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

CPXS 023 XZ

以下内容摘录

目录

第一部：在家乡

第二部：在喀什

第三部：在县城

第四部：在军校

第五部：在放水

第六部：在工厂

第七部：在油田

第八部：在机关

第九部：在祭祖

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第一部  在家乡

一

我叫晁小勇，曾经是一个走南闯北的英俊少年,我的经历充满了传奇。多年以后,当我有资格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世上活了一大把年纪，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连我自己都难于想象，我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在不同的地方，我体验过不同的风俗，接触过不同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好有坏，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和我相遇，有人提携我，有人害我，我无一例外地都没齿难忘。

我从小就知道家里不会白养活我，一定要出生的时候，天生异象，突然刮起了八级大风，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我父亲瞬间想到了《西游记》，莫非是妖怪要来了？以至于多年以后，我父亲还经常嘲弄我，你这么不听话，难道是妖怪托生的？即使这样，我父亲对我依然充满这样那样的期望，所以我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我祖父和我父亲对我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望子成龙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对子孙后代的期望中度过的，虽然我不太听话，但也。父无能儿受罪，儿无才父低头，三代人总有一代人要努力，如果不努力，长大还有什么意义？我从小就知道这是为我好，我的人生大方向是家里不会白养活我，要给我规划这样那样的出路，我知道这些都是为我好，虽有抵触情绪，但还是按我父亲的规划来的，父亲想法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小时候，我父亲问我,你长大想做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省长！我的回答，真叫我父亲心寒，他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其实，我知道我父亲想让我回答什么，比如当艺术家呀、科学家呀什么的，其实，许多孩子被问有什么理想时，也就是随便一说，并不上心。我记得，可是，我的回答是认真的，我小时候，我发现我父亲每逢他们单位领导都特别小心，腰都塌了，还赔着笑脸让我也喊领导好，这严重刺激了我幼小的心灵，直到多年以后，好些事都忘了，唯有向领导问好这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当时，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要当了省长，我父亲对我有拔苗助长的嫌疑，他老是想让我就再也不用巴结他们单位领导了。因此，我从小就萌生了要当省长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在我父亲眼里无异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父亲只是期望我和周围的人孩子有所差别，还给我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可我总是让他失望。有比他们好一点的前程而已。

小时候，有文艺特长的学生在学校里特别吃香，很少抽烟的我父亲，罕见地站在窗前抽烟，遥看窗外玩耍的小孩，一缕烟雾从嘴边飘向空中。烟还没抽完，新点子就冒了出来，我父亲一度非让我学小提琴不可，还一根筋地认为我是个不成器的人，他批评我，说我看着聪明，就是不知道用功，并说干事不用功，长大了总要吃亏的。但他对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着活马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成功了呢？这是个机会。可我对拉琴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我父亲说，知子莫若父，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做不了省长。常言说的好，命中若有终须有，命中无有莫强求。你现在学好琴，以后会派上用场的。这还真让我父亲说对了，我后来就是靠拉小提琴进了我们学校宣传队，比别人多了一条出路，这是后话。我父亲为了镇住我让我好好学琴，就拿我祖父来唬我，他说，祖父言，是家传，出人头地是你祖父对你的期望，也是留给你的金玉良言。我父亲的口气毋庸置疑。

我祖父的话我当然要听，可他老人家已离世多年，就埋在我们老家大晁楼村的祖坟地里，他。我祖父期望儿孙都过上好日子这不假，我是他孙子，他当然也期望我过好，可我离我祖父太远了，我远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喀什。从中国地图上看，大晁楼村位于地图中东部的淮河流域，喀什位于地图雄鸡尾巴位置，两地相距4000多公里，相距这么远我祖父还能影响到我，可见血脉的力量有多强大。

大晁楼村是我祖父留给我的籍贯所在地，据我们村族谱记载，大晁楼村可是个好地方，存在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明朝万历年间村里的先人来到这里，村位置是阴阳先生根据八卦和风水之说用罗盘定下来的。我们村坐落在县城东南方位淮河旁的小山丘上，四面环坡，皆缓坡慢道，呈优柔舒展之气。村祠堂位于小山丘上龟背形地貌的中心地带，村里老宅则是围绕着村祠堂错落有致的排列着。如果从高空看去，村子像个大旋涡，老宅院一圈圈围着村祠堂，竟然同八卦一般排列，而村祠堂正好处在卦中的阵眼上，整个村子都是风水局。大晁楼村的祠堂为砖石结构硬山式建筑，朱红色的墙体，有一个面南的石砌门楼，门楼方方正正，门楼的门楣上有一石匾，上刻“晁家祠堂”四个正楷粗体大字。村祠堂是寂静之地，常年上锁，就算是本村的村民也不会随便踏入，每逢大事只有族长或者村长才会进入，平日里村祠堂内很少出现人影。

我们大晁楼村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百年，一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珍惜这片土地，土地每年给族人们粮食，给所必须的一切。至于县城，在出门以脚力为主的大晁楼村人看来，那只是一个很遥远的集市而已。只有贩卖东西的时候，他们才挑着粮食或蔬菜去县城。

我虽然出生在喀什，但我身上打着大晁楼村的烙印，我和大晁楼村建立起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宗族关系。这个关系虽说飘渺，但很牢固，就像风筝，不论我飞多远，那根拽风筝的线始终都捏在大晁楼村手里。其实，我祖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迷，我没见过我祖父，不仅没见过，连照片也没见过。我祖父就是一个在土地上不知疲倦辛勤耕作的老农，他拼苦一生，就是希望儿孙个个读书，都过上好日子，起码不要饥寒劳苦。为给家业打下基础，我祖父拼命干活，每天起得比鸡早，干活比牛狠。收稻时，割了一天稻，挑稻子回家，走着走着“咕咚”栽倒地上，活活累死了。想想吧，我祖父为儿孙把命都拼没了，他的话我能不听吗？我们大晁楼村有很多村规都记载在老族谱上，其中一条训诫“至诚至孝，荫及世代”，祖宗留下的因果后人得接着。树有根，水有源，就因为这，一切关于我的故事，的先从我祖父说起。

二

我家祖上在大晁楼村既不算富裕，也不算贫穷。民国时，我祖父和几个兄弟分家，就盖起了一座宅院。宅院泥墙圈院，院子用土坯垒成，院里盖了几间房子，房子木头大梁就架在土坯墙顶上，房顶上垫着厚厚的稻草，稻草上覆盖着瓦片。

我家宅院建成的第二年，从这一年夏天开始，我家日子过得有些起色。我祖父种地肯动脑筋，根据集市需求，自己琢磨着该种啥不种啥。比如，别人图省事单种粮食，我祖父就种烟草、花生、油菜等，比种粮食收入要高几倍。农闲时我祖父挑担做小买卖，兜售家里蔬菜、烟叶等。由于我祖父的勤劳和善于经营，我家很快就小富起来。我祖父累断了腰，流尽了汗，好容易收获一些粮食舍不得吃，去粮商那里出售，粮商欺负我祖父不识字，每当在买卖粮食的店里开票据的时候，我祖父就必须谦恭地对高傲的粮商说，先生，请念给我好吗？我不识字。粮商举起胳膊，撸了撸长长的袖子，用另一只手捻了捻毛笔尖上的毛，蘸着墨汁写票据，写到最后一个字，停了一会儿，蔑视地抬起眉毛，开我祖父的玩笑，你这么肯动脑筋，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四周发出一阵哄笑声，我祖父不得不谦卑地答道，烦您替我签名，我摁手印。

我祖父感到不识字非常不方便，也觉得这是件不光彩的事。我祖父被粮商捉弄后脑袋直发晕，就像掉进漩涡里一样。过去，我祖父总认为不需要识字，不论什么事早晚都会知道，如果是好事，早些知道最好，若是坏事呢，知道的越晚越好。可现在我祖父不这样认为了，他要让他的儿子去读书。以后到粮市上去，让儿子跟着，儿子会替他念账签名，再也不会有人嘲笑他这个不识字的乡下人了。

　　我祖父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当天就把我父亲叫到跟前。我父亲是我祖父唯一的儿子，刚满六岁。当我父亲站在我祖父面前时，以为又要让他去拾粪。我祖父说，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干活了，因为我需要个识字的人。

我父亲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也亮了。我父亲说，爹，我不想去拾粪，我愿意和村里其他小孩一样去读书。接着，我祖父不用家里的粗劣土布，而是到县城买洋布给我父亲做大衫，还到县城一条街上，书贩们把书都摊在沿街的床板上。我祖父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除了有大，有小外，每本书看上去都差不多。一个书贩见我祖父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就问他要买什么书？我祖父说要买纸、笔和砚台。书贩说，街东头的店铺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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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道谢，大步流星地离开书贩，穿过熙熙镶攘的市场，来到那个书贩说的店铺前。我祖父经常进县城贩卖粮食、蔬菜，对县城非常了解，不像有些乡下人那样到县城里就东张西望，路都走的跌趺撞撞，也不像多数乡下人那样进县城的店铺就感到胆怯或着羞涩。我祖父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蓝色土布褂裤，脚上没袜子，穿了一双崭新的草鞋，那是我祖父在前一天夜里用稻草编的。进店后，虽然我祖父对文具之类的东西一点不懂，但我祖父不愿意说不懂，我祖父对店家拿给他看的东西挑挑拣拣。

买齐一切读书的东西后，我祖父就把我父亲送到村里的私塾去读书。私塾先生是个瘦小干瘪的晚清老秀才，常年戴着瓜皮帽，下巴上留着花白胡子。一副像猫头鹰眼睛那么大的金丝边眼镜架在鼻子上，私塾先生以前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我祖父见了私塾先生，神态卑躬屈膝，还有些敬畏。我祖父在私塾老先生面前又是作揖又是鞠躬，然后说，先生，为了让我这孩子的脑瓜子开窍，不读书是不行的。所以，万望你收下，这是我的一份薄礼。私塾先生穿了一件很长的灰布长衫，外面罩着一件黑布马甲，宽大的衣袖遮没了双手，私塾先生打开身边桌子的抽屉，拿出一本书说，拿着吧，你孩子现在就可以读书了。站在一旁的我父亲接过书本，望着凳子上坐着的其他孩子，那些孩子也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父亲。我祖父这才千谢万谢，一边鞠躬一边退出了屋子。

私塾在村中心祠堂旁的厦屋里，有三间屋子，中间屋子是摆着条桌、长凳的学堂。左手一间是先生的寝室，右手一间是先生议事的公房。私塾先生虽是当地出了名的儒生，奈何太老，还有点耳背，外出时会拄着一根拐杖走路。

当时，我们大晁楼村里还有一条几百年的规矩，每天三餐都会有一户人家送到私塾门前来。每当村里人家开始生火做饭，片刻之后就有一户人家的主妇手拎食盒走向私塾。主妇来到私塾门前把手中的食盒放在大门的中间，然后恭敬的朝私塾内喊一声，先生请用。主妇没有向内望一眼就转身走了。老私塾先生睁开浑浊的双眼，慢吞吞的站起来走到门前拎起食盒回到私塾议事的公房，打开食盒，拿起筷子开始吃饭，里面是刚做好的米饭和一荤两素三个家常菜。老私塾先生吃饭很安静，只有咀嚼饭菜的轻微声响，还很慢，每一口送进嘴里的饭菜都会反复咀嚼，所以很平常的一顿饭老私塾先生能吃将近一个钟头。饭后，老私塾先生放下碗筷，抬头看向村子里默然不语，然后起身拎起食盒放到了大门中间原来的位置，转身回到了私塾内，片刻之后就有村里人来把食盒提走。

老私塾先生上课，每天开课之前，必要瞻拜私塾墙上的至圣先师像，拜孔子。上课时，老先生手里有一个很大的本子，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发黄的毛边纸上的。字是篆楷蝇头小字，一笔不苟，真是一个功夫。老先生心情舒畅了，好读楚辞：

嫋嫋兮秋风，

成礼兮会鼓，

传葩兮代舞，

春兰兮秋菊，

洞庭波兮木叶下。

我父亲在大晁楼村私塾读了两年，去县里上小学堂，后考入省立中学。我们县解放那年，我父亲中学毕业，参加了解放军，当的是卫生兵。

第二部 在喀什

一

我父亲参军后，就随部队向大西北挺进，我父亲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五军第十四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三师，驻喀什垦区。我这个大晁楼村的后代就出生在喀什，我小时候的保姆是维族阿姨，所以我从小就会维语，当然也会汉语。不过我的汉语有很浓的喀什口音，是那种很不标准的维族式汉语。比如有人问我，你好嘛？我就会像维族人一样行礼，右手抚胸，礼貌地说，我好着呢嘛。我在喀什已落地生根完全维族化了，喜欢面食和羊肉，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

可以说，喀什和我老家大晁楼村的风俗迥然不同，喀什充满了浓郁的伊斯兰和维族风情。那时的喀什大街上汽车很少，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毛驴车，连喀什最著名的大十字街上都跑着毛驴车，驴脖下系着铜铃铛，跑起来发出一串串有节奏的响声，十分悦耳。

我在喀什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红色硬纸壳面的笔记本，开头记载的是我们地理老师讲的喀什噶尔概况：喀什噶尔三面环山，北部是高大的天山山脉，南部是雄伟的喀喇昆仑山，东部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部是帕米尔高原，高原上耸立着直入云霄的慕士塔格峰。慕士塔格峰气势雄伟，山峰终年积雪，顶峰浑圆，犹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地人称之为“冰山之父”。由于，帕米尔高原距喀什市区很近，天气晴朗时，在我们学校就可以看到慕士塔格峰冰川，看起来就像是从天上垂下来的一道巨大的闪闪发光的幕布。

喀什还是一个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流经喀什北边的是弯弯曲曲的吐曼河，南边的是以融雪补给为主的克孜勒河，两条河流平行东去，把喀什市区夹在中间形成绿洲，是出了名的瓜果之乡。

我家在离克孜勒河不远的我父亲单位家属院里，那时我父亲已从兵团调到喀什市工作。我父亲单位家属院是用泥巴筑建起的房屋和围墙，这种泥巴建筑很适应喀什的气候，喀什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仅有60毫米，干旱炎热，用泥巴建筑的房屋冬暖夏凉，非常适合这里的居住环境。但是，泥巴墙的制作过程非常耗时耗工，制作过程不需要任何机械设备，需要先将红胶泥在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再经过坎土曼一边翻，一边用脚反复踩压，直至变为细腻有粘性、有韧性的泥巴，这种泥巴干后抓在手里像石头一样坚硬。接着，挖半米深的地基，用大块和好的泥团垒地基，再用泥巴团一块块地沿着地基往上粘贴，边粘贴，边压实，让泥巴团填入泥巴团的缝隙之间。在垒泥巴墙的过程中匠人会不断地根据水平线调整墙体的平整度，每垒约半米高就要停下来，等泥巴团基本干透才能继续工作，逐步形成上窄下宽的梯形结构到需要的高度。

在我父亲单位家属院的泥巴院墙里是一排一排用土坯建的平房，一家一间，家里人多的是两间。我家人少，就我和我父亲，住一间房。我母亲在此之前和我父亲离婚，回内地不知所踪了。我父亲单位家属院的前门是一对暗红色的老式大木门，两扇门合起来顶端是半圆形的，右边的一扇还开着一阕小门。家属院后面还有一个后门，门外有条在田野里弯弯曲曲通向克孜勒河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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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天一热，被大人称作野孩子的我经常和小伙伴们沿着那条土路去克孜勒河游泳。“克孜勒” 系维语，是红的意思，那克孜勒河就是红河。我站在宽阔的克孜勒河边，冰雪溶化后的克孜勒河发起了滔滔洪水，浪涛一个接着一个，卷起巨大的浪头砸向堤岸，发出震天的响声。河道中间泛着泥沙的漩涡一个连着一个，像有急事似地向下游飞速滑去。哈——我大喊一声，张开双臂，跳下河去。河里左一个右一个打着转转的漩涡就像一个个圈套，纠缠着我。我要往东，它偏扯着我往西，很快就把我卷入了漩涡里。我赶紧在翻滚的漩涡上张开四肢，摆出一个大字型，防止被漩涡吸进去。那次，我被卷入了一个超大漩涡里，虽然我的游泳技术像灵巧的小鱼样高超，但我只有十一岁，即使拼命张开四肢，趴在漩涡上我也太短小，像一棵草芥，如陀螺般在漩涡上迅速旋转起来。在遭遇灭顶之灾时，我露出脑瓜顶，大喊一声，救命！还不忘赶紧深吸一口大气，眼前一黑，我被吸进了漩涡里。

我是头朝下被吸进去的，我的头不停地和周围碰撞，凭感觉，我被吸进了河床的地下暗道里。完了，活不成了，这次是死定了。虽然在这之前，我以命大著称，学校组织我们去肥皂厂学工，我居然头脑发晕去拉裸露的大电闸，为什么要拉？老师带着哭腔凶我，我的脸被电闸冒起的烟熏黑了，我耷拉着脑袋想伸伸手，但我的手抬不起来了。我想指墙上的字，字是白油漆刷的。墙上说，此为总闸，小心有大电！！！吓唬谁呢？电闸破得连个外壳都没有，闸刀也没塑料把，就是个大铁片子，还大电，大电你个锤子！我想啊，这就像我们恶作剧一样，搞个纸牌子，上写：小心地雷！插到人家门口，其实啥也没有。我戴着干活手套，一拉电闸，“啪嚓”一声，电光四射，浓烟腾起，我肚皮朝上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向后飞去。完了，要死了……这时记忆就如开闸的流水倾泄而出，有次，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先我一步，去抢一根悬挂在墙上的铁丝，不料是裸露的电线，当场电死。我被电闸电得在空中向后腾飞，先是后脑撞到墙上，把脖子都快撞断了，接着落地。我浑身麻木，胸脯剧烈地起伏不定。结果全厂断电，车间里一抹黑，所有机器都瞬间停止了运转。

