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电灯的光荣史——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电力工业1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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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我一直认为，第十八任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于1879年夏天对上海的到访，是加速中国电力工业萌芽的重要事件。尽管格兰特身材矮小，个性温和娴静，甚至还带点少女的羞怯。但只要他一跨上马背，那种矫捷勇猛的气概顿时与他日常的表现判若两人。他的高超骑术甚至为他在西点军校博得了“超级骑手”的称号。格兰特最令人瞩目的资历，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总统，而且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期任联邦军总司令，屡建奇功。据说这位能征善战但不善于理政的总统，在卸任后曾周游世界。那么，1879年他抵达上海，很有可能是他周游世界的其中一站，因为他在1877年已经退出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是卸任总统，但格兰特在上海依旧得到众星捧月般的接待。当政者还特地从英国运来一台小型引擎发电机，并在格兰特逗留期间，也就是1879年8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外滩北面礼查饭店使用了两个晚上。当时，电灯在中国还是一个神秘的电器，被称之为“奇异的灯”，也有人称它为“奇异的自来月”。

在格兰特到访上海三年后，也是夏天，中国电力工业最初的曙光，在这座东方大都会张开眼睛，开始探视世界。

这要从三位英国商人说起。1882年5月，英国商人狄斯、罗、魏特迈，招股筹银5万两，成立上海电气公司，从美国克利芙兰白勒喜电气公司购得发电机，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今南京东路181号）创办发电厂，安装蒸汽发电机组一台11.93千瓦。同时，在电厂转角围墙内竖起第一根电杆，并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架设长达6.4公里的电线，沿线串接15盏弧光灯，于1882年7月26日下午7时开始供电。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傍晚，当电流通过电线的一刹那，15盏弧光灯大放光芒，令无数行人驻足观看，竟有些不知所措，以为黝黯的天空突然升起一些明朗的月亮，围观者之众，一时成为上海街头美谈。

这座装机容量不足12千瓦的发电厂，成为中国电力工业最有力量的萌芽。如果从时间上来作一个比较，中国电力的起步，几乎与世界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北火车站只不过晚建了7年，比英国伦敦霍尔蓬高架路电厂晚建6个月，但是，比美国纽约珠街电厂则要早建2个月，而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更是要早5年。

对于上海这一神奇电灯的出现，赞美者赋诗颂。我在旧报觅得小诗一首，颇为生动：

阴阳相簿电光凝，参透元和引作灯；

白昼不明空仰望，黄昏有焰竞趋承；

辉煌曾否金蛇擎，焰耀争如玉兔新；

信是气中藏霹雳，消除乖戾现祥征。

 

但也有反对者。比如清政府上海道台认为“电灯有患”，如有不测，将焚屋伤人无法可救，并且在这一年的11月下令禁止中国人使用电灯，同时照会英国政府领事馆，要求停用电灯。然而，已经使用过电灯的上海俱乐部及部分民众，经过对比，自然发现电灯的效用是油灯和煤气灯等其他照明用具无法比拟的，所以，政府的一纸禁令，非但没有禁住，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民众争相申请使用。从此，上海的夜色，渐渐明亮而缤纷。

大都会的有轨电车

电在中国大地上的陆续出现，给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其中有轨电车曾经是大都会街头一道移动的风景。

中国最早的有轨电车出现在清朝时期的北京，时间是1899年，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修建，连接郊区的马家堡火车站与永定门。1904年香港开通有轨电车，此后设有租界或成为通商口岸的各个中国城市相继开通有轨电车，天津、上海先后于1906年、1908年开通。日本和俄国相继在大连、哈尔滨、长春、沈阳、开通有轨电车线路。北京的市内有轨电车在1924年开通。

天津建立有轨电车的动议始于1901年11月，当时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出面，联合了在天津的外国人，发起组织“电车电灯公司董事会”。1904年，“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成立，成为中国内地城市中最早出现的城市公交企业。同年4月，中国和比利时双方在天津签订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比商获得承办权即着手实施。共拨出25万英镑（约折合当时银元250万元），作为兴办资金，先在东浮桥口沿海河马路购置楼房，成立天津管理处，后又购买了望海楼后金家窑地段建立发电厂。而后又在天津城西南角、南开中学北侧，建起了电车库房，另附修理部于车场内，专供维修保养有轨电车之用。其运行车辆铁轨、架空线及一切机器、装备均从比利时买进。1906年6月2日，比商的白牌电车“围城转”的线路完工，长5.16公里，当时只能单向运行。即使这样，当第一辆看上去非常简陋的有轨电车开在铁轨上时，仍轰动了整个津城。此后几十年中陆续又开通了红牌、蓝牌、黄牌、绿牌、花牌（车前悬挂蓝、黄两色标牌，故称“花牌”）、紫牌等有轨电车线路。至于用颜色区别不同线路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市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文盲还占相当一部分比例，颜色比数字好记。

1907年，运营天津有轨电车的比电公司在城内建成双行轨道。此后，比电公司又陆续开辟了6条车身颜色各异的电车路线，全长近22公里。初期运行25辆机车，每辆拖四至五节车厢，环城一周45分钟。头等车厢座位有绒垫，车厢有地毯、痰盂、电扇，票价铜元4枚，二等座位则是竹藤座椅，票价铜元2枚，半程1枚。随着市民对电车的认同和乘客数量的增多，电车车厢一律改成了普通座位。有轨电车从它问世那天起，就是一辆“木头车”，其车体除底盘、车轮和车顶上的接线弓外，几乎全是木制件。那时出现在天津的有轨电车有两种。一种是齐头齐脑的，后面拖着一辆较小的车厢，走起来前后车厢连接部位的两块顶铁总是“咣咣”地碰撞。另一种是圆头圆脑的单车，车身较长，拐弯时显得很笨。无论哪一种，车厢内部都被漆成黄色；座椅都是背靠车窗围成一圈；司机踩的都是踏铃，“当当”的声音完全一样。有轨电车的动力来自电动机，与汽油发动机相比，其驱动、控制系统十分简易。驾驶台上装有一只水平放置的摇把，司机驾驶时手握摇把轻轻转动，通过改变电阻控制着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着车速。那时的有轨电车时速最快20公里左右。

然而，令比电公司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五彩斑斓的电车投入运行后虽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但生意却异常惨淡。比利时人好不容易才找出原因，原来，当时的人对电不甚了解，担心乘坐电车会触电而亡，没人敢去尝试这个新鲜事物。无奈之下，比电公司采取了免费试乘、大幅降低票价等手段吸引乘客，还在头等车厢特设绒垫座位，并配备了地毯、痰盂、电扇等设施，这才逐渐吸引到了一些大胆的市民前来试乘。他们在试乘后，发现电车不但安全、便利，而且比乘马车和轿子出行更加舒适。经过他们的宣传，电车的生意日渐火爆。随着客流量增多，比电公司取消了车厢等级，票价也成倍上涨。到1912年，该公司就收回了全部投资。从1916年到1928年，比电公司从公交线路上赚取了2500万银元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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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轨电车的出现要稍晚于天津。但动议的时间却要早于天津。1881年6月27日，在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载有有轨电车问题的讨论：怡和洋行来信告诉董事会说，他们打算早日提出一项为在租界内引进有轨电车的方案，要求在成立一个公司之前取得纳税人会议的必要许可。而第一辆有轨电车出现在上海街头则是1908年3月5日，其起始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穿过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并沿着外滩，抵达广东路外滩，全程6.04公里。这不仅意味着上海现代公共交通的起步，也说明上海人就此搭上了城市现代化的快车。作为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电车的问世在上海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有轨电车还在试车阶段，1908年2月，当时的《中法新汇报》就报道说：“这种电车既看不见蒸汽，又看不见机器，但却能自动。”3月，《字林西报》也报道说：“路上立着许多人，张大眼睛和嘴巴惊奇地看着电车。有时发现轨道里有几块小石头，这可能是中国玩童的恶作剧。”当年意大利著名摄影师阿•劳罗来到中国，恰逢上海开通电车，他在上海街头拍了10多分钟的《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并在今海宁路四川北路口的维多利亚影戏院上映。

最初，上海市民对有轨电车心存恐慌，误以为坐电车会触电，不敢尝试。为此，开发商雇用了一批失业者当专业坐车人，还向乘客赠送花露水、牙粉、香皂等礼物。经过一个短暂的怀疑观望后，有轨电车因其快速准时、舒适等优点，以及比马车和人力车更低廉的费用，成为上海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被誉为“大众的情人”、“公众的乘物”。据测算，每辆有轨电车的输送能力，相当于73部人力车；而每辆电车所占面积，仅合73部人力车所占面积的1/26。到后来，巨大的人流充塞着每一节车厢，上班的职员、游玩的行人、跑单帮的生意人，全赖电车把他们发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尤其在上下班时，人满为患。

1943年末，彼时，上海作家张爱玲离港已有一年半载，想起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才能听到的风吹树叶声，她感叹，还是喜欢上海的“市声”：“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在张爱玲的世界里，上海人的思绪就是行驰着的电车，所经之处，上海这座城的腔调就显出来了。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是张爱玲在上海的住处，叫爱林登公寓，后来改名为常德公寓。

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起点站就在常德公寓附近的南京西路，张爱玲光看电车就能领略沪上风貌。她对整座公寓楼里的生活都很清楚，她写苦等振保的王娇蕊，是听着电梯工咚工咚慢慢开上来；写女仆阿小的公寓一日，便是另一种体验：阿小牵着儿子一楼一楼爬上来，从后阳台看过去，城市的地景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巷”，似乎天都把脸背过去了。可惜的是，张爱玲在美国去世时，上海的有轨电车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老上海依然记得她曾说过：“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

