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青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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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 录

前 言：  敬 礼，大山子民最质朴最圣洁的礼赞

第一章  建南，中国海相天然气勘探的新地标

1  千把榔头，敲醒了寂静的山峦

2   为国争气，石油版图上多了个建南气田

3  更上层楼，慧眼初识生物礁

4 建南版《龙船调》：钻机要过河，哪个来抬我嘛

5 新民谣：牛皮不是吹的，卡车是可以推的

7 领导风范：大肚容人与小气数砖

第二章 大山如磐，历史岂能在此拐弯

8  送别战友，他们成了“留守山民”

9 栽上梧桐树，建南飞出金凤凰

10长缨在手，众志成城缚气龙

11咬定青山，为脱贫解困殚精竭虑

第三章 大建南，“大”字是人担起一脉山

12 制服井喷，“喷”出的扩边增储上产

13  巧手梳妆，让天然气“净身出门”

14凭风好借力，大步跨出“夹皮沟

第四章 群峰列阵，青山有幸埋忠骨

15  归去来兮，他化着了一座山峰

17 勇士化蝶，大山成了他的影子

18 梦回建南，群山垂首为他送行

第五章 沙场点兵，拓荒人物代代出

19 关山遥递，白云深处有人家

20  感恩气田，“黄牛”耕耘建山川

21  薪火传承， 气田自有后来人

22严格加通融，八个毫米与七株苞谷

第六章 励精图治，坚守中扬子海相勘探“桥头堡”

23  厉兵秣马，携手鏖战大安寨

24  堡垒坚强，同心唱响“争气歌”

25  精细管理北高点，“螺丝壳里做道场”

26  奋战南高点，山窝里飞出“金牌队”

27  健体强身，“五星级站库”不是传说

28 清廉务实，提升幸福指数的领路人

第七章 出征涪陵，焦石回荡起建南“进行曲”

29  闻“机”起舞，焦石吹响“集结号”

30  冲出建南，开垦采气人的“南泥湾”

31  从枫箱坝到焦石坝，“示范区”里展形象

32  从建南梦到中国梦，与“气”的不解之缘

第八章   血脉赓续，终与大山共舞

后记  我与青山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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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敬 礼，大山子民最质朴最圣洁的礼赞

 

一部五十年的历史，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说长也不长，但它的封面毕竟蒙上了些许尘埃。轻轻翻开这部史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历历在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扑面而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这部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者，有的已经辞世，活着的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而且大多是疾病缠身，我拜访他们时，虽然心里有所准备，但还是收获甚微，老人们的开场白几乎是相同的：哎呀，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楚啦。咋一听，像是在背诵编写好的台词。陈安南、傅显昭、钟泽金、贾始、罗瑞忠，面对这一个个白发晧首的老者，我只能满怀敬意。我不能苛求他们把几十年前经历的人和事都一五一十地陈现在面前。我知道，他们当年都是怀着满腔热血，伴随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昂旋律，豪迈走进石油大军行列的。他们来自祖国不同的省份，操着不同地域的方言，在同一个时间，听到油气发出的“集结号”，他们在湖北省宜都县一个叫干沟河的小地方汇合，迈过恩施，翻越利川的齐岳山，走进了目的地建南沟。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巍峨的大山。他们脸上那阡陌纵横的皱纹，恰似一幅幅清晰的地质构造图，蕴藏着建南50年的沧海桑田。他们那满头华发，每一根都印刻着建南岁月的年轮。我拜访完毕，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青山不老！

五十年前，电脑还没有“投胎”到中国来，我们所有的言行都要靠笔墨纸张来记载、传世。苍桑的历史，如同泛黄的纸张，一摞摞摆放在我面前，我轻轻地抚去灰尘，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打开这些尘封的册页。梳理、编纂、保存好这段历史，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鄂西渝东这片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就已经有了石油人的足迹，也就有了石油与天然气的传说。

鄂西渝东地区，是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者划出的一个地质区域，与行政区划无关。它北起宜昌、奉节、万县一线，东起宜都经湖南澧县至常德，南到湖南吉首经四川秀山至贵州铜仁，西界万县、涪陵。境内植被茂密、山高谷深，相对高差达二千多米，地质、地形条件十分复杂。自1957年以来，四川石油管理局、湖北省石油地质队、煤田地质队等单位，相继进行了地质普查和少量钻探工作，在齐岳山、方斗山背斜带等地区发现众多的油气苗显示，并且在建南背斜构造的地建1井喷气、方斗山背斜的鱼池坝汪家田侏罗系自流井统凉高山组的水带油花，为评价这一地区含油气条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六十年代初，地质部石油普查大队对建南和龙驹坝背斜进行了地质普查和详查，1963年，原江汉勘探处成立了古生界研究队，以曾鼎乾为首的地质前辈参加指导了该队的工作。1965年冬，宜1井的开钻，标志着湖北海相油气勘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令人振奋的是，1964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在加深钻探四川威远构造基准井时，在震旦系灯影组白云岩地层中发现高产工业气流，建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威远气田。当时将鄂西地区与威远构造含油气地质条件进行类比，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石油工业部于1965年的下半年做出决定：组织勘探力量，开展鄂西地区石油天然气勘探。当年10月，先后派出翟光明、曾鼎乾、余伯良、张维亚等亲临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计划，这些都是部里的总地质师、高级专家级人物，这也足以说明石油部对鄂西地区勘探的重视程度。经过踏勘，落实了宜都背斜宜1井、香龙山背斜香1井等一批井位，为大上鄂西勘探做好了准备。

这里还有一个国际大背景需要交待。六十年代，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尚未完全摆脱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周边局势又激烈动荡起来，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又趁大陆出现经济困难局面之时，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图谋反攻大陆。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在北方，中国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中苏至此全面交恶，互相敌视了十几年。纵观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外国人对中国的一切援助或者侵略，本质上都是为了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或者恨中国人。因此，政治家们总结出了一句经典名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随着两国关系的分裂升级，苏联于中苏边境囤兵百万，虎视眈眈，并对中国进行核威慑，宣称要对中国的战略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军事威胁。针对这一严峻局势，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二、三线战略部局和建设大三线的方针，在8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不建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同月，毛泽东更是明确指示：“三线建设要抓紧。”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归纳出一句经典的总结：“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怕一旦打起仗来，中国要死多少人？中国沿海最富庶的城市有多少要变成残垣断壁？因此，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建立强大的战略纵深，这是幅员辽阔而又贫穷落后的中国抵御外敌侵略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据相关统计，为了搞三线建设，国家累计投资达2052亿元，投入人力400多万，涉及13个省份。况且，中国石油的“金娃娃”大庆油田坐落于东北，稳稳地处在苏联人的炮火射程之内。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形势下，在中国的腹地，也就是三线地区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早日找到大的油气田，就成为当时石油工业部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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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中国还很贫穷，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物质匮乏，城镇居民的生活日用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小到火柴、肥皂，还有粮食、布匹，没有“票”，你就是拿着人民币也买不来。身处大山深处的人们，生活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说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加以佐证。那时，我在从事地质古生物工作，这项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要经常跑野外，到大山里去看露头、测剖面、采集标本。著名的三峡大剖面，就是地质工作者的“打卡圣地”。这一次，我们是从宜昌的莲沱开始，逆江而上，一直走到巴东。那一天，我们这支十几个人的地质小队来到了宜昌郊区一个叫分乡的地方，看完了志留系剖面，从山上走到半山坡时，大家都已经是饥肠辘辘，实在走不动了，就商量找个老乡家买点吃的。不远处，有一间茅草屋，我们对着那扇破旧不堪的木板门敲了半天，在我们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木门在“嘎吱”声中打开了，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无言的望着我们，他穿的那身衣裳缀满了补丁，完全可以说是衣衫褴褛，几个“走光”的破洞使他颇为尴尬，听了我们的来意，他连连摆手，口里重复着一句话：没得吃的，没得吃的。看他这么一个老实人不可能说假话，我们的一位年龄大些的师傅就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套旧的工作服送给他。看他的样子，确实“造孽”。没有想到，他接过衣服后，神态大变，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走，有吃的，你们等一哈。不一会儿，他拉着“堂客”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堂客”穿的就是那身刚刚送出的工作服。他对“堂客”吩咐说：你去煮红苕，我去捉只鸡，给他们炖锅汤，他们是好人。在帮他捉鸡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他家里就只有这一套破衣服，他和“堂客”谁出门做事，谁才有资格穿。我们跟他说，煮点红苕就行，就不要捉鸡了。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劝阻，固执地在竹篱笆围成的鸡舍里奔跑，把那五、六只鸡撵得上下翻飞，直到汗水洇透了衣服，他终于捉到了一只鸡。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顿午餐，啃着红苕，喝着鸡汤。一个同事带着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北京传来的喜讯：党中央打倒了“四人帮”。临走时，我们给这户农民又留下了十斤全国粮票和一套工作服。这个日子很容易记住，1976年10月16日，是全国人民普天同庆的日子。

宜昌这边的农民是这样，建南的农民也大致如此，或许更差，因为这里的山民连盐巴都吃不到，很多人患上了“粗脖子”（甲亢）病。七十年代初期，也就是被称为“十五团”时，以二、三叠系为主要目的层的勘探，主要在建南、龙驹坝、大山坪、齐岳山和猫儿槽等五个背斜带构造进行钻探。采取“深浅并举、油气并举”的方针，对建南背斜作重点钻探，沿箭竹溪至建南镇公路两侧，共钻井18口。在侏罗系香溪统的粒砂岩中，钻获裂缝性盐水层，含较高的碘、溴、锂等微量元素。利川县盐厂利用井下盐水土法制盐，并逐步发展成为年产百吨的中型盐厂，为鄂西山区老百姓根治多年流行的“粗脖子”病做出了贡献。1970年11月初，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江汉会战指挥部指挥长韩东山到十五团指导工作时，还专门上井查看了解卤水的情况。

建南会战的展开，引起当地老百姓的强烈观注，简易的山间公路上，各种型号的汽车往来穿梭，打开了山里人的眼界，使他们头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吃粮食就能跑路的“铁马”。在建南山区，曾经流传过这样两个小故事，第一个说，钻井队初进建南时，一个山区老汉平生头一回见到解放牌卡车，看到它既能拉人又能拉着大铁家伙满山跑，心里充满了好奇，当一辆卡车在他家门前停下时，他围着它左看右看，在路边采了一把青草，尝试着喂它吃草，老汉想的很实在：牛儿吃了草才能干活，这铁牛儿也要吃草才行。第二个故事说，一个在大山上居住的老婆婆下山赶场，背了点山货换点油盐钱，回家的时候，她路过气矿的冰棒房，于是就买了一根冰棒带回去给小孙子尝尝，她小心翼翼地把冰棒用帕子包好，放在背篓的中间，回到家一看，湿漉漉的帕子里只剩下一张纸和一根小竹棍儿，老婆婆不知道冰棒到哪儿去了，她气呼呼地骂起了人：哪个砍脑壳的偷了我的冰棒，不得好死！因为年代久远，这两个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它只是说明了长期闭塞在大山里的山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在一个叫黄金台的地方有一所学校，老师们是这样教育学生的：那些大汽车和坐大汽车的人，是来我们山里找天然气的，他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是我们尊贵的客人，你们在路上看见大汽车开过来的时候，不要乱跑，先要在路边站好，再向大汽车敬少先队礼。孩子们都很听老师的话，看见汽车开过来时，三五成群地站在路边，一起向汽车敬礼。刚开始工人们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经过向孩子们询问，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里的山民真的很纯朴，他们的生活很贫穷，拿不出什么物资来表达心意，就用最纯洁的少先队礼，向石油工人表示最崇高的礼赞！

 

第一章  建南，中国海相天然气勘探的新地标

 

1969年8月1日，江汉石油会战指挥部在湖北省潜江县一村正式成立，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同志任指挥长兼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张显扬、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等6名同志任副指挥长。到1970年末，从四川、大庆、胜利等各油田抽调而来的参战大军云集江汉，人数达到12万多，按照会战指挥部制定的“全面勘探海相、陆相，集中会战江汉盆地”的方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会战正式打响。1970年10月28日，由中共中央委员、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大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进喜同志率领的大庆慰问团到达江汉，看望慰问在江汉参加会战的全体石油工人和家属，给江汉人送来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给江汉会战送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汉大会战在潜江陆相地层展开的同时，在鄂西利川的海相地层也开始了天然气勘探会战，可以说，江汉会战的起步，走的就是“海陆并举”的“脚踏两只船”的路子，只是由于天然气勘探的规模较小，加之交通、信息的闭塞，外界对鄂西天然气勘探的消息知之甚少。江汉油田还有一个深藏在崇山峻岭中的气田，那就是地处鄂西渝东的建南气田。由于地史上的喜马拉雅构造运动，使四川盆地周缘隆起了绵延的高山，同时也伴随着形成许多含气构造，这里面也包括了建南构造。站在高山之巅，才能真正领略沧海桑田的神奇。建南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东边是齐岳山，西边是方斗山，1956年由四川石油管理局的野外地质队经地质普查发现，1958年又进行了构造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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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渝东海相地层区域，一直是江汉石油勘探的“半壁江山”。与毗邻的四川天然气相比，虽然拿到的天然气储量、产量还较少，但潜在的资源量，使多数地质学家、石油专家都不可小觑它。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地质学家们都在关心这块分布面积有20万平方千米的中扬子海相地层分布区，当四川盆地发现大量气田，特别是发现了震旦系地层含气的威远气田后，中扬子地区开始了实质性的勘探工作。1966年初，按照石油部关于在湘鄂西地区全面开展石油勘探的指示，湘鄂西地质指挥所加上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学校“三院一校”的师生共1100余人组成了127个地质小队，并配备了11个浅钻队在几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开展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质构造详查会战，初步查明了上百个地面构造，同时还在宜都、大山坪、咸丰等12个局部构造上钻浅井27口，其中宜都背斜上的宜3井，咸丰构造上的咸2井，钻机搬迁后，井口冒可燃气体。当时对这个地区的石油地质条件总结为：“三大三多老，关键在于保”。“三大”是指工区范围大、地层厚度大、背斜构造面积大；“三多”是指目的层多、油气苗多、断层多；“老”是指地层时代老，经历的构造运动也多。找气的关键在于要有好的保存条件。
　　江汉大会战开始后，湘鄂西由当时的十五团担任主攻。由于要选择保存条件好的地区，1970年1月开始在长江以南但还是属于四川盆地的建南构造上钻探井。第一口探井为建3井，完井深度为3600米。钻进过程中，分别在三叠系嘉陵江组一段（嘉一段）、飞仙关组三段（飞三段）及二叠系长兴组见到良好的气显示。1970年11月，在飞三段进行中途测试，日产气3.77万立方米，发现了建南气田。
　　建南气田地下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气层埋藏深，物性差，非均质性又很严重，单个气藏的面积又较小，给勘探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性。经钻了一系列探井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71年11月建10井飞三段钻井中途测试日产气20万立方米；1974年3月建南北高点建16井加深钻探，在二叠系长兴组取芯见到深灰色含针孔状白云岩，在井深3091米开始气测有良好显示，槽面针孔状气泡占100%，并有强烈硫化氢味，井深3148米，泥浆气浸，槽面气泡占100%，取样点火可燃，再往深部钻探时又发生井喷，喷高10—15米。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极高，每立方米天然气含量可达50克以上，麻雀飞过井场，立即掉下来，人吸进去，有生命危险。1974年11月建16井测试日产气量15.74万立方米，发现了长二段气藏。事后研究证实，建16井发现的二叠系长兴组的气藏，是生物礁相的储气层，当时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个生物礁气藏；1974年11月，建24井在侏罗系地层试出工业气层，日产气1.16万立方米，气层埋深1302—1435米；1975年8月，南高点建15井于井深3159.09米起钻发生井喷，中途测试日产气3万立方米，发现了建南构造南高点飞三段气藏；1977年6月，北高点建13井加深钻探，1977年8月钻穿石炭系地层至3748.15米完钻。1978年1月石炭系黄龙组气层经酸化测试获日产气7.4万立方米，首次在四川盆地发现了石炭系地层的气藏；1978年8月开钻的建32井在三叠系嘉一段发现灰岩裂缝气层，对2494.05—2532米进行酸化求产，获日产气27.4万立方米，使建南气田又多了一套气层。
　　建南气田地处湖北与重庆交界，北高点在湖北利川市境内，南高点在重庆石柱县境内，地面构造173.3平方千米。从1970年11月建南北高点建3井中途测试发现工业气流后，到1982年结束详探，先后在建南构造及周缘共钻探井34口，在石炭系黄龙组、二叠系长兴组、三叠系飞仙关组和嘉陵江组共探明含气面积71.04平方千米，经国家储委审查通过的探明地质储量为50.55亿立方米。