这会儿，我眼前一抹黑，在河下暗道里磕磕绊绊地穿行，死就死了，无所谓了。谁知苍天有眼，命不该绝，不知怎么一来，河下暗道里突然来了一股力量，发射一样把我从暗道里发射上来，我头朝上一抬，如同飞机起飞，暗道里巨大的冲力将我喷出，我直挺挺地跃出水面。哈，天亮了，一落水，我就拼命朝岸边游去，连滚带爬上岸，大口喘息。缓过劲来，我看见远处，我的小伙伴赵建新正在水里找我呢。他不怕淹死救我，让我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二

那时候是个讲政治的年代，生活不太好，粮食限量吃。家家情况差不多，家里除了床、桌椅就没有其它家具了，家家看着都像个大宿舍。每家小孩子的成长之路也象火车一样,轨道已铺好,只能照着轨道走。那时，我已上学，只是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想在学校里读书是没指望了。

在遥远的喀什，我父亲依然保留着大晁楼村的习俗，每逢清明节，他就偷偷夹着烧纸，从院子后门出去，沿着土路走到一个背人的地方，面朝大晁楼村方向点着烧纸，祭奠我的祖父。我父亲始终没有忘记我祖父的期望，就是让后代出人头地。那时有文艺特长的人大有用武之地，是“香饽饽”，我父亲为了让我在前途上多一条路，立马让我拜师学艺。所以，我很小就学小提琴，好几年学下来，颇有成效，连我师傅都啧啧称奇，说我是天生的小提琴手。

我进红旗中学宣传队的时候，已经读高一了，当时我才十五岁，比同班同学小两岁。这是因为家里没人照看我，让我提前入学，把小学当幼儿园上了。那年初冬，夜里下场雪，地上厚厚的一层，像铺了一层碎棉花，道路滑溜。上午上课，老师传达了一个重要消息：每年到毕业季之前，部队文工团就到红旗中学宣传队特招文艺人才。主要招毕业班的学生，高一学生也可以参加，给部队文工团领导留下好印象，等明年毕业再招走。全班沸腾了，又跺脚又拍巴掌，把眼光都齐刷刷地投向宣传队的人。那年月，参军入伍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谁要是穿上了绿军装，比推荐上大学还风光，更何况是文艺兵，很让人羡慕。那时候，高中学制是两年，我读高一，我们班只有两个人在学校宣传队，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文雅，她是宣传队能跳独舞的舞蹈演员。

一节课后，宣传队在学校大礼堂里集合。尽管天气寒冷，大礼堂门口和窗户外都挤满了围观的人，连呼出的热气也在棉帽沿上凝成一层细盐般的白霜，有人袖着手使劲跺脚，稀奇地议论着，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还有人嘻嘻哈哈，热闹的挤成一团。学校大礼堂窗户外树枝摇曳，一些学生爬上树朝窗户里张望，一个一个往下传话，乐队正在扬琴带领下校音，舞蹈演员开始热身了。

一阵人声嘈杂，学校大礼堂门上厚厚的棉帘子被掀开，一股寒气冲了进来，寒气里还卷着一些干树叶，有一片树叶旋到我脚下，被我踩住了。当时，我是红旗中学宣传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也是第一次见到部队文工团首长。我从脖子上拿下小提琴，扭脸看见学校领导簇拥着几个军官走进了大礼堂。来特招的部队文工团首长有男有女，都军服碧绿笔挺，女首长的无檐女式军帽戴在浓密的卷发上，露着脑门上弯曲的刘海。男首长帽檐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张红光满面的脸上很少有皱纹。头发还是乌黑的，只是鬓角夹杂几根白发。

招文艺兵不像普通招兵要接受征兵首长的目测，立正，走队列等。招文艺兵就是看你的特长和本事，拉琴吹号的当场独奏，跳舞的当场独舞，一招一式尽收眼底，想滥竽充数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那天，学校乐队和舞蹈队首先表演了压轴节目《洗衣歌》，文工团首长都是文艺战线上的人，手里拿着定音哨，耳朵听音准和眼睛抓舞姿都厉害得很，有表现好的就记下来，所以大家都撸胳膊挽袖子格外卖力表演。

表演完，文工团首长点出几个人，其余人就可以离开了，其实就是淘汰了。那天，我和文雅都留了下来。我看看文雅，文雅也看看我，她朝我偷偷举举拳头，我知道那是加油的意思。文雅先表演，她先是做了一套基本功：劈叉、窝腰、旋子、空翻……接着跳了一段舞蹈，虽不是芭蕾舞，但也有踮起脚尖支地的动作，能看到芭蕾的影子。文工团女首长是管舞蹈的，很满意，记下了文雅的名字和家庭情况。文工团女首长很喜欢文雅，还帮她整理跳舞时拉扯的衣服，并对她说，注意保持，在芭蕾上再下一些功夫，争取明年毕业时把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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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表演，我有露一手的想法，选了一首有难度的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不是吹牛，有些人学一辈子小提琴都不一定能完整地演奏下来，可想难度之大。《新疆之春》乐思流畅，感情豪爽奔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音乐风格。我一口气表演下来，一头一手都是汗。文工团男首长带头鼓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能看出来，文工团男首长管乐器，他问我，你老师是谁？没人教你，你不可能达到这水平。我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说，我老师是地区文工团的首席小提琴手。男首长又问，学了几年，学过哪些练习曲？我说，从小就学，学过《沃尔法特》、《开塞》等练习曲。男首长点点头，接着指出我的问题，他说，你演奏《新疆之春》进入高潮后，左手拨弦转入和弦音时，弓子滑了一下，这个要注意。

那天，我和文雅都被文工团首长记了下来，争取明年毕业时把我们带走。那次，红旗宣传队只招走毕业班一个吹小号的男生。本来毕业班还有一个打扬琴的女生也被文工团首长看中了，她脸白，眼大，身子干瘦，脸也瘦，身子还没发育好，样子很赢弱。扎在耳朵后面的两刷辫子，是用猴皮筋系住的。她穿着染成紫色的斜纹布旧衣服，白色的确良假衬衣领子翻在外边，一张脸显得异常沉静。她把左手指上戴着的滑音指套取下，把琴竹收进琴竹筒子里准备离开。文工团女首长朝她做了一个手势，让她等一下。她两只惊骇的眼睛望着女首长，她坐在椅子上咂吮指头，不时惊骇地四面张望。文工团男女首长在一旁讨论，不时拿眼睛打量她，显然是在议论她，把她议论得有些紧张，她的两只手在衣襟上不停地搓捻着。过了一会，文工团女首长过来问她，你叫啥？她有些紧张地站起来说，我叫雨鸽。女首长“哦”了一声，接着问，学了几年扬琴？雨鸽说，从小学到现在。

这时，雨鸽已经明白文工团女首长的意思了，她牙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花溢出来，很胆怯的样子说，我……。女首长说，你想说什么？雨鸽情绪低落地说，我家庭出身不好。女首长愣了一下，也许她很少遇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她回头看那个男首长，男首长问，是上中农？女军官赶紧对雨鸽说，对——上中农也行。雨鸽摇了摇头，眼里噙着两颗泪珠，她觉得可耻不愿意说。文工团首长很快就明白了，遗憾地看着雨鸽摇了摇头，不过女首长很快就鼓励雨鸽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可以选择，你要融进革命队伍里来。雨鸽受到鼓励说，我已经和富农家庭决裂了。那天，雨鸽被淘汰了。

三

那时候，红旗中学宣传队集合了各年级的文艺骨干。有些学生从小就在市青少年宫练舞蹈，压腿打飞脚，能把脚踢得比脑袋还高，一招一式都透着专业水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当时，在喀什市里提起红旗中学，没有不知道红旗中学宣传队的，红旗中学宣传队阵容整齐、艺术过硬，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里影响很大，号称市第二歌舞团。

记得有一次参加喀什地区文艺汇演，红旗中学宣传队在位于喀什市大十字街的五一电影院演出。五一电影院里的电影幕布拉起来，幕布后面就是个大舞台。当时，乐队在舞台前面的乐池里，正在集体调音。我把小提琴夹在脖子上，感觉音不准，行话就是走音了，这是许多演奏者经常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音乐会上，遇到这样的窘境，很煞风景。我当时一急，猛拧弦轴，“嘣”一声琴弦断了。

乐队指挥瘦高个，戴一副白框眼镜，他的耳朵灵的很，细微的响声都能引起他的警觉。他脸一扭，锐利的目光就从乐队里找到了我。当时，琴弦绷断弹起来打到我眼睛上，我用衣袖擦着眼泪说，弦断了。乐队指挥是红旗中学的音乐老师，他把手里银亮的小指挥棍一挥，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赶紧掂着小提琴站起来，从乐池后门上到舞台后面换琴弦去了。

我在舞台上看到，学校舞蹈队已摆好造型，等舞台上那猩红的天鹅绒大幕徐徐拉开时，舞台灯光瞬间打亮，乐池里的乐队也启奏了。我看到文雅的腿和胳膊在微微颤抖，是紧张了。起舞动作是一个有点难度的反转身，她没有转好，比别人慢了那么几秒钟，就不那么整齐划一了。我看见我们宣传队那个干练利索的女队长站在舞台边角上，嘴一撇，一手拳头砸在自己另一个手掌里，叹口气，一脸的怒气。

文雅因那次微小的失误，被学校宣传队淘汰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文雅是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教育施行的是“五四”学制，即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学生是自然升级，没有应试教育。说到这里，对红旗中学也需要介绍一下。红旗中学原称南疆中学，含初中和高中，占地面积大，教学设施、实验设备齐全，曾经是喀什市重点中学，学生和家长都趋之若鹜。后来，学校改名红旗中学，步入红旗中学大门，是一人高镶嵌着红色花边的照壁。绕过照壁，左手是全校师生开大会用的大礼堂，右手是图书馆。学校大院里的西边和东边都是一排排的红砖灰瓦的教室，教室里的课桌和课椅是连在一起的，很实在，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校园中部是教学楼，教学楼是相当于把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教学楼前是一个高过楼房的旗杆和一个篮球场。校园西南角是学校食堂的菜地，种了茄子、辣子、西红柿、西葫芦、南瓜等蔬菜。

有天，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我们班上新来一个插班女生。她身子细高，耳朵很白，肩是那种溜溜的肩，腰是那种细细的腰，严格地说也不是水蛇腰，水蛇腰是没骨的，她的腰却挺得很直。她乌黑的头发，额前留了一排刘海儿，头发梳成两条不长的麻花辫子，垂挂在耳旁，上面还结着两个红色的蝴蝶结，好像两只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使她更具有一种飘逸的风姿。

那天，我们都看愣了，在喀什这边陲城市里哪见过这么有气质的女生？班主任李老师把教室看了一圈，见我独坐一张课桌，就朝我一指说，新来的女生就和晁小勇坐一起。全班羡慕的眼光尤其是男生的眼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我满脸涨红，挠挠头站起来。新来的女生绕过我，搭在肩上的书包里发出“咔嚓、咔嚓、咔嚓”的文具盒的响声，她坐在椅子上，最美的是她的眼睛，有脱俗的清澈，她大方地冲我笑笑，算是打过招呼。

经李老师介绍，新来的女生叫文雅，她父亲是北京的大干部，下放到喀什市，文雅随她父母来喀什市插班上学。她带有鲜明的北京姑娘的特点，说话语调柔和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所以她一来立刻在班里显得很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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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那时候，喀什地区行署就设在喀什市。喀什市区不大，也没啥高楼大厦，最有名的就是位于大十字街西南角的老百货大楼了。按现在的话说，喀什市区都在一环以内，顶多到二环，再往外就是田野了。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我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喀什市周围的地理状况。我们红旗中学校园里有一座高达五十多米红砖砌的水塔，水塔的弧形外砖墙上钉着铁梯，可供单人上下，水塔的顶部有带护栏的圆形平台。我们只相信眼睛能看到的景象，所以我们爬到水塔顶上遥望，东边耸立着绵延几百里的喀喇昆仑山，我们叫它大山。西面是慕士塔格峰，我们叫它冰山，南边是克孜勒河，我们叫它大河。克孜勒河是一条蜿蜒不知到何处去的河流，平时河流平稳，冰雪融化时河水暴涨，能看到暴涨的河水平着河堤，滚滚东去。那时候，我们学校四周是一片平房和低矮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再远处就是辽阔的平原，土地深厚肥沃，适宜农耕。

当时，我们班同学的家都在红旗中学四周。学校在我们家北边，距离有两公里，我们家南面隔着一大片庄稼地就是克孜勒河。自南向北有一条土路把我们家和学校连了起来，土路两旁是庄稼地。当时，我和赵建新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赵建新也是喀什本地人，瘦瘦的，高高的，满嘴的喀什普通话，但他的维语没有我说得好。

赵建新和我是同班同学，他爸和我父亲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还住同一个单位家属院。那时，我和赵建新好得就像树和影子的关系，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俩还特别喜欢撵从土路上驶过的卡车。每当有卡车驶过，都是我先跑，赵建新在后面撵，我先是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就像敲打鼓点，越敲越快，接着赵建新就从我身后冲过去，只见他身后尘土飞扬，就像滚过一个车轮。他撵着卡车跑，先是双手抓住后车帮子，再一收腿就上去了，这叫搭便车。有时，我没撵上卡车，他不会扬长而去，他要下车。只见他双手抓牢后车帮子，双腿先落地，一落地就跟着卡车跑，跑得差不多了，双手一松，减速，跑到路边停下，扶着杨树大口喘息，往往要吃一肚子尘土。

有天，赵建新把我叫到学校里一个没人的地方，从怀里掏出一盒红雪莲烟，很严肃地递给我说，来一根。那时候，我们没有现在人想的那么乖，已经偷偷抽上烟了。小时候，我们没钱买烟，一是把干树叶搓碎卷莫合烟抽，二是捡烟头，把捡来的烟头积攒起来拆开，把烟丝倒在报纸条上卷成烟抽。现在我们大了，不再丢人现眼地捡烟头，而是想方设法弄些正儿八经的烟过过瘾。我把烟点着，香香地抽了一口，两股白烟，从我的鼻孔里慢慢冒出来，已经是老烟民的样子了。我津津有味地抽着烟说，咋想着给我抽这么好的烟了？赵建新用拳头捶了下自己的头，脸抽搐着，痛苦异常。他说，是这，文雅让宣传队开除了，你去给说说。我听了心里一愣，当时班上就有同学偷偷议论赵建新和文雅的长长短短，我不相信。现在赵建新主动关心文雅，显然是对文雅有意思。

那时候，我们班上公开恋爱的不多，但暗恋和单相思的不少。那时候，我还没有恋爱的意思，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也喜欢文雅，她如同圣洁的莲花，一下子就将我的心紧紧钳住，让我着迷沉醉。现在赵建新想追文雅，我心里当然不舒服，血“轰”一下子冲上了头，感到额头像火烧似的发烫。我和文雅是同桌，就是恋爱也应该是我和文雅，他鸭嘴插到鸡食盆里算咋回事？我在心里咬牙切齿说，夺人所爱！我虽没有和文雅恋爱，可我喜欢她。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着迷的感觉。有时候，我躲在一边偷看文雅，她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时间，我平静的内心被搅乱了，身上的肌肉也紧缩起来，我感到手足无措，胸口像火烧一般灼疼。我难受地说，是文雅让你来说的？赵建新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不是，她不知道，我最近见她情绪低落，才知道她让宣传队那个女王八蛋开除了。我心想，原来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这么一想，我就放心了，我咋会替他去给文雅说情，给他落一个好。我双手一摊，为难地说，我说不上话呀。赵建新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我的肩头说，你是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有拿手的独奏节目，又是台柱子。女队长每次见你都是笑眯眯的，我想你的面子她还是会给的。再说，就慢那么几秒钟算个球事，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嘛。

我不知可否，面露难色。赵建新又递给我一支烟，我哆哆嗦嗦抽上。赵建新说，要不这样，你只管帮我说一说，说成说不成都没关系。成了，我谢你，不成，我还谢你。不管事情成不成，都算你帮过了，我这辈子都记着你的好。我的个天，这鸡巴货已经走火入魔了，就好像人家文雅已经是他的人了。再说这鸡巴货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有啥可说的？我虽然一万个不乐意，可我和赵建新毕竟是在一起玩的朋友，我打心眼里不想得罪他，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我试试看吧。

五

那时候我们有课本，但课本很薄，要不了几个月就教完了，于是要上很多实践课，学工学农学军。学工的去工厂，学农的去校办农场，一去就是几个月。只有学校民兵排和宣传队是例外，可以留在学校里。我们班在学校民兵排有三个人，其中赵建新是民兵排的班长。宣传队就我和文雅，我们班除去我们这五个人，其余人都去学工学农了。学工学农的同学一走，学校里几乎空了，于是学校要求宣传队和民兵排住校，宣传队赶排新节目除了参加汇演，还应邀到周边机关、工厂、公社和学校演出，不但能到处跑，还有好吃好喝，自己神气，旁人羡慕。那时候我们劲头十足，一有演出任务，拉节目单编串场词，抄起演出服，背上乐器，高歌猛进，一路绿灯，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学校民兵排除去日常军训，打靶比赛，野营拉练，还要接受市里的指挥，上街巡逻，维持全市广场大会秩序，还要清理黑市，抓捕美将特务。