仿佛一面乡愁的旗帜

从海上坐船进入吴淞口，遥遥可见一根高逾百米的烟囱耸立在黄浦江边。老上海人都知道，漂流在外的游子坐船回家，只要看见这根烟囱，就知道离家不远了。这根烟囱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也是当年上海的地标。就像每个村口都会有一棵年岁久远的老树，杨树浦发电厂的这根烟囱，也是上海游子乡愁的一面旗帜，看到它，就看见了家乡。

在中国电力工业的版图上，杨树浦发电厂有“中国电力工业摇篮”之称。2019年4月12日，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名单。其入选理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火力发电厂，是近代中国建造最早的大型火电厂之一，1924年，电厂年发电能力超过同时期英国著名发电基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成为当时“远东第一大电厂”（装机容量12.1万千瓦）；1933年，公司安装了一台遥控高温高压锅炉，是远东当时唯一最先进的大型锅炉；同年拥有当时全球最高的105 米钢板结构烟囱；1947年，远东地区第一台高温高压燃煤、燃油两用前置机组投产；1949 年，总装机容量增至19.85万千瓦，占当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0.5%，其发电量约为上海地区总发电量的70%；1958年首次安装了国产6000千瓦机组，结束了“洋机”一统天下47年的局面；高达105米的烟囱曾是上海最高的构筑物；有“中国电力工业摇篮”之称。

回顾杨树浦发电厂在1949年前后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家发电厂饱经沧桑。作为经济重镇上海的主力发电厂，当年，上海城区超过八成的电力供应来自杨树浦发电厂，它在新政府里的分量可想而知。当然，被赶到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也不甘束手待毙，利用一定时间内的空中军事优势，他的反扑是必然的。

轰炸大陆沿海大城市的决定是在台北市郊的草山行馆里作出的。那次会议史称草山军事会议，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大陆沿海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很显然，蒋介石希望通过瘫痪大陆原本就十分薄弱的工业基础来阻止新中国的经济振兴计划。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是台军飞机的首选目标，第一次轰炸是在1949年8月7日，那次飞临上海空域的台军飞机先用机枪袭击由黎平路码头驶往高桥的渡轮，接着就向杨树浦发电厂飞去，瞄准发电设备就是一阵疯狂扫射。这次偷袭成功让蒋介石信心大增，事后就有了那次草山军事会议，对大陆沿海的发电厂设施轰炸扩大目标并且加大了力度。

1950年2月6日对杨树浦发电厂的第二次轰炸后来被冠以“二六轰炸”，台军出动17架各型飞机对发电厂分批轮番狂轰滥炸。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发电量在一瞬间就从9亿千瓦时剧降至零，当晚上海市区陷入一片恐怖的黑暗与寂静。陈毅市长在次日和潘汉年一起察看轰炸现场，经历腥风血雨的陈毅面对惨不忍睹的发电厂设备也忍不住怒气冲天，当场就骂了娘。但电厂职工在那次空袭后只用了43个小时就让发电机恢复了运转。但这肯定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在“二六轰炸”进入第二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1日，中央军委调空军进驻上海并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台军肆无忌惮的轰炸终于得到有效遏制。

和最早一批火电厂一样，杨树浦发电厂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在2010年12月底关停。幸运的是，无论是上海市政府，还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它的所属单位国家电投，都有意将这家发电厂作为一个工业遗产保留下来。而现在，在发电厂原址上，一个工业遗址公园已经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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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遗迹公园的最后一段道路崎岖而颠簸，随处可见周边改造工程搭起的临时围墙、生锈的金属大门，这些都提示着：曾被工业时代猛烈冲刷过的土地依然保持着往昔的尊严与铿锵，作为远东第一火力发电厂，它的威严依旧。江岸上的鹤嘴吊、输煤栈桥、传送带、净水池、湿灰储灰罐、干灰储灰罐等设施在它们的原位临水而立，只不过它们都经过了设计师们的精心改造，被赋予了新的功能。

进入公园，是一个向下挖掘出的池塘，水深约一米，青苔、浮萍，不知名的水生植物与雨水，共同形成了一个雨水湿地。三个黄灰色相间、巨大而醒目的干灰储灰罐位于码头最东端，是电厂段的重要工业遗存，不久，它们会是对外开放的“灰仓艺术中心”。而两个净水池装置立在电厂厂区和滨江码头区之间，处在一片野草丛中，净水设备被拆开，分别嫁接了别的元素，但从这些零件所透出的气息中，仍能隐约感受到能量流淌千万遍的过程。其中一个净水池的功用是咖啡厅，它被装上了呈辐射状，造型奇特的屋盖，从高处看，屋盖仿佛展开双翅护住身下土地的小鸟，也如同一个来自海洋深处的贝壳。屋顶之下，是一个环形的镜面水池，曲折的屋檐与周边巨型吊车的景观倒影于水面之上，人们的视线穿越一潭净水，数丛野草，模糊了室内外的界限。

我一时恍惚，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观，竟然是杨树浦发电厂的今生。老厂新颜，何其有幸，让我从内心发出欣慰的感叹。抬起头，烟囱巨人般挺立，毫无疑问，登上去，可眺大海辽阔。

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产业工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个群体的鲜明特点，是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特性，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和骨干。

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被哈尔滨人民尊称为“白山黑水”民族魂。在赵一曼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于1933 年4 月在哈尔滨发电厂领导过电业工人大罢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早期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这次针对日伪当局的哈尔滨电业工人大罢工，坚持了三天，取得全面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内外的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党中央机关报《斗争》连续三期刊文介绍这次罢工情况，将哈尔滨电业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王孝和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王孝和（1924～1948）是浙江宁波鄞县人。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由党组织安排进杨树浦发电厂工作。1946年，在“上电”工人“九天八夜”罢工斗争中表现出色，当选为厂工会干事、工会常务理事，为维护工人利益，不顾特务威逼，领导工人与厂方斗争。1948年4月被捕，虽备受重刑，仍威武不屈，以监狱与法庭为战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同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杀。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表示：“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牺牲前，他先后写下三封遗书，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1万人在逸园举行追悼王孝和烈士大会，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1988年，上海各界隆重集会纪念王孝和英勇就义40年，江泽民同志题词：“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有“铁窗诗人”之誉的革命者何敬平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巴县栋青乡（今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一个贫农家庭。1935年，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闻讯响应，正在巴县中学读书的何敬平参加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岁的何敬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被吸收为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救国会”小组成员。1938年春节刚过，何敬平就和一群青年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中途他因被误解滞留西安，后加入国民党部队，在政治处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何敬平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本来面目，他愤然弃军回家，经朋友介绍进入重庆电力公司工作。

1945年2月，重庆电力公司发生“胡世合事件”。中共南方局领导发起了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带动全市的争人权、争民主的群众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由于勇于斗争、表现突出，何敬平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6年上半年，中共重庆电力公司党支部成立，何敬平任组织委员。党支部根据白区工作方针，在公司成立了公开合法的“职工福利社”，以组织、团结、发动广大职工配合当前形势，参加争取和平、反内战、反独裁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1948年春，在即将夺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因叛徒出卖，何敬平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在石板坡第二模范监狱、渣滓洞集中营等地。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借助渣滓洞牢房外小院坝“放风”时机，何敬平与难友们相互传递着各方面情况。1948年秋，何敬平与难友们一起分析形势，共享胜利前夕的喜悦。他饱含革命激情，用几天时间，在一片小纸上写下题为《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一诗。后经同牢房的周光复、胡春圃等人更名为《把牢底坐穿》，并谱上曲子在难友中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了惨无人道的渣滓洞大屠杀。何敬平奋力越狱逃跑时，被敌人枪杀在牢房中。为追求革命理想，他献出了31岁的年轻生命。

在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中，诞生了“渡江第一船”，它的名字叫“京电号”小火轮。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了南京的江浦、浦镇、浦口，第三野战军第35军通过中共地下党与首都电厂取得联系，要求尽快将停泊在中山码头的船只开往浦口码头，迎渡解放大军过江。4月23日晚，黄兴发等9名船工以发电厂运煤炭为掩护，将“京电号”小火轮开往浦口，悄悄地护送解放军过江。当晚，“京电号”先后运送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过江，攻占国民政府总统府的解放军三野35军104师312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都是由“京电号”送过江的。4月26日，邓小平听说了“京电号”的故事，连声夸赞：“了不得，了不得，头一个到达对岸，渡江第一船嘛！我也要坐这条船过江。”随后，他欣然登上“京电号”，由中山码头进入南京城。从此，“京电号”小火轮便有了“渡江第一船”的美誉。“京电号”小火轮原名“云泰轮”，是一艘钢质蒸汽机动力船。1925年，由上海人赵章麟在香港从英国人手中购得。船身长23.1米，宽4.25米，吨位49.84吨，排水量41.4吨。上海沦陷后，小火轮落入日本人手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火轮被时任国民政府首都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陆法曾收购，更名为“京电号”。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一个新政权的诞生铺就一条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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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的红旗是怎样升起的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亲自揿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这段简要叙述开国大典的文字中，毛泽东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动作，他亲自揿下了电钮，接着，红旗升起来。这面五星红旗，昭告了一个新政府的诞生。

这个开国大典的画面，对于几代中国人而言，是再也熟悉不过。在迄今为止的70年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不朽经典，是一部历史的开篇。然而，亿万人瞩目的那面红旗，是如何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却鲜为人知。

梁寿昌在现场具体负责旗杆的电气工程，根据工程师的设计，整个升降旗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根据升旗仪式和奏国歌需要的同步进行要求，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安装了电钮，电线从这里钻进天安门城楼前的马路，然后架高一直延伸到旗杆处。大理石基座里藏有总开关，还有土造的计时器，可以控制升旗时间和速度。电线直达旗杆顶端。顶端呈球状，里面有正向、反向自动开关，正向开关启动控制红旗徐徐上升，反向开关启动降下国旗。按说，这样一套电动装置很圆满，是几位工程师凑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但是，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他们忘了一个关键开关。

