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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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  录

 

第一章  漂  泊

第二章  征  战

第三章  不  屈

第四章  别  离

第五章  孩  子

第六章  伤  痛

第七章  彷  徨

第八章  谋  生

第九章  尾  声

引  子

 

碑高3.92米，呈钻塔型

碑周围玉阶铁栏，花草簇环

一块石碑

有立体的灵魂和情感

 

编号仍旧是pdc01号

搪瓷水杯和军用水壶

诉说着42年的沧桑岁月

镂刻的碑文里

还奔跑着抛物线形的油柱

舞动的红旗、拍红了的手掌

 

我用敬仰轻轻地抚摸它

指尖上

仍能感受到1975年温度

----刘雪梅《中原油田发现井》

 

这是在河南濮阳地区打的第一口油井，也就是中原油田的第一口井，诗人刘雪梅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她的观感。实际上，在出版的有关中原油田的书籍中，都会提及这口井。诗人的叙述是浪漫的，但打这口井的时候，就不那么浪漫了，它背后的苦累，非亲历者，体会不到。

暂且不谈论这些，我们不妨穿越一下。

公元前660年12月，天冷得很，地好像都被冻裂了，现出一道道缝隙。天空却是湛蓝的，蓝得让人心疼。按往常，卫国国君卫懿公，会到他养的鹤舍瞅瞅，看看它们会不会挨冻，因为鹤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孩子，国家算什么，百姓算什么，所有这些，都比不了鹤。但是，这时候，他没心思管鹤了。

因为，在这个把地冻裂的日子，狄人已经攻入北部边境，占领了大片地区。士卒对卫懿公养鹤，早已恨得咬牙，令人可笑的是，鹤竟享有禄位，但士卒没有，士卒们都嚷嚷着让卫懿公派鹤作战。此时，卫懿公蒙了，不过他很快镇静下来，决定亲自迎战。

明天就要出征了，夫人坐着垂泪，卫懿公露出难得的温柔。他将夫人拥入怀中，夫人的泪流得更急了。他的手贴在夫人的脸上，泪水拱出指缝，流到卫懿公的手腕上。泪水很凉，好像一个硬物，刺进他的皮肤。他没有经历过战争，他想，如果一支箭射进皮里，是不是也是这种滋味？

当然，这只是他的想象，战争的残酷是难以预料的。夫人几次跪着劝他，不要他亲自征战，卫懿公都不同意，他明白了，自己玩物丧志，有愧于国人，他要以新的面孔，给百姓看看。

卫懿公不亏是条汉子！

那天，卫懿公一夜未眠。

宫殿里本来是用蜡烛照明的，蜡烛用完了，改用了备用的油灯。到了半夜，灯油将尽，仆人就要添油，被卫懿公制止了……

那时的灯油，用的是动物脂肪或植物油。卫懿公不会想到，两千五百年以后，也就是清朝末年，他的后人，也和其他地区的百姓一样，用上了煤油灯，这种煤油，正是从石油中分离的。

又过了八九十年，到了公元1975年，古代的卫地，也就是现在的濮阳，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也就是刘雪梅诗中提到的pdc01号油井。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

地质专家们断定：这是一个新的区块，新的油田。

于是，胜利油田、南阳油田、玉门油田、长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等许多大的油田，开始在濮阳及周边的地区，进行大会战。工人们鼓足了劲，要让这个古代的卫地，重新以新的面目出现。会战顶峰的时候，在这里工作的职工家属，达到了二十万左右，偏僻的小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由于老油井产量逐渐递减，在本区又没有发现大的油气区块，所以总产油量大幅度下降，于是，大批钻井队开始走出去，到外地以及国外，寻找出路，中原油田人也开始遭受到彼此分离的煎熬。

2020年的一天，在濮阳，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初冬，杨树叶还算青绿，风一刮，照样哗哗脆响，但对于某钻井队工人王留华来说，却和平常不一样。他在家休息了二十五天，今天就离开濮阳，去非洲上班。本来是八点出发，但他凌晨4点就醒了。他想悄悄起来，准备早饭，这是他最后给妻儿准备早饭，虽然有点太早，他还是想起来。实际上，他妻子也醒了，他们都没有睡意。王留华让妻子躺着，自已起床了。

做好饭，天还黑着，凑着这点空闲，他把家细细看了一遍：沙发、电视、冰箱……这次离开，说不定半年后才能回来，想到这，鼻子有点酸，但没让眼泪流下来。

吃完饭，他给孩子送到学校，不敢告诉她离开的消息，他忍受不了分别的场面，他准备中午再给孩子打电话，那时候，他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他的楼下也有棵杨树，他每次返程时，都看看这棵树。早些年，父亲还活着，他离开家时，父亲都要送他到杨树下，然后依着树干默默地流泪。

以后，每次离开家，王留华都习惯地凝望一下杨树，这时，泪水就开始打转了。

……

在中原油田，有许多像王留华这样的人离妻别母，远赴天南海北，远赴世界各地，他们都是为了两个字：石油！

也有一些年轻的石油人，面对这种境遇，困惑彷徨。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虽说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和油田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影响着这个企业。

……

2020年到2021年，我用了很长时间，先后采访了中原油田近百名石油人，现在虽说是和平年代，但他们的故事，一次次让我觉得，像发生在别的时代，因此，也一次次让我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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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漂  泊

 

风在吹吗

海在啸吗

下雨了吗

 春天还那么冷吗

 

只要你还在这里

就把一千只陶罐

注满甘泉

让沉寂的莽荒地鲜活起来

——安爱军《凹陷地带》

 

“只见一个一个的炮弹，嗖嗖地往天上飞着……”

 

我见到路来宾时，是个下午。他坐在椅子上，窗台上摆满了花草。阳光很轻，钻进窗户，洒在娇嫩的花瓣上。 他有30多岁，我看着他满身充满了沉静。他曾经奋战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现在归来，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

我记忆中，最让我害怕的是2012年5月3日，那是在非洲的苏丹。

这天吃完晚饭，我们正在房子里聊天，突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房门，敲门的人说井场着火了。由于井场离我们不太远，我们出门一瞅，发现着火的地方离我们的施工车辆很近，我们必须把车辆挪走，于是就往着火的地方跑去。

正走着，突然有个东西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后来才知道是颗炮弹的弹头。这时，一群苏丹人朝我们跑来，边跑边喊。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意思是：赶紧跑，不跑就会被炸死的。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仍然继续往前走。

这时又“嗖”地飞过来一个东西，像一个烟花腾起的声音。我们觉得不对劲，仔细一问才知道，是苏丹人的弹药库爆炸了。原来是这样，我们一下吓蒙了，就赶紧跑开，钻到了房子里。

不一会，监督（甲方管理人员）过来敲门，让我们到防弹坑避险。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防弹坑边。刚蹲到坑里，就听到外面咚咚乱响。声音虽说不是很大，但感到非常瘆人，不知道下一秒钟将会发生什么。

过了几分钟，声音大了起来，响声很闷，震得心慌，防弹坑边沿上的土开始哗啦哗啦往下掉。

这些事先挖好的防弹坑有两道，一道是靠近弹药库的地方，另一道距离弹药库远点。刚开始，由于时间紧急，我们跳到了距离弹药库较近的防弹坑里。为了保证绝对安全，我们又赶紧挪到了另一个相对安全的防弹坑里。

蹲到坑里后，响声发生了变化，一阵一阵的，变得像枪声一样，比原先密集起来，我吓得不得了。这时候正好有人递给我一支烟，为了稳定情绪，我就抽了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抽烟。因为太紧张了，你想想，外面枪弹乱响，如果有大的爆炸的话，又没有地方跑，说不定命都没了。

这时候我脑袋里全是空白，什么也没有，就像一张白纸。

以前，读小说什么的，遇到紧张的事，书里总是说“脑子里空白了”，这一次算真正体验了。人害怕的很了，都变得麻木了，只有浑身发抖，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了。

在防弹坑里待了一阵，我悄悄伸出头，往外面望了一下，只见一个一个的炮弹“嗖嗖”地往天上飞着，它们飞行的轨迹，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有的是螺旋的，有的是摇摇晃晃往上跳的，乱七八糟的什么样的都有。它们就像一头一头的怪兽，“嗷嗷”地尖叫着，四处狂奔。

炮弹不长眼啊，我怕被炮弹击中，不敢再看，就缩回了防弹坑里。

爆炸声不断，危险越来越近，防弹坑里的苏丹人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祷告起来，声音低沉密集，整个坑道乱哄哄的。这时候我开始烦躁起来，因为太害怕了，需要安静的环境，他们哼哼唧唧地念经，反而增加了我的恐惧。说实在的，他们也同样害怕，这样做，也是他们的民族习惯，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也不便干涉他们。

由于太害怕，我也记不清过了多久了。最后，爆炸声慢慢小了，等到彻底平息后，我们从坑道里爬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到现场看了，原来，炮弹都在集装箱里放着，盛炮弹的集装箱本来是方形的，炮弹一炸，现在变成圆的了，成了蜂窝状。

被炸毁的盛炮弹的集装箱（图略）

他讲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他在非洲遇到了这么危险的事。这时，我觉得他仍处于那时的惊恐之中，就有意引开他，讲别的话题。

2014年，我去了南苏丹。这年12份的一天，我们刚对一口油井施工完毕，甲方的监督（油田的管理人员）就赶紧让我们收拾行李，马上撤离。我们问监督怎么回事，监督说，两个部落打起仗来了，说不定一会就打到这里了。

我们赶紧联系飞机，决定抓紧撤退，就开始往机场跑。到了机场，发现机场被一个部落的人控制了，他们打死了机场的调度，即使有飞机也没法降落。没办法，我们又赶紧返回了营地。

我们的项目经理在北苏丹，这时候，客机不敢往南苏丹飞了，只好租用运输机（货机）。项目经理找到负责运输机的领导人，他们非要美金，还得必须是现金，才往南苏丹飞。

我记不清他们要多少现金了，反正数目比较大。平时哪有那么多现金啊，这可把人急死了。但是没有现金，人家就是不往南苏丹飞，当地政府指挥不动机场，他们也知道危险，说不定飞机就有去无回了，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谁有钱谁说了算。这时候，我们的项目经理急的饭都吃不下，因为几十名兄弟已经站在死亡线上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在北苏丹的一个负责人，去了东非的乌干达找美元，那里有一个他们熟悉的大公司。在多方面努力下，这个公司终于答应借给钱。借了钱以后，为了尽快解救我们，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一个人包了一架飞机，马不停蹄地赶到北苏丹的一个机场，把钱交给了机场负责人,这时，这位机场负责人才同意往南苏丹派飞机接我们了。

听说飞机来了，我们就赶到了机场。到了机场，发现机场已被当地武装人员控制。经过艰难谈判，他们才同意我们离开。在我们离开前，他们一个一个地检查我们的手机，看看我们手机里有没有他们敏感地方的照片，如果有了必须删掉。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才允许登机。

由于机场附近正在打仗，机场负责人只给十分钟的登机时间，超过十分钟，飞机就起飞，谁都不等。这个钱他们宁愿不挣，也不冒险。这是要命的事，大家都明白。

这是一种拉货的运输机，飞机里面没有座位，只有一些木凳子，我们坐上去，一路颠簸着飞到了南苏丹的首都朱巴。在这里停了一天后，我们又紧急联系回国的飞机，当时没有航班，不得已就去了乌干达。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周，订上机票后就回国了。

这时，我绷紧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心想，我们生活在国内，总觉得太平盛世，处处安安全全的，但在非洲，他们却遇到了这种危及生命的事，不是当面听他讲述，无论如何是不太相信的。我给他端杯水，让他缓缓情绪，他喝了一口，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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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印度尼西亚。甲方在一个小岛上的原始森林里，平整了一片土地，当作井场。由于当地的地下水没法吃，我们就在地上挖个坑，上面铺上一层塑料布，接雨水吃。井队用的水，大部分也是雨水。这里下雨的时候比较多，早上天晴得好好的，到了午后，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下了一阵后，太阳又出来了，接着开始蒸起来，床上的被子始终是湿的，像水洗过一样。潮气特别大，稍微一动，就会出汗。用毛巾把身子擦干，停上几分钟，浑身就又开始发黏了。那种潮啊，好像能把人活活整死，现在想起来还害怕。

你问我，常年在外，怎么谈的对象？

2011年，我在濮阳谈了一个对象。这年我休假结束，离开濮阳去了苏丹工作，在苏丹一待就是六个多月，这期间，两人见不了面，只能打打电话。六个月后，我回濮阳休假，在濮阳休息了个把月又走了。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苏丹工作，工作三四个月才能回濮阳休息一次。

我们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整天待在一起，当然我们也想整天待在一起，但是没办法啊，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子。在外部工作的油田年轻人，都是像我们这样谈恋爱的，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分开的时间特别长。说实话，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就这样，稀里糊涂很多年就过去了。

……

他现在调回机关工作，由于工作比较忙，我约他几次，他才断断续续的给我讲了这么多，最后这一次，话还没有说完，就赶紧出门办事了。

多年来，中原油田的好多年轻人，离开濮阳油田基地，到了国外工作，他们不像城市里的年轻恋人，能整天黏在一起，有的一年中最多相见一次。相拥相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他们虽说年轻，但他们的经历远远超出了这个年龄所经历的事情。特别是“别离”这个伤心的字眼，时时刻刻缠绕着他们。在和平年代，哪有比这种事情更让人难过的，可是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从表面上看，他们一个个普普通通，但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又是那样不平凡，每采访一位，都会引起我诸多感慨。

              

“反政府武装把我们包围了”

 

飞机不停地扔着炸弹，呼啸声、爆炸声接连不断。

这是政府军的飞机，向反政府武装阵地发起的进攻。

……

如果不说明，你还以为是电影里的镜头。这可不是演电影，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李耀辉今年31岁，以前是油田某公司的技术人员。我见到李耀辉时，他正坐在办公室，填着财务报表。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绿萝格外旺盛，粗大的藤蔓在窗棂上缠绕着。这是一个安静惬意的地方，和他正在向我讲述的非洲的经历，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我瞪大眼睛听着。

2012年7月，我们就在靠近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进行施工。有一天，我们正在井场里干活，突然一位负责井队安保的政府军官跑过来对我们说：“赶紧跑，反政府武装攻破了我们的军事防线！”我们听到后，吓坏了，于是就赶紧收拾设备，随着政府军撤退。

我们在前面跑着，政府军殿后，我们纯粹是一群逃兵。

当时我们都坐在车上，由于过度紧张，我老是担心车坏了。这个时候，如果车真坏了，说不定就落到反政府武装手里，一旦成了他们的俘虏，就别打算再活了。

这是沙漠地区，车在上面走得很慢，心想如果有飞机多好，一下子飞得远远的，就再不会有危险了。可是没有啊，只有几辆皮卡车，走得跟蜗牛一样慢。这时候，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防止发生什么意外，但这里没有手机信号。

在路上走着，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跟随政府军撤退（图略）

这种场面，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没想到竟发生到了自己身上。

觉得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到了一个军营里。这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军营是用土墙围着的，土墙不高，给我的感觉是不太安全。

我们在这个军营里住了下来，整天吃的是洋葱和土豆，因为这些菜便于保存，不容易腐烂。再说，这里比较穷，当地人吃的都是这些东西，他们习惯了，能填饱肚子都不错了，但是我们受不了，吃得我看见这些东西都恶心。

我们住在军营里的一个小平房里，这个平房大概有二三十平米大小，住着我们几十个中国人。没有床，睡的是地铺。房子前面两三米处，有一道土墙，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在房子和土墙之间活动。这点空间太小了，我们都憋得难受，像蹲监狱一样。关键是整天听到外面的枪声，太害怕了，又没事干，一天一天的，快把人熬死了。

那时候，天热得很，屋里根本待不住。天快黑时，为了便于睡觉，我们争着在房子和墙之间的空地上占位置。虽然在外面睡觉凉快一点，但总是睡不踏实，心想，万一有个炮弹落下来，肯定活不成了。

最可怕是每天都能听到反政府武装进攻的枪炮声,有时候，一阵紧似一阵的，好像他们马上就要打到军营门口了。我们都在想，如果他们打进军营里，我们这些中国人该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把我们一个一个杀了。大家整天想着这事，越想越吃不下饭，越想越睡不好觉。

