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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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抒写当代矿工的雄浑乐章（代序）

刘庆邦

（刘庆邦，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当代著名小说作家。）

 

王成祥的长篇小说《黑与红》就要付梓出版了，这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成果，也是中国煤矿文学的重要收获。作品是直接表现煤矿工人生存、生活状态的现实主义题材，里里外外浸润着劳动者的汗水，荡漾着浓郁的煤香。正能量，原汁味，有故事，符合大众读者特别是煤矿读者的口味，也符合接地气讴歌劳动者的新时代要求。我对此表示衷心祝贺。

乍看书名“黑与红”，感觉眼熟，因为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叫“红与黑”，同样的字，前后倒置而已。但是切莫误解，作者、编辑绝不是为了吸引读者故意打名著的擦边球。只要你读了这部作品，就会感到很确切。煤炭是黑色的，开采煤炭的矿工是黑色的汉子，矿工队伍被人们称作黑色的群体，他们劳动的场景在井下，是不见日月的黑色世界，黑色是煤矿的主色调。然而，矿工们的心却是红的，他们挖出的煤，被人们称为“乌金”。而“乌金”能量转换后喷发出红色的火焰，温暖了整个世界。所以，书名寓意深刻，准确而生动。作者以文学的情感概括，形象地表述了内容，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黑与红》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大量需要煤炭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追求梦想的农民工，来到鳌北煤矿八百米深处演绎人生。作者不拘泥于小说传统的写作手法，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以叙事的口吻层层道来，将生活中真实生动的一面呈现给读者。粗犷、豪放、激情、凄美，是作品的主色调。阅读它，就像乘坐着矿工下井的罐笼，一步步深入到那黑色而神秘的世界，走进了矿工斑斓多彩的生活。

如果说，哲学是理性的思辨，文学就是情感的表达。缺乏情感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打动读者的。在这本书里，作者把对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融入字里行间，写活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写活了一幕幕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情景，使读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煤矿工人的艰辛与伟大。

作品的色调是黑与红的强烈对比，语言率真、粗犷、尖锐，对人性刻画入木三分。如矿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副总工程师肖伟光面对异常的艰险时，“从眼神和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活动很复杂，也许是可怜、同情，也许是后悔自己上错了学、进错了门，来到这个鬼不是鬼、人不是人的人间炼狱”。

人物描写素描式的质朴，如：“井秋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瘦小的个子，还稍带驼背，灰暗皮肤，长年累积的生活风霜在她脸上留下深刻的痕迹，透过那双有神的眼睛，能看出经历人生磨砺后的坚强。”

对典型环境的描写以及氛围的营造，也非常凄美。采煤班长马俊山，是一个能让人永远记住的英雄。面对老顶来压，工作面遇到摧毁的危急关头，他推开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大学生副总工程，带着熟练工人田宝琪，奋不顾身地冲进险区。就连牺牲的姿势，也是将田宝琪护在身下……给马班长入殓的那一刻，熟悉和不熟悉的工友们都赶来了，有的在赶回矿的路上，有的升井后顾不上洗澡，上中班的放弃了用餐；还有来矿探亲的矿嫂，以及在附近农村租房居住的矿工家属，他们闻讯后从四面八方赶来了，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的人群把太平间的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伤亡家属”李巧凤和女儿郭春娥天刚麻麻亮就赶来了，“

她挤在母亲的身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给母亲当下手。当行政科木工将棺材盖好，封钉时，郭春娥扑在棺材上哇地放声大哭”。

议论也是直抒胸臆，充满了悲情的思辨：“马班长就这样走了，他是一部书，书成之后还可以改写，人生可以改写吗？人生从来不仅是蓝天丽日，更多的是严冬和暴雨。度过了人生，才完成了人生。”

煤矿淳朴的风土人情，工友间深厚的情感，英勇牺牲的悲壮，同病相怜的哀伤，就这样毫不遮掩地裸露在读者面前。这样的情景，令我们联想到了战争年代战士的为国捐躯。而煤矿工人的牺牲，不也是同样性质的高尚吗？难道不能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吗？起码，我流泪了，回肠荡气的感觉在猛烈撞击。我打心眼里向光荣而悲情的矿工致敬，为给矿工群体执笔立传的作家王成祥喝彩，也向为出版付出辛劳的编辑老师致敬。

王成祥曾长期从事《中国煤炭报》记者工作，我们彼此很熟悉。他当过兵，下井挖过煤。军旅生涯加煤矿井下特殊环境的历练，使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提升了创作视野和深度。尤其是当记者的二十年，王成祥坚持深入煤矿生产一线采访，足迹遍布陕西以及全国各地有煤的地方，以新闻的视角观察事物，用文学的笔锋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紧扣主旋律，礼赞劳动者，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地层深处那束光》《冰点》《黑金漩涡》、长篇报告文学《陕西煤老板》等作品。当我们看到作者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时，就不难理解小说《黑与红》的精彩与厚重。

2019年孟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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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子

这是一个纯净的世界，没有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没有四季与昼夜，只有阴森森的恐惧和黑暗。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地下空间，它直接与生命通道的尽头连接。这个险恶的黑色世界，塑造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甘愿冒着死的危险，为人类开采光明。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演绎出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伟大壮举。他们，就是煤矿工人。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智慧的双手，捧出了另一轮“太阳”，为地球输送阳光以外的温暖。当夜幕落下时，神州大地闪烁着的无数斑斓多彩的灯光，至少一半以上是煤矿工人捧出的“太阳”点亮的。隆冬岁月，千万个家庭的暖意融融，也是在地层八百米深处的矿工日夜奋战的贡献。

默默无闻的煤矿工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夜以继日地开采“乌金”，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推动着人类生命的航船稳稳地驶向远方……

这次201采煤工作面顶板的周期来压，比以往的哪一次都严重，按照矿上制定初次放井规程操作和以往来压的规律推算，老顶大面积压力已经释放，只是采空区还剩下六根两米高的柱子被石头死死地压着，一半已经被压入底板里了。为了回收这几根柱子，放顶回收柱工已经在井下打了两个连班，柱子没有丝毫的松动。为给矿上减少损失，全班总动员，又连续干了二十四个小时，用尽了浑身的力气，柱子还是没有丝毫的松动。这样的连续作战，熬得大伙儿筋疲力尽，都束手无策地躺在回风巷的煤帮上。此时，班长马俊山撕裂嗓子般大声地喊道：“狗日的不怕把你们一个一个地睡死了，都给老子滚起来往里冲，把那几根柱子整出来！都睁大眼睛看，老顶眼看就要大面积塌下来了，柱子埋到里面拔不出来，都是狗熊一堆！”

马班长虽然大声地喊着，但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大伙儿跟着自己连轴转，累得不成样子，不说骂爹骂娘，就是朝每个人的头上踢上几脚，也没人动弹。只有自己一马当先了。他猛地从地上蹦起来，紧了紧腰带，憋足了劲，一个箭步冲进了工作面，八十厘米的钎子够不着，他换成了一米二的，在顶板下面支了根木垫柱，然后用钎子把压在柱子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打碎往下撬。大约一个小时后，随着打碎的石头垮落，柱子稍微有些松动了，马班长来精神了，他激动地说：“你们一个一个死人，眼睛都给我看好顶板！”说完，他似乎忘记了顶板冒落的石头，忘记了时刻被威胁着的生命安全，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抱住了冰冷的铁柱子，撅着屁股往出扒。

大伙儿被马班长的举动感动了，一下子看到了希望。“都给我振作起来，胜利就在这一瞬间！”听到马班长的鼓励，大伙儿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他的方向。

当马班长把柱子扒出底板一米多高时，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顶板大面积来压了，冲击波卷起煤尘，弥漫了整个巷道，工作面上除了石头哗哗地往下落，已经听不到马班长丝毫的声音。

“马班长！马班长！……”

全班人发出沙哑的声音在呼喊马班长，灯光交叉着照射在马班长的方向，除了石头噼里啪啦往下掉的声音，没有任何其他的动静。瞬间掉落的石头把工作面所有的空间都堆满了。灰尘过后，只看见石头冒落的空隙中有一丝微弱的灯光。“马班长啊！马班长！……”顿时巷道里哭声一片，班长马俊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工作面……

“眼看到月底了，月度任务还差一大截子，全队三百来号人能不能拿到奖金，就看你们夜班生产了。尤其是今晚，生产条件非常好，如果这帮煤拿不下来，都是狗熊一个，都别想给我活着出来！”队长田定军拉长了驴脸，蹲在班前会的凳子上，用满嘴的脏话，给我们上零点班的工人训话。

“死鬼，赶快起来，听刚才夜班升井的人说，工作面冒顶了，是你们采五队。”老婆用急得发颤的声音把我喊醒。我腾地从床上翻起来，来不及穿鞋子，光着膀子，提着裤子，惊慌失措地冲了出去。当跑到绞车道旁时，我愣住了。

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两条铁轨，被昨夜飘洒的雪花淹没，两节运送工人上下班的绿色车厢，静静地躺在绞车坡的尽头，连接车厢的钢丝绳，被阵阵刺骨寒风刮得左右晃动。远望曾经昼夜飞转的天轮，一动不动地守护在那里，气势宏伟的工业建筑，就这样被皑皑的白雪覆盖，只有停留在选煤楼尽头供人展览的那列蒸汽机火车头，在煤仓的遮挡下，摆出一副钢铁人般的架势。通往煤场那条顺坡道拐了几道弯的水泥马路的两旁，是矿上专门给上下班工人用早餐搭建的摊点，此刻也失去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忙碌，在晨雾中瞭望，雪已经把它和天地连成一片，看起来犹如洁白的雕塑。整个鳌北煤矿的角角落落，只有死一般的宁静，宁静得简直让人恐慌……

难道这就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鳌北煤矿吗？那忙碌矿工的身影哪里去了？那些排着长龙装煤的大卡车哪里去了？

梦，是梦！我被梦惊醒了。我的鳌北，我的煤矿，因资源枯竭你已经关闭一年多了，而你却始终刻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心的深处，永世不能消失，我和所有同代矿工的童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都与你密不可分，我们这一代煤矿人的情感、价值、事业，都和你紧密相连，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我的鳌北，我的矿工兄弟，我要从我说起，从我的矿工兄弟说起，我要讲出我与煤的故事，讲出我与我的矿工兄弟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

下井挖煤是让外人感到神秘、恐怖的危险职业，谁若从事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说不定哪天就不能活着上来了。

煤矿环境的特殊，使它成为一般人的禁区，正因如此，也成了作家望洋兴叹的创作盲区。

我从事了这个职业，在纯黑色的世界里，和我的矿工兄弟一起奋斗了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不可避免地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多少次我拿起笔，又放下，内心却始终有一个声音使我无法违背，一种莫名的力量驱使着我，仿佛一只巨大的手，使劲儿攥着我不放，那种紧迫感让我如坐针毡、夜不能寐。然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也在不断地阻碍着我，让我犹豫、矛盾、愁苦，直到一个文学前辈鼓励了我，才让我再次勇敢地拿起笔，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地去写我们的故事。

我与煤有缘，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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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北方这个地下储存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地面群山环绕、沟壑纵横的小山村，村名叫王家堡子。村子呈南高北低之势，一百八十多户人家在我们山区算是大村了，但受地势的局限，全村都集中居住在一个低洼地带。特殊的地理优势，使得我们村终年墒情良好，广蓄雨水，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旱涝保收，人们都说是块风水宝地，也许这也是先人选在此地扎根的原因吧。据史料记载，明朝崇祯年间的一场大旱，造成关中道“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当地的王姓大户人家分散逃生，其中一户人家逃到了居家九十里地的黄土高坡，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安了家，开始靠漫山遍野的野果子充饥，然后开荒造田，维持生计。从平原到山区，难免生活不习惯，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年馑过后，他们便看上了现在这块南面靠山、北方沟壑纵横、便于排洪、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决定迁徙到这里安家。

 

我出生的时候，村上有王、何两个大姓，已共处不知多少年。何姓来自何方无从考证，至于王姓，村上有一位对家谱和历史感兴趣的年长者，根据他搜集的支离破碎的传说，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幅王姓影轴，推测王姓家族是唐朝给皇帝李隆基造墓而在关中落户的。如果说他们崇祯年间才逃难来到我们这里，那么算起来我们的村史应该不超过四百年。先辈们早起晚归，精耕细作，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在方圆百里留下了一个民风淳朴的好名声。从没有记载的缘故分析，这个村的过去没有什么闪光的历史，也没有出过有头有脸的人物。“文革”时期，年代久远的戏楼和大殿被毁，庙宇作为一个大型煤矿前期开发建设的公房幸免于难，但是唯一让这个村人感到自豪的古槐树也在那个时期被家族砍伐。根据树干的年轮推算，这株古槐的寿命在五百年左右，从此，年长者就把我们村的存在与古槐联系起来，统称五百年村史。

我们这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几乎每年都遭遇土匪掠夺，最后还被胡宗南的队伍骚扰，听老人说，胡宗南队伍过来时，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房顶上噼里啪啦地响，非常吓人，但由于村风正、民心齐，邻里之间关系融洽，没有遭受太大的劫难。衰落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其原因是那场文化浩劫使得人心涣散，加上都吃不饱肚子，只顾眼前利益的族人，自然忽视教育，丢掉了耕读传家的传统，甚至谁家供孩子上学会被划归不务正业的行列。我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参加生产队，用劳动挣工分，后来我们全村考上大学的也寥寥无几。

几十年后，王家堡子人等来了地下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先期的矿井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煤矿井下开采需要挖煤的工人，煤炭运输需要车辆销售，纵向、横向的需求，带动了各家各户经济的发展，七成的人家靠煤炭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淳朴的村民之前不知道，我们村地下竟然有煤，方圆一百多公里都是煤海。从记事的那一天起，煤在我脑海里就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对黑色世界最为可怕的想象，就是挖煤矿工的生活。

听大人说，我们村子东北方向五公里的地方，有个古老的煤矿，名字叫妖魔井，传说是旧社会矿主将人欺骗到井下挖煤，一个月才让上来见一次太阳，还不给工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激起众怒，引起了官府的重视，矿主受到了最严酷的惩罚。

矿主拿官府没有办法，只能把怨气往矿工身上撒，甚至做出了惨无人道事情。一天，当三位工人像往常一样乘坐罐笼下到井下一半时，狠心的矿主斩断了麻绳，然后封闭了井口，三名掉下去的矿工连同正在作业的十名矿工，全部闷死在里面。

黑心的矿主就这样把活人不明不白地闷死、摔死在里面，人们都说他们死得冤枉，阴魂不散，所以每到傍晚，路过这里的人仿佛都能听到地下狼嚎鬼叫的声音。因此人们将这个煤矿取名妖魔井，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了发展集体经济，重启了这个不知道沉寂了多少年的矿井。当下井工人穿着一身漆一般黑的衣服，头戴火柴头大的鸡娃灯升井时，脸上脏得只能看见一溜白牙和血红的眼圈，猛地一见非常吓人。巧的是，一次矿工升井，刚好被一位路过这里的乞丐看到，吓得乞丐撒腿就跑，见人就说，我看见鬼了，我看见鬼了……

恐怖，就是我对矿工最初的印象。

 

每次看到父亲从很远的煤矿用生产队的骡子驮两口袋煤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害怕。父亲从口袋里把煤倒出来放在灶房的案台下面，黑乎乎的一堆，我看见之后，就不敢一个人进灶房了。但是，母亲每次做饭时，从案板下面用炭锨把煤端出来用水搅拌好，然后用松软的柴火引着，把这黑乎乎、湿漉漉的东西放在点着的柴火上面，拉起风箱，不一会儿，煤就变成了一片火的世界，火焰不时地喷出来，整个厨房暖和起来，锅里的生米也变成了熟饭，每当看到这一幕，我就感觉简直太神奇了。

上小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后期，我们接受第一次精神洗礼，参观距离家乡五十公里的一个叫作霸王窑的煤矿阶级教育展览馆，高年级的同学已经分两批参观回来了，写了不少的体会文章，张贴在学校走廊的阅报栏里，到了我们这一批，学校做了充分的准备，目的是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出发的前一天，教导主任王金启老师给同学们做了阶级教育动员，要求每个学生带着阶级感情去参观。第一批回来的同学讲，到目的地要翻两座大山，经过四座大型煤矿，还要跨越数不清的陡坡、河流，五十公里的路程，来回两天时间，非常辛苦。老师动员说，长途跋涉也是受教育的一种方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都是走出来的，这算什么。动员会上还规定，不许请假，实际上谁也不愿意请假，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生怕因其他原因取消了参观的计划。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们激动得几乎都没有睡觉，冲天的革命意志和好奇把一切顾虑都冲淡得无踪无影。