磨刀崖、枫箱坝、建南沟，这就是建南气矿山纵沟横的地理坐标。从在“8.10工地”安营扎寨发端，这里不断在更换名称：湘鄂西勘探指挥部、五七油田第15团、江汉石油管理局建南气矿、第二勘探指挥部、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天然气勘探开发处、江汉油田采气厂、江汉油田采气一厂，不论换了什么名称，我们仍习惯叫它建南，这个名字才是它的正宗，是它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

石油与天然气是卵生兄弟，它们有时共生共存，伯歌季舞，有时兄弟阋墙，独来独往，但不管它们是哪种生存状况，石油人的眼睛都在追寻着它们。石油工人是产业大军里的“游牧一族”，他们的脚步始终随着石油天然气的流向而迁徙，那一个个油藏、气藏就是他们眼中水草丰美的“牧场”。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列强就想把这个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经济封锁、技术封锁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第一代石油工人开采出举世瞩目的大庆油田，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把西方人扣在中国头上的“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但仅仅只有一个大庆油田，还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的发展、建设之需，这就需要石油工人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不断去开疆扩土，辛勤耕耘，开拓新的石油版图。

建南，成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新地标。建南精神，在地处大山沟的“熔炉”里开始锻造。

 

1  千把榔头，敲醒了寂静的山峦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冲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山峰，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它曾经鼓舞很多热血青年背起行囊，投身到为祖国“寻宝”的行列，并为此奋斗了一生。它的名字叫《勘探队员之歌》。

1966年，为了加快鄂西地区油气勘探步伐，尽快全面了解、掌握全区的石油地质构造特征，石油工业部策划了一次“大手笔”：以江汉石油勘探指挥部、茂名石油公司湘西石油勘探大队为基础，从胜利、大庆、玉门等油田抽调石油地质专业人员一百余人，还集中了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东北石油学院和大庆石油学校（简称三院一校）的教师和学生共八百余人，合计近千人，组成127个标准地质小队，两个重磁力队，在全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地质构造详查及地质综合研究。此次行动，被称为“地质榔头大会战”而载入中国南方油气勘探史册。此次会战，领衔出征的是石油部的总地质师曾鼎乾、余伯良，还有王尚文、杜博民、陈发景教授等地质专家，他们与青年学生结合在一起，以大山做黑板、地质构造当教材，采取边授课、边实践、边提高的方法，开始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地质构造详查工作。地质队员们喊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老地质专家手拄拐杖上山，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成为了年轻人最好的榜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爬山又涉水，披星戴月归”，是他们每天工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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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经打探，终于找到了一位当年参加过“地质榔头大会战”的人，他叫刘学涛。说起当年的地质详查会战，他由初时的激动转而陷入了沉默，惟有手指夹着的香烟袅袅飘散。此时，西斜的夕阳正好照进他家的阳台，给他的白发镀上了一层金色。那时候，他才刚满20岁，一个生长着自来卷发、五官俊朗的北京小伙子，是大庆石油学校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到访，自然勾起了他对那片大山的回想和追忆，可能是某些印象深刻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我看见他的眼角开始湿润了。我们都没有说话，慢慢地吸着烟。老话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却并不如烟，它会永远镌刻在你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直至与你共赴天国。

记忆是一首歌，记忆是一杯茶，记忆是一壶珍藏的老酒。歌声响起了，茶泡开了，酒斟满了，话匣子也就打开了。

上千人的队伍于1966年3月集结完毕，就分成了三个大队，刘学涛被分在二大队，担任了领导十来个人的小队长，他们的工区在湖北的鹤峰县，工作任务主要是地面地质调查、构造详查，每个人的地质背包里，除了地质队员必备的三宝：榔头、罗盘、放大镜以外，又增加了雨伞、蚊帐和油布，这块油布的作用可不小，是睡觉时垫在地上隔潮的，山高林密的地方潮气大呀。上千人的队伍撒进几个县的大山里，顿时就没有了踪影。他们来的时候，老师给他们讲过：山里很苦，不仅是工作辛苦，生活更加艰苦。他们心里虽然有了准备，但大山“赐”与的“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水吃，可以在山里寻找山泉水，但没有盐巴吃，使他们的身体软成了面条。有一天，他们借住在一户刚娶了新媳妇的山民家里，主人很热情，难得见到山外的客人，把新鲜的牛皮菜煮给远方来的客人吃，这是主人家里最拿得出手的“硬菜”了，但他们却难以下咽，因为菜里既没有油，更没有盐，就是清水煮熟的。男主人看到他们的“囧”样，把家里装盐巴的小土罐罐放到桌子上，任他们加盐。打眼一看，除了罐子底部有几滴盐巴融化后形成的水珠外，空空如也。主人家把“家底”都亮出来了，他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管它有盐没盐的，吞吧。另外一次，他们走到铁匠坪公社，这里毕竟是一级人民政府，知道了他们是来找天然气的以后，把他们当成贵宾来招待，当地的领导一声令下，几个山里汉子很快就从山里打来了“野味”：一个硕大的马蜂窝，几个女人在灶房里一通忙乎，给他们端上来一大盘暴炒蜂蛹，这个东西如果是放到现在，肯定算得上佳肴，诱人大快朵颐，但在当时，他们这一群还没有走出校门的学生娃，哪个敢伸筷子呀，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又不能拂了主人的一片好心，硬着头皮往嘴里塞吧，等主人走了，他们四散分开，各自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吐朵颐”。就这样，他们白天看露头、量剖面，夜晚就在煤油灯下做工作日志、绘制地质图。这支“野战军”爬峰越谷、穿林过涧，找油找气的脚步在一步一步向前延伸。走到酉酬镇，主人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豪华”的住所：公社的粮食仓库，这可是正宗的青砖大瓦房，一路走来，还没有在这么宽敞、干燥的房子里睡过觉呢，今天晚上可要美美地睡个好觉了。老话说的是真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睡到半夜，屋顶的一块墙皮子掉落了下来，不偏不依，擦着刘学涛的面颊而过，把他的鼻子擦破了，不，是把鼻尖连皮带肉削去了一块，附近又没有医院，只有随队的卫生员给他缝了十多针，吃点消炎药，每天照样坚持出工。

我仔细的看着他凹进去的鼻头，心里倒抽了一口凉气：这得有多么疼痛啊。

这次地质详查大会战，留给刘学涛的并不全都是痛苦的记忆，因为，他在这里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在恩施认识了一个土家族姑娘，俩人很快就恋上了，但是，没过多久那个姑娘得了脑炎，由于山区的医疗条件太差，对这种疾病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姑娘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也就只能把这段美好而短暂的爱情深埋心底，随着会战大军撤出了这片大山。1967年9月，他毕业分配到江汉油田，先是分在恩施的地质队，后来又到了江陵，再后来又到了潜江的地质调查处地质大队，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爱情之路出现了柳暗花明，一位在天门县“上山下乡”的恩施姑娘主动上门找到了他，原来，这位姑娘与那个得了脑炎去世的姑娘是同学，用当下的时髦话说，就是闺密。这位名叫陈家菊的姑娘看中了他这个“石油郎”，特地从天门赶到潜江，并大胆地找上门来做了“表白”，这真的是世事难料啊。说到这里。刘老笑着问我：我的月老是不是应该叫天然气呀？说的太对了，没有这次的地质详查大会战，他们不可能相识，更不可能走到一起，是鄂西的天然气化为红丝线，促成了这桩美好姻缘。《诗经》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深深地祝福两位老人幸福到老。

通过地质详探和钻探实践，地质专家们对鄂西地区的石油地质条件得出了客观的评价：“三大三多老，关键在于保”，它的具体含义是：三大既工区范围大、地层厚度大、背斜构造面积大；三多即可供钻探的目的层多、油气苗多、断层多；老即是地层时代老。关键在于保即盖层、断层、变质程度对油气保持条件的影响。尽管这个总结现在看来并不十分全面，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是认识上的重大进展，对后一步的油气钻探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这样两句诗，我借用在此，献给当年参与“地质榔头大会战”的前辈们：“世界上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啊，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2  为国争气，石油版图上多了个建南气田

1966年3月，在湖北宜都县干沟河，成立了湘鄂西地质指挥所，由钟一鸣任指挥长。1966年7月，该指挥所迁入恩施，改称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湘鄂西勘探指挥部，由张祉生、肖斌任正、副指挥长，刘骏、杨华超任党委正、副书记，祖家琪任主任地质师，当时人数达到2400余人，鄂西地区油气勘探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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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7日，石油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在湖北省江汉地区组织勘探会战的报告》，此报告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后，国务院组织相关部委进行调查研究，报送中央。中央决定，要下大决心，组织大力量，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速江汉油田勘探，早日建成战略石油基地。1969年6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江汉开展石油会战。为了排除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影响，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会战由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石油工业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1969年8月1日，江汉石油会战指挥部在湖北省潜江县一村正式成立，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同志任指挥长兼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张显扬、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等6名同志任副指挥长。到1970年末，从四川、大庆、胜利等各油田抽调而来的参战大军云集江汉，人数达到12万多，按照会战指挥部制定的“全面勘探海相、陆相，集中会战江汉盆地”的方针，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会战正式打响。

在江汉油田大会战期间，鄂西地区海相地层油气勘探也成为了重要“战场”，在“三大三多老，关键在于保”的认识指导下，勘探力量由“高背斜带”转入“宽向斜带”，很快获得了可喜的成果。1969年3月初，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在北京接见了湘鄂西指挥部负责人刘骏、钟泽金、赵中坚，听取了有关湘鄂西地区勘探工作的情况汇报及下步工作建议后，康部长十分重视，同意将湘鄂西指挥部既有的主要勘探力量，从鄂西构造中央背斜带和宜都、鹤峰高背斜带转移到建南低背斜带和附近的宽向斜带，并依据钻井配套需要，抽调一部分其他会战力量投入到这一战场。这一重要决定，于1969年8月10日从北京以电报的形式通知到湘鄂西指挥部。1970年3月，根据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的组建原则，湘鄂西勘探指挥部更名为：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第四分部第十五团，团长赵富贵、政治委员车长瑞（均为军代表），1969年底至1970年4月，从武汉军区分配来的李荣军、黄朝政等2500名复员、转业军人和恩施地区招进的李显春、陈伦顺、夏朝安等300名复员军人，也分批到达利川、恩施、建南等地，进行政治学习和专业技术培训，当年人数达到4574人，有钻井队13个，组成了有钻井、试油、机修、运输和后勤等部门比较齐整的勘探队伍。1970年下半年，十五团机关陆续从恩施迁到建南丰化公社东面的枫箱坝乱石岗上。当时，根据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石油队伍按军队编制”的要求，团部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三大系统，下属单位编为营、连、排。可以说，这里住扎的是一支不穿军装的军队。

建南，百度百科是这样记载的：位于利川市西北，东南与谋道、汪营相连，西北与万州、石柱接壤，别名：夹皮沟。它的历史渊源是这样的：建南镇古属巴国地，秦属黔中郡，唐属施州清江县地，清康熙三年（1664年）施州归顺，设流卫，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隶属利川县。民国为建南乡，1956年改为建南区，1958年改为建南人民公社，1961年复名建南区，1996年撤区设建南镇。

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湘鄂西勘探指挥部开始了进军建南的行动。1969年8月底，由钻井工程师张殿全、生活管理员江家民、宣传员陈安南和炊事员杜全武四人组成的尖兵小组，从枝城的干沟河出发，经万县，过利川，辗转进入建南，调查了解吃饭、住宿条件和道路交通情况。2015年的7月，我见到了陈安南老人，他早已退休，在万州颐养天年。聊起当年当“尖兵”的情景，他只说了两个字“苦啊”，眼里就泛起了泪花。他说，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张果老崖那一段公路被洪水冲垮以后，他们在老百姓的屋里喝了一个月的盐水米汤，连蔬菜都没有吃的，米也快吃完了，只能放很少一点米，熬一锅能够照得出人影的稀饭，丢几颗盐巴进去，就当做菜了。在他的讲述中，我脑海里在“过电影”，耳边回响着他们喝盐米汤的“呼噜”声。

随后，又派出指挥部机关政工干部朱天亮、电气技术员陆南根等三人小组，向利川县革命委员会汇报指挥部的工作部署后，进入建南了解水电、通讯情况。这两批人员返回指挥部将调查情况汇报后，9月中旬，由指挥部机关生产干部张秉海带队，抽调地质队、工程队的技术人员及机修车间工人何先宽、曾明祥等27人组成的先谴小分队，分别从枝城的干沟河和恩施起程，先后到达建南，他们先是分散住在旅社或居民家里，经与当地政府联系后，便选定了“归元寺”和东侧的利川县第五中学校址作为工作基地。这就是几代建南人和当地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8。10工地”。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缘于1969年8月10的电报通知，它虽然只是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只是原地名“归元寺”的替代品，而是因为它在建南石油人心里已经变成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它承载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的影响。它已然是建南气田横空出世的见证者，时至今日，建南人对“8.10”仍然是念念不忘。

先谴小分队选好工作基地后，随即开始了优选井位、平整井场和安装机加工设备等前期工作。9月至10月，运输队的胡永忠、彭洪银等10多名驾驶员，拉载着1037和1040两支钻井队的全部人员100余人和设备，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建南。用了不到一周的准备时间，这一年的国庆日，1037队就开钻了所有建字号井的老大哥：建1井。