军营外面有好多政府军的高射炮，特别是到了晚上，这些防空炮不时地对敌方阵地进行密集射击。是那种“嗵嗵”的声音，每一发炮弹爆炸后，迸发的气浪好像要把房子推到似的。炮声虽然沉闷，但那种爆炸声震得人撕心裂肺的。这样一来，我们更显得紧张了。有时我躺在铺上想，炮弹可没有长眼呀，如果炮弹把房子炸塌了咋办，我们这些人不就全部被砸死了？这法想下去，就越想越怕，想得越多就越睡不好觉。在这里的一个多月里，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最恐怖的是一天晚上，反政府武装快把军营包围了,枪声乱响，子弹嗖嗖的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在院子上空，我们看到一道一道的炮弹划过的火光不停地掠过，我想着这次肯定完了，肯定被反政府武装逮住。我们都躲在房子里，不敢动弹。

政府军开着皮卡车，上面架着重机枪，在军营旁边不停地巡逻，叽哩哇啦地大声讲着话，我们也听不懂，反正是很惊恐的声音。我们吓得不敢吭声，都在想，怎么能弄架飞机，把我们接走，但是和外界联系不上，这种办法只是空想，不过我们的车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逃跑。

和政府军士兵在一起（图略）

我们都很担心，因为这时候走是走不掉了。大家都在议论，如果我们被反政府武装劫持了咋办，但是谁都想不出办法。不过有一点大家是公认的，只要被反政府武装抓住，活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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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通讯信号，没有电话，不能和外界进行联系，怎么办？我们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得给家里人说点啥。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信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把要给家人说的后事写在纸上，实际上这就是遗言，但是谁都不说“遗言”这两字。大家写好后，想从军营送到外面去，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最后只好把“遗言”放在行李里，一旦出现意外，好给家人交待。

现在我还能想起那种场面，气氛挺悲凉的。

后来的一段时间，枪声渐渐少了，我们在房子里实在憋不下去了，就到墙外面的地方适当转一转。这时候，往天上一瞅，觉得天空特别蓝，特别高远，心里感觉也特别舒畅，毕竟在房子里困的时间太长了，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离开房子也不敢太远，也就是50米左右的距离，转上一圈就赶紧回屋了。

幸运的是，一个多月后，反政府武装被打跑了，我们回到井队继续干活。 

他讲到这里，感觉他轻松了，我也轻松了许多。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这位年轻人在国外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

他喝了杯水，缓了缓情绪，接着说----

我们在非洲住的基地也建了好多年了，里面住着好多油田单位。有一段时间，地方武装出现火并，在基地都可以听到枪声。

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打死了，大家都吓坏了。项目经理要求大家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撤离。这件事对大家震动很大，你想想，一个人在外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你还敢待在这里吗？

中石化的安全措施要求较高。比如我们吧，整天躲到基地里，不让出来。只有出去施工的时候，才能走出院子。就是基地再大，让你整天躲到里面，十天八天可以迁就，再长点谁能受了？所以在基地待的时间长了，人就变得木讷了，跟别人交流就容易出现困难。长期在这里待着，也没时间概念了，就知道日出日落，日复一日的，我是一点也受不了。

相比之下，美国的斯伦贝谢公司的人员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们可以随便外出。离我们基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集市，我们经常看到斯伦贝谢公司的人在市场里闲逛,还见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吸水烟，你看看人家多么悠闲。

我觉得，我在非洲那个施工基地，出去施工就像放风一样。出了基地院子大门，可以看到野地的树、庄稼，可以时不时看到路两边的村庄，心情也好了许多。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到离我们基地两三公里外的甲方院子里闲逛，有时摘他们一根黄瓜尝尝，回忆一下家乡的味道，觉得这是最大的享受。这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在濮阳的家，心里还有种说不出口的小难过。

闲暇时，伺弄菜园（图略）

有时候在院子里憋得太很了，想跟当地人聊聊，但没法离开基地，找不到当地人。基地有当地的雇员，但是彼此语言不通，没法进行深层交流，所以有时候就长时间地干坐着。

我们基地旁边有个小集市，在基地待了两年，我只去过两次。这个小集市，有一条很短的街，十来个帐篷，几间茅草房，其他啥都没有。但是就是这样的破旧的小街，我也想过去转转，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转，闲暇的时候，实在无聊啊。

他沉思了一下，表情凝重，似乎又回到了过去。我及时岔开了话题，问他出国是否方便。

我们从国内到苏丹的路线也不复杂：从北京坐上飞机，到阿联酋转机一次，再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倒一次飞机，然后坐上小飞机，到离我们基地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简易机场，飞机跑道都是土路，遇到下雨，飞机就无法起降。我们在这里下了飞机，护卫我们的军车，把我们接到基地，我们再次被“圈”了起来。

虽说我们受的罪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值得的。非洲人很穷，我们去打油井，对他们是一种支援。我们的雇工，在没到我们这里工作之前，都是用一种木棍刷牙，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没有牙刷，也买不起牙刷。来我们这里工作后，收入高了，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收入比当地人高很多，属于当地的白领。当然，现在他们也终于用上了牙刷。

高工资也让当地人想方设法来我们公司上班。据说，负责我们安保工作的士兵都是“老爷兵”，他们是通过关系来我们这上班的，表面上是正规军，实际上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恐怕没有什么战斗力，一旦打起仗来可想而知，当然对我们的保卫也许是形同虚设。

在非洲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李耀辉才24岁。在中原油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远离家乡，走出国门的还有很多很多。在国外，特别是非洲，战乱、瘟疫经常发生，他们克服了思乡、寂寞、高强度的劳作等种种困难，经历的艰难和凶险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起了顶梁柱的作用，创下了一项项卓越的战绩，为单位争了光，为油田争了光。

 

“他边走边抹眼泪”

 

张明树是某钻井公司厄瓜多尔项目部的技术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没有出国，在中原基地上班。我联系他几次，他一直没空。一天傍晚，他下班后，我在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

我19岁从油田技校毕业后，去了天津，在那里打工打了七个月。2001年油田钻井公司招工，我应聘后，始终在钻井队上班。光在濮阳这地方就干了10年，后来去过东北、青海、新疆等地方，2012年我到了厄瓜多尔工作。这地方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就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世界第二长河亚马逊河从这里穿过，原始森林到处都是。

这地方太热了，热得超出了我的想象。白天上班的时候必须戴上脸罩，再戴上墨镜，如果不戴脸罩的话，第一天就能被太阳晒红，第二天脸就会蜕皮的。如果光戴脸罩不戴墨镜的话，第二天整个眼部就变成黑色的了。

这里的蚊虫也比较多，天一黑，外面的灯罩上趴的全是大大小小的虫子。有一种子弹蚁最可怕，它是一种蚂蚁，比较大，蛰了人以后，像挨了子弹一样，特别疼，至少疼四五个小时，所以叫子弹蚁。在这个地方，这种蚂蚁太多了，防不胜防。

这里还特别潮湿，墙壁上长的全是绿毛，整天感觉浑身湿乎乎的，像在水里洗过澡。在房子里开着空调，还得开着加热器，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必须同时用。因为如果不开加热器的话，第二天早上墙壁上都是水珠。

我在这里工作，感到压力很大。我负责一个班的钻井工作，一个班总共9个人，就我一个中国人，其他8个都是外国人，都是当地的外籍雇员，不便交流沟通，不论大活小活，我都得亲自带着他们干。我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干，但我怕他们把工作搞砸了，对他们干活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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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外籍雇员比较滑头，干活投机取巧，还嫌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动嘴多动手少，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给他们耐心解释，必要时就对他们进行训导。他们这批雇员是他们国家劳动部招工的，不便于轻易解雇他们，所以我们总是以训导为主。

特别是语言方面是最大的障碍。我在国内接受培训的是英语，但是这个国家讲的是西班牙语，所以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到了井队后，每人发给一本西班牙语速成小册子，边学边练。

外籍雇员（图略）

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干活。外籍雇员大部分都是新手，没有干过钻井，我们得手把手地教他们。一些重要的岗位，就是教会他们了，也不敢轻易让他们单独顶岗，怕出危险啊，在钻井队，一出事，一般都是大事。

在这里，伙食方面还算可以。当地的中国人还不少，找的当地中国人当厨师。这个国家什么东西都靠进口，青菜也特别少。当地人没有吃菜的习惯。他们吃饭很简单：蒸点米饭，上面撒上盐，就吃起来了。当地有一种香蕉，可以用油炸或者煎着煮着吃，这是他们吃的主要蔬菜。

这里蔬菜很少，当地人不种，因为当地人饮食习惯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平常吃的是肉和水果，不吃蔬菜，我们吃的蔬菜都是到中国人开的超市里买的。我们的生活标准是一天7美元，伙食还算不错，水果、饮料随便用。

这个国家比较穷，当地人住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房顶是类似石棉瓦的东西。当地的工资一般是每月300美元，在我们油田上班的当地的雇员是600美元，年底还给分红。分红一般是五六千美元。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资企业，都喜欢到我们这些油田单位工作。

我们倒班也辛苦。从北京坐飞机，经过阿姆斯特丹，才能到达厄瓜多尔，加起来有二十来小时的路程。

现在和家人联系也方便了，都可以用微信和QQ说话。就是有13个小时的时差，我一般是上班或者下班的时候跟家人联系，其他的时间赶不上。我如果上白班的话，我下班的时候，相当于咱这儿的早晨。如果夜班下班了，相当于咱这边的晚上。

在国外工作，大家遇到的伤心事太多。我的一位工友，家人给他打电话说他父亲快不行了。他想马上回去，但当时井队的活太忙，由于在国外,人员特别紧张，没人马上替代他，又一想，即使现在订票，回国了也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于是就用一两天的时间，把井队的活忙完才走了。他回到家里，他父亲已经去世多天了。

现在回想一下过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石油工人都有一本心酸史。

2005年那一年，我刚订婚，就去了青海，在那里一下干了七个月。你想想，我们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一下子分别这么长时间，一般人怎么能受的了？那时候虽然有了手机，但是我们井队所在的地方叫南八仙，地形比较特殊，周围都是像土堆一样的小山，一个连着一个。刚到这地方的时候，手机没有信号，我们都是开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采油厂，用他们的座机给家人打电话，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多月。由于我出去不方便，两个多月没有跟家人联系。后来有了手机信号，但信号非常不好，想打电话，必须跑着找信号。有时候，找了半天才能找到，所以每次和家人的通话都显得非常珍贵。幸亏我女友也是油田子弟，她知道石油工人的难处，所以我给她打不打电话，她不跟我计较。如果是不理解的话，说不定我们早吹了。

2012年，我去厄瓜多尔的时候，我孩子才三岁，由于我爱人上班，主要是我妈照看孩子。从孩子出生到三岁，我真正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最多几个月。孩子三岁了，什么事都知道了，跟我还非常陌生。后来慢慢和我熟悉了一点。

一般来说，我出国走的前一天晚上，给他一说，他就会抱着我哭。不说也不行，怕孩子受不了。到他上了小学后，我说休假时间到了，该走了，他哭的时候也慢慢少了。

每次我走的时候，尽量凑白天，尽量晚一点走，我都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再走。

我把他放到学校门口，他往校院里走，每走几步就回头望望我。我朝他挥挥手，他边走边抹眼泪。每到这时候，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不忍心再瞅他，就转过身往回走，也是边走边流泪。到了家门口，我把泪擦干，因为爱人在家里等着送我，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流泪，不然她也会哭起来。

有时候我在想，工作把我弄得妻离子散的，我出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值不值得。想来想去，也弄不清个所以然。就这么慢慢干吧，单位需要我，家庭也需要我，二者不可兼得，没办法啊！

这么多年，对孩子欠的最多。

他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喉咙动了动，在努力地忍者什么。正是冬天，这时却突然飘起了雪花，雪花很大，一片一片地打在窗户上。为了缓解他的情绪，我瞅着窗外说了句“快过年了！”，他附和了一句，又继续讲起来。

我2012年去的厄瓜多尔，截至到今年，我参加工作18年来，在家过年也就四五次，其他时间都是在工作地过的年，哪有太多的时间陪家人啊。所以，只要有机会，我都是想法弥补。

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国外，生日那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孩子视频。生日礼物只能回国后给他买。我和爱人结婚的时候，没有给她买什么礼物，去年我回国休假的时候，给她买了个钻戒，算是一种补偿吧。像平常的纪念日，比如，结婚纪念日、情人节等等吧，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所以没法过，也不敢有这种奢望。

去年我从国外回来后，正在濮阳学习。一天上午，我孩子的老师发短信说，下午一点半要举行一个活动，学生和家长都要参加。我爱人在开封上班，离学校所在地的兰考县石油基地有五十公里的路程，显然她没法参加这项活动。那天濮阳正好下雪，发往兰考的班车最早是上午十二点的。我下了课是十点半，从濮阳到兰考需要三小时的车程。你看看，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半，正好三个小时，坐交通车已经来不及了。为了不让孩子失望，我花了460块钱打个的，急奔兰考。紧赶慢赶算没有耽误。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爱人工作时也是倒班，所以有时候开家长会都去不了，都是我孩子自己参加。学校举行活动，好多时候，要求家长必须参加，但是我和他妈都参加不了，别的孩子都有爸爸或妈妈陪着，我的孩子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想起来就辛酸。

这次我花这么多钱打的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类似这种事，对我们大人来说，是件小事，但对孩子来说，却是大事。这些事，说不定孩子能记一辈子，所以，花钱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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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在家的主要目的就是陪孩子，照顾孩子的吃住和学习。从孩子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只参加了两次家长会，确实太少太少了。

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的情况下，我尽量带他多玩玩。比如，兰考县城有个泡温泉的地方，我就带着他去洗了洗。

我每次回国休假，总想带孩子出外旅游一下，但是我岳父常年卧病在床，需要人伺候，所以不敢带孩子离开太久，这么多年来，只带他到郑州玩了玩。有一年为了送我，路过北京，凑这个机会，才有空带他转了转。

对父母也很愧疚。2009年快过中秋节的时候，我打算到过节那天回家看看我父母，况且我父亲一直病着。但是由于井队活太忙,中秋节那天我没法回家,当时我就想,忙完这几天，一定回家看看。大概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三天，我正在钻井队干活，我家里来电话说，我父亲快不行了。我一听懵了，赶紧回了家，没几天，我父亲就去世了。

他讲到这里，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窗外的雪下的更大，一点点堆在窗台上。他直直瞅着外面，沉默良久。我怕他难过，故意引开话题，问他，在井队这么多年，遇到过什么危险没有。他长叹一声说：遇到的危险太多了。

有一年，我们的井队在青海作业，我遇到了一次井喷。对于石油钻井来说，这是最大的事故。这次井喷相对小一点，喷出来的都是浅层气和泥沙，整个井场啥都看不见了，全是雾蒙蒙的一大片，我们都躲到了旁边的山顶上。这次井喷持续了四个来小时，大家都吓坏了。幸运的是没有起火，不然的话，整个井场将是一片火海，我们就会被烧焦的。

在井队作业中（图略）

井喷结束后，我们来到井场，地上全是沙子和石子，钻具还有其他的机器设备都被沙子盖住了，一片狼藉。地上的沙子很厚，能闷住脚踝。这一次井喷，给我们的震动很大，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候，我们一直进行防井喷演练。

还有一次危险，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在钻井平台上，我的手差一点被套管砸掉。

另一次也是在井场上，泥浆泵里的泥浆刺了出来，被我的嘴唇挡了一下，射到了我的眼上。当时我脸上全是泥浆，用水洗过后，嘴唇和眼开始肿了，眼皮上方被刺烂。对油田钻井了解的人都知道，泥浆压力很大，能把很厚的东西射穿。如果我的嘴唇没有挡了一下，我的眼肯定被刺瞎了。

他让我看了看他的眼。我发现他的眼皮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伤疤。对于钻井工作的危险性，其他行业的人一般是不了解的。搞钻井工作的，稍有不慎，重则造成人员伤亡，轻则致残。由于这个行业高度的危险性，油田每年都有因公伤亡和致残人员，其中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的职业病也不轻。以前用卡车送到井场的泥浆料，都是我们从车上一袋袋卸下来，再一袋袋划开，倒到泥浆泵里，就像装卸工干的活。一袋泥浆料是50公斤，一卡车有几十吨，将一车泥浆料卸完，我们都累得半死。

