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斤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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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父亲的声音追上来。

我父亲是一位老革命。他十五岁参加武工队，二十岁就当了野战军的连长，枪林弹雨中滚了小十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滚成了一个少年老成的老革命，身上残留着三块弹片，一到下雨阴天就会隐隐作疼。

全国解放后，父亲转业到了地方成为一名煤矿工人，当然了，实际是一名基层干部。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干部和职工基本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什么特殊化，每天也是蓬头垢面钻掌子面，抡圆了膀子干活，大板锨刮汗，一刮一碗，说他是名矿工也没什么错。

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相应国家号召，到南方支援兄弟省区煤炭采掘事业。他和几十位山东老乡带着简单的行李，揣着一胸腔的热情，告别齐鲁山水，乘车奔赴江南。一路上撒豆粒一样，把他们洒在风景秀美的吴山越水。他就这样来到了江南某省虎岩煤矿。

这是一个年轻的煤矿。父亲的到来，带来了江北老矿的经验和技术，深受当地工友和领导的拥戴。他在这里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回到山东老家，又和先期回来的家人团聚。

逝水如烟，人生不觉间缓缓老去。越近老年，父亲越是思念那些工作过的地方。他几次提出去虎岩看看那些并肩战斗过的工友，却一次次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疾病缠身，仍然念念不忘。父亲临终时，特别嘱咐我，将来一定代他去看看那些老工友和老同事，并给我写下了一长串名单，而且给名单上的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信显然是早就写好的，信封是父亲亲自封口，并嘱咐我务必送达每个人手中。

一开始，我并没在意，每天的工作催命般急，日子压着日子，渐渐尘封。这张纸条和那些信件在我的抽屉里躺了十几年，直到今年退休，我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发现了它们，才想起当年父亲的嘱托。那些泛黄的信封让我心里生出愧疚，父亲墓前，我默默地拔了半天野草。

零八年三月份，我终于坐上南下的火车，启程去虎岩。

一

一路上风景如画，情绪怡然，一如父亲叙述的当年初奔江南的心情。途中，我再次审视这张名单，并第一次仔细地数了一下。一共十五位。仅凭名字，我隐约认识其中的几位，尤其一位叫王大可的老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他的绰号：王地瓜！

那个一说话就喜欢梗着脖子与人争论，脸孔涨得通红的王地瓜，给我的印象还是蛮好的，不仅仅是他偶尔会塞给我几块水果糖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饥饿的年代，他曾给了我一个香喷喷的馒头。

至于别人为何叫他王地瓜，我却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特别土吧，因为王地瓜在我的印象里，特别朴素，性格有山东人的显著特征：犟！

来到虎岩，住下来。因为我是故地重游，矿务局的接待人员小张又恰好是我当年矿中同学的儿子，所以对我特别客气，特别热情。我趁势逐一打听名单上的人。

我心里凉了半截。名单上的人大多故去，只剩下两位依然健在；其中一位，就是那个随部队南下留下来的山东老兵，王地瓜。

看着那一摞无法送达的信件和逐一勾去的人名，我的心情就像窗外的夕照般迭次暗淡，愧疚再如野草般疯长，咬噬出些许酸痛。毕竟来晚了，父亲的夙愿无法完成。看来百年后的这顿尅是在所难免了，我很自然地联想到父亲暴跳如雷的样子。

一夜无眠，半夜里又下起了小雨，散碎的雨滴敲得人心里发毛，比雨滴还急的是心念，声声急盼望快些天明。仿佛担心，这一夜风雨催花会让最后的两位老伯发生意外。

吃过早饭，我马上提出去拜访王地瓜。小张犹豫了一瞬，建议我先去看望另一位老人。

拜见了那位老人后的当天晚上，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谈到，该如何去见王地瓜。

小张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陪同我去见王地瓜，并且几次话到嘴边又欲言又止。这让我心生狐疑，王地瓜究竟怎么了，莫非病了，而且是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怪病？

带着这样的疑问入眠，眼前又浮现白天见到的那位老人。老人偏瘫在床，说话已非常困难，父亲给他的信是我代读的。父亲的信很短，通篇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革命友谊，用词有些大，有些空，但感情却是真挚的。我忘不了读完信以后，老人的手势，他用仍旧可以动弹的左手，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好人，好人。我知道，那是送给我父亲的。

