菜要么上肉24种，要么上鱼24种，吃了喝了再讲要地的事。我们一拖再拖，最后还是拖不过。仅1977年，国家就占地52亩，其中葛洲坝工程局占地12.8亩，长江航道局重庆分局占地10亩。1978年，国家占地27亩，其中宜昌港务局占地3.1亩，长江航道局重庆分局占地3.2亩。1978年底，汉宜村仅剩下耕地面积164亩，而全大队（现为村）有农户366户计1432人，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摆在大队干部的面前，十分严峻。

1991年5月31日，汉宜村村民成建制转为非农业户口，正式实行“城市户口，农村管理”。村民们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相对于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而言，失地农民更是就业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不仅就业意识和纪律行为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有一定距离，而且他们过去具有的劳动技能在城市化后也失去用途。村民如何生存，更是摆在汉宜大队两委班子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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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干部陈性孝、牟少富等同志，到我国沿海一些地方进行了考察，又到湖北省洪湖县农村学习了经验。回来后，大队两委班子研究制定了队集体办企业解决就业和经济来源问题，成立汉宜实业总公司，大力举办实业。汉宜大队领导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立即上马养鸡场项目。这样，汉宜村的第一个村办企业养鸡场，就落在陈善金所领导的五组。

作者1976年下乡回宜昌，和陈善金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炼红心”的心得体会。陈善金说他们办了个养鸡场，很忙。我当时就笑了，觉得养个鸡子，有什么忙的？

陈善金就介绍道，这个鸡场的规模很大，50个工作人员要穿白大褂上班，其他人员都不能随便进出，肉鸡还可以出口到香港。作者这才意识到，汉宜村的养鸡场是不能小看的。

不过，汉宜村的农民办企业，初次成为工人和营业员，缺乏专业知识，也没有经验，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道，带领村民艰苦创业，战胜了各种困难。开始的时候，鸡场经常亏损，主要原因是鸡场发生疫情，一死一大遍。大队干部就自己到养鸡场蹲点，把办公室搬到鸡场。大队领导还找来市畜禽养殖局的专家考察分析了原因，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还培养了自己的鸡医生。通过加强管理，鸡场终于扭亏为盈。鸡场年肉鸡出笼数与经济效益逐年攀升。1986年鸡场年出笼肉鸡达到10万余只，1987年突破18万只，1991年更突破26万只。鸡场为汉宜村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收入，使汉宜村人尝到了兴办实业的甜头。

1976年以后，在汉宜村占地的单位越来越多，有好多单位占地是为了在东山大道和夷陵大道两旁建宿舍大楼，解决职工的住宿问题。随着宜昌城市的快速发展，伍家岗汉宜村已经由城市的边缘变为城市的中心，全村2300多口人已没有一分耕地。陈善金说到这里，非常后悔地说，那时人们都没有长后眼睛，如果长了后眼睛就好了。市里的单位找我们要地皮在路边建宿舍大楼，我们同意，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得把一楼留给我们村里当门面，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不答应。如果按这个方案进行几十年，那我们汉宜村就有成千上万的门面，村民什么事都不做，收取的门面租金八辈子也用不完。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汉宜村没有在门面上打主意，艰难地兴办了汉宜养鸡场、粮油加工厂、砖瓦厂、预制厂、车队、建筑队、汉宜饭店、园林场、金属焊接厂和华丽纸厂等数十家企业和众多的商业服务网点。

汉宜村在艰难创业的几十年里，村委会通过与各类培训机构合作，为村民提供了包括电子电工、焊工、行车工、钳工、天车工等20多种专业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但村民年龄普遍在45周岁以上，文化以小学、初中为主。技术性工种的培训和就业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汉宜村村委会筹措100多万元打造了创业就业一条街，引导村民自主创业就业。该市场现有43间店面，营业面积2500平方米。形成了餐饮、汽车修理、超市、装饰等多种经营模式的综合市场。带动村民自主创业12人，创造就业机会40多个。引导就业不如引导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最大化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需求。

为切实解决和满足村民的阅读需求，促进经济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汉宜村先后投资4万多元，设立了读书屋。他们在读书屋配备了2200余册图书和不少于100种的音像制品，涉及政经、科技、生活、文化、少儿、综合等六大类，还配有30种报刊，以及投影仪、DVD机等配套器材。同时，他们还制作借书证、制定规章制度、规范图书借阅登记、规定书屋开放时间（每周不少于25小时），方便了农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和及时了解农业信息，帮助农民打开致富门。