有一次我们一下倒腾了120吨，干一个班下来，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现在想起来，心里酸酸的。

再一个，就是上夜班，经常熬夜，对身体危害也大得很。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等到年龄大了，就暴露出来了。去年在厄瓜多尔，我一下上了四个月的夜班，你说这对我危害多大吧。

还有噪音污染。钻井队玩的都是机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噪音环境下工作，这种危害也是会折寿的，只是短时间不容易被发现。还有粉尘污染，比如，井队用的泥浆料、各种添加剂等等吧，这些东西是往泥浆里添加时，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空气污染。因此，石油工人年龄大的不多，好多刚到了退休的年龄就病逝了。

他讲的是实际情况，这些石油工人年轻的时候，受的罪太大了，比如，上夜班、没法按时吃饭、噪音污染、过度劳累，还有好多好多弄不清的原因，都或多或少地缩短了他们的寿命。

他们为油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请假。”

 

李建伟 42岁，是中原油田某钻井公司沙特项目经理。深秋的一天，他正好回濮阳倒班，我和他在一家肯德基店见了面。我来到店里，发现他正坐着等我。我是按正点到达的，他却提前来到了这里，我知道，准时、守信，这是石油人的一贯风格。

我们要了两杯饮料，边喝边聊着。

我是2005年去沙特阿拉伯工作的，现在已经13年了。目前我们公司有8个钻井队在那里作业，加上其他公司的，中原油田总共30来个钻井队。

在沙特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在我们钻井队上班的雇员讲的是西班牙语。在国内，我们学的是英语，所以还得重新学习西班牙语。咋学啊，没有课本，没有老师，咱是干石油的，又不擅长学外语，这可把我难坏了。但是，现状就在那摆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学。

在这种劲头鼓舞下，平时我自己学，回国倒班休息的时候，公司再组织我们一起学。关键是平常自己学习，我准备了练习听力的外语电影、课本，还有工具书电子词典等等。

如果在井队的话，每天下班后，我必须学习两个小时的外语，我总是自我加压，逼着自己学习，不然的话，哪有时间单独学习？

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不是专门学习外语的。刚开始什么都不懂，钻井队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用外语写的，一本资料厚厚的，一个汉字都没有，我一瞅，两眼都发黑了。有的工人感觉学不会，就打退堂鼓了。大部分人经过艰苦的学习，现在都能看懂井队的技术指令。

再一个难题就管理方面。在沙特的管理方式和国内不一样，在国内以效益为主。在沙特，安全看得特别重要。比如井队搬家吧，在国内，夜里照样搬，在沙特就不能这样了，一过下午6点，就停止工作了。现在各种规章制度太严，动不动都是罚款，少则几百元，多的几千元，所以工作中压力很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咱只有适应人家，不能让人家适应咱，尽力按人家的要求去做吧。

现在，我们的钻井队都在大沙漠里，干活，吃饭，睡觉，三点一线，哪地方都去不了，四周都是黄腾腾的大沙漠，随便跑你也跑不出去。不像在国内，吃完饭还可以到处转转，在那里，到处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根本没地方去。

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业余生活，下了班，人都快累死了，最多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了。不像在国内，可以组织个娱乐活动什么的，比如，扑克、象棋、羽毛球比赛等等，在那里，也没时间没精力搞这些。

在大沙漠里，手机没有信号，打不成电话。下了班，不忙了，就特别想家，想也没办法，没有手机信号，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有时候有种崩溃的感觉。后来，为了职工的心理健康，单位装了卫星接收器，可以给家人打打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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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去沙特的时候，人少，没人换班，我曾在钻井队工作了十一个半月。这十一个半月，我每天都要上12个小时的班，下了班，吃饭、睡觉，累得什么都干不成。再说，往外一瞅，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你什么心思也都没有了。这十一个半月，你难以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

这里的气候也让人受不了。特别是到了湿季，热得很，地面气温能达到五六十度，一干活，浑身上下都湿乎乎的，就像蒸着桑拿。干一阵活，就是一身汗水，衣服都湿了，一天换三套工衣都不行，那种滋味，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这种恶劣的气候容易让人焦躁烦闷，也容易发生事故，有的钻井队在作业中，工人的眼睛被工具打瞎了，也有人腿被砸伤了，中暑更是家常便饭，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

这里的太阳辐射也很厉害……

讲到这里，他扬起脖子让我看。我发现他的脖子全是黑的，脖子以下才是正常的皮肤。咋一瞅，像个“鸡心领”。如果不穿上衣，以为他戴了一个脖圈，由此可见，那里的阳光是多么可怕。

他继续讲——

相比国外，在国内干活还算好点。我在国内去的地方很多。像我们石油工人说的“人间、天堂、地狱”，我都在那里打过油井。新

在油泥中作业（图略）

疆鄯善县是“人间”，青海是“地狱”，伊犁是“天堂”。鄯善县的气候条件基本算可以，适合人居住。青海指的是青海花土沟地区，这里流传一个顺口溜：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1997年到2000年，我在这里干了三年。这三年没有倒班，一般是春节过后上去，到入冬才回家，一干就是一年。

当时，我老婆正怀孕，孩子的预产期是1998年8月份，那个时候，我打算到年底打完那一轮井再回家，我们井队平台经理（井队队长）照顾我，说我常年在外，老婆生孩子再不回家，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于是强行让我回家了。孩子出生后没几天，我又返回到钻井队，继续干活。等到冬天再回到家，孩子认不了我了。接着我第二年去青海干了一年，等到再次回家时，孩子已经会跑了。

在四川若尔盖地区我也打过井。那里海拔高，空气稀薄，从地面到钻台，就十来米的距离，只要走几步，就张嘴出不来气，需要歇几次才能爬上去，如果没有高原反应的话，十来秒就上去了。有时候，每走一步，就得大口大口地喘气，特别难受。回到濮阳后，感觉就不用呼吸了，特别轻松自在。

现在，我们的钻井队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深处，离最近的小集市开车也得四五个小时，距离大概有三百公里吧。所谓的小集镇，这里也就有一个饭馆，一个小商店，一个修车的，路边还有几间房子，其他再没啥了。

后来，我们搬到离城市近一点的地方，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吧。虽说近点，但也是沙漠地带。这里的植被出奇的少，谁家能种些树，说明这些家都很富有。因为这里是沙漠气候，淡水少，有的地方饮用水比油还贵。我们钻井队用的水都是从两三百公里外的地方买过来的，由专门的送水车运送，一天给我们送一车水，因此我们用水都特别俭省。

虽说用水困难，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很高。他们当地人上学、看病都是免费的，娶媳妇政府还给补贴。有的地区，男的可以娶四个老婆。

我问他，参加工作以来，生活中觉得最遗憾的，或者说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了。

我在外十多年来，感到最对不住的就是父母、老婆、孩子。

我四十岁那年，正好在国外打井。平常我父亲有个小病啥的，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一般不给我讲。有一次，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病了。我给她说能不能等等，等我该倒班了再回国。我母亲说，我父亲想见见我，我一听心里害怕了，觉得父亲可能病重了，就给领导请了假，回国了。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请假。我回家不到一星期，我父亲就病故了。

仔细想想，参加工作以来，我真正陪父母、陪老婆孩子的时间就没有多少。特别是我父母，他们住在老家，每次我从外地倒班回来，到老家看看他们，最多待上两三天，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悔。

每次回家休息，本来想跟家人在一起多待些时间，但是现在各种培训太多，学习太多，这几天参加这个培训班，停几天又要参加那个培训班，还有各种取证学习班，几个班学完，休息时间也过得差不多了。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上大学，二儿子在上高中，每次我倒班回家，如果他们都在家，我们父子三人总是在一起拥抱一下，感受一下亲情。我总是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小伙子了，已经长大了，你们学习都很好，这都是你们的努力、还有你妈付出的结果，其他的不多说了。我的孩子都非常聪明，他们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老婆在养活孩子方面没少辛苦。洗衣、做饭、辅导作业，这些都是她的规定动作，碰到孩子头疼脑热的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的二儿子发高烧住院了，当时大儿子在上初中，她一面在医院照顾孩子，一面又要腾出时间，给大儿子做饭。

那天给二儿子办住院手续的时候，还差点把孩子丢了。当时我老婆正在窗口交费，交完费，一转脸不见孩子了。这下可把我老婆吓坏了。她在医院到处找啊，费了好大劲，终于在一个房子门口找到了，这时候我老婆差点哭了。过后我老婆说，如果我在家的话，咋能做那么多难呀，也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

还有一次，我老婆带着孩子买菜。本来应该把孩子放在家里，但孩子小，不敢往家里放。到了菜场，人比较多，低头锁上自行车，扬起身子孩子不见了，当时我老婆的腿都吓软了。找了一阵，没找到。由于人太多，相互拥挤着，不好瞅，她无意中蹲下身子，在不远处的人缝中发现了孩子。孩子找到后，去推自行车，发现自行车丢了，心想，丢就丢吧，只要孩子不丢就行。

讲到这里，他低着头，叹着气……

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就得干好，咱不能吊儿郎当的。现在作为一队之长，更应该给大伙做好表率。

从参加工作以来，我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像优秀管理者、先进工作者、公司劳动模范等等吧，这些荣誉是对我成绩的肯定，当然了，我付出的辛苦和汗水，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逢年过节期间，干别的行业的人都是往家跑，我们却没法往家跑，我们石油工人没有节假日，一年四季在外奔忙。

我在沙特的这几年，一个春节也没有在家待过。大年初一这天，只能给父母、老婆孩子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本来今年我准备在家过年的，正好碰上另外一个带班领导家里有事，所以又没法在家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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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偿老婆孩子，我每次倒班回家，总是想带他们旅游一下，但是几乎每次都没空，孩子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还有点空，后来上了高中大学就很少有空了。

我们所在的肯德基店不小，里面的人也不少，各种声音嘈嘈杂杂的。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格外清晰。现在他悠闲地坐在我面前，但我觉得，单位和家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心里并没有放松下来，。

最后他不住地接到家人的电话，好像有急事要办，我不好意思让他继续谈下去，就结束了谈话。

 

“这里的非洲人，放牛放羊的都带着枪。” 

 

马超是油田某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从国外回来，按说该休息一段时间的，但是没多久就到单位上班了。我一连几次到他办公室找他，每次都见他不停地忙碌着，我不好意思打扰他，就悄悄离开了。等第四次找他的时候，他还是忙着，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就说明了来意，约定第二天采访他。

我是1997年从江汉石油学院毕业的，同年在中原油田参加工作。2001年到2004年在陕北施工区，2005年我到了苏丹，直到2015年回国，在苏丹干了整整10年。

那时候，在苏丹工作的员工比较少，最少的时候，就我们四个人。我们一般都是在苏丹工作9个月或10个月，才回国倒班，在那里几乎把人熬死了，有的员工一年多没有回过家。有个老工人，整整十九个半月没有回国休息，活多，走不开，没办法啊。

我是2009年结的婚，结婚后三个月就返回苏丹上班了。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地方还没有网络，用的是卫星电话，花费高，一个月只能给家人打一次电话，非常不方便。

我的孩子是2010年出生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正好在家，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回苏丹了。十来个月后，我回国的时候，她扶着墙基本会走路了。孩子看见我很胆怯，晚上睡觉时，老是偷偷瞅我。这次，我在家待了四个月，这期间，孩子始终没有跟我混熟。休假结束，我去了马达加斯加，我离开家的时候，看不出她对我有什么留恋。八个多月后，我从马达加斯加回到家，她快两岁了。这次比上次强一点，但是看见我还是有点害怕。我第三次回家是四个月以后，孩子已经两岁多了，这次好多了，敢正眼瞅我了。

现在孩子上小学了，我每次走的时候，都提前告诉她。我一般都是上午走，那时候她还没有放学，我不让孩子送我，受不了那种场面。

他毕竟是四十来岁的人了，但讲到这里，眼里还是闪着泪光，他好像不愿意让我看到这种场面，就转移了话题。

那时候，在苏丹工作的员工，只要谁从濮阳返回苏丹，都主动给捎带东西，比如，药、烟，衣服、吃的东西等等。你想想，家属们成年见不到亲人，带点东西，是种感情的寄托，并不在乎东西本身。

在苏丹工作比较苦，在离油区较近的荒野上围一片地，弄一个院子，就当作基地了,住的是铁皮房，也就是常说的那种列车房。

在医疗卫生方面，苏丹的医疗条件特别差。各井队虽然配了一名医生，但只是应急用，遇到大的病症还是解决不了。当地的医院离我们的基地，大多在七八十公里以外，医疗水平也不高，只能医治一些小病。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员工脚受伤了，跑到这个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说没事，但是还是疼。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医院，让医生看了看片子，说骨头有裂缝，弄点药，算治好了。

2005年，我在苏丹的时候，军事管制就比较紧了。每个路口都有检查站。白天检查松一点，我们开着工程车放慢一点速度，就可以过去。晚上就不行了，到了检查站，必须将驾驶室的灯打开，慢慢开过去。如果让你停的话，你必须停下，接受检查。

有天夜里，我们的一个司机在经过检查站的时候，忘了减速，结果哨兵对着工程车开枪了。司机吓坏了，赶紧将车停了下来。说明情况后，哨兵一看是中国人，态度好多了，马上放行了。

运输公司的司机遇到的危险比我们多得多。有一次，他们正在路上跑车，路边有个人突然朝他们开了一枪，子弹从正副驾驶员中间穿过，没有伤到人，还算万幸。在这里，只要看见路边站着人就害怕。

这里的非洲人，放牛放羊的都带着枪。

护送施工的武装军车（图略）

钻井队都用铁丝网围着，后来他们怕铁丝网不安全，想用钢板围起来。具体是这样做的：用两块5毫米的钢板封住两头，中间填些沙土硬物之类的东西，作为隔离层。焊好之后，他们做个实验，先用步枪打一下，看看能否穿透，结果一枪就穿透了。钻井队觉得钢板也没有用，就干脆用铁丝网凑合了。

这些地区部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稍微有点矛盾，就会动真刀真枪。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雇员拍的视频，是他们部落之间打仗的事，视频上显示的是仗打完了，地面上到处都是尸体。有的人天灵盖都没了，脑浆也不见了，惨得很。

后来，我去了苏丹五区，这地方是个沼泽地，蚊子特别多。晚上钻台上有灯光，一群一群的蚊子、虫子围着灯光飞。第二天，死蚊子、死虫子都落在了钻台下面，每天能装一小翻斗车，看着一车的蚊虫，浑身起鸡皮疙瘩，简直是太瘆人了。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员工，头都被蚊子咬肿了。

夜里，房子里也有蚊子，空调不敢停，温度一低，蚊子就不那么猖狂了。

在苏丹五区，我们是住在钻井队的，就怕井队搬家。每搬一个新家，刚开始往往都是没水没电，夏天的气温一般都是三四十度，铁皮房被阳光一晒，气温更高。这么高的温度，躺在铁皮房里，跟躺在蒸锅里没什么两样。

由于没水没电，只能吃些包子，喝点凉水。包子都是搬家前事先做好的，只是应急食品，都吃烦了吃腻了，现在想起来还恶心。

平常也会遇到其他麻烦。比如，由于甲方没有和当地部落处理好占地等方面的赔偿问题，非洲当地人也会堵路，不让我们通过。也会堵门，不让我们出去干活。

刚开始，他们堵路堵门，要的钱不多。后来，他们学精了，变得贪得无厌了，要的钱越来越多，如果不答应他们，堵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候，能被他们堵上两三天。

实际上，赔偿款早给苏丹石油局了，但是苏丹石油局给他们下发的肯定是太少，他们觉得不合理，所以才堵我们，这不是我们的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听他们的，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毕竟是非洲当地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一旦出现表达上的误差，就会酿成大祸。