当时，我们宣传队女生多，民兵排男生多，学校把这两部分人分开安排住校，用意是减少缠缠扯扯。宣传队住校前门口，在校门口的大礼堂里排练。民兵排住校后门口，在学校操场上训练。有时候民兵排外出执行任务，喊着“一、二、三”的号子齐刷刷从学校大礼堂跑过去。我们凑到窗户上看，民兵排还真有些样子，穿着统一发放的军绿胶鞋，肩背56式半自动步枪，腰系胸挂式帆布子弹带，这种子弹袋须用绑带在背后交叉固定。左胳膊上都统一戴上了红袖章，杀气腾腾，像是赶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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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就是宣传队重组阶段，也是训练任务最重的阶段，随毕业队员离开留下的空白要新队员通过密集排练来补充，迎接新的演出任务。一天排练的时候，我们看见雨鸽费力地提着扬琴盒子走进了大礼堂，我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她已经高中毕业，她的同学都上山下乡了，她怎么留了下来？开始排练前，我们宣传队的女队长，姓王，她圆脸，大眼，留着一种发脚略带卷曲的齐耳短发。王队长是我们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主抓宣传工作。王队长拍着巴掌说，哎哎——开个小会啊，大家都看到了雨鸽同学，她是一个出色的扬琴手。扬琴是我们民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乐器，占据着乐队的中间位置，民乐队要缺少了扬琴就搭不起架子。另外扬琴还起着给乐队对音的作用，所以咱们学校经过努力让雨鸽同学留校了。我们立刻热烈鼓掌，王队长双手向下压压，我们停止鼓掌，王队长接着说，雨鸽同学是独子，按政策可以免下乡，但雨鸽同学咬破手指，写了决心下乡的血书，是我做了大量工作，才让雨鸽同学留下来，留在咱们学校当音乐代课老师。

雨鸽还和过去一样穿着朴素，她站起来向我们转圈鞠躬。我们都是搞乐器的，知道扬琴体型大，音量足，余音长，音域广，共鸣空间好。在民乐队中充当“钢琴伴奏”的角色，慢奏时，音色如叮咚的山泉，快奏时音色又如潺潺流水，可以独奏、合奏或伴奏。

那天排练的间隙，王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地区广播电台要在咱宣传队录一个小提琴独奏曲，我把你推荐上去了，你想一下，哪首小提琴独奏曲你最拿手？我连想也没想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王队长想了想说，好，这个好。曲调明亮，旋律优美。我见王队长高兴就想说文雅的事情，可我一下又想起来了，舞蹈队新来一个跳独舞的女生，明显是顶文雅的。王队长眼尖，见我吞吞吐吐的样子，就猜我有话要说，她怕我心里有事影响演奏发挥，就问我，还有啥要说的？都说出来，能办就办。我说，能不能……让……文雅回舞蹈队。

王队长一听，差点笑出声，但很快脸上表情变严厉了，她低声凶我说，都啥时候了，没点数吗？赶紧练曲子去！我大胆说，新来的女生没有文雅跳得好。王队长白了我一眼说，你说的没错，可是文雅好走神，这是演出最忌讳的事，跳得再好也没用。我说，提醒她，让她以后不许走神。王队长走了几步，回头拿手点我说，别再给我惹事儿哈。我说，我也是为咱宣传队着想。

女队长听我这么说，就折回来说我，你也不是不知道，全校都盯着宣传队这个有前途的角色，新来的女生有校革委领导说情，你说我咋办，撵走，可能吗？我说，文雅不跳独舞，跳个配舞总可以吧。女队长叹口气，掐着手指给我算着说，像咱们这种规格的舞蹈队一般是领舞1人，配舞最多6人，领舞两边各3人，咱舞蹈队已经7人了，要加就要加双数，加一个文雅就要再加一个人，达到9人，一般舞台没那么大，转不开圈。

女队长拒绝让文雅回舞蹈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赵建新的时候，他正在学校值班室里抱着半自动步枪守电话。赵建新举起枪，把枪托顶在右肩窝里朝值班室外瞄准，嘴里模拟射击的响声，啪——啪——。我说，你可不许胡来。赵建新把枪靠墙边放下，遗憾地说，抢里就一颗空包弹。我感到稀奇说，啥是空包弹？赵建新把枪又掂起来，一拉枪栓，从弹仓里取出一颗黄灿灿的子弹给我看。我把子弹接到手里，这子弹有弹壳没弹头，弹壳口是收起来的。赵建新说，这是收口式空包弹，只有弹壳和底火、少量装药，能打响，用于警告。

我和赵建新正说着，桌上的手摇电话响了。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一部电话，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通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市教育系统只有一个总机，在市教育局里。赵建新摊开电话记录本，一手拿笔一手抓起电话听筒说，喂——。听筒里传来声音，我是地区革委会，通知你们学校宣传队代表地区革委会去缫丝厂慰问演出。赵建新边“好……好……”地答应，边记录电话内容。记录完，他一拍脑门说，哈……有办法啦。说着就把电话记录本写好的那页纸撕掉，重新写，写上地区革委会点名要文雅同学表演独舞节目。我急急说道，人家电话里没这样说。赵建新把电话记录本递给我说，你给那个女王八蛋送去，我就不信她不怕地区革委。我战战兢兢说，胡编电话内容……行吗？赵建新把我推出值班室说，出了事算我的，和你没关系，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一步三回头，犹犹豫豫去王队长办公室送电话记录本。那时候我们住校，一整天都是排练，有时候晚上还加练，星期天休息。我把电话记录本送给王队长就想走，王队长示意我等一下，我就站在门口等，心里不停地打鼓，出了一手心汗。王队长看完电话记录本就拿眼看我，看得我心里发毛。王队长说，谁让你送来的？我说是赵建新。王队长鼻孔“哼”了一下说，人家地区革委咋知道文雅？我头上也冒出汗来，我用一手汗去擦头，我头上的汗就更多了，我说，我……。我本想说是赵建新瞎编的，不关我的事。但我感觉不妥，改口说，我只是顺便送个电话记录本，不知道内容。王队长站起来，她看我一脸胆怯的样子，把手里电话记录本一挥说，走，去值班室打电话核实一下。我是个老实人，当场把腿都吓软了，我说，队……队长，文雅跳舞那么有名，也许……人家真知道她。

到值班室，赵建新正坐着椅子把双腿翘到桌子上等我消息。他一看王队长来了，一下子懵了。他知道大事不好，一下站了起来。我站在王队长身后打手势挤眼睛，意思是我可没出卖你。王队长把电话记录本扔到桌子上说，电话是你记录的？赵建新瞄一眼电话记录本，眼皮一抬说，是我。王队长说，人家地区革委点名让文雅演出了？我低下头，心想完了完了。不料赵建新居然底气十足，大声回答说，是的！地区革委确实点名让文雅演出，我就是这样记录的，不会错。

王队长指指电话说，打过去，核实一下。赵建新有些慌了，推脱说，算了吧，人家就是这样通知的。王队长一脸严肃，又指指电话说，打。赵建新又看看我，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又缩缩脖子，赵建新只好哆嗦着手指在转盘上拨电话号码，拨了几次都错了，最后拨通了。王队长拿过电话听筒说，我是红旗中学革委会，刚接到地区革委会一个通知，让我们慰问演出。地区革委会人说，哈——是的是的，还有一段时间，你们可以好好排练一下。王队长说，我们学校有个叫文雅的学生……。地区革委会人插话说，文雅我知道，她爸是下放到地区的干部，刚恢复工作，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那丫头表现咋样啊？王队长愣住了，半天没有吭声，电话里传来声音，你咋不说话？要不说，我就挂了。接着电话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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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雅回宣传队了。

为了完成地区革委会布置的慰问演出任务，特别是临近演出时，我们早上要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全天排练，晚饭后，还要开会总结一天的排练情况。那时候，周六还是工作日，只有周日休息，可我们周日只休息半天，中午在学校吃过午饭，要想赶回学校吃晚饭（那时候吃饭是大事），回家时间就很紧张，所以家里没啥大事，我们就不回家，在学校里放松。   

一个周日下午，当我走到学校大礼堂门口，看见文雅在里面加练，她穿着维族姑娘色彩艳丽的演出服，轻盈飘逸的舞姿，伴着长辫的飞舞，秀着一头黑亮的秀发。她两手各持一盘子，指挟竹筷，和着唱片音乐，边打边舞，并在头上顶一盛水的碗，在排练厅里旋转。我知道这是盘子舞，盘子舞是表演性道具舞蹈，由女子单人表演，流行于新疆库车、喀什、麦盖提等地，展示着维吾尔族女性知性、典雅、独特的民族风采。盘子舞难度很大，只有专业舞蹈演员才能表演下来。

文雅加练完，主动找我感谢，还送给我大白兔奶糖吃。那时候大白兔奶糖可是稀罕物。那天，文雅提着一个小袋子，给每个同学分发大白兔奶糖，我把大白兔奶糖放在嘴里慢慢地舔，慢慢地咬，慢慢地吞着口水。我发现文雅和过去不一样了，她已不像过去那么纤弱，变得丰满了。白净的瓜子脸，眼睫毛有些长，两道弯弯的像笔画出来似的眉毛下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她头发也变了，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使她北京姑娘的特点更加显著了。怪不得赵建新要迷上她。

那天，文雅发了一圈大白兔奶糖，像一道灿烂的阳光走到我面前，把小布袋子递给我说，剩下的都是你的。我刚接住，就被一旁的同学抢走了，一群同学又去撵抢我袋子的同学。我和文雅笑看跑远的同学，文雅说，感谢你啊，我又回宣传队了，要不我还在学校农场学农干活呢。我挠挠头说，还有赵建新呢，他也帮你了。提到赵建新，我发现文雅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看来她心里就没有赵建新，要不提到她的心里人，她脸上一定会有特殊表情的，看来赵建新是一头热了。

接着，文雅提到了她那次跳舞走神的事，也就是反转身慢了那么几秒。文雅告诉我，当时，她爸被自治区革委叫到乌鲁木齐谈话，全家都紧张。你也知道，打倒走资派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只要街上出现打倒某某走资派的标语我们全家就紧张，一看不是我爸才放心。我爸去自治区后，我每天提心吊胆去学校，不知道我爸会是什么结果，一旦我爸被打倒，我就成了黑五类，和雨鸽一样低人一等，不知道同学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我每天小心翼翼走进校门，心事重重走上舞台，怎么可能不走神？文雅说着，一挥手，就好像把一切担心受怕的事都甩掉了，她说我们全家是虚惊一场，我爸被“老中青”三结合，结合进地区革委会当副主任了，下一步很有可能去自治区，要那样，我就可以去乌鲁木齐上学了。

文雅的确是太出众了，她走在喀什街上，经常有人盯着她看。有天夜里我们正在宿舍里准备睡觉，女生宿舍里突然传来尖叫声，我听出来里面有文雅的声音。我们男生赶紧穿衣服，边穿衣服边往外跑。夜色晴朗，一轮弯月悠闲的挂在天边，密密麻麻的星星撒满了夜空，冲着我们不停地眨着眼睛。当时我们学校的宿舍是砖瓦平房，宿舍后窗是学校土围墙，围墙外面有树，有人攀树爬上围墙偷看女生宿舍。

通常女生回宿舍都脱了外衣，穿着短小内衣泄露春光在宿舍里走动。那个新来跳领舞的女生，跳新疆舞不会扭脖子，就是身子不动、脖子左一下右一下移来移去的动作，这动作看似容易，其实身体各个部位从小都要被训练协调，不然身子和脖子会一起动。文雅和几个女队员把那个女同学拉到门后，用门板把她身体夹到墙上，其余的人嘻嘻哈哈挤在门后用力推，然后文雅双手托住那个女同学的下巴，向左扳向右扳，身子不能动，头来回动。那个女同学怕痒，文雅一摸她下巴，还没摸到，她就先缩起脖子“咯咯咯”地笑。正闹着，文雅忽觉一丝风吹来，扭头一看，发现窗户上挂着的小布帘上有一条缝，缝里露出了一双眼睛。文雅吓坏了，尖叫一声，有流氓！其她女生也跟着尖叫起来，纷纷往外跑。

一群男生搭人梯把我送上土围墙，我双手扒着墙头，收腹，双腿卷曲，胳膊用力一拉，我的一条腿就搭到墙头上了，再用力一翻身，我就骑到了墙头上。那时候，爬墙不算啥难事，是我们男孩子的规定动作，一个男孩不会翻墙是会被人笑话的。当时，我父母单位的家属院和郊区贫下中农的地是连在一起的，不分彼此。小时候，我和赵建新经常爬上墙头玩跳伞游戏，把麻袋片四角用绳子拴死，兜成降落伞状，手拉着四根绳子从墙上跳下去，有次把我的脚脖子崴了。更多的时候，我和赵建新喜欢翻墙到附近生产队果园里偷水果，赵建新趴在果园地上望风，看在茂密的果树下有没有人腿出现，只要有人腿出现，他就把拇指和食指塞进嘴里吹出响亮的口哨。口哨一响，干瘦灵活的我就像猴子一样从果树上攀着树枝跳到果园墙上，往下一蹲，双手扒着墙头，身子趴在果园外墙上，背朝外，肚皮贴着墙面滑下去。同时，赵建新憋一口气，从果园围墙下的水渠里潜水钻出去，我俩就跑了。

那天，我爬上学校墙头，看见一个人影在街巷里跑，一转弯就不见了。我骑在墙头上说，跑了。我们班主任李老师家就在学校里，紧挨着学生宿舍，听到叫声也跑来了。他安抚大家，今晚估计不会有事，明天让学校民兵排派人过来，我就不信流氓不怕子弹。

七

赵建新被派到我们宣传队了，我估计这家伙是为了文雅主动要求来的。他背着一只56式半自动步枪，腰系胸挂式子弹带，胳膊上戴上了红袖章，手拿一个大号手电筒杀气腾腾地巡夜。我手提一根铁锨把陪他夜巡，我俩先是在土围墙里面走一圈，再走到围墙外面顺着街巷走。在月光下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

我知道赵建新这次枪里第一颗是空包弹，剩下九发全是带弹头的真子弹，所以我和他夜巡一点也不害怕。有天，我哈欠连天陪赵建新夜巡，我们白天排练，他在一边打瞌睡，我说反正你有枪，你自己夜巡吧，我得回去睡觉。赵建新没搭理我，拿手电筒朝远处照，突然说，有情况。我一下紧张起来说，不会遇到美蒋特务吧。赵建新晃着手电走过去，我提着铁锨把跟着，发现几个人在学校围墙外面借着路灯打牌。夜色中，那几个人在吸烟，一明一暗，就像一只只萤火虫。赵建新把手电递给我，我照着那几个人，赵建新把枪从肩膀上取下来，掂在手里，“咔嚓”一声打开抢上保险，喝道，什么人！那几个人盯着赵建新手里的枪害怕了，顺着墙根站起来。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在打牌。我晃晃手电说，问你们是什么人？那人说，我们在街道供销社上班，夜里没事打个牌玩。我又照照围墙，那几个人也顺着手电朝围墙上看。赵建新说，爬墙了没有？那几个人异口同声说，没有，爬不上去。我发现这里没有树，墙那么高那么陡，就是换成我和赵建新也爬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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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发现赵建新很少在我面前提起文雅。有次排练休息，我朝文雅努努嘴说，不错吧。赵建新在宣传队白天打杂，晚上巡夜。他抱着腿坐在长条椅子上说，唉——咱是平头百姓，人家是天鹅，不敢想了。我说，就因为她爸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赵建新用胳膊捣捣我，小声说，你上吧，让给你了。

后来，我发现自从赵建新不敢高攀文雅后，也不注意自己形象了。他过去追文雅时特别讲究穿，新做了蓝华达呢上衣，衣领上别着两颗曲别针，脸上抹雪花膏，胳膊窝里涂香皂，老远就能闻到香味。有时远远看见文雅，就从兜里掏出小梳子，往小梳子上吐几口唾沫，把头发梳的溜光。有天傍晚，我去学校食堂排队打饭，饭堂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我看到赵建新正在和炊事员吵架，他举着一块玉米发糕说，你瞧瞧，发糕是不是少了一个角？还有你给我打的玉米糊糊，我都数着数呢，少打了一勺。

炊事员姓冯，五十来岁，人缘好，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和事佬。冯炊事员竭力克制住怒气，抬起头，眨巴着眼睛想了想，也没想起来是不是少打了一勺，只好摇头说，你这孩子。说着很不情愿地往赵建新端的大号铝饭盒里添了勺玉米糊糊，然后叹口气说，唉——我只好少吃一勺了。

我知道赵建新又在耍滑头，后来我说赵建新，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咋把发糕掰掉一角的？赵建新“嘿嘿”一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接发糕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大拇指一掐，发糕一角就掉到我衣袖里了。我把发糕递到炊事员眼前说，看，少了一角啊。炊事员鼓着眼睛看，也没看出问题，只好给我换个囫囵的。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不能敞开吃，凭饭票，粮食和肉类都有定量。我们是每人每天500克（一斤）口粮，肉是每人每月250克（半斤）。粮食以玉米面为主，细米白面很少，不经常吃。哪像现在敞开吃不说，还倒过来了，杂粮比细米白面还贵。那时，我们在学校里排练节目，一上午蹦蹦跳跳很快就饿了，有次排练休息时文雅请客。我们学校大门外有个推手推车偷卖凉粉的老头（那时不许做小生意，胆大的只能偷做）。那个手推车我见过，前面有两个胶皮轮子，后面是一个木支架，三点成一面，可以平稳地停在路边。手推车两边的车把上各镶一个铁环，两铁环之间连着一条长皮带，老头把皮带往脖子上一套，就把车抬起来了，推着就走，边走边吆喝，吔——喀什凉粉，馋得流哈喇子嘛！车把上还挂着小铃铛，伴着老人的吆喝“叮叮咣咣”地响。每次老人到我们学校大门外都要停一会。