十五团成立以后，建南的勘探会战随即全面展开，除少数人员分散住在利川、恩施、万县外，建南沟这个弹丸之地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人唤马嘶，至少挤进了3000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吃饭、住宿都成了大问题，当时，宣传、学习的都是“大庆精神”，公路边，工房旁，井场上，随处可见鲜红醒目的标语口号：“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白天干了晚上干，大干快上连轴转”。。。。。。沿着公路的乱石岗上，搭起了一排排芦席棚子和活动板房，当地生产队的仓库，村民的农舍，甚至猪圈、牛棚都被租来当作职工宿舍。在这里，一切行动都是按军事化管理，吃饭时要敲钟、排队，开会要先唱歌，上班路上也要听着“一二一”的号令齐步走。在这里，没有任何特殊化，睡的是木板、稻草铺成的大通铺，吃的是计划供应粮，每人每月一斤腌肉四两油，平常吃的菜蔬都要从百里外的县城采购，隔三差五能吃上几片猪肉，这就是“打牙祭”了。在这里，职工每天就干四件事：工作、开会、吃饭、睡觉，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别的事情。生活如此艰苦，但大家还是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呈现出石油会战那热火朝天的景象：白天，公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夜晚，工地上马达轰鸣，弧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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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18日，建南第一口深层探井建3井正式开钻，承钻这口井的是以韦清和、蒋学芝为队长的32151钻井队。1971年5月26日完井，钻深3600米，用3200的钻机打出3600米的深度，这在当时也算是创造了一项全国记录。该井位于建南构造北高点，利用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矿区1968年拟定的井位和已平建就绪的井场。1970年12月16日凌晨2点半，钻到井深2989米时，正在上提钻具，第一个立柱刚提完，只听得井架上空“咔嚓”的几声猛响，70多公斤重的吊卡断裂成二块，从28米的空中直落而下，更可怕的是，100多吨重的钻具也从28米的高处猛落下来，眼看一场恶性事故（顿钻）就要发生，建3井面临报废，钻台上的三名同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共产党员向世均、涂厚龙、共青团员向国荣三位同志临危不惧，抢险救井，迅速提起卡瓦坐入井内，敏捷地卡住了钻具，司钻向国荣紧握刹把，保住了深井。该井钻至飞三段时，显示很好，多次出现井涌和间喷，这引起了石油部和会战指挥部的高度重视。石油部勘探司副司长范元绶同志受康世恩副部长的指派，亲自住井督导作业。十五团的赵富贵、孙麦则、李梦冬、钟泽金等领导，更是轮番到井场检查、督导钻井和试气作业。在此期间，韩东山指挥长也亲自到井上视查。全井采集地质标本902块，进行地化指标、荧光、油层物性等分析，为系统研究地层及其生储盖组合打下了基础，建立了一条建南构造井下较系统的地层剖面，初步了解了建南构造北高点地下的油、气、水情况。完井后，测试最高日产气达50060立方米。该井在飞仙关组飞三段获得工业气流，为鄂西天然气勘探打开了新局面。随后在北高点又相继开钻了建7井、建10井和建16井，其中的建10井也在飞三段获日产气64500万方的工业气流。由此，建南气田正式诞生，中国的石油版图上多了个新的地标。建3井和建10井先后打出天然气的喜讯传出后，会战指挥部四分部发来贺电，恩施行署、利川县政府于1971年11月派来慰问团，对这两口井获得工业气流表示祝贺。

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江汉石油大会战结束以后，很多人调离湖北，到山东、河南等地参加石油勘探会战。1972年6月，十五团的番号撤消，成立建南气矿，（时至今日，建南当地年龄大些的山民仍然保持这样的称呼），人员减少到1112人，钻井队由13个减少到4个。矿长李孟冬，副矿长钟泽金、郭寿发，到年底时由曹维卿、陈焕然任党委正、副书记，陈起孔、赵中坚分别负责钻井和地质工作。1973年起，根据江汉石油管理局的勘探方针，为尽快拿到储量，对石柱复向斜内的建南构造重点进行详探。这就是史称的“二上建南”。此时，建南气矿的职工、家属总人数急聚增加，很快就达到了5500人，井队又增加到10个。此次详探建南，首先对1972年钻探三叠系飞仙关组飞三段未获得工业气流的建16井进行加深钻探，在二叠系长兴组获得日产90余万方的高产气流，这是建南地区发现的第二个产气层，对加快建南钻探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加深钻探的建7井、建20井，虽然未获得工业气流，但对认识长兴组气藏类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钻探建南构造北高点的同时，对南高点布置了钻探，根据地面构造图的高点位置，1974年5月钻探了建15井，在飞三段目的层获得日产9。65万方的工业气流。

1975年，江汉石油管理局成立了“建南前线领导小组”，先后由李荣藻、李自新两位副局长担任组长，亲自到建南指导工作。同年3月29日，江汉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张兆美传达燃料化学工业部康世恩部长的电话指示：“由于建16井出了大气，燃化部决定，请建南气矿的同志到北京去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接到通知，气矿顿时一片沸腾，从小山沟进北京城，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啊！由李自新副局长、陈焕然副书记带队，杨厚友、李荣仁、朱华金、顾杏根等67名气矿职工代表组成的观礼团，参观了北京劳动节大型游行庆典，兴高采烈地在首都过了劳动节，这是江汉石油管理局的荣耀，更是建南气矿全体职工的光荣，它体现了部领导对气矿全体职工的关心，对今后建南地区的天然气勘探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建南构造的钻探工作，参照四川寻找裂缝气藏“高点高产、长轴连片”的勘探经验，采取“沿长轴、占高点、打断裂”的方法布井，得到的却是“高点不高产，长轴不连片”的结果。因此，在加快钻探的同时，组织力量对建南气田所特有的规律进行研究，比较客观地认识到：高产富集主要受沉积相带控制，属于复合型气藏。在此认识指导下，部署探井24口，加深井3口，探明了各个气藏的分布面积和地质储量，并编写了详探总结和储量计算报告，从而完成了建南地区的详探任务。

 

3  更上层楼，慧眼初识生物礁

“建南长兴组生物礁气藏是我国已探明的第一个礁型气藏。该气藏位于川东断褶带东缘石柱复向斜内的建南构造北高点，生物礁发育在上二叠统长兴组中部（长二组）。现已查明，生物礁高156米，面积15平方公里左右，造礁生物以海绵、层孔虫、蓝绿藻为主，为一障积~粘结型生物礁。在礁核区，气井单井天然气无阻流量为82~74万方/日。气藏边界为生物礁岩性圈闭，气水分布受今构造控制。长兴组在鄂西川东一带一般厚240米~400米，为一套富含生物碎屑的开阔台地相沉积，而在利川县见天坝~花椒坪近南北向一线以东，厚度急剧减薄至100米以下。。。。。。”这段文字摘录于一篇名为《建南构造建7井长兴组研究报告》的科研论文，它发表于我国的中文核心期刊《石油勘探与开发》1981年第2期，它的作者是陈劲人、银玉光。这是两位已经去世的老人，他们是中国首个生物礁气藏的发现者，为建南天然气勘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的这一发现，对四川盆地的天然气勘探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石油勘探与开发》2008年4月号上，刊发了四川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陈宗清的论文《四川盆地长兴组生物礁气藏及天然气勘探》，文章开篇写到：“自1976年银玉光、陈劲人提出建南构造建7井上二叠统长兴组气藏为中国第一个生物礁气藏以来，四川盆地已先后在长兴组钻获14个生物礁气藏，全盆地地震预测礁异常已达到200余处，从而掀起了寻找长兴组礁体的热潮，以期接替勘探多年的石炭系。。。。。。”四川现在的生物礁气藏勘探现状如何，我不是很熟悉了解，但从这段文章可以看出，银玉光等人的学术成就，对后人研究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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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银玉光的了解，是从她的去世开始的。因为她走得太匆忙了，没有任何先兆，她自己和她的家人都相信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更因为她最终倒在了找气的路上。据说，这个一生都在搞海相天然气研究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退休以后，去看一看大海，不管是东海、南海，还是黄海，只要是海就行，当然，上海除外，她最不喜欢的就是逛大城市。但上苍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因而，最终留在她大脑里的，仍然是那片古老的海，那片在地质学上称为海相的海。

银玉光1934年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1956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本该1960年毕业的，但这一届学生经常被拉出去跑野外，搞调查，推迟到1962年才毕业。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重庆川东矿务局石油沟，在一个钻井队里当地质技术员，她在这个井队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捞砂样、描述岩屑的工作。直到1966年的一场大火，使这个井队一下子成为了英雄钻井队，从此，中国的石油史册里，刻下了这个英雄钻井队的名字：32111钻井队。

1966年6月22日凌晨，四川第一口高产气井，泸州矿区的江津塘河1井发生强烈井喷事故，井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井队职工迅速投入了制服井喷、扑灭火海的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这口大气井，全队有6名职工牺牲，21人光荣负伤。大火扑灭后，中共石油工业部党委授予32111队“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196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报道，并为此发表社论，高度评价这个井队：“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扑灭了一场冲天大火，在中华儿女的英雄史册上写下了最新的一章，他们是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集体的欧阳海，集体的麦贤德，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结合。”随后，新华社、《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同时报道了此事。32111钻井队与先后涌现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共同构成了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主旋律。

1970年，江汉石油会战开始以后，银玉光离开了这个英雄集体，来到湖北，加入江汉会战的大军，分配到了建南，踏上了她的找气之路。70年代初，江汉局地质人员在川东石柱茨竹垭野外地质调查时，发现不同于一般化石堆积状态的生物灰岩，于是，地质人员跟踪调查，确定此种灰岩的分布范围、厚度，并先后又在利川见天坝、黄泥塘也发现了此种灰岩分布，这引起了地质人员的高度重视，其后在研究建南构造北高点长兴组气藏时，认为：构造高点不高产，是由于并非生物礁沉积的结果。自从建3井在飞仙关组钻获工业气流后，在建南构造北高点上部署的井，其目的层多数都是奔着飞三段去的。为了解飞仙关组以下的二叠系的情况，就利用在前些年完钻的建16井进行加深钻探。1976年6月，在钻至长二段中部时，泥浆产生气浸，井口多次出现“比降粘升”和“起满下长流”等现象，井口喷出的气体含有高浓度的硫化氢，多次熏晕了在井场的工作人员。此事引起了局建南前线工作组和气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当时的有限条件下，想方设法，第一次为井队工人配备了防毒口罩和简易防毒面具，制定了防井喷、防中毒的应急措施，并组织了由矿机关和地质队的技术干部以及医务参加的现场工作组，住在井场协助工作。针对该井长二段气藏，先后组织了3次、一次比一次酸量大的酸化压裂施工，前两次都是成功的，分别获得了日产20多万方和90余万方的可喜成果，但第三次“胃口”太大，想突破100万方，准备放个“卫星”，结果因加酸量太大，导致产气地层局部垮塌，只得就此完井，后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该井于2003年作为废弃井被封死。但值得记住的是，这口井在长二段钻获了工业气流，这是建南气田发现的第二个产气层。

建16井虽然试气没有成功，但建南的地质人员却在这里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北高点长二气藏的单层厚度大，孔洞发育，且岩性特殊，国内外均未见过对此有研究定性的先例。于是，建南气矿地质队的贾始、银玉光、陈劲人、文及轸等技术人员为此做了专门的研究，他们选取大量样品进行薄片分析鉴定，认为岩石为生物礁体组成。在成都地质学院的专家指导下，确认造礁生物以海绵、层孔虫、蓝绿藻为主，为一障积~粘结型生物礁。由此，建南长兴气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生物礁型气藏。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礁型气藏。其后，在建7井的地质研究中，便有了前面说到的《建南构造建7井长兴组研究报告》。

80年代中期，银玉光等老同志离开了建南，调到江汉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她分配到海相所，工作的内容还是鄂西渝东那片大山，还是找寻深埋山底的天然气。1989年，她正式退休，但实际上，她只是“退”而没有“休”，她带的徒弟何金平、丁莉、陈学辉等人还丢不开她这根“拐杖”，她这个“老建南”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工作中遇到了难题，首先就想到了这个“老太太”。

1998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都亲临抗洪第一线，指导全国军民抗洪救灾。7月中旬，中石化川鄂边区项目经理部部署的预探井——利1井正钻到关键时刻，急等着卡层位、取岩心。海相所的同志怕拿不准，还是决定把“老太太”带去，有她在，就犹如有了根“定海神针”。7月16日，是他们出发的日子，临行前，研究院院长方志雄（后任江汉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特意叮瞩上井的何金平、丁莉等同志：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老太太。本来他们是打算乘船到万州，再坐车到井场，这样，老太太就少受点颠簸之苦，但因为长江发大水，所有客轮都停航了，只能一路坐车。那时，从潜江到利川只能走老318国道，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晚上，他们住在了建始县的红岩寺镇，凌晨一点多钟，与老太太同住一屋的丁莉大声叫醒了隔壁的何金平：快起来，老太太生病了。经过询问，她只说是胃痛。他们把老太太送到镇卫生院，这才发现，这里完全是缺医少药，仅有的一个值班人员只会一点简单的医护常识，诊断看病是指望不上的。经过商量，何金平、丁莉照看老太太，通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陈学辉，马上到利川去请医生。但没有等医生赶来，银玉光就离开了人世。最后的诊断结论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给我讲诉这些的，是即将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何金平。讲诉过程中，我看得出来，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因为眼角有发光的东西溢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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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过去了，我在采访银玉光的儿女时，他们对妈妈的突然离去还是耿耿于怀，当然，他们不是在怪罪谁，只是对这个“突然”不能接受。但他们对妈妈退休之后的“忙绿”是充分理解的，“她从学校一出来，就在和天然气打交道，几十年来，从四川到建南，再到潜江，她不论走到哪里，都没有离开过天然气，所以，她退休以后，又被聘去工作，我们都是支持的。我们心里也知道，你就是真的不让她去干，倒可能给她憋出毛病来。她最后倒在了找气的路上，我们做孩子的，心里很不好想，但对妈妈来说，这可能是她最好的归宿。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奋斗终生。她虽然离开建南十多年了，但她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建南，死，她都是死在去往建南的路上，她应该算是真正的建南人吧。”银玉光的儿子如是说。

海子诗云：“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再次读这首诗，感觉这是专门为银玉光这样的海相勘探者写就的，一个终身与海打交道却从未看见过海的人，每天摊开地质图，就面朝大海，心里自然会春暖花开。

 

4  建南版《龙船调》：钻机要过河，哪个来抬我嘛

湖北利川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风光秀美的好地方，灵秀的山水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里最有名的是“一棵树”、“一口井”、“一个洞”和“一首歌”。一棵树就是举世闻名的水杉树王，一口井就是“大水井”，是一片明清时期的民居，“一个洞”是天然大溶洞腾龙洞。“一首歌”就是这里诞生的一首民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唱遍了全国，这就是《龙船调》。这本来是当地民众逢年过节、划船采莲时哼唱的民歌，最早叫“灯调”，又因为歌词内容是种瓜，所以又被称为“种瓜调”。1955年，经利川县文化馆工作者周叙卿整理、改编为《龙船调》，以浅显质朴的词语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请艄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而富有生活情趣的民俗风情画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纳入二十五首世界民歌之列。

身在利川，面对着青山绿水，品一口本地产的绿茶，耳边响起那清新的曲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妹娃我去拜年哪，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吗？艄公你把舵搬哪。妹娃我上了船。。。。。。”听到这里，我也是醉了。

听利川版的《龙船调》很惬意，听建南版的《龙船调》，我只有敬意。建南人也曾化身为“艄公”，但他们面对的不是面若桃花、身轻如燕的少妇，而是沉重如山的钻机。时光退回到1975年6月，正值当地的雨季，一场大雨还没有停歇，另一场雨又接踵而至，天，仿佛是漏了。此时，建23井正赶上般迁。3000米钻机的井架，完全是用钢铁搭起的“积木”，大卡车把拆卸开的“积木”一块块地运到井场，工人们再把“积木”组装成井架，这样就可以开钻了。这是平常井队搬迁的通用模式，但这次搬迁，这种通用模式就不能用了，连天的大雨，使得地面“大河流水小河满”，面对洪水陡涨的小河，卡车也只能望河兴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了建南版的《龙船调》。