开国大典前夜，九月三十日夜里，万籁俱寂，只有天安门广场有几个人影。他们是旗杆的施工人员，正在对旗杆进行最后的调试。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演习升旗了。第一次演习时旗帜被卡在了旗杆中间。这一次，国旗升了上去，一直升到紫蓝色的夜空。但负责安装的工程师急了，两分多钟过去，上升节奏应该中止，怎么国旗还往上走？等到他们看清时，旗子已经被卷成一团。原来，是没有安装终止装置。也就是说，他们忘记了一个关键的开关。

但是，卷成一团的旗子下不来了。细细的旗杆支撑不住大人的重量，他们只好把在一边玩耍的天顺营造厂经理的孙子唤来，叫小孩子爬上旗杆，这才取下卷成一团的国旗。此时已夜深，梁寿昌和助手忙着安装终止开关，一直搞到天亮。

整个电动升旗装置在十月一日早晨测试成功。大会筹委会主任周恩来请聂荣臻去检查升旗设施。聂荣臻握着徐博文的手，详细询问电源保证工作，。博文说“我们采取了双电源的供电，没有问题。”徐博文时任国家资源委员成员，冀北电力公司供电科科长，多年与电打交道，十分有把握地告诉眼前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

“如果双电源同时故障，怎么办？”聂荣臻又问了一句。

徐博文一时语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到，万无一失，有备无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随即，聂荣臻叮嘱一定要准备人工升旗，把到时候可能用绳子升上去的旗先隐蔽起来，派几名士兵守在旗杆下，万一断电或失灵，立即人工升旗。无论如何要保证第一面红旗在开国大典时顺利升起。

崔乃营曾经是北京供电局总工程师、副局长，说起开国大典升仪式，也是记忆犹新，言语间，充满自豪。他告诉记者：参加升旗仪式对值班人员人选要求十分严格，选的都是共产党员。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有电力局的人，管城门楼拉上的电线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站，一个是在城门楼底下有个变电站，中山公园有一个，文化宫有一个，三个地方供电，我那时候有一个特别通行证，能在大会场里走，既可以上文化宫，又可以上中山公园去，也可以上马路上去，那时候这三个地方都归我管。

十月一日那天，徐博文亲自守在调度电话旁，监视电网运行。他的身边，还有一台音量极大的收音机，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时，他知道，五星红旗已经顺利到达了旗杆顶端。徐博文事后回记：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就听收音机，都听了，毛主席说什么话，现在请毛主席按动电钮升第一面国旗，我就在心里把这重担放下了，想起老事来非常激动。

那么，为开国大典提供的电源来自哪里呢？显然，是石景山发电厂。当时的名称是北京石景山发电所，设备容量4万5千千瓦，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冀北电力公司，这也是开国大典时，北京唯一的电源点。作为北京地区的主力发电厂，石景山发电厂不但负责供给北京市民照明和工业用电，而且还担负着天津、唐山工业的用电。

而在全国，全部的发电装机容量是184.86万千瓦，年发电量43.10亿千瓦时。这就是1949年的新政府接收的全部电力工业家当。而这一年，距离中国有电已经67年。由此可见，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电力工业发展是极其缓慢的。

1882年，英国人立德尔等招股筹银5万两，成立上海电气公司，并从美国购得发电设备，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今南京东路180号）创办上海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发电厂，安装1台16马力(11.93千瓦)蒸汽发电机组。同时，在电厂转角围墙内竖起第一根电杆，并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架设长达6.4公里的电线，沿线串接15盏弧光灯。清光绪八年六月十二，即1882年7月26日下午7时，电厂开始供电，弧光灯一齐放光，炫人眼目，吸引成百上千怀着惊喜而又新奇心情的围观者。第二天，上海的中外报纸都报道了电灯放光的消息，产生广泛影响。该电厂的建成，标志着上海电力工业，也是中国电力工业开始起步。

从石龙坝到新安江

“古滇苍苍，在水一方”。

1638年10月4日，徐霞客第二次从昆明城出来，傍晚从南坝上船，连夜航行到滇池西岸的观音山和白鱼口，天亮以后再横渡滇池20里，来到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州安江村码头，开始了他为期20天的南滇池之旅。眼见滇池“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的景象，徐霞客十分欢喜。这次南滇池之旅，徐霞客足迹所到之处，晋宁为多。他在海口小住一晚后，从滇池西南岸的海口走出晋宁地界，顺着螳螂川水流的方向到达安宁城。螳螂川是滇池唯一出口，其出口处的海口镇为螳螂川上游，也是当年徐霞客小住一晚的地方。徐霞客到达螳螂川石龙坝，为川上壮观景色所倾倒，写下“峡中螳川之水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

至此，五百里滇池之苍茫，螳螂川水势之澎湃，为272年后，开工建设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埋下完美伏笔。

去石龙坝，可出昆明城，沿滇池进入西山区。也可从安宁沿螳螂川溯流而上。我选择安宁，寻当年徐霞客的踪迹，过安宁城区外围，穿过昆钢厂区，路边的景致有乡野之魅。与当年徐霞客骑马考察不同，我只用了不足一个小时，就从安宁抵达石龙坝。在距离石龙坝电站1500米的一处三岔口，白底蓝字的路标上，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我知道，箭头所指，就是石龙坝。这一刻，我有一些抑制不住的激动。我将视线移向窗外，有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100多年以前，紧随石龙坝建厂的先辈们，也是这条小路，踩着泥泞的坡道，深入山谷，筑坝为湖，垒石为厂，将来自德国的水电设备，艰难地运进厂区，竖杆架线，电流自此出发，奔向昆明城区。从此，夜色里的滇池，不止疏钟渔火，秋雁清霜，也有光耀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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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我想象中的石龙坝水电站一样，大门右侧的一组雕塑重现了当年建厂的场景。那两个手持地图和记事本，老外模样的人，显然就是从德国聘请的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和电机工程师麦华德。而站在毛士地亚与麦华德之间的中国长者，最有可能是云南商会总理王鸿图，但也有可能是云南劝业道官僚刘岑肪，正是由于刘岑肪的倡导，引进了德国西门子技术和设备，开建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刘岑肪受云贵总督李经羲委派，开发螳螂川水电资源。他找到云南商会总理王鸿图磋商，王鸿图随即主持成立了“商办耀龙电灯股份公司”，集股金大龙圆（银元）25万元。这笔启动资金为石龙坝电站的建设提供了支撑。

自官府同意由云南商人王筱斋联络19位商业同仁，成立一家股份公司来办电业，清朝末代云贵总督李经羲的批复也显得十分霸气：“从今起，二十五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

德国《西门子杂志》在1927年1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上刊出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云南府，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被广泛运用：“在中国这个大国的内地，虽然有着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四亿多的人口，可是一般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守旧，墨守于祖辈的东西。因此很难接受新的能改善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习惯了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偏僻内地，也有那么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开拓者，他们将西方技术成就引进到自己的土地上。这些少数的勇敢者，却是对公众中的反对意见和偏见打开了一个缺口。”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有充分理由证明，石龙坝，是中国水电先驱们为后来者们画出的第一个路标。

在新中国开始规划和建设的水电工程中，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可圈可点。

1953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说是给电力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生也毫不夸张。比如水电资源的勘测、规划与建设也在全国主要江河流域全面铺开，在中国水电史上风云一时的石龙坝、夺底与丰满水电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改扩建，尤其是新安江水电站的开建，使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成为现实。这座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6公里桐官峡谷中的水电站，被人们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说它是中国水利电力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毫不为过。

万余名新安江水电站建设者经过3个春秋的日夜奋斗，降龙伏虎，战胜了千年滔滔新安江，为江南地区增添了新的动力源泉。1960年4月22日，第一台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开始发电，向浙西地区110千伏系统送电，同年9月26日，并入220千伏系统向华东电网送电。在同类工程中，在世界上，这种速度也极为罕见。尤其造价没有超过预算，包括近30万人的移民费用，投资同火电相差不多。1977年9月，9台机组全部建成发电，总装机容量为66.25万千瓦，为当时华东电网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周恩来总理曾经到过新安江，时间是1959年4月9日，并且有过一个十分著名的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的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摄影师记录了周恩来在新安江建设工地时的一些影像资料，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周恩来双手叉腰与移民交谈，周恩来的这个站姿几乎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了。他的对面是一位老大娘，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周恩来在询问这位库区移民：“大娘，搬家很麻烦，高兴吗？”照片的文字说明没有告诉读者那位大娘在面对周恩来总理时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但背井离乡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库区农民来说，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是中国水电史上首次移民达到近30万人的工程，两座分别叫遂安和淳安的县城，也就是现在已经被称作水下古城的狮城与贺城沉入了水底。近30万移民背井离乡，在最后一次回望中含泪诀别故乡，他们是电站建设的先锋。当他们在电站建成后再次回到生命的诞生地，已经找不到家乡的那条小路。随着库区蓄水水位的不断增高，一座美丽的湖泊出现了，超过一千座翠玉般黛绿的岛屿姿态清秀、仪态万方地缓缓浮出水面。这就是风景秀丽的千岛湖。