那天，我们一伙人簇拥着文雅，从我们学校大门上开的一阕小门走出去，围着卖凉粉的手推车指指点点。凉粉车上面是个平板，平板四周是十厘米高的木框，木框里靠边有一个大搪瓷盆，里面堆满煮熟的萝卜丝和菠菜还有生脆的黄瓜丝，上面遮一块白色湿盖布，旁边是一盆切成块状的凉粉，还有一堆坛坛罐罐都是各种调料。文雅红润润的圆脸蛋，像溢满浆汁的苹果，她给老头说，两人一碗。然后用眼神数人数，数到我时说，你和赵建新一碗。

我们端着凉粉碗吸溜吸溜吃，凉粉加上萝卜丝、菠菜、黄瓜丝，佐以醋、蒜、辣椒等调料混合而成，好吃、嫩滑、酸香、爽口。文雅付过钱，在一个女队员碗里挑出一块凉粉吃，连说好吃好吃就走了。我让赵建新吃，他不理我，我也不敢吃完，我发现他紧靠大搪瓷盆站着，偷偷掀开湿盖布一角，热气一下子就蹿出来了。他把手偷偷伸到湿盖布下面，把熟萝卜丝和菠菜一把一把抓出来往自己兜里装，很快湿盖布就塌下去了。卖凉粉老头一脸笑模样，满脸皱纹如同翻耕过的土地，头发乱蓬蓬的，脖子黑得像车轴，那双粗壮的大手却洗得发白，和他肤色不一样，就像手上戴了一双白手套。卖凉粉老头亲眼目睹了湿盖布塌下去的情景，他那长得像蟹钳一样有力的大手，一把摁住赵建新抓萝卜丝的手说，胆大得很嘛！两人的手在湿盖布下面僵持着，毕竟老人手上沾有油，让赵建新的手滑脱了。

我和赵建新怕老人撵，不敢从前门回学校，绕着学校外墙跑，再从学校后门跑回宿舍吃熟萝卜丝和菠菜。赵建新把裤兜和衣兜里的熟萝卜丝和菠菜掏出来，在桌子上放了一堆。我和赵建新就手抓熟萝卜丝和菠菜吃，这熟萝卜丝和菠菜被调料淹过，很入味。我和赵建新正吃得高兴，文雅推开门进来了，她连看也不看我们偷来的熟萝卜丝和菠菜，更别说吃了。文雅对我翻了个白眼说，王队长到处找你呢。我吓了一跳，以为卖凉粉老头把我和赵建新告了，我鼓着腮帮子，赶紧把嘴里的熟萝卜丝和菠菜囫囵吞下去，一抻脖子说，啥事？文雅说，地区广播电台来车接你，要你去录小提琴独奏节目。我一拍脑袋说，呀——把这事给忘了。说着，我就和文雅一溜烟跑了。

后来，我和赵建新拿着钱去买凉粉，那个卖凉粉老头一看是我俩，推起木板车就跑了，把车子推得像射箭一样快。

八

去市郊缫丝厂慰问演出那天，也就是我去地区广播电台录制小提琴独奏节目两个星期以后，我的小提琴独奏曲上了地区广播节目，在收音机里播，可把王队长乐坏了。我们学校广播室也在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不厌其烦地反复播放。

那天，缫丝厂派来两辆解放卡车到我们学校，什么乐器呀舞台设备呀演出服呀，还有音响、幕布、灯光、小道具呀装满一车。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前面一车是宣传队的人，队员们兴高采烈地唱着、交谈着，洋溢着一股青春的热浪。我和雨鸽坐后面的道具车。出学校北大门，从街巷拐上那条我们上下学走的土路，前面车一走，车轮卷起细灰一样的黄土把后面车遮住了。走完土路车厢一颠，车就上了市中心的水泥马路，汽车一上水泥马路，就撒开欢了，“刷——”一直往前开，耳边风声呼呼直响，路两边的房屋树木一闪而过，到大十字路口是五一露天电影院。前些年里面放映朝鲜电影《买花姑娘》时，我们没票就爬到露天电影院围墙外的树上看，边看边流眼泪。车从大十字路口转个弯就一路向北走，过了艾提尕尔清真寺，就到了北大桥。北大桥当时桥面很宽敞，有汽车道自行车道，桥的两边还各有一个约有一米多宽的高台人行道，桥边是水泥护栏。桥下面是吐曼河，河水碧波荡漾衬托着威风凛凛桥体，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亮幽幽的波光，流向了看不见的远方。河岸两边是树林，显得幽静极了。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一只鹰在我们车顶上盘旋了一会，便像箭似地飞向了遥远的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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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北大桥就出了市区，是一大片大平地，又平又大，碧绿的，长满了草。远处的阳光好刺眼啊，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和雨鸽站在车厢前面，我的两只手在车厢沿上摸来摸去，雨鸽心情也大好，平时寡言少语的她，手里拿块手帕擦着脸问我，你以后打算干啥，还拉小提琴吗？我叹口气说，其实我不喜欢拉小提琴，太苦了。雨鸽说，那你还学。我说，没办法，家里逼的。一说到家，雨鸽的脸就沉下来了，还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对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痛苦还是绝望？孤独还是自卑？在她的内心，一定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苦楚。我对她说，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怪你，这是没法的事情。雨鸽说，反正也没外人，我就给你说说我们家这个富农是咋来的。雨鸽说，我爷爷起先是地主家的佃户，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土地。你知道啥是佃户吗？就是比贫农还穷的贫农。快解放了，地主以极少的价钱贱卖土地，我爷爷以为捡了大便宜，借钱买了十亩地，拿着地契疯了一样在地里跑，跑累了，躺在地里嚎叫，老天爷啊，我有地啦……十亩……十亩啊……呜呜……，激动得嚎啕大哭。

那天，演出就在缫丝厂的篮球场上，临时搭起一个舞台。在此之前，我们王队长说，只有接近工人阶级才能带着感情演出，所以我们演出之前到车间和工人搭把手干活。一进车间，里面如同蒸笼，白蒙蒙的热气在里面晃来晃去。所谓缫丝就是煮茧拔丝，缫丝厂的任务就是将蚕茧浸在热水池子里，分蒸煮、拨、开、拉四道工序，用机器抽丝，卷绕于丝架上，把抽好的丝送到丝绵厂纺织绸缎。

我们来演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附近村落。那时候，附近村落一年到头也看不了几次演出，有时候一连三四年都看不到一场，所以，除缫丝厂工人和家属外，附近生产队不论大人还是小孩，纷纷慕名而来，就像是过节。缫丝厂提前把舞台搭好，这舞台再简单不过了，把几辆大卡车的车厢板放下，并排停在一起，铺上一层厚帆布。在并排停的卡车尾部两旁捆绑两根长木棍，木棍顶端拉上铁丝，铁丝上挂着幕布，舞台就布置好了。缫丝厂还把篮球场清理得干干净净，泼洒了水。缫丝厂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附近生产队的男人赶着驴车，妇女和儿童则坐着毛驴车，悠然地来看演出。毛驴车是那种平板车，车前竖着一个三角架子，上面可以挂东西。平板车上面铺一块鲜艳的毡子，大多坐着妇女和儿童。毛驴车随便拴在厂外，也不用担心丢失。很快，来看演出的人群，把缫丝厂篮球场挤满了，连篮球场四周水泥看台上也坐满了人。

我们王队长明显是有些兴奋，她上了台，那叫试台，就更加激动了。篮球场上都是人，观众们就地而坐，一张张脸仰着，兴致勃勃地观看。远些的地方，还有人朝这边走来。那一刻才明白缫丝厂把台子搭到空地上是有道理的，空地可以站更多的人。我们王队长从台上下来连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工人和贫下中农热情真高。大家赶紧化妆，都化得漂亮些。

宣传队的队员们换上演出服，集中在一块斜搭在车厢上的木板旁边。王队长站在木板一侧，按节目顺序搀扶演员登台。演出开始照例是报幕，我们宣传队一男一女两个报幕员两眼炯炯有神，脸红扑扑地走到幕布前亮相，嗓音清脆嘹亮地报幕：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同志们，大家好！红旗中学宣传队慰问演出，现在开始……

蓦然，音乐响起，临时舞台上悬挂的大幕徐徐拉开，立即渲染了整个台上台下的气氛。那天，第一个节目是女声独唱，接着是舞蹈《达坂城的姑娘》，随后是歌伴舞《洗衣歌》，文雅和女演员们穿着藏族舞蹈服，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她们戴着漂亮的头饰，穿着小红靴，背着小木桶，排着队，边唱边舞着出场：

温暖的太阳，照到雪山，

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金光闪闪，

鲜花开遍路两旁，解放军来到咱家乡，

嘎拉央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

女演员们在文雅的带领下，惦起脚尖，扬起双手做原地旋转舞姿。接着她们双手掐腰，两腿交叉，踮起脚后跟，左一下，右一下摇晃身子。随即她们又胳膊搭胳膊围成一圈，一个女演员喊道：

哎，你们看，那是谁来了？

立刻有人答：是班长洗衣裳来了。

女演员们围成一圈说，咱们帮他洗吧。

接着，啊瑟……

女演员们退去。脸上抹着油彩的赵建新一手抓个脸盆放肩上，一条胳膊随着音乐节奏有力地甩着，大步跑上舞台。他扮演的是解放军炊事班长。原本赵建新在宣传队是个外行，除了负责宣传队安全，他还做些装车呀，搬布景呀，挂吊杆呀一类的杂活。正巧，扮演炊事班长的男生崴住脚了，让赵建新临时顶替演出。那时候，演员在台上奔奔跳跳，在排练时常常会扭了腰，闪了腿，崴脚是小事。一直以来，赵建新不满足在宣传队打杂，天天看我们排练，还说跳舞有啥难的，不就是伸胳膊蹬腿嘛，他一表演，居然也学得有模有样，连对他有偏见的王队长都夸他聪明。赵建新一身碧绿军服，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精神抖擞地亮相，他比划着动作边说边唱：

雅鲁藏布江水清又清，

做完了早饭洗呀洗军装，

同志们操场练兵忙。

为战友洗衣，

我心里喜呀喜洋洋，

哎嘿嘿嘿哟嗨……

这时扮演小卓玛的演员上台说，班长，我帮你洗吧。赵建新把手一抬，做了个比个子高低的手势说，小卓玛，你要是有这么高，我一定让你帮我洗。扮演小卓玛的演员说，真的？但赵建新还是不让她洗。小卓玛灵机一动假裝脚扭伤，喊道，哎哟，哎哟……赵建新说，你怎么啦？扮演小卓玛的演员说，我脚崴了。赵建新一伸手说，快找卫生员去。扮演小卓玛的演员说，不，我找阿妈去。赵建新扶着扮演小卓玛的演员下场后，文雅带领腰肢纤细的女演员们跳着欢快的步子，一手掐腰一手整齐划一地甩着手臂出场，文雅领唱：

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阿拉黑司！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阿拉黑司！

是救星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

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呃。

出打出打觉过出打咳勒司……

文雅她们围绕洗衣做出一连串的泼水、踩衣、荡衣、搓衣等舞蹈动作，充分表现了藏族姑娘活泼热情的性格和军民鱼水情的场面。她们挽着袖子起舞，舒展柔软的手臂，手臂在合着节奏整齐地晃动，一双白嫩的手像抚弄着碧波那般轻柔，划动在胸前，把大家吸引住了。最后，扮演小卓玛的演员把洗好的军装送给扮演班长的赵建新时，小卓玛俏皮地翘起小脚转动脚腕，跳起了弦子舞。小卓嘎表演得天真活泼，又自然、又有情趣，整个操场上顿时掌声、喝彩声，潮水般响起，一瞬间就成了演出最为耀眼的景致。红旗中学宣传队果然名不虚传，观众大呼过瘾，齐声高喊……拜克亚克西（很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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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那次演出结束后，缫丝厂为宣传队准备了丰盛的晚饭。

篮球场上的临时舞台拆掉后，缫丝厂篮球队的队员们开始在篮球场上分队训练。他们一色的的确良裤子，红背心胸前印着“缫丝厂”三个黄字，脚上穿着白回力高腰球鞋，就像踩了两团白云在场上飘来飘去。队员们把平时训练的技术全部自如地搬上场，三角短传，二过一，配合默契。四周围观的人不断喝彩。

赵建新站在场边，手痒的不行，他是被红旗中学篮球队淘汰的队员，他和人家教练套近乎，也脱了上衣跑上场。赵建新“噗噗”地拍着篮球，左突一下右突一下，突然机灵地做了一个抛球的假动作，迷惑对方，逮着机会跳起投篮，“咣当”一声篮球砸在篮板上，四周一片叹息声。很快缫丝厂一个队员抢着篮球，对准篮网用力一投，只见篮球不左不右、不上不下飞向篮网，落下时像流星一样从窄小的网口“唰”地一下穿下去了，四周立刻响起喝彩声。

忽然，场边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吸吸鼻子说，好香啊，是油炸蚕蛹。缫丝厂有两个食堂，北食堂，南食堂，当中隔一个篮球场。北食堂是职工食堂，南食堂是干部开会的招待食堂，平时不起灶。香味是从南食堂飘过来的，有人把眼光投向南食堂，闭上眼睛用力一吸鼻子，脸缩成一团说，像是油炸回锅肉，我在那吃过，肥肉膘子两指厚，真香！

那天，我们宣传队人多，缫丝厂南食堂餐桌不够，就抬来一张折叠乒乓球案当饭桌。食堂大师傅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嗨呦呦”抬出一个洗澡盆，里面是油亮亮的菠菜鸡蛋汤。洗澡盆抬到乒乓球案上，下面垫了两层麻袋片，接着抬出一个像船一样两头翘的白藤大簸箕，里面堆着刚出锅还热气蒸腾的白面大馒头，还有一大盆油炸蚕蛹。饭菜上齐了，乒乓球案上挤满了大小碗、筷子、汤勺。我馋的直流口水，喉咙里像要生出手来去抓大白馒头。食堂大师傅介绍说，来缫丝厂不吃油炸蚕蛹，等于白来。这东西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同学们，这顿饭，不定量，敞开肚皮吃咧——！ 

平常我们学校食堂翻来翻去就那几个花样：玉米面馍，玉米面发糕，玉米面窝头。只有过年过节才把积攒的细米白面拿出来吃，算是添加节日气氛。当时学校不提供热水，冬天我们用学校食堂蒸玉米发糕的水刷牙洗脸。学校食堂有时没菜，就着大酱和大葱吃玉米发糕，天天吃顿顿吃，杂粮粗糙，烧胃，老吐酸水。这会儿看到大白馒头甭提有多香了，我从大簸箕里抓了一个大白馒头，烫得两手倒换着急慌慌地咬了一口，差点咬着手指头。遇见好吃的，不能那样雅致，我顾不了那么多，端着具有维吾尔特色的带花纹的土陶大碗，碗里盛着快溢出来的菠菜鸡蛋汤。我不用筷子叨油炸蚕蛹，一次叨一个，手一哆嗦又掉了，急人。我干脆下手抓油炸蚕蛹往嘴里塞，将那焦脆的油炸蚕蛹“嘎嘣嘎嘣”嚼得粉碎，接着咬一口大白馒头，顾不上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一伸脖子，“咕冬”一声就咽下去了。我能感到吃食从咽喉直抵胃部，那个满足感迅速扩散到全身，再慢慢聚到头上。不一会儿，我脑袋上的热气上腾，就像刚揭盖的蒸笼似的。

当时，我们吃得那样香啊，一屋子嘴响。饭下肚，我感到血脉畅通，舒服无比。我“呼呼噜噜”吃了一通，抬头一看，文雅吃饭那个文明啊，她居然是掰着大白馒头吃，那多慢呀，我都替她着急，可我顾不上提醒她。我和赵建新比着吃，互相一看，我俩眼睛骨碌碌地睁着，腮帮子像球一样饱满地鼓着，喝一口菠菜鸡蛋汤，“咕咚”一声就送下去了。

开始我是站着吃，后来是蹲着吃，最后是坐着吃，围着乒乓球案吃了一圈。后来，等我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大腹便便站不起来了。我扶着墙试着站了几次，几次都失败了，我每次站起来腰只要一直，肚皮就绷紧了，感到肚子里的大白馒头就往喉咙眼上涌，我赶紧收起肚子蹲下，脸色苍白，头上冒虚汗。食堂里吃饭的人陆续都走了，我还靠墙蹲着。食堂大师傅问我，你咋还不走？我说我站不起来了。食堂大师傅把我从墙边拨转身，弯下腰，两胳膊从我后背俩腋下穿过，一下就把我提起来了。我立刻“哎呦”乱叫，把身子缩成一团护住肚子，不敢站直。我的天呢，要把胃撑坏，会要了你的小命！食堂大师傅嘀咕着，不敢硬来，叫来一个人，一人抬我肩膀，一人抬我的两条腿，把我抬出食堂。我们王队长大声问，咋回事？抬我的食堂大师傅说，吃饱了撑的。我们王队长“咦——”地一声，嫌我丢人了。

众人把我抬到卡车车厢后面，打开车挡板，车下人“呼哧呼哧”把我举起来，车上人七手八脚把我拉上去，我靠车帮蹲着。赵建新也比我好不到哪去，他也撑得爬不上车，是让人拉上去的。文雅背靠车厢捂着嘴笑，还偷偷用手指挠自己脸羞我。我虽然在文雅面前丢脸了，那也没什么，我是喜欢文雅不是爱文雅，喜欢和爱不是一码事。我看见文雅就感到舒服，看不见就觉得心里缺少些什么，具体缺少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我知道我高攀不上人家，有时感到苦，可我一看文雅和我们一样吃苦，心里就舒服了。现在，赵建新的想法大概和我一样，人家文雅是天上的月亮，只能看不能摸。