第二天一早，小张终于向我开出了见王地瓜的条件。除了问候，其他你一切都要听我的，尤其不能答应在王地瓜的住处留宿，不要问为什么。

现在我才知道，王地瓜仍住在老矿区的简易平房里，这让我很感意外。因为，虎岩煤矿因矿源枯竭早已报废，所有的生活居住条件都已经撤销，包括水、电等，更不会有超市等现代化消费场所，打瓶酱油，买棵菜也要跑到五里外的小镇上去。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地瓜和老伴却独门独户地在那里一住二十年。

我已经隐约感觉到小张和他代表的官方对王地瓜的隔阂甚至不满，做好了见到他时会有很多棘手场面的心理准备。

想想，这也符合王地瓜的性格，他那出了名的犟脾气曾经给他带来很多烦恼，不知道，这一次的烦恼能到什么程度。

一个不祥的念头跳出来，麻风病！但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判断，现在的医疗条件，这种病已经不是绝症，我想多了。

瞎猜加迷惑，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情绪下，见到了王地瓜。

二

虽然提前听了小张的介绍，但我还是被王地瓜的居住环境惊呆了。

在离矿井不远的山坡前，一长溜伸展开数排低矮的红砖瓦房。因年代久远，这些瓦房已经破败不堪，并且部分坍塌。仅剩相对完整的三间，也已瓦残草盛，透水透风的样子，用草垫子和各色塑料布反复修补过。王地瓜和老伴就住在这三间破房子里。

一进门，王地瓜就高声喊起来，小张来了，是来给我送文件吗？小张赶紧介绍，这位是山东来的高明瑞，是高为民的儿子。王地瓜迟疑地看着我，脸上慢慢浮出了笑容，最后，瞬间如绽开的石榴。他高声叫道，小四（我的乳名），原来是你啊!他一边叫着，一边顺势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几下。我不由地咧了一下嘴，王地瓜的手劲让我立刻打消了他生病了的疑虑。

王婶还是当年的老样子，上来牵着我的手，一面嘘寒问暖，一面数落王地瓜，你个死老头子，手不会轻点，你把小四拍疼了。

我一面笑着说没事没事，一面趁机从王地瓜的手里挣脱，坐到沙发上。

王地瓜和王婶的身体非常硬朗，我和小张坐下的一霎儿，他们就里屋外屋，屋里屋外地跑进跑出好几趟，又是泡茶，又是洗水果，尤其王地瓜更是热情地翻箱倒柜找烟，找打火机。

戏剧性的是，我和小张都不抽烟，倒是王地瓜自己急飕飕地吸上了。这惹来王婶的一通数落，可逮着机会了，就跟八辈子没抽烟一样，不抽能死啊？

王地瓜笑着说，就一根就一根，这不小四来了吗？王婶说，小四来了，人家小四怎么不抽，人家张主任怎么不抽，我怎么光看见你抽了？

王地瓜嘿嘿笑着，不再言语，趁势低头猛劲咂了一口，眼看着那烟卷上的烧痕很明显地向上窜了一截！

王地瓜抽烟的样子很像我父亲，他不是将烟卷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而是用食指和大拇指掐着，唯恐烟卷会长腿跑了一样，这样的结果，就是吸过的烟蒂上面会留下很明显的掐痕，用母亲的话说，就跟狗啃得一样。

王地瓜再用力咂一口香烟，嘴唇微启，牙齿咬得紧紧的，猛地向里吸气，发出嘶嘶的悠长的声音。好一会儿，让你怀疑他是不是将烟都吞到肚里了，或者被烟呛住了呼吸，直到替他隐隐生出些许担心时，才嘴唇一闭，很不情愿地从鼻子里呼地喷出两道笔直的青烟。同时，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闭上，很享受的样子。

