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银川电厂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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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录

目录

第1章 从第一台发电机说起

第2章 人民电业启航新征程

第3章 技术革新发挥大作用

第4章 制度完善管理有成效

第5章 积极进取持续提素质

第6章 平凡岗位彰显不平凡

第7章 力同心奋斗解忧难

第8章 文体活动增强凝聚力

第9章 电厂是个温暖大家庭

尾声

后记

第1章 从第一台发电机说起

 

清光绪五年四月初八(1879年5月28日)，上海的电气工程师毕晓浦在上海乍浦路一座仓库里，以10马力蒸汽机为动力，带动自激式发电，点燃碳极弧光灯，在神州大地上点燃了第一盏电灯。光绪八年（1882年7月26日），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座发电厂发电，中国电力史自此拉开序幕。据史料记载，这座电厂的出现，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7年，比伦敦霍尔蓬高架路电厂晚6个月，却比纽约珠街电厂早两个月，比俄国彼得堡电厂早一年，就用电来说，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有电的国家之一。

随着西洋文化的不断传入，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外来的新事物不断地被接受，就连深居皇宫的慈禧太后也用上了从国外买来的发电机。1894年，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的时候，英国人还专门送来一台12.5千瓦、性能更好的发电机组。此时，慈禧太后已经深深感受到了电灯的明亮和方便，便欣然接受，安装在颐和园里。英国人给“老佛爷”送台发电机，可以说是给发电机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此后，电灯便在神州大地上慢慢扩散点亮，不但官府衙门有了电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也有了电灯。

然而，就在电灯在神州大地上一盏接一盏亮起的时候，坐落在西北黄土高原上，黄河岸边的银川，只有1926年芬兰商人在洪广营（今贺兰县境内）办甘草膏厂时，以柴油机为动力发过电，而柴油机发电只能在厂内使用。这里的人们只听说过电还没有见过电，就连马鸿逵的省政府都没有电。在20世纪30年代，宁夏还是个封闭落后的地方，人们仍然过着点洋蜡、油灯照明的日子，在乡间甚至连洋蜡、煤油都没有，人们用的依然是古老的食用油灯，室外有什么活动，照明用的也是火把。还算热闹的银川城里，每到夜晚，新华街、柳树巷街道和几家大的商号、饭馆、戏园子、马鸿逵公馆等主要繁华地段和重要场所也不明亮，有的地方尽管有路灯，但这些路灯只是挂在十几个两三米高的木杆上，用玻璃罩着的油灯。到了夜晚，有专人给灯加油、点灯，两三个时辰过后，油干而灯灭，大街小巷就会陷入黑暗，后半夜出行，还得打着灯笼照明，其他地方更是漆黑一片。那时，除了个别富商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做生意，见过大城市夜晚街道流光溢彩、商家店铺的霓虹闪烁外，好多官府之人，没出过门的有钱人，连电灯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只听别人比划和形容过电灯如何明亮，如何方便。吃不着葡萄只能说葡萄酸。有人还说，要那玩意儿干啥，点几根洋蜡照样亮，还不费钱。再说，电灯还容易烧坏，烧坏了谁会维修呀？电工可是请不起！还是洋蜡、洋油好，抽烟的时候，凑过去一点就能着……个别人说风凉话，并不影响见过世面的人和有钱人转变观念。不久之后，银川城里的几个富商就聚在一起商议，准备集资入股，办个发电公司，改变一下宁夏省城无电的现状，也借此好好赚钱。

1934年的冬天，就在富商们蠢蠢欲动的时候，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也有了想法，他意识到自己太落后了，并觉得没有用上电灯，不是自己没有别人钱多，也不是买不到发电机，而是自己之前压根就没有用电的意识，没有想过买发电机。于是，他让第十五路军副官处处长柴兰亭携带上他的亲笔信，到北平找永增铁工厂老板封宣周，请他帮助购置发电机组。

封宣周在北洋军阀时期，曾包揽了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所属部队的装备采购，如军衣、军锅之类。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统治宁夏后，仍与封宣周有交往。封宣周见马鸿逵的亲笔信后，几经托人，便打听到天津碎铁局有几台准备砸铁的旧发电机组。

柴兰亭从封宣周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去天津碎铁局了解情况，那里确实有几台旧发电机，这些机组虽然是被淘汰下来的，但修理一下还能使用。其中就有当年英国人送给慈禧太后的那台，辛亥革命后，这台发电机流入民间，后来因为功率太小，无人再用，被天津碎铁局当作废铁收购准备砸碎炼铁。柴兰亭立即向马鸿逵汇报，马鸿逵听说这是清宫遗物，是慈禧太后用过的东西，立即同意买下。当然，马鸿逵之所以买这台旧发电机，一是他想省点钱；二是当年八国联军进京后西太后逃到西安时，曾为年幼的马鸿逵梳理过头发，马鸿逵对慈禧太后所用之物情有独钟。于是，柴兰亭用很低的价格买下了这台功率为12.5千瓦的发电机组及另外两台功率为18马力和25马力的旧蒸汽发电机组。次年春天，柴兰亭带人从天津乘火车把机器运到包头，然后又改乘4条大木船，沿黄河逆流而上运回银川，安装在银川南门里二道巷，离马鸿逵大公馆不远处。这些机器安装发电后，专为马鸿逵的大公馆及其领导的宁夏省政府四大厅八大处供电。之后，马鸿逵与商会合作，再次购买两台发电机组，于1935年10月官商合办成立了“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新成立的电灯公司机房内装有大、小型发电机各一台，容量分别为75千瓦和25千瓦，并装有总电能表一台。大型发电机组所带负荷，以每盏灯15瓦计算，最多能点亮3500盏电灯，只能供银川城内有钱人照明。小型发电机组便增加到了马鸿逵公馆专供电源行列之中。“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属官商合办企业，该公司股金为10万银洋，省银行官股占50%，商会占25%，绅士富商入股25%，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马鸿逵对电灯公司非常重视，公司董事长也由他自己担任，第一任经理为柴兰亭。

官商合办的电灯公司正式发电那天，宁夏省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跟重大节日来临一样兴奋。天还没有黑，大家就急着赶到南门二道巷，争先恐后地往里挤，生怕去晚了或者到不了近前，看不到从来没见过的新鲜洋玩意儿。天黑时，看到电灯泡发出了光亮，围观的人们一片欢呼。对灯泡组成的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的“庆祝宁夏电灯公司成立”几个大字，更是惊叹：太神奇了，太神奇了！甚至有人还激动地感叹，说有幸呀有幸，终于见到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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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永增铁工厂老板封宣周为柴兰亭提供了信息，也争取到了发电机的安装项目。封宣周派出工程师李润书带领李祥瑞、葛安祥等15名技术人员，前来宁夏安装发电机。这15名技术人员是宁夏第一批电力工人，也成了宁夏近代电力发展的开拓者，他们不但业务好，而且都很勤奋。据李润书后人文字记载，李润书是河北安宁人，1900年出生，自幼离家到北平谋生，开始在永增铁工厂当学徒工。他头脑聪明，勤奋好学，自学成才，不但自学了电气知识，还学会了制图。安装旧发电机组，他全靠自己摸索，修复安装图纸，带领工人完成，而且完成安装后各项调试也是他和15名技术人员完成的。李润书团队的出色表现，受到了马鸿逵的关注。马鸿逵虽然是个剥削阶级，对人民残酷压迫，而且贪财，但他也惜才。旧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后，马鸿逵为了让李润书团队继续为自己所用，便强制把他们留在公司。除李云祥和孙耀峰两人被马鸿逵换到别的地方外，其余13人仍然从事技术和体力工作。后来又有5人离开，只剩下了8名技术人员：李祥瑞、葛安祥、彭德昌、赵九庆、田金点、柳德顺、呼玉山、李锡廷。这8人被后来称为“八大师兄弟”。

在人们的眼里，李润书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但有才，而且还会做人做事。他被马鸿逵扣留后，不但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还凭着过人的聪明才智，成了电灯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工程师，无论与第一任经理柴兰亭（1934～1935年）相处，还是与之后的四任经理赵性武（1936～1937年）、乔秀全（1938～1943年）、陈福刚（1944～1948）、张恩柴（1949年年初～1949年10月）配合，他都能把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即便是有一段时间马鸿逵把经理放一边自己管电厂，他也能尽最大努力保护工人。他不但能外出北平、西安等地做生意，还将自己带来的人都培养成了各专业负责人。其中柳德顺、赵九庆负责一号发电机，李祥瑞、田金点负责二号发电机，李锡廷、葛安祥负责机炉供汽，彭德昌、呼玉山负责保养维修……李润书带来的人个个都是好样的，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工作干事，都很优秀，特别是亲五弟李祥瑞更加出色。别看李祥瑞个头小，但他脑子好使，也跟哥哥一样聪明睿智，学习能力强，组织能力强，思想也很进步，积极向中共地下组织靠拢。1948年，他顺利通过考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多次组织工人罢工及与国民党特务斗争，虽然多次被关押，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正义。后来在国民党撤退时，他还组织工人、学徒与企图破坏电厂的特务斗智斗勇，一次又一次保护了电灯公司。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李祥瑞与老工人郑安国带领工友们组成护厂队，拿起棍棒、马刀，以及国民党队伍丢失的一杆枪，昼夜坚守工厂。特务们来电灯公司准备实施破坏，他们在大门口和特务们进行殊死搏斗。直到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进城，他们把一个完整的电灯公司交给了解放军19兵团。老工人郑安国在几次护厂行动中表现特别英勇，每次都冲在最前面与特务斗争，军代表进驻电灯公司后，他还受到了表彰，被称为护厂功臣。

当时马鸿逵大公馆（今银川市兴庆区信义市场东头路北位置）的供电线路是由专线直接供电的。由于最初购来的发电机都已老化，而且运维人员水平低，所以开机后时转时停，无法保证正常供电，还需要从电灯公司拉线供电。有天夜晚，马鸿逵正在大戏园子看戏，两处线路都出了问题，突然停电，顿时大戏园子里漆黑一片，看戏的人乱作一团，特别是官太太们，大喊大叫。马鸿逵以为有人要行刺于他，惊慌失措，在卫兵的护卫下赶忙回到公馆，回去后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把电灯公司经理柴兰亭吓得不轻。洋玩意儿才新鲜了没几天，就出了这么大个事情，柴兰亭被马鸿逵狠狠收拾了一顿。柴兰亭怕再出娄子丢了乌纱帽，赶忙与电灯公司一班人商议，决定立即筹集资金增加新机器。1936年年初，经马鸿逵同意，“宁夏电灯公司”用筹集的资金，又从北平购进一台35马力单缸卧式煤气机，配上修理好的25千瓦日本产旧发电机，为马公馆供电。为了保证马公馆用电安全，电灯公司成立了供电专机组，技术人员轮流值班运行维护。后来，宁夏省政府又拨银从北平购进一台200马力柴油机改装的煤气机和100千瓦美国产旧发电机组。这在当时国内是比较先进的发电机组，新的发电机组经过组装调试后性能完好，运转正常，发电功率也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电力也比较充足。虽然电灯公司的供电面积不断在扩大，用上电的人也不断增加，但由于发电机容量都比较小，线路可靠性低，电量不够用，晚上缺电停电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好多市民还是过着点油灯的日子。

1947年，天津《益世报》记者秦晋来宁夏，感到“有电如无”。他说：“宁夏的电灯等于油灯，到宁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写稿子的时候，在电灯之下还需要点上蜡烛……”

截至1949年9月，经过多次淘汰、增加，宁夏电灯公司仅有200马力、100马力、30马力三台能正常运转的发电机组，年发电量9.7万千瓦时，而且全省电力工业仅宁夏电灯公司一家，供电范围只有银川老城方圆数里，主要用于照明和粮食加工，而且电价很高，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电。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用电的真实写照。

 

第2章 人民电业启航新征程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部队开进银川城，第一时间接管了电灯公司，并派军代表高健民驻电厂敦促工作。在军方的敦促下，宁夏电灯公司所有发电机组继续发电，向政府机构及居民用户正常供电。随后，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又派杨桂山、张金寿接替高健民。省政府成立后，将“宁夏电灯公司”更名为“宁夏省人民电厂”，电厂从此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性质的企业。1950年4月，将“宁夏省人民电厂”再次更名为“宁夏省企业公司电厂”，由新成立的宁夏省工业厅主管，杨贵山调至工业厅，又派军代表毕聚德来全面负责工作，发电机还是之前那几台旧机组。此时，李润书当年从永增铁工厂带来的“八大师兄弟”已经成为电厂的顶梁柱，他们带的徒弟也相继成长起来，成为电厂的生力军。

何兴业是土生土长的银川人，也是电厂的生力军之一。1948年，何兴业的父亲通过关系认识了电灯公司经理张恩柴，将刚14岁的何兴业安排在电灯公司当学徒。据何兴业回忆，那时候的电灯公司可是个吃香的地儿，尽管工人受剥削，但收入比其他地方高，一般工人的收入都有四五块大洋，好多人做梦都想去那里挣有保障的收入。他的两位师傅（李祥瑞为汽机运行师傅、彭德昌为机修师傅）的水平特别高，带徒弟各有一套，跟着他们学技术，学得快又容易掌握。当时他们的待遇算是工人中最高的了，每月有十个大洋左右，学徒期也有一个大洋的收入。他说，去电灯公司工作，不光是因为那里的收入高，更是看重这份职业。那时候家里还用不起电，他常常想，要是自己能去电灯公司上班，一定会好好努力，让家里有电灯，让城里老百姓家中电灯都亮起来，让街上的路灯晚上更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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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电厂，何兴业勤奋学习，吃苦耐劳，别人休息时他学习，别人睡觉时他也学习。完成实践操作后，别人都休息了，他还要拉着同住一个屋、同挤一个炕的程廷明继续熟悉设备性能和巩固操作步骤。在别人眼里，他就像一个吃不饱的孩子，一台不知累的机器。他的勤奋好学和勤学上进的精神，多次受到师傅们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两年刻苦学习与实践锻炼，他已经熟知了发电机的各项性能，并能独立完成一些设备操作和检修任务。

2020年，已经86岁的何兴业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说：“刚解放的时候，大家心情都很激动，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思想都很积极，学理论、练实操，不甘落后。当时技术力量强的除了师傅和他们的师兄弟外，就属我和程廷明、温发等几个年轻人了，我们一直努力在向师傅们学习，争当各专业的技术带头人。我和程廷明因为没有上过专业学校，所以平时比别人更努力些……”当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也踏上了发展之路，社会用电量不断增加，在葛安祥、李祥瑞、呼玉山等老师傅带领和何兴业、温发等年轻中坚力量的积极努力下，电厂的运行状况比之前好了许多，三台发电机接近满载出力。此时的三台发电机随着越来越老旧，运行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不久，那台100马力的老机组由于长时间近满负荷运行，便出了事故—大轴断裂。即便是机械能手温发（温发曾经在马鸿逵的修枪所修过枪，在汽车队修过车）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也无法让它起死回生。

为了保障基础建设及人民生产生活用电，1950年，宁夏人民政府又从上海购买了三台功率分别为100马力、50马力和30马力的蒸汽发电机组，补充到电厂，与旧机组一起出力。新机组正式投运后，“宁夏省企业公司电厂”更名为“宁夏企业公司电面油米厂”（后来电力系统习惯称其为“南关电厂”），并成立了“宁夏企业公司电面油米厂党支部”，毕聚德任支部书记，陈玉清、张金寿、雷克任支部委员，这也是宁夏电力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不久，新机组和之前的旧机组一起发的电，又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用电需求了。100马力老机组的停运，使银川又回到白天供动力电，晚上动力停，照明供的“过去式”。而且白天的动力电也只能供部分重要用户，到了夜晚11点半，机器必须停下来检修，以保证第二天的安全运行，防止机器再出故障。这种情况下，电力供应已经成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缺电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位于银川新城的“银川毛纺厂”正式开建时，才发现电力供应是个大问题。这或许跟当时人们的认知、经验、考虑问题的全面性有关系，所以在当时是个大笑话—在设计工厂时，居然没有考虑用电问题。有鉴于此，宁夏省工业厅立即补救，着手筹备建电厂。