十

后来，地区革委会又布置我们宣传队去克孜勒河的水利工地慰问演出。舞台就搭在工地上，那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我小时候常去游泳的大河被拦腰截断，中间挖出一个看不见底的巨大深沟，深沟四周垒起大坝，一头蓄水，一头是泄洪大坝。一排吊塔上悬着高空运输线，吊头在人们头顶上荡来荡去，不断地把土和石块运送到坝顶上。坝上坝下到处是人，汽车、推土机在匆忙地奔跑……

演出前，工地总指挥文雅爸来训话，话的大意是，地区革委特别重视农业学大寨，学大寨离不开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给地区农业找个命脉，就在这挖个大水库。大家齐心协力干好活，来这干活的社员每天记十个工分，还补一个白面大馕……。训完话，文雅爸一手叉腰，一手用力一挥说，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旗中学宣传队代表地区革委来慰问演出，这个宣传队不用我介绍，我想大家早有耳闻。现在我宣布，演出开始！

春雷般的掌声，热烈的欢呼声，一阵接一阵，工地沸腾了。演出声乐器声和工地上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紧张而欢乐的交响乐。在这种交响乐中，我们的演出在持续两个小时后圆满结束。

返回学校时，两辆车子一前一后，这次前面是道具车，后面一车是宣传队的人，我和雨鸽在道具车上押车，任务是不让道具半路丢了。在宣传队，我和雨鸽都是搞乐器的，比较说得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共同语言。那天，雨鸽告诉我，学校已推荐她去市音乐学校进修，回来就转成正式教师。我说真不赖，这得给扬琴记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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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工地上一个劲地往上爬，汽车爬得很累，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哼哼。爬上深沟，嘿，还有一个大土坡。大土坡贴着荒地起伏延伸，像是波动在衣服上的一条纹。大土坡的泥土路面有些松软，路边还积着雨水。汽车一摇一晃往上爬，爬着爬着轮子打滑，司机猛加油门，汽车后轮子旋起一片稀泥，车轮越陷越深，车身开始倾斜，车上的道具“哗啦”一下朝一边倒去。司机师傅大喊，跳车——快跳车！一开始，汽车倾斜翻得很慢，我赶紧跳下车。雨鸽本能地去抢救斜靠在车厢边的扬琴，她想把扬琴盒子掀到车外，就迟那么一点，车翻了，倒扣的汽车车厢帮硬生生压在了雨鸽身上。

那时候，医疗器械啥的都差，医疗水平也不行，把我和雨鸽往医院送的时候，雨鸽还能说话，她反复问文雅，我会死吗？我会死吗？文雅拉着她的手说，不会，你看你都没有流血，你不会死的。一路上文雅都在鼓励雨鸽，坚持——！要——坚持啊！后来医院诊断，雨鸽的肋骨全部压断，肝脏也被压烂，永远闭上了她18岁的眼睛。

我跳车，跌到深沟里，摔断了腿，无法上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上半年，再过几个月我就高中毕业了。宣传队王队长多了个心眼，她怕我毕业后学校不报销我看病的医药费去找她的麻烦（人在学校啥事都好商量），就自作主张给我办了留级手续，到1977年高中毕业。

我休学养病期间，文雅骑着女式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大网兜来我们家看我，文雅站在我们家院子门外喊，晁小勇在家吗？我姑来喀什探亲看我们，她打开院门，眼睛一亮问，你是……？文雅大大方方地说，我是晁小勇的同学，来看他。我姑上下打量着文雅，“啧啧”咂吧着嘴说，多齐整的丫头，快进屋。我腿上打着石膏不能下地，就靠坐在床上。文雅提着网兜进来，网兜里装着玻璃瓶水果罐头，还有一个金属的饼干筒。

文雅大变样，她换上了碧绿笔挺的军装，戴着和来我们学校特招的女首长一样的无檐女式军帽，只是军帽前面没有缀红五星。我大吃一惊说，你参军啦？文雅坐在我床边椅子上说，就是去年来特招的部队文工团，把我招走了。人家还为你惋惜呢。我叹口气说，我把这事都忘了。文雅安慰我说，大祸不死，必有后福。我说，有啥福？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接着，文雅说，你瘦了，脸有棱有角，眼睛亮亮的，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我笑说，你真会比喻。文雅也笑说，我父亲调到自治区工作了，我们家也要搬到乌鲁木齐，你以后可以去乌鲁木齐找我。

那天，我姑把文雅送出去老远，回来兴奋地说，这丫头真好，懂礼貌。我泼盆凉水说，你想多了，人家是高干子弟，就是来看看。我姑好奇地说，难道她爸比你们校长的官还大？我说，人家爸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又调自治区当官了。我姑顿时吓得脸上变色说，吔——那官也太大了。

很快，高76届毕业生要下乡了，赵建新也去了。临下乡那天，红旗中学院子的四周插满红旗，接全校下乡毕业生的卡车都集中到学校里统一出发。十多辆披彩的汽车排列成一排，车头上绑着大红花。出发前市知青办负责同志来送行，首先向即将奔赴农村的知青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经风雨，见世面，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市知青办负责同志说完话，先鼓掌，接着大声说，出发！现场顿时锣鼓喧天，一片欢腾，“噗——嗵——”顽皮的孩童点起了冲天炮。披彩的汽车排列成一串，卷起一溜尘土，乘风破浪向农村驶去。

十一

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这一年，部队文工团没来我们学校招人，可能去别的学校了。我想，我要是不摔断腿，也跟文雅一样去当文艺兵了。接下来，我面临下乡，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毕业生面临的共同出路，没有别的选择。

那年，我和下乡知青坐卡车到县知青办，县知青办院子里停了许多拖拉机和马车等着接人。我们一到，各公社和农场就挑人，挑体壮力气大的。那次，红光农场派比我先下乡一年的赵建新赶马车去县知青办领人，哪知马车走到半路，胶轮漏气了，等把车轮修好赶到县知青办，院子里就剩下我们三男两女五个人，没得挑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赵建新临来接人的时候，场长把他叫过去，贴在他耳朵上说，要快去，挑对农场有用的知青，比如知青父母有些小权，能给场里批些化肥呀物资呀。赵建新赶到县知青办，心里一下凉了半截，算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那天，我们就在农场的土操场上和大家见面，我们脚边放着从马车上取下来的行李和大网兜，网兜里是碗盆暖瓶。我们身旁围了一群看热闹的农场汉族职工，妇女们不好意思靠近，就站在不远处的一堵矮墙后面，她们歪头打量着我们，投过来好奇的目光。妇女们怀里抱着孩子，没抱孩子的手也没有闲着，在飞快地衲着鞋底，不停举起鞋底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身材瘦高，穿一身旧军装，是当时知青们的时髦装束。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高腰的，两侧还带有“气眼儿”。我有一头略微卷曲的头发，一绺头发很整齐地斜搭在脑门上，显得很有素质。场长注意到，我行李卷上还捆着一个外形像宝葫芦似的长盒子，就抓着后脑勺好奇地问，啥玩艺？我说，小提琴嘛。场里人几乎同时“哦”了一声，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那个宝葫芦样的长盒子，没有一个人明白小提琴是啥玩意。我见大家没有明白过来，就在脖子上做出拉小提琴的样子说，乐器……就是和热瓦甫、都塔尔一样的乐器。这下大家都明白了，一起看场长，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子给大家解解闷。

场长姓王，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有一张铜锣似的黝黑大脸，五官倒还端方。王场长大手一挥，对我说，给大伙来一曲，来你最拿手的。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场长下令，我就赶紧打开盒子，拿出一个黄澄澄的东西往脖子上一夹，先是“嘎吱嘎吱”调音，接着用弓子在琴弦上一拉，音乐就响起来了。

王场长从兜里掏出一叠裁好的报纸条，给周围人让着，然后开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了一个铁皮小扁盒，掰开盖子，往报纸条上倒莫合烟丝。王场长卷好烟，把烟卷放进嘴里，在音乐声里划着火柴，点燃了他的烟卷。男人们都熟练地卷好了烟卷，叼着烟卷边抽边竖着耳朵听，听了一会，有人大叫一声，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一段——打虎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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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小提琴时，我们农场广播站的播音员常玲正在指挥赵建新用扫帚疙瘩蘸着白石灰水往广播站房子墙上刷标语，常玲有文艺细胞，音乐听力还特别好。这会儿，她被篮球场上传来的小提琴声迷住了，起初以为是谁家的收音机里在播放音乐，就竖起耳朵听着。赵建新手里正举着扫帚疙瘩，白石灰水顺着胳膊流进了他的衣袖里，他说，这是我同学晁小勇拉的，新来的知青。常玲得知不是收音机播放而是现场演奏后，立刻朝土操场跑去。赵建新也顾不上写字了，从椅子上跳下来，把椅子都带倒了，撒腿撵常玲去了，身后墙上留下刚写的标语：滚一身泥巴，连一颗红心。

常玲拨开人群挤进去，我正拉《老房东查铺》，接着又拉了一曲《北京颂歌》，悠美的乐曲仿佛和原野河流融合在了一起，一种幽美的意境在慢慢地向四周扩散。赵建新当然知道我的手艺，所以一等曲子结束，他就带头鼓掌，一个劲叫好，常玲也跟着鼓起掌来。王场长没鼓掌，他却觉得会拉这玩意，远没有一袋化肥更实惠。又听了一会，王场长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慢慢站起身，把垫在屁股下的砖头块用脚拨到一边，突然吆喝了一声，都散了去！

十二

清晨，我们农场那个架在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哧哧啦啦” 响了一阵，突然放出嘹亮的《东方红》乐曲，高亢嘹亮的乐曲声在空旷的草地上传出十几里远。《东方红》乐曲播完后，喇叭里传来常玲圆润甜美的普通话播报，普通话水平可以和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声音相媲美。

常玲是我们农场公认的万人迷，她在场里走到哪，哪就有千百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她。就连农场绰号叫马尾巴的车夫也迷得要死，嚷嚷着要娶常玲做老婆。常玲父亲是下放到红光农场的右派，在那个年代，红光农场接纳了很多有学识、有才华的所谓“右派”、“走资派”和“有历史问题的旧军官”等。据说，常玲父亲还是个什么学派的教授，常玲和她父亲相依为命，常玲父亲去世后，常玲就在农场工作，身份是农工。

有次，满脸青春疙瘩，形象猥琐，穿破褂子的马尾巴爬到直溜溜的杨树上，树叶被晃得哗哗直响。马尾巴双腿夹紧树干，看见常玲从树下经过，就勾着脑袋朝下看，眼睛随着常玲转动，一不留神，“啪”的一声从树上掉下来，他在地上打个滚爬起来，单腿跪地，用乞求的口吻说，你……快把我迷死了，嫁给我吧。马尾巴的直白表露，让常玲很气恼。那天，马尾巴正在深情表白，忽然，他的后衣领被一只大手给揪住了，向后拖去。马尾巴挣扎着喊，谁……谁啊？！王场长声音洪亮，傻货——给我干活去！

当时，红光农场位于克孜勒河上游，有一千多亩农田。红光农场比较独特，它既不是荒凉的戈壁也不是碧绿的草原，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杂草丛生的大草地。夏天时，太阳的热气在宁静肃然的草地上蒸腾，草被热气晒得散发着酥软甜腥的气味，四周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由红柳、骆驼刺、芨芨草和芦苇簇拥着的绿色。

红光农场附近的克孜勒河是一条原生态河流，滋润着河岸两侧的大地，河岸两侧长着粗放、旷野的胡杨木，无拘无束，不修边幅，树木的枝条恣意的伸展着，树皮则大多又粗又厚，夏天河流埋在绿色的胡杨林中，只能根据树去找河的位置，但秋天一定是最美最斑斓的一片金黄色。草地上干冷的风带着呼啸声从黎明时分的草原上掠过，天地太安静了，仿佛人的耳朵都聋掉了。天地间充满了金色的阳光，绿色的大草地波动着，一浪接一浪地涌向远处……远处是一片长满芦苇、红柳和一簇簇骆驼刺交织在一起的盐碱地。

就在这片空旷的大草地的腹地有一圈用土坯垒砌的院子，那就是红光农场的场部，里面搭建了一排排土屋。喀什降雨稀少，雪多泥多，土特别大，屋顶是平的，在房顶上搭木梁，木梁上铺草席，上面抹一层泥巴。农场田地的四周种植了成排的防风沙枣树，一阵浓似一阵的沙枣花香笼罩着整个农场。

那时，我们知青的宿舍很简陋，农场认为我们是飞鸽牌，呆不了几年就要回城，所以宿舍是临时凑合的。我们宿舍的窗户就是在墙上凿一个洞，洞里嵌一个旧窗户框子，框子装上玻璃。我们白天在农工的带领下翻地、种粮种菜、打埂、修水渠、挖排碱沟，施肥……。 没过多久，我们农场成功地打出了一口自流井，井水昼夜不停地往外涌，把整个农场的河渠灌得满满的。从此，红光农场也和江南一样种上了水稻。晚上，我们在油灯下组织学习，有时农工也参加我们的学习。我的床临窗，窗外月亮好大好圆，坐在床上就能看见外面的自流井和终日流淌着井水的河渠，在如同白昼样的月光下，河渠像网一样蜿蜒在农场的农田里，把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稳产高产的戈壁绿洲。

有天，我们正在宿舍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赵建新突然“嗵”地一声推开门，带着一股风冲了进来，由于用力过猛，房柱颤抖不止。盘腿坐在床上挑脚刺的知青老莫，对着镜子拔下巴上胡子的知青小丁，看书的知青白石头还有我，都扭脸看着闯进屋里的赵建新。赵建新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华达呢上衣，衣领上别着曲别针，他的一条衣袖被扯掉了。他冲进屋，从自己床铺下抽出一把英吉沙刀子就往外冲。在喀什成年男子腰里都挂着刀子，就地随俗，在新疆出生的汉人也喜欢带刀子。看赵建新一脸煞气的样子，靠门住的老莫是七五届老知青，他一脚把门踢上说，别冲动啊。赵建新气呼呼地说，马尾巴拿镰刀砍我。我怕赵建新惹事，就说，把刀藏起来，我和你一起去。我们宿舍里除老莫外，其余的都是七六届和七七届知青。

在去找马尾巴的路上，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赵建新看不惯马尾巴纠缠常玲就动手打了他。马尾巴岂肯吃亏，说赵建新多管闲事，这是他们农工之间的事，就拿镰刀砍赵建新，赵建新一躲闪，被马尾巴割掉了一截衣袖。

农场马号在院子西南角，是个前后院。马号前院是停放大车的地方，靠墙有一间土屋，是马尾巴的住房，后院是马舍。我和赵建新找到马尾巴的时候，一股刺鼻的马尿味冲鼻而来，马尾巴正在气哼哼地铡草料。马舍里有五槽草料，马打着响鼻在吃草料。马的毛色五花八门，有白有黑，有红有黄，都是本地的土种马，鞍具破旧，有两匹马根本就没有鞍具，只在马背上搭了一条麻袋。马尾巴一看到赵建新，立刻扔掉铡刀，跑到墙角操起一把锃亮的铁锹，像端步枪一样对着赵建新。赵建新从衣服下面亮出半尺长的刀子，我拦着赵建新说，别胡来啊。我让马尾巴放下铁锹有话好好说，马尾巴反而将亮闪闪的尖口铁锹对准我的脖子说，敢靠近，戳你！我吓了一跳，像青蛙一样向后跳两步，用胳膊护着脖子说，我是来劝架的。马尾巴说，你们知青都是一伙的，我和常玲是农工之间的事情，不挨你们知青的事。再说，你们知青哪个能看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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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巴是盲流，从内地流落到农场安家，脑子一根筋，不听劝。正在这时，农工独眼狗牵着一头骡子回马号，独眼狗是前国民党兵，个子不高，上穿一件外衣，外衣扣子掉完了，用一根绳子在腰里扎着。他头上还戴着一顶邹巴巴油腻腻的帽子，由于年久，帽子已经变成了黑褐色。独眼狗除了干农活，还要协助马尾巴铡草料，担土垫圈，用扫帚刷掉马身上的土屑粪疤。独眼狗一看眼前阵势就呵呵笑起来说，到马号打架来了，还二对一。说着，独眼狗从衣兜里摸出一包廉价白包雪莲烟来，抽出一根给我和赵建新，我和赵建新接了烟，三人头凑到一起把烟点着。独眼狗把火柴棍在手里甩灭扔掉，又掏出一根烟扔给马尾巴说，来，吸根烟解解气。马尾巴慌忙去接，烟卷在他胸前跳跃着，抓了几次没抓住，把烟卷碰得飞向空中，他又一伸手凌空把烟卷抓在了手里。我想缓和一下气氛，赞赏马尾巴说，反应挺快嘛。马尾巴受了夸奖，有些得意，他把铁锹扔掉，从裤兜里掏出火柴， “嚓”地一声划着火，就把自己手里的烟点着了，他吐掉一口烟说，你们知青有啥了不起，还不是跟我们农工一样干活。

独眼狗五十出头，知道我和赵建新来的原因，就说马尾巴，人家说你也对，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人家常玲是落难小姐，和你就不是一回事。你这就是标准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瞎费劲！马尾巴有些怵独眼狗，独眼狗打过仗身上有煞气。有次我问马尾巴，应该叫他独眼龙吧？马尾巴说，独眼狗是国民党兵，还是个老光棍，王场长不允许他叫独眼龙，只能叫独眼狗。