我的朋友，曾经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的童禅福是库区移民，他的父母、奶奶和他的五兄妹也曾出现在移民的迁徙行列中。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童禅福的出生地。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松崖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但是，随着库区蓄水水位的增高，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在村子里，还有一座童家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后来对童禅福讲：“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后来，童禅福写过一部专门反映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纪实文学《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是淳安人，一定程度上，也是促成童禅福写作此书的主要推手。童禅福清楚地记得，1989年8月，他奉命到北京去请邵华泽来浙江讲课。说来有趣，平生第一次见大官，童禅福心里还扑扑跳。没想到邵华泽一开口，一口浓重的淳安普通话。原来是老乡啊！童禅福喜出望外。再一讲，原来他们的老家还是两个隔壁乡的。从老家，就很自然地谈到了新安江移民的话题。第二次再见到邵华泽的时候，童禅福就递上了自己搜集采写的材料，即《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邵华泽接过材料，眼睛顿时一亮，一口气就把文章看完了。他对童禅福说：写得很不错。后来，这个稿子作为内参发表了。这也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问题，第一次得以向高层直陈。邵华泽鼓励童禅福：这段历史还没人写过，要不，你来写？就这样，童禅福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20多年间，他跑遍浙皖赣3省，去过22个县200个村子的1000多户人家，寻访了2000多人，用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他们的故事。每到一地，移民都把童禅福团团围住，他们想要说的话太多了。随着采访的深入，童禅福的使命感越强烈。他觉得，如果我不写，那么这段历史，终将随着千岛湖的清水飘走、淡去。2009年1月，《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出版。淳安县老县长、曾任杭州市副书记的王富生读完此书，说：看到这本书问世，我的一块心病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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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注新安江库区移民问题的，不止童禅福一人。早在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给党中央写过一部《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的“万言书”，他为此专题调研了一周。从此，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的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

我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与周恩来对话的那位老大娘是淳安还是遂安人。能够确定的是她的家乡已被湖水淹没。作为遂安的县城，狮城建城逾1300年，明万历壬子《遂安县志》载：“婺峰环其前，五狮拥其后，襟带五强，龙渡诸溪，肘臂六星，文昌诸阁，虽不通大驿，实严胜壤也。”可见狮城在历史上也颇为兴盛。库区开始蓄水后，当年大多数移民被就近安置，在距离狮城5公里的姜家落户。在水淹狮城时隔52年时，千岛湖管理部门第一次对狮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水下探摸。探摸的结果令人颇为吃惊。他们发现，水下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几乎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都还保存完好。甚至于有些木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没有腐烂。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的图案还清晰可见。2012年4月27日至5月1日，浙江卫视与中央电视台联手，对狮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水下直播。尤其是当年4月30日晚《焦点访谈》的播出，让这次水下考古成为国人瞩目的一件大事。这次探秘发现了不少牌坊、石雕大门、石狮子，从水下拍摄的影像资料足以说明石构建筑在湖底保存得非常完整。

作为一座移民小镇，姜家毗邻千岛湖，距狮城的沉没地也不过五公里之遥。当地政府在这里建起一座狮城博物馆，那些水中的往事，以影像和文字图片、模型的形式重现在我的眼前，尽管令人唏嘘，但看到以粉墙黛瓦为主调的小镇，与青山绿水相伴，宁静安详，心里终得一些安慰。博物馆内的一堵照片墙，贴满狮城沉没前的居民老照片，有学校的毕业合影，也有家族的合照，还有不少个人的影像，其中包括狮城镇长、中学校长。当这些密密麻麻的老照片以墙的形状出现在我的眼前，颇为震撼。照片里的很多人还健在，当他们见到自己从前拍摄的背景，沧桑和惆怅不可避免。毗邻博物馆和移民小镇，还有一座复建的“文渊狮城”，部分复原了水下古城的原貌，那些牌坊使用的原材料，有很深的古文物痕迹。我非考古爱好者，对这些牌坊的真伪无法鉴定，但是这座看上去面积不大，建筑精美的小镇，在一定程度上，能让库区移民寻找到一些家乡的影子，获取一些思乡的慰藉。

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一部著作《大江大海1949》里对淳安县城的沉没有过专门描述。一个很有可能以作家母亲为原型的年迈妇女美君回到故乡淳安，试图寻找父亲的坟，但是亲戚告诉她，曾经的千山已经变作千岛。虽然大费周折，美君自认为找到了埋葬父亲的那座山，而此时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座小岛。作家在书中感慨：“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35226万千瓦，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已经建成和在建排名前十的水电站中，中国境内的水电站占据半壁江山，它们分别是长江三峡、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和向家坝。特别是长江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其装机容量2240万千瓦。它的建成，实现了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写下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大设想。

大地之火

在大量小火电退出电力工业历史舞台的同时，单机容量更大，环保水平更高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在全国陆续兴建，其中，位于浙江宁波的北仑发电厂堪称火电之花。

1983年12月16日。宁波北仑，算山。

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它面向大海，从海滩边拔地而起，显得颇有些突兀。就自然形态而言，算山不高，它所在的位置与它身后相对绵长的山峦拉开一段距离，远远望去，很有些孤傲。但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座小山丘，将承载起与它的体积不那么相称的重量。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和将要开始的一项巨大工程，将以算山为坐标，走过漫长而不朽的岁月。

海风轻拂着算山，枯黄的野草在田野上起舞，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一列车队在路旁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人们步履匆匆地走向离算山不远的一片滩涂，然后登上了这座不高的山顶。他们中的一些人围成一圈，随行人员取出一张硕大的图纸，在人们的手上展开。这是一张电厂设计图。准确地说，这是一张北仑港发电厂的平面设计图。

李鹏，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此刻，他正站在人群的中心，俯身看着图纸上所标的位置，时而，抬起头，询问身边的技术专家一些十分专业的问题。时而，他又远眺宽阔的滩涂和前方起伏的海面。海风拂动着李鹏的衣襟。他凝视着远处，那儿，是湛蓝的海水和与大海相连的蓝天白云。几只海鸥拍打着双翅从空中掠过，发出的哨音在滩涂上空留下长长的尾音。这一天，与李鹏一起到算山视察的除了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随行人员中还有浙江省领导张兆万、翟希武和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

李鹏此次到宁波视察，对于北仑发电厂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听取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时，葛洪升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批准北仑发电厂上马建设。李鹏听完汇报，同意去现场。

后来担任北仑港发电厂筹备处主任的王天喜和副主任张令权提前到达现场等候李鹏的到来。李鹏和主要陪同人员乘坐的大轿车到达算山，王天喜等向李鹏介绍了北仑港发电厂前期准备情况，他尽量简明扼要，拣重点说。因为他知道，李鹏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是电力工业部部长，而更早，则是东北丰满水电厂的总工程师。李鹏可是名副其实的电力专家，任何与电力无关的话，都无助于北仑港发电厂项目的进展。而这个项目进展到现在，并且最终能否确定算山作为厂址，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

时光退回到1980年。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在“六五”期间要上一些大型骨干项目，为“七五”、“八五”做准备。其时，华东地区，特别是浙江省缺电情况严重，电力已经成为制约浙江乃至华东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在浙江，省电力局被老百姓诙谐地称为“拉电局”。

时任浙江省电力局局长葛洪升和他的班子成员们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研究，作出了两个现在看来依旧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一是要在沿海建设大型火电厂，调整浙江主要依靠水电的建设方针，力争尽快实现全省电量基本自给，改变依赖外省输入电力的局面；二是尽快实现全省电网联网，改变浙江电网只覆盖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部分地区半壁江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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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镇海发电厂已经发电，台州发电厂紧跟着上马建设后，全省电网联网的目标已经落实，但新增发电量仍跟不上供电量的增长。很显然，继续用12.5万千瓦的机组，一个电厂只有50万千瓦建设规模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省供电状况。

于是，在浙江省选址建造一座大容量的发电厂已经迫在眉睫。基于上述实际情况，加上中央领导的指示，无论是电力部，还是浙江省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利用北仑深水港的条优越件，在北仑港附近建设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但是，建设一座大容量的发电厂，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浙江省电力局曾跟省里汇报过。葛洪升也找了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电管局局长黄宇齐。黄宇齐答应做部里的工作，并要求华东电力设计院帮助落实。

198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中南海中央招待所。

正在北京参加中央会议的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葛洪升进行了一次对于北仑发电厂上马建设意义重大的对话。铁瑛说：“我在会上向中央反映了浙江严重缺电的问题，中央指示要中央能源委员会帮助解决，你去找能委余秋里同志（时任中央能源委员会主任）具体汇报。”

葛洪升向铁瑛汇报了他的意见。铁瑛认真听完葛洪升的汇报，说：“我同意按你的意见向余秋里同志汇报。”

次日，葛洪升来到中央能源委员会。接待葛洪升的是扬波、汪德芳两位副主任。扬波和汪德芳先后与葛洪升热情握手，说：“是秋里同志的指示，他特别交待过，由我们两人听你汇报。”扬波和汪德芳详细听取了葛洪升的汇报。表示：他们支持浙江建设大型火电厂，但目前可以先考虑建北仑发电厂。

扬波和汪德芳作出这样的表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就是葛洪升在汇报时提出，从长远看，浙江沿海的温州、台州、宁波和嘉兴都需要建设大型火电厂。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初浙江省电力局提出的规划是富有前瞻性的，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回到浙江后，葛洪升把此次与能委负责人的谈话情况先后向省委和华东电管局黄宇齐局长作了汇报。随后，省电力局成立了以副局长李志刚为首的选厂址小组。

这一年的5月份，电力部电力建设总局副局长卜毅等踏勘了宁波穿山等地，为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选择厂址。根据当时的规划，这座尚未命名的大型火力发电厂规模为建设4台单机容量为60万千瓦的火电机组。这个规模，当时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从卜毅踏勘的厂址上看，算山当时并不是排在最前面的。卜毅所踏勘的穿山虽然地域管辖范围也属于宁波北仑，但距离算山却有数十公里之遥。直到同年12月，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李志刚和华东电力设计院总工程师周传申率领的选厂小组第一次踏勘，才将算山作为一个重要的备用厂址列入其中。当时同时踏勘的厂址还有北仑山、董王和沙湾。次年春天，选厂小组又对外游山、长跳嘴、老鼠山等地进行了踏勘。也就是说，选厂小组将从这七个备用厂址中，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未来发电厂的最终厂址。