王婶的声音又响起，你看你这德性，见了烟就跟不要命是（似）的，早晚抽死你。

屋里起了笑声，笑声首先是由小张发出的，而且，他的声音最响亮，而且尽量将笑声拖延得很长。

趁这机会，我打量了一下屋里的陈设。

水泥地面。简单的几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具，衣柜，茶几，布艺沙发之类。虽然陈旧，但很整洁。这符合我的记忆。王婶勤劳持家不必说，王地瓜是后勤管理出身，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小时候到他家里玩，每次都怕我衣服上的灰尘会沾染了他家一尘不染的床褥。屋里没有电视，没有冰箱，墙根一辆永久自行车，款式自然老旧，但擦得铮亮。沙发后面是一个书柜，里面摆满了书。我注意到，书柜的中间台面上，放着厚厚一叠报纸，摆得整整齐齐。我顺手拿起一张，看时间是今天的报纸，一版是胡锦涛总书记最新的出访消息。

王婶笑着说，那是你王叔每天去镇上买的，死老头子，一霎也闲不住。

王地瓜的吸烟过程始终伴随着他的咳嗽声，这让我明白王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岁月不饶人，王地瓜的身体再好，也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

后面的谈话基本上以王地瓜为主了，他问了这个，问那个，中间几次将头转向小张，但又几次强忍着，重新回头和我说话。但很明显，每次回头时，话头已经断了，不得不重开话题，或者由我把刚才的话题替他接上。他就会很爽快地拍拍自己的脑门大声喊，你看，你看，忘了，忘了，瞧我这脑子，老了不中用了。

遮掩是无效的，我已看出，他和小张之间有什么需要急于掰扯明白的话题

当我说出父亲去世的消息，王地瓜目光一愣，脸色瞬间变得阴郁，一阵摇头叹息，唉，我们这茬人，就跟树上的老叶一样，谢了，都要谢了。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王婶独自向床隅擦着眼泪，肩头不由自主地耸动，发出轻微的啜泣声。

正当我准备宽慰王地瓜时，他却突然扭头冲向小张，冷不丁问了一句，我那事怎么弄得？

小张一愣，马上恢复常态，快了，快了。

王地瓜不依不饶，什么快了，快了，你们不要总塘塞我，我要一个准确的结果。

小张陪着笑脸，是，是，领导们说了，就是要给您一个准确的结果，要不怎么会拖这么长时间……

王地瓜还要说话，被王婶打断了，你快打住吧，小四好不容易来一趟，说点高兴事不行吗？

王地瓜极不情愿地住了嘴，回身冲我，今晚住下咱爷俩喝一壶。

我刚想接茬，小张匆匆忙忙地站起来，不了，不了，我们还要赶回城里，一大堆人等着呢。

王地瓜嘟囔着，我这里饭不好吃，还非要回城里？

我赶紧说，王叔，今天太晚了，我明天再来。

话一出口，我看见小张的脸色很不好看，这让我想起我们来时的约定。但收回已经不可能了，我也不想收，因为，我兜里还装着父亲给王地瓜的信。我打定主意，明天来送这封信，不管小张陪不陪我，我都要来。我想自己来探个究竟。

三

我们赶回了城里。当然并没有一堆人在等我，我非官非将，也不是什么大老板，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人追着找我签字什么的。但小张说什么也要请我吃饭，说是他老爷子从外地打电话来让他务必代行东道之谊。说着，他还让我和他父亲通了电话。电话里，我这位老同学已是今非昔比，洪亮的嗓门，悠闲的官腔，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那个流着两道清鼻涕的同班同学画上等号。

酒过三巡，我已不胜酒力。眼睛开始有些模糊，舌头也硬了不少。我说，小张，你叔老了，不能再喝了，我还要早睡，明天早点赶到王大可家。

小张没回答我的话，而是自己又斟上一杯，向我虚让了一下，就举杯喝了下去。

小张说，你真不知道王地瓜的事？

我说，我不知道，王叔怎么了，看上去不是挺好吗。

小张说，是挺好，就是太能糟蹋人，既糟蹋别人，也糟蹋他自己，一个老古板，老犟驴。

听着这么粗俗的话语从温文尔雅的小张嘴里蹦出来，我更加觉得这事有些不可思议了。

实际，我是装醉，我想知道，王地瓜究竟干了什么，怎么会让小张这么埋汰他。

小张并没想和我隐瞒什么，而是借着酒劲，把王地瓜的事抖了个底朝天。

你说他犟不犟？他好话孬话不听啊，他好人坏人不分啊!

