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城丰碑——消失的“新中国第一枪厂”（626）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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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枪厂；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我党、我军接管的枪厂；一个在共和国军工战线创业、奋战、发展、奉献了38年，造出了9006116支枪的枪厂；一个在国企改革中被划归首都钢铁公司后继续奋力拼搏、苦苦挣扎了18年，最终被政策性破产的枪厂——626厂（国营庆华工具厂），注定有其跌宕起伏、无比辉煌；历经磨难、一言难尽的传奇故事……

——题记

辉煌时刻显荣耀

这个世界上，绝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员才渴望观众的掌声和鲜花，其实，每个人、乃至每个团队和单位都期待掌声、鲜花，也都希望获得荣誉。

荣誉，不只是人们眼中的一纸奖状、一枚奖章、一个称号、一尊奖杯或一面锦旗，而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沉甸甸的奋斗果实；是一段奋斗历程的写照和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花朵；是一种品行、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和取得的成就；是国家和社会给予的肯定、鼓励和表彰。但荣誉似乎只是成功者的专利，尽管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渴望成功，而成功可不是偶然的、仅靠运气的、一蹴而就便能获得的。能获得荣誉的个人或团体，其经历一定是十分精彩的，甚至会具有令人感叹的传奇色彩！ 

今天我首先要呈献给读者的，是“新中国第一枪厂”（626厂）数十年努力奋斗和奉献过程中，曾获得的部分荣誉和经历过的辉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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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读者阅读，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626厂的厂名变迁与具体时间。

奉天军械厂(1916年6月)

东三省兵工厂枪厂(1921年10月) 

关东军野战兵器厂第一制造所(1931年9月19日) 

日本法人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第一制造所(枪所，1932年10月) 

兵工署东北区接收委员会沈阳兵工厂第一制造所(枪所，1946年3月)

中央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90兵工厂第一制造所 (枪所，1946年11月9日) 

东北军区军工部沈阳兵工总厂第一分厂第一制造所(枪所，1948年11月) 

沈阳第一厂第一制造所(枪所，1949年9月) 

五一工厂第一制造所(枪所，1949年11月1日) 

五一工厂枪厂(1950年11月初) 

北安冲锋枪厂(1950年12月) 

三二工厂（1951年3月1日）

国营626厂（1951年6月）

26265厂（1951年10月30日）

626厂(1953年4月1日)

国营庆华工具厂(1957年4月23日，第二厂名) 

首钢庆华工具厂(1988年6月22日)

……

从上述厂名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解放军进厂接管，到1950年11月，五一工厂枪厂从辽宁沈阳迁往黑龙江北安，在那里建立了北安冲锋枪厂。再从最早的奉天军械厂到首钢庆华工具厂（于2006年破产），626厂历经近百年的历史沧桑，见证了中国近代军阀割据、日本侵略、国共内战，亲历了抗美援朝，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第一枪厂和祖国军工事业的开拓者，所以，它的经历理应永久载入史册，而不能被历史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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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代号626厂的对外第二厂名为“国营庆华工具厂”，所以本文中会以“庆华厂”之名一以贯之。

庆华厂作为东北乃至新中国第一枪厂，有着辉煌的历史和骄人的业绩。形成了当年冲锋枪和手枪制造全国产量最大、质量最好，成本最低的优势，为国防事业和公共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庆华厂作为曾经的新中国第一个冲锋枪厂，用黑龙江省北安市“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概况介绍所言：“建厂规模最大、历史贡献最突出、科研成果最突出、管理经验在全国推行最广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多！”  

庆华厂兵工人为发展大兵工、建设大国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奉献了无悔的人生，他们在用双手创造了历史功绩的同时，用汗水浇灌出了荣誉之花。让我们看看他们曾经获得的部分荣誉和取得的部分骄人业绩。 

1949年9月到1950年9月，工厂仿制成功苏联PPSH-41式7.62mm冲锋枪，共生产2.3万支，配备给南下大军。为解放全中国和剿匪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0年，工厂生产大量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直接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得到了东北野战军的特令嘉奖。

1950年2月，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回国途经沈阳时，特别关注五一厂，并对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人提出了工厂北迁的设想。

1950年10月，毛主席得知工厂仿制苏联的冲锋枪获得成功非常高兴，亲自批准命名为1950年式7.62mm冲锋枪，简称50式冲锋枪。

1951年初，庆华厂冲锋枪部主任赵瑞之，被黑龙江省评选为劳动模范。

1951年11月，东北兵工局领导受中央军委和兵工总局委托，携带大批奖品亲临工厂，召开全厂干部职工表彰大会，以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奖励庆华厂20万万元（旧币）奖金。

1952年2月，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在全区范围内对庆华厂迎着硝烟实施北迁、冒着严寒复厂建设、不分昼夜组织生产、有力支援抗美援朝的突出业绩给予大力表彰，鼓励庆华兵工人继续奋斗，用满腔热血融化大地冰雪，用无私奉献换取卓越贡献，在“北大荒”上创造出更多的兵工奇迹。

1952年9月，庆华厂二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劳动模范付润滋前往北京，代表全厂职工光荣地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国庆观礼。

1953年4月，二机部对庆华厂的技术革新和改造给予兵工系统通报表扬，并颁发奖金5万万元（旧币）和奖旗一面。这面奖旗就像一面战旗，指引着庆华兵工人不断地走革新挖潜、技术改造道路。

1953年6月，庆华厂仿制的PPS-43式冲锋枪取得成功，中央军委、志愿军总后勤部、二机部二局向工厂先后发来贺电。在祝贺与慰问的同时，鼓励庆华厂在武器仿制和制式化生产的道路上取得新成果。

1953年10月，工厂检验女工佟玉芝作为劳动模范代表，参加了二机部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第三届劳动模范大会，讲述了女工姐妹们建设庆华厂的感人事迹。

1953年10月，工厂主任工程师赵瑞之和四车间生产组长关宝祥荣获“东北兵工局劳动模范”称号。随着上级的表彰，赵瑞之在枪械研制上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佳绩，被兵工行业关注。关宝祥在老旧机器设备上带领班组的师傅们练出“飞刀手”，这一称呼传遍关东大地，

1953年10月，赵瑞芝被东北兵工部评选为东北地区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

从1951年到1953年，庆华厂共为朝鲜战场生产输送了358612支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9月3日，朱德总司令，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问候，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深情厚谊，亲临北安，专程到庆华厂视察，亲切看望兵工战士。临走时还带走了一支庆华厂生产的崭新的50式冲锋枪。之后还为庆华厂俱乐部亲笔题写了“文化宫”三个字，并在后面写上了“朱德”二字。

1954年3月，带领庆华兵工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厂党委书记李志坚、厂长孙云龙两位带头人，光荣当选为中共黑龙江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党代表。党政“一把手”同时被选为党代表让全厂职工骄傲。

1954年5月，四车间生产组长关宝祥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政议政，令庆华厂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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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庆华厂改革企业管理的经验，把庆华厂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向全国介绍。

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的社论，再一次肯定和宣传庆华厂经验。

1958年5月，庆华厂党委书记马彪，光荣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会上作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报告，将庆华厂的经验介绍给了与会的代表们，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958年8月，庆华厂保卫科科长杜福生出席全国公安战线第九次代表大会做了经验交流，并把其他单位的好做法带回厂，有力地推动了工厂重于泰山的安全保卫工作。

1959年3月，全国工业部部长会议在上海市举行。3月11日，李立三部长在会上特别介绍了庆华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号召在全国工矿企业中普遍加以推广。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很快在全国的工矿企业中普遍推广开来。

1959年9月，全国工业战线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庆华厂被授予“全国跃进红旗厂”光荣称号，周恩来总理亲自将锦旗授予参加会议的工厂党委副书记杨德馨。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庆华厂工人手握自己生产的钢枪，以“庆华民兵师”方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庄严检阅。

1960年3月，庆华厂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被毛主席称为“鞍钢宪法”。从此，中国企业管理崭新的模式被广泛应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传遍祖国山川大地，落户千万工厂，推动了破除“一长制”、大搞群众运动的浪潮。

1960年6月，黑龙江省工矿企业的领导们再次云集北安，心悦诚服地到庆华厂“取经”。

1960年10月4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同时印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厂的典型材料，并要求转发给所属大中型企业党委，组织干部认真阅读和研究。

1960年10月，中央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联合在庆华厂召开经验交流会，对庆华厂贯彻执行中央“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给予隆重表彰。

1960年，庆华厂研制的微型精密轴承填补国内空白，并应用到航天技术上，随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太空，为我国“两弹一星”及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1961年7月，庆华厂被主管部门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在兵工全行业推广工厂连续11年无重大伤亡事故的做法和经验。学习庆华厂经验的人们感叹：一个天天开动机床、日日和铁块打交道、六七千人的大工厂，竟然11年无重大伤亡事故，要想学好还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

1961年9月16日，中央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又一次给予充分肯定。

1962年12月，庆华厂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被中央纳入《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成为我国工业建设和发展独特的管理内容和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的一部分。

1963年，庆华厂完成试制出“无声、无光、无烟、”的“三无”冲锋枪。1964年7月，经国家轻武器定型委员会更名为64式7.62mm微声冲锋枪，批准生产定型。庆华厂为此受到上级的表彰。

1967年6月，67式微声手枪一经投产，便获得各方面好评，并夺得国家金质奖。

1967年后，庆华厂总工程师赵瑞之曾在“六五”期间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三等奖。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庆华厂总工程师赵瑞之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兵器工业“学铁人标兵”。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祖国“三线建设”开始，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需求，庆华厂先后为河北、江苏、安徽、福建等8个省市的9个“三线”厂；山东、广西、新疆等17个省市（自治区）24个“三线”厂；北京、重庆、贵阳、湖北、辽宁、吉林等地的包建厂和援建厂，分别提供了大量的枪械生产技术资料和工艺文件资料、非标设备和图纸资料、枪械配件和冲锋枪铸件坯料、工具、工装、量具、特殊钢材，以及大批技术人员。解决了新厂建设中生产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推动了“大小三线”兵工厂建设的进程，有力的支援了祖国的“三线建设”。庆华厂为“三线建设”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让当年的三线建设者们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上世纪70年代，庆华厂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和大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精神融合起来，让“八大员”管理和“三老四严”作风共同闪耀光辉，在成千上万的企业中，两次荣获国家“大庆式企业”荣誉称号。

上世纪80年代，庆华厂创造的职工“三级民主管理”，即职工参与工厂、车间、班组三级管理的经验，再次从黑龙江省推向全国的厂矿企业。

1986年，因出口的民用枪支既受到外商欢迎，又为国家创收了外汇，国务院批准庆华厂为国家机电产品外贸出口扩权企业。

1987年，国务院又批准庆华厂为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

除了各式军用冲锋枪、手枪和民用枪之外，徐海峰为中国夺取第一枚奥运金牌时使用的手枪，就是庆华厂生产的东风系列运动手枪。徐海峰、李对红、董湘毅、陶璐娜等运动员使用庆华厂生产的运动枪夺得了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赛事冠军，先后获得金牌达20余块，并屡破世界纪录！，

……

庆华厂在新中国军工战线奋战38年，于1988年划归首都钢铁公司，工厂共生产各类枪械9006116支，足可以装备军队800个师。不愧为“新中国第一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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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以来，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之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每一个战役都打得很艰苦、很顽强、很激烈……但都以我们的胜利为结局。

在这几场战争中，抗美援朝战争我志愿军使用的50式冲锋枪杀敌无数，庆华厂功不可没。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毛主席深谋远虑，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既用高度警惕的眼睛观察世界风云变幻，也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英勇无畏的原则来建设军队，更敦促已发展起来的兵工厂加快生产武器装备。

1956年以后，庆华厂大枪（冲锋枪）和小枪（手枪）的生产任务不断增加，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和印度屡屡进犯我边境的形势变化，庆华厂又进入了紧急备战生产之中。

就在我国开动兵工生产机器加紧备战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所操纵的，意在威胁我国安危、干扰我国建设的地区性战事，降临到了中国人民头上，极具典型的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战役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在这“三战”中，庆华厂生产的56式冲锋枪，配合其他厂生产的56式半自动步枪，以及庆华厂生产的多种手枪、特种枪，让敌人闻风丧胆，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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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至11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藏南边境上进行了一场反侵略作战。印度尼赫鲁政府受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驱使，在中国边境上长时间、多次进行挑衅和入侵，打死打伤我工作人员和边民。中央及时做出决定：为抑制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安全，打击当时国际上的反华逆流和中国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由中国边防部队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地区进行了自卫反击战。

该地区海拔4250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印方把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遍欧亚的劲旅”与印度“王牌部队”第四师摆在战场上。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勇往直前，一鼓作气把印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老家。

中印反击战中有两个与56式冲锋枪有关的英雄故事：

第一个故事： 1962年10月27日，中国边防反击部队一部抵达山口与印军交火。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56式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战后司马义·买买提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第二个故事：中国边防部队某部9连副班长庞国兴，随部队参加西山口——邦迪拉反击战。战斗中，庞国兴和主力失散，他主动和另外2名遇到同样情况的战士结成战斗小组，凭借一支56式冲锋枪和两支56式半自动步枪，主动向印军发起冲击，先后占领两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7门。又沿公路追击逃敌，缴获汽车4辆。当他们发现附近山顶上一股印军在向我军射击后，庞国兴举起56式冲锋枪一个点射，敌军官应声倒地，余敌溃散，3人趁势占领了山顶制高点，与主力部队会合。庞国兴战斗小组孤胆杀敌7公里，连打5仗，为主力部队向敌纵深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战后，庞国兴荣立一等功。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上击退苏联军队入侵的战斗。1969年3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徒步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出动装甲车、军用卡车和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在接近珍宝岛后，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共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击退了苏军的3次进攻，击毙了苏军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3月17日，苏军又出动步兵登岛，企图拖回被中国边防部队击坏滞留在江叉的一辆T–62型坦克。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炸坏的苏军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此坦克至今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边防部队在严寒中，面对苏军的先进坦克、装甲战车毫不畏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战斗中，巡逻第二小组听到枪声后，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给侧后的入侵苏军以沉重打击。随后，巡逻分队发起反击，但遭到丛林中苏军的猛烈射击。边防战士于庆阳利用有利地形，用56式冲锋枪连续毙伤苏军5人。在发现苏军一个火力点后，他隐蔽在白桦树后，以点射击毙2名苏军轻机枪手。就在他上前缴获机枪时，不幸头部中弹。当卫生员为他包扎后，于庆阳奋力站起继续顽强战斗，端着56式冲锋枪向苏军猛烈扫射。战斗中，于庆阳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为了表彰黑龙江边防部队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于庆阳等10名官兵“战斗英雄”称号。这个英雄故事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以后多年里，以英雄于庆阳为原型创作的一个战士头上缠着带血的绷带，手中端着56式冲锋枪，在雪地丛林中冲锋的宣传画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标语，树立在大街小巷的醒目之处，让无数人的心灵受到震撼。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和越南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称为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这场战役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攻打了越南北方高平和凉山以北的6个省11个县，狠狠地教训了越南当局，让他们对蚕食我国边境、打伤边民、扰乱边防、实施地区扩张的罪恶行径付出了代价。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军虽然是速战速决，得胜还朝，但是战役打得很艰苦，也十分惨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越双方武器装备相当，战术相近。尤其是越军使用我国之前援助的56式冲锋枪遍地都是，比中国军队配备得还多。