根据上级的部署，生产调度室下达的指令是：建23井明天开始搬井架，后天安装井架，再后天搬钻机设备。命令是什么？命令如山倒！命令面前，谁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天下午，钻前工程队安装班和钻井队打前站的一个班20多个人紧急集合，立刻赶到井场做准备工作。第二天早晨，运输队的卡车队伍装载完毕，一辆接着一辆先后出发。从建南基地到建23井井场，不到40公里的距离，正常路况下，中午之前车辆就可以全部开到井场。但老天爷似乎偏要考验他们一下，10点过，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雷鸣电闪，狂风大作，倾盆暴雨从天而降。看着下个不停的大雨，钻前工程队负责安装工作的带队副队长老熊同志焦急万分，他心里很清楚，今天井架运不到位，就会耽误各层角铁的清理、分层和摆放，明天要想安装完工就不可能了。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挨批评事小，延误了井队按期开钻，那可就“玩大了”。快中午时，老天爷下累了，雨渐渐停了，喇叭声中，配合安装的“解放”牌吊车先行进场，随后，拉运井架的几辆卡车也陆续到达。大家简单的填饱了肚子，就按照各自的分工，边卸车，边清理，分类摆放。若是按照这个进度，完成任务还是问题不大的。到了下午的3点钟，拉运井架底座的卡车还是不见踪影，大家等的那个急呀。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进来，驾驶员跳下车，跑到熊队长面前报告情况：距井场10公里处的漫水桥因为涨水不能行车了，拉井架底座的车停在河对岸过不来。熊队长二话不说，拉上安装班长，驱车赶到了河边。这是一条小河沟，平时就只有细细的水流，现在的宽度也就十多米，但水却有一米多深，足可淹没卡车的引擎，车子开进去，肯定要熄火。如果不再下雨的话，等到半夜，河水就会退去，车子就可以过河了，但老天爷的事，谁能做主呢？六月的天，犹如小娃娃的脸，那是说变就变的。更何况现在天空仍然是乌云翻滚，随时都可能暴雨如注。站在河边，望着浑浊的河水，熊队长接连吸了两支烟，把烟屁股甩进水里，他大声吼道：走，回去叫人，就是抬，老子也要把它抬过来。

回到井场，熊队长把安装队、钻井队的人，还有参加搞土建的民工，一共40多个人，全部叫到一起，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一说，众人一听，群情振奋，这个时候，谁愿意当孬种呢？抬就抬吧，大不了就是出一身汗水，再滚一身泥水吗？干！熊队长挑选了30个身体强壮些的参加。大家分头行动起来，准备好了棕绳、木棒、滚杠，分乘两辆卡车，再带上一辆吊车，快速赶到了河边。他们要抬过河的“妹娃”，是4个高2米、长8米的铁家伙，底面两头上翘，形似小船，通常就叫“船型底座”。安装井架时，只有把这4个底座摆放到位了，才能安装4条大腿，接着再组装井架的上千块角钢，这样，一座钻塔才能立得起来。熊队长再一次给大家交代任务、讲解方法，先在漫水桥的两边绷紧两根棕绳，即可作为桥的标识，又可以给大家当作过河的扶手。要抬过河的“小船”全身已经被棕绳五花大绑，10根长木棒穿过“船”身，这就是抬杠，20个男人分列两边，每个人分担的重量有100多斤，只要抬到对岸吊车的吊臂能够伸到的地方就是胜利。随着熊队长一声大喊：“起”！20个汉子同时发力，近2吨重的“小船”被抬离地面，缓缓地向对岸开去。齐腰深的水里，20多个人迈着整齐的步子，一步、一步向对岸挪去，粗大的木棒压在壮实或不壮实的肩膀上，没有人皱眉，更没有人退缩，钢铁铸就的“妹娃”顺利地渡过了小河沟。此情此景，真的是“艄公你把舵搬哪。妹娃我上了船”。就这样，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努力，4只“小船”开过了小河，开进了井场，保证了第二天的井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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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个累得筋疲力尽的男子汉，带着一身泥水瘫坐在地上，此时，不需要任何的夸赞，点上一支烟，把它深深地吸进腑腔，在淡淡的烟雾中，望着那4条“小船”，心里真舒坦啊。那个年代的人，吃点肉都很困难，更没有什么物质奖励或奖金，但他们没有去跟领导谈条件、提要求，再苦、再累的活，只要是该自己做的，就一定去想办法把它做好、做彻底，惟有如此，才不会落于人后。这谈不上是什么高尚，而是最朴素的真理。1975年，中国发行了一部反映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电影《创业》，它的故事情节，我已经忘记了，但它里面的歌曲，我还依稀记得几句：“用我那大吊钳，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要打穿，要让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那个时代的石油工人，我们只能仰视。

有些品质无需褒奖，已然是荣光。

 

5  新民谣：牛皮不是吹的，卡车是可以推的

从大庆油田发现开始，中国其后诞生的油田，基本上都是采用同一种模式找到的，这就是会战，通俗点说，就是采用“人海战术”。上世纪中叶，我们国家的技术力量、技术装备、生产工艺、后勤保障等诸方面，都很落后，有些甚至没有，但我们却有一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人多。但凡哪里的地质勘探有了好的苗头，上级组织一声令下，就会从四面八方快速汇集几万、十几万的人马，如潮水般涌来 ，迅即展开会战。待到会战高潮一过，又如潮水般退去。

能源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寻找能源却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时至今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从业人员也要比坐在写字楼里敲电脑的“白领”辛苦得多。更加有趣的是，不论东部西部，北方南方，石油天然气往往都埋藏于蛮荒之地，不是沙漠荒原，就是深山峡谷，自然条件、人文环境都会给石油工人带来严峻的考验。从克拉玛依的地窝子，到大庆的干打垒，再到江汉的芦席棚，仅看老一辈石油人的住所，就能理解为什么要把他们称为“拓荒牛”，因为他们真的做到了“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石油人也是爹妈生养的肉身凡胎，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也不可能有石油工业的今天。王进喜之所以被称为“铁人”，可不是靠媒体吹出来的，那是靠啃着窝窝头的身体逬发的力量，一身泥一身水地拼出来的。1977年，康世恩部长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各级干部提出了要求，他说，我们的工人同志，住的是油毡席棚房，吃的是清水煮白菜，每月工资50块，你们要关心工人们的生活啊。这话使工人们听了很受感动，但感动之后也只有失落，后勤保障的客观条件摆在那里，干部们也是两手空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又拿什么去“关心”职工呢？

七十年代，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大庆精神”就成为了石油战线的精神“食粮”。“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不但成了每个人牢记的口号，更成为了人人手中的“法宝”，有了它，那真是遇鬼杀鬼、遇神杀神。

建南没有产生“铁人”，但建南也不乏用“铁人”精神“附体”的石油工人。1976年冬天，在抢上建25井的过程中，就诞生了这句新民谣：“牛皮不是吹的，卡车是可以推的”。凭着这句话，建南人干出了一件比西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还“牛”的大事：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建南人则是推卡车上山。建25井位于建南构造的东北面，离机关基地50多公里，说起来也不算远，也就是二个小时的车程，但这里的山路却很不好走，吊脚岩、回龙湾、刀背梁、扇子扁，这一串地名就够“刺激”的吧？这段路不长，就只有几公里，但它是既陡又窄还险，一边是直立百米的峭壁，一边是深达数百米的山谷，直行路段没有超过百米的，全程弯道60多处，恩施女歌手李琼所唱的“山路十八弯”，在这里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这里不但弯多，有些还是急弯，最小转弯半径仅有5米左右，已经超过一般车辆的性能指标。“噫吁嚱，危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道诗仙人看见此路会生发怎样的感慨？此时，时令已过冬至，通往井场的公路早已进入冰天雪地，但井队的生产是不能受天气影响的，一旦开了钻，上级就每天盯着进尺，生产报表上如果出现“待料”、“组织停工”的字眼，那就要自上而下，层层追责，说不定还会“上纲上线”的挨批判。此时，气矿已更名为“第二勘探指挥部”。指挥部给钻井队提的口号是：三天搬，三天安，日上百，月上千，季度过双千，年交四千米。说是口号，其实就是生产计划指标和运行要求，这个指标，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钻海相地层井，应该说是“领先一步”的。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工人们的工作状态就是“抢晴天，战雨天，冒严寒，斗酷暑”。建25井已进入二开，通往井场的路早已经结了冰，井队职工吃的粮食、蔬菜等生活物质还可以用人力挑上去，但大量的生产设备，如钻具、油料、材料等等，单靠人力就解决不了。燃眉之际，矿长李孟冬同志站在机关院坝里下达了命令：“前线工人在大干，机关干部要跟上。”生产办公室主任刘新模按照指挥部的安排，决定集中车辆抢运物质，同时，机关各个科室抽调人员，组织一支“推车队”，随车队出发，汽车装满物质，能开到哪里算哪里，开不动了，就由“保驾护航”的“推车队”上，前拉后推，人力加“马力”，保证每一辆汽车顺利通过“险境”。这样的干法，不是说只干一次就完了，每隔几天，就要出动一回。这支队伍不是专业的，平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但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他们就要立刻集结、出发，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运输大队集中的20多辆汽车，有拉钻杆钻铤的平板车，有装柴油的油罐车，还有拉柴米油盐的生活车。汽车都装载完毕，排在公路上有几百米长，煞是威武。车队的最后面，是二辆敞棚卡车，这上面站立着身穿雨衣的推车队员，他们背着成捆的棕绳，扛着铁锹，还背着干粮、水壶。这支由机关5个党支部抽调的三、四十人组成的“推车队”，要在车上顶风冒雪站立两个多小时。四十来公里的路程，汽车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张伟广、童玉国、李默安、吕为民、吴伯元、王大章等同志，站在车上不停地跺着有点麻木的双脚，抵御着严寒。车队过了赵家坪后，速度更加慢了下来，“推车队”人员纷纷跳下车来，带上工具，向车队的前方跑去。公路上结的冰，早已被车轮碾成了泥水，路面上一个连一个的大坑小洼，成了汽车的“拦路虎”，有的车子在大坑里挣扎了几声就熄了火，这时，就该“推车队”大显身手了，他们有的搬石块填坑，有的挖土垫雪，有的在车头上栓上棕绳，有的分列在车箱两侧，随着驾驶员轰动油门的声音，拉车的绷紧了棕绳，推车的弓紧了身体，口里喊着“一、二、三呐“，齐心协力，把身陷大坑的每一辆汽车送上了坦途。中午时分，大家啃着冰冷的馒头，喝着同样冰凉的开水，互相开心地指点着对方的“洋相”，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糊满了车轮甩上来的泥巴污水，有的成了“三花脸”，有的穿上了“泥子大衣”，一群泥猴子，在香烟腾起的烟雾中，说着粗话，开着玩笑，驱散身上的疲劳。回到基地，天已经黑了，队员们回家洗澡、吃饭，他们能享受的惟一优惠待遇，就是免予当天夜晚的“政治学习”。如果回来的时间太晚了，还可以加上一项“优待”：吃一碗免费的、价值2角5分钱的面条，这就是夜班饭，但这可不是每天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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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的冬天成立，到1977年的春天“散伙”，“推车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为保障建25井的钻进速度所撒下的汗水、付出的艰辛，在建南的“厂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当有矿里的汽车从赵家坪走过，大家都还记得那些年、那些人的故事。气田的历史在向前发展，各种物质条件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也许，再也不会有靠人力去推动汽车的场面出现了，但后人在享受充裕的现代生活时，没有理由去忘怀那些开创基业的前辈，因为历史是需要重温，而不应该被忘却的。

为当年这支推车队，当浮一大白！

6  建南童话：老皇帝的工衣——通了

当你来到江汉花园，与一群时常坐在黄桷树下休闲、喝茶的老同志聊天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每个人都能说得出自己或身边人几段精彩的往事。如果侃到从会战之初至今各个时期的领头人，那褒贬起来更是滔滔不绝。比如军代表车长瑞、赵富贵、母勋严厉规范、雷厉风行的军队式管理；政委曹维卿、刘绍沛严肃认真的班长风格；何志荣、郭令余精明细致、严格要求的长者风姿；李君山的稳成持重，朴实无华，兢兢业业，矜持开朗，唐纯楚、刘祥莲、周世良专业突出、锐意进取、知识丰富的行家风范、克难奋进的学者形象等等，无不被描绘得活灵活现。这群建南老同志如数家珍般议论的这十几任党委书记、行政主官，或者是南征北战过多个油田，以亲身经历书写了“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的瑰丽诗篇，艰辛践行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行业健将；或者是受了“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那种豪爽气质的感染，从大专院校跨入油气行列的时代精英。正是在这一批又一批找油找气的领头人的带领下，才使得建南这个偏僻的小山沟增添了几分石油人的姿色，能在国家油气勘探史册上留下彪炳千秋的名字。从黄角树下的传闻中，拈几位领导人的风格、作风、趣事说说，以管窥豹，或能既见一斑纹，更见一班人。

“五七会战”的十五团时期，领导更换频繁，任期都较短，且主要领导是军人，不便述说。一九七二年初夏，应南阳油田会战需要，大部分队伍调走，十五团撤销，建南气矿成立，第一任矿长是扛过枪、打过仗、出身于大名鼎鼎的石油师的老石油、前十五团副团长李孟冬。进建南前，他曾转战过玉门油矿和青海油田。生产一线、后勤供应都干过，班长、队长也当过。身高约一米八，体重近二百斤，不到五十岁，已满头白发，是标准的北方汉子。他作风朴实，工作认真，要求严格，说话大大咧咧而干脆，办事大刀阔斧却细心，秉承着军人特有的果敢风范和老石油的勤奋节俭。不少工人上班时亲热地称呼他李矿长，平日在一块闲侃时敢称他“老皇帝”。这“老皇帝”绰号的出处已无从考究，工人们平日敢直呼他的绰号，足以见他和蔼宽厚、平易近人、关爱职工、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亲和程度。

从一九七二年初夏到一九八二年冬，李孟冬主持气矿（一九七八年更名为第二勘探指挥部）工作长达十一年。这十一年中，囊括了二次上建南进行详探的七年辉煌期。队伍从调南阳油田后的一千五百余人，增加至调中原油田时的三千七百多人。国内首次发现长兴生物礁型气藏，在四川盆地第一个钻遇石炭系气藏，创造单只钻头进尺最深等多项海相地层钻井纪录，初步探明地质储量并建成建南气田，这一项项成果，无不渗透着李孟冬矿长付出的辛劳。

过于专业的事情不讲，我们只说点小事，来了解一下这位“老皇帝”的风雅趣事。七十年代那时候，气矿各工种的劳保工衣因工作岗位的不同，领发年限不一，机关政工干部基本没有劳保用品，生产干部也至少两年才发一套单工衣，这是全油田统一的规定。从工衣的类别、新旧破损程度，就可以大致猜测出其主人的工种和劳动强度。身为矿长的李孟冬，属于生产干部，每两年可领到一套单工衣。偏偏李孟冬矿长是个闲不住的人，很难看到他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他平时爱到基层去转转，或者和工人一起劳动，他那张“宝座”，大多数时间都是空着的。矿里的突击性劳动，他更是身先士卒，诸如下套管时，他总是当场地工撬套管；固井打水泥时，他总是站在漏斗旁割水泥袋；抢修道路时，他总是同青壮年一起扛大石块。这样一来，两年一套单工衣自然不够穿。掌管着三千多人、几百台套设备的矿长，要一套工衣或批领几套工衣是轻而易举的。气矿宣传科负责宣传报道的两位干事都姓张，两个小张新闻敏感性很强，时常风里来、雨里去，经常搭卡车跑井队搜集生产一线的新闻线索。李矿长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那年冬天，两位小张冒着雨雪天站在卡车上，刚从南高点回来，全身几乎湿透了，冷得身体直“筛糠”，恰巧被李矿长看见了，就有了如下的对话：

“小张，怎么没坐驾驶室呢，冷吧？”

“有老同志回来就轮不到我们坐了。刚上车还好， 时间长了就有点冷。”