出发是1972年清明节前一天的早晨，全年级六个班的二百四十名同学，五点起床吃饭，六点准时出发，每个人都带足了两天的干粮，拿着一个喝水的搪瓷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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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同学们排成长队，各走马路一边，向既定的目标方向行进。步行一小时后下了个大坡，走在川道和一条河流并行的路上，两边是绿油油的麦田，赶早的农民扛着犁耙，赶着牲口，已经到了田间地头，种春天第一季的正茬玉米，俨然一派春意融融、农耕繁忙的乡下图景。此时，老天爷突然变了脸色，先是从北边飘过来的乌云遮住了东边初升的霞光，紧接着，星星点点地飘起了雨点，开始同学们还没有什么反应，想着云过之后就变成晴朗的天空了。但是，头顶上的云老散不去，农民赶着牲口有的还没有到地头，就折回去急忙往回走。

看来雨真的要下大了。

老师让同学们加快脚步赶路，瞬间由星星点点的雨花成了倾盆大雨，石子垫起来的道路泥泞不堪，前行十分艰难，不少同学跌倒爬起来再艰难地前行。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天阴沉得像锅底一样，远看已经和地平线连在一起了，没有丝毫变晴的迹象。此时，队伍中间出现了窃窃私语，有的同学提议返回学校，往前的路还长着哩，有的还说回去等天晴了再去。听到同学们灰心的抱怨，教导主任王金启老师提高了嗓门，严厉地说：“有那么难吗？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么困难吗？我们学校前几届参观霸王窑，天几乎都下雨，这是老天爷在哭诉，同我们一起祭奠逝者。都给我打起精神，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老天爷好像是故意考验这些羽翼尚未丰满的学生队伍，在艰难前行中，同学们看见前面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座座高低不平的建筑，远处还传来火车的鸣笛声，队伍里有同学惊讶地叫了起来，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了。是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我们这些山区未成年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见过火车，能听到火车的叫声，看到火车，淋雨还算什么，激动的心情冲淡了大家的沮丧。

王金启老师将同学们安顿在路边还没有围墙的一个大房子里避雨，他说，这是东安煤矿，一个新建的大煤矿，一年要生产一百多万吨的煤炭，这火车走的就是专门为煤矿修的运煤的铁路。说完，老师又流露出得意的眼神说，同学们先在这儿避雨，我去矿上联系一下，看能不能乘坐火车去霸王窑。同学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雨水从头浇到脚，再加上春意料峭的寒气，不少人打起了冷战，但当听到要坐火车，浑身都被那热切的期盼烘得暖和起来。不大一会儿，老师回来说，正好有一列运送井下挖煤机械的火车才卸完设备，马上就要返回去，矿上同意为我们免费提供坐火车的方便，同学们现在就排队上车。能坐火车了，还不要钱，二百四十名同学一下欢呼起来了。老师说，不要高兴得太早，等上了火车再张狂也不晚。

此时，矿上来了一位领导，不知道和带队老师说了些什么，就带领我们走了一段一堆一堆拿草袋子盖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场地，看到了两条铁轨，一列黑色的长龙停在两条铁轨上，车头还咕咚、咕咚喷着长气，吐出的冲天的白烟……

 

我们是坐运输货物的闷罐车，里面没有椅子座位，也没有灯光，只有很高的地方有两扇不大的窗户，透出一丝的亮光，同学们坐在车厢的铁板上，车头喷着浓浓的烟雾，缓缓地驶出站台，顺着山沟曲里拐弯地艰难爬行，穿越了几道沟壑和两座煤矿，缓慢地在一个四面环山、没有任何标志和站名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什么地方啊？给我们开门的乘务员说，这里没有站，从这个坡上去到霸王窑距离近。有同学问，火车不是不能随便停吗？这位看上去五十多岁年纪的乘务员神秘地解释说，是的，火车不能随便停，就是轧死人了也照样前行，但我们的火车不一样。同学问，有啥不一样啊？乘务员说，这是煤炭专用线，还正在修建期间，这是工程车，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然你们咋能坐上呢。这么一说，大家才明白了，感到非常的幸运，不但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而且还是能随便停的火车。

火车拉着长长的鸣笛向远方驶去，腾云吐雾消失在一座山洞里，雨也不知道啥时候停了，我们艰难地朝着乘务员师傅指向霸王窑方向走，先是爬一个很长的坡，坡虽然很陡，但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根本就不算啥，没怎么觉得累就爬上去了，快到坡顶已经是傍晚黄昏，同学们眼前出现一片灯火的世界，星星点点地闪烁着光芒，我们还在点煤油灯照明，老师用蜡烛批改作业，哪见过这场面。同学们感叹地说，这是啥地方啊？这么多的楼房，这么的繁荣和辉煌。老师说，这又是一个国家的大型煤矿，是我们国家“一五”重点工程，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明天一早到霸王窑参观，距离这里很近。

由于是周六，矿区的学生都放假了，男男女女同学就住在矿子弟学校的教室里，晚饭在矿上职工食堂吃。食堂能容纳好几百人吃饭，有十几个卖饭的窗口，吃饭的人全是头发湿漉漉的，黑眼圈，脖子上搭着一条黑不黑白不白的毛巾，由此我判断这就是煤矿工人。这是同学们第一次亲眼看到国营煤矿下井工人的形象。

雨后的早晨，曚昽的日光笼罩着矿区，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当太阳渐渐升起，同学们才看到煤矿是建在一个山头上，四面是沟壑，出煤的井口在山梁东南方向的沟里，那是去霸王窑的必经之路。这时，大伙儿才明白昨天晚上看到层层叠叠闪烁的电灯不是从很高的楼房发出的亮光，而是各山坡头不规则的土窑洞里的灯光。

在矿上吃过早饭，老师带领同学们又从这个煤矿出发，顺着山路走了约两个小时，正午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霸王窑阶级教育展览馆。

走进展览馆展厅的大门，陈列的全是矿工井下挖煤的工具，模拟工人在井下的场景，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大门的左边就是号称阎王殿吃人的井口，井口上架着一个需两人用手摇的轱辘，轱辘上有磨得很深的一圈槽子，上面缠着有小孩胳膊粗的麻绳，井口向上冒着热气，靠近往下一瞧，漆黑一片，断断续续地能听到下面滴答、滴答的流水声，许多女同学胆怯地站在几米以外，不敢靠近。讲解员说，这个轱辘就是原来的实物，麻绳是仿制品，资本家为了榨工人的血汗，换取最多的利润，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成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工人被窑主抓来强迫下井，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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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姓廖的讲解员说她就是矿工的后代，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仿佛把同学们带到了那吃人的旧社会。

距离井口不到五十米有个偌大的深坑，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清楚地看到下面堆的那森森白骨，讲解员说，这就是万人坑，工人在井下死亡后不是压在下面不让出来，就是上来后不管死活就扔到这里面去了，凡是干不了活、下不了井的，都扔进了万人坑。讲解员动情地说起霸王窑的由来，它建于哪个朝代，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当地县志上提到，明朝万历年间，地方县令听说这里的一个煤窑把人抓去送到井下，就再别想活着出来。矿工长年累月在井下干活，不见阳光，直至死在里面。当地县令听说这个惨绝人寰的地狱煤窑后，非常生气地说，还有这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铁了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这位张县令把自己打扮成百姓行装，微服私访到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分辨东西南北时，就被矿主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民工扣留，放到井下挖煤了。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非人环境里，张县令受尽了残暴的折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县长总归是县长，有他的过人之处，一天，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指头咬破，用血在石头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果不其然，石头运到地面恰好被在这里巡查县长的人发现，从此，这个吃人的地狱才真相大白被解密。

通过参观霸王窑，我对煤、对煤矿、对矿工第一次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霸王窑，阎王殿。

只见活人进，不见活人出。

死人不计其数，白骨堆成山。

这首诗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我的整个童年、学生时代和参观霸王窑乘坐闷罐车的这条运煤铁路专用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家乡这方沃土上的煤矿联系在一起，发生了许许多多讲述不尽的故事，几乎占去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们这里是黄土高原，地域偏僻，水资源十分匮乏，只能靠天吃饭，伴随“勤劳让黄土变金”的最朴素的小农经济意识，人们任劳任怨，祖祖辈辈在黄土里刨食吃，多一半的人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吃了上顿没下顿。生存的艰难，让人们根本谈不上啥文明、文化、自信、尊严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在我上小学时，“文革”已经进行到后期，儒家归顺处世的规矩，被这场运动冲淡得无踪无影，人们扒掉古庙，废掉了老祖先按照风水为堡子建造的标志性建筑，最后连祖辈留下的家谱影像，也毁于一旦。

当时父母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挣不到生产队的全额工分，每年分配的口粮只能够一家人吃半年。王家堡子两个生产小队，一百五十户人家，能够吃饱肚子的不到六十户，吃饱饭成为全堡子人最高级别的奢望。为了生计，孩子长得再丑、智力再低，只要肯吃苦，能踏实干农活，都是好后生、好娃，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干农活不踏实，会被人瞧不起，归另类。我和同龄人一样，就是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中，形成了没有远大目标，只关注脚下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娃。

我之所以能去上学，却是父母的坚持。我们家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困难户，老祖宗留下的半边庄基地，一间半的茅草房，年久失修，被那年下了四十天的连阴雨毁掉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全家就不得已搬进了废弃的破窑洞里，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这样的光景，上学有什么用呢？但倔强的母亲非要送我去学校读书，说是咱不识字，连工分都记不了，吃了多少年的亏，不能让娃再吃不识字的亏。就这样硬是让我上了学。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许多长辈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清楚地听见有人对着我的背影指指戳戳，说我家连饭都吃不饱，婆娘还要让娃念书，真是败家，不知道咋想哩。在饿肚子又有外界强烈刺激的背景下，我心里产生了浓浓的厌学情绪，上学也不过是应付了事罢了，所以也就难以取得好的成绩。

“文革”前后，距离我们村周围不到五十里的地方，国家规划的五个大型煤矿陆续地建设，还修了一条煤炭铁路专用线。许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地方，为国家建设煤矿，唤醒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也为这里的原住民带来了商机。村民纷纷将自家产的瓜果、自己加工的豆制品、鸡鸭禽类用架子车拉到矿上出售，远一点儿的就扒拉煤的火车到玉龙矿、渭北市去卖，更远的还卖到了省会城市。全村有近一半的同龄人都通过煤专线铁路和这几座煤矿发生过经营关系。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到第二学期时，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吃饭真真地成了当务之急。我向学校请假休学，和同村人一起扒火车到煤矿上卖柿子。我们这里属于半山区的丘陵地带，沟畔有许多老柿子树，柿子树生长周期慢，从我记事起那些树是啥样子，现在还是那样子，没有见长，也没见老。听老人说，我们柿子树平均在三百年以上，每年冬天落叶后树干就像久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干枯而又硬朗的骨架，在寒风中傲然挺立。春季万物苏醒的时候，它也没有丝毫争相斗艳、分享春光的意思，直到春夏交替，人们即将把怒花绽放的春天美意忘却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它干枯的枝头全披上了绿色，一派生机勃勃的气势。金秋十月，柿子树的叶子开始零落，枝头只剩累累的果实。此时，人们再把柿子采摘下来将皮去掉，压成柿饼，晾晒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和打谷场上，把村庄装点成一片红色的世界

在那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柿子成为人们冬季最基本的水果、营养品。我在学校的农场劳动时，背不起馍，母亲就给我拿上烤好的红薯，装几个柿子当菜吃。柿子最大的特点是每到冬天时就会被冻硬结成冰，能长距离运输，吃的时候把冻硬的柿子放在凉水里几分钟，里面的冰就被冷水提出来，结在柿子的表面上，再把冰除掉放在温水里，温几分钟，吃起来是松软、甘甜。这么奢侈的享受，谁也舍不得，各家各户将自家产的柿子拿到西边的矿区卖，换回来现钱买油盐酱醋，为孩子上学缴纳学费。有一次，我在一百里外的矿上没有把柿子卖完，硬是舍不得吃，又挑回来放在自家用苞谷秆搭建的柿子棚上。柿子成为村民度过饥荒救命的稻草，有劳动力的人家将自家的柿子卖完还要收购别人家的卖个好价钱，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只好让别人收购到煤矿上赚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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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只有一棵柿子树，长在贫瘠的山梁上，由于缺肥、缺水，再加上是老树，产量很低，如果老天爷睁眼，风调雨顺，还能产个百八十斤，能够卖一次；遇到老天爷作怪，尤其在春季树出花时遇到刮大风，或者霜冻，那就别想指望它了。我每年都从很远的村庄买柿子，一毛钱十个，装在两个大老笼里，挑五公里的山路，再几个人合伙用一辆架子车，拉十公里路程，零点钟到煤炭专用线火车站，把柿子卸在站台上，架子车寄存在熟人家，赶装煤的第一列火车。等待火车在装煤时速度放慢，边走边停的时间段，先快步爬上去几个人，下面的人将柿子笼和扁担举起，上边的人再一笼一笼地接上火车，然后，剩下的人再爬上去，人和柿子还有煤混装在一起，遇到煤湿的时候还罢了，若是干煤，火车开起来风一吹，柿子和人全成黑的。初冬那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飞速前进的火车扬起的煤尘，打在脸上，简直像刀割一样疼。火车行驶四十分钟后停在一个洞口没有站牌的固定站点上，接送上下班维护铁路的职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柿子卸下来，再用扁担挑着走两公里半的陡坡才能到目的地。这个坡不是一般的坡，平均都在三十度左右，而且只有一条笔直的羊肠小道，路的两旁是悬崖峭壁，人走起来都很困难，而我们还要挑着两笼约五十公斤重的柿子，不能歇气，也不能换肩，一口气要挑到坡顶，因为坡陡，如果放下担子歇脚，笼子里的柿子就会滚到坡下去，所以就是再累，也要挺住挑上去。村上有一些吃不了苦，甚至体力欠佳的人，过不了这一关，也就挣不了这份钱。

要上这道坡最快的速度也得一个半小时到矿区，这是一个有上万人的大型煤矿，家属区高高低低的楼房占了整个山头，还有四面高低不平的沟塄畔上都挖有窑洞，住着从全国各地来这里挖煤的矿工，紧邻家属区东边有一条宽阔的马路，这条马路很长，一眼望不到头。这就是矿区最中心的街道，也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工人上下班必经之路。街道旁边是个职工食堂，听说矿上有四个职工食堂，这个最大，距离家属区最近，工人从食堂出来就能乘坐轨道车上班，下班的工人也是乘坐轨道车到食堂吃过饭，进入自由休息的时间段。因为这座煤矿是因地形而建，分上广场和下广场两个区域，生产区在下广场，生活区在上广场，没有轨道车工人上下班就得绕山走半个小时的路程，坐轨道车只需要五分钟。轨道车是专为矿区的职工家属建的，四节车厢用和小孩胳膊一样粗的铁绳拉着在铁道上行驶，几分钟一趟，昼夜不停地来回运行，使我们这些农村人感到非常的繁华和现代。那里还有穿着各种时髦衣裳的女郎，说话是跟我们不同的口音，口袋里掏出的是十元钱的大团结。这就是我们国家新建设的新型煤矿吧，和我以往对煤矿的印象形成三百六十度的反差，我甚至想，这哪里是煤矿，简直就是天堂。

卖柿子让我见识了这么美好的地方，西安、北京那些大城市虽然没有去过，在我想象中也不过就是这样。此时此刻，我猛然间萌发了将来在这里当工人的奢望，但这念头瞬间就消失了，因为自己现在面对的是两大笼的柿子咋样能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的问题，母亲还等着用钱给父亲看病买药哩。

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趟。我们四个人，其他三人的家境相比我家能好一些，而且其中的两人年龄比我大好多，已经来过多次了，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我是第一次跟着来，挑担换肩的劳累被好奇和新鲜感冲淡得无踪无影。他们仨看到我无知的模样，就说，你先在这里看着柿子，我们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们才回来，原来他们拿钱找熟人换成饭票，到职工食堂吃一毛五一碗的白面去了，不跟我说的原因是都去了柿子没有人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都是一村一院的，谁家是啥光景，非常清楚，他们知道我身上根本拿不出一毛五的现钱，怕伤害我自尊，相互间尴尬。这些我心里也清楚，谁也不想把话说透，当务之急是跟着他们学，把柿子卖出去，等下次口袋里有钱了，再和他们一样换饭票，享受同等的待遇。他们回来了，我拿着洋瓷缸子从附近的人家讨一缸子白开水，将自己拿的冷苞谷面馍掰碎泡着吃。遇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苞谷面馍冻得根本掰不开，用牙使劲儿咬，出现一道白茬，凑合填饱肚子。赶矿上八点钟上班之前这个最佳的时机，柿子是一毛钱卖四个，一般早上都卖不完，得到中午和下午工人上下班时间再卖一阵，基本就差不多了，最后实在卖不完的时候，就要等到上四点班的井下工人下班，一毛钱六到八个便宜处理。