1951年7月，省工业厅成立了筹建组，电厂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对新电厂的资源、地质、厂址、环境、设备、供电线路走径等工作进行了全方位调查研究，最后确定把电厂建在距银川老城以西7.5公里外的新城，也就是毛纺厂的西面，共用一墙而建。当时银川新城除了在建的毛纺厂，以及随后开建的银川汽车修理厂（毛纺厂东侧马路对面）外，再没有别的工厂企业，周边一片荒凉，城内住房也不多。这一带特别荒凉，冬春白天尘土弥漫，夜晚寒风飕飕；夏秋白天烈日暴晒，晚上蚊虫肆虐，环境恶劣，自然条件艰苦。

银川新城，之前并不叫新城，而是叫“新满城”。据史料记载，清朝政权巩固后，朝廷派八旗军驻防朔方，满族人随之落户于宁夏，宁夏人称其为“旗人”。宁夏的“旗人”从雍正三年开始建造“满营”，又称“满城”。银川的“满城”先后有两座，俗称“旧满城”“新满城”。“旧满城”在宁夏府东北5里处，后来在乾隆三年的一次大地震中坍塌成为废墟。随着“旧满城”的消失，“新满城”便渐渐被人们叫作“新城”。“新城”在宁夏府以西15里处的平湖桥西南，城为正方形，“东西三里七分半，南北也如之，共延长七里五分，高二丈四尺”。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名为：“奉顺”“严武”“永靖”“镇朔”。建有“城楼四座，马道四座，瓮城门四，门楼四座，角楼四座，铺房八座，炮台二十四座，水沟二十四道，城河一道，宽三丈，深一丈”。城内还有关帝庙、万寿宫、城隍庙、马王阁等庙宇和牌楼等多座，各旗的驻地及庄园分布于城四周……可见，“新城”在过去绿树成荫，车水马龙，只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军阀横行，迫使满族人流离失所。到二十世纪前期，这里居民搬迁，树木被砍，便成了人烟稀少、城墙坍塌、颓废荒凉之地。也正是因为周围空旷，才适合工厂建设，毛纺厂、汽修厂及电厂便都选在了这里。

已经作古的张金寿既是宁夏人民电厂的军代表，也是银川电厂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从电厂的选址及各个机组的购置、运输、安装，到停止发电、关停转产，他都经历了。2008年6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张金寿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宁夏省工业厅之所以把电厂选在这里，除了考虑到毛纺厂的用电方便外，还准备在这里建设别的工厂和企业，而且这里远离市中心，可减少环境污染。另外，电厂燃煤从汝箕沟那边运来也较其他地方近便。当时，四面城墙早已坍塌，城门楼也没有了，断墙残壁上长满了野草，城内除了一个露天剧场，以及国民党队伍住过的那些基本坍塌了的旧营房，几乎再没有别的建筑。厂区这边人迹罕至，

白天除了能看到建设毛纺厂的工人外，晚上很少有人来这里。新建电厂办公区为“凹”字形，大门朝南，厂房都在办公区的后面（北面），厂房和车间都是砖木结构，占地面积很小。生产区占地面积也不大，但整个电厂的地盘却很大，向西、向北几里都是电厂的地盘。

1951年4月，省工业厅有建电厂意向的时候，任孝友作为计划处工矿科的技术人员，参加了前期讨论，7月份筹备组成立时，他就到了筹备组任技术员，是名副其实的银川电厂元老。2020年5月，任孝友已经92岁了，年迈久病的他，又患了疱疹，此时，他安度晚年，很少出门，更不愿意接受外来者打扰。但老同事买爱珍打电话说记者想采访他，请他讲电厂的故事，他欣然同意，还不顾子女反对，主动催旧同事、妻妹李桂荣约我们早点过去，他说有很多故事要讲。本来约好5月7日下午3点到他家，但我们怕打扰老人家午休，等到3点半才过去。此时，李桂荣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说平常任老先生中午都要睡午觉，今天他连午觉都没有睡，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们。听见我们快上楼了，他蹒跚着走到门口迎接。一见面，他紧紧攥着我的手，开心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地说：“咋才来，咋才来。我中午没睡觉，早就期盼着和你们聊一聊，早就盼着有人能把银川电厂的事情写一写，银川电厂的精神一定得留下来，一定得传承下去……”在我的搀扶下，他回到沙发上坐定，颤颤巍巍地端起杯子抿一口水，对着已经架起来的摄像机看了看，脸上挂满了笑容，眼里再次泛起激动的光芒。他并不看我，而是盯着我翻开的笔记本，娓娓道来：“我是1949年从陕西雍兴高级工业学校毕业的大专生（后来这个学校迁到了西北工学院内），刚毕业时在西安国营机器厂工作，1950年年底，宁夏工业厅成立时，我调来了宁夏。那时候我年龄还小，但我比较活泼，也勤奋，领导就很器重我。为了培养我，能参加的工作都让我参加，包括电厂的选址、建设方案的起草、审定、相关资料的准备、审核以及场地的平整，就连出去拆卸旧机组都让我参加。基建工作是发电机组运到现场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1952年6月10日正式开始的，参建者多数都是年轻人，在电厂基建处主任陈玉清，南关电厂党支部书记兼基建处副主任毕聚德的带领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鼓舞下，大家干劲十足，克服交通不便、食宿困难、工具落后、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少等困难，不分昼夜地奋战，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每天连续要干十四五个小时。工作结束后，大家好像都不累似的，还要进行思想政治和专业学习，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毕聚德，给大家讲延安精神，要大家爱厂如家，学会吃苦耐劳，学会勤学苦练，学会勤俭节约，学会互帮互助，学会团结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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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说，就在电厂前期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时候，发电机组的采购工作也同步进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购买的事情并不顺利，新机器不是买不到，就是太贵；旧机器不是太旧，就是运输困难太大。后来，终于打听到吉林洮南电厂有一台日本人留下的旧发电机组，虽然停产多年，但基本完整，仍可使用。于是，宁夏工业厅从上海请来了工程师盛伯耕、技师秦武林，由他们带着崔汉玉、葛安祥、温发、李彦忠、邵剑林、张兴发、陈介凡、任孝友，以及新招收的几名学徒、刚刚从西安毕业来支援宁夏建设的大学生韩申观，前往吉林洮南去拆卸旧发电机组。

洮南电厂闲置的是一台500千瓦西门子发电机组，已经停运13年，好多部件已经生锈，拆卸的时候特别困难。比如阀门管道、油泵等精密部件，拆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如果用蛮力就会损坏，拆卸过程比较费劲。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东西，图纸也丢得差不多了，于是秦武林和葛安祥带人拆卸的过程中，盛伯耕就带着任孝友及时收集资料、补绘图纸，拆一步绘一步，拆一件记录一件。收集的资料和补绘的图纸，在后来的安装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当时工具那么简单，人员还没有经验，各项条件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们运回来的机组居然连一个螺帽都不少，一个部件都没有损坏，盛伯耕他们绘的图居然也是分毫不差，特别是在没有重型起重设备的情况下，设备运回来安装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靠大家齐心协力手抬肩扛送到位的，而且安装过程中还没有一点损坏，基本上顺利，调试的时候也没有出现麻烦。那次的拆卸和安装，若干年后，大家都很感慨，对盛伯耕、秦武林大加赞赏，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特别是盛伯耕现场绘制的图纸，十分准确，不但为安装抢了进度，还节约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1952年12月中旬，按照建设计划，厂房、发电机组、水塔、冷却水池、变压器、3千伏线路以及到用户端的低压线路、电灯安装等全部完成，一座全新的发电厂和供电系统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2月18日投入试运行，开始向银川老城、新城的毛纺厂、刚建设成的汽车修理厂及周边居民24小时连续供电。新电厂的投入使用，暂时结束了银川市少电、缺电的历史，成为银川人民生活当中的一件喜事，也给宁夏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提供了电力保障。

12月28日，银川电厂举行盛大发电典礼大会，宁夏省委、省政府，银川市委、市政府领导和银川市各界人士及数千名群众前去祝贺。据当天的《宁夏日报》报道：中午12时，当宁夏省主席邢肇棠为银川电厂建成剪彩并按下机组启动按钮时，全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邢肇棠在讲话中，首先向参加银川电厂建设的全体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祝贺。他说，银川电厂能够按照计划，提前完成建设任务，这是我们宁夏工业建设的良好开端。这说明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胜任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厅厅长雷恩均在大会上宣布宁夏省银川电厂正式成立，并宣读了省人民政府关于任命陈玉清为银川电厂党委书记，毕聚德为厂长，盛伯耕为总工程师的文件。

银川电厂投运后，电面油米厂发电设备全部关停，后来全部迁往吴忠，建成吴忠电厂。电面油米厂发电部人员基本都调到了银川电厂。后来李润书去支援筹建石嘴山矿务局电厂、彭德昌调往汝箕沟煤矿建自备电厂，呼玉山、柳德顺调回北京，当年从永增铁工厂来的人便只剩下了四人。

银川电厂的投运虽然给银川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但这种生机却像昙花一现。没过多久，银川又出现了电力紧缺的情况。毕竟这个机组太老旧，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多，而且运行中一旦出现问题就需要停下来检修，或消除缺陷、消除隐患、进行技术改进。

1953年年末，面对不断建成的工厂企业，面对日益加重的供电压力，在已经投资90万元建成1号机组的基础上，宁夏省政府经过努力，争取到了国家的支持，决定投资100万元，对银川电厂进行扩建，增加2号机组。此次扩建所用机组，是天津一座发电厂的一台1250千瓦发电机组，依然是淘汰的旧机组。

2号1250千瓦发电机组的土建工程、拆卸、运输、安装及调试，任孝友仍全程参与了。他回忆，此次拆卸由秦武林和葛安祥带队，主要技术力量有李彦忠、陈介凡及“八大师兄弟”带领的学徒们。这台机组是美国西屋公司制造的机组，跟1号机组一样，也是没有安装图纸，也是拆卸的时候自己同步绘图，但拆卸和安装相比1号机组来说，除了运输困难大一点，其他方面要比1号机组容易一点，进度也快。毕竟在拆卸和安装1号机组时大家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掌握了一定的技术。

天津到银川没有铁路，设备就由天津走铁路到包头，到火车站后运到黄河边，由运输船逆流往银川运输。当时找的运输船是人力拉纤船，拉纤的人非常辛苦，每天最多走二三十里路，走了一个月才把机组运送到银川永宁仁存渡口。机组在渡口卸下来后，先用马车运到银川，再从银川用汽车运到新城电厂。可以说运输过程中历尽了艰难，费尽了周折。

就在2号机组热火朝天建设中的1954年9月，由于区域变化，国家对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的时候，素有塞外北方四省之一的（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宁夏省，被撤销归并入到甘肃省。宁夏省撤销后，银川市设为银川专署，银川电厂也随之更名为“地方国营银川电厂”，行政级别也由处级降为科级，各科室变为股室。

2 号机组1954年年底完成建成投运。2 号机组的投运，再次解决了银川地区电力不足的现象。但是2号机组块头大，噪声也大，缺陷更是层出不穷。1250千瓦的额定功率，真正出力还不到800千瓦。尽管两台机组都不能满负荷出力，但毕竟当时银川地区的工厂企业还很少，两台机组同时运行，发的电暂时能满足社会需求。

20世纪5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扬帆起航的时代，银川专署及周边地区亦是如此。1957年，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甘肃省政府决定下拨资金，对银川电厂再次进行扩建。此次扩建，甘肃省工业厅提前就选好了设备—西安灞桥电厂停运机组。扩建立项后，便通知银川电厂派人前去拆卸。这个停运机组是瑞士产的1330千瓦机组，价格也合理，所以甘肃省工业厅一下子就看中了。

此次拆卸旧机组由温发带队，带领机、炉、电三个专业的十多名技术人员前往。其中汽机专业由何兴业、孙焕文负责，锅炉专业由李彦忠、李高魁负责，电气专业由哈万智、李国占负责。据何兴业回忆，当时由于厂里资金紧张，怕派去的人多了花销太大，于是决定在当地找帮手干活。但到了西安才发现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当时陕西也处于迈步前进的时期，无论是送变电公司，还是各电厂、各供电局，都腾不出援助的人手，而且即便是能抽出人手来，也需要支付不少费用。折腾了很久，大家终于想起一个人来—韩申观。韩申观在西安上过大学，可以让他过来找人帮助呀！然而，就在大家刚刚兴奋起来的时候，情绪又低落了，因为此时韩申观正在接受“审查”，回去的人打听到消息，说他可能会被打成右派。大家在失落的同时，也替他感到不平。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这个时候谁也不能去说什么，只能私下说几句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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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突然想了个主意，说韩申观来不了西安，但他可以给这边的人写信呀！于是，有人就悄悄回去请韩申观给他的老师、同学写信，请他们给帮帮忙。韩申观老家是陕西的，又在西安上的大学，很快，他的老师、同学便托关系在西安交通大学找了一批相关专业的学生来帮忙。

这个1330千瓦的机组有些年头了，图纸也丢了不少。因为之前已经有过没有图纸拆卸的经历，临行的时候，总工程师盛伯耕和技师秦武林根据积累的经验，分析了拆卸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各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给温发他们做了详细交代。大家有备而来，加之请来的学生都是懂专业的，所以在拆卸机器的过程中，不用费多大劲就能同步绘出安装草图，进度也还顺利。据后来温发回忆，此次任务，出发前他的压力很大，到现场后压力更大，但自从这批学生来，拆卸工作正式开始后，看着干劲十足、热火朝天的场面，看着有序推进的进度，他的压力就没有了。加之现场有何兴业、李彦忠几位负责人在，他更加放心了。各负责人都很认真，无论是拆卸措施、设备存放、绘制图纸，还是现场安全管理，都井井有条，不疏不漏。

为了不让电力供应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银川电厂加快了3号机组的安装进度，工人加班加点，各个专业人员晚上都要挑灯夜战。1958年年末，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台满载着新成立的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热切关怀，满载着银川人民群众殷切期盼，承载着机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辛苦努力的“老马车”又憋足了劲头，驶向新的征程，发挥“余热”，为银川地区各项建设继续出力。

3号机组还在建设的过程中，银川人民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要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了！这个消息让先知者兴奋得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迫不及待地四处奔走，把消息告知亲友，与大家一同分享。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宁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那天银川电厂职工跟全区人民一样，早早起来等着听广播，部分职工还兴高采烈地去参加庆贺大会。

在电厂内，在岗职工继续坚守工作岗位，而且为了保证庆贺大会用电安全可靠，厂里还对各部门作了严格要求，对发供电进行了详细部署，从各车间的每台设备，到电厂变电站、供电线路，都安排了专人守护，特别是供电线路，不但增加了特殊巡视，增加了巡视人次，线路组组长王华还带着人分守在线路跨越的交通复杂路口，确保供电万无一失。

自治区成立的第二天，中央代表团团长林伯渠在自治区领导的陪同下，到银川电厂视察。林伯渠的到来，给予了银川电厂极大的鼓舞，他与职工的交流，给职工增加了更加努力工作的信心。