一通感叹后，小张的叙述，渐渐将一个不可理喻，为一点小事就将整个矿务局闹了个鸡犬不宁的王大可王地瓜摆上了桌面。

当年，王地瓜是随大部队一路南下来到虎岩的。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天资聪颖，又虚心好学，在部队里就开始学着认字，到矿上来，又参加各种扫盲班，学习班，慢慢地就成了旷工中的土秀才。 秀才归秀才，但王地瓜骨子里却是个耿直的人，并不适合当官当将。那时候，革命队伍缺人才啊，看他识几个字，又是军人出身，就安排他当了保卫科长。

这一来，王地瓜骨子里的认真劲在这个岗位上就显露无疑了。王地瓜是属于那种不管在哪里都能弄出点动静的人。

矿上的安全秩序，他抓起来一丝不苟，这让领导放心。关键是，遇事特较真，又让领导们叫苦不迭。用领导的话说，这个往地瓜干活挺带劲，就是总喜欢节外生枝，不够给他擦腚的。

有一次，有位副矿长的亲戚在矿区捡了一块钢轨去了矿外。这大家都有数，名义是捡，实际和偷差不多。王地瓜抓住这事不放手，任谁劝都不听，非要严厉审查不可。这一审不要紧，还真审出事来了，挖出了一个偷盗团伙。这让那位副矿长极其难堪。背后安排人说情，王地瓜铁面无私，用他的话说，这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说，副矿长是领导，会理解他的。

他说的没错，那位副矿长很理解他，在会上大张旗鼓地表扬了他，表扬他认真负责，不徇私情，是一个好干部。

副矿长的亲戚被判了刑，王地瓜感觉自己为矿上立了功，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但立功归立功，他却没等来对他的升迁嘉奖，也没给他戴大红花。一纸调令，他被安排到后勤，做了管理员。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王地瓜却依旧乐呵呵地去上任了，并且和人说，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按说，时间长了，王地瓜就应该长点记性了，毕竟，傻子也会明白，保卫科长和后勤管理员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工资就不一样。但这个王地瓜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该咋干还咋干!

而且老毛病一点没改，得理就跟人杠上，不胜不罢休。

同事们每当说起他，就一个表情，两眼瞪得溜圆，无奈地摇头；嘴里蹦出两字，犟种！

有人说，做的好不好，不用查文件，问王地瓜去，他比谁都懂。做的对不对，不用问矿长，问王地瓜去，全中国就他对。他是常有理，犟断筋。

王地瓜梗着脖子，红着脸，唾沫星子乱飞的神情，有一天被人漫画在小黑板上。别人哈哈大笑，王地瓜也笑，他说了，有本事，你们也犟，我讲的是理，不是无理闹三分。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常有理，没私心的人有一天却闯了一件大祸。月底杀帐，王地瓜管理的账目出了大问题，二百斤粮票不翼而飞！

二百斤粮票现在看不是什么大事，再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粮票是什么，长什么样。可在那个买东西凭票供应，一个矿工一个月伙食定量三十斤的年代，二百斤粮票可不是小数目。

王地瓜贪污了二百斤粮票的事，马上就在矿上传开了。

意见形成了两派。一派意见认为，王地瓜是个耿直人，它不可能贪污这二百斤粮票，肯定另有隐情，或者根本就是弄错了。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王地瓜平时装得大公无私，实际是个贪污犯，这二百斤粮票就是他拿起来了，应该顺藤摸瓜，挖出大的贪腐行为，治他的罪。我们就不信了，他王地瓜守着那么一摞子钱票，他会不动心！有人甚至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夜里听见王地瓜家里人偷吃点心，而且天天晚上吃。吃得窗后胡同里都是桃酥味，引得老鼠爬满了他家后窗台。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自然占多数，但他们却无法证明王地瓜没拿那二百斤粮票，就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倒是以那位副矿长为首的怀疑派占了上风，要彻查王地瓜。