在汉宜村实业创办的艰苦岁月里，人们忘不了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牟少富。牟少富是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汉宜村人，于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军入伍。三年后，他复员回乡。曾任乡统计员、秘书，并于1960年回村成为当时汉宜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委员。1961年牟少富担任汉宜大队的队长职务，从此成为汉宜的主要村干部。1976年，牟少富成为汉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仍担任大队长职务），1981年，陈性孝退休后，牟少富成为汉宜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牟少富担任汉宜村（六、七十年代叫汉宜大队）主要领导人前阶段，该村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集体单位。作为大队长的他，领导和组织了全村的农业生产，也兼营了一些副业。

牟少富书记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谋私利。每年都有群众为办事提着烟和酒上门找他，他都拒不收礼。对未推掉的礼物，他就提到村部去，让记在党风廉政建设帐上。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村干部清正廉洁蔚然成风，形成有力的领导团队。

牟少富退休后被聘为华丽纸厂顾问时，正值纸厂效益低下期。他参与了纸厂生产主要环节和销售经营决策，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过两年的努力，纸厂终于由亏损大、无法正常经营的企业实现扭亏为盈。从此纸厂每年为国家上交几十万税金，也为集体增加了财富。

由于牟少富和汉宜村干群艰苦努力，造就了汉宜村办企业发展集体经济的辉煌业绩，使汉宜村成为全市闻名的明星村、城中村、同时也造就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在牟少富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干部的30年里，村集体获得的荣誉称号数不胜数。牟少富同志在宜昌市城郊农村带领失地农民艰苦创业，实现集体经济大发展方面作出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在汉宜村集体领导下，1998年，汉宜村经济总收入率先在全市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1528.71万元，社会总产值11719万元，上缴税金190万元，利润240万元，实现劳平收入5700元，人平收入3825的惊人成绩。村里有了资金，村领导首先便想到了为村民谋福利。这一年，汉宜村正式实行退休制，一次性批准156人退休。退休年龄仿造国有企业，男60岁，女50岁，每年年底一次性办理，工龄从1958年建立公社时算起。与此同时，还实行了医疗费用补贴和安葬费制度，使老有所养，让老人吃了“定心丸”。汉宜村实行退休制度，这在湖北省农村还是第一次。为此，新华社在内参上发了这一新闻。

1998年，是汉宜村对村办企业改制的一年。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村办企业能卖则卖，能租则租，能送则送，村里的7个企业全部改革。华丽纸厂变卖50万元，粮油公司变卖20万元。汉宜建筑队和1993年兴办的九龙商贸公司送给了能人。汉宜饭店、养鸡场、水产品批发市场和汉宜预制场四家实行租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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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08年底，汉宜村集体固定资产总值4690万元。2008年全村社会总产值完成25018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完成2401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9.17%；上缴国家税金953万元，比上年度增加5.55%；实现利润7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52万元；年人均纯收入6100元，比上年度增加340元。汉宜村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富民强村的第一要务，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健全村民自治组织，坚持依法治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008年该村顺利完成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工作。

汉宜村坚持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注重招商引资，全村有集体所有制企业7家，个体私营户94个。汉宜村与房地产商联合开发骄阳大厦，增加1750平方米的高档商业用房，仅此每年就增加村级收入达70万元，2008年骄阳大厦主体完工，并获得全市“最受欢迎楼盘”。水产品市场改造项目正在进一步洽谈中，新办公楼顺利完工并已正式投入使用。全村实现了“六通”，即村级主干道通路灯、村民户通自来水、通水泥路面、通有线电视、通程控电话、通宽带网络。

村办实行“五保险”,即养老统筹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村办职工按国家退休政策享受退休金。全村95%以上的村民拥有一栋两层以上的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60余平方米；50%以上的村民拥有电脑，10%以上的村民拥有私家车，彩电、冰箱、空调等中高档家电基本普及。全年共办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555人，其中低保人员204人。