他们对钱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只知道要美元。比如，你把他们的一棵树撞到了，你问他们要多少钱，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就瞎说，也可能要一千美元，也可能要一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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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多少钱，你让他们在纸上写吧，他们不识数，不知道怎么表达，就在纸上随便划，前面写个“1”，后面划好多零。几十的，几百的，他们都知道，一旦上千上万就不知道了。和他们谈判赔偿问题时，第一次他们在数字后面划好多零，如果谈不成，第二次数字后面的零，就少多了。他们自己恐怕也不知道第一次划的和第二次划的有多大的区别（笑）。

我参加过一次和他们的一个有关赔偿方面的谈判。本来是个不大的问题，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样子吧，他们的一个部落首领，在“3”字后面划了好多零，我数了数，大概有好几亿，当时我忍不住想笑。他们这些人就这样，反正他们自己也弄不清要多少，就是拼命往死里要（笑）。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有一次，油田运输公司的院子被当地非洲人围住了，非要往院子里冲击，情况非常危险。原因是运输公司院子外面的沼泽地里死了一个当地的黑人。这个黑人到院子里偷东西，保安就开枪射击了。当时是夜里，保安也不知道打中没打中。运输的经理说，保安的射击水平非常差，如果在平时，你让他们认真瞄准，他们也不一定打中，这次纯粹是瞎猫逮到个死老鼠。

后来通过军方、保安等部门妥善处理了，算没有酿成大事。

当地的非洲人也有比较坏的。

在南苏丹，有一次，钻井队在卸泥浆料时，不小心将一些泥浆料洒落在地上。井队的一个人收拾完以后，将掉地上的不好拾掇的泥浆料，扫到了路边的河沟里。当地的保安看到后，说这个井队的工人在投毒。当晚，警察将这个工人抓走了。到警察局后，先用鞭子抽打，之后，就把这个工人和当地的囚犯关到一间屋子里。那是怎样的屋子啊，多么危险啊，里面全是黑人，人挨人，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半蹲着熬了几天。

他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里面遇到了别的公司的几个黑人雇员，虽说和他们不认识，但是经过简单的交流，别的犯人算是没敢欺负他，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他被关起来的时候，钻井队的人天天给他送水送饭，给警察送钱，让警察照顾好他。按照当地的法律，这个工人蹲了几天班房后，被武装士兵从南苏丹押到了北苏丹，在法庭上进行了审判,最后在甲方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他释放了。

非洲人居住的村庄（图略）

当地人非常穷，住的是草房子，都是芦苇用泥巴糊的，有的连个门都没有。屋子里没东西，也不怕人偷。穿的破破烂烂的，有的人，一年四季都是一双烂拖鞋。家里的孩子，小的捡大的衣服穿，直至穿烂为止。

当地非洲人定亲结婚也很有意思，没有钱娶媳妇，可以用牛换。不过能到我们公司上班的非洲人就属于有钱人了，他们每月领的工资，折合人民币有五六千元，这在当地已经是相当相当高了。你想想吧，现在俄罗斯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两三千元，俄罗斯人的理想工资是五千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俄罗斯每月有五千元的工资，就能过得体面些。这样一比较，你就知道这些非洲人的工资在当地有多高了。

我到过当地非洲人的家里，这个非洲人是我们的雇员。当然了，他家住的也是草房子。由于在我们公司上班，他有钱了，又娶了个媳妇。他四十多岁，他娶的第二个媳妇才十五岁，这个小媳妇和他的大儿子年龄差不多。

这个人和其他非洲人相比稍微聪明些，后来他组织一些雇员想罢工，要求涨工资，最后被我们开除了。停了好长时间，有人在街上见过他，比在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瘦了很多。应该是没钱了，营养跟不上了。

你可能想知道，这个非洲人没钱了，他的小媳妇会不会和他离婚，我认为不会和他离婚。因为这个女孩在她娘家生活方面也不会好的，一般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和这个非洲人过日子，应该比在她娘家好一点。

我们对非洲雇员一向都很好。有个雇员每次回家，我都是开车送他，一直把他送到家里。他家离施工地也就二三十公里远。后来，我的事多了，没时间送他回家了，我就给他送到公交车停车点，给他车票钱，让他自己回家。

这里就是毒蛇比较多，我们每次搬家，用吊车吊房子的时候，在房子地下，时不时就能看到毒蛇。如果被蛇咬了，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当地的医疗水平很差，一般治愈不了。

2017年，我去了哈萨克斯坦马腾施工点，这地方冬天零下几十度，穿一般的衣服根本不挡冷，必须穿皮衣。

之后，我去了哈萨克斯坦的北布扎齐施工点。这里夏天的气温一般都是40多度。当地的油井井深基本都是500多米，钻井队打得很快，一星期能进行几次施工。化验、施工设计等各种各样的活就我一人干，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的。

几个月后，我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埃米尔施工点。这里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其他的都是当地雇员。工作之余，适合交流的人太少，寂寞得很，一寂寞就特别想家，光想一步回到家里，那种心情，一般人体会不到。

我们谈了一阵，他显得有些疲惫。对于他来说，疲惫并不稀罕，因为无论在国外或是在国内，他总是忙碌着。由于时间过长，我不忍心继续打扰他，就结束了谈话。

 

“雪堆积得太高，院子的围墙也不起作用了”

 

唐毅今年37岁，是油田某公司的技术人员，他的家不在濮阳，而是在四川。平常倒班休息，从外部施工地点就直接回四川家里了，因此在濮阳很难遇到他。这天听说他回濮阳了，我及时找到了他。

单位打电话，说要评职称，我就赶回来了。

我回四川家里，本来该好好休息一下的，但是我老婆是高中老师，还是班主任，忙的要死。我回到家，包揽了全部家务，跟着她也忙得团团转。我在国外整天忙着工作，就够辛苦了，回家本来是应该歇歇的，结果还是休息不成。

我的本科是通信专业，由于没有准备考研，第一年没有考上，随后我在成都就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一个月只有八九百块钱，低的可怜，每天很早就得起床，还得租房，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报考西南石油大学的研究生，并且按照老师的指导，报考了石油专业。研究生毕业后，2009年我到了现在的单位正式参加工作了。

我在濮阳中原本部实习结束后，去了新疆、西南等外部项目部（施工地）进行了锻炼，后来到了哈萨克斯坦。这地方气候恶劣，条件比较艰苦。2013年冬天，下了几天几夜大雪，堆积的雪有一人多厚，我们住的铁皮房被埋了一半，早上起来，门都推不开了。好不容易弄开了门，往远处一瞅，哎呀，发现院子外面的雪和院墙（集装箱排起来的）一样高，我大概估计了一下，应该有两米多高吧，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在咱国内，哪见过这么大的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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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雪堆积得太高，院子的围墙也不起作用了，到了夜里，外面的狼顺着集装箱跳到院子里，追着我们养的看家狗，彼此打得嗷嗷叫。有时候，它们跑到我们住的铁皮房顶上，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咚咚”的打斗声音，特别瘆人。我们夜里一般不敢出门，出了门，怕被狼吃了。

雪是停了，但是活不能停，再大的雪，活也得干呐。我们住的地方离钻井队有二十来公里，地里的雪白茫茫的一片，找不到路在哪里。没办法，我们就凭着以前的记忆摸索着试探着往前走。路边有沟有坑的，这时候也瞅不到了，一旦掉到沟里，后果不堪设想。

雪漫宿舍（图略）

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短短的二十来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到井场时，井场也是一米多高的雪，你想想，那么厚的积雪，怎么把车开进去啊。正好钻井队有个推土机，把雪推完了，我们的施工车辆才开到了施工位置。

好不容易让施工车就位了，由于天太冷，车上的机器启动不了，我们就用喷灯烤。气温太低了，施工的橡胶管线发硬发脆，在施工过程中多次爆裂。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不得不暂时停工，等到气温升高时再接着干。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是2011年到外部施工地工作的，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在我们单位，我算是在外面工作时间比较短的，有的师傅在外部工作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人的一辈子有几个三十年？石油行业就这样子，常年在外，和家人长期分离是家常便饭，这种情况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我还算相对好一点的，有人照顾孩子。我的孩子由我老岳母照看，没什么后顾之忧。家里由我老婆支撑着，好多事我不用操心了。比如，我泸州老家买的新房，从办手续到装修，都是我老婆一人操办的。作为一个女人，又上班又照看孩子，再干这些本应该我干的事，需要她付出多少精力和时间啊，可她从没有抱怨过我。她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她了解我，说心里话，我很感谢我老婆，但我从没有在她面前说过感激的话，我只有用行动表示。

我父母在农村，和我在泸州的家相距300多公里，坐大巴的话，得走四个多小时。我逢年过节很少回去，觉得一年平均算下来，陪父母的时间连10天都没有，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部项目部工作，这方面很对不起父母。所以，如果我在家，遇到孩子放假，我就赶紧凑这个空，去看看父母。平时要么我不在家，要么孩子没空，一有空，我就尽量让孩子多见几次我父母。

每次回老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学生生活。

我上初中，是在离我们家十几公里远的一个镇子上。1995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初中，初一就住校了，周末回家背些米面，弄点咸菜，父母给我五块钱，作为一周的生活费。每天早上，我到食堂花两毛钱买碗汤，配着咸菜吃。和别的同学相比，我的生活费还算多的，我比较节省，有时候五块钱也用不完。有的学生没有生活费，就用粮食换。

从我家到上学的镇上，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如果搭车的话，也就五毛钱。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回学校，遇到下雨天，才舍得搭车。

上高中，我就到城里了，一个月回家一次。那时候，为了供应我上学，我父母出外打工了，家里只有我奶奶，所以回家也见不到父母。

我上了大学跟上高中的情况一样，我父母照样出外打工。大学的费用更高，他们不打工，我的学费就付不起。也就是说，从我上初中，直到上大学，我父母都是在外打工，我很少见到他们。我大学毕业后，他们才回到家，不出去打工了。我欠父母的最多，现在得好好报答他们。

我的工作性质吧，就这样子，想好好陪陪父母，又没时间，反正只要有空，我就想方设法孝敬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多给他们点钱，他们知道我每月得还房贷，总是不要，可是我必须给他们。我没时间陪父母，再不给他们钱，我用什么孝敬他们？

在我采访唐毅的过程中，他的手机隔一阵就急促地响起来，我知道他轻易不到濮阳来，每来一次，要办的事情肯定很多。手机最后一次响起的时候，他焦急地看看表。我问他是否有事，他说上午12点前，必须参加一个考试，下午去外部项目部的车票也已经订好了，必须按时出发。这时，已是上午10点多，我不敢再耽搁他，就和他告别了。

 

“他的哭声始终跟随着我……”

    

张相乾刚从国外回来，我就找到了他。见了面，他就说，他比在国内变瘦了变黑了。我说，在国外肯定辛苦，即使再好的条件，也比不了家里。他笑了笑，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是2006年从石油大学毕业的。2010年，在我们公司的四川施工点干了两年，2012年去了哈萨克斯坦工作。我去的这个施工基地，离最近的城市有500多公里，其实这地方就在一个荒野里，周围用铁皮围着，里面的野营房当宿舍，集装箱当车库。为了便于排水，铁皮墙离地面有一拃来高，周围特别荒凉，连个人都见不到，有时候，狼能钻到院子里。有一年，我们基地的两条狗都被狼吃了。

基地离村镇很远。有一次，一位同事过生日，我们想给他买个蛋糕，开车跑了很长时间，来到一个村子，找了几个商店，只买到了一个像蛋糕的面包。

工作也很紧张，没有休息日，上井施工完毕回到基地，就开始整理资料，保养设备，不能闲着，心里没有休息的想法。

有时候，工作强度很大。去年，有一次我连着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一连给5口油井进行了施工。

在国外干活比较辛苦，压力也大。作为技术干部，人员管理、方案设计、生产协调、上井施工等等，都是一个人做，因为人手较少，没有人替换。

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网不通，手机信号弱，有时候，干脆什么就没有了。刚开始，我用的是苹果手机，但是苹果手机的信号不太好，就改用华为手机，华为手机的信号就好多了。虽说华为手机的信号好点，但是由于这里的网络问题,通话质量也不是太高，微信和QQ也是一样不太好，如果用WiFi视频的话，几乎走不动。即使想家的时候，给家人打电话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几个星期也打不了一回。

这时，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抬起头，往前虚虚地瞅着，像在想着什么。停了停，他放下茶杯，继续讲——

我去哈萨克斯坦工作的时候，我儿子才四岁，等我第一次回国休息的时候，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第一次从国外回来，我记得很清楚。我媳妇到楼底下接我，他躲在我媳妇身后，偷偷地瞅我。

在家待上一段时间后，我和儿子慢慢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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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回国休息时，他五岁了，由于几个月不见了，看见我愣了半天，最后才反应过来。不过这一次比上次好点，看上去和我不太陌生了。

我闺女出生的时候，我正好在家休假，但她出生后两个月，我的假期到了，又不得不离开。

我休假结束，离开家的时候，是不敢让孩子老婆送我的。一旦我说走了，我就背上包，一关门就走了，我从来不敢推开门再看看他们，因为我受不了，受不了那种离别的场面，我连头都不敢回的……

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出来了，他怕我瞅见，赶紧扭过头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想安慰他，又觉得没什么话可说，就默默地等待他再次讲话。

从我住的濮阳市到鹤壁市，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鹤壁搭上火车，再到北京转乘飞往哈萨克斯坦的飞机，又是十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全是老婆孩子父母的影子，全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场面，全是和他们之间的事……

我走的时候，我孩子总是看着我哭。我关上家门，但孩子的哭声挡不住。我离开家，上了出租车，能听到他的哭声；上了火车，也能听到他的哭声；上了飞机，还能听到他的哭声，他的哭声始终跟随着我，我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地落泪……

欠孩子老婆的太多，我回国休息的时候，尽量多陪陪他们。前一段时间，带他们到郑州转了转，因为我的老二太小，也没法走远，就算有那个意思吧。

每次休假临近结束的时候，只要接到通知，往往是一两天之内就得走，所以就休息不好了，心整天都在悬着，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这个时候，情感显得特别脆弱，看着老婆孩子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这时，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后来就什么不再讲了，低着头，瞅着地面。我不愿让他沉浸在这种悲情的情绪中，就故意引开话题，让他谈谈他在国外的生活情况。

我们住的地方电视信号也不太好，有时候电视也看不清。

这里的风特别大，电视接收器常常能被风吹跑。生活也很枯燥，有时候在院子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到院子外面走走，但不能走远，以免发生危险。

这地方气候恶劣，冬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零下三四十度，水溅到身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珠，必须穿上皮衣服才能出门。

有一次，我洗完澡，离开洗浴室，到我住的野营房，俩地儿相距也就十几米。由于刚洗完澡，头发是湿的，没有戴帽子，进了我的房子，无意中摸了摸头，头发都变硬了，变成了冰棍。

在这种极寒的天气下，给施工作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车辆油箱里的油冻住了，我们干活的时候，都得先用喷灯烤油底壳。国内的冬天，烤油底时，一般都是使用一个喷灯，但是在这个地方，必须同时用四个喷灯，因为太冷了，一个喷灯的火力根本达不到。

到了夏天，我们另外的一个基地——埃米尔基地的气温特别高，几乎能把人热死。我曾经测过一次温度，竟然达到了58度。有时候我们把温度计放到外面测量温度，由于气温太高，温度计直接就爆了。

气温再高，活得干啊，怎么办？只有讲究些策略。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选择早上或者晚上干活。即使选择一早一晚干活，也是冒着酷暑，干活的时候，工衣往往被汗水浸透，工鞋也常被汗水弄湿了。

像张相乾这样常年在国外干活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如果在中原基地工作的话，他们就能和家人团团圆圆地生活，甜甜蜜蜜地享受天伦之乐。

采访中，张相乾说了一句话：“一年中，只有四五月份，我们住的地方的草是绿色的，到了六月份，草就开始发黄了。” 他说完，我脑子里随即出现这样一幅景象：衰草连天，一位小伙站在草地上，极力往前方张望着，远处是落日的昏黄，还有绵延的群山……

我认为，这位小伙就是他，就是和他一样的，成百上千的中原石油人。他们对家人的思念，只能通过这样的“张望”，才得以缓解。他们的家人，也只能通过这种“张望”，减轻一些忧伤。这种“张望”，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只有用原始的方法----写信”