当然，选厂小组提出的方案是要根据备选厂址的实际地理位置，符合大型火力发电厂所需要的一切技术要求来作出最后的决定的。比如，就上述七个备选厂址来说，它们必须具备以下一些起码的条件：建设一座可供电厂燃煤卸运的码头；离淡水水源距离较近；出灰管道通畅。另外，厂址应当处于电网负荷中心，这也是建设大型电厂的重要条件。

经过认真踏勘，多方比较，1981年6月，华东电力设计院提交的一份《北仑港规划选厂报告》初步选择算山和董王两个厂址为备选。至此，算山离规划中的北仑港发电厂厂址只距一步之遥了。

1981年年底，浙江省电力局提出关于建设北仑港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建议。建议认为：在北仑港建厂是解决华东和浙江严重缺电的重大措施；建厂最大的优越性是可以利用北仑深水港。该局同时提出，在规划选厂的基础上，1982年进行工程选厂并完成初步设计，1983年列项，同时建议由浙江省与电力部合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中，工程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并未提及世界银行。实际上，北仑发电厂是中国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特大型火力发电厂。

李鹏在这个时候视察算山厂址，对于算山而言，也许已经预兆了一些什么。而对于李志刚和王天喜们，李鹏对算山厂址的每一个字的评价，都将对这座大电厂最终厂址的确定带来非同异常的影响。因为李鹏的这次视察，既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同时也是以一位电力专家的身份进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考察。

李鹏问的很详细，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只有行家才能够回答的。这正是王天喜和他的伙伴们所期待的。因为越是这样，越能说明李鹏对这个厂址非常感兴趣。在中国，能够找到一个官员与专家共同都能够接受的结合点，并且这个官员又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话，那么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一般都是美好的。

李鹏的目光离开图纸，放眼远方。倏然，他抬起右臂，在空中划出一道看不见的弧线，这道弧线之内，是中国黄金海岸线的一部分。李鹏说：“在北仑搞大型电厂的条件确实不错，北仑是展望中的南方最大火力发电基地之一，对于解决浙江缺电的问题，促进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将起到重大作用……”

离开算山，李鹏同意上马建设北仑发电厂。在回宁波的路上，葛洪升对李鹏说：“北仑发电厂这算定了，为了争取时间，在批文没有下发前，可以先征地，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付征地土地费，决不敲国家竹杠。”李鹏说：“有你葛洪升在这儿当书记，国家在这里建大项目，我们放心。”话音刚落，同车的人都大笑起来。

李鹏视察算山厂址后，有关这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步伐明显加快。

1984年，时任电力部正副部长的钱正英和张凤祥先后考察北仑港发电厂现场，对算山厂址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年底，国家电力部正式下文批复，同意北仑港发电厂采用算山厂址方案。

至此，算山作为我国20世纪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北仑港发电厂厂址的最终选择尘埃落定。

1991年10月和1994年11月，北仑发电厂一期两台60万千瓦机组相继投产。从此，浙江电网迈进大机组、大电网、超高压、自动化的新时代。这既是浙江电力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电力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

如今，北仑发电厂以总装机容量524万千瓦的规模，跻身全球十大火力发电厂之列。除了北仑发电厂，在全球十大火力发电厂排行榜中，我们还能见到以下中国火电厂的名字：大唐国际托克托电站装机672万千瓦，浙江嘉兴发电厂装机512万千瓦，上海外高桥发电厂装机510万千瓦，国华台山发电厂装机500万千瓦。此外，台湾台中发电厂以装机570万千瓦的规模，与上述大陆五家火电厂一起，挺进全球十大火电厂。

从代号“728”说起

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是苏联的澳布灵斯克核电站，建成于1954年6月。随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先后建成一批商用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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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较早提出要发展原子能的是毛泽东。那是1955年1月15日，此时距离澳布灵斯克核电站投运只有半年多。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列席，会议主要研究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中国要发展原子能”的战略决策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

一年后，也就是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很显然，苏联建成核电站，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有比较大的触动。但这时，中国建造核电站的时机尚不成熟。直到1964年10月16日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先后试爆成功，最高决策层才又把眼光转移到核能的和平利用上。

1969年底，来自上海的一份紧急报告中写道：上海是我国命脉产业的基地，由于少煤缺电，许多工厂面临停产，更有新办的工厂不敢开工建设，上海的运输能力已承载不了更多的运载任务，仅用煤一项就占用了上海海上运输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的一半还多……

这份报告令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也更坚定了要尽快筹建核电站的决心。

1970年2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但你们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从长远看，要解决能源问题还要靠你们自己。国外都在搞核电站，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写个报告上来，我支持你们！

周恩来同时批示：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和平利用核能，搞核电站。

不久，上海方面正式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筹建核电站的报告，并拟定了成立核电站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准备以“大会战”的形式建设此项工程。工程对外统一称“728”工程，取意周总理批示之日。组建“728办公室”（上海市核电办）、“728院”（上海核工院），实施“728工程”（最终选址秦山）。

以“728”为标志，中国核电发展正式起步。

1982年6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工业部正式上报《关于请示批准30万千瓦核电站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的报告》。同年11月，国家经委批复同意核电厂址定在浙江海盐县秦山。1982年12月3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

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开山之作拉开序幕。

在秦山核电科技馆，我看到秦山核电一期30万千瓦核电机组主控室盘台。这台机组于1990年12月建成投用，2018年3月29日停用。科技馆建成后，把这套停役的机组控制台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馆内，可以说，这是核电科技馆镇馆之宝。

秦山所在的海盐县始建于嬴政二十五年，距今2200多年。据《舆地志》《九州志》《水经注》《吴地记》等史书记载，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中曾经过海盐，修建过驰道，在此驻扎过军队，并留存有秦始皇庙、秦驻山、石屋、石碑、秦溪等诸多地名、遗迹。正因如此，海盐县，尤其是秦山地区，流传着诸多秦始皇的传说。秦始皇是否登临秦山，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了。但2000多年以前的秦始皇肯定想不到，他挥戈统一的国土上，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要建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开工后，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所在单位承担了核电站常规岛的施工安装。我去了现场，驻地濒临杭州湾，技术人员和职工临时居住的生活区建筑用红砖砌成，两层排房，围成一个院子，与核电站核心区域相隔一段距离，入现场需要驱车，并经过严格的安检。工地负责技术的工程师姓程，我们都喊他程工。程工十分瘦削，戴着顶安全帽，骑辆自行车在现场与生活区穿梭。他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是：秦山没办法。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秦山工程很困难。当时，我听了程工的话，包括其他人，都当他开玩笑。事实上，回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历程，只有亲历者，才会体验到这个工程的来之不易与建设之艰难。

最初向中央上报“728工程”建设方案和设计任务书的团队里有一个核心人物叫欧阳予。他是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

1955年的夏天，正在苏联留学的欧阳予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李强打来的电话，李强要约见欧阳予。会面时，李强告诉欧阳予：党中央决定，一面争取苏联援助，一面自力更生地发展原子能事业。李强还对欧阳予说，为发展核事业，国家需要一批留学生转向这一领域，“现在组织上决定，你要努力学习这方面的课程，将来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服务。”自此，欧阳予开始兼修核技术课，并由此与原子能结下不解之缘。

说起欧阳予，在秦山算得上如雷贯耳。我在秦山时，经常能从程工嘴里听到这个名字，而且通常是以神秘而崇敬的口吻说出来。的确，欧阳予在担任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之前，曾经主持和组织了我国第一座军用生产核反应堆的科研试验和设计。一次，我在常规岛施工现场偶遇欧阳予，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长者。程工说，他就是欧阳予。我顿时肃然起敬，居然忘记按下手中的相机快门。

在秦山核电站，与欧阳予一样声名显赫的，还有彭士禄。在秦山核电站科技馆，我问讲解员，有没有关于彭士禄的专题介绍。讲解员犹豫了一下，显得有些迷茫。我说，应该要有一个。

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继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牢牢筑起的第二道核盾牌！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彭士禄这个名字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全世界的视野！而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

然而，彭士禄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同时，也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后来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董事长。

50多岁转行核电站建设的彭士禄开始认真研究经济学。他说：“过去，搞核潜艇，是大锅饭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没钱。后来，搞核电站，是商用电站，时间就是金钱。”彭士禄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在主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回家探望一下。

作为中国核潜艇的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有幸参加了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时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被抬上“总师”的宝座。”这显然是谦逊之言。事实上，彭士禄不光在核潜艇，在核电站建设上，也是无可争议的先驱。

遗憾的是，在我写完本文不久，彭士禄逝世。

众所周知，核电站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安全与可靠性。毫无疑问，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七二八核电站工程建设方案的报告》和《七二八核电站工程设行任务书》。周恩来说：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建设第一个核电站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座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建设、运行，培训人员，积累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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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明确表达过类似观点。1987年8月21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在会见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主席兰托•蔡克时说：我们的核电站总的虽然搞得不多，但要搞一个就保证一个的安全，否则人民也不允许。核电站大多数在用电中心附近，人口多，所以一定要保证安全。

中央批准中国首座核电站定址秦山期间，国务院于1982年底批准采用进口成套设备在深圳大亚湾建设商用核电站，我国核电建设以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同时开始的方式起步。

然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也是一波三折。这从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关于核电站问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端倪。

邓小平告诉温伯格：我们在香港附近建造核电站，引起香港人的反对。

温伯格说：我去过几次香港，也听说过他们的意见，但是香港总督很想执行核电站计划，他认为核电站能为香港提供它所需要的能源，并且核电既干净又便宜。

邓小平说：主要是当地人民不懂这个问题，你们美国现在已经有100多个核电站了吧？

温伯格回答：是的。在我参加政府之前，我在一家专门制造核发电设备的公司工作，所以我是支持搞核电站的，但是人们有时会有误解。

邓小平说：核能是个好东西，不能抛弃。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太晚了。香港人应该责备我们起步太晚了，而不应该责备我们现在积极搞核电站。