保卫科先找王地瓜谈话。面对过去的老下级，王地瓜非常配合，用他的话说，无论如何也要弄清事实真相。

审讯的过程非常有趣。

王大可，嗯，不，王科长，粮票是你拿了吗？

谁拿谁就是贪污犯，工人阶级就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只，哦，不，踏上十只脚！

王科长……

别别，你们不要叫我王科长，我已经不是科长了，叫我名字就行。

哦，王大可，你说不是你拿的，怎么证明？

不知道，这我可真没法证明，我请求彻底查个明白。

那你说说谁最有可能拿这二百斤粮票？

这可不能瞎胡猜，要重证据，咱们人民政府有传统，摆事实，讲道理，重证据。

这情形有些滑稽，倒像是别人诬陷了他，或者这二百斤粮票是别人偷的，他只是一个配合调查的证人。

王大可眼睛瞪得圆圆的，嘴里一霎闲不住。那些审查他的人倒成了听众，脖子抻得老长，耳朵直起来，唯恐漏了什么细节。

一个副矿长的亲信看不下去了，一拍桌子，王大可你给我放老实点，你以为你在做报告呢，你现在是在接受组织审查，要坦白交代。

王大可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身子往上一挺，脖子右转十五度，面部一会儿就成酱紫色。嘴里“呣”了一声，食指就如扎枪，冲向了那个人的眼睛，在那人眼前半公分处停住，鸡头啄米般快速乱点。王大可说你再给老子说一遍，谁给你的权力这么跟我说话，老子冒着枪子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现在出来充好手了。

那个人面如土色，急急往后退。有人赶紧过来抱住王大可，嘴里叫着王科长你消消气，他不会说话，还是个孩子。

那人瞅空子一溜烟溜出房间，再也没敢露头。

王地瓜被众人劝说着，让他坐下来慢慢说，他屁股一蹭着椅子就又弹起来，嘴里更来劲了。

审查我可以，别给我来不讲理的，老子不吃这一套！

众人好说歹说劝着他，他慢慢消着气，头一横，说，给我支烟。

有人赶紧给他一支烟，又有人划着火柴，给他点上。

烟雾缭绕里，王大可的脸色才慢慢淡去。

看看吃饭的点到了，有人去给王地瓜打饭，但没人敢说放他走。

审查成了僵局。

一连几天下来，根本审不出个头绪。那位副矿长的口气变得越来越硬，怎么了，还军阀作风了，还要打审查干部？他力主把王地瓜打成反革命分子，清理出革命队伍。但他们扒拉开档案一看，却傻了眼。这个王大可根正苗红，标准的贫农后代革命小鬼王地瓜。没变过节，没投过敌，冒着枪林弹雨从胶东海滩一直走到烟雨江南，立过两次功，身上还背着三个枪眼。

但事情不能这么不了了之，总该让他把亏空堵上吧。可王地瓜却不干了。他说，我没拿那二百斤粮票，凭什么让我堵上，堵上不就是证明我拿了吗？

说的也在理，审查组犯了难。手里像捧个大刺猬，扔不得，抱不得。

后来，矿上拿了一个意见，让他回家反思，写检查，等待处理结果。

王地瓜却死活不回家，他说，我就呆在这里，你们尽管去查，让我回家，不怕我串供啊，这不符合审查原则。

这让人哭笑不得，本来是他惹的祸，现在却要反过来哄着他了。

但谁也没权利说不追查那二百斤粮票了，人们只好任他呆在那里，一呆就是一个月。这期间，王地瓜倒是积极配合调查，但蹊跷的是，不管怎么查，那二百斤粮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愣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审查他的人到最后也坚信，这二百斤粮票不可能是王地瓜拿的。耿直的王地瓜像个透明大琉璃球，一眼能看穿，甭说二百斤粮票，就是半两粮票也藏不住。他们就说，你回去吧，这二百斤粮票另有原因。

一波波的人涌向保卫科，但不是去揭发他，而是秉承矿领导的旨意，劝他回家。但王地瓜死活不走，他坚持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最后，矿上被迫下了一个文件，以王地瓜工作失职的名义，撤了他的管理员职务，一撸到底，去井下采煤去。

王地瓜接受矿上的处理意见，但对这二百斤粮票的去向，依然坚持彻查。矿领导敷衍他说，肯定要查，不为别的，光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也要查。