1984年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中，我军某部8连5排代理排长李海欣，率领14名战士，坚守在20多米宽的正面阵地上，用56式冲锋枪和手榴弹与敌人展开多次短兵相接的战斗。当20余名敌人从西侧突破前沿后，李海欣用56式冲锋枪对敌猛烈扫射，当即毙敌8名，并引爆一颗定向地雷，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当李海欣转身观察时，突然被敌高射机枪弹击穿右胸，他强忍剧痛，再次按响预设的定向地雷，将敌炸退，但不幸被敌人投来的炸弹炸中头部，光荣牺牲。战后，15名勇士均荣立战功，李海欣、杨国跃还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前方的我军指战员用庆华厂造的枪英勇杀敌立功，这让在后方造枪的庆华厂兵工人为此深感自豪和荣耀！

“第一枪厂”话由来

庆华厂是新中国早期著名的军工企业。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张作霖创建的东三省兵工厂枪厂。之后几经演变，直到1948年11月1日，解放军在护厂队的引领下进驻沈阳国民政府兵工署第90工厂第一制造所。11月2日沈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接收了兵工厂，改名为东北军区军工部沈阳兵工总厂第一分厂第一制造所。从此兵工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工厂放假3天，庆祝沈阳解放。由此而言，我们说庆华厂是新中国第一枪厂名副其实！那么，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老牌枪厂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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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辽宁省省会。1625年后金努尔哈赤建都于此，称之为盛京。清代改为陪都，又于1907年设立奉天省，至民国初年仍沿用。1928年改奉天省为辽宁省，1929年改奉天市为沈阳市。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建都于长春，改称新京，省市均改称为奉天。日本投降后，改称沈阳至今。 

沈阳兵工厂的正式名称曾为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造兵所及兵工署第90工厂。沈阳兵工厂虽为1946年3月至11月间的短暂名称，但以此为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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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杨宇霆被调往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不久即改为弹药队长。第二年 就连续升为副厂长、厂长。 

直到民国年间，东北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才真正开创了东北军工生产的先河，他就是一代枭雄——“东北王”张作霖。 

1916年6月，张作霖在奉天造币厂(原奉天机器局)内设立修械及制造枪弹工厂，由丁超任厂长。 

奉天机器局，位于沈阳大东区大东路138号，始建于1897年，1900年被沙俄所占，后经交涉收回。先后改称奉天制造银元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奉天造币厂。1920年并入奉天军械厂，改为军械总厂代造币处（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定名为辽宁造币厂）。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改称“满洲中央银行造币厂”。沈阳解放后几易其名，1987年定名为沈阳造币厂。奉天机器局开创了沈阳近代工业的先河，浓缩了沈阳近现代百年经济史。如今该厂院内尚有保存完好的20世纪初建的办公楼，厂区四周仍是涂有朱红油饰的两米多高的大墙。 

奉天军械厂，位于沈阳大东边门外，后称东三省兵工厂，1921年10月由张作霖创办，占地约18万平方米。工人200名，后期逐渐增加至400名，职员100 名。设备100余台，均由德国、丹麦、日本等国购进。设置作业、修械、营管等三课，枪弹、修械、造币等三场及两个仓库。当时主要是保管、修理军械和制造枪弹。1922年3月1日，奉天军械厂制造科改名为东三省兵工厂代造处。 至1928年，发展成全国规模的综合性工厂。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人所占，改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后改为奉天造兵所株式会社。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兵工署东北区接收委员会沈阳兵工厂”。 

既然是张作霖创办的奉天军械厂，我们就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张作霖。

张作霖(1875一1928)/字雨亭，祖籍直隶 (今河北)，生于奉天省海城县。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

张作霖由于得到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信任，不断攀升。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就把袁世凯任命的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的段芝贵逼出东北，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从此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

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6月4日乘火车至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官邸后不治身亡。

1916年，张作霖掌管奉天军政大权。是年4月，张作霖任王树翰为奉天财政厅代厅长，不久升任厅长。后来，受他人之谗言，张作霖渐渐疏远他，致使王树翰辞去各职。 

1917年11月，王树翰任龙江道尹，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时，张作霖任命前疑已释的王树翰辅佐之。1921年孙烈臣任吉林督军兼省长时，王树翰随孙同往，后任吉林省财政厅长，代理省长。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寓居奉天商埠地的王树翰，闻变后与臧式毅、刘尚清等人设计导演了一场“病榻乔装”的假戏“秘不发丧”，封锁大帅去世消息，瞒过日本人耳目，使日本关东军不敢轻举妄动。并且秘密派人告知其子张学良，缓和了当时的局面，使张学良平稳接管整个东三省。为此受到张学良的赏识，任命王树翰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甚为倚重。

张学良继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等。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国四公子之一，人称“少帅”。

1931年4月19日，张学良在北平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王树翰任秘书长， 仍受张学良重用。长城抗战失败后，张学良下野出国，王树翰留居天津。东北沦亡期间，王树翰不为日本人利诱，始终未在伪满政府任职。 

当年，为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张作霖处心积虑地扩建兵工厂。1919年春，张作霖亲自实地踏勘，决定奉天东塔以东八百余亩归航空处及飞机场占有；东塔以北约一千八百余亩为兵工厂基址，在该处建立了东三省兵工厂。兵工厂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时期：1919年8月至1924年为初建期；1924年后为扩建期。 

1919年8月，张作霖派原奉天省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建厂筹备工作。1921年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东塔农业试验场，首先建成了无烟药厂、枪弹厂和枪厂等。由丹麦商家文德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力敦尔弥驻厂指导安装。 

1921年10月，新的奉天军械厂正式建成。有生产厂房7栋，辅助厂房6栋，库房3栋。并于库房西侧修筑站台，铺设铁轨，火车可直通厂内。生产能力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当时，还有一个叫杨宇霆的人与兵工厂密切相关。

杨宇霆(1885一1929)原名玉亭，号凌阁，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法库县一个叫蛇山沟的小山村。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重要将领，清代生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历任奉天军械厂兵器科长、厂长，军械局局长、奉天督军署参谋长、奉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1923年底)、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 

1922年4月，奉天军械厂改为第一分厂，下辖枪炮厂和造币厂。新建工厂称为第二分厂，下辖枪厂、枪弹厂和无烟药厂，合称东三省兵工厂。杨宇霆继任后，改称兵工厂督办。从此，兵工厂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 

1924年后，杨宇霆又大力扩建了炮厂、火具厂、铸造厂、制酸厂、木工所，达到了建厂的最高峰。计有8厂、4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17个单位。

对兵工厂的扩建，张作霖给予大力支持。杨宇霆由于兼任督军署总参议，有很大的决策权。兵工厂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花钱多少，在所不计。建厂初期，人才匮乏。张作霖命令大胆聘请外籍技术专家，聘请的外国专家有日本、德国、奧地利、俄国和瑞典人等，他们都得到了重用，担任顾问、技师或技士等职。主要负责安装各种机器、设计制造机器配件和工具模板，以及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等，起了很大作用。 据说张作霖对所用的人十分信任，而且用人不惜花钱。 

1926年至1928年，工厂经过扩充，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有机器8000余部，枪、炮两个厂为初建时的7至8倍主要产品枪、炮、弹药应有尽有。由于投入巨大、经营得法，军工生产制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枪厂达3000余人，设备2000余部。直辖步枪部和机关枪部。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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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职员由100余人，增加到1000余人；工人由300人，增加到2万人，最多时达到2.5万人，全厂装备大小机器品种齐全约计在万台以上。东三省兵工厂的扩建和发展，为张作霖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打下了军事物质基础。但张作霖终究没能逃脱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于1928年6月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沈阳皇姑屯。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将东北保安司令部总参议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密令枪杀于元帅府“老虎厅”。其远因是二人恃功而骄，过于跋扈，近因是杨宇霆拒绝交出兵工厂收支和年终报告。而对外通电说他们二人狼狈为奸，竭尽东北同胞的血汗，扩充兵工厂，延长内乱，阻碍统一，罪在不赦等。杨宇霆被杀后，兵工厂督办为臧式毅接任。 

1931年9 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蒋介石 “绝对不抵抗”命令不战而退。日军仅在4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

1931年9月19日下午，日军就侵占了东三省兵工厂，改名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第一制造所。

东三省兵工厂在“九一八事变”中，当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九一八”之后大批兵工厂工人不甘为虎作伥，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撤往关内。其中有一批人员，最后想方设法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取得了联系。他们携带工具撤退到第十一军的根据地七星砬子，成为该军所建立的兵工厂的骨干力量。在这座兵工厂中，他们依靠有限的设备，能够自己发电并利用水力驱动机床，制造出了大量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装备，提供给抗联部队，使七星砬子兵工厂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最成功的兵工企业。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10月，枪厂又被日本人改名为日本法人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第一制造所(枪所) 。

此后，由日本人霸占的奉天造兵所，成为在华日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地。日本大陆作战的步枪、山野炮的45%是奉天造兵所生产的。弹药的70%是奉天造兵所生产的。由于奉天造兵所迫击炮厂的设备先进，所以在华日本陆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基本全由奉天造兵所生产。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0日，苏军进驻奉天造兵所。

9月23日，苏军指挥日军留守人员和日侨千余人，开始搬迁工厂的重要机器及原材料，分两次将最优良的机器运走2400部，原材料万余吨。

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区军工部随军进入沈阳，随即进驻奉天造兵所，接收了百余部设备和部分武器弹药。但苏军当时迫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决定将沈阳等城市交给国民党。为顾全大局，我军于11月25日主动撤出沈阳城。

1946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接管奉天造兵所，成立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东北区接收委员会，将奉天造兵所改名兵工署东北区接收委员会沈阳兵工厂。时任厂长魏朝璋。当时工厂设备有6000余台，职员84人，工人1050人。经过修缮厂房、整修机器，填补设备，招集旧有员工，逐步复工。同年7月7日全厂各部正式复工。

11月9日，沈阳兵工厂奉命改称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第90兵工厂(通称90兵工厂)，由陈修和担任总厂长、顾敬心为副厂长。当时，员工2500人，主要生产和改造79步枪、冲锋枪、机枪等。 

兵工世家出身，1948年6月进入90兵工厂先学车工、后改为钳工的吴恩魁，在回忆国民党政府接管枪厂两年多之后的情况时说：当时我进厂不久就发现形势比较混乱，后来才知道沈阳战事吃紧，上级命令工厂转移，听说要迁往湖北汉阳。还说能拆的设备全部拆走，拆不了的要全部炸毁。开始看到有的车间在拆卸设备，可拆了半天又装上了。原来沈阳已被解放军包围，设备根本无法运走。国民党反动派只是在苟延残喘，兵工署为此也曾特地制定了一套迁厂的具体计划。工厂一方面强迫工人拆卸机械设备，另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以南方生活待遇好，吃细粮，工资待遇高为诱饵让工人随厂转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最终并没有得逞。原来，我地下党早就在90兵工厂建立秘密组织，并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发动群众，以怠工形式进行斗争。大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磨洋工。白天拆，晚上监工走了又开始装。因为工厂在制定拆卸计划时，严格要求不允许损坏设备，否则以破坏罪论处。工人就以此为借口，表面上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一些关键零部件还被偷偷私藏起来，解放后才交还回来。因国民党当局曾下令要将兵工厂的主要设备及5000名技术工人迁往关内。所以根据上级的指示，兵工厂地下党组织在1948年10月，分别成立了兵工厂工人护厂队和人民解放服务团，有300多名进步工人参加。护厂队分为3个支队。由艾顺同志指挥，直接归沈阳市人民解放服务团领导。于10月27日缴了90兵工厂稽查组的枪，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同时重点看管火药库、主要设备及粮栈。在中共地下党、护厂队和工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迁厂计划，直到11月1日下午2时，人民解放军进驻兵工厂。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 

10月28日，廖耀湘西进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被俘，辽西会战结束，沈阳成了孤城。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达官贵人先后逃离沈阳。10月30日，妄图坚守沈阳的卫立煌等也乘运输机逃离沈阳。蒋介石命令周福成代理卫立煌职务，周福成眼看大势已去，无奈中将军权移交他的副手、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而赵国屏早已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率部起义。

10月31日，赵国屏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同时还将90兵工厂的徐姓科长找来，交代他要好好保护好兵工厂。

10月31日20时，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率部起义，22时下令为解放军攻城让路。

10月31日22时30分，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沈阳突进，11月1日凌晨一举进入沈阳市中心。除了遭到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二零七师的抵抗外，其他多数国民党部队官兵放下武器，集体投诚。 

1948 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90兵工厂。随即对兵工厂实行全面军事接管。工厂改名“东北军区军工部沈阳兵工总厂”，下设三个分厂。

12月2日，东北军区军工部向中央汇报，接收可用母机器2357部，可用专门机器932部，可用杂机677部。已报到人员11389名。总厂下设第一分厂，厂长肖声远。第二分厂，厂长高庆春。第三分厂，厂长高万启。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区军工部接管兵工企业后，由于当时军工企业生产的需要，很多部队官兵转业到地方，直接进入兵工厂工作，成为新中国军工事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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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沈阳兵工总厂撤销，其所属三个分厂分别改为沈阳兵工一、二、三厂，由东北军区后勤部军工部直接领导。 

1949年9月，工厂的领导机构已趋于稳定。军工部令工厂实行厂长制，厂长涂锡道，副厂长肖声远，并改厂名为沈阳第一厂。11月1日，又改名为五一工厂 

1950年5月，东北军区将军工部移交东北人民政府，改组为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局长乐少华(兼)，下辖16个工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沈阳有遭敌人空袭的危险，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调整兵器工业布局的需要，中央提出调整国防工业布局，决定将部分军工企业北迁。东北兵工局于1950年10月21日决定：沈阳五一工厂分别迁出枪所和火炮两所。将枪所迁到黑龙江北安县(626厂)，炮所迁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127厂)。五一工厂留下火工、机工两所，在原址组建炮弹厂，仍沿用五一工厂的名称。 

2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军委从各根据地抽调大批兵工干部和职工随军进入东北，开辟新的兵工生产基地。1945年10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后勤部军工部在沈阳成立。1946年9月军工部在哈尔滨设办事处，组建雷管厂，形成了各级军区都办兵工厂的好势头。 

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重新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何长工任部长，伍修权兼任政委，将东北境内的兵工厂全部划归军工部，统一领导，形成完整的东北兵工生产体系。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在原国民党90兵工厂基础上，东北军区组建起沈阳兵工总厂。1949年末，其中的五一工厂开始尝试仿制苏联PPSH-41(俗称“波波沙”)，但当时并未确定国内轻武器发展的总体方向，一并仿造的还有美式M1卡宾枪。五一工厂仿造的PPSH-41冲锋枪采用自由枪机式自动原理，开膛待击，枪管材料改为50A钢，内膛镀铬，全枪多采用焊接、铆接等一次成型工艺，配有35 发弹匣，具有结构简单、火力较猛、生产成本较低、便于大量生产等特点，该枪的枪托采用固定式木质枪托。同时还仿制了配备于该枪的7.62mm枪弹。