之前的宁夏省虽然面积有27万多平方公里，但人口稀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用电量也少，而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虽然面积仅有6.64万平方公里，但此时除了甘肃管辖期的固原自治州还没有什么工业外，吴忠自治州已经迈上了新时代建设的康庄大道，银川地区和石嘴山地区的工业发展更是步子加快，特别是银川作为省会城市，用电量更是一天一个样，月月都在创新高。

为了更好地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后的工农业快速发展，保障全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用电，3号机组投运不久，自治区工业厅又雷厉风行，快速筹集资金对电厂进行第三次扩建。

电厂在第二次扩建前，也就是从1956年开始，就开始分批扩招职工，特别是第三次扩建工作启动前，又从北京、上海、西安招来一些年轻人，这些热血青年都是奔着支援新宁夏建设来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

黄美力就支宁青年中的一员。黄美力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兄弟姊妹5个人她排行老大。1958年端午节，还不满18岁的她，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放弃留在上海继续上大学的机会，告别父母亲人，从繁荣的大上海，乘坐绿皮火车到西安，再换上摇摇晃晃、四处透风、头顶漏雨的破班车，一路颠簸，千里迢迢来到干旱少雨的银川，光荣地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之中。黄美力刚到电厂时被分配到了锅炉车间，锅炉车间又送她到生产技术股去学习。在生产技术股，她一边跟着学习其他专业知识，一边学习绘图。2020年，已经80岁的她对当年的事情仍然记忆深刻，她说，都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的那些事情，每每回想起来，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闭上眼睛感觉就在眼前。她清楚地记得，第三次扩建安装的四号机组是一台容量为1500千瓦的机组，是从山西太原调配来的国产新机组，安装队伍也是本厂人员。此时厂里虽然来了很多知识青年，但大家都不是专业出身。厂里为了在此次安装中培训这批新人，锻炼队伍，就让生产技术股把安装图纸多复制几份，便于参加的队伍每个小组都有，也便于现场技术人员在讲解时大家有图对照。人手有图既能加快安装进度，也能提高学习成效。黄美力说，那时候的复制图纸，都是照着旧图纸重新再绘新图。那时候任孝友已经是生产技术股的负责人了，在接到任务后，他就带着大家投入了紧张的奋战之中，但他只负责绘图，复制图纸由另外一个人带人去完成，这个人就是任孝友的妻子李秀荣。李秀荣也是1952年建厂时从宁夏工业厅调来的技术人员，她的统计工作、资料管理、描图、晒图水平都特别高。这边任孝友带着人刚把图绘出来，那边李秀荣就带着买爱珍、黄美力她们及时复制图纸，包括晒图，配合非常默契，速度也很快。这对夫妻从第一台机组安装开始，工作就很出色，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多次表扬，同事们也对他们的水平举手称赞。单身青年看到这对夫妻恩恩爱爱，上下班双出双进，工作中还能为大家做出榜样，都特别羡慕。于是，也开始留意身边，看有没有自己的意中人。

据李秀荣回忆，4号机组的安装是非常艰苦的，为了赶进度，好多人都吃住在工地，很少回家，就连刚从北京、上海、西安来，已经分到1、2、3号机上当学徒的年轻人，下班后也会来施工现场帮着干活，在学中干，在干中学。那时候的人好像不知道累似的，只要吃饱了肚子，就有使不完的力气，没日没夜地干，连觉也睡不了几个小时。所有人的思想觉悟都高，只要有任务，大家都会抢着干，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而且还能保证质量提前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又会去帮助别人。

讲起当时的情况，李秀荣有些感慨，她说：“1958年，我们团队在任孝友的带领下，还获得了自治区‘年度先进’的嘉奖，我作为生产技术股的代表参加了表彰大会，还在大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人们的吃苦精神和拼搏精神让人非常佩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学历都高，但吃苦精神却比不上那时候的人。”说到这里，她停下来，冲着摄像机镜头笑了笑，继续说：“我也不是有意做对比，而是那时候的人确实很能吃苦，思想确实很先进，连续在工作现场拼搏那么久，从来也没听见谁喊过一句累，说过一句怨言，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努力。所以在那个奋勇争先的社会背景下，在你追我赶的工作氛围里，4号机组的安装进度特别快，施工质量也特别高，现场的安全情况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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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4号机组，银川电厂采用了“快速安装法”，就是打破了以往设备全部到位才开工的做法，自制了一部分附属设备，如汽机的喷嘴架、热水井、管道等，在主要设备运到之前，就做好了一些设备的前期工作。然后在安装过程中又采用“三结合”的方法，工人集思广益开展技术革新，改进设备，以土代洋。如安装汽轮机、发电机时，没有起重工具等设备，秦武林想出了自制单臂拔杆的方法，解决了大设备、重设备的起吊问题。又如抽气机的底座原设计为角钢，为了节省钢材，经大家现场讨论决定，改用混凝土代替。这样一来既能节约钢材，又能减轻设备运行时发生振动现象。对原设计的附属设备也做了改进。如对复水器、冷油器的几次改进等，极大地提高了设备的效率和安全可靠性。

机组的安装，全部是由银川电厂职工自主完成的。刚开始还担心国产设备有的地方设计、性能不成熟，自己安装的话可能会减弱生产力量，会使生产受影响，或者造成扩建安装延期。针对这些思想，电厂领导班子特别重视，及时发动职工进行分析、论证，并组织车间和车间之间，生产运行专业和基建专业之间加强协作，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4号机组的安装比之前三台机组的安装顺利得多，主机的安装仅用了三十天，没有超出原计划时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第二个新年（1960年元旦）来临的前一天，所有设备全部安装成功，并于零点整一次启动成功开始发电。至此，银川电厂已经成为宁夏境内最大的工厂，与毛纺厂、汽修厂并称新城“三大厂”，职工人数达到530人。

银川电厂是宁夏境内建起的第一座火力发电厂，装机总容量为4580千瓦。跟别的省火力发电厂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在宁夏却是最大的工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是一面飘扬的旗帜。银川电厂四台机组的相继投运，支撑宁夏工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顺利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除了银川电厂4号机组建成投运，1959年至1960年间，石嘴山发电厂的两台6000千瓦机组也顺利投产。随后，1960年吴忠电厂投运两台1500千瓦机组，1963年中卫电厂建成投运两台1500千瓦机组。再后来石嘴山二期工程扩建、青铜峡水电厂建成投运，并与银川电厂通过110千伏输电线路并网，形成“石银青”电网，结束了银川电厂孤立运行的历史，也为后来宁夏电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宁夏人民电厂到电面油米厂，再到银川电厂四台机组建成，还不到十年时间，宁夏电力蹚出了一条星光大道，也助力银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第3章 技术革新发挥大作用

 

在韩申观之子韩鹏的家里，挂着一张一米多宽的黑白大合影照片，照片上印着“毛主席与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全体代表合影”的字样。时间是1956年2月，地点是北京。

那年，韩申观作为银川电厂代表、宁夏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我还不了解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仅从照片上的字面就能看出，银川电厂对科技工作的重视，银川电厂在科技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多么不一般。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银川电厂科技工作在宁夏已经独树一帜，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听韩鹏的母亲窦画联老人讲照片背后的故事，得知宁夏受到这次大会表彰的只有银川电厂一家，宁夏派出的参会代表只有银川电厂韩申观一人。

如果说安全是一个生产企业的灵魂，那么科学技术一定是这个灵魂的有力支撑。或者说，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生产过程中安全方面及企业发展的步伐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把科学技术缩小了看，把那些小发明、小革新、小技术，运用到安全生产中，不但能够发挥大作用，还能激发和促进安全生产的方方面面。

对于银川电厂来说，那些小发明、小革新、小技术是实实在在为安全生产带来了实惠，解决了问题，减轻了安全方面的压力，增加了发电量，保证了银川地区用电需求。

银川电厂的4台机组，其中3台是旧设备，即便4号机组是新设备，但那时候毕竟国产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有些设备性能还存在着不足，或者说运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患、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常要进行检修、维护、处理，甚至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技术革新，才能继续安全地运行。

任孝友对新近发生的事情，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忘记，有时候刚说过的话，过一会儿就忘了，但问他当年厂里关于技术革新方面的事情，他记忆特别清楚，一点都不糊涂，他记忆最深的是解决1号机汽机轴承发热的事情。他说，1号机的功率虽然是500千瓦，但因为它与我国供电通用频率不同，所以满负荷出力只能达到430千瓦，而运行中实际出力只有300多千瓦，运行几个小时后，汽机轴承就特别热。到了晚上11点，就得停机进行降温，同时处理其他问题。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对社会供电，厂里经常被上级批评，用户也经常找上门来要电，上级便提出要求，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要对电厂进行问责。厂里接到命令，快速行动，立即成立了以秦武林技师为组长的攻关小组。攻关小组经过认真检查、分析、研究，最后提出加粗输油管道方案，以此促进油量循环，自然降温。开会研究时，有人认为这个办法是纸上谈兵，不可行，因为加粗输油管道是个大工程，也是个系统工程，怎么加，停机多长时间才能完成，都是当时技术无法保证的难题。也有人完全赞同，说可以因地制宜，提议在加粗输油管道的同时，同步改进轴承的齿轮，配合改进效果可能会更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秦武林带着人查阅资料，然后进行设计，并比原计划时间提前完成了输油管道的更换，同时还用改进的人字形齿替换了原来的“直”齿。这项技术成果，不但成功地解决了设备的缺陷，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还获得了多项发明成果奖。

这次技术革新的成功，使大家对秦武林更加刮目相看，都说他真是个能工巧匠，从原来的佩服转变到了崇拜。在后来的日子里，秦武林也不负众望，大显身手，杰作不断，为电厂的安全运行立下了汗马功劳。

1号、2号、3号机组都是老旧设备，在运行中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汽轮机方面，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于是，秦武林就带着汽机专业的职工艰苦奋战，处理缺陷，分析问题，制定对策，预防事故，提升效率。比如3号机组的汽轮机调速系统一直不稳定，运行中需要靠人不停地手动调整转速才能正常运行。看到运行人员为此要花费不少精力，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或者半夜负荷降下来了才能松一口气，秦武林就对调速系统进行观察、分析。通过记录的多组数据对比，发现有个部件在设计中就有问题，加之运行时间太久，造成了调速系统不稳定。弄清楚后，他带着人对调速系统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部件进行打磨，然后再将位置略调，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汽轮机不稳定的问题，使调速系统在运行中能够自己调整速度，也甩掉了被大家无奈地称为“无把壶”的手动操作办法。2号机组相对1号机组和3号机组来说，运行问题少一点，出力也相对更接近它的最高负荷，但还是有不少瑕疵。比如汽轮机的抽汽装置，动不动就“撂挑子”，让运行人员常常手忙脚乱，让检修人员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秦武林经过持续观察后，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棘手，完全可以解决，于是他就带领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制定对策，对抽汽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在大家的认真努力下，没用多久这个难关就被攻克了，大家用自制的抽汽装置替换了汽轮机上原来的装置，投入运行效果非常好，大大提升了汽轮机组的真空度，也有效降低了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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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川电厂期间，陈耀南一直负责基建管理工作，每个机组的情况都熟悉，要改进的，要扩建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台设备，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特别是4号机组他更熟悉。因为4号机组投运后，一些设备因为性能存在不足，多次进行过更换、改造，而每次更换、技改、大修项目他都参与。有一次，汽轮机轴瓦出现安全隐患，秦武林提出对轴瓦内部进行技术改造。因为测量时要在减速器箱中安装千分表，秦武林就让工人在中间隔板上打个凹形口，而项目计划中没有这项内容，陈耀南认为这超出了改造计划，就不同意，并制止工人操作，还跟秦武林辩论了起来。在场的同事都觉得秦技师是厂里的技术权威，陈耀南不过是一个刚工作一年多的学生娃，没有秦技师懂得多，就劝他不要争了。还有人私下劝他，说秦技师是专家，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冯书记都听他的，你别跟他犟嘴。但那时候陈耀南年轻气盛，加之是科班出身，肚子里有些“墨水”， 并不服气，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让工人操作，直到冯益民书记赶来才叫走他。当然，冯书记并没有批评他，在夸他工作认真、负责的同时，也要求他以后多向秦技师学习，要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灵活运用。并告知他，秦技师这次操作，是经过多次观察分析、多次计算才决定的，也是经过自己和李旭厂长同意的。后来实践证明，秦技师对汽轮机轴瓦的改造非常成功，不但解决了汽机轴瓦在运行中的隐患，也为日后的安全生产夯实了基础。这件事让陈耀南感触颇深，从此佩服秦武林，以后工作中遇到问题，就会去找秦武林讨教，为他日后的快速成长积累了宝贵经验。

邵剑林老先生也对秦武林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如果不是后来秦武林带着大家逐渐对那些老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有些设备可能会提前“歇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秦武林对汽轮机进行革新时的“磨瓦”。因为汽轮机瓦在运行中经常会有变形或者不平整现象，秦武林的“磨瓦”方法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秦技师的磨瓦水平极高，几乎无人可及，精准度特别高，用千分表测都没有误差。“磨瓦”后，汽轮机转速就会恢复平稳，也延长了汽轮机的使用寿命。此项技术，完全解决了机组在运行中出现的隐患。后来，秦技师把这项技术传给了何兴业。邵剑林老先生建议我去采访何兴业，说老何知道得更多。我说，已经采访过他两次了。老先生又说，你再去，他是秦技师的高徒，也是个大能人，技术水平高得很，再去肯定还能挖掘到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何兴业是我们此次采访的第二个人，也是采访次数最多的一个人，除了第一次是和同事一起去采，后来的三次采访都是我一个人去，加之多次电话交流，我们之间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打电话说想过来再请教几个问题时，他欣然应允，说：“我是个闲人，有的是时间，你随时都可以来。”

于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估计他和老伴韩玉环午休该醒了，便第五次登门造访。

那天，我们一直聊到下午六点多，收获果然不小，不但弄清了之前几个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也再次听到了他对秦武林的赞扬，他也说秦武林是个“大工匠 ”，从秦武林身上学到过不少东西。他回忆，3号机组投运不久，就出现了转速不均、大轴摆动等一系列问题，他通过看、听、摸，最后判断出这是油路有问题，于是果断地锯开了油阀，对油路进行改造，增加了进油量。恢复运行后，效果非常好，类似的问题再没有出现过。韩玉环女士望着何兴业，幽默地说：“你怎么不告诉小张，你虽然没有上过专业学校，但到50年代末期，经过多年积累，你已经是汽机车间的大能人了？大能人还谦虚起来了！”接着，她告诉我，何兴业是个爱学习、爱钻研的人，脑瓜子也灵活，学东西容易会，接受能力强，因为之前就有基础，再跟着秦技师学了很多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东西，他便也成了“大拿”。后来，解决一些小问题都不用查资料，不用辅助设备，不用千分尺测量，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手摸，就能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厉害，厉害，果然是个‘大能人’！”我竖起大拇指连说，“佩服、佩服！”何兴业是汽机车间的大能人，在电气车间，还有个大能人— 张兴发。

2号机组投运的时候，张兴发还是个技术员，到4号机组投运时，他已经成长为电气车间的主任了。张兴发平时话不多，尤其是工作期间，基本不跟别人开玩笑，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严肃、特别严谨的人。当了车间领导，按说应该把精力更多放在管理上，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白天忙得不可开交，晚上还要钻研业务。有一段时间，大家发现他晚上要在办公室待很久，有时候过了午夜才离开。他不说，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他拿出了一个方案让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他研发了一套“发电机集中控制系统”。在当时，发电机的控制系统还很落后，部分控制还要靠人工去操作，而他研发的这套系统，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安装在1号机房里，交接班室可实现将两座机房、四个发电机组同时在控制盘上进行操作，集中控制。这样一来，不但大大减轻了对发电机控制系统的操作频率，也减轻了人员的工作强度，同时提高了发电机组在运行中的安全可靠性。讨论非常顺利，除了张兴发的徒弟李国占提出两个疑点外，其他人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和建议，觉得这个研发非常完美，无可挑剔。