十三

说起独眼狗，我和他还在一起干过活。

独眼狗是农场的强劳力，由于农场井水充足，就种了一些水稻。有次耙地，耙地这活要提前几天往秧田里灌满水，把秧田泡透。骡子脖上套两根绳子分别系在木耙两边，骡子前行时，一人叉腿站在木耙上，一手牵绳，一手举鞭。木耙朝前滑动，坑洼不平的秧田就被抹平了。但是站在木耙上需要多年耙田的经验，一不下心，就会塌脚失去平衡摔跟头。这活独眼狗在行，过去都是队里唯一的一匹骡子在前面拉，独眼狗站在木耙上耙田。有次骡子生病，人就代替骡子干活，我和赵建新一人背一根绳子拉木耙，俩人在秧田里弓身向前，用力时下巴颏儿几乎扎在水里。拉木耙的绳子又粗又湿还分量不轻，何况后面还拉着木耙，木耙上还站着独眼狗。

那次，为了让我和赵建新拉木耙步调一致，独眼狗就喊起了号子“一……二” 我和赵建新也跟着喊“一……二”，步伐一致，结果把木耙拉得飞快，就像水面上的快艇。耙完一块秧田三人坐在一颗沙枣树下歇息，我歪着脑袋打量独眼狗的瞎眼，瞎眼已经萎缩成一个肚脐眼的样子。赵建新拿起军用水壶“咕嘟嘟”喝水，喝完水说，有啥看的，他把肚脐眼长眼睛上了。我说，你眼睛生来就这样？赵建新比我早来农场一年，插嘴说，枪子打的。独眼狗说，你尽瞎说，我都说多少回了，不是枪子打的，是炮弹一响，一根炸飞的树枝扎我眼里，扎瞎了。

三人默默无声地坐在田埂上，别的农工也都休息了，这时沙枣花的香气在田野上弥漫，熏得我连连打喷嚏。赵建新从树上折下一把树枝，编成一个草圈戴在头上。我看到独眼狗的秃头上汪着一层汗水，便把赵建新头上的草圈摘下戴在独眼狗头上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和我们一样干活。独眼狗叹息道，人哪，命啊，可惜没有前后眼，要有前后眼，说什么我也要去当解放军。我要当了解放军，现在少说也是个副场长。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当解放军呢？独眼狗这会来了兴致，他的眉头一跳一跳，嘴角一撇一撇地说，我十九岁那年的春分，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在二十里外的县东头打，后来国民党军撤退路过我们村，青壮年怕抓壮丁都躲起来了。当时我在地主家里干活，院子墙边是东家的菜窖，我就躲到菜窖里。坏就坏在那天我闹肚子，以为国民党军走了，就偷偷爬出去解手，刚解完手，裤子还没有提起来，后腰就顶上了刺刀，我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押到一伙国民党军面前。

当时，国民党兵正在吃饭，一个腰里别手枪的长官问我，想吃饭吗？我肚子“咕咕”叫，我说想吃。国民党兵就让我吃饭，吃完饭，队伍开拔。我想没我啥事了，我吃了人家的饭，我得送送人家吧，我摆手告别，那个腰里别手枪的长官推了我一把说，跟上！我吓坏了，赶紧说好话，长官，好长官，我不能去，我家有八十岁老母。长官掏出手枪说，再瞎编我毙了你。我怕挨枪子，就跟那伙国民党军走了。我们前脚走，后脚解放军就来了，那些躲起来的年青人都跑出来参加解放军，我要是不拉肚子，我也参加解放军了。

赵建新说，你老实交代，两军交战，你开过火没？独眼狗不接赵建新的话茬，吹牛说，国军后来改编，我被编配到美械师，驻防在兰州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构筑工事。那时，国军已是守势，被解放军围着打。这时，赵建新打断独眼狗的话头说，慢，我插一句，你打死过解放军没？独眼狗一听脸都吓白了，鼻子一抽一抽的，他双手抓住自己的胸口，像要把心掏出来似地说，真没有哇。我赶紧回头对赵建新说，咱这是说着玩，不要扣帽子，再说，他眼都瞎了咋打枪？接着，我鼓励独眼狗，你接着说，就当是讲故事。独眼狗这才打消了顾虑，瞥了一眼赵建新，接着说，当时一颗不知道从哪打过来的炮弹爆炸，把我掀到战壕外，一根被炸飞的尖树枝就扎进了我眼里。我滚到战壕里包扎眼睛，就看见长官们开始逃跑，我也稀里糊涂跟着跑，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跑。

当时，枪炮声铺天盖地，我哪见过这种场面，又饿又恐惧，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休息吧。我刚坐下不久，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咱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端枪穿黄军衣的人，衣服胸口缝了一快白布。等两个穿黄军衣的人走近，我就迎上去盯着人家胸口上的白布块看，人家说，看啥看，上边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在前头一个操河南口音的解放军，面露不悦地斥责我，快把枪交了，送你俩去集合。我这才知道，我和那个下士班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下士班长被编进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我眼瞎人家不要，就开路条，发路费让我回老家。老家太远，也没啥人了，听说新疆地多，我就跟随解放军来到喀什，被安排到农场工作。

十四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重头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并发表重要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高考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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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事先一点风都没透出来，只知道有工农兵大学生，但是需要下乡满两年才能推荐考大学。当时我已到红光农场下乡一段时间了，突然听说恢复高考，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都跃跃欲试，都认为自己有希望考上大学。

坦率地说，1977年恢复高考真是一颗重磅炸弹，上大学不用推荐，只要是高中毕业，老三届以后的青年都可以考，这就如同给每个知青送了一份大礼。高考对有想法的人就是久旱逢甘霖，让饥渴的人看到了希望。我记得，随着高考临近，喀什知青办派干部到我们红光农场蹲点，鼓励知青一个不拉参加高考。知青办干部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也许一个也考不上大学，但还是要鼓励你们努力争取，一旦被祖国挑选上，就是全市的光荣。知青办干部还借用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说，即使你们考不上大学，但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也不会为没有参加高考而痛悔，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参加过高考，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祖国的挑选。

那时候，知青的活还是比较累的，因为农场在荒野地带，面积大，农作物种得多。夏天的晚上我们轮流被派到田里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兔啃了，所以每天晚上得有两个人在庄稼地头的帐篷里过夜。冬天是农闲季节，没有多少活干，农场就安排知青挖沟渠里的淤泥，确保来年沟渠供水通畅。现在上面鼓励知青参加高考，农场这才允许知青上半天工，用半天时间复习功课。可是通过学习，老莫和赵建新打了退堂鼓，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但为了能休息半天，还假装学习。

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高考是啥样子，就连独眼狗也撺掇马尾巴参加高考，他开导马尾巴说，机会难得呀，我是生不逢时，生晚些，我也和你一样考大学，万一你考上大学不就可以娶常玲了？退一万步，就是考不上也少不了身上一块肉。

一天早上，马尾巴伸开双臂拦着我说，我要高考，把你的书借给我看。我一听就乐了，乐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说，你个弼马温，想看书，找玉皇大帝要呀。马尾巴已二十三四岁，他把自己讨不到老婆的原因归结为农场，说农场在这兔子不拉屎的蛮荒之地，哪有女人愿意嫁过来？马尾巴吸溜着鼻子说，玉皇大帝我知道，人家是神仙，不关我的事。

这个时候，我看见农场王场长正在家门口刷牙，刷得满嘴冒白沫子，我就小声说，你找王场长，看他让不让你参加高考，然后再说书的事。马尾巴瞪大双眼说，高考还要场长批准？我说，当然啦，场长不批准，你看书也没用。马尾巴信以为真，果然去找王场长，我就躲在墙角偷看。马尾巴走到王场长面前哈哈腰，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垂手站着。王场长停下刷牙，疑惑地扭脸看马尾巴。马尾巴把帽子摁在胸前说，场长，我想参加高考。王场长把嘴里牙膏沫子一口喷掉，眯缝着眼说，你说啥？马尾巴重复了一遍，王场长立刻睁大眼说，你……疯了？马尾巴不服气说，知青能考，我咋就不能考？王场长没搭理马尾巴，喝口水，仰起脖子，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然后“噗”一声把漱口水吐掉，再把牙刷在搪瓷缸子里呱呱地搅着，边搅边说，笑话嘛，你考大学？考初中吧，你他娘连小学都没读完。马尾巴嘀咕说，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过要推荐我上大学，还说我大学毕业，就能可劲挑老婆。王场长翻翻眼皮，嘴一歪说，我说过吗？马尾巴说，你说过好几次，每次派重活都这样说。王场长说，你个傻货，好赖话都听不出来？我那是哄你干活！接着，王场长“咦”了一声，有些警觉，王场长说，你咋想起考大学了？王场长说着，朝我躲藏的方向望了一眼，我赶紧把头缩回去，贴着墙慢慢移动，然后弯腰跑回宿舍。

回到宿舍，就见老莫抱着胳膊来回走，好像心事很重。赵建新在床上躺着，他翻着眼皮问我，你有课本吗？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宿舍里一片寂静。我看见白石头把一本《苦菜花》小说摊开，他左手摁着书的扉页，右手的手指在书的另一半上飞快地翻动，书页快速翻动起来就像一个哗哗直响的扇面，一本书翻完，白石头长叹一声说，高考没书，就像赤手空拳去杀猪。最后，还是老莫提醒大家，活人能让尿憋死？去喀什买嘛。

那年头，随着高考的恢复，书店立刻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只要和高考沾边的书都一售而空。当时，我们没有交通工具，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我们带着一股傻气硬是连夜步行50里路去喀什买书。书店在喀什解放路上，我们赶到离书店还有一里路的时候，天还是黑的，书店门口黑乎乎的一片，走近了，那黑乎乎的一片还会动，原来是排队买书的人，都裹着棉大衣坐着小马扎在书店门口排起了长蛇阵。天亮开门后，一个书店领导模样的人拿着手提电喇叭对着排队的人群喊，不要挤，大家好好排队，地区正往咱市调书呢，一人限购一套书，尽量让排队的人都买到。

那天，轮到我买的时候就剩最后一套了，排在我后面的白石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嘴里一个劲地说，完了完了，我咋这么倒霉。书店领导就出来劝白石头，真没办法了，不光我这里没书，全市都没书了。

下午，我们从喀什市回农场，白石头没买到书，他两手空空眼里满是委屈的泪水和我们一起往回走。白石头天生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圆脸，脑门凸出，下巴突出，大嘴巴厚嘴唇，脸色经阳光晒成了黑红色，眼里充满了厚实和倔强，看着就不像是一个读书人，可他偏偏就学习好，奇了怪了。我们都买了书包，书包外有两根布带，书包盖子上也有两根布带，把上下布带系上，书就不会从被撑的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掉出来。过了五里桥，道路两侧的沟渠中已经结着薄冰，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一只灰白的鹞鹰一路跟着我们，时而停翅在云端，时而借着呼啸的北风，翻转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雪花般小白点。

白石头走走，就走不动了，蹲在路边哭，哭得嘴角一个劲抽筋。我怕他把嘴巴哭歪了，就劝他说，得走快点，不然天黑也回不去。一听这话，白石头冲我眨了眨眼睛说，你的书借给我看吧。我说，我的书已经有人看了。一听这话，白石头又哭起来，他走走哭哭，哭哭走走，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走。

当时，我们高考复习，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老师指导，不知道考什么，也没有模拟考卷，除了一套书啥复习资料都没有，只好囫囵吞枣自学。那时候，农场没有电，只能晚上点煤油灯熬夜复习，油灯的光，把我的脑袋放大，投到坑坑洼洼的土墙上，看起来像个巨大的怪物。晚上吸一肚子煤油灯的烟，早上俩鼻孔都是黑的。夜里，我经常疲惫不堪地学着学着就睡着了，还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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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书，吃过晚饭，我们都趴在床铺上学习，从书包里依次拿出像砖头一样厚的数学书、物理书、化学书、语文书、政治书，几本练习册和文具盒。有天，大家正在埋头学习的时候，脸上生满粉刺的赵建新突然说，谁知道sin60°等于多少？大家你我看，我看你，最后一起扭脸问白石头，你高中是数学课代表，你应该知道。这几天，白石头心情不好，原因是前几天，他没请假，偷偷跑回家拿书。他父母是老师，家有藏书。可为这事，白石头把倔脾气的王场长惹恼了，王场长嚷嚷着要杀一儆百，要收缴白石头的书。白石头不交，王场长就去白石头床铺上搜，俩人纠缠在一起，连拉带扯，王场长抢出一本书。一看是文革前的数学书，书的封面都没有了，书角打了卷儿，王场长就将数学书翻开摊放在自己抬起的膝盖上，双手抓住书的两半，用力一扯，就把一本书从中间撕开了，然后一抛，把书扔到了窗户外面。这下可把白石头气疯了，他像张飞一样怒目圆睁，眼睛变得比铜铃还大。

那时候书比黄金还珍贵，白石头看着书像扑闪着翅膀的鸟一样飞出窗外，“嗖”地一下，抓起一把靠在墙角旮旯的铁锹，那铁锹被赵建新磨过，亮晃晃的锋利无比。失去理智的白石头端起铁锹就朝王场长脑袋铲去。王场长吓得怪叫一声，腰一塌，脖子一缩，一个急转身就跑了。白石头紧跟着撵出屋，发现王场长已跑远，将铁锹狠狠摔在地上，鼻孔喷出咻咻的粗气。

说起白石头，他爹真有眼光，老早就让白石头学习。白石头他爹说，别人越是不学，你越要学，学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在想想，这就和买股票一个道理，大家都买的时候就快到顶了，没啥意思；大家都不买的时候就到底了，白石头在学习上是抄了一个大底。那时候，我们这些知青的学习底子都很差，上小学文革开始，高中毕业又赶上下乡，啥知识也没学，一个sin60°就把大家难住了。

当然，难住的是别人，难不住白石头，他过去在家里自学了老课本。那天，白石头说，sin60°就是在直角三角形中，60°角所对的直角边与斜边的比值等于根号3：2。大家都愣愣地看着白石头，老莫先是挠头，接着用双手用力往下揉自己的脸，把脸都拉长了，把手一松，脸又弹了回去。赵建新笑呵呵地对白石头说，根号3比2是啥东西？白石头想了想，就打比方说，根号是房子，房子地上有条白线，白线上面站3个人，下面站2个人，这就是3比2。我眨巴眨巴眼睛说，这五个人站在房子里干啥？赵建新说，一边2人，一边3人，在打牌。老莫立刻纠正说，不对，打牌是四个人。立刻有人插嘴说，多一人是裁判！只见老莫捡起一根树枝，在泥地上横着画了一道，上面画了2个人，下面画了3个人。白石头叹口气说，画反了，上面3人下面2人！

十五

有天，下午复习的时候，常玲端着一盆衣服从我们宿舍后窗经过，我才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我这些天晕头瓜脑地复习，把答应借书给常玲看的事忘了。我赶紧往书包里塞书，斜背着书包顺着窗户往外爬，爬到一半，白石头喊我，你咋不从门走？从门出去找常玲要在院子里绕一圈，从后窗跳出去路近，我骑在窗户框上说，我去尿一泡。白石头立刻表扬我，说我讲卫生，不像赵建新站在床上就朝窗户外撒尿。我翻到窗户外面，墙皮缝隙间长满了草，被羊啃得长短不齐。我钻进房后树林，树林里吹来一阵凉风，吹在脸上有些寒冷，穿过树林，树林外是一条河渠，河渠的尽头是农场的自流井，常玲正在井口边上的池子里洗衣服，她身边还站着一个赶着毛驴来驮水的维族姑娘。

在距离我们农场北边十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当地的维族村庄，从农场建立那天起就和维族村落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口内落户到农场的人，良莠不齐，有盲流、有右派、旧军人等，他们被维族社员乐观率真、淳朴憨厚的性格感染了，跟维族社员学说维语，学唱维族歌，学弹冬不拉，学跳新疆舞，不再忧郁、苦闷，慢慢变得快乐起来。

维族村子被高高的杨树环绕着，村舍依地势而建，或从平地上突兀起很高的阁楼和阳台，高低不等，错落有致。家家户户以泥筑墙，以泥抹地，全是泥土的颜色、气息和味道。房屋用泥巴和杨木建筑起来，杨木去枝后，没有刨削加工，就那样，以一种杨树的颜色架构和支撑屋顶，屋顶铺草席，以泥涂顶。村子里家家院子有铁艺的大门，大门里种着果树花木，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和在户外待客的凉棚。

我刚来农场的时候去过维族村子，正是农忙季节，通往村里的土路上一辆大车载着一捆捆的庄稼回来，大车顶上坐着一个社员姑娘。不时有骑着毛驴的汉子，叼着烟卷，腰上挂着英吉莎刀子，肩上挂着砍土镘从地里回村，也有抱着孩子不紧不慢在村里走的维族妇女，还有刚放学，系着花头巾的维族少女挽臂在村里唱歌而行。

那时候，我们知青经常去维族村和村里干部互学维汉语，是维族村的朋友。维族村有时候放电影，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村里干部热情地邀请我们去陪公社电影放映员一起吃晚饭。我们农场和维族村子隔着一大片草地。傍晚时，我们悠闲地在草地上步，呼吸着克孜勒河边纤尘不染的新鲜空气，感受远离尘世、天地合一的空旷感觉。在这里，人世间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失落，功利与欲望，都像是溶进了大自然中，不由地被人看得那样淡薄。

我们到维族村里，公社维族放映员已经到了，放映员脖子上挂着手电筒，骑着一匹马，马鞍上一边系上喇叭和卷起来的幕布，另一边系上放映机。我们帮公社放映员在村子空地上拉幕布、装机器，放映员把放映机打开对着幕布调光，等准备好了，我们就陪放映员吃饭。我们进入生产队办公用的院子，院子里搭了葡萄架，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花纹地毯。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语言环境，饮食习惯都遵从着维吾尔民族的习惯，所以我们都规规矩矩地并起两腿，跪坐在毡子上，臀部压着自己的脚后跟，一副标准的聚会姿势分主宾坐下来。维族队长把右腿别在左腿前，身子扭成了八道弯，上身晃动着，用一个搪瓷茶壶给我们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他平摊着向我们伸手，极为彬彬有礼地说请，请，请……。接着，维族队长喊了一声，村里妇女从屋子里出来，在花纹地毯上铺餐单，端来了煮羊肉，馕、杏仁、巴旦木、葡萄干、哈密瓜……最后端出了一盆羊肉汤。