卖过几次就熟悉情况了，也掌握了基本的规律，假如在下午能卖完，就有宽裕的时间拿卖下的钱换饭票，两毛四买一份生炒肉片，两毛钱买两个四两的杠子馍，美餐一顿，再下那道坡，赶凌晨一点钟装煤的火车回家。若下午卖不完，等到四点班工人下班便宜处理，有时连本钱也卖不回来，就是肚子再饿，也不敢拿下一趟的本钱去美餐。另外，还要赶时间撵火车，错过了凌晨这趟火车，就要等到天亮坐早八点那趟煤列了，冻一个晚上没有地方睡不说，影响第二天收柿子。连续两个白天忙活，两个晚上几乎不能睡觉，正常的情况下，能赚十块钱，当然遇到运气不顺，亏本也有，那是极个别现象。尽管路程不算太远，但要扒火车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在铁路线不正规，开车的司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我们方圆招来的，不少人都认识，他们对农村的境况和农民的苦衷最了解。在不违反铁路交规和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有时也会遇上难说话的，给吃些柿子，就过去了，不会过分地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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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第三次到矿上，也是隆冬以来最寒冷的晚上，其他一起来的白天都卖完赶火车去了，我和邻村的一个没有卖完，只好等上下夜班的工人了。刺骨的东北风，穿过矿区，冻得我俩直哆嗦。此时，有三个年轻人带着一个时髦女郎走到我跟前，问多钱，我说一毛钱八个，她说十个行不行，我说十个可以，不许挑不许拣。中间一个高个子的说，可以，但他们要自己拿，也不准我伸手接钱，嫌我的手脏。他们把柿子挑来挑去，翻烂了许多，我怕惹事都忍了，更可恨的是不让我接钱，趁天黑看不清楚，把钱放在柿子笼里就走。当我收钱时，发现几张钱只有一半，我登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赶上去找他们论理、要钱，结果打了起来。这时候，我一天水米都没有沾牙，再上劳累和上火，哪是他们的对手，结果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等同行赶来时，这些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就在我疼痛难忍艰难地爬起来时，看到地上有个夹子，夹着厚厚的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沓职工食堂的饭票，这是刚才拉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把饭票掉了。我眼前一下有光了，挨打的疼痛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用那沓饭票从食堂领了整整两提包的杠子馍（两个馍连在一起四两，当地叫杠子馍），让两家人真正吃上了一顿饱饭——白面馍馍，着实让我炫耀了好长时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王家堡子人，一个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开始扒火车感觉还可以，扒几年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一旦发生个啥事故，就没命了，再者到矿上卖柿子要挑那道陡坡，慢慢地体力有些吃不消，有些人就有了更大胆的设想，扒上煤车直接到西安，大城市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听说下火车就是大街道，不用挑太长的路。

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有人还真把柿子卖到了很远的省会城市，在矿上一毛钱四个，到省会城市成一毛钱两个了，由此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离奇的事情，因为和煤、煤矿、矿工没有直接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

扒火车危险，可日子还得过啊，柿子总得想方设法卖出去，于是我们产生了购买架子车的想法。架子车承载力大，可以把柿子拉到更远的矿上卖，虽然力气活儿累点儿，可庄稼人最不值钱的就是力气。拉着架子车，时间由自己把握，再不用踩点赶火车出猛力，爬煤车担惊受怕了。买架子车还有一个动因，就是本村有一个在很远的煤矿下井的人回来说，他们的矿比较远，但是很大，工人比现在我们卖柿子的这几个矿加起来还多几倍，那里地域偏僻，一般小商小贩很少去，所以物质相对匮乏，而煤矿工人工资高，柿子在那儿肯定能卖上好价钱。我和邻村一个叫李宗文的同学商量一人一辆架子车，能装近三百斤柿子，按照一毛钱三个算，一趟来回三天时间，得卖三天，再加上收柿子两天，总共一周多的时间，利润就有四十块钱。而当时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力一年挣工分的钱只有七十八块钱，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李宗文家境比较好，他家有架子车，我家因父母年迈多病，根本拿不出来七十块钱买架子车，宗文说，那咱俩合伙先用我家的架子车跑一趟，探探路，能卖上好价赚钱了，再想办法给你买一辆。第一趟赚钱了，不算架子车磨损折旧，俩人对半分，赔了也对半承担，协议就这样达成了。

我们五分钱一斤从外村将柿子收回来，家人帮忙装车，用两家人仅有的剩余粗粮蒸成苞谷面馍馍，把被子捆在车子的前面朝西北方向上路了，家人送上一道十分陡的坡，千叮咛，万吩咐，注意安全，就是柿子卖不了都不要紧，安全回来就行。

家里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村里一个叫红娃的人，比我大几岁，很能干，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晚上编席子，三个晚上就能编成一张四尺宽六尺长的席，等编够十个，再赶生产队收工后等到天黑下来，借庄稼人劳累了一天，都不愿出门的休息时间，把芦席立起来捆在自行车的后座右边，小心翼翼地溜出村（怕被人发现举报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就别想过安宁的穷日子了）。家人先在村道里放风，确定没有人，才敢快速出村，即使倒霉偶尔碰见人，也是装着没有看见，急忙地蹬上自行车，一股气把产品带到五十公里外的北山里去卖，有时也换成粮食，天麻麻亮赶回来，既不会被人发现，也不影响当天的生产队出工。

方圆几十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红娃会过日子，能吃下苦，在北山里跑熟了，人家编的席也能卖好价钱。不幸的是，两年前的那天晚上红娃扛了十张席到北山里去，至今再也没有回来。亲戚和生产队的干部也到红娃经常落脚的熟人家去找，人家都是一口否决，人就没有来过。也给当地派出所报案了，但由于父母年纪大了，弟兄们日子过得紧巴，再加上那个年代，做生意属于投机倒把，很不光彩，多方面的原因，就没有再去催，民不举官不究，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父亲由此重病不起，一年前已经走了，母亲整天哭，听人说再哭下去眼睛就瞎了。

有这样的先例，而且我俩和红娃走的是同一条线路，家人能不担心吗？两家老人放心不下，送了一程又一程，还是不放心，但为了生存不得不走这一步。

架子车遇到下坡路，一直推着人走，遇到上坡，那死一样的沉，你一时不用力，它就向下滑，而且北上的这条路全是慢上，我俩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没有松劲儿的机会。崎岖漫长的盘山路，非常难走，我俩一个驾驭着车辕，肩上用废自行车轮胎割出来叫襻的东西斜驾在肩膀上使力，有些像现在坐车的安全带，两只手将车辕攥紧，屁股撅得几乎和架子车平行，肩上襻绳和两个手同时用力，另一个在车辕边上拴根绳，害怕用劲过猛，绳子将肩膀和手磨出血，往往是给绳子上缠个毛巾，一来是增大绳与肩膀、手的摩擦面，达到保护的目的，二来可以擦汗。俩人同时用力，车子才能缓慢前行，一旦受力不平衡，其中的一个稍有松懈，另一个就会马上感觉到，要用超长的力气去弥补。一旦哪一方配合不默契，下坡车子把人往前推，另一个得将整个身子的体力向后搓着，稍有疏忽，车子就往前冲，惯性会架子车失去控制，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劳动不知道要比现在装卸大货车辛苦多少倍。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直接检验人的体力和团结力的试金石，可能再没有像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协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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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拉山路的时间选在晚上，这样一是可以避开白天日照消耗体力，二是晚上没有杂念，只有一个心眼，使劲儿拉车赶路。这段路需要一天时间，从天黑开始，再走一个白天，赶大半夜就到目的地了，稍微休息会儿，吃上几个冻得硬邦邦的苞谷面馍馍，找个合适的地段等待工人上班后，开始卖。

一路上还算顺利，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矿区是半夜时辰，只能听到不时从哪个方向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条看不到头的街道，显得很狭窄，靠街东边有一排电线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的距离很远，上面挂着孤零零的几盏路灯，隔三岔五地亮着，显得即将黎明的街道很暗淡，几乎看不清柿子和各自的模样。突然一股刺骨的寒风顺着街道吹来，盘旋了几圈，打在我们本来已经出了一身汗、吃了冷馍还没有暖干的湿衣服上，像刀子一样难受，冻得人直打牙齿骨。幸亏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而且有两个衣不遮体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个树根正在生火，火生不着，老是冒烟，根本看不清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子，是男是女，是胖还是瘦，无须多想他们是什么人，寒冷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柴火点着取暖是共同的愿望。由于经常在家帮父母砍柴烧炕，我对生火有一种特殊的研究，找准透火点，几下就让无序乱蹿的烟变成了火苗，瞬间驱赶了身上的寒气，在火光的照耀下，冰冷的脸颊因温暖透出了红润。此时我俩才留心看清蹲在地上的这俩人，浑身上下穿的衣服和煤没有两样，脸黑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发出迟钝的目光，头发杂乱得和下蛋母鸡差不多，根本分辨不出年龄和性别。他俩谁也没有看我们一眼，仿佛这个空间里只有他们自己存在，待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一下时，俩人就一言不发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我俩断定，这是在矿区流浪的傻子。

傻子、乞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也许是走失，家人在四处寻找；也许被认为是累赘，赶出了家门；无论哪种，结果都是无知无觉地流浪在街头。细一想，此时此刻此地此身，我们和乞丐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在这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同样的渴求，将我们这两组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安排在这个特定的瞬间抱团取暖，不问姓名、来处与何去何从，相同的处境让我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当暂时的目的达到后，彼此又和陌生人一样，低头离去，不告而别。

以后的三年时间内，每到冬天，我都来这个矿区卖几次柿子，也会带着柴火在同一个地方避风生火，烤干被汗水浸透的衣裳。潜意识里盼着他俩能够再次出现，只要看上一眼也行，但每次的希望都落空。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我想，也许哥俩是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也许是分别被家人接回去了，也许他们俩其中一个被家人找到了，再也不用挨饿受冻，而另一个已经回到家，又被无情赶出了家门，也许……也许……

参加工作之后，每次路过那个矿，我都要抽空到那个地方看上一眼，一个人默默地待一会儿，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念想。后来那地方盖起了高楼，但我始终没能忘掉那一场相遇。

 

那个难忘夜晚的第二天，我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卖柿子，一毛钱三个。这里的煤矿工人非常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素质高。他们下班后先到我们柿子车的跟前问长问短，寒暄一阵相互知道都是哪里人，然后自己从车子里面拿柿子，蹲在我们旁边一边剥柿子皮一边吃，吃完了从来不问价钱，给一张一元或者两元、五元的人民币让我们找，找完也从来不数一数看找的零钱够不够，就攥在手里打个招呼扬长而去。

偶尔也能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一帮家属模样的中年妇女，她们围着车子挑三拣四不说，还使劲儿地砍价，你说话稍不注意，挨一顿莫名其妙的骂不说，车子里的柿子还被她们整得稀烂。有一次我没来，同村另一个伙计对这种习惯适应不了，就和她们争吵起来，还动手打了人家，这下闯祸了，一车柿子被弄翻不算，还被这帮婆娘把裤子给扒下来，抓住下身的家伙拉到公安科告状，说是耍流氓还打人，公安科以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把那伙计拘留了，最后生产队出面，来人和矿上公安科协调，才把人和架子车保了出来，附带条件是罚款十五元，并当面给被打者及其家属赔罪道歉。一个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娃，哪能经受住这样的折磨，从那时起，这人在村里就很少说话了，而且常常在睡梦中惊醒，又哭又闹，一丝不挂地围着村套转，要和他妹、他妈睡觉，家人带着四处求神拜佛，找乡医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最后到了吃大便的地步。家里本来就很穷，有了这么个疯子儿子，可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为了给他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在家人、村里人对他彻底绝望的时候，偶然的几天，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能和正常人说话了，大家都喜出望外，说毕竟年轻，虽然受了惊吓，慢慢就能恢复过来。可谁知，在一个阴云密布的盛夏下午，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又一声隆隆的雷响，接着就是倾盆大雨。下雨前他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四处寻找，没有任何线索，时间长了也就失去了信心，再没任何音讯。村里的一些人的风凉话就出来了，有人说，他们家肯定上辈子做了亏心事，儿子半路疯了是报应，回光返照后让雷给击死的；还有人说他家看儿子是累赘，引到沟畔故意推下去被洪水冲走了。究竟是死是活，没人确切地知道，说三道四的热乎劲儿过了，这个人也慢慢地被淡忘了。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还在矿上卖柿子，矿上有个老工人无意中说起卖柿子打架被拘留罚款的事情，提醒我们注意，不要惹矿上这帮娘们，她们得罪不起。当我跟他说之前那个同乡回去之后成了疯子，已经失踪时，这位老工人先是伤心，接着很快以惊讶的眼神盯着我们，停了一会儿，扫视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人，才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和你村上人打架的那帮娘们是什么人吗？没有等我回答，他就把嘴趴在我耳朵上说：“听说过前几年煤矿瓦斯大爆炸吗？死了一百号人，就是我们矿。这帮娘们就是在瓦斯爆炸事故中死了男人，顶替男人来上班的婆姨。她们死了丈夫，心里的伤用啥都无法弥补，矿领导都让三分。你们村的人和这些婆姨吵了架，多半是被她们在矿难中死去的丈夫带到阴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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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婆姨由开始的害怕、憎恨，一下子变成怜悯、同情，她们再来买柿子，我脸上都是堆满笑容，婶啊姨啊地叫个不停，拿柿子从来不说价钱，柿子想拿多少就多少，钱随便给。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一来二去，这些阿姨们不但不少给钱，有时赶到吃饭时间还把热腾腾的馍馍送来。柿子得一个星期才能卖完，这就意味着七天几乎没有洗脸的地方。在那时的矿区，家家户户都是靠煤取暖做饭，一到做饭时间，上空不知道有多少个烟囱在冒烟，落到柿子和人身上都是黑点。矿上唯一的这条街道也是煤炭运输的通道，大车通过后，整个街道就变成了黑色的世界，柿子也由红变成黑了。而矿上的生活用水非常短缺，每天只有在早上十点钟供一个多小时的水，到了供水时间，不分男女老少，挑着水桶排着长长的队，经常出现后面的人还没有轮到，管子就停水了，为了多抢到一桶水，经常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个外来卖柿子的去哪儿洗脸啊，一个人一周不洗脸，可想而知得什么样了。这时候，这些阿姨们就会端着一脸盆热水，拿着毛巾、肥皂到我们跟前，并亲切地说，娃啊，把脸洗洗，像个讨饭的一样，谁还愿意买你的柿子。每一次，我的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我把手伸进热乎乎的水盆时，阿姨又把肥皂递过来，肥皂的香味，从指尖充斥全身的暖流，都刺激着我的感情，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好在是低着头洗脸，泪水和污垢都一起被冲走，我内心的脆弱没有被阿姨们看到。

我当时想，人这一辈子，注定要经历许多，有时有爽朗的笑声，有时有委屈的泪水。这些阿姨的亲人们为了共和国的煤炭事业而牺牲，她们家里的顶梁柱也随之倒了，她们的情感必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她们和我一样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也需要别人的理解、同情。当自尊心得到尊重，失去亲人的悲痛稍微有些平静的时候，她们便会加倍地流露出内在的善良，对人送出关爱和怜悯，这种的关爱和怜悯没有高低与贵贱之分，也没有亲疏与远近之别，她们连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穷卖柿子的都这样关爱，可想她们不知道关爱过多少人。温热的毛巾擦净脸的时候，我真想大声叫一次：阿姨。

正是这些善良的阿姨，让我认识了真正的煤矿人、真正的矿嫂。我在之后从事的记者工作中，报道大小矿难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后工作处理中，经常有矿领导对遗属采取恶劣的态度，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声，为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们说句公道话，但职业的原则性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只能在无人的时候对她们加以慰藉，再表达一点儿自己微薄的心意，只有这样，我的心灵上才能得到一丝安宁。

柿子卖的时间长了和矿上人相对熟悉了，除了无微不至关心我的阿姨们，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工人师傅，他们看见我们都争相打个招呼，或者投来微笑的眼光，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我也慢慢了解了这个煤矿的一些情况。