对!王地瓜梗着脖子说，黑是黑，白是白，黑白颠倒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态度。

王地瓜第二天就下井做了采煤工，工作态度一点也没受影响。但从此，他的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每周都去问矿领导，那二百斤粮票查得怎么样了？一开始，人们还耐心地跟他说，正在查，你耐心地等等。到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说，快了，快了！

这快了快了的就是十年过去，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这期间，王地瓜仍然每周都要去问查得怎么样了。新来的领导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就问，查什么？王地瓜就一本正经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一遍。新领导一听，心里话这多大点事啊，值得你天天惦记，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于是就说，这算什么，你回去吧，不就二百斤粮票吗。王地瓜态度坚定，不，一定要查清楚，我王大可工作了一辈子，可不能背这个黑锅。新领导一看，这个人是个犟种啊！以后再去问就敷衍他，就说，基本查清楚了，这件事与你无关。

王地瓜却不依不饶，那不行，要拿出红头文件来证明才行。

谁给他出这个证明？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搁着，大家几乎就把这件事忘了。

春去秋来，时间溜得贼快。

但王地瓜就是王地瓜，他总有办法让你想起，这件事没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资源枯竭，矿井撤消了，矿上的人员需要分流。该退休的退休，该调离的调离。但有一个前提，所有人员都需离开矿区，因为这里的生活点也要撤销了，人们要到百里外的城市去居住。

按规定，王地瓜正好到了退休年龄。但通知他办手续，搬家时，王地瓜却怎么也不走，他要那二百斤粮票的调查结果。

这可不是小事，生活点撤消了，让一对退休老职工住在野外，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于是，矿上出了一纸文件，证明那二百斤粮票不是王地瓜偷的。

这次矿领导认为该打发他满意了。但文件送达后，王地瓜却依然不走。

用当时送达文件的小张的语气说，王地瓜一开始还欢天喜地地一边看文件，一边说，嗯，组织终于给了我一个交代，证明我王大可不是……但话没说完，他的喉咙却突然噎住了，马上转口，不行啊，这还是没说查清楚啊，那二百斤粮票还是没查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小张说，我当时恨不能踹他两脚，这还叫人吗，这不是一头犟驴吗？

话虽这么说，当时的小张可是好话说了一箩筐，叔叔长叔叔短的磨了一下午，就差下跪磕头了。可这个王地瓜油盐不进，态度只有一个，查不明白，我王地瓜就死在这里了。

小张说到这里，端着酒杯，眼睛通红地看着我，你说这个王地瓜不是整人吗？

我暗暗吃惊，这个王叔可真是犟啊。

我说，他一直不走？

一直不走。

一住就是这么多年？

嗯，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谁也劝不走吗？

他儿子，女儿都劝过，女儿还和他吵了一架，但，没用。最后，所有人都搬走了，就剩他们老两口住在这荒郊野外，你说他图啥？

王婶也劝不走吗？

王婶？没她还好点。人家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这两口子算是彼此找对人了。

我说我明白了，他不图啥，他图的是较个真。我是干医的，按书上说的，这叫做轻微偏执型精神疾病。至于王婶，那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小张说我看他就是有病。你说，你自己较真就较真吧，却扰乱的别人不得安宁。这几年，他每个月都去办事处找我，你说光为了这二百斤粮票倒无所谓，拖着他就行。关键是，他逮着机会就反映矿上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得不好，你说，矿领导多分两份年货他也咬着不放，弄得领导们把多分的年货都退回去，这多没面子。

我笑笑，这不奇怪，我记忆中父亲嘴里的王大可能做这样的事。

弄得我都怕见他了！小张愤愤地说，每次都是来找我，我都怕人家怀疑是我把有些事情透露给他的。我首先声明啊，明天你去见他，我是坚决不去了，打死我也不去。

我没言语。心里话，我遇见这样的人我也会躲着走。

但我必须去见王地瓜。因为我兜里还有一封父亲给他的信没转交给他呢，权当是为了慰藉老父亲的在天之灵吧。

四

第二天，小张给我安排了车，我一个人进山。

崇山峻岭在车窗外匆匆后退，就像过去的岁月一页页快速翻过。在那些黄岩绿峰之间，我恍惚而又清晰地看到了过去的我和父亲，还有王地瓜和王婶。我想，人生真是短暂，从我十六岁当兵离开这里，一转眼就是四十多年了。可这四十多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那么多鲜活的面孔消失了，摊在王地瓜身上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王叔是不是精神真有病了？真要那样，我要动员他离开这里，外面的世界会让他轻松，让他甩掉许多纠结。