温伯格再次表示：是这样。我本人支持搞核能，里根总统也支持搞核电站。

关于这次邓温之间的谈话，在《李鹏核电日记》里有详细记载，时间是1986年10月9日。这时，秦山核电站刚开工一年，大亚湾核电站一年后将开始建设。而从这段对话中，也可以解读出和平利用核能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秦山核电站开工后不久，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也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投下阴影。邓小平与温伯格的谈话正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不久进行的，可见，当时的决策层下决心要建设核电站，是顶着巨大压力的。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些辐射尘涵盖了大面积区域。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这也是核电站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爆炸事故。核辐射危害严重，导致事故后有31人当场死亡，200多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辐射，之后15年内有超过20万人或死亡，或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公里地区的10万多民众被迫疏散。

时隔25年，2011年3月12日，受地震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福岛核电站发生的爆炸属于化学爆炸，是由泄漏到反应堆厂房里的氢气和空气反应发生的爆炸。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提高至7级，这个等级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

和平利用核能之路，尽管始于西方科技强国，但发展过程依然充满坎坷，甚至危机重重。

1991年12月31日，在秦山核电站30万机组并网发电后的16天，中国就与巴基斯坦在北京签订了成套出口两台同样30万千瓦级堆型机组（C1/C2）的合同，成为当时我国能源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最强的、科技含量最高的出口项目。这也是中国核电首次跨出国门。工程被命名为恰希玛核电站。

作为秦山核电站的设计院，上海核工院研究设计院（728院），以秦山核电站为基础，针对C1厂址特点，攻克了当地的非岩性沙土地基、地震烈度等关键技术问题，并按照国际核电安全先进标准进行设计改进，有效提高了机组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项目于2000年6月13日实现首次并网发电，2001年3月通过最终验收，电厂可利用率高达90%以上。

恰希玛核电工程建设期间，大批参与秦山核电站建造的技术骨干和专家相继奔赴巴基斯坦，仅728院就派遣了近300名员工常驻现场。同时，从C2项目开始，巴方也形成了一套外派联络官机制，每4至6个月更换一次驻沪联络官，负责与728院、项目总承包商、核电设备制造商对接。秦山核电站和恰希玛核电站的建造培养了一代研发、设计、制造、运维等覆盖核电站全寿命周期的领域学科专家和学者，这群经历过烈日和沙尘考验的人员，随后不断分赴新一批在建核电站，成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核电事业的栋梁之材。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就是当时来沪的第一任联络官。

在秦山核电科技馆退役的核电机组控制台前，我看到了中国大陆首批核电站操纵员的照片，他们高悬壁上，可俯瞰曾经与他们日夜相处的控制台。他们分别是第一批高级操纵员13人；第一批操纵员22人。他们的身影，后来先后出现在中国其他核电站，成为中国核电的金色蓝领。

如果说代表退役后的秦山一期核电机组控制台是秦山核电科技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华龙一号”则堪称国之重器。在科技馆，我看到“华龙一号”的模型。而真正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则于2020年11月27日首次并网成功，并于2021年1月30日投入商业运行。“华龙一号”每台机组投产后每年可发电近100亿千瓦时，能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年度用电需求，同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

所谓“华龙一号”，是指我国自主研发，代表世界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可以说是核电技术先进性和成熟性的统一。

“华龙一号”设计寿命60年，反应堆采用177堆芯设计，堆芯设计换料周期18个月，创新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安全系统及双层安全壳等技术，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要求，满足美国、欧洲三代技术标准，充分利用我国近30年来核电站设计、建设、运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技术和人才优势。“华龙一号”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88%，完全具备批量化建设能力。具体来说，“华龙一号”联合东方电气、哈电集团等58家国有企业，联动140余家民营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5000多家企业，共同突破了411台核心装备的国产化。

科技馆讲解员在介绍“华龙一号”时，反复强调，机组具有充足的能力抵御类似福岛的核事故。并且能够承受大型飞机的撞击。

众所周知，“911”之后，商用大飞机撞击核电站成为了一种可能，很显然，在设计中应该考虑到这一极端事件。目前，国际上第三代核电站的核岛厂房设计过程中均考虑了商用大飞机的撞击影响。华龙一号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能够抵御大型商业飞机撞击是其设计要求之一，在具体的设计中，对于关键系统、设备采用抗大型商业飞机撞击壳的方式进行防护，如反应堆厂房、燃料厂房。同时，对于冗余的安全系统及其支持配套系统，在布置设计上采取空间隔离的方式，保证即使执行安全功能的某一系列安全系统受到飞机撞击，至少还有一列安全系统能够正常投运。

从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投产到华龙一号首堆并网，恰好30年。三十而立，中国核电从秦山起步，用了三十年时间，从蹒跚学步，跨入全球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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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网进入特高压时代

特高压电网是指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电网或±800千伏及以上直流电网。特高压输电具有输送容量大、距离远、能耗低、占地省、经济性好等优势，被称为“电力高速公路”。

鉴于中国的水电资源分布，通常西南地区资源较为丰富，而用电负荷中心又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湾地区，如果考虑把西南的水电送往东部地区，就需要进行远距离输电。中国较早进行这种大规模实验的工程叫西电东送。典型的有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当时有人描绘过一幅听起来很令人神往的画面，说它发出的电能够“照亮大半个中国”。这实际上指的是它的供电半径，也就是说，三峡的电能通过输送，可以穿越大半个中国。但这种覆盖需要一个平台，也就是输电线路。东部沿海城市能够用上来自包括三峡在内的清洁能源，主要得益于西电东送，换言之，中国的电网，已经具备大范围电力资源配置能力。一般来说，中国的大型能源基地与东中部地区的负荷中心，相距都在1000公里以上，有的甚至达到3000公里，实际上已经超出传统超高压输电线路的经济输送距离。这个问题，全球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而以特高压为特征的大电网，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要不要建设特高压电网，是由中国的能源资源分布特点决定的。

特高压电网的最大特点是可大幅度提升电网的输送能力。通常，一回路特高压直流电网可以输送600万千瓦电量，相当于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到6倍，而且送电距离也是后者的2到3倍，这是效率。此外，经过测算，输送同样功率的电量，如果采用特高压线路输电可以比采用500千伏高压线路节省60%的土地资源。在消纳西南部清结能源方面，特高压电网的优势也相当明显，以水电为例，特高压电网可将中国西南部水电的消纳市场扩大到中东部负荷中心，可实现水火互济，减少弃水电量。每减少弃水电量196亿度，可以等效替代666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1661万吨，二氧化硫0.78万吨，氮氧化物0.86万吨，减排烟尘0.2万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特高压电网都具备将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大量风电送往东中部负荷中心消纳的能力，从而减少弃风。同理，中西部的太阳能，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实现远距离输送。此外，由于特高压技术具备了大规模工业应用的条件，充分利用特高压技术优势，可在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最早的一条特高压线路建成于2009年1月，是从山西经河南南阳到湖北荆门，电压等级为1000千伏的特高压交流工程。与后来建设的几条超远距离线路比较，尽管它的输送距离只有640公里，但它是全球第一个商业运营的特高压工程，正是因为它的投运，实现了华北与华中的特高压跨区联网。所以，这条线路的投入运行引起多方关注也在情理之中。比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专门有个批示：“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成试运行，标志着我国在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核心技术和设备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电力可靠供应具有重要意义。要组织好工程验收工作，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运行。”国际大电网委员会（CIGRE）秘书长让•科瓦尔更是称这条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的投运“是电力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自2006年8月第一条特高压工程开工建设，截止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建成“八交十四直”22个特高压工程，在建“六交三直”9个特高压工程。特高压电网远距离输送的能力正在不断获得验证。以浙江为例，毫无疑问，浙江是特高压电网建设的最大受益省份之一。2013年9月23日，皖电东送特高压工程1000千伏安吉站顺利接入浙江电网，标志着浙江电力主网架迈入“特高压”时代；2014年7月，±800千伏宾金直流工程又送来了四川清洁水电，为浙江那年夏季增加了近900万千瓦的电力供应，成为浙江一举扭转缺电困局的关键“胜负手”。众所周知，特高压输电能力是现有500千伏过江通道的4到5倍，相当于为浙江新建4到5条500千伏过江通道，相当于在浙江西部建设十几座百万千瓦级的发电厂，解决了浙江输电通道“卡脖子”现象。随着浙福、灵绍等特高压工程相继投产，浙江在全国率先建成“两交两直”特高压骨干网架，一系列承接特高压能源消纳的配套工程也陆续开工建设，浙江“缺电”往事随着特高压入浙，也尘封于历史记忆当中。

2018年9月30日，准东-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条线路被称之为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它始于新疆昌吉自治州，终点位于安徽宣城市，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6省（区），新建准东、皖南2座换流站，换流容量2400万千瓦，线路全长3324公里，送端换流站接入750千伏交流电网，受端换流站分层接入500/1000千伏交流电网。它的最大亮点在于成功突破±800千伏直流输电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1100千伏电压等级的全新跨越，电压等级±800上升至±1100千伏，输送容量从640万千瓦上升至1200万千瓦，经济输电距离提升至3000至5000公里，每千公里输电损耗降至约1.5%。工程成功研制±1100千伏换流变压器、换流阀等关键设备，首次采用±1100千伏户内直流场和送端换流变现场组装方案。这条线路的综合效益令人鼓舞，其输送功率为1200万千瓦，每年可向华东输电660亿千瓦时。按此功率输送，可点亮4亿盏30瓦的电灯。