 

张学亮42岁，是油田某公司苏丹项目经理。我第一次联系他时，他正在非洲。后来又联系了几次，他都没有回国，他说他回国后通知我。又过了好长时间，终于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在单位找到了他。

我们属于油田非洲公司管理，主要是在苏丹承揽对油井的固井施工作业。另外，在乍得、刚果、乌干达、中非也有油田的队伍。

我们苏丹项目部是1996年成立的，我是2001年去的，我在那里工作已经19年了。

我去的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笑）。

那一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三个年头，也就25岁，当时连对象都没有。刚开始，是半年倒一次班，回到濮阳休息个把月就该走了，连找对象的空都没有。后来三四个月倒一次班，慢慢才算正常了。

我是2004年结婚的，也就是说，到我毕业的第六个年头，我才找到了对象。你想想，成年在苏丹工作，哪有多少时间在濮阳待啊。有一年，我在苏丹一连待了10个多月。10个多月，300多天啊，到最后，一天比一天难熬，那真叫“度日如年”，没办法啊，人少活多，倒不开班。有的老师傅干的时间更长。

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会对人的心理产生极大的危害，脾气容易暴躁，精力不集中，对工作不利，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按时倒班的。最近这几年通讯相对发达了，苏丹施工区也可以用微信和QQ，我们的员工和家里人联系也方便了。

我们住在荒郊野外，是甲方划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打好的水井，有供住宿的列车房。周围挖有防弹沟，这种沟两米宽四米深。防弹沟外面是一道防弹墙，墙高两米多。防弹沟里面是一道铁丝网。院子里有流动警察巡逻，门岗有当地的安保人员看守，大门外有当地的警察保护。

负责安全保卫的当地军人（图略）

我们就住在这种防范较为森严的地方。可以说像个碉堡，外面的人不能随便进入我们的院子，我们的人也不能随便外出。如果有事需要外出的话，必须有武装人员护送。因为随时就可能发生危险，谁都不敢保证这些地方绝对安全。

现在钻井队也是这种配置，周围有防弹沟、防弹墙，有军人保护，可以说戒备森严。

我们上井施工的时候，车队前后各有一辆军车开路，车上架着一个重机枪，另外还有四五个军人端着冲锋枪。这种场面让人看着非常紧张。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心理上受不了，不适应，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非洲的部落之间关系太复杂，随时就有可能爆发冲突，我们住在他们的地盘上，不可能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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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快发工资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给外籍雇员只能发现金，有的外籍雇员不小心透露了信息，外面的歹徒就有可能过来进行抢劫，所以每到这时候最让人担心。

我们在苏丹工作，危险时时刻刻都会发生。

有一次我们的施工车辆正在路上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群人，挡住了我们去路。我正在犹豫，这时候从路边树林里又跑出来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刀长矛，情绪很激动，截住我们的车，让我们下车。和他们交流才知道，我们走的这段路，政府没有和他们达成赔偿协议，所以他们不让过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将车钥匙都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就等他们处理。这次还算幸运，没有多长时间就处理好了，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安全事件。

施工途中（图略）

这些地方老是打仗。2014年南苏丹发生骚乱后，我们的价值几百万的固井设备一直到现在还滞留在那里。那一次非常危险，我们的十几个工人差一点丢了命，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这里到处都有危险。我们的施工车辆在路上走着，不定什么时间就会被截住。苏丹人都有枪，就是在地里放羊的人都背着枪。对于他们来说，拿杆枪就像拿根棍棒一样。所以，一旦有危险，往往都是致命的。

有一次，油田的一台卡车正在路上走着，突然前面有个拿枪的人要求停车，这位司机没敢停。随后这位拿枪的人拦下后面的一台车，追赶前面的那台车到了一个井队，找到了前面的那台车的司机后，当场把那个司机开枪打死了。

苏丹这地方的人就这样，他们杀人跟杀鸡一样，杀人杀鸡没什么区别，听起来就很恐怖。

我们驻地的旁边有个小市场，我们谁都不敢到那里闲逛，食堂需要买菜的话，就让卖菜的送过来。你想想，我们几十个人不干活的时候，整天呆在院子里，几乎能把人憋死，谁不想出去转转？但是不敢啊。假如你出去了，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挨了一枪，你说死的亏不亏？所以在院子里憋死也不敢出去。

平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是上井的路不好，浮土太多，重车一过，尘土飞扬，大白天都得开着大灯。由于当地太穷太落后，都是土路，上面没有石子，更不说柏油马路了。

在苏丹工作，劳动强度很大。每次上井施工回到基地，就得保养车辆，检修机器等设备，整天不能闲着。由于人太少，每个人都得干几个岗位。跟在国内不一样，在国内，工具、仪器坏了，有专门的修理人员进行维修。但在苏丹就不行了，在苏丹，工具坏了，自己修，化验自己做，啥都得自己干，身体累，心也累呀。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会做饭。到了苏丹后，我学会了做饭。在苏丹，我们的职工都会做饭，没办法，自己会做饭，方便了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人少活多，每个人至少干六个月才能回国休息。你想想，漫漫的六个月呀，太难熬啦，但是没办法，难熬也得熬。

我们的职工最难受的就是想家。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有网络，每个人一个月只能和家人用卫星电话通话两次。这种通话的方法，远远不能消除对家人的思念。好多人就给家人写信。由于邮寄不方便，每次写好一封信就放在抽屉里。时间长了，就攒了好高的一摞。当有人回国休假的时候，就顺路带到濮阳。到了濮阳后，再把信一家一家地送过去。

我回国休假的时候，经常带信回国，有时候能装满满的一小包。从濮阳回苏丹的时候，再把我们家属写给职工的信带回苏丹。

我有个原则，每次我回国的时候，自己的东西宁愿少带点，也得把大伙的信带回濮阳。有句诗叫“家书抵万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拿着这些信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诗的分量。

他讲到这里，低着头，沉默了一阵，我感觉心里疼了一下。他讲话的语气虽然很平静，但我分明感到了他的内心的波动。

苏丹的日用品很匮乏，比如，那里的香烟都是按只卖的，也不和中国人的口味，没办法的情况下，谁爱吸烟，谁就从国内回来带几条。

这里没有邮局，没有地址，因为我们的驻地在一个荒野里，周围人烟很少，国内没法往这里邮寄东西。

苏丹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人的影响较深，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喜欢打官司。打官司耗时耗力，我们哪有时间做这些，一旦和当地雇员发生什么纠纷，就聘请法律顾问，专门处理这些事。

你问我什么时间结的婚？我是2004年12结的婚。因为平常没有空，正好那时候回濮阳休假，就随便把婚结了。结婚后，我就去了苏丹，一走又是半年。当时想要孩子，但长期分居，怎么要孩子？家人都很急，但急也没用。每次回来休假，我尽量在家多待几天。这样持续了三年左右，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七个月大的时候，我回家一次，但休完假就回苏丹上班了。再次回濮阳休假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我进了家，孩子惊慌地瞅着我，不让我碰，更不让我抱，当时我心里酸酸的。

我回家的头几天，我在客厅里坐着，她总是离我远远的偷偷地瞅我。有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坐着，她突然发现就我和她在一起，吓得蹬蹬地就跑了。我想抱抱她，她吓得不敢来我面前。

后来，到了三岁多点，就好点了。但是我如果稍微多瞅她一眼，她就显得慌慌的，由于我常年不在家，还是和我生分啊！

我每次回国休息，在家待上一段时间，才到和孩子熟悉了，就又该走了。等下次回来，孩子又跟我陌生了，如此反复，大人和孩子都受不了，受不了也没办法啊。我每次回家休假,尽量多陪孩子,多陪家人，尽量多在家吃饭。

现在，我每次回苏丹的时候，都是提前给她讲。但她老是接受不了，老是不让我走。有时候我试着跟她讲，我去苏丹，是给你挣钱的。她总是给我说，我不花钱，我不需要钱。我给她说，我干的是公家的活，咱不需要钱，别人家需要钱呀，如果大家都不去干活了，怎么能行呢。孩子是讲道理的，这样给她说说，就好多了。有时我在家加班整资料，她见我在忙着，就悄悄地给我倒杯水，我知道，孩子慢慢理解了。

后来我改变了方法，每次我要走的时候，就提前一个月给她讲，慢慢做她的工作，让她慢慢适应，这样我走的时候，她才勉强能接受。

我每次走的时候，必须让她知道，如果我趁她上学或者睡觉的时候走了，是绝对不行的。每次我走时，她都送我到车站或者出租车上。

现在我孩子该上五年级了，从她出生到现在，我陪她的时间就没几天，可以说屈指可数，没办法，咱石油工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其他油田家庭也一样，我们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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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不在家，我老婆忙不过来，我孩子在三岁之前，由我母亲来我家照顾她。后来她慢慢大了，她姥姥照顾她多点。一个孩子，两个老人照顾长大，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可难受。如果我在家的话，就不会让两位老人辛苦了。

苏丹比中国晚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的时差，有时候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从苏丹给家人打电话吧，你就得算好时间，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家人休息。

在苏丹，我们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现在仅能收到国内的第四套电视节目，所以，谁休完假回苏丹，就用硬盘下载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供大家业余时间观看。

也有喜欢看书的，我们一个员工，带了一本《红楼梦》，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光笔记就记了好几本。

你问生活用电能供得上吗？

电是我们自己发的，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电网。苏丹太穷，大部分地区是没有电的。苏丹的首都喀土穆，以前，家家都备有一台发电机，现在的供电稳定了，因为前几年，咱国给他们建了一个水力发电站，用电才算正常了。

苏丹人很感激中国人。我们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中苏友好医院看病，他们见我们是中国人，检查的时候就不收费。里面的专家大都是中国医生。这所医院是毛泽东他老人家那个时候援建的，即便现在，每年都有中国医生来这里对当地的医生进行培训。

我们正聊着，他孩子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我这才知道，他把孩子带在了身边，为不影响这次采访，他先让她在别处玩耍。我问他还能在家待多久，他说最多能待一个月。

对于他来说，在家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每一刻都得珍惜。在和平年代，亲人的离别是最大的伤痛，但是和他一样的千千万万的石油人，每年每月都经历着这样的伤痛。

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们呢。

 

第二章  征  战

 

一双笨重的大头鞋

上面还沾有陕北的泥巴

一套红工服

疲倦地靠在一张椅子背上

一个沉重的工具箱

钳子 扳手还在一起用力

拧紧高处的螺丝

 

一双油污的手套

刚挥别呼啸的漠风

一摞厚厚的书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数据 参数

一个拉杆行李箱

站在墙角

装满没有节假日的行程

似乎随时准备出发

 

照片里的弟弟

已经不再年轻

他周围是无际的草原

背后是高大的井架

他正对着远方高喊

似乎把一个个咸涩的日子喊出了糖分

似乎把苦涩和寂寞的日子

喊成了漫天的风沙

----梅子《弟弟的房间》

 

“山上都是积雪，可以看到冻死的人和野兽的尸骨。”

 

王长军有大概有三十多岁，是油田某物探公司的队长。这年夏天，他带着物探队，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中卫市附近，进行作业。我第一次到达这里时，他们回家休整了。停了一段时间，我第二次来到这里。那天下午，我见到他们时，一下惊呆了。他们满面胡须，头发很长，都围住了脖颈，且浑身肮脏，纯粹是一群野人。王长军说，他们才从在沙漠里出来，已经在沙漠里待了一两个月了。

所谓的“物探”，说白了，就是来开着仪器车，在地里放炮测试，看看哪地方有石油。用专业术语讲，就是通过地震仪器车和大量野外地震采集设备，接收人工激发产生的地震波，研究和观测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变化来探测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地质条件。基本上算是石油开采的第一道工序。

我们每年在家最多待三四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在外地干活。由于物探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一般是秋季和冬季在外施工。

我一参加工作干的就是放线工，这是物探的一个工种，因为物探测试中，需要很多专用的电缆，放线工的工作就是扛着或拉着这些电线，按要求在地里摆放，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工种。后来，我当了班长，但仍然和工人一起干活。这么多年，我到过新疆、内蒙、东北、西北、苏丹等地方，艰苦的地方都跑遍了。

 

“手摸着铁东西，能粘上去。”

 

1994年的时候，我去了陕北的直罗镇。在那里干活真是受罪啊。你想想，那里都是黄土山，到处是沟沟坎坎的。大部分地方车都进不去，所有地震采集设备都是靠人抬肩扛进山的。遇到沟跨过去，遇到水蹚过去……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干着活，突然下起了大暴雨，不到十分钟，地面积水就有一拃深了，为了安全，我们就停止了作业，但部分设备来不及运走，就暂时搁在了原地。雨越下越大，在返回的山路上，石头时不时滚落下来，躲闪不及，就会砸到车上。

我们的住地离河道不远，天刚黑时，洪水都漫到了河岸上。第二天雨停了，我们到了施工地，发现我们的一台卡车被洪水冲走了，其他的设备也损失了一大部分，找回来没多少。当时一辆拉煤的半挂卡车，见雨下的大了，不敢走了，就停在了路边。这天夜里，这辆卡车被洪水冲跑了。

干物探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苦差事。我们这里有个流行语：远看像个打工的，近看像个要饭的，实际是个物探的。

野外施工，中午在外面吃饭。大部分都是自带午饭，走哪吃哪。有时候在当地老乡家要点吃的，跟要饭的一模一样，但穿的是脏兮兮的工衣，还不如一个要饭的。遇到特殊情况，施工不能终止，就走到哪住哪。有时候住老乡家，有时候搭帐篷住。

野外露宿（图略）

有些项目，用人比较多，光雇民工就有两千多人。我们曾经住过废弃的养牛场，住过废弃的粮库。如果不住这些地方的话，这么多人，去哪弄这么多床啊。好多时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即使弄到这么多床，也不方便携带，因此，我们一般不要床，就用草苫子当床。找不到草苫子，就在地上铺上塑料布。你可以想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在鄂尔多斯曾经做个项目，他们80多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地上铺的是木板，当时是冬天，到了夜里，这里的气温大部分是零下二三十度，手摸着铁东西，能粘上去。你说，这种居住条件，一般人受得了吗？

干活的时候更苦。有时候遇到河流拦住了去路，河里结着冰，扛着电缆走到冰面上，由于太重，能压塌冰面。跳到河里，河水刺着皮肤，像刀割一样，那个冷啊，叫人一辈子忘不了。

大概是1997冬天，我们到内蒙的巴彦杭盖地区干活，这里零下三十多度，我带了一双线手套，外面套两层绒手套，就这么三层手套，手还冻得发麻。中午饭吃的是事先带的馒头，馒头冻成了冰疙瘩，啃不动，只好用热水泡着吃。

这里的风沙大得很，我们七八十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晚上房门关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房门就被沙子埋了半截，打不开了。食堂离驻地二三百米，从食堂把饭端过来，打开盖子，饭碗周围就有一圈沙子。食堂蒸的米饭，如果照顾不好的话，就会钻进沙子。因为这里一年四季刮风不断，不是小风就是大风，天天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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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往下滑的话，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在内蒙干完后，我们接着去了新疆的达坂城。我们干活的地方，离新疆的一个大风口很近，我们的车在路上跑的时候就得小心翼翼的，只要一刮风，石头乱飞，我们车的挡风玻璃都被砸烂过。车门如果对着风向，由于风力太大，都打不开。稍微斜着风向，如果打开车门的话，车门都可能被刮飞。我们的车门好多都被刮飞过。

我们进行作业的这座山，是天山的一条山脉，山顶有积雪，还有冰川，寸草不生，大部分地方都是石头。为了测量几组数据，我们往山上爬，爬到半路，我滑到了，整个身子倒在地上。因为都是雪和冰，我站不起来，整个人顺着山坡往下滑去。我摔倒的地方离悬崖很近，再往下滑的话，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这中间，我两手想抓住什么东西，但周围都是冰，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没有抓住，这下把我吓死了。正当我下滑无助的时候，旁边突然出现一个突起的石块，我的一只手赶紧死死地攥住它，这才止住了下滑。这时，我往后瞅了瞅，我的身子离悬崖也就几米远。