阿姨们的丈夫经历的那场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关中的一个生产大队在那次事故中就有十三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他们其中只有三人结了婚，遗孀被安排在矿上充电房上班，或者其他类似的地面工作；没有结婚的遇难者，则是安排兄弟或者直系亲属到矿上继续下井。发生事故时，煤矿还是军事管理，封闭了对外的一切消息，从煤城渭北市到矿上三十多公里的公路全部封闭，只允许救援的车辆通行，渭北市所有的木材加工厂为遇难矿工做棺材。被管制的公路上除救援的车辆外，全是装着棺材的大货车。进矿的车辆是空的，棺材装在车厢里不是很显眼，而出矿就不一样了，车里除了装着遇难矿工遗体的棺材，还装了多半车的煤。煤在当时是紧俏物资，我们卖柿子回去空车也曾想过能否拉一车煤，那是比天还难，要矿长批条子才能准许，这样非分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想也不敢再想。可想能给遇难矿工装大半车的煤，和棺材一起运回去，是对家属多么大的安慰啊！遇难矿工的地位是那么的崇高。

棺材装在煤堆上，用粗壮的麻绳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死死地捆住棺材，上面站着四到五名矿工，不是遇难者的乡党就是工友，他们以这种方式护送工友回家。另外，车上还放几把铁锹，无疑是到家卸煤用的，装着矿工遗体棺材的车辆行走在公路上是那么的扎人眼球，那样的悲伤与沉痛。

矿上人说，半年时间，矿上陷入一种阴暗的悲痛之中，所有人把眼泪都哭干了，为了吸取事故教训，怀念遇难矿工，播送新闻的大喇叭停播了半年时间，矿难已过去了好几年，人们才慢慢地缓过神来。

那时候年幼，对灾难、死亡理解得不是很深刻，总觉得离我是那么遥远。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亲身经历了多次矿难的采访，眼看着同事从身边消失，我才对这个矿曾经的那场特大矿难感到恐惧。人和大自然做斗争，矿工从事常人看不见、理解不了的高危行业，事故率是客观存在的，煤矿和军队一样，国家有死亡指标，而煤矿工人明知道有危险，死亡率高，他们还是要往前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就做好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共和国工业起步阶段，国民经济建设急需要煤炭，煤矿工人心目中有无限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认定即使献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同学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出自这个矿一名矿工之手。作者姚筱舟在井下边挖煤，边构思，升井后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气写成，投在杂志上发表，被雷锋发现抄录在日记里，朱践耳谱成曲，从此唱红了祖国大地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对煤矿间接的认识中，我深感煤矿行业的伟大，崇尚煤矿险恶而有挑战的职业，向往煤矿工人内心的那种荣誉感与自豪感，励志努力当上一名煤矿工人。通过卖柿子的经历与感悟，我亲身体会到矿区是个大社会，一旦能融入这个群体，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车挣钱养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时发的那五十八元工资，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农业收入，而且在这里能干出名堂，回家招人羡慕。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化肥，农民不懂得科学种田，我们村里一亩地最多只能打四百斤麦子，一个劳动力每天挣九分钱，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配的口粮够吃半年，是煤矿、柿子这些没有本质联系的概念与物质，让我们方圆几十个村庄几千号人度过了饥荒，过上了平淡满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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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着架子车到煤矿卖一趟柿子，一个来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那个时候没有沥青路面，全是炉渣铺的或高低不平或泥泞不堪的土路。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每一次去之前，白发苍苍的母亲都要亲手做一双粗布鞋给我穿上。一个来回，鞋底的前掌和脚后跟就磨透了，去是上坡，脚掌用力，到地方了鞋底的前半部就磨透了，回去是下坡，脚跟抓地，车子才能不催人，到家鞋底的脚后跟就见地了。母亲看着好好的鞋帮，再看看鞋底磨出像眼镜一样的两个洞，心疼之余，节俭的她总是舍不得扔，用纳鞋底的环锥小心翼翼地把鞋帮拆下来，再做一双新鞋底纳上。正像解小东唱《中国娃》中的那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一样，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要穿上妈妈纳的鞋这一趟不露脚就是最大的满足，柿子能卖上个好价钱就是对母亲辛劳的最好回报，而老人们的期盼是只要娃不出啥事，安全回来就好。

正常情况下，路上来回走三天，再卖上三到五天，有时一个星期不洗脸也从来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心里非常快乐。这是在社会平等条件下，内心一股求生存的欲望在支撑，什么面子、形象等外在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渺小。

我们村许多人虽然吃不饱肚子，但心情是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思想很单纯，没有过高的企求，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记得一次和同伴一人拉着一辆架子车的柿子不到五天就卖完了，而且价格卖得很好，七十多块钱，刨去成本二十五元，净赚四十五元，同伴手大，敢花钱，非要我和他拉着架子车路过煤城，到所谓最繁华的五里铺火车站理发。那是渭北市煤城的中心，远近闻名，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煤城的五里铺，就连我们卖柿子矿上的矿工，休假来煤城，必去的也是五里铺，他们说，不到五里铺，就等于没有来。众人向往的地方，我何尝不想去看一眼呢，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繁华和精彩，回去也好给那些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的大爷、奶奶、大伯、婶婶们乱吹一通。可是又一想，我衣衫破烂，脏兮兮的，一股汗腥味不说，脸黑得和刚升井的矿工一样，屁股后面还拉个架子车……强烈的自尊心一下冲淡了我去那儿的念头，但是同伴反驳我的理由更充分，说，渭北煤城人大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比你穷的人多的是，不要认为自己还是根葱，没有人注意你。

同路不舍伴，他执意要去，我只好服从。我俩拉着架子车从一条狭窄的街道向南走，街道上人不是很多，来来往往的有马车、汽车，也有套着毛驴的架子车，拉着山里人产的山货穿行。他们把毛驴拴在附近的电线杆上，把装饲料的口袋解开，毛驴眼也不闪一下，脑袋就一下伸进饲料袋子不停地吃草。主人把山货摆在街道的两旁售卖，有山鸡、兔子，还有核桃、酸枣之类叫不上名的干杂果。街道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看见前面没有路被山隔断了，绕过山头又出现了。无法辨别方向是东是南，只能用左右手说明当年我们眼见的最大城市的情景，右手边是山，所有房屋、建筑依山势形成，绵延起伏，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向上的冲天视觉感，着实让我俩这个小山村长大，只去过一次县城的农村娃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真想不通那楼房是怎样盖到山上去的；左手边是一条河，河两边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显得很整齐。河的对面还是山，约莫着没有右手边山上房子多人多。再走一段就能看见高大恢宏的建筑，还有连在一起有几十米长的小车厢，嗡嗡地向山顶爬去，不时还有一列列吞云吐雾的火车，鸣着长笛，拉着装满煤炭的车厢，沿河边的铁轨向远方驶去，震得整个山道都好像在晃悠。火车过后，飘在空中的烟尘弥漫了整个城市，挡住了人们的视野。烟尘落在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颗粒，仿佛刚才天空飘过的是一场小雪，不过不是白雪，而是黑雪。

这才是大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美景，简直太美了，美得让人热血沸腾。我那暖流涌动的心，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在激动与亢奋中，我俩不知不觉地到了城市最繁华的地段，真像赶集一样，摩肩接踵。我俩的架子车占去了很大的空间，好在那个时期没有见到城管，也没有见到交警，也没有限制架子车通行的“禁行”标志，人们都是从我们前或车子后绕着走。没人慢下来多看一眼这是什么车，拉车子的人是啥模样，好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似乎架子车、拉车的人本来就属于城市的一员。他们的淡定、从容，让我意外又感动。

实在走不动了，也不好意思影响交通，只好将架子车停在了一个门牌写着“延安理发馆”的门前，想着等下市人少了再走，不能老影响市容。可是越等人越多，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少下来。同伴从理发店半开的门缝里，向里面瞄了两眼，不知道看到了什么，走到我跟前突然产生了奇想：咱进去剃头（当地把理发叫剃头）。我直接愣住了。不容我说话，同伴意志很坚定地说，走，快走，我看里面没人剃头。我坚决不去，也不让他去，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自长这么大都是父亲用剃头刀子剃，别说去理发馆剃头了，就连见也没有见过。现在又是这副模样，咋好意思进去呢。再说，在这里剃头不是白剃的，谁知道剃一个头要多少钱，头不剃饿不死人，但是饭不吃不行，卖柿子挣这点钱多么不容易啊！家里还在等钱回去托人到黑市上买过年的粮食哩（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穿衣凭布票，吃饭要粮票，有钱买不到粮食），花钱剃头简直太奢侈了。看我还在犹豫呢，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这股勇气，硬拉着我推开了理发馆的门。理发店一男一女穿着白大褂，等我们还没有张口问价钱，那个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的男人就很职业性地先开口了，理发吗？谁先来，洗洗头。我再也没有勇气说什么了，当然是同伴先上了。那时的理发馆不像现在的那么豪华，各种自动化设施一应俱全，那时的理发店只有两把椅子和一个脸盆架。那个女师傅给同伴把白大褂围在脖子上，在一桶里舀了瓢凉水，再从窗台上那一排的电壶（就是保温瓶）中，熟练地拿了一个，揭开壶盖，将热水倒在脸盆的凉水里面，把同伴的头压进去给抹肥皂，用手洗……此时的我真不知道是啥心情，一个在农村几乎和女娃都没有说过话的同伴，哪儿来这股勇气，要到这里剃头，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给洗。到底多少钱，我脑子已经没有能力考虑这些了，只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飘了起来。我也看见同伴被女师傅把头压在水里的那一瞬间，他的腿颤得非常厉害，几次都把脸盆架撞得晃悠，只可惜洗头的女师傅只顾着给他头上抹肥皂，没有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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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同伴是亲历者，他的心情比我更复杂，如果是我，我也许很顺服地让这个女洗头师傅摆布，也许不顾一切地冲出理发馆，架子车什么的一切都不顾了，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后来会怎么样，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旁若无人时，突然听那女的说，这个同志咋这么脏？我一下清醒了，思维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理发馆，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他是司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意识。那女的边洗边“哦”了一下说，难怪，整天在路上跑，怪辛苦的。

剃头是那个男师傅，用的是电推子，我看见同伴听到电推子发出嗡嗡的声音时，头一直往里缩，从左边推，他头向右边倒，从右边推，头向左边倒，师傅矫正了他好几次，他脸上的汗水像拉柿子上坡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淌。理发师傅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一样，拿条毛巾淡淡地说了一句，头不要动，把汗擦一下，又职业性做他头上的活儿。此时，我开始担心，同伴头剃好了，我咋办？师傅用毛巾甩掉了同伴身上的头发，对着我说，给你洗。我已经没有勇气说出硬话了，喉咙眼里挤出三个字：我不剃。那个男师傅说，可以，你的头发不是太长，过段时间长长了再来。我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得好像在天上的感觉。

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按照常规理发也就十几分钟，但我好像整整过了一个冬天，一句不用理，让我又回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而洗头女师傅和理发师没有任何的感觉，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我们的不良反应，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只是，那个理发师送我们俩出门的时候，架子车把理发馆的门前占去了一大半，联想到我刚才说同伴是司机的话，理发师非常惊讶地说：“哦，你们原来是这个车的司机。”

这是幼年时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耐人寻味。

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穷，没有机械化耕种，科学种田还在起步阶段，我们家乡土地贫瘠，更是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是谁一家穷，我知道最大的官，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家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扒火车卖柿子，有时家里也断顿。穷，大家都穷，谁也没有怨言，都在拼搏，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所以，人们的心情和精神世界还是快乐的。

扒火车、拉架子车卖柿子，能解决生存问题，但也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曾有一次，我们邻村的一个人因扒火车让安监人员训了一顿，但最终还是让上了车，这个人为了发泄私愤，转火车挂钩开关，导致车厢脱节，结果被拘留，专门在我们公社开公审大会，让大家引以为戒。在人们心中，只要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吃饱肚子，谁也不愿意再受那种让人担惊受怕的苦。每年冬季，往西边煤矿卖柿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柿子和煤矿、火车的话题就渐渐从人们关注的目光中淡出了。

人总得要吃饭啊！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得凭票供应，手里即使有点钱也买不到粮食，只能偷偷摸摸地买黑市粮，但是黑市粮价很高，量很少，只能应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旦被发现了就要受批判。听说附近一个叫凉水沟的煤矿，不用开大队证明，也不用矿长批条子，随便去就能拉到煤，邻村已经有人把煤拉到南边换回来了粮食。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我还专门跑了几公里路去邻村打探虚实，回答确有其事，但车太多，得赶半夜去排队，等到天黑才能买到煤，去得晚了得等两天。我和同村一个比我年龄大两倍叫天顺的同辈，先去试探一趟。虽是同辈，但人家比我年长得多，见识又广，村里人都知道，他在生产队里干活，经常心不在焉，转弯抹角地做一些小本生意，大家都叫他聪明人。那个年代，粮食是紧俏物资，一旦被查出来就给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粮食和架子车都会被没收。父母考虑他和我们家关系很好，一来常在南边做小本生意，人熟悉；二来见识广，人活道。有天顺哥在，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事，都能随机应变，顺利过关，不会吃亏。说明情况后，他乐意带我一起做煤换粮的生意。

我们凌晨一点钟出门，以前卖柿子的方向是向西，而这次要到凉水沟矿拉煤是东北方向。走出我们村半个小时，下一道两公里的坡，过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小河，再爬两公里的坡，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凉水沟煤矿。这个矿在一个沟壑边上，还没有看见煤矿是啥样子，就有一条长长的队伍排在路的中间，有马车，有毛驴拉的架子车，也有像我们这些人拉的车子，还有用骡子和驴来驮炭的。路的两边已经被骡子和驴横七竖八地给占满了。粗略看了一下，排的队伍有一里路那么长。

煤矿上是八点上班。我们还算来得早，十二点就轮到我们了，矿上没有秤，也没有磅，是按照容量计算，汽车、马车多少钱不得知道，一个架子车装满五块钱，估计在三百五十公斤左右，比一车的柿子重一倍还要多，不用担心路不好把柿子震坏了，可要解决车子重，下坡得一个人站在车子后面压住，拉车的人使劲儿拽着，慢慢前行。一旦把握不好，车子失控，就像汽车下坡刹车失灵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上坡两个人可不够用，如果是自家烧火用煤，可以用生产队的牲口接车，而我们是为了换粮拉的炭，自然就不能沾生产队的光了。两家得组织四到六个人，按预计的时间、地点在坡底接车，一起用力把车推上来。

我们家乡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四面低，中间唯独凸出，东西走向十公里，南北长度不到两公里的旱塬，人们都称为长寿塬。实际并不有利于长寿，夏季被一条横断山脉挡住了直射的阳光，比周边气候相对湿润，土壤保墒性好，收成比较稳定一些，但原始的耕种模式，改变不了饥不择食的穷根，而这种独特的地势，增加了百姓的劳动强度。我们下一道坡，上一道塬把煤拉回来之后，要零点起身，再下坡才能把煤拉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平原地区换粮食。第一次家里人不放心，一直把我们的车子送到坡底，川道里的路相对平坦，赶天亮到了一个叫庙塬的大镇点，天顺哥确实名不虚传，我俩的车子还没有停下来，就有不少人上来打招呼，没有谈价钱就硬拽着天顺哥就把煤拉到旁边不远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显得比较富裕，架子车直接就顺大门拉进去了。主人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言语很温和，说你们走了一个晚上的路，很累了，不用再走了，我绝对给你好价钱，天顺又不是外人。还说把煤就倒在院子里，不用往后院灶房挑，自己下午没事了慢慢提进去。此时，天顺哥示意我把煤往院子左边的一个角落里倒了些，我犹豫了一下，两次谈价钱只说了一半就被天顺哥的一个眼神给逼了回去，他还向我视了个非常得意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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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煤卸好后，主人回屋不大一会儿就提着少半口袋的苞谷出来了，天顺哥把我们拿的口袋张开，苞谷就直接倒进去了。然后主人好像故意笑眯眯地对我指着天顺哥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拉来的煤我放心，苞谷不用称，保证要多出几斤，不信你回去称。我和天顺哥都连连点头，说了许多客气的话，告别了主人。一出门天顺哥就一脸得意扬扬的，在我面前直夸他在这里人缘是多么的好，并神气地对我说，不是我在给你小弟吹哩，除了你嫂子外，我在这儿还有个小孩娃，已经七八岁了，下次有机会来我让你开开眼界。对于这无法证实的话，我只有半信半疑地应着，但从心底对这位同辈有了一丝崇拜。