张兴发就带着人立即进行制作，并及时安装在1号机房。实践证明，这套系统效果确实很好，不但减轻了电气值班人员的工作强度，还提高了发动机的安全可靠性。

在理论方面，张兴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家，只要他盯准的问题，弄不明白，攻不克，他绝不罢休。就说他研制的那台高压实验变压器吧。当时1、2、3号机组好多电气设备在运行中老出问题，需要做试验查找原因，而厂里没有高压试验变压器，一时半会又买不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好多东西不是说想买就能买得到的，高压试验变压器工厂没有存货，需要提前订货后工厂才生产，然后等很久才能到货。于是张兴发就准备自己制作一台。他刚提出这个课题时，大家都不看好，就连厂领导都说别费那劲了，等过一段时间经费不紧了买一台，可张兴发说与其花那么多钱，还不如把钱省下干点别的。当然，大家不看好，不是因为不相信张兴发，是因为做一台变压器可不是一项小发明，这不同于搞一项技术小革新，不但要有深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各项硬件、各种软件。而依目前厂里的条件，最具备的条件也就只有他本人这个“软件”了，其他的基本上不具备。但张兴发是个碰了钉子都不回头的主儿，不但没有听从大家的劝告，还立即开始行动。他一边带人制作工具，四处找元件，买废旧材料，一边不放松对设想进行设计、完善。随后，将觉得已经可行的设计方案托朋友、找专家帮忙提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张兴发带着大家硬是按自己的设计，制作了一台高压试验变压器，而且性能一点也不比专业生产线上制造的差。不但解了燃眉之急，还给厂里省下了一笔钱。专业的高压试验变压器要上万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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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气车间，提到张兴发，就不能不提他的徒弟李国占。如果说张兴发是理论专家，那么李国占后来便是名符其实的实操“大拿”。采访何兴业的时候，他也多次提到过李国占。他说，李国占跟自己同岁，14岁半的时候就到马鸿逵的电灯公司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又在电面油米厂带学徒，电面油米厂停运后，来到银川电厂，就成了厂里的骨干力量。

李国占跟何兴业一样，是土生土长的银川人，也没有上过专业学校，除了跟着师傅学习，多数知识全靠自学掌握的。到50年代后期，经过多年努力学习和不断积累，他的理论水平已经与专业

学校毕业的学生不相上下，实践能力在全厂也数一数二，是全厂不多的几个“六级工”之一（工人最高级别为八级）。那时候，各个厂里七、八级工特别少，能达到六级工的人也为数不多，李国占能达到六级工，着实让不少人羡慕和眼馋。羡慕也好，眼馋也好，却都很佩服，因为他的实力，他的能力，是实实在在的，大家耳闻目睹，望尘莫及的。别的不说，就他制作电缆头的绝活，全厂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在买爱珍的带领下，我和同事采访了李国占。

老先生已经86岁了，对世事早已不闻不问，老两口每天除了晨练，就是在家休养，看看电视、听听戏，周末早早出去买菜做饭，等儿女、孙子们回来。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午休后去看小区里的老年人下棋，家里基本没有外人来。听说有人要来采访，那天他连午觉都没有睡，老两口开着电风扇等我们。

老先生很健谈，讲起过去的事情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尤其是讲他制作电缆头的手艺时，乐和得嘴都合不拢。他非常自豪地说：“别以为六级工离八级工还差着两个级别，但六级工的技术水平却比八级工差不了多少。六级工也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那是要有能力的。我升到六级工时，车间有几个人不服，一直跟我比试，但谁来比试我也不怕，厂里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比输了他们才知道什么叫能力，什么叫实力。”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下大雨，电缆沟里进水了，把电缆头都泡了，造成了停电事故。为了抢时间，主任张兴发就让几个班长同时带人下电缆沟重做电缆头。干活前我提前下去看过，凭我的经验，打耐压试验如果合格，处理一下就行了，没必要都锯断重做，但主任要确保万无一失，要求都锯了重做。大家只好照办，开始前，我把自己发明的‘加套法’告诉各组负责人，让大家按我的办法做，那样不但省时间，还能保证质量。而且我还把发明的工具给他们，让他们使用。可没想到大家都不听我的话，不愿意用我的工具。这个时候，他们都想和我较劲，想跟我比赛。结果最后时间是抢到了，但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做的电缆头，不是工艺上不过关，就是包扎太紧或者太松，还有的接触不好打耐压试验不过关。张兴发把大家一顿批评，接着要求我把不合格的返工重做。”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一下，问：“大家有意跟你比试，你有没有不高兴？有没有不想做的情绪？”“没没没！我不但没有不高兴，相反还很高兴。”老先生乐呵呵地说。我又问为什么？他说：“这个时候，既是体现一名党员责任心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瞧瞧‘大拿’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时候。接到任务，我钻进电缆沟里一天一夜没有休息，硬是一口气把那些电缆头返工重新做了一遍。”“做得成功吗？”我问。“成功呀！怎么会不成功呢？特别成功，打耐压试验的时候，没出一点问题，一次性全部合格。”我又问他什么叫“加套法”。老先生告诉我，这是他的独创工作方法，说白了就是做电缆头的时候，给电缆头三根线上多加一个绝缘的套儿，但这个套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全凭经验，做得多了，尺度自然就能掌握。接着，老先生又着重讲了一下他的自制电缆头工具，他说：“别看我发明、改造的那些工具看着不起眼，但却是非常实用的，比如我改造的喷灯，实际操作中，比原装的更带劲，火力又猛又稳定，还不费燃料，方便又实用。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重新做那么多电缆头，而且耐压试验还都合格，除了工作经验，也跟这些好用的工具有关！”

老先生的妻子黄桂花说，对于做电缆头的技术，任何时候说起来，他都这么自信。她还说，李国占的能干、能力、敬业精神，以及带徒弟的认真劲儿，在全厂没有人不服的。特别是技术水平，还真不是夸他，如果发电机在运行中有问题，别人诊断不出来的他都能，别人解决不了的他都能解决，而且处理问题的速度还要比别人快。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发电机在运行中出现了不稳定现象，李国占马上就断定是碳刷有问题。经过分析研究，他决定对碳刷做个小改进，然后进行打磨。磨碳刷的时候，为了抢时间，他带着人昼夜不停地轮换着干，你磨累了他替换，他累了你再替换。磨碳刷是个精密活，容不得马虎，容不得粗糙，更容不得出错，所以大家都能轮换着休息一下，而李国占却不能休息，他一直得参与，一直得盯着。三天三夜没休息，终于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三天三夜没回家，提前也没有告诉家里一声，第三天还不见李国占回家，黄桂花就去车间找他，结果看见他和几个同事在车间里靠着墙根蹲着睡着了。

“磨完碳刷，腰又酸又疼，几乎都直不起来了，累得都走不动了，夸张一点说连找凳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蹲在那里睡着了，感觉那是睡得最香的一次。可是，还没香几分钟就被你来打扰了，真是的。”望着老伴，老先生貌似很生气似的埋怨黄桂花。

黄桂花告诉我们，不光汽机车间和电气车间有大工匠、专家和大拿，在锅炉车间，同样有大家特别佩服的大能人，这个人就是与秦武林齐名的技师葛安祥，人送外号“小诸葛”。

在之前的记者采访中、老银川电厂人的聚会中，以及我们的采访中，只要提到葛安祥，大家都说，要是没有他，就没有1、2、3号机组锅炉的可靠运行，没有他就没有“节能降损”更好地实现，更无法做到“提质增效”。

1、2、3号机组的锅炉上煤，全部靠人工完成，大家先把煤从煤场用大一点的车子拉到车间门口，然后再换小推车往车间里转运，最后再用柳条筐子抬着、挑着、背着放到锅炉前，用铁锹往炉膛里送。这样的上煤程序，不但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为了运煤，电厂外聘的临时工一半都给了锅炉车间。就这，有时候人手还不够，车间主任李彦忠总往厂领导那里跑，请求再增加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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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正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提倡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全国的生产轰轰烈烈，地方生产紧跟步伐。银川电厂亦是如此，特别是3号机组投入运行后，煤炭的消耗量大幅增加，汽车运输日渐吃紧。那么，如何在保证生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节约煤炭呢？经过分析研究，葛技师想到了一个让煤炭充分燃烧的办法，就是在炉膛的炉排上加装一个挡板让煤层变薄，这样一来，通风更好，燃烧也会更充分。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又发现煤层太薄，在煤层刚一进入炉膛就开始猛烈燃烧，炉排走到中间以后基本燃尽，炉排再往后面走已经没有火了。对于这一现状，葛安祥又想到了让挡煤板下的煤层厚薄可调，将煤层控制在合适的厚度在炉排上，从头走到尾基本上刚好能烧完。遇上煤质量好的，炉排走慢些，煤质量差的，可以调节炉排走快点，再配合煤层厚薄调整，就达到了煤炭充分燃烧的目的。在后来的劳动竞赛中，葛技师又在炉排上加装计数器，自制了一个计数器安装到了炉排上，炉排的滚筒转一圈，计数器上就会走一个字。比如一个班八小时，甲班走了三十二个字，乙班走了三十五个字，丙班走了三十一个字……这样，职工们在劳动竞赛中，互相有了竞赛依据，达到了多快好省的目的。

提起运煤及往锅炉送煤，“三八炉”的成员黄美力、王翠英、李兰香异口同声地说，啊呀！那叫个累呀！就连力气最大，背着一筐煤，一口气能上完十多层台阶的王翠英，现在提起来，还有一种腰酸腿疼的感觉，她说：“真得感谢葛技师，要不是他的那些发明，怕是大家都会累出病来。特别是他发明的‘螺旋式上煤机’，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还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自从安装了那个自动上煤机，我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不用抬着背着挑着煤上台阶了，感觉从旧社会的苦力一下子变成了新时代机械化操作者。那个上煤机的机械化程度很高，工人只需要把煤倒在螺旋上煤机的煤斗里，煤斗在输送皮带的带动下，沿着设定的轨道上升，然后把煤倒进炉膛里。平常需要七八个人上来下去忙忙碌碌地给锅炉里供煤，现在只需要两个人在地面上轻轻松松就能搞定。”跟王翠英一样能干，一样能背一满筐煤上台阶，能跟男人比力气的李桂荣女士，提起葛技师的那个发明，也会大大夸赞，说要不是那个机子，大家不知还要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她是搞财务的，任何时候心里都有“一本账”，她说这个机子的问世，不但提高了劳动效率，还节省了不少劳动力，为厂里省下了很大一笔人工开支。

技术革新、发明创新在安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着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同志们对那些事情还历历在目。张振岐老先生表示，在自己的工作生涯中，最重视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技术革新。当时银川电厂特别注重抓学习，抓培训，因此自己的收获很大，也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后来的工作中，对如何分析问题，如何研究方案，都能运用自如。通过不断摸索，参与、主持的一些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安全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老先生还建议我去采访一个人—刘清义。他说刘清义脑子好，记性好，肯定还能想起很多大家想不起来的事情，电厂关于技术革新方面的事情，他一定能讲很多故事。

其实在来见老先生之前，就采访过刘清义先生，只是那次是在何兴业家，何老先生讲新中国成立前银川用电情况用的时间多了点，刘清义讲得比较少，但后来我们保持电话联系，他不断为我提供素材，而且还用稿纸写了很多东西供我参考。特别是关于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方面，用的笔墨更多，从六个方面详细列举了汽机、锅炉、电气各个专业技术革新解决问题的成果，及各专业带头人勤奋敬业、刻苦钻研的事迹。而且他还多次约我见面，说要当面给我展开讲一讲这些事，要不然今后这些事会永远沉入历史的长河之中。无奈，每次老先生约我的时候，我都有别的事情，不能及时跟他见面。但我打内心感谢老先生那么热心，那么细心，他不但给我提供了手写素材，还通过多方打听，多方联络，给我提供了一份30 多名还健在老同志的名单，建议我去采访。其中就有任孝友、张振岐、王康义、哈万智、王保国、谢正身，而且重点推荐了女子“三八炉”，说如果写她们，一定要去采访黄美力。要写文艺方面，一定要去采访季晓君。老先生的素材我拿到时有点晚，但读了那些素材，我感到眼前一亮，那些还有待弄明白的问题，一下子就有了眉目，后面码字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

 

第4章 制度完善管理有成效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歌《使至塞上》千古流传，四海皆知，从这美妙的诗句里，能感受到昔日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也能体会到昔日塞外的荒凉。新中国成立以后，塞外宁夏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下，昔日荒凉与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黄河岸边、贺兰山下的银川市更是日新月异。银川电厂就是宁夏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也是宁夏工业起步与发展的代表。而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银川电厂还是企事业单位学习的榜样、努力看齐的标杆。

那么，一个装机容量仅有4580 千瓦的小型小火电厂，怎么会成为企事业单位学习的榜样、努力看齐的标杆呢？让人刮目相看呢？

首先，是管理有成效！那时候在整个宁夏，人才非常稀缺，特别是大中专毕业生，无论到哪个单位工作、哪个工作岗位，都会受到欢迎，得到优厚的待遇。按说银川电厂对待人才也是如此。但银川电厂却不是如此，银川电厂对人员的管理具有自己的特色。对于新人员，银川电厂先让他们去一线班组，去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锻炼，让他们把在书本上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然后再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这样才能为日后的成长打好基础。

回忆往事，每一位老电厂人都会讲起刚刚参加工作时学习和实践的情景，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些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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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陈耀南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银川电厂。大学生是稀缺人才，西安交通大学是名牌大学，而且他还是学电力专业的，分配到电厂的核心技术部门、人人都羡慕的一流部门—计划生产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陈耀南和其他人都没有料到，他只到计划生产股报了个到，领导就让他去一线班组实习，从锅炉专业开始，然后是汽机、电气、燃运、化学，最后还到过供电所。在每个专业都要拜师，而且每个专业、每一项操作，师傅都要包教包会，学不会得继续学，师傅教不会得继续教，超时太久还没有出师，师徒双方就要被问责。2020年，已经85 岁的陈耀南回忆，当时和他一起到一线班组的多是1958 年从北京、上海、西安招来的学徒工，而自己是名牌大学科班生，厂里让自己跟他们一起学习运行，学习各个岗位职责，他有点不服气，还有点闷闷不乐。闷闷不乐归闷闷不乐，学习还得按厂里的要求进行，否则就到不了下一个岗位。其他专业短时间内理论和实践很快能掌握，但机炉电三个专业，基本每个专业都要学满三个月，通过师傅考核才准许换下一个专业。在汽机专业实习时，冯益民书记还亲自到现场考过他的实际操作。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冯书记考完他后很满意，不但当众表扬了他，还要求年轻人要向他学习。老先生说，冯书记的表扬，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后来的学习中，随着学到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积累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之前的闷闷不乐情绪也慢慢消失了，而且每个专业的师傅对自己的评价都很高。说到这里，老先生有些自豪，说正是因为各个车间的评价都很高，他也被各个车间都看中了，都想要把他留下。但计划生产股毕竟是厂里的核心部门，当各车间都要争取他时，计划生产股长王全录一瞪眼，说你们都休想。各车间负责人只好摇摇头，轻叹一声作罢。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想要挖走计划生产股的人，没有那么容易！