前苏联对冲锋枪的研究始于1925年,当时冲锋枪的军事价值尚未完全显露。直到1934年，瓦西里·杰格佳廖夫才率先设计出第一支实用化的PPD-34式冲锋枪， 并在苏芬战争中使用。但其加工复杂且成本高昂，装备量有限。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并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主力。而此前由退入苏联境内的我东北抗日联军剩余部队改编的远东第88旅，也跟随苏军回国作战，担任侦察等任务。该部队以PPSH-41等为基本装备，战争结束、苏军撤走后，88旅大部分人员并入东北民主联军。因此一些原先装备和战场上缴获的PPSH-41也留在了国内，便成为国内接触这种冲锋枪的开始。

50式7.62mm冲锋枪就是在原苏联PPSH-41式冲锋枪基础上仿制而成的，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内第一种批量生产的制式冲锋枪。该枪列装部队后，在建国初期剿匪战斗和抗美援朝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诞生，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制式冲锋枪的历史。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兵器工业转入战时体制，全系统开足马力生产，全力支援前线。 

1950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五一厂仿制定型的7.62mm冲锋枪，命名为50式冲锋枪。 

1950年夏，五一厂仿PPSH-41枪弹系统正当准备批量投产之际，朝鲜战争爆发。随即11月初，五一工厂枪厂开始迁往北安，待重新建好厂房，开始大批量生产50式冲锋枪时，已是1951年3月份以后了。因此，首批入朝参战部队装备的还是美、英及国内仿造的杂牌枪支。为满足前线急需的压力，当时国内紧急向苏联购买了大量轻武器来装备志愿军。

1951年5月25日，徐向前率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10月18日签订协议后，庆华厂才获得苏式武器弹药制造特许权和武器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相关图纸等（之前都是凭样品仿制）。国内确立了仿制苏式轻武器的生产方向，很快50式冲锋枪源源不断输往前线，装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和苏联原产武器一起，为有力打击侵略者提供了及时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3

坐落在沈阳大东边门里的五一兵工厂，原是奉系军阀张作霖1921年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主要为军阀割据而生产枪械、火炮和弹药。九一八事变后，兵工厂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并把持。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和共产党的代表都曾接收过这个兵工厂，但由于受到《中苏友好条约》限制，兵工厂1946年3月最终交由国民党接管，被其命名为“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第90工厂”。 

国民党接管工厂后迅速扩张，新成立辽阳、文官屯和抚顺3个分厂，总厂铺设铁路，设备增至7800多台，生产厂房900多栋，工人达到10000多人。但国民党的垂死挣扎，并没能挽救他们溃败的命运。

1948年11月1日，东北军区军工部副部长王逢源和冀察热辽军区军工部部长肖声远带领解放军两支部队，在沈阳地下党和由地下党组织的“90兵工厂”工人护厂队的内应下，率先进入工厂。这所几经磨难的兵工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个兵工厂，无论从生产武器装备的品种还是数量，当时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同志得到解放军占领“90兵工厂”的报告后，当即明确指示，由王逢源为全权代表，刘咸一、李作潢、梁豁然等同志为军事代表，对“90兵工厂”实施军事接管。随后，将工厂更名为“东北军区军工部沈阳兵工总厂”。

进人1949年，工厂实行监委制，上级委派刘咸一等同志为监委对工厂实行管理，此后又推行了厂长制，改名为“沈阳第一厂”。同年11月，工厂被命名为51兵工厂，正式进入了人民兵工的行列。 

多年战乱给兵工厂造成的创伤很严重，但军工部很快把工厂的管理纳入了正常轨道。取消了进门搜身、工头监工的旧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时开展工人当家管理活动，慰问困难职工家属，教育和团结旧技职人员，清除顽固反动分子，使生产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大举南下，对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工厂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厂里职工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热浪中，生产出70式步兵炮等各类火炮260多门，77式步枪3.5万多支，79式步枪43万多支，还有各类子弹、炮弹和火药等。不仅如此，工厂还动员技术力量仿制了苏联PPSH（波波沙）冲锋枪，并成功生产了2.3万支，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和之后的剿匪作战。

就在51兵工厂得到东北野战军的嘉奖、准备按照中央重工业部兵工办公室的指示调整生产方向时，朝鲜战场硝烟突起。工厂接到东北兵工局的紧急命令：工厂将其中的枪厂（枪械所）人随机器走，紧急迁往北国小城——黑龙江省的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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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51兵工厂北迁黑龙江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1949年12月毛主席与周总理访问苏联，专列途经齐齐哈尔一带的碾子山站加水，毛主席下车漫步，被兴安岭雪岭冰峰的山脉所吸引，认为从战略意义上讲，这是国防建设的好地方。

1950年2月，毛主席从苏联回国途经沈阳时，对迎接他的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人提出了在黑龙江建兵工厂的想法。所以51兵工厂搬迁”，就是东北兵工局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在黑龙江的齐北一线做了安排。工厂中的枪厂搬迁到小兴安岭脚下的北安，炮厂则搬迁到松嫩平原西南部的齐齐哈尔碾子山。

东北兵工局将搬迁的工厂分布在齐北一线主要考虑到，那里为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具有可进可退的良好运输条件；处在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如果形势于我不利，必要时可以再度搬迁进入大小兴安岭山区隐蔽生产。这个战略思想在后来我国的国防“三线建设”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建厂选址大都遵照“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还有企业直接选择了“进洞”…… 

搬迁复厂创奇迹

1950年10月21日，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东北兵工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出决定，五一工厂第一制造所(枪所)迁往黑龙江北安县。由此，“新中国第一枪厂”开始了它往后创业、发展、辉煌、富有传奇色彩，亦有坎坷、磨难、命运多舛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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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鸭绿江边飞机轰炸，战场硝烟，一面是五一工厂撤离大城市沈阳，向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疆小城北安搬迁。一时间，职工们心里产生了很多想法，可谓众说纷纭：仗打在朝鲜战场，咱们隔着那么远，子弹、炮弹过不来，还用疏散吗?即使万一美军打过鸭绿江再疏散也来得及；美军不敢侵略中国，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都让咱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打到台湾岛上去了，美军那只纸老虎也不抗打；国民党撤出沈阳时曾用飞机炸过工厂，工厂也得到了保护，如果美军飞机来轰炸，他能来咱就能截，截不住就支高射炮，非把他打下来不可；要疏散也用不着把工厂搬到黑龙江去呀，咱在沈阳住惯了，如果搬迁到周边的地方还可以接受，一下子搬到千里之外荒无人烟的地方，难以想象人在那里该怎样生活；去黑龙江又不能带父母一起走，这将来里一半外一半的多揪心哪，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沈阳，真想这些亲人的时候，回来一趟都不容易啊…… 

在职工思想处于混乱状态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煽风点火，妖言惑众。说什么：“北大荒”是原始之地，除了树就是草，根本看不着人，说啥都不能去。夏天的蚊子、小咬铺天盖地，大瞎蠓子专叮咬人。冬天里零下40多度，再加上西北风一刮，穿棉袄棉裤出门就打透，在外面尿尿得用小棍儿敲，不然就冻住了；大雪一连能下好几天，说把门窗封上就封上。成群的野狼没啥吃的，从小兴安岭上成帮结伙跑下来，要把谁家围上，想跑都跑不了；还说：北大荒那地方可不养女人，还容易得“地方病”，活上40岁算是命大的。女人在北大荒是稀罕物，两个光棍儿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的有的是。一时间北大荒被传成了人间地狱，令那些不了解北大荒的人生出许多的畏惧来。

在谣言的蛊惑下，不明真相的人动摇了。一些家住沈阳市或是周边的人前一天还在机床上干活，第二天人就没影儿了，不辞而别；一些南方籍的人变卖家当，领着老婆孩子偷偷地走了；有的家属给丈夫施加压力，坚决不去北大荒，闹着要离婚；还有一些人六神无主，私下里议论纷纷，要找领导刨根问底儿。工厂出勤率下降百分之三十，生产受到了影响，有些机床没人开，有活没人干。

具体负责工厂搬迁全面工作的厂党委书记、原枪厂监委尚耀武感到肩上的压力很大。搬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可职工、家属认识不清，思想又不统一，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工厂搬迁不能只搬设备，人是最重要的，有人有设备才能在北大荒建起新的枪厂。 

工厂会议室里的灯光一连几夜通宵长明，烟雾弥漫呛得人直流眼泪。曾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从第四野战军中走出来的尚耀武紧紧依靠党和解放军派过来的干部，大家一起分析形势，统一思想，明确任务。 

尚耀武说：工厂的北迁是东北兵工局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定，借疏散之机建设大兵工，而不是为疏散而疏散的权宜之计。我们既不能抱不迁的幻想，更不能想不迁的退路，一定要按上级的时限搬迁毫不动摇。核心层领导要在干部中开展讨论，讨论的不是搬不搬的问题，也不是向哪搬的问题，而是如何向北安搬，而且搬得快，搬得好。我们接管工厂的时间短，职工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甚至还有敌对势力破坏，我们的工作有难度，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工厂的底子很好，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曾亲临工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培养了不少像赵翔宇同志那样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将领李兆麟、李兆斌兄妹等地下党员，在工厂多次成功地开展了工人运动。近一年多来，我们党更是加强了领导，经过做细致的工作，像艾顺和荆玉生这样用鲜血甚至是生命保护工厂的积极分子为数不少，职工中的绝大多数是会跟我们走的，我们是有群众基础的。

核心领导统一认识后，工厂又在中层干部中一连开了几个昼夜的大小会议，经反复研究，迅速形成了搬迁方案。大家一致认为，实现中央的战略部署，按东北兵工局的要求顺利搬迁，首先要让职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把中坚力量动员起来；其次要坚决打击抵制搬迁、散布谣言的坏分子，扫清搬迁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决定：干部先深入下去调查摸底，把问题兜上来梳成辫子；有的放矢开展工作，采取措施对症下药；抓典型的造谣分子公开处理，震慑破坏搬迁势力；党团员起带头作用，广泛动员，激发起职工的热情，形成 “人随机器走，北迁建新厂。一人大荒行，家属也跟上”的良好搬迁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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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19日，由边防军改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面完成东北一线集结和参战各项准备，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排山倒海般冲向朝鲜战场。

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正式投入战斗。就在同一天，沈阳五一工厂北迁动员誓师大会隆重召开，当时东北兵工局的领导和沈阳市的领导都莅临大会，工厂北迁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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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党委书记尚耀武在大会上做北迁动员讲话时说：“黑龙江北安天寒地冻不假，但我们兵工战士的心是热的，血是沸腾的，我们去了北大荒，那里的太阳是会照顾我们的；小兴安岭狼多也不假，狼再多也多不过我们手中的枪，我们是英雄的造枪人，枪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狼吃肉补充营养。有人说北大荒不养女人，那是胡说，我们兵工战士在北大荒不仅能造枪，也能让北大荒出又白又胖的女人来。”尚耀武的几句话，使本来肃静而紧张的会场气氛活跃起来，笑声四起，群情振奋。有人振臂高呼：听毛主席的话，到边疆去创业，到北安去建功!服从兵工局的安排和指挥，人随机器走!为志愿军战士服务，生产最好的枪!工人们的情绪激动了起来，在一阵又一阵口号声中，职工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和从未有过的激情。 

尚耀武抓住时机接着说：“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胸怀建设大兵工厂的美好愿望，一切困难都会被我们踩在脚下。日本人被我们赶出了中国，国民党被我们打到了台湾，美军在朝鲜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们兵工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光是能制造出像样的钢枪，我们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随后，尚耀武用炯炯的目光扫视着黑压压的2000多人，他大手一挥，向全厂职工宣布：从现在开始成立“北迁委员会”，负责全厂的搬迁北上工作。

通过在全厂调查摸底，统计后得到的结果是：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拥护东北兵工局搬迁决定、人随机器走的职工占20%；能带家属跟随枪厂走的占20%；思想犹豫、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的占40%；不愿意走的占20%。

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工厂党委在沈阳市市委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枪厂党委向全厂发出“人随机器走，北上建新厂”的倡议，各车间党支部召开动员大会，动员职工像对待抗美援朝一样对待北迁；要求党员、团员组成先锋队，关键时刻站在北迁队伍的前列，并且左手带师傅，右手带徒弟；请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在枪厂做工的师傅，用亲身经历讲述曾经当牛做马的苦难，升华青年职工的阶级觉悟；找技术好、业务熟的技职人员谈心，用“知心人帮知心人、以心换心”的活动，鼓励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家属宣传队，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动员家属支持丈夫北上；对北迁有生活困难的人员发放生活补助或物品等等。与此同时，对证据确凿的8名破坏北迁和造谣惑众分子，召开职工大会揭发批判、严肃处理。 

很快北迁的氛围形成了，领导干部、党团员、技术和业务骨干纷纷上交决心书；媳妇替丈夫报名表示跟着丈夫走；老师傅给徒弟说情要求一块去；有的师兄弟在一起喝了北上誓盟酒。职工群众真正行动起来后，仅两天时间，就有1600多人的名字写进了北迁的花名册。 

11月初，五一工厂党委指示，第一制造所改为枪厂。搬迁战役正式打响……

3

北安——黑龙江省黑河市属的一个小县城（后改为北安市）。尽管曾两次成为黑龙江省的省会，但因为时不长而鲜为人知。直到公元1950年11月，这里来了一批兵工人、建起了一座工厂、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批冲锋枪之后，才使这座小城声名大振。而且数十年里，北安小城的人们每天听着枪声吃饭，每夜枕着枪声入眠。他们亲眼看着庆华厂从建厂、发展、壮大、日益辉煌到几经坎坷、经受磨难，直到最后工厂被破产。工厂淡出了他们的视线，却永远留在了他们的心中。

北安市位于黑龙江省中北部，曾命名为北安村，取北部安定之意，后改北安镇。据庆华厂老兵工吴恩魁的次子吴敏考证介绍，北安早在周以前为肃慎地；战国时期为貉地；汉代属秽地；后汉、三国时期为挹娄的属境；晋属寇漫汗；后魏、北齐属豆莫娄；隋属靺鞨黑水部；唐属黑水鞨；辽为生女真地；金属蒲与路境，明属奴儿干都司统辖的阿真国真卫；清属兴东道,为讷河厅辖境。 

1910年5月黑龙江全省垦务总局在龙门镇设龙门招垦局，隶属海伦府管辖。1912年5月29日改称龙门设治局，兼办招垦事宜，由黑龙江省直辖。1914年6月划归绥兰道管辖。1917年1月1日改升龙门县，为二等县。同年5月16日正式批准改为龙镇县；县知事于7月14日启用龙镇县印，正式更名为龙镇县。后将县署迁至新龙门(今龙镇)，由县名而取镇名，称“龙镇”。1929年2月撤销绥兰道，改由省直辖。伪满时期隶属黑龙江省。1932年12月伪龙镇县公署迁至北安镇。1934年12月划归龙江省管辖。1939年1月1日改为北安县，同年12月改归新设之北安省管辖，北安为省会。抗战胜利后划归黑龙江省管辖，省政府驻北安县。1947年2月成立黑嫩联合省，隶属第一专区.。同年9月黑嫩联合省分开，归黑龙江省管辖。 

1956年3月通北县并入北安县，划归新设之绥化专区管辖。1958年8月改隶嫩江专区。同年9月德都县并入北安县。1960年1月设置北安市(县级)，由黑河专区管辖。1963年6月29日 恢复北安县和德都县，北安县仍隶于黑河专区。1983年5月改为北安市。隶属黑河市管辖。