车一拐进矿区，我就看见一棵大樟树下坐在马扎上入定般沉思的王大可。

汽车的鸣笛声把王大可的思绪拽了回来，王大可迅速还原成活泼而好动的王地瓜。

没有小张在身边，我们的谈话轻松了许多。王地瓜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对小张和矿领导的不满。这个青年太滑头，王地瓜说，他不认真办事，总糊弄我。矿领导也不秉公办事，我就不信这二百斤粮票会查不出来，就会没个蛛丝马迹？那可不是个小数。

我说王叔，你真的错怪他了，那二百斤粮票真没查出结果，这是小张亲口告诉我的。

拉倒吧，王地瓜认真地说，要查，就一定能查出来，我提供的那几个线索呢，他们认真查了吗？那二百斤粮票不会自己飞到狗肚子里去吧。

王地瓜说这话时，王婶就用眼神剜他，让他住嘴。她说老王你嘴上又缺个把门的了，又要胡咧咧。

王地瓜脖子一梗，你懂啥，做你的饭去。

我这才看清楚，王婶已经端上了几盘炒菜，一看就知道，他们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我也不客气了，拿出给他准备的家乡酒，景芝小老虎，说，王叔今天我陪你喝一壶。

王地瓜本来准备了当地酒，一看小老虎，马上就改了主意。忙不迭地说，小老虎好，小老虎好，还是家乡酒好喝，顺口，对味。

我给两位老人斟满酒，端起酒杯。我说，二老在上，侄儿敬您一杯。

王婶慢慢地抿了一口，脸上显出不胜辛辣。就用手一边扇着嘴唇，一边赶紧夹菜。刚要往嘴里送，又恍然大悟地把菜往我面前放，说，小四你吃菜，吃菜。

王地瓜豪爽地哈哈大笑，娘们就是不行，不行，说着话，一杯酒一仰脖子就干了。

王婶嗔怪地打了王地瓜胳膊一下，说，又逞能，忘了自己什么岁数了？

王地瓜嘿嘿一笑，没事没事，喝不多，喝不多，见小四高兴，喜酒不醉人。

两杯酒下肚，我就开始没话找话了。我说，王叔你想家吗？

怎么不想？王地瓜斜了我一眼，做梦都想。

我说，你干嘛不回老家呢？说着，我悄悄地注意了一下他的表情，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果然，他刚想说话，表情就陡然一转，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我，你小子，你小子不是来给他们当说客吧。王地瓜文化有限，说（睡）客在他这里成了说（朔）客。

我笑笑，我说王叔我给谁当说客啊，我闲得难受是不是？我只是想，常言说落叶归根，您老这么大年纪了，既然退了休，就该回老家安度晚年了。

王地瓜的脸色黯淡下去，他说，谁不想老家，不想就不是爹娘养的了，我是在等组织对我那件事的证明啊。

我说，王叔，你就那么看重那张证明吗？

怎么不看重，那可不是小事，那体现的是对工作负责任，和秉公办事的态度。

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认真这两个字的份量。

我说，我懂，有句老话说，怕就怕认真二字。

王地瓜赞赏地，对，对，就是这么个理，但真说起来，你们就又不懂了。不认真负责，那是会付出代价的。借着酒意，他讲起了久远的一件往事。

他说，那一年，他才十七岁，在武工队当通讯员，有一天队长让他去送一封信，让他务必在天亮前送到。他翻山越岭，折腾了一晚上，又冷又饿，眼看离那个村子不远了，他松懈下来，倚着一块石头打起了盹，没想到却睡着了。

他是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的，枪声从那个村子传来。他拔腿就向村子跑，可没到村边，村子就燃起了大火。隐约传来老婆孩子的哭喊声和鬼子凶恶的叫骂声。

等枪声稀落下去，渐渐没了声息，他才敢走进村子，只见满街巷的尸体，村子里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他哇哇大哭起来。