“来，喝口水，休息一下再讲。今天头脑怎么这么清醒？什么都能想起来了，休息一会儿看还能想起来些什么，抓紧给小张再讲讲，别回头又糊涂了。”老先生的爱人毛建华把水杯递给他，然后对我说：“你来晚了，他口才好着呢，以前可能讲了，你要是早来四个月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会有很大的收获，之前他脑子好使得很，可惜现在‘断片’了。以前他也常讲当年在电厂时的事情，只是我记性不好，加之有时候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啥也没记住。”

“以前能讲，晚来四个月就‘断片’了？”我有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经毛女士细说，我才明白，4月初老先生得了脑溢血，住院回来连家、家人都不认得了，明明躺在自己的床上，还嚷嚷着要回家，说这里不是自己的家。不过跟其他得了脑溢血的病人相比，他恢复得还算不错，现在不但能自己走路，吃喝拉撒睡也不需要人太操心，还能写字了。说着，她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让我看，里面有一些老先生的回忆，包括在电厂的一些片段。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也还能认得出。“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说好多事情实在想不起来了。”毛女士解释。

“我动手太晚了，刚准备要把过去的事情都写下来时，就得了这病，唉！现在想写了写不成了，脑子和手都不听使唤了！”看着我翻看他写了几页字的本子，老先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接着，他又说：“我还是给你讲讲我能想起来的事情吧。其实，无论到哪个车间，无论到哪个专业去学习，除了实践操作我学的跟其他新人员进度差不多外，理论知识我基本不费什么劲儿，都是书本上学过的东西，一接触就能明白。从小学到上西安交大，我一直是优秀学生，无论在班里还是在年级，我向来都名列前茅。当然，也正是因为我学东西快，接受能力强，也给我带来了自满情绪……”

交谈中，陈老先生一直在说，电厂在人才管理、人才培养方面，做法非常有效，正是有了那种严格的管理，从零开始式的培训、培养制度，职工的基础知识才能夯得那么扎实，业务水平才能提高得那么快，人员的责任意识才能不断巩固。银川电厂这方面的做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也经常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区内外很多单位都慕名来学习、参观，还有一些单位把新员工派到电厂来实习，有时候也把管理层派来学习。随着名气的增大，便经常有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报道……

“他经常说，当年在银川电厂的学习让他受益一生，他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绩、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宁夏电力工业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都离不开银川电厂的培养和教育……”老先生讲不下去的时候，毛女士就替他补充。

何潜是1958年山西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和女朋友武迺芳心怀梦想，一同响应国家号召，放弃回苏州工作的好机会来支宁。他参加工作后，也被安排到电厂先进行实习。在电厂短短三个月的实习，给何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电厂的管理和职工的爱岗敬业、学习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让他看到了管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关键性。电厂的各项管理，让他受益匪浅，为他以后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的成长更快了一些，从一名实习生，一路努力后走到了宁夏电力工业掌门人的位子上。2020年，已经87岁的何老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感慨地说，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电力生产的安全关系到各行各业，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银川电厂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特别重视对设备的管理，重视完善规章制度，重视对职工素质的提高，包括职工的安全意识、责任心、事业心。银川电厂不光就生产抓生产，还特别重视职工的思政治工作。同时也重视后勤保障工作，改善和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这些方面银川电厂都做得比较好，有力地促进了职工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艰苦创业，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后来何潜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经常会借鉴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到了宁夏电力工业局长岗位上，经常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对于安全生产的管理，不能就生产抓生产，还必须重视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进一步促进职工提升责任心；重视后勤保障，改善和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提升职工的敬业精神；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丰富职工文娱体育活动，从而促进提升职工对工作的积极性。1993年，还在宁夏电力工业局局长岗位上的何潜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采访，与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交谈，介绍宁夏电力发展情况时，他还介绍了宁夏电力在管理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人员管理的重视。

2008 年，70多岁的姚振华曾对记者讲过，当时银川电厂不但有适合自己发展的管理办法和制度，还经常派人外出学习更先进的管理经验，特别是对各项制度的落实，更是一丝不苟。到3 号机组开始发电的时候，银川电厂就已经大名鼎鼎了，成为宁夏最有名气的工厂，一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行电力行业各项操作规程，一边根据本厂生产运行特点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更加适合自己的相关规程、制度及管理办法。比如对人员的管理，新人员不但要与师傅签订师徒协议，学习结束后还要进行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不准上岗。再比如说安全管理，首先体现在执行规章制度的“细”字上，其次体现在理论和实践教育的“学”字上，每周都要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安全学习，每次重要操作、检修前都要进行安全分析，如果谁离开这个岗位时间久了再回来，还要进行《安规》《规程》学习、考试，合格后才能重新上岗，有效防止和杜绝了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的存在。再次是体现在现场管理的“严”字上。在当时来说，各行业对工作现场的安全管理意识还很薄弱，好多单位虽然有明确的规定，要求人员进入现场必须要戴安全帽，登高作业到一定高度时要系好安全带，在作业范围内设围栏，不让外人随便进入，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不见得执行到位，甚至有些单位在工作前都没有制定“三措”—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安全措施。但在银川电厂这些现象都不存在，银川电厂的安全管理是出了名的“严、细、实”，而且奖罚分明，有据可依。也正因为如此，银川电厂的安全生产长周期才能保持一个历史性的纪录：一直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银川电厂的先进经验才能成为兄弟单位学习的榜样，安全管理经验被甘肃全省进行推广，成为标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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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忠指导学徒安云光“拨火”时如何保证安全回忆起在银川电厂工作过的那段日子，2020年，已经92 岁的邵剑林老先生也有很多故事要讲，而且记忆最深的也是安全管理方面的。邵剑林给秦武林当过徒弟，是大家公认的“岗位能手”，不但熟悉设备的检修工作，也擅长运行。他是从1 号机组开建到4 号机组上马，到银川电厂全部停机的见证者、亲历者。他在1 号机组当值班长时间最长。在谈到电厂的安全管理时，他说，每次有检修或者操作，他脑子里的弦都绷得紧紧的，不敢有半点马虎，会一直盯着当值人员填写工作票，哪怕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错，一个多余的空格都不让有，操作中必须做到一人读票一人监护一人操作，如果缺少一人都不准进现场。

但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难以释怀。记得有一次他当值正忙，值班员付兴国看见机房一台抽水泵停了，为了抢时间，他没有来汇报，也没有填写工作票，没有叫人监护，更没有与任何人通气，便独自一人下去处理，待他伸手触摸到水泵时，才知道水泵漏电了。但此时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触电。幸好此时邵剑林从值班室出来看见，付兴国才得救。邵剑林救了付兴国，他自己却受到了严肃的处罚。他是值长，负有连带责任。此事之后，电厂再也没有人敢独自去操作或者麻痹大意了。

张振岐是银川电厂的输出人才，曾经到中宁电厂当过厂长。银川电厂转产，成立变压器修造厂后，他回来又担任过变压器修造负责人。2020年，他已经88岁了，耳朵已经彻底失聪，得知有人要写银川电厂的消息，就让妻子李兰香给买爱珍打电话，要求一定要来采访他们。老人家这样热心，我们也不敢怠慢，于是就在他给买爱珍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我们在王翠英老人的带领下，在黄美力家见了面。

王翠英、李兰香、黄美力、买爱珍曾经是同事，都是当年电厂“三八炉”的骨干，更是好姐妹。在与张振岐老先生的交流中，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先写在纸上，然后递给他看，他看完再逐一讲述，有的地方李兰香补充。

讲到电厂的安全管理时，他脸上露出一种非常严肃的表情，说电厂的严格管理，让自己一生受益，一生受用。他说自己刚进厂时是通信员，后来被分到了汽机车间，有一次跟着师傅胡永华巡视设备，因为机组都是拆回来的旧设备，问题比较多，师傅就一边给他讲巡找缺陷的方法，一边在本子上记录检查出来的问题。因为之前当通信员是在办公室工作，没有机会接触设备，也因为年轻手闲好动，就趁师傅不注意时，拿一根棍子偷偷敲设备听声音。他的这种违章行为师傅没看到，却被刚好路过的毕聚德厂长看到了，毕厂长不但当场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也把胡永华好一顿批评。这件事，被厂里作为安全管理教育事件下了通报，成了反面教材。这件事，也让张振岐一生都忘不了。他说毕厂长当时要是不管，他可能还会继续到处敲打，要是不小心棍子被卷进了机器里，那就不是自己受伤的问题了，说不定会造成重大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后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特别重视安全管理。他说一个生产企业的灵魂就是安全，安全就是灵魂，只有抓好了安全，企业才有灵魂，发展才有基础可谈。

在银川电厂的各项管理中，财务管理也是一大亮点。此次采访过程中，大家都会说起银川电厂的财务管理，都会提起银川电厂的会计李桂荣，都会举起大拇指夸她有能力。可惜那次在任孝友老先生家采访时，因为时间关系，我跟李桂荣女士聊得不多，关于她的财务经也没有了解到什么。后来就一直在约，要跟她老人家好好聊聊，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事与愿违，不断被别的事情打扰。一个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这位具有传奇人生的老前辈家中，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时间，聆听她讲电厂和自己的往事。老人家的记性特别好，思路也清晰，对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讲得都非常清楚、具体。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讲了电厂是如何节能增效的，如何合理安排负荷的，如何管理生产成本的，如何加强基建管理的……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她的账务管理。她说，刚到财务科时，4号机组扩建工程已经在进行，不具备专业知识，又没有工作经验的她被分配担任这个工程的基建会计。面对一摞又一摞的工程材料领用单，各种型号的发票，有时候她实在是一筹莫展，甚至愁得茶饭不思，要不是科长刘玉凯、副科长乔正和老会计谢保身手把手地教，耐心地带着干，她都想回到“建房队”继续当泥瓦匠去。她说，独立挑起担子的那段日子里，经常白天跑现场，晚上泡办公室，有时候过了午夜才能把白天的账目整完。刘科长见她累得有些力不从心，就告诉她不能这样凭力气干工作，要学会巧干，还让她去找她姐夫、扩建工程负责人任孝友帮忙。于是，经过思考，她找任孝友求助。任孝友托去北京开会的马忠带回来两本会计方面的书籍，她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通过努力总算入了财务的门。任孝友还帮她设计了一套基建成本账簿，列出工程完成后设备的到位情况，教她机、炉、电设备怎样归类等，并在设备名称下面留下空白处，用来标注领用情况。这样一来，即便不懂技术，也能一目了然，有不清楚的地方，她就抱着本子去现场，找设备材料领用人、使用人，核对被领用的那些设备、元件具体安装在哪里了，如果没有安装、没有使用，或者损坏后重复领用了，她都做好详细备注。如果核对不上，就抱着账本再去现场核对。就这样，工程结束移交固定资产时，账目清楚、有据可查，资产完整。正是因为好学，勤奋，能吃苦，责任心强，李桂荣也从银川电厂一名小出纳，小会计，历练成为宁夏电力公司财务处长、总会计师，成为国家首次颁发的“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奖章”获得者。

正是因为有了规范、严格、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明确的制度，多年来，银川电厂无论是项目预决算、资金收支、资产管控，还是成本核算，各种事情都清清楚楚，各种账目明明白白，不疏不漏，没有差错，才保证了电厂的稳定、和谐发展，也才能成为全区账务管理先进单位，多次受到表彰奖励。

其次，是领导的管理能力强。接受采访的老人们都表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银川电厂不但各方面的管理特别严格、人性化、接地气，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厂训，比各项管理制度都有效，那就是领导的管理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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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钧儒老先生对此感触最深。2008年在老同志聚会时，大家推他致辞，他讲：银川电厂的历届领导班子都是好班子，领导们都非常务实，是值得大家爱戴的好领导，是他们管理有方、领导有方，以身作则带动了大家，让全厂职工个个爱厂如家，人人求实奋进……2011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邵钧儒也讲到过这个话题。他说，如果没有领导干部们吃苦在前、做事表率，就不会涌现出李彦忠、王全录、何兴业等先进人物，电厂也不会被宁夏省政府、甘肃省工业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及中华总工会多次评为先进。大家都在努力做好人，努力做好事……2020年，邵老先生已经86岁了，他跟其他老人们一样，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情结，就是记录银川电厂的事情，传承银川电厂精神。听说买爱珍联系到了一位作家要写银川电厂，老先生兴奋得竟然要连夜去买爱珍家先聊聊。本来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去他家，但他激动得从早上就开始给买爱珍打电话……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着说着，眼眶里便充满了泪水。说在银川电厂工作的8年，是他工作生涯中最快乐的8年，也是收获最大的8年，没有电厂的教育，没有在银川电厂的成长，就没有他后来的事业，他能从电厂的一名学徒工成长为电厂的工会主席，到后来去银川市当工会副主席、银川市建设局长、自治区建筑公司党委书记、自治区建材总公司总经理，从走上领导干部岗位，到光荣退休，时时刻刻想着工作，时时刻刻想着为职工办事，时时刻刻把责任心放在第一位。正是因为银川电厂精神一直影响着自己，正是因为在电厂打好了做人和做事的基础，自己才能把银川电厂的管理经验，把银川电厂领导的风格带到后来的管理岗位上……采访结束后，他觉得自己讲得还不够细致，不够透彻，又连夜写了一份题为《风风雨雨二十年 战天斗地为发电》的材料供我写作参考。

他在材料里写道，银川电厂为银川的城市建设、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党政工团合力充分依靠广大职工而获得的，而这些成绩离不开严格的管理、接地气的管理、人性化的管理及合理的制度，更离不开历届领导们的努力。在老先生家，我跟他又聊了一会儿，他又讲了一些关于电厂领导们的故事，并着重讲了电厂党委书记冯益民，他说冯书记是一个特别懂管理的好领导，为人正直，组织原则性特别强，在他的领导下，电厂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发电，保证了安全，保证了职工生活。当时冯书记提出的“攻关键、灭缺陷、保安全”奋斗目标特别鼓舞人心。为了使各项管理目标有效落地，冯书记春夏秋冬都是工作服，经常到车间与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白天在检修、操作现场抓安全抓技术，晚上又到办公室挑灯夜战总结经验，或者参加思想政治、专业技术、安全等学习。当然，因为对人对事都要求太严格，也使个别人很不服气，在1965年，有人心怀敌意，想歪曲事实，制造舆论，说银川电厂是假先进，领导班子是不务正业的领导班子，并说冯书记用人不当，使他后来受到了一段时间错误的、不公平的待遇。老先生再三强调，冯益民和每个班子成员都是好领导，他们的管理水平都很高，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大公无私，能与职工同甘共苦的领导，与大家一起努力奋斗，银川电厂才能取得那么多辉煌的成就。

老先生回忆：1956年，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在唐山召开厂矿企业体育工作会议，银川电厂被评为“体育工作红旗单位”，工会主席李祥瑞参加会议并接受大会授予的锦旗。当时银川电厂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家获得此殊荣的单位。1957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银川电厂汽机组工会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会”称号，职工许凤翥作为先进代表参加大会，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的“工交财贸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大会上，银川电厂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同时，作为“全国工业先进单位”，经大会推荐，银川电厂厂长李旭代表自治区先进集体，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60年6月1日，在全国文教、体育卫生群英大会上，银川电厂被授予“全国体育卫生先进单位”称号，时任电厂工会主席的邵钧儒还作为宁夏的先进代表去北京领奖。

老先生翻开装有那张先进代表合影的影集，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兴奋，激动得嘴唇都有些颤抖。他说，在人民大会堂，我们不但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晚宴的时候，我还被安排坐到了中央部委领导们的旁边，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过来跟大家握手。联欢晚会上梅兰芳、侯宝林、马季等老一辈艺术家都来了……说到这里，他开心得笑出了声，感慨地说，宁夏去的代表、一个小电厂的代表，能受到总理的接见，能被安排到领导们的旁边坐着，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这也说明我们的先进不是白给的，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我们的实力是被认可的，是有影响力的，也说明领导们的管理能力是非常强的，有成效的！