九、笑罗汉

宜昌港工厂有个学雷锋的老劳模叫涂其顺，剃个平头，做好事时喜欢笑，双眼眯成一条线，像个笑罗汉。因此，人们就把他叫做笑罗汉并广为传说。他奋不顾身做好事时，那一副慈祥可爱的眯眼笑像，叫人顿时感到遇到了活菩萨，不由自主地对笑罗汉进行传扬，反而其真实姓名流传不广。那时不能有菩萨和尚道士之类的称呼，唯独笑罗汉涂其顺除外。

笑罗汉涂其顺的名声很大，曾经三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在宜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其名声和宜昌港的文化名人黄声笑、鄢国培相比，不会差。

我住在宜昌港九码头，邻居都是宜昌港务局工厂的职工，对码头上的人和事耳熟目睹，很早就知道了涂其顺的奇人奇事，他成了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涂其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发扬—不怕苦，一不怕死的精神，学雷锋做好事，先进事迹层出不穷。

他是宜昌港木驳二组的水手，出生于宜昌县天柱山贫苦农民的家庭，十一岁便下河帮工烧饭，推划子（小木船）在长江摆渡，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旧社会的苦难激起了他对新社会的无此热爱，他常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穷孩子幸福的今天啊！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忘我地劳动。

涂其顺在党的培养和毛绎东思想的哺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虽没有文化，但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识字，就请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一句话一句话反复地背。涂其顺生龙活虎般地战斗在生产岗位上，不知疲倦地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从不停歇。他先后六次被评为标兵和先进生产者，1965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不居功自傲。他的工作岗位虽然只在一条木驳上，但他的工作范围却没有界限，到处都是他劳动的场所，从来没有停息。

港工厂木驳大队编组停靠，分散作业，专为港口生产服务。驳船出动时，涂其顺既是驳船水手又是装卸工人。无论白天夜里，天晴下雨，到了现场，他把驳子停稳当以后，就和装卸工人弟兄一起装卸货物，叫他休息他也不肯休息，大家都夸他要顶一个要硬劳动力。

驳船在组里停靠时，他洗舱刮舱搞维修。自己驳子上的事做完了，就跑到别的驳船上去做。有一回大家都在吃饭了，到处找他，喊了很久他才从一只煤驳舱里像个黑人一样钻出来，愿来他在帮助煤驳洗舱。涂其顺总是那样，别人吃饭了他还在干，别人还在休息他老早就干起来了，不仅干劲大而且勇挑重担，不畏艰难。枯水季节组里经常移动船舶，无论瓢泼大雨冰寒雪飘，也不管冷风刺骨，水深齐颈，他总是抢着下水搭跳，嘴唇冻得发乌，牙齿冷得打颤，不叫苦不叫累，直到把跳搭好，把路挖开，他才泥水满身地回船洗换。

他常常利用驳船待装卸或等拖的时间，去帮助别人拖车子、搞装卸、抬石头、挑蜂箱、背病人、担行李，无论什么事精，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他都积极去干。

冬季的一天，他们的驳船满载钢筋到宜昌大南门卸载，当天没卸完。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夜间不被坏人盗窃，他把被子搬到船头靠在钢筋边，顶着凛烈的寒风，守了一个通夜。钢筋卸完后，他发现掉了一根到长江，又下水去把那几根钢筋摸了起来送给货主。

大年初一，涂其顺工作的驳子靠在盐码头待卸盐巴，他看到轮渡把农民一船—船地送到城区探亲访友，欢渡春节，乐在心里笑在脸上。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由于人多跳板窄，旅客把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挤进长江，人们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所措。涂其顺看到有人落水，不顾个人安危，脱掉衣服就跳下去把那个孩子救了起来，带到驳子上烧火给他烤，烧水给他洗，还把自己的一身棉衣给他穿上，把打湿了的衣裤鞋子给他拧干，包好，才送他上轮渡回谭家河。过了两天那个被救的孩子和他姐姐一道，怀着感激的心情到驳船上来还衣服时，向涂其顺表示感谢。涂其顺回答道：“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有天晚上，九码头胜利一路民房失火。涂其顺带着一天的疲劳正在睡觉，突然被救火的警报声惊醒。他跃身起来举眼四望，火光就是命令，提起水桶动朝着火场冲去。到了火场，他不怕烈火灼身，不畏浓烟呛鼻，为了扑灭大火，免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更大损失，他与解放军一道，以解放军为榜样奋不顾身地战斗在火场，扑灭火头，抢救财产，直到把火扑灭，才满身泥烟汗流夹背地带着胜利的喜悦回船休息。