“穿件雨衣就会好些。”

“矿长，我们哪有资格穿雨衣哟！”

“我知道。”

第二天，供应站便电话通知两位小张了去领雨衣。不用说，这是李矿长行使特权“特批”的，而李矿长自己却从没超越规定享受过“特发”。他的工衣是新半年、旧半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这种景况，说他艰苦朴素吗，在那个年代却很普遍；说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吗，在那个年代也不足为奇。这里要说的老皇帝的工衣故事，是它蕴涵了另一番情趣及由此折射出的领导与群众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的淳朴情谊和干群关系。

一九七五年秋，建31井准备搬迁安装，局总调要求创造一天安一部3200米钻机塔式井架的纪录。此时正是二次上建南的紧张阶段，在安装井架的起吊设备和人员都忙不过来的情况下，矿机关工作人员只得全体出动，以人工替代绞车，配合安装工作。时常下基层劳动的一矿之长，于前一天参加了一口井下固技术套管，他免不了又是守在漏斗旁边割水泥袋，浑身上下糊满了水泥，工衣洗了还没干。今天来建31井参加抢安井架的突击劳动，只好穿了一件多年前的旧中山装当工衣。这套本是深蓝色的中山装，已洗得发白，基本没啥蓝色成分了。穿在身上，也基本看不出矿长的身分了：衣裳既短又小，紧巴巴地箍着他虎背熊腰的身体，稍一抬手，肚脐眼就露了出来。

这天一大早，李矿长便和机关的工作人员搭卡车来到建31井场。矿长参加劳动，向来都服从现场分配。今天，矿长和另几位年龄稍长的科室长被安排到场地两侧参加清理、排放井架角铁的工作。这活路，体力消耗量虽不大，但身体要一躬一起的，也不轻松。干了半天下来，李矿长无疑是腰累酸了，开午饭前，便想趁机活动活动一下筋骨，他先做了个扩胸动作，又做了个弯腰动作。殊不知由于衣服紧小，且又陈旧，一个扩胸，前襟的五颗扣子绷掉了三颗；一个弯腰，后背绷开一条一尺多长的口子。这一来，老皇帝的工衣前面看得到肚脐，后面瞧得见脊背——通了。站在旁边的一位老科长，一向爱和矿长开玩笑，见此情景，不禁鼓起掌来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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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喔、喔，快来看哟，老皇帝的工衣——通了、通了！”

在场劳动的机关的工作人员，除女同志外，老中青都几乎跟着叫起来——

“喔、喔、喔，通了、通了！通了、通了！”

李矿长先有点尴尬，赶忙找来几丝棕绳捆在腰间，勉强遮住了羞。接着吼了声：

“有什么好笑的，通了就通了嘛。”

这事本该过去就算了，不知这么的，或许是李矿长为人随和，又没有官架子，“老皇帝的工衣——通了”，此后竟然成了职工中流行的一句歇后语。大凡井下解堵成功、管线连接完工、公路疏通畅行，职工们都爱用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老皇帝的工衣——通了。就连政治学习解难题，思想认识提高，也常用歇后语——老皇帝的工衣，代指思想通了。

笑话归笑话，如今，采气装备先进了，生产劳保充裕了，出夯大力、工衣穿通了这种事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令人欣喜的是，当年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带头大干的场景、干群之间胜似兄弟的情谊，一直在采气厂流传。

 

7  领导风范：大肚容人与小气数砖

唐纯楚，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大庆油田，七十年代初参加江汉会战，一九七八年初调任第二勘探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三年后任书记至一九八四年。唐纯楚同志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学习努力，思维清晰，逻辑性强。他读的书很多，还敢去啃“大部头”，据了解他的一位老部下讲，当年宣传科收藏的《资本论》、《列宁选集》，只有他借去通读过，还写下了几百页的读书笔记，足见其肚子里装有“真货”。 唐书记不仅好学肯钻，而且办事细致，工作认真，作风严谨，清正廉洁。唐纯楚任书记时，先后与李梦冬等同志搭过“班子”，其间正值建南勘探再次下马，职工从近四千人锐减至一千余人，一时间人心涣散，管理疲软。主持全面工作的唐纯楚，顶着吵上门来的压力，忍着拍破桌子的吼声，为理顺机构，健全制度，严格管理，稳定队伍，尽可能地保留住勘探开发的基本骨干力量，尽心尽力地履行着留守主官的职责。尤其是他那既大度又“小气”的待人态度与处世风格，总能给人带来深深的印象和影响。还是在他任党委副书记时，有两件小事便足以佐证。

一九七九年底的总结评比前，政治处要求各党支部上报总结材料。进山不久的一支五千米钻井队，是全局仅有的拥有先进的深井钻井装备的两个队之一，队上的干部难免带点自得的心理，在待人接物时就有点傲慢。当政治处的一位干事到队里收集总结材料时，与队上的指导员话不投机，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两天后，唐书记在机关门口正好遇见这位指导员，指出他对某干事的态度不妥当。这位指导员不仅不服，反而大声粗气地当众争吵，引来办公楼里不少人观望。弄得唐书记很没脸面，紧锁双眉而愤然离去。不久，党委会审定上报优秀政工人员名单，大多数党委委员对这位指导员持反对意见。唐书记却力排众议，坚持主张上报这位指导员。大家当时都愣住了：这个人当众顶撞了你，弄得你很没面子，这么还要让他当先进呢？你也太大度了吧？唐书记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这位指导员在工作中的优缺点，充分肯定了这位同志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绩。事后又主动到井队找这位指导员谈心，化解他因顶撞上级所背负的心理压力，鼓励他继续努力干好工作。通过这件事，大家伙都说，唐书记的肚子能撑船。

下面这件事，唐书记就表现得特别“小气”了。一九七八年冬,年终岗位责任制大检查又开始了。唐纯楚书记带领的检查团一分团,乘坐在解放卡车上，准确地说是站立在卡车上,紧裹工装、顶着寒风,从离矿机关六十多公里外的井队检查完后返程。颠簸了近半路程至一小砖窑时,两辆停于路边正在装砖的卡车, 占去了狭窄乡村马路的大半, 无法错车。大家正好下车活动活动身体，暖和一下已经冻麻木了的手脚。

唐书记最后一个跳下车来，活动了几下身体 ，看了看装砖的两辆卡车，估计是指挥部哪个单位买的砖 。随口问了句：“是谁带车来买砖?”其中一位正在车上码砖的砖窑工人就随口应道：“是矿部的罗干事。”

“是机关的呀，他们人呢？”

“天太冷，他和司机都在砖窑后头的棚子里烤火。”

“那这里怎么没人点数!”

“我们在边装边点。”

“不会少装吗？”

“不会少装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唐书记没再发问了，等砖窑工人装完车，让开了路，检查团的人便纷纷爬上车往回赶了。约一小时后，车停稳在矿机关大门口，食堂刚开晚饭，又冷又饿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正打算回宿舍取碗筷。一路上沉默着的唐书记发话了：“宣传科的张干事，你去食堂买好饭后端到这里来守着，一会罗某某的砖车到了后，你跟着去卸车，给我数清楚每辆车拉了多少块砖。”最后这句话声音很大，听得出来，唐书记是特别加重了语气说的。

宣传科张干事那敢马虎，立即从调度室了解到，这批砖共申购两万块，是行政办公室购进用作改建机关澡堂的。等车到了后，张干事跟罗某某打过招呼，便和卸车民工一起，每二十块砖一层，每二十层一堆，开始边数边卸车。直至二十点过，两车砖终于数清楚了：一车有二千一百五十三块，另有八十六块半截砖，共约二千一百九十六块，比运单约少二百零四块；另一车有二千一百八十八块，另有五十一块半截砖，共约二千二百一十四块，比运单约少一百八十六块。

张干事连夜将此情况向唐书记作了汇报后，自认为已完成任务。唐书记听完后却说：“小张，你还得做细，明天在你们政治处找几个人，把前几天拉的砖都给我数清楚，算算一共少了多少。再问问财务科，每块砖的购价、运费、装卸费共合多少钱。”

第二天，张干事等四个人忙累了近三个小时，一块一块地将前几天拉的四车砖堆码好并数清了数量。加上昨天的两车，六车砖按运单应是一万四千四百块，场地上实有一万三千三百零五块，缺少一千零九十五块。按财务科提供的每块砖购价八分钱，运费、装卸费约合七分钱计算，一千零九十五块砖折合人民币一百六十四元二角五分，大约相当于罗干事三个月的工资。

真是不数不算不知晓，一数一算吓一跳。张干事等人如实汇报后到是交完差了，可唐书记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他在思考这种工作不尽职、不尽责现象带来的前前后后一连串问题和管理制度方面的不足。此后几天的年终岗位责任制大检查，除了原有检查项目外，各单位又增加了举一反三、现身说法，查工作态度，查工作作风，查负责精神的内容，并要求各单位修订有关制度。从此以后，指挥部各基层单位在采购、进货、收货上，层层有规定，层层有把关，被人戏耍、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的事就极少发生了。

数砖的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越来越少，但老书记唐纯楚同志严细的工作作风一直在矿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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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山如磐，历史岂能在此拐弯

石油勘探会战，犹如大海的潮汐，潮涨潮落，遵循着自然规律。交响乐激越的序曲之后，逐渐进入了如歌的慢板。江汉的石油会战也不例外，当潜江凹陷与建南构造的“家底”基本摸清以后，会战的高潮已过，从全国各地云集江汉的会战大军又将分赴其他战场，是走是留，按照组织需要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决定每个人的去留。新疆、河南等地的石油会战即将展开，亟需大量兵员。

建南历经两次大上之后，也到了抽调人员支援外地会战的时候。要走的人，紧张地收拾行囊，随时打听出发的时间，留下来的人，心中自有几许落寞。故乡，对石油工人来说就只是一个地理符号，心里装着这个符号，游走在祖国的大地上，确切地说，石油工人共有一个家：“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有一位石油诗人这样写到：“我们追随黑色的石油而来，家，则追随我们而来。我们把南北方言搅拌在一起，把味觉搅拌在一起，把思维方式搅拌在一起。我们的身体里流着不同的血液，皮肤上却铭刻着相同的印记。”随着送行的人群日益减少，人心的波动、队伍的稳定就成了领导要首先解决的当务之急。与江汉的不同之处在于，建南的这次“撤兵”，意味着建南地区的勘探工作进入了“停工”状态。这一时期，国家经济也处于调整阶段，石油部为了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在短期内见效快的区域勘探上，建南的会战只能由“攻势”转为“守势”，守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守家业、守摊子、守地盘。至于要守多久才是个头，恐怕当时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上级也没有给出时间表。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守就是18年。没有新井钻探，建南人就只能守着已有的“摊子”艰难度日。这18年，可以说是建南最晦暗、最艰辛的岁月，也是最漫长的“冰河期”。1989年秋天，石油部老部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康世恩同志到建南视察，老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建南人说：建南不能丢啊！这句话，不啻于给建南这座“城堡”加固了“定海神针”。

当江汉的石油人开始拿上奖金的时候，建南人还不知道世上有“奖金”这个词汇。他们被群山围困，他们变成了留守山民，他们与山民的惟一区别是每月还能领到微薄的工资。普通职工可以混日子，但建南气田的领导层不能混。他们知道，建南人的饭碗里，盛的是上级领导拨过来的“补贴”，一个企业靠外部“输血”维持生计、靠吃“补贴”过日子，这样的日子是不可能长久的。哀，不可怕，哀兵必胜。穷，也不可怕，穷则思变。无论如何，要保证建南的未来向度按原有的轨迹发展，而不能让历史在这里拐弯，更不能让历史在这里断代。留给后人的，可以是一部艰难的创业史，但决不能是残缺的断代史。要解决生存问题，首先要修善自己的“造血机能”。耐得住寂寞，又不甘于寂寞，在寂寞中探索出另一种“活法”。建南人经受住了来自心理、身体、精神的三重考验。他们穷，但还没有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因为他们尚有一样“财富”，那就是信念。财富可以论价，而信念却是无价的。信念可以把阳光凝聚成火种，更可以把一盘散沙的人心汇聚成山峦。有了信念的支撑，他们没有坐以待毙，也没有自生自灭，而是来了一次浴火涅槃，从困境中走出了生天。

伟人毛泽东有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言简意赅，言约旨远，且永远都不会过时。这个“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屈从、不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品节。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脊梁骨，不能自强自立；一个家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家业衰败，一代不如一代。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没有使命般的激情，不思进取，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品格。有了这种精神，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保持奋斗的激情。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的人，永远也走不出失败的阴影。命运永远只青睐那些充满自信、永往直前的人。自强者强，知耻者勇。古今中外，大凡成大器者，都是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只要我们自信自强自立，用勤劳的双手把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闯出一片新天地。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最难得的是要有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风险的英雄气慨。创业是一个充满困难、充满挫折、充满风险的曲折历程。事业能否成功，要看有没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有没有不怕挫折的意志力，有没有敢冒风险的决断力。如果害怕艰苦、害怕困难，创业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可能取得成功。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最可贵的是要有团结和谐、宽容友爱的精神境界。创家业，需要全族一心，共同努力；创企业，需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共同打拚。要成事，就要举众人之力，不要孤家寡人。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成功并不难，只要认准目标，锲而不舍，平凡的人可以创出不平凡的业绩。

建南人，没有视自己为“弃子”，而是在逆境中挺起了大山的脊梁。

 

8  送别战友，他们成了“留守山民”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调整力度，并且提出了十条具体方针，其中第三条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加强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1981年6月，国务院又做出决定：石油工业部实行“一亿吨原油包干”，超出产量部分与国际油价形成的差额，可拥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权。这也可以解读为：多产油多收益。在这一系列政策导向下，石油部也及时转变工作思路，加大有利地区的油气勘探，以求得“利益最大化”，因而加速了前景看好的新疆塔里木、河南濮阳等地区的石油勘探会战。