很多人都有个疑问，为啥最终选择北安这个地方建枪厂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据当时负责选址的五一工厂第一制造所（枪所）副所长李作潢回忆讲述，向北搬迁的原因之一是担心美军飞机轰炸。1950 年10月13日，李作潢带人几经辗转到了黑龙江北安县。在当时北安县长李惠的带领下，李作潢一行人到东大营、南大营、北岗等处实地查看后，觉得东大营地方不错。那里原是一个旧兵营，有电，有水井，离火车站也不远，还有十几栋房屋，很适合建厂。之前东北军政大学在那里开办过两期培训班，于1946年9月迁往齐齐哈尔了。后经李作潢返回沈阳逐级汇报后，选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东大营，日伪时期的一个旧兵营，位于北安市东约五六里路。当时的东大营早已破败不堪，有谁会想到，1950年底，新中国一个新的军工企业会在这里崛起，进而在新中国军工史上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和辉煌！ 

东北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事政治大学。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需要，人民解放军以各地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分校为基础， 陆续组建训练和培养军队干部及地方青年学生的军事政治学校。

1946年7月，东北军政大学从通化迁至北安，两个月内共办两期培训，受训学员2700多名，9月份便迁至齐齐哈尔。东北全境解放后，军政大学总校根据中央指示，于1949 年7月随军南下，为中南军政大学和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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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5日，五一工厂召开第一制造所北迁动员誓师大会。会后工厂党委根据东北兵工局关于“先迁精密机床”的指示，成立了计划、拆卸、装运组和家属委员会等组织，大家分工合作，各负其责，使搬迁工作有条不紊。鉴于许多职工缺乏拆卸机器设备的专业常识，工厂还专门举办相关培训，请老师傅现场实地操作和讲解，提高了工作效率。 

工厂北迁，时间紧、任务重，报名办理手续，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沈阳解放两年来，受党教育的新中国第一枪厂的兵工人，为了共和国的军工事业义无反顾地向北安迁移！

4

随厂北迁的老兵工吴恩魁对工厂北迁的经历记忆犹新：“1950年10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李作潢带领高光耀和妻子张引及儿子高乙非、同事10余人坐客车从沈阳去北安，成为626厂创建的先行者。 

经过两天一夜，抵达北安后，就在后来建工厂文化宫对面某单位的一排小平房里住了下来，拉开了626厂创建的序幕。 

不久，厂总务科的高洪哲带领一批管理干部和炊事人员、护厂队员相继来到北安。他们下车后暂住北岗“神社”，第三天搬进厂内的临时住所，抢建食堂、购置粮油。同时整修了西岗、北岗、中街和南大营的房子，搭上了木板铺，砌好了小火炉为后来的职工做住宅。 

10月27日，郭春义的妻子杨玉珍带着孩子，怀抱出生18天的儿子与其他职工及家属乘专列踏上赴北安的列车。 

10月28日，石学铭、兰红玉、林久仁、张连凯、李成玉等在沈阳站登上开往黑龙江北安县的火车，10月30日半夜直达。 

10月29日，张乐善带队，张连仲、李德洋、赵云声等21人组成的护厂队出发北上。 

11月2日，石荣久与同事一起乘闷罐车从沈阳出发，次日抵达北安。 

第一批70名职工及50余名家属由唐德新带队抵达北安，可以说是复厂建设的先遣队。 

高光耀他们到达北安的第二天，就在西岗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腾房子。当时北安还是一个小县城，只有6万余人口，以农业为主。找个木瓦工都相当困难，他们就临时找些民工修理破烂不堪的门窗，搭木板铺、简易的火炉和砌火墙。北安的冬季常常是零下三四十度，没有取暖设施很难生活。 

北安县政府当时对工厂搬迁十分支持，将铁道以东划为工厂的建筑住宅用地，同时将日伪时期遗留的西岗、北岗、南大营、麻袋厂、中街、525库等处共计154栋房屋拨给工厂作为职工住宅。 

当地老百姓响应政府号召，为我们腾出房子，自己想办法解决住房困难，为626厂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我是第一批迁厂人员之一。当时动员迁厂，我没有太犹豫，就直接报了名。我和妻子是1949年8月间结婚，当时还没有孩子，也没太多负担，听到厂里动员，就报名了。然后简单做些准备，把一些无法带的东西变卖了，随身也只带些生活必需品。

1950年11月初的一个中午，我们从三家子的家中（沈阳厂北门）到单位参加了厂里的欢送会之后，坐大卡车到沈阳火车站。当晚我们乘坐的不是客车，而是货车，就是那种闷罐车。从沈阳到北安，在车厢需要两天一夜，里面空空荡荡的，我们席地而坐，困了就倚着自己的铺盖卷眯眼睡一会。照明是用一盏马灯，一个车厢里20多个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自己克服和解决。

火车到北安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我们下车后，带着两天长途乘车带来的倦意，由先期抵达的同志把我们接到西岗，就住在老百姓腾出的平房里。我们之后来的第二批同事住在北岗，第三批住在县城里，其中就有我的老舅孙凤信。后面的同志都按单位整体迁来北安，基本上都是乘坐客运火车。 

后续人员陆续到达北安，一时间住房成了突出问题，当时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厂里也一时没办法一下子解决。记得没过几天，马国栋两口子也来到北安。我和马国栋在沈阳时都认识，就让他们两口子住在我们家。白天我们都上班，晚上休息时，我和国栋睡炕的两头，我妻子与马国栋妻子睡中间，就这样凑合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他们两口子找到房子。

工厂全面搬迁是从1950年11月3日开始的

根据上级领导先拆卸精密机床的指示，一台台设备陆续拆卸完毕，随时转运至沈阳火车站，再装车运往北安。一时间，小小的北安火车站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机床设备和材料物资。我们先期到达的职工有组织的参加卸车、搬运机床设备。寂静的北安县城被热火朝天的搬运大军唤醒。刚开始几乎没有什么运输条件，大型设备如车床、铣床等靠绞索、滚杠一点点的用手抬、杠撬来挪动。另外，除了雇来的马车，就是做雪爬犁用马拉人拽，剩下的小件物品就靠人肩扛手抬。 

寒冬的北安，可真不是没亲身体验的人们可以想象的。根本没有统一的御寒服装，都是靠我们自己解决。刚开始，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后来也不知道是麻木了，还是身子骨活动起来了，渐渐地竟感觉不到寒冷。口渴了，顺手在雪地上抓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啃上几口冻得僵硬的干粮，累了、困了，就倚在设备或树干上打个盹再接着干。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抓紧时间干活，早点完成搬运任务！

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在热切地期盼着我们尽快的造出更多更好的枪支，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北安的大地被白雪覆盖，雪地上留下我们搬运大军的足迹、汗水和鲜血。”

5

先行到达的枪所副所长李作潢，带着一同来北安的人再次把整个东大营仔细地看了一遍。

东大营在北安县城东面，是日本侵略者遗留的一座旧兵营。四周尚有残缺的围墙，里面坐落十几栋营房或是弹药库一类的房屋，面积足够工厂使用，而且向东向北扩展的余地都很大。

东大营当时除了东北军政大学启用的几栋房屋经过修缮稍微好一些，其他十几座房屋已残缺不全。寒风中，覆盖着厚厚积雪的房屋有的缺门少窗，外面的积雪灌到屋里一米多厚；有的房顶半面无瓦，在屋里就能看见瓦蓝瓦蓝的天空。院落里，在雪中裸露的蒿草和树上枯萎的枝叶随风摇曳；院内几个日本侵略者修筑的碉堡和岗楼完好无损地戳在那里。当人们走进这些空荡的房屋时，嘈杂声惊动了里面过冬的动物，不时地从里面跑出野猫、野狗来。望着这座破败的东大营，同行者沮丧地说：“在这里建厂，这条件也太差了。” 

其实，这东大营好在还有一个围起来的大院子，院内有电、有水。还有十几栋的房屋，高的宽的，可以做厂房，矮的窄的可以做办公室，距火车站又不算远，这样的地方，无论环境还是条件做兵工厂很合适，在北安也算是一块好地方了。不然，就只给你剩几个碉堡，工厂不也得搬迁吗？想到这儿，李作潢坚定的说：“新中国刚刚成立，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现在又抗美援朝，我们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我看这已经很不错了。”李作潢说的不假，在当时的北大荒，北安的条件真的已经不错了。况且，沈阳迁来的枪厂也必须在这里建起一座新的兵工厂，可以说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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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得尽快落实职工和家属们住的地方，只要沈阳那边的机器设备一上火车，随后职工带家属得有两三千人一起涌进北安，住的地方不安排好，大冬天的可是个大问题。李作潢等人与北安县政府沟通此事时，县政府的态度十分明朗：“北安人民是敞开胸怀、张开双臂欢迎兵工厂的到来，只要是在我们管辖的地界里，你们看好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忍痛割爱。”

李作潢和同志们在县政府人员的陪同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在北安城内外，左一圈右一圈的跑了个遍。最后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西岗、北岗、中街和离东大营较近的525库，以及火车站南边的南大营。这些地方都是日本人遗留的兵营、弹药库和马厩，房屋虽说各有不同，但都是现成的砖瓦房。如果把这些地方用十天半个月的工夫清一清、改一改，就可以住人了，要不然，在冰天雪地大冬天盖房是件难事。在选定了职工家属住的地方，李作潢又考虑到工厂搬迁过来，建厂后职工家的孩子也需要上学，因此又把城里六道街一所遗留的日本机关大院选做了子弟学校。

在沈阳的火车没有启动之前，枪厂总务部门的高洪哲带着管理干部来到北安，李作潢带领他们到暂借老百姓的房屋里先住下。然后，依靠北安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成立了东大营护厂队。与此同时，维修厂内工房、抢建临时食堂、改造职工宿舍等工作全面推开。

维修和改造的活，是需要泥瓦匠和木匠的，北安城里有这样的人可并不是很多。工厂便通过县政府把农村里猫冬的人组织起来，只要会砍房架子、能扒炕、抹墙，甚至盖房子帮过工的人都调到厂里来“参战”。北安人感到新鲜，没听说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时候干这样的活，直到他们到了工厂才知道原委。他们二话没说，在屋子里架上铁炉子，把土烤化、水烧开，和泥垒砖地就干了起来。

城里西岗、北岗、南大营等处日本侵略者遗留的兵营、马厩、仓库，被隔上间墙、搭上火炕、垒上火炉，改造成了南北屋式的大走廊、“头顶锅”的职工宿舍。这样的屋子尽管非常简陋，有的还带着马尿臊的气味，但点上炉子、烧热炕，职工就有了立足之地。 

职工家属的住宅准备好了，工作的重心直接移向了东大营里大小不一、高矮不同、结构各异的厂房改造。一时间，喧闹起来的东大营，没有了往日的寂静和空旷。之前，李作潢和先期到达的同志们，经过多日的认真考察，并根据房屋的结构、举架、跨度和面积综合考虑：哪些房屋可以用作厂房，哪些房屋可以用作原材料库房、工具库房安放辅助设施等，必须心里有数，做到最小的改动就能使用。然后按照沈阳枪厂生产的工艺流程，为每座厂房编排了车间番号。这样安排，既减少了改造工作量，花最少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建厂，又把有限的改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花最少的钱使工厂早日复产。

露天的房顶铺上了瓦，没有玻璃的窗户糊上了窗户纸，无门扇的大门口挂起了棉毡做成的门帘子。房子里的积雪被清走，院子里铲出露着黑土地的小路，通向各个厂房。工人们在厂房里拉起电灯，架起了用大油桶做成的火炉子，炉子有的烧煤，有的烧木头，火苗从炉子里蹿出来，虽然空中的烟气有些呛人，但熊熊燃起的火焰烤热了厂房，温暖了干活的人们，大家得以施展手脚。

需要扒掉或推到的间墙，在人们的钢钎和大锤下面，不费吹灰之力被拆掉了、倒下了。然而，需要重新垒砌的间墙却让人犯了难。原来在农村找来的泥瓦匠搭个火墙、盘个火炕啥的还可以，真要挂线垒墙却技不如人。县城里有几个小建筑工程队，拉进工厂人不够用，没办法，领导便在工人中找出过去沾过瓦工边儿的人，夹杂在真正的瓦工和“二把刀”的瓦工中间，吊线码砖，像模像样地干了起来。当地来的一些瓦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职工们说：“别看你们这些大城市里来的人摆弄机器造枪在行，干这吊线码砖的活儿不一定在行，加小心别把砖墙给砌倒了。”工人师傅们风趣地回答：“我们干的活差一个头发丝儿都不行，有你们当师傅，这墙差十个八个毫米肯定倒不了。”一道道间墙在这些人手中垒砌而成，残败的房屋被修缮得完整了许多。厂内的职工大食堂也改建出来了，后勤人员上岗，柴米油盐齐备。护厂队白天警戒，晚上巡逻，为迎接大批到来的机器设备和搬迁人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到个把月的时间，接收工厂搬迁的准备工作就有了模样，李作潢和同志们感慨于人们的干劲和北安县政府及人民的帮助。

第一批由唐德新带领的70名职工和50名家属先遣队到达北安，被直接安排到了北岗改建的职工住宅里，那儿已经看不出原来大仓库、军马圈的样子了。唐德新握着李作潢的手说：“没想到你们在天寒地冻的条件下动作这么快。这屋子虽然简陋，但能有暖炕住，有热饭吃，我们就有了抗拒严寒的能力，咱们一起迎接后面的大队人马。” 

6

沈阳和黑龙江北安远隔千里，李作潢带领的先头部队在北安抓紧整修厂房和落实职工与家属落脚住宿的地方这些前期工作。沈阳的工厂里也在夜以继日地拆卸机器、打包装、运送到火车站上站台，随时准备发车，真的是两头一起忙。

沈阳工厂里一片忙乱，全然没有了往日的井然有序。工人们平时开机器很顺手，现在手拿工具要拆它就无所适从了，一时间进度上不去。副厂长张庆森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组织有经验的人员和机修师傅到各车间，手把手战地培训，人跟人实际指导，使工人们拆卸机器上了道儿，拆卸零件、记录编号 、打包装，白天干不完，晚上再加班，进度一快再快。尚耀武顾不上按时吃饭，半夜躺下五更天又起来，一会儿在车间工地看机器拆卸，一会儿在技术部门看技术资料装订，生怕哪个环节出现纰漏影响进度。志愿军已经上了朝鲜前线，急需枪炮弹药，工厂不管克服多大困难，都要做到按时搬迁，不误生产。

1950年冬，又一列由沈阳开往北安的火车插着红旗穿过松辽平原、松嫩平原，驶入小兴安岭的山野丘陵之中。枪厂的机器设备就在这北行的火车上，明眼人一看那迎风招展的红旗，就知道火车上的东西不同寻常。