涂其顺患肾炎住院治疗四十天，出院后本应好好休息一段时问，为了工作，他没有休息，走出医院就上了驳船。上船没几天就遇到他们的驳子在十三码头装机件，吊杆刚把一件机器吊上驳子，船一歪，把驳船上的一根撑竿掉到江里去了。涂其顺看到眼里，疼在心里，想到：这是生产工具，国家的财产，不能让它遭受损失，一定要把它捞起来！当天倾盆大雨寒风刺骨，现场船多，水流很急，他的水性也不好，又是病体初愈，要下水抢救，非常危险。涂其顺依然纵身一跳，落进滚滚的大江。下水不久，他就感到头昏眼花浑身发抖，几经沉浮，呛了几口水，等他把撑杆抢到手游到岸边时，已经精疲力尽，晕倒在沙滩上。醒来后，他提着撑杆上船，又一次晕倒，船员老杜连忙把他扶上床给他换上干净衣服，烧水喂他喝，用热水帮他洗。涂其顺刚一清醒就想到了工作，马上起身穿起衣服，又和大家一道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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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其顺家住中水门附近，即原来的南正街与献福路交汇处，那一片的人都喊他涂罗汉，做好人好事是他一贯的风格。夏天的晚上，人们都在街上搭床铺睡觉，涂师傅在太阳落山后就到中水门挑水将路面泼湿，把地表温度降下来，从南正街口到环城西路，是献福路的小半条街，经常都被他泼的湿湿的。邻居经常看到，他在中水门从长江里挑水爬石梯子时，一脸笑咪咪的，一担水好像一点儿都不重。

我和涂其顺近距离接触，是在南湖宾馆餐厅洗碗池的旁边，和他一起争洗钵子。和我一起学雷锋做好事的，还有李亚隆同学。

葛洲坝工程开工，宜昌人都要支援。建设为葛洲坝工程服务的东山大道，每所中学都划了一段位置清淤泥挖路基，宜昌七中的修路位置在今中南路和东山大道交汇处。我刚加入共青团，清淤泥时把右脚心给划破了一个大口，没有下火线，继续劳动几个月，被评为出席宜昌市双积大会的代表。双积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整个宜昌市，只有两个初中生有幸作为代表参加，宜昌市三中是李亚隆，七中是我。会务组领导看到我和李亚龙年龄还小，就要我们搞服务搬会议文件，从市政府办公室搬到南湖宾馆大会礼堂。第三天中午，我、李亚隆和涂其顺在餐厅水池边抢洗钵子，身上脸上都沾了水。服务员送来钵子时，大多被涂其顺抢走了，他那有力的大手，固执又刚劲，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这时，会务组领导叫我和李亚隆去搬文件，涂其顺一人高高兴兴地洗钵子，没有人和他争抢了。

我和李亚隆到了市政府打印室，领导说，闭幕会领导发言稿打印出来已经装订好了，装订时没有确定是哪个市长发言，所以没有打印市长的名字，现在确定了，要把市长的名字像盖章一样盖上去。领导做了示范，要我和李亚隆先做这件事。有时，我拿着市长的铅印，在滚筒上沾一下油墨往文件上盖一下章，李亚隆把文件一拿拖走；有时他盖章我来拖。任务完成了一大半，领导来了一看，大声说道：“我的妈呀，赶紧停到，我来处理，你们把桌子上的文件马上搬到大礼堂。”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愣住了。领导就说，你们把章子盖反了。我们一看，原来，把市长的名字来了个脚朝天！我和李亚隆连忙把文件搬到大礼堂去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还不如和涂其顺争洗钵子。那时装菜添饭，时兴用土钵子。

后来，涂其顺调到了九码头客运趸船担任水手。我父亲所在的客船民由轮走巴宜班，即宜昌巴东宜昌航班，两天一班，一直停靠九码头。我上船接父亲回家，经常看到涂其顺忙乎着。冬季，他往坡道上撒煤炭灰铺草甸子防滑；夏天，涂其顺经常移动趸船以便适应涨落水位。我还看到他给趸船打几道桐油，钉钉敲敲修船补缝，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旅客上下轮船时，凡是走路不方便的人，涂其顺总是把他们背上背下。涂其顺在客运码头，学雷锋的路子走得更加广阔，好人好事做得更多。