他说，兄弟，今天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咱俩美餐一顿，回去就有精神了。我当然无条件地服从。按照他指的路线，我们走到了这个镇点最东头一个面朝北，前面放着几个木桶的地方。门牌上没有写任何字。天顺哥说这是个国营食堂，咱弟兄俩就在这里美餐一顿。我说国营食堂要粮票，咱没有啊！天顺哥说，这你就不要管了。进去之后，一个胖乎乎的厨师问吃什么，我们说来两大碗面，厨师说有粮票吗，天顺哥说，没有。没有吃不成，厨师说。你们领导在吗？厨师一惊，你认识我们领导？天顺哥答了一句，我俩是结拜兄弟。此时我捏了一把汗。厨师说，在后边办公室里，你去吧。天顺哥没用多大一会儿就一个人出来了，手里拿了个纸条给厨师。厨师看了一眼说，交四毛钱。我赶紧拿了五毛钱，厨师拉开抽匣找了我一毛钱，没多大一会儿两大碗热面条就端了上来。这碗不是一般的大，是陕西人说的那种真正的大老碗。面是手擀出来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动压面机。碗里除了满满的白面条外，还有豆腐、红白萝卜拌的臊子，虽然没有肉，厨师说菜是大油炒的，吃起来非常香。吃完还不够，我们每人还盛了两老碗面汤，将自带的苞谷面馍泡在里面。临走时天顺哥还趁师傅不注意，把别人桌上的老碗顺手装在馍袋子里，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起身向厨师告辞向食堂外面走。出了门没等我问老碗的事情，他就先开口了：兄弟，第一次换粮顺利吧？我当然十分满意地说，这都是哥的功劳，不但粮换得顺利，没有粮票还在国营食堂里美餐了一顿，除了你任何人都没有这气派。天顺哥笑眯眯地说，那你得报答一下了。我说行。天顺哥说，光说不算，得有实际行动。我说现在你割我身上肉吃都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天顺哥说，没有那么严重，我坐车上你把我拉上就行了。他这么一说我反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这算啥要求，快坐车子上，我把哥供上。说话算数？快坐，一点儿问题没有，这还算事吗？下苦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力气。

就这样我拉着他边走边说话，回去是一路小慢上，拉着换回来的三十多斤苞谷和他，那个年代人都不胖，但和粮食加起来有七八十公斤，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越走越重了。大概已经走了十多公里，我想再累也不能说，到那两公里的陡坡，天顺哥不用说也会下来帮我的忙，现在说累，证明自己说话不算数。我硬撑着拉到陡坡底下，可他没有丝毫下车的意思，我停下来说歇会儿再走，用意暗示他我实在太累，快走不动了。可他却说歇会儿再走也行，没多远了，铆着劲一鼓作气就冲上去了。看没有任何希望，我只能拼了。此时的天已经黑了，记不清那天是十几，月亮特别亮，我踩着月光，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这一公里约三十度的陡坡下把架子车拉到坡顶的。

我一下累得瘫在了地上，坐在街道国营药店的檐台上，没有一丝的力气，可天顺哥还是坐在车子上不下来，说现在都是平路，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遇上这样的兄长，我两股眼泪流了出来，可啥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年轻，歇了会儿又缓过气来。当把天顺哥和架子车送回去，我又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母亲开门时我已经没有抬脚过门档的力气了，一下子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晚上家家户户点灯的时间了。

煤矿、煤炭，我的整个幼年到青年的全部人生经历都是和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由于贫穷荒废了学业，小学断断续续地没有读完，中间因为请假多，留了一级，而这一年的冬天实际都在煤矿卖柿子，只能说留了一学期，初中满打满算也是上了两个春季，冬季也都是在拉煤换粮食，拉煤卖钱，两天一趟用煤换粮，一趟卖煤，用卖煤赚来的钱再买煤换粮食……本该认真读书上学的年龄，就是这样度过的。

1975年是最后一届推荐上高中，我因留了一级错过了，1976年恢复高考，我是那样的一种学籍，也就自然放弃了参加高中的升学考试，勉强拿到了一张两年制的初中毕业证，由此我接受的正规教育画上了终止符。

每个人的一生都能写成一部书，而我这部书的前半部比较艰难，许多地方不说别人，就连自己也读不懂，整个童年、幼年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欠缺，也是一生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是，生活往往就是这么公平，让你占了这头却顾不上那头，学历的缺失使自己在追求事业高度上留下自卑和缺陷，而过早扭扭捏捏地走向社会，让我懂得了一个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男子汉应当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拓展了认识社会的宽度和广度，为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提供了坚实的参照。

煤矿、煤炭、矿工，我认识你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我的一生是注定要和你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章 特殊矿工

1982年的祖国大地，笼罩在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氛围中，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农民，“一大二公”、集体所有制的观念已经渗透到血液中，刻印在灵魂深处。所以，推广小岗村经验，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公社比全县整整晚了一年半的时间，不是上级政策不到位，也不是各级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而是老百姓在认识和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他们心里比改朝换代还严重，他们宁愿吃不饱肚子受穷一辈子，也要“一大二公”，认为分田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倒退。

其实，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是顺应国情，符合大多数农民内心深入的意愿。实践证明：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联产责任制全面实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首先粮食丰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王家堡人再不用卖柿子和用架子车拉煤换粮了，农民出门做买卖也不再受生产队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致富。我们做煤的生意也告别了人挑、架子车拉的历史，经村委会出具证明，农村信用社贷款，我们可以购买拖拉机，用更省时省力的方式卖煤换粮。加上天公作美，农民的积极性高涨，连续夏秋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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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农民得到了实惠，也引起了工业体制改革的大调整、大洗牌，各个行业都在探索适应本行业的快速发展之路。我国煤矿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三年总承包，实现了由国营到国有体制的根本转型，除体制发生变化外，人事用工制度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煤矿招收全民固定工的历史，在1980年的最后一批之后改写，此后除了接班顶替以外，国营煤矿试行招收农民协议工。

农民协议工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和正式工有本质的区别，国家不用下达招工指标，煤矿根据本身的用工需要，直接和地方政府协商，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煤矿下井，不改变农民身份，不转户口，矿上只和地方政府签订集体合同，政府委派一名领导驻矿管理，业务是工资结算、发放，工伤、住院等一切在矿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矿上在协议工出工工资的基础上支付17%给所在政府作为管理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生产过程中发生一切意外事故，涉及的工伤住院、死亡赔偿等，矿上一概不管。

渭北矿务局鳌北煤矿要在我们高街公社招收农民协议工，分配了五十一个名额。消息一传开，符合条件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尽管不改变农民身份，工伤事故矿上不管，由高街公社处理，而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的管理措施，但大伙儿还是挤破头皮争着去，动用一切关系找人，生怕自己被刷下来。

对我来说，懂事以来经历的一件件事情，潜移默化中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敬畏和向往，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不争取吗？不管是什么工，照样能在煤矿上班，和矿上的工人一起下井，为国家改革开放挖煤做贡献，那是莫大的荣耀。

经过层层筛选，最后从全公社十一个大队挑了一批二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年轻人，有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有刚参加高考后未被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然还是小学、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占一多半。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将和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同龄人一道，作为煤矿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在鳌北煤矿谱写一段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煤炭事业交相辉映的恢宏篇章。

1983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七，春分。

在前一年高街公社已经全部实行了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农户，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耕种习惯，自由安排劳动时间，再不用像生产队时期大年初一还在参加生产劳动争先进。春分时节，王家堡子人还陶醉在春节、十五的喜庆氛围中，没有丝毫下地干农活的意思，只有老人对这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看不下去，嘴里骂骂咧咧地唠叨个不停，实在闲不住，就开始自己给地里送肥，修剪刚分到手的树苗。

农村人冬季都是吃两顿饭，除非在夏秋农忙季节，有早晚加餐习惯，夏季都是五点下地，八点钟城里人才上班，农村人已经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头，这顿早餐为副餐，王家堡子人叫吃半早馍，十点和两点的饭为正餐，晚上一直干到九十点钟再吃晚餐，农民把这顿饭叫喝汤，这种补充超体力劳动的就餐，不知道祖祖辈辈延续了多少年。

这天早晨五点，天才麻麻亮，同村和我一起被确定当农民协议工的何振鹏急急慌慌地敲门说，他昨天到公社去了，矿上来车接，自带被褥和碗筷，十点钟在公社院子集合，错过了时间就得自己想办法赶下午四点到鳌北矿劳资科报到，如果四点再赶不到，矿上就不要了。我边开门边答应，等我把门开了，振鹏已经掉头走远。

我匆匆准备之后，按时到了公社。一个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小平头、头发花白、大脸盘黑里透光的人，站在公社院子的中央，旁边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上插着栏杆。这人正在和公社书记说话，嗓门很大，辨不出是哪里的方言。办公室前的屋檐下蹲着一位穿着很时髦的年轻人，不断地在抽烟，初春阳光的照射下，擦得光亮的皮鞋非常晃眼。和公社书记拉话的那人介绍说，这是李师傅，车开得非常好。公社书记礼貌地转过身和时髦年轻人打了个招呼。此时，大伙才明白这是接大家的司机师傅，和书记说话的人无疑就是矿上来接我们的领导。他环视了一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也没有介绍自己，只说了一句，现在开始点名，随之照着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一遍一遍地点名，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双很凶的眼睛都要盯好长一会儿，才把目光转移到纸上，接着点下一个人。点完名又开始骂人，某某狗日的站起来，再这样满不在乎老子就不要了，给老子滚回去。这些前期工作应该由公社书记做，可这个不知趣的领导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前面，书记只好站在一边等待最后的送行，面带勉强的微笑。不巧的是，点了好几遍名了，有个人始终都没到位，矿领导骂得昏天暗地，书记实在沉不住气了，打断话说，今天上级来检查，我们要开会安排陪同下乡的事情，让企管办的张主任在这里陪你吧，迟到那人就交给你处置了。这位矿领导回过头来，右手拿着花名册，用左手象征性地和书记握手说，你忙你的去，不用管，人就交给我了。书记走后，他已经不用看手里的花名册，就基本能叫上每个人的名字了。没来的那个叫安同安，等半天还不见人影。他冲身边站着的那个张主任发火说，你是咋搞的，到底通知到了没有？这人我们不要了，你们公社这么不把我们当回事，以后还合作吗？文质彬彬的张主任听了，脸上也变了颜色，但马上又镇静下来说，昨天下午已经通知到了，路远，应该马上就到了，再稍等会儿。这位矿领导更火了，硬气地说：那我们就不要了。井下是战场，和打仗一样，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到井下就得被砸死。这种不守纪律的人死了，矿上还得负责任。这种人少一个无所谓。话音刚落，那个叫安同安的背着被子，手里提了个脸盆，从公社的大门走了进来。

矿领导瞄了一眼进来的安同安，大手一挥：时间到了，不要了。这个举动没有把公社的干部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眼前的安同安当回事儿。这时，大家心里都在嘀咕，这个矿领导这么凶，以后归他管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他这是故意耍威风，让大家都害怕他。安同安被张主任叫到了办公室，好长时间没见出来。

矿领导向公社办公室瞪了一眼，向司机挥手说，走。

大卡车从公社院子启动了，安同安还是没见人影，这时候有人埋怨，说他耽误大家时间不说，还惹矿上领导生气，让公社书记、张主任也丢了面子。还有人说，这下去不成了，可惜不说，白浪费了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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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到公社大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司机说，我们是鳌北矿上来接人的，为啥要拦车？门卫说，矿务局的来电话，让来接新工人的领导接听一下。这位矿领导让司机把车停在公社门前路边，就马上进去接电话了，出来的时候他满脸堆笑，急乎乎地向公社院子走去。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车上有人担心是不是矿上变卦不要我们了，有的猜测是不是哪方面和公社没协调好。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矿领导从公社办公室陪着安同安出来，还亲自给他拎着被子，并安排他在驾驶室里和自己并排坐。

后来大家才知道，安同安的舅舅是矿务局的大领导，之所以鳌北煤矿能在高街公社首次招收农民协议工，除地域因素外，和安同安舅舅的部署有密切关系，矿上的干部对这位大领导的外甥当然不敢怠慢了。

车到矿上以后，我们就被移交给培训科的领导管理，安排在矿办公楼后面的会议室住，面积有三百多平方米，没有暖气，地上打的通铺，偌大的窗户没有窗帘，而且四面漏风，早春的东北风刮过来，带着阵阵沉闷的响声，把不太稳定的玻璃吹得呼啦呼啦地晃荡。好在会议室的窗户安装得比较高，风虽然刮得很大，对我们这些从来都没有住过楼房、有许多人也没有见过楼房是什么样子的农村娃，没有丝毫影响，而且是通铺，五十一人睡两排，新鲜感都享受不完，谁还能把冷当回事。

 

我们要在这里接受十五天的入井知识专业培训，再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上班。上课的老师是矿上的中层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级别最高的是矿总工程师肖伟光。肖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出头，个子约一米七，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方长的脸形，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透过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的眼睛，看人的目光温暖而有亲和力。听带班的老师介绍，肖工程师是一所煤炭专业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在相邻产煤大省宁永煤炭工业厅从事领导工作，后来受“文革”的影响，阴差阳错地来到鳌北煤矿管井下建设，因为学的专业是矿井建设，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几乎没有回过几次家，至今矿上人也没有见过他的老婆孩子长啥样子。“文革”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他也恢复了名誉，按照政策可以把家属带到矿上落户，其他领导干部都按照政策把家眷带来，分到了专门为知识分子和矿领导盖的四层干部楼，而他始终孤身一人，住单身公寓楼，排队在职工食堂打饭。在业务上，他是名副其实的鳌北煤矿建矿专业一把手，井下的一切事情难不倒他，也离不开他。

协议工培训的第一节课就是肖工程师讲煤矿安全知识，他说：煤炭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为广泛的稀有资源，因为有了煤炭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伴随着火与光明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你们就要从事这项给人类开采光明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和我一样，是神圣和光明的缔造者，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伟大群体。煤炭是几亿年前地壳经过剧烈运动，将整片的森林植被翻覆到地下，隔绝了它们生长所必需的空气，通过长期的挤压及其自身的化学反应，逐渐形成的。我们打破时空的限制，在这样复杂的自然演变环境中开采煤炭，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特殊是任何行业无可比拟的。大家要知道的是，危险是这个行业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和战争一样，我们国家也给了我们这个行业一定的死亡指标……他用充沛而真实的感情，和专业而扎实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崇敬，也坚定了我们在煤矿井下工作一辈子的决心。

肖总工程师讲煤矿安全时，非常严肃地说，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按照规章制度作业，不违背客观规律，事故不会主动去找你。我们国家颁布的《煤矿安全规程》每一条都是用矿工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为了你自己的安危，还有未来的事业，一定要规范作业，不违章蛮干，安全生产，说实际一些就是在上看不到天、下看不到地，四壁都是石头的夹缝里采煤，稍有疏忽，断胳膊断腿是小事，丢性命是常事。对矿上来说，这就是一次事故，根据不同责任，处理上几个人，对死者的赔偿，按照现在标准就是拉一车煤把棺材架在上面，派个工会干部送回老家看着安葬就完事了。有你没你井架上的天轮照样转，二十四小时三班一个轮回的生产秩序不会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对你的亲人来说，那就是天塌下来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我们从入井的第一天起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按章作业，不断学习，顺应规律，在这充满凶险、激情和挑战的行业中，展示自己的才能，体现各自的人生价值。

肖伟光工程师的第一天授课，对这些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农村青年来说，就像吃了块压缩饼干，嚼着有味，但一时很难消化，大伙似懂非懂地发出不同的议论。安同安说，老师讲的井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们这些人有用，我是应个名来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学习结束就到地面上轻松的单位上班了，你们可要好好听，深刻领会啊，不然到井下就没命了，连媳妇的面儿都没有见，白来这个世上了。此话引起大家的强烈愤恨，身强力壮的姚大勇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个箭步上去抓着安同安的领口，对着脸就是左右两个巴掌，还说，让你再放屁，就是不下井，今天你爷也要在这儿揍死你，你信不信。安同安脸上留下两个大手印子，在众人一片谴责的拉架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

姚大勇三十岁，是我们协议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其父亲是相邻白寿县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听说后来提拔到市人大还是政协任职了，在方圆百里都知道他有水平，威信高，非常喜欢为乡亲们办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相对富裕，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很本分，做事情很仗义，为人也谦和，从不以父亲是领导就自觉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家在我们高街公社名声很好。姚大勇是他的大儿子，在农村经常因抱打不平引起不少的“麻烦”。家里条件这么好，又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干协议工，许多人都不理解，估计是他父亲看他老在农村“惹事”，让他到煤矿换个环境，改一改野性子吧。他的身份、年龄和为人，自然带来一些影响力，于是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的中心，特别是今天的慷慨还击，让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亲眼见识了他的豪气和正义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不少人暗自高兴，有这样的大哥在前面撑着，今后谁也不敢小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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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叫常孝忠，距离十八岁还差几个月，是通过父亲在大队当主任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他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在生产队挣半个（劳动力）工分，对老师讲的几乎理解不了几句，他不缺吃不缺穿，没有挣钱养家的概念，所以在他心里，什么安全不安全，事业不事业，与我毫不相干，只要离开家里，不干那些琐碎的农活，能逛能玩儿就好。