我的其他同事，也有几个好几次差点坠崖的。

在悬崖上摆放电缆（图略）

在一次施工过程中，我的一个同事，带着一个苹果，一个馕，一个对讲机，去解决排列故障。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工作，他把一个故障排除了。准备让他返回时，和他联系不上了。我们找了一夜没找到，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找到他。原来他迷路了，对讲机也没电了，他不敢乱跑，就蹲在一个地方等着。山里有各种野兽，幸亏没有出事，如果这个人没有找到，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啊。

高耸的山路（图略）

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到甘肃敦煌附近的祁连山施工。这里的海拔是3000多米。为了方便干活，我们把驻地建到3600米的地方。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山根的地方是戈壁沙漠，天气较热。往山上走，慢慢变得凉爽了，像秋天。到了山顶，是白茫茫的雪，变成冬天了，纯粹是平常说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在山根的时候，没什么高原反应，到了山顶，感觉头要炸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都随身带着氧气袋。在施工过程中，经常有人晕倒，我们就用氧气袋随时抢救。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扛着百十斤重的一捆电线往山上爬。雪很深，走得很慢，走了一个晚上，才到了目的地。天刚亮的时候，前面突然下起雪了，但我们的身后却是晴天。我们正好在下雪的地方，雪下得很大，没多会，雪就闷住了我们的膝盖。那时我的感觉特别奇妙，就像站在阴阳两界的边缘，很像挨着了生死线。

还有一次，是在夜里，我和同事上山排除故障时，我的手电没电了，两人合用一把手电，排除故障后，就开始下山。由于到处是雪，上山不容易，下山更难，这一次我算彻底感受到了。在下到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时候，被一道悬崖挡住了去路。悬崖边上有一条腰带似的小路，只有几十公分宽，如果从这条路下去，就有掉下去的危险。我俩在附近找啊找，但没找到别的路。如果是白天，还好点，这黑灯瞎火的，真的坠崖了咋办？如果在山上过夜吧，也很危险，一是有野兽，二是夜里零下几十度，又没有防寒衣物，被冻死咋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从这条小路往下走。

看着这条路小，真正走上去，感觉更小更窄了。我们只能侧着身子，面对悬崖，背靠山坡，一点一点地往下挪动。有几次，我滑倒在地，想抓住坡上的石块，但石块是松散的，一抓就掉了，我差点从悬崖上掉下去。实际上，我们在悬崖顶上，能看到我们驻地的灯光，离驻地不算太远，但是我们从零点开始下山，到了驻地，已经是凌晨4点了，一条不长的路，整整走了4个小时。

随后几天，可受大罪了。由于勘探的需要，我们在海拔3600米左右的祁连山上，找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搭起了帐篷。这个帐篷住着我们5个人，都睡在地上。这里是无人区，山上都是积雪，可以看到冻死的人和野兽的尸骨。这里有野兽活动，我们经常能看到新鲜的狼粪。

吃住野外（图略）

我们干活时，雪水弄湿了鞋，只得回帐篷里用火烤。在外施工，也不可能带很多鞋，所以踩湿了鞋，只能反复用火烤干，然后再继续干活。用火烤干的鞋并没有干透，又是冬天，所以穿着特别冻脚，冻脚也得干呀。每双烤干的鞋最多坚持一两个小时，接着又湿透了，最后鞋湿透的时候最叫人难受，那种冰冷，像刀尖一样，一点一点地剜着脚心。你想想，零下几十度，穿着湿透的鞋，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我们在敦煌附近的沼泽地也施工过。这个沼泽地上面是可以走人的，表面是层盐碱，下面都是稀泥。走上一两公里，我们鞋就能磨烂。真是让人奇怪，不知道，它表面的摩擦力怎么那么大。

有一次，我们工程车一下陷了进去，雇了十几人，挖了好几天，用链轨拖拉机往外拖，都没有拖出来。最后在烂泥深处，给车轮两边垫上枕木，在沼泽地面，垫上建筑用的竹排，光竹排就铺了两三公里。把车救出来以后，再不敢让车随便进入沼泽地了，所有的施工设备都是靠人抬肩扛，运进施工区的。有的设备，需要扛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可把我们累惨了。

在沼泽地作业（图略）

我们还遇到过有水的沼泽地，里面的芦苇有两三米高，里面的水黑臭黑臭的。为了获得测量数据，即便这种情况，也得跳进去。

我们穿上雨裤，水有齐腰深，那种臭味直往鼻子里钻，好像五脏六腑都臭的。晚上下班，脱了雨裤，洗了澡，那种臭味好像还粘在身上，无论怎么都洗不掉。

最可怕的是沼泽地里的蚊子，这里蚊子特别大，特别多，一群一群的，到处是黑压压的，即便是白天，它们都是追着人叮咬。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戴上养蜜蜂用的那种头罩，再戴上手套，袖口一扎，这样基本上解决了蚊子的叮咬问题。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一种当地人叫草鳖子，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蜱虫，它是专门吸动物血的，它的嗅觉特别灵敏，只有一人和动物往它跟前一过，它们就钻了出来。

有一次，我找东西，进了一个废弃的羊圈，我一走近门口，就见很多蜱虫从墙缝里钻了出来，最神奇的是，它们从墙缝里出来后，排成一溜，一个一个的像士兵一样，朝我冲来，我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吓得赶紧跑掉了。

这种虫有个特点，它爬到你身上，并不是随便就咬你了，它是光找有毛的地方吸血。比如，头发里、腋部，还有人的隐私部位。它咬过之后，头就插在皮肤里，始终不出来，等它饿了以后，再继续吸血。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爬到，如果人在床上睡着的话，它能顺着床腿爬上去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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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员工被它咬过。它咬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吸血的时候也感觉不到疼或者痒。如果发现被它咬了，一不能拽，二不能拍。如果拽的话，它的头容易被拽掉，头一掉，就落在皮里了，那就麻烦了，因为它带有病毒，如果不及时取出的话，还有生命危险呢。听当地人讲，曾有人因此中毒死了。

蜱虫的头如果掉在皮里，它并不死，还会活着。最好的办法是，点着一根香烟，慢慢用火头烤它，让它一点点从皮里退出来。

在那里，我们施工的区域，到处都有这种蜱虫。它们躲在树丛里，你走过去，它就从树枝上跳到你身上，然后顺着衣服缝隙往身上钻。我最害怕这东西了，每次从树丛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衣服，然后拼命地抖动，找啊找，想法甩掉它们。

 

  “整个镇上就一部电话，是那种带摇把的老式电话……”

 

后来，我们转到祁连山的一条山沟里测量。这条山沟宽好几公里，沟里有个小镇，我们去的时候，只剩两三户人家了，其他的人嫌这里居住条件恶劣都搬走了。

我们在这条山沟里干了七个月左右，白天干完活就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整个镇上就一部电话，是那种带摇把的老式电话，这部电话就在这个镇上的邮局里，这个邮局是镇上的唯一一个邮局。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想打电话，只有到这个邮局，用一次电话是10块钱，邮局的工作人员负责接通。在这里，我感觉一下回到了解放前，往后倒退了几十年。

2004年冬天，我们去了新疆的奎屯，这里有一种土地特别吓人，当地人叫“塘土地”，表面看着平平坦坦的，比沙子还细，但是一踩上去，能陷到膝盖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左右。我们的工程车经常让这样的土地陷进去，耽误了不少事。

这地方还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迷路。一旦找不到归路，将面临生命危险。

有一次，我们夜里12点作业完毕后，两人开车往驻地返回，绕来绕去，发现都是在不大的地方打转，因为这里都是那种相同相近的地形地貌，分不清东南西北。这咋办，我们俩吓坏了。

光这样在原地打转也不是办法，我们停下车，冷静想想，然后认准一个方向，继续往前走，但还是没有走出来。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才发现，我们仍在原地打转。

我们施工的地方，地下水不能吃，我们就找了一个水罐，买了水存到里面。由于水罐长期没用，里面有大量的铁锈，水都变成了红色，这种水应该有毒，用这种水做的面条变成了红汤面条了。连续好长时间都是吃这种水，这种铁锈不好清理，没办法啊。

这还算运气好的，还能买到水。我们在沙漠里作业，能深入沙漠腹地两三百公里，去哪买水？没地方买水，要想买水，必须跑两三百公里远的地方，成本太高了。在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在两个沙丘之间最洼的地方，用推土机挖出一个七八米的深坑，这时候，里面就开始出水了。这里的水，虽说能喝，但缺好多元素，长期饮用的话，容易脱发，还会引起其他不良反应。

为了尽快离开这些地方，我们总是连天加夜地干活，24小时不停。

 

“极大的爆炸声……震得脑袋蒙蒙的。”

 

2008年，我去了苏丹。那里作业比较危险，出去施工都有军队保护。为了人身安全，单位规定，早上出工，下午4点之前必须回到驻地。

有一次，天刚黑，警报就响了，说有个部落要攻打我们的营地，需要紧急撤离。我们赶紧带上食物和水，开着车就跑了。跑到凌晨两点多，到了南北苏丹交界的缓冲区，找到了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只有一栋房子，里面的床是折叠钢丝床，也没有被褥，就是光板钢丝床。当地人就是这种习惯，什么被褥都不要，往床上一趟就睡了，咱中国人怎么习惯？因为这里是热带气候，白天热得睡不了觉。我们就惦着钢丝床，到院子里的树底下休息。

院子太小，我们在这里待了十几天，都憋得难受，也不敢出去。大部分时间吃的是随身带的方便面，幸亏厨师带些面粉，就做些拉条子，凑合着吃点。最后危险过去后，我们又回到了基地。

我在苏丹干完指定的工作后，2010年来到了也门。也门的安全环境也不行，这里带枪人的比例听说是世界上最高的，这里的小孩都带着枪，人还没有枪高。当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14岁以上的男孩可以配腰刀。他们的部落之间，经常打仗。

我们在一个地方建驻地的时候，驻地对面有个村庄，有天晚上，村子里举行婚礼，这时有两个人冲进婚礼现场，端着冲锋枪对着人群疯狂扫射，死了好多人。

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活，我们能不害怕吗？心里能踏实吗？

我们的驻地在一个峡谷中间，离也门首都萨那只有几十公里。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一声极大的爆炸声，那种声音特别响，虽说离我们比较远，但震得脑袋蒙蒙的。第二天听说，当地市政府遭到自杀式袭击，死了好多人。从此以后，我们在这里干活，心里总有种极强的恐惧感，处处小心谨慎，生怕遇到不测，因为危险随时都会出现。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招收本地雇员时，尽量照顾到每一个部落的人，尽量让每个部落都来几个人，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刚开始招工时，由于招满了，没让一个部落来人。后来我们施工时，该从这个部落的领地内经过，另一个部落的人提醒我说，到了这个部落的地盘了。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正要往前再走，突然响起“当当”枪响，有一排子弹打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再往前瞅，不远处有一道土丘，土丘后面趴着一溜几十个人，都端着枪，气势汹汹的，我吓得往后退了好远。后来，我们找到他们的部落酋长，给他们一些钱，才让从他们的地盘上经过了。

在也门，我还碰到过一次。在一块庄稼地里，我们施工用的电缆已经放好了，一群当地人把电缆扯断了。我们让雇员重新放好，但遭到当地人的暴打。我们过去准备处理这件事，当地人示意不让我们讲话，意思和我们没有关系。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再多说什么。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在国外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单位要求我们每个人身上必须经常带着100美元，不要多，也不要少，遇到抢劫，应急用。这也算一项安全措施吧。

在也门的施工结束后，其他人暂时回国了，我留下看守院子。我和一个同事整天待在院子里不敢轻易出去。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憋得实在呛不了啦，就出去了两次，就是到不远的镇上，买过两次菜。

在泥石流经过的区域作业（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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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又到了甘肃镇远、内蒙鄂尔多斯、湖北恩施。这些地方干完后，2016年，我就去了四川普光地区。这里的活比较紧张，24个小时不停气地干。我在那里待了4个月，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晚上指挥他们干活，有时候，一夜都不合眼，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

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我一般是上午整理夜里施工的资料，下午休息一会，再安排一下夜里的施工计划，晚上就接着干活了。

你问我平常能不能照顾家庭？不可能照顾。我常年在外，哪有空顾家？我在国外干活那几年，有一次，我给老婆打电话，一连几次都没有打通，我怕有事，就联系我的一个朋友去找她。这才知道，我老婆生病住院了。她知道我回不来，怕我担心，所以没有给我讲住院的事。

家里有事也帮不上忙。2006年，我家买房子的时候，我正在外地组织施工，我老婆打电话跟我商量，当时公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不断，我也没心思和她多说什么了，就让她一个人做主，把房子买了。

这么多年，我更对不住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没有管过他的学习。没办法，哪有空管呀。我们一出去施工，少则几个月，时间长的时候，一年不回家，不可能照顾家庭。

刚讲到这里，他的电话再次响起，这之前已经响了好几次了。我隐约听见对方急切的声音，他不得不抱歉地对我说：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我见他整天忙成这样子，没有好意思再联系他。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好好伺候父母”

   

我从成都出发，当天来到了重庆，接着坐汽车到了涪陵。这时天快黑了，我简单吃点饭，垫垫肚子，又坐车往山里走。正好是夏天，闷热难耐，飞舞的蚊虫，一群群冲上车窗，留下一片一片的污痕。不知道翻越了多少山梁，也不知道跨过了多少沟壑，到了要采访的井队，已是深夜了。第二天早晨，趁工人们刚下了夜班，就找到了孟自豪。孟自豪四十来岁，是中原油田某钻井公司的一名钻工。

我初中毕业后当兵了。转业后，分到油田物业十九处，2001年调到了钻井队。后来去了四川，到过绵阳、普光、元坝、涪陵、自贡等很多地方。

去四川（钻井公司施工区）的时候，在气候方面不太适应。那里潮湿，有一种虫特别小，我们叫它“小咬”，它咬后不觉得怎么疼，但等一会就会出现像核桃一样的硬疙瘩。

实际上，在这里最可怕的是发洪水，瞬间就把山谷涌满了。如果经过山谷里的人没有反应过来，随时就会被冲走。

最艰苦的时候是刚开始去四川的时候，我不服水土，动不动就拉肚子。井队没有专门住的地方，就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墙壁是土坯砌成的，湿乎乎的，潮气很大，还透风。由于在山顶，气温低，到了冬天，寒风刮进来，跟刀割一样。

住的地方离井场一两公里，都是山路，不好走。炊事员做好饭，用三轮车送到山上。有时候，三轮车还会翻车。

井队的活脏得很，每次下班必须洗澡，但洗澡不方便。洗澡的水是从山上引下的，再用锅炉加热，有时候山上没水了，就洗不成了。在绵阳打井的时候，没有锅炉，就直接用井水洗澡。山里的井水特别凉，往身上一浇，冷得哆嗦。

大概是2006年，我们打普光10井的时候是在山顶上。是冬天，那个地方是个风口，风特别大。租当地人的房子，房子又冷又潮。我们接上电热毯，盖上几床被子，也挡不住冷。喝的水是山上一个水坑里的，牛羊也喝里面的水，水坑里还漂着牛粪羊粪。这么脏的水，即使烧开后也有很大的怪味，你说喝不喝？不喝也得喝。

有时候我们租住的房子离井场比较远，上下班就用值班车接送。有一年，一个兄弟队的值班车在送人的过程中，突然遇到山洪暴发，两人被淹死了。像这样的事故，一不小心就会发生。

我们有口井是在山下打的，发洪水时，我们房子被淹了，有几栋房子差点被冲走，如果水大了，能淹到二楼。有一次发洪水了，我看到有一栋铁皮房从山上冲了下来。特别是夏天，处处都得小心，稍微有点差错，都会有生命危险。

有一次在普光打井，发了洪水，淹了路面，没法出去采购食品，断粮十来天。没办法，只好找当地人买粮食蔬菜。当时我们井队有将近四十人，都是成年人，干的是重活，每天都需要几十斤粮食和蔬菜。由于当地是山区，当地人家的粮食和蔬菜也不多，我们只好都少吃点，肚子不太饿就行。