笑罗汉是涂其顺的同事叫的，他也乐意答应，我们学生不这样称呼他，喊他涂师傅，他只要在忙中听到，一定会给一个笑脸。如果有事请他帮忙，他会笑得更加灿烂。

作为学校团委的学生干部，我还邀请涂其顺到七中给同学们讲学雷锋的体会。他不认识字，也很谦虚，出于本性跳江救人或抢救国家财产，讲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了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许多内容是老师参照涂其顺的先进事迹材料，添油加醋进行讲解的。当然，涂其顺抢救国家财产的一些做法，现在看来是不能那么冒险的，在当时，国家财产比自己的生命都还重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复员分到宜昌港务管理局办公室工作，机关的会议室由局办公室管理。有天上午，局党委会要在小会议室学习，我提前上班打开水。在会议室拿空开水瓶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和我抢夺，非常固执地用有力的大手抢走我手里的四个开水瓶，那架势，就像是涂其顺在和我争抢洗钵子。抬头一看，果然是涂其顺，笑咪咪的，像一个笑罗汉！

原来，他也是局党委委员，是来参加学习例会的。即使是在本单位开会，涂其顺仍然不忘做好事。

十、蜡炬成灰

2010年5月，作者来到13码头伍家岗区万寿桥街办港务社区，向刘光玉书记采访红港居委会的火红往事。

今年50岁的刘书记是红港居委会老人。她说，红港居委会于1975年底从胜利一路居委会分出来，她次年初就到居委会上了班，当年才18岁，是宜昌市首名青年的居委会干部。到居委会后，先是当文书之类，后任党支部副书记，1995年担任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见证了红港居委会发展壮大的历程。

红港居委会现在叫宜昌市伍家岗区红港社区居民委员会，地处宜昌市九码头繁华地段，上起中心医院，下止港前路，即125—151号单号，面积0.28平方公里，1500户5000余人。

一提起红港居委会的创立，刘光玉就感慨万千。她说，当年红港居委会艰难创业，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向培英。她当年四五十岁，看上去的确像位普通寻常的家庭妇女。然而，她的确不简单，在她的领导下，到1987年，其所在的党支部，竟然连续四次被评为湖北省先进党支部，她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面对日益上涨的物价和不断上涨的消费水平，病残青年、“两劳人员”、婆婆妈妈等居民群众，纷纷找到向培英，倾诉他们的心里话：“向书记，现在物价贵得吓人，每月凭手里几张‘大团结’，难得招架啊！”听到这些反映，作为当家人的向培英，心里很不平静。她想，不能只满足吃饱肚子，既然这类群体能够像正常人那样工作，为什么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富裕起来呢？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红港居委会便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求支援，先后办起了饮食、副食、服装、矿烛厂等大大小小十多家企业，为街道上的病残青年、“两劳人员”和婆婆妈妈，搭建起劳动致富的平台。为了使这些居办企业健康上路，朴素得像家庭妇女般的向书记，患小儿麻痹症而离不开拐杖的居办企业小吴经理，带领东山脚下的红港居委会，一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生产的第一线。

过道口依墙搭成的两间偏屋，便是居委会的服装厂和副食店。人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位青年拖着条残腿，忙碌在烟酒货架之间。而店面不大服装店，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却以其专营生产的服装，高、中、低各档齐备面料，加上品种齐全的样式，吸引不少路人的驻足观望，前来制作服装的顾客也络绎不绝。

在临街边的一间平房里，几张老式方桌擦得油亮，几个婆婆妈妈正在高温消毒餐具，忙着和面下水饺，生意十分红火。

蜡烛厂是居委会的当家企业之一，生产的蜡烛可供全市居民使用。虽然厂里的主要设备只是几副生产模具，全靠手工操作，但产品内在质量和外包装却都符合标准。有位正在包蜡烛的妹子，时常冲着人发笑，手里干活却时出问题，向书记手把手地教她。她因为先天弱智，进厂前需要大人照料，进厂后每月就有六七十元的收入，生活问题靠自己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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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委会的102个职工中，病残人达到14人，其余大多数是老弱者。上世纪80年代，在向培英的带领下，他们使用简陋的设备，竟创出年产值60多万元，利润近80000元。