是啊，银川电厂确实是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从50年代初开始到60年代中期，不断受到各种表彰奖励，特别是那些国家级的表彰奖励，更加激发了大家的工作激情，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班组和个人。如宁夏刚刚归入甘肃省，电厂党委书记陈玉清就因为把电厂搞得红红火火而被调往甘肃省工业厅重用，成为更高层面的管理者。石嘴山电厂刚开始筹建，厂长毕聚德就受命带着一班人从零参与。何兴业还因为成绩突出，多次荣获“银川地区先进工作者”“甘肃省青年积极分子”，还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1959年10月，程廷明作为宁夏观礼团成员，前往北京参加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王全录被授予“全国安全保卫先进工作者”，并授予荣誉证书及半自动步枪一支，子弹300发。何兴业、张兴发、李彦忠三人1958年被评为“甘肃省先进生产工作者”，这个荣誉当年银川专署只有三人获得，而且还都是电厂职工。三人获奖佩戴着大红花光荣归来，不但全厂职工夹道欢迎，而且整个银川市家喻户晓……

从甘肃省受表彰归来，左何兴业，中张兴发，右李彦忠银川电厂不但在人才管理、安全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管理方面有成效，其他方面也是样样能拿得出、叫得响。当时厂里推出的指标任务考核办法非常先进，到半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也不过时。厂里把这种考核办法叫“小指标”，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了一种激励机制，厂里考核车间，车间考核班组，班组考核个人。买爱珍女士对这个“小指标”考核办法最清楚，她说这是师傅李秀荣给厂里提出的建议，她还参与了制定办法的细则及一些相关内容的起草。记得这个办法刚出台的时候，在厂里还掀起了一股劳动竞赛热潮，大家都想夺红旗，都想年底拿先进。“小指标”考核办法不但在管理上有成效，发电量也大大提升。而且有了办法细则可依，大家干活时也少了些冲动，少了些蛮干，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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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银川电厂的降本增效管理在当时也很突出，除了严格执行制度控制生产成本，尽量避免基础建设、设备改造、检修维护、人力资源各个方面的开支外，还主要在节约燃煤上下功夫。毕竟，在银川电厂的生产运营成本中，发电燃煤是个大数目，所以电厂把节约燃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是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家从观念上就有一种节约的认识。其次是在工作方法及技术上进行培训，使大家在操作上能达到节约的水平。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以及改进设备的不足，使其更好地发挥效率。同时，还在车间开展不同形式的节约竞赛活动，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氛围，从而达到节约的目的。据统计，在之前的基础上，1960年锅炉车间在班组和个人之间组织开展了一场时长为一年的节煤劳动竞赛。此次节煤降耗行动，节约的煤灰足够电厂发一个月的电，煤灰燃烧后的煤渣率由原来的45%下降到了10%左右。同时，锅炉车间在节约燃煤的过程中，其他车间也给予了有力配合和大力支持。汽机车间想方设法降低油耗、汽耗，电气车间合理调整负荷，修理车间及时供应备品配件等，都对节约燃煤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在之后的持续开展中，效果越来越明显。

1960年，在自治区降低成本工作大会上，银川电厂被自治区授予“降低成本先进单位”。1962年，在增加发电量的同时，节约燃煤约4180吨，成本比计划降低了23.5%。

 

第5章 积极进取持续提素质

 

在偏远的大西北，特别是在闭塞的宁夏，解放初期特别缺少有文化、有技术的人，社会各界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没有进过学校的，或者只上过几天学，识不了多少字的人比比皆是。银川电厂虽然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生产单位，但缺少文化、文化水平低的人几近一半。即便是电厂扩建投运了2号机组，职工缺乏知识还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有些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师傅也不识字。日常工作中，遇到理论性强的工作，没文化的人只能给有文化的、懂技术的人打下手，或者跟着人家照猫画虎地干，有时候若是有技术的人太忙，顾不上讲解，看不懂文字流程、没有理论基础的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活儿，空有一腔热情和一双勤劳的手而无能为力，甚至在操作过程中还会出现手忙脚乱、忙中添乱的现象。1958年之前还好，毕竟机组小，就算很多人文化水平低、专业技术水平低，有电面油米厂过来的老师傅们带着干，一些简单的工作倒也能应付。但3号机组投入运行后，缺知识、缺技术的问题就日显突出了，有时候会在机组的运行、检修中出现影响操作，影响工期现象，甚至会出现不安全因素。特别是4号机组开始建设的时候，厂里陆续来了一百多号学徒工，这些问题便更严重。虽然这些新来的学徒工大多数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他们却不懂专业技术，更没有一个人学过发变电、汽机、锅炉运行和设备的检修，充其量不过学过几天物理课，知道一点简单的电路和机械常识。面对实情，厂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各专业负责人有些顾此失彼，带着那么多不会干活的人，不但影响工作，还得为他们分心。

职工文化水平低，不懂专业技术，这关乎电厂的发展，关乎电厂的安全生产，既是职工个人的事情，也是电厂的事情。看似小事，实是大事，必须认真面对，及时解决。尽管银川电厂从第一台机组建成发电，就意识到职工的专业技术培训是件大事，但由于职工中有很多文盲，别说让他们来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恰在此时，宁夏省工业厅也准备要办文化补习班，俗称“识字班”“扫盲班”。因为银川电厂是当时银川市最大的工厂，工业厅就把这个识字班放在了银川电厂，而这个识字班是个大班，学员不但有电厂职工，还有毛纺厂、汽修厂的职工（那时候好多大会、重大活动都是三个厂子联合开展，而且三个厂子仅有一个保卫科）。三个厂子不识字的人集中在一起学习，从理论上来说，感觉效果会很好，领导们还觉得这样的学习班有氛围，有规模，还能节省开支。但实施起来，却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便，吵吵闹闹，人太多导致不好管理，效果一点都不好，甚至有人还在课堂上捣乱。于是经工业厅同意后，三个厂子分开学习，各办各的班。

银川电厂的文化补习班只办了两期，不识字的人全部“脱盲”。随后，从1955年开始，又接着办了一个专业知识培训班，每天晚上和周末白天上课，这个培训班俗称“夜大”。刚“脱盲”的人及缺少专业知识的人，还有新来的学徒，都可以报名学习，学习内容不仅有专业技术知识，还有基础文化知识，授课老师有电厂的师傅，也有从银川各个学校及省工业厅、省外别的电厂请来的老师。这个培训班一直办到60年代初，效果特别好。

刚开始办文化补习班的时候，没文化和文化水平低的人都很兴奋，觉得这回终于有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了，而且还有人专门讲课，晚饭后或周末去上课也不影响工作，特别是女同志，还不影响做家务。起初有人调皮地戏称这个“扫盲班”是“臊毛班”（“臊毛”，宁夏方言：尴尬、丢人、不光彩），说这纯粹是在打没上过学的人的脸，把大家集中在那里让众多的人关注，实在是“臊毛”。但去上了两次课，“臊毛”的感觉就没有了，调皮捣蛋的人也不再乱说话了。因为通过学习，大家亲身体会到了来这里学习的好处，也确实有收获，而且识字不多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写会议记录、工作票及工作笔记。

王华是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电灯公司的老工人，来宁夏之前，是老家山西榆次电厂的工人，马鸿逵官商合办宁夏电灯公司的时候，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宁夏商会会长王六五把他从山西请来，跟着其他几个人一起维护线路。银川电厂建成后，他继续负责线路工作，三厂合办识字班的时候，他积极报名参加学习。“脱盲”后，他继续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仍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通过努力，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知识也在不断提高，还在《宁夏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后来不但当过供电所的负责人，带出的徒弟也都很优秀。

刘共和是开拉煤车的司机，王文德是运煤工，都是新中国成立前不识字的老工人。开始一听说让他们去“扫盲班”，都不情愿，觉得自己把本职工作干好就行了，没必要去扫什么盲，学写什么工作笔记，更觉得写会议记录也不是自己的事情。年龄不小了坐在那里也不自在，坐的时间长了也影响工作。但自从听了几次课，他们的态度转变了，思想也积极了，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还经常给别人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要好好学习，讲学习的好处，还说不识字的时候，出个门办个事儿都不自信，看见有字的地方总是绕着走，不敢抬头看，自从识了字，逛街的时候哪里都敢去了，就想去有字的地方看看，有时候还可以给不识字的人念一念，讲一讲呢。之前他们的业余生活除了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也就是钓鱼了。自从上了扫盲班，他们的业余生活也变得有文化气息了，下班经常会到图书室去看书，或者把书报借回来在家慢慢地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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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义也上过“夜校”。王康义是陕西人，新中国成立前跟着叔叔来宁夏，在中宁县一个财主家商铺里打杂。成立“电面油米厂”，工矿企业单位招工时，他被中宁县工会推荐招了工。据王老先生回忆，当时刚到宁夏工矿企业招工办公室报到时，招工负责人杨桂山问他，有几个单位可选，你想去哪个单位？他说自己当时有些傻帽，觉得只要是有机器轰鸣的单位，肯定就是好单位，于是就问杨桂山，哪个单位里有机器？杨桂山说“电面油米厂”有机器，还有发电机，发电机特别大。于是，他就选择了“电面油米厂”。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虽然跟着先生认过几天字，但毕竟识字不多，到“电面油米厂”后，他被分在电笔组（电面油米厂时称电气组为“电笔组”）当学徒。在电面油米厂工作了两年，虽然学了些技术，但毕竟很浮浅。到银川电厂后，培训班一办起来，他第一个就去报了名。他说，跟着韩申观、张兴发等人，确实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他也带了很多徒弟，徒弟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思想积极，表现出色，其中优秀的有南信、杨天成、刘清义。工作两年多都当了班长，刘清义通过努力，后来还走上了百万千瓦级电厂—大坝电厂的领导干部岗位。

李志信是1957年电厂派队伍去西安拆3号机组时，跟着队伍来银川电厂的学徒工。当时他在西安一个建筑公司当临时工，和电厂去的人住在同一个旅社里，电厂拆机组也需要人手，就把他动员过来干临工，带李志信干活的曹兴见小伙子能吃苦，干活还有眼色，就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宁夏去，愿意不愿意到电厂当工人，李志信觉得在哪里都是个干活，去银川挣的钱还比在建筑工地上挣得多，就答应了。来到银川电厂，李志信才发现这里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会干活就行了，还需要有文化，懂技术。尽管他被安排在锅炉车间，但不懂专业技术，他除了运煤就只能干些个没技术的体力活，还不敢靠近机器。听老乡王康义说培训班能学到技术，还逗他说学了技术马上就能当班长，当了班长就能涨工资。当不当班长倒无所谓，但李志信确实想学技术，他就主动去找领导，要求参加培训班学习。李志信积极上进，领导自然高兴，就先安排他去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又推荐他到半工半读学校，学习更多的专业技术知识。两年后，李志信也成了锅炉专业的技术尖兵。后来带的徒弟都走上了重要岗位。

那时候大家不光参加集中学习很积极，自学的劲头也足。修理车间的学徒工董德耀就是一位爱学习的先进榜样。他不但积极参加“夜校”，业余时间还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做记录，写学习笔记，写心得体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他还主动拜了化验室的技术员赵洪举和几位老师傅为师，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去学习代数和几何知识。化验室平常上的是白班，而董德耀有时候要上夜班，为了能合理利用时间，他上夜班时中午就提前准备好饭，并把老师的饭也带上，使老师中午下班后不用去食堂排队买饭，多腾出时间给他讲课。董德耀是高小毕业，而通过一年的努力，他不但学完了初中代数和几何，还学完了初中物理课。同时，他还自学了《车工工艺学》《车工技术问答》等有关机械制图的知识。还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到车间去，请教技术员陈介凡。在陈介凡的指导下，没过多久，他就成了一名高水平的车工。在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还不忘帮助同事，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去给不懂技术的同事补课，耐心地给只有“脱盲”水平的锻工柳金孝等几位老工人讲《工人识字课本》《算术知识》，并教他们学会了机械制图。董德耀的学习劲头和勤奋劲头受到了车间领导和电厂领导的关注，受到了领导们的表扬，特别是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柳金孝他们学习的事情，一时间在电厂传为佳话。1961 年，他被厂里评为“五好”青年，助人为乐的事迹还上了报纸。

由于学习氛围好，大家学习的劲头也足，好多人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在岗位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了表彰奖励。自学成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事迹上了报纸的除了董德耀，还有一位叫谢保身的年轻人。谢保身是1952年参加工作的，刚工作时被分到了电气车间。但他只在电气车间待了半个月，设备还没认全，就被调到了财务科—领导听说他会打算盘。谢保身自小家境贫寒，只上过高小。虽然会打算盘，但他打算盘只能算一些简单的小账。到财务科后，才发现这里的工作不是只会打个算盘那么简单。手抚着算盘，望着那些复杂的账目，他才感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谢保身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他觉得领导把自己从车间调到财务科，那是对自己的信任，他不能辜负领导的厚望。于是，从第二天起，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家。白天上班时一边在科长刘玉凯的指导下工作，一边努力学习，下班后待在办公室里继续学习。除了自学，还虚心向同事请教。1952年到1956年间，大家说很少见谢保身参加集体活动，他多数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在办公室里挑灯夜读。到1959年，他已经自学完成小学、初中、高中课程。领导见他好学，就把他送到四川财经学院去深造。由于他学习认真勤奋，结业时还被学院评为“五好学员”。

有一次深夜，电厂保卫科的警卫员李功先从机房巡视出来，看见财务科的灯还亮着，里面隐隐约约还传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李功先还以为财务科进了小偷，就紧握警棍悄悄靠近窗户。他蹲在窗户前听了一会儿，又听不到声音了，就慢慢站起来向里面窥望，发现是谢保身又在挑灯夜读。只见他噼里啪啦地打一会儿算盘，然后又伏案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谢保身十根指头跟弹钢琴一样灵活，把算盘珠子拔得上下飞奔、节奏明快，把个李功先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都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刚到财务科算账时拨算盘慢慢腾腾的谢保身。此时，谢保身正在用自己发明的“棋盘式发生额对照表”核实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这个对照表是谢保身自学成才的硕果，他把在财经学院学到的理论与这几年的工作经验相结合，制作了这个对照表。经过初步检验，使用这个对照表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也能加强对流动资金的周转分析，及时掌控和杜绝资金使用不合理及浪费现象。当然，后来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个对照表的行之有效，相继解决了很多之前的坏账和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有一次营业股把一万多元的拖欠电费与上一年度长余收电费相抵销，通过这个对照表，谢保身发现后立即报请上级批准，进行对照排查，很快就发现短缺的电费是银川面粉厂电费未交清，而多收的电费是因为路灯费和公用事业电费附加费没有及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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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去各种原因，厂里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漏洞，甚至个别项目的资产管理有问题，分布在哪里都不是十分清楚，有的是有账无物，有的是有物无账。这个问题几年前谢保身就想解决，但由于工作能力的原因，他努力了也没有解决。近两年，通过努力学习，他的业务能力越来越强，也分析出了问题的症结，通过这个对照表，总算给那些账和物找到了属于它们的“位子”……谢保身连续几年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又被厂里推荐为银川市先进工作者，先进事迹便传到了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来采访他，把他作为典型宣传……跟刘共和、王康义、李志信、谢保身他们一样，通过学习提升了能力，改变了人生的还有很多。如新中国成立前在洋火柴厂当过学徒，后来又从电面油米厂来银川电厂工作的李彦忠，也是银川电厂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从一名没有上过学的学徒工，不断努力走上银川电厂车间主任，中宁电厂、石嘴山电厂负责人等工作岗位，乃至宁夏电力工业局工会主席岗位。李彦忠之所以进步，不光凭的是对工作的一腔热情和对事业的执着，也是因为电厂的培养，才让他有了上进的信心和进步的实力。