干活也苦的很啊。夏天搬家最苦，几乎每次搬家都有中暑的。

有一年我们在重庆打井，重庆处在盆地里，四周都是高山，夏天是著名的火炉，感觉闷得很，呼吸都很困难，身上总是黏黏的，特别难受。如果顶着阳光，一会就能把人晒晕，我们队上正常有人中暑。到了冬天，这地方不下雪，常下雨。雨打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让人不住地打冷战。

在钻井队干活，最让我害怕的是熬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三班两倒。就是：一个班在家休息，另外两个班，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每天上午八点交接班，每个班上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可不是像在单位值班，可以打打盹，时不时休息一下。在井队上班，12个小时始终都处于紧张状态，不敢有丝毫差错。钻机在轰隆隆响着，只要听到有异常声音，就得立即警觉起来，随时就有可能发生事故。

如果是上夜班的，下了夜班，洗洗就得休息。有时候，得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事情，因为成天忙着，没空给家人打电话。山区的手机信号很差，有的地方有信号，有的地方没有。有时候为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必须跑到山顶上。

就我们这样12个小时休息，12个上班，成年累月都是这样，像不像个机器人？机器人不怕刮风下雨呀，可我们怕也没用啊。下雨天、下雪天、大风天都不能中断干活。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

其实最让我难以忍受的还是一些体力活。比如，钻台上需要延长放喷管线，这是一种又长又粗的钢管，两三人才能抬起来。山路高低不平，沟沟坎坎的，必须抬到很远的距离。有时需要上山，有时需要过河，每次几乎能把人累死，睡觉都睡不够，更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了。

按说，我们两个月可以倒班回家休息，但现在井队人少，所以，一般两个月换不了班。因为去年许多老师傅办了内退，都回家了，本来队上的人就不多，这样一来，人员就更加短缺了，无形中，每个人就增加了工作量。人一少，一般不会按时倒班，我这次干了4个月才回家休息一次。说的是有事可以请假，如果家里的事不急的话，像我干的司钻这样重要的岗位，是不会轻易请假的，咱不能看着工作没人干。你可能不知道，井队每天的成本得七八万，停工一天，就会损失这么多钱，再累也得干,不能看着不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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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子今年16岁，从一上学都是她妈妈照顾，跟单亲家庭差不多，我常年不在家，哪有空管它？和自己的孩子也有很大的陌生感，每次回来，和孩子都没啥话可说的，孩子和我的话也不多。我知道，这都是我常年在外造成的，这种隔膜感不好弥补了。作为父亲，我一直感到很愧疚，唉，也没办法。每次回家，我都尽量多陪她，带她买些东西，能补偿一点就补偿一点。

我妈住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钻井三公司基地，我住在濮阳。去年我妈来我家看望我孩子，出门时遭遇车祸……

讲到这里，他深深低下头，眼愣愣地瞅着脚尖，好久没有讲话。我递给他一杯水，他轻轻啜了一口，然后两手捧着杯子，依旧呆愣着。

我妈妈被送到医院后，我姐姐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在四川打井，我赶到濮阳的医院时，母亲完全昏迷了，我只能在床边看着她。医生抢救了七八天，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我父母在世时，我妈腰间盘突出，我爸是脑血栓，都是我姐姐照看，我也很少有机会尽孝心。

我感到，对父母的愧疚最大,现在我最大的遗憾是对不住父母。

有一年，我爸爸因为脑梗住院了，我从四川赶到家，已经是第三天了。由于病很重，父亲谁都不认识了，但我往他面前一站，他却认识我。我坐在病床前，看到爸爸那苍老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当时由于井队搬家太忙，我在家也没法停的时间太长，只待了一周，又赶回井队上班了。

讲到这里，他的声音更低了，眼里闪着泪光。他揉揉眼继续说——

后来我爸爸出院了。为了恢复身体，他经常在街上走路锻炼，碰到饮料瓶之类的东西就捡起来，说是给我攒钱。他好像只记得这件事。

五年后的一天早上，我爸爸突然心肌梗死，没等送医院就不行了。等送到医院，身子已经凉了。当时我还在四川打井，我到家是第二天了，我爸爸已经被送到太平间了，我们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我到了太平间，爸爸躺在冰柜里，我把他抽出来，和他说了会话……

他讲到这里，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我背过脸去，让泪哗哗地流下来。由于我们坐的很近，我不想让他看见。

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他端着茶杯，始终低着头。停了一会，他平静下来，继续说——

我把爸爸从冰柜里抽出来，他还是生前的样子，我在心里默念着，说些想对他说的话。我只觉得很冷，那些冷气包围着我，像刀子一样割着我，我有点哆嗦了，但我还有好多话要对我爸讲……

我在四川，还算近点，如果在国外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回来。

我爸爸去世时才60多点，按说这个年龄不算老，但是由于我爸爸年轻时在井队干的年限长了，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到了一定年龄，各方面的问题都来了。所以本该多活几年，结果年龄不算大就不行了。石油工人都是这样,常年在野外作业，关节劳损、风湿病等等，都是我们的职业病，这些没法避免，除非你不干这个活。我就是腰肌劳损，现在劳动强度小点，以前往泥浆池里加药品都是人抬肩扛，特别是在濮阳打井的时候，都是当天搬家、当天安装、当天开钻，劳动强度特别大，没有职业病也不可能。

在钻井平台上作业（图略）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噪音污染，比如，井队的发电机、钻机等钻井设备，工作中都会发出极强的噪音，常年处在高分贝的噪音环境下，不但神经受到刺激，而且心情也容易烦躁，长期下去，对人的伤害不可想象。我现在四十来岁，在井队干了将近二十年，我的听力已经严重受损，听力下降很大。在家看电视，必须开到很大的音量，否则听不见。在这种音量下，我的家人都没法听，他们受不了这样大的声音。目前，像我这种听力，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的听力水平，但是发生在我这个四十岁人的身上。

还有些污染很难避免，比如，给泥浆加药品。这些药品都是有毒的，虽说戴着口罩，但是会吸到胸腔里。一次两次觉得没事，次数多了，对身体就有危害了。

虽说现在打井的技术先进了，减轻了一定的工作量，但操心大了，危险的地方一点没有减少，所以还是和从前一样劳累和辛苦。

有些事情也不太容易躲避，比如，落物呀（井架上掉东西）、物体打击呀、高压呀，这些事故不好避免。前段时间，我们兄弟井队的一个气葫芦（油井钻台上的一种机械设备），把人打死了。还有一个井队发生了高空落物，将脑袋削掉了，脑浆洒落一地。

在井队工作，碰碰刮刮是常事。我的左脚后跟受过伤，现在蹲下去很困难。

他说完，往地上一蹲，让我看。他的左脚跟很明显不能着地。我看后有点心酸，就让他赶紧站了起来。

这是我拉钻具时，在一根短套管上，不小心将脚跟别断了。

你问我的年龄在井队是大是小？我在井队属于中等偏上的，五十岁以上的人会越来越多。按说超过五十岁不应该在井队工作了，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因为井队的劳动强度大，超过五十岁，体力就不行了，干活就吃力了。特别是司钻这个岗位，在操作台上要看各种仪表，每进行一次操作，每按下一个按钮，就得考虑到后面的结果，所以年龄大了根本不行。

现在的活越来越难干了。一个月就四五千块钱，再扣掉各种保险，真正拿到手里的也就三千多块钱。现在是单井承包，也就是说，每口井给你多少钱，成本高了利润就少了，大家发的钱也就少了。反之，大家发的钱就多。每月净到手的一般就是三千多块钱，在别的地方也能挣这么多钱，甚至比在这里挣得还多，年轻人不好留住。你想想，发的这点钱够干啥吧。如果家里有学生，吃吃花花，再交点学费，这点钱远远不够，生病都生不起啊。虽说能报销药费，但很多药报销不了，自己还得掏很多钱。

有时候想做点生意，但问了问，房租高的很，根本拿不起。只有选择微商了，可微商好多人都在做，正儿八经做生意真难挣钱啊。搞歪门邪道吧，又怕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

我们队离婚的不少，有的是钱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钱离婚的比较多，现在我们挣钱太少啊。我觉得，原因是男人常年在外，两口子交流少，隔阂太深造成的。一旦隔阂深了，本来是件小事，都可以变成大事。再说，家里需要你扛个柜子的时候，你不，需要你搬个东西的时候，你还不在。我老婆遇到这种情况没办法的时候，都是喊朋友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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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井队的工作比较枯燥，吃饭、睡觉、干活，三点一线，外面的情况不了解，好像和社会脱节了，时间一长，话都不太会讲了，一般人受不了啊。比如，年轻人谈个女朋友，你常年在外，就没机会和女孩接触，怎么进行下去？所以，我们队几个年轻人年龄都很大了，还没有找到女朋友。现在是干两个月后可以倒班休息，倒班休息20多天，如果是谈恋爱的话，这点时间管什么用？有时候在家20多天里，还得参加各种培训学习，真正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你问我，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有一年，我们在四川广汉打井，井场在山上，一公里外住着当地的村民。有一天，一个村民找到队上，说他的孩子准备考试，钻机的噪音影响他孩子休息，要求停工，我们就停工了。但是发电机不能停，我们得用电做饭，还有别的日常工作都得用电。村民要求发电机也不能用。于是一帮村民围住我们的大门，就和我们吵起来了。在争吵的过程中，一个村民用石头砸伤了我们副队长的脑袋，于是我们双方就打了起来。村民越聚越多，他们捡起石块，朝我们猛砸，我们又被砸伤了几个。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我们撤到了井队的院子里。

你问我平常生活在荒山野岭，有了病怎么办？

由于井队没有医生，有了病就到当地的医院看病。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在野外，离正规医院都很远，发烧感冒了就到当地的小诊所。有了大病才请假到正规医院看病。就怕有大的外伤，特别是机械造成的人身事故，你想想，血往外冒着，再拉到距离较远的医院去，不把人吓死，也把人急死。

有一次，我们一个职工的脚脖被液压大钳刮伤了，血哗哗地流着，我们对他进行简单的包扎后，赶紧把他抬上值班车，一路疼得嗷嗷叫。到医院一检查，差一点没有刺着主动脉，如果刺穿动脉，肯定就活不成了。

我们正谈着,炊事员招呼他吃早饭。因为他干了一夜了，需要抓紧休息，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就中止了谈话。

我送他出门，发现他高高的个头，开始有点驼背了。他才四十来岁，井队艰苦的生活对他的影响非常明显。看到这些，我心里有点淡淡的忧伤。

 

“现在各种检查太多了，光应付检查都应付不了。”

 

我要到另一个井队采访，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雨好像从天上倒下来一样，瞬间就瞅不清路面了，我们被迫停下。由于停在山半腰，不时滚下碎石和烂泥。我往上一瞅，头顶上的山坡上，有几块巨石，正好对着车子，露出要掉下来的样子。司机也瞅见了，就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往前慢慢走吧。于是，我们像蜗牛似的，往前走去。

到了井队，雨还在下。钻台上，工人们并没有被雨挡住，仍然干着活。

我找到井队的平台经理（队长）孙晓光，聊了以来。

你知道我为啥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休息吗，因为太忙了。钻井队的人太少，倒不过来班。

去年年底，内退了一批工人，这批人大多是40多岁，体力好，又有经验，突然缺了好多人，人手不够，能不忙吗？现在从社会上招了一些年轻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工，也有大学生，由于工资太低，干不几天就跑了。

有一次，我们早上开会，发现人少了几乎一半。一清点才知道，一些临时工夜里都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我比较理解他们，钻井队都是在深山老林里作业，几天还见不到一个人，条件恶劣。工作吧，一干就是12小时，干完活就是吃饭，吃完饭就是睡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们都是年轻人，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生活？所以，走了也不稀罕。

虽说他们是农民工，说实话，农活再重，也没有油田的活重。油田的活又累又脏，他们干不了，是可以理解的。

仔细想想，油田的工作多么苦吧。虽说是上12个小时的班，实际上，工作时间要比12个小时多的多。比如，你接下一班，至少得提前半个小时上岗吧，这都12个半小时了。下了班再洗洗澡，吃吃饭，两三个小时过去了，真正休息的时间没多少。

目前是不停地招人，不停地培训，不停地跑。不管哪个钻井队都缺员。

现在检查也多，项目部检查、公司检查、甲方检查、外管委检查、工程公司检查，我们一个班就那么四五个人，准备的资料又多，光应付检查都应付不了。

现在钻井队的活也难干，工作现场装有十几个摄像头，没有一点隐私。上级监管部门随时都可以查看现场，有没有出现问题，可以说一览无余，谁都糊弄不了。有时候上级发现违章作业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每次检查组过来，有人专门调阅现场视频，看看你有没有违章的地方，一旦发现有违章的情况，就会抓住不放，真是要命，所以我们整天压力都很大。

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比如，爬高上低的都要开票（许可证），并且必须在摄像头下面开，监管人、审批人、带班人、实施人等等吧，都要写清楚，哪一项都不能漏掉。按规定，超过两米都得开票。比如，两米高的地方有个绳头需要拉下来。按照以往的做法，上去弄好就是了。现在不行了，你必须开好票，经过允许才能干。本来几分钟都能干完的活，干之前，又得开会，又得签字，能浪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哎呀，麻烦得很呀。

如果钻井队需要吊车干活，吊车来了，你必须把吊车司机的驾驶证、许可证等各种证件进行录像，什么批准人、监护人、施工人等等都要填写清楚，谁要是违章操作，一罚就是三四千块钱，活真难干啊。

我们的甲方很多呀，有中石油、有中石化、有川西，他们检查时标准有的不一样。比如，某一项工作，这个检查组说做得好，停几天再来一个检查组又说你弄的不完善，有时候我们无所适从，心里很烦啊。这一个检查组走了，那个检查组又来了，一批一批的，咱谁都不能得罪，整天弄得我们焦头烂额的。

有些甲方蛮不讲理，他们虽说是甲方，但是有些人并不太懂业务，可是人家是甲方，咱得听他们的，因此，有时候咱就得干些窝囊活，你说，咱心里烦不烦？我们的领导天天做工作讲：咱能管了甲方吗？咱能让甲方听我们的吗？不能！既然不能，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甲方，咱就改变自己……

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平台经理，几乎没有出过事。现在出了事该咋办就咋办，是不讲情面的。比如，你干10年安全无事故，但是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就把你搞得狗血喷头，所以，现在干起活来，总是小心谨慎，生怕哪地方出现闪失， 四川这地方，工农关系不好处理。我们前年打完了一口井，再往另一个地方搬家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说，把他们的路压坏了，非让赔偿。陪就陪呗，但他们故意落井下石，赔偿要求，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由于我们是国企，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去年，我们被老百姓在山上整整堵了一年，没法搬家，没法干活，你说给我们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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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们在四川一座山上打井，从山上到山根有六七公里长的路面。有一天，村子找到我们说，这条路面太脏，要求我们打扫。我听他一讲，气死我了。但我们不敢得罪他，如果得罪他了，他就能堵我们的路。没办法啊，我们就找人打扫，但是路边的老百姓不同意呀，因为扫路的灰尘污染了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钱，最后，我们给他们2000多块钱，才算了事。

钻井队在强拆设备（图略）

我到好多地方打过井。在新疆最偏远的阿克苏干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塔中干过，这里的沙漠东西长500多公里，南北长300多公里。当时我们打的这口井基本位于沙漠中部，手机没有信号，打电话需要跑到十来公里外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信号也十分差，听到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家里如果有事，都是干着急没办法。有一次，我父亲住院了，需要装心脏支架，我姐姐要和我商量，一连几天找不到我。三四天以后，终于通过同事找到了我，可把她们急坏了。

有一年，我离开家11个月后，倒班回家休息。到家一看，我父亲已经住了几天医院了，由于怕影响我的工作，所以没有告诉我。我顾不得劳累，到医院伺候他。谁知道，两天后，就去世了。

他讲到这里，低下头，揉着眼。我给他面巾纸，他挥挥手不要。过了一阵，他抬起头，我发现，他眼里满是泪水。他吁口长气，继续说——

这么多年，我都是在外地工作，没有空照顾父母，都是我大姐和姐夫伺候我父母，就是我父母住院，也是他们伺候的，他们给我父母做了28年饭，这个事，他们住的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想想，做了28年饭啊，人的一生有几个28年，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他们给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支持了我的工作，我感激他们，对他们也感到很内疚啊。