周绪东就不一样了，他是高中学历，高考未被录取才回到乡里，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有耐心，又尊重长辈，把群众的工分、账目做得明明白白，不管谁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从大队到公社的领导，都认为他是个当干部的好苗子。自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土地分到农户，生产队这一级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没有会计，计工员自动消失，周绪东只好经营自家的责任田。他个子矮，根本吃不消这种繁重的农活，恰巧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计工分在干部群众中的好印象，他成为五十一个名额中第一个被公社推荐批准的人选。所以，他来煤矿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利用这个平台展示才华，和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比高低。他心里想，是正式还是协议工，外面的人谁知道，人人皆知的是，在国家大型煤矿上班，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至于井下有多艰苦，他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他相信以他的聪明和对事、对人认真的态度，很快就能适应井下工作，加上自己有短暂的当农村干部的经历，只要肯不懈地努力，还怕以后当不上矿长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非常注意细节，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体里，处处表现出一个知识青年的素养。

王选怀是退伍军人，赶上那年国家百万大裁军回到了农村，个头不算高，充其量一米六八，体重有六十公斤就不错了，还有些驼背，但受过军营的熏陶，人非常精干、结实，尤其走起路来，简直就像一阵风，说起话来像竹竿倒核桃，叽里呱啦谁也插不上一句。王选怀说，他当兵的目的就是想跳出农门，在部队谋个一官半职，他当的兵种是地质勘探，在大凉山里找黄金，当然野外作业，风餐露宿的辛苦程度就不用提了，四年下来终于到了代理排长的位置，就差一步转正了，赶上了国家大裁军，干部不分军龄长短全部转业，部队销号，士兵退役回原籍。用王选怀的话说：他就像一个纸鸢，飞上天空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又一下子掉头落回原地，心里说不上有多沮丧了。在农村干了一年，正好赶上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他在部队的历练，再加上干勘探，有一定的地质方面的知识，还有能说会道的一张好嘴，很快搞定了来公社招工的郑庆东。由郑庆东出面在公社旁边的合作社食堂摆了一桌酒菜，邀请大队、公社干部参加，王选怀买单。大队、公社两级干部酒足饭饱之后，又有招工的干部极力推荐，这样的顺水推舟，自然不难成事。从王选怀自吹自擂的言语中，我们才知道来公社接大伙的那个矿领导就是郑庆东，是矿劳资科管井下工人调配的干部，选怀还说他和郑科长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这两天人家还约他去家里吃饭呢。尽管真假难以辨别，但也着实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娃羡慕不已，人家当过兵，见识广，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和矿上的领导拉上关系，这是本事。

至于入井培训，王选怀根本就不屑一顾，上课时动不动就打断老师，提一些和井下毫无联系的问题，课后更是嚣张得找不着北：什么老师，什么肖工程师，他们的水平根本不如我，不是自吹，我在矿区走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是煤，哪里有水，什么仪器之类的高科技，根本就用不着。以后都听我的，保证让你们不出力，挣大钱。我们都没有下过井，也没见过煤是咋挖出来的，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受文化层次的限制，都似懂非懂，经王选怀这样一吹，大家更是摸不着头脑，露出惊讶的表情，就连姚大勇也给他投去既藐视又羡慕的目光。

王志胜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全年级前十名，尤其是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他的成绩更是出类拔萃，然而这样一个学霸，作为家中独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主动放弃了高考，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他人品好，有文化，又能吃苦，什么困难都难不住他，遇事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年之后理所当然地被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一次公社干部来队里检查水土保持工作，王志胜从本地的年降雨量说起，到黄土层的含水量，以及当地农作物种植季节的影响因素，说得头头是道，推翻了前面许多不切合实际的盲目决策，得到了公社党委书记的高度赞赏，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农村科学种田工作。

正当志胜准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展宏图的时候，大队书记神秘地对他说，煤矿来公社招收工人，名额有限，咱大队只分配了两个，我首先考虑到你，整天在这土地上刨来刨去，有啥出息，你有文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到了矿上，凭你的为人和知识水平，肯定能干成大事。我这一来没有文化，二来年龄大了，人家不要了，要去的人都争得抓破头皮。咱在一起共事，当然先推你了。

王志胜犹豫了好长时间才说，我家里有老人，不愿出去，要出去我考大学早走了，况且煤矿是很危险的职业，我父母这一关肯定过不去，你的好心好意我领了，指标还是让给最需要的人吧。

书记说，咱们在一起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你的工作能力我是佩服得没啥说的。你的层次大家都看在眼里，但凡稍微有点能耐的，你看谁愿意一辈子待在农村？二队那个魁娃，初中都没念完，仗着他三姨夫在县上干事，在村里没待几天就安排到公社当电话员，没干到一年就招工到煤矿当工人了，你看魁娃现在回来穿的是啥叶子（当地人把好衣服叫叶子），抽的啥烟，村里人哪个能跟人家比。难道你就情愿一辈子在农村和黄土地打交道吗？

志胜一时间无言以对。书记继续说，这是国营大矿，难得有这机会，凭你的能力，一定能干出个样来，我也跟着沾光。再说了，那个矿离咱村只有几里地，整天和在家一样，老人的工作我去做，现在挖煤不比过去，国营大矿都是机器出煤，安全着哩。

书记推心置腹的一席话，确实让王志胜非常感动，也觉得很有道理，仔细一想，农村埋没了多少能人啊，现在土地已经分田到户了，中央政策说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再怎么解放，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没黑没明地围着土地打转转哩？王志胜想通了，他和书记一起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就这样成了我们这批协议工中仅有的三名高中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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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胜后来听人说，公社已经研究让他接替当大队书记，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书记借招协议工的机会，先斩后奏，把他合情合理地排挤到了煤矿，保住了自己书记的位置。王志胜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已经毫无兴趣了，他说，我离开了大队干部领导的岗位，就不考虑那边的事情了，既然选择了煤矿，就要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鳌北煤矿。

志胜对入矿培训是另一种体会，尤其是肖伟光总工程师的讲课，仿佛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挖煤包含了这么多的学问。不管大队书记是不是别有用心，也不管挖煤是不是就低人一等，他把这些都排斥在九霄云外，只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的崇高和光荣。

已经三十岁出头，没有娶上媳妇的韩正群一直想改变家庭贫困面貌，抱着吃饱肚子的想法，在生产队干部的同情下，也当上了农民协议工。他知道煤矿井下危险，搞不好把命都搭进去了，他母亲也知道儿子到煤矿下井意味着什么，但家里的光景不允许老人家有任何留恋的余地。韩正群的大舅就是在六十年代一次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丧生的。听他母亲说那年他大舅二十六岁，结婚不到一年时间，媳妇才怀上孩子。大舅出事之后，大家一直瞒着外婆没让她知道。媳妇有一天出门，走之前对外婆说，我到矿上你儿子那儿待一段时间就回来，你不用牵挂。打那天出门，媳妇就再没回来。直到大舅下葬一年之后，外婆才知道儿子没有了，儿媳妇已经打掉孩子改嫁了。外婆每天都去地里哭坟，双重打击之下，眼睛都哭瞎了，身体也已崩坏，一年之后就走了。

韩正群听他母亲说，当时是矿上来人把大舅的噩耗先告诉了大队干部，大队书记跟她说了实情，她和他爸跟着去到离矿三十公里以外的通君县办善后，总共给了二百块钱，矿上的大卡车拉了半车煤，棺材放在煤上，在大队干部的“周到”安排下，安葬了大舅。母亲说，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见到大舅的遗体，下葬的那天自家屋里人想打开棺材看上一眼，都被矿上的人和大队干部阻止了，而且棺材已经封死，根本就打不开。母亲说，那次瓦斯爆炸矿上死了一百多号人，光她娘家公社就死了二十四个。

现在韩正群又要到矿上去下井，老人比谁都清楚可能会丢命，但是，家里只有三间柴房，年久失修好多年了，父亲三年前去世了，韩正群为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中间只差两岁，家里的口粮勉强能吃十个月，三个孩子都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想说个媳妇，人家一听这条件，连回话都没有了，所以在母亲心里，煤矿再苦再危险，也是条活路，现在就剩这一条路了。韩正群说，母亲把他送出家门只说了一句话，去吧，就看你的命了，煤矿最起码能先吃饱肚子。对于入井培训课，还有大家对下井的各种说法，韩正群不想表达任何观点，他来这里的意义，就是等下井发工资了，给母亲送回去，帮助家里挨过缺吃少穿的饥荒。

原海峰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高挑的个子，性格内向，总是只身独影、沉默寡言，外表看上去很斯文，但很少和大家接触，所以谁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

陈忠启是五十一名协议工中年龄最小的两人之一，虚岁只够上十八岁，初中刚毕业，被重钱轻学的父亲从学校叫回来报了名。父亲是生产大队的会计，在矿上也有不少的熟人，所以通融一下就过去了。忠启本想继续读书，父亲对他说：念书的最终目的还不是挣钱，煤矿工资高，这样的机会难得，等你上完学哪还有这样的好机遇啊。父亲还给忠启举了身边的例子：你大姑1960年没有考上完小，小学毕业，回到屋里正好国家招应届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学校的，那些考上完小的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现在都在农村种地，而你姑在省城吃商品粮，干大事，你说机遇重不重要？忠启听了父亲的话，放弃了学业，到鳌北煤矿当了农民协议工。别看他年纪小，灵巧的身躯很讨大家的喜欢，而且他非常有礼貌，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将大通铺的卫生打扫一遍，提两个大铝壶，去三百米以外的职工食堂把开水打回来，给每个人的保温壶里灌上，得来回打三趟水才够灌。老师上课他也是第一个到教室，将黑板擦干净，给老师把保温壶的水灌满，所以他在短暂的十五天培训里，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肖总工程师有一次还专门把忠启叫到他矿部院的单身宿舍，让忠启给自己门前小片的菜地施肥、耕种，并承诺等分到采煤队后，会通过关系让忠启给井下运材料，只上中班。

王民录属于协议工中年龄比较大的，在生产队当了十年的保管员，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保管员的岗位就自动消失了，不过在岗位上的时候，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讨好了不少的上级领导，再加上多年没有干过农活的情况，大队领导是清楚的，所以看在以前在一起干事的分儿上，照顾了他一个名额来到矿上。也许是习惯了被别人巴结，他养成了暴躁的坏脾气，两只眼睛总是发出逼人的光芒，直勾勾地盯你好长时间也不移开。他脸上常常堆满笑容，乍一接触给人一种憨厚、朴素、真诚的感觉，但说起话来却从不留情面，有啥说啥，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听课非常认真，是唯一一个没有缺过课的人，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赵治民一米六的个头，来自世袭工匠家庭。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匠，在当地声誉很高，父亲自然子承父业，跟着他爷爷走村串户吃百家饭，做百家活，日子过得还比较富裕。他们有一技之长，相信传承，对读书上学并不看重，所以治民很小就辍学跟着学手艺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治民越发排斥那种严苛苦闷的学艺生活，于是放弃了以后也吃这口饭的想法，自己报名到煤矿当了协议工。不过，多年的耳濡目染，匠人家庭宽厚待人、勤俭持家的好家风，治民还是继承到了，在外人看来，治民懂礼貌，有教养，是个难得的好孩子。

李永安本来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协议工，也不和我们一个县，他家在陕南最困苦的白河县。培训结束正式下井前，有六个人因为怕苦不干了，矿上得从我们公社再挑六个人来轮换。永安的表哥在掘进二队担任副队长，而且是矿上的劳动模范，得知有协议工轮换的机会，就找到矿劳资科说，他们那地方太穷了，山大沟深，希望能把他表弟李永安招到矿上下井。矿上看在永安表哥是骨干的分儿上，让永安破例顶我们公社的名额来到采五队。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表哥的厚望，秉承了山里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干活很卖力，大家都很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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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宝平和田宝琪也是后轮换来的，他们俩分别来自我们公社最远的两个生产大队，相互都不熟悉，听说一个是高中毕业，一个高中即将毕业，学生气非常浓，跟我们感觉没什么共同语言，加上不是同期参加的培训，所以接触就很少。听说培训结束的考试，他俩的成绩是最好的。

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上了协议工，担忧的是合同上清楚地写着农民身份不变，一期五年时间，最多续一届，工伤乃至死亡的一切善后工作矿上不管，从工资总额中提取17%交给公社，由公社全权处理后事。这是明显推脱责任的不平等条约，只管给矿上干活，矿工应有的待遇享受不到，而且在井下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干上十年，即使不发生大小事故，身体也会透支，回去以后农村的重体力活也难以承受，还没有退休工资养老，一生就这样废了。我是抱着一种干几年挣点钱，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最好能娶个媳妇的临时观念当的协议工，所以对老师讲的课，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跟我同一批的还有原长运、刘振琦、贾正平、何玉龙，轮换来的李怀玉等，随着他们的逐个出场，他们的形象自然会跃然纸上，这里不一一介绍。

高街公社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是当时国营煤矿用工制度改革的缩影，种种的成功与失败、人性的复杂与演变，都承载于这些人的经历里，变成一个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写入了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册。

我们所在的这个鳌北煤矿，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国家“一五”期间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煤矿重点工程。由苏联专家勘探设计，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由我国煤建工人自行建造完成。鳌北煤矿的建成投产，展示了中国煤矿工人的建矿水平，对缓解国民经济起步阶段的煤炭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曾经涌现出无数个省部级和国家劳动模范、人大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眼下正处于青年时期的鳌北煤矿年生产煤炭七十五万吨，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一百二十万吨，职工家属三万人，是渭北矿务局十三对矿井中的骨干矿井之一，每年的中国煤矿文工团下煤矿慰问，到西山省第一站就是鳌北煤矿，逢年过节煤炭部、省市领导下井体现生活、慰问矿工必选鳌北煤矿。鳌北人走在大街上，不管是休探还是请假，都愿意自豪地说，我是鳌北的人，可见当时的鳌北煤矿不仅在整个西部，在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去鳌北煤矿，从煤城渭北市乘车出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慢坡上下爬行约半个小时后，车绕到一个山梁上，隐隐约约地就能看见矿区生活区全貌，家属区层层叠叠，占据了整个山头，夜幕降临时满山灯火，远看仿佛一座座高楼大厦。从建筑学的角度鸟瞰生活区，像一个歪歪斜斜的英文字母“X”，错落有致，和谐而雄伟，被称为“渭北市的布达拉宫”。

鳌北人习惯性地把他们煤矿按照地域分为“山上”“山下”“东山”“西山”“南山”“北山”，生活区大部分建在山上，办公楼、选煤楼、坑木场、井口都在山底下，人们分别称之为“山上”和“山下”。由于这里的地势并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用东西南北划分不科学，零散的住户，其他辅助设施，还有和当地农民混住的地盘，统称“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好多事情，因为习惯，也就约定俗成了。鳌北人说，除了这几块片区的划分，还有一个马车店也是一片生活区，渭北矿务局第三人民医院就建在那里，医院旁边也是生活区。当年建设鳌北煤矿的工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水平，找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一个窑洞或者一间简陋的工棚就安了家。鳌北煤矿还有两个区别于其他煤矿的标志性工程，显得十分独特。一个是从生活区上山通往生产区的绞车道，用钢绳连接车厢，一辆上去，一辆下来，互相交错，方便了工人上下班。另一个标志就是这里曾经有一棵古树，有上千年的历史，巍然屹立于南山的顶端，任凭岁月风雨洗礼，仍然坚守着脚下的土地。鳌北所处的行政区域归属鳌北人民公社管辖，后改为乡政府，因煤矿正南方向的鳌背山而得名。整个矿区以一条从生活区穿行而过的公路贯通，路的一端连着渭北市，一端通往金石山煤矿、红旗镇、张家沟煤矿、豁口和陈坡煤矿，然后连接国道出省界。原来绞车道上边还有一条矿区专用公路，也是从渭北市直通鳌北煤矿西山。西山是重要的生活区和商业区，矿上的一个小学、两所中学，加起来三千多名在校学生，就在西山。这里本来是一片山地，六十年代建设者们用洋镐、镢头、铁锨把山开挖成平地，盖成了学校。