王地瓜说到这里，眼圈红红的。他说，你说我为什么哭，是因为害怕吗？不是，是因为后悔，后悔不该睡那么一会，没有把鬼子要来扫荡的消息，提前送到村民兵队的手中。

我觉得这一村子的尸体就是我造成的，我这是作孽啊!王地瓜越说越动情。

我突然明白王地瓜为什么对那二百斤粮票那么较真了，一个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人，经过了血与火的炼狱，对认真二字的认识不是和平年代的人可以理解的。

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父亲临终的嘱托，我不也一样吗，要是早一点来，不就能看到更多父亲的老同事了吗？

想到这里，我赶紧从包里拿出父亲给王地瓜的信交到他的手中。

王地瓜当着我的面就把信打开了，并且念出了声：大可贤弟，我让小四来看你，顺便捎来给你写的信。王地瓜笑笑，这老伙计，有什么话让你说不就行了，还非要写什么信，又不是有什么机密。接着他继续往下读。这么多年过去，有件事我一直……王地瓜突然不再出声，而是快速地向下读去，脸色也慢慢变得凝重。看着看着，他放下信，重又拿起信封，用手撑开，眼睛往里面使劲瞅。

他的眼神就僵在那里了。

我说王叔怎么了。王地瓜不说话，而是赶紧又把信读完。然后拿着信，就那么呆呆地发愣。

我感觉到了蹊跷，王婶也察觉不对，说，你又发什么神经啊，一边说，一边去夺王地瓜手里的信件。

王地瓜不动声色地躲开了，而且很快把那封信和信封折叠起来装进口袋。嘴里忙不迭地说，没事，没事，喝酒，喝酒。

一晚上，王地瓜也没再说信的事，而且，自始至终也再没提那二百斤粮票。

但我明显感觉他喝醉了，他一遍遍地絮叨，你爹不容易啊，他拉扯你们兄弟姊妹一大家子，六口人张嘴吃饭，全家就他一个人挣钱，真不容易啊!

随着王地瓜的絮叨，我想到了我的童年，少年，想到父亲日夜奔波的身影，想到那年大饥荒，全家人吃不饱饭，夜里父亲辗转反侧，唉声叹气。想到王地瓜给我那个热馒头，被我风卷残云般吞下肚。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说，王叔，你们那代人都不容易，受了太多的苦。

我喝醉了，那晚住在了王大可王叔叔的简陋小房子里，我和王叔比赛着打呼噜，呼噜间隙，我梦见了父亲。父亲的脸色肃穆，眼神深幽。

五

第二天，我告别王叔回到城里。一见到小张，小张就乐哈哈地冲我笑着说，你真行，你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说怎么了。他说，刚才，王地瓜从小镇给他来电话了，他说他想通了，组织上给他的那个结论他接受。但他说什么也要来归还那二百斤粮票，说那是他工作失误造成的，理应由他来归还。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我说他真得那么说的？

真的，真的，这是你的功劳，你肯定用什么方法说服了他，你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小张脸上闪过一丝狐疑，不过，我真地想不明白，王地瓜现在归还那二百斤粮票，就不担心组织认为是他贪污了，再说，他从哪里弄那二百斤粮票呢？这个人真是个怪物！

我突然沉默了，昨晚酒后的一幕一幕过电影般重现。我感觉自己找到了谜底，却又拿不准，或者说不敢去猜。

我只知道，王地瓜，王大可，我的王叔，在我离开不久，就和王婶离开了那个他们独居了二十多年的荒野小屋，回到了北方他的老家，一个离我不远的小县城。

再见到王叔时，是在第二年的清明，他和王婶来给我父亲上坟。在烧了几刀烧纸后，他从衣兜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父亲给他留下的那封信。

在我诧异的目光里，王叔把那封信投进了火堆。那些春天暖阳下慢慢舒展的火舌，很温柔地吞没了它，并且，像咂摸味道一样发出滋滋的轻微的响声。

伴随这些响声的是王叔的低声念叨，老伙计，你安心睡吧，没人再打扰你的梦境。

那声音，那神情，怎么看也不像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犟种，更不像一个轻微偏执型精神疾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