这一时期，建南构造的详探工作已初步完成，外围构造的接替战场又不十分明确，因此，建南除少量的地质研究仍在“维持”中进行外，钻井工作已全部停止，天然气开发也未列入局里的正式规划，只靠原有的探井和简易集输装置进行试生产，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利川盐厂和石柱县的两家工厂，以弥补上级财务补贴的“亏空”。工作量的急剧下降，必定导致人员的外流。江汉石油管理局担负有河南濮阳石油会战的参战任务，因此，江汉的钻井队伍首当其冲地开赴河南。局里决定，抽调建南的8支钻井队与江汉钻井处的部分钻井队共同组成东濮勘探处，一同开赴濮阳参加会战。随着5012钻井队的下山，建南地区的勘探从此中断了18年。1981年9月，江汉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李绍亮带领局工作组来到建南，在机关礼堂召开了千人动员誓师大会，进行会战宣传和队伍调整工作。会后，建南的第一批外调人员确定，由副指挥刘新模带队，到钻井处进行整编或到宜昌火车站转运设备，另外有1380名其他专业的职工，由副指挥孙可美率领，直接奔赴濮阳参加会战。一直到1982年初，抽调人员的工作还没有完结，每隔二、三个月，又会有一纸“调令”飞到建南，接到调令的同志匆匆收拾行装，依依不舍地与战友告别、与大山告别，赶赴新的战场。恰逢此时，一首名叫《驼铃》电影歌曲正风靡全国，在建南人看来，这首歌完全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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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描绘石油及石油开采的是北宋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他就写下这样的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他曾经写下一首延州开采石油形成滚滚浓烟的《延州诗》：“二郎山下雪纷纷，施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不老，石烟多似洛阳城。”他说的“延州石油”即今天的长庆油田。石油工人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群体，是工业上的“游牧民族”，故乡，对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个地理符号，心里装着这个符号，游走在祖国的大地上，“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离别，对于即将远行的人来说，心中肯定是欣喜的，奔赴新的战场，心里充满新的憧憬、新的希望。离别的伤感、失落和忧愁大多是留给送行人的。“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送别的人群还在不断萎缩，到1982年的岁末，建南的职工队伍从3200多人锐减到815人，他们成了坚守建南沟的“山民”。按照管理局和第二勘探指挥部领导人的话来说，建南转入了“守摊子”时期，是弃子，还是火种？留守在建南的每一个人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昔日那热火朝天、红红火火的干，到凄凉冷清、无所适从的“守”，对于已经习惯了出大力、流大汗的建南人来说，身心都感觉到难以忍受，职工的思想情绪产生剧烈的波动是在所难免的。而思想上的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异常。因为无所事事，少数人每天8点上班去“点卯”，10点钟就回家做饭，大家戏称这是另一种“810”工地。更有甚者，一些人上山打猎、下河摸鱼，真的过起了“山民”生活。还有酗酒赌博、打架闹事等现象发生。一支本来是纪律严明、素质过硬、敢打硬仗的队伍，真的要沦为一盘散沙的山野流民吗？为此，指挥部在大调动后的特殊情况下，适时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为稳定人心、稳定队伍指明了方向。大会针对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干部、职工队伍的思想状况和生产、生活及管理各方面产生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在坚强思想政治学习的同时，把解决好职工反映出来的一些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尽力解决大家关心的“切身”问题，加强子弟学校建设，修建职工住房。解决家属“农转非”，为采气前线职工翻修宿舍、值班房。这一件件职工看得见的“实事”，使大家心里顿时热呼了起来，感觉到组织没有消失，还在给予大家温暖，使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企业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所蕴藏的希望，进而坚定了与企业同心同德坚守下去的信心。

1989年，第二勘探指挥部改名为天然气勘探开发处。名称更改了，但建南面临的困难局面没有改观。这时，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高潮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国有企业经商、务工已逐渐兴起并合法化、规模化，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等政治帽子也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此大背景下，身处深山的天然气处领导审时度势，做出决定：因地制宜，利用多余的人力、物业资源，开展多种经营，创造效益，为职工谋取福利。这一下，天然气处的“民间高手”纷纷“出山”献计献策，摸着石头过河，尝试着“下海”。很快就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热闹场景。副食品加工厂在李默安、彭建军、等同志的努力下，从拜师学艺起步，小本经营，一个月后就生产出了质量过硬的面包、饼干、糖果等多种副食产品，不仅满足了子弟学校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课间用餐需求和处里职工、家属的购买需要，还在周边乡镇打开了市场。养鸡场在朱德军、谷忠斌等同志的管理下，走多种养殖的路子，使养鸡场发展成为兼有养猪、养鱼的立体养殖场，在恩施州内都小有名气。这些举措在当时全民经商的高潮中，算不上什么“大动作”，只能说是顺应潮流的小打小闹，但这一系列“小动作”，为天然气处降低生产成本、消化富余劳动力、锻炼队伍、勇闯市场、改善职工生活等方面，确实不失为明智之举。1991年，江汉石油管理局局长王显骢来建南调研工作时，对天然气处在坚守摊子中，发扬局党委提出的“自立自强”精神，开辟门路，发展第三产业，勇闯市场谋生存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子曰：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坚守，需要的是默默的毅力，需要的是众志成城的决心。建南人，做到了。

 

9  栽上梧桐树，建南飞出金凤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迅猛，由此带动汽车产业的各种零配件“产业链”齐头并进，其中，轮胎制造所需要的重要原料——炭黑的市场需求量大增。炭黑，它的主要作用是补强、耐磨、填充，广泛应用于轮胎、橡胶、塑料等生产行业。炭黑生产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炉法、槽法和热裂法。1985年夏季，二勘指挥部经营办公室的傅显昭、龙邦成等同志从化工行业获得信息：未来5年左右，全国需要新增10万吨炭黑生产能力，才能满足化工行业32万吨的需求量。当时，气矿尚未建成一条天然气长输管线，所有生产的天然气只能以每立方米1角3分钱的低价销售给附近的几家用户，其实，这就有点像是捧着个金饭碗却没有饭吃。如果在矿区内建起一座炭黑厂，即可以提高天然气产量，又能使天然气的产值翻番，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人浮于事的大问题。商机已然出现，岂能眼看着它消失？指挥部决策层当机立断，派出几批人员到四川的自贡、泸州等地参观考察，了解行情。但大家的意见并没有统一，在技术工艺、产品销路、经济效益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更重要的一点是，建厂所需的200万元启动资金一时无法落实，因而，建厂的议案一直没有获得通过。时间转眼就到了1986年的春季，依靠气矿提供的天然气做能源的石柱县炭黑厂建成投产。消息传来，给了建南人很大的震动，也坚定了他们建设炭黑厂的决心。于是，指派胡东成、傅显昭、陈安南三名同志专程赶赴潜江，向管理局领导“求援”。在由副局长陈勇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上，建南的三名同志就炭黑厂建设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管理局专题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建南建设2500吨产能的炭黑厂，资源可靠，技术可行，规模适当，效益看好，同意建设“江汉石油管理局炭黑厂”。这个决定给即将建设的炭黑厂戴了顶管理局的“帽子”，但建南人没有去较真，只要能早日把炭黑厂建起来，管它戴什么“帽子”呢？

有了管理局的大力支持，炭黑厂的建设很快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86年5月13日，指挥部成立了以胡东成为组长、李代德、傅显昭、龙邦成、陈锡楠、陈安南、谭佑荣等同志组成的建厂筹备组，正式开始建厂工作。7月份，完成了与垫江机电厂的设备制作合同，8月，初步完成各种仪表、蝶阀、电机等主要材料设备订购。同时，炭黑厂的第一届领导班子组建完成，周述久、卿成扬、陈安南正式走马上任，从机运队、工程队、供应站、水电车间等基层单位抽调了刘荣华、廖光金、王斌、杨志保、郑俊婷等数十名职工，并招聘了高承军、张家茂、陈爱琳、吴军刚等十多名大集体职工，一共90多人，组建起第一批炭黑厂职工队伍。厂房有了，队伍也有了，但谁也没有从事过炭黑生产，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于是，由李君山、周述久、卿成扬、汪宏金等人带队，分期分批到隆昌黄家场和石柱县炭黑厂进行跟班学习，学习人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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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南炭黑厂是在原来的完井大队的停车场空地上破土动工的，对于已经坚守了几年“摊子”的建南人来说，这绝对算得上是近几年来最振奋人心的大事，指挥部的各个部门、各个基层单位都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大事，从人力到物力，全力配合，全力支持。当建厂资金出现短缺时，大家主动提出推迟发放工资，并且集资近20万元支持建厂，“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是近几年没有出现过的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的场面。为了栽好这棵“梧桐树”，矿区的男女老少都贡献着力量：供应站员工全体上阵，四面八方出击，联系、采购材料，保证了各种原材料的及时到位，不拖施工的“后腿”。机运队的机加工班更是忙乎，一个月内，人均加班17天，采取人歇机器不歇的办法，赶制、加工各类工件17000多件套。工程队的职工换班轮休，日夜有人盯在施工现场，确保土建施工的进度和质量。采气队、修井队人员夜以继日地安装井上输气流程、管线和北集站的集输气装置。水电车间职工连续加班加点达半年之久，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克服各种困难，安装柴油发电设备和炭黑厂所需电气设备。地质队、职工医院和矿部机关也没有闲着，干部、工人齐上阵，先后出动2100多人次，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义务劳动，装卸各种器材上千吨。最令人感动的是，连子弟学校也动员了起来，初中班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星期天到建设工地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真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炭黑总动员”，给已经沉寂数年的建南带来了勃勃生机。石柱县那个同类型的炭黑厂，建厂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建南炭黑厂仅用了9个月便建成投产，缩短工期三个月。其实，表面上看是缩短了工期，它的实质，是反映了建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人，面临物质条件的贫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的委靡、灵魂的沉沦，精、气、神不散，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一个人是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1987年6月29日，在全矿职工家属的欢呼声中，建南炭黑厂生产出了第一炉天然气半补强炉法炭黑，实现了建厂、烘炉、投产、质量四个一次成功。当年共生产优质炭黑1360吨，填补了湖北省化工行业的一项空白。建南沟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腾龙”。

1988年，由于炭黑厂的成功建成，带动了天然气产量的大幅增加，天然气处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年，甩掉了连续六年靠扶贫、吃补贴的帽子，并且首次向管理局上交了130万元利润。1990年，经国家级的“炭研所”几次抽检和用户普遍的良好反映，“腾龙牌”炭黑被评为湖北省“省优产品”。1991年，又被化工部评为“部优产品”。优异的产品质量，加上完善的售后服务，使“腾龙”这只金凤凰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畅销山东、江苏、湖南、贵州等11个省，拥有55家用户。1993年，炭黑厂又迈上新的台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第二套年产1500吨的铁壳炉生产线建成投产。两套装置具备了年产4000吨炭黑的能力。坐落于小山沟里的炭黑厂闯出了大市场，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991年2月10日的《中国石油报》以《路，靠自己走出来》为标题，对炭黑厂的成功进行的宣传报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这种路是属于别人的，只有靠勇气和决心闯出来的路，才是自己的。同年5月，《湖北日报》以《龙，靠什么腾飞》为题，也对炭黑厂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腾龙”。已故诗人汪国真有这样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守摊子”的十多年中，建南人没有碌碌无为，更没有一味地向上伸手，等着吃“嗟来之食”，而是靠自己坚实的脚步，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值得一提的是，谈及炭黑厂的辉煌，就不能不说到一名天然气处的老领导，他虽然在这里任职的时间很短，但他给封闭在山沟里的天然气处带来了一缕改革的春风，他就是1998年至2000年在这里担任处长的周士良。九十年代末期，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高潮，但却走入了一个“怪圈”，很多企业都被套入其中，这就是“三角债”，炭黑厂也没能幸免。炭黑厂的产品很畅销，但是，货销出去了，货款却收不回来，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再生产，炭黑厂搞销售的同志很辛苦，可以说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可还是收效甚微。周士良同志提出了一个鼓舞士气的办法：视收回货款的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奖励。这个时期，油田其他单位都早已实行奖金制度，天然气处却还在艰难度日，何曾见过奖金？因此，很多人对处里出台的这条新政策都持观望态度。炭黑厂有个叫丁必胜的同志真的收回了大笔货款，周士良召开大会，当众兑现诺言，一次性奖励丁必胜20万元，一大袋子的人民币，使得到的人激动，也使看到的人亢奋，说刺激也好，说调动也罢，反正天然气处的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事实：努力做好工作，人人都可以拿到奖金。

2004年，经江汉油田分公司批准，建南炭黑厂正式关闭。炭黑厂的机器、设备、厂房都已经消失了，反应炉里那燃烧了18年的熊熊火焰熄灭了，但它永远留存在建南人的脑海里，留存在企业的“厂史”里，它永远是后来者们精神上的“不动产”。

 

10  长缨在手，众志成城缚气龙

建南天然气的勘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对于一个气矿来说，地质勘探只是它的一条腿，它的另外一条腿，就是气田的开采利用。有了天然气的采输工程，气田才能全面的向前发展，这就要有一支专业的采气队伍。建南气田的采气队成立于1977年，但它利用探井试采输气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这里，是建南天然气外输的源头，是采气队的“老家”。

1972年，建南气田的发现井——建3井成为工业气井后，早已建成投产的利川县盐厂一直采用的是烧煤熬盐的生产工艺，能耗高不说，产能也很低，现在，身边有了天然气，他们当然更愿意使用这种新能源，这就是典型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盐厂就向气矿提出了使用天然气的要求。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多数人恐怕还没有听说过天然气，更不要说用它生火煮饭了。幸福，往往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降临的。气矿当时见到工业气流的井不多，对井下产气层的情况尚不清楚，为了获取产气层的动态资料，就同意利用已经完成的探井进行试采生产，按每立方米6分钱的价格，向利川县盐厂提供井口气作为它的能源。采输气，这可是建南人第一次接触的“新玩意儿”，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但不用担心，中国的老话一直都说得很准的：“高手在民间”。于是，由酸化队自行设计、机修站加工的第一套用套管制作的卧式分离器生产出来了，它虽然很“土”，但它是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有了分离器，又在建南镇场口边修建了一间30平米的小平房，作为配送气的计量房，每天向盐厂输气5000立方米。此时，气矿还没有配备专门管理采输气的人员，采输气的管理先是由酸化队抽人轮流看井，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就由酸化队地质技术员王道贵、尹代湘负责，相对固定了何基贵、李科才、张万祥、黄谷云等几名工人值班看守。这就是采输气工作的发端，它虽然很简陋，但毕竟迈出了采输气工作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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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利川盐厂用上天然气以后，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将平锅熬盐改成了真空制盐的新工艺，每日的用气量增加到20000立方米。气矿根据对方的需求，又增建了建10井采输气流程，将建10井的气集中到建3井汇集，在满足利川盐厂用气需求的同时，也给气矿的机修部、运输大队、机关等几个职工食堂提供天然气，建南人开始吃上了自己开采出来的天然气煮的饭。供气的规模扩大了，管理人员也要加强，为方便管理，就在酸化队抽调人员成立了采气班，由何基贵任班长，王道贵负责技术，这就是采气队的雏形。1976年，江汉石油管理局正式批准气矿成立采气队。1977年10月，建13井在石炭系打出了低含硫天然气以后，气矿即开始在建南沟里部署临时输气管线，为气矿家属住户输气。随着试采作业工作量的增多和采输气量与管理难度的增加，采气班和工具班一起从酸化队划出来，正式成立了采气队。由王春生任队长，吴运楚任指导员，何基贵任副队长，王道贵、宋本国任技术员，这就是采气队的第一任领导班子。

1985年6月，随着石柱县炭黑厂投产用气，气田开始开发南高点气藏，先后在建15井、建45井建成采输气流程，在新街建立集气站，开始为石柱县炭黑厂输气。到90年代后期，气田集输系统形成的年集输能力已达一亿立方米以上，工作范围也扩大到了地跨湖北、重庆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十多个井点，形成了点多、面广、线长的局面。采气工人付出的辛劳很大，特别是南高点的采气工人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通往各井站的道路因年久失修而坎坷难行，经常被山洪冲断或塌方，生产、生活必需品只能靠人步行数公里背上山。井站职工的值班房、宿舍多数是当年钻井队留下的土坯房，四面透风，屋顶漏雨。夏天在蚊虫的叮咬中仰望星空，冬季在刺骨的寒风中围着井场跑步驱寒。最令人无法排谴的是难耐的孤独寂寞，井站四周人迹难觅，加上晚上没有电，只能在昏暗的马灯下，与豢养的伙伴——小狗厮守，渡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我查阅到一张1998年4月19日的《江汉石油报周末版》，上面刊载了现任建南采气厂副总师邹中贵采写的文章《建南南高点趣闻录》，透过它，可以了解这些可爱的采气人是如何面对艰苦、苦中作乐的：“位于石柱县境内的建南气田南高点，因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人烟稀少，被称为世外桃园。建35井地理位置奇特，南北两面都是悬崖峭壁，东边山低，西面是下山的小路，形成喇叭状通风道，每年入冬以后，强劲的山风顺着风道呼啸而来，发出喇叭一样的尖啸，昼夜不止。第一次到这里值班的工人，都会在深夜时分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刚开始都以为是山里的野生动物在撞门，顿时神情紧张、毛骨悚然。后来经过壮胆观察，才发现是风吹动纱门撞击木门后发出的响声，虚惊一场。后来，这风敲门便成了建35井站独特的音乐。建45井旁有条山涧，由于当地几乎没有人烟，山涧里生长的螃蟹数量多、个头大，夏天是螃蟹肥硕的时节，也是山路经常垮塌的季节，遇到公路不通，赶不了场，买不到蔬菜，大伙就在深夜打着手电筒，提着水桶，到山涧里捉螃蟹，不一会儿，就可以捉到很多，用盐水一煮，就是鲜嫩无比的风味晚餐。”