鳌北煤矿除了地域优越，建设起点高，在国内外有名气外，发展前景非常美好。放下锄头换上工装的农民，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工业区。不管是什么工，端着碗一样可以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职工食堂吃饭，一样可以在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电影院每星期看两场免费电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心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自豪。随着入矿培训的深入，大家对煤炭行业的认识，从最初的一知半解、害怕，慢慢转变为期待和向往，都感到能在煤矿工作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许多人还不断表决心，一定要在井下干一辈子。

培训结束后的第一天是入井参观。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春，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通往井口的下山道路上，拉煤的大卡车排成长队，看不到尽头。一列装煤的火车正从选煤楼下缓缓地前行，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喷发着一条一条的白色长龙，驶向远方。从工业广场通往上广场生活区的有轨电车，两旁挤满了刚下夜班的工人，下来的电车载着上早班的工人和到下广场菜市场买菜的职工家属。电车一上一下四分钟，不停地循环运转，每一个四节车厢，人都坐得满满的。由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大宽敞的大办公楼前，机关干部穿着整洁的工服排队做操，办公楼后边的三十米高的井架，两对一米四的天轮交叉着飞速运转，将下夜班的工人用罐笼从八百米深的井下运上来，又将上早班的工人稳稳地运往井下，这种习以为常的交替，开启了新的一天。

我们一大早在供应科领了工作衣、矿靴、矿帽和灯牌，由一名矿安检科长带队，到更衣房换衣服。更衣房有上课的两个教室那么大，每隔两米就摆放着一排有一人半高的柜子，每个柜子有两个隔断，上下两层，每个隔断有白漆喷上去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我的编号是2828。大概有三千个号，说明在鳌北煤矿井下工作的有三千人。带队的干部三十岁出头，姓权，矿上的人见了都面带笑容地打招呼，叫他权科长，至于哪个科的，我们不知道。权科长人非常和气，他说，你们都找自己的号，这个号就是你在鳌北煤矿唯一的工号，工牌、灯牌、自救器、更衣箱都是这一个号，可不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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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按照各自的工号找到自己的更衣箱，我旁边的更衣箱下正好蹲着一个露着眼睛、白牙、满脸黢黑的矿工，他屁股坐在反过来的安全帽上，浑身上下脱个精光，肩膀上搭着一条变黄发黑的白毛巾，右手边放着一个肥皂盒，左手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深吸一口后吐着烟圈，下面的东西毫无遮盖地耷拉在外面，而他没有一点儿害羞的表情。他半睁着眼看了我一下，继续眯着眼睛过他的烟瘾。我换衣服扎好腰带，矿灯插在头顶的安全帽上，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哎了一声说：小伙子，新来的吧？把灯从安全帽子上取下来拿在手上，你又不是领导下井检查工作。看来你和我一球样，没办法才来下井挖煤。灯挂在帽子上的那是工作面干活的，走在大巷赶人车的必须拿在手上。你放在帽子上灯绳三挂两挂，把你小子拉在车轱辘底下，连小命都没有了。我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说，谢谢您师傅，以后还要多指点。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抽着烟说，指点个球，自己看着办。

等大家都换好工作衣，戴好安全帽和矿灯，两名矿安检员一前一后地把我们带到井口，早班下井的工人已经全部入井，夜班工人大部分开始升井，剩下晚点的工人三三两两升井，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身上还背着不同形状的铁工具，艰难地向澡堂方向走去。此时正是早班给井下运材料的繁忙时段，各区队根据井下不同工种的需要，有沙子水泥、道木荆笆、板皮，还有电机油包等等许多叫不上名的井下材料，材料统一装在轨道矿车上，早班工人排成长队在井口等候罐笼，争先恐后地抢着让自己的材料先下井，各自都忙各自的工作，没有人关心那些晚升井的工人是谁，更没有人关心下井的是谁。井下发出的铛铛的电铃信号和绞车启动时强大的惯性电流，夹杂着初春东北风的呼啸，形成一股人与自然交错烦扰的震撼的冲击力。这时，带队的权科长走在最前面，到了井口旁他扭过头来说，他叫权吉忠，是安检科科长，今天由他带领大家参观井下，明天大家就正式分到区队上班，从现在入井的这一刻起，就要严格按照学习班培训讲的安全大于天的要求去做，否则就要出事故。

鳌北煤矿的井口是用水泥架起来的十多米高的东西通道，中间用四根钢轨焊接，两根钢轨和四根很粗的钢丝绳竖起的井架有三十米高，上面架设煤矿的标志性象征——天轮，和小孩胳膊一般粗的钢丝绳从斜拉的绞车房电机的滚筒上通到天轮，直接连接到罐笼。这就是矿井的心脏，所有工人及领导干部下井都是乘坐循环罐笼。每罐乘坐二十个人，五分钟一个循环。从井口通往东西方向有两条铁轨，一头停放着等待给井下送料的矿车，另一头是从井下运上来的石头，直接通过轨道翻到了矸石山。煤矿把下人和送料的井口统称为副井。等三个班工人上下班高峰期过后，各区队的运料工再将各种井下需要的材料通过罐笼送下去。运输材料是井下作业的一个重要的工序，运料工是在大巷里工作，不用到工作面采煤，比较安全，一般都是有关系的人干。

下井的第一道关口是安检，安全员搜身，看你是否将烟和打火机带到井下，烟火是安全规程明令禁止携带的，再一个查你的工牌和人是否一致，防止顶替下井。罐笼分上下两层，每层能装二十多人。虽然上课时老师已经讲过入井常识和安全措施，但真的要下井了，大家还是抑制不住产生了害怕和担心，每个人都沉着气，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和姚大勇、王志胜、赵治民第一批入罐笼下井，把罐员清点了人数，确认没有差错后，唰一声放下罐笼上的铁链子，关闭铁栏杆，按动按钮，大功率绞车启动。罐笼以失重的感觉进入地下，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接着是哗哗的流水，像雨一样打在罐笼和安全帽上。罐笼与两边铁轨的摩擦造成的摆动，更增加了我们的恐惧感。六十年代建设的煤矿，尽管国家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建矿思路，优先满足生产和安全需要，但不可否认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

我们出罐笼只有一盏罩着铁丝网的电灯（煤矿叫防爆灯），挂在罐笼左边的一处灰暗的砖墙上方，从墙上开着的那个很小的窗口往里看，里面摆放着一张发黑的破旧桌子，前面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正在和门口的一个人说话，借着灰暗的灯光，隐约地看这个人满脸的蛮横，我们站在窗口前，他仍然和那人没完没了地说话，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权科长是乘坐最后一趟罐笼下井的，他看到大伙都站在这里，说，这是井下考勤室，大家把各自的工牌交给里面的田工，升井的时候再从这里拿，否则考不上勤，这一班就白干了。我们将工牌递进去时，田工用不屑一顾的眼神，打量这些穿着新工服的人，说，哪一部分的？下井参观吧？权科长急忙上前解释：新招的农民协议工，第一天下井。这位田姓考勤员不耐烦地问，我问你是哪个队的，牌子往哪放。权科长赶紧笑眯眯地说，今天是参观，明天才往区队分，牌子单独放，考勤表月底报安检科就行了。这是到井下的第一道关，从考勤员的言行和科长的态度看，井下考勤室绝对是一个权力机构，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上的。

权科长让大家排成一队，一个跟一个走。巷道没有灯光，矿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透过矿灯微弱的光往里看，这是在石头里开拓出来的一条巷道，四周全是凹一块、凸一块，龇牙咧嘴的石头茬子，只有破碎的地方用木头支撑起来，感觉非常坚固。中间架设两条电车线，脚下除了电机车的轨道外，就是巷道两边的排水沟。水沟虽用水泥盖板盖着，但盖板有许多缺块，有的地方和没有盖板也差不多，工人踩着盖板走，稍不留神脚就会踩到水沟里，好在水沟不深，矿工下井穿的是防水胶靴，不会出什么事。往里面越走越深，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运输材料的电机车开动时和直流电线摩擦产生的弧光，瞬间把十几米范围内的巷道照得通亮，借机可以看到巷道两边架设的各种管道和指示牌。随着电机车的来回穿梭，不停地有上下班的矿工扒矿车，老师培训时讲，这是严重的违章，事故率很高。矿车在不规则的轨道上高速运转，后面的矿车咣当咣当地发出碰撞声，矿车左右摇摆，看上去马上就会翻车似的，距离人行道最窄的地方，勉强能过一人，扒车的人得冒着掉道被甩下来的风险，一旦夹在了中间，即使不死，也得缺胳膊缺腿。煤矿六成以上的事故是运输事故，运输事故中九成是违章扒车造成的，老师是这样讲的，现在看确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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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走了三个钟头，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权科长停下脚步说，大家稍歇一会儿，准备上山。他说，我们刚才走的这段路是井下最宽敞的运输大巷，共32公里，这就是给你们上课讲的井下一水平，也叫辅助材料运输和人行大巷，以一水平巷道为分界线，下面为下山，上面为上山。我们矿经过这么多年的开采，下山的煤已经采得不多了，剩下的都是边角料，没有多少开采的价值，而且条件非常糟糕，所以，就放弃不采了。现在采上山的煤，上山开采因为地质的原因，条件相对复杂，光这坡就有三百米长、六十五度，爬上去就非常不容易。从现在开始，走到最近的工作面也得四十分钟，好些地方人爬着才能过去，路上还要不断躲避下料运输的矿车，可见在工作面干活有多苦，这来回路上五个多小时就够你出几身汗的哩。所以说，吃挖煤这碗饭不是那么简单，我让我儿子讨饭也不叫他下井担惊受怕吃这份苦。科长的话让一部分人有了畏惧情绪，听说前面的路更难走，有两个人提出不干了，要回去。科长说再不干也得等到从工作面出来升井，现在回去把你丢了成我们的责任了，你不干了就趁早回去，免得出事故扣全矿的奖金。煤矿特殊的环境，养成了煤矿人说话难听、直率的脾性。

从一水平大巷到工作面上的这段绞车坡比权科长说的不知道艰难多少倍，本来就很窄，并排勉强能容下四个人，脚下还有两根铁轨，轨道中间还有一股黑水向下流，人行道除了深一脚浅一脚的灰尘外，有些光滑的地方站立都很困难，大家只好拽着悬挂的电缆线前行，三百米长的距离，大家整整走了四十分钟。有一个名叫何成龙的协议工，坐在半道上大声地哭起来了，盯工作面的安检员只好推着他走到坡顶。到坡顶说啥也一步不走了。无奈之下，权科长让安检员带着他原路返回，提前升井。我们在坡顶上稍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向工作面走，前面所走的水平大巷和上山绞车坡、巷道都是在石头里开拓出来的，这下不同了，虽然是平巷，两边和顶部用密密麻麻的木柱支护，而且全是煤。走了有三十米，一道坚固的木门把大家隔在了外面，权科长用力地拉开，让人把着，又进去推开了另一道木门，顿时，一股强气流冲过来，吹得人晕头转向，等大家都通过了两道门槛时，权科长说，这就是安全规程上所说的风门，是井下煤矿“一通三防”的核心、煤矿的咽喉。大家能感觉到，风门外面是从地面送下来的新鲜风流，里面是工作面生产期间产生的混合气体，对人体有危害，必须尽快通过新鲜风流循环带出去。权科长说前面就是煤溜子头，工作面出来的煤通过溜子拉出来从溜煤眼倒到煤仓，从煤仓装矿车，通过大巷运到地面，溜子巷低，溜子头更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此时，我们已感觉到浑身热乎乎的，空气的温度在不断升高，能听到哗哗的机械转动声。

这是一个只有两平方米的三角区，煤像水一样通过溜子滚筒往下泻，飘落的煤尘遮住了视线，隐约看见有人在溜煤眼旁，抡着大锤砸煤块，大家弯着腰从溜子头的电机上爬过去，走到了顺槽大巷。巷道总共只有一米五高，溜子还拉着堆得老高的煤运行，我们只能顺着煤帮，弯着腰向里走，三部溜子每部一百米，到工作面时大家汗流浃背，每个人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工作面分上下两个采煤面，两部溜子对开，把放炮炸下来的煤从工作面拉到中间巷的溜子上，再到溜煤眼，电机车在溜煤眼底下装车，拉到井下车场翻罐笼，再通过主井绞车提升到选煤楼，装火（汽）车，发往全国各地。

这就是煤由源头开采变成商品的全过程。

井下采煤工作面到底是啥样子呢？大伙拿矿灯顺机头往里照，看见的是一排一排的铁柱子，一排竖着三根为一组，每组柱子上顶着一根钢梁，横着把三根柱子连在一起，每根柱子间距一米，每组相距六十厘米左右，一头伸向溜子边的煤壁，一头保护着采空区防止石头坠落。工作面就是由这些铁柱子支撑，形成一个篮球场大的空间，保护着工人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采煤，采一帮煤回一次柱梁，依次循环。

到工作面时接近下午一点钟，早班放炮工刚放完炮，在溜子头缺口等待生产班工人开始分工种陆续进入工作面。先进去的开始用镐清理顶板上松动的碎石、刷煤壁，一部分清理过道的煤。溜子开动了，两个工人拿着和簸箕一样大的铁铲子，两边拴着钢丝绳，尽头套着一根木棍，他们站在溜子道沿的煤堆上，一个将铲子插在煤堆里，一个手扶铲把，一个手抓着顶板上的铁梁，一只脚使劲儿踩着铲子，前面的人将木棒插在溜子刮板上，借溜子运行的力，一铲子一铲子往煤溜子上翻煤，三十米长的煤堆就是通过这种半原始的机械动力，把煤倒在溜子上，再经过多个环节运送到地面。

权科长带领大家从机头走到机尾，走马观花地见识了工人在井下是怎样采煤的，熟悉了工作流程，然后从机尾的回风巷出来，通过人行巷道升井。我们洗澡后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了，上午十点下井，参观一趟就得六个多小时，平时要在里面干活，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宿舍后，大家累得躺在床上没一个人说话，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天第一次下井，没走到工作面之前，就已经领悟古人说的上天容易入地难的真正含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巷道里，凭着一丝微弱的矿灯光引路，假如一个人走在大巷突然关闭矿灯，那种恐惧感应该不亚于一下入了鬼门关。而到工作面后看见工人干活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夹杂着机械发出轰鸣的声音，我的担心恐惧随之一扫而光，那种创造人间奇迹的振奋，坚定了我在煤矿干下去的决心和意志。

第二天起床，一多半人的腿抬不起来了，其中六人坚决不干了，主管干部郑庆东不管是利诱恐吓，还是反复劝导，都毫无结果，那六人连被褥都不要就跑回家了。

今天我们要分到区队了，郑庆东宣布：五十一人除跑了的六个，剩余四十五个全部分到采煤队，一个是采煤二队，一个是我们昨天下井参观的采煤五队，每个区队二十三人，采二队二十二人，我和姚大勇、王志胜、王选怀、赵治民、常孝忠、韩正群等二十二人分到采煤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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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北煤矿七个采煤队分采一、采二、采三、采四、采五、采六和预备队，其中预备队是应急采煤队，哪里出现险情，哪里有难啃的硬骨头，预备队就冲上去了，八个掘进队分掘一、掘二、掘三、掘四、掘五和红旗、七一队。其中红旗和七一队是打巷道的，煤矿叫掘开拓巷道，其余是掘进煤巷，为采煤队准备工作面。采煤和掘进被称为井下一线。一线是煤矿生产的心脏，最苦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出彩的地方，最被人小瞧的地方，矿上谁犯错误了，最狠的处罚就是发配到采掘队去。还有通风队、运输队和机电队，因工作相对轻松，有技术含量，被称为井下二线，有一定社会关系和内招老工人的孩子，都安排在二线，相比一线安全一些。而我们这些农民协议工那肯定在最艰苦最危险的采煤队了。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分到了采煤五队，采五队是矿上的王牌队，老师上课讲，鳌北煤矿有光荣历史，采煤五队是矿上的功勋队，也是国家的功勋队，在我国需要大量煤炭支撑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采煤五队这个英雄的战斗群体。从1981年国家将采五队装备为高档普采工作面开始，采煤五队连续三次荣获全国高档普采冠军，连续七年跨入全国高档普采甲级队，先后被原煤炭部、全国煤矿地质工会授予“煤炭工业双文明红旗单位”称号。

来劳资科接我们的是采五队办事员王建发。采五队的办公室在矿综合办公楼三层，能坐二百人的样子，两个陈旧的办公桌，周围摆着用木条做的连椅，窗户用纸糊着，纸上印着“渭北矿工报”的字样，屋内设施虽然简陋，但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牌、锦旗，一下烘托出了它的荣光。

王建发把大伙领到办公室后到隔壁的房间去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个子都在一米八以上，一个三十多岁，一个约四十岁，两人一前一后坐在了会议室。王建发介绍，这是党支部书记侯文江，这位是队长田定军，大家欢迎。现在请田队长讲话。