北安火车站的站台上，一箱箱、一台台的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堆积如山。一时间，在北安说话带着沈阳口音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跟随运输机器设备的列车一起来到这个小县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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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有俗语：“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进了腊月的北安，气温有时达零下40多度，冷风扑面，天寒地冻。要是下起“大烟雪”，人睁不开眼睛不说，迎着风都喘不上来气儿。火车站的站台上无遮无挡，西北风夹杂着雪花儿呼啸着。这样的严寒对北安人已是习以为常，他们大棉袄二棉裤一捂， 貉皮的、狗皮的帽子，羊皮的、棉的“手闷子”(手套)一戴，大乌拉鞋脚上一穿，多冷的天都不怕。而这些从沈阳来的人没见过这阵势，就只能咬牙接受这天气的严峻考验。尽管沈阳和北安同属东北，但在沈阳，冬天零下20度就算冷天了。临来之前，枪厂向北安搬迁的誓师大会开得很是隆重，御寒的棉帽子、棉手套、棉大衣和大头鞋发了一大堆，对战胜“北大荒”的数九严寒，兵工战士有着足够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当走下火车，脚踏上车站站台的一刹那，冷风扑面，寒气逼人，还是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北安的沈阳人面对这样的大冬天，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了英雄般的胆识和气概。有人说：“不就是冷吗?人家黑龙江的人、北安的人不怕冷，我们就不怕。咱们尚耀武书记不是说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也有人说：“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尽管没这里冷，那必定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子弹横着飞。人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和他们相比，我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安大地，沈阳来的1631名经过挑选的兵工战士和跟随他们一起来的800多名家属没有望而生畏。他们自打从沈阳登上火车，随机器一路向北，就感觉天气越来越寒冷。车窗上的水气变成了霜，白霜又逐渐变成冰花。越走大地越荒芜，视野中的村落逐渐稀少。尽管当年的兵工人不同于早年的红军战士，但其搬迁的伟大意义如同长征。他们就是搬迁北上的长征队，是国防兵工建设的引火种，是支援抗美援朝的宣言书。也正因为这些兵工人的无所畏惧和无私奉献，才有了后来黑龙江省的十大兵工厂，才有了后来“北大荒”兵器工业崛起的壮举。 

对沈阳枪厂来说，在不超过个把月的时间里，要向北安运送机器设备1358台套，工装、工具、材料3000多吨，还要按照当时紧张而有限的火车运输计划北运。对先期到达的兵工战士而言，为了不让机器积压在站台上，影响后面火车运进的设备卸车，他们只做了短暂的休整，在还没有适应寒冷天气的环境、没有看明白这个县城里的道路是南是北，也没有学会在打滑的冰雪路面上走路时，就开始了从火车站向东大营的新厂址搬运机器设备的大会战。 

从火车站出来，经过头道街，再到东大营大概只有两三公里，尽管路不算长，可要把站台上的机器挪到站外，再运到东大营的新厂址可并不容易。当时搬运机器设备的运力不足是比天气寒冷还不好克服的难事。

随厂搬迁的老兵工王家义回忆说：“1950年11月我与弟弟王家祥一起到了北安。我们下了火车坐马车到东大营的工厂大院一看，当时除了有一些旧房子什么都没有。记得当时天气很冷，我特意买了个大皮帽子和一双大头鞋。工人们每天从火车站往厂里拉运机器，随时换班轮流干。组织上安排我负责管理运输工作，当时全厂只有6辆汽车，根本就不够用。我每天要去北安运输公司雇40辆马车，然后分配到各单位让工人跟车拉货。”

为解决运力不足和搬运中遇到的问题，厂领导召集干部和工人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献计献策，拿出了不少的好办法。比如在周边农场租用拖拉机、利用冰雪路面自己动手做马拉爬犁和用人拉的爬犁。还真别说，因为爬犁矮，装卸机器方便，人们用桦树做爬犁套上马，或是用人在雪地上拉起来，有时比汽车、拖拉机和马车还好用。小型的机器和拆下来的配件和工装、工具可以由它们运送，可面对大型机器设备就没辙了。不是没有吊车不好装车，就是车和爬犁不抗压。面对缺东少西的困难，职工们没有气馁，而是更显智慧。有的职工拿出了自己看家的技术，制作土吊车或“斤不落”，吊装搬运大块头机器；有的职工拿出土办法，用圆滚木和绞盘绞拽机器。就这样，火车站上的机器设备，小的被装上马车和爬犁一台台拉走，大的被吊上绞盘一米一米地拽出。在这个没有搬运条件的大抢运中，每个兵工战士都留下了一个或几个感人的故事 。

一时间，北安城里的头道街上热闹非凡。运送机器设备的汽车鸣着喇叭提示路人躲避；马拉爬犁和拉货的马车一起穿行在街道上；身着清一色棉工装，眉毛、胡子和棉帽子上挂着冰碴的兵工人拉爬犁的、拽绞盘的，牵引设备呼喊着口号的，让整条街都热闹非凡。

从1950年11月3日沈阳枪厂拆卸第一台机械设备开始，到12月18日北安火车站站台上最后一台机器运进东大营，1631名员工，800多名家属，用他们对党和国家赤诚的情感，在45天中创造了奇迹：1358台设备，3000多吨材料、工具等，靠着他们的双手，完成了神奇的移位。12月18日，工厂搬迁任务圆满完成！这场紧急疏散、搬迁北上、建设大枪厂的战役取得了初步胜利。这场攻坚之战打得漂亮，很有英雄气概，如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一样，初战告捷。

在抢运机器设备的同时，新的工厂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组成了，上级任命尚耀武为新的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李志坚为党委副书记，李作潢、张庆森等为副厂长。 

随着工厂主要领导的确定，管理组织相继成立，机关设科室、车间设工段和班组、各项管理制度渐次出台，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生产机制基本形成，一个初显正规化的兵工厂在北安城的东大营破壳而出。东北兵工局向工厂发来贺电的同时，正式命名这座在冰天雪地里创建的兵工厂为“北安冲锋枪厂”，代号“32厂”。半年后，随着兵器工业的调整，工厂又更改代号为“国营第626厂”。再之后，出于兵工厂保密的需要，代以第二厂名“国营庆华工具厂” 简称“庆华厂”或是“626厂”。很快，北安东大营的称呼被庆华厂取而代之。 

1950年12月19日，工厂开始了全面复厂建设。厂党委及时召开复厂动员大会，意在让全厂职工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可他们手中的武器装备还是“万国造”，急缺的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新式武器装备。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为志愿军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武器，为了前方少流血，我们必须多流汗! 设备、材料搬运到北安，只是我们的迈出第一步。厂房不够，我们重建；设备就位，我们安装。12月的北安，尽管让我们真正体验到了冬季的严寒，但我们要用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工厂的全面复厂建设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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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20日，工厂隆重召开“抢运机器设备总结表彰大会”，会上有537人受到了表彰和嘉奖，其中有4人立大功，29人立小功，153人立功，35个班组立集体功。极大的鼓舞了职工复厂建设的热情。领导们走上台，为立功的职工披红戴花。立功受奖的人心里美滋滋的，领导们的心里喜洋洋的．台下的职工和家属代表们的心里热乎乎的。整个会场的人们都为工厂取得的初步胜利而激动不已。

接下来设备安装的难度并不亚于刚结束的设备搬运。挖地基，镐头抡圆了，落在地上不过留下一个白色印迹；锤头砸下去，钢钎下仅仅是一个小窝。寒冷的天气，冰冻的双手早已麻木，直到虎口震裂，流出鲜血，才感到疼痛。 

垫实机床，需要石子铺垫。工人们车拉肩扛搬来山石，双肩被压的红肿，他们就找块厚布当垫肩，缓解一下难忍的疼痛。然后再把山石敲成碎块使用。后期来厂的同志，没地方住宿，干脆就住在厂房的二层。白天下楼直接进入工作状态，晚上下班上楼就休息。 

空旷的厂房四面漏风，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就用废弃的汽油桶自制取暖火炉，实在冻得受不了，就跑到火炉子边上暖暖手，转身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干……

2月6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厂领导为关心职工的生活，特地要求基层党支部做好工作，让职工安心过春节，不允许春节期间加班加点。但是，总有一些职工偷偷跑到工地自发的干了起来。厂领导闻知后来到工地，本来是想劝大家回去休息的，可看到大家热情非常高，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

为补充队伍和增加新生力量，工厂陆续招收了大批青年工人进厂，让他们加入到建厂的队伍中，复厂建设的步伐更加迅速了。他们为庆华厂的创建也做出了贡献，同样是庆华厂的创建功臣。

3月下旬，工厂部分机床设备开始调试，零件加工同步进行。

1951年5月，经过全厂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争分夺秒的奋战，从沈阳搬来的机床设备全部安装就位，工厂正式开始复产。

6月10日，庆华厂召开了复厂建设庆功大会。标志着复厂工作全面结束，工厂可以恢复生产。 

“新中国第一枪厂”的庆华厂，能在各方面环境和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千里迁移、复厂建设和恢复生产，用最快的速度、花最少的钱、在冰天雪地里奇迹般立起了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兵工厂。究其原因，除了党的领导外，无疑最关键的因素，是工厂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有听党话、服从祖国召唤、彰显“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的那一代兵工人！ 

抗美援朝立大功

1

1950年6 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正当中国人民全力以赴为巩固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对外战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场战争是新中国本来不愿见到的，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扩大朝鲜战争，并单方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前后，美国飞机就不断侵犯中国领空，并向鸭绿江我方一侧投掷炸弹，在我们的家门口挑衅。

1950年8月27日，美国P51飞机两架，飞越国界入侵我国丹东浪头机场上空，扫射两分钟，打死机场工人3名，击伤19名，击毁卡车两辆。

8月29日，美国飞机4架，入侵我国领空，沿宽甸拉古哨、长甸河口、古楼子一线扫射，打死渔民4人，打伤7人。

9月22日，美国B29轰炸机1架，侵入宽甸拉古哨上空侦察，继而飞抵丹东市区上空骚扰、示威。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飞机侵入丹东市上空达7023次。其中扫射54次，轰炸21次，投弹149枚，炸死平民152人，重伤132人，轻伤388人，并炸毁房屋2959间和许多重要设施及大量物资。

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提出郑重警告。但傲慢的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的警告，自以为具有足以压倒一切的实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图们江推进。朝鲜政府曾两次邀请我国出兵支援。

面对当时的整个局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

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待中，跨过鸭绿江血战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人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战役，胜利的喜讯一个接一个不断地传回祖国。然而，前线供给不足，武器装备薄弱，吃炒面、穿薄衣、用“万国牌”步枪的志愿军战士尽管英勇顽强，啃下一块块和自己力量相差悬殊的硬骨头，打得美式装备的敌人不断后退，但他们冲锋陷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流淌的鲜血染红了朝鲜的山川大地。

中央一面紧急购买苏联枪支和争取苏联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动员国内各方面的力量保证朝鲜前线供给。兵器工业的兵工厂开足马力，歇人不歇马地连轴转，加速武器弹药的生产。此时，东北兵工局按照中央指示，要求庆华厂尽快恢复79式步枪和苏式冲锋枪的生产，向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提供武器弹药。

接到电令的书记兼厂长尚耀武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复产。尚耀武在会上宣读东北兵工局的指示时强调说：“北迁考验了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党员起到了先锋作用，骨干职工起到了模范作用，职工们不怕天寒地冻，不怕人少困难多，不怕时间紧任务重，原本90天完成的任务，45天就完成了，这不能不说是兵工人创造的奇迹，是新中国兵工史上会永远记载的奇迹。现在又一个考验到来了，我相信，我们还会一往无前地创造新的奇迹。

一点歇息的时间都没有，职工们搬运机器进厂，身上的热汗还未干透，工厂复产的动员大会又召开了。会上尚耀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刚刚搬运完机器设备，应该给同志们一点休息的时间，但是不行啊！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在流血，在和敌人浴血奋战，他们急需枪、需要我们生产的枪，我们没有歇息的时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和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把抗美援朝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再接再厉，紧急恢复生产。我们生产的枪早一天运到朝鲜战场上去，美军就能早一天被打回老家去！”尚耀武的话给了与会职工们极大的鼓舞。各车间的代表纷纷提倡议、表决心，情绪高涨时，口号声不绝于耳。代表们表示：向党中央、毛主席保证，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恢复生产！ 

继机器设备搬运任务提前完成之后，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就开始了又一场攻坚战。1950年12月19日，紧急恢复生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各单位组织人马白天奋战加油干，晚上开会解决问题；厂房里到处张贴着“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支援前线，保家卫国”的大标语。如此热烈的氛围，深深地感染了全厂干部、工人，大家从早到晚手脚不停歇，还觉得没使上劲儿。热火朝天的厂房里，工人们你追我赶，激情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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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设备是复产要攻克的关键。机器设备运进厂房里，按车间番号顺序安放到了指定位置，接下来复装机床就成了十分麻烦的问题。由于在沈阳拆卸机器时间仓促，缺乏经验，拆卸后的机器零件多达几万件，标记不统一、登记造册不准确。再加上在北安抢运时难免有疏漏，原有的零部件搬运顺序也有部分被打乱，现在复原组装机床，东西都在，可要准确找到它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为此，工人们按照原来的班组各自认领自己操作的机床，在技术人员的配合下，按照手里的装配图纸，从堆得山一样的零部件中，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地核对零件编号，找机器上的部件。操作工人和技术员们相互帮助、相互配合，相互鼓励、每复原安装成一台机器都高兴得相互祝贺。 

已组装起来的机器进入调试阶段，需要开动起来走刀试车，和机床上使用的夹具和冲具进行验证。操作工人来来回回地调试行程，测验精度。尽管这些机器都是在生产线上使用过的，但经过这一拆一装，性能和精度明显下降，如不最大限度地恢复性能，以后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都会受到影响。操作工人和技术人员丝毫不敢怠慢，一丝不苟地进行调试，白天调不完，晚上接着干。不少班组间开展起“看谁装得好，看谁装得快，看谁装得多”的组装竞赛。 

每座厂房都充满着勃勃生机。白天人来人往，车床作响，与试车成功后工人们的欢笑声，汇聚成一首首生动的战歌；夜晚灯光闪烁，炉火熊熊。工人们吃在车间里，睡在机器旁，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更没有人计较报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是党的需要，是国防建设的需要，更是朝鲜战场的需要，吃苦受累算得了什么。在他们中间，小病不吱声，大病不请假，干重的不行就拣轻的，站着不行就坐着，你能干我就能干，谁都不甘心落在后面。五车间的一位王师傅，上呼吸道感染发高烧，在诊所里打完针，嘴里含着药片就直接回到车间走上岗位。六车间的一位李师傅，脚被机器部件砸伤，诊所医生给开了半个月的工伤假条，他出诊所就撕了，穿着大一号的乌拉鞋，在车间里坐着干活，让人感动的人和事比比皆是。

1951年春节临近了，年味越来越浓。北安小城满街是花花绿绿的年货。职工们无暇顾及，他们夜以继日坚守在车间，忙碌在工地。三车间关宝祥小组提出：“春节不休息，加班加点抢时间。”四车间高文桥小组提出：“每天工作10小时，不完成任务不下班。” 

党委书记兼厂长尚耀武下车间，目睹工人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感动不已。党员团员带头干，领导干部下车间，党政工团各级组织都围着车间任务转。组织部门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火线发展工人入党，增强党的新生力量和凝聚力；宣传部门总结先进经验，寻找典型人物，大力宣传；共青团组织青年突击队，红旗插在工地上，攻难克难，勇挑重担；工会把捷报送到班组、送到机台，开展“一人先进，全家光荣”的活动。整个工厂形成了“党员带头大家跟，先进出现大家颂；班组事迹组传组，车间经验传车间”的场面，使“复产竞赛，立功创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又是一个45天，职工们在隆冬时节中，新建和修建临时厂房3万多平方米，安装调试机器设备1400多台，设立第一批8个生产车间，形成一条完整的枪械生产线。在紧急复产战役中，又涌现出大批先进个人和先进班组及先进车间。使复产时间提前了一个月，东北兵工局的贺电迎着春风飞向庆华厂。