我怕他伤心，就引开话题，问他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他揉了揉眼，讲到——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打井的时候，这里的沙尘暴比较厉害，看着天好好的，一会的功夫就黄沙弥漫，几米以外什么都瞅不清。沙尘暴过后，房子里都是很厚的沙子，床上、碗里，旮旯里也是沙子，沙子无处不在。

为了清洗方便，我们都剃短了头发。即使刚洗了头，从井场到餐厅就几百米远，走过去也都弄脏了，跟没洗一样，用手一抓头发，就是一把沙子。

夏天的时候，这里的地面温度能达到七八十度。房子里如果不开空调的话，跟这个温度差不多。戴上安全帽，能遮挡些阳光，但鼻子被晒得掉皮。

由于天气太烤人了，一个人一天能喝20瓶矿泉水。拿一瓶，一仰头，一口就干掉了。天那么热，也不见出汗，因为体内严重缺水，没到出汗，就随即挥发掉了。井队搬一次家，二三十号人能喝掉一二百箱矿泉水。

水喝多了也难受啊，你想想，一瓶瓶矿泉水往肚里倒，肚子像个水桶，只知道往里装水，那是个啥滋味？ 最好的办法是茶水里加盐和糖，这叫“糖咸茶”，虽说不好喝，但这种茶解渴的效果要好些。

这里的蚊子也比较多。天快亮或快黑的时候，哎呦，那蚊子多得吓人。它趴到你脸上，你摇头它都不跑，只有用手打，一打一手血。这种蚊子咬过以后，起的疙瘩跟枣一样大，大家都戴着像放蜜蜂那样的防蚊罩，从远处看，我们石油工人一个个像养蜂人。

上厕所就更麻烦了。上完一次厕所，屁股上就能咬十几个疙瘩，这种疙瘩又痒又疼，那种难受的滋味说不出来。那时候，一想起上厕所就心虚。

他讲到这里，皱着眉头，一脸的愁容。为了缓解他的情绪，我把茶水递给他。他喝了一口，似乎想起什么，又说了起来——

我是1991年到钻井队上班的，刚开始的几年，在中原油田的黄河南北地区打井。后来去过西安、冀东、大港油田、四川、新疆等地区，一直在外部打井。2014年重新回到四川。

我在冀东（天津地区）干活那一年，我老婆怀孩子了。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她肚子疼，可能快生了。我一边让她去医院，一边往去濮阳的车站赶，等我赶到车站时，她已经生过了。当时就她一个人在家，她肚子疼的时候，我姐从六七十公里外的一个采油厂赶了过去。我回到家，伺候她一个月，等她满月后，又回冀东上班了。

生我们老二的时候，我还在冀东上班。生孩子的那天，本来打算让我姐照顾她，可我姐出差了，我吸取上次的教训，让我朋友的媳妇赶到医院照顾她。

我从冀东回到濮阳，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产房的大门锁了，不让进去，我就在门口往里瞅瞅，回家了。第二天，我熬了稀饭给我老婆送了过去。

我常年在外，家庭是一点也照顾不了。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孩子玩耍中，胳膊骨折了。当时我老婆把孩子送到了东明县医院，但是打了两次石膏都没有弄好。我不在跟前，没办法，只好让朋友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油田医院。如果我在家的话，啥事都好办了。

我老婆在家，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还得上班，负担非常重，我没法帮她，只有她一人默默承受着。有时候她病了，不能给孩子做饭，就只能让孩子到街上吃。

我们正聊着，一个工人走进来，说钻台上出了问题，让他过去看看。这位工人还没讲完，孙晓光就霍地站了起来，没顾上跟我打招呼，就跑了出去……

我知道，在钻井队就是这样，随时随地都会出现问题，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虽不是战场，但胜似战场。

 

“我觉得像经历了一次生死”

 

七月份的一天，我从西安坐车，来到延安。找到延安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我要采访的中原油田的一个施工队，在离延安100多公里的一条山沟里。我问了一下，交通车只能到达金丁镇。

到了金丁镇，天快黑了，离我去的地方，还有20多公里。为了尽快赶到那里，我决定打的过去。我站在路边，拦了几辆出租车，都不愿去，一问才知道，到那地方，特别难走。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找了一辆摩的。这是辆两轮摩托，我坐在后面，一路狂奔。刚开始，路面还算平坦，走了几十分钟后，开始出现很厚的浮土。摩托的声音变得低沉，轰鸣声渐大，身后扬起一股又大又粗的烟柱。又走了半小时左右，浮土越来越厚，有的地方，埋住了半个车轮，有几次，车陷进了浮土里，我不得不下来，帮忙推车。脚一着地，只听 “噗”的一声，土把脚踝埋住了。

到达施工队，已是深夜，队长看看我说，你变成一个泥人了。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这时候才看清楚，他们住在山根旁，周围全是土山。院子里也是很厚的浮土，小风一吹，都能腾起一团团灰尘。

院里停着十几台施工车辆，一位司机正在清洗驾驶室，他叫唐兵林 ，50来岁，我们攀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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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5年到离开濮阳到外部工作的。先去了内蒙，也去过淮南、东北等中原油田的施工地区。

我在西北这地方干活特别辛苦。有一次，我在定边县一天左右，一连给6口油井进行了固井施工，到最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没有干过这种活的不知道它的辛苦程度，一般来说，一天中，完成一口油井的固井施工才是正常的工作量，一天对6口油井进行施工，你就可想而知了。

西北地区的路不行，油井都在山上，都是土山，上山的路大部分是土路，路特别窄，浮土又多又厚，不小心随时都会滑下深渊。路上的车辆多，有送水的，有拉油的，有运送各种物资的，经常有车辆从路上掉到山沟里，死人的事也常常发生，我听说过最多的一次死了20多个人。那是一辆交通车，和一辆拉原油的罐车会车时，交通车被撞到山沟里了。

有一次我去陕北吴起镇进行油井施工，我开着车刚到半山腰，天下雨了。按说，下雨天，这种山路是不能继续往走的，但是已经走了一半，没法退回去了。谁知道雨越来越大，路面被雨水冲得厉害，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了，就将车停下，在路面较宽的地方等着雨停下来。

在车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雨总算不下了，我们到井队干完活就赶紧往回赶。在下山的路上，发现一段路已经基本被冲毁，路面仅仅只有一车宽，一边还是七八十米深的悬崖,在上面几乎看不到谷底。我开着车拐了几拐，打了几个倒车，出了一身冷汗，才勉勉强强通过了这段路面。

我们的另一辆车较重，司机连打几个方向都没有过去。第二次往前行走时，车轮挨在悬崖边上，边上的土块往下呼啦啦落着，如果车辆稍微一滑，就会翻到七八十米深的山沟里，司机吓得不敢动了。这咋办？司机从车上下来，我们俩站在悬崖边上，查看地形。

像这种情况，其他车辆也没法救援，只能自救。

眼看天要黑了，夜里更没法动车了，再不走的话，就得在山上过夜，如果再遇到下雨，路面再出现松软现象，车辆很有可能掉到山沟里。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司机再次试着往前走。他走两步倒一步，一点点往前赶。在走到一半的时候，车轮碾掉的土大面积滑落着。我吓得不敢给他指挥了，让他自己摸索着前行。

我这个同事比较胆大，他每走几步就下车看看，然后再决定怎么往前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终于将车开到了安全地带。

这辆车如果掉到山沟里，找都找不到。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像经历了一次生死。

有一次，我开着车准备上井干活，走到一座山顶，车出了毛病，动不了了。我正在修车，天突然阴了过来，接着一道闪电刷地划破了天空。由于山比较高，就觉得闪电落在了跟前，我的脑袋条件反射似的缩了一下，眼睛都被电光弄晕了。紧接着雨瓢泼似的下来了，就一车宽的路面被雨水冲出了一道深沟。我不敢贸然下山，以免引起翻车事故，就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等雨停后再走。

 

大山深处的钻井队（图略）

 

我在外部干了十多年，孩子上学我从没有时间管过，整个中小学阶段都是我老婆照顾。孩子考高中、考大学，这两个关键的考试，按说我应该请假回家的，但当时生产正忙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去，没有办法，工作性质决定的。也可以这样说，是我老婆把我孩子养大的。

每次回到家我都不想离开，在家休息一个来月，感到过得特别快。每到走的前一天晚上，我都是把行李收拾好，第二天一大早，一个人悄悄离开。我不想让老婆孩子送我，越送越难受。虽说出外好多年了，但是每次离开家，都难受的不得了。

我走的时候，一般不给孩子讲，到了工作地以后，再给孩子说，我怕孩子送我，那种场面我受不了。

有一次，我走的时候，我妈非送我。我不让她送，你想想，我妈送我，我更受不了。我妈难受，我更难受，她七十多岁了，真正陪她没有几天，更别说伺候她了，作为子女真是惭愧啊！

讲到这时，他的语气缓慢而沉重。他抬起头，向远处瞅着，好像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我在安徽淮南项目部（施工区）的时候，特别忙，不能倒班，有活就干，一忙起来，就是几天几夜。如果哪几天没活，才可以回家休息几天。

这里活比较难干，给一口井施工，一干就是一天。这个地方经常下雨，雨下大了，井场都是积水，施工车辆到不了跟前，就得长距离施工，需要连接好多管线，有的距离达到五六十米远。如果遇到河流，必须从河流上穿过去。这样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增加了工作时间，所以有些施工一干就是一天，有的油井干一天还干不完。

在各地干活都有各地的难处。比如在东北项目部（施工区）吧，这里的冬天特别冷，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每次施工前都得用喷灯烤油箱，光烤油箱就得占用好长时间。有一次，我凌晨三点就起来用喷灯烤油箱，一直到早上五点才烤好。当时是零下40来度，带着手套跟没带一样，手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到了井场还得烤施工车上的大泵，由于气温太低，一个喷灯不行，还得用两个喷灯。等到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如果井队没有准备好，你还得继续等待，等待的时间长了，我们施工车辆还得用喷灯烤。你看看，干起活来多么辛苦啊！

有时候，跑到比较远的地方施工。从基地出发，能跑到一千公里外的鹤岗、佳木斯等地方，一跑就是一整天，有时候一整天还跑不到。这是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如果遇到雨雪天气，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我们正谈着，风慢慢大起来，整个院子都是灰土，突然，一股疾风挟着枯叶朝我们袭来，眼睛都睁不开了，不得不中止谈话。

 

“我们已经给石油奉献一辈子了，不发工资也得奉献啊！”

 

刘树田47岁，是油田某物探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我通过几个人才找到了他的电话。联系了几次，他都很忙，没空接受访谈。一个周末，他终于有点空闲，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

我是1992年石油大学毕业后，来物探公司上班的，现在已经26年了。

我刚上班的时候，干的是放线工，这是物探队最基层最辛苦的一个工种。除在濮阳基地外，我在聊城、莘县、内蒙等很多地方都干过。可以说，我们是从中原油田走出去的第一支队伍。中原油田在内蒙巴彦杭盖开辟的第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物探公司先上去的。

物探这个行业，出外施工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场所，在哪里干活就住在哪里。一干就是一整天，午饭都是吃带的干粮。所谓的干粮就是馒头咸菜，或者方便面，其他的也不便于携带。你想想，我们随便一跑就是几百公里，在沙漠或者戈壁滩作业，周围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没有人烟，到哪里弄饭去？吃饭不定时，住无定所，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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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行业最危害人的地方，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好一顿坏一顿，早一顿晚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把人的肠胃都弄坏了。凡是在这个行业干久的人，没有不得胃病的。

雨中作业（图略）

1994年，我去了新疆伊犁。我们施工的时候是秋天，这季节在新疆就开始冷了。我们的测量电线需要从伊犁河上穿过去，天冷水深怎么办？我们就跳到水里。伊犁河的水都是冰山融水，河水冷得像刀割似的，每走一步，都得咬着牙。时间长了，浑身就开始哆嗦了，手抓着电线都困难。

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里也进行过施工。进了沙漠，没有手机信号，一干就是个把月，人跟失联一样。住的是帐篷，没有充电的地方，胡子长了，头发也长了，整个人变了样，人不人，鬼不鬼的，跟疯子似的。

更滑稽又可怜的是，那些染发的老工人，刚进沙漠的时候，染了黑油油的头发，等一两个月从沙漠里出来时，满头白发，胡子拉碴的，好像变成了一个野人，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劳改犯”。

你可能不知道，物探这种工作，一干起活来，大部分是两三个人一班，说话的时候都不太多，时候一长，人变得呆不叽叽的，好像麻木一样。

比如，咱俩搭班干活吧，如果你的心里素质不够高，你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太强，我们俩沟通又不太好，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那么你的思维就停顿了，人就变傻了，话都说不囫囵了。

你想想，在大沙漠的腹地，几个人就在这一带搞测量，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一星期给送一次给养，周围是望不到头的沙漠，只知道低头干活，人不变傻才怪呢。

干这活还不如钻井队，钻井队的地点是固定的，好歹还有几十号人在一起，相互之间能够充分交流，但是物探作业队没有这种优势，我们的工作流动性太大，干完这，再干那。比如，你今天在这里作业，明天你就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了。

2005年，我去了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这地方比较乱，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我在这里待了三个月，每天都感觉心惊肉跳的，有时候，觉都睡不好。碰到局势不好的时候，还能听到枪声。干活的时候，更要小心，因为这里部落之间关系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2006年，我去了厄瓜多尔，总的来说，这里治安还算不错。如果靠近边境地区就危险了，因为这里贩毒的比较多，会遭到他们的骚扰。这一年，一个石油公司的材料员在路上就被贩毒人员打了一枪，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伤的也不轻。

我在厄瓜多尔干了三年，后来去了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家，满世界的乱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

2009年，我去了我国东北地区的通化、黑河等地方，这些地方山不多，都是冬天进行作业，因为其他季节，地里的庄稼太多，施工成本大，又不方便。我在这里干了三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农关系不好处理，有些社会上的人背景复杂，本来简单的问题往往变得非常棘手，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劳心劳神。

后来，我参加了一些大学、煤矿等行业的攻关科研活动，做出了一些成果，给单位创造了效益，但也付出了很多，当然这也是应该的。

总的来说，只要和石油沾边的工作，都是很辛苦的。要想轻松，就别干石油。

以前石油行业的工资比地方的高，各方面福利待遇好，干石油即使再辛苦，心里感觉也值得。现在地方的工资和我们一样了，有的比我们的还高，我们干这样辛苦劳累的工作，心里就有点想法了，好多年轻人就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了。

油田的有些年轻人生第二胎了，现在这点工资如果养不起这个家庭,让他怎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石油行业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了。

我感觉，从2011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就慢慢不行了。2014年和2015年就更差了。特别是2014年，有好几个月，当月发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没办法啊，我们已经给石油奉献一辈子了，不发工资也得奉献啊。

这并不是我说漂亮话，真是这样呀。有时候，你得想开点，像我们这种情况，在单位是中坚力量，不管发多少工资，活得干好，得起到带头作用。比如，2014年和2015年，发的工资那么少，我们的工作不照样干得好好的？

再一个，就说石油行业的年轻人找对象吧。好多年轻人常年在外，一年回家不了几次，找对象都很困难。就算谈了一个对象，真正在一起的时候，能有几天？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前的不一样，两人不经常在一起，怎么谈情说爱？所以，好多年轻人谈不成对象。

我们谈话中间，他的电话时不时响起，都是工作上事。这天是星期六，我纳闷，休息日怎么还有这么多事。后来才知道，他这样的工作是没有真正休息日的。

最后一个电话特别紧急，由于这个事需要他及时处理，我们不便再继续谈下去，就结束了采访。

 

“已经14年了，我一直就这样整天来回跑着。”

 

肖文银四十来岁，是某采油厂计量站的站长。我约了几次，他都没有时间。电话里，我听到了抽油机的转动声以及呼呼的风声。我知道他又在巡井，又在干活。等了几天，凑个双休日，我早早起了床。心想，这回他应该休息了。电话打过去，却听到他急促的喘气声。我问他忙什么，他说正在井上修理设备。又过了二十多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有半天的时间,可以接受采访。我喜出望外，就匆匆赶到了约定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