1956年，受甘肃省工业厅委托，银川电厂还办了一个职工技术学校，俗称“半工半读学校”。第一期学员主要是从银川、中卫两地招收的80多名学徒工，也有本厂的青年职工、其他厂矿的代培生。半工半读学校的校长由厂教育科长诸慕贤担任，老师有韩申观、赵芸云、姚振华、赵芝瀛、陈家玲、何兴业、李朝楷、王全录、陈介凡等。根据生产需要，学校分了电气、汽机、锅炉、化学、供电五个专业。按照教学计划，各车间先选送一批人员来学习，学完一个计划时段，就回去上班，换另一批人来学习，这批人学完一个计划时段，之前那批人再来。在半工半读学校学完结业需要一年时间，需要两个阶段才能完成。结业后，学员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不久便成为工作负责人，后来有的人还走上了重要岗位。扫盲班、专业技术培训班、半工半读学校的相继举办，使职工队伍素质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的提升，也为各个岗位补充了技术力量，不断满足了岗位需求，也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及上级组织的表彰奖励。没多久，这个半工半读学校便名声大振，红及银川，走出甘肃，成了各行各业学习和借鉴的榜样。一些兄弟电厂、工业自备电厂都慕名派人前来学习，其中派来学员最多的是甘肃武威糖厂自备电厂，学习结业后，有几名学员还留了下来，成为银川电厂新生的骨干力量。

当时大家去文化补习班学习，都爱听专门请来的银川女中老师和下放干部李景琳讲课。有人开玩笑地说，这跟女老师长得漂亮有关系。学员有时候爱听某个女老师的课，也许跟女老师长得漂亮有关系，但爱听李景琳老师讲课，不光跟她长得漂亮有关系，最大的关系还是她知识渊博，讲课有耐心，讲得好，讲得透彻，容易听懂。比如怎么写学习笔记，怎么写会议记录，怎么写书信，她讲一遍大家就能听明白。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在个别人的眼中有误区，觉得有些东西太陈旧，不适合这个时代，特别是她还是右派（据说她下放到这里来之前，是上海闸北区的区委办公室主任），更不应该讲这些东西，所以刚开始她讲的时候，就有人反对，并劝她不要节外生枝，但李老师没有在意，还是坚持讲了一节课。听了这节课，反对的人才发现是自己的认识太浅薄，认识有误区，才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不应该，也再次看到了李老师的知识是那么地渊博。此后，大家不但更加爱听李老师讲课，还自发地保护李老师，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再找她的茬儿。随着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大家也跟李老师的关系越来越近，还成为好朋友，后来她要回上海的时候，好多人都热泪盈眶，恋恋不舍，送别的队伍跟着汽车跑了很远……

那些老师当中，学员最喜欢的是李景琳，最佩服的是韩申观。

韩申观是电厂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能写能唱能讲，除了课讲得好，字也写得好，特别是他刻的一手好蜡版字，工整又好看，行距字距非常均匀，跟印刷体差不多。因为水平高，能力强，人缘好，性格耿直，他也成了老师中间最忙的人，下课后学员还要围着他继续请教问题，出试卷的时候，有的老师觉得自己刻的

字不好看，就请他帮忙刻蜡版印卷子。因为他课讲得好，学校也经常给他多安排课时，并让他带晚自习课。当然，忙一点是对他有好处的，在那段不平常的岁月里，多工作至少能减少他挨批斗的时间和次数。韩申观心里清楚大家的用心和好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便也不能用语言去表达，只能把感谢深深地装在心里，把感谢用在认真为大家传授知识上、努力工作上、对事业的默默奉献上……

无论是培训班还是半工半读学校，厂里对其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非常明确的规章制度，并不是外人想象中去了还可以放松一下那么简单。上课绝对不允许迟到、早退及有旷课现象，考试不及格，还要继续学习并补考，如果多次补考不及格，就要受到处罚，不但自己受处罚，还会公开通报班组，乃至车间，牵扯到集体荣誉。办第一期“脱盲班”的时候，陈玉清书记还亲自来讲课。半工半读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冯益民书记和毕聚德厂长经常来检查，有时候还会坐在教室里跟大家一起听课，不光学员不敢不认真，老师也不敢不认真。工程师盛伯耕、崔汉玉，技师秦武林、葛安祥都兼任代课老师，在他们的带动下，学习风气特别好。有一次上课葛安祥晚到了一会儿，刚好被冯益民看见，冯书记一点也没客气，当众点了他的名。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迟到了。因为葛安祥是电厂的专家，又是锅炉车间的领导，冯书记连他的名都点，谁还敢不遵守纪律？毕厂长也很严厉，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来检查大家的学习情况，谁要是学习不认真，或者马马虎虎不进步，就会被他当面批评，或者叫去谈心，包括老师，一点也不留情面。毕厂长训人的时候有句口头语，动不动就会骂“娘了个腿”。背着他，大家都学他骂人的样子。当然，平时他对大家都很好、很关心，他这样骂人，大家也清楚并不是真骂，被骂了也没人介意，更没有人因为他是领导骂人而指责他，或者告他的状。反之，都特别尊敬他，一有时间还围着他，请他讲在延安期间的革命故事。后来毕厂长带着一套专业人马去了新建的石嘴山电厂。继任的李旭厂长对培训也很重视，经常会来检查。李厂长虽然不骂人，但他的要求更具体，抓得更细，学员字写不好他都要亲自给纠正，学员学习方法有问题他也会耐心地给纠正，听说谁思想有波动，他还会坐下来拉家常，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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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电厂不但对职工的学习培训非常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每个培训班、半工半读学校开课之前都有思想政治学习，坚持把思想政治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电厂、车间、班组，每周也要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学习，而且计划详细，内容充实。逐渐，政治学习便成了一种新风气，与学习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一样，员工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被动地学习，到后来自发地、有目的地学习。从“要我学习”，变成“我要学习”。员工队伍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思想觉悟也在不断提升，时时刻刻都想着集体，想着工作，积极进取，努力工作，而且厂里的任何号召，任何活动，全体职工都会积极响应，积极参与，用实际行动为电厂的建设和发展做最大的贡献。

半工半读学校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时间，还没办几期就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但这个特殊的学校，对银川电厂意义重大，不仅为银川电厂培训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而且为银川电厂坚韧不拔、进取奉献的企业文化氛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6章 平凡岗位彰显不平凡

 

此次采访，好多老同志家我都去过两三趟，买爱珍家去的次数更多。第五次去老局长何潜家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关于银川电厂人的吃苦奉献精神，想要写得深入细致，你还得继续深入挖掘，他们虽然都很平凡，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都有不平凡的业绩。还嘱咐我一定要去采访李彦忠的遗孀纳秀英，说李彦忠这个人很能干，不但在银川电厂有贡献，对宁夏电力事业后来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那天，是李桂荣带着我去见纳秀英的，她们是邻居。听说有人要采访母亲，老人家的女儿李凤兰和儿子李丰寿也来了。姐弟俩那时候还小，对电厂的记忆有些模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父亲工作特别忙，总是有加不完的班，干不完的工作，操不完的心，管不完的事，不但很少管家，还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家。

纳秀英老人已经84岁了，身体不好，记性也不好，但有一件事情她记得很清楚。她说，1953年，李彦忠还是锅炉班长的时候，有一次锅炉出了事故，他不顾炉膛里面温度还很高，带着大家披上浇了冷水的麻袋钻进去抢修，由于温度太高，过不了一会儿麻袋就烫得披不住了，他们又换一个浇了冷水的麻袋披上继续干。抢修完成后，凡是在炉膛里干了活的人，都被高温蒸得头疼了好多天，浑身难受了好多天，有人开玩笑地说，差点成了“烤肉”。

老人回忆：那时候李彦忠他们班经常会被评为先进班组。他经常回来给自己讲，他发明的“掺未燃尽炉渣法”“掺烧干炭法”有多好用，有多实用，为国家节约了很多煤炭，也为电厂节省了很大一笔生产费用。李彦忠任锅炉车间主任期间，锅炉车间的安全生产达到过700天。他因此也多次受到表彰，胸上戴着大红花从甘肃省回来，手里捧着大奖状的样子，现在想起来都替他自豪。

老人家说，自己身体不好，都跟那时候既要在电厂干临时工挣钱补贴家用，还要操持家务有关。特别是1960年厂里按照国家“精简下放”政策，动员职工家属回老家渡难关的时候，她回农村既要劳动挣工分，又要管家里的孩子，还要顾着肚子里的孩子，才落下了病身子。家里有困难，李彦忠从来不给组织上说，更不让领导知道。她说：“其实，顾了大家庭顾不上小家的人不止李彦忠一个，除了电厂内，电厂外供电所的同志也是如此，他们在野外工作更辛苦……”

李桂荣拍拍脑门，恍然大悟地说：“对呀，供电所的人都很能干，也很优秀，记得有个叫赵芝瀛的技术员，水平特别高，他设计的电杆图纸，若干年后都在使用。线路班班长陈桂芬在电杆上干活，带人在野外施工架线，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弱……”

1960年之前，在石嘴山电厂与银川电厂还没有并网的时候，无论是银川电厂，还是石嘴山电厂，及其他地方相继新建起来的地县所属电厂、企业自备电厂，都是孤网运行，既没有专门的供电机构，也没有输变电工程建设单位，电厂不仅负责发电，还负责送电、售电、供电服务，而且要把电送进企事业单位、工厂、作坊、千家万户及对电有需求的每个地方。因此，输、供、营销、服务，也是电厂工作的重要业务。

银川电厂第一台机组投运的时候，发出来的电仅供新城范围，及毛纺厂和汽修厂使用。第二台机组投运后，才建设了给老城送电的第一条输电线路。线路从电厂变电站出来后沿良田、红花公社一带由老城北门入城（今北京路沿线），电压等级为3千伏，长度7.34公里，138根电杆材质均为松木、杨木、柳木，在木杆的根部刷有沥青防腐。老城是宁夏省政府所在地，也是银川市行政中心，更是居民集中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银川建设加快步伐，一些外地商户也来这里办小型加工厂、办企业，民间作坊更是拔地而起。因此，送电量也较电面油米厂送出时的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负荷的不断攀升，这条3千伏的线路便日显力不从心。为此，1958年，银川电厂将这条线路的电压等级由3千伏升为6千伏。到第四台机组建设的时候，银川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更大，加之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老城的用电负荷更是日新月异，因此，同步设计、建设了通往老城的第二条线路，电压等级为10千伏，长度与第一条线路相近，从电厂变电站出来后，沿郭家庄、三一支沟、罗家庄由老城西门入城（今黄河路沿线），所用电杆为水泥杆。第二条线路投运后，为了提高第一条线路的供电可靠性，在上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银川电厂争取资金，于1960年对第一条线路再次进行升级。此次升级不仅是把电压升到了10千伏，还把木电杆全部加装了水泥杆绑桩，1961年，又进行改造，将带绑桩的木杆全部换成水泥杆。此时，尽管供电负荷还在继续攀升，供电范围也不断向银川新、老城周边扩大，分支线路也越增越多。但并网之前，银川电厂的供电范围还是不大，最大时供电半径不过三十公里，西边最远到贺兰山下，北边到贺兰县城，东边到掌政公社，南边到永宁县望远公社。

供电范围不大，但供电压力却很大，毕竟供电所的人数不是很多，交通工具也不先进。因此，要保证送电线路供电可靠，就得在加强运行维护上下功夫，这就要继续提高人员的业务水平、责任意识。

在我们此次采访中，关于银川电厂的电力送出、线路运维、营业服务情况，大家多次提到了张金寿、郭维通、王华、王学礼、赵芝瀛、谢正身、王宝国等同志，可惜他们有的已经离世，还健在的能联系到的也为数不多，后来通过多方打听，我们先联系上了老线路工赵芝瀛。赵老先生多年前就回北京颐养天年去了，是买爱珍通过朋友找到了他，并给了我电话号码。通过多次电话采访后，赵老先生又在纸上写了几页文字，用手机拍照通过微信给我发来，还发来一些很珍贵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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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芝瀛1955年毕业于北京市工业学校。这所中专学校是北京市政府为北京市工业建设培训人才设立的，其宗旨是要快速把北京建设成莫斯科那样的现代化城市。1955年划归工业部管辖，实行全国统一分配。赵芝瀛和同班同学陈家玲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支持大西北建设，主动来到了宁夏。老先生写道：当年从北京到银川没有火车，我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郑州，然后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兰州，换乘长途汽车到甘肃省银川市。从银川老城到新城电厂，是在西门雇了老乡的毛驴车拉着行李，我们一路跟着步行过去的。到电厂我被分配在生产股，做实习技术员，陈家玲去了材料科。工资每月140分（按当月小米价格折合人民币约40元）， 当时的厂长是毕聚德，党总支书记冯益民，营业股在老城。那时候银川电厂到老城的第一条线路刚刚从3千伏升为6千伏，导线为6号紫铜独股线，很多电杆都架设在稻田、湖里，大部分电杆已经开始腐蚀（靠地面30厘米以下），老城有电的地方只有解放东西大街、中山南北大街、复兴街、新华街、文化街、裕民巷，其他街巷都没有通电，用户家中也没有电度表，民居用电实行“包灯制”—15瓦灯泡一个月交1毛5分钱、25瓦灯泡每月交2毛5分钱，40瓦灯泡每月交4毛钱。在灯口上有电厂营业股贴上的小封条，如果灯泡坏了或者想换大灯泡，必须到营业股报维修申请，由营业股派人换灯泡，再重新贴一个封条。后来电厂材料科成立了表计室，负责校验电能表，刚工作一年的陈家玲便成了这里的负责人。我在电厂待了一年，刚与陈家玲结婚，就被调到了老城营业股当技术员。因为多数木杆腐朽，遇大风时经常发生倒杆事故，到营业股后，我发挥专业特长，第一时间设计了钢筋混凝土绑桩，给木电杆全部加上了绑桩。绑桩栽入地下部分与木根底部一样深，露出地面部分约50厘米。电杆加装了绑桩，有效避免倒杆断线事故再次发生。后来这种混凝土绑桩还在全区大力推广，到了80年代，那些还没有改造的配电线路上仍有绑桩。线路再次升级时，我又设计水泥电杆，把木杆全部换成了水泥杆，导线也换成钢芯铝绞线。我记得当时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也才开始使用这种比较先进的导线。后来，我又参与设计了从银川电厂到老城的第二回10千伏线路，新城到新市区、火车站的配电线路，及后来的银川南郊、各大街小巷的线路，也参与了第一条线路由6千伏升为10千伏的全过程。1956年，电厂营业股升级为营业科，1958年又更名为供电所，由银川市西大街搬到了东大街路北，离羊肉街口有200米，补充了20多名学徒，这批学徒后来多数都当了班长或者主任，如王保国、赵世昌、赵振远、史克祥、王根录等。张金寿是供电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改叫主任，郭卫通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华是副主任兼线路组长。供电所人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号人，有检修班、运行班、抄表班、监察班等，后来又成立了新城营业站、贺兰营业站……