在1990年1月20日的《江汉石油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大山的儿女》的散文，它的作者是陈仁科。文中给读者讲述了几个建南采气人的感人故事。有个叫廖庆伦的老师傅，带着妻儿老小住守建33井，一家人不知道麻将扑克为何物，也没有电影电视可看，工余时间就耕种点蔬菜、包谷，天黑就关住小柴门，合家而居。当洪水爆发，把他一家居住的小屋和菜地、包谷地全部吞没时，他拖着妻儿、抱着井站的资料，全家人只能躲进岩洞里栖身，用一把破油布伞遮挡肆虐的暴雨。望着泡在水中的井站，他只能老泪纵横。这位以站为家、在这里默默坚守了38年的老工人，把一生的喜乐哀愁和全部希望都寄托给了大山。山间的包谷地里长大的女儿，在招工考试时，数学的分数是零分。一个无情的园圈，一个残酷的数字，顿时击碎了老廖全家的梦想和希望。一家三口无言地围坐在一起，泪眼凝眸着四周巍巍的大山，听着山风从身边吹过，感受着大山带来的沉重。能怪女儿不聪明吗？能怪这口泛着黄锈的气井吗？还是该怪这座阻断了一个少女青春年华的大山？老廖家祖宗八代只出了他一个“工人阶级”啊！他的身上背负着全家几代人的自豪和荣耀，这些都要断送在自己手里了，苍天不公啊！这么多年，他把这口井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呵护，当成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堂客”，精心保养着它，老廖扪心自问：我对得起它呀，老天爷为什么要惩罚我呢？后来，老廖还是为女儿选择了大山，让她进了炭黑厂，成为了“气二代”，续上了老廖家“工人阶级”的“香火”。

住守建15井的工人叫何定兵，1989年，他自己井站渡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节前，与他一起守井的两个女工都下山回家了，只有他和一只小狗还坚守在井站。大年三十这天，地上覆盖着过膝的大雪，群山都披上了银装。他自己动手，烧好了菜，拿出了酒，把小狗也请上了桌，他坐上席，狗坐下首，邀狗共食，欢度佳节。也许是寒风捎来了山外的火药味，也许在微醺中听到了山下传来的鞭炮声，也许这一切都只是幻觉，他猛地摔碎了酒杯，又飞起一脚，把无辜的小狗踢出了门外，山风扑灭了蜡烛，井场陷入了一片黑暗。躺在被窝里的何定兵一夜无眠，百感交集。他像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对小狗絮絮叨叨：我要回家，我要过年。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天还没有透亮，他从被窝里一跃而起，神情亢奋地朝山下冲去，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回家过年，哪怕要徒步跋涉60公里，他也要回家。迎着刺骨的寒风，躺着二尺深的积雪，他一步一步向山下挪动。走出里把路远时，耳边传来了小狗的吠声，吠声中充满了伤感和绝望。回望冰雪覆盖的井场，他再也挪不开步子，双腿定在了地上，他仿佛听到小狗在骂自己：你这个懦夫！你这个逃兵！他捧起一把雪，捏成了雪球，砸在自己的脑袋上。冰凉的雪水使他恢复了理智，转身向井站走去。他回到住地，手扶铁门，双腿不由自主的跪了下去。小狗欢快地跑来迎接他，激动地对着他又是蹦又是舔。他紧紧地抱住小狗，两行热泪潸然涌出，顺颊而下，洁白的雪地上呈现出两个黑洞。小狗也在流泪，四只婆娑的泪眼相望。这个年，他和它过得很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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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听说过“南高点七仙女”的故事，但那毕竟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年轻的建南人已经不知道何为“七仙女”，年龄大些的人也已经说不全“七仙女”是哪几个人了。几经周折，我总算找齐了“七仙女”的名字：黄文氢、宋江玲、贾水红、何明华、盛菊香、王国庆、龚玉萍。又经过一翻打探，终于先后见到了贾水红、黄文氢和宋江玲三人。她们都已经或即将退休，没有想到，时隔30多年，还会有“好事者”来找她们述说南高点的往事。说到1986年，她们真的有“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的感触，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伤感处，她们掩面而泣，高兴处，她们开怀大笑，真的像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回到了草创时期的南高点。她们七个姑娘，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也就二十出头，一头扎进了石柱县的大山之中。黄文氢说，刚来时，看到的都是烂石头路，心里就有落难的感觉。每天静下来就想家。她的父亲是老知识分子，在江汉仪表厂子弟学校当校长。生得娇小伶俐的黄文氢有着与众不同的坚韧，她的身上融入了大山的品格。贾水红性格开朗，打眼一看，就是一个女汉子，说话、干事都是干脆利索。宋江玲是“七仙女”中惟一做了母亲的，她那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儿子也随妈妈上了南高点，三个月大的虎子，成了南高点最年轻的“员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哭。他的哭声，也是妈妈们点缀生活的音乐。

女人的世界是多彩的，哪怕是在人迹罕至的穷山沟里。她们找到了排遣寂寞、忧愁的自娱自乐方式：上山采蘑菇，下溪捉小鱼，织毛衣，想心事。这一切与宋江玲无关。儿子的小名叫虎子，他太小了，她除了上班，还要忙着洗尿布、做饭，冲米糊糊。一个周末的晚上，她值零点班，山里蚊虫多，她轻轻给虎子掖好被子、蚊帐。为了工作，她只能让幼小的儿子独自度过漫漫长夜。凌晨4点，一声婴儿的哭啼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宋江玲急忙跑回宿舍，眼前的一幕不仅使她眼里流泪，更使她心里流血：儿子从床上摔在地下。好在虎子没有大碍，抱着还在大哭的儿子，她也痛哭起来，用哭声喧泄心里的苦衷。儿子的哭声，妈妈听得懂，但妈妈的哭声，要等到儿子晓事以后才能懂。领导为了照顾宋江玲，给她调换了工作，值守一部老式电台，每天三次向生产调度室汇报各个井组的井压、套压、采气量等数据。当着我的面，她情不自禁的又演示了一次：301,301，我是302，听到请回答。呼叫完毕，她笑着问我：这像不像地下党搞联络的？说到电台她如此开心，并不是这玩艺好玩，而是体现了领导对她和儿子的关心和照顾。事到如今，她心里仍充满感激。她特别提出来，要感谢王国庆。我有点不解：你们七姐妹感情都很好，为什么要特别感谢王国庆呢？她说，每次领导排班次的时候，王国庆都要求排在我的后面，这样，她就可以提前来接我的班，我下零点的班，她9、10点钟就来接班了，叫我早点回去带儿子。我问她，给虎子讲过南高点的故事吗？她说，自打儿子记事起，就经常给他讲这些事，他很感激六个阿姨，是她们一起把他带大的。已经成长为生物学博士的虎子，想必也早已注入了建南人共有的基因：感恩。

1986年的中秋节，其他同志都回家了，只有黄文氢和贾水红留守值班。老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两个女人也要唱台戏，买来一瓶“红双喜”牌的白酒，在溶溶的月光下，朝着潜江的方向，跪拜远方的父母和家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色，山风，树影，更增添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境。两个正值青春韶华、玫瑰年轮的姑娘，你一口，我一口，把一瓶白酒干完了。贾水红先醉了，瘫倒在地上又哭又笑，黄文氢抱着她，劝她不要哭，自己却比她哭得更起劲。黄文氢说起贾水红的醉态来津津有味，但她自己的“糗事”却只字未提，倒是宋江玲说出来了一件。有一次，南集站里改善生活，给大伙吃包子，那可是实打实的鲜肉大包子，而且是不限量的，谁都可以敞开肚皮吃，只要你能装得下，这就像是30多年后兴起的自助餐。个头不大、平时饭量也不大的黄文氢，这次当了把女汉子，楞是把10个肉包子塞进了肚子里。结果是，嘴巴过了瘾，肚子遭了罪，难受得哼叽了一晚上。90年代初，有记者去采访过她们，问过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让你们再上南高点，你们会去吗？七姐妹异口同声的回答：去！连声音、语气都一样。2015年的夏天，当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问起：上南高点后悔吗？黄文氢、贾水红、宋江玲三人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辙：不后悔。先哲曾经说过：苦难也是一笔财富。我看得出来，七仙女都特别珍视这笔财富。

几十年来，采气队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人和事，也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邵诗应、袁俊如、余保正、黄俊超、刘义斌、张春荣、胡建丰、林涛等等，这一串闪光的名字可以罗列很长很长。周育武、朱福安、刘华敏、邹中贵、许乐麟，这些处级干部都曾经在采气队经过磨砺。刘义斌、向明兵、黎三龙、杜海平、范举中、黄俊超、罗林波、刘宁等，能够成长为科室长，都是采气队这片沃土滋养起来的。1988年秋，局党委书记文光辉到南高点检查工作时说，建南是我们江汉局的“老山前线”，南高点就是老山前线的“猫耳洞”。这一比喻，不仅仅是说它的艰苦，更深层的含意是：“猫耳洞”虽然小，但它对决定整个战局的胜负，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守摊子”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正是有了这些坚韧、无畏、勤劳的人，坚守在异常艰苦的“猫耳洞”这样的阵地上，才能使各井站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输出，为气田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2000年9月，即将离任的管理局局长刘恩学专程来到地处深山老林的南高点，与坚守井站的工人们告别，与各个“猫儿洞”告别，他深有感慨地说，你们天然气处采气队几十年来都坚守在山高路远、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每个人都在做着默默无闻的奉献，为我们江汉局、也为中国石化采气，更是争“气”，这里真是个锻炼、培养人的好地方啊。2001年10月，新任局长常子恒来到建南，跑遍了分散各地的每一个井站，他对工人们嘘寒问暖，查看每一个井站的值班房，对陪同的同志说，看了采气工人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我就要问问，什么是艰苦？这就是艰苦，这里就最能锻炼人。今后要改善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新建的井站都要修建“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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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气队成立至今，它的人员已经换了好几茬，当年的鄢代荣、柳仁山、陈大志、廖庆伦等一大批老一辈采气人都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令人欣喜的是，尽管采气井站的生活、工作环境改善了，人员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采气队的“魂”没有变：立足本职、钻研技术的光荣传统没有变，认真负责、自觉从严的职业道德没有变，克难奋进、敢抓善管的工作作风没有变，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行业精神没有变。正是因为这些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的发扬、传承，采气队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到今天，先后获得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予的“双文明一级队”、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银牌队”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成为了建南采气厂一根粗壮的顶梁柱。几代人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这株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2011年秋天，我随江汉油田文联的作家采风团到建南生活过几天，还专门到南高点的井站参观学习，了解守站工人的工作情况，下山的时候，司机师傅打开了车上的音响，放的是刘欢的歌《心中的太阳》：“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个更高。。。。。。”当时，我就在汽车的颠簸中瑕想：刘欢如果能到建南的大山里来转一转，看看我们的采气站，看看我们的采气工人，看看山上的采气树，他马上就会知道哪棵树更大、哪棵树更高了，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没有想到，几年以后，我又一次与建南结缘，再一次仰望山上那棵“小树”，真的是与那片青山“情未了”啊。

 

11  咬定青山，为脱贫解困殚精竭虑

刘祥莲，建南历任主要领导中唯一的女性。这个从黄继光家乡走出来的姑娘，一九六四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选择了进山找气，从此与鄂西山区结缘二十余年。她学的是地质专业，可时代不知是跟她过不去还是青睐她，踏进大山没几年便告别本行，改行搞政工了。从副指导员、指导员、政治处副主任、主任，一直至党委书记。她任党委书记的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体制上仍然是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胡东成是刘祥莲书记的行政搭档，他也是石油学院毕业的，学的是矿机专业，一九七零年分配到机修车间工作了十五年，从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他熟悉生产，了解下情，办事谨慎。指挥部从大下马转入守摊子后的一九八四年，受命于气田困难之际，先是配合刘祥莲书记出任科级副指挥，三年后升任更名为天然气勘探开发处的处长。

一九八二年起，管理这山沟里卖不出气的气田，很是让管理者们头疼了一阵子。人没事干，队伍难管；收入下降，人心涣散。上山打猎，下河摸鱼，屡禁不止，以致发生伤亡；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进而导致发案。究其原因，当是这时期正值建南勘探再次下马后，队伍连续成建制调下山。职工从近四千人锐减至一千四百人，后又减少至八百余人。生产任务大幅度减少，矿区基本上是处于守摊子状态，职工工资靠上级补贴，且时常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当年红红火火、名噪周边县市的一个中央大企业，一下子被失落感困扰，这种状况的确让任何管理者都感到棘手。

这时期，刘祥莲、胡东成的信念是坚定的：渝东鄂西大有搞头，守住建南摊子，就是守住今后的渝东鄂西战场。领导的职责就是保留好一支基本骨干队伍。基于此，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他们竭尽人财物所能，想千方、设百计，努力去解决好职工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创造条件建起电视差转站、娱乐室、歌舞厅，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二是增加子弟校人力财力投入，同时联系地方学校，解决了子女就学难问题。三是申请上级投资兴建正规住宅房，改善职工了长期住简易房的状况。四是连番打报告，多次上跑州、省政府，想设法方解决了农村户口家属的“农转非”和就业问题。

这些举措，是从唐纯楚任书记时开始实施，主要是在刘祥莲、胡东成时期得以完成的。这些举措，虽然缓解了一些矛盾，受到职工欢迎，但上上下下都深知，靠吃上级补贴办的好事毕竟是隔靴搔痒，既非长久之计，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解决主要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什么？路又在何方？建南这个摊子还能不能坚守得下去？

面对困难关头的一系列难题，有不少人想到并提出了各种办法：有请求撤销建制、调动下山的馊点子，也有誓守基地、以利重上的正能量。书记刘祥莲、指挥胡东成肩负起了上级托付的重担，发挥了牵头、带头、导向的决定作用。明确了必须坚守阵地战略方针，在多种不同会议、场合宣传、亮明班子意图及个人决心。“坚持是前提，在坚守中找事干，利用既有资源发展生产。职工有事干了，收入稳定了，人心才安稳。这是种种办法的核心要素，也是建南的前景和我们共同的责任”。具体干点啥事，上级有补贴无意图，还必须靠本单位领导者下决心定夺。接下来，书记、指挥多次率队，餐风露宿上川渝、下湘黔调研厂家、市场，低三下四走访专家，千方百计咨询技术后，几经论证后，书记、指挥作出了一项后经历史证明是切合实际的决策：“利用输不出去的天然气，烧市场看好的半补强炭黑”。

不怕拼命干，就怕没事干。目标定了，关键就在于干。一九八六年春起，办炭黑厂成了矿区上下的重点工作。建厂场地的“三通一平”，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每个单位职工轮流义务加夜班挑土、抬石头，全处一个月里累计加班二千多个。刘祥莲、胡东成虽不参加轮流，却是天天到场，比谁加的班都多。建造炭黑收集间设备，需要加工零配件一万七千多件套，在大量的机加工劳动中，当过机修车间主任的胡东成，没有比谁少熬夜；转行后的操作工技术跟不上，刘祥莲又四处联络，亲自送工人到外面学习技术；建厂资金出现紧张时，书记、指挥主动推迟领工资，并带头借出近万元存款。石柱县的同类炭黑厂建厂，用了整一年时间，建南的炭黑厂仅用了九个月便建成投产，且一次成功。不到半月，产品质量便达到优等，填补了湖北省化工行业的一项空白。