根据投资估算，准东-皖南工程投资逾400亿元，可增加输变电装备制造业产值285亿元，直接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约1000亿元，可增加就业岗位2.8万个，每年拉动GDP增长130亿元，增加税收24亿元，并将带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连接西部边疆与华东地区的“电力丝绸之路”。此外，环保方面的效益也不可低估，准东-皖南工程每年可向东中部送电约660亿千瓦时，减少燃煤运输3024万吨，减排烟尘2.4万吨、二氧化硫14.9万吨、氮氧化物15.7万吨。

此外，特高压电网的建设，也带动了中国电力装备企业的转型升级。最明显的特征是带动了国内装备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特高压输电技术是全球电工装备技术和市场发展方向，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而我国独创的特高压技术体系及标准，填补了全球电力技术的关键性空白，通过巴西美丽山等项目的建设，引领和推动了“中国标准”的输出；特高压先进技术“走出去”，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电力装备市场的垄断格局，有力带动了我国特高压及智能电网等高端装备的出口。

从2009年建成第一条特高压示范工程，十年来，回望特高压从酝酿、起步、建设，在国内逐步形成“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互联网新格局，满足了更大范围优化配置能源资源的需求，成为推动能源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中国电力科技创新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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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1949年和2018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获得的结果是这样的，1949年，中国电网最高电压等级220千伏。2018年，中国电网最高电压等级1100千伏，世界第一。而这一切，与70年来的积累密不可分。1949年，全中国的电力线路加起来只有6474公里；2009年，中国电网规模排名跃居世界第一。到了2018年，全国电网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189万公里，不算上更低的电压等级，已经是1949年的291倍，相当于绕赤道47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基础，中国的电网发展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之最。

电是没有边界的

企业家马云有一个观点：“电是没有边界的。”在马云看来，将来互联网会没有边界，就像昔日的水与电会没有边界一样。将来没有人会谢绝互联网。没有人可以远离互联网。互联网就像咱们生活中的水与电不可或缺。

而在我看来，马云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我在创作《能源工业革命——全球能源互联网简史》一书之前，凭心而论，我对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是一个叫孙正义的日本企业家，让我对能源互联有了再认识。

2016年3月30日，孙正义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国大饭店，出席一个令他职业生涯意义非凡的会议，参与一次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投资，且发表演讲。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为主题的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选择在春天的北京召开，在孙正义看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作为一国之都，北京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可以占据媒体版面的重要事件，但这一天，无疑应该属于全球能源互联网。

作为一名普通的与会者，我选择提前进入会场。暖场时间，巨大的屏幕上在滚动播放全球能源互联网宣传片，这部简短的片子以极其震憾的视觉画面向来自全球26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科研院校等300多家单位的代表，阐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理念。

孙正义比我想象中的要矮小许多，即使我从台下以仰视的角度看他，目测也就不到一米六。在与会的600多位代表中，他的身份并不是最耀眼的，因为出席大会的有中国国务委员王勇，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等一大群政要和声名远播的学者与企业家。但是，孙正义的演讲，却广受瞩目。这位软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这次以日本可再生能源协会创始人兼会长的身份与会。尽管他在演讲时颇有些谈笑风生，他甚至于回忆起与刘振亚一起喝茅台的愉快往事。那是2016年年初，孙正义与刘振亚共进晚餐，曾经自誉狂野之人的孙正义，在与刘振亚交谈后，发现刘振亚比他更狂野。这要从孙正义在日本宣传“亚洲超级电网”的构想说起。

所谓“亚洲超级电网”的构想并非孙正义首创，最初的设想是俄罗斯提出的。大约在1998年，俄罗斯首次提出“亚洲超级电网”概念的雏形。在1999年至2000年期间，俄罗斯完成了对铺设地下电缆实现萨哈林岛至日本列岛大规模电力出口的可行性研究。该工程计划充分开发蒙古戈壁的风能与太阳能、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水电与火电、中国的风电与太阳能、韩国和日本的光伏与风电，实现连接俄罗斯、中国、蒙古、韩国和日本的泛亚洲跨国电网，总输送距离达到3.6万千米。而随着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亟需寻找能源出路的日本也提出了类似设想。按照日本的设想，“亚洲超级电网”将以蒙古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为基础，建设一个连接蒙古、日本、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的泛亚洲跨国电网，将蒙古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超高压直流电缆输送到亚洲的用电大国。事实上，对于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蒙古来说，则渴望借助电力走廊计划重振本国疲弱的经济。就经济而言，双方可以说具有充分的互补性。

在孙正义看来，“亚洲超级电网“的构想已经十分宏大，但是，在与刘振亚会面后，刘告诉他，光是亚洲互联不够，要全球互联。那天，他们喝了不少茅台，孙正义听了刘振亚的很多愿景，但主要是关于全球能源互联。孙正义觉得，刘振亚的想法要比自己恢弘的多，令孙正义非常敬仰。

但是，我也能从孙正义回忆“3•11”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核危机中听出一些伤感。或许正是那次核危机，使他下决心投资可再生能源。孙正义的能量看上去十分强大，日本有47个州，孙正义居然说服了其中34个州的州长，开始对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做一些研究，并利用他个人资金创建了一个非盈利机构，也就是可再生能源研究院。而眼下，软银集团已是日本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但是，孙正义认为，日本是一个小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太阳的辐照不够，风力资源有限，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也就是在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方实现互联并网。他发现，在亚洲某些国家，风能和太阳能十分充足，如果能够充分挖掘这些国家的可再生资源，实现这些国家和日本等国家电网的并网，能够有效应对亚洲的能源挑战，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有些地区的污染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刘振亚担任合作组织首任主席。孙正义出任副主席。

全球能源互联网被誉为全球清洁能源输送的“高速公路”，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输送、使用的基础平台。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根本解决全球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健康贫困等重大挑战，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打造新引擎、搭建新平台。全球能源互联网也被纳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工作框架，写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当前，以特高压输电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全球智能电网网络，正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快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与老挝、越南等邻国实现电网互联，在特高压技术方面的成功实践也使跨国、跨洲电力互联成为可能，“电力丝路”正逐渐架起全球能源网络互联互通的“高速路”。

截至目前，合作组织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企业、机构和高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签署30余项合作协议，范围覆盖全球能源互联网理念传播、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多个方面。合作组织会员单位数量达到635家，遍及5大洲93个国家（地区），其中包括26家世界500强企业。

能源互联也有实际成果。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首个在国外独立投资、建设和运行的特高压工程——巴西美丽山水电±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出二期项目全线架通。这条总长超过2500公里的线路将把亚马逊雨林丰沛的水电送至里约热内卢，不仅解决长期困扰巴西的远距离能源输送难题，更为当地创造了1.6万个就业岗位和290亿雷亚尔税收。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以各种方式参与的煤电项目超过240个，总装机达到251,054兆瓦。这25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越南、土耳其、俄罗斯、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老挝、波黑、埃及、马来西亚、阿联酋、塞尔维亚、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柬埔寨、塔吉克斯坦、立陶宛、吉尔吉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缅甸。从地理分布来看，南亚和东南亚是中国“涉煤”海外项目的重点地区，特别是印度（129,540兆瓦）和印度尼西亚（31,336兆瓦），装机规模分别占5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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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合作组织聚焦6大经济走廊与3条蓝色经济通道，重点对“6+3”通道的发展基础、发展思路和互联互通方案3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到2050年，“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互联网建设项目达67项、总输送路径达12.6万公里。以中巴通道为例，研究提出建设中国新疆至巴基斯坦±660千伏、±800千伏直流工程，实现中国西部和巴基斯坦互联互通，推动巴基斯坦成为沟通中国、中亚和中东能源大通道的枢纽。

刚果河下游金沙萨至马塔迪近300公里河段，被业内专家誉为世界上水电资源最富集的地区。32个瀑布和急流，280米总落差，非常适合建设超大型水电站，总装机规模超过1.1亿千瓦。其中，大英加项目装机规模达6000万千瓦，发电量相当于8个三峡电站。合作组织创新提出“电—矿—冶—工—贸”联动发展模式，规划采用超远距离、超大容量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将刚果河大英加水电送至西非，支撑几内亚等国铝和钢铁产业升级，满足工业发展用能需要。

几内亚国务部长、总统办公厅主任卡巴表示，几内亚经济发展受到能源资源短缺制约，仅依靠境内资源并不能完全满足电解铝等行业发展，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电网互联，弥补电力缺口。

目前，合作组织正在与刚果（金）政府大英加项目负责机构——大英加开发促进署开展合作，提供项目规划咨询服务。大英加开发促进署署长卡拉拉表示，推动大英加项目和跨国电网互联，将满足大型采掘业及跨区域产业用电需求，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参与其中。

据合作组织研究测算，到2050年，“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互联网总投资将达27万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2亿个，“一带一路”国家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比重超过80%，亚洲、非洲人均年用电量分别达到7000千瓦时、1500千瓦时，让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和现代电力服务。

或许，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观点，可以概括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史无前例的倡议：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关键。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源起中国的倡议，将助力“一带一路”实现新跨越，推动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勃勃生机，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北纬30度新成员

地球上，总有一些自然现象与人文景观独一无二，令人费解。比如北纬30度。

在这条纬线上，我们看到珠穆朗玛峰。发现世界上最著名的几条河流，比如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还有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难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等，也都处于这一纬线上。

破译北纬30度的神秘之谜，是科学家们的工作。我每天和绝大多数生活在这条纬线上的人一样，往来穿梭。但我从未想过，这条纬线，会与我发生那么紧密的关系。

大约十年前，我因为一个创作任务去舟山。当时，全球最高的两座输电铁塔正在舟山大猫山和凉帽山上建造，在两座铁塔之间，是螺头水道，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在这两座高塔间，将架起一条220千伏输电线路，也是舟山和大陆跨海联网工程，联网后，输送电力的容量，将会是大陆与舟山间海底电缆输送容量的6倍，也是舟山当时总装机容量的2倍多，将彻底扭转舟山各岛用电紧缺问题。铁塔高370米，是当时全球输电铁塔高度之最，如果要作一个比较，它们要比巴黎艾菲尔铁塔高出近50米，相当于普通楼房的120余层。