田队长笑着点了个头，说，大家好，我叫田定军，现在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我姓的田就是田地的田，也是种地的田，不是挣钱的钱。我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在生产队时开磨面机，1973年鳌北煤矿在我们公社招收农民轮换工时来到矿上，当时和大家一样，都是农民身份，名字叫得怪好听，三线战士，实际就是农民，和你们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来时背着馍，肩上扛着镢和锨，说是支援一段时间三线建设就回去了，结果一直干到了现在。对于咱们农村人来说，干这活儿最适合，首先能吃饱，每月五十六斤粮，饿不了肚子，收入还高，一个月八十一块钱工资，你到哪儿挣这么多的钱？通过十年时间我娶媳妇生娃，家里还盖了房，我的体会是这活儿能干，管它什么协议工、合同工、固定工，到井下，都一个球样，把活儿干好，钱装在口袋里，说话才硬气。我看你们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没媳妇，有媳妇了不会干这活儿，农村娶个媳妇也不少彩礼。你们好好给我挖煤，媳妇就在煤墙里面，如果不缺班，一年下来刨过吃喝，挣个媳妇不成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大家。不过，井下确实是三疙瘩石头加一块肉，你们昨天下去亲眼所见，那是比较好的工作面，实际要比这危险艰苦得多，井下干活儿你们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石头可不认人，把你砸死了可不要说我没提前给你们打招呼。

轮到书记讲话了，侯文江说，田队长已经说得不少了，我再补充几句，除了照顾好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外，要卖力气给我把活儿干好，谁耍奸溜滑、偷懒，我可饶球不了你。你们来的目的也很清楚，煤矿是干什么的，煤矿就是挖煤，挖煤不单纯是危险还非常辛苦，这活儿现在的正式工没有人愿意干，才招收你们这些协议工，因为农村人能吃苦，才招你们来，协议工不能调动，能保持采煤队人员稳定。还有挖煤工资高，农村家里普遍穷，富裕的不会来冒这个险，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心一意地上好班，多挣钱是根本。谁挖煤卖力、干活儿多，我们就表扬，多发奖金。要说明的一点，你们来到采五队，大家就成一家人了，不分正式与协议工，只要肯出力，多出煤就是英雄，每月谁干得多，我请谁喝酒。

庄重简短的欢迎仪式，说准确一些就是动员令。结束后，我们从与王建发非正式的交流中，知道我们队编制三百五十个人，每班八十人，分甲乙丙三个生产班和运料、机修大班，生产班里分打眼放炮、采煤和放顶三个工种，连年被局矿评为先进。我被分配到乙班，班长梁永忠，副班长杜唉根，带我的师傅叫李治富，陕北米脂人，个子一米八朝上，长得眉清目秀，说话多半是方言，勉强能听懂一半。他说，我是1968年招工到矿上，一直在乙班，咱班长梁永忠和我一个村，我们同时招工来的。你是我带的第六个徒弟，前面的徒弟有的当了队长，有的考学出去了，有的调离煤矿，还有一个在井下事故中死了。我没念过书，没有文化，一直在井下干，至今已经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在矿上找婆姨，人家看不上，陕北老家介绍一个吹一个，人家女娃一听说下井就不干了，害怕成了寡妇。李师傅叹息了一下，也不抬头看我一眼继续说，井下这个活儿确实危险，不过干顺了感觉还可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能吃苦就行，可要千万小心，事故随时都会发生，我下了这么多年没有受过大小工伤，全靠自个儿和运气。井下讲运气，我那个徒弟就是运气不好，刚上了四个班，下班走在大巷里一堆人，上面掉下来石头，没有砸到别人，就砸他了，当场就没救了，这就是命。要么说自己一定要注意，别人都靠不住。咱今天是上零点班，你回宿舍好好睡觉，要干一晚上，到时间我去叫你，以后你掌握时间我就不叫了。

这是我走向社会，来到煤矿遇到的第一个师傅——李治富，他的这番话看似很平淡无味，但却是他多年煤矿经验的总结，他要把他内心的苦衷和担心都告诉我，让我珍惜这份工作，但一定要注意安全，都是肺腑之言。我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也曾遇到伯乐、引路人，但都没有像李师傅一样给我留下深刻烙印。他这几句话，直来直去的，我不知道是有水平还是没水平，但是让我听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回到宿舍我本想蒙头就睡，却久久无法入眠，满脑子都是回忆，想起我家在农村因为穷，自从记事起，别人看我家、看我都是一种歧视的眼光，农民朴实、豁达、单纯的本性在我的身上没有得到一丁点的体现，我感觉到的都是自卑、没有底气，生怕被人瞧不起。到了采五队听了这些非同一般的话，我就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那么自信和有干劲儿的人，田队长和侯书记的话是对大家说的，而李师傅却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挖煤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人的那种别样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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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半睡半醒的感慨与回忆中，宿舍外传来操着很浓陕北口音的叫声：小王、王彬，新来的叫王彬的新工住哪个宿舍？李师傅从走进院子的大门就开始喊我的名字，由远到近，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急忙起床，正要开门，李师傅已经推开了宿舍的门。他没有进宿舍，而是在门外等了我一会儿，我俩一同去了职工食堂。李师傅让我坐在桌子前不要动，他到窗口，打了两份肉菜，拿了六个馒头，还让我去窗口端炊事员已经盛好的两碗稀饭。当我拿出饭票时，窗口服务员说，端走，前面那个人已经给了。我回到桌子前，李师傅看着我犹豫的表情说，赶紧吃饭，时间快赶不上了。我说饭票，师傅说，哪有这么多事，以后路长着呢，谁让我是你师傅，井下活儿重，多吃些，不然撑不到点。灶上的馒头比较小，我一连吃了三个，李师傅两个还没有吃完，他又转身从窗口买了两个回来，最终我吃了五个。李师傅说，看来饭量比我大，这是好事，井下活儿能扛得住。

到了区队会议室例行每天下井前的班前会，协议工在乙班分了四个，韩正群、王志胜、赵治民和我，总共有二十人左右。班长梁永忠说，今天工作面的情况不太好，机尾后三节槽子的断层处出现了小冒顶，上一班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咱们下去也不一定能处理完，即使顶背上了，煤墙里还不知道啥情况，放炮搞不好还要冒，景兴堂、焦永林、刘发孝，你们给我顶着，放小炮，提前挂梁，千万不能让冒下来，冒顶工作量就大了。还有分来的四个新同志，队上已经指定了老工人一带一，你们多招呼一下安全，谁带的出了问题，按照矿上和队上的规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假如让新工人出了重大安全事故，你就不要上班了，卷铺盖走人。你们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四个带新工人的在断层前面，条件比较好一些，每茬二十三节槽子，几时干完几时升井。

我们换了衣服，领矿灯、自救器到井下，那些老工人看都不看路，一溜烟走得无踪无影了，师傅们也想赶路走在前头，我们跟不上，他们走一阵子还要回过头来等我们一会儿。等我们四个到了顺槽溜子机头工具房领工具，好使的工具已经被前面先到的老工人领走了，我们只好领有各种毛病的工具。所谓的工具房就是在煤里掏个洞，里面放着干活用的各种工具，有锨、洋镐、榔头、水平楔子和叫不上名字的铁具。工具房没有专人看工具，是开溜子的那个人，代招呼工具，李师傅让我领锤、锹、洋镐，他前后背着二十个水平楔子，每个楔子一公斤半，有的地方人根本就站不起来，要蹲着走，艰难地走到工作面缺口处。梁班长说，机尾冒顶已经处理好了，开始放炮，只见从工作面钻出来一个人往外拉放炮线，身上背着放炮器，坐在我们身边把线接在放炮器说，把耳朵都给我捂着，开始放炮了。话音刚落，就利索地拧动放炮器钥匙，咚、咚、咚！沉闷的声音震得缺口铁顶梁在颤抖，顶板小石渣和煤尘哗哗地往下掉，打在安全帽上，我们新工人已经胆战心惊，而老工人他们像在地面上打赌开玩笑一样，毫无感觉，嘴里还讲着某某人回家见老婆的黄段子，旁边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断有人提更深、更黄的问题，当事人骂骂咧咧地说上几句，大家开怀大笑。放炮员不知道从工作面钻出来钻进去地连线放炮多少个来回，最后一趟出来说，快进去维修挂梁，顶板快要冒下来了。黄段子还在继续，爽朗的笑声在这八百米深处回荡，使新工人忘记了这是在煤矿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面，而感受到煤矿除了恐怖和紧张外，还有激情，有笑声，有乐趣，是一片纯情的黑色世界，置身其中，心里充满了阳光。

直到梁班长从工作面出来，一边骂着狗日的脏话，一边顺手抓了一把煤，迎面砸过了来，大家才打住了带色的话题，像老鼠一样，纷纷进入工作面去到各自的岗位上。

工作面一百六十米长，爆破下来的煤像一条长龙，躺在了煤墙边，煤溜子上压着放炮崩过来的煤在艰难地滚动，看不见溜槽，看不见刮板，只见煤流像巨浪一样在缓慢地涌动。李师傅一只脚站在松动的煤堆上，一只脚蹬在溜子沿上，左手举着一根铁梁，右手穿连接楔子的同时，一个垫步让另一只脚移到煤堆，用力举起钢梁，喊我将挂在柱子上的水平楔子穿在两个钢梁的交接处，一个手迅速从腰间抽出榔头，向水平楔子砸去固定好，就这样十几个循环的挂梁，稳住了顶板。李师傅用洋镐这儿敲敲，那儿挖挖，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对顶板和煤墙上松动的煤，全部处理掉，自己感觉万无一失时，才放心了，然后从老空的浮煤下找到大锨。他右手握着大锨，左手把着头顶上的钢梁，让我拿着一根有一米长的木棍，木棍十厘米处套着一条钢丝绳连着大锨，木棍插在滚动溜槽的刮板上，身体随着溜子的传动，带动那头师傅大锨一前一后地将煤墙的煤倒在溜子上。

师傅跟我说，拉大锨不难，关键要掌握要领，两个人和溜子配合好，棍一定要插牢，即使断了也不能松手，一松手反弹打在后边拉大锨的人脸上，破相是轻的，打瞎眼睛就毁了人一辈子，一定要记住。我们配合得还算可以，二十节槽子的煤半个小时拉完了，然后师傅让我清煤墙遗留的浮煤，他打戗柱，移溜子。浮煤我还没有清完，师傅用顶溜器已经把溜子移到煤墙根了，还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师傅再用洋镐刨，出煤的工序就算基本完成了。接着进入第二道工序打柱子（支撑顶梁），师傅叫我把锨、洋镐背出去放在机头，将升柱器拿进来，再从老塘里将预留的铁柱子抱出来紧贴溜槽边，松开柱锁扒出来卡在顶板的钢梁。他一手拿榔头锁住，一手将升柱器卡在柱锁上，敲开柱锁，然后转动手把，待柱子将钢梁与顶板挤压得发出叭叭的响声，就证明吃力到位了，然后锁上柱锁，取下升柱器，再来下一个，整个工作程序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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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胜和我分到同一个班，一个班也分三个工序，打眼放炮工要提前两个小时下井，等生产班的人到了工作面，一帮煤的眼要打好，放炮工即将装过一半的药。等生产班人一到工作面就开始放炮，放炮震倒柱子，或者顶板有松动，及时喊生产班进来维修，打眼放炮工一般都选择身体灵巧、有眼色的人干，因为上一班留下工作面是啥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数，打眼放炮工是第一个进工作面，要具备在复杂情况下，即时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第三个工序是放顶回柱工的活儿，他们要比生产班晚下井三四个小时，在生产班把煤出完，一帮柱子全部打好，他们才进入工作面，将老空最后边的那一排柱子回出来。采煤工作面的支架是见四回一，预留得多，顶板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支护区和煤墙上，毁灭性的大型冒顶事故就是在驾驭不了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发生的，老顶预留少，顶板石头垮落到工作面，威胁到矿工的生命安全，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写进了《煤矿安全规程》。放顶回柱工是采煤工序中比较单纯的一项工作，不需要像生产班出煤需要那么多工具，只需要一把钢钎和榔头，把最后一排柱子回收出来，让顶板自然垮落，压力释放在老空里。这项工作危险系数高，必须年轻力气大，手脚麻利，在敲开柱锁的瞬间，顶板垮落前，把六十公斤的柱子和四十公斤的钢梁回收出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动的，稍有疏忽就有生命危险。

我与王志胜是在出完煤升井走在顺槽溜子上碰头的。给他带头的那个人二十来岁，方方正正的脸盘，眼睛里透出逼人的光芒，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矿灯搭在肩膀上，衣服袖子挽在了小胳膊上，一手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一手拿着榔头，猫着腰，往工作面冲，嘴里还不断地喊：“跟上，快点。”王志胜紧跟在后面，有一种战场上遇见敌情，冲锋陷阵的感觉。

当我们收工走出溜子巷，下了绞车坡走在与大巷的交会处，一列运煤车咣当、咣当地从身后开了过来，直流电线与机车摩擦出的弧光，把巷道照得通明，车行驶到绞车坡的三岔口时并没有减速，此时，从绞车坡急忙跑下来几个不知道是哪队的下班工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煤车，从我们旁边驶向井口方向。李师傅说，千万不要扒车，这是严重违章，被安检员抓住最少罚款十元，送学习班学习半个月。要是倒霉遇上车掉道，轻的也得断胳膊断腿，要是翻车压到车底下或者挤在煤帮上，命就没有了。

我问李师傅，这么危险他们为啥还要扒车呢？师傅说，这些人都是些不要命的，冒这个危险就为了早一会儿升井，没啥意思。我再问李师傅，你扒过车吗？师傅说，我手脚不利索，也不敢，违章罚款划不来。

当我们脱了工服，拿着毛巾肥皂到澡堂子洗澡时，王志胜他们已经泡在澡堂里洗得差不多了，李师傅用陕北话对放顶班长说，今还顺畅，跑到我们前头了。放顶班长也姓刘，陕北人，和师傅是老乡，他说，今天顶板没有压力，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战斗了，正好遇上煤车就顺便扒上去拉出来了，赶在你们上罐的前面。正说着，对面池子里有人喊，狗日的谁在看澡堂，我日你妈，水都臭成这样了还不换。这人连续骂了好几遍也没有人来。此时，这个骂人的赤身裸体地从池子跑出来，拿拖鞋砸在值班室的门上，这时值班室才发出声音，不要砸也不要骂了，从昨天早班到现在水管都没有水，我也没办法，要骂你骂矿长，要日你日矿长他妈去吧。

我说怎么在门口就闻到一股怪味呢，原来如此。澡堂子的四壁几乎和煤一个颜色，中间吊着一盏灰暗的电灯。两个池子有三十平方米，水脏得撩起来能掉线。我们生长在大西北干旱缺水的地方，洗澡对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在我二十三年的记忆中，洗澡是有数的，就每年夏天在村东头被当地人叫涝池（我们叫动水）的塘子里洗澡，这个池塘蓄的是雨水，供生产队牲畜喝，和村里人洗衣服用，下去出来身上全是泥，那也比这强，起码没有臭味，水也没这么黑。现在说是洗澡，其实就是简单地走个形式，把身上的煤灰冲一下，能洗个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到更衣房时，放顶回柱的人已经穿好了衣服，打眼一看，除了脸蛋以外，眼眶和身体有凹进去的地方全是黑的。

王志胜等我穿好衣服一起出了综合楼，往宿舍方向走。我问志胜感觉咋样，他笑眯眯地说，没问题，这活儿不在话下，比起咱在农村拉架子车换粮轻松多了，那是没黑没白地赶路，顺利的话一趟才挣二十块钱。这一个班我六点下井，现在才不到十一点，满打满算连路上五个小时，能挣差不多三十块钱，还有八毛钱的入坑费，到哪儿找挣钱这么快的工作啊，我知足了。谈到扒煤车和放顶回柱的危险性时，志胜说，这算个啥啊！还记得当年咱卖柿子把架子车抬到火车上那场景吗？跟那比，扒煤车就是小菜一碟，放顶再危险，最多就是两个小时，能危险到哪去。

我俩边走边说回到宿舍时，李师傅已经坐在了我的床上，房间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放满碗筷，中间摆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和两瓶标贴发黄的柳林春酒。吃饭时，师傅说了许多工作方面的事情，我俩除了感激还是感激，话不太会说，就拿着茶缸大口大口地跟师傅喝。我和志胜也是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我俩都醉了，师傅后来说的啥，咋走的，我俩都不知道。

这是我到鳌北煤矿正式下井干活儿的第一天，以后每每回忆起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那个中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这一天，揭开了我们这批农民协议工走向社会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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