赵芝瀛对张金寿的记忆比较深刻，他是这样描述的：张主任是一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为人处事十分亲切感人，工作也认真负责，很有领导能力，对人关爱，平时很幽默，爱开玩笑，擅于动员发挥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于下属保护也是没的说，例如营业股副股长吴养贤，在“大鸣大放”时给党员提意见，说党员有脱离群众的现象，与群众有泾渭之分。这句话被一些人上纲上线，说把党比作浑水，是政治立场问题，但张金寿和郭维通都说吴平常就爱咬文嚼字，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立场问题，都站出来保护吴。这就可以看出，张金寿和郭维通都是很爱护下属的好领导。张还经常鼓励我发挥技术专长，于是我动脑筋、想办法，发明了银川市路灯自动控制器，实现了路灯自动控制，不再每天早晚人为关开路灯，还发明了配电线路接地故障探测仪，能够准确及时地找到并排除线路接地故障点，后来还推广到全区各供电局应用。我设计的配电线路各种杆型，使全区配电线路建造施工得以统一标准，这和张金寿主任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

关于供电所的老同志，除了联系到赵芝瀛老先生，我们还找到了冯维英女士。那天，在冯维英女士家，还来了一位叫张世宽的老先生，他是后来银川供电所的员工，听说有人要采访他的老同事冯维英，要写银川电厂的事情，特意赶来给我们讲他所知道的事情。

张世宽老先生79岁了，是新中国成立前跟着家人从山东老家出来谋生，最后到石嘴山落脚的。1958年，才刚刚16岁的他，就到新建的石嘴山电厂工地上做临时工，后来被招工当了学徒，几年后又调到银川老城供电所。他来的时候，老城供电所刚从银川电厂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张世宽老先生说：“供电所虽然从电厂分离出来了，但好多东西还都沿用着银川电厂的，包括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多年都没有改变。他来的时候，冯维英女士的爱人王学礼已经是副所长了，王所长不光业务精，能吃苦，对人也好，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工作上关心，生活上关心，嘘寒问暖，就像大哥哥一样体贴。为了让年轻人学到更多的东西，还把我们推荐给副主任、线路组长王华当徒弟。”张老先生的身体很好，看上去就像60多岁。他自豪地说：“正是因为那时候的锻炼和磨砺，我到现在精神才这么好；正是因为领导和师傅的要求严格，我才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才跟王学礼、张金寿、王华他们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下，我向榜样学习，向先进靠拢，勤勤恳恳，不懈努力，一路成长，成为国家电力部劳动模范。现在回想起来，特别佩服那时候人的吃苦敬业精神，和团结奉献精神，如果没有那些好领导和良师益友的帮助，我就没有后来的成绩。另外，我们的团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平常看着大家都平平常常地上班工作，但只要遇上特殊任务或者紧急任务，这个团队就跟军队一样，雷厉风行，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无论任务多难多苦，大家都能齐心协力，以最坚韧的毅力战胜困难，保证完成任务。这种精神深深影响着我，直到退休前，我都保持着当年的工作作风，没有丢失那种精神风貌……”

冯维英比张世宽小一岁，看上去精神头也很好，她说每天早晚都要出去走步，别看自己快80岁了，但走路一点也不慢，比自己小十岁的人都跟不上。当张世宽说到供电所团队的团结协作和吃苦敬业精神时，她也很感慨，接过话茬说：“我刚来的时候才15岁，在师傅的带动和培养下，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看着师傅们个个都那么能干，那么能吃苦，自己也就什么苦都不怕，后来什么累也都能扛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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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记得，刚到银川电厂的时候，和新来的知青们一起在电厂接受短期培训后，就被分配到了老城供电所。和她一起去的女知青还有陈桂芬、王桂荣、徐文珺。到供电所，只学了几天的《安全工作规程》和线路基本常识，大家就被分到了各个班组，当时有一条新线路正在架设，有的人就随着施工队下了现场。再次分配的时候，冯维英没有到班组，而是当了所里的卫生员。她记得那时候对工作现场的安全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大家只注重干活，安全意识不是很强，所以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为了不使小磕碰影响工作，党支部书记谢连营见她年龄小，身体也单薄，就给了她一个医药箱，让她背着下工地为大家服务。与此同时，也指定线路班技术比较好的严世民给她当师傅，教她学习线路专业知识及爬电杆。

据冯维英女士回忆，那时候银川周边到处都是湖，银川之所以被称之为“湖城”就是这么来的，别看这些湖面积都不大，但却很多，一个连着一个，湖与湖之间多数是湿地和烂泥滩。从电厂出来送往老城的两条线路，要经过这些湖和湿地，给线路的架设和运维带来了极大困难，她见证和亲历了第二条线路的架设。有一天线路架到了一个小湖边，湖边是稀泥滩，人下去就陷到了大腿根部，挖坑极其困难，前面几锹挖下去，后面稀泥马上又塌下来，给施工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早上主任蔺思九去了另外一个施工现场，下午来这里一看也发愁了，于是就叫大家先停下来，说再不能这么蛮干，这样不但费时费力，效果还很差。蔺主任很讲民主，也很懂管理，他和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带来的干粮馍，一边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后来，还真想了个好办法，就是用钢板做了一个模子，人在模子里挖，边挖模子边往下陷，这样就不塌方了。

后来线路架成了，冯维英就去了用电监察班。她记得，用电监察班的工作更忙，不但责任重，还要有耐心，一天到晚忙着到处检查用电情况，有时候还要给停电用户接线送电。四处奔波，走一天的路，查上百家用户，有时候遇上窃电又胡搅蛮缠的人，还得生气。他们明明私自把灯泡上的封条撕坏了还不承认，还想少交电费，每次不愉快的时候，班长张允钦都会耐心地安慰自己，叫自己多想想那些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先进人物……没有交通工具，有时候一天走下来两条腿都走肿了，累得饭都不想吃了，上了床就再也不想动弹，能一个姿势睡到天亮。当然，开心的事情还是比不开心的事情多。有一次新华街展览馆开技术革新展览会，傍晚时突然停电了，她和师傅刚好在那里，师傅就让她上电杆去看看是什么情况。那时候，经过师傅的悉心训练及自己勤学苦练，她在电杆上干活已经没问题了，于是穿上随身背着的脚扣，咔、咔、咔几下就爬到了电杆顶，发现只是线路接头掉了，她按照师傅的指导，带电作业，快速接好了线头，恢复了送电。干活的时候没留意下面，干完活低头往下一看，只见电杆附近围满了群众，见她接好电要下杆时，下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人还冲电杆上喊：小姑娘，好样的，真了不起……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呀，自豪呀，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觉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觉得干这份工作很自豪，也下定决心，以后要更加努力工作，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做更多的贡献。

那时候供电服务人员的交通工具多是自行车，运输工具是架子车，供电所仅有的一辆卡车和两辆三轮摩托车还得留着应急用，及给远处的工地送东西。冯维英女士说，她1962年刚跟王学礼结婚，新城营业站就成立了，她就去了新城营业站。新城营业站刚成立，人手少，大家的任务很重，她抄表的责任区主要在贺兰山下及新市区。那里新建起来的工厂多，用户多，有时候还要帮用户检查用电故障，比在老城时更忙。虽然有自行车，但因为跑得远，跑的路多，有时候中午回不来，只能吃点自带的干粮馍，没有水喝，便趴在河边喝冷水，或者到老乡家里要点水喝。她跟大家一样，也把头伸进老乡家的水桶里直接喝过冷水，天气那么冷，喝了那么多，也没有闹过肚子，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坐在河边、田埂上吃饱了干粮馍，喝足了冷水，就继续赶路，继续抄表、接电，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喊累，个个都那么顽强。后来怀孕了，站长王根录见她骑不了自行车跑远路，就让她回来在营业厅收电费，让赵增林和薛培青分摊了那个片区。20世纪60年代，新市区还没有柏油路，乡村的土路更不好走，坑坑洼洼，崎岖不平，骑自行车都艰难，经过湿地或者想抄近道，就得车骑人了。站里的几辆自行车都很旧，大家早上骑着出去，晚上扛着回来是常事，女同志用的车子有问题男同志会帮着修理，女同志负责的片区路太远、太难走，不能骑自行车或者跑不过来，男同志会主动帮着分担一些，大家不但都能吃苦，而且互帮互助，关系相处得特别好……

听冯维英和张世宽讲故事的过程中，我又有一个新收获，就是张老先生知道已故老人王华儿子王维国的电话，还帮我核实了老线路工王保国在中卫市定居。通过电话后，王维国立即用微信发来了家里珍藏的一张旧报纸照片。那是1959年10月18日的《宁夏日报》，二版用一半的版面刊登了一篇通讯—《线路工王华》。之前我们也找到过一位老线路工—谢正身，可惜他重病缠身，无法接受采访。第一次联系时是他刚出院的第二天，打通电话我特别高兴，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但他回答得很慢，而且说话声音特别小。他说现在的状况不能见我们，本来我还想再问点问题，也坚持说要去看他，但当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弱到有气无力时，我便不好意思再问，只好放弃，安慰他安心养病，等好点了再去看他。

有了王维国和王保国的消息，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踏实，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赶赴中卫，去找王保国老人。

王保国生于1940年，是1956年和刘清义他们一起从中卫招工的那批学徒，他是中卫电厂建成两年后，被调到中卫营业所当负责人的（中卫电厂1963年投运），退休前是中卫县供电局的党支部书记。老先生有个好习惯，就是爱剪报，爱写日记，他的剪报贴本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只是近年来年龄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花，才不剪了。他写的日记，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的日记，详细记录着每天的工作情况，及当时的思想动态。我随机抽出一本，翻开第一页：1964年1月30日，星期四。标题是：公司听报告。内容：由冯书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会议精神要求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各兄弟工矿企业的先进工作方法，从中认真理解和分析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把自己的工作认真研究，看到优点，又看到缺点，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也总结工作中的不足，并且把别的地方优点吸收回来，改进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不要见识短浅，青蛙坐井观天……1964年2月4日，星期二，晚：今天上午我参加了自治区直属机关“五好”青年颁奖大会，我是多么的激动，满腔热潮不由往外流动。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的心跳得厉害，双手都有些发抖，台下掌声不停在响，全场64名“五好”青年，我认为大家都比我强，他们的事迹我很佩服，最让我感动的是医药系统一位女管理员，她在紧张的工作中还能为同志们分担很多生活中的事情，做了那么多贡献，可我呢，只在一个班长的角度上要求自己，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跟他们还有很大差距。我觉得今天的奖励不是我有多么好的成绩，而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同志们给了我支持，党给我了无穷的力量，才让我走上这个领奖台。今后，我要付出全部的革命干劲，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出自己一切力量……每一本工作日记中，都能看到老先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能看到电厂职工十足的革命干劲，无私的奉献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个人的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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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采访中，虽然不知王保国现在在中卫市，但多数人都提到过他，说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一个很能吃苦又会干活的人，工作第三个年头就当了线路班的班长，带着班组人员完成了好多条新线路的架设及多次应急抢修任务，不但多次获得过银川电厂的先进工作者，获得过自治区“五好”青年、自治区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

采访中，老先生还拿出一本1992年的《宁夏电力英模谱》让我看，里面有他本人，有李祥瑞、葛安祥、王华、李彦忠、胡宗邦、李桂荣、何兴业、哈万智、阎春山、张兴发、尤恒林、王自昌、陈桂凤、刘清义、张振岐、王全录、丁维亮、程延明、孙慧茹、陈克效等20多名当年银川电厂职工，而且多数还是全国、省部级劳模或先进生产工作者。他们不仅是宁夏电力的精英，更是银川电厂的光荣和骄傲。从每个人的事迹中，都能看出银川电厂人的辛勤和努力，都能看出他们的爱岗敬业精神。老先生逐个给我讲这些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讲到陈桂芬时，他举起大拇指说：“不一般，真的不一般，她和冯维英、王桂英、徐文珺几位是宁夏电力系统第一批女线路工，她们刚从上海来的时候都十五六岁，个个皮肤细腻，声音绵绵，给人一种弱不禁风，温棚里长大的感觉。没想到她们马上就能融入大集体，挑起重担子，不但吃苦好学，意志和毅力还特别坚强，在电杆上干苦活、技术活，工地上干脏活、重活，样样拿得下，样样干得好，有些地方男同志都比不过……”老先生讲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很感人。他说，有一年他带着大家给银川绿化台机砖厂架设线路，时值寒冬，施工难度特别大，有几根电杆要栽在灌了冬水的田地里，在打破的冰层下挖坑，鞋子和袜子里灌满了冰水，穿着挖坑极不方便，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把鞋袜脱了光脚站在冰茬里干活。刚脱了鞋袜，冻得几位年轻人哭鼻子，可是没有人退缩，硬是咬着牙继续坚持。后来，脚和腿冻得都没有知觉了，实在站不住只能换人下去继续干。几位女同志虽然没有脱鞋下去挖坑，但她们都在杆上作业，干完活下来也冻僵了，连路都不能走，甚至有人是被用绳子从杆上吊下来的，被背到避风处烤火取暖。陈桂芬特别坚强，不但一直坚持到底，还帮着别人干活。因为表现出色，工作没多久她也当了线路班的班长，给贺兰县送电的第一条6千伏线路，就是她带着同志们斗风雪，战酷暑，比原计划时间提前十多天架成的。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和施工机械，好多东西都是她和大家用架子车拉到施工现场，或用肩膀抬到现场的，而且经常出去一干就是一天，有时候为了抢工期，半夜才收工。特别是“低标准”时期，大家吃不饱还能坚持，没有影响工作。后来她不但被电厂推选为自治区“三八红旗手”，还获得了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被誉为是“技术上的能手，生产上的尖子”。

“工作期间，她们连水都不敢多喝，因为喝多了得来回上下电杆，怕浪费时间。”王老先生讲故事的时候，他爱人黄淑贤在旁边一直补充。

黄淑贤女士回忆，有一年中秋节，线路班改造老城南大街线路，换电杆换导线，中午不吃饭，傍晚她去给王保国送油饼，可是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吃，就用绳子把油饼吊到电杆上咬几口。男同志还可以用瓦罐吊点水上去喝，杆子上的女同志只能将就着吃点，不敢喝水，怕喝了水要下来上厕所，浪费时间拉了集体的后腿。

黄女士说，那时候感觉一直在架线路，一条刚架成，下一条又开始，王保国总是早出晚归不着家，谈恋爱好长时间了都没空结婚。后来有一段时间终于不太忙了，有天下午他腾出时间，出去买了些水果糖和瓜子，晚上把营业室门一关，把同事们叫到一起坐了一会儿，书记和主任讲了些祝福和励志的话，大家道了祝福，就算举行了婚礼。结婚后，他还是不管家，就知道忙工作，干活总是冲在最前面，什么活累、什么活苦他先抢；什么任务艰巨、什么任务紧急他先抢。他因此得一个外号：大头班长。被别人起这么个外号，他不但不生气，还开玩笑地说，那是因为我头大嘛！

得知我联系到了多年前就回北京老家安度晚年的赵芝瀛，王保国特别兴奋，一边拿笔记着我说的电话号码，一边说：“那可是个好人，是个有才的人，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跟大家相处得特别和睦。他不但技术好，课也讲得好，我到供电所的时候，听的第一堂课就是赵芝瀛讲的。他善用举例说明的授课方式，特别接地气，让专业理论知识浅显易懂，特别适合对于从未接触过电力知识的学徒，他不但讲理论讲得通俗易懂，还带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实操训练，理论与实践结合，掌握得更快、更透彻……”

我离开的时候，老先生有些遗憾，说时间过去太久，好多事情实在想不清楚，希望我有空再来，他想清楚了再给我细细讲。他耳朵有些背了，怕打电话聊不清楚，后来还让外孙女李梦圆用微信给我发来许多珍贵的资料。

……