数次往返联网工程现场采访，让我对这两座高塔心生敬畏。记得最后一次去，高塔已经结顶，我们坐船从海上向大猫山靠近，高塔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近，也越来越高大。等我下船，步行至塔基，仰望它，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眼前这座铁塔高耸入云，红白相间，在蓝天大海之间，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工程竣工，多年孤立的舟山电网并入大电网，我也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铁塔简史》一书的写作。这部作品出版后，很多时候，是带着电力题材重要作品的光环出现在文坛，并且为国内众多图书馆、电力博物馆收藏。

让人吃惊的是，舟山全球第一高塔的记录，保持了不足十年，就被打破。

同样是在舟山，两座尺度超出大猫山和凉帽山铁塔的输电高塔横空出世。之所以要在舟山建造这样两座铁塔，和舟山新区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随着舟山用电量的节节攀升，发现九年前建成的220千伏联网，已经捉襟见肘，急需建设一条电压等级更高的输电线路，再次将舟山与大陆电网互联。新建的500千伏舟山大陆联网工程，连接舟山本岛和宁波镇海及北仑，其中在金塘岛、册子岛上各建设一座380米高的输电高塔，为宁波舟山港和浙江自贸区输送清洁能源。这也是世界首条跨海混压输电线路。加上两座380米高塔，也就是说，又一个世界记录，要在舟山诞生。

高塔建设过程中，我曾数次坐车经过舟山跨海大桥，途中，要经过金塘岛，那儿是其中一座高塔的建设现场，但我都没有下去，我有一个心思，想等到高塔建成后，去登塔瞭望。这一等，直到2019年的春天。其时，有一个视频经过人民日报客户端播放，在全国迅速扩散。视频是讲述一个年轻的女孩叫高菲，她是我所在行业一家高塔和输电线路施工单位的职工，她和线路班的其他同事一起，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高空走线检修。这段视频的点击量一度冲到近三千万。我认识高菲，而且我知道，和高菲一样的女性线路工不止她一个，还有陶瑾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女孩，只不过高菲出现在视频中时，陶瑾正在西藏架线。我内心里，一直不太认可让年轻的女孩子登高。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增强了我登上世界第一高塔的信心。我写作《铁塔简史》时，曾经多次到达370米高塔现场，遗憾的是，即使在结顶后，也没有登塔一望。

金塘岛是舟山跨海大桥一个重要的途中岛屿，从金塘岛出口下，大约十分钟左右，就可抵达高塔现场。那天有薄雾，远远望去，高塔仿佛一个钢铁巨人，宽大的塔基，坚实地插入地下，由此向上，伸入云端。因为有雾，塔尖已隐入云天。从地面到220米检修平台的电梯已投入运行，电梯井建在铁塔正中间，电梯空间狭小，能站三五人，电梯上升的速度不是很快，220米高层，大概用时需要三分钟。电梯是封闭的，无法看到不断上升中的铁塔。到达平台，电梯门打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钢筋铁骨的塔架和铁栅栏铺成的平台。透过平台间隙，是离地220米的悬空。我一时有些心慌，跨出第一步之前，我想起陶瑾和高菲，她们参与检修的铁塔，没有电梯，也没有平台，完全需要徒步攀登，更加令人赞叹的，是她们要走线，也就是将安全带系在导线上，然后行走在几厘米粗的导线上，如履平地。想到这里，我勇敢地跨出第一步，站在铁栅栏平台上，双膝有些发软。我告诉自己，望前面，不要看下面。走出第一步，后面的步履，才变得相对轻松起来，我甚至爬上螺旋形登高的检修梯，向上爬了几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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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平台上，四望，大海依旧宽广，但行船，则显得小了许多，登高望远，心胸似乎一下开阔不少。连接册子岛高塔的导线，呈弧形下垂。需要检修时，修路工就需要在两塔之间的导线上行走。这也是高菲和陶瑾她们的工作。我站在平台上，想象她们和其他线路工行走在导线上的样子，敬畏之心再次油然而生，我想，他们的心里是有翅膀的，他们的无畏，来自他们对这份工作最朴素的情怀。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理解无论是高菲，还是陶瑾，为什么要瞒着父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一个父母，看到孩子在这样的空中行走，内心怎么可能平静。但我相信，当他们看到孩子们坚定自信的眼神，也一定会替他们感到骄傲。

我在视频中见到的高菲，无论是眼眸，还是爬塔动作都非常自信而坚韧。高菲说，其实她填报大学的第一志愿是金融，录取时被调剂到电气专业。第一次登塔，爬到四五十米时，往下一看，心里很害怕，但如果下去，又怕同事们笑话，就咬着牙继续往上攀。很多人不理解，现在望远镜和无人机那么普及，为什么还要人工上塔走线。高菲说，事实上，很多导线上的暇疵，还是需要人工肉眼才能发现，类似于导线上的毛刺、空鼓等，如果得不到及时发现和解决，天长日久，就是很大的安全隐患。高菲待在空中最久超过五个小时，是在西北地区的黄河大跨越，饭是在空中吃的，西北寒冷，她身上即使贴上五六个暖宝宝，也依旧冻得全身发颤。面对镜头，高菲告诉大家，尽管爬塔走线很辛苦，但是在空中看到的辽阔，是地面无法相比的。所以，她要上塔，也要走线，做一个输电线路的高空医生，不然，她觉得人生会留下巨大的遗憾。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输电施工企业的工作环境极端艰苦，穿越崇山峻岭，有时住的是木板房，有时住在荒山野岭的简陋民房。高菲和所有年轻的女孩子一样，也会想家，所以，她特意从家里带了一只玩偶，跟随她走南闯北。

我止步于220米平台，从这个高度俯瞰，可以望大海，也可以看大地。而铁塔基座旁，堆着的一批黄色塔材尤其显眼。铁塔单基重量约为7280吨，也是全球输电铁塔重量之最。施工人员以蚂蚁啃骨头的毅力，借助吊机的力量，将塔材一米一米往上堆积安装，最终，让这个钢铁硬汉稳稳站在海岸线上，巍然不动。

我站在平台上，不知道高菲和陶瑾有没有登过舟山联网工程的这两座高塔。我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年轻的身姿，站在这里，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她们矫健的身影，会继续向上攀登，直到塔尖，云从脚下飘过时，姑娘们也和它们打过招呼，而飞鸟已经无法到达这个高度。

舟山，其地理位置正处于北纬30度，这也是我所在城市的纬度。从此，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将增添一个新成员。380米高度的全球第一输电铁塔，以一个钢铁巨人的姿态，面向大海，屹立于此，并成为北纬30度的一个坐标。从此，说起北纬30度，除了珠穆朗玛峰、金字塔、“巴别”通天塔……还有舟山的380米输电高塔。

尾声

自媒体“星球研究所”微信公众号由一群国家地理控，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的年轻人创办运行。最近，他们推送了一期“14亿人全民通电，中国如何做到的？”的微信，点击阅读量很快十万加。在开篇和结尾，他们如此描述：

放眼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还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拥有近14亿的超庞大人口

却依然能做到全民通电的国家

 

每当夏天人们打开空调电扇

每当城市在黑夜中灯火通明

我便不由得想起

千里之外发电机隆隆的轰鸣

因为那就是这个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

最波澜壮阔的声音

 

2021年的深秋，我在上海江苏路地铁站，用自动售票机购买了一张地铁2号线的单程票，目的地是南京东路。

我从地底下钻出来，回到地面，天已黑透，灯光是这个夜晚最好的风景，作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南京东路步行街上行人比肩接踵。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灯光装饰得色彩斑斓。我穿过人流，向外滩一侧移动，在南京东路181号，一路相隔，我找到了一处重要的地标，中国有电元年的标志。那是一本翻开的书，青铜铸成，这本书的材质，和书页上简约的几行文字，符合青铜的气质。书的左页是中文，右页为英文，上刻：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家发电公司——上海电气公司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落款是国家电力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落款时间为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国电力主题日。

即使有南京路灿烂的灯光，这本青铜书所处的位置，也稍稍显得有些黝黯，路人经过此处，如果不是刻意寻找，这本书通常会被忽略。我对着这本青铜书，从不同角度拍摄照片，经过的行人好奇地看着我，又好奇地打量我拍摄的对象。也有人，好奇地凑近书本，默看书页上的文字，然后，就匆匆离去。距离此书不远，就是外滩，隔江而望，是浦东陆家嘴，用灯光勾勒出的现代都市夜色，正在成为这座大城市的标志。

2020年7月26日，国网上海电力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口已矗立18年的中国第一盏户外弧光灯的复刻模型拆下后略做翻新，朝人行道内侧移动数米，电杆上新镶铜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电业为人民”；电杆下方铜质书本雕塑同步位移，并在书上新增二维码，供观摩者扫码了解“华夏第一盏灯”和中国电力工业发展更多的故事。2020年9月12日19点，南京东路与江西路路口“1882广场”上，“华夏第一盏灯”复刻模型翻新移位后首次被点亮。南京路上灯光璀璨，广场上这盏灯以其独特的造型，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熠熠闪光。在耀眼的霓虹灯下，这盏灯的光芒显得有些微弱，潮水一样的人流涌过来，又涌过去，驻足的行人却十分稀少。我俯下身子，发现灯柱的底部地面，刻着“1882年，中国第一盏路灯点亮”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心里重如千斤。我抬起头，站在灯下仰望，朝圣之感油然而生。这里与望志路106号相距不远，如果说，望志路李宅的灯光，成为照亮一个国家未来的灯塔，那么这盏灯，从它的物理意义上来说，是为望志路106号在1921年夏天亮彻黑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