刘光玉说，居委会的成员，每天都要到企业里去劳动，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就连居委会的组长们，也经常没日没夜地为居委会尽义务。家住港中门口不远的组长何怀秀老婆婆，就经常为居委会搬红砖砌房子，打扫街道，保持整洁，从来不计报酬。

由于是自己办的企业，居委会领导不去生产一线还真的不行。比如，饮食店摊子不大，但“名堂”不少，有的明吃暗拿，有的亲朋好友也来抹油水，结症在哪里呢？向培英不吭声，只是起早贪黑来店里做包子，炸油饼，洗碗筷，抹桌子，一段时间过去，问题总有了个眉目，这就是“大锅饭”在作怪！店里负责人对她说，问题好解决，你给我自主权，“四六分成”。老向当场答应。自此，店里的花色品种增多了，营业额也由每月千余元增加到8000元。职工收入增加了一倍多，群众乐了，老向心里更亮堂了。向培英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分配政策就是要合理拉开收入距离。

接着，居委会以点带面，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分配形式，服装厂、矿烛厂、旅社等居办企业进行了整顿，就连干部也不吃“皇粮”，他们的报酬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起钩来。这下，刺痛了一些吃大锅饭人的心，这些人再也混不下去了。矿烛厂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月底只拿20多元钱。他骂老子娘，向培英顶住了，也把他的工作做通了。从此经营管理上了台阶，居办企业也越办越红火。

1986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向培英，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方法搬到了居办企业。她对干部工人们说：“我们不缺鼻子少眼睛，为什么不放开搞活市场呢？”支部大会上，向培英、刘光玉等就产品打入川东市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议题一摆到桌上，大伙儿一下子就议论开了，讲“我们的产品在宜昌销售就不错了，往川东打，别人瞧得起吗？”向培英笑着说：“我们居办企业要自尊，别在门缝里把人瞧扁了，关键是产品要像样。”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

平时向培英特别注重市场信息，订了《经济日报》、《经济信息指南》、《现代时装》等报刊杂志，为营销人员和设计人员提供参考资料。四川一地需要一批呢子大衣，红港服装厂得知后，主动洽谈，把这笔生意全揽下来。为了按时交货，工人日夜加班。产品加工后，向培英亲自出马，带着“瘸经理”，乘船转车，翻山越岭，把合格产品送到对方手中。对方看见这种情况，十分感动，欣然同意就服装和蜡烛等产品建立联营关系。老向把万县、梁平县的服装、矿烛产销联营起来后，又在巴东县城、野三关等地建立了12个营销点。居办企业跨省搞起了横向经济联营，一时间在宜昌企业界引起了轰动。

跨省经营不仅推动了红港居委会自办企业的发展，而且也是上缴国家的税收水涨船高。不过，在上缴税收的过程中，有的职工思想上一时想不通。一天，税务部门来红港居委会了解情况，管财务的同志不耐烦地把账本摊开，说道：“我们一个居办企业，半年就上缴了33279.70元的税金，还要怎样？”尽管对方再三解释，但有的还是想不通：“我们病残青年占40%，按道理应该免交税金。”老向见此情景，笑了一笑，便说：“不缴纳税金，地方财政空空的，市里怎么搞建设呀？”接着又耐心地说：“检查账目是税务部门的职责，按时交税是纳税人的义务，不存在信不信任的问题。再说，我们居委会把病残人员都推向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也受不了。既然企业赚了钱，就要想到国家。”她说服了大家，经过几天的查账，税务部门称赞红港居委会企业的帐过得硬。查账结果，发现居委会所属企业在1987年，按规定缴了税金60000万元。老向说：“虽然国家不在乎这点税收，但我们爱国的品德不能丢。”查账后，老向还把多余的资金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另一部分用来解决病残青年的医药劳保问题。