2

工厂复产伊始，东北兵工局在各兵工厂领导会议上反复强调：“朝鲜战场战事吃紧，志愿军战士的武器装备急需补充，庆华厂一定要动员职工，克服一切困难加快生产。”会后，兵工局的领导单独和尚耀武交代：“要马上试制生产50式7.62mm冲锋枪，这种枪比38式步枪和79式步枪的性能强、威力大，有利于打近战和夜战。苏联援助朝鲜的就是这种枪，现在战场上非常需要，而且需求量很大，我们一定要快。”尚耀武当即表态：“庆华厂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会后，尚耀武便急忙去火车站往回赶。

庆华厂的前身“51兵工厂枪厂”历经军阀张作霖、日伪和国民党三个时期的统治，生产了多种型号的重机枪、轻机枪和日式步枪，一直到沈阳解放前，称霸东北一方，影响华北以南，可谓名声在外。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工厂为支援前线，在积极组织生产79式步枪的同时，抓紧时间仿制苏联PPSH-41式7.62mm冲锋枪，并取得成功。从1949年9月到1950年9月生产出2.3万多支，配备给南下大军。 

尚耀武原是枪厂的监委，他心里非常清楚，这种枪虽说仿制成功，但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小批量生产完全可以，如果短时间内组织大批量生产，在技术把握上、产品质量上、生产能力上需要解决的难题还很多。然而，上级领导，尤其是朝鲜战场给工厂出了一道必须解决的大难题。 

在飞速向北行驶的火车上，尚耀武翻来覆去地想着摆在庆华厂眼前的困难：高精尖的机器设备短缺。共产党接管国民党“90兵工厂”时，不甘心拱手让出的国民党出动飞机实施了多次轰炸，工厂遭到了破坏。而且，苏联红军还两次洗劫工厂。第一次是日本侵略者投降时，苏联红军先于我军进人，搬运了工厂重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第二次是我军接管工厂后又撤出，苏联红军趁机再次进厂，进行了第二次机器设备和物资的搬运。这两次搬运各类重要机器设备2400多台，原材料10000多吨。因此，枪厂搬迁到北安的机器设备已经缺少高精尖的机器了，只能满足79 式步枪生产。还有图纸和资料不完整，仿制50式冲锋枪是从苏联PPSH-41式7.62mm冲锋枪的实物测绘开始的，各种尺寸的修改和技术参数的对应工作量大，再度生产相当于重新试制。另外就是人手短缺，紧急北迁和恢复工厂建设几乎没让人休整。这些大城市来的兵工人，还没有完全适应北大荒的气候和生活环境与条件。现在让他们上岗位、摸机床，真刀真枪地操练难度不小。如果说搬迁是第一次考验，恢复建厂是第二次考验，那么，这次庆华厂必须要经受住这第三次考验。而这次面对的是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流血多少的大问题，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尚耀武始终相信困难是人克服的。他不再往下想，因为他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不怕困难的，似乎这群人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来的。或者说，这群再难也难不倒的兵工人，既然能在冰天雪地立起一个兵工厂，就能勇敢地承担起用自己生产的冲锋枪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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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从寒冷的冬季里走出来的庆华兵工人向姗姗来迟的春天宣告：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把美国侵略者打回老家去，就是再难也要把50式冲锋枪生产出来，送到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官兵手里。工厂组成了由厂党政工团领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召开职工誓师大会，向全厂各单位发出号召：恢复生产50式冲锋枪，并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高的精度拿出成品枪。

工厂的誓师大会后，各车间党支部、团支部、工会组织的形式各异的大小会议一个接一个。二车间提出：“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四车间提出：“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六车间提出：“我们多生产一支枪，就等于多消灭几百个敌人。”木工车间提出：“车间就是战场。”工具车间提出：“生产最好的工具，让车间加工最好的零件。”一时间，工厂掀起了竞赛高潮，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的劳动竞赛达到白热化程度。

图纸是生产零件的第一道关口，没有图纸等于“干瞪眼”和“手抓瞎”。技术科的同志从头到尾梳理了50式冲锋枪的全部图纸，凡是能够用于生产的全部发到车间。对于需要补充和修改的，他们下到车间，会同车间技术员挑灯夜战，手捧着实物零件反复测量尺寸、测算精度、确定加工公差，然后趴在绘图板上绘制图纸。需要再次修订的产品部件结合图，他们每个尺寸都不放过，重新复核。在很短的时间里，工厂先后完成新绘制和修订图纸1200多份用于生产线上作业。

关键机器设备不足，工人们用妙招、巧法弥补。工厂提倡“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看谁解决生产上的难题多”。在此号召下，有人想办法改进夹具、冲具、模具，提高普通机床的精度；有人在靠天轴和皮带传动的机床上练手法，用经验掌握加工精度；有人文化程度低，白天干活，晚上去夜校学习，提高文化水平；有人使用碳素工具钢刀具，改变走刀速度和切削量来代替缺少的硬质合金刀具，提高零件加工的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这些工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行之有效的做法，弥补了关键机器设备不足的大问题，在后来的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既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生产一线人手短缺，机关干部下车间，后勤人员上一线，极大地调动了生产一线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们有事不请假，争着三班倒，主动加班产，解手跑着去“。工厂宣传部门在“抓典型，找英雄”的活动中遇到这样一个故事：七车间的王师傅，自己把班产提高了两次，中午不休息，吃饭在机台，上厕所一路小跑，受到领导在车间大会上多次表扬。几个师兄弟不服气，开玩笑地说：“你在国民党管厂子那会儿也是这样干的！”王师傅笑着说：“那个时候我跑，是国民党的工头拿着电棍在身边逼的，你不跑他用电棍捅你。现在我跑，是美军拿着枪在朝鲜战场上逼的，我不跑志愿军战士就可能多流血，虽说都是跑，性质可大不一样。”王师傅说得对，“如果后方不流汗，前方就得多流血”。在50式冲锋枪复产中，工人们这种讲奉献的事迹随处可见。庆华厂里，“车间成了赛场，班组成了战场，红旗插在工地，标语醒目上墙，机台人头攒动，昼夜马达轰响。生产热浪袭遍全厂，一张张捷报贴到了工厂的大门口。近两千名兵工战士，迎着朝阳来，披着星光走，在他们喊出“眼熬红，手磨烂，不完成任务不下火线”的口号声中，50式冲锋枪的零件，在一条连一条的生产线上流动起来了。原来在沈阳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50式冲锋枪，经庆华兵工人的再次精心补充设计、修改、调整，终于从北安新厂的生产线上骄傲地走了下来。

时间是如此巧合，1951年6月，又是两个45天，凝聚着庆华厂兵工人心血的第一批2628支50式冲锋枪，经驻厂军代表的严格检验后，插上象征着优良品的小红旗，装上了开往朝鲜前线的军列。这既是党和祖国以及朝鲜前线对兵工人的又一个考验，也是庆华厂兵工战士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3

1951年6月，在第一批50式冲锋枪运往朝鲜战场后，庆华厂生产进人了全线正常的良好状态。

东北兵工局应军方的要求，对庆华厂的任务一再加码，由几万支到十几万支。为快出产品、多出产品，工厂党委千方百计组织生产。同时，工厂向东北兵工局提出了招工扩厂要求，上级及时地批准了招工计划。工厂从春天开始陆续招工。一场以黑龙江省为中心、辐射东北三省的招工信息传遍城乡大地。

从沈阳迁来造枪的兵工厂要招工的消息，迅速向外地扩散，城市里大街小巷的人们在议论着，乡间村屯的人们也在传说着。招工的消息越传越远，给北安这座被农村包围的北大荒边陲小城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北安的、黑龙江的，以至其他省的，城市的、农村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都有些神不守舍了。他们心里就像在长草似的有些按捺不住，三五成群地在各地报名点踊跃报名。

枪，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感觉很神奇，一个木托一根枪管，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就能令几十米、甚至百米之外的目标毙命！过去的传播工具很少，没有电视，看电影也是一年里寥寥几回而已，人们很少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枪，更无从了解枪的构造和原理了。若说见过枪，除了当兵的，人们也只能从狩猎人身上背着的猎枪和土匪打家劫舍用的“土炮”留下一些印象。再后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38大盖”枪，看见解放军手中的步枪、半自动步枪，当然也仅仅是看看而已。越是这样，枪对于青年人的吸引力就越大。现在，生产冲锋枪的兵工厂要招工，而且是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生产冲锋枪，就更具吸引力了。这让他们跃跃欲试地想到这个厂里来，当个亲手制造能打敌人的冲锋枪的工人。

1951年进厂的那一批工人们，当年就是怀揣好奇和造枪梦想的青年人。原五车间的孙喜发师傅回忆说：“当年我们想当兵工厂工人的青年人多得是，但不是谁都能进厂的。工厂招工的条件非常严格，可以说跟报名参军没两样。必须是“根红苗正”才能进厂。报名的人自身条件要好，个头、体重够标准，身体健康。政审的标准比体检还严格，凡是报名的人要祖孙三代查到底，本人现实表现需要乡里出证明。必须要热爱党，热爱祖国，思想先进，必须是贫下中农的后代。” 

这次招来的工人一少部分来自城里，一大部分来自农村。城里的不说，农村的青年都吃苦耐劳，骨子里透着坚毅，干庄稼活是把好手，当工人也是块好坯子。这一年的秋天，1200多名青年带着对生产冲锋枪的好奇，带着对兵工战士的羡慕，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光荣地走进了兵工厂，成为沈阳迁厂以来第一批进入庆华厂的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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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进厂的工人，首先要进行思想教育和岗前培训，工厂在北安南大营开办了培训班。原二车间刘文玉师傅当年参加了培训班，他是初小文化，在当时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再加上农村人的诚实、厚道，给培训班里的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时不时会得到老师们的赞扬。每次考试，不管是理论还是实际操作，刘师傅都能成绩优良。培训班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学习心得，刘师傅的学习心得是这样写的：“我出身农民，不懂多少革命的大道理，但是我懂得国恨家仇。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他们杀害了中国许多人，也包括我的父亲，他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劳工营里。美帝国主义也是侵略者，他们要杀害朝鲜人民，侵略我们的国家，悲剧不能重演。党给了我进兵工厂这样一个机会，我要亲手生产冲锋枪，送给志愿军战士，打美军就像打日本侵略者一样，把他们彻底打回老家去！”这段朴实无华却内涵深刻的话，与其说是学习心得，不如说是中国人的国恨家仇从内心发出的呐喊。刘师傅的心得代表了参加培训班的所有学员，也代表了他们这批进厂工人的共识。

一批批新工人经过轮番学习培训后被送到车间，分配到生产线上，认师傅、定岗位，正式汇人流水生产线的道道工序中，生产着每一支冲锋枪上的零件，装配着部件，成为庆华厂的新生力量。

这一年招工后，工厂规模达到了3000余人。此后，庆华厂每年都根据生产任务情况，陆续招收数量不等的新工人。再加上历年接收的退伍军人、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自然减员补招等，工厂的职工人数迅速增多，队伍急剧扩大。规模最大时工厂职工达到1万多人，成为兵工大厂，雄踞同行业之首。

进工厂的人身份变了，由农民转变成了工人，工厂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感到陌生而新奇。 

刘文玉的师傅是从沈阳迁厂来的，交往中师徒很知心。师傅对眼前这个耿直、憨厚的徒弟语重心长地说：“农民种着自家的地，早出晚归，干多干少凭自觉，也很随意。当工人就不一样了，工厂是一个集体，除了自觉还要有严明的纪律，上下班有考勤，干多少有班产，随便不得，这是农民和工人的基本区别，但作为兵工厂的工人光懂这些还不够。我知道你们是带着对造枪的好奇、对当兵工人的自豪而来的，其实当兵工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讲奉献、能献身的精神。就拿我们迁厂来的这些人说吧，大城市住习惯了，冬天不太冷，夏天不觉热。另外不少人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孩子，但国家一声号令，人随机器走，冰天雪地奔赴北大荒建厂，谁也没说啥。我母亲年岁大，怕在北大荒天太冷受不了，我没敢带，过年很想回沈阳看看老人家，可工厂复产又没时间，只是发了个电报。说不上哪天，如果工厂再搬迁，咱又得毫不犹豫地跟着走，你说不讲奉献、不讲牺牲能行吗？说到底，这才是真正的兵工战士。” 师傅讲的这些话，刘文玉在培训班里听到过，但没有师傅讲得直接，讲得实在，讲得透彻。刘文玉默默地倾听着，思考着，他把师傅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又像一副重担压在了肩上。后来在一批接着一批工人进厂时，兵工人讲奉献、能献身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成为庆华厂代代相传的厂风和光荣传统。

庆华厂到北安复产后招收第一批新工人，不仅扩充了兵工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更重要的是3000余人的队伍，给了这个工厂十足的底气和充裕的生产能力。沈阳迁厂来的师傅们“带徒左右手，轮流机台走，关键自己上，教徒手把手”，硬是把新进厂的1200名学徒工变成能个人顶岗位、加工站机台、师傅说到哪就做到哪的熟练工人。与此同时，第一批装上军列的冲锋枪如同兴奋剂一样，不但给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带去战胜敌人的力量，也始终鼓舞着庆华厂干部和工人们保持不衰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

4

1951年11月，东北兵工局领导受中央军委和兵工总局委托，携带大批奖品亲临工厂，召开全厂干部职工表彰大会，以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奖励工厂20万万元（旧币）奖金。会上，东北兵工局领导高度赞扬了广大干部和工人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跟党走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不怕困难、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充分肯定了庆华厂在自然环境艰苦、生产条件简陋、搬迁和复产困难大的情况下，为抗美援朝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表彰大会，极大地激发了职工们在兵器生产岗位上“打冲锋”“守高地”的拼命精神。

1952年1月，东北兵工局召开东北各兵工厂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联席会议后，庆华厂广泛开展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讨论。著名作家魏巍在朝鲜战地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仅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也感染了祖国人民。大讨论激发了广大职工向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人物学习，在生产线上打硬仗、攻难关、啃硬骨头，开展劳动竞赛，提倡厉行节约，推进生产忙而有序地开展。 

二车间党员雷克伦带领全班在班组内部挖潜，他一人改进13套工具，工时定额大幅度提高；四车间的刘荣学班修改18道工序的工具，产品质量提高一倍多；三车间修改生产规程，弹夹点焊定额提高98%；六车间大搞技术革新，45种零件质量大幅提高。全厂改变操作方法1083项，改进工具2810件，提合理化建议1080项。涌现出了“无废品班组”16个“无废品车间”7个。还有不少工人和班组创造了“多刀”“多刃”“多机台”快速加工法和“先进烧结”“枪管拉线改冲线”等先进经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功效和产品质量。

尚耀武以一个兵工人特有的思想品质和奉献精神，带领兵工战士在紧急北迁、建厂和恢复生产中建功立业。1952年8月，他被调往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工作。接任他的党委书记是时任副书记的李志坚，厂长时任东北兵工局第三办事处主任的孙云龙。这两位带头人，以眼前抓生产支援抗美援朝、长远抓改造建设国防大兵工厂为己任，坚决贯彻兵工总局第二届全国兵工会议精神，见缝插针抓基础管理和制度建设，推动技术改造，使工厂的形势蒸蒸日上。