吃完饭，队长哼哼着歌站起来，一个人前后左右地迈着步子在院子里挑起了维族舞蹈，接着公社放映员拿起乐器弹奏，我拉起了维族乐器萨塔尔，这个乐器用的是小提琴弦，演奏方法也和小提琴差不多，我上手就会。 维吾尔民族心灵手巧，认为乐音是最美的，能引人向善。这里的乐器全凭村里人手工制造，树木经由他们的双手砍削、琢磨，勾描，立时就变成了手鼓、热瓦甫和都塔尔，弹奏出天籁般的和谐与美妙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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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给常玲送书，经常玲介绍，来农场自流井驮水的维族姑娘，其实是一个被维族人家收养的汉族姑娘，叫叶尔汗。叶尔汗个儿不太高，身材苗条而轻盈，穿着维族姑娘的裙子和靴子，面色白里透红，眉眼舒展，十数根黑亮的辫子垂在身后。头上戴着小花帽，花帽外面抱着头巾，头巾外面露着头发。她前额高而平滑，颧骨突出，嘴巴略大。叶尔汗在克孜勒河畔的维族村长大，刚从公社高中毕业，她没有种过地，但会骑马，会放羊。她只会说维语，不会说汉语，一句汉语也不会。常玲会说点维语，但不能用维语流利地交谈。可是我不一样，我会维语，岂止是会，我还会用维语唱木卡姆。我和叶尔汗交谈，知道她很小就被维族人家收养了，至于她的汉族父母是谁，她也不知道。她看我给常玲书，就用眼神看我，我告诉她恢复高考了，她的眼睛一下睁得好大，问我，我也可以高考吗？我说可以，你可以考民族试卷。

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叶尔汗就有些激动，急着回去找她的维语课本，可她很快就生气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她还要打井水。维族村不缺水源，但他们经常要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搭着驮水架、将水桶一边一个挂在驮水架上。克孜勒河旁的井水，水质甘甜，维族村人喜欢用甜丝丝的井水煮茶。叶尔汗熟练地把毛驴拉到井边，从驴背上取下一个小铁桶去接从井口涌出的井水，然后吃力的把小铁桶举起来往驴背上的驮桶里倒水。每当叶尔汗举起水桶的时候，驴都会把身子往低落一些，我揪一把青草递过去，驴用它那湿湿的眼睛看一看我，不吃。叶尔汗装满水，拍拍毛驴的脸，把我手里的青草拿过去喂毛驴，毛驴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毛驴也认生。

叶尔汗走后，常玲像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叶尔汗的背影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但愿她能考上大学。我说她能考上，国家对民族考生很照顾。这话不错，后来叶尔汗果然考上了地区师范学院，在喀什做了一名教师，并且学会了汉语，这是多年以后常玲告诉我的。

那天，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课本说，咱俩倒着看，你先看这本。常玲感激的不得了，把书抱在怀里说，谢谢你啊。我说，不用谢。说完，我又磨叽了一会儿，才和常玲一起回去。那时候，常玲孤独一人在农场，看上去很柔弱，她的眼睛圆圆的，笑起来牙齿又白又整齐，还有不太明显的酒窝。我觉得常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不，不是漂亮，是美。不，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美。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好比说一朵花，人们喜欢用花来形容女人。常玲这朵花非常美，不是插在花瓶里的，也不是开在树上的，是长在野地里的自然之花。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喜欢常玲就像喜欢文雅一样，是不含男女私情的喜欢，是一种欣赏式的喜欢，就像欣赏蒙娜丽莎油画，欣赏那道浅浅的微笑。这也许跟我开窍晚，对男女之事不上心有很大关系。

十六

那年，高考前出了一件事，王场长不同意白石头报名，把白石头急得冒鼻血，鼻孔里塞着一团草纸。其实高考报名很简单，就是在参加高考的报名表上填个名。但王场长还记恨着白石头拿铁锹铲他脑袋的事，死活不让白石头高考报名。那时，我们很仗义，不能看着白石头倒霉不管，就给白石头出主意，让他跟我们一起去公社知青办，我们是去填高考志愿，白石头是去报名。

我们是乘两辆马车去公社的，马尾巴赶头车，由于天还没亮透，马尾巴心里不舒服，他睡眼惺忪不停地打着哈欠，不停地嘀咕，你们考大学，挨我啥毬事？把马车赶得忽快忽慢，引得一车人惊叫，期间还把赵建新颠下车去。不过，赵建新很机灵，一连打了几个滚，滚到了路边，没有被后面独眼狗赶的马车压住。赵建新扶住路边一棵树慢慢站起来，这时候马车已经停了下来。赵建新从路边捡起一块碗口大的圆溜溜的石头，走到马尾巴面前，突然举起石头就要砸马尾巴的脑袋，马尾巴吓得双手护住头绕着马车跑，边跑边喊，——杀人啦！赵建新在后面撵。独眼狗一看不好，从后面马车上跳下来，拦住赵建新说，你疯了，会砸死人的！赵建新气呼呼地说，他要我的命，我也要他的命！

一路吵吵闹闹紧着赶路，不知不觉就到了距离农场三十公里路的公社。公社大院在街的中间位置，大门凹进去，两边院墙凸出来，就如碉堡的射击孔。两边院墙上刷着维汉标语，一边是“抓革命，促生产”，另一边是“促工作、促战备”。我清晰地记得那是1977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当时，朝阳正在天边慢慢升起，绯红的霞光一片热烈，简直就要燃烧起来了。远处的树啊冬麦啊都被染上一层薄薄的金红。

我们进了公社大门，绕过一排砖砌平房，院子里没有人，只见一个披着一件半旧军大衣，鼻子略带鹰钩，厚嘴唇上有一圈稀稀拉拉胡子的高大的中年男人在一间屋子门口站着，一见我们就喊，是不是红光农场的知青？不等我们回答，那人埋怨道，等你们来填高考志愿一个多星期了，上面天天催要，再不填，高考都赶不上了。原来，高考填志愿已经过去快半个月了，就王场长不急，还说谁也不敢把我们漏报了。大家赶紧排队进两个房间，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填志愿，我们先进照相屋，一个个排队坐在条凳上，对面“啪”地一声照了一张相，然后去隔壁屋填高考志愿。

当年，高考是先填志愿后出分数，由于我们信息闭塞，资料缺乏，经验为零，填报什么志愿，都是一笔糊涂账。第一个人填报什么大学，后面人索性照着前面人的填。其实我们当时瞎胡填报大学就不知道是咋回事，我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已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大多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轮到赵建新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排在赵建新后面。我仔细端详负责填志愿的人，是个中年男人，削瘦，淡黄色皮肤，戴着眼镜，眼睛不大，面孔和善，脸上挂着微笑。负责填志愿的人看赵建新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就笑着摇头，然后敲桌子说，别乱填，能考上吗？赵建新不以为然说，我虽然也想学习，但总是有劲使不上，反正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干脆就挑最好的大学报。

轮到我报名，我填的都是一般大学，还填了中专保底，公社负责填志愿的人很满意，夸我实事求是。最后，轮到白石头报名的时候出了问题，公社负责填志愿的人在农场上报的名单里找不到白石头的名字，急得直挠头，趴在桌子上找农场的电话号码。这人办公桌上压着一大块玻璃，玻璃下压着许多信纸，信纸上记录了许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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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头站在桌前说，老师，不用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公社负责填志愿的人头也不抬说，现在不报名，只填高考志愿。说着，又把农场上报的名单看一边，挠挠头说，咋回事嘛？报表里没你名字。报名表和高考填志愿表是对着的，报名表里没你名字，你填了高考志愿也是白填，没用！我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插话说，……可能是农场漏报了。公社负责填志愿的人没搭理我，低头继续找农场电话号码，一边念着电话号码，一边一手摁着桌上电话机，一手抓住电话摇柄“呜呜”地摇，摇了几圈，把话筒摁在耳朵上说，给我接红光农场的王场长。

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王场长的声音，王场长说，老吴，啥毬事，还打电话？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公社负责填志愿的人叫老吴。老吴说，你们农场的知青白石头在我这填高考志愿，你是不是给人家漏报了？王场长的声音马上变了，说老吴多管闲事，还说白石头想杀他，不能报名！

老吴挂掉电话，有点警觉了，他瞪着眼睛看白石头说，你也听到了，农场不同意你报名。白石头急得满脸通红，嘴唇哆嗦说，报名自愿……凭啥不让我报名？老吴笑眯眯的脸变了，变得坚硬起来，老吴朝屋外挥挥手说，别说了，走吧。接着，又补充一句，还敢杀人。白石头急得红脸变成了白脸，脸色惨白，双眼发红，脖子上的青筋鼓起来一跳一跳的，他突然一把揪住老吴的脖领子说，你不给我报，我就死给你看！老吴被揪得离开桌子，抓住白石头的手说，你这么凶，怪不得敢杀场长，快松手。

这时，门外突然有人骂道，嘿，嘿！反了你啦。门外那个披着半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拨开人群进来，一把揪住白石头的头发，白石头不得不松开揪老吴脖领子的手，老吴趁机逃脱，一个劲地喘气。这时，屋里乱了起来，一会儿是那个披着半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把白石头揪到墙角，一会儿是白石头将门外那个披着半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逼到墙角，中年男人靠墙喘着粗气，耸了耸肩膀，想把快要滑掉的大衣顶上去，可大衣还是滑到地上，被踩在了脚下。中年男人大喊一声，猛然把白石头的一条胳膊扭到了后脊梁上。白石头被扭得弯下腰，像驴一样伸脚朝后踢。但最后，白石头还是被中年男人扭着胳膊推到门口，用力一推，就把白石头推出去了。白石头被推得双腿打绊，踉跄几步摔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的白石头嘴里使劲地骂着，他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屋里冲，中年男人抬腿朝冲上来的白石头蹬了一脚，这一脚蹬得太突然，正好蹬在白石头肚子上，把白石头蹬得向后翻了好几个跟头。白石头又从地上爬起来，顺手从墙角抓起半截砖就砸，中年男人头一偏，半截砖飞进屋里，正好砸在探头探脑朝外看的老吴胸脯上，把老吴吓得“咣当”一声关上门，“哗哗啦啦”把门从里面扣上。

很快，公社院子里慌慌张张跑来几个人将白石头围住，有人揪住他的后衣领把他往上提，有人用手去卡他的脖子。白石头衣领被勒紧后，瞪圆了眼睛，眼珠子像是要飞出来了。最后，白石头被反拧着双手，押往公社的一间小屋。白石头路过我身边时，眼里的泪一串一串往下掉，豆粒似的滚了一地，他哭了。

十七

1977年高考时，我们农场在疏附县辖区内，所以我们要去县上参加高考。我们带着行李，坐着农场新配发的拖拉机，车头上插着红旗起程赶路，朝我们的考点疏附县进发。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上颠簸，大草地广漠无垠。那条老长的白晃晃大路，他从很远地方就望见了，硬撑着走上小丘陵，下到丘陵地，总算把那条路走完了。这时正是隆冬，大草地上常起风,那风异常凶猛。车子往前走了又走，坐在拖拉机车厢里，能听到无数细砂碎石“沙沙”作响，大草地上的旋风更多，一根冲天尘柱，会把在地上走的人连续推几个跟头。一只老鹰被风吹得像纸片一样在空中飞，箭也似的飞过我们头顶，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这时候还飞，它需要什么。后来，下了一段很长的缓坡，拖拉机下坡时，四野空气里充满奇怪的声音，风吹过的声音，云飘过的声音，阳光洒下的声音……这种声音持续了很长时间后，县城的轮廓慢慢地出现了。

当时，全县的知青涌进县城，就像重大的节日一样热闹，大街小巷到处是手捧书籍的考生，有三十多岁的老三届，也有十六七岁的应届毕业生，但现在大家都是考生。小县城无力接待这么多人，腾出小学教室让我们住宿。那时候我们外出都是带行李打地铺，没住过旅社。

打地铺的时候，我听见了县城街上传来隐隐约约的锣鼓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被风刮得飘忽不定，断断续续，几乎没了声息，又忽然响了起来。这个时候，听到锣鼓声，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喜庆的气氛，为冬季的山川、河流、街道染上了悦丽之色。

我们好奇，跑到街边去看，看见一群人开始走成一团，慢慢走成了单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敲锣，后面一个人打镲。在俩人身后，一个中年男人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队伍尾巴走着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手里掂一面小锣，边走边敲，也没啥章法，小伙子不时扭着身子，与身后一群穿红棉袄的扭秧歌的姑娘说唱，那呀嗨，咿呀嗨，那个咿呀嗨，那个呼呼那个呼呼，那呀伊呀嗨！看样子，是庆祝恢复高考。

县里是按知青点安排知青住宿，大知青点安排两个教室，小知青点安排一个教室。教室中间拉一条绳子，绳子上挂着浸透油污的帆布，算把男女隔成两个世界。一道帆布墙两边，有睡课桌上的也有睡地铺上的，不过地上铺了一层麦草。我们把铺盖卷摊开在麦草上，和衣而睡。说是睡，其实也睡不着，好在教室里有电灯，我们就抓紧时间复习。我和常玲隔着一道帆布墙，有问题我就撩开帆布下摆问她。常玲聪明，从小她父亲教她学习，有底子，自学能力强，再加上有课本，水平明显比一般考生高出一大截子。我请教常玲的时候，无心学习的赵建新和老莫不断朝我挤眼，做鬼脸。学到半夜，教室外面下起了雪，雪越下越大，都飘进教室里。教室里没炉火，我手冻得肿成个馒头样，握不住笔。铺盖卷又单薄，冻得睡不着。

赵建新、大头还有老莫闲着没事，就拼命抽烟，烟从他们鼻孔里冒出来，呛得大家猛咳不止。一个号称铁姑娘的女知青撩开帆布，怒不可遏地一巴掌打掉赵建新嘴里的烟说，叫你抽，抽死你！你别在这受罪，滚回农场，好好抽去吧。赵建新不生气，反而笑呵呵地说，烟暖房子屁暖床。老莫接话说，回农场还要干活，还不如来县城里溜达溜达。这时，不知是谁叹息一声说，想考的不让考，不想考的硬来了。这么一说，我们就想起了白石头，他被关在公社，明天就要高考，还不急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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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考试那天，我们一到考场就傻眼了。考场纪律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严厉，有武警战士在用白石灰粉撒的警戒线里笔直地站岗，进考场对着照片检查准考证，教室里前后都站着面色严厉的监考老师，先宣布考场纪律，随着尖厉的电铃突然响起，开始发考试卷，接着监考老师手一挥说，开始答题！

日他得儿，我们哪见过这阵势，都吓傻了。那时候我心里素质差，感觉压力有天那么高，地那么厚。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嘴唇哆嗦，双腿颤抖，尿憋的感觉就像海浪一样，一浪一浪朝我脑门上涌，我夹紧双腿拼命抵抗。我这人有个毛病，一紧张就尿憋。进考场时，我刚把准考证交给监考老师，就感觉尿憋了。我说，报告老师，我还得上趟厕所。说着，一个急转身朝厕所飞奔而去，刚才和我一起去厕所的赵建新和老莫正嘻嘻哈哈地往回走，问我，着火了，跑那么快？我说，撒尿。赵建新和老莫几乎异口同声说，你不是才和我们去过？我顾不上搭理，跑到厕所就尿，当然尿不出来，只把尿憋的感觉尿掉了。

可这会儿，才过去不到十分钟，我又感到尿憋了，而且来势凶猛，天崩地裂，我牙咬得咯咯直响，拼命忍着，但等我把试卷从头到尾看一遍，我的心就悬起来了，我一道题也不会。尽管在这之前，我囫囵吞枣把课本复习一遍，可我的基础不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把数理化、语文、政治的知识往脑子里灌，把我都灌懵了。

我偷看了一圈考场，赵建新一副放弃的样子，不紧不慢玩着手里的笔。老莫举手说，报告老师，不会做，能出去吗？老师看看表说，半小时后可以交卷出去。知青小丁也如坐针毡，看到教室外面站着武警战士，也不敢捣乱，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赵建新、小丁和老莫只参加了高考的头门考试，后面的考试就放弃了。

我隔着课桌，看到常玲坐在教室另一边答题，她很沉稳，一点也不慌张，答题好像很顺畅。这个时候我就猜想，这个教室里要是考上一个大学生的话，也许就是她了。

十八

高考完，我十分沮丧，在县城停留了一天，回来的路不好又下雪。离开县城后，雪开始往下落，路上有雪也有冻土化开的泥，我和常玲紧挨着坐在车厢后面，把一件棉军大衣顶在头上，路崎岖坑洼，高低不平，颠簸得厉害。我预感不妙，在车厢里直起腰，用手背揉揉眼睛，朝车厢外望，这一望不要紧。当时拖拉机正在下坡，车轮打滑，刹不住车，只听“嘣”的一声，拖拉机轮子撞着路边大石头把车厢掀起来了。就在车厢要翻的一瞬间，我把常玲推了出去，我被扣在了侧翻的车厢下面。由于有一车行李支着，我们都没受啥大伤，齐心协力把拖拉机翻过来，我们男知青轮流摇车前的一根摇柄，憋住气使劲地摇几圈，摇得全身快没力气了，拖拉机“突突突”响起来了，弄得我们满手油污。

拖拉机一路走走停停，遇到沿途的知青点，我们还去走访联络，在空房子里打地铺睡觉。这一路虽没多远，我们倒是自在逍遥，等我们回到农场，已是高考结束三天后了。由于拖拉机翻车，我们不少人伤了胳膊腿，回到农场那天，赵建新脑筋一转，去路边寻了合适的木棍当拐棍。老莫一看，撕块布把胳膊吊在脖子上。