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居办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和各种福利待遇也有所改善，对病残人的关照也有了底气。病残青年张爱春患有严重的支气管扩张和尿结石病症，在宜昌地区医院（今宜昌市中心医院）住院住院花了1000多元。由于病情复杂，居委会又送她到武汉确诊，从交通和护理费，居委会全包了。1986年春节，张爱春搬上了新居，老向和刘光玉带着几十元钱将补助送上门。小张愧疚地说：“我尽给你们添麻烦，我明天就去民政局要救济。”向培英和刘光玉安慰她说，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会有米下锅。民政局有民政局的困难，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红港居委会在发展经济的保障下，使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得到促进，用向培英的话说：就是“经济花结出文明果！”居委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居委会抓的工作，从社会治安到清洁卫生，共计36项，办起事来样样都得花钱。仅在1987年，红港居委会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投资，就达几千元。还有职工的福利和孤寡老人的生活，都要靠他们自己解决。虽然，居委会所属企业的职工还不十分富裕，但大家都有团结一心、齐奔富裕的思想，对居委会在企业发展后拿出前来帮助弱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表示积极支持。这样，社区五保老人安度晚年生活有了依靠。在他们的启发引导下，一时失足的青年，改掉了劣习，也能自己双手为社会创造财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红港居委会辖区没有人犯罪，甚至连赌博现象也绝迹了。居委会党支部因此多年被评为省、市、区先进党支部。

红港居委会的成就，引起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让刘光玉记忆犹新的，是时任市长王重农红港居委会的夜访。

那是1985年11月29日晚，夜空深邃，星光灿烂。宜昌市市长王重农来到万寿桥办事处红港居委会。办公室里灯光通明，党支部书记向培英正忙着，企管会主任、20多岁的残疾青年正在造工资表。市长见到这一情景，便说道：“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向培英见了，连忙站起来为市长泡茶。

王重农关切地问道：“听说你们这里的‘两个文明’建设搞得不错啊！”

小吴忙扶起拐棍准备回答，市长轻轻抚着小吴的肩膀，笑着要他坐着讲。小吴汇报说：“我们今年的销售计划是55万元，截止10月，已经完成61万元。工业产值计划完成25万元，已经完成了47万元。”

市长插话：“利润呢？”

小吴说：“商业和工业利润是50000元，提前两个月都完成了。”

市长满意地点点头，说道：“你们居办企业生产的蜡烛，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还可以搞一些动物造型的生日蜡烛，产品也要多品种。”

接着向培英向市长汇报说：“居委会还办了个旅社，主要是为了解决地区医院病人的陪伴住宿、病人饮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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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农笑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精神文明。”市长喝了一口清茶，十分感慨地说：“你们办了小厂、商店、餐馆，还有治安工作要抓，居委会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阵地，过去我们关心得不够啊！”

向培英说：“我们居办企业中，残疾青年占总人数的32%。”

市长听到这里便关心地问道：“有孤寡老人么？”

向培英答道：“有3户，她们的住房、电费，居委会都包了，每月还发给她们几十元生活费。”

市长一听，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当王重农听到居委会每年要交工商税、管理费等各种税款时，说道：“将来要研究个办法，怎么扶持居委会办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你们这样的企业。”稍顿，王重农又指着小吴说道：“象你们夫妻二人都在居委会工作，政府也要考虑住房问题。”随后，市长同他们又扯了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便起身告辞。

市长的这次夜访，给红港居委会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时过境迁，但却一直鼓舞着他们开拓奋进！

十一、小学生眼中的伍家岗工业

1960年代，伍家岗区临江一带，是宜昌的工业区。那时暑假不兴补课，十多岁的中小学生玩得疯狂。我住在宜昌九码头，感觉好玩的地方多得很，而最好玩的，就是宝塔河一带。从九码头走到宝塔河，站到宝塔的七层楼，环视伍家岗区工业区的全貌，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现在把那些表象回忆记录下来，虽然记录得只是当时的表面现象，但却是真实的记录。而且，笔者所记录的有些事实，早已被人们遗忘或歪曲。当时生产率低下，环保意识也不强，江边的工厂没有进行排污处理，污水自排长江。毕竟，宜昌的工业布局在伍家岗区临江一带，林立的烟囱、密布的码头、木船与轮船共行，印证了当年的繁荣。因此，有必要对当年表象进行追溯。文中采用儿们的语气，不免带有稚气，这在纪实性文章的丛书里，应该是别有风味。