庆华厂领导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生产相结合、把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和有计划地改造生产条件相结合、把民主管理和规章制度相结合。同时依靠群策群力，在只有老旧机器设备和简陋厂房的条件下，使50式冲锋枪从试制的批量生产状态中很快摆脱出来，大模大样地走向常规、大批量的流水作业。真正实现了图纸标准化、工艺流程化、工时定额化、管理制度化、检验样板化、生产调度化、经济核算化。这些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的综合作用，使各车间工时占比逐月下降，产量逐月上升，质量逐月稳定。从此，工厂生产基本走上了正规化和标准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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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1年6月第一批冲锋枪运往朝鲜战场，到1953年12月 ，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庆华厂向朝鲜战场供应主产的50式冲锋枪达358612支。志愿军战士手持冲锋枪在杀敌战场上，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

1952年底，庆华厂领导收到署名“志愿军某部全体战士”在志愿军赴朝作战两周年纪念日寄出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原来是赴朝作战志愿军某部的一个战士，在高地的坑道里，利用战斗间隙，充满深情地在信里写到：

“在和敌人的交锋中，当我们端着你们生产的冲锋枪，把美军打得嗷嗷直叫的时候，别提心里多痛快了。你们能制造出这样的好枪，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更是我们志愿军的自豪。我们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保家卫国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远离祖国的朝鲜战场上，日夜想念你们！可惜，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工人师傅亲手制造的枪，也不知道师傅叫什么名字，前线的战士们都想见见他。所以，随信寄去1万元（旧币），请你们想办法把这个工人师傅的照片寄给我们，让战士们亲眼看一看这位敬爱的工人师傅，以使我们每个战士的心中都有一支冲锋枪。我们将用手中的枪和心中的枪，消灭更多的敌人，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致革命敬礼！

志愿军某部全体战士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厂长孙云龙读罢这封信，内心无比激动。志愿军战士的来信，对全厂职工是最大的鼓舞。可战士们对枪械生产流程不了解，那可是集体协作的结晶呀!孙云龙思考了一下，随即安排摄影员到总装车间和靶场，为工人和驻厂的军代表拍了3张集体合影，就算是庆华厂职工的代表，连同寄来的一万元钱，回复这些最可爱的人。工厂的回信是这样写的：“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你们在战场上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虽然不能和你们一起在战场上并肩战斗，英勇杀敌，但我们一定要向你们学习，忘我地工作，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冲锋枪送到前线。让你们端起我们亲手制造的枪冲锋陷阵，把侵略者彻底打回老家去！我们等待着你们凯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当年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烈士，在牺牲时手中就紧握着一支50式冲锋枪。

后来志愿军归国访问团曾特意安排到了庆华厂，他们想亲眼看一看，工人老大哥是怎么造出这么神奇的武器。访问团成员在做报告时说道：“感谢你们工人老大哥！我们用你们造的冲锋枪打扁了美国鬼子！”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50式冲锋枪射速快、火力猛、携带轻便，易于打近战、夜战和穿插，深受战士们欢迎。据说有的战士编歌传唱：“五零冲锋枪，我的好战友；打近战打夜战，杀敌是能手。”“五零冲锋枪，真是本领强，灵巧又响亮，连打三十发，赛过机关枪。祖国人民造，跟咱上战场，冲锋把敌杀，一起保家乡。我爱我的五零冲锋枪。” 

庆华厂的职工们听到志愿军战士的表扬，内心也是无比激动，仿佛自己也像他们一样置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

5

庆华厂伴随着抗美援朝的节节胜利而威名远扬。靶场里昼夜不停响起的试枪声，就像不停敲响的欢庆锣鼓，让每天都能听见的人们心情愉悦；厂里火车专用线上装满绿色包装箱、紧裹着绿色苫布待发的车厢，就像战利品，让为它付出辛勤汗水的人们感到十分惬意。兵工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不单单是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如此，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是如此。兵工人真就像人们经常说的：是革命熔炉炼就的一块又一块红色的砖，只要党和祖国需要，“东西南北任党搬”不讲条件，毫无怨言。庆华兵工人始终在历练、实践、传承这种精神和优秀品质。而所有这些，小兴安岭脚下的北安人看见了，英雄的志愿军官兵看见了，党和人民也看见了，在他们眼里，庆华兵工人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1952年11月，非常关心庆华厂的二机部副部长刘鼎，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专程奔赴北安，在部二局领导和东北兵工局、黑龙江省领导的陪同下，风尘仆仆亲临工厂慰问广大兵工战士。刘鼎部长在走访工厂车间和职工家属区后，非常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产出那么好的产品来，在朝鲜战场上显尽威风。庆华厂的工人很了不起，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防工业的希望。有你们这样的工人阶级，党中央、毛主席就放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令庆华兵工人激动和终生难忘的是，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问候，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深情厚谊，亲临北安，专程来工厂视察，亲切看望兵工战士。这是庆华厂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刻，也是庆华兵工人最幸福的一刻。 

那是1953年9月3日，金秋送爽的丰收季节。朱德总司令乘坐的专列，汽笛长鸣，徐徐驶入北安火车站。                               

上午8时许，黑龙江省省委将这一喜讯通知了庆华厂。厂党委书记李志坚和厂长孙云龙等领导同志，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马上就让喜讯传遍了全厂。职工们得知朱德总司令要来工厂视察，个个兴奋不已，奔走相告。有的工人把挂着汗水的脸洗了又洗，有的工人把浸满油渍的手搓了又搓，女工们照着镜子梳妆打扮，男工们特意穿上了新的工作服，大家都期待能见到朱总司令的那一刻。 

上午10时左右，朱德总司令在中央部委领导和东北兵工局、黑龙江省领导的陪同下，健步走下专列。他容光焕发，神清气爽，身着灰色制服，脚蹬青面布鞋，象征性地拄着不离手的拐杖，面带微笑地向迎接他的李志坚、孙云龙和黑河地区及北安县领导走去。此刻，站台上的人们欢呼雀跃。李志坚疾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朱总司令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代表全厂职工热烈欢迎总司令视察工厂!”朱总司令频频点头，微笑着向迎接他的人们不断挥手致意。

朱德总司令在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走进工厂，走进职工夹道迎接的车间，走到翘首等待的工人师傅们中间。他每到一处，都走上机台，察看工序，询问产品性能和日产量。面对围前围后的工人们，他声音洪亮地说：“工人师傅们辛苦啦!你们生产的冲锋枪在朝鲜战场上重创了敌人，是名扬战场的好枪!你们为抗美援朝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枪来。”未等朱总司令的话音落下，车间里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总司令的话，让职工们万分感慨、热泪盈眶，激动人心的场面让人难以忘怀。

在生产枪管的四车间里，厂长孙云龙向总司令介绍了全国“安全生产红旗班组”高文桥班组的先进事迹。朱总司令高兴地与高文桥亲切握手，并勉励他说：“要戒骄戒躁，进一步搞好安全生产。既然是‘桥’，就要发挥先锋与桥梁的作用。”朱总司令风趣的话语，顿时使车间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高文桥师傅牢牢地记住了朱总司令的教诲，向朱总司令表示：一定使出浑身的劲来搞生产，继续支援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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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式冲锋枪总装车间里，朱总司令饶有兴致地观看工人们装配着冲锋枪，并在一排刚刚打过精度的冲锋枪前驻足，手抚摸着枪托，语重心长地说：“部队非常需要你们的枪，希望你们的产量再高一些，质量再好一点。还要抓紧研制新产品，保证战争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李志坚和孙云龙聆听朱总司令的嘱托，坚定地表示：“一定不辜负总司令殷切的期望，把生产搞好，把新产品研制好，把工厂建设好。”当技术人员汇报说，工厂采用国产钢材代替进口钢材，生产的零件达到了质量和技术标准时，朱总司令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干得不错嘛！” 

在厂部会议室听取孙厂长汇报时，朱总司令看着孙云龙突然说：“我看你怎么这样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面？”没等孙云龙反应过来，朱总司令就惊喜的说：“在延安，你就是造马步枪的延安八大工匠、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小孙！”朱总司令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用一双温暖的手和孙云龙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朱总司令关心工厂生产，更关心职工家属的生活，不断地询问职工和家属吃得怎样、住得怎样。李志坚的心里有些翻腾忐忑，说职工家属的生活好？其实真的还不好。说不好?又怕总司令的心情沉重，便振作精神汇报说：“这里的条件差，职工家属的生活是艰苦一些，不过已经解决了基本的吃住问题。只是文化娱乐活动少，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善。最近我们用中央奖励的钱正在兴建工人俱乐部，丰富职工家属们的文化生活。”朱总司令肯定地说：“你们做得对，职工生活一定要改善。”李志坚抓住这一时机请求总司令给工人俱乐部题字，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了。 

在北安火车站的专列开动之前，朱总司令很神秘地把孙云龙叫到身边，悄声地说：“小孙厂长，把你们的冲锋枪送我一支留作纪念好吗?”孙厂长精神为之一振，想到厂里的枪总司令都看好了，心里感到特别高兴。他急忙指派工厂保卫科科长赫长山回工厂取枪。赫长山急忙赶回靶场，挑选了一支崭新的50式冲锋枪返回车站。因过于着急，赫科长竟然忘记了配备枪的背带。 

朱总司令在专列上接过冲锋枪，认真地看着，仔细地抚摸着。他又再三叮嘱李志坚和孙云龙说：“现在，抗美援朝的形势很好，你们还要再努一把力，一切服从前线，争取这场战争完全彻底的胜利。” 

专列缓缓驶出了北安火车站，朱总司令的谆谆教诲依然回响在李志坚和孙云龙及全厂职工的耳畔。备受鼓舞的职工们，没有辜负朱德总司令的殷切希望，把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作满腔热忱和无穷力量，在生产线上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工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冲锋枪产量不断增加，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加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1953年10月，庆华厂工人俱乐部落成。党委书记李志坚亲自去北京，在全国总工会同志的带领下，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朱总司令挥毫题写了“文化宫”三个大字，并欣然落款“朱德”。李志坚将字带回工厂，由美术工作者精心制作后，“文化宫、朱德”三个大字两个小字便高高地挂在庆华厂文化宫的正门上方。此后，庆华厂文化宫成为整个兵器工业各厂的典范，无论天南地北，不管城市山区，凡是有兵工厂的地方，凡是在工人俱乐部的门额上都有朱德总司令题写的“文化宫”三个大字。

时至今日，那些在抗美援朝初期随厂搬迁到北安庆华厂的老兵工人健在者已为数不多，而且已是九十岁以上高龄了。他们把一生献给了军工事业，献给了北安那块黑土地，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他们也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功臣！ 

无私奉献铸辉煌

1

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在总结朝鲜开战以来的经验后，发布《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时指出：兵器工业要实行制式化生产，高起点、高质量地仿制苏联武器。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兵工厂长会议，主要部署武器的制式化生产和由此带来的老兵工厂技术改造、建设重点工厂的中心任务。中央领导向与会同志指出：毛主席、周总理多次同斯大林协商仿制苏联武器，并已得到苏联的同意，徐向前元帅率领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就此事开始了谈判。但我们不能坐等，要一边干一边等。现在国家已确定了兵器工业第一批18种陆军武器的制式化生产任务，待中苏协议签订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武器仿制任务。各兵工厂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利用有利条件建设好工厂。

以实物仿制苏联PPS（波波斯）-43式冲锋枪是会议确定下来的。PPS-43式冲锋枪是苏联援助过志愿军的武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总后勤部在朝鲜中部的三登里专门召开军械会议，认为PPS-43式冲锋枪性能优于50式冲锋枪。尤其是该枪发射速度快、枪托为铁制、能够折叠、在低矮狭窄的坑道里使用方便的优点突出，建议国内在50式冲锋枪的基础上进行仿制。部二局领导考虑到，此枪眼下是没有图纸，但有实物，而且和50式冲锋枪类似的地方很多，可能只需在枪托上做好文章就可以达到目的。会上，部二局决定让毛主席曾亲自命名的50式冲锋枪的创造者——英雄的庆华厂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接到任务的孙云龙厂长一直在掂量着自己和党委书记李志坚身上的担子。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一头承担着朝鲜战场上的武器供应，一头承担着制式化仿制任务，而且这两个任务是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进行，困难可想而知。

孙厂长的思绪从工厂飞到了他十分关心的朝鲜战场。他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几个气吞河山的围歼战役打得美军不断退向“三八线”，战争已迎来胜利的曙光。但他深知，这胜利的来临，更多靠的是志愿军勇猛、智慧和战略战术。若从武器装备上看，我军依然处于劣势。而提供大量、高性能的武器装备是兵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凝思中，他决心带领全厂职工迎难而上，闯出一条制式化的新路子。

对我国兵工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的兵工厂由各地军阀把持，几乎是各自为政。各家兵工厂都仿造了不少的枪械，像东三省兵工厂仿造日本的13式79步枪、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仿造日本的38式65步枪、湖北汉阳兵工厂仿造德国的88式步枪、河南巩县兵工厂仿造毛瑟步枪等等。这些枪的型号各异，口径不一，仿制时受设备和工艺的影响，性能低下，数量也不多。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说是“万国造”并不过分。志愿军端着这些枪上朝鲜战场，后勤供给就成了大问题。原本就不通用的子弹一旦打光，手中的枪还不如大刀好用。在这种武器装备下，即使再加上苏联配给的一部分武器，能打出好战绩，付出的代价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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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李志坚清楚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生产50式冲锋枪和仿制PPS-43式冲锋枪都是党中央对庆华厂的信任和考验，要正确处理好生产和试制两者的关系，齐头并进，不能偏废。做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困难，虽然我们要生产和试制同时进行，但我们有党的领导，还有我们3000多名职工。只要不怕困难、知难而进，不讲条件、鼓足干劲继续奋战，我们会做到50式冲锋枪一支不少，仿制任务一天不拖，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给予的光荣任务。”

在干部职工大会上，孙云龙厂长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说要自己造枪。我们在没有加工设备，更没有造枪技术资料的情况下，拿着德国造的毛瑟枪琢磨。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不讲困难、不讲条件，硬是凭着对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忠心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土法上马造枪。最后就是在黄土窝里设计出81式马步枪来，还生产了7000多支打鬼子。况且，现在我们已经仿造出了50式冲锋枪，不仅得到了毛主席亲自命名，而且志愿军战士都非常喜欢。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能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再打一个漂亮的试制战役。 

工厂党政领导的讲话，就是最好的动员令。全厂上下在全力以赴生产50式冲锋枪的同时，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始仿制苏联枪械。结果冲锋枪源源不断地运向了朝鲜战场；苏联PPS-43式冲锋枪仿制也全面展开。

庆华厂为兵器工业率先走向制式化开好头，为达到生产、试制两不误，集中人马成立了试制技术攻关领导、生产线设备调整领导和生产性建筑建设三套班子，相互配合，齐心协力，不达目的不罢休！

功夫不负有心人——庆华兵工人的努力与付出得到了丰厚的馈赠。1953年6月，他们仿制的PPS-43式冲锋枪成功了，中央军委、志愿军总后勤部、二机部二局向工厂先后发来贺电。在祝贺与慰问的同时，鼓励庆华厂在武器仿制和制式化生产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新成果！