那天，王场长站在农场大门口，迎着拖拉机，黑着脸问我们，咋去这么多天？他发现我们不少人伤了胳膊腿，又见赵建新夸张地拄木棍一歪一歪地走路，还有老莫龇牙咧嘴吊着胳膊，就问我们，你们是考试去了还是打架去了？我们说了拖拉机翻车的事，王场长瞪着眼望望天，叹口气说，……倒霉啊。

回到农场宿舍，我发现白石头的床铺卷起来了，床板上放着他的柳条箱，柳条箱八个角上都包着薄铁皮。那箱子除了暗锁，外面还加上一把铁锁。白石头经常学习到后半夜的时候打开柳条箱，拿出一个瓶子，倒出黄澄澄玉润珠圆的鱼肝油丸吃。有次我起来撒尿，白石头还给我吃了一丸，说是补脑子。

当时，对白石头的床铺空着我们都没在意。我记得，那个冬天冷空气伴着大风不时劲吹大草地，树木吱吱嘎嘎摇晃，天空忽明忽暗，窗户上蒙的塑料布在风中簌簌地响。有天早上，是星期天，农场是休息星期天的，马尾巴正在院子里打篮球，就是瞄住钉在土墙上的铁圈反复投球，直把脑门上的汗都投出来了。我喝着一茶缸热水，嘴里发出吸溜声，忽然觉得过去喜欢缠着我闲聊的马尾巴，我回来了也不来找我，于是我就喊马尾巴，马尾巴见我喊他，抱着篮球，靠在门边问我，回来了？我咦了一声，上下打量马尾巴说，你咋无精打采的，又挨场长骂啦？马尾巴左右看看，小声说，白石头死了。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手里的茶缸抓紧，我以为白石头还在公社关着，他毕竟砸了公社吴干部一砖头，就是判个半年徒刑也不为过。我一时无语，停了片刻说，……咋死的？马尾巴用舌头舔舔嘴唇说，跳水塔摔死了。

接着，马尾巴就把白石头如何死的事说给我了，还再三提醒，这事王场长不让说。我说，这能瞒住？马尾巴说，王场长说了，能瞒一天是一天，你可不能对别人说。我算了一下，按马尾巴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去县城参加高考的那几天，白石自杀了。

原来，白石头被关在公社，关了一个多星期，经过几天的折腾，精神上的压力，已经到了他不能承受的极限，坐都坐不住，浑身发抖，后脑勺咚咚地撞墙，在屋子里大喊大叫。公社怕他出事，就放他回农场，他赖在公社不走，不给他高考报名他就不走。公社没办法，就打电话让王场长领人，王场长骂骂咧咧派马尾巴赶马车去公社接白石头。

马尾巴把马车赶到公社院子里，就发现白石头已经爬到了水塔上，公社干部围着水塔转圈，还叫来吴干部劝白石头，吴干部头戴棉帽，仰脸，棉帽掉了，就拾起棉帽，边在腿上拍土边仰脸说，你不要想不开，今年报名来不及了，明年吧，明年保证让你考。白石头看见马尾巴赶来，就在水塔上喊，你回去，今年不让我高考，我就跳下去。一个公社干部手里掂着绳子，本打算把白石头捆了扔马车上拉回农场，不小心让他爬上了水塔。有公社干部气恼不过说，就不让你高考，你能咋着？有本事你跳，跳啊，你吓唬谁！

公社干部说这话的时候，一群麻雀在水塔附近的灌木丛里唧唧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议论白石头的事情。突然麻雀们“忽”地一下窜上天空，被麻雀蹬踏的灌木丛颤悠地晃动起来。转眼间，人们惊呼起来，白石头像跳水一样离开水塔，在空中展开四肢，随后头朝下，摔在了地上。全场鸦雀无声，白石头趴在地上，脑袋边流了一滩血，死了。

十九

高考发榜那天，俨然是一项重大盛事，全县的录取红榜就贴在县城十字路口书店的一溜墙上，那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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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走到县城十字路口的时候，那里已经集聚了许多人，水泄不通。大学录取红榜就张贴在墙上，红榜上用毛笔写满了考生名字和录取院校，字体清秀工整，只是墨迹未干，像是连夜誊写出来的。许多考生都在拥挤的人群里从红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一旦有人找到自己的名字，围观的人群就唏嘘不已，羡慕人家的福气。大家心里发虚，都不敢过来看，就撺掇我去看，其他人把东西交给独眼狗看管，去附近逛街去了。我心里怦怦直跳，挤到第一张红榜前，一眼就看到了常玲的名字，天啊，全县高考第一名。接着，我开始找我和我们知青点其他人的名字，我从第一张红榜看到最后一张红榜都没有看到我和我们知青点其他人的名字，是不是看漏了？我揉揉眼睛，从最后一张往前看，总共也没有几张，全县录取了不到一百人，我们知青点只考上了常玲一人，她考上了内地医科大学，羡慕死我了。

我失落透顶，连死的想法都有，这会儿，我理解白石头了。我曾对白石头自杀，感到不可思议，仅仅是不让考大学而已，犯得着寻死吗？白石头把高考当成了他人生的全部，认为不上大学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所以他自杀了。

那时候，考上大学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谁要是考上了大学，马上就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连王场长见了常玲也变得格外热情，他告诉常玲到大学要好好表现，给农场争光。常玲开始和大家告别，鼓励大家说，明年接着考，一样的。赵建新说，人和人不一样，不是不想上大学，实在是水平有限，考不上就是考不上，再努力也白卡（白卡，意为白费劲）。常玲说，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会打开另一扇窗，人生不止上大学这一条路。瞧，常玲多会说话，多会安慰我们，我们就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人家到底是大学生啊。

常玲离开农场那天，马尾巴套马车送常玲去喀什。这时候，马尾巴老实多了，都不敢正眼看常玲。这会儿常玲真成天鹅了，马尾巴这个癞蛤蟆低眉顺眼地说，王场长特意让用新马车送你。我知道农场刚做了一架新马车，平时舍不得用，都用帆布盖着。果然，新马车的白茬车厢还散发着树木的香味，甜丝丝的。车轮是黑油油的汽车轮胎，轮胎充足了气。

常玲就要离开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恋恋不舍，这一离开，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常玲也有些情绪激动，她脸上的酡红越来越深，她把一个布袋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打的毛衣。我吃惊不小，常玲把布袋朝前递递说，算是礼物吧，感谢你给我书看，没有那些书，我也考不上大学。我接过布袋，不知道说啥好。我和常玲是彼此喜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都知道成不了，也没表白，虽没表白心里都清楚。当时，我和常玲之间便有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为守着这个秘密而感到幸福无比，但在平时的接触中，却更加小心翼翼。  

马尾巴坐在车前一扬鞭子，马车一跳一跳很轻快地跑起来，朝喀什而去。路旁杨树的树叶，在阳光下如同玻璃纸一样清澈透明，树叶子被风一吹，上下翻滚，闪烁着乳蓝色的光亮。这时，太阳正暖暖地悬在我头顶上，路边河渠里的河面浮荡着暖湿的气流，波光粼粼，闪出一片跳动的亮光。我久久地木桩一般站在路边。常玲走了，我内心翻江倒海，体会到了什么是靠知识改变命运，常玲就是很好的例子，难道不是吗？

第三部 在县城

一

时隔半年，我又参加了1978年高考，还是落榜。那段时间，我父亲以生重病为由，离开喀什回我们老家县卫校医院住院，暗地里联系调回内地的接收单位。我父亲不甘心我高考落榜，他像所有家长一样望子成龙，我父亲来信要我回老家复读，他已办好了我在老家县高中的复读手续。于是，我向农场王场长请探亲假，回老家。

于是，我像流水账一样的人生经历在离开喀什后又滔滔不绝地流淌起来了。喀什是我人生的起点，我从喀什起步，向北到乌鲁木齐，然后转东进入玉门关，才到达我的祖籍地——大晁楼村。我从那里开始了我各种身份的转变，既有酸甜苦辣，也有波折和坎坷，有了好的开始，自然会有好的希望，当事情有了好的开始，等待我的又将是各种各样的逆境，我的逆境由外部阻力构成，这些阻力，有的是事情本身的难度，有些是他人的干扰和阻拦，我迎难而上，或顺势而为，去完成一件接一件的人生经历。

1978年秋，我离开喀什，也没什么好准备的，我一走我们家就空了。我从喀什坐长途汽车去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内地。直到长途汽车启动，我才跳上车，隔着车窗向为我送行的赵建新摇手告别。要离开喀什了，我也恋恋不舍，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当时，我从喀什坐汽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坐好几天的火车，再转汽车，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我们县。从喀什到我们老家，我经历了一个气候大转变的过程，习惯了戈壁干燥气候的我，当湿润的空气迎面而来时，我已到了多雨的老家。我老家和喀什的气候迥然不同，我在风雨大地上穿行，从干燥风大的喀什跑到了潮湿雨多的老家，一风一雨，开启了新的生活。

当时，我父亲在县卫校医院住院，卫校的校长是我家亲戚，住院不是啥难事。我是后来才知道，我父亲让我堂弟去县汽车站接我。那天，我乘坐的客车坏在了路上，很晚才到我们县，接我的堂弟已经回去了。我见天已黑，人生地不熟的不敢瞎摸，就打算在县汽车站附近找个旅社住下，明天一早再去找县卫校。

我背着一大堆我在农场的行李，行李都快把我包起来了，我像个乌龟样把脑袋长长地伸在外面。我穿着蓝布衣裤和一双白回力鞋，在汽车站前面的小广场上转悠，县汽车站后面是停车场和一片黑黝黝的山峦。我去一家旅社询问，同志，我要住宿。旅社人问，几个人？我说，一个呢嘛。对方没有听明白我的新疆汉话，就问，你从哪来的？我回答说新疆嘛，对方的嘴巴半天没有合拢。接着，我伸出一个手指补充说，人，一个。对方明白过来了，也伸出两个手掌说，一个床位十块钱。我挠挠头，旅社的人看出我有嫌贵的意思，就说，这里就我一家旅社。我不好意思还价，抓抓后脑勺转身要走。店家咬咬牙说，最多便宜一块钱，再少就不行了。

还是贵。那天，为了节省九块住宿钱，我回到了汽车候车室里。那天，我从候车室出站的时候，就看见候车室粗砺的水泥地面上睡了不少乡下人，我还像在知青点外出住宿那样把铺盖摊开在地上，还用绳子把所有行李拴在一起。晚饭，我席地而坐，从行李里往外掏馕，馕干了，有汽车方向盘那么大，从新疆回来的一路上，我吃的就是这种干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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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天色已晚，我就在水泥地上睡觉，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忽然，大雨倾盆，一刮风窗户就呱呱哒哒响，潲雨把我的行李都打湿了，我赶紧把行李从窗户下面挪往潲不到雨的地方，然后继续躺下睡觉。我很不习惯在这么潮湿的环境里睡觉，因为我已经新疆化了，习惯了喀什降雨稀少的干燥环境，对潮湿的老家非常陌生，感到人是回来了，习俗还在喀什。我大睁着眼睛在水泥地上蜗倦着，等着天亮的到来。

终于，候车室在一片嘈杂声中迎来了黎明，我捆起行李，找个水管洗脸，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寻声望去，就看见有人举着写我名字的接站牌，在候车室里边走边喊。我赶紧甩甩手上的水答应着，来接我的是我堂弟晁阳，他走到我跟前说，你信上不是说昨天下午到吗？我说，车坏了，天黑才到这里的。我堂弟上下打量了我一阵说，我早知道你了，没想到你长这么高，就是太瘦，回来好好吃家乡饭，保管能胖起来。说着，他发现我手里提着一个长盒子，就问，……啥玩艺？我做出拉小提琴的样子，用带着浓重的新疆汉话口音说，这个嘛，小提琴呢。我堂弟好像没见过这东西，看了几眼也不再问了。

说着，我堂弟就用自行车托着我的行李去县卫校。县卫校在县城西郊，离汽车站有七八里路，过了县城中心的十字街口，这儿是县里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县过去是个古县城，有四个古城门，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在县城的交汇处，就成了县城的中心。

当时，我们县十字街口四个角上分别坐落着邮局、电影院、百货公司和一家国营旅社。街道中间铺着长条青石板，街边以卵石砌之。大街两旁多是青砖黑瓦的店铺，也有一些茅草顶的店铺夹杂其中，店铺外面，一拃多宽的棕色木门板靠墙整齐码放，晚上一块块安装成一面墙，白天一块块摘下来，门面全部敞开，既有利于展示商品，又方便顾客进出。店铺后面是一片挨着一片的深深老宅，老宅后面还有大深的巷子。

快到卫校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大院子，临着大街。这里地理位置适宜，既不临近县城中心，又不远离县城大街，关上门与世隔绝，走出去四通八达，连着县里好几个乡镇。我们走到县卫校门口，从传达室里跑出来一个人，年龄和我父亲相仿，短粗头发，脸色黝黑，大大的鼻子，大大的嘴巴，穿着一件旧军褂子，伸出一双大手，把我自行车后架上的行李抱到了自己怀里，然后一甩就甩到了自己背上。老家人太热情了，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我堂弟介绍说，这是县卫校医院的晁院长。我堂弟推着自行车给我使眼色，我明白了，赶紧上去拿晁院长背上的行李说，我来我来，哪能让你拿呢？晁院长这才把包裹让到我手里，帮我提着小提琴盒子。

晁院长领我去病房。那天，晁院长推开一间病房门，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摆放了三张病床和一张桌子。这三张病床分别是留给我和我父亲还有我奶奶的，我父亲回大晁楼村接我奶奶去了，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三代人算是在病房里团聚了。

二

县卫校医院在县卫校院子里，是住家户式的医疗方式，入院就是病人和陪护一起入住过生活，自吃自做，这样的方式费用便宜。我父亲住院，就等于回老家来有了个落脚点。

次日中午，我父亲和我们村支书的侄儿拉着架子车进城，把我奶奶接到县卫校医院来了，暌违已久的祖孙三代人，就在病房里安家团聚了。在此之前，我奶奶一直住在我们村支书家里。支书的侄儿晁明友，绰号“跑得快”，没有戴帽子，理了一个粗糙的大分头，一绺头发斜伸在额头上，喜欢眨巴眼睛，很有心计的样子。那天，我奶奶刚把手搭在架子车的车帮上，晁明友就明白了，他眼疾手快，一个急转身就托住了我奶奶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把我奶奶搀下架子车。我奶奶一把抱住我的头说，孩啊，总算回来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奶奶家的情况，我外曾祖父民国时在乡下做中医，颇具名望，方圆百里的病人经常坐马车去找我外曾祖父看病，或者是我外曾祖父坐马车去病人家里出诊。由于我外曾祖父家世代行医，家境殷实，近百年来一直是乡下的大户望族，即使在农业社和生产队时期，我外曾祖父家也是根基深牢，威风不倒，不知是靠什么达到这一点的。比如大队支书和队里的队长、会计等，都是由我外曾祖父家的人担任。现在的村支书家民国时很穷，支书爹得了怪病无钱医治，眼看就要咽气，被我外曾祖父救活，分文不取。我外曾祖父是村支书一家的恩人，支书家正是出于感恩，就让后来孤寡的我奶奶住在了他们家。

我奶奶的到来，让病房格外热闹起来。此时人民公社已改乡，土地也承包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村民不再饿肚子，手里也有了一点钱，逛县城的村民多了起来。那时县城里饭店和旅社少，乡下人也总想省钱，不舍得住店买饭，总要找熟人落脚。我奶奶进了城，村里人就把病房当成了他们难得的落脚点，他们来时都拉着架子车，给我奶奶捎点粮食蔬菜花生米，不让主家倒贴。

我们大晁楼村盛产红麻，村里人用红麻杆生火做饭，剥下来的红麻皮就送往县城的麻纺厂换钱。有天，我们村的架子车队在县卫校门口被拦了下来，门卫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训斥说，你们去麻纺厂排队，来这干啥？架子车队里一个红脸汉子嚷着说，我们是大晁楼村的，来看亲戚。门卫说这里是学校和校医院，哪来的亲戚？红脸汉子说，就是那个从新疆回来的病号啊。说完，红脸汉子自觉失言，一边呸呸自骂，一边撑自己嘴巴说，你瞧我这个乌鸦嘴！

碰巧，晁院长骑着自行车过来，看着长长的架子车队，呵呵笑起来说，都是我家乡亲啊，快进去歇歇吧！门卫赶紧笑脸附和，说乡亲们好，都进去吧！呼呼啦啦，县卫校进了一院子架子车。

县卫校的病房是一排一排的瓦顶平房，病房前是一长溜遮雨的走廊，每间病房对着院墙那有一间厨房，之间有鹅卵石甬道，这是显示城里优越性的地方。下雨天，做饭时走在上面不至于像乡下那样踩泥，但地方毕竟有限，老家来人在院子里把架子车首尾相连围成一个圈，晚上就睡在架子车下面。

我奶奶见乡亲们来看她，兴致很高，忙着生火做饭。这边老家的人就跟我聊着玩，说你也是咱大晁楼村人，你说话咋和我们不一样。我说，我呢，说的嘛是新疆的汉话呢，比广东话、福建话好懂得多了去了呢。老家人就起哄，你说话少些个“呢”和“嘛”，我们就容易听懂了。有人就问，你在新疆都吃什么？我就用手比划着一个圆说，馕。大家没听懂，我解释说，这个呢，就是这么大的烧饼嘛。大家说，这烧饼也忒大了吧。我说，还吃抓饭，还有就着爆炒羊肉吃的拉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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