上世纪60年代夏天的一天，我们九码头的五六个儿们吃了中饭，相约到宝塔河去玩。我们从江边走，走到宜昌港十码头，到了栅子门，趁守门的不注意，就一下子溜进去。出栅子门就到了十三码头。这个码头中间有条缝，叫长江上游零公里。这条缝的下游，就叫长江中游；这条缝的上游，叫川江，也叫长江上游。我们沿着坑坑洼洼的河边（江边）走到十八标，便来到了港工厂，也就是港窑路1号。那时我们把长江不叫长江，叫大河，长江的支流叫小河。港工厂那里有条小河，叫运河，好玩的事就从这里开始。

港工厂在运河上架了座钢桥，桥面铺有一块块木板，桥很高，摇晃晃的。桥底是发电后的运河，奔腾咆哮，凶恶得狠。整个场景，完全是一副大渡河的模样。儿们假装端起机关枪，在桥上跑来跑去，“突突突”扫射，抢夺泸定桥。眼看把桥摇得歪歪倒到感觉要垮了，才冲过桥，蹦上路，假装丢几个手榴弹，占领了“泸定桥”。之后，便赶紧躲在河坎下，看港工厂的人出来骂人，心里吓得咚咚直跳。等港工厂的人转去了，又才走出来，继续沿河流下行。

爬上一个小坡，就到了亚栈即亚细亚油库，看见石板砌成的院墙里有两个大油鼓子，还有几个小油鼓子，分布院墙里面。两个大油鼓子被刷得黄一块绿一块，着上了战备色，即相当于现在的迷彩色。如今，整个钢油罐只剩下一个大油罐。大钢油罐成了文物，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罪证，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个长江就只剩这一个了。我们那时看见的是两个钢制油罐，还有几个小油鼓子，可是现在的各种记录上，都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宜昌建了“一个”钢油罐。当年负责油库刷漆管理的李著成老师，如今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已有86岁的李著成老师说，别人说只有一个油罐，我们不管。我们实事求是，是几个就写几个。

石板砌成的院墙里，是港务局的第二作业区，守门的老头很厉害。于是，我们便爬上比较宽敞院墙顶，想要守门的人来抓我们。他没有看到，我们就大喊大叫，还把挨着院墙里的桑叶树使劲摇晃。直到守门的人跑来了，我们便顺着院墙顶往宝塔河方向飞跑，蹦下来，再往前跑一阵，再次让心跳加快，才感觉到痛快。其实，守门的人真的把我们抓住了，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港航职工的子弟，提起父母亲的名字，也许都认得。即使是这样，还是觉得要跑一阵才刺激。但是，别的孩子被抓住，命运就大不一样了，至少得请家长来一趟，儿们回家少不了挨一顿毒打。

过了亚栈，路就更不好走了，我们就在河边走一走，又到河里游一游，顺便在河边抓几条小鱼儿玩。看见有了田地，就上岸从田里走，好偷几个番茄。我们一人摘了一个半生不熟的番茄，又一阵猛跑，一边跑，一边啃番茄，把红的部分啃掉，剩下青的部分，就互相砸。有的儿们真的被砸中了，而他砸别人又没有砸到，就瞧气（生气）往回走，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一起喊：“妖精妖八怪，下河去洗菜。河里没得水，妖精变个鬼”。瞧气的儿们不愿意当妖精，就转过身破涕为笑，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这时已经看得清楚宝塔了，离我们不远。毕竟，巍然而立的宝塔，魅力无穷。

走到肉联，是一定要看杀猪的。我们来到屠宰车间的台子上，看见一些猪躲在墙角怪叫，两个工人们就把其中一头猪的两个耳朵抓住，往台子的边沿拖。这时，来了一个拿“双耳机”的，把“双耳机”往猪头上的两个耳朵边一戴，猪就不叫了，愣在那里。工人就把猪放到，在它的两个后蹄上扣上铁扣子，猪就被流动运输机拖走。运输机是下斜运转的，倒挂的猪运到那里，猪头刚好齐人的肩高，一个工人就朝猪的脖子一刀，猪血马上飚出来，流到地上的水槽，直接下河，现在叫直排长江。猪再往前走，就更低了，一个工人就专门给猪开膛。再往后，一个工人就把猪肠拉出来堆在大盆里，旁边有许多女工在翻肠子。猪再往前走，几个人分别拿出各自负责的内脏，放在各自面前的大盆里，有人来整理。猪再往后，就是被剥皮，接着被分成一块块的肉。工人们各干一行，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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