2

1953年7月，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者打回了“三八线”以南。美军被迫放下手中的枪，签订停战协议，中朝人民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50式冲锋枪也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和志愿军英雄们一起，走出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庆华厂按照二机部二局的统一部署，停止了50式冲锋枪的生产，立即转产PPS-43式冲锋枪。至此，庆华厂翻开了制式化生产崭新的一页。从1952年开始，在中国兵器工业武器制式化生产的战场上，庆华兵工人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庆华厂虽然不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但同样非常重要，时刻受到中央的关注。工厂仿制枪械虽说有苏联专家的指导，但主体力量是庆华兵工人自己。他们先后仿制成功4种苏联冲锋枪和手枪，并相继投入大批量生产，尤其是仿制的苏联AK47冲锋枪和仿制的苏联TT30/33手枪，成了主宰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军队武器装备。

1952年初开始仿制苏联PPS-43式冲锋枪。1953年6月取得成功，投入大批量生产，1954年定型为54式7.62mm冲锋枪。

前面说过，PPS-43式冲锋枪仿制成功，并开始生产，但和50式冲锋枪一样，都是在没有得到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按照实物仿制完成的。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它蕴含着中国兵工人在模仿中难能可贵的创造精神。

1953年10月开始仿制苏联TT30/33手枪。1954年10月取得成功投入大批量生产，1954年定型为54式7.62mm手枪。

TT30/33式手枪是苏联部队指挥人员和特种兵使用的近距离防身自卫型武器，50米内可杀伤有生目标，该枪是部队必须装备的武器。别看手枪是个小东西，射程也不算太远，可仿制起来的难度比冲锋枪还大。面对苏联资料翻译难、工装制造量大、原材料品种繁杂等困难，生产、技术各部门和车间试制不扯皮，协同作战，加之试制人员热情高涨，以不怕困难的精神贡献聪明才智，赢得了这一试制任务的胜利。仅仅半年多，TT30/33式手枪就由试制样品进入了小批量生产，年末470支生产成品下线。同时又提前安排500支生产任务，分三批全线试生产。上级军品订货部门在敬佩工厂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提前向工厂订购该枪400支，主要装备装甲兵、炮兵、空降兵和摩托化步兵等特殊兵种以及步兵侦察分队。此时，上级正式批准生产定型，命名该枪为54式7.62mm手枪。而庆华厂变成了在枪械兵工厂中能够冲锋枪和手枪两条生产线并存共产的工厂，由此铺就了一条通往兵工大厂的道路。

1955年8月开始仿制苏联AK47冲锋枪。1956年11月取得成功投入大批量生产，1956年定型为56式7.62mm冲锋枪。

AK47冲锋枪是苏联根据二战时期与德国作战的经验而专门研发的一款先进突击步枪，我们称之为冲锋枪。此枪性能优于50式和54式两款冲锋枪，具有动作可靠、勤务性好、坚实耐用、故障率低、结构简单、分解容易的特点，同时具有单射、点射和连射功能及射程远、火力强的特性。1955年8月，工厂陆续得到AK47冲锋枪的技术资料。这让始终摆弄枪的厂长孙云龙感到眼前一亮，当时曾对在场的干部们讲，这支枪恐怕就是咱庆华厂今后赖以生存的铁饭碗了。谁知后来的结果，还真被孙厂长这句话言中了。

工厂随即成立以主管副厂长和总工程师为负责人的试制准备委员会，下设翻译、描绘、晒印装订、机械设备改装和工具五个小组。二机部对这一武器仿制给予高度重视，在1955年4月就向工厂指派了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仿制时的几倍。与此同时，二机部还从西南工学院、部第二研究所和127厂借调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和60人的工作组，从技术资料开始，仿制工作全面深入展开，保证了仿制任务的顺利完成。

1957年初开始仿制苏联1926式信号枪。1957年10月取得成功后，并入54式手枪生产线生产，定型为57式信号枪。

该枪是配备部队指挥员和特种兵的武器，具有特定的指挥、联络和通信作用。由于此枪装备的数量不大，又同属手枪系列，工厂研制成功后，穿插在54式手枪生产线上生产。

庆华厂枪械的仿制和制式化生产是在二机部二局的领导下高歌猛进的。实现这一步，使工厂不断脱离旧时代生产的影子，显现着新时代的气息。在枪械制式化的进程中，英勇无畏的庆华兵工人，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智慧的结晶令人自豪。

五年时间内，先后成功仿制54式冲锋枪、54式手枪、56式冲锋枪和57式信号枪四种武器，被国家纳入了制式化序列。庆华厂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苏联武器为样板，用仿制4种枪械成功、投入大批量生产、装备军队的骄人业绩，实现了中央军委军工委员会提出的“早建兵工，高起点仿制，发展重点兵工厂”的设想，为“新中国第一枪厂”走得更快、更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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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庆华厂经过几次大小规模的招工，职工人数已达6000人之多，这在黑龙江松嫩平原上的工厂中算是屈指可数的。昔日的 “北大荒”，是数千名兵工人使其充满了活力，就连北安那个小县城也逐渐显露出了它走向繁荣的模样。

1954年庆华厂建起了四层高的办公楼，黄色的墙体、典型的对称结构，是50年代的建筑风格，远远望去，非常醒目壮观。办公大楼前是大城市里才有的广场，与广场隔着一条路，就是庞然耀眼的文化宫。更为锦上添花的是，在离办公大楼不远处的头道街正街上，矗立着一座主体是红色的仿古高牌坊庆华门。金黄色的“庆华门”三个字闪闪发光，牌额上云卷图案蓝白相间，古色古香。坐火车来北安的外地人，出了火车站必经头道街，只要侧头，就能望见庆华厂那当年显得高大的办公大楼和精巧的庆华门。

工厂的西大门位于办公大楼南北两侧，一个西南门，一个西北门，因为它面向城里，故称之为正门。大门外侧设有威严的岗楼，里面站着荷枪实弹的门卫。工人们上班进厂门必须出示通行证，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得入内。不少外地来的人误以为这座大楼就是县政府，匆匆赶到近处见有门卫站岗才望而却步。

工厂发展了，变化了，引得更多人感到好奇和羡慕，但许多工作和献身在这里的兵工人，眼看着亲手建设起来的工厂一再发展和变化，而自身的生活却依然如故，没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兵工战线一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始终坚持“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把工厂的建设摆在了第一位。6000兵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以“先造枪，后吃饭”的艰苦创业精神，把改善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后面。甚至可以说，庆华兵工人从沈阳搬迁到北安一晃都六七年了，可对自己生活的安排一直是有亏欠的，换句话说国家对庆华厂和庆华人是有欠账的！

1951年至1957年入厂的职工有不少人和许多青年工人一样，一直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有结婚带媳妇的，工友们只好自己委屈点，把单身宿舍偷偷地让出来提供个方便；有的职工有了孩子，工厂又不能提供住房，就只能在北安城周边找地方租房住。

厂长孙云龙面对职工无房住的状况，时常头疼，但也是干着急。“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没错，是有先有后的。但毕竟时间太长了，若职工建厂时结婚，现在孩子都六七岁了，不能总让人家上班拼命干活，下班却要东边借屋、西边租房过日子呀！况且，北安一年的无霜期才有一百五六十天，家家户户屋里都得生炉子取暖，环境太艰苦了。想给职工家属盖房子的地方北安政府早都划给了工厂，但工厂苦于手里的钱有限，买了砖就买不了瓦，买了水泥就买不了木料，真让人犯愁。这次孙厂长向群众问计时，职工们信心十足。一致表示：我们能造枪就能盖房子。有不少从农村进厂的职工说：咱们像农村人盖房子一样，没有砖，用黄泥脱土坯，没有瓦，用苫房草苫房顶，农村人家家不都是这样吗？孙厂长听了当即下决心，动员职工自己动手盖房子。

工厂先是在厂北相继建起了一些“干打垒”和木板条的简易房，称为工人二村；后又在厂东的大野地上建起了一排排土垒草苫的房子，称为工人三村。一直到1957年以后，工厂才在近区陆续建起了80多栋砖木结构的职工住宅。这些住房分布在工厂四围，工厂统一叫做一、二、三、四工人村。这些后建的简易房、泥土房，再加上那些由日本侵略者的兵营、马厩、仓库改造的房屋和后建的砖木结构房，直至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的工人们依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别看庆华兵工人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若干年，条件虽差却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有高尚的觉悟和兵工人的奉献精神，有中国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苦尽甜来的美好愿望。他们在把精力和干劲用在生产上的同时，也尽情地去丰富生活。车间开展党组织活动，教职工唱歌跳舞、举办车间晚会；共青团组织青年学习苏联式交际舞，搞文体娱乐活动；厂工会还利用文化宫的文化主阵地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用职工身边的人和事编排小话剧，举办职工文艺会演，寓教于乐。

1956年二机部部长赵尔陆顶风冒雨，视察了工厂。他对庆华厂坚持“先生产，后生活”方针、艰苦奋斗、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仿制4种苏联武器、生产走向制式化、工厂生产能力、管理水平和厂容厂貌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赵部长请孙厂长转告全厂职工，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庆华兵工人所做的贡献。困难是暂时的，生活会好起来，只要团结奋斗，前途肯定一片光明。

4

庆华厂领导带领广大职工，寻求更完善的管理、更有效的制度、更科学的方法，服务于制式化大生产需求。从亲手造枪到领导造枪的孙厂长，始终强调“领导走基层，干部下车间，在生产一线上看问题、想问题，在工人群众中解决问题”。

1956年6月，党委书记李志坚调任黑龙江省机械局任局长，接任党委书记的是从黑龙江省工业局调来的马彪同志。马彪书记对兵工生产不熟悉，但对工业生产是内行。他带着建设好大兵工、发展好大工业的信心走进了庆华厂。在对工厂熟悉的过程中，他十分敬佩孙厂长这位爱枪如命的“老八路”和走在基层、深人车间的领导者，认为这是领导干部表现出来的优良品质。他和孙厂长一样，也穿上工作服，带领其他领导干部走进了工人群众之中。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凭车头带。领导带了头，职工有劲头”。工厂各单位领导纷纷效仿，也都身穿工作服深人现场，戴上线手套深入班组。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解决实际问题，在职工群众中反响十分强烈。

1957年5月，党中央发出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号召，1958年2月又转发了湖北省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厂党委因势利导，在组织全厂干部学习的同时，认真总结庆华厂自身的做法，把干部深入车间和参加生产劳动有机结合，以工厂党委的名义做出决定：干部每周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把这个决定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从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和领导干部及技术员“三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管理经验在实践中形成。很快，被誉为是企业管理重大创举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走上企业管理的大舞台。

干部参加劳动，既能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在生产劳动中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找准问题，有效解决；又能密切干群关系，把自己融人群众中去，更好地激发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工人们看到干部和自己一样，不再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抽烟、看文件，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不仅心里很痛快，而且生产劳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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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通过眼睛看、耳朵听，发现有些车间班组基础管理薄弱、有些车间存在损失浪费现象、有些车间劳动生产率还有提升空间等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车间领导事务缠身，该管的管不好；工人干着急，想管的管不了。针对集中反映上来的问题，厂党委专门组织了工作组深入车间调查研究，寻找改善管理的办法。党委副书记王树仁和生产科科长鲍清涛在深入到六车间第一工段章士良小组调查摸底时发现，这个车间管理不善，生产小组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在与章士良小组工人座谈时，工人师傅们提出，改善管理最好的办法是生产进度、工具辅料、工时记录、技术质量、技安、考勤等由生产小组自行管理。这样生产进度能均衡，工具辅料能节约，工时记录能准确，技术质量能保证，技安事故能避免，职工出勤能提高。

厂党委也明显的认识到，工人参加管理能够充分体现党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让工人既能当家也能做主，发挥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管理班组。因此，厂党委决定，按照六车间第一工段章士良小组的提法开展试点，总结经验。

章士良小组在试点实践中，工人自我管理，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措施得力，激发了每个工人的工作热情。大家都觉得除了上班拿班产，车间管理改善也有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份作为和贡献。班组管、工人管、大家一起管，车间管理在很短的时间里变了样。

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两参”这个新的管理方式在全厂范围内推行，直接冲击的就是工厂现有的管理制度。在工厂干部会议上，马彪书记为业务科室指点迷津：如果不能改掉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就会阻碍“两参”的继续。孙云龙厂长为改革管理条款画龙点睛：不除掉那些臃肿的东西，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总之一句话，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做到该砍的砍，该减的减。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员三结合。工厂在不遗余力地推行“两参一改”新型管理方式的同时，十分注重学习、吸收他人的经验。首先与黑龙江齐齐哈尔部属兵工厂的建华厂（672厂）和碾子山华安厂（213厂）交流互动，取长补短、丰富经验。又引进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领导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实行三结合”的新经验，吸收并大胆运用“三结合”做法，共同研究解决生产技术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工厂在生产车间和科研单位成立“三结合”攻关小组，充分发挥技术人员懂技术、工人师傅有经验、领导干部能决策的作用，使要解决的问题不出车间、不离单位。1958年以来，工厂采用焊接、冷挤压、无边锻造、精密铸造等新技术、新工艺达31种，有45%的关键技术问题是“三结合”攻关小组完成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新型的管理经验，是兵工人的大胆探索，是扎扎实实从生产的实践中、人们的智慧中走出来的，更是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创举。

庆华厂探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适逢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和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密切联系群众之时。中央有明确的要求，工厂有积极的做法，这引起了黑龙江省省委的高度重视。

1958年春天，黑龙江省省委听取庆华厂“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情况汇报”后，省委书记欧阳钦高度重视。随即，省委指派时任省工业部部长的陈雷带领工作组深入庆华厂考察，了解做法、挖掘亮点、总结经验。

陈雷部长怀着急切的心情，脚踏一路积雪融化成的冰碴，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来到庆华厂蹲点。他和党委领导一起讨论，和机关干部一起座谈，听数据、看变化，听做法、看效果。他下车间调查，进班组摸底，听车间干部怎么说，看一线工人怎么做，详尽地掌握第一手情况。随后，陈雷部长又到齐齐哈尔建华厂和碾子山华安厂，把庆华厂的好做法传给他们，把他们的好做法带回来。在“三华”几经交流、几经推动、几经完善、几经提高的过程中，陈雷部长终于提炼出了以庆华厂为主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后来也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三华”经验。在将此经验向省委汇报后，欧阳钦书记兴奋不已，认为这不仅是对兵工企业，也是对整个工业都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他指示陈雷部长起草报告上报中央。

陈雷部长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经验”的三个内容是相辅相成的，是企业长期碰来又碰去都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和工人参加管理后，使生产与管理、领导与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了，人们对管与被管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贯彻中央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在企业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找到了门路，调解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正确解决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因此，这些措施的执行，使全厂“工人满意，干部高兴”，不仅给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大大促进了企业机构的精简。现在该厂（庆华厂）今年的生产规划已跃进为去年的两倍。

1958年3月底，黑龙江省省委在庆华厂召开了全省工业干部现场会议，有79个工矿单位领导干部和市委书记、少数县委书记和工业部长共230余人参加。会上介绍了庆华厂、建华厂、东北第三工程公司、松江五金厂、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的经验，其中主要是庆华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会议还组织了与会干部参观工厂生产小组工人进行具体管理的活动。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些经验非常好，解决了企业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4月1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推行两参一改经验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工矿企业党委，结合各自情况和特点认真推行。

4月5日，《黑龙江日报》以《领导作风上的革命，企业管理上的大改革》为题发表了社论。黑龙江省已经动起来了。

时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的李立三同志，看到了黑龙江省工业部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报告非常高兴。立即找到正在北京开会的陈雷部长做进一步了解，并共同商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三省工业部部长座谈会，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同时，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和黑龙江省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工厂再次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深化“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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