投产之初，因为市场信誉度低，没有客户认可，优质的“腾龙牌炭黑”低价也难卖出去。刘祥莲书记、胡东成指挥又跑省化工厅和油田机关，恳请产品主管部门和上级出面承办“产品质量发布会”，使用户逐步接受了产品。随后又定时主动送检国家级的炭研所，使“腾龙牌炭黑”先后获得了湖北省省优产品和化工部部优产品称号。加上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热情、诚恳的售后服务，“腾龙牌炭黑”连年畅销十一省市的五十多家厂商。一九八八年便甩掉了吃上级补贴的帽子，上交了上百万利润。

建南石油人在刘书记、胡指挥带领下不甘吃补贴，自立自强办炭黑厂的事迹，行业报刊多次给予宣扬，也多次受到油田和总公司赞誉：建南的炭黑厂是“五个厂”，它是争气厂、志气厂、效益厂、稳定人心厂、振兴发展厂。这“五个厂”的 赞美，是对建南石油人渡过了困难时期的支持和肯定。这“五个厂” 的赞美，渗透着刘书记、胡指挥的领导才能和二十余年献身大山的情结。这一点一滴、一情一景，建南人当然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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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建南，“大”字是人担起一脉山

建南是一座大熔炉，艰苦就是熔炉里的炭火。1999年9月，时任中石化副总经理的牟书令到建南调研、指导工作时，对建南气矿的历史地位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建南人的最大功劳在于守住了地盘。多亏有了这一个基地，组织生产给了江汉油田很大一个战场。”牟总这句话，把建南人几十年的坚守，从战场意义提升到了战略意义。建南绝不仅仅只是建南人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它将在中石化未来的天然气勘探开发中彰显出“桥头堡”的作用。一个以建南为圆心的资源版图，将辐射鄂西渝东千山万壑。建南既是鄂西渝东的主战场，也是鄂西渝东的大后方，既是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前沿阵地，也是组织生产、后勤保障的大本营。“大建南”，绝不是囿于建南的“弹丸之地”。

搭乘三峡移民的时代列车，建南人用近40年的年轮、两代人的青春，终于把“户口”落在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的万州区，相比本部在湖北潜江的油田人而言，他们是旅居重庆的“侨民”。建南是闭塞的，一条深谷把建南嵌入了大山的褶皱，建南人就成了身着红工衣的“山民”。建南人也是幸运的，三峡库区移民的浪潮把他们冲出了山沟，在太白岩下找到了自己永久的憩园。万州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成了建南人最好的生活归宿。建南是生产基地，万州是生活基地，他们在跨省区的两个基地之间穿行，每隔20天，这群身穿红工衣的“候鸟”就要起飞翱翔。从建南的枫相坝到万州的百安坝，建南人为自己的子孙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因为这一步的步幅实在是太大了，间距达120公里，好在他们在这个“万川毕汇”的水陆码头实现了“软着陆”。

1999年，鄂西渝东地区天然气勘探开发重新启动，本世纪初，建南终于重现“大上”的壮丽景观，11部钻机奏响了新一轮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交响曲”，建深1井、三星1井、建评7井、建评12井等一批探井、评价井的开钻，为建南这个沉寂多年的老区注入了新的活力。2001年12月投入试生产的建平1井，是江汉油田乃至全国第一口超长水平天然气开发井，完钻水平段长度达1046米，该井的投产，结束了建南气田30多年来单靠勘探井进行开采的历史，标志着建南气田由此正式进入正规开采阶段。2006年初，局长张召平在建深1井开钻后曾指出：天然气勘探开发，是油田实施资源扩充战略的重点，建南地区在油田“十一五”规划中是希望所在。时任分公司总经理的方志雄强调：要创新思维，理顺气田发展思路，坚定必胜信心，实现“大建南”构想。采气厂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到“十一五”末，探明天然气储量400亿立方米，控制天然气储量400亿立方米，预测天然气储量500亿立方米，建成产能5.7亿立方米，生产天然气4.3亿立方米。2006年以后，油田继续推行“油气并举”的发展战略，加大天然气开发力度，2006年至2014年，共钻井10口，其中，建平5井、建35-2井、建评7井等获得工业气流。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天然气的需求大幅提升，这是“天时”，2万多平方公里的勘探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这是“地利”，全油田上下都坚定了找气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都俱备了，我们还缺什么呢？“大建南”，这是历史赋予建南的机遇，也是建南人担当的责任，更是江汉油田“稳油增气”的希望所在。

 

12  制服井喷，“喷”出的扩边增储上产

时光来到1995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大变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中国的“三桶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联手发动了“海湾战争”，其实质就是控制、掠夺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能源，在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提出了大上南方海相油气勘探的方针。在此决策下，中石化川鄂边区项目经理部、南方勘探公司和江汉油田分公司等单位，均加大了鄂西渝东地区的勘探力量投入，力争在这里实现勘探新突破。建南天然气处搭上这趟呼啸而来的时代列车，从“守摊子”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融入到新一轮的油气勘探开发之中，因为他们身处新区勘探的“桥头堡”，是新区勘探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也是责无旁贷的“东道主”。面对着2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建南”，为进一步落实江汉油田“建南天然气三年滚动勘探开发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他们信心满满地站上了新一轮大发展的起跑线。已经沉寂了十多年的群山，又迎来了云蒸霞蔚的春天。朝霞，给耸立的钻塔披戴上了凤冠霞帔，钻机的轰鸣，回荡在茨竹垭、见天坝、马鞍槽、黄金台、太平场、茶园坪、金鸡场、三星伴月、龙驹坝等有利地质改造带上。

1998年8月21日，为开发长兴组气藏而修井作业出现故障的建44井，在关井期间突然发生强烈井喷，天然气裹挟着水柱喷出30多米高，并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嘶吼声。据估算，气流量接近50万立方米，如此大的气量，一旦着火，势必发生爆炸井毁，任其放喷，气体中的高含量硫化氢又极可能导致方圆数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人畜中毒，这将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面对如此重大的险情，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控制井口，将气流引出井场点火燃烧，然后再设法压井，把“气龙”关进“笼子”。真的是“船漏偏遇顶头风”，发生井喷的前一天，暴雨如注，把通往井场的一段公路和一座小桥冲毁，抢险必需的救援设备和器材都无法快速运达井场。险情就是命令。一大早，在家的处领导郭令余、李君山、曹苏文、黄昌宏、刘华敏等人得知消息后，立刻跑步赶赴井场。天然气处广播室连续播出抢险救灾的紧急通知，全处近2000名职工、家属迅速动员起来，杨志保、李维安等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也纷纷主动参加抢险。建南镇政府也派出了数十人的抢险队伍。当天下午，参加抢险的400多名职工和民工，一部分负责抢修公路、桥梁，打通道路，一部分从山间小路上山，连夜爬山10余里，人抬肩扛，把部分小型设备、器材抢先运到井场。

险情发生后，全处的日常工作基本都停了下来，处领导班子在现场做出了抢险人员安排：副处长周育武从在建的天然气净化厂工地直接赶赴现场，并担任抢险突击队长，处党委书记张景一从建万管线工地赶到井场，负责现场调度和抢接放喷管线，李君山负责公路抢修和器材供应，曹苏文负责井口气流及附近漏点情况的监测，梅大浩负责安全警戒和周边民众的疏散，黄昌宏负责组织压井液，王永华负责材料加工，朱福安、童玉国、胡远忠负责所有抢险人员的生活供应及接待，刘新民、赖淑珍负责联络，处长郭令余负责总协调。做到人人有分工，个个有岗位，使抢险工作忙而不乱、忙中有序。处机关和全处的各个基层单位全员参加抢险，机运队晏国华、王诗礼、李启东，地质队张承平、李茂昭，供应站刘敏生、潘素文，劳动服务公司李显春，职工医院曾次月、曾兴发，机电车间张伟广、刘延华，物业站李新章，工程队杨学凰、李任极等基层单位的领导，各自带领职工队伍奔赴现场，按照分工各就各位，迅速投入抢险。负责担负抢险主攻任务的是修井队，他们在易仲荣、严超、何庆龙带领下，日夜坚守在井场，前两天几乎就没有合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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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勘探开发工作的安全风险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一旦发生井喷失控，将导致后果严重、损失巨大甚至灾难性的事故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建44井发生的井喷，惊动了湖北省政府和正在重组的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江汉局领导更是十分着急，井喷的第二天，副局长李国信即率领胡东成、赵云山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成立了抢险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局长刘恩学亲自带领油田一、二职工医院医护人员、救护器材和有关专业人员，赶到现场坐阵指挥抢险。李毅忠、罗开林、李通顺等钻井、作业专家及中原油田钻井专家展宝真等人，也分批赶到建南。在江汉局的求援下，四川石油管理局灭火公司专家马宗金一行5人，也于第4天深夜携带部分专用设备赶到现场。各方人马聚齐后，制定了抢险方案，逐步控制了井喷，但中途又几经反复，最终把井喷完全控制，已经是第二年的12月份，历时15个月，映红了建南半边天的建44井放喷火焰才完全熄灭。

建44井发生的这次强烈井喷，给了人们几方面的启示，它作为一次事故，惊动了中石化集团和江汉局二级领导层，控制住井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次偶然突发的大井喷，也昭示出了石柱复向斜构造带蕴藏的天然气潜力，另外，它也给出了这样的警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所钻的无套管头、且固井水泥浆返高不够的老井，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一口井就像一颗隐藏于地下的“哑弹”，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可能发生建44井这样的危急情况。明确了这个认识后，促使管理局和天然气处两级领导定下决心，很快制定出应对措施：在整个气田组织开展老井整治、进行试气会战和滚动勘探等一系列工作。其实，这一系列工作，当然是不可能在一、二年之内就完成的，它是在刘恩学、常子恒、方志雄和张召平等几任局领导人的带领下逐步、逐项落实完成的。

2002年春节，中石化西南局钻探的新851井发生事故后，建南地区的老井整治工作进一步加速，在总结前阶段试气效果不明显、整治工作进展不畅等经验教训后，由常子恒、方志雄牵头，何开平、郑有恒、彭刚、曹苏文、严金泉等领导参与策划，张承平、张集兵、王智、林娟华等人执笔，编制了《建南气田气井整治方案》，该方案提出对所有井分别采取不同的四种治理手段，一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事故的建44井等3口危险井打救援井，二是对存在严重隐患的建27井等9口井，采取拔除生产套管后侧钻，重新下防硫套管，按气井规范进行完井，三是对建3井等21口无利用价值的井，分别采取酸压作业，取全资料后封井或直接注水泥封井，四是对外围构造盐1井等14口深探井和建南构造上的建1井等19口浅探井，等待全面调查后再行安排治理。方案是客观可行的，但资金的投入达到数亿，单靠油田是承担不起的，为此，管理局领导多次向集团公司反映、汇报情况，并将陆续来鄂西渝东地区调研工作的集团公司领导牟书令、彭国生、沈琛、张耀仓等接到建南，请他们实地查看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2002年底，集团公司原则同意了江汉局上报的治理方案，并陆续将老井整治资金列入总公司计划，使老井整治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建南地区自1982年停止打井以后，时隔18年，又重新看到了高耸的钻塔，重新听到了钻机的轰鸣，在打开发井的同时，接连部署了多口扩边井和外围构造下组合的探井，这批预探井、评价井和扩边井，只要是“建”字号的井，都见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建南构造的扩边增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01年8月，常子恒、方志雄等局领导，率领局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局研究院、采油院、井下作业处等厂处的30多名不同专业的专家、技术骨干，集中住扎在建南，另外还有钻井处、井下作业处、运输处、油田处、供应处等单位的施工队伍，共有近千人云集建南。一时间，小小的建南招待所变得热闹起来，白天，领导和专家们分头跑井场，了解、指导作业施工，晚上齐聚招待所会议室，生产会、资料分析会、专题讨论会，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整个招待所成了会战指挥部和作战室。参与会战的技术专家和骨干，一面组织开展老井整治、试气作业，一面认真复查七十年代的老资料。经过多次讨论对比，选定了建68井井位，完钻后未获成果，经研究后证明，是因扩边胃口过大，位移了1200米。经过论证，又进行上提侧钻，改变方位，减小位移，后经作业试气，获得日产气53000立方米。经国家储委认定，建南构造南高点飞三气藏含气面积增加50多平方公里，储量增加48亿立方米。由局研究院和天然气处共同研究、提出的建评7井，在钻遇飞三气层后，发现该层向东北具有增厚变好的趋势，表明南高点飞三气层增加储量的希望很大。于是，在钻穿长兴组完钻后，在四川局施工队伍配合下，进行酸压加连续油管注氮排液作业，获日产气66000立方米的佳绩，从而扩大了南高点建43井区长二气藏含气面积近13平方公里，新增探明储量23亿多立方米。  

随着这一轮整治老井、试气作业会战的结束，建南地区初步实现了扩边增储上产的目标，气田面积扩大至164平方公里，探明储量、控制储量都已进入国家中型气田行列。

 

13  巧手梳妆，让天然气“净身出门”

90年代中期，建南周边城市、厂矿和天然气处炭黑厂的扩建，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增大，以及建南——万县输气管线的酝酿上马，建南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已正式列入江汉石油管理局的“九五”发展规划，为此，天然气处开始着手开发利用已封存多年、硫化氢含量较高的北高点长兴气藏。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对长兴气藏进行常规的开发作业，更关键的是要建设天然气净化装置，剔除其有害成分，确保它净身才能出门，否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因而，建设天然气净化厂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5年8月，经管理局批准，成立了以李代德为组长的长兴开发项目组，气藏开发与净化厂建设同时启动。

建设天然气净化厂，这对建南气田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对管理局来说，也属首次，局、处两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天然气处成立了李代德任组长、周育武任副组长、刘先寿、刘敏生、朱德军等人组成的净化厂筹备小组，下设由许乐麟、孙建法等人组成的净化、回收、电仪、土建等多个施工小组，各司其责，开始运作。管理局计划处、安全处、基建处、化工处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康国良、张寿熙、赵大甲等先后分5批、共36人次来到建南，进行专项调研、论证、选址。筹备小组、建厂小组与管理局有关部门的同志一道，多次到四川成都、泸州、重庆垫江等地的化工研究院、设计院和净化厂学习考察、参观咨询，并分批派出技术人员外出培训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摸索，基本完成了设计、材料订购和各项开工手续等筹备工作，1996年10月4日，计划投资1060万元，由泸州天然气研究院、垫江脱硫厂、川仪十八厂、江汉金属容器厂等单位参与设计、建设，采用胺法脱硫工艺和克劳斯硫磺回收工艺技术的江汉油田第一座天然气净化厂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开工前后，天然气处精心组织，陆续从机运队、炭黑厂、水电车间、处机关等单位抽调出张根建、李勇、张鸣等50多名生产骨干和青年工人，组建起第一批净化厂职工队伍，由孙建法、张三荣、潘春雷、陈安南组成第一任领导班子，带领职工一边集中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一边参加土建施工、设备安装、等建厂劳动，从中熟悉了解、学习掌握净化设备的性能、原理。随后，由张三荣、潘春雷带队，分批将颜济、王锐、张晓玲、湛锦秀等大部分职工派往垫江脱硫厂，跟班学习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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